# 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 ![中文版封面：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鲍勃·布莱克著](assets/cover-zh.png) ## 原版扉页 **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 鲍勃·布莱克（Bob Black）著 The Abolition of Work and Other Essays 〔编注：中文初译 v0.1 · 依据 Loompanics Unlimited 1986年版。〕 ## 中文版编译说明 本译本从英语原版独立译出全书，包括四部分正文、埃德·劳伦斯的序言、伊万·斯唐的导言、作者自述、题辞、对照表、诗句、注释、致谢、封面和封底文字，以及两页历史出版广告。采用的固定底本为170物理页的原版扫描；原书空白页在 Markdown 页标中保留记录，中文 PDF 另行分页，不复制无内容的空白页。 原版第3物理页明示，本书任何材料均可自由复制、翻译或改编。本译本依据该声明制作，并保留作者、贡献者、出版方和来源信息；原书没有采用 CC0、CC BY-SA 等标准许可证。原封面拼贴按书内署名归于唐娜·科西，封底未另署图案作者；本版通过图像编辑将原封面和封底的主要文字中文化，分别用作译本首尾整页。原图保存在项目资料中供核对；中文图像属于改编，不声称与原图逐像素相同，也不据此宣称拼贴各底层素材都已单独查明权利。 底本为 [Wikimedia Commons 所存原版扫描](https://upload.wikimedia.org/wikipedia/commons/b/b2/Bob_Black_-_The_Abolition_of_Work_and_Other_Essays.pdf)。[The Anarchist Library 的英语转录](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bob-black-the-abolition-of-work-and-other-essays)用于辅助辨读，遇有差异以扫描原页为准。原目录页码保留为英文原版页码；本 PDF 的书签用于跳转中文篇目。 本文集属于其写作年代的政治论战与讽刺文字，文中的数据、指控、价格、地址及制度描述按原文历史语境保留。原注保留编号；本译本新增的解释标为“译注”或“编注”。标题文章《废除工作》已有中文译文记录，本项目不声称首译。翻译与排版由 Codex 辅助完成，已做源页覆盖、重点语义及版式检查，仍是未经人工逐句终校的非官方初译。 ## 原版出版声明 **废除工作及其他文章** 不主张版权。本书中的任何材料，均可自由复制、翻译或改编，甚至无须注明来源。 出版方：Loompanics Unlimited PO Box 1197 Port Townsend, WA 98368 封面：唐娜·科西（Donna Kossy） ISBN 0-915179-41-5 ## 原版目录 〔编注：本目录数字指英语原版印刷页码。〕 | 篇目 | 原版页码 | | --- | ---: | | 埃德·劳伦斯序言 | 1 | | 伊万·斯唐导言 | 5 | | 我有一根尼采式的扳机手指 | 13 | | **第一部分：废除工作** | | | 引言 | 15 | | 废除工作 | 17 | | **第二部分：最后国际（1977—1983）** | | | 引言 | 35 | | 宗教即平庸 | 37 | | 布伦达·斯宾塞之歌 | 39 | | 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论纲 | 41 | | （屁眼）整体论 | 45 | | 因为法律 | 47 | | 正确路线 | 49 | | 落魄分类广告 | 53 | | 时兴与过时 | 55 | | 二十个问题 | 57 | | 超现实主义者的归宿：混排配对 | 59 | | 唇枪舌剑 | 61 | | 篇目 | 原版页码 | | --- | ---: | | **第三部分：诉诸理性（1982—1984）** | | | 引言 | 65 | | 反核恐怖 | 67 | | 让我们捕食吧！ | 71 | | 一堆鲍鱼胡扯 | 77 | | 左翼的临终仪式 | 79 | | 选择不投票 | 83 | | 在国家里撒谎 | 87 | | 圈 A 的欺骗：评《加工世界》 | 91 | | 《圈 A 的欺骗》注释 | 97 | | 评《柯南》 | 101 | | 大人说的话真够离谱 | 105 | | 终结一切邪教的邪教 | 109 | | 费林盖蒂的政治神学 | 115 | | **第四部分：其他恶习** | | | 引言 | 121 | | 疯狂边缘的信条 | 123 | | 权力之言 | 125 | | 《贪婪的权利》序言 | 129 | | 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女权主义 | 133 | | 精美的尸体 | 139 | | 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 141 | | 无政府主义及其他通往无政府状态的障碍 | 149 | | 世界上最好的书目 | 153 | ## 献辞 献给唐娜·科西 ## 序言：鲍勃·布莱克——文本与语境 埃德·劳伦斯（Ed Lawrence） > 宁以智者的过失作为你的准则， > 不以愚者的完美作为准则。 > > ——威廉·布莱克 ### 一 有些词，只有把满口牙齿敲掉之后，嘴里才容得下。它们像拆楼的铁球，从颅骨的黑暗中荡下来。贫乏的头脑铸造出卖身为奴的词。这些词合在一起，构成了我们时代的语言。 在头脑里受孕的语言，生下来难免已经脑死亡。字母彼此扣住，宛如尸僵支配之下，手上绷直的指头。每个句子都是一支送葬队伍。 黑暗的阴影吞没了这个颠倒的世界。那阴影就是标准化。标准化是无生命之物的死亡，也就是说，是精神的死亡。但精神的死亡还有另一个名字：通常叫作理性的诞生。 事到如今，理性的梦已随处可见，像墓地里的石碑。某种标准的惯性，会把每一棵树修剪成电线杆的尺寸；它也会怀着同样的决心，把人的个性掏去心脏。这颗发酵的头脑，陶醉于自己令人晕眩的清醒，有条不紊地割开自己的喉咙，却始终把不断拉长的伤口错认成微笑。 照尼采的说法，当精神自由时，头脑将成为心灵的内脏。而在这些头重脚轻、把生活翻得底朝天的日子里，头脑对自由没什么胃口，反倒养成了食粪的嗜好。 ### 二 如果嘴巴要不只是火葬场，就不能停在虚无那里。不是因为虚无主义走得太远，而是因为它还走得不够远。虚无主义像一盏路灯。它唯一从来阻止不了的罪行，恰恰是唯一真正要紧的罪行：它自身的存在。它那拼命发出的全部光亮，真正做到的不过是遮住沸腾的群星，以及它们在夜空黑暗中欢腾起舞的景象。 当精神自由时，它就会翱翔。而它被囚禁在虚无主义镜子里的倒影，便是沉重之灵。“我们杀戮，不靠愤怒，而靠笑。来吧，让我们杀死沉重之灵。”（尼采） ### 三 鲍勃·布莱克多年来一直在杀死沉重之灵。他最爱用的武器是削笔刀；当他朝喉咙下手时，你尽管放心呼吸，结果通常是给灵感做了一次气管切开术。 他的文字是一股令人振奋的洪流，冲走堵在喉咙里的语言灰烬。他的工作，类似赫拉克勒斯把两条河引来冲洗奥革阿斯牛圈的伟业。类似，却还要艰难得多。赫拉克勒斯接手的河水，至少还清新流动；而如今必须改道的意识流，已经断了源头，成了一潭停滞、滋生疟疾的“成功粪池”（successpool）。〔译注：successpool 把 success（成功）与 cesspool（污水坑、粪池）拼合。〕 鲍勃·布莱克是“虚无欢闹”（nihilarity）的大祭司。他的告解室门上，钉着杜尚的小便池。他的十诫是一串俏皮话。他的信仰公然异端。它从词典结束的地方开始，发出的不是鼾声的 ZZZ，而是咯咯笑的混沌隆隆声，像摇撼石化森林的地震，使感官骤然活跃。凭借自身的“断层”，布莱克嘲弄没有辐条的轮子、零的曼荼罗，并让心智锻造的“高科技地壳构造”泄了气；后者的毒素竟规定：一台地震仪，可以冒充一切。〔译注：nihilarity 混合 nihilism（虚无主义）与 hilarity（欢闹）；本段又让 faults（过错／断层）、hi-tectonics 等词的心理与地质意象相互交错。〕 凭借真切的喜悦，他的文字既活着，也使人活过来。他是非凡的魔术师，从尖叫的母猪耳朵里，掏出永远出人意料的丝绸钱包。在这些书页中，没有什么不是它看起来的样子；飞马珀伽索斯，从被斩首的美杜莎颈部腾空而出。 ## 导言：忏悔吧！！辞掉你的工作！！！布莱克出击！ 伊万·斯唐牧师（Rev. Ivan Stang） 〔译注：原题末句 BLACK OUT! 同时借用作者姓氏 Black，以及 blackout 的熄灯、断电等意味。〕 我刚刚头一回想到：鲍勃·布莱克这名字起得真贴切。 具体怎么开始的，我记不清了。大约在1980年，我开始收到一些火力猛烈的单页传单，寄件人看起来是一个狂热的反建制团体，名叫“最后国际”。我喜欢这个名字。收到几回以后，我才发现，这些东西全出自一个不合群的家伙：他姓布莱克，落款却是个“否定”符号。 要说在荒野里嚎叫的先知……这家伙喷出来的，可以说，是我见过最机智的仇恨幽默。不仅一封接一封地寄来，他还把这些传单贴遍自己所住的那些脏乱街区。 那是咆哮、檄文、悲愤的谴责和滔滔不绝的训话，全部由短促的俏皮话搭成；每一句都够格单独印成汽车保险杠贴纸。配图则把简单却极具典型性的剪贴画并置起来，伸手就把你攫住。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我忍不住把它们复印出来，继续传开。它们击中人的方式无非三种，而对三种潜在的受害者或同伙，每一种都击得很好：他们会甲、大笑；乙、气炸；或者丙、只是困惑，于是不理会。你分不清“最后国际”什么时候在开玩笑，什么时候是认真的。1980年代许多最好的讽刺作品，都带着这种性质……你不能完全确定那是讽刺。它也确实不是：它引起的反应实在太真了。我不知道究竟有多少人因为张贴最后国际的传单而被捕；可要是警察真在尽职，人数还会多得多。 有时候，传单只让你不断追问；另一些时候，它会强烈、明确地表达一个观点。但它总是有风格，总是带着一眼就看得出的“完美尖酸”。 而且，它总是有**恨**。恨帝国，恨阴谋，恨那一大坨，恨联合机器，恨当权的大人物。若不是这么好笑，它们会很吓人。对那些幽默感很差的人，它们的确很吓人。 它们与其说是“小人物”对抗权威，不如说是疯子对抗权威。这是它们最先吸引我的地方。随便哪个极端主义怪咖，都能写篇术语堆砌的文章，痛斥坏蛋；可只有**疯子**才既有干劲，又傻到会在革命中开第一枪。这股疯劲，使布莱克的文章具有一种超越任何政党的真切感，也使我们这些其他疯子愿意相信它。 另一方面，随便哪个精神分裂的家伙，都能真真切切地精神分裂。布莱克的咆哮不同：它们看起来是**有意选择**发疯的；更要紧的是，它们之所以显得疯，只因为它们比人们所习惯的东西，**更加不依不饶地聪明**。如果**你**不疯，那些传单就不疯——它们是**绝顶聪明**。有时聪明得冒犯人。这也始终是鲍勃·布莱克麻烦的根源之一。你知道，他的那个“麻烦”。我想，即使在半开玩笑的场合，人们被告知自己供奉的牛不仅**并不神圣**，而且居然有人会**吃掉**它们——还**蘸番茄酱**！——也会在潜意识里火冒三丈。 是的，任何疯子都能把世间苦难吸进去，再重新排列，喷吐出来。但布莱克的排列是**致命的**。他最出色的文章会伤到正常人的脑子——是真的把他们弄疼。他们有时会还击，而且不只是用言语。 部分原因在于，鲍勃·布莱克天生就是个拼词匠。他用新话对付真理部。词语本身就是相互对立的时髦词的并置……既熟悉，又陌生。它把读者切换到“用力思考”的状态。 他的右脑显然正举着扩音器，直接冲着左脑的耳朵尖叫；而这一次，左脑居然能够加以**利用**。鲍勃用宣传工具，造出一种乍看之下太让人摸不着头脑、因而不像真正宣传的东西……即便那是宣传，它究竟在宣传什么？？个性？按定义，用宣传来推销“个性”，本身就自相矛盾。你不能靠树立楷模来保存个性，而要使人抛弃楷模——英雄、神、政府这一类楷模。 布莱克不仅在观念上想到了这一点——许多“怪人”也想到过——还成功地把它传达出来……做出真正的反宣传，成为电视广告的解毒剂；那些广告，比鲍勃最黑暗的文字还要病态一千倍。身为亚天才教会的神圣书记官，我读过许多传达同样信息的宣言。这里的差别在于，它**做得好**，而且它**不是一条信息，而是按摩本身**！〔译注：message（信息）与 massage（按摩）的文字游戏。〕他是少见的组合：一个真正的局外人，却依然有文化，依然应付得来——反正到目前为止还行——还能把争取闲逸的斗争变得有趣。很显然，他那些反对工作的檄文，本身花了许多工作。 也正因此，在1970年代末同时而又各自独立地开始自费发表“咆哮”的成百上千人当中——这要归功于廉价的复印技术——只有少数名字脱颖而出，鲍勃就是其中之一。 我的业余爱好，是寻找那些身处不断爆炸扩张的宇宙最边缘的人：局外人，自觉或不自觉的不和谐主义者；那些不站在最前沿的刀口、而站在**砍头的刀口**上的人……他们把**悬崖本身**不断往前推，把**边缘**不断往后推，拼命逃离事物的中心，以便更清楚地看见中心与**整体**的关系。或者诸如此类的狗屁……这样的人可不少。可每当我发现什么新奇的个人、团体或出版者，鲍勃·布莱克总是刚好先我一步到了。他因此从未彻底孤独。也许这就是他没有像朋友格里·赖思（Gerry Reith）那样死去的原因。 我不认为鲍勃曾幻想过，自己那些疯狂的单页攻势能**拯救世界**。更接近这样的念头：“好吧，世界也许已经烂得无药可救；但他妈的，**我绝不会不打一场就倒下**。”这是老式的“眼中钉”作战计划，是“操弄心智行动”（Operation Mindfuck）式的反阴谋；是对解组织化的热爱，也是遏止人类执拗地走向强迫性过度组织化的唯一**动力**。那一套老式而可靠的把戏：白蚁啃噬社会地基。 兔八哥。那个讨人厌的幻想家，没完没了地说**你**有多蠢；推动他的，是某种早在史前时代、两个孩子第一次在教堂里胡闹时就诞生的精神。 让这种精神活下去，是我们无名的使命。它继承了斯威夫特，以及其他伟大小册子作者、街头先知和肥皂箱演说家的传统。 它也继承了勇敢的小册子作者的另一项伟大传统：贫穷。我不觉得鲍勃能靠这本书发财；不过，要是真能，那倒真是恰如其分的报偿。很少有人如此卖力地谴责工作，他至少该得到报酬。他的传单免费散发；至于名声嘛，他的大名大概已经进了联邦调查局、特勤局，以及所有以监视布莱克这种人为业者的“名人录”，以确保他不会跑去创立教会、组建军队之类。 当我意识到，“工作”是阴谋体系最具破坏性、却最不被承认的工具时，我试着向人解释这一点。然而，即使“最时髦”的人，也很难把这一步哲学跳跃**一直跳到它的结论**。几乎**所有人**都认定，工作是像呼吸或吃饭一样不可避免的事，人类永远必须与之共存。这条规则深植于所有文化，以至于几乎从来不必说出口。要真正把它作为一个观念来理解，简直不可能：它已经如此深地被锤进我们存在的核心。我们每个人的手上，都留着亲自参与这场敲打磨出的水泡！ 人类也许要花一万年，才能认识到，按现行定义理解的“工作”是万恶之源。可如果我们不从**现在**就开始为废除工作而努力，那就还要**更久**！我们主张用什么**代替**苦役？呃，布莱克和我还没走到那一步。船到桥头再说吧。让机器人之类去干那些烂活——如果没有**人**愿意做的话；不过，多半会有人愿意的。 （好吧，事情也并非那么简单。我应该不必明说：困扰我们的不是“工作”本身，而是只有生来富有的人才躲得开的处境——**不得不**把半辈子花在你实在不想做的事上。 哦，你说，你**喜欢**按每小时4.65美元的价钱，替某个你不认识的人录入数据，好让某件你也不明白的事得以发生？我只能说，走向自由的第一步，是认识到你是个……唉，算了。） 共产主义也不过是从一堆小册子起家的。布莱克这些炸裂的怒火，比《共产党宣言》还要颠覆十倍——共产主义和它的同类，仍然把工作视为**理所当然**，而且工资也烂透了——但与此同时，最后国际的传单又比《权利法案》更“美国”一千倍。布莱克不过是想在了前面。实际上，他正耐心地钻进我们文明**最深的地基**。钻进**核心**。那**烂掉的核心**。 还有布莱克孵化这些文学白蚁时所处的那种古怪政治视角。在模糊久远的过去，它也许曾属于左翼；但如今，左翼成了离他最近、最容易一枪正中靶心的目标。不知怎么，那些原本应当万无一失的运动——无政府状态、自由意志主义，等等——都在他眼前变成了人类愚行的蠢漫画。**他做的，只不过是把它报道出来**。他不在中间偏右，也不在中间偏左，而在左右两端共同围出的**圆圈**另一头、两者**之间**的那个点。然后，再往图上方——或下方？——挪十英尺，把那个点悬在半空：那就是鲍勃·布莱克在政治光谱上的位置。这是从**全新的方向**而来的颠覆，也朝着全新的方向而去……站得这么远，政治光谱的这一边和另一边一样糟。 布莱克不是共产佬。他不希望人人一样穷；他希望人人**就是有钱**，而且**不用工作**。蠢？白日梦？我们整个文明就是一个**愚蠢的白日梦**。如果远古祖先能从水晶球里看见我们，他们准会**吐**。鲍勃·布莱克虽说**生在**这个世纪，却**照样在吐**。事实上，他能吐到哪里就吐到哪里。他要让“他们”知道：*你躲不开这摊呕吐物*。 从亚天才教会到 Dial-A-Rumor 的每一个值得结交的捣乱者网络，都留下过他的血淋淋的狼人足迹；最近，几乎所有他能混进去、自命反文化的“地上”刊物也都留下了——如今这种刊物可不少。 这帮**傻瓜**，根本不知道他打算对他们**干什么**！ 他似乎特别喜欢闯入任何自认“激进”的杂志，只为告诉它们：“激进”是相对的。他喜欢拿人们不明白的东西摆到他们眼前，提醒他们这一点。 这就说到鲍勃·布莱克那些成群结队的敌人了，其中许多人以前是他的朋友。我的一大忧虑是：再过多久，他也会认定我不可救药，把枪口对准我？跟鲍勃相处，你总觉得这种事随时——**任何一秒**——都可能发生。他是个要求很高的家伙。我只见过他几次，而且每次都很短，因此，我其实并不了解他直接交往时的性格……但我知道，他绝不会装作你能糊弄他。我们住得这么远，大概是件好事。〔译注：这里“直接交往时的性格”原文作 on-line personality；按前文见面相处的语境译出，未把它解释成今日的网络身份。〕 让人招架不住的是：布莱克既想留着蛋糕，又想把它吃掉。**这凭什么就叫要求太多**？你要是不能**吃**，**有**那块该死的蛋糕又有何用？你打算拿它干什么，给朋友们看看？如果根本没有**时间**享受，有钱**负担得起**闲暇，又有什么意义？这些问题推到最后，含义可怕得让大多数人根本不敢**细想**。它们提醒人们自己**已经失去**什么。而他们害怕承认的正是：究竟有多少东西，**永远回不来了**。只要提出这个问题，就**意味着一个人的生命正在被浪费**。它像一句来自不明出处的侮辱。它逼着我们**知道自己很蠢**！再说了，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我们可以做各自最擅长的事；那应该由每个人自己决定。布莱克想归还给我们的，就是这个：决定权，选择权。（好吧，有些并非生来富有的人也有选择，但那只是因为幸运。幸运者总忘记这一点。）我不觉得他真指望自己能得到那种选择——至少不在**这个**星球、**这个**世纪。他只是不愿成为唯一一个**知道原来可以有选择**的人。 《废除工作》的很大一部分反讽在于：普通劳动者只能理解其基本意思的一半，于是把它当成懒惰。 有人因为懒而恨工作。可是什么使他们懒呢？他们够聪明，看出大多数人自动驾驶般做的事情没有意义……却还不够聪明，没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意义就在心底，或者藏在抽屉里。 恰恰因为我们**不懒**，才想**不再工作**——天哪，如果不想把**生命浪费**在某份**差事**上，我们还有**事要做**！布莱克也得养活自己，和其他人一样，为阴谋体系干活。如果他想把时间花在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唯一的其他选择，就是贫穷。**为什么没有别的选择**？因为五百年前没人想过这件事，就是这样。布莱克的项目是长远的，绝不是自娱自乐地打手枪。他**知道**自己活不到亲眼看见它实现——他肯定会先死；部分原因，恰恰就是他工作得太辛苦。 的确，让我们撑下去的，正是对工作的**恨**。只说我自己：我要为他们**已经夺走**的所有岁月**复仇**。他们勒索了我清醒时间的四分之三、梦想的一半；再加上高血压、压力等等，无疑还削掉了我二十年的寿命。**我会死于工作**。即使我最终能靠自己喜欢的事谋生——比如写这种没完没了的咆哮——而不用干公司的无用活，这仍然**全都不对**。我**本来不该被迫如此**。我不介意去**做**；我介意的是，我没有**选择**。 对布莱克这种同时又是工作狂的偷闲者，只有受控地实践“精神分裂疗术”（schizophreniatrics），才能保持**清醒**。难怪他写得这么好，难怪他分文不取地炮制这么多反工作的工作。**他非做不可，不然会疯得更厉害**。 然而，稍微仔细一看，就会发现：鲍勃必定充满希望。要抵消他眼中可怖而黑暗的当下，得对未来抱有几乎超人的希望。他写出《废除工作》，就意味着他相信总有一天，它**会发生**。这份确信所显示的希望，甚至比布莱克认为我们如今共同陷进去的深坑还要深。 布莱克没有投炸弹，他在写书。这就像拿吹豌豆的小管去攻击巨像。 巨像根本**不会注意**脚踝那儿弹开的一粒豌豆。可如果有足够多的人，看见鲍勃这样的怪人用那可怜的小豌豆枪不停开火，而且玩得很开心，那么，未来某一群不正常的人，或许能齐心协力，趁着突然响起的豌豆齐射让巨像分心，把它的**两根鞋带系在一起**。一旦**这么大**的东西倒下，也就差不多**完蛋**了。 是啊……就算没多少**报酬**，至少还有**希望**。 《废除工作》大概是这里面最近写成的一篇，它是……某种东西……出色的集大成。也许有一天，它会成为小学的**必读书**——当然，要把词语改得简单些，再配上可爱的图画，让爱心熊扔掉工具和公文包，离开工作岗位。也许有一天，历史会分成“鲍勃之前”和“鲍勃之后”。或者，这些文字也许会被禁。也许会僵化、被遗忘。但在某个地方，在别的某个时间和地点——希望不会太远——总会有某个**孩子**把它挖出来，读下去，生出一只**更厉害的白蚁**。 ## 我有一根尼采式的扳机手指！ （一番自夸） 〔译注：题名用 Nietzsche（尼采）与 itchy（发痒的）的近音，戏仿 itchy trigger finger，即“扳机手指发痒”、急于开枪。〕 > 任何人，只要能逗人开心，就有谈论自己的权利。 > > ——波德莱尔 请容我自我介绍…… 我是刀客布莱克；我**暗地里赫赫有名**；我有**名牌基因**；我吃的是“宏观精神病食谱”，患的是“无政府厌食症”，接受过“旧石器锂疗”；我是六罐装吃豆人！我不但知道**谁写了爱情之书**，还把其中黏糊糊的部分编辑删掉了！我练**撒旦密宗**瑜伽，从密斯卡托尼克大学以“最高大嘴巴荣誉”毕业，我的堂吉诃德劲头上来了！我教毛泽东游泳，教希特勒贴墙纸，教安妮·沙利文怎么说“水”，教“鲍勃”怎么吸进去。我破了共同密码，**绊倒**了大跃进！ 〔译注：本篇密集拼接英语熟语与姓名。Black the Knife 戏仿 Mack the Knife；designer genes／designer jeans 为“名牌基因／名牌牛仔裤”；macropsychotic 戏仿 macrobiotic（长寿饮食）；anarchorexic 混合 anarchic 与 anorexic；paleolithium 混合旧石器时代与锂；6-Pac-Man 拼接 six-pack 与 Pac-Man；satantric 拼接 Satan 与 tantric；Summa Cum Loudmouth 戏仿最高荣誉 summa cum laude；Quixotes 借堂吉诃德改写 feeling my oats。〕 我写下自己的经书，叫**《达斯·吠陀》**。我走到哪里，**货物崇拜**就跟着冒出来；我抽的是夸富宴！我让人们注意到“**智者问题**”，踩扁露天采脑者，欺负那些滞留俗念的家伙；我把 satyriasis 里的 **satire** 找了回来，要求**人人都有特殊特权**。我切牌，一直切到统舱。我向拿破仑扔雪球；我揭露里根的化妆品是红色高棉胭脂；我把詹姆斯·布雷迪的**脑壳**当**短笛**吹。我是恶金术士，把黄金变成铅；我有“不当产”；我经营《鸭子汤》施粥所；我证明宝瓶座不是一个罗马基佬。至于家庭，我说：“乱伦，这就是生活！” 〔译注：《达斯·吠陀》（Darth Vedas）拼接 Darth Vader 与 Vedas；“抽夸富宴”利用 Potlatch 与 pot；savant problem 戏仿 servant problem；strip-minders／strip-miners、banal-retentives／anal-retentives 相互移换；satyriasis 指男性色情狂，satire 为讽刺；deck 兼指一副牌与甲板；“雪球／拿破仑”兼借《动物农场》的名字；rouge 同为法语“红色”及英语“胭脂”；malchemist 是对 alchemist 的恶意改写，impropertied 把财产与不当并置；Duck Soup 为马克斯兄弟的电影题名；Aquarius 一句玩弄星座名与拉丁式词尾；“Inc’est la vie!” 把 incest（乱伦）嵌入 c’est la vie（这就是生活）。〕 我做**犬儒健身操**，驱魔连**汗**都不出，靠**辩证电**运转，一疯就**疯到底**！我冲达达喊“你妈！”我说：“就算他们开得起玩笑，也照样操他们！”在《我与安德烈·布勒东共进晚餐》之后，他吃到了应得的甜点！我让“‘鲍勃’的医生们”开了张药方，可以**无限续配**。我做了次厄里斯民意调查，拿走了就不还！我组织了“玫瑰异轨巡游”，把**无以复加的极左**掷向**循规蹈矩的尸僵**；我告诉所有人：别照我说的做！我躲在**怪球**后面，我的祖先叫贬损人！克雷特法官凭我的**自签保证**就放了我；我问：“哈波会怎么说？” 〔译注：cynicalisthenics 混合 cynical 与 calisthenics；exorcise／exercise 是“驱魔／锻炼”；dialectricity 混合 dialectic 与 electricity；whole-hog-wild 混合 go whole hog 与 go hog-wild；My Dinner with Andre Breton 改写电影 My Dinner with Andre；just desserts 同“应得的惩罚”just deserts 谐音；Eris Poll 改写 Harris Poll；Detournement of Roses 改写 Tournament of Roses；ne plus ultra-left、de rigueur mortis 把“极致”“极左”“惯例”与 rigor mortis（尸僵）扭在一起；behind the odd-ball 戏仿 behind the eight ball；Putdown Man 戏仿 Piltdown Man；哈波·马克斯以不出声的表演形象著称。〕 对我来说，**知（know）不过是不（no）拼错了**，而且所有蠢货都撒谎。我孤注一掷地奔向巴洛克；我是下流社会的大教长；我撬开了洛克，闯进前卫伊甸园。我叫斯巴达克斯替我背黑锅！我是重量级的光明使者，是**绝不和解**的庭外弄臣；我给私刑加码；我自成法律，却照样犯法！我迫降在莫比乌斯带上，现在倒想知道：你站在哪一边？ **查拉的精神永存！** （1982） 〔译注：cretins（蠢货）让人联想到 Cretans（克里特人）的说谎者命题；go-for-baroque 戏仿 go for broke；picked the Locke／picked the lock 借洛克姓名说“撬锁”；Avant-Garden of Eden 拼接 avant-garde 与 Garden of Eden；out-of-court jester 把“宫廷弄臣”与“庭外和解”移接；up the vigilante 戏仿 up the ante；莫比乌斯带只有一个面，故问“哪一边”；结尾 Tzara（达达主义者特里斯坦·查拉）又使人听见 tsar（沙皇）的回声。〕 ## 第一部分 废除工作 ### 引言 （1980、1985） 《废除工作》最初是1981年2月在旧金山“大猩猩洞穴”发表的一次演说。那里是个“成人游戏环境”。店主加里·沃恩后来当了警察，他谴责那场活动，说那是他举办过的最糟糕的一场表演。他想必不是随口说说，因为后来他叫手下的打手揍了我。他对“最后国际”的海报产生兴趣（见下文第二部分），于是激我：“把你的脚放到嘴巴所在的地方。”我把脚放到了别处。〔译注：原句把“用行动兑现说辞”这一俗语中的 money 换成 foot；接句暗示踢了别处。〕一群吵吵嚷嚷的朋克受我怂恿，想不付钱就进去，结果被拒之门外；这只是那晚种种消遣中的一项。 五年后，我把那通说辞修订并大幅扩写成下面这篇文章；我想，其中还保留了不少演说的味道。它之所以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是因为我仍然认为，正如其他许多篇文章在特定语境里主张的，工作是对自由最根本的否定；凡是声称关心自由的人，都必须正视并克服这一制度。凡是无视或回避工作本身这个问题的人，尽可以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者，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却绝不是一个真正主张自由的人。 ### 废除工作 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 工作是世上几乎一切苦难的源头。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恶，几乎都来自工作，或来自生活在一个为工作而设计的世界里。要停止受苦，我们就必须停止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做事。它意味着创造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一场游戏革命。我所说的“游戏”，也包括节庆、创造、欢聚、共餐，甚至也许还包括艺术。游戏不只是儿童的游戏，尽管后者本身也很有价值。我所呼吁的是一场集体冒险：普遍的欢乐，以及自由相互依存的旺盛生命力。游戏不是被动的。无疑，无论收入或职业如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时间，来纯粹地懒散、松弛一下；但一旦从就业造成的筋疲力尽中恢复过来，我们几乎都会想要行动。奥勃洛摩夫主义和斯达汉诺夫主义，是同一枚贬值硬币的两面。〔译注：前者取自俄国小说中终日慵懒的奥勃洛摩夫；后者指苏联以超额生产为榜样的劳动运动。〕 游戏的生活与现存现实完全不相容。那就让“现实”倒霉去吧：这个引力黑洞，把生活里那一点尚能使它有别于单纯存活的生命力也吸干了。奇怪的是——也许并不奇怪——一切旧意识形态都是保守的，因为它们信奉工作。有些，例如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流派，正因为除此之外几乎不信什么，就更加狂热地信奉工作。 自由派说，我们应该终结就业歧视。我说，我们应该终结就业。保守派支持“工作权”法律。追随卡尔·马克思那位不循规蹈矩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我支持懒惰的权利。左翼人士赞成充分就业。像超现实主义者一样——不过我不是开玩笑——我赞成充分失业。托洛茨基主义者鼓动不断革命。我鼓动不断狂欢。 可是，既然所有意识形态家都提倡工作——他们确实如此，而且还不只是因为打算让别人替自己干活——他们却古怪地不愿明说。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讨论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剥削、生产率、盈利能力。除了工作本身，什么他们都乐于谈。这些主动要替我们思考的专家，很少把他们对工作的结论告诉我们，尽管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如此突出。他们只在彼此之间争论细节。工会与管理层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出卖生命中的时间，以换取生存，不过他们会为价钱讨价还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受官僚指挥。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受商人指挥。女权主义者不在乎指挥采取什么形式，只要发号施令的是女人。显然，这些意识形态贩子对于如何瓜分权力的战利品，存在重大分歧。同样显然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反对权力本身，而且全都想让我们继续工作。 你也许在想，我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既在开玩笑，也是认真的。富有游戏精神，并不等于荒唐可笑。游戏不必轻浮，不过轻浮也不等于无足轻重；很多时候，我们就该认真对待轻浮。我希望生活是一场游戏——但要是一场赌注很大的游戏。我要动真格地玩。 工作的替代品并不只是闲着。富有游戏精神，也不是吃了安眠药似的昏昏沉沉。〔译注：ludic 与 quaaludic 构成双关；后者影射镇静催眠药 Quaalude。〕尽管我很珍惜倦怠的乐趣，但它作为其他乐趣与消遣之间的停顿时，才最令人满足。我也不是在提倡那种经过管理、受时间纪律约束、被称为“休闲”的安全阀；远非如此。休闲是为了工作而暂不工作。休闲就是从工作中恢复过来的时间，也是狂热却无望地试图忘记工作的时间。许多人度假回来，累得巴望赶快回去工作，好休息一下。工作与休闲的主要区别在于：工作时，至少你的异化与精疲力竭还有工资可拿。 我没在和谁玩定义游戏。当我说我要废除工作时，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用并非自创怪论的方式界定术语，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我对工作最起码的定义是强制劳动，也就是强制生产。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工作是通过经济或政治手段，用胡萝卜或大棒强迫进行的生产。（胡萝卜不过是换了手段的大棒。）但并非一切创造都是工作。 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它本身而做，而是为了劳动者——更常见的是某个别人——能从中取得某种产品或产出。工作必然如此。给它下定义，就是鄙视它。但工作通常比定义所规定的还要糟糕。工作内在的支配动力，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加复杂。在饱受工作折磨的发达社会中，包括所有工业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总会获得其他属性，使它更加可憎。 通常——这一点在“共产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明显，那里国家几乎是唯一的雇主，人人都是雇员——工作就是就业，即雇佣劳动，也就是把自己分期付款卖掉。因此，美国95%的就业者都在为某个别人（或某个别的东西）工作。在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或其他任何可能被举出的替代模式中，相应比例都接近100%。只有第三世界那些四面受围的农民堡垒——墨西哥、印度、巴西、土耳其——还暂时容留着数量可观的农耕者，他们延续了过去几千年大多数劳动者的传统安排：向国家缴税（＝赎金），或向寄生的地主交租，以换取其他时候不受打扰。就连这种吃亏的买卖，现在也开始显得不错了。所有工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都是雇员，都受到某种确保他们服服帖帖的监视。 然而，现代工作还意味着更糟的事情。人们不只是工作，他们还拥有“职位”。一个人必须一直执行同一种生产任务，否则就要吃苦头。即使这项任务本身还有一点趣味——越来越多的职位连这一点都没有——被强制限定为只能做它的单调，也会耗尽它的游戏潜力。一项“差事”本来可能让某些人在合理而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好玩而投入精力；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每周干四十小时、无权决定怎样干、为了毫无贡献的业主牟利，而且无法在真正干活的人之间分享任务、分摊工作的人来说，它只是一副重担。这就是真实的工作世界：一个充满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性骚扰和歧视的世界；蠢猪一样的上司剥削下属，把下属当替罪羊，而按照任何合理的技术标准，本应由这些下属来掌舵。 但在真实世界里，资本主义使合理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标，服从于组织控制的迫切需要。 大多数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的贬损，是种种侮辱的总和，可以统称为“纪律”。福柯把这个现象复杂化了，其实它很简单。纪律包括工作场所里整套极权式控制：监视、机械重复的活计、强加的工作节奏、生产定额、上下班打卡，等等。纪律是工厂、办公室、商店与监狱、学校、精神病院的共同之处。它是历史上新出现的、可怕的东西。即使是尼禄、成吉思汗、伊凡雷帝这样的古代恶魔独裁者，也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他们怀有什么恶意，他们都没有那套机器，无法像现代暴君那样彻底控制臣民。纪律是现代特有的、恶魔般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新发明的侵入，必须尽早予以禁止。 这就是“工作”。游戏恰恰相反。游戏永远是自愿的。本来可能是游戏的事情，只要被强迫去做，就成了工作。这是不证自明的。伯尼·德科文把游戏定义为“暂停后果”。如果这意味着游戏无关紧要，那么我不能接受。问题并不在于游戏没有后果；那样说是在贬低游戏。问题在于，即使有后果，那也是无偿的。游戏与赠予紧密相连；它们是同一种冲动——游戏本能——在行为与交往上的两个方面。它们共有一种对结果的贵族式不屑。游戏者会从游戏中得到东西；他因此才玩。但核心回报是活动本身的体验，无论那是什么活动。有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用心的游戏研究者，例如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把它界定为玩有规则的游戏，或遵守规则。我尊重赫伊津哈的博学，却坚决拒绝他的限制。有许多好游戏由规则支配，例如国际象棋、棒球、大富翁、桥牌；但游戏远不止玩这些游戏。交谈、性、舞蹈、旅行——这些活动并不由规则支配，但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游戏，它们当然算。而规则本身，也至少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来玩。 工作把自由变成了一场笑话。官方说法是，我们人人有权利，生活在民主制度里。 另一些不幸的人不像我们这样自由，只能生活在警察国家。他们无论遇到多么专横的命令，都得服从，否则就要遭殃。当局经常监视他们。国家官僚甚至控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摆布他们的官员，无论属于公家还是私人，只对上级负责。无论哪一种，异议和不服从都要受罚。告密者定期向当局报告。据说，这一切都是非常坏的事情。 确实如此，尽管这不过是对现代工作场所的描述。那些痛斥极权主义的自由派、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骗子和伪君子。任何经过适度去斯大林化的独裁政体，自由都比普通的美国工作场所更多。在办公室或工厂里，你会发现与监狱或修道院同样的等级制度和纪律。事实上，正如福柯等人所指出的，监狱与工厂几乎同时出现，而它们的经营者有意识地互相借用控制技术。劳动者是一个兼职奴隶。老板规定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以及中间干什么。他告诉你要干多少、干多快。他可以把控制任意推到侮辱人的极端：只要他愿意，就能规定你穿什么衣服，或者多久能去一次厕所。除少数例外，他可以出于任何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开除你。他让告密者和监工窥探你，为每个雇员积攒一份档案。顶嘴叫作“不服从管教”，仿佛劳动者是个淘气的小孩；这不仅会使你被开除，还会使你失去领取失业补偿的资格。我并不因此赞成这样对待儿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家中和学校受到的待遇大体相同，只不过人们以他们尚未成熟为理由替这种待遇辩护。那这又说明了那些同样工作的家长和教师是什么处境？ 我所描述的这种有辱人格的支配制度，连续几十年，统治着大多数女性和绝大多数男性清醒时间的一半以上，占去了他们大半辈子。在某些用途下，把我们的制度叫作民主、资本主义，或者更恰当地叫工业主义，不算太离谱；但它真正的名字是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统治。谁说这些人是“自由的”，谁就是在撒谎，或者愚蠢透顶。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无聊、愚蠢、单调的工作，你很可能也会变得无聊、愚蠢、单调。对于我们周围不断蔓延的愚钝化，工作提供的解释，比电视和教育这些重要的致蠢机制还要有力。人们一生都被编排管束，从学校被移交到工作，前头有家庭，后头有养老院；他们习惯了等级制度，在心理上沦为奴隶。他们自主的能力已经萎缩到这样一种地步：对自由的恐惧，竟成了他们少数有理性根据的恐惧之一。他们在工作中接受的服从训练，会带进自己建立的家庭，以不止一种方式再生产这套制度；也会带进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在工作中榨干人的生命力，他们很可能就会在所有事情上服从等级和专家。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离工作世界太近，反而看不清它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借助来自其他时代或其他文化的外部观察者，才能认识到自身处境何等极端、何等病态。在我们自己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代，“工作伦理”会是不可理解的；韦伯把它的出现与加尔文教联系起来，也许确有道理。倘若这种宗教不是在四百年前而是在今天兴起，它马上就会被恰当地贴上邪教标签。不管怎样，我们只需汲取古人的智慧，就能把工作放到适当的位置。古人看清了工作的本质；尽管有那些加尔文教怪人的干扰，他们的看法仍占上风，直到被工业主义推翻——而在被推翻之前，就连工业主义的先知们也曾表示赞同。 姑且假定，工作不会把人变成愚钝而顺从的家伙。姑且违背一切可信的心理学，以及工作拥护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假定工作对人格的形成毫无影响。再姑且假定，工作不像我们明知的那样无聊、疲惫、屈辱。即使如此，仅仅因为它侵占了我们这么多时间，工作仍会把所有人道主义与民主的愿望变成笑话。苏格拉底说，体力劳动者既不是好朋友，也不是好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履行友谊和公民身份的责任。他说得对。 由于工作，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断看表。所谓“自由时间”唯一“免费”的地方，就是它不让老板花一分钱。自由时间主要用于准备工作、赶去工作、从工作中回来，以及从工作中恢复过来。“自由时间”是个委婉说法，掩饰着这样一种奇特安排：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不仅自费把自己运往工作场所、再运回来，还主要承担自身维护和修理的责任。煤和钢不会这么做。车床和打字机不会这么做。劳动者却会。难怪爱德华·G.罗宾逊在他的一部黑帮片里嚷道：“只有傻瓜才工作！”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把一种认识归于苏格拉底，而且显然也赞同他：工作会毁坏劳动者作为公民和作为人的存在。希罗多德把蔑视工作看作古希腊人在文化鼎盛时期的一项特征。再只举一个罗马人的例子，西塞罗说过：“谁为金钱出卖劳动，谁就出卖了自己，把自己列入奴隶的行列。”这种坦率如今已很少见，但我们惯于看低的当代原始社会，也提供了一些代言人，使西方人类学家受到启发。根据波斯皮希尔的记述，西伊里安的卡保库人有一种生活平衡观念，因此隔一天才工作一次；休息日是为了“恢复失去的力量和健康”。我们的祖先，甚至迟至十八世纪，虽然已经在通向今日困境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至少仍意识到我们已经忘掉的事情：工业化的阴暗面。他们虔诚地守“圣星期一”，因而比法律正式认可提前150至200年，实际上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这让最早的工厂主绝望不已。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屈从于钟声——计时钟的前身——的暴政。事实上，曾经必须用一两代人的时间，以习惯服从的妇女和可以塑造成适合工业需要的儿童，来替代成年男性。就连旧制度下被剥削的农民，也从为地主干活的时间里夺回了相当一部分。根据拉法格的说法，法国农民一年四分之一的日子用于星期日和节庆；恰亚诺夫关于沙皇俄国村庄的数字——那可算不上进步社会——同样显示，农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日子用于休息。把生产率的差异计入后，我们显然远远落后于这些落后社会。 那些受剥削的俄国农民会纳闷，我们这些人怎么还会有谁需要工作。我们也该这样问。 然而，要充分认识我们退化得有多严重，不妨想想人类最早的处境：没有政府，没有财产，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四处游荡。霍布斯猜测，那时的生活肮脏、野蛮而短暂。另一些人认定，那是一场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绝望、不间断的斗争，是对严酷自然展开的战争；死亡和灾难等待着不走运的人，或任何无法应付生存挑战的人。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恐惧的投射：那些不习惯没有政府权威的共同体，害怕这种权威崩溃，就像内战期间霍布斯所处的英国。霍布斯的同胞已经接触过展示其他生活方式的另类社会，尤其在北美；可这些社会已离他们的经验太远，无法理解。（更接近印第安人处境的下层民众，理解得较好，也常常觉得它有吸引力。整个十七世纪，都有英国移民投奔印第安部落，或在战争中被俘后拒绝回去。但印第安人并不投奔白人定居点，正如德国人不会从西边翻越柏林墙一样。）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进化的一个因素》中所指出的，“适者生存”版本——托马斯·赫胥黎的版本——的达尔文主义，与其说描述了自然选择，不如说更好地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状况。（克鲁泡特金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地理学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他有过充分而非自愿的田野调查机会。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与大多数社会和政治理论一样，霍布斯及其继承者讲述的故事，其实是未经承认的自传。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考察了当代狩猎采集者的资料，在一篇题为《最初的富裕社会》的文章里击破了霍布斯神话。他们工作的时间比我们少得多，而且他们的工作很难与我们视为游戏的活动区分开来。萨林斯得出结论：“狩猎者和采集者工作的时间比我们少；觅食不是连续不断的苦役，而是间歇进行的，休闲充裕；与其他任何社会状态相比，他们每人每年白天睡眠的时间都更多。” 他们平均每天工作四小时——假如那真能算“工作”的话。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锻炼着身体与智力；正如萨林斯所说，除工业主义之外，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大规模实行非熟练劳动。因此，这种活动符合弗里德里希·席勒对游戏的定义：只有在游戏中，人才能让其双重天性——思考与感受——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完整的人性。用他的话说：“当匮乏成为活动的主要动力时，动物就在工作；当充沛的力量成为主要动力，当过剩的生命本身刺激它去活动时，它就在游戏。”（一个现代版本，是亚伯拉罕·马斯洛对“匮乏”动机与“成长”动机的区分，不过它的发展论性质颇可怀疑。）就生产而言，游戏与自由的范围是重合的。即使马克思——尽管出于好意，他仍应列入生产主义的万神殿——也指出：“只有越过了必须在必然性和外在效用的强制下劳动的那个界限，自由王国才开始。”他始终不能让自己直认这种幸福境况的本来面目，即废除工作；毕竟，既拥护工人又反对工作，实在有点反常。但我们可以。 无论是向后回返，还是向前迈进，对无工作生活的向往，都清楚地出现在每一部严肃的前工业欧洲社会史或文化史中，包括M.多萝西·乔治的《转型中的英国》和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丹尼尔·贝尔的文章《工作及其不满》也很切题。我相信，它是第一篇直截了当地使用“反抗工作”这个说法的文字；如果得到理解，它就能对通常与其收录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自满情绪，构成重要修正。无论批评者还是赞颂者，都没有注意到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标志的不是社会动荡的终结，而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约束、也不由意识形态引导的全新未知阶段的开始。差不多同时宣称“工业革命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的，是西摩·利普塞特（在《政治人》中），不是贝尔。仅仅几年后，大学生们在后工业或超工业时代的不满，就把利普塞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到了哈佛，去享受相对而暂时的安宁。 正如贝尔指出的，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热烈拥护市场和劳动分工，但对于工作的阴暗面，他比安·兰德、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或任何现代的斯密追随者，都更警觉，也更诚实。斯密观察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必然由他们日常的职业塑造。一个毕生从事几项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理解力……通常会变得像一个人所可能变得的那样愚蠢和无知。”寥寥几句直言，就说出了我对工作的批判。贝尔写于1956年，那个艾森豪威尔式愚昧和美国式自满的黄金时代，却已识别出1970年代以来那种没有组织、也无法组织起来的烦闷；没有哪一种政治倾向能把它驾驭起来。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报告《美国的工作》指出的，也是这种烦闷。它无法被利用，因此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对工作的反抗。它不会出现在任何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著作里——米尔顿·弗里德曼、默里·罗斯巴德、理查德·波斯纳——因为按他们的术语，用《星际迷航》里的老话说，那是“无法计算”的。 如果这些出于热爱自由的反对意见，不能说服功利主义甚至家长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还有些意见是他们无法忽略的。借用一本书的标题：工作有害健康。事实上，工作就是大规模谋杀或种族灭绝。工作会直接或间接地杀死读到这些话的大多数人。在这个国家，每年有14,000至25,000名劳动者死于工作。超过二百万人致残。每年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人受伤。而这些数字，是对什么算工伤采取极其保守估计的结果。因而，每年五十万例职业病并没有算在内。我翻过一本关于职业病的医学教科书，长达1,200页。即使如此，它也不过触及皮毛。现有统计只计算明显的病例，例如十万名患有黑肺病的矿工，其中每年有四千人死亡；例如，这比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艾滋病致死率要高得多。这反映了一种未明说的假设：艾滋病侵害的是本可以控制自身堕落的变态，而采煤却是不可质疑的神圣活动。 统计数字没有显示的是，数千万人的寿命被工作缩短——毕竟，所谓杀人，也无非是如此。想想那些五十多岁就把自己累死的医生吧。再想想所有其他工作狂。 即使你没有在实际工作时被杀死或致残，也很可能在去工作、下班回家、找工作，或试图忘记工作的过程中遭殃。汽车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正在进行这些由工作强加的活动，要么是被进行这些活动的人殃及。在这个扩大后的死亡数目里，还必须加上汽车工业污染、工作引起的酗酒和毒瘾的受害者。癌症和心脏病都是现代疾病，通常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工作。 这样一来，工作就把杀人制度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觉得柬埔寨人互相灭绝是疯了，可我们又有什么不同？波尔布特政权至少还有一个平等社会的愿景，无论多么模糊。我们杀死至少六位数的人，只为了把巨无霸汉堡和凯迪拉克卖给幸存者。每年四万或五万名公路死者，是受害者，不是殉道者。他们白白死去——更确切地说，他们为工作而死。然而工作并不值得为之送命。 给自由派一个坏消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小修小补的监管毫无用处。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原本就是为了监管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即工作场所安全。即使在里根和最高法院把它扼住之前，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也已经是一场闹剧。在此前卡特时代、按今天标准还算慷慨的拨款水平下，一处工作场所可以指望每46年遇上一次该局检查员的随机到访。 国家控制经济并不是解决办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这里更危险。数千名俄国工人在修建莫斯科地铁时死亡或受伤。关于苏联掩盖核灾难的传闻不断回响；相比之下，时代海滩和三哩岛看起来不过是小学的防空演习。另一方面，如今时髦的放松监管，也不会有帮助，而且很可能使情况更坏。从健康、安全以及其他角度看，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候，也正是工作状况最糟的时候。 尤金·吉诺维斯等历史学家曾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正如美国内战前奴隶制的辩护者所坚持的，美国北方各州和欧洲的工厂雇佣工人，处境比南方种植园奴隶还差。无论怎样重新安排官僚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很难在生产现场造成显著差别。即使只是认真执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理论上可以执行的那些相当含糊的标准，也很可能使经济陷入停顿。执法者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甚至不尝试严厉查处大多数违法者。 我到这里所说的，本来都不该有什么争议。许多劳动者已经受够了工作。旷工、人员流动、雇员盗窃与破坏、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以及普遍的上班磨洋工，都处在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水平。人们也许正在走向自觉地拒绝工作，而不仅仅是本能地厌恶它。可是，所有老板及其代理人都抱持、也广泛存在于劳动者自身的普遍感觉，仍然是工作本身不可避免，而且必不可少。 我不同意。如今，废除工作已经成为可能；在它确实具有实用目的的范围内，可以用许多新种类的自由活动取而代之。废除工作，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向着手。一方面，在数量上，我们必须大幅削减目前进行的工作。眼下大多数工作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我们只该把它们取消。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革命性的新起点——我们必须把剩下的有用工作，转变成令人愉快的、丰富多样的游戏式和手艺式消遣。它们与其他令人愉快的消遣没有分别，只是碰巧产出有用的最终产品。这当然不该使它们**更缺乏**吸引力。那样，权力与财产的一切人为壁垒都可以倒下。创造可以成为娱乐。我们也都可以不再相互惧怕。 我不是说，大多数工作都可以这样挽救。不过，大多数工作也不值得费力挽救。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比例日益缩小的工作，在维护和再生产工作制度及其政治、法律附属物之外，还具有任何实用目的。 二十年前，保罗和珀西瓦尔·古德曼估计，当时所进行的工作，只需百分之五，就能满足我们对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最低需要；假如那个数字准确，如今它大概还更低。他们的估计不过是有根据的猜测，但要点很清楚：大多数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业或社会控制这些非生产性目的。我们一开手，就能解放数以千万计的推销员、士兵、经理、警察、股票经纪人、牧师、银行家、律师、教师、地主、保安、广告人，以及所有替他们干活的人。这里会有滚雪球效应，因为每让一个大人物闲下来，你也就解放了他的跟班和下属。经济因而从内部**塌缩**。 劳动力中百分之四十是白领，他们大多数干着人类曾经设计出的最乏味、最愚蠢的一些差事。整个整个的行业，例如保险、银行和房地产，无非是在毫无用处地倒腾文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日益增长，而“第二产业”（工业）停滞，“第一产业”（农业）几乎消失，这绝非偶然。除了依靠工作来保障自身权力的人，工作对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所以劳动者被从相对有用的职业转移到相对无用的职业，作为确保公共秩序的一种措施。总得有点事干，总比什么都不干强。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因为提早干完就回家。他们要的是你的**时间**，要得足够多，才能让你属于他们，即使其中大部分时间他们根本用不着。不然，过去五十年里，平均每周工时为什么只缩短了几分钟？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生产工作本身挥起砍肉刀。不再生产军备，不再搞核电，不再生产垃圾食品、女性卫生除臭剂——尤其是，不再有什么像样规模的汽车工业。偶尔有辆斯坦利蒸汽汽车或T型车，也许还可以；但底特律、洛杉矶这些瘟疫窝赖以生存的汽车自恋，绝对不行。〔译注：auto-eroticism 通常指自体性爱，作者借 auto 的“汽车”含义讽刺汽车崇拜。〕这么一来，我们还没怎么费劲，就已经几乎解决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其他种种无解的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取消远远最大的一种职业，它的工时最长、报酬最低，而且包含一些最乏味的任务。我说的是做家务、养孩子的**家庭主妇**。 通过废除雇佣劳动，实现充分失业，我们就能动摇性别分工。我们所熟悉的核心家庭，是适应现代雇佣工作所强加的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不管喜欢与否，过去一两百年的情况就是如此：男人把钱挣回家；女人做那些烂活，为他在无情世界中提供一个避风港；孩子则被赶进叫作“学校”的青少年集中营，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别缠着妈妈，同时仍受控制，顺便养成劳动者必不可少的服从和守时习惯。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要摆脱父权制，就得摆脱核心家庭；正如伊凡·伊里奇所说，它无偿的“影子工作”，使那个令核心家庭成为必要的工作制度得以运转。与这种“无核”策略相联的，是废除童年和关闭学校。〔译注：“无核”同时双关反对核能与取消“核心家庭”中的 nuclear。〕在这个国家，全日制学生比全职劳动者还多。我们需要儿童做老师，不是做学生。他们能为游戏革命贡献很多，因为他们比成人更会玩。成人与儿童并不相同，但会通过相互依存而变得平等。只有游戏才能跨越代沟。 我甚至还没有提到：通过自动化和控制论技术，可以进一步大幅削减那点剩余工作。从战争研究和有计划的产品报废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应当可以愉快地设计出各种办法，从采矿之类的活动里消除疲劳、乏味和危险。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找到其他自娱项目。也许他们会建立遍及全球、包罗一切的多媒体通信系统，或开辟太空殖民地。也许吧。我自己可不是机械玩意儿迷。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按按钮就行的天堂。我不想让机器人奴隶包办一切；我想亲手做事。我认为，节省劳力的技术有它的位置，但应该是个有限的位置。历史和史前的记录都不令人鼓舞。当生产技术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再转向工业时，工作增加了，技艺和自主决定的能力却减少了。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演化，加剧了哈里·布雷弗曼所谓的劳动退化。明智的观察者始终意识到了这一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道，迄今发明的一切节省劳力的东西，并没有替人省下一刻的劳动。卡尔·马克思写道：“完全可以写出一部1830年以来的发明史，说明这些发明唯一的目的，就是向资本提供武器，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的技术迷——圣西门、孔德、列宁、B. F.斯金纳——也一向是毫不掩饰的威权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技术官僚。对于计算机神秘主义者的许诺，我们不该只是抱点怀疑。他们自己干得像狗一样累；如果任凭他们如愿，其余人很可能也会如此。但如果他们能提出某些具体贡献，比通常的高科技更容易服从人的目的，那么不妨听听。 我真正想看到的，是工作变成游戏。第一步，就是抛弃“职位”和“职业”的观念。即使是已经带有某些游戏成分的活动，一旦被压缩为某种职位，被迫只能由某些特定的人去做，而且不得做别的，它的大部分游戏性也就消失了。农场工人在地里辛苦劳作，他们那些待在空调房里的主人却每逢周末就回家，在自己的花园里摆弄，这岂不奇怪？在不断狂欢的制度下，我们将见证业余爱好者的黄金时代，它会让文艺复兴也相形见绌。不再有职位，只有要做的事，以及做这些事的人。 正如夏尔·傅立叶所阐明的，把工作变成游戏的秘诀，是安排有用的活动，使它们能够利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刻真正喜欢做的事。要让某些人能够做他们可能喜欢的事情，只需消除那些在活动沦为工作时困扰它们的非理性与扭曲。例如，我会喜欢做一点教学——不要太多——但我不想要被强迫来的学生，也不愿为了终身教职去巴结可悲的学究。 其次，有些事情，人们喜欢偶尔做一做，但不喜欢做得太久，当然更不喜欢一直做。为了和孩子们相处，你也许喜欢替人照看几个小时孩子，但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与此同时，父母会非常感激你腾出一段让他们独处的时间，尽管如果与孩子分开太久，他们也会焦躁。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异，使自由游戏的生活成为可能。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许多活动领域，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活动。因此，许多人在能够从容而认真地烹饪时，会喜欢做饭；但如果只是在给人体加燃料，好让它去工作，他们就不喜欢了。 第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有些事情，如果独自做、在令人不快的环境里做，或听命于一个主宰去做，会令人不满；但如果改变这些条件，至少做上一阵子，就会令人愉快。大概所有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人们使出本会白白浪费的巧思，尽可能把最无趣的苦差变成游戏。吸引某些人的活动，并不总能吸引其他所有人；但每个人至少都可能有多种兴趣，也对变化本身感兴趣。俗话说：“什么都试一次。”傅立叶是这方面的推想大师：在他所谓“和谐”的后文明社会里，那些反常、乖僻的癖好可以怎样派上用场。他认为，如果尼禄皇帝小时候能够在屠宰场干活，尽情满足嗜血的爱好，长大也会成为正常人。小孩子出了名地喜欢在脏东西里打滚，可以把他们组织成“小群队”，去洗厕所、倒垃圾，并给表现出色者颁发奖章。我并不是主张照搬这些具体例子，而是支持其背后的原则；我认为，把它作为全面革命转变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有道理的。请记住，我们不必原封不动地接过今天的工作，再把它与合适的人配对；要是那样，有些人还真得十分变态才行。如果技术在这一切中有什么作用，与其说是通过自动化让工作消失，不如说是为消遣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想要回到手工艺；威廉·莫里斯认为，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而且值得期待。艺术将从势利鬼和收藏家手中收回，不再作为一个迎合精英观众的专门部门；它的美与创造的品质，将回归完整的生活，而工作曾把这些品质从生活中窃走。想一想就令人清醒：我们为之写颂歌、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的希腊古瓮，在当时是用来装橄榄油的。我怀疑我们日常的器物，将来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际遇——假如还有将来的话。关键是，工作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所谓进步；如果说有变化，方向恰好相反。我们不该犹豫，尽可以从过去窃取它所能提供的东西。 古人一无所失，我们却因此富足。 重新发明日常生活，意味着走出我们地图的边界。确实，富有启发的推想，比大多数人所想的还多。除了傅立叶和莫里斯——甚至马克思著作里也偶尔有些提示——还有克鲁泡特金、工团主义者帕托和普热，以及新老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著作：老的有伯克曼，新的有布克钦。古德曼兄弟的《共同体》是个典范，展示了特定功能（目的）会带来哪些形式。替代技术、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共生技术的那些先驱，常常云山雾罩，例如舒马赫，尤其是伊里奇；但只要关掉他们的烟雾机，也仍有些东西可以采撷。情境主义者——以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情境主义国际文选》为代表——清醒得毫不留情，令人振奋；尽管他们始终没能把支持工人委员会统治与废除工作真正协调起来。不过，他们的这种不协调，仍好过任何现存版本的左翼主义；那些信徒看来会成为工作的最后捍卫者，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人；而没有工人，左翼又能去组织谁？ 所以，废除工作者大体上只能靠自己。谁也说不准，一旦释放出被工作窒息的创造力，会出现什么结果。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使用价值的生产与愉快游戏活动的消费融为同一过程时，辩论家们那个令人厌烦、带着神学色彩的自由与必然性问题，就会在实践中自行解决。 生活会变成一场游戏，更确切地说，许多场游戏；但不再是如今这样的零和游戏。一次理想的性相遇，是富有生产性的游戏的范例。参与者增进彼此的快感，没有人计分，人人都是赢家。给得越多，得到的越多。在游戏的生活里，性最美好的一面会渗入日常生活中更大的部分。普遍化的游戏会使生活充满欲望。反过来，性也会变得不那么迫切、不那么绝望，而更富游戏意味。只要我们出好手中的牌，每个人都能从生活中得到比投入更多的东西；但前提是，我们得动真格地玩。 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全世界的劳动者们……**放松吧！** ## 第二部分　最后国际（1977—1983） ### 引言 我在疯狂边缘地带的政治初次登场，是一个名叫“最后国际”的海报项目。我从来不喜欢这个名字，只是不经意间从“为了我们自己”（For Ourselves）的一名前成员那里拿来用了（见下文第四部分的《〈贪婪的权利〉序言》）——说来，我是在自己举办的“大猩猩洞窟”活动上认识他的——不过，他自己倒从未采用这个名字。有时我也用别的名目，例如下面《落魄分类广告》里出现的那些。我的范本是由一两个人以组织化名开展的海报项目，例如旧金山的 Upshot（约翰与宝拉·泽赞）和麦迪逊的 Aurora（斯科特·北极熊与鲍勃·布鲁贝克）。我的观点受到情境主义影响，也受到程度较轻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这些影响是经由这些小团体和底特律的《第五等级》（Fifth Estate）折射而来的。我的目的是绕过媒体，连“另类”媒体也一并绕过，让表达不再经过编辑、出售或任何其他形式的中介，完全按我自己的意思发泄看法——礼貌和人缘，统统见鬼去吧。我曾是新左翼的一员；新左翼在七十年代逐渐僵化，其例行公事和自以为义使我越来越不耐烦，因此，挣脱出来令人振奋。一开始，我自己的立场仍然属于极左——我对委员会共产主义，也就是《加工世界》（Processed World）的教条颇感兴趣（见下文第三部分《圈 A 的欺骗》）——但这些海报的用意在于破坏，而不在于建设。 《宗教即平庸》是这里唯一代表最后国际在安娜堡起源时期的作品。它的一部分取自我在1976年散发的一张匿名海报；当时我还是乔治敦法学院里一名心怀不满的学生，那所学校属于耶稣会。最后国际的海报在这本文集中收录得偏少，因为它们的趣味既来自语言，也来自视觉，而本书这种形式本身就偏重文字。（这可不是说我是个有才华的平面艺术家——绝对不是！——不过，我确实曾独立发现并笨拙地运用过某些拼贴手法，后来朋克们把这些手法变得司空见惯。）但本书收录的其他一些文字，也从那些海报里偷取过材料。 这些年来，最后国际海报的制作数量，我猜大约在五位数的较低一端：超过10,000份，但更接近一万，而不是十万。其中包括格里·赖思（Gerry Reith）在怀俄明州的翻印，也包括数百份西班牙语版《宗教即平庸》；它们被十分小心地张贴在旧金山的西语裔贫民区，我当时就住在那里。这些海报已在四个国家出版，不久还将出现在第五个国家——南斯拉夫。讽刺的是，这个原想避开媒体的项目，最后却成了一些媒体的养料。 这里所有文字最初都是单页海报，只有最后一篇《唇枪舌剑》例外，它以折页形式出现——偷偷用《加工世界》的设备排的版。1982年秋天，我从旧金山搬到伯克利；这座自诩政治意识强烈的城镇，其实眼光狭隘、消极被动，我在这里遇到的是大片厌倦而麻木的冷漠。于是，海报项目渐渐淡出了。这样也好。诀窍是：别做一个轻言放弃的人，却要知道什么时候该退出。 ### 宗教即平庸…… > “凡是衰朽、斜眼、卑劣、污秽、怪诞的东西，在我看来，全都包含在这一个词里：上帝。” > > ——安德烈·布勒东 #### ……神性即暴政 > “假如上帝真的存在，就有必要废除祂。” > > ——米哈伊尔·巴枯宁 **宗教欺诈、堕落而荒谬**——但别低估它。人类幼年留下的这件衰朽遗物至今仍装点着阶级社会，是有原因的。“在上的权柄都是上帝所命的，”圣保罗说。不尽然。*上帝才是在上的权柄所命的。*祂的全能，表达的正是我们的无能。 **絮叨什么“罪的工价”**，无非是为了遮掩工价的罪。我们要权利，不要仪式——要性爱，不要教派。〔译注：原文将 rights／rites、sex／sects 两组近音词对举。〕我们的万神殿里，只容得下爱欲之神厄洛斯和纷争女神厄里斯。那个拿撒勒的恋尸者，总该已经报够仇了吧。记住，痛苦不过是上帝伤害你的方式。 **教会——任何教会——都是资本那受过祝圣的警察。**例如：基督教，既不“普世”，也不“抗议”；犹太教，读着先知，捞着利润；伊斯兰教，意思就是“顺从”；外加一切荒唐而时髦的东方神秘主义，由那些胡须里长虱子的贪婪古鲁兜售。〔译注：catholic／protestant 同时指“普世的／抗议的”和“天主教／新教”；prophets（先知）与 profits（利润）谐音。〕 **从伊朗到爱尔兰**，从马德里到迈阿密，从约旦河西岸到西弗吉尼亚，信徒们都在履行自己的职能，与他们永恒的盟友——国家——相互勾结，压制主体性与性欲。“监狱用法律的石头砌成，妓院用宗教的砖头建成。”（布莱克） **至于“上帝”**，只消说：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上帝把生殖器官和泌尿道合在一起，就已充分暴露了祂的真实本性。”（布莱希特）没有上帝的人，就像没有自行车的鱼。讲点（魔鬼般的）逻辑吧……勒住你的教条。要革命，不要启示！〔译注：原文 (diabo)logical 将“魔鬼的”diabolical 与“合逻辑的”logical 拼合；revolution／revelation 是另一组近音对照。〕信仰上帝，就是自我管理的残害。为什么不否定上帝、肯定自己？ **退到我后面去，上帝！** （1976，1977） ### 布伦达·斯宾塞之歌 ::: verse 周一清晨，又是平常的一天， 老师说什么，就照着做一遍。 布伦达厌倦了凡事听命， 厌倦了年纪轻轻，心却已老。 布伦达·斯宾塞还没丢掉骄傲， 弑师令她快感十足！ *副歌：* 听听布伦达有什么话： “狙击让我的一天活了起来。 反正，我本来就讨厌星期一！” 布伦达厌倦了循规蹈矩， 厌倦了巴结那些邪恶的蠢货。 大人们哪里料想得到， 布伦达就要杀杀他们的威风！ 今天她不打算乖乖听话， 布伦达开枪干掉了校长！ ::: ::: verse *副歌* 整整六个小时，半天之久， 布伦达把条子挡在外头。 想知道这是为什么？ 布伦达宁愿杀人，也不愿死。 *副歌* 所有专家都说布伦达有病， 他们收了钱，耍这肮脏把戏。 老师们，别对布伦达发号施令， 她知道怎样对付你们这种人渣。 啊，欢乐、悲伤、疯狂、乐趣， 都从她的枪管里生长出来！ *副歌* 周一清晨，又是平常的一天， 老师说什么，就照着做一遍。 布伦达厌倦了凡事听命， 厌倦了年纪轻轻，心却已老。 布伦达·斯宾塞还没丢掉骄傲， 弑师令她快感十足！ ::: （1979） ### 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论纲 〔译注：Groucho Marxism 把喜剧演员格劳乔·马克斯（Groucho Marx）与马克思主义（Marxism）叠在一起。下文的“马克思主义”也同时戏指马克斯兄弟的喜剧。〕 **1** 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这一喜剧革命的理论，远不只是一幅粗俗斗争的蓝图：它像窗前的红灯，照亮人类不可避免的命运——*脱阶级社会*。格劳乔·马克思主义是*不断狂欢*的理论。（趴下，小家伙！对啦，这才是一条好教条。）〔译注：crass struggle（粗俗斗争）戏改 class struggle（阶级斗争）；déclassé 指失去原有阶级身份；“好教条”good dogma 又嵌入了训狗用语 good dog。〕 **2** 马克斯兄弟自己的例子，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实践的统一——例如，格劳乔侮辱别人的时候，哈波就掏那人的口袋。而且，马克思主义是辩证的：奇科难道不是经典的方言喜剧演员吗？〔译注：dialectical（辩证的）与 dialect（方言）构成双关。〕不能把理论与实践综合起来的喜剧演员——更不必说那些连罪都不肯犯的——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译注：synthesize（综合）的起音与 sin（犯罪）相近。〕后来的喜剧演员没能领会，分离正是“资产阶级分立的魅力”，于是，一头沦为纯粹的摔跤逗笑，另一头沦为纯粹的胡言闲扯。〔译注：discrete（分立的）与 discreet（审慎的）谐音；pratfalls（滑稽摔倒）与 prattle（絮叨）相互呼应。〕 **3** 格劳乔·马克思主义既然是实践性的，它的成就就绝不可能被缩减为单纯的幽默、娱乐，甚至“艺术”。（毕竟，唯美主义者关心艺术的欣赏，远不及关心艺术的升值。〔译注：appreciation 同时有“欣赏”和“升值”之意。〕）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看完马克斯兄弟的电影，会对自己说：“要是你觉得刚才那些很好笑，看看你自己的生活吧！” **4** 当代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坚决谴责三傻、巨蟒剧团和兔八哥那种模仿的、庸俗的“马克思主义”。我们必须摆脱庸俗马克思主义，回归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庸俗*。那些误以为“正确路线”就是警察拦下他们后要他们走的那条直线的糊涂同志，也该接受一番“直肠整风”了。〔译注：Rectumfication 将 rectum（直肠）嵌入 rectification（整顿、纠正）；“走直线”同时影射查验醉酒的动作。〕 **5** 有阶级意识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就是意识到自己毫无格调的马克思主义者——必须唾弃伍迪·艾伦、朱尔斯·费弗之流喜剧修正主义者那贫血、赶时髦而自恋的“喜剧”。〔译注：class 同时指阶级与格调。〕喜剧革命早已超越单纯的神经症：它有游戏精神，却不荒唐；懂得分辨，却不歧视；勇于战斗，却不军事化；敢于冒险，却不奉行冒险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明白，如今要看清自己的真面目，就得照哈哈镜。 **6** 社会主义（超）现实主义虽并非全无马克思主义洞见的闪光，仍必须与格劳乔·马克思主义区分开来。萨尔瓦多·达利确曾送给哈波一架用带刺铁丝做成的竖琴；不过，没有证据表明哈波弹过它。 **7** 最要紧的是，必须摒弃并痛斥一切喜剧宗派主义，例如那些马儿般小跑的托派。众所周知，格劳乔一再提议做爱，却反对结派。因此，对格劳乔而言，做一个托派，与热切地想来一发，是有区别的。〔译注：Trots 是“托派”的简称，也指马的小跑；hot to trot 还可指性欲高涨。sex（性爱）与 sects（宗派）近音。〕而且，托派那句“马务劳动应得工资”，透着的是改良，不是狂欢。〔译注：Wages for Horsework 把“家务劳动应得工资”中的 housework 换成了 horsework。〕托派试图把《赛马日》（A Day at the Races）和《马毛》（Horsefeathers）收归自己的流派，必须遭到愤怒的拒绝；说真的，《玉女神驹》（National Velvet）才更合他们的步速。〔译注：前两部片名按字面译出，以保留这一段围绕“马”的连串笑话。〕 **8** 今天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的迫切问题，是*党派／派对问题*。它可不只是“为什么没邀请我？”——那些天真、奉行还原论的“马克思主义者”尽管不这么想。没收到邀请，可从来拦不住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者需要有自己那纪律严明的先锋党派／派对，因为在别人家的派对上，他们很少受欢迎。〔译注：party 同时意为“政党”与“派对”。〕 **9** 在马克思主义的领袖教条——*不良行为主义*和*歇斯底里唯物主义*——的指引下，群众必然不仅拥抱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还会彼此拥抱。〔译注：misbehaviorism 戏改 behaviorism（行为主义）；hysterical materialism 戏改 historical materialism（历史唯物主义）。〕 **10** 那么，格劳乔·马克思主义就是喜剧的*闹剧绝活*。〔译注：tour de farce 将 tour de force（绝技、杰作）中的 force 换成 farce（闹剧）。〕据可靠报道，哈波曾这样说： > “　　　　　　　　　　” 〔译注：原版引号之间刻意留白。〕 换句话说，喜剧要么引发骚动，要么什么也不是！有那么多事可干，有那么多人可拿来开刀！各就各“马克斯”，预备——跑！〔译注：On your Marx 戏改起跑口令 On your marks。〕 **又无聊了？**为什么不摇晃一下你的笼子？我提议展开一场心怀不满者的对话、平等者的密谋、快乐的政治。我们的力量，是否定性思考与腐蚀性笑声所释放的失范之力。制度收容者中那些不肯守规矩的人，只有自己——也可能还有彼此。来商议吧。选择就是：煽动，还是镇静。人人都能加入游戏。〔译注：sedition（煽动叛乱）与 sedation（镇静、镇静处理）近音。〕 （1979） ### 清醒点！——（屁眼）整体论 〔译注：(Ass)holism 把 asshole（屁眼；混蛋）套入 holism（整体论）。〕 最近的研究表明，意识会致癌。在综述熵的伦理之后，下列课题将接受终末处理：（1）死亡作为个人成长的过程；（2）尸骨知识；（3）死亡疗法，重点介绍阿道夫疗法（Adolfing）和“临终尖叫”疗法；（4）“自我一代”的自体恋尸癖。导师：吉姆·琼斯牧师，身后的死亡学教授。〔译注：Charnel knowledge 以 charnel（存放尸骨的）戏改 carnal knowledge（性知识／性关系）；“临终尖叫”terminal scream 戏改“原初尖叫”primal scream。〕 #### 整体财富 这门课程已帮助数百名医生、律师和其他寄生虫，对自己富得令人发指一事感到心安理得。物质事物不过是摩耶，即幻象——但它们仍是你前世积德得到的报偿。学习如何开发内在财富，同时牢牢抓住外在财富。别分享财富，分享体验吧！（学费可抵税。） #### 超越素食主义：匮乏的新途径 放弃了肉食，却仍感到内疚？你就该内疚！既然吃什么就是什么，每个素食者到头来都会变成食人者。本课程带你进入无生命食物的世界。你也能吮吸石头，并学会喜欢上它！本课程是“无氧静止”的先修课；后者以“通过低通气量获得健康”为宗旨，教你如何不再不道德地剥削大气，同时勉强维持一种悲惨的生存。 #### 新时代政治 分散化堕落与适宜技术统治领域的最新进展。主持人、禅宗煽动家杰里·布朗将示范如何利用政客来提供风能。马林尸团的一名招募员将代表胡扯联盟，前来征召反核缉毒警与和平主义警察。其余安排将在安全防范措施确定之后公布。〔译注：Marin Corpse 将 Marin（马林）与 corpse（尸体）拼合，戏改 Marine Corps（海军陆战队）；Baloney Alliance（胡扯联盟）戏改 Abalone Alliance（鲍鱼联盟）。〕 #### 随流而行 **糊涂的水瓶座时代结束了。**光靠想象，无法驱散日常生活那种全面的恐怖。我们真是冤大头，竟向整体论叫卖者、意识骗子和觉知企业家花钱买回了自己彻底蜕变之梦的拙劣仿品。他们的“另类生活方式”，只不过是老一套的东西，再少给你一点。 **所谓新时代，没有什么新东西**，无非还是神秘主义、受虐癖和金钱。“我们不该像在睡梦中那样行动和说话。”（赫拉克利特）占星家们只是预测未来；问题在于创造未来。天堂是可能的。别耗尽自己，别出卖自己，冲出去。既然我们真能逃脱，又何必沉溺于逃避主义？ （1979） ### 因为法律 *献给吉姆·惠特* ::: verse *因为法律*，下列事情都是违法的—— 满怀确信，为自己开脱； 太长久地看轻自己； 给新贵做完口交； 拿共产主义来捞资本； 用另一只手拉我的腿，拿我开涮； 让房东被撕开； 比麦克斯更“施蒂纳”，却不在马克思上挂科； 凭明确的知觉，诗意地骗过行家； 把球留在自己这边，却不因此站上法庭； 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像你自己。 ::: 〔译注：本诗逐行叠合普通表达与法律或字面意义：acquit 为“开脱／表现”，conviction 为“确信／定罪”；short 与 long 对举；go down on 指口交，而 upstart 指新贵；capitalize 为“利用获利／资本化”；pull my leg 指“开我玩笑”；rent 既是“房租”，也是 rend（撕裂）的过去分词；Stirner 与 sterner（更严厉）近音，Marx 与 marks（分数）近音；pros／prose（行家／散文）、sentience／sentence（知觉／句子、判决）相互错接；court 既是球场，也是法庭。〕 （1981） ### 正确路线 一个幽灵正在地球上徘徊：喜剧的幽灵。东方和西方、“左”与右、权力的皮条客和财产的财产——商人和官僚、社会主义者和社交名流、政治委员和神职人员、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所有这些肥猫和冒牌货，以及他们列队行进的蠢货与被弄傻的工具，都同心协力，想驱除那些*贴着他们雷达下方飞过*的人所带来的嘲弄。捣蛋鬼一次次遭放逐、受束缚，最后却总能溜之大吉，换上无数面孔，让那些体制收容者在自己的粪便上滑倒。〔译注：faces（面孔）与 faeces（粪便）近音。〕他们永远抓不到那只哔哔鸟！ 如今，“让沉默可以被听见”的时候到了……把收音机关掉就行。诸神黄昏摇滚来了，而且不会走。“夺回夜晚”？何必满足于半吊子措施？对于不受老板支配、也没被收买的人，得手胜过记分，猎食胜过祈祷。让所有男女享乐主义者把（次）人道主义者扔进垃圾桶；让各地饥饿的莫洛克人吃掉富人；让游戏之人与卢德分子终结那至高无上的奴役——*工作*。抑郁者有理由处置压抑者。何不踏上反社会之路？它通往一种没有领袖、超越现实原则、永远狂欢的生活。〔译注：Ragnarok ’n’ roll 把“诸神黄昏”与 rock ’n’ roll 拼合；prey／pray 为“猎食／祈祷”；sociopath 通常指反社会人格者，此处又借 path（道路）引出下句。〕 经济向内崩塌，文化受到腐蚀，旧世界逐渐风化；就连浑浑噩噩的人也开始倾向奥勃洛摩夫式的懒散，而打卡钟上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末日决战迫在眉睫，有知觉的人和敏感的人最好确保反基督者*获胜*。这是自闭症对抗“应当主义”！死灵经济学已经破产：国家主义正在自行消亡。这是“他们”与“我们”之间一场不死不休的斗争：大猩猩与游击队，数量与质量，马克思主义者与格劳乔·马克思主义者，愚钝者与疯癫者，洛克与洛基，辛迪加与犬儒者，托派与欲火旺盛者，常识与共同体的感官欢愉，天主教徒与普世者，新教徒与抗议者，统治阶级与脱阶级者，静止者与无国家者，欢愉的否定——以及否定的欢愉。好极了！〔译注：oughtism 由 ought（应当）生造，与 autism（自闭症）近音；Necronomics 将“死灵”与 economics（经济学）拼合。原文这一连串对举还依靠 gorillas／guerrillas、Locke／Loki、Catholics／catholics 等语音、大小写或词义重叠。〕 笛卡尔式、摩尼教式、左脑／右脑式的结构主义二元对立，在你的脑沟上交错刻画，弄得你晕头转向了吗？跟卡伦·昆兰下棋，你会犹豫吗？你的谨慎——可不是你的假正经——值得称许，也但愿不会听命于人。你需要的是一种不同、却不怯懦的工业级意识形态，一次闯入“性交结构主义”（fuckturalism，拟译）的突袭，一场对北脑意识的、非光照主义式的照明，一头扎进三和弦政治和“不剩一点左翼”主义。太多才够！自助，就是自己拿！通过言语性爱争取解放吧：亲自看看“狡猾的语言学”怎样给口交增添一个全新维度。〔译注：cunning-linguistics 与 cunnilingus（舔阴）近音，兼用 oral 的“口头／口腔”双关。〕运用荒谬的力量，揭露权力的荒谬。你说你听见了不同的鼓手？也许是——但那打的是*切分节奏*吗？准许自己心安理得地把总体、它那无数获准存在的忠诚反对派，以及它精心设计来冒充替代方案的幻象，一股脑儿扔进垃圾桶。拒绝代用品！〔译注：fuckturalism 是自造词，这里依前文 structuralist 暂作“结构主义”的粗口改写；底本未解释其唯一词源。〕 经历几千年文明、几个世纪工业主义、几十年学校教育、几年电视、几个月摇滚乐、几分钟阅读之后，你有权——你有权听到*直截了当的实情*。〔译注：straight poop 的俚语义是实情，字面又可读成“一条直屎”。〕它就在这里：你一辈子听着的那个答案所对应的问题，*正确路线*： | 错误（INCORRECT） | 正确（CORRECT） | |---|---| | 镇静（Sedation） | 煽动叛乱（Sedition） | | 先锋政党（Vanguard parties） | 深夜派对（After-hours parties） | | 宗教自由（Freedom of religion） | 摆脱宗教的自由（Freedom from religion） | | 法律实务（Legal practice） | 打靶练习（Target practice） | | 行为主义（Behaviorism） | 不良行为主义（Misbehaviorism） | | 冥想（Meditation） | 预谋（Premeditation） | | 列宁主义（Leninism） | 列侬主义（Lennonism） | | 祷告（Praying） | 玩乐（Playing） | | 自由贸易（Free trade） | 粗野男色（Rough trade） | | 反文化（Counter-culture） | 反击文化（Countering culture） | | 错误（INCORRECT） | 正确（CORRECT） | |---|---| | 政治运动（Political movements） | 骨盆运动（Pelvic movements） | | 爸爸（Dad） | 达达（Dada） | | 启示（Revelation） | 革命（Revolution） | | 战争（Wars） | 妓女（Whores） | | 古典自由派（Classical liberals） | 洛可可激进派（Rococo radicals） | | 理性（Reason） | 叛国（Treason） | | 教派（Sects） | 性爱（Sex） | | 死刑（Capital punishment） | 惩罚资本（The punishment of capital） | | 原子能（Atomic power） | 失范之力（Anomic power） | | 律师（Lawyers） | 抗法律师（Scofflawyers） | | 恐同症（Homophobia） | 恐法症（Nomophobia） | | 政教分离（Separa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废除教会与国家（Abolition of church and state） | | 顾问（Consultants） | 侮辱者（Insultants） | | 选举（Elections） | 勃起（Erections） | | 武力（Force） | 闹剧（Farce） | | 历史唯物主义（Historical materialism） | 歇斯底里唯物主义（Hysterical materialism） | | 种族主义（Racism） | 抹除主义（Erase-ism） | | 神经症者（Neurotics） | 情欲（Erotics） | | 积极思考（Positive thinking） | 积极饮酒（Positive drinking） | | 自由意志主义者（Libertarians） | 放荡者（Libertines） | | 电视（TV） | 异装者（TV’s） | | 神学家（Theologians） | 新说家（Neologians） | | 外交事务（Foreign affairs） | 异国私情（Foreign affairs） | 〔译注：表中保留英文以呈现近音、拼字与多义双关。TV’s 依双关语境推读为 transvestites（异装者）的缩写；Nomophobia 在这里由表示“法”的词根构成，指恐法。〕 **轻浮是第四维！** *正确路线* 〔译注：line 既指政治“路线”，也指一条线；原版框内实际画着一条横线。〕 （1981） ### 落魄分类广告 〔译注：原题 Déclassé(fieds) 将 déclassé（失去阶级身份、落魄）与 classifieds（分类广告）拼合。以下依原版先读左栏、再读右栏的顺序排列。〕 **职位空缺：**俯卧或仰卧。是上进，还是上床？是付钱，还是玩乐？是起床，还是勃起？是工作，还是偷懒？别把欲望裁小！工作之后，没有人生。*反工作工人（Workers Against Work）。*〔译注：positions 兼指职位与姿势；get on／get it on、get up／get it up 分别叠合上进／性交、起身／勃起。〕 **新时代／新工资信徒请注意：**好咒语难找。水瓶座时代：整体大屠杀。*无神论共产主义者（Godless Communists）*，收件人：苏菲·塞尔斯（Sufi Sales），失智导师（Dementor）。〔译注：New (W)ageists 把 New Age 与 wage 拼在一起；Wholocaust 把 whole／holistic 与 holocaust 拼合；Dementor 将 dementia（失智）与 mentor（导师）相接。〕 **马克思挂科：**毛派：马克思主义的统一教信徒。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的忠诚反对派。左翼主义：事业太多，成效太少。为什么不一直向左，左到把左翼都甩在身后？左翼笨手笨脚，自己来场革命吧！*什么也不剩的左派（Nothing-Leftists）。*〔译注：Failing Marx 与 failing marks（不及格分数）近音；gauche 在法语中意为左，在英语中可指笨拙失礼。〕 **招募“没有奴隶的主人”**，以补全情欲序列：多妻者、酒神女信徒、持照者和四音者（也考虑三音者）。不许带宠物——反狮可以。*傅里叶帮（Gang of Fourier）。*〔译注：相关分类词暂按字面译出，原文为 polygynes、bacchantes、licentiates、tetratones、tritones；“反狮”照原版 anti-lions 保留。Gang of Fourier 戏改“四人帮”Gang of Four。〕 **自由派：**每当有人提起左轮手枪，他便伸手摸向自己的文化。进步？未来已经过时。为什么要让文化自行发展？*厌人学家（Misanthropologists）。* **相同者征求相同者。**唯我论者征求自己，求得多余的对称。让我们一起独处吧。*内卷革命者（Involutionaries）。* **休闲：**如何让玩乐奏效。去你家，还是去《我的奋斗》？玩就玩真的！*不良行为主义者（Misbehaviorists）。*〔译注：Your place or Mein Kampf 戏改 Your place or mine?（去你家还是我家？）。〕 **地狱，萨尔瓦多？**和平太重要，不能交给和平主义者，更不能交给左派。少些消极主义，多些和平主义！*和平贩子（Peacemongers）。*〔译注：(H)El(L), Salvador? 在 El Salvador 的 El 两侧添入 H、L，拼出 hell（地狱）；left 同时有“留下、交给”与“左派”的意思。〕 **受教育，就是受统治。**尽情享受杀学究的快感吧——别剥夺自己弑说教者的乐趣！与其解雇有偏见的教师，何不“带着偏见”终结教师？能做的去做；不能做的去教——不愿做的，就反击！宁要布伦达·斯宾塞，也不要赫伯特·斯宾塞！*弑师者（Pedagogicides）。*〔译注：pedanticide、didacticide 与 pedagogicide 分别将学究、说教、教育词根同“杀”组合；terminate 兼有解雇与终结之意，with prejudice 又可用于法律中的终局性处置。〕 **道德主义：**为事业效力……造成奴役。“我”占多数！*马克思主义—施蒂纳主义者（Marxist-Stirnerists）。*〔译注：The I’s have it 戏改表决用语 The ayes have it（赞成票占多数）。〕 **新浪潮：**在黑胶上枯萎。很有品位，是吧？感到无聊，就是令人无聊。这是艺术，可它好吗？*玄想装腔客（Pata-Poseurs）。*〔译注：withered on the vinyl 用 vinyl（黑胶唱片）戏改 vine（藤蔓）。〕 **处境——国家——不好？**哪有好的。上层建筑很卑下。砸烂法条主义！*不识时务的政客（Impoliticians）。*〔译注：state 兼指状态与国家；base 兼指基础与卑劣；lexism 以“法”作词根生造，Impoliticians 将 impolitic 与 politicians 拼合。〕 **伴侣：**战术核家庭。卖淫：买性恋。少点性别歧视，多点性爱！别让他们吊销你的放荡执照。*高潮美食家（Orgastronomes）。*〔译注：buysexuality 以 buy（购买）戏改 bisexuality（双性恋）；licentiousness（放荡）呼应 license（执照）；Orgastronomes 将 orgasm 与 gastronomes 拼合。〕 **法律：**犯罪的唯一原因；“伤人行业”中首当其冲的一个。为什么不试试抢劫，获得一点“举起手来”的经验？犯罪就是自助的反律法主义。没有生命的法律——还是没有法律的生活？你来判。*恐法者（Nomophobes）。*〔译注：hurting professions 戏改 helping professions（助人行业）；hands-up 戏改 hands-on（亲手实践）。〕 **殖民太空？**最好先从你两耳之间的真空开始。“企业号”不过是一艘垃圾驳船。与其降低重力，何不提高轻浮度？未来主义是反动的。何不来点科学摩擦？帝国三振出局……愿闹剧与你同在！把词句调到击昏档！*阿尔托D2（Artaud D2）。*〔译注：gravity／levity 同时牵涉重力／轻巧与严肃／轻浮；science friction 戏改 science fiction；farce（闹剧）替换 force（原力）；phrases（词句）替换 phasers（相位枪）；署名把阿尔托与 R2-D2 拼在一起。〕 **人咬上帝！**圣饼狂热，一种圣事疾病。看波兰教宗把酒变成水！弑神是一项没有受害者的罪行。*灵长类／首席主教（Primates）。* **正义——正如我们所料：**来的不是正当程序，而是《审判》（der Prozess）。要让那帮三件套西装客败诉——又名“粗花呢帮”（Tweed Ring）——就该哀诉，别当原告……来一次刑事上诉吧！*变法者（Translexuals）。*〔译注：Justice we thought 戏改 Just as we thought；nonsuit（驳回诉讼）与 suit（西装）相叠，Tweed 同时是姓氏与粗花呢；plaintive／plaintiff 为“哀诉的／原告”，appeal 兼有上诉与吸引力之意；Translexuals 用表示“法”的 lex 戏改 transsexuals。〕 **拔掉电源**，让电台传教士闭嘴。少点听觉宗派，多点口交！*狂言者（Ranters）。*〔译注：aural sects 与 oral sex 近音。〕 （1981—1982） ### 时兴与过时 〔译注：原题为 *INS & OUTS*。IN与OUT在这里指时兴与过时，也保留着“在里头”与“在外头”的意思。下面按原版先左栏、后右栏的次序排列。〕 | 过时了（OUT） | 时兴了（IN） | | --- | --- | | 感情（affection） | 矫情（affectation） | | “孤注一掷”（go for broke） | 破产（going broke） | | 思考（mentation） | 整齐划一的管制（regimentation） | | 创造力（creativity） | 神创论（creationism） | | 毒品（dope） | 蠢货（dopes） | | 罢工（strikes） | 先发打击（first-strikes） | | “回归土地”（back to the land） | 被逼到墙角（backs-to-the-wall） | | 现实（reality） | 房地产（realty） | | 淫秽（the obscene） | “圈子”（the “scene”） | | 过时了（OUT） | 时兴了（IN） | | --- | --- | | 地中海果蝇（the Medflies） | 联邦政府的谎言（the Fed lies） | | 猛烈抨击（diatribes） | “部落”（the “tribes”） | | 沉醉（intoxication） | 毒性（toxicity） | | “船民”（the “boat people”） | 错过了船的人（the miss-the-boat people）〔译注：miss the boat也指错失良机。〕 | | 朋克（punk） | 胡扯（bunk） | | 威廉·赖希（Wilhelm Reich） | 第三帝国（the Third Reich） | | 激进分子（radicals） | 辐射（radiation） | | 69 | 666 | | 波希米亚式生活（Bohemianism） | 波希米亚森林（the Bohemian Grove） | | 时兴了（IN） | 过时了（OUT） | | --- | --- | | “混出名堂”（making it） | 搞上别人（making somebody else） | | 波兰工人 | 美国工人 | | 九位数的邮政编码 | 三位数的智商 | | 阉割（castration） | 严厉谴责（castigation） | | 设计师牛仔裤（designer jeans） | 优良基因（superior genes） | | 保守主义（conservatism） | 环境保护（conservation） | | 伴侣至上主义（couplism） | 交媾（copulation） | | 积极思考（positive thinking） | 积极喝酒（positive drinking） | | 民族主义（nationalism） | 拒不服从主义（insubordinationalism） | | 时兴了（IN） | 过时了（OUT） | | --- | --- | | 核武器（nukes） | 怪人（kooks） | | 太空计划（the space program） | 让你的程序化思维神游天外（spacing out your programming） | | 有机的（organic） | 性高潮的（orgasmic） | | 现实政治（Realpolitik） | 不识时务者（the impolitic） | | 独身（celibacy） | 庆祝（celebration） | | 自由意志主义者 | 自由 | | 英雄崇拜 | 英雄气概 | | 像你这样的装腔者（poseurs） | 像我这样的弄文者（proseurs）〔译注：proseurs是借prose“散文”改造poseurs而成的词。〕 | | 罗纳德·里根 | 小得不能再小的枪——唉！ | 把时兴的赶出去，让过时的挤进来，结果仍是里头在里头，外头在外头。里头总是罪孽那头。外头总是局外。要把这个世界里外翻转，就砸碎那面镜子——或者跨进去……跨到莫比乌斯带的*另一*面。〔译注：原文继续以in／out作文字游戏：inside“里头”与sin side“罪孽那头”相扣，out of it又有不在状态、置身事外之意。〕 （1981，1982） ### 你分得清割喉凶手与气管切开术医生吗？ #### 二十个问题 1. 如果胎儿就是一个人，为什么它看起来像一只蒸熟的大虾？ 2. 广告牌是在给“通勤者编程”吗？〔译注：commuter programming戏改computer programming“计算机编程”。〕 3. “朝圣者”是第一批船民吗？ 4. 沉默的大多数信奉哈波·马克思主义吗？〔译注：Harpo Marxism把不在表演中开口的喜剧演员哈波·马克斯（Harpo Marx）与Marxism“马克思主义”拼接起来。〕 5. 禁止廉价手枪，会造就档次更高的罪犯吗？ 6. 朋克们不是已经变成无聊的年轻屁精了吗？ 7. 清理狗屎的条例意味着法律更多、粪秽更少吗？〔译注：law与ordure“粪秽”戏改law and order“法律与秩序”。〕 8. 如果耶稣还要再来一次，他的不应期是多久？〔译注：coming既指降临，也可指性高潮；不应期指高潮后暂时不能再次达到高潮的一段时间。〕 9. 如果人有财产权，我该到哪里登记领取我的那份财产？ 10. 素食者为什么咬指甲？ 11. 里根分得清真正贫困的人与真正贪婪的人吗？〔译注：truly needy与truly greedy构成近音对照。〕 12. 老板们才是真正的“时间大盗”，不是吗？ 13. 如果上帝想让我们吮鸡巴，他难道不会给我们长嘴唇吗？ 14. 鲸鱼会致癌吗？ 15. 里根经济学就是研究“大屠杀—收益分析”的科学吗？〔译注：holocaust-benefit analysis戏改cost-benefit analysis“成本—收益分析”。〕 16. 波兰教皇是靠橄榄球奖学金进入枢机团学院的吗？〔译注：College of Cardinals指枢机团；college又有学院之意。〕 17. 那些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的人，为什么有报销账户？ 18. 如果姐妹情谊如此强劲，女权主义者难道不该更常冲洗阴道吗？〔译注：powerful既指强有力，也可形容气味浓烈。〕 19. 人们为什么不认真对待轻浮？ 20. 何不取消阶级社会？〔译注：cut class意为逃课；class又指阶级，原文为cut class society。〕 ::: verse **如果你**想看到少一点装腔者、多一点反对者； 面对步枪时，比过去少了些退缩； 穷得无力负担那套仪式； 大发密宗式脾气； 更擅长触摸，而不是更懂圆滑； 认为基督教是有史以来被兜售的最伟大故事； 渴望另一种另类； 对病人毫无耐心； 喜欢“6669”； 反对先发打击，主张总罢工； **那么**你早就知道—— **工作比我们的叫嚷更糟。** ::: 〔译注：这组句子串用英语双关：posers／opposers（装腔者／反对者）；原书的recoiless把recoil less“少些退缩”与recoilless rifle“无后坐力炮”叠合；temper tantrics以密宗tantra的词根改写temper tantrums“大发脾气”；tactile／tactful（触觉的／圆滑得体的）；The Greatest Story Ever Sold把Told“讲述”换成Sold“兜售”；patience／patients（耐心／病人）；strike兼指打击与罢工。结句原文为“Arbeit Is Worse Than Our Bark”：德语Arbeit意为工作，发音近英语our bite“我们的咬”；bark为吠叫，借用了比较“咬”与“叫”的成语。〕 （1982） ### 超现实主义者的归宿：混排配对！ 〔译注：两栏是原作者故意打乱的配对题，同行项目并不是已经给出的答案。保留原有排列次序。〕 | 人物 | 归宿 | | --- | --- | | 安德烈·布勒东（Andre Breton） | 外交官 | | 斯蒂夫·施瓦茨（Steve Schwartz） | 天主教宗教画作者 | | 艾梅·塞泽尔（Aime Cesaire） | 爵士（粪土）〔译注：原文Knight (soil)以knight“爵士”与night的同音，拼出night soil“粪肥”。〕 | | 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 | 写了一本关于艺术的长篇著作 | | 赫伯特·里德（Herbert Read） | 共产党官员 | | 奥克塔维奥·帕斯（Octavio Paz） | 行业记者 | | 萨尔瓦多·达利（Salvador Dali） | 种族民族主义者 | （1982） ### 唇枪舌剑 #### 格言语法 〔译注：副题Epigrammar把epigram“格言、警句”与grammar“语法”合为一词。〕 > “‘挑衅性’言辞——仅仅一经说出就会造成伤害，或者有可能立即引发破坏治安行为的言辞。” > > ——查普林斯基诉新罕布什尔州案（*Chaplinsky v. New Hampshire*），315 U.S. 568，571—572（1942年） > “每次引用，也都是一次诠释。” > > ——格奥尔格·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 〔译注：下列署名大量拼合或改写人名；并列保留英文，以保存这些文字游戏。〕 #### 意识形态家 > “虚无主义者说：我要一个长着鳍的世纪。”——阿尔弗雷德·雅里·科尼利厄斯（ALFRED JARRY CORNELIUS）〔译注：世纪原文用法语siècle，fins为英语“鳍”，戏拆法语fin de siècle“世纪末”。〕 > “自由意志主义者在浴室里做时间与动作研究。”——库尔特·盎格鲁—撒克逊（KURT ANGLO-SAXON） > “而且他们还在卧室里做成本—收益分析！”——朱迪·福斯特—尼采（JODIE FÖSTER-NIETZSCHE） > “马克思主义者不过是改变了世界；至于要点，却在他们脑袋尖上。”——巴枯宁·鸡蛋（BAKUNIN EGGS）〔译注：point既指要点，也指尖端；这里戏改马克思关于改变世界的名言。〕 > “少些放任自流，多些处世本事！”——艾茵·克鲁格兰德（AYN KRUGGERAND）〔译注：原文以法语laissez-faire与savoir-faire相对。〕 > “你要‘立即实现无政府状态’？真希望我能有你这样的耐心。”——佩特罗尼乌斯·阿尔拜特（PETRONIUS ARBEITER） > “他们说‘自由市场’——可为什么总是在加价呢？”——洛克菲勒牡蛎四世（OYSTERS ROCKEFELLER IV）〔译注：free也指免费；market up戏改mark it up“把价格抬高”。〕 > “左派右派对彼此说的一切都是真的。”——马尔科姆·性（MALCOLM SEX） > “凡是不相信纸币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欢迎把自己的纸币全寄给我。”——麦角酸·斯普纳（LYSERGIC SPOONER） #### 新闻 > “少管枪，多管恶棍！”——勒尼德·手枪法官（JUDGE LEARNED HANDGUN），对小奥利弗·温德尔·奥姆（OLIVER WENDELL OM, JR.）说〔译注：gun“枪”与goon“恶棍”近音。〕 > “每个不是庇隆的阿根廷人，都仰面躺着。”——乔治·伯纳德·普肖（GEORGE BERNARD PSHAW），对约翰·狗屁（JOHN BULLSHIT）和威廉·泥潭（WILLIAM MORASS）说〔译注：Peron“庇隆”与prone“俯卧的”近音；supine既指仰卧，也指消极顺从。〕 > “别放弃羊群！”——高乔·马克斯海军少将（REAR ADMIRAL GAUCHO MARX）〔译注：以sheep“羊”替换Don't give up the ship“决不弃舰”中的ship“船”。〕 > “所谓‘政府强行给鲍勃·阿瓦基安定罪’，是一节密闭的货车车厢吗？”——艾玛·金砖（EMMA GOLDBRICK）〔译注：railroad既与铁路运送有关，也指以不正当手段强行定罪。原文the Government's railroad of Bob Avakian借此设问。〕 > “等你们看清他们皮肤的白色再开枪。”——小马丁·路德·怪癖（MARTIN LUTHER KINK, JR.），对贫民区·马克斯（GHETTO MARX）说〔译注：将“等看清他们的眼白再开枪”中的眼睛换成皮肤。〕 #### 性 > “给我一个立足之地，我就坐到你脸上。”——弗吉尼娅·登塔塔（VIRGINIA DENTATA），对尤尼·米切尔（YONI MITCHELL）说 > “你想让别人怎么干你，就怎么干别人。”——野性·福西特（FERAL FAWCETT） > “给我自由，要不就替我口交！”——莫比乌斯·迪克（MÖBIUS DICK），对安迪·霍尔霍尔（ANDY WHOREHOLE）说〔译注：give me head指替我口交；戏改“给我自由，或给我死亡”。〕 #### 信仰 > “乘上精神飞机的人，错过了船。”——圣雄·宣传甘地（MAHATMA PROPAGANDHI）〔译注：plane既指层面，也指飞机；miss the boat又指错失机会。〕 > “你要是转过另一边脸，那边也会挨上一巴掌。”——强盗·杨（BRIGAND YOUNG） > “薄伽梵，胡扯！去吧，别再禅了。”——豆腐·满洲（TOFU MANCHU）〔译注：Go, and Zen no more以Zen“禅”替换Go, and sin no more“去吧，不要再犯罪了”中的sin“犯罪”。〕 > “信徒被提？走了倒好！”——肛门·罗伯茨（ANAL ROBERTS）〔译注：Rapture“被提”指信徒被接升天。〕 > “当然，犹太人是杀死基督的人，可他们最近又为我们做了什么好事？”——基甸·荡妇（GIDEON STRUMPET） > “老兄，能赏我个范式吗？”——埃尔默·甘特里（ELMER GENTRY）〔译注：原文Buddy, can youse paradigm?借paradigm“范式”戏改Buddy, can you spare a dime?“老兄，能给一毛钱吗？”〕 > “别滚开那块石头！好端端的，别去动它！”——点火·迪斯洛约拉（IGNITION DISLOYOLA） #### “圈子” > “你要是知道‘装腔者’这个词怎么拼，你自己就是一个。”——莫洛克·福尔摩斯（MORLOCK HOLMES），对居伊·D.·滑板（GUY D. SKATEBOARD）说〔译注：装腔者原文为poseur。〕 > “新浪潮，就是把一枚别针别在你的时髦上。”——多毛的黛比（HAIRY DEBBIE）〔译注：chic“时髦”替换了cheek“脸颊”。〕 > “历史就是朋克。”——亨利·弗诺德（HENRY FNORD）〔译注：punk“朋克”替换History is bunk“历史就是胡扯”中的bunk。〕 #### 其他毒笔随想 〔译注：原题OTHER POISON-PENSEES，将poison pen“恶意的笔锋”与法语pensées“思想、随想”拼合。〕 > “模仿是最真诚的蔑视。”——瓦特·泰诺（WAT TYLENOL） > “艺术家都神经过敏。”“你是说，他们就该被高高吊起来！”——化名·博斯（PSEUDONYMOUS BOSCH）与野蛮人俄南（ONAN THE BARBARIAN）〔译注：high-strung指神经过敏，strung up则是被吊起来。〕 > “必要性使我们全都成了母亲。”——安妮特·庞奇内洛（ANNETTE PUNCHINELLO），对帕蒂·受骗者（PATTY DUPE）说 > “既然你这么富，为什么却不聪明？”——芯片·硅胶（CHIP SILICONE），对穆菲·潜水员（MUFFY DIVER）说 > “刻薄总比平庸好。粗俗也很不错！”——詹姆斯·流浪汉（JAMES VAGABOND）〔译注：mean与average都可指平均值，但mean也指刻薄，average也指平庸；fine既指不错，也指精细，coarse则指粗糙、粗俗。〕 （1983） ## 第三部分　诉诸理性（1982—1984） ### 引言 1980 年劳动节，我参加了一场自己曾协助组织的活动：“摇滚反工作”。这是对“摇滚反种族主义”之类朋克政治活动的戏仿。我在那里认识了约翰·布赖恩。他曾办过地下报纸，后来又创办了一份名叫《诉诸理性》（Appeal to Reason）的新地下报纸，面向六十年代那一代的嬉皮士左翼。布赖恩喜欢我，也喜欢我的传单，尽管它们往往惹恼他的读者。他让我开设了一个专栏，起了个不大恰当的名字：“诉诸叛逆”（Appeal to Treason）。〔译注：Reason 与 Treason 音近，后者意为叛国、背叛。〕 正如可以预料的，我和这个勉为其难的选举社会主义者之间，不免发生摩擦；然而，他给我的言论空间，比任何其他人提供的都少受束缚，这里尤其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媒体。当时我也正逐渐停止制作传单；报纸专栏在形式上，虽然退回了我最初试图避开的表达方式，却还算过得去地取代了传单。布赖恩最后一期报纸沿用了他以前的报名《开放城市》（Open City），针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出版，刊载了我对大会的报道——本书未收入——以及《费林盖蒂的政治神学》。 ### 反核恐怖，或：我感到一阵千禧年狂热 〔译注：副题 I Feel a Chiliasm 把千禧年主义、末世救赎的狂热，与“I feel a chill”（我感到一阵寒意）之类说法揉在一起。〕 几年前，我有个嬉皮士室友，对朋克不屑一顾，说：“你不能老是宣布，世界末日后天就到。”他说得对，而且不仅因为朋克的半衰期，是迄今所有反文化中最短的。恐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当人们确实有理由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凡是沾上核字的事情就是如此。不过，即使不考虑这种经历伴随的、让人失去行动能力的痛苦，恐惧作为动力也有其限度。“最新左翼”——反战／反核的反对力量——若不尊重这些限度，就可能自己绊倒自己。 恐怖——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被训练得有选择地憎恶的那种“恐怖主义”——大概能够引出恐吓者想要的几乎任何反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但它在某些用途上，比另一些用途有效得多。历史上，它最擅长的始终是把人蒙吓进战争；直到最近，欧美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战争本身的恐惧，压过了对官方钦定的“敌人”的恐惧。 核战争那种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给反战活动者提供了一种阴险的诱惑：去恐吓那些恐吓者。里根那套陈旧的“赤色恐怖”，跟全球生命灭绝相比，算得了什么？就算对冷战神话还抱有几分信任，任何傻瓜也都看得出，最近那座核电站所构成的威胁，会让远方几个香蕉共和国的叛乱分子显得几乎只是幻影。让我们的三边委员会暴君反吃一记，是他们活该；但替他们效劳，就对了吗？〔译注：原文以 serves them right“活该”和 serve them“为他们效劳”作双关。〕 说得过分简单一些：人们能够被吓着去做的事情，大致也就是能够被强迫去做的事情。暴力与恐惧，能够阻止人们做几乎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也能够强迫他们完成一些相当简单的任务，但它们无法号令创造力或想象力。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田间奴隶可以被鞭打着干活，但也有个限度；奴隶手艺人却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在法律上，他们同样任凭主人摆布。法律若越过日常现实的界限，就得自担风险。制造一个吓人的妖怪很容易，“最新左翼”也已经这样做了，理由也许比它的所有前辈都更充分。但一、二、三——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 自己煽起的歇斯底里，最后只会变成精疲力竭，或者出卖自己。如果反战末日预言家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很快就会自我毁灭，我们也不必再为国家主义、阶级社会之类琐碎的边缘问题操心了。倒不如祝我们的继承者——蟑螂——好运：它们终于摆脱“黑旗”牌杀虫剂的蹂躏，轮到它们试着进化，直到有朝一日能把黑旗举作自己的旗帜。〔译注：Black Flag 既是杀虫剂品牌，黑旗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 但如果——正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都假定的那样——核浩劫和生态灭绝短期内都不会发生，那么，既然还有时间做任何事，也就还有时间怀疑：狂乱是否真是获救的捷径。一个运动竟然把这些人都包罗进来：主张核冻结的共和党人、主张核冻结的天主教徒、主张核冻结的工会大佬、主张单方面核冻结的斯大林主义者、暂时下台后主张核冻结的战争贩子，等等；你不能不打个问号。他们都站在一把伞下，还是一顶马戏团帐篷里？这种来者不拒，也许掩盖了两类人的根本区别：我们这些渴望和平、健康、自由和快乐的人；以及他们那些人——除了想必跟我们一样不愿被汽化之外，他们把否定我们的愿望当成自己的事务，说白了，当成生意来做；而就在十分钟前，他们还是那个制造了这场危机的体制的支柱。 我并不是提倡向各种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理论例行顶礼膜拜，把核武器以及从电子游戏到发梢开叉的一切邪恶，全都归结为某种魔鬼般的抽象概念：资本主义、不信宗教、用错了半边大脑、长着一根阴茎，等等。绝对不是。正是这种——姑且找不到更好的词，就叫它“思想”吧——把我们弄进了眼下这摊烂局面。反核者有权捍卫自己对核主义本身恶性的认识，抵御各种机会主义左翼和／或道德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后者总想吞并这个议题，为自己所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天核武器是从火星掉到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它们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产物，后来各色斯大林主义与民族主义政权才加入进来。那些按最低公分母办事、温和地交换人情的家伙，他们的反核热忱才是天真或虚伪的；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只不过在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核武器，是一个孕育核武器的社会所生出的弑父之子。 当那些“体面”的反核建制派争辩说，冻结是合理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有能力把所谓敌人灭绝许多遍——这不恰好证明，选举政治对核冻结的迷信，是何等彻底地不够用吗？ 尽管——甚至正因为——我们确实有充分理由害怕，我们也必须少诉诸恐惧与仇恨，多诉诸爱、情欲、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想象、希望与欲望。归根结底，我们渴望的是**生活**，不是仅仅凄惨地苟活；何况，不彻底推翻制度、不彻底重估价值，我们几乎肯定连苟活也得不到。只有财富之神普路托，才会否认自己是钚的父亲。〔译注：Pluto 与 plutonium“钚”同源，这里把财富统治与核威胁相联。〕我不得不同意鲍勃·布鲁贝克写下的话：“在我看来，一个批判日常生活、却从不提核武器的运动，远比一个批判核武器、却从不提日常生活的运动深刻。” （1982） ### 让我们捕食吧！ 〔译注：Let Us Prey 与祷告用语 Let Us Pray“让我们祈祷”同音。〕 多亏“道德多数派”，如今又可以反宗教了——至少可以稍微反那么一点点。不过，广播里的反动派和靠直邮宣传的大男子主义猪，只有那些最粗暴、最张狂的恶行，才会招来哪怕客客气气的批评。真可惜，因为你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多半还会再挨一巴掌。当原教旨主义者开始在基佬周围堆柴捆时，我们可别只顾着痛斥这违反消防规定。〔译注：faggot 既指柴捆，也是对男同性恋者的侮辱性称呼；原文借双关讽刺宗教迫害。〕 面对现实吧：宗教右翼那股咄咄逼人的冲劲，把敌人们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打法耍得团团转。压制人的右翼正在进攻，也令人作呕；那些被打得晕头转向、却还出拳留力的“进步派”，只会被动应付。与多数拿“激进”一词装点自己的人不同，这些敬神者真是激进。他们乐于重写、甚至撕碎自己尊奉的宪法。他们决意打破社会与性的现状。他们对一个神权“新秩序”有着目光如豆的愿景。他们是动真格的。 相比之下，自由派和左翼却是犹豫不决、退缩自守的保守派：一群魏玛式瘫痪者，不肯把别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施到别人身上。为什么不肯？ 直到不久以前，左翼还觉得，重新搬出马克思和巴枯宁对宗教的批判，既过时又不相干。他们口口声声要服务、私下却瞧不起的“大众”，仍然大体信奉稀释过的基督教，这一点并不让左翼领导人烦心。那不过又是一个把先锋队与普通成员区分开来的“蒙选者”标志，又一次提醒大家：为了芸芸众生自己的好，他们需要受到管束。 当然，只要对这些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们并不妨碍官僚们的首要目的：把人赶进自己的党和工会。到了六十年代，左翼继承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已经消散到这样的地步：“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对话”居然成了时髦。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尤其在殉难之后，取得了图腾般的地位；无数街道、学校、公园和建筑，纷纷以他的圣名装点门面，而除此之外一切照旧。新左翼玩弄神秘主义，这股倾向后来分化成一个能够自行维持的骗局亚文化：“新时代”。他们又和贵格会、宗教自由派，以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那些时髦的神父修女合作，开展反战活动与各种提升人道福祉的事业。 在自由派中，光是**提起**宗教，就既有失雅观，又会威胁新政联盟；正是这个联盟，把他们与天主教移民族群拴在一起。从肯尼迪崇拜，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那些激进自由派的热情宣言，一切都合力扼杀了重续潘恩和杰斐逊那种自由主义反教权传统的可能。当你一手拉着穿迷你裙的修女，一手拉着黑人浸礼会牧师，齐声高唱《我们终将胜利》时，要坚持伏尔泰式的真理，可就不容易了。 七十年代让事情更加糟糕。媒体制造的白人族裔／“安全帽工人”热潮，又得到某些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使大众的虔诚进一步免受它本该承受的批评与蔑视。尽管有贝里根兄弟，尽管有民谣弥撒和其他普世教会主义的化妆术，天主教会仍把它的数百万金钱，以及数百万被迷惑的奴仆，投入反对堕胎、强加道德法律的事业。 左翼毫无用处。它忙着分裂成无数特殊利益集团，每个都想占据那个令人眼红的“受害群体”位置；黑人似乎已经十分成功地占据了这个位置。继续高唱革命调门的列宁主义宗派，也自称某一特定群体——无产阶级——的代理人，然后不情不愿地添上其他群体：大家都得安抚女性，但有些人就是无法让自己替同性恋者说话。然而，无论哪一种，都已放弃对整体的批判。与十年前相比，左翼组织更多了，左翼人数反而更少了；实际发生的，不过是几个小本经营的团体，在支持者群体政治的伪多元体制中，取得了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位置。这种妥协的必要条件，当然是一种心照不宣：彼此不揭短，尤其不揭大家共有的短处。处于守势、凡事求稳的左翼，大概跟它们会处理“犹太人问题”一样，绝不愿碰“宗教问题”。 至于自由派……什么自由派？索尔·阿林斯基曾说——同类才认得同类：“自由派，就是争论一旦变成打架，就离开房间的那种人。”接着又来了宝瓶时代。伙计，赏个“范式”行不行？〔译注：Buddy, can youse paradigm? 戏仿乞讨歌名 Buddy, Can You Spare a Dime?，以 paradigm“范式”嘲讽新时代行话。〕新时代信徒，把反文化——也就是玩乐中的新左翼——里面最糊涂、自恋、妥协苟合的潮流，愚蠢地混合成一种新的认命宗教。早先的宗教狂热者，至少还会彼此揭露、相互痛骂，制约对方过火的行为。可是在新时代，一切宗教都是真的。我好，你也好。这一次，问题不会自行消失。不必多谈最近那次选举有多丢脸：自由派使出男人的全力，也使出女人的全力，争着在“孩子、厨房、教会”上的虔诚胜过对手，终于靠嘴把自己说进了完全活该的惨败。〔译注：Kinder, Küche, Kirche 是德语“三 K”口号，把女性限制于家庭与宗教角色。〕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左翼残渣，被新右翼及其好战的社会保守主义打得措手不及，连“先锋”也没站好岗，毫不奇怪。知识界这群自封的历史仆人，一如既往，没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反倒聪明反被聪明误。左翼忙着研究解放神学，竟忘了：从 1936 年佛朗哥的卡洛斯派突击队，到今天霍梅尼的革命卫队，无论何时何地，宗教狂热分子始终都是反动派的尖刀，而且是割喉的尖刀。 作为目的论者，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以为现代性的全部装束——技术、民主、人文主义等等——是一整套配给的。新右翼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高科技宣传攻势，成功推销最荒唐、最恶毒的厌女、虐待狂和非理性观念，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当然，这一招戈培尔早就用过。他们从未明白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试图告诉他们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可左翼并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实证主义偏见，而是纠缠宪法上的技术细节，尽管他们自己曾经极力把这些东西相对化。他们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冷战自由派一样，无论背叛多少自身价值，在挥国旗这件事上，也永远比不过右翼。 面对右翼卷土重来的高涨声势，左翼之所以无能为力，秘密就在于：他们共同点太多。左翼人士，就是刚把脚从嘴里抽出来，马上又朝自己脚上开枪的人。 强硬右翼指责左翼假装中立，却在公立学校和其他地方，强加自己的“世俗人文主义”价值。右翼显然是对的，还能怎样呢？如今，那些撸肉棒、敲《圣经》的家伙，觉得轮到**他们**按照自己的洪水时代口味，重写剧本了。自由派假装进化论是“科学”，而创世论是“神学”；这充其量只是一个细微的区别。论起源，创世论显然属于基督教；可论起源，进化论也一样，它不过是基督教那种超越性的千禧年本质，披上薄薄世俗外衣之后的一次“圣体变质”——正是这种历史维度，把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区分开来。那又如何？右翼疯子追问，为什么避孕教育可以进入强制性公立学校，祈祷却不可以，他们确实抓到了点什么。人们完全可以站在原则立场上，反对强制学校教育，也就是国家强制的思想控制，从而彻底迂回越过这套庸俗的中产阶级道德。可左翼和自由派根本不这样做。 马克斯·施蒂纳的责问，至今仍一针见血：“人啊，你的头脑闹鬼了；你的脑子里有轮子在转！”宗教始终代表着压制永远可能发生。上帝，这个终极父权家长、绝对权威，力图巩固自己的独裁，“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但祂有帮手，不只是那些自觉信奉基督教的混账，也包括所有觊觎祂的权力、模仿祂的方法的人。每一帮先锋队，都是翻新的耶稣会。每一种等级制，都是“存在巨链”的微缩模型。所有“战斗分子”，都属于“战斗中的教会”。 左翼从未抛弃它从基督教那里继承的人文主义道德说教。从卢梭到列宁，更不用提从鲍勃·阿瓦基安到马里奥·科莫这些小角色，他们鼓吹负罪、克己、殉道、自我消隐、服从、工作——一句话，宗教。道德主义，就是把真实而具体的个人，以及他们面对面结成的、充满激情的群体，献祭给外在的抽象“事业”和伪共同体：国家、党、无产阶级、拉丁族群、姐妹情谊，等等等等，直到令人作呕。如果上帝死了，道德主义就是祂怀恨留给我们的末日机器。 人们渴望共同体，渴望感受到一种感性，超越工程师、簿记员和规划者那种贫乏而斤斤计较的理性。这种渴望，无法靠贬损人的宗教虔诚来满足，因为它甚至达不到饱满的实践理性；唯有一种把实践理性包括在内、又超越它的超理性飞跃，才能满足。“理性是能量的界限，或外在圆周”（布莱克），并不是终极的、警察似的绝对命令。把弗洛伊德倒过来说：哪里曾经有自我，哪里也将有本我。 不过，超现实主义学院派那些神经紧张、矫揉造作的亵渎，也应当避免。正如拉乌尔·瓦内格姆所说：“往祭坛上撒尿，仍然是向教会致敬的一种方式。”尤其要紧的是，无论如何，都别干出一桩“艺术”行为。 对那些自由而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社会个人来说，无论献身牺牲主义，还是任何空洞的“个人主义”，都毫无意义；他们蔑视这个体制，也蔑视它那些友好的敌人。左翼右翼那些被意识形态附身的人，一直挡的是我们的路，并不是彼此的路；而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彼此。 构成永久问题的，不只是插手政治的宗教怪人，而是**宗教与政治本身**：吉本所谓王座与祭坛的永恒联盟，一切权威与威权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政教分离已经证明只是自由主义的海市蜃楼。取代神权统治的唯一真实选择，就是把教会和国家一并**废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让我们捕食吧！ （1982，1985） ### 一堆鲍鱼胡扯 〔译注：题名 A Bunch Abalone 以 abalone“鲍鱼”谐 a bunch of baloney“一堆胡扯”，讽刺反核组织“鲍鱼联盟”。〕 迪亚布罗峡谷的惨败，敲响了**官方**反核运动的丧钟。鲍鱼联盟的等级制头目——对不起，是“发言人”和“协调人”——抱怨说，封锁行动被贬成了一场媒体热闹。真稀奇，真稀奇！反核高层谋划多年，要在迪亚布罗制造的，难道不正是一场景观？ 鲍鱼联盟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实际干扰核电站运转，而是让人拍下他们看起来正在试图干扰的照片。他们难道不知道，在好莱坞说了算的是导演，不是演员？ 鲍鱼联盟上演了一场大肆炒作、预先编排的假对抗，除了操纵媒体，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显然，事先把违法意图告诉当局的人，就已经提前排除了任何关闭核电站的真正直接行动，无论非暴力还是其他方式。鲍鱼联盟始终回头张望着记者和政客，指望他们带来反核救赎。但是，赫斯特报系和其他媒体，已经不像六十年代那么好骗；显然，比起鲍鱼联盟这些翻新的嬉皮士，他们从那段被神话笼罩的过去，学到了更多。 不，这次操纵者自己被操纵了。而且他们活该：杰克逊·布朗四处拍马屁，反应堆四周设着**反核**检查站，防的却是那些不肯接受“非暴力”灌输、不肯服从鲍鱼联盟命令的反核活动者。在其他地方，鲍鱼联盟的克隆体或同类，甚至真的把不听话的人交给了警察。难怪迪亚布罗的参与人数少得可怜……如果不过是换一班看守，何必为此让人打破脑袋？〔译注：Browne-nosing 把歌手 Jackson Browne 的姓嵌入 brown-nosing“溜须拍马”。〕 鲍鱼联盟和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PG&E），对迪亚布罗的感情完全一样：双方都说反应堆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闲人免进”。正像 PG&E、五角大楼、天主教会，或任何列宁主义宗派一样，鲍鱼联盟也有由组织者、执法者和名人组成的精英，还有由被动、顺从、默默无名者组成的基层队伍；尽管他们以近乎邪教般的热情，崇拜“民主”和“去中心化”等理念。在一场归鲍鱼联盟所有的示威中，你得照**他们的**办法行事：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走人，否则有你好看。于是，新时代的参与式被动，映照出普遍社会关系中那种以苦难为常态的无力感。有鲍鱼联盟这样的敌人，PG&E 及其资产阶级／官僚靠山，就用不着朋友了。 讽刺的是，就连按它自己那套卑躬屈膝的标准，鲍鱼联盟的机会主义也是失败的。杰里·布朗和讲究法律与秩序的自由派，把这些出卖者也出卖了，而后者大概找不到下一个买主。鲍鱼联盟与巴比伦之间，连一角钱的差别都没有。 至于说迪亚布罗峡谷是一场**胜利**，就把这种说法，跟那些嬉皮士的幻想一起收好吧；他们已经说服自己，相信 1968 年真把五角大楼升上了空中。核工业在各地都正在自身重压下崩塌，导致迪亚布罗停摆的技术乱子，也许正好给 PG&E 一个顾全面子的机会，作战术撤退。鲍鱼联盟大肆强调“核反应堆恰巧建在地震断层上”这件事，既戏剧化地表现了 PG&E 对人命的彻底漠视，也削弱了总体反核论证：公用事业公司完全可以“妥协”，把瘟疫般的电站建到别处。鲍鱼联盟那种生态乌托邦式的狭隘眼界，会满足于在西海岸划出一个无核小圈子吗？就像“一国社会主义”一样，加利福尼亚唯我论，是一个愚蠢而自我挫败的骗局，在反核问题上如此，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也如此。 因此，所谓“反文化对建制媒体的本能敌意”（蒂姆·康纳语），放在迪亚布罗峡谷这件事上，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鲍鱼联盟的机器，以及类似机器，都是反核力量发展的桎梏。上头那帮公关人物，和下头那群受虐狂式的大众一样，都已经油尽灯枯。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官僚的官僚机构。靠着为报人和政客耍把戏，或者卖身接客，你不可能消灭核能。〔译注：do tricks 指耍把戏，turn tricks 指卖淫。〕 废除核能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废除权力**。〔译注：power 同时指电力与权力。〕 （1982） ### 左翼的临终仪式 〔译注：Left Rites 把“左翼仪式”与 last rites“临终仪式”相谐，同时碰上 left/right“左／右”的同音游戏。〕 在天文学里，“革命”（revolution）指转一圈，回到原处。对左翼来说，这个词似乎也差不多。左翼主义，按字面意义就是反动的。正如将军总在准备打上一场战争，左翼总在煽动上一场革命。他们欢迎它，因为他们知道它失败了。他们是先锋主义者，因为他们总是落在时代后面。跟一切领袖一样，左翼在跟着自己的追随者走时，最不讨人嫌；可到了某些危机时刻，他们又会走到前头，让体制继续运转。如果左／右这个隐喻有什么意义，那只能是：右翼处在某个东西右边，而左翼处在同一个东西左边。但如果革命意味着**走出队列**呢？ 如果没有右翼，左翼就得把它发明出来，而他们也确实经常这么干。比如：有计划地对纳粹和三 K 党大惊小怪，把这些懦弱的软虫最需要的恶名送给他们；或者，对“道德多数派”进行最低公分母式的共同谴责，以免有人不讲礼貌地攻击道德暴政的真正根源——家庭、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以及左翼和基督徒共同推崇的工作伦理。右翼也同样需要左翼：它在实践中的定义，始终就是反共产主义，不过披上了各色垃圾装束。于是，左右双方互为前提，也不断重新制造彼此。 坏年景的一项坏处，是反对变得太容易。比如，眼前的经济危机，被硬塞进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范畴。左翼由此把自己安放到那个历史角色里：改革那些附带的、尽管令人痛苦的弊端；只要把这些弊端妥善处理掉，就能掩盖体制的根本不公：等级制、道德主义、官僚制、雇佣劳动、一夫一妻制、政府、货币。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超出资本思考自身时最精致的那套办法？ 看看公认的当前危机震中：**工作**。失业是坏事。但除去从右到左的那套教条，并不能由此推出，就业就是好事。它不是。“工作的权利”在 1848 年或许还算恰当的口号，到 1982 年已经过时。人们不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的，一方面是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有机会从事创造性的、欢乐共处的、能增长见识的、多样而充满激情的活动。二十年前，古德曼兄弟估计，当时所耗劳动的 5%，就足以满足最低生存需要；这个比例如今一定更低。显然，整个整个所谓产业，都只服务于商业和强制的掠夺目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已经足够让我们拿来游戏，创造一个自由、共同生活与快乐的世界；在那里，使用价值的“生产”，就是对自由而令人满足的活动的“消费”。把工作变成游戏，是拒绝继续处于无产者境况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那些已经无物可领导的左翼的事业。 实用主义是一副骗人的圈套，看一眼它的成果就很清楚。乌托邦才是纯粹的常识。在“充分就业”和失业之间作选择——左右两派合谋把我们限制在这一选择里——就等于在古拉格和阴沟之间作选择。难怪这么多年下来，被压抑、受折磨的民众，已经厌倦民主的谎言。想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那些有充分理由害怕失业的人中，也是如此；想创造奇迹的人却越来越多。尽管去鼓动争取救济、减税、免费东西、面包与马戏吧——为什么**不**咬喂你的那只手？味道好极了——不过，别抱幻想。 马克思主义神秘外壳里的那个理性、乃至超理性的真理内核，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确实是传说中的“革命主体”，但前提是，它通过**不工作**，来废除**阶级**。左翼这些没完没了的“组织者”不明白，工人早已被自己的老板彻底“组织”好了，而工人也只能被组织来为老板服务。如果“行动主义”让我们的敌人更富有、更有权势，那就是白痴行为。左翼主义，这个寄生在疼痛的“我”身上的东西，害怕爆发一场“威廉·赖希式国会纵火”：它会把左翼的党和工会，连同目前由其表面敌手控制的公司、军队和教会，一起烧个干净。〔译注：Wilhelm Reichstag fire 把性解放理论家 Wilhelm Reich“威廉·赖希”与 Reichstag fire“德国国会纵火案”拼在一起；此前 parasite for sore I’s 又戏仿 a sight for sore eyes“悦目之物”。〕 如今，你必须不合群，才能讨回公道。灰暗生活里的左翼主义，手拿一张规定好的反对清单，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另一个主义，唯独不反**左翼主义**；它毫无幽默，也毫无想象，所以只能发动政变，不能发动革命，只能改变谎言，不能改变生活。但创造的冲动，也是毁灭的冲动。左翼们，如果你们想当革命者，就再努力一点吧！你若不反抗工作，就是在工作着反对反抗。 （1982） ### 选择不投票 如果选举真像萨特说的，是“傻瓜的陷阱”，那么，最近的投票趋势与其他社会昏睡迹象相比，倒形成了充满希望的反差。并不是说选举结果在改善。只要有人获胜，结果就永远不会改善。好消息是，有投票资格却不投票的多数人，正在稳步增加；这个多数，六十多年来一直在“赢得”选举。取代“多数统治”的，是我们眼前一个越来越不受统治的多数。 1984 年总统大选，这颗近年政治中的科胡特克彗星，本该使这个趋势急剧逆转；实际上，它只让趋势停顿了一下。尽管有个意识形态色彩鲜明、花哨招摇的现任总统；尽管有那位“黑湖牧师”杰西·杰克逊的种种滑稽表演；尽管核战争议题十分突出，狂热左翼发动了“不投票就去死”的恐吓宣传；尽管投票率低的最年轻年龄组，其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大多数合格选民仍像往常一样，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情。〔译注：科胡特克彗星曾备受期待而表现令人失望；“黑湖牧师”戏仿电影《黑湖妖潭》。〕 对一个把“多数统治”当作最新国家主义口号与流行语的体制来说，一场长期危机正在酝酿；这一次，它伤害“他们”，会比伤害我们更重。似乎当局越方便臣民用选票给强制统治祝圣，臣民对这番招揽的回应就越少。他们取消了人头选举税和识字测试，给少数群体和十八岁青年投票权，提供双语选票；可是，没有谁比这些改革的受益者更少投票。 卡尔·克劳斯指出：“民主，意味着获准当所有人的奴隶。”尽管哲学和宣传折腾了几个世纪，它声称自己优于其他压迫安排的地方，仍然模糊不清。一个抽象、转瞬即逝的多数，竟然能声称拥有超过自我管理之外的任何统治权，始终都是粗暴的僭越；而这个“多数”究竟是谁的多数，本来就是民主教条的核心奥秘之一。可是，自由派和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的左翼，板着脸向我们保证：参加选举，就意味着同意服从结果；不投票的人则无权抱怨，因为毕竟他们本来可以投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仪式会神奇地扩大合法权威的范围，也就是扩大警察暴力。小心那些送你权利的民主派！当多数人年复一年拒绝统治时，这些诡辩就显出了它们应有的讽刺意味。某帮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宣布我是某个我根本不想加入的俱乐部成员，关我屁事？多数统治作为一项“权利”，已经够站不住脚；如果由少数人把它作为义务强加下来，就公然成了恶行。拉尔夫·“达斯”·纳德呼吁强制投票，不过比他那些家长主义同伙又领先了一步。 不投票的多数由什么人构成，让我们的主子们很不安。自由派和左翼，若不是正滔滔不绝地赞颂人民智慧，或许诺救济受压迫者，就会以惯常的犬儒态度，污蔑不投票的人——迄今主要是穷人、少数族裔和外国出生者——愚蠢、没受教育、漠视公民责任，甚至根本“不美国”。但如今，投票人数下降，反映的是新一批合格选民不断成年，却从未染上投票的恶习；而那些一直戒不掉的长辈，则不断减少。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识的拒绝者，但今天不在名册上，也许预示着明天拒绝扮演规定角色。〔译注：原文以 rolls“名册”和 roles“角色”同音双关。〕 当然，左翼那些像仓鼠转轮般忙碌的交易掮客，尽管满嘴否定体制的辞令，却始终把忠诚选民送来，维持体制运转。那些名不副实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一样，其中有人还幻想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说到这里，1984 年，不少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偷偷溜进了投票亭；无政府女性主义者“imagine”——原文如此——还在亚特兰大的《圈 A》（Circle A）上支持蒙代尔，惹得泰德·洛佩兹追问：这个“A”究竟代表什么？更常见的是，这些忠诚反对派端出可怜兮兮、根本赢不了的第三党，说是提供一种“选择”；你既然已经费劲跑去投票，就可以选择绝对保证浪费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只有 99.99% 的把握。相比之下，提议用绿色购物赠券奖励投票者，倒还更讲得通。为什么不给鸽子投票权，再赏它们饲料颗粒呢？“别浪费你的选票”的真正意思，是别投出去。 微型政党把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来拉票，但论表达手段，一罐喷漆胜过任何选举。选民尽管随大流，即使把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也没有两个人赋予自己选票的意义完全相同。 然而，计票时，选票却都是匿名、非个人化、可以互换的。票一旦投出，就等于扔掉；它随即归评论家和政客所有，任由他们解释。候选人一旦当选，无论此前发生过什么，都会转过来命令你做什么。你不能靠投票抗议根本制度，因为投票与根本制度绑在一起。不存在投票反对投票这回事。 跟蚁丘式集体主义者的说法相反，把不投票说成仅仅是个人的、“个人主义的”姿态，是愚蠢的。还有什么比独自投下一张“秘密选票”更私人化、更孤立？这种设计显然适合有事要隐瞒的人；你借此承认，自己是某个从未要求加入的政治共同体中，一个可替换的零件。用集体行动反对选举异化，完全不比竞选公职更不可行；可奇怪的是，它对那些渴求权力的“进步派”，没有任何吸引力。 没必要再去讨论那些民粹主义改革了：创制、复决、罢免等等，号称要绕过公司对国家的控制。最好也从未真起到那样的作用；最坏则成了倒退性“改革”的载体，例如加利福尼亚第 13 号提案，被买下大众媒体的有钱小集团，抹上 KY 润滑剂，硬塞进了政治身体。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试图靠增加“本轮”来纠正选举制度，注定要出岔子。民主的危机，超出了任何花招所能补救的范围。 每个政客的“政纲台”，都是一座绞刑台。两个可以互换的骗子，究竟由谁担任某个职务，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小。一个选民在去投票站的路上被汽车撞到的可能性，远比他或她影响选举结果的可能性大，更不用说改变真实生活了。 投票总数还要降到多低，“获胜者”才会羞于、或害怕上任？ 人们并不像政客以为的那么蠢。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投票这种“公民义务”一笑置之，拒绝扮演被强制安排的选民角色。 要是他们举行一场选举，却一个人也不来，会怎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1982，1985） ### 在国家里撒谎——也在别处撒谎 〔译注：Lying in State 通常指遗体供公众瞻仰；拆开来又可读为“在国家／国家机器中撒谎”。〕 我们需要一门撒谎现象学。撒谎是我们社会内在而无所不在的本质，理应获得这样的待遇；现在，也该让它得到应有的待遇了。让我们老老实实谈谈不老实。他们怎么骗我们？让我一项项数来。 某些欺骗形式，尤其面对面的那些，已经高度精致。一层轻雾降临在人们之间：他们用某种共同的行话交谈，自以为在说些什么，其实只是在发出信号，像鸟鸣一样，唤起同类回应。说穿了，那不过是噪声。广告、新时代术语、蕨类植物装饰酒吧里的搭讪闲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各地方言，都是熟悉的例子。它们与其说是沟通，不如说是自我表现；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它们所说的，也比看起来少得多，而它们又很少处于最佳状态。尼克松录音带的大部分“空白”，并不是缺失造成的。 合谋欺骗的典型，是把自相矛盾变成专门术语，例如： - 开放式婚姻 - 革命政府 - 法律与秩序 - 工作的权利 - 解放神学 - 自由学校 诸如此类。 与精致诈骗相反的另一极——比如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位波兰人——是赤裸裸的说谎。这些谎话，常像香烟一样成包出售，却没有警告标签。政客和教士提供了最清楚的例子，也就是我们显然负担不起的例子。商业世界——难道还有别的世界？——里，还有整个行业都是职业谎言专家，例如推销员和律师。核能、“国防”这样的产业，所依赖的也不只是普通消费者那种低度迷糊；出于经营需要，它们把弥天大谎塞给被愚弄的民众。不过，政客仍是最理想的胡扯型骗子。撒谎，加上发号施令，就是我们付钱请他们做的事；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拿我们的税款付钱给自己做的事。例如，外交不过是穿礼服的欺骗。当我们说某人“很有外交手腕”，意思是他在撒谎，以平息某种冲突。但在外交中，政府面对的是跟自己一样的暴力垄断者，所以撒谎时，往往比对自己控制的人口更加小心。政客常常含糊，却很少精妙。如果全国大部分持枪者都听你指挥，何必在意细微差别？〔译注：pole“极端”与 Pole“波兰人”同形；ideal-tripe“理想胡扯型”戏仿 ideal-type“理想型”。〕 例如，几乎每次公开提到“恐怖主义”，其中都嵌着一个纯正而典型的“大谎言”。这个词恰当的意思，是为政治目的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中美洲的死亡小队，或苏联空投让阿富汗儿童玩耍时炸残自己的爆炸“玩具”，都是例子。其目的，是强加自己的意志；不是直接胁迫受控制者，而是把恐惧，也就是“恐怖”，灌输给他们。用一个词指称这样一种活动，并无不可；无论如何评判它，它总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战争、犯罪、内乱等等。 而政客及其学界、新闻界跟班，恰恰用这个词来抹掉这些区别。在他们看来，所有政治暴力、破坏行为，甚至纯粹的骚动，都是“恐怖主义”，除非恐怖分子穿着制服。因此，无论政府干什么，都不可能从事恐怖主义；相反，反国家暴力永远是恐怖主义，即使它不过是一支军队攻击另一支军队。美国在萨尔瓦多的本土辅助部队实施屠杀；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或绑架黎巴嫩人质；乃至那些被伪善地哀悼的柬埔寨和阿富汗浩劫，或者南非监狱中的杀人事件，因为都是受国家祝圣的屠杀，就不算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与其说取决于伤残和谋杀，不如说取决于穿着是否正确。士兵，就是那些谨慎地为成功而穿对衣服的恐怖分子。这就足以让舆论管理者睡得安稳，即使未必能睡得像总统那么久：尽管格林纳达的精神病人被炸死，古巴建筑工人被枪杀，总统还是报告说，自己一如既往，睡得很好。 这一招的效果好得惊人。桑地诺派虽在其他方面仍受辱骂，却在取代索摩查的神奇一刻，摘掉了恐怖分子的帽子；后来，他们又把索摩查埋进了土里。罗伯特·穆加贝总统，在变质成津巴布韦政治家以前，是个黑人“恐分”。什叶派抓美国人作人质，就是恐怖分子；以色列人抓什叶派人质，则只是——也许违反国际法，或者值得克制地批评几句，但绝不是什么恐怖主义。尽管粗暴而虚伪，这个恐怖主义骗局还是颇为成功。那场“不敢说出名字的战争”之后，G.I. Joe 大兵玩偶退役了几年，如今又卷土重来。这回，他打的是恐怖分子。 当权者，和那些羡慕他们的威权主义者一样，系统性地撒谎，这不是什么新闻。卡尔·克劳斯和乔治·奥威尔早就说过。但他们的骗局已经更精致，或者至少更多了。我们这个以强迫同意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发展出先进得惊人的操纵方式：可以尽量减少，乃至彻底取消捏造，而依旧不让真相流露。体制只需把信息倾倒下来，淹没我们；这些信息如此琐碎，完全配得上那个褪了色的词：“数据”。直到为数不多的真正重要之事，也被夷平，并从人们脑海中消失。社会的规模与结构，使人们无法直接经验它，也无法直接经验彼此。知识被切碎成人为隔离的小块，分派给只在圈内繁殖的专家。在学术界，这些排他领地倒真配得上自己的名称“学科／规训”所带的施虐—受虐意味。社会分工，把完整体验的生活劈成强塞进去的标准化“角色”；它又扩展到意识领域，一边复制自身，一边掩盖自己的踪迹。 规则与角色，使我们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互换；而那些商品的生产，正是对我们的毁灭。难怪卡尔·马克思在成为政客以前曾说：“我们唯一彼此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我们的物品相互使用的语言。”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匆忙、不受骚扰、无言安歇的时刻。革命需要一种反白痴的表达方式，说出至今尚不能说出的东西。“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倒领先于另一种爱：后者被标签诽谤，名字被妄用，却从未归还正当的主人。 语言的腐败，促进生活的腐败，甚至是后者的前提。走向和平与自由的第一步——在阶级社会及其执行端国家之下，如今还不可能实现——就是直呼事物的真名。因此，军工—政治—新闻联合体的操盘者，与被媒体诬称为“恐怖分子”的小角色之间，不过是批发与零售的区别。战争是谋杀。征税是盗窃。征兵是奴役。自由放任是极权。还有，德波说：“在一个真正颠倒了的世界里，真实只是虚假的一个环节。” （1982，1985） ### 圈 A 的欺骗：评《加工世界》 《加工世界》（Processed World，以下简称 PW）是一本旧金山的反威权杂志，制作精良，有时颇为幽默，大体不用行话，[^p104-1] 关注在金融区及资本主义其他堡垒里劳作的信息工作者。六期下来，每期几千份，PW 在市中心已经吸引了一批近乎信徒的追随者，并且以其发行规模而言，可以自称是这一带最激进的刊物。看到一本六七十页的左翼刊物，摒弃惯常的反里根陈词滥调，尝试处理雇佣劳动、工业技术，以及日常经验中压抑性的现实，的确令人欣慰。 然而，即使承认上述一切，我经过思考之后，对 PW 的看法仍以批评为主。它的“路线”，比看起来更保守；尽管它矢口否认，PW 确实有一套明确而有所掩饰的意识形态。如果 PW 公开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公平地与持不同意见的异议者辩论，那倒也不至于太糟；可这恰恰是 PW 不容许的。不诚实渗透着这份刊物，它精心设计、展示给读者的形象，从根本上就是假的。如果有什么比公然的列宁主义先锋论更糟，那就是潜移默化地灌输的、无政府主义—涅恰耶夫式的先锋论。我要揭露的，就是这一点。 PW 自称出自“办公室异议工人”之手，这些人不断重申自己的非宗派、开放心态与常识：不过是普通人，并不是又一伙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招揽方式，是这样消除普通工人对组织者那类人的天然疑心：“嗨，我们和你一样，不过是每天通勤的白领苦工，只不过碰巧每三个月，撰写、设计、出版和发行一本制作精美的杂志。” 这些全是虚假的借口。[^p104-2] 办公室工人在这个集体里，并不占多数，大概也从未占过多数。确切人数无论如何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那个暗示：PW 的反建制思想，是在原本天真无邪的金融区工蚁脑中，自发冒出来的；按照最正宗的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的工作经验机械地产生了自己的“反威权主义”。顺便说，这个时髦词本身，就是掩饰的一部分。它是另一个词的委婉说法；后者常挂在 PW 成员嘴边，却很少见诸杂志：吓死人啦，**无政府主义**！[^p104-3] 现在可别吓着秘书们！也许以后，等我们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再说……但现在不行。 事实是，PW 的主导派系，包括“玛克辛·霍尔茨”“卢修斯·卡宾斯”“路易斯·迈克尔森”这个执政三巨头，来自如今已经解散的“关切时局的赤色分子联盟”中的亲技术派。该联盟在七十年代末，把若干情境主义小团体流亡者，以及其他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重新聚集起来。几乎所有 PW 成员都有长期的政治履历，许多人同时参与别的项目，从无政府工团主义杂志《思想与行动》（Ideas & Action），到 Anomie 的虚无主义拼贴。无论这些人是否在办公室上班，就他们个人的优先事项与自我认知而言，他们本质上是政治活动者，只是顺带当工人。比如，霍尔茨时不时做办公室工作，但她的委员会主义，是在伯克利念书时，从当时的老师迈克尔森那里学来的。[^p104-4] 自从不满的成员“吉杰特·迪吉特”在 PW 第 5 期中，把那只黑猫从袋子里放出半截以后，三巨头就一直试图把它塞回去：一方面含糊承认此前参与过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强烈坚持，按迈克尔森在第 6 期中的说法，PW“并不是那些冲进金融区、教育白领大众的职业左翼、‘职业革命者’构想出来的”。说这话的，正是那个借用进步劳工党主意，提议让失业的 PW 成员潜入某家选定企业、在那里煽动革命的家伙！切·格瓦拉还活着！[^p105-5] 不过，我可不想成为被这帮打一枪就跑的左翼挑衅者套住的真正工人之一。幸好，其他 PW 成员否决了这一计划。 一种更微妙的操纵，藏在 PW 项目本身的定义之中；它的范围，实在狭窄得离谱。谁能想到，旧金山的办公室工人，尤其信息行业的工人，会重要或特殊到值得二十个以上激进分子，专门为他们办一份定期杂志？受老板羞辱、加快劳动节奏、拍马屁、歧视、无事找事的工作和过度劳动，在工厂和商店里，跟在办公室里一样常见；在穷乡僻壤，跟在时髦大都会里一样常见。如果这些工人真有什么特别之处，PW 为什么不说出来？还是说，他们不过是在迎合旧金山唯我论，瞄准一块市场？ 何况，每期杂志都把那些吓人的政治词汇涂掉，再装作随口一提，推销一两次委员会共产主义；这东西一点也不新鲜。为什么不让蓬头垢面的大众，了解异议传统中的精彩部分？我想，PW 的一些读者会带着兴趣和判断力关注这些题目。以为 PW 读者太笨或太娇弱，承受不了一点历史或严谨分析，说明操纵者对被操纵者怀有深深的蔑视。如果 PW 不用旧行话，也能表达自己的真实主张，那很好！但如果不用带倾向性的术语，就说不出真话，那也宁可使用术语，不要隐瞒实情。木鞋如果合脚，就穿上！〔译注：戏仿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说中你就认了吧”；木鞋 sabot 又与 sabotage“怠工／破坏”的传统词源联想相连。〕 我们被告知，PW 成员观点多样。这是真的。但是，普通读者只能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因为杂志从不把其代表的各种明确倾向摆出来：从右端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到左端亲情境主义的自治主义。PW 的实际编辑程序，把它宣称的多元主义变成一场骗局。例如，一篇小说的作者曾两次被要求重写结尾，以确保意识形态正确。读者来信遭到不予说明的编辑；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给两三封空洞的“哇，太棒了！”粉丝信腾出位置，批评却会被压下，除非蠢到能把写信者摆成靶子，痛痛快快驳倒。事实上，读者来信栏很大一部分，早已被 PW 自己人占了。 如果 PW 的内部意识形态有什么新意，那就是主张：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已经使全球参与生产规划成为可能。杂志有时刊登的恋物幻想，暗示秘书和计算器之间存在不自然的关系，等等；这让人觉得，有些 PW 成员对按钮天堂的梦想，怀着可疑的心理寄托。但是，他们只是宣告这个前景，从不论证或分析。考虑到技术问题在 PW 创立时如此突出，它竟然不容许在自己版面上批评“计算机技术没有任何内在坏处”（第 1 期）这个观念，实在粗暴。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人知道还有比亲技术派更激进的批评者，会使他们难堪。[^p105-6] 同样，PW 对工作的抨击，总要加上“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之类限定，或换成“雇佣劳动”这样安全的说法。这暗示，某种强制劳动还要继续存在。有些人，包括我，否认这种必要性；但尽管我们的观点与 PW 宣布关注的议题直接相关，它们却不能在 PW 上出现。也许，革命根本不依赖那种即使已经合理化、实行参与式民主，却仍把人的生活从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也许，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富有创造力、欢乐共处的游戏者之间的社会关系。PW 那些“难缠秘书”和“办公室异议工人”读者中，或许有人宁愿彼此爱抚，也不愿爱抚自己的计算器。PW 会替他们省掉这些观念可能给理论文盲带来的困惑。 对工作问题的畏缩，使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特色之一——幽默——容易流于琐碎。美国办公室长期维持着一种温和、无伤大雅的不服从文化：嘲弄老板，牢骚满腹。但是，就幽默而论，达格伍德和迪瑟斯先生的滑稽表演，动摇秩序的能力实在很低。有些作品放进明确反工作的语境，本可以更有锋芒：比如汤姆·沃德的歌词、格雷格·贾姆罗克和弗雷迪·贝尔等人的图画、梅琳达·格比对自己在宠物医院打临工的爆笑记述；可在这里，它们不如在别处可能发挥的效果好。[^p105-7] PW 或许强化了美国工人那种发牢骚的传统：让他们泄气，而不是冒火，更不是甩手不干。 即使没有最近这些泄露的消息，人们也不可能再很久看不出：这一群表面上兼收并蓄、偶然聚合的办公室不满分子，怎么会恰好沿着界线分明的左翼思想光谱排好队。真巧啊，这个偶然形成的反威权组合，竟然细致入微地重现了无政府主义左翼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疑虑越来越多，我仍倾向于原谅 PW 的那些小谎话；毕竟，僵硬的教条和辞令，确实会把人吓跑，而同样的思想，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地接触，人们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些道理。但总该有个时候，把面纱扯下来了：宁可让人反感，也别拿人开涮。PW 把读者当成一群需要奉承、需要愚弄的大众。绵羊会梦见电子仿生人吗？如果它们读《加工世界》，就会。〔译注：倒置菲利普·K. 迪克书名《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1982） ### 《圈 A 的欺骗》注释 [^p104-1]: 这篇评论在《诉诸理性》上发表，时间是 1983 年 1 月；与此同时，在六个月内，所有那些写出幽默、有文字功底，或其他有趣内容的人，都被排除或自行退出，取而代之的是陈腐的左翼行话，例如资本主义“鬣狗”等等。 [^p104-2]: 直到今天，PW 还假装是“由办公室异议工人制作、并为他们服务”的刊物；但心怀不满的前成员披露的内部文件，证明并非如此。例如，女编辑“玛克辛·霍尔茨”（凯特琳·曼宁）是漫画家阿尔·卡普的外孙女。她从他那里继承了 7,000 美元，可遗憾的是，没有继承幽默感。PW 的无产者以前背地里叫她“女头儿”。她在墨西哥长大，身边仆人环绕，如今成功地在旧金山重建了同样的处境。她的遗产和其他家庭资助，支撑着 PW，也支撑着一家排字公司。她的男友兼生意合伙人“卢修斯·卡宾斯”（克里斯托弗·卡尔松），在富裕的东湾郊区长大；跟其他 PW 蓝血贵族相比，他简直是个活生生的霍雷肖·阿尔杰式白手起家者，即使他的成就只限于傍富婆。统治三巨头中的最后一人，是“路易斯·迈克尔森”（亚当·康福德），一个英国上流社会的蠢货，祖先包括古典学家 F. M. 康福德，以及大名鼎鼎的查尔斯·达尔文。他在回应本评论时开玩笑——我当时以为是玩笑——说“我们都拥有足以独立生活的财富”；可这些站在场边为革命叫好的拉拉队员，实际正是如此。说来也巧，少数真正的办公室异议工人，都在三巨头的清洗中被排除了。 [^p104-3]: 写作本文时，无政府主义者还是相当大的一股力量，也许占工作人员多数；但这篇评论没有着重指出的是，马克思主义者当时和一贯以来一样，才是真正说了算的人。今天，PW 里即使还有无政府主义者，也已寥寥无几。 [^p104-4]: 例如，康福德、PW 的打手汤姆·阿萨纳修——1984 年 11 月，他们派他来袭击我——以及撰稿人汤姆·沃德，1973 年曾在伯克利合作出版委员会共产主义报纸《新晨》（New Morning），此后又共同参与许多项目。七十年代中期，康福德当时是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助教；他在性与意识形态两方面，都诱惑了自己的学生曼宁。 [^p105-5]: 这一伎俩，更可能受到另一个流氓的启发：美国劳工党的小林登·拉鲁什。该党的前身是全国劳工委员会核心小组，起初属于极左，最后变成了一个半法西斯邪教。康福德曾加入亲情境主义团体“为了我们自己”；该团体解散的原因之一，是康福德等人日益靠向七十年代中期拉鲁什派那种极端决定论的疯癫经济主义。在此以前，“为了我们自己”写出了优秀的共产主义利己主义论文《贪婪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Greedy），如今可买到 Loompanics 的再版；据汤姆·沃德和格雷格·邓宁顿告诉我，这篇文章没有得到康福德任何实质贡献。 [^p105-6]: 最初，对这一点的反应是假装天真：“哎呀，从来没人批评过技术啊，我们洗耳恭听！”现在我们知道，PW 从 1981 年起，就一直压制对工业技术的批评。事实上，布赖恩·凯恩当时曾给 PW 写过一封总体友好的信，只是不同意汤姆·阿萨纳修——一名自雇计算机顾问——的亲技术高论；卡尔松和曼宁却威胁他，声称“汤姆·阿萨纳修可不是和平主义者！”他确实不是。在同样由 PW 控制的鲍鱼联盟官方报纸上，阿萨纳修竟然支持美国政府拥有核武库，支持高科技的“人民星球大战”计算机化导弹武器。他还会去实践自己没有鼓吹的东西：1984 年 11 月，他曾在我住处外，试图从背后袭击我，不过失败了。 [^p105-7]: 我当时视为 PW 积极一面的这些人的命运，很有启发性。沃德已经多年不再向 PW 投稿。贾姆罗克也是；他把康福德对本评论的反驳形容为“可悲”。贝尔曾是 PW 任劳任怨的印刷工，后来偷偷溜走，希望没人注意她的脱离，结果没能如愿。只剩格比还留着，想来是因为她是康福德的女友。 [^p105-8]: 这篇评论发表之后，PW 已经退化成一个左翼邪教，把暴力袭击和向警察告密结合起来，全面开展消灭湾区批评者的运动。迄今，它的成果包括殴打、入室盗窃、抢劫、伪证、骚扰和滥用司法程序；PW 动用一家企业律师事务所，要求法院发布禁令，禁止我“提及”《加工世界》，这还只是其要求之一，不过没有成功。总体而言，“反威权”圈子仍然向 PW 撅起屁股，尽管也有一点小小的抵抗。至于我本人，PW 的律师、打手和金钱，迫使我付出巨大代价，迁往别处。谁要以为无政府主义／反威权圈子当然会团结起来保护我，显然就根本没弄懂我在这本书里说过的任何话。 （1985） ### 评《柯南》 我们去看了《野蛮人柯南》的午间优惠场，其他游手好闲者也来了不少。这片子肯定会招来一波又一波居高临下的影评，倒也不完全冤枉；但我喜欢它，胜过我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篇影评，包括这一篇。让我在几个问题上，纠正一下那些文化老爷。 赫斯特报系的影评人，把柯南叫作“连环漫画英雄”。除了暴露他学问的边界，这个说法只会误导人。文人总要等到某种大众文化已经死了、或快死了，才会注意到它；而且往往正是死在他们手里。不管是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还是朋克摇滚，都一样。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杂志小说，也是如此。英语文学教授们，迟迟才在自己的文学陵墓里，给恐怖幻想作家 H. P. 洛夫克拉夫特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安息之所；也许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继承者。但他们无视他的朋友罗伯特·E. 霍华德，尽管后者的先驱，包括威廉·莫里斯和邓萨尼勋爵，文学资历无可挑剔。然而，正是霍华德在英雄奇幻这个属中，创造了“剑与魔法”这个种，直到今天仍有杰出的实践者：弗里茨·莱伯、迈克尔·莫考克、杰克·万斯。他创造的柯南，也是一个原型，很可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或弗兰肯斯坦一样，长久潜伏在大众意识里。 霍华德讲故事的本事，至少不逊于洛夫克拉夫特，大概还更高；但在他那些较好的作品里，使他区别于其他怪奇作家的，是一种英雄式宿命论：彻底无情、冷峻，毫无浪漫色彩。 霍华德与他那些有气无力的续写者 L. 斯普拉格·德坎普、林·卡特不同，强调“剑与魔法”中**剑**的一面。魔法的一面，如今令人尴尬，成了卡特这类文盲，以及伊丽莎白·林恩这类女同性恋教条主义者的游乐场。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无可模仿的杰克·万斯。 霍华德对暴力的痴迷，尽管故事设定在亚特兰蒂斯之前，却惊人地“现代”：暴力毫无意义，但在一个被剥夺了真正冒险的世界里，又是一种真实的“高峰体验”。电影总体上，在一定程度内，忠于霍华德原作。如果像我一样喜欢这一类东西，血肉横飞就很过瘾。正如克里斯·埃斯蒂所说，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砍杀活”。〔译注：hack work 也指粗制滥造、为稿费而写的文字。〕比起霍华德的故事，乃至大多数佩金帕电影、武士片或近年的恐怖片，这里的断肢场面其实少得很。不过，这已经足以让《旧金山湾卫报》那位势利又过敏的影评人，对任何八岁孩子都看得懂的剧情，觉得“混乱”。 说到底，这部电影讲的是：柯南向那个灭掉自己氏族、把自己变成奴隶的巫师复仇。阿诺德·施瓦辛格演柯南，需要多少演技，就拿出多少，反正不多。詹姆斯·厄尔·琼斯，则照例从容不迫地又演了一遍达斯·维德；这次，他是柯南的死敌，一个活了一千年、吉姆·琼斯式的变蛇妖人。有些地方不协调：不合时代的口语；跟一群看起来像喷绘版 Gumby 软胶人的恶魔搏斗；从《七武士》《星球大战》系列，乃至《灼热的马鞍》中抄来的痕迹太明显。但都不至于毁掉影片。作为故事，这部电影是成立的。既然现在就能抢先看，为什么非要等二十年，等评论家准许你看一部 B 级片？ 真正的缺点，是柯南这个人物被削弱了；不过，从惯常的企业媒体或“另类”媒体影评里，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他被恰当地表现为凶猛而天真、野性未驯却未经腐化、超乎道德却不邪恶。有人给他一个避邪护符，他咧嘴一笑：“我就是邪恶。”但即使穿插着偷盗、放荡和亵渎，他仍过分像一个遭恶人迫害、回来复仇的受害者。人们会把这片子比作《星球大战》，但那是错的：柯南只为自己的事而战，跟卢卡斯电影中那种消毒过的、高科技官僚道德主义，简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片子，倒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身。可惜，影片没有充分展现柯南这个野蛮、却又深谙世事的冒险家。 真正的柯南，是怀疑者，憎恨教士，但会避免无端亵渎，以免唤醒沉睡的邪恶；真正的柯南，对伤害必连本带利地报复，却不像电影里那样，成为亚哈船长式的偏执狂。显然，柯南吸引的是所有受社会约束压抑的人；是那些希望压迫和羞辱化成触手可及的形体，好让自己直接挥拳打去的人；是希望个人仍能通过个人行动，带来改变的人。柯南可能残酷，但他不是伪君子。他也许会偷你的珠宝，却不会污染你的灵魂。 组织者—活动主义机器，把奇幻斥为“逃避主义”，这恰好证明 J. R. R. 托尔金的反击完全有理：“你以为，哪一类人会对逃跑这件事最挂心、最敌视？狱卒。” 幻想与自由，它们之间有机的联系，对夏尔·傅立叶、对马克思主义幻想作家威廉·莫里斯、对俄国的无政府未来主义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后者甚至预先用了霍华德的命名，把自己称作“无政府许珀耳玻瑞亚人”！然而，1968 年，法国人发动划时代的总罢工，高呼“一切权力归想象力”时，那些宗派分子却呆站在旁边。 靠个人主动实施暴力来获得救赎，这个想法，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受到压抑的人，或许仍觉得它有治疗作用。 暴力被集体化、非个人化到什么程度，其中的激情就消失到什么程度，旁观者除外。在南大西洋，一队队技术人员轮番按下按钮，把对方抹掉。“聪明”炸弹把蠢人炸飞，这是绵羊为了绵羊打仗。玛吉·撒切尔扮着反串版温斯顿·丘吉尔，却没能在观众号召力上压过《贝隆夫人》；而军政府也发现，让阿根廷异议者“消失”，比让英国军队消失容易得多。 我们的时代，只生产冒牌野蛮人。玩腻了的知识分子，也许会对维京狂战士毫无理性的暴怒感到兴奋；但在这个世纪，我们只能将就官僚式的残暴极权，由亚历山大·黑格、波尔布特、黛安娜·范斯坦这类庸才，不带个人情感地执行。 伪野蛮人的戏剧表演，在呜咽中收场：未来主义者投了法西斯，超现实主义者投了斯大林，朋克转向新浪潮，重返艺术学校。为什么虚构的野蛮如此迷人？因为“文明越接近终点，就越令人憎恶”（傅立叶），而野蛮人这个并非真正替代方案的替代物，看起来却——更干净。 我们需要柯南的时候，他在哪里？ （1982） ### 大人说的话真够离谱 〔译注：题名戏仿阿特·林克莱特的栏目 Kids Say the Darndest Things“大人意想不到的童言”。〕 1982 年 5 月 20 日，四处巡回、专门推销“积极思考”的“美国复兴集会”，来到了旧金山。地点安排得再恰当不过：牛宫体育馆。 阿特·林克莱特，以及乐观产业的其他明星，向几千个剃平头、脑袋像子弹的僵尸，还有他们的“妞儿”，讲他们想听的话：“当你向星星许愿，不论你是谁……”只不过，正如一名讲者说的，凡是花了 15 美元以上来这里的人，已经是“赢家”：“输家不会出现。”这些待宰的肥羊，听得如痴如醉。 不过，在细说这些以前，先让我坦白自己的偏见。 在林克莱特家的人里，我最喜欢的一直是黛安娜。 光是拖着脚走过停车场，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得受了。蹩脚得要命的个性车牌太多，鱼形标志和其他基督教胡扯装饰也太多。我自己也乔装了一番，戴着一枚花四十美分买的“好公民”徽章。 到了里面，观众让我想起《活死人之夜》里，新闻播音员面对食尸鬼时那句困惑的话：“他们看起来这么——普通。”第一个励志演说家说：“凭空无一物，你竟然能做成这么多事，真是惊人。”他这句话，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真实。 虽然讲者们时不时向上帝、国家、家庭，尤其自由企业表示敬意，这却不真是一场宗教或政治集会。它更像“道德多数派”版的人类潜能运动。 举手调查显示，差不多一半观众“从事销售”，讲者们也都自称推销员。推销要点是：先把自己说服，才能卖给别人。态度决定形象，形象决定成功。 一再出现的主题，正如电视布道节目《力量时刻》的罗伯特·舒勒所说：“‘不可能’是个脏字。”你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在这个扶轮社式超现实主义的奇怪世界里，客观现实几乎不存在。“钱会像水一样，流向点子。”齐格·齐格勒照例以那句话结束兜售：“顶峰见。”可是，没有底层，哪来的顶峰？ 比较好笑的讲者之一，是嘴皮子像发动机的艾拉·海斯，人称“热情大使”。主持人宣布，他的演讲将奉送 117 个绝妙推销点子。海斯是这群人里最残酷的犬儒主义者，卖力推广近似洗脑的强行推销骚扰术。他指出，多数相互竞争的商品，实际上没什么区别；推销员的工作，是把一个随意附加在产品上的观念卖出去。 “怎样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靠从众——“这有什么不对？”他大喊——靠竞争，靠认同，也就是让别人认可你的形象。既然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会成真，那就列张清单。“成功，不过是一套技能。”或者，用阿特·林克莱特后来咩咩叫的话说：“只有在字典里，success‘成功’才排在 work‘工作’之前。” 齐格·齐格勒，显然是巡回讲坛上的超级明星，解释说，你“可以改变进入脑子的东西，从而改变你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你的脑子就那么回事。对齐格而言，生活像下水道：“输入决定输出。”他装出亲切豪爽的南方乡土腔，问道：“你是否已经提出申请，领取人生能提供给你的东西？”没有，只申请了失业补偿；我还在考虑，把牙齿锉尖。〔译注：file 既指提交申请，也指锉磨。〕要成功，只需积极态度。别管它叫“警报闹钟”，达格伍德，那是“机会钟”！别惊慌！还有，控制交通的那台机器，没错，是“通行灯”。齐格勒讲了个蠢得要命、无疑是编造的轶事：内城区学生通过某种斯金纳式强化训练，围绕“我能行！”的主题，被改造好了。但他从未回答真正的问题：**我为什么非得行？** 最油滑的讲者，是丹尼斯·韦特利，一个口蜜腹剑的说教家，声音像迪克·卡维特，或《2001：太空漫游》里的 HAL 计算机。这倒也不算不合适，因为据说几年前，他帮忙训练过登月宇航员。只要你吞钩，韦特利才不在乎你偏爱哪种饵：“你不听《圣经》，就听精神科医生怎么说。”他什么天上掉馅饼的行当都要插一脚：未来学、大众心理学、东方智慧；只要稍微重排几句口号，就能改唱一套新时代戏码。 他争辩说，每一场危机，都是一次机会：在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越坏越好。他用 Velveeta 奶酪般滑腻的嗓音，毫无羞耻地恭维观众，称他们都是“赢家”。“你和我，”他说，“都比其他人占优势。”“态度硬化，”他说，“是一种致命疾病。”格言、轶事、统计数字，这个圆熟家伙，给每个人都备了点东西；也就是说，给每个已经有点东西的人。 道格·斯纳尔最不济，却不是最后一个。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推销者中，只有他具备普通电台福音传道士那种做作的颤音，以及其他矫揉姿态。这个吹牛皮的家伙之所以能上台，显然还是那套老把戏：“不让我投球，你们就别想用我的球。”因为盐湖城的斯纳尔传播公司，正是美国复兴集会的赞助者。 他表演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退到“天空厅”喝酒。偶尔能从邻桌听见“售后回租”“后续收益”之类词语。斯纳尔单调地哼哼唧唧，声称自己已经克服口吃，但他可不是德摩斯梯尼。论纯粹无聊，听斯纳尔听到打鼾，只有拉玛梅尔艺术空间的行为艺术可与之相比。其实，也正是斯纳尔把底牌漏了出来：他劝我们给自己“重新编程”。 最有号召力的，当然是阿特·林克莱特。他仍讲着那些老掉牙的蠢故事，里面五岁孩子的好笑程度，是他永远企及不了的。林克说，孩子是积极的，大人是消极的。林克说，要学会倾听，这是成功推销的秘密。我倒想知道，他有没有听过黛安娜说话。 为免有人指责我品位恶劣——这一罪名，我爽快认了——让我指出：没有任何人，哪怕在《黛安娜·林克莱特的故事》中扮演主角的迪万，也不像她爸爸那样，犬儒地利用黛安娜。他在乐观巡回讲坛每到一站，都重述、零售她的不幸故事，一遍又一遍卖她的痛苦。我或许表现恶劣，但我和阿特·林克莱特之间，有这样一个区别：我没有靠任何人的苦难发财。 实际上，阿特拿亡女卖身的做法，还算相当低调。他说，最初自己大举发动反毒十字军，好像不管有没有毒品，光是当阿特·林克莱特的女儿，还不足以让人想了结自己似的。但后来，他意识到那套战术无效，于是改卖“积极思考”意识形态，作为毒品替代物。若不是讲者接二连三地兜售积极思考带来的“天然亢奋”，我本会觉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太陈腐；按丹尼斯·韦特利的说法，这种亢奋在化学上与吗啡没有区别。那干吗不直接吞颗药丸，省掉这一套废话？ 林克讲了一个轶事： 有一次，一位小老太太在街上拦住他说：“要不是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你也成不了什么人物。”这就概括了林克莱特这类空壳。他出名，因为他是名人；他是名人，因为他出名。 艾拉·海斯说得对：现实退场了，一切都是心理游戏，谁能卖出自己的形象，谁就赢。那阿特·林克莱特究竟算哪根葱，凭什么辱骂那个尚未被驱逐的“六十年代疯狂”幽灵？那个时代确实满是幻觉，可跟七十年代的昏睡、八十年代的愚蠢相比，它看起来还不错。 积极思考的政治立场，在集会上多半被当作默认前提，而不是明说；但只要你愿意看，就看得到皮肉下面的骷髅。齐格·齐格勒说：“我们不只需要给总统一个机会，还得给他一只手。” 他可以吃我一记反手巴掌！ 唯一被提到的社会问题，是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可你得先有钱，才会担心钱出了什么事。 这种自我封闭，给那些住在左翼／嬉皮士／朋克政治文化小圈子里的人，上了一课：蠢货们也有自己封闭自足的体系。几千万媚俗文化里的“粉红男孩”，从没经历过你们吹嘘自己挺过来的那些“转变”。 他们和你们一样唯我，而且人数比你们多得多。你们同样满嘴关于态度的陈词滥调。醒醒吧！愿上帝保佑！ （1982） ### 终结一切邪教的邪教 作者：圣雄·宣传甘地圣牧师（Rev. St. Mahatma Propagandhi） 《亚天才之书》（The Book of the SubGenius），亚天才基金会编。纽约：McGraw-Hill，1983 年。9.95 美元，或向基金会邮购，含邮资 11 美元。 《清除之赤拳》（The Stark Fist of Removal），第 17 卷第 40 号，1983 年。含邮资 3 美元，向亚天才基金会订购：The SubGenius Foundation, PO Box 140306, Dallas, TX 75214。 瞧不起这腹泻般的现实？厌倦三边委员会暴政？你是否认为，追求恶习时的极端主义，是一种美德？还认为夏令时，是对宇宙力量的危险摆弄？他们很可能正在读你的邮件，甚至可能在替你写邮件。我们熟悉的“政治”，连给冰山一角割包皮都办不到；任何形式的“宗教”，不过是一个爱发脾气、笑点幼稚的反社会家伙，用来电人取乐的握手玩具。换句话说，从头到尾，你都是对的，他们都是错的。而且你并不孤单。更进一步说，你是个亚天才。 五十年代，一个叫 J. R. “鲍勃”·多布斯的推销员，经历了一系列异象——一次“神启”（Emaculation）——揭开了外星影响的帷幕：这些影响，从比史前更早的时候，就一直塑造、扭曲我们的命运。我们称为“耶和华—1”，或“沃坦”的那个外星人，大概是个少年犯，亿万年来一直拿我们的生物特性与历史来摆布，只为取乐。这个“来自某个企业罪恶星系的疯狂外星人”，躲在你听过的一切阴谋背后。不过，《亚天才之书》断言：“哦，右翼那些关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说法，确实够真。统治世界的是富有、年老、白种、丑陋的男人……可他们不过是这个‘地球地狱工厂’的车间主管。”牲畜遭肢解的事件值得担忧，但“空心地球飞碟纳粹”既不是唯一肇事者，甚至也不是最坏的。直说吧，人类正在自己找揍，而那些愚蠢、麻木、为“阴谋”效劳的“粉红男孩”，更是在死乞白赖地讨打。 我们必须掌握“时间控制”的秘密，而时间已经不多了。一连串前所未有、怪诞离奇的灾难，一场“终末时代”，即将降临。当 JHVA—1 伸下“清除之赤拳”，来戳我们屁股时，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等其他外星人“X 族”于 1998 年 7 月 5 日早上 7 点顺道来访时，“鲍勃”·多布斯和亚天才们，已经准备好从强势地位讨价还价。看看书里的“统治大事年表”，你就会明白，沃坦真的把我们整惨了；除非亚天才们找到自我，聚集在多布斯的旗帜下：一只长翅膀、被刀刺穿的钟。 这倒不是说，我们——我指“我们”，不是粉红敌人那个大写的“US”——必须等到那场混沌宇宙狂欢才行。到了那时，粉红人和冒牌亚天才“鲍比们”，才会醒悟，却已经太晚：X 族飞碟的乘船票，任何 BASS 售票点都买不到。多布斯和他在人间的教会，坚定相信：延迟满足，就是拒绝满足。眼前目标与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那就是**闲逸（Slack）**。装模作样毫无意义：真正的亚天才，是天生的，不是造出来的。教会沉迷于“社会购买生物学”，教导说，亚天才是雪人的后裔，只是混入了人类成分，受到污染。不过，他们在马来西亚丛林静修地多布斯镇接受的“腺体造景”“人格搭桥”和“第三鼻孔”手术，也许能促进他们向“超人”阶段进化。换句话说：“拿羊毛蒙住你自己的眼睛。”〔译注：sociobuyology 在 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中嵌入 buy“购买”；末句把“蒙骗别人”的成语改为蒙骗自己。〕 粉红人无处不在，不是吗？但在某些呆瓜节点或权力点上，尤其集中：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诗歌朗诵会、电子游戏厅、投票亭、科幻大会。他们闻遍每一朵镀金的神经质玫瑰，听从同一个鼓手，从不“走得太远”。他们觉得，烧烤可以不放辣酱。正如“鲍勃”谈到粉红人时所说：“你随时都可以进入他的世界，但他甚至不知道，**你的世界就在那里**。”他们不但工作，还信仰工作。他们一直吃香喝辣、霸占快感，全靠星际“坏牧人”帮忙；而这些牧人，不过是在把他们养肥，好送去市场。如果他们信耶稣，信的也是《芝麻街》、罗杰斯先生那种仿生人版本，不是任何一种真正的耶稣。他们崇拜假基督徒的低度耶稣、豆腐耶稣，而不是 XYY 染色体耶稣、庄园原瓶装耶稣、精液耶稣、三维耶稣、党卫队精神病耶稣、被轰出去的耶稣、最先进技术而非国家艺术的耶稣，更不是那个并非摩羯座的山羊耶稣！就是《书》上说的，那个“没被钉住的耶稣”。〔译注：这串戏仿名号混合遗传学、酒类、性和政治行话；Jismatic 融合 jism“精液”，SSichopath 融合 SS“党卫队”与 psychopath，86’d 指被拒绝服务或赶走；nailed 兼有钉上十字架与被逮住等含义。〕 换句话说，如果你追求的是“变态的完美”，如果你想要更多、更好的性爱，如果你相信真有免费的午餐，甚至有《裸体午餐》，那么，你就需要知道自己的基因正在无声尖叫什么：也就是，“鲍勃”帮助那些自己动手、拿走一切没钉牢的东西的人。这不过是说：“天堂确实存在，而且你可以买票进去。” 《亚天才之书》表面上是一本“商业性”的、向外界宣传亚天才狂言的选集，经过了“阴谋”的审查。但他们漏掉的东西，比大多数所谓先锋革命呕吐物原本所能拿出来的东西，还更具隐秘破坏力。一幅按教会标准相当无害的漫画，竟然给达拉斯的 Mo’Fuck 教会招来了特勤局上门拜访；这不是玩笑。即使你不确定这本书是否适合你，买它也没关系，因为多布斯曾向 L. 罗恩·哈伯德解释：“没错，他们是粉红的，但他们的钱是绿的。”听着：生活是一张宇宙交通罚单……可是，“鲍勃”能帮你摆平。不过，他可不是什么人都帮，尤其不帮那些编出所有灯泡笑话的“光明会”。还有，别被“亚天才”这个词吓跑；我们中有些人，其实还不止这么聪明，但这不是重点。所有亚天才都相像，却不是以同一种方式相像；“鲍比们”则大摆与众不同的架势，却从未真有特色。他们值得同情，也值得顺手牵羊：剪他们的羊毛，别剥他们的皮。 到了这里，你不是在自己的“公主牌”电话上按下“911”，就是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那些“双关神论”的深奥道理，竟然包括你自己说过，或至少想过的事情。这不过是“巧合隐喻教会”的扎克·复制品所命名的“亨尼·荣格集体幽默无意识”，在神秘地运作。顺便说，亚天才也是各种占卜器具的熟练胡来者：读国库券、数字命理、字母重排，以及单词高尔夫。比如，把 Punk 变成 Pink，只要一杆进洞。就像看深夜电视，或在“排泄王座”上举行“拉屎冥想”仪式一样，这些驱魔锻炼，不过是通向“佛陀达达”的众多心理疯径中的几条，沿路撒满面包屑。因为，每一个雪人后裔亚天才，都在自己的“短期私人救主”帮助下，找到通向“鲍勃”和闲逸的独特道路。〔译注：原文以 T-bills“国库券”戏仿读茶叶占卜；puntheistic 合并 pun“文字双关”与 pantheistic“泛神论的”；Buddhada 合并 Buddha 与 Dada；shordupersavs 是 short-duration personal saviors 的缩合。〕 这正是“鲍比们”永远不懂，而那些看似更不正统的“其他变种”——早于或处于亚天才之外、松散结盟的异端首领——能够看穿的：你若真想活着，真想活个痛快，就得杀掉“鲍勃”；因为“鲍勃”自会在他乐意的时候复活，还会感谢你没有做一个弟子型傻瓜。事实上，每个地方骗子会众，或称“教团”（klench），迟早都必须分裂；其中的理由，如果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那么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 听完这番夸张的叙述，你也许以为教会有点过分头脑化。但在超现实中，它的沙龙和酒馆根本就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在《清除之赤拳》中显露出来，也“出柜”了。没错，尽管教会奉行“爱国精神病无政府唯物主义”，同性恋者仍然受到欢迎，而且至少主持着一个教团：“大量排放教会”。在这份机关刊物里，教会跟自己玩了起来。1983 年这一期，收入《书》中遭审查删去的文字，报道 1982 年 9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兼具划时代与末日意味的第二次大会，并综述“其他变种”及其令人不安的作品。我有幸参加那次大会；亚天才们从远至伯克利、玻利维亚的地方赶来，真的不骗你，聚在一起，一边称兄道弟，一边互相压一头。他们举起饮酒角，大口灌下“弗洛普”（’Frop），发下惊天誓言，成百倍地对骂，呕吐，扯碎牛皮。多数人无视附近的世界科幻大会，但也有几个人，拿《星际迷航》迷和其他垃圾迷开刀，搞了各种捉弄粉红人的把戏。精神高涨，烈酒流过一张张下巴；寻找闲逸的人们，正为那场名叫“支持‘鲍勃’的博士们”的心灵声波海啸，进入疯狂状态。 在“文化灭绝”（Culturcide）这类反音乐家之前，在“十二岁小孩”（12 Year Olds）这类玩笑摇滚者之前，在 E.L.F. 带领异教的粉色——不是“粉红人”那种粉色——复兴之前，就已经有了“博士们”，以及他们彻底当代、也彻底蔑视当代的声音，不受旋律、和声与道德的约束。这些来自“阿肯色飞碟州”的生物，以及它们可怕的后裔——“支持沃坦的博士们”、奥克兰神秘的“极端偏见博士们”等——制造出一种拧痛上帝的元音乐。最初那支博士乐队，真的用“一点小小的非音乐”，把雷迪森酒店折腾惨了。现场看起来像急诊室里的一场接力肉搏，不过，圣贾诺尔·超鞋钉和即将殉教的圣斯特诺·凯克黑弗，提供了一个可靠而不可预测的核心。就连被弗洛普冲昏头的、活生生的反艺术物件 tENTATIVELY, a cONVENIENCE，在台上刺杀吉他手斯特诺，也没能让幸存的博士们闭嘴；这个家伙的异常，比我们任何人都更纯粹。那场面，诡异地让人想起扎普鲁德影片中遭压下的未公开片段。偶尔，这片声音的马尾藻海，会涌起某种近乎歌曲的东西，比如贾诺尔那首振奋人心的赞歌：《叫法官来吸我的鸡巴》。简直像扔下了一颗“阐释中子弹”。〔译注：Gott-wrenching 用德语“上帝”替换 gut-wrenching“揪心”的 gut；eine kleine Nichtmusik 戏仿莫扎特《小夜曲》德文名，把 Nacht“夜”改成 Nicht“不”；hermeneutron 把“阐释学”与“中子”揉成一词。〕 斯特诺复活后不久，大会按理所当然的方式，以教会最感人的仪式收尾：“发射脑袋”——某位著名世界杯高尔夫球手的脑袋，不是李·特雷维诺的。但到那时，教会史上最离奇的事件，已经永远改变了它的进程。亚天才女士缝纫辅助会，突袭了一个“以阴茎类为主”、自鸣得意的教父讨论小组，宣布自己偷走了“脑袋”，又强令提出一系列荷尔蒙失衡的要求；男人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一向不动声色的“光屁股巴克”牧师，被叫去主持一场强迫婚礼，让教会所有男人互相结婚时，终于丢掉了巴纳姆式的镇定。看着一个强壮男人垮成呜呜咽咽的一团，令人伤感；可女人们——以前叫女孩们——却乐在其中。至于这些女族长还强迫我们做了什么，最好别说。亚天才教会从此再也不会一样；不过，它本来就从没一样过。 那么，亚天才究竟是谁？我们是跳冲撞舞的“物理大师”。“等到末日被提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等着！”“就算他们开得起玩笑，也照样操他们！”〔译注：Slam-Dancing Wu Li Masters 戏仿书名 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舞蹈的物理大师》；Rapture 指部分基督教末世论中的“被提”。〕 （1983） ### 费林盖蒂的政治神学 > 教士的天，要下雨吗？ > 下雨，你就会被宰掉； > 不下雨，你就会被烧掉。 > ——本雅明·佩雷 > 罪，就是人想成为神的欲望。 >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神父 人们曾说，统治过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家族，既学不会任何东西，也忘不掉任何东西。左翼也是如此。现代世界早已超出其陈旧意识形态的范围，长期让它困惑到瘫痪；如今，它把过去四年由联邦政府巧手操弄的紧缩，误认作大萧条重演，便大大松了一口气，故态复萌。回到新政！可惜，它看不见，自己口中的恶鬼里根，早已采用了新政中唯一真正有效、能够医治经济贫血的药方：军火生产、干涉和战争。 不过，与其琢磨高层政策，我宁愿看看更本地、更近身的现象，来证明左翼无论洞察还是抱负，都没有前进一寸；而且矛盾的是，这些现象涉及外交，而不是国内方案。我指的是，诗人、艺术家，以及用他们自己扭曲的自我描述来说的“文化工作者”，又一次通过下列方式，表现自己的创造性批判精神和出名的个人主义：报名充当威权左翼的宣传员，收买别人来当宣传员，或者让不肯当的人闭嘴。三十年代，处于人民阵线阶段的共产党，通过一个文化外围组织网络，管理着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这套组织与刊物组成的卡特尔，能够成全或毁掉许多边缘艺术家与作家。如今虽然没有这样的集中指挥，但那些控制先锋艺术品微薄生产资料的小圈子，许多都赞成把反建制价值出口到足够遥远、因而方便的外国目的地，例如格林纳达、萨尔瓦多。拒绝一切预设的强制选择，几乎与 1937 年同样危险：那时，左翼昔日的宠儿乔治·奥威尔，其《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遭左翼读书俱乐部拒绝，因为他对西班牙革命的第一手报告，揭露官方左翼在一边，革命者在另一边。 这种趋势一个令人不安的表现，是激进名流，或力求成名的人，不断前往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那些“解放”地区，以及直到不久前还在前往的、乔治·舒尔茨眼中那块“可爱的地产”——格林纳达。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以及南非的新朋友莫桑比克，也各有信徒；不过，这些信徒显然是更强硬的材料做的，但那种“强硬”，当然不是马克斯·施蒂纳式的。〔译注：sterner“更强硬”与 Stirner“施蒂纳”近音。〕他们的报告，并非全部彻底一文不值，只是大多数如此。《没有中间地带》（No Middle Ground）第二期，刊登了凯特琳·曼宁关于尼加拉瓜的一篇长篇亲历报告；本地人更熟悉她的名字，是“玛克辛·霍尔茨”，《加工世界》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同意泰德·洛佩兹的看法，她这篇东西是“卢卡奇式游记”“令人作呕的马尔罗式狗屎”，以及“我们见过的、出自所谓‘反威权者’之手最讨厌、最恶心的东西之一”。尽管如此，这篇精致的桑地诺派辩护文，仍能挖出一些资料；它偶尔让人窥见“新”尼加拉瓜——其实没那么新——的生活，从而削弱其隐蔽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支持”路线。 这点本就不多的好处，却也不能用来评价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把一次为期一周的旅行，变成了一本茶几书；这本书卑下的基调，从《诗歌闪讯》（Poetry Flash）最近的访谈中，已经清楚可见。费林盖蒂以诗人的身份为尼加拉瓜代言，就像棒球运动员替剃须刀代言。“诗歌”这个切入点，硬扯得近乎闹剧：唯一看似有交集的地方，差不多就是他的老朋友兼同类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此人号称诗人，又作为文化部长，名义上属于执政的桑地诺统治集团。当然，卡德纳尔属于最低等的生命形式：教士。约翰·保罗二世在中美洲巡回演出时，确实冷落了卡德纳尔神父；但在我看来，关键不是卡德纳尔没获准亲吻教皇的戒指，而是他一开始竟然想去亲。 劳伦斯·费林盖蒂，这个厌倦世事的过气人物，没在投靠埃内斯托·卡德纳尔那台“小文部”宣传机器以前，就拖着脚走进极乐原野，真是可惜。卡德纳尔可是个从诗人变成男娼的家伙。我们这位备受尊崇的“垮掉兼手淫派”，把我们的轻信估得太高了：他假装被撒旦里根骗了，说自己“去那里以前，对尼加拉瓜有许多先入之见”。什么？装模作样反对建制三十年以后——他不是在消逝的青春里，老早就写过什么弹劾艾森豪威尔的东西吗？——费林盖蒂竟然突然信起罗纳德·里根这一类人了？那也难怪，在尼加拉瓜匆匆来一次激进游客快闪之后，他就把一批先入之见扔掉，再装进另一批。如果他不是在说谎，那么，即使作最宽容的判断，按他自己承认的说法，他也不过是谁最后碰巧把话说进他耳朵里，就受谁摆布的傻瓜，而那些人都是自利的意识形态家。〔译注：原文 puto 是西班牙语侮辱词；Beat(off) 把“垮掉派”与 beat off“手淫”相连；MiniCult 戏仿《一九八四》式部委缩名。〕 政治不是亲子鉴定诉讼。没人关心费林盖蒂的见解，是在何时何地“受孕”的。问题是：它们真实吗？ 一如既往，左右两派彼此配合。费林盖蒂忙着争论国务院对尼加拉瓜共产党人数的估计，却不去面对那个国家的真实局面。所有共产党人都是压制性的国家主义者，但许多，或者大多数现任及未来统治者，并不属于共产党。要是识别未来元首真有这么容易，那倒好了！可事实上，他们到处都在孵化：在那个挂错招牌的自由意志党里，一点也不比革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工人党那些斯大林主义疯子邪教里少。如果费林盖蒂没有注意到，尼加拉瓜是一党专政，那么他一定什么也没注意到。 有人问及《新闻报》（La Prensa）编辑、诗人巴勃罗·安东尼奥·夸德拉遭到审查的问题，费林盖蒂却觉得，“《新闻报》就在美洲银行旁边，这在象征意义上很有趣”。不知何故，索摩查时期，他的朋友卡德纳尔常在《新闻报》发表诗作时，费林盖蒂从没觉得这一点有趣。1978 年，尼加拉瓜大众，乃至他们的桑地诺导师，也没觉得这件事有多有趣：该报编辑佩德罗·华金·查莫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性质，并未妨碍他们，把他遇刺事件当作那场艰难、却最终成功的反抗的催化剂。我说“反抗”，而不是“革命”，不是要贬低那些受苦起义者的牺牲；他们远比任何北美拉拉队员值得尊敬。我只是要把真正的问题保留下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赶走并消灭一伙赤裸裸的掠夺者，显然值得追求；但如此有限的目标，还没有触及社会变革更广阔的视野。 费林盖蒂的城市之光书店，近年装上了电子防盗探测设备；最近一家美国银行分行，就在它**街对面**。我不确定这连“象征意义上的趣味”都算不算，不管这个托词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真正**有趣，而不只是“象征性”有趣的，是美国银行在“社会主义”尼加拉瓜，安然无恙、兴旺发达。费林盖蒂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辅导，所以，对于“新”尼加拉瓜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他无话可说。 拿不相干的轶事岔开话题，是费林盖蒂仅剩的修辞本领，而偶像崇拜般的采访者大卫·沃尔彭德斯塔，毫无疑问地照单全收。有人问到妇女地位——沃尔彭德斯塔精明得很，甚至不去**问**同性恋者——费林盖蒂就讲了个蠢故事，说桑地诺男人让一位女诗人参加过军事行动。这就像有人问美国妇女遭受压迫的问题，你却拿莫莉·皮彻的童话来回答。 为费林盖蒂安排那些表面景象、而他又欣然满足于此的，是文化部长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仿佛来自苏联国际旅行社的维吉尔向导。我想，既然承认费林盖蒂是诗人，也就得以同样意义承认卡德纳尔。这位马克思主义版罗德·麦克尤恩，写出了令人恶心的游记《在古巴》（In Cuba），里面既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猥亵般的颂扬，也有对政权强制推行清教道德、工作伦理等基督教价值方式的深切敬意。如今，他把卡斯特罗施于自己身上的一套，又施给了费林盖蒂。卡德纳尔的一位译者写道：“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是天主教神父，也是马克思主义诗人，他看不出这两种忠诚之间有什么冲突。”我也看不出！ 费林盖蒂跟无政府主义的调情，终于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真该松一口气！如今，他不在乎一个国家是否有威权权力结构，只要九个桑地诺头目里，至少六个“基本上是有人情味、讲道理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军人或独裁者”，就行。独裁者什么时候不算独裁者？当他像费林盖蒂一样，是个“有人情味的知识分子”，当他是个好人时。费林盖蒂实在太有人情味、太讲道理，以至于没有问问这些讲道理的人文主义者：为什么尼加拉瓜从 1981 年起，就禁止罢工了？ 费林盖蒂这场可鄙的表演，继承的是那些热心受骗者的传统：他们曾经接受精心误导的苏联参观安排，回来以后，就会像萨特那样说：“苏联的言论自由是完全的。”直到 1975 年，费林盖蒂还写过：“我仍然关心，一个诗人把自己的才能借给任何政府部门，即使由私人付酬，这件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猜，只要是别人的政府，就没关系。当然，如果费林盖蒂否认自己把才能借给过那个统治集团，我也只好同意。 尼加拉瓜是一个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根政权把它描绘成革命国家，对自己很方便。但是，推翻索摩查的起义，如果真有什么革命成分，在桑地诺官僚巩固权力后还活了下来，费林盖蒂既不知道，也丝毫不在乎。他完全认同那个统治集团；他的同类卡德纳尔神父，是其中一件装饰品。可惜，在里根的破坏稳定政策，与统治集团的列宁主义目标之间，桑地诺国家几乎没有多少前景，会像费林盖蒂的操守一样，逐渐消亡。老诺亚醉了，让我们为他的赤裸感到羞耻吧。 （1984） ## 第四部分 其他恶习（1981—1985） ### 引言 《权力之言》（1981）刊于旧金山的《Re/Search》——一本具有前朋克知识趣味的后朋克期刊——后由《共同演化季刊》转载。它开启了我在“最后国际”后期转向简洁、警句式或固定格式的写作趋势，例如《时兴与过时》（Ins & Outs）、《二十问》、《落魄分类广告》（Déclassé(fieds)）等。《疯狂边缘的信条》是“最后国际”在最后关头为奥地利编纂的一本国际“无政府主义式”联系人名录撰写的自我介绍。《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女权主义》（1982）扩写自一封来信；那封信最初发表于《火花》（The Spark），却被多伦多的左翼女权主义杂志《推倒它》（Kick It Over）压下不登。这本杂志的出版者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列宁主义者了。《精美的尸体》（1984）是一封致编辑的信，登在向雅皮士免费派发、阅后即丢的自由派左翼报纸《旧金山湾卫报》上，是我送给“大猩猩洞窟”的大师加里·沃恩的最后一声嘲笑。 在我的激将之下，Loompanics 重印了亲情境主义的“共产主义利己主义”宣言《贪婪的权利》，于是我为它写了一篇序言（1983）。这本书不仅销路惨败，连广告也被《理性》（Reason）封杀，可 Loompanics 偏偏始终对我抱有兴趣。1984 年，它出资让我参加厄里斯学会在阿斯彭举行的年度密会，发表了一通痛斥；后来我将它修订扩写为《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些厄里斯信徒虽然表面上与其灵感之源《不和谐原理》的无政府混沌和偏执狂式批判荒诞趣味相投，实际却更像一个替代版的三边委员会，正在侧翼伺机登场——主要是右翼。〔译注：原文 wings 兼指舞台侧翼与政治派别。〕面对我对工作的攻击，这伙骗子、教派信徒和顾问完全不知所云。有一刻我脱口而出：“你们可算不上社会的中坚良民，这一点你们知道吧。”我在这里添入了另一封遭压下不登的来信的摘录，为这场僵局加了点料。那封信原是写给《自由意志主义评论》的，回应约翰·霍斯珀斯的一篇书评；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篇讨论工作本身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文字，而它讨论的方式，就是挺身为工作辩护。 我最近写的几篇文字，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原刊于《大众现实》（Popular Reality）和 Loompanics 的一期增刊；还有一篇 Loompanics 书目评论，曾刊于《声音文学增刊》（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芝加哥读者》、《洛杉矶读者》与《假阳性》（False Positive）。目前，我正在与铁幕另一边的一位朋克无政府主义社会学家格雷戈尔·托姆茨（Gregor Tomc）合作，编译一部北美“边缘”文字选集，其中也包括欧文·施特劳斯、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等处于边缘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本书总结并结束了我活动中的一个阶段……不过，我还没说完呢。 ### 疯狂边缘的信条 **最后国际／反对工作的工人** 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计划。我们发表短小文字，通常采用海报形式，有时则是读者来信、文章、涂鸦、分类广告或口头痛斥，致力于运用荒诞的力量，揭露并铲除权力的荒诞。我们对权威的敌意不限于反国家主义，而是涵盖一切与自由、快乐和创造力为敌的规则、角色、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较之废除国家——尽管那当然必要——我们更关心的是超越工作和道德主义。对我们来说，幽默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游戏也不只是轻浮，它就是自由的积极含义。 （1981） ### 权力之言 艺术？越来越不称职的性爱替代品。 血库？银行还有别的种类吗？〔译注：blood bank 即血库，bank 又指银行。〕 无聊？老于世故者的必修课。 重生者？生两次，两次都嫌多。〔译注：born-again 指宣称获得灵性重生的基督徒。〕 文明？生物圈的皮肤病。 阶级战争？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伴侣？一夫一妻，单调到底。〔译注：monogamy 与 monotony 构成语音双关。〕 钉十字架？数量太少，时机太迟。 犬儒主义？早已被现实远远甩在身后。 迪斯科？咩咩声响个不停。〔译注：将“节拍继续”中的 beat 换作 bleat，意为羊叫。〕 疾病？危险得很：它是产生医生的一大病因。 选举？愚主制正在运转。〔译注：dumbocracy 将 dumb，即愚蠢，与 democracy，即民主，拼合。〕 信仰？要命的东西——上帝，退到我身后去！ 家庭？不要核！〔译注：No nukes 是反核口号，此处兼讽 nuclear family，即核心家庭。〕 女权主义？与男人平等：多么微不足道的抱负。 自由时间？老板不付钱让你做的工作。 充分就业？是威胁，不是许诺。 同性恋者？犹太人？冒充受压迫者的精英。 政府？枪不会杀人，政客才会。 大师？好咒语难寻。〔译注：a good mantra is hard to find 仿“好男人难寻”。〕 嬉皮士？油箱空了还在跑。 人质？不值得杀，也不值得为了他们去杀。 法官？穿着小丑服的老迈暴君。 法律？不受惩罚的犯罪。 律师？嘴巴的生命维持系统。 左翼？被甩在后头。〔译注：left 同时可作“左”及“留下”。〕 闲暇？付钱与玩乐，二者不可得兼。 自由派？良心有愧的保守派。 自由意志主义？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自由。 死后生命？何必等？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受虐癖？就像把工作带回家。 神秘主义者？说自己有无法言传的领悟，却偏偏对此说个没完。 恋尸癖？一种社会性疾病。 虚无主义者？要超越善恶，却走到半途就停下了。 弑师？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译注：原文 pedagogicide，将“教育者”与“杀戮”拼合。〕 快乐？使痛苦更加鲜明的间歇。 警察？证件齐全的恐怖分子。 政治？像个池塘，渣滓浮到顶上。 偏见？民间社会学。 财产？是盗窃——而盗窃才正当。〔译注：property 与 proper 双关，前半句借用蒲鲁东的命题。〕 朋克？患了失忆症的嬉皮士。 朋克场所？拔光了蕨类盆栽的时髦酒吧。 蓬克（Punques）？上艺术学校的朋克。〔译注：用故作雅致的拼法改写 punks。〕 广播布道者？少来听觉宗派，多来口交！〔译注：aural sects 与 oral sex 谐音。〕 里根？朝帝国的方向迈了一步。〔译注：将“正确方向”的 right 换作 Reich，指向德意志帝国尤其纳粹第三帝国。〕 亲密关系？一起孤独。 宗教？把自己的缺陷奉若神明。 右翼？错。 摇滚乐？伟大的前程已经落在它身后。 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尸骨之学。〔译注：charnel knowledge 仿 carnal knowledge；后者意为性交。〕 旧金山？下索萨利托。〔译注：Baja Sausalito，仿“下加利福尼亚”的地名形式。〕 “圈子”？怎样和大家一样与众不同。 性爱？越来越不称职的自慰替代品。 校园暴力？班级里的阶级斗争。〔译注：class 兼指班级与阶级。〕 社会主义者？披着狼皮的羊。 教师？被比下去了。〔译注：outclassed 意为被超越，亦含 class，即班级。〕 治疗？没有犯罪的惩罚。 托洛茨基主义？失了权的斯大林主义。 乌托邦？对未来的怀旧。 素食主义者？吃什么，就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式纳粹主义。 （1980） ### 《贪婪的权利》序言 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相信权利，他们便相信这些权利属于作为个人的自己。即使不相信，他们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个个拥有不容忽视之力量的个人。无论怎样，他们都认定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毛主义者，也赞同这一点。这种默契倒是皆大欢喜；而我认为，它也很可疑。如果这种对抗性的相互依存、这种彼此依赖，反映并掩盖着某种一致，又会怎样？利己主义会不会是利他主义的“忠诚反对派”？ 按照本文作者们的说法，是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认为，一种认识自己、拒绝对自身实现施加任何限制的利己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贬斥利他主义和狭义利己主义——或者说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二者是为资本与国家服务、彼此竞争而又互补的道德主义。他们敦促我们尽情享有一种慷慨、广阔的贪婪，超越自我牺牲和琐碎自私，达到我们每个人、我们所有人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的共同占有。罗斯金写道：“财富就是他人。”彻底而理性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利己主义者理解了这一点，便会在其他主体性之中、并通过其他主体性来丰富自己。社会生活达到出于同意、充满感官享受而又令人满足的最佳状态——性爱、交谈、创造——时，从他人那里取得与给予他人构成同一种游戏活动，蕴含丰厚的乘数效应。〔译注：原文 (con)sensual 同时包含 consensual“出于同意的”和 sensual“感官的”。〕对于头脑清醒而热爱游戏的利己主义者，任何低于普遍化利己主义的东西，都不够。 个人主义者只不过崇拜自己的奇想；问题却在于把它们活出来。 这是一场恶作剧、一番沙龙里的矫饰吗？这里确实不乏那种味道。还是头脑糊涂地把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者必定会怀疑，但他不该急着让自己错失这场对其确信所作的独特挑战带来的洞见——以及乐趣！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究竟来自作者们的不理性，还是来自他们对真实生活经验之实质的忠实，并不那么容易断言。如果“马克思—施蒂纳主义”是可以设想的，那么一切夸谈自由或解放的正统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都得受到质疑。论战要么具有实践作用，要么就一无是处。阅读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就是你能从中得到什么——这一点，它的作者们也会率先赞同。 至少对于不熟悉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法国前卫话语最新时尚的人来说，本书的表达方式可能显得不同寻常。但它完全延续了那些试图把政治与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结合起来的反抗思潮的传统，例如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这些思潮主要发源于欧洲。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个以法国为基地的国际组织“情境主义国际”，以高度的不妥协精神和精密思考重新承担了这一计划。情境主义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包括其列宁主义变种——的“景观”，也就是各种表象的组织方式，如何横亘在孤立而衰弱的“个人”与他们通过自身活动创造、却既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世界之间。日常生活被切割为许多标准化的预制角色，制造出面对眼花缭乱的强制“选择”的个人；他们失去了创造自身生活的主动性，也就被抽空了切实的自主能力。与此同时，中介取代了直接经验。在政治上，情境主义者猛烈抨击既有左翼，但当他们接受委员会共产主义时，自己也走向了极左立场。一方面要求废除工作，把它变为富有生产性的游戏式消遣；另一方面又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这不过是情境主义者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一。1968 年法国总罢工印证了他们的论点：富裕社会只是把贫困现代化了；罢工中甚至出现了他们的若干口号。但情境主义国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并于 1971 年解散。 此后，情境主义的观念——以及姿态——逐渐渗入大众文化。性手枪乐队的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或许是第一个向追逐时髦者出售变了质的情境主义的人。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谓的“亲情境主义”团体在英国、纽约，尤其是旧金山湾区纷纷成立。其中一个名叫“否定”（Negation）的团体，在 1973 年前后重组为“为了我们自己”（For Ourselves），并在次年的五一节前写出了本文。“为了我们自己”尤其受惠于情境主义者拉乌尔·瓦内格姆；他对“没有奴隶的主人”的“激进主体性”的颂扬，在《贪婪的权利》所主张的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个团体很快便瓦解了，一些成员退回到他们其实从未真正摆脱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本文既过于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仍保留着人本质上是生产者的幻觉，并且把以委员会为基础、“民主地”实行计划的经济，吹捧为一个全新自由社会的结构基础。说它过于迷恋马克思主义，还因为它试图把共产主义利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调和起来；这种尝试固然巧妙，却远称不上有说服力——尽管它也许确实表明，马克思比他自己所想的还要激进。可惜“为了我们自己”在把马克思施蒂纳化时，没有也试着把施蒂纳马克思化；那样，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知道，到底在哪个层面上才有可能调和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性非道德主义者。 最狭义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同义反复，不是一种策略。各个年龄段的青春期少年得意扬扬地宣告“人人都是自私的”，仿佛他们发现了关于世界的某个事实；其实他们只表明，自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实践的利己主义必须包含更多东西：它必须告诉利己主义者一些关于自己和其他自我的有用之事，使他的生活——而碰巧也使他人的生活——有所改变。我的愿望、需要、欲求、奇想——随你怎么称呼——把自我，也就是正在有目的地行动的我自己，伸展出去，伸向其他自我等待我的地方。如果我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同他们“保持一臂之距”地往来，就不可能靠得足够近，去得到我想要的许多东西。无论如何，任何“幽灵”、任何意识形态，都别想挡我的路。是你拥有观念，还是观念拥有你？ （1983） ### 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女权主义 正如一篇童年经典的题目所说，猪就是猪——不管它们的生殖器长什么样。伊尔泽·科赫是纳粹，不是什么“姐妹”。爱不是恨，战争不是和平，自由不是奴役，焚书也不是解放。想成为革命者的反权威主义者面对许多难题。不过，他们首先应该把简单的问题答对。 撇开一切夸张和比喻不谈，所谓“激进女权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它鼓吹沙文主义、审查制度、母权式干预、伪人类学、找替罪羊、与自然的神秘认同、装模作样的伪异教虔诚，以及强迫思想乃至外貌划一——在有些圈子里，赫拉可得保佑那些身材纤瘦或带有“女人味”的女权主义者！这里具备了我们如今理应认得出的那整套理论，以及太多相应实践。它在策略上与古典法西斯主义还有一项不祥的延续：民间私刑式压迫与国家主义压迫彼此配合。因此，无政府主义界的《滚石》——《开放道路》（Open Road）——赞扬温哥华的某些反色情行动，并不是把它们视为直接行动，因而即使方向错误也可以理解；它赞扬这些行动，是因为它们推动懒洋洋的检察官去迫害人。一战后的意大利，法西斯帮派在警方默许下攻击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警方除了对付左翼之外，从不介入。美国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镇压也遵循了类似模式。正如我曾经疑惑地问过的：“这些女人怎么除了地方检察官之外，什么男人都不肯上床？” 我对牟利的色情产业，对它所谓的言论自由“权利”或财产“权利”，本来就毫不关心。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偏偏挑中这一类生意？以色情为靶子，表明其中有计划和优先次序，而不是某种自发的、原初的反资本主义冲动。执行一项经过盘算的政策的人，在别人追问并质疑其理由时，可没什么好抱怨的。 法西斯意识形态总是自相矛盾地对其听众、对其选民宣称：他们既受压迫，又高人一等。德国人并没有真正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怎么可能输？按照前提，他们是优越的——所以，他们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可一个优越种族，当初怎么会让这种局面发生？）多伦多《推倒它》刊登的一篇女权主义／反色情运动（APM）的檄文告诉我们，是男人——只有男人——“创造了摧毁自然、仇视女人的文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么女人对文化毫无贡献，要么这种文化除了摧毁自然、仇视女人之外，还包含更多或别的东西。 为了自己的目的——其中有些目的平庸得很，不过是与异性恋男人争夺双方都想得到的女人——自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人，实际上把女人贬成无助、畏缩、几乎像植物人一样的东西，只是男人轻蔑与强制之下的被动受害者。这种对女人的深重侮辱，就连最坏的父权意识形态也未曾达到；例如犹太教把女人看成污秽来源的观念，或基督教把女人当作诱惑者、无法控制的性本能力量的梦魇。那些观念诋毁女人邪恶，却很难把她看成毫无力量。新的“女人即受害者”刻板印象，不仅可以直接追溯到 19 世纪维多利亚式的父权态度——它把资产阶级女人贬为被动的装饰品——还通过否认女人具有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把女性的诉求放到了与为小海豹提出的诉求一样的位置。 换个假设吧，一个只有最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与厌女者才会否认的假设：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女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那么，女人——或者任何其他受支配群体：工人、黑人、原住民族——怎能完全免除自己在使其受统治的安排中所负的共谋责任？这些妥协有其理由。但否认它们存在，则没有任何借口。 这不是酸葡萄心理。有些女人不喜欢男人，甚至不愿与男人发生任何关系，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困扰。我自己也不喜欢大多数男人，尤其是那些典型的“阳刚”男人。不过，我无法不注意到，绝大多数女人的感受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而这一点让她们心烦意乱。 我会第一个承认，绝大多数人可能是错的。要不然，我们就真是几乎所有人眼中那些边缘疯子、无能怪人了。不过，我批评多数人，我不假装替他们说话。激进女权主义者则不同：她们是先锋主义者。既然如此，她们就得替自己的敌意寻找合理化解释；她们也的确这么做了，把自己的偏见炮制成一套鸡巴决定论的妖魔学。作为仇男者，她们也不可能不仇女。 把色情等同于强奸——在怨毒的修辞泡沫之下，这似乎就是反色情运动的核心公理——想必是为了让色情显得更严重。然而，如果男人说了算，而这套制度的内在倾向——如我们所被告知的——就是把反对它的主动行动变质，其中女权主义的行动又最具革命性，那么更可能的结果反而是让强奸显得无足轻重。这还是那个女人喊“狼来了”的老故事。同样，媒体操弄舆论，说“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曾为粉饰以色列产生奇效；直到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兼灭绝主义催生了一批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很可能就此把圣约之子会那些诽谤者的话当真。 按照这种女权式认识论，男人对女人的真正本性一无所知。依逻辑推想，由不同角色与歧视造成的两性疏离，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大多数人留心自己的真实经验后，也不得不如此结论。可不：男人不理解女人，但女人——至少她们的激进女权主义先锋队——理解男人。女人，无论如何是女权主义专家，比写色情作品、读色情作品的男人更理解色情及其对男人的意义；而回避男人、拒绝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对这些真理的理解最深。你的经验离现实男人的真实生活越远，你就越理解它。把这逻辑掉转过来，教皇不就真的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女人与性问题上的最高权威了吗？ 所谓色情与强奸之间的联系，是寓言式的，不是经验性的。作为一种相关关系，它无论在荒谬程度上，还是在适合国家目的这一点上，都可与最近重新流行的“大麻癫狂”论相媲美：吸大麻必然走向吸海洛因，是一部浪子——或者强奸犯？——的堕落史。〔译注：Rake's Progress“浪子历程”被改接为 Rapist's，即“强奸犯的”。〕 如果女权主义不存在，保守派政客也得把它发明出来。请问，清一色由男人组成的立法机关，当初究竟为什么把“淫秽”定为犯罪？又为什么由男人组成的法院，任意把它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反色情运动的悍妇如果有朝一日面对的是人，而不是自己狂热的投射，就会发现大多数青春期后的男性对色情毫无兴趣——不是因为他们政治正确，而只是因为它显然粗鄙、下流，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如真刀真枪的性爱。 焚书的女权主义者是怯懦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她们反对的是女人受到潜移默化的社会化教育，在男人面前扮演顺从角色——怪的是，在男性化的女同性恋面前采用同样角色，却成了无害的乐趣——那么她们首先关心、几乎要先发制人对付的，就该是《柯梦波丹》（Cosmopolitan）、芭芭拉·考特兰的言情小说，以及那一大堆专为女人写、又被女人抢购的隐性色情通俗文学。毕竟，血腥与暴力是衍生物：无论以何种方式受到伤害的，都只能是受害者。15 年前，最初的妇女解放者——后来仿佛被掉了包，换成今天的女祭司、律师和上层女官僚——至少还会抨击休·赫夫纳、安迪·沃霍尔这类有影响力的敌人。如今，她们却去恐吓十几岁的朋克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故事出自《火柴！》（The Match!）。那些少年的拼贴不过暗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名统治者，是“千名死者之母”，而不是什么“姐妹”。这种古怪的生物决定论的逻辑就是如此：凡是长着阴道的动物，都是“我们”的一员；凡是凭鸡巴享有特权的人，都是“他们”的一员。我们只能附和“火象剧场”的那句怪话：“我们究竟是个谁？” 例如，男性左翼人士很容易、也往往乐意充当女权主义扩张势力时的应声虫。他们把对过去不当行为的内疚，与眼下想钻进左翼女权主义者裤裆里的野心结合起来。大体说来，那些觉得对女人、黑人、外国人或任何人有愧的人，通常的确有愧。因此，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我就住在它旁边——到处爬满了男性“女权主义者”，他们改宗，只为了更容易上床。同样的骗局似乎也在多伦多发生，毫无疑问还发生在许多别的地方。这些隐秘的野心，本身显然不能使它们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失去效力；一个人完全可能出于最坏的理由，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既然在对接受这些观点没有额外利害关系的人看来，所讨论的观点确实显得愚蠢，那么，对于男性知识分子那些本来难以解释的狂热发作，最说得通的解释似乎就是：它们是自利而不真诚的合理化辩解。 也许，我猛烈抨击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必须经历的一道过程，才能让自己获得足够的自由，冒险投身于集体解放的计划。已经有一些女权主义“毕业生”继续前行，加入共同追求自由的行列；其中一些人也因为此前的经历而有所长进。我们都有先前的尴尬经历要抛在身后——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工团主义、客观主义，等等。如果我们从来不曾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思考，就很难相信我们能走到独立思考的地步。做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耶稣会士，本身就是做一个信徒，也就是说，一个傻瓜。然而，认真地在任何一套体系里闯上一遭，或许能指出走出那个总体系本身的路。 不过，当女性批评者被当成叛徒排斥，男性批评者则原则上遭到无视或诋毁时，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用一套完全平行的机制维持沉默的共谋：非犹太批评者是“反犹太主义者”，犹太批评者则只能是被“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吞噬。作为一种社会方案，分离主义也许荒谬，且充满矛盾；几乎没有哪个分离主义者脱离父权社会的程度，能赶得上生存主义者之类的人，而且也没有谁比分离主义者更爱干涉别人的事。但半隔绝状态确实更便于给新人灌输教义，把不利的证据和论证拒之门外；这一心得，激进女权主义者与统一教、哈瑞奎师那及其他教派信徒共享。幸好，人们刚接触她们的教条和亚文化时，看到的是那么倒胃口的东西。我确实注意到激进女权主义正在老化：随着六十年代的政治与文化继续燃尽，事先受到适当浸泡、准备接受女权主义洗脑的女人越来越少。20 岁出头的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很少，而且正在变得更少。 所以，激进女权主义——没必要跟这个名称如今的所有者争夺其名号——是一套可笑、充满仇恨、专断、性别歧视而又教条化的构造。革命者只要认真对待它，就给予了它不配享有的正当性。是时候停止像老妈子一样纵容这些鸡毛蒜皮事务的恐怖分子了；应该让她们为宣扬种族灭绝式胡话负责，也为她们亲自实施的各种恶行负责——说实话，甚至包括强奸！——而这些恶行恰恰是她们坚持说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事情通常到头来都是某个想象中的“姐妹”遭受过的：典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其实过得挺不错。〔译注：matronizing 仿 patronizing，以“母式”改写“父式”的居高临下照拂。〕怎样挫败女权法西斯主义？很简单：照女权主义者自己的话来认真对待她们，把她们当平等的人……然后听她们嚎叫吧！女皇没穿衣服……这才是我所说的淫秽。 （1983） ### 精美的尸体：加里·沃恩 丹尼斯·卡普兰为加里·沃恩封圣的文章——刊于 1984 年 1 月 11 日的《旧金山湾卫报》——是一派胡言，但它确实证明了沃恩的一项才能：让一群阿谀奉承、比他自己还缺乏自主性和想象力的追随者围在身边。沃恩对教派的兴趣极为实际。他的崇拜者喜欢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同时又集体为彼此那种虚幻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作证。追随者们自愿配合，沃恩则用一种贫乏版的“游戏”分散他们的注意，让他们不用正视自己污浊、顺从的日常生活——无论他还是他们，都从未梦想过要挑战那种生活。他提供的“游戏”既琐碎，又令人镇静，还对社会秩序无害。 沃恩拥有一只“椰菜娃娃”的全部魅力，毫无坦率与勇气，时常幼稚却从不天真，以各种卑琐方式贪得无厌。他之所以冷淡疏远，不仅出于神经质和势利，还因为他总有事情要隐瞒。只要直视他的眼睛，就足以让他局促不安。卡普兰假装——也许甚至相信——沃恩不屑于从自己的把戏中获利；但即便没有获利，也不是因为他没尝试过。他想要的东西总是伸手乞讨，他拿得出来的东西却总要收费。 沃恩寄生在游戏本能上，是一名懒散的工作意识形态鼓吹者——工作当然是让别人做的——也是那些过于活跃、使他自己无法参与的场面的偷窥者。有一次，我在一家打烊后仍营业的场所里碰见他，身边是他讨厌的朋克：他阴沉地站在一旁，尽职尽责地跟踪不寻常的事物。他害怕自发性与真正的游戏，因为他永远无法体验它们，也因为它们不受他的控制。而沃恩无论如何都得掌握控制权，哪怕这意味着放任暴力去对付不服从的人。 临近终点，加里·沃恩终于找到了自我。他成了一名警察。除此之外，已经不必再说什么。 （1984） ### 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本文一个较短、内容也有所不同的版本，曾于 1984 年 8 月，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厄里斯学会第四届年会上作为演讲发表。） 我答应今天到这里来，谈谈“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之类的话题。对我来说，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面对那些仍认为自由意志主义与自由有某种关系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是吸毒的共和党人。我倒宁可讲一个更有争议的话题，比如“阴茎高潮的神话”。但既然我来这里的费用，是由那位令人尊敬、经销一整套伤害与阴招参考书库的出版商赞助的，我也不能拿到海螺就胡来。我确实会奉命把自由意志主义这头神圣之牛砍得稀烂，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给右翼来几记狠的左勾拳。而且我指的不是省事的那种打法。我本可以指出自由党的自由放任式三边主义，然后转身去找个派对。要说“以火攻火会烧到自己”，用不了多久。〔译注：原文 party 同指政党与派对。〕 如果我只说这些，就会有人跳出来，指出自由党已经背离自由意志主义的信仰；正如基督徒一直坚称，过去约 1,900 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该算到基督教头上。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试图把自由意志主义从自由党手中夺回来，正如有些基督徒试图把基督教从基督教世界夺回来，也正如有些共产主义者——我自己也试过——试图把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包括我，出发点都很好，但我们输了。自由意志主义就是政党统治式的边缘右翼主义，正如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东欧异议人士所说的“现实社会主义”，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充满排队、配额、腐败和强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不打算打倒这个已经被风吹得摇摇欲坠、身为真人的自由意志主义稻草人。 里根主义右翼中的一支，显然已经带着可疑的选择性，占用了放松管制、自愿主义之类的自由意志主义主题。意识形态家们愤愤不平，说里根歪曲了他们的原则。活该！我注意到，他觉得适合拿来歪曲的是他们的原则，不是我的。这类争吵我不感兴趣。我把自由意志主义看成保守主义，理由要深得多。 我的靶子，是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彼此共有、也与其表面敌人共有的东西。正因为自由意志主义者高声反对国家，他们才把国家服务得更好。归根结底，他们想要的，正是国家想要的。但你不可能想要国家所想要的东西，却不想要国家本身，因为国家想要的，正是使它兴旺发达的条件。我对现代社会采取的——并不友善的——看法，是把它视为一个相互整合的总体。那种把国家看作社会之上寄生赘生物的愚蠢教条理论，无法解释国家为什么能够持续数百年，为什么不断侵入先前属于市场的领域，又为什么得到压倒性多数人的接受，其中甚至包括它明明白白的受害者。 合理得多的理论是：国家与至少这种形态的社会之间，存在共生式的相互依赖，不管这种依赖多么肮脏；国家与市场、核心家庭之类的制度，在若干方面都是等级与控制的方式。它们之间的衔接并不总是和谐——于是有了地盘之争——但它们拥有共同利益：把冲突交给精英或专家解决。把国家的威权主义妖魔化，却无视那些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公司内部同样的从属安排，仅仅因为后者得到了契约的神圣化，这就是最糟糕的拜物教。然而，套用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中嗓门最大的默里·罗斯巴德教授的话说，“组织、等级、雇佣劳动、自由意志主义百万富翁提供资金，以及一个自由意志主义政党”，没有一样违背自由意志主义。说得正是。所以，自由意志主义不过是涂了一层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表漆的保守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者向国家提供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的服务。尽管他们抱怨国家的非法扩张，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们却承认：国家的统治，依靠同意远远多于依靠强制。也就是说，按照当前“自由意志主义”的用语，国家根本没有在统治，它只是在执行契约中默示或明示的条款。 如果说强制是经同意的，听起来很矛盾，那么矛盾存在于世界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这种说法里；除了辩证的言说之外，无法充分表达这种矛盾。单向度的三段论，无法公正地说明一个大体缺乏公正的世界。如果你的语言没有诗意和悖论，就不足以解释现实。否则，任何彻底的新事物，在字面意义上都将无从言说。天主教会创造的经院式“A = A”逻辑，被自由意志主义者从兰德派那里不加质疑地继承下来；它与《一九八四》中的新话一样，具有束缚人的保守性。 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大体上只是因为它掌握着民众支持。国家凭借大众支持进行统治，其中实际上也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自己的支持；这件事令他们难堪，而且理应如此。 自由意志主义者把已经普遍化、或正在趋向普遍化的不满，转移并聚焦到国家的某些特征与职能上，从而强化了默许的态度；而那些职能，偏偏正是他们率先坚称可以割舍的！于是，他们把潜在的革命者变成修理工。建设性批评，其实是最微妙的赞美。如果自由意志主义者成功地让国家卸掉那些枝节活动，他们就很可能成为国家的救星。普遍存在的官员无能，将不再侵蚀人们对权威的敬畏。国家做得越多，做坏的事就越多。普通人厌恶共产主义，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愿看到整个经济都像邮局那样运转。国家试图把自己的士兵与警察变成受人崇敬的对象；但当你看到公园管理员和垃圾工也穿着制服时，制服的神秘光环便消退了许多。 权威的观念与制度，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都倾向于聚集在一起。你也许记得爱德华·吉本关于王座与祭坛永恒结盟的那句话。对既有教条的不满，具有蔓延的倾向。如果自由有任何未来，就有赖于此。除非并且直到异化认识到自身，否则自由意志主义者珍爱的所有枪支，对抗国家时都将毫无用处。 你可能反驳说，我的话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者中占多数的最小国家主义者，却不适用于其中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右翼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把国家改叫别的名字、便自以为满意地废除了国家的最小国家主义者。不过，这种近亲家族内部的争吵不关我的事。两派都要求将国家职能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却都不质疑这些职能本身。他们不谴责国家做的事，只反对由谁来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最深重的受害者，反而对自由意志主义最不感兴趣。遭受强制的人，不会在强制者的资格证件上咬文嚼字。如果你付不起钱，或者不想付，你就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被剥夺究竟叫盗窃、税收、赔偿还是租金。如果你喜欢掌握自己的时间，那么在你看来，受雇与受奴役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程度和持续时间。一种把工作伦理抬得高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可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能阻滞反权威的取向，即使它确实能让火车准点运行。 我的第二个论点与第一个相连：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国家的恐惧，反映并再生产着一种深刻误解，即误解现代世界里实际促成社会控制的力量。如果你想要的是最大限度扩大个人自主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尤其涉及资产阶级自由意志主义者时——那么很明显，在挡住你去路的种种现象里，国家倒是最次要的。 设想你是一名专攻地球研究的火星人类学家，配备了最精良的望远镜和摄像设备。你还没有破译任何地球语言，所以只能记录地球人做了什么，无法记录他们关于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所共同持有的误解。不过，你大致能够判断，他们什么时候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做别的事。你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地球人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他们不喜欢的活动中。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数量日渐减少、未受政府、教会和学校侵扰的狩猎采集群体。他们每天约花四个小时从事谋生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如此接近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特权阶级的休闲活动，以至于你拿不准该把他们所做的事叫工作还是游戏。 可是，国家和市场正在铲除这些最后的据点，于是你把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集中到那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上。尽管这个体系具有以战争为集中体现的明显内部对抗，它在各处仍然大同小异。你进一步观察到，年轻地球人几乎完全服从于家庭和学校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有时还有教会协助，偶尔也有国家介入。成年人也常常组成家庭，但他们停留最久、受到最严密控制的地方，是工作场所。因此，即使不去讨论世界经济最终如何在狭窄限度内规定每个人的生产活动，也已经十分明显：普通成年人所承受的最大直接强制，并不来自国家，而来自雇用他的企业。你的领班或主管一个星期向你发出的“照做，否则后果自负”的命令，比警察十年里发出的还多。 如果不带偏见、而是着眼于最大限度扩大自由来观察世界，主要的强制制度就不是国家，而是工作。那些一本正经要求废除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对反工作态度感到惊恐。当然，废除工作的想法冒犯常识；但废除国家的想法也一样。如果在自由意志主义者中举行一次公投，选项分别是“废除工作而保留国家”与“废除国家而保留工作”，有谁会怀疑结果吗？ 自由意志主义者热衷线性推理和量化分析。如果他们用这些方法检验自己的药方，准会大吃一惊。这就是我那个火星人思想实验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自由意志主义者说得那么可恶。但它确实提示我们：国家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直接施加于犯人、征召入伍者之类人身上的强制，不如说是因为它间接支撑了那些管制雇员的雇主、抓捕店内小偷的店主，以及以家长权威管束孩子的父母。正是在这些课堂里，人们学会了服从。当然，总有少数怪胎，像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或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不过是“统治的规则”中的例外。 与失业、工会、最低工资法等外围议题不同，工作本身这个主题几乎完全缺席于自由意志主义文献。仅有的那一点论述，大多是兰德派对寄生虫的咆哮，几乎与苏联报刊对异议人士的辱骂无法区分；或者像主日学校一样老生常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说这话的肥猫们，通常已经吃下不少免费午餐了。1980 年出现了一个难得的例外：约翰·霍斯珀斯教授在《自由意志主义评论》发表了一篇书评。他是自由党的元老级国家政客，1972 年在“选举人学院”里考试不及格。〔译注：Electoral College 指美国选举人团，作者借 college 的“学院”义开玩笑。〕这是一位自己无须做任何工作的大学教授，对工作所作的激昂辩护。要证明他的论证彻头彻尾属于保守主义，只须指出它们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致，就够了。 霍斯珀斯以为，只要指出列宁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同样实行雇佣劳动、工厂纪律和等级管理，就能证明它们正当。那么，他会不会也接受同样的论证，认为压制性的性与毒品法律是必要的？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霍斯珀斯感到不安，因此才会无端地扣红帽子；因为在把阶级社会及其权力之源——工作——奉为神圣这一点上，自由意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差别，就像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只有站在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政治的坚固基础上，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才敢争论那些使他们分开的琐碎问题。再把感受完全相同的主流保守派加进来，我们得到的就是真正的三边主义：一套按各人口味调过味的拥护工作意识形态。 从来无须听命于老板的霍斯珀斯，认为听老板的命令没什么可耻，因为“否则还能怎样组织一座大工厂呢？”换句话说，“想废除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废除工业本身”。这又是霍斯珀斯说的？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也赞同：“不妨去试试，不靠指挥，也就是说不靠权威，经营巴塞罗那的一家工厂！”而这恰恰就是加泰罗尼亚工人在 1936 年做过的事；那时，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却在拖延观望，与政府讨价还价。霍斯珀斯说：“总得有人作决定，而”——关键的地方来了——“另一些人得执行这些决定。”为什么？他的前辈列宁同样赞成“个人的独裁权力”，以保证“绝对而严格的意志统一”。“但怎样才能保证严格的意志统一？靠千千万万的人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要让工业主义运转，需要的是“工作时的铁的纪律，在工作时无条件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译注：作者在此引用纳粹集中营门上的口号，以作讽刺。〕 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这就是奴役的本质。当然，正如霍斯珀斯得意地指出的，“一个人至少可以换工作”；但你无法避免拥有一份工作，正如在国家主义之下，你至少可以更换国籍，却无法避免臣服于某一个民族国家。然而，自由不只是更换主人的权利。 霍斯珀斯和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曼彻斯特工业家恩格斯一道，以为技术会“不受社会组织影响”地强加自己的劳动分工，这是错的。恰恰相反，工厂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是迄今为止人们设计出的、最有效地维持少数“作决定者”与多数“执行决定者”之间阶级鸿沟的工具。工业技术与其说是工作场所极权主义的根源，不如说是它的产物。因此，以旷工、破坏、离职、侵吞钱款、自发罢工和磨洋工表现出来的反工作抗争，所蕴含的解放前景，远远超过“自由意志主义”政客和宣传家的权谋。 大多数工作服务于商业与强制的掠夺性目的，可以直接废除。其余的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化取消，或者由专家——也就是实际做这些工作的工人——改造成创造性的、游戏般的消遣，也可以两者兼用。这些活动的多样性和共同欢愉，将使资本主义的胡萝卜与共产主义的大棒之类外在诱因，同样变得过时。在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超工业革命中，反抗工作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将同那些为反对反抗而工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算账。到那时，我们就能尽情享受了！ 即使你认为我关于工作的一切说法，比如可以废除工作，都是空想的胡话，工作的普遍存在所具有的反自由后果仍然成立。你生命中的时间，是一种卖得出去却永远买不回来的商品。默里·罗斯巴德认为平等主义是对自然的反叛，可他的一天也同别人一样，只有 24 小时。 如果你醒着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听令或拍马屁上，如果你习惯了等级制度，你就会变得消极攻击、施虐受虐、奴颜婢膝、麻木愚钝，并把这个包袱带入余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法过自由生活，你就会退而接受自由的某一种意识形态表象，例如自由意志主义。你不能把价值当作工人，随心所欲地雇用、解雇，再把它们逐个安插进一套强加的分工里。对自由与快乐的爱好，不能被隔成互不相通的小格子。 自由意志主义者抱怨国家是寄生的，是社会上的赘生物。他们以为国家像一颗肿瘤，可以割掉，让病人保持原样，只是更健康。他们被自己的比喻迷惑了。国家与市场一样，是一种活动，不是一个实体。废除国家的唯一方式，是改变那种把国家包括在内的生活方式。如果那也能叫生活的话，它围绕工作运转，并把官僚制、道德主义、学校教育、金钱等等都包在其中。自由意志主义者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公开表示要保留这堆烂摊子中的大部分，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使其余骗局也延续下去。但他们又是不合格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忘了制度与意识形态彼此相连这一现实，而这原本正是历史上保守主义者的最初洞见。他们与当代抵抗的真实潮流完全脱节，把对体制的实际反抗斥为“虚无主义”“卢德主义”，以及其他他们根本不懂的大词。只要看看世界，就能确认他们的乌托邦资本主义根本竞争不过国家。有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样的敌人，国家还需要朋友吗？ （1984） ### 无政府主义及其他通往无政府状态的障碍 眼下没有必要再给无政府主义下新定义：要比那些早已由众多著名外国死者提出的定义更好，恐怕很难。我们也不必流连于那些熟悉的、前面加着连字符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式、个人主义式，等等；教科书里全都有。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并不比戈德温、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和戈德曼在他们各自时代，更接近无政府状态？原因有很多，但最需要思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制造的那些原因，因为如果有任何障碍应该可以清除，那就是这些。可以清除，却未必会被清除。 多年来，我仔细观察无政府主义圈子，有时也身历其中，苦不堪言；经过慎重考虑，我的判断是：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就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始终只是一个恶名、连一丝实现机会也没有的主要原因——我怀疑，这甚至是充分原因。坦白说，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能力以自主合作的方式生活。其中许多人不怎么聪明。他们往往埋头于自己的经典和圈内文献，排斥对我们所生活世界更广泛的了解。他们本质上胆怯，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拿任何切实、批判性的理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言行；谁也不凭个人成就高出普遍水平太多；尤其是谁也别质疑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口令和信条。 作为一个圈子的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在挑战现存秩序，不如说是适应这一秩序的一种高度专门化形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某种生活方式的附属物，自有一套独特的回报与牺牲的组合。贫穷是必修课，可正因如此，另一个问题也就被预先封死了：不管持有什么意识形态，这个或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本来也只能当个失败者？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失败与殉难史；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以病态的虔敬，崇拜那些受害的前辈，使人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只有死掉的无政府主义者才是好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失败的革命——是光荣的，但它属于书籍和小册子。本世纪的革命浪潮，1936 年的西班牙和 1968 年的法国尤其说明问题，曾使正式的、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措手不及；他们最初不予支持，甚至表现得更坏。原因并不难找。并不是说这些意识形态家全是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而是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无政府主义战斗活动的日常惯例。由于革命在此时此地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无意识地指望这套惯例永远持续下去；当事件超出了他们的辞令，他们就以恐惧与防卫姿态回应。 换句话说，如果要在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选择，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亚文化，而不愿冒险跃入未知，跃入一个没有国家的自由世界。但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是唯一公开批评国家本身的人，这些害怕自由的家伙，必然会在任何真正反国家的起义中，占据显要位置，至少是受到宣传的位置。他们本身是追随者型的人，却会发现自己成了一场革命的领导者；而那场革命对他们既定地位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它对政客和财产所有者地位的威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政府主义者都会破坏革命；如果没有他们，革命也许早就可以摆脱国家，甚至用不着停下来，把古老的马克思与巴枯宁之争再演一遍。 说实话，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并没有以另一种人际相处方式的感染性榜样来挑战国家；他们拿出的，只是空泛、无人阅读、充斥术语的文字。无政府主义者经营无政府主义这门生意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其夸耀最有力的反驳。的确，至少在北美，那些工人主义组织者头重脚轻的“联合会”，已经在无聊与怨怼中崩溃；这倒是好事。但无政府主义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仍然彻头彻尾是等级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安然服从着巴枯宁所谓的“无形政府”；在他们那里，这个政府由少数规模较大、存续较久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的编辑组成，不管这些人名义上是不是编辑。 尽管这些刊物在意识形态上看似分歧深刻，对待读者时却都摆出类似的“爸爸最明白”姿态。它们之间还有一项君子协定：不许互相攻击，以免揭露彼此的不一致，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它们对无政府主义基层成员保持支配地位这一共同阶级利益。奇怪的是，在《第五等级》或《推倒它》自己的版面上批评它们，要比在同一版面上批评诸如《加工世界》这样的其他刊物容易得多。任何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共同点，都比它与任何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更多。只要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理解自己对国家的批判，就会知道，那不过是对组织之批判的一个特殊情形。而且，在某种层次上，连无政府主义组织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反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能因此得出结论：如果必定有等级与强制，那就让它们摆到明处，清楚地贴上自己的标签。与这些高论者——例如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小国家主义者——不同，我仍然顽固地反对国家。但并不是因为国家“不必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常常不假思索地高声如此宣称。普通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这项断言可笑，一笑置之；他们也理应如此。很明显，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化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正是国家剥夺了个人与面对面自愿联合体的力量，创造出使自己确实变得必要的条件。更根本地说，国家的支柱——工作、道德主义、工业技术、等级组织——并非必要，反而与真实需要和欲望的满足背道而驰。遗憾的是，大多数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认可所有这些前提，却又在它们的逻辑结论——国家——面前退缩。 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也不得不把他们发明出来。我们知道，有几次国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需要不受无政府主义拖累的无政府主义者。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始认真地酝酿无政府状态。 （1985） ### 世界上最好的书目 Loompanics Unlimited，《1985 年总书目》（华盛顿州汤森港：Loompanics Unlimited，1985）。148 页，2.00 美元；向 PO Box 1197, Port Townsend, WA 98368 订书可免费索取。 还记得《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吗？自给自足、个人成长、乌托邦愿景、创新技术？好吧，那是当时，现在可是今天。Loompanics Unlimited 的《1985 年总书目》，在许多收录项目上与它并无太大差别，但目的和观点却大相径庭；它是力量的黑暗面。这是一本经过弗里德里希·尼采无情重编的《共同演化季刊》。这份书目里的某个角落，一定藏着一本菜谱，里面有鞑靼生拌霍比特人的做法。当下就是现在，世道艰难，好人落在最后。Loompanics 有远见，以它自己的方式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却没有隧道般的狭窄视野。兰波固然伟大，可如果想赢，最好也学学兰博。〔译注：诗人 Rimbaud 与动作电影人物 Rambo 谐音。〕 这份书目要么是最糟糕的，要么就像它自己谦虚地宣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书目”。它由渴望自由的人编写，也为这样的人服务；不过他们认为，想要自由，就意味着想要力量。毕竟，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容易捉摸。至少在纸面上，Loompanics 及其顾客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怎么挑剔手段。这份 148 页书目里的许多书，在别处也几乎无从找到，教人做一些在更好的世界里最好不要做、也许在这个世界里也最好不做的事情。例如，约翰·明纳里的六卷巨著《如何杀人》，还有“酷刑文库”，以及“铁丝埃迪”编写的开锁手册。许多 Loompanics 作者使用笔名，而且自有充分理由；单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亚当·现金”的《游击资本主义》、“雷克斯·费拉尔”的《如何打劫毒贩》、“红胡子拉格纳”的《强权即公理》、注册会计师“X”的《如何在税务上作弊》，等等。挺吓人的，对吧？ 别担心——至少不必太担心。尽管 Loompanics 公开信奉利己主义与非道德主义，它却比大多数邮购商家更可靠，正如无神论者通常比基督徒过着更合乎伦理的生活一样。原因是自利。“业主”迈克尔·霍伊在引言中写道：“我们提供的书争议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杂志不许我们登广告。书店和经销商不经营我们的出版物。期刊拒绝评论我们的书。”通常如此。Loompanics 出版许多吸引力极为有限的书，每种都只有小出版社的印量，因此价格很高。它必须培养并留住顾客。 那么，Loompanics 的顾客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知道。它确实出租邮寄名单，不过你可以勾选退出；你他妈当然应该退出。但我怀疑，他们并不是把书目各项内容拼在一起后所呈现的那种人：全副武装、精通高科技、吸毒、讲究末日生存、练武、做黑市生意、逃税、玩证件身份把戏、痴迷养生、思想自由、信奉不和谐教的犯罪大师。我觉得，他们大多是精神上不安分的沉思者，可能困在正经工作里，梦想逃离：梦想“vonu”——通过退出社会来免受强制；梦想太空殖民、延长寿命以撑到更好的日子，或者干上一票大的。他们从这些书里获得希望：书中炫耀着对正常生活的蔑视，同时描绘种种奇异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总是以一种仿佛取得专利的、冷峻理性主义口吻来呈现。我猜，典型的 Loompanics 读者，是一个被困在工程师身体里的超现实主义者。 所以，我怀疑那些自助入室盗窃书或预防犯罪的书，是否真会让犯罪率有所升降；骚扰和逃税手册也许有一点影响。这些书中的知识当然不是中立的，却是双刃的。Loompanics 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知道？尤其是，Loompanics 骄傲地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疯狂边缘”，并断言：政府深谙暴力和阴招，个人最好也搞清楚底细。这听来或许轻巧而空泛，但有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Loompanics 许多关于黑暗技艺的书，不过是政府出版物的翻印，例如《秘密监视与电子渗透》以及《障碍穿透资料库》——“每个核恐怖分子书架上的必备书！” 即使你觉得《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和《地下室核武器》这类书很荒唐，它们仍然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并不荒唐的问题，例如：“如果我没资格拥有核武器，那么谁有资格？”Loompanics 以间接、出人意料的方式动摇着民族主义这门宗教。正如它的一位作者所说：“世界上那些欠收拾的人已经多得过头。”不过，正是这些人——政府和公司里长着雪貂脸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附庸——很可能继续让别人吃的苦远多于自己承受的。他们凭的不是阅读如何制造吹箭筒、如何挥舞钉头槌的书，而是日常惯例无情而平常的运转。 Loompanics 的哲学是：只要受害可以避免，那么受害就是自愿的。据它声称，在等待乌托邦拯救期间，你可以在坏年头活下来，甚至过得兴旺；即便拯救没有到来，你也能不靠它而做到。一名刑满释放者写的预防犯罪书的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别成为受害者》。总体而言，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解放方式，可以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但对于那些在其他方面补足其哲学的左翼或后左翼文字，Loompanics 也毫不犹豫地出版；它与主流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一向紧张的关系，也许正在进一步松动。Loompanics 出版了欧文·施特劳斯的《反对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政党的理由》，也重印了“为了我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利己主义”文章《贪婪的权利》。它经销拉乌尔·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瑞士左翼人士编写的法证科学指南《不留痕迹》，以及保罗·拉法格的经典《懒惰的权利》——“一点共产主义宣传，能给任何书目调味”。Loompanics 明显不同于自由意志主义者那种典型的紧绷、拘谨的肛门型性格；后者通常不会读《打扑克，辞掉工作，睡到中午》之类的书。即便是坚定的反国家主义者，也不想知道《如何领取失业保险金——即使你不符合资格》。关于这本书，附一则短评：有启发，但除非你住在加利福尼亚，否则过于笼统；即使在那里，手续也变得太频繁，不动脑子照搬任何蓝图都属鲁莽。我当时的一位朋友用了其中的核心伎俩，虚构一个从前的“雇主”，结果被抓个正着，不得不把钱全部退回去。印刷精美的自由意志主义月刊《理性》禁止刊登 Loompanics 的全部广告，借口是《贪婪的权利》的广告“冒犯人”——请读作：让自由意志主义者感到不安。这似乎透露出，它对自由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缺乏某种信心。 从较小的规模来看，Loompanics 实际上是一家有价值的重印出版商；即便按它的定价，也比那些专门迎合挥金如土的大学图书馆的学术重印出版社便宜。Loompanics 影印了尤妮斯·米内特·舒斯特于 1932 年出版的历史著作《美国本土无政府主义》（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还重新排印了“红胡子拉格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狂言《强权即公理》。Loompanics 也经营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莱桑德·斯波纳的《不构成叛国》——一部发表于 1867 年的经典，作者是一名从废奴主义者转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律师，其论证实质上认为宪法本身违宪——以及 H. L. 门肯论尼采的著作。Loompanics 出版了不和谐主义经典《不和谐原理》，其神话体系启发了那部更流行、也更啰嗦的《光明会！》（Illuminatus!）三部曲；它还出版《世界权力基金会：其目标与纲领》，该书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并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奴隶社会，以满足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支配的需要。书中两条公设是：“刺激比平等更重要”，以及“强权与公理并不完全相同，但过几年就没人分得清了”。 坑蒙手册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产品：无须出版社安排计划性淘汰，也无须耍手段，它们自身的市场成功就会招致补救与反制，迫使它们频繁修订或更换。因此，《证件之旅 I》生出了《证件之旅 II》及若干衍生书，都是讲如何为自己建立一个有证件支持的新身份，或补充身份。最好趁国会强制推行全国身份证之前就动手！同样，精英税法律师打开漏洞有多快，国税局堵上漏洞就有多快；等 Loompanics 把消息往下传到普通人耳中，可能已经太迟。实际上，Loompanics 除书目之外最有趣的出版物——《Loompanics 精华集》，收录历年书目与增刊中的文章及访谈——包含一篇警示性的《就税务问题访谈一位自由意志主义注册会计师》。它直截了当地说，抗税者珍爱的许多伎俩，例如宣称联邦储备券不是法定货币，都是很可能让他们坐牢的屁话。Loompanics 对真正有钱、真正贪婪的人，没有多少可提供的。 他们自有一流律师和注册会计师替他们干脏活。Loompanics 试图使知识民主化，因此除了各种反税材料，也经营伯克利自由派 Nolo 出版社的法律自助手册。 Loompanics 的某些书，把一点点有用信息过分拉长了。那些骚扰手册里可行的点子，大概全部合起来也只够一本普通厚度的书。《如何在大学考试中作弊》即便没有灌水，也还是卖得过贵——42 页，4.95 美元。我在一门大学本科课程做助教时，把它借给了授课教授；他曾在全国四所最负盛名的大学任教。后来，他把书还给我，毫不为之所动，说里面“没什么新东西”，都是他平时已经会留心防范的。当然，这不是说那些招数从来不会奏效。还有一本 Desert Publications 的骚扰手册，如今已不再经销，据称作者是某种近乎纳粹的摩托车骑士。那本书提出的建议莽撞得毫无道理，被抓住的风险极高，却还向读者保证，有些会让人至少坐上好几年牢的重罪，根本不算违法！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买者自慎。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为什么叫“Loompanics”？我问了才知道。这个后来取名 Loompanics 的机构，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国家讽刺杂志》（National Lampoon）的索引，如今已不再经销。Lampoonics／Loompanics。我知道，我听了也一样觉得雷声大雨点小。 那么，这一切最终兑现成什么？肯定不是武术斗殴。在这个拥枪数量达到六位数的国家，担心 Loompanics 出售一本解释如何制作简易自制枪械的书，实在可笑。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杀人事件，字面意义上就是警察的工作；他们能看原版，不需要 Loompanics 的重印本。Loompanics 的书与色情作品类似，与其说是煽动罪恶，不如说是罪恶的替代品。重要的自卫书籍，不是讲飞刀或剃刀搏斗的书，而是讲如何避免陷入只有反抗或屈服两种选择的处境。 如果 Loompanics 的读者调到了我所接收到的那个频道，他们就是通过私生活来追求自由，更多靠避开，而不是迎上去。《Vonu：寻找个人自由》这本书，也许表达了 Loompanics 最核心的愿望。作者“拉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主张，个人应理性地为自己谋求利益，通过改造生活方式，尽可能让自己在权威眼中隐形。最终，这个人把自己的逻辑——而他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推到了实践上的结论。他在 1974 年消失了。正如他的编辑所说：“他的目标始终是让强制者看不见他，主要指政府。他也许终于相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看不见他。”这当然古怪。可有谁能提出一个不那么激烈、而又切实可行的获得自由的方案吗？我没有，不过 Loompanics 的书目里有几个点子。 ## 致谢 这些文字大多曾发表于以下出版物：《诉诸理性／开放城市》（Appeal to Reason/Open City）、《来自太空的垮掉派》（Beatniks from Space）、《芝加哥读者》（Chicago Reader）、《末世朋克教会》（Church of the Latter Day Punk）、《共同进化季刊》（CoEvolution Quarterly）、《联系》（The Connection）、《批评》（Critique）、《每日野蛮人》（Daily Barbarian）、《假阳性》（False Positive）、《第五等级》（Fifth Estate）、《前线》（Front Line）、《洛杉矶读者》（L.A. Reader）、《光明时代》（Light Times）、《光之作品》（Lightworks）、《Loompanics Unlimited 书目》（Loompanics Unlimited Book Catalog）、《最高强度摇滚》（Maximum Rock 'n' Roll）、《心眼》（Mind's Eye）、《新指标》（New Indicator）、《无限制》（No Limits）、《大众现实》（Popular Reality）、《真正的乐趣》（Real Fun）、《再／搜索》（Re/Search）、《撕裂与扯碎》（Ripped & Torn）、《符号文本》（Semiotext(e)）、《火花》（The Spark）、《移除之赤拳》（The Stark Fist of Removal）、《泔水》（Swill）、《思想》（The Thought）、《无定者》（To Apeiron）、《动荡时代》（Troubled Times）、《扭曲的失衡》（Twisted Imbalance）、《村声》（Village Voice），以及《每周中央工贼》（Weekly Central Scab）。 可通过以下地址联系作者：PO Box 431, Boston, MA 02258。 〔编注：以上为原版所列刊名及历史通信地址。刊名中译为本译本的说明性译名，英文名保留供核对。〕 ## 原版附页：推荐书目与订购单 〔编注：下列广告、价格、地址和邮购表格均为1986年原书材料。〕 ### 你还会想读这些书： □ **94062《贪婪的权利》（THE RIGHT TO BE GREEDY）**。鲍勃·布莱克为这部情境主义经典撰写了序言。“归根结底，利己主义是我们唯一的朋友；说到底，贪婪是我们唯一可以信赖的东西。任何值得信赖的革命者，都只能是为了自己而投身其中——无私的人总能把忠诚从一个投射对象转向另一个。”这是你所能读到的最富挑战性的书籍之一！5½ × 8½英寸，94页，平装。**5.95美元。** □ **94068《美国本土无政府主义》（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尤妮斯·米内特·舒斯特著。有史以来最好的美国无政府主义史著之一。现有价格低廉、品质优良的平装版。5½ × 8½英寸，202页，平装。**9.95美元。** □ **94041《世界权力基金会：其目标与纲领》（WORLD POWER FOUNDATION: Its Goals and Platform）**，哈罗德·托马斯著。有史以来最反动的一本书。内容包括：《掠食的乐趣》《经营奴隶社会》，以及更多。“归根结底，一切都是食物，因此最大的罪恶是浪费它，最大的愚蠢是不认识到这一点。”5½ × 8½英寸，90页，平装。**7.95美元。** □ **88025《不和谐原理》（PRINCIPIA DISCORDIA）**，小马拉克利普斯著。它是伪装成宗教的笑话，还是伪装成笑话的宗教？这是不和谐教的正式圣经；该教崇拜混沌女神厄里斯。一部游击本体论的经典。5½ × 8½英寸，100页，附插图，平装。**5.95美元。** **还有更多！我们提供最出色的争议性与非同寻常的书籍——请翻看下一页的书目广告。** --- AW **Loompanics Unlimited** PO Box 1197, Port Townsend, WA 98368 请寄给我上面勾选的书籍。我随函附上________美元（包括3.00美元邮寄及手续费）。 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城市：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州：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 ## 原版附页：世界上最好的书目！！！ > “没错，这里有讲末日生存技能的书——间谍活动、监视、诈骗、电话窃听、走私、自卫、开锁、枪法、偷听、追车、内战、熬过监狱生活，以及隐匿行踪。看来，写书是雇佣兵在两场战争之间赚外快的办法。这些书很有用，信息能自由获得也是件好事（它们确实会激发有趣的梦），但读它们的建议时，你得带上一两罐盐和全部机智，充分保持怀疑。这些书里有几本确实吓人。在供应这些书的自由意志主义书商中，Loompanics 是最好的。虽然书目充斥着‘等到为时已晚，你就会后悔没读过这些书’的说辞，但它确实提供了丰富的信息。” > > ——《下一部全球概览》（THE NEXT WHOLE EARTH CATALOG） 我们提供难以找到的书籍，主题涵盖世界上最不寻常的领域。下面是我们令人振奋的新书目中**深入**介绍的几个主题： - **藏匿／隐蔽物品！**整整一个专门门类，收录了有史以来最好的藏物书籍！ - **假身份证件／替代身份！**关于这个鲜为人知的主题，我们提供有史以来最全面的在售书籍选集！你得亲眼看到才会相信！ - **调查／卧底的方法与技术！**原本只有少数人知道的专业秘密，如今为你揭示，供你使用！还有真正的警方跟踪与监视手册！ - **还有多得多的内容**，包括锁具与锁匠技艺、自卫、增进智力、延长寿命、赚钱机会，以及更多！ 我们的书目尺寸为8½ × 11英寸，满载五百多种有史以来最具争议、最非同寻常的书！列出的每一本你都可以订购！定期增补，让你随时了解**最新**供应的书名！！！**订购上一页的任何一本书，即可免费获得书目；单独订购则为3.00美元。** 我们的书目确实是**世界上最好的书目**！今天就订一份吧——我们知道，你一定会非常满意。 **LOOMPANICS UNLIMITED** PO BOX 1197 PORT TOWNSEND, WA 98368 USA（美国） ![中文版封底：什么，要我工作？；ISBN 0-915179-41-5](assets/back-cover-zh.p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