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前言 “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 丛书主编：格茨·巴赫曼（Götz Bachmann）、蒂蒙·拜斯（Timon Beyes）、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温蒂·全嘉莹（Wendy Hui Kyong Chun） 本丛书其他书目：《模式歧视》（*Pattern Discrimination*）、《市场》（*Markets*）、《交流》（*Communication*）、《机器》（*Machine*）、《留存》（*Remain*） --- “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导言中写下了这句声名狼藉的话。尽管这一断言无疑是极端的——媒介考古学也一直因过于戏剧化、过于聚焦技术发展而受到批评——它却推动我们继续把媒介思考为一种设定条件的东西：它规定了我们赖以生活、交往、交流、组织、从事学术研究等等的条件。毕竟，正如基特勒在近三十年前那段开篇陈述中接着写道的，我们的处境，“不论是尽管有媒介还是正因为有媒介”，都“值得一番描述”。那么，媒介的“条件”（terms）——它的界限、条件、时期、关系、措辞——究竟是什么？这些条件与“决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寻找媒介”丛书通过考察用户在其中活动的、往往语焉不详的“媒介条件”（terms of media）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本丛书的目标并不是编写一系列以关键词为纲、用以描述媒介实践的解释性文本，而是去理解媒介得以生产的条件（即“terms”），以及媒介如何影响并改变这些条件。 显然，搜索引擎的兴起助长了关键词和术语的激增与盛行。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关键词本身的性质，因为如今任何词语和模式都可以成为“关键”。更进一步，它还改变了学习过程本身，因为搜索预设了：（a）只要措辞得当，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答；（b）答案就存在于数据库之中。换言之，真相就“在那里面”。然而，搜索/媒介对知识的影响并不止于搜索引擎。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艺术到文学，越来越多的学科正在“寻找媒介”，以此来激活其方法与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当前的媒介处境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术语，它被理解为媒介性条件作用（mediatic conditioning）在时间上的变迁。于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本丛书追问的是：知识本身的条件或前提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丛书每一册都收录两位（或更多）作者的介入性论述，他们对某一术语——首批为：交流、模式歧视、市场、留存、机器——的研究路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彼此分歧又相互交汇。通过让北美与欧洲的学者结对合作，本丛书也力图推进媒介理论，消除因翻译的变数和各地学术惯例的差异而在语言壁垒之间存在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十年差距”。本丛书旨在激发新的描述、新的规定和新的假说——重新思考、重新想象媒介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 导言：机器交流 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 本书试图理解交流，其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由机器以数字方式中介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为了把握“交流”一词现在所具有的全部含义，本书将以好奇的眼光去探究那些实体的复杂性——我们向它们交流、与它们交流，并通过它们与其他实体交流。我们不仅考察我们如何借助数字媒介进行交流，也考察数字设备和软件如何与我们交流、向我们交流，以及彼此之间如何交流；这样便能更精确地勾勒出计算机以及参与制造计算机的那些人所掌握的权力（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通过考察交流在历史与实践中的多个维度，本书将说明：数字媒介如何召唤其“主体”；我们所打造的中介者已经变得多么异己、多么不可见；以及在我们与机器一同工作、与机器互动的今天，交流变得多么复杂。由此，《交流》一书承接了“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的主旨：它寻找交流在媒介与技术层面所受条件作用的变迁，并力图让这一变迁变得可见。 数字媒介不只是过滤器，而是“承载并传达意义的载具”（Peters 2012, 2）。[^f02-译注1] 由于媒介承载、转递并分拣信息，它们便有能力干预我们的交流。中介就是干预——而谁在干预、什么在干预、它/它们如何干预，正是理解数字交流如何运作的关键。如果交流不再仅仅在两个（或更多）有意识的实体之间展开，而是包含了一个不可见的第三方，那么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交流的实际含义。是什么（一组程序、网络系统或界面）或是谁（一个开发者团队）在干预我们的交流？对于当今社会的技术现实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了理解交流这一变迁的诸多模式与面向，本书分析了机器、专家和外星者的交流，并转向历史上和当代的工程师、设计师与用户——他们都参与塑造了我们以人类方式和非人类方式进行的交流。为此，本书各章都着眼于机器交流，但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在第一章中，芬恩·布伦顿通过展示技术实体之间那种近乎外星的对话，来探讨交流与数字技术；在第二章中，梅赛德丝·邦茨考察了如今甚至已经开始开口说话的数字技术是如何召唤我们的；在第三章中，保拉·比亚尔斯基则转向技术系统的社会层面来研究机器交流。换言之，第一章考察计算机之间的非人类交流，以及发生在数字基础设施中的间接交流；第二章考察计算机如何向人类交流，并审视交流的力量；第三章则通过一个代码审查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与机器交流的实际创造过程。 借助这三种视角，本书汇集了三位风格迥异的学者：布伦顿是一位媒介理论家，著述涉及众多与媒介相关、植根于历史的主题，包括监控与混淆（obfuscation），以及一部垃圾信息的文化史——他在其中表明，产生大部分通信流量的并不是人类。邦茨是一位媒介与技术学者，研究数字技术与技术哲学，发表过关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算法的论著，始终追问这些技术应用如何改变知识，并随之改变权力问题。比亚尔斯基的学术背景介于媒介社会学与媒介民族志之间。过去几年里，她围绕新媒介如何催生新的流动性与共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对空间（位置）与亲密性的理解开展民族志研究。2016 年，她在柏林一家大型地图软件公司开始了一项田野工作项目。因此，她在本书中的章节正是基于她对这些企业软件开发者持续进行的民族志项目。 更详细地介绍各章，可以说，在第一章中，布伦顿考察了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交流的种种方式。为了进一步推进对这种基础设施之非人性面向的分析，他转向数字通信史的若干方面，其起点是早期的交互设计，以及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与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关于两台磁带录音机相互播放时是否在交流的讨论。布伦顿对非人类交流的探究随后引出了网络中的计时问题，最后落脚于谷歌自己的计时系统 TrueTime。所有这些都表明，交流的含义远不止发送与接收——在一个复杂的配置中，它们生产出当代的“现在”。在进一步追踪非人的交流时，布伦顿也指出了自动化网络挑衅（trolling）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被发送和接收的交流大多是非人的。循着“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构建深度非人的架构与系统”这一假设，布伦顿最后翻转了自己的研究路径，转向历史上的地外交流项目，将其类比于我们当下的处境，以期打开那些原本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分析维度。 与布伦顿的路径相去不远，由邦茨撰写的第二章同样追踪非人类交流，其切入点是在数字交流中展开的力量。和布伦顿一样，邦茨也将看待交流的视角从人类中心主义或拟人化的路径上移开。她从这样一个观察出发：某种力量始终是交流理论中的一个主题；她试图通过追问“数字技术如何召唤我们？”来辨识这种力量在数字技术中的特定面向。因此，在研究交流时，邦茨与布伦顿的路径形成镜像，只不过方向相反：她不是朝向并深入数字交流系统，而是考察数字交流系统如何接近我们，并借此援引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询唤（interpellation）理论。她转向数字设计中的若干历史事件——例如 2010 年苹果 iPad 的发布——分析数字品牌传播对小动物吉祥物的依赖，并揭示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s）所体现的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由此表明数字界面是把我们当作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召唤的。这未必要作负面解读，因为它同时也调用了一种实验—操作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追溯到图形用户界面的早期历史，以及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计算机科学家——尤其是西摩·帕珀特（Seymour Papert）和艾伦·凯（Alan Kay）——的影响。与布伦顿的章节一样，邦茨的章节随后也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沿着数字交流之力量的问题一路追索到其幼儿化范式之后，她开始对这一范式本身产生兴趣，关注它如何拒绝遵循一种规规矩矩的辩证思维——这是技术的非人类逻辑所特有的——它在操纵我们的同时，也在赋予我们力量。 最后，比亚尔斯基的章节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它与邦茨和布伦顿的做法颇为相似，既探讨与技术的交流，也探讨通过技术的交流。她在柏林一家大型企业软件公司待了近两年，观察工作中的软件开发者——具体而言，是他们如何通过一个标准化的、强制性的“代码审查系统”来相互审查彼此的代码行。这个系统虽然是机械的、看似平凡无奇，但由于围绕它发展起来的交流文化，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多变的交流过程。她在此表明，技术系统是如何从人类交流与机器交流两者之中生成的。在她的章节中，她援引了工作中的软件开发者的例子——他们彼此交流、与自己的机器交流，并等待（和依赖）自己的机器与其他机器“交流”。借此，她分析了一个技术系统如何构造协作，以及交流的标准如何形成。通过考察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交流的种种特殊之处，她力图为数字文化中交流的多面性提供一个扎实的例证。 本书三种路径的共同之处在于，各章都旨在表明，我们的交流已经发生了一种转向，即转向与机器之间或机器彼此之间的互动；而正因为这三种路径涉及的领域彼此相距甚远，这一点反而显得更加鲜明。布伦顿审慎地强调了这样一个“契机，可以借此思考我们如何与机器打交道，以及机器之间如何彼此打交道”；邦茨探讨了“机器似乎如何与**我们**打交道”；比亚尔斯基则表明，在编译器、数据库、处理器、内存、服务器、“云”以及它们的程序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性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程序员和机器共同在其中运作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的。通过以民族志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方式探究交流中的非人类部分，通过转向机器交流，这本小书希望能为既有的交流理论有所贡献。 ## 参考文献 Peters, John Durham.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注释 [^f02-译注1]: 译注：原文此处引文标注为（Peters 2012, 2），但本章参考文献仅列出 Peters 1999 年的《对空言说：传播观念史》（*Speaking into the Air*）。此处照原文保留，未作改动。 # [1] 来自地球的问候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 > 人类写了大量关于物质本质的东西。若物质也开始书写人类心灵，那该多好。 > > ——利希滕贝格（Lichtenberg） ## 两台录音机会交流吗？ 1968 年，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与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合写了一篇里程碑式的论文：《作为交流装置的计算机》（“The Computer as a Communication Device”）。它是公共认知转变中的重要一步：计算机的用途，从庞大的专用计算器，转向了供众多用户互动、并借计算得到增强的交流平台。它与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演示之母”（Mother of All Demos）同属一个文化与技术时刻。那是 1968 年秋季联合计算机会议（Fall Joint Computer Conference）上的一场戏剧性事件（一半是技术展示，一半是现场上演的科幻电影），展示了鼠标、大纲编辑器、实时文档协作与文字处理、链接文档的种种细微之处，以及交互式、人际性计算的其他标志性特征（Bardini 2000, 138–42）。（它也属于“发明交互”这一漫长事件的一部分，这一事件还包括凯（Kay）、派珀特（Papert）和皮亚杰（Piaget）——我的同事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在本书第 2 章中对此作了极为优雅的记述与分析。）与恩格尔巴特的展示一样，利克莱德和泰勒的文章只有一部分关乎技术本身——关乎金属、玻璃和代码：它同时也是传达一种感受的载体。 利克莱德有实验心理学背景，始终留意着那个新兴回路中的人——恩格尔巴特（1962, 2）称这一由人与机器构成的回路为“整个系统”（whole system）。利克莱德（1988, 30）记录了自己的思考过程，把自己也折叠进去，作为实验对象、试飞员，作为最早“每天四五个小时”坐在计算机控制台前的人之一。他写到撞上“大脑—书桌壁垒”（brain–desk barrier）时的感受：要消化这台联网的图书馆—计算机汇集并呈现出来的新的信息组合（Licklider 1965, 102）。他谈到一台设计巧妙的交互终端所构成的“动机陷阱”（motivational trap），它会把你深深拖进一个问题或一个概念的结构之中（Greenberger 1962, 208）。“这将彻底改变人们思考的方式，”他一再说（Licklider 1988, 29）。而且不只是个人，还有群体、机构、共同体：“一股金属与观念、灵活与变化的洪流”，他写道——这短短一句，捕捉到了一种诗意的激动：所要设计的不是某一项特定技术，而是统摄一切的“系统之系统”（system system）（Licklider 1963, 628）。忘掉处理工资单或求解纳维—斯托克斯方程吧：这是对人类工作最深层意义上的改变，无论就个人还是集体而言。恩格尔巴特称之为“增强”（augmentation）；利克莱德称之为“共生”（symbiosis）。《作为交流装置的计算机》是一条从新的交流通往新的共同体形式的道路，让“所有共同体的全体成员”共享“整个超级共同体的程序与数据资源”（Licklider and Taylor 1968, 32）。 为了论证这一点，1968 年的利克莱德和泰勒首先必须澄清一个术语：“通信工程师把通信（communicating）理解为以代码和信号将信息从一点传输到另一点。”他们所说的“交流”并不是这个意思。他们想要触及的是别的东西：“我们对人的强调是有意为之的”（21）。 那么，他们所说的“交流”究竟是什么意思？ “交流，”他们写道，“不止于发送和接收。两台录音机相互播放、相互录制时，它们在交流吗？并不真的是——至少不是我们所说的意义上的。我们认为，交流者必须对他们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做一些非平凡（nontrivial）的事情”（Licklider and Taylor 1968, 21）。他们谈到“鲜活信息的丰富性”，谈到“主动参与者”，其“心灵相互作用”，谈到“超越”信息传输的“创造性层面”。而在实践中，这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利用计算机生成人们可以通过网络实时操纵的模型。他们所说的“交流”，指的是心智模型的相互比对。 在谈过那么多超越性的、相互作用的心灵之后，这似乎算不上什么；但利克莱德和泰勒面对的是一批特定读者的预设——这些人受过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信息论的训练，在那里，“交流”确实可以被缩减定义为信息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经由信道的传输。通过强调互动的人在计算机使用中的作用，他们提出了一个新颖而有力的观念。利克莱德和泰勒试图抵制“交流即信息传输”的模型，以便为分时系统（time-sharing）和更好的用户界面辩护。他们策略性地借用了“交流”（communication）一词深厚而绵长的回响。然而，这种强大的回响从何而来——交流究竟意味着什么？ 香农把它当作电信工程问题来处理，将交流简化为信息：任何交换都可以从熵和概率的角度作定量理解，即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经由噪声程度不一的信道进行的传输；由此，信道的编码、压缩和容量便可以得到恰当的设计。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引介、普及并拓展了香农的工作，他在里程碑式的《通信的数学理论》（*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的导言中写道：“‘通信’（communication）一词在这里将在非常宽泛的意义上使用，包括一个心灵可以影响另一个心灵的一切程序。当然，这不仅涉及书面和口头言语，也涉及音乐、图像艺术、戏剧、芭蕾，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切行为”（Shannon and Weaver 1949, 3）。韦弗在此使用的是控制论经典的修辞手法：罗列一整族看似毫不相干的事物，而它们全都由理论的力量联结在一起——一切都可以用信息的方式理解，其起点是一种最低限度的状态，除了任一给定比特的概率之外，别无特定内容。 如果我们稍稍眯起眼睛，就会发现这一进路与媒介和传播研究中一些非常不同的领域颇为相似（正如邦茨所说，它们各自回答的问题，都是在任何交流行为中、在所传达之物之外起作用的那种“力量”）。麦克卢汉（McLuhan）在他那乔伊斯式的一片喧嚣之中，提出了一个并无二致的媒介模型：一本书、一部电影、一档电视节目的实际内容，多少只是一种分散注意力的东西，真正在交流的是媒介本身。媒介塑造了线性的印刷心智，后者把世界整理成分类学的本体论；媒介也塑造了“冷”的、触觉性的地球村村民，他们在广播的声学空间里侧耳倾听远方的文化雷鸣。如果我们想理解正在发生什么，我们要读的就不应该是内容。麦克卢汉是 USCO 的导师和灵感来源——USCO 是一个新媒体艺术团体，致力于唤起那种在理论上经由电子媒介的沉浸式体验而得以开启的新意识。他们建造光装置、光学冥想机器和环境，比如《世界》（*The World*）：这是在花园城（Garden City）一座飞机库里实施的一个庞大项目，包括由一台改作他用的 IBM 大型机控制的十八台幻灯机、16 毫米电影放映，以及最前沿的实时模拟视频（Kuo 2008, 136）。麦克卢汉曾与 USCO 有过一段时间的亲身往来；1964 年 10 月，格尔德·斯特恩（Gerd Stern）和迈克尔·卡拉汉（Michael Callahan）有一次得开车把他从罗切斯特大学送到机场。麦克卢汉要登上的是一架如今已很少见的、尾部设有舷梯的螺旋桨飞机。“我记得，”卡拉汉回忆道，“马歇尔走上舷梯，我们站在下面，看着他消失在机舱里。可随后我们又看到了他的腿，他的脚往回退了几级台阶，他探出身来说：‘无视内容，专注于效果。’”（Kuo 2008, 133）。 无视内容：在麦克卢汉的分析中，为了把握交流行为中正在发生的事情，我们可以刻意忽略被交流的无论什么东西——它一般只是某一特定媒介（无论是活字还是电视）这一事件的附带现象。他那句著名而古怪的评论——电灯是一种媒介，是唯一有形式而无内容的媒介——放在他的论证语境中就说得通了：电灯除了开与关之外并不承载任何自身的信息，但它的存在改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即“它所引入的尺度、步调或模式的变化”；而这种改变之所以逃过我们的观察，恰恰是因为我们关注的是灯光照在什么上面，或者报纸文章讲的是什么（McLuhan 1994, 8）。 与此类似，但以一种更为细致的进路，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 1989）和科内莉亚·维斯曼（Cornelia Vismann, 2008）理解了通信系统——尤其是官僚制与管理的工具，即档案、表格和文书——如何询唤（interpellate）人，让人对事情负责，并把人置入各种各样的安排和主体关系之中。这不只是邦茨所描述的那个在街上叫住我们的警察，还有他开出的罚单，以及我们必须填写的文书。预设的字段、标识符系统、针选卡片档案对我们加以排序/命令（order）——在这个词的两种意义上——而且是通过其结构而不仅仅是其书面内容来做到这一点，其方式超出了我们所发展出来的那类阐释工具。由流程生成的备忘录、表格、通告、手册、报告和表格构成的宇宙，汇聚为“通过通信实现控制”，形成了一种协调机制，以巨量的文字提高各企业的效率。为阅读和阐释书面媒介而发展出来的整套工具——诠释学方法、文本分析和批评——在塑造我们生活的、数量上最为重要的那些书面模式面前都步履蹒跚：官僚与法律文件，以及成箱、成柜、成架、成托盘的文书。 维斯曼借鉴了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基特勒最纯粹地体现了这样一种策略：通过减去那在天真看来最为重要的部分——主观的、人际的内容，也就是交流的体验——来直抵“交流”与“媒介”的核心。基特勒（1990, 370）直接以他对香农著作的解读为基础：线路两端的人只不过是干扰，是返祖式的残留者，他们对意义和内在体验的执迷，使我们看不见交流系统本身的运作： > 一个基本的数据是这样一个事实：文学（无论它对读者还可能意味着什么）处理、存储并传输数据，而这些操作在古老的字母媒介中，具有与在计算机中相同的技术实证性。……因此，有待区分的不是情感倾向，而是系统。 那个括号，以其对我们可能认为文学所涉及的大部分东西的随手打发，带有一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温和，就像《2001 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 HAL 9000 把人类锁在飞船外面那样。基特勒在他那个时代的媒介理论中所采取的举措，并不仅仅是运用香农、图灵以及声音与图像复制技术中的观念来获得对媒介本身的新洞见，而是从这些发展出发往回阅读。并不是说通信媒介如今变得不同了。用他那句名言来说，它们一直都“决定着我们的处境”，从流畅的人文主义—浪漫主义手写体和魔术幻灯，到古希腊的音乐和数学（Kittler 1999, xxxix）。（在这一点上，他颠倒了麦克卢汉的另一条核心信条——媒介是“人的延伸”，扩展并外化我们的身体和感官——而使人成为媒介的延伸。）去人格化的机械媒介和电子媒介，只不过让这种决定性的力量变得更加明显。 如果我们接受基特勒（2010）的论证，那么韦弗写下通信的数学理论可以适用于“实际上是人类的一切行为”，便并没有错。基特勒断言，只要把这一理论记在心中，我们就能对媒介作出比比如说“文学学者”以其“平凡的、基于内容的媒介进路”更好（更真实、更准确、更有用）的说明（31）。“因此，让我们，”基特勒写道，“忘掉人、语言和意义，转而探讨香农的五个要素及其功能的细节”（44）。（这里必须指出，香农本人是一位谦逊而头脑清醒的科学家，他对自己的理论被大肆炒作不以为然，哪怕是在科学与工程界内部：“它或许已被吹胀到超出其实际成就的重要性，”他在 1956 年的一篇社论中写道，“自然的秘密很少会一下子揭开好几个”[3]。） 基特勒仔细阅读了香农，得出的模型主张：如果我们被人们所谓的内在生活和主体性分散了注意力，不去密切关注数据的存储与传输，我们就会错过交流的主要事件，即话语网络的实际运作。利克莱德同样非常仔细地阅读过香农（而且与他私交甚笃），却得出了恰恰相反的结论：“通信工程师把通信理解为以代码和信号将信息从一点传输到另一点，”他与泰勒写道。危险在于对交流的理解过于肤浅、过于去人格化。把人从回路中剔除是一个设计问题，它产生的计算机联网模型无法丰富人类的思维。利克莱德想要触及的，正是恩格尔巴特在 1962 年所说的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通信技术： > 我们所指的是一种在整合领域中的生活方式，在那里，直觉、反复试错、无形之物以及人类“对情境的感觉”，与强有力的概念、精简的技术与记法、复杂精密的方法以及高性能的电子辅助工具有益地共存。（1） “两台录音机相互播放、相互录制时，它们在交流吗？”不，利克莱德和泰勒说：交流者必须对他们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做些什么——他们写道，是某种非平凡的事情。这里的“平凡”取的是数学意义：一个平凡的证明是容易的、显而易见的，只产出浅显的真理。 再说一次，无意在语义上小题大做，但请注意这里相互冲突的“平凡”：对基特勒来说，基于内容、以人为中心的进路是“平凡”的；而对利克莱德和泰勒来说，单纯的信号传输才是平凡的部分，“非平凡”的东西发生在界面、计算机、人的心灵以及协作者之间的人际共同体之间的某处。 我在这里想要论证的是第三种立场，它并不取代此前的研究，而是在其基础上展开。它的出发点既不是人，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而是具体的计算。就此而言，我的论证补充了关于数字格式与界面（例如 Sterne 2012；Bardini 2000；Bunz，第 2 章）、协议（例如 Galloway 2004；Bratton 2016）以及基础设施（例如 Starosielski 2015；Edwards 2003；Sandvig 2013）的研究——但它经由一条不同的路径、朝向一个不同的目的地，来处理理解数字网络对交流之影响的问题。我将表明，在基特勒之后的三十年、在利克莱德和泰勒奠基性工作之后的五十年里，平凡或非平凡交流的概念已经变得远为含混、复杂，难以讨论。我将分三部分为这一立场辩护：首先，勾勒联网计算机之间守时这一看似简单的问题所具有的社会—技术混杂的复杂性；其次，讨论人在互联网及相关技术上发生的通信中所扮演的有限角色；最后，介绍与外星智能进行交流的各种格式的历史，它们为我们的处境提供了有用的类比。作为邦茨文章的镜像，我主张：在与数字系统交流、思考它们与我们的交流时，我们可以富有成效地重新想象我们到底在与什么对话。这一论证并不像基特勒那样把人推向边缘——把人当作空洞的新陈代谢载体，话语网络借以完成交易，就像威廉·巴勒斯（William Burroughs）某个故事里那些寄生的打字机——但也不像利克莱德和泰勒那样把人置于故事的中心。我将从重新提出利克莱德和泰勒最初的问题开始：两台录音机会交流吗？ ## 相互猜疑的时钟 构成当代网络化生活和数字媒介之结构的，很大一部分是“录音机”之间的相互对话——这里的录音机被理解为各种形式的可寻址的数据存储、处理与检索。当前数字通信中最活跃的领域——无论作定性还是定量分析——几乎全是处于交换网络中的录音机，对它们来说，人只具有第三或第四等的重要性。（这是换一种方式来表述邦茨在专门考察数字媒介时详细描述的“层”与栈。）正是在这些领域，“平凡”的概念变得非常棘手。 想一想时钟的问题。 时钟正是去人化的机器时代运作的典范，那些把它奉为工作与生活之新模式的人便是明证：比如阿列克谢·加斯捷夫（Alexei Gastev）的超泰勒主义研究所，把时钟节奏融入机械车间劳动之中——那是经过循环图（cyclogram）训练的、无言的操作，由“机器的电子哔声”来协调；又比如路易·阿拉贡（Louis Aragon）那句完美的现代主义诗行：“我左边的口袋里揣着一幅惊人准确的自画像：一块抛光的钢表。它说话，它计时，它对此一无所知”（Stites 1989, 154；Ades 2006, 181）。还有什么能比时钟的运转更平凡呢？ 利克莱德与罗伯特·法诺（Robert Fano）以及麻省理工学院的其他人一起，是兼容分时系统（Compatible Time-Sharing System，CTSS）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这是一个多用户计算项目，远程终端连接到一台中央大型机上。利克莱德和法诺希望计算让人感觉像是一种看不见的资源，始终在线，像电或水一样是日常公用事业。（他们最大的成功之一，就是每当系统宕机时收到的投诉——为什么我现在无法访问？到底怎么回事？——因为这意味着用户已经把它视为理所当然的日常计算水龙头了 [Lee and Rosin 1992, 26]。）录音机就在 CTSS 里，而且是字面意义上的：成排的 IBM 729 磁带机。在 1960 年代接受电视采访的科学家肩后，你可以看到它们在各自的地址空间里来回旋转。利克莱德、法诺和这些录音机，支撑着“共生与增强”、“计算机帮助人交流”这一模式的典范。 他们遇到了一个计时问题。这些机器没有时钟，所以如果你碰上一个故障或一个死循环，就会把整台机器给所有人锁死，而且没有任何机制能给文件打上时间戳，或者在几秒后终止一个进程。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们想出了办法，通过打印机端口给机器接上一个基本的日时钟（Waldrop 2001, 234）。这看起来正是平凡交流的定义本身：用一个简单的时钟来管理所有那些笨录音机，协调最基本的交流形式——对当下直接时刻的陈述——以辅助分时计算机网络用户之间的非平凡交流。 快进到 1985 年 9 月，看一份名为“征求意见稿”（Request for Comments，RFC）956 的文件。它属于一个协调性备忘录系列，面向创建互联网及相关技术的架构师和委员会——互联网是 CTSS 及其他实验的长期成果。“互联网共同体近来对如何从一组相互猜疑的网络时钟中确定准确时间产生了兴趣，这是由于好几次季节性雷暴扰乱了主电源之后，在通常可靠、高度精确的时钟服务器中发现了严重误差”（Mills 1985, 1）。一旦你开始把机器联网，守时的问题就变得复杂得多。你怎么知道哪些消息先到？队列中的顺序是什么？你怎么确保数据没有被不必要地重发？（软件顾问马蒂亚斯·韦拉斯（Mathias Verraes）[2015] 用一个讽刺的笑话捕捉到了这一点：“分布式系统中只有两个难题：2. 恰好一次投递 1. 保证消息顺序 2. 恰好一次投递。”） 有一个主时钟来管理所有活动是一回事，就像科学管理下的工厂劳动那泰勒主义式的嘀嗒声，等待着换班的汽笛。这是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所理解的时钟：一切其他工业机器的原型，人—工具—流程这台巨型机器（megamachine）的协调中心，建造金字塔，大批量生产 T 型车。网络时钟则是截然不同的一类机器。它们必须把传输延迟、机械故障以及许多其他“相互猜疑”的时钟的行为都考虑在内。时钟协议必须补偿季节和天气对网络各部分的影响。 时钟如今已经大到必须把地球大气也包含进来并加以补偿，因为大气会干扰时钟的精度。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2015）讨论过作为媒介的元素形式；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 2015）则主张研究嵌入媒介系统、有时由媒介系统表达出来的地质历史。用这个例子来支持他们的论点，我们甚至不必走得那么远，去谈艺术作品或者作为纸浆储存在树木中的太阳能：夏末的雷暴中，闪电会击中高压线，扰乱整个网络的时间图景，于是人们开发出工具来对此加以校正。到这一步为止，我们仍然处在录音机“相互播放、相互录制”所被赋予的那种平凡层次之下：这些仍然只是三十年前使录音机能够有序地来回播放的时钟而已。 在我写作本文时，当前的情形要复杂得多。它是全球性的，跨越多种多样的介质运作，从海底光缆到微波中继、卫星、蜂窝频段无线电以及铜质双绞线。它面对着信号延迟、滞后，以及机器与机器之间的时钟漂移（这受到机器工作量的影响，甚至受到热量的影响）。为了算出时间，需要让一个在某处打上时间戳的信号抵达其目的地，而我们依赖全球定位系统（GPS）（邦茨在谈到我们过度依赖导航指示语音时，描述过它的规模）。GPS 基于卫星，因此必须补偿相对论问题——即在地球引力阱之外时间流逝的方式有所不同。时钟必须间接地纳入的，不仅是大气，还有地球本身作为“大地水准面”（geoid）的形状：引力场的细微起伏，可以表达为一个假想的海洋表面，并扰动卫星，使之偏离或回归其真实轨道。 所有这些在网络上界定机器时间的工作，都必须在地缘政治与政治经济的语境中运作，而这一语境以其最纯粹的形式之一表达出来：时区。知道时间远远不止于发信号、测量和大地测量学——而且不仅是为了让那个瞥一眼手机锁屏的人受益，也是为了自动给事件打上时间戳并记录日志、跨越国界将它们关联起来、准确表示过去和未来的钟点，并提供能够说明任一给定地点之国家太阳时的数据。人们会在上班吗？闹钟该定在什么时候？股市会开盘吗？灯该开着还是关着？有些时钟系统是计算特有的，比如 UNIX 时间，许多文件格式和操作系统都在使用它，它自 1970 年 1 月 1 日 UTC 00:00:00 起每秒递增一秒——此时此刻是 1,456,328,317。（“UTC”即协调世界时标准，是 0º 经线处的平太阳时，用于航空、天气预报、许多科学应用以及让计算机时钟保持同步的网络时间协议（Network Time Protocol）。）在这些系统之上运行着的，是一整个栈：威斯特伐利亚式的身份主张，以及与饥饿、工作和睡眠相关的人类时型（chronotype）。 时区系统可以被解读为一部持续进行中的、极简主义的现代性历史：领土争夺、全球贸易、新技术和新的工作形式，都作为简短的行嵌入计算机数据库中，比如基于 UNIX 的系统中的“tz”或“zoneinfo”数据库（Internet Assigned Numbers Authority 2016）。萨摩亚决定移到国际日期变更线的另一侧，以便与东边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处于同一天，并因此在 2011 年失去了一天；这些国家已经变得比曾经来自旧金山的船只更为重要。尼泊尔刻意比印度快十五分钟；印第安纳州与美国夏令时（其本身就牵涉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白领劳动之间的问题）之间有着复杂的、充满政治纠葛的关系，这使该州一些县比另一些县早一个小时。中国在 1949 年从五个时区变为一个，这是实现集中与统一的有力工具——一直到新疆地区，理论上都使用北京时间，尽管维吾尔人也使用并维持着他们自己的时间。克里米亚临时政府在 2014 年 3 月下旬改用莫斯科标准时间，这一姿态的政治意义堪比西班牙在 1940 年采用中欧时间——那在计时上巩固了佛朗哥与希特勒的同盟（并让西班牙——其大部分领土位于格林尼治以西——滞留在一个时区中，这个时区造成了“迟来的”日出和日落这种它特有的日常节奏）。 所有这一切乃至更多，都必须由网络的时钟自动加以考虑，并被表达为代码，其中携带着一部关于冲突、同盟、强大市场和底层民族的简洁历史。时钟已经变成一种政治器具，必须纳入所有这些复杂的历史才能正常运作： ``` Rule Libya 1997 only - Oct 4 0:00 0 - Rule Libya 2013 only - Mar lastFri 1:00 1:00 S Zone Europe/Simferopol 2:00 EU EE%sT 2014 Mar 30 2:00 4:00 - MSK 2014 Oct 26 2:00s Zone Asia/Jerusalem 2:20:54 - LMT 1880 2:20:40 - JMT 1918 # Jerusalem Mean Time? 2:00 Zion I%sT ``` 请想一想我们的时钟此时的样子。为了协调网络上“录音机”——所有那些数据被发送、请求、检索的来往节点——之间的互动，它直接或间接地纳入了数以百万计的全球时钟及其各自的偏差和漂移；这些时钟处在由几十个时区拼凑而成的政治治理格局之中，人和由时钟触发的事件都依赖于这些时区；它处在这样一种网络拓扑之中：特定节点可能拥塞或完全宕机，需要绕行，而这又改变了传输的时序；时间经由无线电以及沉入远洋沉积物中的跨洋电缆来同步，参照卫星和石英晶体向原子钟请求——而这些本身又靠人类劳动来同步，人们会聚在一起监控“闰秒”的过渡，其中甚至要考虑时空本身的影响。高效管理消息队列和消息流这桩事务，带着我们一步一步穿过务实的工程决策，进入时间与光的根基。 在回到交流的相对平凡性这一问题之前，我们还可以再往前走一步：进入这一庞大计时过程的“现在”。谷歌最伟大的成就之一，是一个名为“Spanner”的分布式数据库。Spanner 把数据“分片”（shard）存放在遍布全球的数百个数据中心里，并在全球范围内保持一致性。因此，用户可以在一份在线协作文档中看到相同的文本；搜索结果可以得到恰当的排序，邮件得以收发，广告得以定价和展示，这一切都在全球范围内进行且没有内部矛盾（Corbett et al. 2012）。被反复请求的数据可以被复制到离请求位置更近的分片上，以降低延迟，让下一次请求更快得到响应；某件事可以同时（或者说，在人类心灵无需辅助所能观察到的范围内尽可能接近同时）发生在哈萨克斯坦的一部手机、首尔的一台服务器和开普敦的一台笔记本电脑上，并得到协调与对账；系统在某处的故障，会在任何人为干预成为必要之前，就在另一处得到补偿。为了使这一切成为可能，谷歌的工程师们不得不开发自己的计时系统 TrueTime，它在每个数据中心使用“时间主控机”（time master machines），将 GPS 与它们自己的原子钟相互参照；后者有一个颇为令人敬畏的名字：“末日主控”（Armageddon masters）。然而，即便如此，它仍有必须加以补偿的不确定性：TrueTime 不断自我校正，以应对漂移、不确定性和回转（slew），它有一个长度在一到十四毫秒之间的真实“现在”。 指出这一点并不减损 Spanner 和 TrueTime 系统的成就；我提起它，是为了说清楚：为录音机追踪时间这一行为中，没有任何简单的东西，没有任何平凡的东西。这里发生的恰恰是这样的事：为了使数据的存储、传输和检索能够得到协调——先于并独立于与人的任何相遇——我们建造了一个系统，它把夏末的风暴、时空的弯曲，以及一种新的、专门化的、连续的“现在”都包括在内，而这个“现在”由一种名为“Paxos 领导者租约协议”（Paxos leader lease protocol）的安排来调节（我们这些录音机在更新各自的数据状态时，应该听谁的？）。这是一项工程奇迹，尤其因为它隐没于背景之中——因为我们意识不到生产“现在”的劳动。希梅娜·卡纳莱斯（Jimena Canales, 2009）捕捉到了 19 世纪之交另一种新的“现在”的出现：一个处在十分之一秒门槛上的世界，以及这种新的“现在”在从实验心理学、精确科学到符号学以及摄影和电影的诞生等诸领域中的影响。那是现代的生产过程中“测量、掌控与祛魅”这一故事的关键一章（207）。把“现在”推过十分之一秒，无论是所用的工具还是其后果，都没有任何平凡之处。同样，创造一个同时的、全球的、联网的、长度在一到十四毫秒之间的“现在”，其后果横贯媒介、社会与应用科学：它搭建了一个框架，在其中，温迪·春（Wendy Chun, 2008, 149）所说的由“不断传播和再生的数字内容”构成的“持久的短暂”（enduring ephemeral）得以被体验——这正是我们时代的文化印记。 换句话说，利克莱德和泰勒的标题《作为交流装置的计算机》完全准确，只不过是在相反的意义上：计算机是一种交流装置，交流者确实对他们发送和接收的信息做着非平凡的事情。只是交流者当中，是人的少之又少。 ## 电话在交谈 在对网络化的时间与计时问题、对在整个网络范围内维持状态和保持数据同步的问题投入了如此多的关注之后，按理说，我们终于该转向那些生产流量的人了。所有这些计时工作——它本身算不上真正的交流，除非是在最低限度的意义上——毕竟是为人与人之间、人与机器之间的互动服务的。那些“主动参与者”，那些“心灵相互作用”的人，这整个系统本应作为他们的平台而存在，他们又怎样了呢？说人类活动在数量上——并且，如我所论证的，越来越多地在质量上——变得越来越无足轻重，这并不只是故作反调。在这一点上，我并非要反驳邦茨的文章，而是要补充它：她的文章描述了数字技术像对孩子说话一样对我们说话的方式中的种种暧昧之处（是赋权，还是居高临下？）。当当今网络上实际发生的交流逐渐远离以人类为中心的模式时，它改变了她所描述的那种“情境”，也随之改变了那些针对我们人类的、把我们幼儿化的界面形式的意义。她对这些界面模式和召唤模式的研究，使我得以转向这一情境的非人类一面（套用利克莱德和泰勒的话说，我对机器的强调是有意为之的）。我将分三部分来探讨这一点：人类所生产的交流流量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么多；在某些领域，我们的活动难以与机器的活动区分开来；我们的交流活动往往是在聚合之中、作为数据而非作为个人的表达，发挥其最大的效力。 首先，人类并没有生产全部的流量，在某些情况下甚至连大部分都没有生产。垃圾信息的体量令人与人之间的电子邮件往来相形见绌，而其中极少有部分会被人类读者遇到：它们由运行在被恶意软件感染的计算机上的僵尸网络（botnet），利用带有“逐条消息多态性”（per-message polymorphism）的模板生成，以每批百万条的规模发往自动过滤系统——也就是说，发往那些试图识别人类文本的系统；这些系统卷入了一场军备竞赛，其对手并不试图模仿人类，而是试图模拟过滤器所认为的人类行为是什么样子（Brunton 2013, 182）。在网络状况糟糕的日子里，所发送的全部电子邮件中有超过 80% 是垃圾邮件（再说一遍，其中只有极小一部分会进入人的眼睛）。网络上任何人类注意力汇聚、集结之处，情况都与此如出一辙。 谷歌维护着一份网站之间链接的索引，以此描绘人们在任何给定查询中认为最重要或最值得注意的东西；它不得不应对社交媒体上、盗版维基上以及无处不在的评论区里由机器人程序（bot）驱动的发帖活动。“好帖子，真有意思”，一位评论者写道，而“有意思”一词链接到某个客户的网站、某个联盟营销骗局或某个色情片段的落地页。“私人博客网络”（Private Blog Networks）这套系统被建立起来，唯一的目的就是在并不存在繁荣的人类社群之处营造出存在这样一个社群的表象。推特和其他社交网络不得不定期进行清扫，把机器人账号从其用户中清除出去（这些机器人程序成千上万地成群关注付费用户，让他们显得重要而受欢迎）。在脸书或 YouTube 上购买点赞、在 SoundCloud 上购买收听次数、购买广告点击等等，也都是如此。古德哈特定律（Goodhart's law）（“当一个指标变成目标，它就不再是一个好指标”——或者说，“被评估的东西，就会被钻空子”）在这里有了一个可以变现的版本：任何旨在描述人类兴趣、尊重或更广泛的注意力的指标，都会催生专门打造的非人类，它们会为了报酬接管这一指标（Goodhart 1981, 116）。这是利克莱德“人机共生”（man–machine symbiosis）目标最为反常的版本，因为机器人程序以及它们所代表的商业模式并不想压垮这个系统或破坏这种安排。有时，在互联网的某些角落，在安全措施不力、机器人程序可以不受检查地注册账号的论坛上，你会经历一种菲利普·K. 迪克（Philip K. Dick）式的存在主义眩晕时刻：除了我之外，这里还有人是人类吗？ 第二点由这个问题的第二个分句引出。“除了我之外”：写作的是我还是我的程序，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在许多领域，人类的交流活动和机器的交流活动可能无法区分。斯诺登披露的材料中最能说明问题的之一，是揭示了针对所谓“信息行动”（information-operations）工作，即“影响或扰乱”（influence or disruption）所进行的研究，见于英国的 JTRIG 和美国的 OPERATION EARNEST VOICE 等项目（Greenwald 2014）。其目标是通过注入大量能够从事在线社交活动的生成“人格面具”（personas），来“拒止／扰乱／削弱／欺骗”（Deny/Disrupt/Degrade/Deceive）在线对话、社群和运动（Fielding and Cobain 2011）。它们可以扭转情绪，悄然散布宣传，放大信息，制造某些话题正在流行或十分重要的印象，操纵在线投票，或者干脆用无关内容、噪声和挑起争吵、转移话题的言论，淹没一场本来可能具有重要意义的对话。 这些人格面具未必是人工的；它们可能是、也可能不是运行在深度学习特征集上的对话引擎。键盘另一端也许确实有人——比如弗拉基米尔·普京设在圣彼得堡的“网络挑衅工厂”（troll factory），其中有协调一致的团队在操纵有关乌克兰和叙利亚的对话；又比如“玩家门”（gamergate）的网络挑衅者，他们混合使用机器人程序和他们自己那种无可模仿的人类能力——霸凌、骚扰、威胁和浪费时间的干扰——把女性赶出游戏界、赶出互联网（Sindelar 2014）。关于这对政治话语造成的后果，以及我们应如何构想一个包含着被机器人程序浸透的社交网络的公共领域，有许多重要问题值得考虑；但关键在于，就屏蔽消息或把机器人程序踢出平台这一实际目的而言，交流的是人还是机器并不重要。软件开发力图使二者在功能上无法区分。（对一项关于英国工党一方机器人程序的研究进行分析后发现，用于识别机器人程序的规则常常把特别狂热的人类支持者也算了进去［Bartlett 2017］。）最终目标仍然涉及人类，无论多么间接：使他们的政治观点两极分化，浪费他们的时间，制造多数人如此相信的假象，掩埋某样东西而让他们看不到它。人类作为最终结果而重要，却并不作为手段而重要。无论是在即时通讯应用中、在客服台上，还是在围攻某个不受欢迎的推特用户时，这些系统的用意都在于抹去我们潜在对话者之间的区别。 例如，我们可以看看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对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系统的研究。亚马逊竭尽全力，让与人类工作者打交道尽可能地像与人工智能互动，这与其“人工的人工智能”（Artificial Artificial Intelligence）这一口号相一致。伊拉尼（2015）把这一更广泛的现象称为“数字微工作产业”（digital microwork industry）：由人类来巧妙处理那些模式匹配式的人工智能仍难以应对的情感分析零碎工作（这讽刺性地呼应了最初的人类“计算员”——在其工作被机械化之前，他们以生产计算结果为职业）。除了对劳动、正义和社会组织的影响之外，我想强调的是，在客户的界面上，人的工作和机器的工作被多么刻意地模糊了：调配一些处理能力，把模块化任务倒进去，让系统去一点点处理。谁知道那里是否有一个有知觉的意识在工作？这重要吗？从某个角度看，约翰·塞尔（John Searle）的“中文屋”看起来就像一个知识工作者的车间。 社交网络机器人程序（以及许多其他类型的自动化工作，不过这里还是紧扣我们的主题）与阿纳布·贾因（Anab Jain, 2014）所谓的“肉傀儡”（meatpuppets）之间的差距在不断缩小。她用这个词指称那些加入互联网讨论只为影响讨论的人，更宽泛地说，也指我们作为网络上的交流者可以被如何理解：作为生产信息、传播模因、回应自动通知的牲畜，总的来说，作为一只套在某台庞大而精密的机器肢体上、粘着眼睛的毛毡手套。一群被短信或论坛帖子调动起来、去攻击某个人或扰乱某场在线对话的青少年，就管理他们所制造的麻烦这一目的而言，不过是一些更容易通过那些试图证明人性的各种自动化测试的机器人程序而已。（这呼应了邦茨的观点：考察交流的情境比考察其中涉及的主体更重要——因为主体是谁或是什么，可能远比我们以为的更不确定。）肉傀儡执行任务，缩小了人与机器之间的差距——就像内容农场里的实习生，吸着阿得拉（Adderall），根据点击率批量炮制“内容”，与那些做着完全相同事情的软件竞争；后者偶尔在文字上有些磕磕绊绊，但不需要办公空间、上厕所的时间或安非他命。 这种肉傀儡状况，在阿什利·麦迪逊（Ashley Madison）遭黑客入侵一事所揭示的内部结构中得到了完美体现。阿什利·麦迪逊是一个面向已婚人士、理论上供其寻找婚外情的约会网站；据称，它遭到黑客攻击是一种报复，因为有些用户付费要求从该服务中抹除自己的数据，网站却没有将其完全删除。就我们的目的而言，重要的是黑客（“影响小组”［the Impact Team］）把用户记录、公司备忘录以及更多材料倾倒到公共网络上供人审视时所披露的东西。网站上几乎没有真正的女性。其商业模式是把男人拉进与简单聊天机器人程序互动的循环之中——其中一些程序基于垃圾信息发送者批量创建的个人资料——让他们沉迷于付费发送消息、“虚拟礼物”、“眨眼”以及约会和社交应用中常见的其他各种像素小玩意儿。内部文件把这群女性机器人（fembot）称为“从诈骗到参与的工具”（fraud-to-engager tool），它把仅仅出于好奇的男性用户变成存有信用卡信息的顾客（Newitz 2015）。（在公司内部，这些机器人程序被称为“天使”。）问题不仅仅在于这些男人在与被误认为人的程序化系统互动，还在于这些男人自己的行为也是程序化的、可靠的，就像简单的刺激—反应式、经过 A/B 测试的系统：作为个人，他们或许表现出复杂性，但在聚合层面上，他们可以像一片枫树林那样被采割汁液。 在这次被黑数据倾倒的后果逐渐显现的过程中，就连敲诈勒索也大多是自动化的：精明的勒索者建立了一些网站，好奇的人（配偶、同事、普通公众）可以在上面输入一个名字，查看某人是否作为顾客出现在阿什利·麦迪逊数据库中——这一操作会触发一封发往该名字对应电子邮件地址的邮件，威胁说除非支付赎金（而且是用比特币支付），否则就把此人在阿什利·麦迪逊上的所有活动透露给其社交网络联系人（Krebs 2015）。一个阿什利·麦迪逊用户可能会上演一出完整的、个人的、德莱塞式（Dreiserian）的悲剧——好奇、诱惑、调情、提议与许诺、曝光、羞耻，以及秘密的勒索——而其中从未有一次涉及与另一个人类的直接交流。 这就把我带到了我论证的第三点：在网络上，就许多目的而言，聚合数据比个人表达更有用、更重要。人类的贡献往往在大量积聚时更有用——作为深度学习系统、预测文本算法和翻译引擎的饲料——而不是作为任何个体活动的结果：重要的与其说是它们告诉我们关于你的什么，不如说是它们告诉我们关于与你相似和与你不相似的人的什么。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讨论过网络上隐私崩溃中出人意料的一面：不仅是针对全世界少数异见者、活动人士和少数群体的那种可怕的、有针对性的、奥威尔式的对个人自主的侵犯——可悲的是，那是意料之中的——而且是对其他所有人作为个体身份的漠不关心（Gregg 2013）。从投放广告、社会分群、评估信用评级，到为无人机打击锁定某个特定的手机信号，就这些目的而言，你的个体身份在许多方面恰恰是你身上最无趣的东西：能够定位和瞄准你以及与你相似和不相似的人，这种能力比你自己对你身上什么重要的评价更为重要。 为监控所作的那种常见而懒惰的辩护——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就没有什么可害怕的——在这里是个有用的例证，因为它恰恰错失了要点：如果你没有什么可隐瞒的，你对一个实施监控的对手就有用得多，因为你有助于把那些确实有东西要隐瞒的人区分出来。你的可见性本身大概并不重要（没人在乎），但它有助于为对他人的分析提供信息。你良好的信用有助于识别潜在的不良信用风险，以便进行歧视性定价。个人只不过是传记；群体和社交图谱才是人口统计学和大数据，是有用得多的东西。换句话说，即便当我们在与其他人类交流时（由网络中介和管理的“直接”交流），我们交流的内容所具有的影响，也远远超出它对我们可能具有的任何特定意义——作为大数据，也就是在其规模之下，任何个人对其重要性的自我评估都会遭到质疑的数据。 这些聚合数据使与机器交流的体验得到迅速改善。人机交流正在成为日常生活中丰富、连贯、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其典型例证就是“对话式用户界面”（conversational user interface）的激增——在其中，本节迄今提出的全部三点都可以辨认出来。 “说文化对象具有价值，”布赖恩·伊诺（Brian Eno, 1996, 81）以一句干脆利落的格言写道，“就像说电话在交谈一样。”当然，我们是通过电话、使用电话、与其他人交谈，正如我们是借助文化对象来交易价值；但这背后隐含的逻辑已经开始瓦解。电话，尤其是智能手机这样的移动设备，确实在交谈，我们也在与它们交谈。电话与电话之间的对话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关于位置的握手报到、运营商信息的传输、Wi-Fi 请求，以及后台信息的推送与拉取——尽管这样说把“对话”的定义扯得太远了。我们还与电话、与在电话上进行语音识别的系统进行着更直接、更明显的对话；想想 Siri、Cortana 和客户服务。 随着数字平台上的互动从计算机转移到移动设备，趋势已很清楚：许多系统汇聚到同一个界面上，而这个界面就是发短信。它通过我们视为与人发短信的同一种消息模式来中介我们与各种服务的互动，这使它成为增加人机互动的完美平台，避开了从环境噪声中提取人声、应对口音和言语多样性的种种难题。（碰巧的是，利克莱德的职业生涯始于心理声学，研究的是在机械噪声嘈杂的环境中——比如遭受炮火的飞机驾驶舱中——进行言语交流的问题。）从健身（Lark）到个人理财（Digit），从私人助理（Magic）到游戏（Lifeline），从物流（淘宝的“阿里小蜜”）到新闻（Quartz），从支付（为数众多）到客户服务（Rhombus 等），一整类一整类过去意味着需要定制软件平台、工具或程序的媒介活动，如今都转而通过消息来运作。在这些环境中，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接可以天衣无缝。一次触发自动回复的交流，与一次作为对话串出现在某人桌面或设备上、引出其回应的交流，二者无法区分。作为最实际、最日常的事情，我们的介词所表达的那种人与机器之间简单的二元划分——我们是通过电话与人交谈——正在变得模糊。 对于那些记得图灵（Turing, 1950）在其里程碑式论文《计算机器与智能》（“Computing Machinery and Intelligence”）中，针对反对人工智能可能性的“种种基于无能的论证”（arguments from various disabilities）所作反驳的读者来说，所有这些当代活动似乎都是相当老旧的新闻了。图灵支持计算机可能拥有心灵的论证可以粗略地概括为：如果你认为机器愚蠢，那你该看看人。这一论证所针对的前提是：机器不可能在思考，因为思考是人性的一种特殊属性。对此图灵回应道：那么，你又是以何种方式来评估他人——或者说你自己——是否在思考的呢？把那套标准拿来应用到其他一切事物上，看看什么能通过；这是一种消除雷扎·内加雷斯塔尼（Reza Negarestani, 2015）所谓“稻草机器论证”（straw machine argument）的方法。由此便有了“模仿游戏”（Imitation Game），亦即图灵测试——如今我们在现实场景中不断以有限的形式通过它；而在这里，我们就与本书中邦茨的那一半密切相关了，即那些正逐渐成为这种交流之典型特征的召唤模式。人们把自己的信用卡号交给诱人的交互设计；那些需要把人类用户与形形色色的机器人程序区分开来的程序处境艰难；甚至一个活生生、会呼吸的人类用户，实际上也可能就是一个机器人程序，或者在功能上与之无法区分。如今，大量研究计划正朝着把交流中最主观、最私密的领域——从面部表情到情感分析，再到“趣味性”（interestingness）——加以抽象化的方向推进，这一边界有望变得更加可渗透。 有鉴于此，我认为，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构建深刻地非人的（我并非在贬义上使用这个词）架构和系统，其内容部分地由我们构成；而我们如今正是在这些系统的语境中进行交流——“作为交流装置的计算机”。“在思想和政治分析中，我们仍然没有砍掉国王的头，”福柯（Foucault, 1990, 89）写过这样一句名言；我担心的是，我仍然习惯性地以为国王有一颗头。我们并没有造出类人的对话者，只是造出了类人的互动和界面设计，它们坐落在一套基础设施之上，而这套基础设施与界定着人性那不断移动的边界的解剖结构、生理机能乃至认知过程毫无关系。然后，正如邦茨所描述的，我们让它像对孩子一样对我们说话，还配上了可爱的小动物。我们正是通过这套基础设施进行交流，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在与它交流。关于我们如何与形形色色的非人类交流，我们已有种种理论，从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的情境行动（situated actions）、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伴侣物种（companion species），到对处于自然环境中的人类的人类学研究，再到生物符号学理论。我在想，我们能否把它们再向前推进一步：去思考与那些在另一种意义上对我们而言是异质的（alien）事物之间的交流。 碰巧的是，人类想象和科学研究的另一个领域，也关注逻辑形式体系、二进制脉冲，以及向一个“缺席的主体”（missing subject）传达语言和图像。它与电磁通信媒介和计算通信媒介的历史紧密并行，在某些情况下与之重叠，并与它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我相信它为我们当前的处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类比：一系列地外的媒介格式的例子，在其中，我们作为人类试图与真正的异类交流——而那些实验安排，如今正在我们自己的星球上被重新创造出来。 ## 来自地球的问候 设想这样一个思想实验：我们想与一颗可能宜居的行星交流。于是我们发出一个信号，它要花几十年乃至几百年才能抵达一颗遥远的恒星；而我们事先对交流对象的生物构造或感官结构一无所知，更不用说他们的符号系统、技术仪器或认知的本性了。该发送什么？与外星生命交流的工作，就是与一个就当前目的而言几乎完全不可知的实体交流的工作——人类学家克拉拉·恰波娃（Klara Capova, 2013）在她对地外信号工作的研究中，把这种实体称为“缺席的主体”（missing subject）。那么，我们要交流的究竟是什么？ 提出这个问题有两方面的用处。 其一，为与根本上不可知的其他实体交流而尝试制定格式、规则、系统和讯息的过程，事实上与计算和电信领域中许多历史上和当代的问题紧密相连。与外星生命交流的理论问题，与同计算机交流的实际问题，原来有大量共通之处。 其二则更深一层：研究地外交流的格式之所以是一个有用的起点，是因为它必然迫使我们重新审视人类自身的偏见——身体上的预设、认知习惯、语言的构造以及何为有意义的判断——正是这些偏见塑造了我们关于交流是什么的概念。我们必须仔细考量自己对交流情境中其他要素的种种假设，而邦茨在考察我们如何被呼唤、被召唤时，正是把这些要素逐一拆解开来。我希望这些格式能打开一些原本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分析维度，这些维度将适用于理解经由联网计算机、并与联网计算机进行的交流。 我之所以聚焦于交流的行动——发射无线电波、闪烁灯光——恰恰因为这是要求最高的情形。地外文明探索（Search for Extraterrestrial Intelligence，SETI）通常分为所谓被动 SETI 与主动 SETI，被动即倾听：成片的射电望远镜扫描天空，搜寻任何不寻常之物。这是对潜在有意义事件的搜寻，例如 1977 年的“Wow!”信号——其得名于杰里·埃曼（Jerry Ehman）在打印纸上代表信号强度的代码旁写下的批注（Gray and Ellingsen 2002）。这是一个引人入胜而又重要的过程，但与本文更相关的是另一类项目：我们在其中设法弄清如何向不可知的对话者致意——此时我们不只是寻找可能对我们有意义的规律或异常模式，而是试图创造对一个未知且不可知的主体有意义的格式。 ## 镜子与莫尔斯电码：清晰的数与秩序的暗示 早期对“星际语言”的尝试，其抽象更多是艺术意义上的而非数学意义上的，读起来就像是规模庞大的大地艺术（Land Art）计划和巨型极简雕塑的提案。它们的构件（镜子、壕沟、农田）让人想到手握美国陆军工程兵团资源的罗伯特·史密森（Robert Smithson）。物理学家罗伯特·伍德（Robert Wood）曾对紫外线与超声研究都作出重大贡献，他提议在沙漠中建造一套边长数英里的黑布挡板系统，由马达控制开合——一个像素网格，可以向观察中的火星人发送“一连串眨眼”（*Popular Science* 1919, 75）。卡米耶·弗拉马里翁（Camille Flammarion）主张在撒哈拉建造大片电灯阵列，在火星冲日时向上照射。弗拉马里翁的一位同事 A. 梅西耶（A. Mercier）提议在巴黎市中心（而且偏偏是在战神广场 [Champ-de-Mars] 上）建造一面巨型镜子或一盏巨型电灯（Frollo 1899）。或者——考虑到在人口稠密的大都市中心建造一盏与布鲁克林大桥同等规模、全球最亮的灯，可能会遭到一些保守派反对——他又建议在一座山上安装两面镜子，把落日余晖反射到背阴的一侧，朝火星闪烁，借助黑暗的背景让光发挥更好的效果（Crowe 1986, 397）。 几十年间，有两种把地景当作媒介的提案反复出现，它们通常被归于天文学家约瑟夫·冯·利特罗（Joseph von Littrow）和数学家卡尔·弗里德里希·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名下，但这种归属并不可靠：一是在撒哈拉挖掘运河（圆形或方形），灌满煤油，入夜后点燃；二是在西伯利亚按斜边平方的图形（即“风车”图）种植大片农田（Crowe 1986, 205）。火箭学的伟大先驱（也是人类物种宇宙未来的倡导者）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Konstantin Tsiolkovsky）设想的则是更多的镜面阵列（Crowe 1986, 397）。倘若世纪之交的“火星热”时期能多一点闲置资本，我们如今或许会在某处沙漠高原上看到一大片蒙尘、倾斜、被遗弃的镜子，映照着空荡的天空——一座巴拉德式（Ballardian）的虚空纪念碑。 所有这些或多或少都是视觉媒介项目，表达了一个时代的信念：太阳系拥挤而生机勃勃，火星上有运河，金星上有云雾森林，月球地下居住着月人（selenites）。弗朗茨·冯·保拉·格鲁伊图伊森（Franz von Paula Gruithuisen）认为，有时在金星暗面观测到的著名“灰光”，是“金星人举行的全民火节”的产物，而两次观测之间相隔的四十七年，则反映了“一位专制君主的统治”，直到“另一位亚历山大或拿破仑在金星上登上最高权力”。（克罗 [Crowe 1986, 204] 对格鲁伊图伊森的描述令人遗憾却很准确：“一个精力旺盛、学识渊博、视力与仪器都极佳，却缺乏常识的人。”）梅西耶推测，在火星上观测到的“闪光”，或许是对 1889 年巴黎世界博览会璀璨灯光的回应（Crowe 1986, 397）。当 A. E. 道格拉斯（A. E. Douglass）注意到火星表面的一处“突起”，而报刊将其报道为又一次与地球交流的尝试时，他收到了种种关于能造成此种效果的居民之建筑的理论：“假设火星人建造了一座边长 10 英里、高 100 英里的纪念碑，外表覆以抛光的大理石”（Crowe 1986, 398）。 如果有人居住的宇宙真是如此近在咫尺，我们当然可以仿照沙普（Chappe）的旗语电报来制造工具，用基本的视觉符号传达存在这一事实，或许还能传达更复杂的信息。弗拉马里翁写道，以这种方式联络月球或火星，将与媒介装置更广泛的技术变革一脉相承：“它或许还不如电话、留声机、光电话或活动电影放映机那样大胆”（Crowe 1986, 395）。就连远不像其同事格鲁伊图伊森那样容易沉溺于“疯狂呓语”的高斯，也考虑过用日光回照器（heliotrope）——一种为测量标记位置而把阳光远距离反射出去的镜面装置——来发送信号：“如果我们能与月球上的邻居取得联系，这将是比发现美洲更伟大的发现。”（1822 年 3 月，高斯经过一番粗略估算，设想将一百面十六平方英尺的镜子组合使用——那将是一件壮观之物，足以与斋浦尔的简塔·曼塔（Jantar Mantar）建筑—天文建筑群相媲美 [Crowe 1986, 207]。） 这些早期项目的视觉成分往往回避了随之而来的问题：究竟要发出什么信号，又如何传达？我们所能做的只是提供我们存在的某种证据——一道闪光——然后，大概是对方的回应将决定对话的条件。即便有人提出对话者身份的问题，人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与我们大体相似：毕竟，他们不也挖运河和灌渠吗？就交流的目的而言，我们可以假定他们在我们那条必然的历史与技术轨迹上走得更远，如弗拉马里翁所说，“远比我们优越”（Crowe 1986, 395）。“也许我们将从一颗更古老、更智慧的星球那里学到应当如何治理地球”，《大众科学》（*Popular Science* 1919, 74）在谈到把刚刚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告诉火星人时这样写道。只有少数几位有志于星际交流的人考虑到外星生物构造的可能性。弗朗西斯·高尔顿（Francis Galton 1896, 661）设想一段火星传输被一个小女孩破解：她指出它用的是八进制而非十进制，因为火星人像“高度进化的蚂蚁”那样用六条肢体和两根触角计数，而不是用十根手指和脚趾。一如既往地以严谨方式展开想象的高斯，“考虑到物质的普遍性质”，推测在引力大得多的太阳上，生命会“只由非常微小的生物构成……而我们的身体会被压垮”（Crowe 1986, 208）。盖伊·达文波特（Guy Davenport）曾描述十七世纪的英译古希腊文如何把阿喀琉斯变成一位当代绅士，总是正要吸一撮鼻烟；同样，尽管有这些远离拟人论的尝试，那些在山坡上规划数英里镜面的人仍然预设火星人会与我们大体一样——我们在向一群高明的康德致辞，只不过他们书房的窗户恰好面对奥林帕斯山脚下的运河。高斯认为，对话将“以我们与他们共有的那些数学思考和观念开始”（Crowe 1986, 206）。 然而，即便在这里，一个更具体、更持久的问题也已开始显现：我们如何交流比一道闪光或一个直角三角形更复杂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意味着什么？一旦我们在高海拔沙漠中建起那些电灯网格，我们不能简单地使用“莫尔斯电码，因为设想火星人熟悉它是徒劳的”（Crowe 1986, 400）。这个问题带有图灵测试或模仿游戏的回响，只不过被残酷地颠倒了：对于一个未知的观察者，我们如何把人类的活动和交流尝试，与自然事件的效果——火山、极光、生物发光的海洋，以及整个宇宙的无线电喧嚣——区分开来？ 关于莫尔斯电码的那句话很中肯，因为正是在这一点上，外星交流的计划开始发生转变：从迷路的露营者和流落荒岛的水手所熟悉的那类信号技术——用镜子反光、点燃信号火堆、把石头摆成几何形状——转向更丰富、更抽象的交流问题，而这些问题关乎数字系统面临的挑战。与精神分裂—偏执式的焦虑一样，我们关于人类—外星交流的模型紧紧追随媒介技术的发展。世纪之交刚过，特斯拉（Tesla 1901, 5）报告说，他在科罗拉多斯普林斯建造实验性无线传输装置时，接收到了来自火星（也可能是金星）的信号，带有“清晰的数与秩序的暗示”。他在一篇题为《与行星对话》（“Talking with the Planets”）的文章中宣告了这一新时代的黎明，文中有几行字完美捕捉了宇宙式的宏大与实干式的务实之结合，而这种结合后来成为许多此类交流项目的特征：“只要花费不超过两千马力，就可以向火星这样的行星发送信号，其精确与可靠程度，与我们如今通过电线从纽约向费城发送讯息无异”（4）。天文学家戴维·佩克·托德（David Peck Todd）于 1909 年提议用气球把“现有最灵敏的无线电报接收器”升入高层大气，以接收地外信号（Crowe 1986, 399）。在这一切当中，交流什么的问题——实际上是如何作为一个交流行为而显现的问题——始终悬而未决。特斯拉（1901, 5）轻快地断言，由“单纯的数字交换”开启的交流，将迅速转向“更可理解的”形式。 答案的一部分，始于用新的技术媒介本身进行交流所带来的挑战。这两种不同形式的非人类交流之间，存在着某种对称。 ## 克罗的《研究》：作为数字序列的图样 夏尔·克罗（Charles Cros）如今之所以为人所知——如果他还算为人所知的话——是作为媒介史上的落选者之一，或者作为一些令人愉快地抓狂的诗作的作者。他发明了三色摄影技术和一种留声机，二者的登记时间都与其他更成功的项目几乎同时。（他的留声机——美妙地被称为 paleophone，voix de passé，即“往昔之声”——在许多方面就是一台爱迪生式的锡箔留声机，尚未完全达到原型阶段，而此时爱迪生恰好正在推出他的第一台机型。）他是“水疗派”（hydropathes）圈子中的一员，这群艺术家和作家共享一种“戏谑派”（fumiste）态度，将荒诞离奇的题材与不动声色的风格结合在一起；这是一种嘲弄、隐晦、过分冷峻的感受力的产物，它放出一道烟幕，令局外人摸不着头脑——埃里克·萨蒂（Erik Satie）的冷面幽默，他那些要“像一只牙疼的夜莺那样”演奏的钢琴曲，就很有戏谑派的味道——他们擅长刺耳的胡话诗，比如《咸鲱鱼》（“The Salt Herring”），专门朗读给坐立不安的听众听。（作为十九世纪发明家兼业余爱好者的典范，他还花时间搞过一个制造假珠宝的项目 [Cros 1970, 541]。）在不忙于同其他人类进行蓄意失败的交流时，克罗便向法国政府请愿，要求建造一面巨大且技术上不可行的阿基米德式聚焦镜，在火星的沙漠上蚀刻出图形，作为一项交流计划。然而，在这位仿佛专为历史珍奇柜量身打造之人的工作中，隐藏着某种远为深刻的东西。 在《论与行星交流的手段》（“Étude sur les moyens de communication avec les planètes”）中，克罗（Cros 1970, 519）开始认真思考与外星智能进行相互交流的挑战。他沿用了当时已经确立的基本构想——一面巨镜闪光，让另一颗行星上的观察者看到——但他追问：一旦交流线路建立，信息要如何传达？他首先考虑如何用一连串有节奏的闪光来编码数字，接着又提出这些数字能否反过来编码图像的问题。一串数字可以在有序网格的各行中传达二值像素——黑或白、关或开的空格——例如用“6–1 2–0 3–1 7–0”来表示 ``` XXXXXX00XXX0000000 ``` 从而使用整数，而不必把所有这些信号逐一闪出。（克罗花了不少篇幅讨论这一讯息发送协议本身最初要如何传达。）随着他对项目的阐述，现代读者会清楚地看到，他发展出了如今所谓“游程编码”（run-length encoding）的一个版本，这是一种图像压缩和传输技术，类似于传真机、早期数字位图图像，以及西格弗里德·齐林斯基（Siegfried Zielinski）所收集的一些最早的电视技术中所使用的技术。需要有编码系统，把图像——以及潜在地，其他种类的媒介——转化为这一记号—传输装置的材料：“将图样呈现为数字序列的类似记号程序，已用于多种行业，包括纺织和刺绣。” 说到这里，计算史学者也许会竖起耳朵：请问，是什么样的工业织机？“在（提花织造）中，存在着一整门科学，如同常常发生的那样，它在被理论化之前就已付诸实践。从中将产生一个新的、重要的数学分支，并最终产生对这些原初科学（即信息与数据存储的科学）的新分类。对节奏（模式与编码系统）的研究，将与对图形的研究并列”（Cros 1970, 534）。在上下文中，克罗所说的“对节奏的研究”，是指一组要按特定顺序在机器材料上执行的指令：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算法。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个把地球变成显卡的项目：对图像以及最终其他数据进行编码，以便传输到别处加以渲染和显示。发展非人类交流的项目，连同其抽象、编码、压缩、纠错和显示的问题，结果与发展可计算媒介的问题相类似——与“我们今天所说的编程”相类似。 ## 星际语（Astraglossa）：如何指向事物 “我们今天所说的”：这在 1952 年还是新事物，那一年，动物学家兼医学统计学家兰斯洛特·霍格本（Lancelot Hogben）写下了《星际语》（“Astraglossa”），这是一项轻松诙谐却极为周全细致的研究，探讨潜在的地外交流的格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霍格本（Hogben 1943）曾发表《国际语》（“Interglossa”），提出一种结构简单而富于创意的辅助语言——一种科学技术的国际行话，其灵感来自向一个国际化的学生群体讲授生物学的种种复杂性。“星际语”则完全是另一回事：它并非一门语言本身，而是对与一个非人类的、不可知的对话者进行交流意味着什么的分析。先于意义本身、先于语言，霍格本——他在职业生涯中研究的是非洲爪蟾的激素信号以及会变色的爬行动物和两栖动物——感兴趣的是最低限度的信号秩序：“一种关于如何指向事物的技术”（Hogben 1963, 126）。如果我们假定（而这已经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假定）我们试图联络的对象共享一种时间感——以及随之而来的数、间隔和星辰——那么我们就能构造出霍格本眼中这种最低限度的非人类交流的基本结构：等级次序、间隙和迭代。也就是说，如果你所能传达的只是电磁脉冲的序列、点和划，你就依赖于时间中的次序。较短的时间间隔分隔出一组意在概念上合为一体的脉冲，较长的间隔则标志着一系列此类脉冲组相连之后的结束——这是间隙。它们在时间中的先后确立了不同脉冲序列的角色——这是等级次序。一个接着一个，相同或不同的运算被反复执行以得出结果——这是迭代： ``` 1 .. Fa .. 1.1 .. Fa .. 1.1.1 .. Fb .. 1.1.1.1.1.1 ``` 即一加二加三等于六，其中句点代表脉冲之间的时间单位。霍格本记法中的 F 指“闪光”（flashes），即具有独特性质的脉冲序列，它们借由间隙和等级次序所处的位置，暗示了加法运算以及同一或相等。 我们有脉冲和脉冲之间的时间，其中一些可以排列成运算——加、减、同一、肯定与否定，等等——然后，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就能把这些运算堆叠成构成规则的“闪光”：将这条规则所汇集的运算集合应用于后面的数字串。随后是沉默。沉默由此成为一个信号、一次闪光的框架，对应于引出或提问——等待某个运算被执行后的结果。这一切应该开始听起来相当熟悉了：“唯一一条我认为与我们的主题特别相关却未曾提及的线索，我只顺带一提（en passant），即我们今天所说的编程，亦即我们向新型电子计算机器传达指令所用语言的句法。” 霍格本（Hogben 1963）所作的类比，不仅说明了他对这一主题的思考，也说明了寻找交流概念之边界——我们进入和离开可交流之物的地方，即他所说的“共同的语义指涉场”（124）——这一更大的挑战。他借鉴了解读玛雅象形文字的历史——在他于 1952 年构思这些想法时，这项解读只涵盖了该语言中的数字、天文和历法系统。他将这一项目与奥托·纽拉特（Otto Neurath）的 ISOTYPE 和查尔斯·布利斯（Charles Bliss）的语义图（semantography，即今天所称的布利斯符号 [Blissymbolics]）这两种通用视觉语言相比较——二者所构建的符号词汇都不对应于语音，而是完全通过视觉对象和抽象算子来表达概念。他围绕童年、婴儿期和教育的主题大做文章：我们如何尝试向儿童传授共享的符号系统？他把确立对立、疑问和赞同等概念的难题，比作“海伦·凯勒（Helen Keller）的一份更完整的病历”（131）。所有这些类比都负载甚重且错综复杂，考察它们各自所隐含的不同“交流”模型会非常有趣——但就我们的目的而言，最有意思的是：外星交流的挑战被表述为一个本质上是计算性的问题。 他的其他比较全都依赖于人类的共通之处，从玛雅中美洲上方共享的天空，到 ISOTYPE 的剪影与色彩编码，再到凯勒的理解和安妮·沙利文（Anne Sullivan）的双手，这使得这一计算面向更加突出。建立一套共享的二进制符号系统和运算逻辑，并以间隙、等级次序和迭代为前提，这一挑战与图灵、汤姆·基尔伯恩（Tom Kilburn）、弗雷迪·威廉姆斯（Freddie Williams）等人在霍格本发表演讲的同一时期于曼彻斯特和伦敦建造图灵完备电子计算机的工作极为相似。（曼彻斯特恰好是霍格本为他那间由类比式火星学生组成的虚构教室所设定的城市。）寻找表达更复杂观念所需的最低限度基本要素，这与布尔代数以及种种逻辑进程有相似之处，例如查尔斯·桑德斯·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989）证明，只要适当排列，或非门（NOR gate）就能产生所有逻辑门的功能，从而产生一个功能完备的逻辑系统（这后来被称为“皮尔士箭头”）。 然而，最后也是至关重要的是，这并非霍格本抱负的全部。他并不想为逻辑本身而建立逻辑，不想产生“由简单断言构成的独白”，而是将其作为迈向融洽关系（rapport）的一步。他这项研究的后半部分以游戏般而又审慎的方式分析了他如何能够完全在一个由二进制脉冲和“闪光”算子构成、参照时间和星体的系统内，确立代词（你们的和我们的，它和它们，“我”性）；赞同、否认和怀疑的用语；条件句和断言；原因和后果。其最终目标是利用这一逻辑框架，与未知者进行“相互交流”，正如“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先人……能够与我们交流”，凭借的是刻痕骨片和立石之类的数字与历法遗物，或者正如我们“向新型电子计算机器传达指令”。 当然，即使是这一构建最低限度交流要素集合的优雅尝试，也依赖于关于它将如何被解释和理解的某些必要假定。 “这个箭头 >>>––> 怎么会指向呢？它看起来难道不是携带着它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吗？”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 2001）在《哲学研究》（*Philosophical Investigations*）第 454 节中如此发问。为什么当有人指向时，我们会假定方向是从肘部到指尖，而不是反过来？（或者如劳丽·安德森（Laurie Anderson [1983]）就先驱者镀板（Pioneer Plaque）上所刻画的那个挥手的男人所问的——那是安装在先驱者号航天器上的阳极氧化铝刻板，人们希望它会被地外生命截获：“你认为它们会以为他的手臂永远固定在这个姿势上吗？”）维特根斯坦写道：“也许一个火星人会这样描述这幅图。”例如，我们未知的听众会如何去听某样东西？这里再一次地，为地外对话设定格式的挑战，把我们直接带到技术媒介中的交流难题。 暂且搁置仅用射向天空某个角落、时滞长达数十年的无线电脉冲来确立形式逻辑之基元所带来的种种复杂性。不妨只想象一张唱片——一张模拟的密纹唱片（LP）。姑且认定接收者将能破解制造播放器的说明，或者自己发明一台。我们要在唱片上放些什么，来表达我们的经验？ ## 旅行者号与阿雷西博：一个火星人会这样描述这幅图 这是此类项目最常被提出的问题：我们直奔交流的内容而去——那场惯常的“巴赫还是费拉·库蒂（Fela Kuti）还是孩子的笑声”之争，争论哪一件物品能代表众多物品，哪一个单位能表达一个类别。然而，更困难也更深刻得多的是格式问题：这张阳极氧化圆盘上刻出的沟槽中，是什么在任何具体的经验片段之前，就传达出这是“我们的”“经验”？正如即便就天文状态进行最低限度的对话，也要求我们重新发明时间与空间记法、“我们—你们”代词、方向和序数，声音的常识性同样需要深入思考，而这种思考与基特勒（Kittler）的工作相呼应。 那么，想象两张唱片。一张由镀金的铜制成，产于 1977 年，目前位于日球层鞘之外的星际空间。另一张是 1900 年制作的口述录音圆筒。基特勒曾论及后者，强调了它最重要却最不显眼的一点：它录下的是嗓音，而不仅仅是“话语”。这是一个机械过程，它不像抄写员那样把所说的内容转化为文字，而是转化为数据存储——唱针录下说话中的嗓音，但也录下窗外的鸟鸣、脚下地板的吱嘎声，当然还有录音媒介本身的机械噪声。它移动了可被铭写和记录之物的边界——移动了什么会成为记录的一部分、话语的一部分。与其他新型媒介技术一道，它创造了一种新的人类表达形式，这种形式在我们当下由数据驱动的秩序中听来颇为熟悉：我们暴露出自身最私密、最个体之物，不是通过我们刻意说出的东西，而是通过机器所捕捉到的关于我们的东西。我们就是我们的指纹、胶片上捕捉到的无意识微表情、我们的语调、口误和背景声音。（从《放大》[*Blow-Up*] 到《凶线》[*Blow Out*]，到《对话》[*The Conversation*]，再到《龙纹身的女孩》[*The Girl with the Dragon Tattoo*]，一种新类型应运而生，其基础是机器所讲述的故事：机器记录下的事件，其意义起初为其人类使用者所忽略。）“只有留声机能够记录喉部在任何符号秩序和语言意义之前所产生的全部噪声”（Kittler 1999, 16）。而也只有对人类而言，所有这些多余的噪声才会如此不可见：当我们透过锡箔与虫胶、钉子与唱针以及共鸣喇叭的中介去接触口语时，这些噪声便是陈列口语这件闪亮珠宝的灰色天鹅绒衬垫。 乔恩·隆伯格（Jon Lomberg）在回顾 1977 年旅行者号“金唱片”的制作时，阐明了这个问题（Lemarchand and Lomberg 2011）。这张唱片要收录音乐、人类话语、技术声音、动物声音以及这颗行星所产生的自然声音，致未知的外星听众。隆伯格和他的同事们希望在录音本身的格式之内，传达一组深刻而微妙的区分。首先，音乐与其他声音之间存在“声音性质”上的区分。音乐是要就其结构被体验和分析的，而其他声音则是要就其信息内容被识别的。音乐表达主观状态；其他声音则是客观条件。（对于已经提出的那些深水区问题——人类的声音，包括音乐，并非自然的产物——我恳请读者包涵，这里只考虑格式与交流问题。）此外，还有更微妙的问题：如何传达话语（不同语言的问候、儿童说话、聚会的嘈杂声）、技术（敲钉子、发动机启动）和音乐都是“我们的”声音，而鸟鸣、蜂嗡、一阵雷声、狗吠和鲸歌则不是？ 隆伯格试图把人类活动与心跳声联系起来，将心跳作为伴奏音轨，以区分“我们的”声音与所有其他声音——并产生一种序列，即霍格本运用等级次序与间隙的一个变体，让技术声音构成一系列声学叙事，从奔跑的脚步，到内燃机，再到喷气发动机和火箭发射，逐步递进。事实上，隆伯格利用的正是基特勒所强调的录音的那一特性：被铭写下来的嗓音不再是被理解、解释和书写的话语，而是喉部受调控之气息的一个身体事件。话语的录音应当做到“能听见音节之前的吸气声。这会把呼吸与言语联系起来，或许能提供关于言语之呼吸本性的线索，并把言语的声音与心跳联系起来”（Lemarchand and Lomberg 2011, 379）。心跳是关于某一组特定声音的一种元数据。鉴于星际语言学中令人生畏的复杂性和挑战，我们所录下的话语中，最重要、最突出的成分或许恰恰在于：它首先且首要地是解剖学性的。 每一项地外交流项目都迫使人们作出两项断定：交流的最低要求，以及最需要被交流的内容。除旅行者号唱片等少数例外，最低要求都是脉冲，即编码不同种类讯息或表征方案的能量二进制串——换言之，是或多或少直接受计算与电信项目启发、或与之对话的系统。克罗是先驱，他改造雅卡尔提花织机的记法来制作一台天体传真机，远远领先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到了 1970 年代，在著名的阿雷西博讯息中，弗兰克·德雷克（Frank Drake 1992）编制出一串 1,679 比特（开与关的脉冲，重复发送），从波多黎各同名的射电望远镜发出。1,679 是半素数，即素数 23 与 73 之积；如果你把开、关信号按顺序排进一个二十三列、七十三行的网格，你就得到一幅图像——脉冲就是像素。 那么内容呢？与未知且不可知的对话者交流，其实质应当是什么？几乎总是一组最低限度的事实：一套计数系统、一组星体坐标、几条化学事实、一个人类剪影。阿雷西博讯息从上到下依次提供了：二进制数字，我们生物构成中基本元素的原子量以及 DNA 的化学，我们的人口和身体形状（讯息本身的波长提供了比例尺），我们太阳系的布局，最后是天线本身。大多数此类讯息必然是谦卑的，首要关心的是其自身解码的结构——毕竟，“我们在这里”这一陈述所具有的简单的、寒暄性的（phatic）事实，本身就意义重大。成功地使用媒介，发出一个能与宇宙中普遍的电磁活动区分开来的信号，这本身就是事件。内容则或多或少可以是“沃森——过来——我需要你”/“上帝创造了何等奇迹！”/“这是取得扎实成就的一天”之类（分别对应电话、电报和硬盘）。 然而即便在这里，在向遥远星辰和“缺席的主体”发射最低限度信号之处，我们也能发现一些雄心勃勃的项目，试图扩展这种格式的能力——而我们也由此完全回到了以我们自身的非人类和外星的媒介技术来重新思考“交流”的问题。用这一组二进制脉冲和逻辑基元，我们能交流什么？其极限何在？人们构建出了各种东西，包括采用新像素排列、更为复杂的类阿雷西博讯息（Zaitsev and Ignatov 1999）。“CosmicOS”是一则由四种符号（用来表示二进制代码和括号）构成的“自足讯息”，它的作用类似于一个待执行的计算机程序。（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 ◇|◇◇◇◇||◇⎣□⎤ . . . ``` ）最后这个例子虽然同样带有游戏性，却精确而周详，直接回应了在交流努力中超越我们自身生物性来思考的挑战。CosmicOS 的目标之一是 > 避免对非人类智能的感知能力作出太多假定；例如，假定它们以与我们相同的方式理解二维图像。尽管对此可以提出一些论证，但作为一名机器视觉研究者，我非常怀疑我们是否真正理解这里可能存在的变异性。（Fitzpatrick, n.d.） 正是通过思考机器如何能够“看”——或者如何能够运用新颖的技术去做某种类似于看的事情——我们也得以理解不同的生命形式可能如何看、如何感知，或以其他方式与可见光相互作用。 CosmicOS 建立在另一项更早的、推进可能的地外交流之极限的实验之上：人造语言 Lincos。这是二十世纪最为严谨也最为古怪的智识项目之一，它要把“原则上我们知识的全部”转化为可与任何可能的智能生命交流的形式；我们将以它来结束本章。 ## 宇宙语（Lingua Cosmica）：人类，或至少类人 “他从初等数学开始，”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 1985）在谈到 Lincos 项目时写道，“并展示了许多其他观念，包括社会观念，可以如何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明斯基是人工智能研究的主要人物之一——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的联合创始人、《心智社会》（*The Society of Mind*）的作者、克拉克（Clarke）和库布里克（Kubrick）制作《2001》时的顾问——他在这里描述的是数学家汉斯·弗赖登塔尔（Hans Freudenthal）的工作。宇宙语（lingua cosmica），即 Lincos，是一门以表示自然数的离散无线电脉冲“哔声”（peeps）开始、以相对论力学结束的语言。一路上，它涵盖了集合论、基数与序数、断言（“未来事件无法被感知”）、“费马定理简史”、“礼貌用语示例”、打赌与赌博、许愿的行为、点与向量，以及“吹口哨唤狗”。（“狗拒绝了。”）而这原本只是计划中两部分的第一部分，第二部分将包括“物质”“地球”和“生命”各章，外加一篇关于“行为”的补编，以在第一本书的基础上进一步展开（Freudenthal 1960, 23）。所有这些内容都以一种日益复杂的形式记法写出，表明它们将如何作为无线电脉冲被传输。它看起来是这样的： ``` ↔PauAnt▪HeDatHd.Den0,101∎ ``` 一旦越过那些每一个比阿雷西博更复杂的广播构想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涉及的基础内容——数字、空间坐标、计时、基本的逻辑与数学运算——弗赖登塔尔便和霍格本一样，想要做某种远比对事物本性的简单宣告更具雄心的事情。他设立了一组人类角色，并着手编排一系列逻辑—极简主义的小戏。Ha 与 Hb 之间的这些对话和事件——完全用弗赖登塔尔的形式记法来描述——确立了关于世界本性的故事，更确切地说，确立了关于人类经验在其最朴素形式中之本性的故事。Ha 把球扔得比 Hb 能接到的更远。Hb 知道某件事却不说出来，这意味着 Ha 不知道它；Ha 可以试着猜测 Hb 知道的是什么。Ha 和 Hb 知道过去发生了什么，却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于是他们一起对某个结果打赌。Ha 没有看到某样东西，因此向 Hb 询问。他们一同生活在一个世界中，还有许多其他事物与他们一起生活在这个世界里，他们无法以同样的方式与之交流，尽管那些事物也能看、能听、能移动、知道过去、会追球。Ha 和 Hb 会死；与他们共享世界的所有其他事物也会死。他们可以希望事情不同于现状。当其中一个死去，他们便再也不能交谈。 质疑其是否切合目的——最近的可能生命也远在天边，以至于每一次用相互信号确认收到和理解的交换，都要相隔数年乃至数十年——丝毫无损于弗赖登塔尔这一奇特成就，即尝试把宇宙中的人类生活形式化为一组基本的电磁信号。弗赖登塔尔的某些对话单元长达数百步，其中多处需要确认；单就往来应答的层面而言，这就会是一个千年工程。事实上，他所产出的东西似乎更接近——也更适合——于把人类经验的诸种属性表述出来，不是为了与外星人交流，而是为了与机器交流。 1832 年，十七岁的乔治·布尔（George Boole）在穿过一片田野时被一个想法击中，这个想法引出了他的著作《思维规律研究》（*An Investigation of the Laws of Thought*），这是一种逻辑推理模型，使用的符号演算建立在他所谓的“全域”（the Universe）与“无”（Nothing）——即 1 和 0——之上（Boole 2009）。他所产出的并不是对人类推理过程的准确描绘，但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后，它却恰好适合在电子继电器和真空管上执行复杂的数学和逻辑运算。同样，弗赖登塔尔的项目充满了引人注目的洞见，其中许多似乎不太适用于向半人马座阿尔法星广播，而更适用于向一个除记忆和一组极其有限的电磁符号输入之外一无所有的实体解释：在宇宙中做一个人意味着什么。难怪构造了第一台神经网络模拟器的马文·明斯基会被这项研究所吸引：它瞄准的是星辰，落脚的却是人工智能实验室。 事实上，人工智能长久以来面临的挑战之一，恰恰在于辨识出人类认知中那些不会为机器所共享的特定偏向与倾向——就像我们自以为“看”的方式，并不会被一个捕捉光子的传感器所共享或模拟。“我将假定，接收我讯息的人在心理状态和经验上是人类，或至少是类人的，”弗赖登塔尔（Freudenthal 1960, 14）写道，“我不知道该如何与一个不满足这些要求的个体交流。”如今我们却无时无刻不在这样做：通过语音、文本、图像，以及数据的间接生产。 我们已经与一颗外星行星建立了融洽关系，这颗行星是我们在自己周围建造并维护的；我们教它的居民在空间上理解世界、保守秘密、识别面孔、聆听并压缩和过滤语音、进行对话，并解释比无线电波或可见光谱宽广得多的电磁辐射。我们做到这一切，凭借的是二进制脉冲、逻辑运算以及编码和解码方案。世界的信息商贸与交换，就在我们过去六十年来挖掘的那张稠密的火星运河网络中进行；我们的交流方式，体现着克罗和高斯、霍格本、隆伯格和弗赖登塔尔的问题与解决方案。就像那些把我们的社会加以异化、使之陌生化的奇幻叙事——从《格列佛游记》（*Gulliver's Travels*）到《动物农场》（*Animal Farm*）——一样，本章所记述的这三个世纪以来与不可知的非人类对话者交流的种种项目，也可以被重新排列（Erewhon 变成 Nowhere），成为我们最寻常的当下：对自动警报作出反应、与客服交谈、为登录 Facebook 而破解验证码（CAPTCHA）。 这就是我们经由中介的交流的现状。我们的未来又是什么？ ## 光锥 霍格本并非唯一作出这一概念推进的人，但他把它表达得最为雄辩：“尽管我们无法与我们新石器时代的先人交流，他们自己却能穿越时间的迷雾与我们交流”——借助“天文历法”象形符号和数字系统。许多地外交流项目都提及我们远古祖先的例子，提及他们那些标记——或看似标记——月相序列和春分秋分日出的刻痕骨片与立石。凭借一套用于追踪规律性宇宙模式的基本形式词汇，他们得以建立一条跨越数千年的单向交流通道。这在某些方面似乎类似于一则向虚空发出的广播讯息。但如果人们对这一立场的认真程度超出了“数字和天文事件作为共同参照点具有价值”这样一个直白陈述，它就会问题重重。毕竟，我们与他们共享解剖结构、基本的认知与社会特征，以及同一颗行星。我们为何要用过去的自己来类比未来与外星生命的交流？ 本章所关注的观念是：在思考数字媒介中的交流时，我们应当正视我们所建造的对话者和中介者已经变得多么异质，又多么无处不在、多么不可见。这对应于当代数字媒介的一种去人化——再说一次，不是在贬义上！我发现地外交流的类比有助于看清这个问题，因为它迫使人们追问数字网络上交流的人类中心意涵，并充当数字网络本身以及我们为利用它们而发展出的各种格式的一部平行历史。在第一节临近结尾处，我曾主张，我们可以超越基特勒以及利克莱德和泰勒（Taylor）的模型，去考察与未来以及与过去和现在的交流——这一未来由不仅是数字的、而且是异质的交流媒介所界定。与其把它们深刻的陌生性隐藏在精心设计的界面和媒介背后——借用邦茨（Bunz）的话说，这些界面和媒介“把我们当作孩子来召唤”，配有卡通角色、明亮的扁平化设计和叮叮咚咚的玩具乐器配乐——我们不如揭示和探索、甚至拥抱它们的异质性，并随之拥抱未来。 我们已经谈到了界定信息之极限的理论，比如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的理论，但交流还有另一重极限：时间上的极限。光锥是对一个事件——一道闪光、一个信号——在时空中传播的理论描述。位于光锥之内的东西，可能以某种方式受到该信号的影响。位于未来光锥之内、因而能够接收来自当下某一时刻之信号的，是所有可能受其因果影响的未来事件的集合。它是一个稳步扩张的可能因果区域，也是理解信息与交流之时间性的一种方式。你可以把此时此地发生的一个事件理解为处在宇宙中许多遥远物体的光锥之内，直至可观测范围的边缘——当然，那是它们在一个同样遥远的事件发生时刻的样子，而不是现在的样子。我们处在它们（极其、极其遥远的）未来之中。 “比如说，要获得关于太阳系外某颗行星上一些居民之生活与时代的信息，我们能获得此类信息的最快方式是借助光信号，”格伦和赫尔维克（Grøn and Hervik 2007）写道，“光锥告诉我们能从时空的哪个区域获得信息”（221）。光的运动方式和运动速度，都是对可知之物的硬性限制。所有尝试与外星生命交流的发射——那些大多是假想中的闪光、那些无线电信号的迸发——都是光锥事件，是时空中的言说。也就是说，它们不仅仅是与一颗遥远系外行星的交流，也是与我们未来的交流。 即便这些讯息会被截获，它们也要在数年之后——或者更可能是数十年、数千年乃至亿万年之后——才会抵达。再算上解释和回应所需的时间，那场几乎无法想象的对话很可能发生在最初的人类说话者死去之后。同样，我们在交流行为中既向我们的当下致辞，也向一个很可能栖居着远为更多、更多样的外星对话者的未来致辞——那些等待着我们信号的“缺席的主体”，而它们的前身，正是我们此刻在地球上编程、建造和安装的东西。 我想以这样一种去个人化的乐观主义作结：我们当下在数字基础设施之上、并借助数字基础设施所进行的交流行为，使我们不仅与彼此、与我们现有的机器展开对话，也与远为陌生的交流者展开对话，这些交流者与我们的媒介经验之间的相似程度，将如同 Spanner 与 CTSS 之间一样微乎其微。我们如今以数字方式与之交流的，是未来的技术基础设施，这些基础设施在其可能的运作方式上、在它们于未来本身中所占据的位置上，都远为异质。这就是我们可以如何回溯性地理解我们自己以及我们借助当代数字媒介所进行的交流：那是格式化并发送给我们即将到来的外星行星的讯息，沿光锥向下行进了一小段，近得足以让人猜测，却又远得无法想象。 ## 注 对于这个项目，我要致以诸多谢意，首先感谢温迪·春（Wendy Chun）邀请我参加“媒介术语 II”（Terms of Media II）会议。那次会议上的提问与讨论环节极其宝贵。本文自始至终受益于梅赛德丝·邦茨和萨拉·迪恩（Sara Dean）的工作与交谈。我要特别感谢鲍里斯·特劳厄（Boris Traue）对手稿进行了深思熟虑、学识丰富而又周详的编辑审读，使本文大为改进；感谢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的分析、建议以及导言；感谢 meson press 的工作人员以及同行评审者的洞见。谨向你们所有人致以深情的感谢。 ## 参考文献 Ades, Dawn, ed.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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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chnology）的东西。本文探讨数字交流的力量，首先从方法论上讨论应如何接近技术。厘清这一点之后，本文再将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交流理论与数字媒介召唤我们的方式、儿童心理学与计算机科学、界面设计与政治理论。不过，让我们先来看看，当我们交流时发生了什么——是什么力量在说话——以此开始这项工作。 ## 与技术共在 交流理论一直怀疑，与媒介交流会以各种方式改变我们在这个世界中的存在。本节从三个方面来探讨这些理论和这一转变。首先，它概述历史上的交流理论，以凸显它们共同的假设，即我们交流时有一种力量在发生作用。为了理解就数字技术而言这种力量一般位于何处，本节接着转向当代理论。最后，它把技术作为一种情境来讨论：被数字技术召唤的情境。不过，让我们先从历史上对交流的看法谈起。 多年来，理论家们对交流发展出了非常不同的看法。然而，有一个假设始终处于所有理论的核心：我们交流时，有一种力量在发生作用。下面这些交流理论说明了这一点，尽管这份清单远非详尽： - **香农（Shannon）**。对交流之力量的兴趣，在早期关于交流的理论表述之一，即克劳德·香农和沃伦·韦弗（Warren Weaver）（1949）的《通信的数学理论》（*The Mathematic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中就已经可以察觉；我的合著者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在第 1 章中对此作了精彩而更为详细的讨论。他们关于信息的理论概念意味着，媒介的容量决定了它产生意义的可能性，由此主张了对传输媒介的某种依赖。受他们理论的启发，德国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1999, xxxix）后来将这一点凝练为这样的论断：“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而这种处境——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值得一番描述。” - **德里达（Derrida）**。这位法国哲学家为这一视角（即交流发生时有别的事情在进行）作了补充，他指出，交流也并非简单地传输内容。正如他在著名的论文《签名 事件 语境》（“Signature Event Context”）（Derrida 1977）中所指出的，发送一则消息依赖于它根本性的位移能力。一则消息从 A 发送到 B 之后仍能发挥作用，这一事实意味着它“与其语境决裂”（9），并具有一种“可重复的结构，与一切绝对的责任相切断”。换言之，人们永远无法确定它的意义。 - **威廉斯（Williams）**。文化批判又指向一个非常不同的方面，一个与交流（communication）和“共融”（communion）之关联更为相关的方面。在《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中，雷蒙·威廉斯（1985, 72）讨论了交流在其分配行为中所蕴含的力量：“使为众人所共有，传授。”然而，正如威廉斯所指出的，当交流使某物为众人所共有时，可能发生两种非常不同的情况：它可以在“一个单向过程”中“传输”，也可以“分享”（72）。凭借这种能力，交流既有操纵的力量，也有整合与促进参与的力量。 - **哈拉维（Haraway）**。与这一立场相去不远的，是唐娜·哈拉维对交流技术的重要看法。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Haraway 1991）中，她通过表明交流技术创造了构造我们身份的社会关系，指出了一种非常特定的力量，这意味着它们也能够重构我们的身份。哈拉维因此指出，它们可以是“重新塑造我们身体的关键工具”，而且“它们也应被视为强制施行意义的工具”（Haraway 1991, 164）。在她看来，交流可以是一种话语武器。 尽管上述各种进路表达了非常不同的视角和动机，但它们都注意到，有交流就有一种力量在发生作用——这种力量通过塑造交流的可能性来塑造我们的处境（Shannon and Weaver 1949）；这种力量永远无法被完全控制（Derrida 1977）；而从一个非常不同的视角看，这种力量能够触及但也能操纵众人（Williams 1985），同样也能被用作武器（Haraway 1991）来重构我们的话语。本章延续它们富有成效的怀疑：交流总是不只是信息的透明交换。本章通过考察数字技术这一特定案例，探讨如下假设：数字媒介的兴起伴随着一种特定的力量，这种力量使它区别于其他技术。为了探究这一点，首先有必要考察数字媒介的理论架构。就数字技术而言，是否也能找到这样一种力量的位置？ 在着手处理这个问题时，人们很快会注意到一种相当混乱的局面。近期关于数字技术的研究（Bratton 2016; Chun 2016; Crawford and Joler 2018; Gitelman 2013; Starosielski 2015）正确地指出了数字交流特有的一个特征：它由一种远比“通信信道”复杂的情境所塑造。布拉顿（Bratton）（2016）最明确地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表明，互联网 OSI 架构的各个技术层——如今已发展为一个行星尺度的网络——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堆栈”（stack）。要探讨交流，就必须考虑这个“堆栈”的不同层：例如，提供能量和物质的物质通信层，它受优化层控制，并被应用层使用（53）。在这里，网络通信对以往的软件理论提出了挑战。 由于是用代码写成的，软件一直由两股交流之流组织起来，并随之有两个界面：一个面向机器（芬恩·布伦顿在本书第 1 章中探讨了这一界面的异质性），一个面向用户（我在这里探讨这一界面的异质性）。正是由于它们相互混同的层次，温迪·全（Wendy Chun）（2011, 3）——她拥有系统设计工程和英语文学双学位——才称软件为“一个出了名难以把握的概念”： > 软件延续了某些观念……它通过同时模仿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批判，通过混同可执行与执行、程序与进程、指令与行动来做到这一点。软件借助源自一种性别化的命令与控制系统的编程语言，规训其程序员和用户，创造出一种不可见的可见性系统。（Chun 2008, 316） 正如全所指出的，软件这台规训机器对程序员和用户同样发生作用。继她之后，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2012）将界面作为效果和精神气质（ethos）来讨论，提出了类似的观点：界面并不只是传输我们的消息；相反，它们开启了——或是强加了？——一种与技术之间非常特殊的对话，这一点值得我们稍作思量。 在讨论数字媒介时，媒介理论家们常常在数字技术的力量源于何处这一问题上意见分歧。他们一致认为存在某种力量——正如丽塔·雷利（Rita Raley）（2016）在其关于算法翻译的精确论文中所指出的，算法之物并不纯粹是机械的。但媒介与技术学者必须看向何处？他们是否需要去看程序员借以交流的代码，也就是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在第 3 章中转向的对象？抑或这种力量位于与用户交流的图形用户界面之中？在接近数字技术时，我们太常遵循“深层之物的逻辑”，正如全（2011, 20）所指出的，尽管“代码也并不总是源头，因为硬件并不需要软件来‘做某事’”（25）。使事情更加复杂的是，进一步的技术发展强调了不同的参数，例如数据（Gitelman 2013）或机器学习架构（Mackenzie 2017），而且还会有更多目前尚不为人知的参数随之而来。因此，在审视数字技术时，本章假定，在交流过程中，有多个相互关联的层在发挥作用。然而，由于关注的是我们与技术之对话的一个非常特定的方面，本章并不聚焦于其中每一层，而是研究一个特定的时刻：技术召唤我们的时刻。在我之前，布伦顿转向利克莱德（Licklider），探讨使机器得以相互交流的复杂架构；在下一章中，比亚尔斯基转向程序员，研究代码审查过程；而我的这一章则考察机器与我们交流时所展开的情境。为此，本章首先需要澄清其接近技术的方法。 如前所述，当技术与我们交流时，并不是技术本身抬起头来开始说话——技术不是一个行动的主体。正如海德格尔所指出的，技术也向来不只是一个客体；也就是说，它向来不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然而，如果它既非主体也非客体，那么在我们的案例中，又该如何接近与数字技术相关的交流之力量？在这里，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58] 1998, 151）在讨论技术对人类生活的改变时对技术问题所作的简短论述，将我们的思考引向一个有趣的方向： > 对整个技术问题的讨论，也就是对通过引入机器而导致的生活与世界之改变的讨论，由于过分专注于机器给人带来的服务或损害，而被奇怪地引入了歧途。这里的假设是，每一种工具和器具的设计主要是为了使人类生活更容易、使人类劳动不那么痛苦。它们的工具性被完全从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意义上来理解。但工具和器具的工具性*与它被设计来生产的对象*关系要密切得多。（强调为引者所加） 在这里，阿伦特指出，任何给定的技术与另一种技术之间的关系，都比它与人类主体之间的关系更为密切。在她看来，技术由一种内在的（“更密切的”）关系所驱动。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技术作为主宰人类的主体而行动。人类在技术的发展中发挥作用，这一点在阿伦特补充的一个“重要假设”中变得清楚：“我们周围世界的事物应当取决于人类的设计，并按照人类的实用或美的标准来建造”（152）。阿伦特以诉诸人类标准的方式，有趣地转移了对技术的关注焦点。她更多地把技术当作一种情境、而非一个主体来接近，这一点在下面这段引文中变得明确：“问题……与其说是我们是机器的主人还是奴隶，不如说是机器是否仍然服务于世界及其事物”（151）。本章在研究交流之力量时遵循她的进路，更详细地探究如何将技术作为一种情境来思考。应当考察什么？一个技术情境需要怎样被研究？为了回答这些问题，本章将阿伦特的进路与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联系起来，她对技术的看法与西蒙东相互呼应。 与阿伦特一样，西蒙东（2017）也认为我们对技术的理解存在根本缺陷。他批评性地指出，我们通常接近技术的方式并不强调好奇或理解，而是把人与机器对立起来（15）。为了克服这一点，他重新思考了这种关系。在“技术实在的演化：元素、个体、整体”（Evolution of Technical Reality: Element, Individual, Ensemble）一章中，他描述了技术演化如何既不由人、也不由机器驱动，而是由二者构成的一个“整体”（ensemble）驱动。不再有一个控制技术发展进程的主人。而从主人关系向整体的这一转变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不是天才发明家或疯狂的天才，那么推动技术发展的是什么？ 对于西蒙东而言，与阿伦特相似，答案在于人与技术之间富有生产性的关系，这些关系创造了一个“具体化”（concretisation）的过程（Simondon 2017, 33; also Iliades 2015）。例如，他在 X 射线管的发展中看到了这一点：关于克鲁克斯管（Crooks tube）及其后来的“继承者”库利奇管（Coolidge tube），西蒙东发现，工程师威廉·库利奇（William Coolidge）是在已有的克鲁克斯管的技术功能之上加以精炼。库利奇“纯化”了这些功能，以改进管子的运作——这是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其中一项已有技术的特定方面得到进一步发展：“功能因其分离而得到纯化，相应的结构也更加分明、更加丰富”（36）。启发新产品的并不是灵光一现的天才，而是克鲁克斯管的“技术实在”。因此，正是技术实在本身促进了进一步的发展，尽管这一实在需要人来使其具体化：“机器既不能思考、也不能体验［vivre］它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它们只能按照因果图式，在现实中相互作用。”由此，人的角色便登场了：“作为机器之见证者的人，对它们之间的关系负有责任”（157）。 无论是人还是技术，都无法独自启动进一步发展的过程。它们需要彼此关联。以人作为一个使之成为可能的见证者，人与机器的关系便可以被勾勒为一个整体，而不是一种对立。这使人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角色之中：人不是数字机器或机械机器的主人，而是它们的诠释者。用西蒙东（2017, 150）的话说，“人理解机器；要形成真正的技术整体，人必须在机器之间、而不是在机器之上发挥一种功能性的作用”（see also Combes 2013, 57）。在这里，技术对象与其环境（milieu）之间具体的技术关系，描述了一种由无方向的“具体化”所推动的内在发展。着迷于不断的技术变化，西蒙东（2012, 13）后来将技术描述为以一种“开放性”为特征：“技术实在极其适合被延续、完成、完善、扩展。”于是，在这当中可以发现一种有趣的张力：技术提出一种情境，这种情境随后需要人来延续、完成、完善和扩展它，简言之，需要人将其转化为现实。与此同时，技术在它提供给人去延续、完成、完善和扩展的东西上，遵循着它自身的、陌异的逻辑。我们无法预测我们所发明之技术的未来。即便在二十一世纪，在我们面对一个像数字技术驱动的经济这样被严密守护的领域时，我们也从来无法确定哪一项技术将成为“下一个大事物”。 技术是一种对我们而言陌异的力量，如今它已经开始说话、开始处理语言。但仅仅因为它已经开始处理语言、如今能够说出些什么，我们就不应把它误认为一个说话者。与技术共处，毋宁意味着将技术作为一个技术整体来接近，即作为一个由人与技术构成的、持续发展着的情境来接近。因此，由于我们力图避免把技术当作一个行动和/或说话的人类中心主义主体，我们就需要研究：当技术与我们交流时，展开的是怎样一种情境。幸运的是，关于一种并非源于某个主体（尽管其中涉及一个主体）的交流之力量，可以在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讨论意识形态概念时所提出的询唤（interpellation）概念中找到一份蓝图。 阿尔都塞的意识形态概念围绕着一个有趣的转移展开。他在分析交流（或询唤）时，并不着眼于所说的内容或可以说的内容。相反，阿尔都塞（2014）关注的是被召唤时所创造出的情境，以及这种召唤的力量。在《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一文中，他分析了在交流时刻所发生的结构性力量。他以一名警察在街上向你喊话为例，说明交流通过在询唤行为中建立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的联系，而使其参与者被定位（甚至被占有）：它构成了一个主体。他对这种构成的描述已经成为一个极具影响力的询唤理论，尽管它与其说是一种“理论”，不如说只是寥寥几段文字。在这几段文字中，阿尔都塞表明，一种特定的社会角色——用他的话说，一个“主体”——是通过“呼唤的实际远程通信”（the practical telecommunication of hailings）而形成的（264）。为了说明这种“呼唤”或“询唤”在意识形态语境中如何运作，阿尔都塞引入了一个个体：当一名警察喊出“嘿，说你呢！”（264）时，这个个体转过身来“回应”那一声呼唤。而恰恰在那一刻，按照阿尔都塞的说法，一个人相对于法律与犯罪的意识形态而成为一个主体。换言之，在那一刻，人体验到了交流的社会力量，阿尔都塞称之为意识形态：“意识形态以这样一种方式‘行动’或‘运作’，即它在个体当中‘招募’主体……，或者说把个体‘转变’为主体……通过的正是我称之为询唤或呼唤的那种非常明确的操作”（264）。 在二十一世纪，阿尔都塞所描述的这种询唤操作——一种通过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建立联系而创造出招募情境的操作——仍在继续。只不过如今，它可以在新的、不同的交流形式中被发现——而这正是我想在本章中加以检验的假设：今天，主体的招募发生在技术召唤我们之时。通过与技术的界面互动，我们经由这种交流而被定位，并被招募为特定的主体。当然，我们通过自己的技术创造为他人营造一个可供栖居的世界，这一直是技术哲学中的一个方面，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1986, 17）以及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97）和许多其他人都对此有过十分详尽的讨论。本章是对这些关于我们植入技术之中的政治的探索的补充，尽管它会稍稍转换视角。通过借助阿伦特把技术当作一种情境来接近，并尝试理解当代的技术整体（西蒙东），本章将不去考察技术对我们说了什么。相反，它关注的是展开的那种情境。在那种情境中，我们被招募为怎样的主体？因此，下一节将观察与技术的交流，以便捕捉技术召唤我们时，某些东西是*如何*被说出的。 ## 技术如何召唤我们？ 为了把握技术如何召唤我们，本节部分借鉴早先的研究（Bunz 2015），分析三个不同的例子：考察苹果 iPad 的推出，以研究其早期界面设计；思考互联网公司的品牌传播及其对吉祥物的偏爱；最后，转向出现在谷歌搜索首页上的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s），人们在搜索其他信息时会与之擦肩而过。 2010 年 4 月 3 日，苹果公司的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发布了一款平板电脑，公司将其命名为“iPad”。这款新产品通过触摸屏操作，可以播放音乐、拍照、摄像，并执行浏览网页、收发电子邮件等互联网功能；还可以添加更多应用，从游戏到社交网络。在这一新产品线推出后的第一个财年，苹果售出了 3200 万台 iPad，截至 2011 年 12 月，已有 14 万款应用为其开发出来（Economist 2011）。可以说，随着 iPad 的成功，人与计算机之间关系的一个新时代成为现实：平板电脑表明，数字交流已经离开工作场所，成为我们日常生活中的一种商品。当然，计算机早在此之前就已经借助游戏机进入了闲暇时间。然而，iPad 的用途远不止于游戏。它可以完成当时个人办公电脑所能完成的所有任务，尽管它本不是为工作而设计的。它被简化为一块重 680 克的大触摸屏，这使它堪比一本可以在家中沙发上阅读的厚书或杂志。使它区别于一台计算机的，既是它光滑的物质性，也是它特定的用户界面。 到那时，屏幕在技术上已经得到改进，其视觉界面不再需要通过极简的黑白图标来操作。这些图标可以被带有丰满的 3D 按钮的触摸屏所取代，而这更合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的口味。作为动画电影公司皮克斯（Pixar）的前首席执行官，他对模仿现实的 3D 图形怀有热情，为 iPhone 和 iPad 开发的软件 iOS 的首任架构师斯科特·福斯托尔（Scott Forstall）亦然。因此，早期的 iPad 拥有许多 3D 按钮和其他拟物化（skeuomorphic）特征，每一个都模仿着某个原物：记事本应用有一圈缝线皮革的边框，让它看起来像一本真正的笔记本；播客应用在按下播放键时会显示一台开盘式磁带录音机；日历和通讯录应用看起来像小册子，并带有翻页动画。让应用和条目模仿其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赋予了 iPad 一种古板的外观和感觉。这以一种不同的方式延续了苹果一贯对非技术人群的吸引力。从一开始，该公司就把它的计算机确立为一台用起来充满乐趣的机器，比如在开机时以一个“快乐的 Mac”（happy Mac）问候用户，或者使用诸如“狗牛”（dogcow，表示页面设置）、剪刀（表示剪切命令）或垃圾桶之类的符号，这些符号是苏珊·凯尔（Susan Kare）为当时仍然有限的黑白屏幕设计的。如今，计算机进入了一个新的、先进的、但也更为严肃的时代——至少这是苹果通过第一代 iPad 的设计所给人的印象。它的外观和感觉向用户传达出，计算机已经长大成人了，尽管这种状态并没有持续多久。从技术上说，从手机到平板电脑、从笔记本电脑到个人电脑，所有屏幕都已能够显示复杂的、成熟的 3D 界面。然而，一种新的、截然不同的潮流出现了，它很快就比模仿性的拟物化更为成功。 出人意料的是，这一新潮流是由苹果的对手微软发起的，而在 iPhone 取得成功之后，微软早已被人看衰。面对苹果手机惊人的成功，微软不得不以一种原创而不同的方式作出回应：对于他们的手持设备，微软的设计师们决定聚焦于卡片而非按钮。他们急于避免苹果对拟物化的大量使用（Wingfield 2012），其灵感来自经典瑞士平面设计的设计原则，这种设计偏爱极简风格，强调字体排印，并使用常见于欧洲交通标识上的网格。他们没有使用按钮，而是使用置于卡片上的文字，人们可以通过滚动画布横向浏览这些卡片。他们这种基于字体排印的设计语言后来被称为微软设计语言（Microsoft design language）。其原则最初是为微软的移动媒体播放器 Zune（2006–8）开发的，之后被沿用到 2010 年推出的 Windows Phone 上。尽管这款设备并没有取得与 iPhone 同样的成功，它的设计却启发了其他人，谷歌便是其中之一——而谷歌的标志事实上正体现了这种新的、不同的用户交流方式。 苹果为 iPad 设计的拟物化风格，把这款设备传达为一件供成年人使用的玩具兼工具；而微软所开创的扁平化设计（flat design）则将走上一条截然不同的道路——一种召唤用户的新形式也将随之开始。谷歌很早就参与其中。2010 年 5 月 5 日，星期三，搜索引擎谷歌在十年零十一个月里第一次更改了它的标志（Googleblog 2010）。新标志拟物化的成分更少，色彩更加丰富。它那些红、黄、蓝三色的立体字母，加上基于 Catull 字体的绿色字母 l，都去掉了投影。这个标志用更响亮的色彩和更简单的形式，取代了其大号字体中拟物化的丰富细节。谷歌的高级用户体验设计师威利（Wiley）在该搜索引擎的博客上这样解释这一变化：“新标志更轻盈、更明亮、更简洁。我们提取了我们设计中最好的品质——个性与趣味——并将其提炼出来”（Googleblog 2010）。专家们对此表示认同。早在这次更改之前，以极简设计著称的英国平面设计师彼得·萨维尔（Peter Saville）——他为乐队快乐小分队（Joy Division）的专辑 *Unknown Pleasures* 设计了那张无线电信号封面——就曾在一次访谈中形容谷歌的标志不只是充满趣味。在他看来，它是在召唤儿童：“它的一切都带有孩子气：颜色、字体，甚至名字”（cited in Rawsthorn 2010）。 这次重新设计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时任《卫报》（*Guardian*）搜索引擎编辑优化师的克里斯·莫兰（Chris Moran）评论说，这种新的外观和感觉是向“我的第一个搜索引擎”（My First Search Engine）的转向（pers. comm., May 6, 2010）。在网上，扁平化设计的兴起已经开始，尽管要过一段时间，它对拟物化的胜利才变得清晰可辨——直到 2013 年，才有一个动画网页展示了“扁平化设计与写实主义之战”（Intacto 2013）。扁平化设计反对拟物化及其他“人工”的设计技巧，转而青睐二维的“扁平”插图、大号字体和明亮的色彩，以营造一种更为简化的美学。然而，当这种新设计成为一种主流潮流时，另一些东西也发生了变化——技术将以一种不同的方式接近用户。这种新的设计风格召唤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用户——不是一个成年用户。在视觉上，这种风格类似于为低幼儿童准备的图书。然而，把用户当作一个低幼儿童来召唤，这一转变并不是突然发生的，也不只发生在一个领域。事后看来，早在 2013 年之前数年，人们就可以在万维网上发现品牌设计中的这一新潮流。尽管它长期未被察觉，它却从根本上改变了品牌接近用户的方式。 当代品牌传播一般具有双重功能：它使用户能够识别一件产品，并为此赋予该产品或服务一种特定的身份或形象（Millman 2012; Holt 2004）。随着互联网的出现，正如许多营销书籍急于解释的那样（Levine et al. 2000），品牌不得不成为一场对话。但这并不是唯一的新鲜事。在网上，规则似乎有所不同，这就是为什么好几家互联网公司都拥抱了动物（或外星人）。抑或，这是因为它们召唤的是某个截然不同的人？无论如何，如果人们留心观察“在线”产品和服务的品牌传播，就会注意到动物已经和平地大量出现了。在网页浏览器火狐（Firefox）的狐狸旁边，微博客服务推特（Twitter）的蓝色小鸟在啁啾鸣叫；而一个长着触角的白色小外星人则陪伴着 Reddit——一个为所谓“数字原住民”提供在线交谈的社交网络服务。而且不只是平台，技术公司似乎也钟情于吉祥物，从 Linux 操作系统的企鹅 Tux，到降落在软件开发项目网络托管服务 Github 的 404 页面上的黑色 Octocat。还有更多，比如那只戴着邮差帽、露着肚皮的黑猩猩，它帮助 MailChimp 创建专业的电子邮件；或者那只大眼睛的棕色猫头鹰，它已成为社交媒体管理面板 Hootsuite 标志的一部分；又或者那只高踞在一家名为 Hipmunk 的初创公司在线旅行页面上的飞行海狸。甚至像脸书（Facebook）这样不用吉祥物的服务，也引入了一个角色——Zuckasaurus，它看起来“像一只矮个子的巴尼（Barney），那只儿童电视节目里的恐龙”（Bilton 2014）。这只用两只脚站着、一边查看笔记本电脑的蓝色龙形恐龙，最早于 2014 年 4 月被人发现，当时它开始在一个弹出窗口中召唤用户，带着一种教育性的关切表示，它“只是想确保你在与合适的人分享这条帖子”（Bilton 2014）。简言之，动画动物遍布整个万维网，仿佛那是一个童话故事。吉祥物已经从体育领域——在那里它们被认为能为球队带来好运——扩散到了互联网，学术著作也开始分析这一现象（Brown and Ponsonby-McCabe 2014）。在线下世界，把产品瞄准成年人的品牌一般会避免使用吉祥物；生产汽车、酒类甚至娱乐电子产品的公司，很少会把一只动画动物纳入其品牌战略。 与在线吉祥物的出现同时，在搜索页面上也可以发现一种相似的发展：谷歌涂鸦的兴起。它引入了一种新的、独特的纪念风格，并带有同样的倾向。直到 2010 年，谷歌只是偶尔把其醒目的搜索网站标志改成这种“涂鸦”，以纪念某个周年或事件。尽管涂鸦这一概念诞生于公司创立之初（1998 年）——当时创始人拉里·佩奇（Larry Page）和谢尔盖·布林（Sergey Brin）用一幅火柴人图画修改了标志，以标记他们前往内华达沙漠参加火人节（Burning Man festival）——但标志并不经常更改。两年之后，他们才要求进行第二次更改，以纪念每年 7 月 14 日纪念法国大革命开端的巴士底日（Bastille Day）。2010 年之前，标志只在少数场合才会更改。届时，人们会看到一幅把某个事件的主题与标志趣味地交织在一起的草图：英国数学家艾达·洛芙莱斯（Ada Lovelace）的生日、马丁·路德·金纪念日或万圣节。2010 年之后，涂鸦取代标志的频率加快了。2010 年，谷歌发布了三十五个谷歌涂鸦，比以往任何一年都多。2011 年和 2012 年，这一数字分别上升到七十六个和八十三个，此后一直在增长。越来越多的涂鸦以充满想象力的可爱方式展示事件，或呈现塑造了人类历史与文化的人物。它们开始出现在世界各地，从而照顾到各国的民族文化：英国庆祝《大宪章》八百周年（2015），墨西哥庆祝亡灵节（2013），美国则纪念墨西哥裔好莱坞女演员凯蒂·胡拉多（Katy Jurado）（2018）。 考虑到谷歌如今已是我们公共领域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欧盟法院（Court of Justice of the European Union）（2014）通过其裁决表明了这一点：自然人享有被遗忘权，而这一公共空间中指向个人数据的链接必须被删除——谷歌涂鸦便是我们在其中所见的纪念碑。当我们在搜索时经过这些纪念碑，我们便被提醒起那些塑造了人类命运的重要时刻。然而，这种纪念形式是以一种相当独特的方式发生的，不同于那些用石头铸就、竖立在我们公共广场上的历史纪念碑——后者营造出某种象征意义，散发着一种庄严悲怆的气息。事实上，大多数石制或青铜的公共纪念碑都略带几分可悲的夸张，从在曼哈顿自由岛上照亮世界的自由女神像，到柏林特雷普托公园的苏军纪念碑，到北京天安门广场的人民英雄纪念碑，再到矗立在科尔科瓦多山顶的里约热内卢救世基督像。另一方面，在线涂鸦纪念碑则以充满想象力的可爱方式，把种种成就转化为趣味故事，并且应当是“好玩的”（Google Doodles Archive 2018）。它们纪念诞辰多于纪念忌日，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 然而，在把谷歌涂鸦评判为“轻量版历史”之前，重要的是退后一步，全面审视这一转变。可以肯定的是，所有这三种发展——扁平化设计、品牌吉祥物和谷歌涂鸦的兴起——都显示出一种共同的倾向，因为它们的风格同样由色彩丰富的平面、大号字体以及趣味故事或吉祥物所界定，从而类似于我们在儿童读物或儿童应用中熟悉的元素。那么，在这里可以注意到的询唤的具体形式是什么？技术如何召唤我们？说一句显而易见的话：在线技术已经开始像对待儿童那样召唤我们了。然而，只有把上述设计倾向与迪特·拉姆斯（Dieter Rams）设计的一个较早项目相比较，这种幼稚化（infantilization）的程度才会完全显现出来。拉姆斯曾帮助博朗（Braun）公司重新推出一款名为 Lectron 的教育玩具；与他的许多其他设计一样，它也成为了经典。 Lectron 是一套模块化的电子实验套件，旨在向青少年介绍基本的电子电路和理论。从 1967 年起，这位德国设计师及其团队——其中包括于尔根·格罗伊贝尔（Jürgen Greubel）——以一种新风格制作了包装，并重新设计了所有说明书。既然是在拉姆斯的指导下，博朗 Lectron 业余爱好者套装无线电接收器（Braun Lectron Hobby Set Radio Receiver，1969）保持极简风格也就不足为奇了。然而，与谷歌搜索引擎、苹果 iPad 或在线品牌服务的用户不同，它并不以成年用户为对象。作为一种游戏，它是为一个年龄小得多的群体量身定制的。那么，Lectron 是如何接近它的青少年用户的呢？ 纸板盒的封面上有三张照片。两张较小的照片展示了采用拉姆斯极简设计的白色收音机套件，以及一块印刷电路板的细节；较大的那张照片拍摄的是一个黑发少年，他穿着扣好纽扣的蓝色衬衫，坐在元器件和工具前焊接电子零件。Lectron 所接近的，是对技术感兴趣且具备技术能力的青少年。另一方面，当代的扁平化设计所采纳的设计元素，则面向一个年龄小得多的群体。它色彩丰富的平面、大号字体和动画角色，一般是用来针对二至七岁儿童的设计元素——这一时期的儿童正处于感知运动阶段（sensorimotor stage）。正如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所表明的，处于这一阶段的儿童会赋予其环境中的事物以主动的角色（泛灵论），而他们的活动主要以象征性游戏和操作符号为特征。在这一阶段，身体性的操作比单纯的“心智”操作更占主导。因此，结论是显而易见的：技术是把我们当作低幼儿童来召唤的。 *图 2.1　迪特·拉姆斯与于尔根·格罗伊贝尔设计的业余爱好者套装无线电接收器（Hobby Set Radio Receiver），1967 年。照片：dasprogramm。〔译注：此照片为第三方作品，原书未注明其适用 CC BY-NC 4.0 许可，故本译本不予复制，仅保留图注。〕* 抑制住对一切错误归类的自然反应（感到被冒犯），这是一个值得进一步研究的有趣结果，为此我们要把注意力转回到阿尔都塞在把被召唤作为一种权力形式来讨论时所考虑的那个方面。那么，用户界面的这种幼稚化产生了什么效果？我们在这里面对的是何种力量或何种形式的权力游戏？我们面对的是某种形式的权力游戏，这一点几乎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当技术以这种方式与我们交流时，它肯定不只是在传递那些可爱的硅谷公司的友善，仿佛它们定制了毛绒玩具般的界面，是为了在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令人疲惫的世界中抚慰我们。为了进一步理解这种操纵，下一节将对这种幼稚化进行归类。 ## 我们如何被操纵 技术向来都在操纵我们（Winner 1989, 19），而自从它开始说话以来，它这样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公开。为此，人们甚至不必转向对话式界面，比如苹果的 Siri 或亚马逊的 Alexa——它们会与我们争论灯该开还是该关。任何曾被汽车导航系统规训过的人，也都能轻易注意到这一点。事实上，全球定位系统（GPS）的使用是一种简单形式的操纵的好例子，因为它已经变成了一个相当具有支配地位的系统。为了获取精确位置，智能手机和数以百万计的其他设备都使用 GPS，该系统由美国政府于 1978 年启动。该系统的主控站位于科罗拉多斯普林斯附近的施里弗空军基地，负责监管三十二颗 GPS 卫星（U.S. Naval Observatory 2018）。目前只有俄罗斯运营着一个替代系统 GLONASS，欧洲和中国则在开发其他替代系统。但大多数汽车和智能手机地图都使用 GPS 信号，该信号随后被对应到一条道路或一条计算出的路线上。然而，这条路线并不总是与现实相符。一项为米其林（Michelin）（2013）进行的、针对 2200 名美国司机的调查显示，在使用 GPS 的人当中，有 63% 表示它至少有一次指错方向、把他们引入歧途——而我们当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服从这些指示。 在英国，一名司机一直按照导航仪的指示行驶，导航仪告诉他，他在西约克郡托德莫登（Todmorden）驶上的那条狭窄陡峭的小径是一条公路。直到撞上一道栅栏、他的宝马车悬在悬崖边上，他才发现这个错误。在新泽西州的南不伦瑞克（South Brunswick），一名司机无视了一条道路的尽头，因为它在他的导航系统上显示得不一样。遵循导航仪版本的现实，他无视了一个停车标志，撞上了一栋房子。在澳大利亚，三名日本游客把车开进了太平洋。他们的导航仪告诉他们，有一条通往北斯特拉德布罗克岛（North Stradbroke Island）的道路。开出五百米后，他们陷在了泥里，车子被潮水淹没。在瑞士的贝尔金（Bergün），导航系统让一名男子拐上一条小道。那条小道是给山羊走的。他开上那条小道的小型货车，只有在一架重型吊运直升机的帮助下才得以重新回到公路上。在意大利，两名瑞典游客驾车四百英里，去了一个错误的卡普里（Capri）。他们没能在那座有蓝洞的岛上放松休憩，反而来到了意大利北部一座同名的工业城市。在所有这些案例中，人的判断似乎都被技术扭曲了。但人类司机与提供建议的技术之间的对话，只是乍看起来像一种主人话语，仿佛人类仆从盲目地遵从一项发号施令的技术。正如西蒙东和阿伦特都曾提醒我们的，技术并不必然是一种旨在把人类置于控制之下的对立力量，透过主人与仆从的模板来思考技术是错误的。毕竟，在上述案例中，技术的建议本可以很容易地被忽略。因此，人们也可以说，在大多数情况下，这些司机——往往是不熟悉周遭环境的游客——遵从了“他们的”技术，而不是向其他人求助。换言之，我们是这种操纵的一部分——当我们审视那些居高临下、喋喋不休的自助结账机时，情况也是如此。 英国是西方最早采用自助结账机的国家之一。到 2015 年，英国最大的连锁超市乐购（Tesco）已经引进了一万两千台自助结账机。为了帮助顾客理解如何操作这项新技术，结账机会给出关于如何使用它们的语音指导。而在它们的早期阶段，最著名的一句话成了：“装袋区有意外物品。请移除该物品后再继续。”（Unexpected item in bagging area. Remove this item before continuing.）这句话的原因在于：其付款机制集成了秤。它会在商品被放进购物袋后称重；这样做是为了确保顾客为购物篮中的所有商品付了钱。然而问题在于，这个系统很容易被惹恼，例如当一件商品太轻、第二台秤无法识别它的时候。在这些情况下，结账机会大声宣布“装袋区有意外物品”，不久之后便开始紧张地闪烁灯光并发出警报声，让所有人都能听见、看见——系统在呼叫帮助，因为它需要一名店员来确认。它是在指责你笨得不会用它吗？还是怀疑你是一个刚刚偷了东西的小偷？以阿尔都塞的方式——“嘿，说你呢！”——被它召唤，我们的反应是恼火。我们意识到，看到和听到这一幕的其他人，可能会把我们归入那类不会使用自助结账机的社会主体之中，而这并不怎么光彩。 在这里，我们体验到了操纵：在让你以正确的方式行事、或建议你去做正确的事情时，自助结账机和汽车导航助手都是规训性操纵的形式；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在幼稚化中发现的那些公开的操纵形式，它们并不直接告诉你该做什么。后者似乎属于另一种类型，其界面并不规训我们，而只是暗示一种情境。欢快的设计标示着一个简单而无问题的语境。通过把我们当作低幼儿童来召唤，扁平化设计的趣味界面暗示：没有必要去理解任何东西。尽管试试吧：去按这个按钮，对它说话，去创造！简单而多彩的外观标示着，用户可以无须再去顾虑技术装置的复杂性，也无须顾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复杂性。 我们被操纵进入一种我们似乎不必质疑的情境——而这正是我们应当停下来的原因。因为我们已经得出了第一个结论：在考察了技术如何召唤我们之后，本章得以确定，它是把我们招募为低幼儿童。但我们真的能把这一情境解读为技术在隐藏其运作模式，以诱使我们不加质疑地使用它吗？这难道不意味着我们又一次把自己置于与技术的对立之中了吗？毕竟，本章并不打算研究技术公司隐藏的利益。相反，它旨在通过考察技术实际的“具体化”（Simondon 2017）来分析我们当前与技术的对话，进而分析和理解我们与技术的共在；事实上，西蒙东曾把儿童接近技术的直觉方式作为理解技术之存在的一种途径来讨论：“如果不考虑这一对象与成人的关系和与儿童的关系之间的差异，就无法研究技术对象在一种文明中的地位，”他写道（106）。儿童的技术训练建立在与技术一同练习的基础之上，这种练习会带来一种“技术潜意识”（107），它也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直觉技能。这种实验性技能是技术知识的某种直觉模式，它也与“专家”相关联；西蒙东举出了农民或手工艺人关于他们所处理之材料的操作性知识。他们的技术训练由“直觉和纯粹操作性的图式构成，这些很难通过任何一种符号体系来表述或传递”（107）。操作性知识不是科学知识，而是通过技术实现而被创造出来的： > 与此相反，技术实现以一种动态直觉的形式，提供了作为其运作原理的科学知识，这种直觉甚至可以被年幼的儿童所把握，并且能够变得越来越明晰，并以一种推论性的理解形式得到补充……因此，借助技术，百科全书主义便可以在儿童的教育中找到它的位置，而无须要求年幼的儿童尚未完全具备的抽象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儿童对技术知识的获取可以开启一种直觉的百科全书主义，这种百科全书主义是通过技术对象的本性来把握的。（124） 因此，追随西蒙东，并把他对直觉百科全书主义的理解与我们被招募为低幼儿童这一问题联系起来，人们也可以把技术的“呼唤”理解为一种学习某个数字界面的邀请。然而，我们是按照技术正在操纵我们、使我们成为其奴隶般的用户这一观念来解读这场对话的，而这似乎是对技术相当拟人化的一种解读：它把技术当作一个扮演行动主体角色的人来对待。如前所述，技术具有能动性，是一种力量，但要理解这种力量的陌异性，就意味着要提醒我们自己：它并不是一个遵循黑格尔式的利益、去征服和控制其他人的人类主体。[^f04-1] 技术创造特定的情境——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发现它的力量——但在创造这些情境时，它并不遵循某种特定的利益，而这恰恰是为什么唐娜·哈拉维（1991, 161）在《赛博格宣言》（“A Cyborg Manifesto”）中看到了“与科学和技术相关联的全球社会关系之重组”的潜能。由技术所创造的东西总是可以被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只要它的力量得到理解。即便是马尔库塞（Marcuse）（1998, 42）——他对技术的看法总体上相当具有批判性——也写道：“技术本身既能促进威权主义，也能促进自由；既能促进匮乏，也能促进丰裕；既能促进劳役的延长，也能促进劳役的废除。”技术不是中立的——它的力量在于，它让我们面对一种特定的情境或一种特定的转变；然而，这种转变如何被解释、哪一种具体化将会出现，却总是由我们人类来调适的，因为我们是技术整体的一部分。用唐娜·哈拉维的话说：“我们生活在一个连接的世界之中——哪些连接被建立、哪些被拆解，是至关重要的”（cited in Kunzru 1997）。 带着这一洞见（技术创造情境，尽管不带有利益）回到我们与技术之间孩子气的对话，并透过西蒙东的直觉百科全书主义进路来解读这场对话，我们仍然可以发现我们被幼稚化的一个负面效果：它创造了一种无须进一步质疑的情境。但是，技术以幼稚化的方式召唤我们所进行的这种招募，能否被以不同的方式思考？我们能否超越主人与仆从的模板？为了追问这一问题，下一节将从一个不同的视角探讨幼稚化，考察开创了扁平化设计风格的那家公司——微软——的一则广告。 2014 年，微软播出了它的第一则全国性超级碗（Super Bowl）广告，这是一段主要由公司内部制作的一分钟视频。它借助微软的产品，通过前 NFL 球员史蒂夫·格利森（Steve Gleason）的眼睛来探索技术。格利森正在与 ASL 抗争，这是一种严重的疾病，会侵袭大脑和脊髓中控制肌肉运动的神经细胞。视频开头，我们听到一个计算机合成的声音问道：“技术是什么？”并看到这句话正由坐在轮椅上的史蒂夫·格利森写出，他通过眼球运动操作一个键盘。我们看到一个女孩在玩一个红色风车。镜头随后切换到类似书写代码的符号，接着是微软色彩丰富的卡片式屏幕设计。然后，一名外科医生用手势翻阅显示在墙上的大幅医学影像，接着是一个白色的玩具机器人，正如镜头运动所暗示的，它正要朝我们看过来。我们可以看到并听到格利森的下一个问题：“它能做什么？”之后，一个小男孩进入画面，他站在两条假肢上打棒球；接着是九十八岁、部分失明的画家哈尔·拉斯科（Hal Lasko），他借助鼠标画出一幅色彩斑斓的风景画。格利森的人工合成声音再次问道：“我们能走多远？”我们看到宇宙中一颗卫星的画面，一名外科医生用手控制一张 X 光片，以及两群儿童通过视频聊天投影相互欢呼。在这段开场之后，接下来的三十秒围绕一个主题展开，展示了技术之“力量”的例子，正如格利森所说的那样：一名士兵远程“出席”自己孩子的出生；一个小孩在屏幕上看到她的爸爸时欣喜若狂；若干科学和医学上的成功，从火箭发射到一名装有假臂的男子活动他的手，再到一位女士与屏幕另一端的某人建立远程联系时的情绪反应。广告以“它让无声者发出了声音”这句标语结束，画面中是坐在高科技轮椅上的格利森，一台计算机帮助他交流，他的儿子坐在他的膝上，他如今通过扬起眉毛直接与儿子沟通。主标语出现——“赋能我们所有人”（Empowering us all）——几秒钟后被微软的标志所取代。 这则广告由框定它的主题所塑造——技术如何帮助、“赋能”我们所爱和所关心的人过上更好的生活——而且无疑诉诸我们的情感。这段视频所描绘的大多数情境都与健康和科学相关。因此，视觉化呈现的情境主要涉及健康或科学——一般来说，这些并不是儿童占主导的领域。然而，这段视频使用的儿童图像（个体的和群体的）几乎与成人图像一样多。一项内容分析[^f04-2]显示，有九个片段聚焦于儿童，十二个片段聚焦于成人。之所以使用好奇、兴奋和嬉戏的儿童形象，部分原因在于每一则广告的任务：创造有吸引力的图像。但不止于此。儿童以嬉戏的方式发现技术，这也具有象征意义。当格利森开启视频的第一个问题——“技术是什么？”——之后紧接着一个片段，展示一个穿着连衣裙的小女孩好奇地看着她用小手转动起来的风车时，这一点就变得明显了：人类在探索技术。一个女孩让风车转起来（其运动还被一个音效所强化），这一信息在视觉上回答了这个问题。转动风车意味着探索技术。使用本身就是一种探索行为——也是一种赋能行为。 当然，人们可以论证说，这是一条符合微软利益的信息：单纯使用其商业产品就能赋能——而不是自己编写代码，比如开源软件所允许的那样。能够理解甚至自己编写代码，无疑可能更具赋能性。然而，这并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技术是什么？”这个问题会在一个玩风车的儿童身上找到一个恰切的视觉片段。与其追问风车与数字媒介或微软有什么关系，不如说这个片段本身是讲得通的。下一节将把这一图像与学习理论及其在图形用户界面历史中的作用联系起来，以解释为什么会是这样。 ## 逻辑并非语言的派生物 图形用户界面已经取得了商业上的成功，尽管这经历了若干次实验，其中包括道格拉斯·恩格尔巴特（Douglas Engelbart）的NLS系统、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的Sketchpad、SGI的Iris、施乐Alto与施乐Star的两种界面，以及苹果Lisa和苹果Macintosh。正因如此，它通常被称为帮助个人电脑进入主流的那场变革（例如 Chun 2011, 59）。它的优势在于：比命令行界面更易于使用。因此，图形界面对不熟悉编程的用户颇具吸引力。本节旨在追问：究竟是什么让它更易使用？这又与那个玩风车的女孩有何关联？为了说明这一点，首先需要从学习的角度比较较早的命令行界面与较新的图形用户界面。原则上，两种界面具有相同的功能：它们都是向程序下达命令的方式。然而，它们接近用户的方式却不同。图形用户界面的窗口、图标、菜单和指针是直觉性的元素，而操作命令行所需的知识则必须事先习得。图形用户界面无需太多知识即可操作，因为它把学习纳入了使用本身。事实上，学习理论在其发展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本节将讨论数学家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的工作（1963, 1968）——他与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密切合作，并影响了计算机科学家艾伦·凯（Alan Kay）——借此考察学习理论与计算机科学总体上、尤其是与图形用户界面之间的联系。 佩珀特在探索人工智能的新路径时，接触到了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的学习理论。这位南非人在剑桥圣约翰学院攻读第二个博士学位期间曾在巴黎逗留，由此结识了皮亚杰，并决定追随他前往其在日内瓦的研究所，把他的理论应用于人工智能——在新发现和资金的推动下，这一领域在1956年至1974年间正处于黄金时代。更确切地说，佩珀特的目标是通过吸收皮亚杰关于儿童学习的思想来增强机器学习，不过两人的兴趣是相互的：皮亚杰赞同佩珀特的控制论路径，并在自己主编的期刊《发生认识论研究》（*Études d’Épistemologie Génétique*）上发表了他的许多文章。皮亚杰今天以儿童心理学家闻名，但他自认为是一位认识论学者，探究知识理论，旨在建立一种理解的新路径。而恰恰是图形用户界面接过了这一路径，表明儿童的学习确实也可以应用于成人的学习。 皮亚杰对多种认知方式感兴趣，于是转向儿童的学习，将其视为一种独特的互动与理论化形式。出于对儿童思维的好奇，他认真对待他们的逻辑推理，即便这种思维导向了“错误”的答案。他这种不加评判的方法使他得以描述认知发展的四个普遍阶段，这些阶段至今仍与当代心理学相关。然而，在本文论证的语境中，更重要的是另一点：他的方法的核心是这样一个假设——对于人类的理解与学习而言，推理行为（心智的工作）与实践性或实验性的理解（手指与心智共同的工作）同样重要。在观察二至七岁的儿童时，皮亚杰识别出儿童游戏的一种特定方式。他在儿童的感知运动方式中看到了一种学习形式——用手指思考——这种形式在我们还是很小的孩子时最为重要。由此他得出结论：逻辑并不只在大脑中形成： > 我认为逻辑并非语言的派生物。逻辑的来源要深刻得多。它是行动的整体协调，是把事物连接在一起、或为事物排序等行动的协调。这就是逻辑—数学经验。（Piaget 1972, 13；另见 Piaget 1969, 90） 皮亚杰发展出了后来被称为建构主义（constructivism）的理论，这一路径把学习视为知识的重构，而非知识的传递。它高度重视经验，并把游戏——对材料的操弄——理解为创造知识的一种方式： > 认识一个对象、认识一个事件，并不只是在心中制作它的副本或图像。认识一个对象就是作用于它。认识就是改变、转化对象，并理解这一转化的过程，从而理解对象被建构的方式。……换言之，它是一组改变对象的行动，使认识者能够把握转化的结构。（Piaget 1972, 20） 为了将这一路径应用于机器学习并使之自动化，佩珀特（1963）发展了一个名为“genetron”的项目，该项目探索算法的学习，允许算法构建自己的网络拓扑，以模拟质与量上的发展变化（Shultz et al. 2008；Minsky and Papert 1969）。后来马文·明斯基（Marvin Minsky）也参与协助，佩珀特与他共同创立了麻省理工学院人工智能实验室。尽管有麻省理工学院的支持，该项目仍受困于技术上的局限（Shultz et al. 2008）。但佩珀特也已开始从另一个角度处理儿童与机器的关系：他操弄的不是机器的学习，而是儿童的学习。在此，应用皮亚杰的理论，目标是让行动的协调——与对象一起行动——来开启儿童的学习：学习操作计算机。佩珀特与同事沃利·弗泽格（Wally Feurzig）和辛西娅·所罗门（Cynthia Solomon）一起开发了LOGO——函数式编程语言Lisp的一种教育方言，最初用于指挥一只虚拟海龟，后来则用于指挥一个能够移动和绘图的海龟形小机器人。正是这一路径启发了佩珀特的同事艾伦·凯（1972），去开发一种图形用户界面——不仅面向儿童，也面向“所有年龄的儿童”。 艾伦·凯结识佩珀特时，还是一位年轻而富有创造力的计算机科学家，他从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在思考图形用户界面——他的导师给他读的第一份材料，就是伊万·萨瑟兰对Sketchpad的描述，那是最早的交互式计算机图形程序之一。但真正带来突破的，是观看学校里的孩子们使用佩珀特的LOGO： > 这里的孩子们正在用一种专门设计的语言和环境进行真正的编程。……这次相遇终于让我明白了个人计算真正的命运会是什么。它不是一种个人动态载具——就像恩格尔巴特用来与IBM的“铁路”相对照的那个隐喻——而是某种深刻得多的东西：*一种个人动态媒介*。如果是载具，人们可以等到高中再上“驾驶课”；但如果它是一种媒介，它就必须延伸到童年的世界中去。（Kay 1996, 523，强调为引者所加） 凯认识到，通过在成人界面中重新运用视觉思维，童年世界的逻辑可以延伸到成人身上。阅读（皮亚杰之外的）教育家杰罗姆·布鲁纳（Jerome Bruner）和玛丽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的著作使他确信，塑造未来计算机操作方式的，不会是命令行，而是视觉思维和一种更具图像性的路径（531–32）。他的这些洞见最终汇聚于提案《一台面向所有年龄儿童的个人计算机》（“A Personal Computer for Children of All Ages”）（Kay 1972），该提案描述了一台通过实验性行动来操控的便携式教育计算机。它基于一个后来被称为Smalltalk的程序，一个“用户在做中学的”程序“环境”（547）。经由佩珀特，皮亚杰关于逻辑可以是行动之协调的洞见进入了凯的界面；凯看到皮亚杰的论点得到了证实：“仅仅是去做，似乎就有帮助”（547）——这是一次地震般的转变。随着图形用户界面的出现，实验性思维开始辅助语言性思维。而随着数字媒介的兴起，界面已经成为我们接近信息的方式，这种方式既基于语言逻辑，同样也基于实验逻辑。由于依赖一种在西方文化中我们主要在很小的时候才使用的逻辑，界面把我们当作很小的孩子来召唤。图形界面的用户被要求运用一种实验逻辑，也就是通过一组行动来学会理解界面。自数字媒介兴起以来，栖身于我们厨房或花园中的设备，已不再要求我们在首次开机之前通读说明书。 界面的幼儿化并不必然意味着技术正在变得聪明，而我们被宣告为愚蠢。当今界面的操控性对话并不必然是欺骗用户的行为。这种对用户的游戏式召唤，诉诸一种主要在童年时期使用的人类逻辑，类似于凯和佩珀特的界面所运作的方式，它也可以被解读为一种实验的邀请。在实验中，在玩风车的过程中，我们使用数字技术。然而，使用它意味着理解如何作用于它——习得运用其力量的技能——从而与该技术进入一场对话。进入这场对话不仅对于图形用户界面而言是重要的，对于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也同样如此：尚·卡特（Shan Carter）和迈克尔·尼森（Michael Niessen）（2017）曾论证，人工智能这种新的计算形式必须与一种新的、不同的界面相联系，才能充分展开其操作性知识。为了在更一般的意义上带出这种操作性知识，数字技术正把我们当作孩子来召唤。它并不是把我们当作成人、当作工程师来召唤。为了调动一种直觉的、视觉—操作性的知识——这种知识在我们后工业的西方社会中已被边缘化——它把我们招募为所有年龄的儿童。我们在数字技术中所面对的交流的力量是一种操作性知识；为了利用它，我们被框定为很小的孩子。 ## 非辩证的辩证法 数字技术与一种特定力量相联系，这一假设已经得到了说明；但分析还不能止步于此。因为在这种力量之内，展开了一种有趣的权力关系布局，这些权力关系在我们使用数字界面进行交流时发挥作用。界面的幼儿化是在邀请我们对这些界面进行实验，还是在把我们诱入一种不容在智识上加以质疑的游戏情境？为了理解我们当代与技术共在的状态，还需要进一步努力去探索贯穿其中的权力线索。我们如何知道一个数字界面召唤我们，其目的是赋权，还是欺骗与麻痹我们？人们又如何能把握其中的差异？这正是被当作儿童来召唤时的难处：界面的幼儿化能够同时既是居高临下的，又是赋权的——我们在交流的力量中发现的权力，并不遵循一种循规蹈矩的辩证思维。 既居高临下又赋权，意味着人们无法简单地支持或反对幼儿化。支持用户的解放并不等于反对幼儿化。我们在此看到的概念架构并不是以对立的方式展开的。一个界面可以在同一时刻既居高临下又赋权，因此并不符合辩证法中正题与反题的对抗性概念。然而，若就其中起作用的权力进一步追问界面幼儿化这一现象，人们也会意识到，与此同时，一种对抗性的、辩证的关系并未完全消失：一个界面可以同时既居高临下又赋权，尽管居高临下与赋权仍然是根本不同的权力行为。赋权用户意味着我们正在学习亲自运用技术的权力，而居高临下则引导并推搡我们仅仅去执行那种权力。一种情况下，权力在用户手中；另一种情况下，权力只是被借给了用户——换言之，两者之间仍然存在一种根本上辩证的关系。在概念架构的深处，一种否定性的关系——苏珊·库尔（Susan Coole）（2002）和本杰明·诺伊斯（Benjamin Noys）（2010）为思考/实践差异而描述的那种复杂的否定性力量——仍在起作用，确保差异的存在。 由此可知，我们需要再次尝试把握交流的力量，以及我们在其将用户幼儿化的行为中发现的权力形式。为此，本文最后一部分转向一种视觉的、操作性的知识（受艾伦·凯和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启发）所提供的灵感，这种灵感见于量子力学中出现并被可视化的“衍射”（diffraction）概念。衍射描述的是波相互干涉、但差异依然存在的现象，正如托马斯·杨（Thomas Young）1803年展示双缝衍射的图像（图2.2）所示。 双缝实验中两道波相互干涉，这已成为表达量子力学之谜（例如波粒二象性）的思想实验。在本世纪，衍射也作为一个思考差异的有趣概念重新浮现，并在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的著作中得到了深入探讨。[^f04-3]受量子轨迹中粒子衍射（例如衍射光波）的启发，这位拥有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哲学家发展出一种让洞见彼此贯穿、相互阅读的方法，后来被称为衍射方法。巴拉德（2007, 137）对衍射现象感兴趣，因为它使她能够不把差异思考为本质，而是思考为一个过程。衍射图样总是与产生它们的能动性装置根本相连，反之亦然：“变化着的差异图样既非纯粹的原因，亦非纯粹的结果；实际上，它们是那种实现、或者说施行了因果结构，并区分出原因与结果的东西。”在此，我想接过巴拉德去本质化差异的目标，但将其映照于、并联系到区分幼儿化两种模式时的困难，即同时既赋权又居高临下。幼儿化的两种效应——赋权与居高临下——并存的状况，类似于衍射：两道波相互叠加，构成一个衍射图样。粒子/波相互叠加，而这些波仍然可以被区分开来。因此，正如图像所示，尽管它们相互叠加，差异仍然可以存在。换言之，一个衍射图样，如我们在幼儿化现象中所见，并不意味着其效应无法被区分。因此，沿着巴拉德的思路，我们再次提出这个问题：人们如何能把握这种叠加着的差异？ ![图 2.2　托马斯·杨于1803年向英国皇家学会展示的双缝衍射草图。](figures/figure-2-2.png) *图 2.2　托马斯·杨于1803年向英国皇家学会展示的双缝衍射草图。* 正如巴拉德所强调的，要理解衍射、要知道是哪一种衍射，重要的是不能仅仅注意到存在一个图样，而要看得更远：“至关重要的是，衍射效应关注精细的细节”（91）。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她方法中的一个核心方面：细节。用她自己的话说：“对精细细节的关注是这一方法论的关键要素”（92）。人们必须“对细节足够关注”，并“透过细节来思考”（73），因为“细粒度的细节至关重要”（90）。正是“细节的层次”（42）使人能够回答一个问题。因此，她是在细节中为差异定位：“微小的细节能够造成深刻的差异”（92）。波的干涉是既定的——否则就不会有衍射——但衍射图样的样貌却可以变化，因为它与其参数相关联：“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参数发生改变，图样就可能显著不同”（91）。只有观察图样的细节并研究其“具体”效应，人们才能理解究竟产生了什么，以及两种倾向——赋权或居高临下——中哪一种占了先。 不出所料，指出这些模糊性并探究其细节，也已成为有志于描述社会形态的媒介与技术学者的一种习惯。为此，数字技术与媒介的理论家们质疑了诸如公共—私人、全球—地方、自由—受控、自然—技术以及工作—游戏这样的词对。这些词对一度被理解为对立的，而理论家们已经清楚表明，它们的概念关系似乎不再是本质上对立的了。蒂齐亚纳·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2004）是最早讨论工作—游戏之模糊性的学者之一，她指出，在平台上发表网络评论是一种免费劳动，正中追逐利润的公司下怀，尽管这种劳动依然令人愉悦——这是一个悖论。温迪·陈（Wendy Chun）（2011）也很早就表明，数字媒介在传播民主自由的同时，也加速了全球监控的潜能——她后来将这一观察扩展到数字媒介进入我们日常习惯的问题上，指出它由此搅乱了“公开与隐私、闲话与政治言论、监控与娱乐、亲密与工作、炒作与现实之间的区分”（Chun 2016, ix）。克劳迪娅·阿拉道（Claudia Aradau）和托比亚斯·布兰克（Tobias Blanke）（2018）通过分析算法安全实践和数据技术，揭示了正常—异常、朋友—敌人以及同一—差异这些二分法是如何被根本重构的。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2015）着眼于媒介的物质性，剖析了自然—技术的对立，从而揭示出当今媒介对自然的依赖（Parikka 2015）。卢西亚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2015）以哲学视角穿越计算机科学，质疑了当今对工具理性的批判，指出不可计算性与随机性需要被理解为计算的根本条件，而非工具性。安娜·沃特金斯·费希尔（Anna Watkins Fisher）（2016）指出了网络时代的依赖关系，讨论了沃尔玛或麦当劳等企业的干预措施——这些措施旨在帮助其员工应对恰恰由这些企业的剥削所造成的问题。人们还可以加上妮科尔·斯塔罗谢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2015）、克里斯托弗·凯尔蒂（Christopher Kelty）（2012）、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2017）关于认知非意识的研究，以及许多其他人，他们近来的著作或论文讨论了如何应对新媒介的模糊性以及我们与之共存的悖论——即数字技术让我们直面的那种力量。 这些例子表明，二十一世纪的数字技术以一种辩证的布局为特征：在其中，彼此迥异的各个方面不再以对立的模式运作，尽管它们的辩证关系并未瓦解——一方是另一方的反面。联系到郑鹏（Pheng Cheah）（2010）的工作，这样一种布局可以被描述为“非辩证的辩证法”。说它是非辩证的，是因为一个把我们当作很小的孩子来召唤的界面既居高临下又赋权；说它是辩证的，是因为这两个环节仍然带有一种对抗性关系的印记：一方使权力得以运用，另一方则只是出借权力。因此，就数字技术而言，我们面临的任务是理解如何通过转向精细的细节来调整框架，以强化赋权之波。而不是选择正确的一边。 本章着手研究一种力量，并发现它与一种被描述为“非辩证的辩证法”的权力形象相联系。出于理解技术如何召唤我们的兴趣，本章旨在探索一种特定的力量如何在数字交流中展开。借助阿尔都塞关于询唤的理论，本章识别出当数字技术与我们交流、召唤我们时所开启的一种特定情境：旨在触及一般用户的数字界面，表现出一种幼儿化的倾向。通过借用儿童世界的设计元素，如大号字体、原色、大按钮和动画吉祥物，这些界面把用户当作幼童来召唤，由此调动的是一种实验—操作性知识，而非百科—科学性知识。正如本章所能表明的，这类知识在历史上也曾处于图形用户界面发展的核心——艾伦·凯或萨缪尔·佩珀特（Samuel Papert）[译注：原文如此，前文作西摩·佩珀特（Seymour Papert）]受让·皮亚杰教育研究的启发，构想并建造了图形用户界面，而皮亚杰相信，对事物进行排序和连接的行动之协调，也应被理解为“逻辑—数学经验”。 然而，在与数字技术的这种操作性对话中，可以看到一种新的现象：严格说来，它并非由一种关于与技术进行正确或错误对话的辩证逻辑所界定——而政治的症结恰恰在此。一个邀请我们与之进行实验性对话、对其加以探索的界面可以是赋权的，但它离另一种界面并不远：后者只是提示如何最好地使用它，而用户并未获得关于它的任何更深的知识（却能快速把事情办完）。换言之，把我们当作孩子来召唤的建议性界面可以是、但不必然是赋权的——进入视野的数字技术的力量可能、并且确实会朝两个方向发展。本章所分析的案例，从历史上的谷歌涂鸦到触摸屏上扁平、多彩的按钮，都是幼儿化的例子，它们表明数字技术召唤我们的方式是深刻地模糊的。数字技术能够同时产生两种或更多相互对抗的效应，因此可以被描述为非辩证的。但辩证关系依然存在，因为它所产生的效应可以被视为是对抗性的，一方是另一方的反面。只有转向细节（Barad 2007），只有分析实际效应，才能理解实际的政治分量。 由此进入视野的交流的力量是一种复杂而模糊的力量。它是一种挑战——之所以是挑战，是因为它是非辩证的，却产生着政治效应；之所以是挑战，是因为它具有能动性，却并非一个行动的主体。在思考数字技术的力量时，避免以拟人化的方式理解它，转而调动其异己的逻辑，会有所助益。因此，在本文结尾，我要附和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在第一章中所指出的：他让我们为一场异己的对话做好准备，而我们总是已经身处这场对话之中。 ## 注释 如果没有温迪·陈先后邀请我为布朗大学的“媒介术语 II”（Terms of Media II）会议、继而为本书撰写此文并给予反馈，这篇文章就不会存在。的确，本文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她在此处（以及在其他场合）的鼓励。我还要热忱感谢芬恩·布伦顿的著作以及与他的交谈所给予我的启发，还有他的外星人——只要稍稍眯起眼睛，就能看见它们正透过他的文本向我们挥手。特别感谢保拉·比亚尔斯基、格茨·巴赫曼（Goetz Bachmann）和鲍里斯·特劳厄（Boris Traue）对书稿所做的周到、内行而细致的编辑审读，这使本文得到了显著改进。也感谢才华横溢的罗伯特·奥克斯霍恩（Robert Ochshorn）与我一同认真关注界面问题。最后，我要感谢迈克尔·迪特尔（Michael Dieter）和戴维·贝里（David Berry），他们邀请我为其2015年的读本《后数字美学：艺术、计算与设计》（*Postdigital Aesthetics: Art, Computation and Design*）（2015）撰稿，使我第一次有机会把握数字界面的幼儿化这一想法。我第一次提出这一观点时，他们便认同我的视角，至今仍令我感到惊讶；正是这一开端让我得以在此基础上继续推进。 [^f04-1]: 把技术理解为一个主体，似乎是一种投射，这与芬恩·布伦顿的观察相关联：人类与太空中外星人的交流，是按照我们所熟悉的某种非人类能动性的思路来想象的。 [^f04-2]: 这项分析并不统计个体人数。每当引入一个新的或不同的镜头序列时，便考察其焦点是在“成人”还是“儿童”身上，群体与个体按同样方式计数。有三个场景是混合的。当孩子在一群成人的包围下踢足球时，焦点主要在孩子身上（计为儿童）。手术室里的分娩场景先呈现工作中的成人；镜头随后移向刚出生的孩子（计为成人和儿童）。最后一个场景呈现史蒂夫·格利森（Steve Gleason）注视着坐在他膝上的儿子（计为成人和儿童）。 [^f04-3]: 有意思的是，巴拉德对在衍射现象中所观察到的“干涉”（interference）的高度关注，与吉尔贝·西蒙东的路径颇为接近：西蒙东关注技术与人的“整体”（ensemble）——即二者的干涉——并通过把“技术现实”描述为一体来加以讨论（Simondon 2017, 53）。人们常说（例如 Combes 2013, 57），西蒙东把技术描述为一种干涉，这是由他的“个体化”（individuation）概念所形塑的；该概念描述的是产生个体的过程，尽管这个个体只是一种暂时的不稳定状态——他发展这一理论时，除其他来源外，也受到了量子力学和波动力学的启发（Simondon 1992, 304），这一点与巴拉德颇为相似。因此，拥有量子物理学博士学位的巴拉德从一个非常相似的视角出发确立其起点——即她著作的前言——也就不足为奇了。她写道：“个体并不先于其相互作用而存在；相反，个体是通过其纠缠的内在相互关联（intra-relating）、并作为其一部分而涌现的。”此外，她还指出：“存在不是一件个体的事情”（Barad 2007, ix）。 ##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2014. *On the Reproduction of Capitalism: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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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3] 作为交流的代码审查：以企业软件开发者为例 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 > 交流是一团由思想与文化的丝缕交织而成的丰富乱麻，它编码着我们这个时代与自身的种种对峙。理解交流，就是理解远比交流更多的东西。 > > ——约翰·杜伦·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 2017 年 8 月初，一名谷歌员工发布了一份题为《谷歌的意识形态回音室》（“Google’s Ideological Echo Chamber”）的内部备忘录。我们大多数人都还记得这份备忘录的内容，也记得它在硅谷内外的科技圈引起的轰动：备忘录列举了种种理由，论证谷歌的多元化举措从根本上就是错误的。其中有一段尤其让我——一名研究企业软件开发者的民族志学者——觉得具有特别的误导性：“谷歌试图通过结对编程和更多协作，让软件工程变得更加以人为本”，然而这一举措从根本上受制于“某些岗位和谷歌本身能够以人为本到什么程度”（Motherboard, August 8, 2017）。这份备忘录传达的信息之一，是科技公司应当“淡化共情”。就软件开发者而言，在构建技术系统时，谁又需要共情呢？ 我承认，这份备忘录围绕科技行业的性别偏见、围绕女性擅长什么和不擅长什么、乃至围绕男女之间的一般差异本身，掀起了一场旷日持久的争论；但为了不偏离主题，我将把这场争论搁置一旁，而聚焦于文中的一个论断：交流与共情不应被强调为科技从业者的优势。 数字文化中的交流是多面向的。我们知道，它可以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它可以发生在人与机器之间（例如我们录下自己的声音或在屏幕上打字的方式）。它也可以发生在机器与机器之间（正如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在本书第一章中所精彩阐明的那样）。 谷歌备忘录的作者所忽视的是：软件或许正是数字媒介与人类社会性真正交织在一起的最复杂的例子之一。团队会议中人的共情，与合并由不同人分别编写的代码片段，是并存的。在本章中，我想把镜头拉近，聚焦于一家大型软件开发企业的种种过程，揭示人与机器的共处与共创如何调用了多种交流模式。在前面的章节中，布伦顿通过追问技术实体之间那种类似外星的对话来探讨交流与数字技术——更多地关注机器之间的交流；邦茨（Bunz）则考察了这些技术实体是如何被设计来召唤我们这些用户的，以及这类设计（孩子气而居高临下的）对我们产生了何种影响。本章将把你——读者——带入一个民族志田野，去看看机器之间、人与机器之间、以及构建机器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是如何展开的。我希望，这样做能为你提供一个扎根于实际的例子，说明数字文化中交流的多面向性质。 ## Charlie 我大约是两年前在柏林新克尔恩区（Neukölln）Noah 举办的一次电影之夜上认识 Charlie 的。我们都坐在 Noah 家客厅的沙发上，谈论着他们的软件公司——后来我正是在那里开始了长期的田野工作项目。这家公司专注于开发地图与导航软件，约有六千名员工，其中一千人是形形色色的软件开发者。我和 Charlie 一起在“导航”团队工作，这个团队的工作内容之一是如何找到从 A 到 B 的最佳路线（这个问题远比听起来要难）。 我原本想当然地以为 Charlie 是个开发者。他也确实演得像。他谈起代码、漏洞、故障和更新来头头是道，我不知怎么就断定他对编程懂得很多。直到最近几周，我开始在他的部门工作时，才察觉到有些不对劲。在一次产品负责人[^f05-1]会议上，他也在场，就坐在桌边。他在会上非常投入，发言踊跃，一点也不像开发者。我起初以为他是首席开发者，或者只是某个热心到愿意参加产品负责人会议的人，直到我意识到，他其实就是一名产品负责人。这种混淆——即我并不确切知道一名员工究竟在做什么——是相当常见的，即便对任何一名普通员工来说也是如此。这既是由于他角色的流动性（他自己都不清楚自己是产品经理、产品负责人、错误管理员，还是其他若干可能职位中的某一个），也是由于他所掌握的技术知识的多寡（他对他们正在构建的软件系统的了解，处在一个介于懂技术和完全不怎么懂技术之间的灰色地带）。 Charlie 有着最为考究的英国口音。每次他一开口，这口音都让我吃惊。这或许是因为这家软件开发公司雇用了来自五湖四海的各国员工，在办公室里形成了一种“全球语”（Globish）的嘈杂声响。偶然听到一位真正以英语为母语的人说话，反而显得颇为奇特。而他说的那种英语，是一种“欢乐满人间”（Merry Poppins）式的英语，会用上诸如“I’m just taking care of some bits and bobs”（我正在处理些零零碎碎的事）和“we’re far away from everything being tickety boo”（离一切妥妥帖帖还差得远呢）这样的句子。尽管他总是一副乐呵呵的样子，Charlie 却总在解释说自己压力很大，肩上的工作很多。 Charlie 也非常理解我作为民族志学者的角色，跟我说话时语气温和，对我所做的事情抱有真诚的兴趣。那天下午，在我几次问起他正在扑救的那场“火”之后，他提出给我看看他在忙什么。他拿起一个咖啡杯和他的笔记本电脑，我们走到楼梯旁边的公共区域，那里摆着漂亮的木制野餐桌。他打开笔记本电脑，向我展示一个名叫 Gerrit 的软件界面——一款免费、开源、基于网页的代码协作工具。[^f05-2] Gerrit 显示着一份合并列表——所谓合并，指的是对代码库的更新或添加。这份列表包括更新的类型、更新者，以及更新的状态（通过还是失败）。在合并过程中，代码会被自动测试，各种问题都可能出现。我了解到，作为错误管理员（这是在他产品负责人的工作之外额外分派给他的一份工作），他的职责就是监控这些更新，尤其是在生产的最后一周。那天正是“功能完成日”（feature complete day）——意味着新软件版本的所有功能或改动都应当完成并合并进代码库。合并并不会天衣无缝地进行。Charlie 预计会有什么地方出错，所以在这样的日子里，他总是开着电脑，监控每一次合并的进展。 他看着笔记本电脑，开始指着一列红色和浅蓝色的条块，它们标示着合并过程的状态。每一个条块都是属于某位开发者的一“块”代码，这位开发者把这段代码推送进了构建的其余部分之中。条块会根据代码是否与其余代码成功合并、或者说是否能与其余代码协同运行而改变颜色。我看着其中一个变红并显示“merge error”（合并错误）的条块，问他：“那么，这是不是有点像把两块拼图拼在一起，但有人把其中一块拼图的一只‘胳膊’剪掉了，所以它没法像原本设计的那样嵌进另一块？” Charlie 解释说：“你得想象有一份谷歌文档（Google Doc），两个人在同时编辑。同一时间，一位编辑修改了另一位编辑正在处理的内容。当他们合并这两份文档时，各自的改动就会发生冲突。” Charlie 解释道，这就叫作合并冲突——即一位开发者合并的某个改动或任务，影响到了另一位开发者合并的另一行代码。我们俩都专注地盯着屏幕上一长串约十五个任务，其中一些旁边标着“merge conflict”（合并冲突）。在接下来一起坐在那里的十五分钟里，我能看到他一直专注地监控着这块屏幕。他解释说，每当一位开发者想把自己正在做的东西合并进主代码仓库时，服务器大约需要四十分钟来测试合并后的代码。在监控这块屏幕时，Charlie 等待的是一位开发者、服务器和代码库向团队其他成员（包括他自己）传达关于代码状态的某种信息。而除了合并冲突之外，还可能出现其他冲突。 我注意到自己开始对程序员如何协同工作有了一点点感觉。而他们协同工作的方式，是通过各种形式的交流、对交流的回避，或对交流的分析。“交流”这个词在办公室里不断飘来飘去。如果以 Charlie 为例，仅仅是与他互动的这几分钟，就展示了软件开发环境中发生的种种交流：言语的、非言语的、基于机器的、人与机器之间的，或基于团队的。Charlie 的英语与他同事的英语之间的差异构成了一个交流问题。Charlie 的客户表达他们需要 Charlie 负责的功能为用户做些什么的方式，构成了一个交流问题。一位开发者的代码与代码库进行交流的方式，构成了一个交流问题。两位开发者在同一款软件上工作的种种方式，构成了一个交流问题。 ## 展开的时刻 数字媒介技术如何影响社会，社会又如何影响数字媒介技术——这一问题最好在这类难以把握、总是滑溜溜、总在变化的展开时刻中加以研究。我讲述这段田野工作的开场轶事，目的是向你简要介绍软件开发所涉及的高度复杂的交流壮举。夹杂在服务器、腼腆、全球语、软件标准、测试标准与客户期望之间的，是在同一项目上协作的人们。这种协作包含着人与机器的深度交融。正如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在本书她所撰写的章节中所指出的，数字交流需要在不止一个层面上加以概念化，因为软件总是以不止一个界面在运作。这些界面存在于机器与机器之间，以及机器与用户之间。正如我将要指出的，还存在另一个层面，即代码的编写者（软件开发者）与其他软件开发者之间的层面。本章的总体目标，是通过为企业编程环境中出现的各种交流形式绘制一幅相当描述性的地图，来回应数字文化中的交流问题。借此，我旨在准确解释软件开发是如何作为一种实践被组织起来的，以及交流如何嵌入这一实践之中。我将展开的这种交流涉及若干物与人。这种交流发生在： 1. 机器与机器之间 2. 程序员与机器之间 3. 程序员与组织之间 4. 程序员与程序员之间 作为人与机器持续不断的聚合体（assemblage）的一部分，这三方——组织、生产者与软件的物质阻力——在迭代过程中相互作用，共同塑造着数字媒介；而数字媒介从来不只是过滤器，用约翰·杜伦·彼得斯的话来说，它们是“承载并传达意义的载具”（Peters 2015, 2）。于是，方法论上的挑战就在于理解所有这些部分如何彼此交流，并在这些关系展开的时刻对其加以观察。 在本章中，我主要借助在对企业软件开发者的持续研究中收集的民族志数据。2016 年 8 月，我开始在一家总部位于柏林、拥有六千名员工的大型软件公司 BerlinTech 进行组织民族志研究。在本章发表之时，我已在这家公司沉浸了八十多个工作日——参加会议，观察开发者开发软件，并在办公室厨房里、午餐时或上下班的长距离步行途中进行正式和非正式的访谈。我研究的总体关注点是揭示技术中介的社会性。我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文化理论、社会理论与媒介理论，科学技术研究，软件研究，基础设施研究，以及软件开发者民族志的框架之内。 正如我在前文提到的，这家公司为第三方——例如社交网站或各种需要嵌入地图的应用——制作关键的地图基础设施。我曾在前端应用开发者中待了两个月，他们构建公司的“消费者”产品——即用户下载到智能手机和台式电脑上使用的应用——目前我则身处后端开发者之中，他们构建车载导航系统并维护路线规划基础设施。我这个民族志项目背后更大的动机，源于这样一种信念：研究平凡的、相当“普通”的软件开发者，能让我们更接近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运作的方式。研究日常的软件开发者——那些构建着支撑我们的移动、我们的社会性、我们的消费（不一而足）的基础设施的大批工程师——就是研究人与机器之间的交流在我们日常的、数字联网的生活中如何运作、又如何变化。 在本章中，我尝试剖析开发者之间如何彼此交流、机器如何与开发者交流，以及那些为协助机器之间（代码与代码之间）的交流而发明出来的不完美工具（比如代码审查软件）。 本研究旨在：（1）对数字社会性形成一种在民族志意义上丰富的理解，它（2）聚焦于展开的时刻；（3）立足于开发者、他们构建的代码、以及他们用以交流的软件之间的一种三模态交流方式；并且（4）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考察这三方之间的相互关系。当然，我也意识到，我的田野中还有其他发生交流的场所，尤其是在设计师、管理层与用户之间。程序员使用各种协作管理工具，有些是专门为开发者自身设计的（例如代码审查系统和工作流系统），有些则面向整个劳动力群体（例如电子日历、内联网系统和在线电子表格）。为了本章的主题，我将开发者交流的案例研究收窄到一个工具——Gerrit——它严格关涉一种被称为代码审查的实践。 尽管已有民族志研究考察程序员协作的种种复杂方式，但从交流这一概念出发，对企业中的编程实践进行民族志描绘的工作尚未有人做过。这些话题中的许多在软件工程文献中也已得到广泛讨论，但并非从民族志的角度。 ## 描述 Gerrit 在田野中工作了两个月之后，我的田野日记给我留下了一些挥之不去的问题。我的田野的幸运之处在于，我的报道人并不是一个与世隔绝、与外界断绝联系的部落，而是软件开发者——你可以想见，他们常常坐在电脑前，常常开着各种聊天系统（Skype、Spark 或 Slack），可以即时联系上。这给了我一种永无止境的田野进入感——仿佛我有一条通往田野的生命线，在我离开办公室之后也几乎从未中断。 话虽如此，本章由我在两年时间里收集的各种数据片段构成：进入田野之前的一些田野笔记，田野工作期间收集的笔记，以及最近通过各种聊天应用与报道人进行的在线交流。 我和 Charlie 之间的对话说明了代码审查系统的基本原理：它建立在一种同行评审的文化之上。我目前研究的这个由一百名开发者组成的团队，为导航系统创建路线规划基础设施（也就是计算从 A 到 B 的最快或最优路线的方式）。这些开发者又被分成若干子团队。我直接与之同坐的是电动汽车（EV）团队，由五名开发者组成。他们需要共同解决一个电动汽车特有的路线规划问题：如何为一辆每隔几个小时就必须确保找到充电站的汽车优化行驶路线？在他们的项目最终完成并被部署到车载系统之前，他们的工作会被拆分成许多小的子任务。在项目开始之前（即项目的冲刺［sprint］周期），这组开发者会和他们的经理或产品负责人一起坐在一个房间里，确定完成项目所需完成的子任务。这些子任务被称为工单（tickets）。然后，第二天，每位开发者领取一张工单并开始着手处理。以 EV 团队为例，一张工单可能是，比如说，把电动汽车充电站的库与路线库进行匹配。Maria 会领取这张工单，完成工作，然后把它上传或“推送”（push）到 Gerrit 代码审查系统以供审查。她的同事随后会给她打一个介于 +2 和 −2 之间的分数（其确切含义我将在后文解释）。 我的主要报道人之一 Noah 解释说，代码审查[^f05-3]的主要目的，是集体监控一位开发者试图上传到其团队主代码仓库中的每一行代码，是否真的与其他团队成员所编写的代码相契合、能够协同运行。这里有两条主要的交流线索在起作用：一条是开发者之间的交流，既有线下的（例如，开发者常常从台式电脑屏幕上方探出头来，冲着同事喊：“能帮我审一下代码吗？”或者“嘿，你为什么给了我一个 −1！”），也有通过代码审查软件进行的（即以代码审查的形式）；另一条则是技术系统自身之间的交流，例如，Noah 的代码行必须与另一位开发者的代码行“对话”，而这些代码行的集合在整个系统中运行时，也可以说必须彼此“对话”。虽然我将在后面的一节中更详细地讨论，但我在此只想强调，在这一过程中，以正确的方式、例如使用正确的语法进行交流，是极为必要的。 在这片田野里待了一年之后（而我对软件如何构建只有潜在的了解），我逐渐认识到，代码审查系统是企业软件环境中固有的一部分——是某种生产流水线中至关重要的一环。它之所以必要，是因为一款软件产品必须在一定的时间框架内交付给用户，软件公司才能在市场上保持竞争力，而交付出去的东西还必须真正能用，不能有重大漏洞或故障。由数十名开发者组成的团队构成的大规模企业软件环境，也需要代码审查系统，以便在大量软件更新的情况下让协作（和交流）变得更容易。Michael 是一位曾在 BerlinTech 工作、后来跳槽到一家小型初创公司的开发者，他解释说，BerlinTech 的代码审查系统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大公司是如何处理审查流程的。换了工作之后，Michael 和他那个两三人的团队并没有审查流程；相反，团队成员在开始工作之前通过交谈进行沟通，就某件事达成一致，并在整个开发过程中通力合作。在他的情况下，把一项改动合并进整个系统更多地成了一种形式，而不是一种必需。 在非企业的语境中，软件开发者在没有严格截止日期的小团队里工作，他们可能会采用一种非正式的代码审查系统——互相给出反馈，就像一支乐队的乐手们互相交流如何让一首歌变得更好的诀窍和技巧那样。但在企业的大规模软件项目环境中，代码审查系统是一条形式化的、基于软件的装配线。此外，代码审查系统既是监控进入系统构建的代码的一种方式，也成为高层管理者用来监视程序员实际在做何种工作的监视工具。而正如我将在本章后面的一节中解释的，它还成为程序员用来监看其他程序员的“反向监视”（sousveillance）工具。 在 BerlinTech，Gerrit 只是软件开发者所使用的众多代码审查系统之一。公司本身有一千多名开发者，开发者之间的交流以多种方式进行，包括通过代码审查系统，也包括面对面的、每日十五分钟的站会（standup meetings），午餐时间，其他协作会议，以及各种各样的内部平台（指由公司建立、仅供办公使用的平台）和外部平台（指由团队成员建立、用于办公及其他事务的平台）。其中一些（这份清单绝非详尽无遗）包括：公司的内部聊天系统 Yammer（其社交互动功能有限），这是公司处理一切工作相关事务的“官方”内部交流工具；以及 Cisco Spark、Slack 乃至 Skype 聊天之类的协作软件。每个团队根据其所构建的东西，使用不同类型的交流工具，甚至使用不同类型的代码审查系统。对于和我共事的开发者来说，跟踪这些交流渠道是一项令人眼花缭乱、而且常常令人沮丧的任务。有些协作工具是自下而上出现的，由协作者自己发起；有些协作工具则是自上而下、由公司管理层发起的。虽然社会性在这些会议中——在特定的工作小组里，或在各个平台上，连同其各自的特性与权力政治——涌现的方式，与此处交流的主题相关，但为了将焦点更集中地保持在代码审查工具及其内在的交流上，我将不去讨论它们。 回到 Gerrit：这是一个免费、开源的代码审查系统，最初由谷歌编写——而且它并不是 BerlinTech 使用的唯一系统。正如 Noah 所解释的，许多不同团队使用不同代码审查系统的原因，“主要是因为并不是每个人都完成了向 Gerrit 的过渡。有些人偏好其他方式，因为他们的项目很小，或者他们不知道 Gerrit，又或者他们就是不喜欢它”（田野笔记，2017 年 6 月）。 一位团队负责人 Simon 向我解释说：“Gerrit 是我们文化的关键组成部分。如果一个开发者有一段代码，他就把它上传到 Gerrit。你们一起协作，促成一次提交。这不是一场写代码的竞赛，而是努力一起工作，努力传递信息和知识。”（田野笔记，2016 年 8 月） 另一位 iOS 开发者（负责构建 iPhone 应用）Sebastian 用树的隐喻来解释代码审查如何运作：“它就像一棵树，每个写代码的人都在这棵树上添加一根树枝。为了合并他们的改动（树枝），必须先做一些测试。只有经过这些测试之后，树枝才能真正被纳入，成为这棵树的一部分。”（田野笔记，2016 年 8 月） 借用 Sebastian 的隐喻：当一名程序员向 Gerrit 添加一根“树枝”时，其他开发者都能看到它，而这段代码要等待至少两名开发者——外加一个自动化机器人程序（bot）——批准。在 BerlinTech 的前端团队，开发者被鼓励每一到两小时查看一次新进的审查请求，不过一位开发者告诉我，这条规则“反正常常没人遵守，但你的工作确实每二十四小时就会被审查一次”（田野笔记，2017 年 6 月）。Gerrit 系统中的一次审查有五个变量： ``` −2: Do not submit −1: I would prefer that you didn’t submit this 0: No score +1: Looks good to me, but someone else must approve +2: Looks good to me, approved ``` （即：−2：请勿提交；−1：我希望你不要提交这个；0：不打分；+1：在我看来不错，但必须由其他人批准；+2：在我看来不错，批准。） 网页开发者 Michael 有一次半开玩笑地坦白说，每逢周五，当他想下班跑去喝杯啤酒时，他就会飞快地过一遍代码审查系统，给所有等待审查的工单统统加上“+2、+2、+2”（田野笔记，2016 年 8 月）。这其中有多少是真的，是个谜；但它暗示了诸如疲劳、天气、一天中的时段以及开发者彼此之间的关系等变量，是如何被计入他们的评分之中的。 ## 交流模型 读到这里，你——读者——或许已开始理解代码审查系统的总体用途，以及 Gerrit 运作方式的一些基本原理。如果我们剖析交流在这一系统中如何运作，就可以开始看到有三种交流模型在起作用。首先，代码审查系统中介着人与人之间的交流，在这里就是编写代码的程序员之间的交流。这种交流模型发生在两个人之间，是对话性的、互动性的。就 Gerrit 而言，开发者基于一种互惠文化相互审查：如果某人审查了你的代码，你就有义务反过来审查她的代码。如果一名开发者请求代码审查，获得审查之后却拒绝回报、今后不去审查别人的代码，这种行为就会被视为反社会的。此外，代码审查也是在对话中完成的。例如，一名开发者可能会写道：“说实话，这整个解决方案看起来有点……凑合（hacky）。你能不能描述一下它是怎么工作的，以及为什么它是一个正确的解决方案？”[^f05-4] 在得到问题的答复之前，这位开发者不会批准“提交者”（committer，即提交代码更新／解决方案以供审查的程序员）的代码。代码审查是提交者与审查者之间持续的来回往复，并且必须达到某种程度的相互理解。 此外，开发者两人之间的互动往往通过 Gerrit 这样的系统会更容易一些，因为它把面对面互动的社交压力降到了最低，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Michal 回忆起一种情形：“有一个审查里有 20 多个补丁［修复］，评论区里有大量讨论，只在两个家伙之间进行。在我看来，对他们来说，聊一聊（其中一个人是远程工作的）、商定一个解决方案、然后用一个补丁修好，要容易得多。但他们俩都相当内向，所以我猜他们‘更愿意’通过 Gerrit 来处理。”（田野笔记，2017 年 7 月） 正如彼得斯（Peters 1999, 23）所指出的，这种交流模型有时也被界定为“亲密者或同事之间开放而坦诚的谈话。在这里，交流并不仅仅意味着谈话；它指的是一种以亲密和袒露为特征的特殊谈话”。Michael 还补充说，在代码审查期间交流的最佳状态下，两位开发者之间会共享一种“尊重”：当审查者就解决方案提出问题时，提交者会尝试回答这些问题，并修复审查者提到的问题（田野笔记，2017 年 6 月）。这种尊重可以在两位开发者之间形成一种亲密感，两人通过他们的代码审查过程建立起某种融洽关系。 因此，在这种情况下，交流是互惠的，发生在两位开发者之间，并涉及一位开发者向另一位提出的明确讨论和问题。我在前面一节中提到的评分系统（+2、+1、0、−1、−2）也是开发者之间一种更为隐含的交流系统的一部分，每位开发者对每个分数的含义可能都有自己主观的理解，而不会向另一位开发者明确描述这种含义。这类交流也可以意味着一种“观念、思想或意义的……转移或传递”（Peters 1999, 15）。 我问 Michael：“好，让我理一理。如果 Mike 的代码里有一小块是错的，我就不能给他 +2，于是我在某个代码块上写评论，然后 Mike 打补丁，结果还是错的，于是我再评论一次？”Michael 回答说： > 嗯，你也可以给——这取决于审查者的风格；我的风格是，“即使有点小问题，我也可以给你 +2，只要我把它标出来，而你以后会改”，因为我做代码审查的主要目的，是让对方将来成为一个更好的程序员。但我知道有些混蛋审查者，看到一小段很糟的代码……比如说，一个他们不认同的变量名，因为它描述性不够，他们就会给提交者 −1，让他们去改。换作我，在那种情况下会给他们 +2，并说“以后把变量名起得更有描述性一些”……但我可以想象另一方会说：“我在乎代码库，我对审查很严格，但另一些人［比如 Michael］放任糟糕的代码通过，还以为别人会去修好它。”而一个“懒惰的审查者”，我猜，会给代码打个 −2 却不解释哪里错了。（田野笔记，2017 年 6 月） 在这个例子中，Gerrit 的评分系统对不同的开发者而言呈现出不同的标准。所谓的混蛋开发者会因为一名开发者忘了给变量提供足够的描述而给出 −1，而 Michael 则选择对这种描述不足网开一面，以鼓励这位开发者下次改进。技术标准在实践中呈现出不同的含义；那些理解 Michael 用他的 +2 所传达的意思的开发者，在收到他给的 −1 时，会格外恼火或惊讶。 ## 广播 第二种模型是广播式的交流模型：代码审查不再是二人之间的互惠交换，而成为一种一对多的表演性行为。开发者的审查本身向一群（通常是）不特定的他人广播着意义。 例如，Gerrit 的运作方式是：每一次审查都会标注审查者的名字。在 BerlinTech，我曾参与的一个开发团队被期望每小时至少进行两次审查。虽然这一标准并没有被坚持下来，但一些开发者会仅仅为了完成每小时的配额而去做代码审查。请注意，此时无论是代码审查评论的内容还是代码审查本身的评分都不重要。相反，单单这个姿态本身就向他人传达了：“我在审查，因此我是这个团队的一员。”例如，如果 Noah 进行了一次审查，他就是在向他的开发者同事以及他的主管传达：他确实是一名有团队精神的成员，确实关心团队项目的质量。 另一方面，我观察到，一些开发者把代码审查当作他们拖延日程的一部分，因为它简单而且“不用动脑”。进行代码审查有助于向团队和老板传达他们正投入地工作着，而在实际上，他们只是在做这种“不用动脑”的工作，以逃避更具挑战性的任务。于是，审查者并没有与提交者进行有意义的对话，而只是飞快地、不假思索地把审查一个个点过去。 正如我前面也提到的，代码审查成为高层管理者用以监视程序员实际在做何种工作的监视工具。Gerrit 的设计方式使得工作对公司里的任何人——包括管理层——都高度透明。它也成为一种反向监视工具——一种让同事们隐含地相互监看彼此工作的方式。仅仅是一位经理在 Gerrit 系统中的在线在场，以及一位同事的在场本身，就向其他开发者广播或传达着：“我在这里，我在看着你。” ## 交流的代码 代码审查系统中存在的第三种交流形式，是代码片段之间的交流；代码片段本质上是一系列命令或解决方案，它们向一台由其他命令或解决方案构成的机器传达意义。代码可以被视为一种能动者（agent），指挥着计算机的运行。 我前面对交流的两种界定都涉及人的交流。但就代码审查而言，代码必须与其他代码“对话”才能运行。彼得斯（Peters 1999）指出，虽然交流可以意味着某种交换或转移、涉及某种互惠，但这些因素并不一定要发生在人与人之间：“交流可以意味着类似于两个分离的终端成功连接起来的东西，正如电报业中所说的那样。在这里，仅仅是送达——就像投递信件或电子邮件那样——就足以构成交流。”（16）在本书中，我的合著者芬恩·布伦顿在讨论机器之间的这类交流时，对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做了精彩的分析。 为了说明这在代码审查系统中如何运作，请看一段对话节选：一个开发者团队正在讨论他们为某网站开发的一项功能中出现的一个小小的功能故障。这段对话截取自他们之间的一次 Skype 对话（如前所述，开发者经常使用各种聊天系统来讨论他们的问题）： > **nina：** 有一个失败，我觉得不是你造成的，@John——“Scenario: Clicking on map markers and PDC links”（场景：点击地图标记和 PDC 链接）……我检查 Michal 的那次提交时，还是看到它失败。 > > **john：** 嗯，当前这次运行是我的提交。看看那之后还剩下什么吧，不过是的，也值得看一看 > > **nina：** @Piotr，我看到“And I expand the place panel contents if not expanded”（并且如果地点面板内容未展开，我将其展开）这个步骤是你加的。我在想，你做的改动是不是“Scenario: Clicking on map markers and PDC links”失败的原因。 在这个例子中，John 提交了一项改动（通常称为一次 commit 或 submit），涉及一个侧边面板的功能，而这一改动正影响着他们网站上地图中的各种链接和标记。在这个例子中，John 那次提交里的代码没有与 Piotr 那次提交里的代码形成交流。或许这段代码有一个语法错误——这可能意味着，由于这个错误，这行代码没有与其他代码合并或交流。人类即使在别人说话含糊不清或口齿不清时，或者当一个词是用另一种语言说出时，也能推断出意义；但与人类不同，当一台机器的各个部分通过代码彼此“对话”时，代码必须使用正确的语法来编写。可以说，代码审查过程的主要目的，是让人类（程序员）协助机器（一个应用构建的各个部分）完成它们的交流过程。 代码通过这些合并过程与其他代码交流。我前面提到的后端开发者 Maria 这样解释代码如何互动：“是的，我们总是在弄坏彼此的东西。你所创建的东西会与别人正在构建的其他代码交流。而我们所有人都在同时做这件事。这就像盖房子。盖房子的时候，水管工先做点什么，然后是木匠。这通常不会同时进行，因为他们的工作会相互冲突。但我们确实是在同时做事情。而它确实会冲突。” 人们可以想象一座巴别塔，代码在其中与其他层的代码相互交流。尽管每一行代码、每一次提交都可以追溯到创建它的作者，但即使在开发者离开、休假或睡觉时，代码也必须与其他代码交流。正是这种交流让机器（就我所研究的开发者而言，是一个路线规划引擎）活了起来。 技术系统是极其社会性的。代码审查系统建立在某种看似应当是机械的东西之上，却是一个高度多变的交流过程，这既是因为其技术局限，也是因为在它所处的环境中发展出的交流文化。 理解开发者如何通过代码审查系统彼此交流，可以揭示一个技术系统如何构造合作、交流的标准如何形成，以及人与人之间和人与机器之间交流的种种特异之处。它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数字媒介整体上如何影响交流。理解技术的生产者和设计者如何创造他们的产品，可以揭示构造并决定技术设计的文化、政治与经济动机。理解软件的物质阻力与黏滞性，理解它的漏洞、故障与技术依赖，有助于我们理解数字媒介技术本身的某些属性。 本章聚焦于一个案例研究：企业软件开发者中的代码审查过程。我这样做是为了理解数字文化中的交流可能呈现的种种细微差别与形式。虽然我在此提出的交流模型绝非详尽无遗，但我聚焦于程序员与程序员之间的“作为互动的交流”、程序员与组织其余部分之间的“作为广播的交流”，以及“代码之间的交流”——即代码被视为与其他代码之间的一种互动过程的方式。我希望，这一分析能让你——读者——更接近于想象（1）机器（编译器、数据库、处理器、内存、服务器、云）、（2）程序员，以及（3）程序员与机器都在其中运作的基础设施，这三者之间的交流性相互关系。 ## 注释 [^f05-1]: 开发团队中那些技术性较弱的成员，他们要求开发者对客户以及他们正在创建的产品负责。 [^f05-2]: 参见 http://www.gerritcodereview.com/。 [^f05-3]: 正如我的一位报道人所澄清的，代码审查还有许多非官方的作用：建立共同的编码实践，引导初级开发者入门，在团队中形成关于代码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共同看法，阐明他们作为一个群体看重代码的哪个方面——风格、效率、可测试性，等等。在协作性较弱的团队中，可以看到代码审查是如何制造出一些本应在编码之前就解决掉的冲突的。 [^f05-4]: https://github.com/facebook/react-native/pull/14259。 ## 参考文献 Peters, John Durham.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eters, John Durham.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作者简介 **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数字社会性方向青年教授，著有《变得亲密地流动》（*Becoming Intimately Mobile*）。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纽约大学媒介、文化与传播系助理教授。其最新著作为《数字现金：打造加密货币的无政府主义者、乌托邦主义者与技术专家鲜为人知的历史》（*Digital Cash: The Unknown History of the Anarchists, Utopians, and Technologists Who Built Cryptocurrency*）。 **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高级讲师。她的上一本书是与格雷厄姆·米克尔（Graham Meikle）合著的《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 ## 封底文字 保拉·比亚尔斯基、芬恩·布伦顿、梅赛德丝·邦茨 **交流** 机器交流——不仅**通过**机器、而且**与**机器进行互动——已经改变了当代的交流。它让我们不仅彼此对话，也与我们当下的机器装置对话。本书通过分析这种计算性交流的异质性（alienness），通过对界面的细读和对软件开发的田野研究，揭示了今天“交流”意味着什么。 > “人类如何被机器交流所塑造？任何想要思考这一复杂而关键的问题的人都需要读这本书。它对我们当下时刻的交流问题作出了极具创新性、多层面而又凝练的分析。”——丽塔·雷利（Rita Raley），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 > “本书运用多样的方法路径和关注点，邀请我们重新思考：在既非具身的心灵、也非边界清晰的个体充当这出戏剧主角的时刻，交流这一概念究竟还能意味着什么——如果它还能意味着什么的话。”——约翰·杜海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耶鲁大学 媒介研究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与 meson press 合作出版 封面图片：萨沙·波弗勒普（Sascha Pohflepp） # 版权与译本说明 **交流（Communication）** **非官方中文译本** ## 原书信息 - 原书名：*Communication* - 作者：Paula Bialski、Finn Brunton、Mercedes Bunz - 出版者：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与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合作出版 - 出版年份：2019 - 丛书：“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丛书主编：Götz Bachmann、Timon Beyes、Mercedes Bunz、Wendy Hui Kyong Chun - 设计理念：Torsten Köchlin、Silke Krieg；封面图像：Sascha Pohflepp - ISBN：978-3-95796-146-4 - DOI：10.14619/1464 - 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communication/（翻译所据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19/01/9783957961464-Communication.pdf） - 原书许可：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译本说明 本译本为依据上述开放获取版本所作的非官方中文翻译，未经原作者或出版者审阅或认可，不代表原作者或出版者立场。译文如有错漏，概由译者负责；引用时请以原文为准。 本译本是原书的改编作品。译者对原文未作内容上的删改；译者添加的说明均以“译注”标明。 ## 本译本的许可 依照原书许可，本译本以 **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 4.0）** 发布：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deed.zh-hans 您可以在非商业性目的下自由复制、分发和改编本译本，但须： 1. 署名原作者（Paula Bialski、Finn Brunton、Mercedes Bunz）及原出版者 meson press，注明原书来源与许可； 2. 注明本文件为非官方中文译本，并说明对原作所作的修改； 3. 不得将本译本或其改编作品用于商业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