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导论 *Introduction* 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 〔此处原书以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一段文字作为题记：她罗列树叶、葫芦、贝壳、网、袋、吊兜、麻袋、瓶、罐等种种“容器”，并把这只容纳一切的巨大袋子比作宇宙之腹、未来事物的子宫与过往事物的坟墓，亦即一个永无终结的故事。〕——厄休拉·K. 勒古恩 本书源自2021年3月举办的一场线上“容器技术工作坊”（Container Technologies Workshop），但其缘起可以追溯得更早。2018年6月，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与诺姆·格拉姆利希（Noam Gramlich）在波茨坦（Potsdam）召集了一场题为“与奇异同床者的女性主义思辨”（Feminist speculations with strange bedfellows）的工作坊，其中的报告构成了她们的文集《女性主义思辨：谱系、叙事、时间性》（*Feministisches Spekulieren: Genealogien, Narrationen, Zeitlichkeiten*）（Angerer and Gramlich 2020）的基础，该文集收录了格拉姆利希对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小说的手提袋理论》（*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的首个译本。这篇短文围绕袋子而非武器，重新想象了技术史，也重新想象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在此期间，它已再版，并附有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撰写的新导言（Le Guin 2019）。原本的设想是在佐伊·索福利斯将于2020年在波茨坦发表演讲的一场研讨会上继续探讨手提袋理论。但与那一年计划中的许多活动一样，这场研讨会因应对新冠（COVID-19）大流行而实施的出行限制被取消了。随后，一场线上“容器技术工作坊”于2021年3月通过Zoom举行，为期三天，撰稿人在会上报告了下文各章的初稿。总的主题是，每个人都要在某种程度上回应〈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一文（第1章），该文最初发表于女性主义哲学期刊《希帕提娅》（*Hypatia*）（Sofia 2000）。受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与佐伊·索福利斯之邀参加2021年工作坊的，既有玛丽-路易丝目前指导的研究生，也有佐伊以前指导的研究生（如今已在学术界担任资深职位），还有其他一些工作与该主题密切相关的人。正如佐伊在她的回顾（第2章）中所概述的，英格丽德·理查森、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和迪内希·瓦迪维尔（Dinesh Wadiwel）是这一项目在2000年代中期的“前史”中不可或缺的成员，那段前史包括一场研究所的研讨会和一个全国性学术会议上的专题小组。 新冠大流行直接影响了本书，尤其是因为几乎所有作者都感染了病毒（有些人不止一次），这拖慢了工作进度，对于那些长期受“脑雾”（brain fog）症状困扰的人而言更是如此。我们的编辑会议常常以交流各自所面临的限制措施、疫苗、感染和理发（或者没法理发）的情况开场。2020至2022年间的大流行经历，提高了人们对容纳技术的意识，无论是戴口罩和手部消毒，还是封锁、隔离、“社交泡泡”（social bubbles）、户外活动限制以及工作场所和文化活动的缩减：这一切都是通过容纳和限制病毒可能感染的人群，来遏制并减缓病毒传播的努力。在我们于2021年3月举办线上工作坊之时，巨型集装箱船“长赐号”（Ever Given）横卡在苏伊士运河（Suez Canal）上，阻断了全球航运与供应链，这为保罗·雷文（Paul Raven）原计划关于集装箱的报告提供了一个时事焦点（该报告现已扩展为第6章中对包装更一般性的思考〔译注：原文如此；按本书目录，雷文关于包装的一章为第5章〕）。“长赐号”例证了集装箱化走得如此之远，以至于阻碍了它原本旨在促进的全球流动。不到一年之后，俄罗斯对其自身边界的“失禁”（incontinence）在其对乌克兰（Ukraine）的好战入侵中展露无遗，这又导致许多战争难民散布到欧洲各地，他们需要食物、援助，以及火车站之外的某处栖身之所。这些事件直接影响了我们的欧洲撰稿人。接着，在我们即将完成本书之际，2023年6月乌克兰南部卡霍夫卡（Kakhovka）水电站大坝被毁，造成了大规模去容纳的骇人景象：欧洲最大的水库之一被排空，数千人流离失所，农田被毁，下游随之发生了生态灭绝。同月，一艘严重超载的难民船在希腊附近的地中海倾覆，数百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溺亡；而世界媒体的注意力却更多地被五位亿万富翁的命运所吸引——他们在泰坦尼克号（Titanic）残骸附近的深海观光时丧生。这些只是众多事件中的一部分，它们使本书的撰稿人意识到，容器与容纳不仅具有理论意义，更是实实在在的现实与地缘政治关切。 ## 容器／容纳之区分 2021年3月以“容器技术工作坊”起步的东西，如今成了一本关于“容纳”的书。为什么重心从容器转向了容纳？ 正如佐伊在对其2000年文章的回顾（第2章）中所承认的，尽管她出于女性主义立场致力于把空间重新思考为智能的，并把容纳——或“封装”（encapsulation）（Otter 2017）——理解为一种主动的劳动，但她仍然偏向于一种物化的容器观，即把容器视为一件东西、一个盛放物品的对象，而对管道、通道和泄漏则着墨不多；此外，那篇文章对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s）的参照也十分有限。 然而，本书的主题更多关注围绕容纳的问题，而非作为对象的容器，这并不只是为了纠正索菲亚（第1章）的局限。它标志着过去二十年间关切的一种历史性转移：甚至在新冠大流行之前，围绕容纳的种种问题，以及对不可避免的容纳失败所带来的危险与风险的恐惧，就已日益紧迫地压在我们自身的具身生活——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生命——之上，因为空气、水体和土壤正越来越多地被辐射、温室气体、微塑料以及无数化学物质所污染。我们生活世界的这种污染，使得我们很难在不思考容纳之失败、不思量那不可容纳之物的情况下，去理论化任何形式的容器。 重心从容器转向容纳，并不意味着以某种方式“超越”容器。毕竟，索菲亚那篇文章的一个要点，正是呼吁我们关注那些促成生产、却常常被我们任其滑入背景、遭到忽视和遗漏的对象、器具和基础设施（第1章，27）。毋宁说，我们邀请读者把作为对象的容器置于一套更广泛的容纳技术与功能之中。正如本书副标题所意在暗示的，容器所执行的“承载”——通常意指“容于其内”（holding within），但也可以意指“维系在一起”（holding together）——是人们首先想到的容纳技术，但并非唯一的一种。“过滤”是另一种容纳，其重点在于区分什么被放入、什么被排除，此时容器作为一层可渗透的膜、一道围栏或一扇门户发挥作用。“泄漏”则意味着从（容器的）内部向其外部的移动。渗漏性不仅仅是容器失败的标志：它也可以是一种刻意的设计特征，比如在滴灌系统中。更令人担忧的是，渗漏性可能是那些表面上为容纳与承载而设计的系统和规程的一种构成性的、本质性的——尽管常常被隐藏或否认的——运作特征。 伊格纳斯·斯霍特（Ignace Schoot）与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在对三文鱼水产养殖中的容纳问题进行理论化时，最近对容器与容纳作出了一个精妙的区分。科学、技术与社会（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ety，STS）领域关于容纳的研究“聚焦于容纳技术与实践做了什么”，而他们自己宣称感兴趣的，则是“容纳实践未能做到什么，即成功地容纳”（2022, 941）。为了概念化容纳技术失败的问题，他们找回了“容纳”（contain）一词接近拉丁文原义的一个较古老含义，即 con-（一起）加 tenēo（握持）：“容纳不仅关乎容于其内与保存，它也关乎维系在一起——这是‘容纳’一词一个已经废弃的含义。”（937）正如两位作者所解释的（这让我们想起行动者网络方法），“在强调容纳作为‘维系在一起’的作用时，我们参与并借鉴了更广泛的STS介入，这些介入考察了事物与世界是如何被弄得彼此关联的”（939）。不可避免地渗漏的容纳的一个例子是输油管道：它们不仅连接着源头与其再资源化之处，还连接着沿途因渗漏管道的存在而被改变的所有生命与生计。作为创造并维系渗漏网络之过程的容纳，主要并不关乎静止、保有和保存：它关乎关系，并且可以通过“生成人与物之间的新关系”（940）而以“挑动性的”（provocative）方式改变世界。塑料水瓶既为瓶装水也为再生塑料开辟了新市场（Hawkins, Potter, and Race 2015）；薯片包装袋则要求种植不同的马铃薯以供加工和包装（Kenner, Mirzaei, and Spackman 2019）。斯霍特与马瑟提出了一个重要的——而且我们斗胆认为是广泛适用的——观点，即“许多管理容纳基础设施的法规都容忍失禁与渗漏”（2022, 941）；他们自己的研究表明，容纳规程未能阻止非本地的海水养殖三文鱼逃逸到野生河流中，在那里它们与本地物种竞争和／或杂交，并可能被垂钓者捕获。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本书的封面图像（图1）之所以被选中，是因为它唤起了这种二元性：容器作为“容于其内”，容纳作为“维系在一起”。它的球形形态暗示着世界与泡泡，其中一些似乎在内部承载着什么；而它大片的网格则描绘出动态的网络，以可渗透、渗漏的阵列将诸元素维系在一起。若隐若现的长方形块体暗示着背景中的塑形结构，而无定形的污迹似乎指向那些未被容纳的物质。 容器与容纳的这种二元性，与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容器技术〉一文中所提出的物与网络之间的关系相互呼应。该文“把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四重整体（fourfold）转译为一种简便的思考方式，用以思考物、对象如何是诸多元素、力量、目的与维度——既有人类的，也有超出人类的——的聚集”（第1章，32）。物作为聚集这一观念——用拉图尔（Latour）的表述，“每一个实体都是一个事件”（1993, 81）——的推论是：网络可以被理解为物向其构成性行动者与因素的拆解。[^f01-1]物是浓缩的网络，网络则是展开的物。 ## 关系本体论与物质隐喻 本书可以被定位为社会与文化研究中“新物质主义”（new materialism）的一部分。在二十世纪后期，后结构主义与后现代主义进路通过把语言和“文本”定位为我们通达世界的首要途径，专注于认识论——认知的“如何”。作为对这一“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的反应，随后的物质主义与身体转向（Sheets-Johnstone 2009）试图恢复本体论——存在的“什么”——的重要性，以及人与“物”之间不可化约的关系，连同其中涉及的一切物质的、物理的和感官的方面。范围广泛的诸多领域都为这一努力作出了贡献，包括科学哲学与技术哲学、现象学、女性主义理论、文化与媒介研究、人类学、社会学、建筑学和文化地理学。 在为其新物质主义文集所撰写的导言中，戴安娜·库尔（Diana Coole）与萨曼莎·弗罗斯特（Samantha Frost）（2010）辨识出一系列多样的研究焦点，它们都“关注当代共存中涌现的物质性”（28）。这些概念轨迹的共同之处在于这样一种观点：物质性是复杂的、动态的和多重的；以及这样一种认识：我们作为研究者和理论家，与所有人一样，彻底沉浸于“物质性的生产性偶然之中”（7）。宽泛地说，本书各章通过探究那些从我们与容纳和承载的比喻性及字面性遭遇中涌现的偶然性，加入了这场对话。以索菲亚的洞见为前提——任何容纳经验都是一个涉及人类与物质世界之能动性的“（互）动过程”（第1章，19）——每一篇稿件都批判性地探究了容纳这一“结构性必然”的动态约束与可能性。 正如此处以及全书所指出的，以各种形态出现的容纳常常被调动为一种有力的比喻（trope），因此值得简要提及隐喻的重要性及其对本体论的意义。对于诸多哲学家而言，例如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1966）以及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1999），身体是一切隐喻的来源，既作为约束，也作为潜能。也就是说，我们的概念系统总是已经经过物质中介，并且“通过我们的身体与大脑以及我们所栖居的环境的共通性”而产生（Lakoff and Johnson 1999, 5）。空间的、导航的和方向的隐喻是所有隐喻中最常见的，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如何在世界中经验自己的身体：上—下、内—外、前—后、开—关、深—浅、中心—边缘（Lakoff and Johnson 1980, 14）。这些方位对于我们的运动功能而言是内在的，并且相对于我们所处的重力场。类似地，诸如拥堵与传染这样的身体隐喻，以及关于在空间中移动与通行的管道隐喻，常常被采用为解释信息传输与损坏的比喻。本书关于承载、过滤和泄漏的隐喻，与身体憋住、进食和排泄的过程相互共鸣。 莱考夫与约翰逊将这些最基本的隐喻归类为本体隐喻——更具体地说，是实体隐喻、物质隐喻和容器隐喻。他们写道： > 我们把自己经验为实体，与世界的其余部分相分离——经验为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容器。我们也把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经验为实体——它们往往也是具有内部和外部的容器。（1980, 58） 容纳隐喻与这样一种感知错综相关：不仅我们的身体，而且我们身体的部分——我们自己的头脑与心灵——本身就是承载、转化、“按摩”并拥抱思想和观念的容器（如英语表达“把你的脑袋绕到这件事上”〔wrap your head around this，意为“好好理解这件事”〕、“往里面放点心思”〔put some thought into it〕或“没法把你从我脑袋里弄出去”〔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 对莱考夫与约翰逊而言，隐喻是我们的身体性向世界的延伸：只有那些能够凭借具身性而被隐喻化的东西，才得以实现或成为真实的。隐喻远非我们在学校里常被教导的那样，仅仅是概念性或比喻性的语言手段；它们对于意义而言是本质性的，并塑造着意义；它们确确实实是具有物质效应的世界塑造者。 然而，尽管作为隐喻来源的身体与容器之间看似存在一种简单的对应关系，本书各章却揭示出，我们的容纳隐喻在一系列难以把捉的本体论状况中，有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变异与含混。正如本书标题所表明的，容纳的阈限状态——多孔性、过滤、泄漏——至关重要，因为它们凸显了抵抗、挑动和变化之点。 ## 各章概要 关于容器的书的作者和编者可能会陷入“容器谵妄”（container delirium）（Sofoulis，第2章），并试图囊括全面乃至百科全书式的一系列例子：亚历山大·克洛泽（Alexander Klose）在《容器原则》（*The Container Principle*）（2015）中就高尚地作了这样的尝试；而苏珊娜·鲍尔（Susanne Bauer）、马蒂娜·施伦德（Martina Schlünder）和玛丽亚·伦泰齐（Maria Rentetzi）在其雄心勃勃且时而异想天开的600页物质文化与社会技术史研究文集《盒子：田野指南》（*Boxes: A Field Guide*）（2020）中则更为成功地接近了这一目标（尽管她们否认抱有求全的心态）。然而，我们的焦点从作为对象的容器转向作为行动的容纳，这使我们能够依据一些基本行动来思考容器与容纳；我们在此将这些行动归集于承载（容于其内或维系在一起）、过滤（放入）和泄漏（放出）这几个标题之下。 我们并未打算追求系统性，本书是在人文学科以及媒介与文化研究领域的撰稿人之间若干既有联系的基础上扩展成形的，他们受邀带来各自的兴趣和课题。令人遗憾的是，某些主题和章节付之阙如，因为在本书漫长的编撰过程中，一些青年研究者不得不撤回论文，以专注于自己的项目：诺姆·格拉姆利希（殖民过程）、贾斯普里特·尼贾尔（Jaspreet Nijjar）（监禁性容纳）、瓦妮莎·奥贝林（Vanessa Oberin）（外包的生命、生物容器）以及克里斯蒂安·施温哈默（Christian Schwinghammer）（承载本体论）。 各章分为四个部分，以“从容器到容纳”开篇，包括本导论、背景与概览。〈容器技术〉一文作为第1章重印，以方便希望研读原文的读者。该文由佐伊·索福利斯以笔名佐伊·索菲亚发表，旨在通过关注容器技术，为女性主义技术哲学作出贡献；这些技术在技术史中遭到忽视，却在象征上和实践上与女性的身体及劳动相关联。在〈回望容器〉（Containers, Retrospectively）中，佐伊概述了她走向2000年那篇文章的思想历程，反思了该文的若干局限及其近来的传播旅程，并通过对防疫泡泡的讨论探讨了容器／容纳之区分。 为了完善这一开篇部分，历史学家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让我们一瞥容器的广泛范围及其对人类日常生活的深远影响。奥特认为，要理解人类，我们就必须研究我们与容器的关系。他将这些关系划分为身体性与建筑性的容器（衣服与房屋）、用于储存物品的固定容器（粮仓、仓库），以及用于运输货物的移动器皿（木桶、集装箱）。这些容器经由某些以时间、运动、通达和未容纳为中心的本体论轨迹，塑造了物、人及其关系——因为正如他提醒我们的，容纳从来不是完全的，容器也不可避免地无法完全留住它们的废弃物。 随后是三个部分，每部分三章，分别以承载、过滤和泄漏为主题标题。 与勒古恩的“手提袋理论”相呼应，梅雷迪思·琼斯关于手提包的一章可以说是一项关于容器本体论的研究，因为它思考的是这种便携式储存技术对人之存在（human being）而不仅是人之所为（human doing）意味着什么。琼斯考察了手提包的承载能力、其所装之物以及它要求使用者具备的仪态，并发现它作为一个便携的慰藉与供给之源，在私人家庭空间与公共领域之间起着中介作用。 包装的悖论是保罗·雷文所撰章节的焦点。一方面，包装的存在是为了通过把产品与环境隔离开来，保护它们免受时间和大气的侵蚀；但另一方面，环境正成为被丢弃的包装以及其他生产过剩物的、已遭毁坏的储存库。包装与集装箱一道，都是全球化贸易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然而正如“长赐号”的例子所表明的，全球供应链可能会突然崩溃。 “缠绕”（haunting）是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一章所主题化的一种特殊的承载类别。该章将虚构的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精心建造的一个女性机器人（gynoid），与现实中的爱迪生实际生产的、功能失调得令人失望的会说话的玩偶相互对照。缠绕意味着，产品与生产场所可能仍然留存着——或者说被缠绕于——那些不可见且未受颂扬的劳动、双手和声音的幽灵般的在场；它们属于那些帮助赋予发明家的造物以生命的人——大多是女性，或生、或死、或介于生死之间。受萨拉·夏尔马（Sarah Sharma）“为破损机器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the broken machine）（2020, 172）的启发，施梅德斯在对铭刻于容器基础设施之上的规范性性别观念进行女性主义重述的视野下，把破损的玩偶指认为家用的、女性化的装置。 下一部分“过滤”着重讨论那些重点在于排斥与纳入之架构的容器与容纳策略：谁或什么被准入，谁或什么被排除，以及这些纳入与排斥的行为是如何实施的？ 在埃莱娜·弗里肖（Hélène Frichot）与海伦·伦廷（Helen Runting）的一章中，容器隐喻身兼二职，该章探讨了大流行时期晚期资本主义中的高层公寓、城市空间与主体化。在街区的尺度上，存在着一些关键问题，涉及政策设置、强有力的社会网络、经济状况以及总体的时代精神——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让摩天楼住宅开发项目得以孕育并“早产”。在建筑物的尺度上，问题则关乎城市空间与主体之间的共同构成关系：这些建筑和空间预设了或者说帮助塑造了什么样的人？在因大流行而对各种空间中的人员纳入与排斥施加禁闭和限制的时期，繁忙的大堂作为一层膜，介于封闭的公寓与更广阔的社会、自然和商业的外部世界之间；后者体现为从毗邻人行道源源不断地过滤进来的人流以及食物与包裹快递。 承载、保护和保有未必意味着善意或关怀。作为监禁的容纳所具有的暴力与残酷，是迪内希·瓦迪维尔关于动物之容纳的论文的主要议题，该文是他关于这一主题的更为广泛的研究（2015）的浓缩版本。动物的驯化与工厂化养殖的发展凸显了容纳的一个约束性面向：暴力性纳入。正如伊薇特·瓦特（Yvette Watt）的摄影系列《动物工厂》（*Animal Factories*）的选图所显示的，这些暴力地纳入动物的场所，也竭力把我们排除在外，无论我们是路过的司机、好奇的食肉者，还是动物保护活动人士。无窗而匿名的金属建筑，以围栏隔开并远离道路，标牌威胁对“擅闯者”施以重罚，还有快乐起舞的工厂母鸡雕塑所带来的反讽——这些都是将我们与工业化肉类生产的暴力相隔离、对之加以遮蔽并使我们与之保持距离的众多策略之一。 数字游戏，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虚拟与混合游戏空间，其隐喻性的、物质性的和经验性的容纳，是英格丽德·理查森一章所探究的本体论领域。借鉴后现象学（postphenomenology），理查森认为，玩家、游戏世界与设备相互卷入于容纳的“比喻学”（tropologies）之中——即诸如“魔法圈”（magic circle）这样深层的身体性与概念性隐喻，它们界定了游戏的边界，并依赖于知觉经验的一种“仿佛”（as if）结构。然而，随着游戏变得可移动，随着我们把它们带入日常的生活世界，理查森认为，我们需要另一套隐喻，以更恰当地反映日常媒介化游戏那种不分明的、四处游走的、相互纠缠的性质。 最后三章归于“泄漏”这一标题之下，都讨论了容器与容纳的多孔性，即边界被突破、容纳失败之处。 数字语音助手——那些整齐地安置在柏拉图立体形状的多孔外壳之中、彬彬有礼且恭顺服从的聊天机器人——是约兰德·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与佐伊·索福利斯一章的焦点。她们将其置于一部更宽广的、关于人造女人或女性机器人（包括施梅德斯所讨论的哈达莉〔Hadaly〕）的西方神话史之中。这些设备在用户面前既被呈现为伴侣，又被呈现为汇集来自整个网络之信息的集中器；它们窃听用户，并把关于用户的数据泄漏回制造商，从而侵蚀了所谓私人领域的隐私。斯特伦格斯与索福利斯思辨了当“去容纳”发生、对诚实的自我披露的限制被解除时可能出现的种种可能性。 个人数据在不知情的情况下泄漏到一个未知的储存库，也是接下来一章的主题。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娜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与埃弗里斯特·皮普金（Everest Pipkin）的网络艺术作品《蕾丝》（*Lacework*）展开对话，以此质询图像数据库构建中的伦理问题——这些数据库被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去识别物体、动作、面孔和情绪。这些图像大多是未经许可在公共和私人场所拍摄的，从网络上抓取而来，由国家机构（监狱、移民部门）移交，或者由报酬微薄的“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s）众包工人制作和分类。大多数注意力都投向了在数据库（那些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容器）上运行的算法（类似机器的工具），而构建数据库所投入的劳动以及未经同意的数据捐赠，则仍然不可见且未获承认。 在最后一章中，渗漏性在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对自我容纳之神话的批判性沉思中变得直抵肺腑。取自当代电影与艺术的例子向我们呈现了爆裂的大脑、敞开的身体和受污染的DNA结构，揭示出安全容器那淫秽而未被容纳的另一面。在观看电影时，我们尚可告诉自己，这些极端的边界侵犯只是电影特效；而安格雷尔则把我们引向一个可怕的现实：神经科学技术在许多方面已经越过了科幻故事，把一切——大脑与身体——都翻了个底朝天。 *编者谨向各位作者致谢，感谢他们的工作，以及他们为使本书得以完成所付出的耐心。克里斯蒂安·施温哈默与梅雷迪思·琼斯在编辑上的贡献，谨此致谢。非常感谢勃兰登堡媒介研究中心（Brandenburg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ZeM）和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对本书出版的慷慨支持。感谢 meson press 的罗恩·库普兰（Rowan Coupland）和安德烈亚斯·基希纳（Andreas Kirchner）对本项目专业而周到的推动，以及对书稿的细致编辑。* ## 注释 [^f01-1]: 唐娜·哈拉维是“拆包”（unpacking）或拆解一件物——例如“致癌鼠™”（Oncomouse™）（Haraway 1997）——的出色实践者，她以一种精雕细琢的物质诠释学，将物拆解为由相互作用的因素与行动者构成的多尺度网络。关于近来拆解一件物之关系或网络的类似努力，参见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与弗拉丹·约勒尔（Vladan Joler）的《一个人工智能系统的解剖》（*Anatomy of an AI System*）（2018），该作追踪了单个亚马逊Echo设备的环境足迹；以及克劳福德的《人工智能地图集》（*Atlas of AI*）（2021），该书考察了人工智能的行星性代价及其他代价。 ## 参考文献 Agostinho, Daniela, and Nanna Bonde Thylstrup. 2019. “‘If truth was a woman’: Leaky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ruth-telling.”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sation 19, no. 4: 745–75. Angerer, Marie-Luise, and Noam Gramlich, eds. 2020. Feministisches Spekulieren: Genealogien, Narrationen, Zeitlichkeiten. Berlin: Kadmos. Bauer, Susanne, Martina Schlünder, and Maria Rentetzi, eds. 2020. Boxes: A Field Guide. Manchester: Mattering Press. Brown, Norman O. 1966. Love’s Bod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Coole, Diana, and Samantha Frost. 2010. New Materialisms: Ontology, Agency, Politic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 Kate. 2021.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 Kate, and Vladan Joler. 2018. Anatomy of an AI System: The Amazon Echo as an Anatomical Map of Human Labor. AI Now Institute and Share Lab.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anatomyof.ai/. Haraway, Donna. 1997. Modest_Witness@Second_Millennium. FemaleMan_Meets_OncoMouse Feminism and Technoscience.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Kenner, Alison, Aftab Mirzaei, and Christy Spackman. 2019. “Breathing in the Anthropocene: Thinking Through Scale with 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Cultural Studies Review 25, no. 2: 153–71. Klose, Alexander. 2015. The Container Principle: How a Box Changes the Way We Think, translated by Charles Marcru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New York: Basic Books.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Le Guin, Ursula K. 2019.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With Introduction by Donna Haraway. London: Ignota. Otter, Chris. 2017. “Encapsulation: Inner Worlds and their Discontents.”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Science 10, no. 2: 55–66. Schoot, Ignace, and Charles Mather. 2022. “Opening Up Containmen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7, no. 5: 937–59. Sharma, Sarah. 2020. “A Manifesto for the Broken Machine”. Camera Obscura 35, no. 2 (September): 171–79. Sheets-Johnstone, Maxine. 2011. “The Corporeal Turn.” Journal of Consciousness Studies no. 18: 145–68.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Wadiwel, Dinesh. 2015. The War against Animals. Leiden: Brill. # 第1章　容器技术 *Container Technologies* 佐伊·索菲娅（Zoë Sofia） 关键词：容器；母性供给；海德格尔；技术哲学（CONTAINERS, MATERNAL PROVISION, HEIDEGGER,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 本章重印自佐伊·索菲娅（Zoë Sofia）2000 年发表的〈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原载《希帕蒂娅》（*Hypatia*）“走向澳大利亚”（“Going Australian”）特刊，由克里斯蒂娜·巴特斯比（Christine Battersby）、凯瑟琳·康斯特布尔（Catherine Constable）、雷切尔·琼斯（Rachel Jones）和朱迪·珀德姆（Judy Purdom）编辑，第 15 卷第 2 期：181–201。https://doi.org/10.1111/j.1527-2001.2000.tb00322.x。方括号中的数字指原刊的页码。 *本文超越了对西方哲学中将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这类观念的批判，把容纳重新构想为一种（交互的）主动过程。作者借鉴了技术史研究、一种强调有机体与环境相互依存的控制论认识论，以及关于母性供给的主体间性精神分析理论。一个更出人意料的盟友是海德格尔：本文对他关于承载与供给的论述加以解读，以助于发展一种亟需的容器技术哲学。* 自早期现代科学诞生以来，西方便把自然想象为一位充满宝藏（物质、土地、知识）的大母亲（Big Mother），任人掠夺、重新取用为资源。借助横跨全球的技术与工业事业，另一位“超级母亲”（Super Mother）已在流动资源的母体中被创造出来。我们这些贪婪的大都市居民（以及其他许多人）想要一个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能够顺畅地提供全年可得的时令食物；我们想要 24 小时随时可用的热水、燃气、超市、银行服务等等；我们还想要有助于获取其他商品与服务的技术，比如有线电视、电话、传真、手机、电子邮件（尽管后面这些技术也会把它们所谓的“用户”本身变成流动资源，几乎随时随地都可被取用）。然而，在这一片丰足的供给之中，无家可归的现象却在增加——既发生在人类身上，也发生在栖息地遭到破坏或污染的非人类身上。随着我们逼近这颗星球的极限，资源匮乏的幽灵在地平线上愈发庞大：这颗星球曾被想象为一个无限的资源容器，如今却显露出其本身就是一种有限的资源。在这样的背景下，在思考技术时聚焦于容纳与供给的问题，有助于让我们注意到自己在所生活的世界中对供给所持的种种假设，并引向更宏大的问题：如何维系这颗星球的“促进性环境”，避免其供给枯竭，包括基因库中未来生物多样性的供给。[182] 本文勾勒出一个框架的若干要素，以及以容器与供给——或更一般地说，以重新取用资源（re-sourcing）——为中心的女性主义技术史与技术哲学进路的几个方向。用于容纳与供给的人造物不仅很容易被解读为隐喻意义上的女性之物；它们在历史上也与女性的传统劳动相关联。正如女性在一般的历史与哲学中历来遭到忽视，技术史学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 20 世纪 30 年代也注意到，那些通常与女性相关联的器具（utensils）和装置（apparatus）在技术史与技术哲学中一直被忽略。迄今为止，纠正这一失衡的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落在了女性主义的技术社会研究身上（例如 Cockburn and Fürst-Dilic 1994；Cockburn and Ormrod 1993；Wajcman 1991），我希望自己的贡献能够推动更多关于这些主题的理论工作和历史研究。 为了帮助动摇那种习以为常的假设——即空间只是一个无智能的容器，或者容器只是愚钝的空间——引言部分调动了两方面的思想：一是认识论学者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他的控制论生态学强调有机体与栖息地的相互依存与动态协同演化；二是精神分析学家 D. W. 温尼科特（D. W. Winnicott），他把婴儿描绘为从一个由母亲促成的环境中浮现出来的存在者。接着，借助历史学家芒福德，我考察了我自己家庭生活世界中的容器技术，并论证：对容器及容纳功能的忽视，不仅是西方思想中反母性偏见的结果，也受到容器与器具之不显眼性的助长——它们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痕迹，并不一定在最终产品中显现出来。最后，我转向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他后期（20 世纪 50 和 60 年代）关于技术的著述，对理解容纳与供给在晚期现代时期的重要性提供了若干关键洞见。 ## 智能的情境，或“没有环境，就没有存在者” > 生存的单位是有机体加环境。 > ——格雷戈里·贝特森（1972, 483） 贝特森从 20 世纪 3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学术贡献，横跨人类学研究、控制论、心理学与家庭治疗、生物学和传播学。他在文集《心灵生态学导论》（*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1972）诸篇论文中发展出的关于生存单位的认识论视角，是一种以心灵与主体性之内在性（immanence）观念为基础的控制论视角。它所关注的主体或有机体，其可生存性、能动性、接受性与智能都延伸到“皮肤之外”（这是贝特森反复使用的说法）。有机体不能脱离容纳它的栖息地来加以考虑——当前一场拯救考拉运动的口号“没有树，就没有我”（“No tree, no me”）正说明了这一点——而且“毁灭其环境的有机体也毁灭了它自身”（1972, 483）。意[193]义以差异之转化、转译与嬗变的形式在有机体/环境之中循环（差异即信息，“造成差异的差异”〔1972, 315–17〕）。因此，“个体心灵是内在的，但并不仅仅内在于身体之中。它也内在于身体之外的通路和讯息之中；还存在一个更大的心灵，个体心灵只是它的一个子系统”（1972, 461）。在这一视角中——贝特森的讲演〈形式、实质与差异〉（“Form, Substance, and Difference”，1972, 448–65）对此作了最好的概括——智能并不局限于有意图的自我或我思（cogito）的审慎思虑，而是可以在有机体—环境整体之内、并由该整体所经历的相互适应与协同适应的变化模式中找到（460–61）。环境本身就是智能的承载者（另见 Bateson 1979）。 如果我们比较原型“智能住宅”（smart house）与加贝住宅（GaBe house），就可以把这种贝特森式的控制论智能观念，与那种把控制论理解为自上而下的、以数字为中介的控制的流行观念对照起来。智能住宅（如 Berg 1994 所讨论的）布满线路、可通过电子编程来控制许多男人感兴趣的事物：信息流，以及安保、照明、娱乐、通信和垃圾处理的控制。与此相对，加贝自清洁住宅——由女性建筑师弗朗西丝·加贝（Frances GaBe）于三十多年前设计（Zimmerman 1983；Wajcman 1991, 102）——巧妙地利用容器技术，把家务苦役降到最低；而所谓“智能”住宅仍然需要这些苦役：它那可编程的洗衣机仍然得靠人手装进、取出衣物，洗好的衣物仍然要晾干、折叠等等。加贝住宅拥有利用水、蒸汽和空气的专用橱柜，以及一系列用于清洁的管道和喷头，使脏碗碟可以在橱柜里洗净并留在其中以备下次使用，衣物可以就地洗涤、烘干并继续挂在原处，地板也可以自动清洁。布线住宅之所以显得智能，是因为它拥有可数字编程的组件；而加贝住宅的智能，则内在于它为尽量减少苦役而作的适应之中：它的“智能”浮现于环境对有机体、有机体对环境、家与操持家务者之间动态的相互适应之中。 与贝特森关于生存单位的观点——或者说“没有树，就没有我”的关系——强烈共鸣的，是客体关系精神分析学家 D. W. 温尼科特提出的一句挑衅性论断。温尼科特以其对婴儿生活世界的洞见而闻名： > 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Winnicott 1960, 39 fn）。 或者，如美国精神分析学家托马斯·奥格登（Thomas Ogden）富有助益地扩展的那样： > 根本没有［脱离母性供给的］婴儿这回事（Ogden 1992, 620）。 换言之，离开了促[184]进性的母性情境，婴儿就不存在。这不仅在生理上是真的——人类出生时极不成熟——它也是一个关于本体论（ontology）的陈述：如果没有（m）other〔母亲/他者〕的活动来为自我的养育、浮现与探索创造一个“促进性环境”，人便不可能形成。对温尼科特以及较近的“主体间性论者”（如 Stern 1985）而言，婴儿被视为其环境——即母性供给——的一部分。它离开了自己最初的容器技术（子宫），进入一个子宫外的母体（matrix），在这个空间里，如果一切顺利，它的需求会不显眼地得到供给，而供给者在它的体验中是一位“环境母亲”（environment mother）。它无情地利用着这个看似无人格的存在，只是逐渐地才在一种相互关爱与关切的关系中认识她。 奥格登对温尼科特式进路的评述，突出了早期一种重要的人格机制——投射性认同（projective identification）：在其中，“自我的某些方面并不只是被投射到客体的心理表象之上（如在投射中那样），而是被投射‘进’客体之中”（Ogden 1992, 617）。这建立起容器与被容纳物之间的一种辩证关系，用比昂（W. R. Bion）的话说，它“使……〔婴儿〕得以在一个足够强大、能够容纳其感受的人格中探究他自己的感受”（Bion 1959, 314）。理想情况下，母亲既认同婴儿（通过温尼科特所说的“原初母性贯注”〔primary maternal preoccupation〕以及斯特恩〔Daniel Stern〕所说的“情动调谐”〔affect attunement〕〔Stern 1985, 13861〕），又与婴儿充分分离，从而能够充当其经验的容器和诠释者，“借此让她的在场被感受到，却不被注意到”（Ogden 1992, 620）。 在这一观点中，婴儿的主体性内在于、并浮现于主体间容纳的情境之中： > 〔此处原书引用奥格登（Thomas Ogden）一段文字，大意为：个体的主体性悖论性地以两个主体的存在为前提，二者共同创造出一种主体间性，婴儿正是借此被创造为个体主体；作为主体的婴儿从一开始就在场，但这种主体性在很大程度上存在于婴儿与母亲关系中心理—人际的（容纳/被容纳）维度之中。〕(Ogden 1992, 619) 婴儿所体验的其他空间，是幻想的内部世界和社会技术现实的外部世界；这两者中的某些片段会作为“过渡性客体”（transitional objects）被卷入第三个空间，温尼科特称之为“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1971, 107）。能够在这一潜在空间中安全地游戏，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在自我与（m）other〔母亲/他者〕之间进行协商，是婴儿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温尼科特认为，这还是日后创造性体验与文化生产的基础，后者正是在幻想与现实的边界上游戏（或工作）的。[^f02-1] 在主体形成的主体间性模型中，自我被理解为一个通过各种动态容纳关系而获得形状的存在者；这些容纳关系既建构着、又发生在种种空间之中——这些空间是人际的、想象的、真实的、主动的，既是有意识努力的产物，也是无意识或自[185]动劳动的产物。这些洞见可以如何应用于容器技术？以下清单提示了一些可能的方向： - 促进性环境：有一种适应性智能在起作用，以确保顺畅运行；空间与容器技术或许并不像我们传统上所以为的那样愚钝或静止。 - 容纳：不仅关乎什么承载我们或容纳我们，也关乎我们把自己的东西放进什么之中，并因而与之认同；关乎我们自身有哪些部分是我们能够容纳的、哪些是不能容纳的。 - 原初母性贯注与调谐：这使婴儿与照料者彼此同步；与之对应的技术现象涉及环境/空间/容器对我们的适应程度；一个技术物越是适应于回应甚至预见我们自己的愿望和能力，它就显得越“用户友好”。 - 婴儿的无情：正如我们不会注意或承认（m）other〔母亲/他者〕主动的给予，我们也把容器及其供给的资源视为理所当然，它们只不过是我们从中取东西或往里放东西的空间。 - 作为过渡性客体的玩具或工具：由此我们或许可以理解，工具从来不是纯粹的物质对象，而总有一部分起源于内部世界，也就是说，它总是有意义的，是某种叙事或一组人类目的的一部分。 - 潜在空间：与婴儿的游戏空间——一个介于内部与外部世界之间的想象空间——相对应的，是用于发现与发明的工作空间：作坊、实验室、工作室、图书馆、书房。因此，人们或许可以把温尼科特的“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转换为“根本没有［脱离潜在空间的］发现/发明这回事”。 ## 不显眼者的技艺 那些既与女性传统劳动相关、又与储存、转化和供给的女性器官之隐喻相关的技术形式，过去和现在都对技艺（technics）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却经常在技术史和技术分析中遭到忽视。就像课堂上吵闹捣乱的男孩一样，具有攻击性的工具和充满动力的机器，比容器技术中那些安静地接受、转化的“女性”元素吸引了更多注意。这正是芒福德在以下引文中所概述的视角，第一段出自他在《技术与人类发展》（*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1966）中对定居农业社群兴起的叙述：[186] > 〔此处原书引用芒福德（Lewis Mumford）一段较长文字，大意为：许多学者乐于承认工具是男性身体肌肉与肢体的机械仿制品（锤是拳头、矛是延长的手臂、钳子是手指），却拘谨地不愿承认女性身体同样可以外推——子宫是保护性的容器，乳房是盛奶的罐子；因此他们未能充分重视各种容器恰恰在女性开始作为食物提供者和有效管理者发挥更突出作用之时大量出现这一事实。工具与器具如同两性一样，发挥互补的功能：一个操纵、攻击，另一个停留原地，承载、保护、保存。烹饪、挤奶、染色、鞣皮、酿造、园艺在历史上都是女性的职业，都源自对受精、生长、腐败等生命过程或对灭菌、保存等阻止生命过程的处理，因而必然扩大了容器的作用，离开篮、罐、箱、缸、仓便无法想象。保护、储存、围合、积累、延续——新石器文化的这些贡献主要源自女性及其职业；而在我们当下对速度、运动与空间扩张的专注中，我们往往贬低这些稳定化过程，甚至连我们的容器，从饮水杯到录音带，也被设计得和它们所容纳的材料或所服务的功能一样短暂。〕(1966, 140–41) 芒福德早先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1962〔初版于 1934 年〕）中就容器所受的贬低及其持续的重要性提出过类似观点。在那里，他把机器和工具与容纳和供给的技术区分开来，后者被归类为器具（如篮子或罐子）、装置（如染缸、砖窑）、公用设施（utilities）（水库、渡槽、道路、建筑物）以及现代动力公用设施（铁轨、输电线）： > 〔此处原书引用芒福德一段文字，大意为：对环境的一些最有效的适应并非来自机器的发明，而是来自同样值得称道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的发明；但由于人们的注意力最容易被环境中较喧闹、较活跃的部分所吸引，公用设[187]施和装置的作用一直遭到忽视；而〔工具与器具〕二者都在现代环境的发展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在历史的任何阶段，这两种适应手段都无法被割裂开来，每一个技术复合体都同时包含二者，我们的现代技术复合体尤其如此。〕(1962, 12–14)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女性身体为我们提供了第一个庇护性的容器和供给之源，容器往往被解释为一般意义上的女性之物，芒福德也是这样解释的。不过，尽管我也有兴趣探索容器技术的女性与母性维度，但必须记住，男性的身体和女性的身体一样，除了性别特有的器官之外，还包含许多天然的“容器技术”，包括皮肤、口腔、胃、膀胱、肠道、血管；甚至阴茎也可以算是某种可扩张的容器，眼睛和耳朵也被体验为接受性的器官。实际的容器技术既与女性相关联，也与男性相关联（事实上，一些男性可能对容纳技术格外感兴趣，以此补偿他们自己在生殖容器方面的相对欠缺）。 芒福德哀叹技术史中对公用设施、器具和装置的忽视——他一般统称之为“器具”，而我一般称之为“容器技术”——这种哀叹在某种程度上也适用于技术史与技术哲学：哲学家沉思的原型工具通常不是杯子或碗，而典型地是某种探针或棍子。两个重要的例外是马丁·海德格尔（下文将讨论）和唐·伊德（Don Ihde）。伊德（1990）用于诠释人—技术—世界关系诸种类型的现象学纲领，将容纳列为其四个基本范畴之一。在伊德所称的“背景关系”（background relations）中，技术发挥着庇护所、茧或一个世界的作用；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氛围”，比如核恐惧（1990, 112–15）。这一范畴涵盖了范围极广的技术与关系：从衣服、鞋子或避孕套这类贴身穿戴的容器，到房屋、电影院、购物中心或城市这类可步入的、部分自动化的空间，到船只或潜艇这类漂浮或可潜水的容器；核反应堆安全壳（containment vessels）；以及电脑/电子游戏的虚拟世界。 如果芒福德说得对，即器具或装置与机器或工具各自都“极其重要”，那么一种强调器具/容器一面的技术分析，就可以有效矫正像伊德那样的进路——后者对工具和机器作了精细区分，却把所有器具和空间一股脑归入背景。而如果确实“在历史的任何阶段，这两种适应手段都无法被割裂开来”，那么或许不仅可以研究容器，也可以研究工具与器具的混合体，以及一系列技术和技术整体的类容器方面或功能，包括那些（过于）轻易地被解释为男性[188]或阳具式的技术。这里的例子包括：摩天大楼，如此明显地具有阳具意味，但从内部看却是一个“带景观的子宫”（“womb with a view”）；汽车，其广告一方面强调它阳具式/排泄式的“猛劲”（“grunt”），另一方面强调它如子宫般的舒适和储物空间；计算机，基本上是一种数据储存技术，却常被表现为某种飞行器，甚至在广泛的联网使互联网“冲浪”成为可能之前就是如此。 为什么容器技术在技术史中相对受到忽视？芒福德认为，人们对以女性之名来命名或解释技术存在一种拘谨的尴尬，并偏爱那些充满动力、在某种意义上属于男性的技术。人们或许可以提出，这种忽视与其说与端庄有关，不如说与一种厌女的形而上学有关：这种形而上学把空间表现为一个被动、中性的接受器（柏拉图，《蒂迈欧篇》〔*Timeaus*〕〔1971〕），把母亲表现为一个无人格的滋养器皿（亚里士多德，《论动物生成》〔*The Generation of Animals*〕〔1979〕）。正如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所指出的（Luce Irigaray 1985；另见 Elizabeth Grosz 1995；Sue Best 1995），这种表现的问题在于男人未能长大成人，未能承认自己亏欠于空间/母性环境，亏欠于那些维系这一促进性空间者的劳动。这些劳动几乎总是被认为是“卑微的”，因为它们并不生产某种充满动力、经由英雄式发现而供人惊叹的对象，而是再生产一个不显眼地、逐步地被整理好的空间，这个空间可以被视为理所当然，充当其他活动的背景。 这是一条有说服力的批判路线，但并非故事的全部。问题不只是糟糕的形而上学或厌女症，而是生产与再生产本身的结构。容器是生成的一个结构上必要、却常常无法被承认的前提条件。例如，当你吃蛋糕时，你可能会好奇它的配方和原料，但你通常不会去想那些作用于原材料的筛子、碗或打蛋器，或者烤它的烤箱，或者那台烤箱的电力供应。在工具使用的实践层面上，如果说就连锤子这类猛冲、动态、敲击的物件——正如海德格尔那段著名的描述——都倾向于从使用者的意识中“隐退”（Heidegger 1962a, 98），那么容器就更容易从注意中隐退，被利用却不被注意：存放钉子的不起眼的罐子或塑料袋，放锤子的破旧工具箱，更不用说进行这项活动的棚屋或作坊了。要把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记在心上是困难的，因为这类技术物被设计得不显眼，像环境母亲一样，“让其在场被感受到，却不被注意到”（转述自 Ogden 1992, 620）。因此，容器技术的分析者必须不断地逆着这些物件和空间本身的纹理而工作——更不用说逆着那种把妈妈维持空间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才能把被设计为背景的东西带到前景。 基于这样一种想法——我们与容器的关系有点像[189]我们与环境母亲的关系——我们可以对芒福德的容器技术范畴作如下推测性的解释： - 器具：一般的容器，篮子或碗，或许对应于作为容器的母亲：我们把自己多余的东西倾倒其中，并逐渐将其视为自身的延伸。 - 装置：专门化的容器，如烤箱或大缸，某物可以在其中被创造或转化。装置，以及容纳它的专门化空间（厨房、实验室、作坊），可以被解释为相当于潜在空间：在发现/发明的过程中，内部与外部世界在此得到协商。 - 公用设施：这些可以包括建筑物（从简陋的小屋到购物中心或机场航站楼这类巨大的环境受控空间），以及各种用于动态流动的通道（如管道、电缆、水库）。这些技术再生产出某种类似“环境母亲”的东西：她不显眼地工作，以确保“顺畅运行”，并确保对婴儿的持续供给，同时调节婴儿的身体状态和感受。 ## 将容器前景化：一次家庭调查 为了加深我对容器技术的作用，以及我自己生活世界中一系列技术之容纳维度的理解，我对自己所居住的庇护技术中的厨房/餐厅/起居区域进行了一次调查，调查的视点是我餐桌旁的一台“供人坐的机器”。厨房里的容器包括调味汁瓶、盐瓶和胡椒瓶、锅和平底锅、花瓶、水槽、碗碟架、杯子、玻璃杯、碗；抽屉和橱柜（它们本身就是容器，带有用于承放其他容器和装置的隔板）；一个塞满塑料购物袋的布筒，以及套着其中一个袋子的垃圾桶。此外还有具备专门容器功能、用于加热或保存食物的装置，如电水壶、烤箱、微波炉，以及内部自带一套容器的冰箱。有些容器是策略性地低效的：筛子、滤锅、水槽下水口盖、纸质咖啡滤纸。毛巾和抹布也是某种盛液体的容器。这个传统上属于“女性”的家用设备领域，也并非没有用来对植物、动物和矿物质施加施虐性动作的工具或机器：用于切剁、搅打、穿串、研磨、切丝、捣烂、液化等等的器械。 起居室那一端的容器技术，包括一些舒适的、承托身体的技术（其中最大的一件藏着一个可展开的睡眠装置），一张放着信架、文件夹和信封的桌子。书籍、照片和相册、电话簿、电视机、音响、[190]磁带和 CD：经过反思，我认为所有这些媒介技术都有其类容器的方面。这些电子和印刷媒介以类似记忆之承载功能的方式运作，并在某种程度上类似于巴什拉（Gaston Bachelard）与微缩物相联系的那种空间诗学——微缩物“展开为一个宇宙的维度”，在其中“大被容纳于小”（Bachelard 1969, 157）——它们是储存其他空间和经验的技术。一张 CD 或一盘磁带可以打开一整场音乐会，或一片情感的听觉景观；一本书可以揭示另一个世界。我的手提包和挎包瘫在笔记本电脑旁边的角落里。这台用魔术贴和拉链封在尼龙套中的虚拟储存技术，在我无法感知的维度中运作。我对这个小巧、致密的灰色盒子有一种投射性认同，它是一个不可或缺的假体式大脑，我（通过键盘和鼠标）已将我职业生活的很大一部分嵌入其中。 在起居区和厨房/餐厅区的幕后，对于让这些装置发挥功能至关重要的，是公用设施：燃气管道和阀门、电线导管、给排水系统——全都是诸多用于引导动态流动、确保供给的容器，它们不显眼地把这处住所连接到能量与制度权力的巨大网格之上（只要我持续缴费）。 这次家庭调查揭示的一点，是容器类型的多样性，即便在家中也是如此。我的一些设备接近“经典的”容器或器具，即基本的碗状承载器皿。但容纳也可以由平面和金属丝架来实现，也可以由 CD 或计算机这类硅基储存设备来实现。有些容纳技术是机器或包含机械装置，比如可伸展的桌子或可展开的沙发床。食物料理机基本上是一个碗，配上一把由电动机器驱动的旋转刀片：它是“静态”的碗与“动态”的、由机器驱动的带刃工具的结合。 芒福德对“动态”的工具和机器与“静态”的容器或器具所作的区分，最终是无法成立的。如果按他的说法，“机器与工具之间的本质区别，在于其运作独立于操作者技能和原动力的程度：工具适于操纵，机器适于自动运作”（1962, 10），那么容器技术即便在其最基本的形式中，也带有某种机器性。与需要操纵才能发挥功能的工具不同，容器可以自动地发挥其承载功能：一个罐子可以就那样满满地放在架子上，满负荷地工作着。工具或机器与器具或装置之间的区分，取决于动态/静态的区分；但可以争论的是：承载或容纳究竟只应被视为一个成形空间被动内在的属性，还是应被视为一种行动本身。[^f02-2] 我倾向于后一种解释，这遵循了主体间性论者的论述：主体在一个空间中形成，而这个空间的承载与供给[191]被理解为母性劳动的结果，是需要付出努力和关怀的行动。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从海德格尔对一种容器技术的分析中了解到的，容纳并不是我们起初所以为的那样简单的功能。 ## 海德格尔与壶/物 与许多忽视技术之容纳方面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相反，马丁·海德格尔是一个重要的反例：他相当关注位置、物、空间、容器以及承载与供给的技术。 他的论文〈物〉（“The Thing”，1971c〔初版为 1962b〕）以讨论现代的切近与遥远开篇，其中包含对一把壶的精彩沉思，其中一些对于更一般的容器技术分析颇有意义。首先，海德格尔煞费苦心地论证，壶对他来说并不仅仅是视觉或思想的对象，而是一个通过制作过程被创造出来的物本身，因而“作为器皿，〔它〕自立而独立”（1971c, 167）。壶作为物的特征“在于它作为器皿的存在”（1971c, 169），也就是说，在于它作为容器的容量。海德格尔追问壶的承载功能，认为进行承载的并不是壶那不透水的壁和底。当我们注满壶时，我们是往它的空虚之中倾注，“空虚，即那虚空，才是器皿进行承载的东西。空的空间，壶的这一无，才是壶之为承载器皿所是的东西”（1971c, 169）。制壶者与其说是在塑造材料，不如说是在塑造这一虚空。 海德格尔提出“壶的虚空如何承载？”（1971c, 171）这一问题，并回答说：承载是主动的，并且含混地具有双重性，包括“接纳”（taking）和“保持”（keeping）两种行动。此外，这一作为接纳与保持的双重承载活动，只有通过第三种行动——“倾注”（the outpouring）——才得以完成，借此容器的内容物涌流而出：“对倾入之物的接纳与对已倾入之物的保持是共属一体的。但它们的统一是由倾注所决定的，而壶之为壶正是为了倾注而被制成的”（1971c, 171–72）。海德格尔注意到“涌流”（gush）一词最早的意思是“献祭”，于是他把一种慷慨的、献祭性的、神圣的涌流，与“单纯的倒入和倒出”或酒吧里“单纯的灌装和倾析”区分开来（1971c, 173）。[^f02-3] 与之相对，他所推崇的倾注是一种馈赠：“壶在倾注的馈赠中作为壶而现身。馈赠聚集了属于给予的东西：双重的容纳、容器、虚空，以及作为捐献的倾注”（1971c, 173–74）。倾注的馈赠由此被解释为海德格尔所讨论的容纳诸维度的聚集。 海德格尔关于作为器皿的壶的观念，能够为分析和诠释容器技术的计划贡献什么呢？[192] 第一，重要的是，海德格尔并不认为承载是被动的；对他而言，承载是一种复杂的行动。 第二，有趣的是，海德格尔对这一容器技术的分析最终竟然颂扬溢出。这就把重点从承载转移到了供给。（根据芒福德关于女性器官与容器技术之间关系的评论，人们很容易把海德格尔对献祭性、慷慨倾注的强调，解释为对母性的一种致敬：母亲破裂而出的羊水和过于充盈的乳房，正是赋予生命之涌流的原型。） 第三，记住容器的接纳与保持功能是在“倾注”——或更一般地说，在供给——中得以完成的，我们就可以把壶或瓮这样的承载器皿解释为一种重新取用资源的技术：它可以从一个来源被注满，然后自身又成为它所保持和保存之物的来源。请注意，基本容器技术的这一功能不仅涉及我在此强调的空间维度，也涉及时间性：容器在丰裕时期吸纳，并随时间保持和保存其内容物。正如芒福德（1966）充分认识到的，这是新石器时代最有力的发现：当时容器技术大量涌现，作为平抑食物、材料、水的供给之自然波动的手段，从而为其他文化追求腾出更多时间。 第四，重要的是要注意，海德格尔的壶这一例子对于更一般的容器分析存在某些局限。并非所有容器都被设计成不透水的，或像壶那样能够倾注：有些用于缓慢渗漏，有些用于吸收滴漏，另一些则用于我们希望是永久性的容纳。因此，一种扩展的容器分析就必须考察“失禁”（“incontinence”）——各种容纳的失败：有意的（如滤锅或咖啡滤纸）、灾难性的（如泰坦尼克号或切尔诺贝利），或者仅仅是令人尴尬的（！）。 壶是一种容器技术，它作为一件用具（equipment）而存在于家、教堂、餐馆或酒吧这类用具性（equipmentality）领域之中。但这些场所本身就是各种各样的容器技术，是自身构成（或共同构成）环境和位置的容器。海德格尔 1954 年的论文〈筑·居·思〉（“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1971a）就以这一层级的容器技术为主题，其例子包括房屋、船只、神庙、农舍、一座古桥。该文开篇阐释了“栖居”（dwelling）的观念如何成为德语中表示建筑（bauen）和存在（bin）之词的词根。栖居作为人类生活一种基本的、习惯性的、被居住的状态，这层意义在把建筑（bauen）视为一种生产活动的通常观念中往往退隐了（1971a, 147）。海德格尔想要突显人作为栖居者、建筑作为让—栖居（letting-dwell）的意义。栖居意味着“停留，逗留于一处”（1971a, 146），在海德格尔的阐述中也意味着“珍爱和保护，保存和照料”：“真正的保护是[193]某种积极的东西，它发生于我们事先让某物保持在其本质之中，发生于我们特意把某物归还给它的存在，发生于我们在这个词的真正意义上把它‘释放’到一个和平的保护区之中”（1971a, 149）。 这种人类或其他存在者得以成为其自身的安全保护区的观念，与主体间性论者对母性功能的论述之间存在显著的共鸣：母性功能是主动地容纳一个正在浮现的主体，让它在潜在空间中安全地游戏，以便它能成为它所是的样子。两种情形的重点都不在单一的存在者（主体、物、有机体）上，而在于对一个主动容纳和保存的环境的归属，以及在其中的互动；这个环境是与各种存在者——人类的和非人类的——共享的：“……栖居本身始终是一种与物同在的逗留”（1971a, 151）。与海德格尔把承载视为既是接纳又是保持的观念相平行，他的“让出空间”（making room for）观念也同时涉及容许（admitting）与安置（installing）：“位置容许四重整体，并安置四重整体。这两者——在容许意义上与在安置意义上的让出空间——是共属一体的。作为双重的空间设置，位置是四重整体的庇护所，或者同样可以说，是一座房屋”（1971a, 158）。 在〈物〉一文中，如果海德格尔想要一个真正好的、用于倾注的容器技术例子，他本可以选择一只水桶。但选择壶，就像〈技术的追问〉（“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1977b，初版于 1954 年）中的圣杯一样，强调的是一种可能用于仪式性奠酒的容器。这是海德格尔引入某种神圣感的一种方式，这种神圣感存在于诸元素被聚集到作为“物”的人造物之中。在多篇论文中，海德格尔都写到“四重整体”（the fourfold），即大地与天空、诸神与终有一死者的统一，人类就栖居于其中；在他的诠释中，这四者被视为经由壶、桥、小屋或圣杯这样的物与空间而聚集在一起。尽管我个人对这一观念的某些宗教意味感到不太自在，但我身上具有生态意识的那部分确实认识到，某种类似四重整体的概念是必要的：它可以帮助我们思考，即便是日常物件，也是许多因素的凝聚，这些因素在一个特定的情境或网络中聚集在一起，并且在该情境之外没有存在或“立足之地”（“standing”）。因此，我个人把海德格尔的四重整体转译为一种简便的思考方式，用来思考物、对象如何是许多要素、力量、目的和维度的聚集，其中既有人类的，也有超出人类的。这正是海德格尔在〈物〉中所作分析的要点，他在那里调动了德语中“物”（Thing）作为“聚集”的古义（1971c, 174–77）。物并不像符号或记号那样仅仅表征这样一种聚集：它们只作为那种聚集而存在——那些材料的聚集，那个特定的位置以及空间的塑形与结合，那一组历史与文化的计划与目的，物为之服务，也是其结果。或者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精辟地表述的：“每一个存在者都是一个事件”（1993, 81）。[194] 对我而言，这里的关键主题是浮现（emergence）：物浮现于一种“切近”之中，或者毋宁说浮现于一个“趋近”（nearing）的过程中，这一过程把遥远的要素聚集到自身之中；因此，一个地方性的、特定的对象也是其宏观情境的显现，是世界之世界化（the world's worlding）的一部分（1971c, 177–81）。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就全球化文化中的地方感提出了类似的观点：她写道，“地方也是过程”，任何特定地方都是一个“相遇之所”，是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通信关系的聚集与显现（Massey 1993, 239）。因此，一个地方的独特性与其说由某个单一的、不可避免地被虚构化和同质化的地方社群的某种“本真”历史来界定，不如说由“每个地方都是更广泛的和更地方性的社会关系的一种独特混合这一事实”来界定（1993, 240）。 在海德格尔关于让物在其切近关系中作为世界的一部分而获得浮现之空间的观念，与温尼科特式和主体间性心理学中正在浮现的主体的观念之间，存在一种重要的平行关系。我也希望在别处阐明这些观念与另一观念之间的联系，即技术科学对象作为一个从行动者网络（actor-network）中浮现出来的存在者所具有的偶然性特征。[^f02-4] [^f02-5] 物、正在浮现的主体或社会技术行动者（Latour 1993, 1994），都应在其特殊性中加以理解：不是以孤立考察的存在者之特有属性来刻画它们，而是把它们视为在空间和时间上偶然的显现，是整个环境、场域或网络的一部分。 因此，在温尼科特格言“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的诸种变格之外，我们还可以加上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变体： >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物这回事； 以及一个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变体： > 根本没有［脱离网络的］行动者（人类的或非人类的）这回事； 或许还有一个地理学家的转换： > 根本没有［脱离其全球性的］地方性这回事。 ## 宏观容纳：持存物 现代技术科学时代中容纳与供给的全球秩序化，是海德格尔〈技术的追问〉一文的核心主题。为了揭示现代工具性因果观念的局限，海德格尔对一种类似壶的容器技术——圣礼用的圣杯——的制作进行了亚里士多德式的因果分析。制作圣杯的工匠从事的是一种技艺（techne）实践，这是一种在创造性的、虔敬的“产出”（“bringing forth”）物的过程中揭示世界的方式，它把四因聚集在一起（1977b, 6–12）。海德格尔将这一点[195]与现代那种侵略性地利用资源、大规模生产与供给的模式对照起来（1977b, 14）。古代或前现代欧洲以工匠为主导的生产模式中，艺术与技术在技艺之中交汇；与之相对的是现代，有着大型发电厂、飞机、核反应堆和工业化的科学。海德格尔在〈技术的追问〉及相关论文（尤其是〈世界图像的时代〉〔“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1977a，初版于 1950 年〕和〈科学与沉思〉〔“Science and Reflection”，1977d，初版于 1954 年〕）中对这一时代的分析，把以下诸方面联系起来：把地球作为可计算资源来开发利用，利润驱动的发展的需求，现代研究的特征，依赖装置的科学，以及世界的数学化或“信息化”。“产出”已被化约为某种类似强加与撕扯的东西，即通过一种侵略性的技术科学的“促逼”（“challenging-forth”），迫使世界以供消费的资源和信息的形式揭示自身，海德格尔称这一过程为 Herausforderung（1977b, 14）。如今，大地或一条河流被揭示为可开采资源（如矿石或水电）的来源，其范围和产量都已被事先测绘和计算好了（1977b, 21）。 这种促逼的结果，是海德格尔称为 Bestand 的一种宏观的重新取用资源的技术。这种“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是一个可调动的资源储备，可供即时供给：“处处都被订造为随时待命，即刻上手，而且正是为了能够为进一步的订造而随叫随到”（1977b, 17）。跑道上准备起飞的飞机，正是资源这种随叫随到之可订造性的缩影：飞机看起来可能像一台自主的机器，但它只是为了“确保运输的可能性”而存在（1977b, 17）。另一个意象或许是一排排堆叠起来的大型集装箱（containers），同样随时准备经由公路、铁路或海路运输。在这一现代构型中，使资源可资利用压倒了对物之独特品质的欣赏。对象失去了作为 Gegenstand（对象）——即那抵抗并与之对立之物——的品质，机器也失去了作为自主工具的地位，消融在 Bestand 之中，在那里它只不过是被资源化的世界那抽象的全球网格中又一个“完全不自主的”要素（1977b, 17）。 于是，我们可以为温尼科特式的变格再添一个海德格尔式的变体： >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技术这回事 大众文化把每一台新机器或每一件新商品都当作革命性的奇迹来颂扬。但对于供给的宏观装置（Bestand）来说，用它手头的资源不断供给新的工具/玩具是容易的。更难改变的，并且继续给当代生活与发明打上其特定印记的，是这一宏观装置本身，以及为其排序的重新取用资源与供给的逻辑。海德格尔把那种要求世界将自身揭示为可用资源的、[196]危险的现代技术心态命名为 Gestell（座架）。正如迈克尔·齐默曼（Michael Zimmerman）所解释的，这一框架的危险之一在于，它把一切，甚至我们自己，都变成同样的东西：既非物、非对象，亦非主体，而是原材料、持存物、人力资源：“虽然人类本身永远不可能被完全转化为持存物，但技术化的人类实际上已经成为一个过程中最重要的原材料，而这一过程不再对不同种类的存在者作出基本的本体论区分”（Zimmerman 1990, 215–16）。 海德格尔描述了持存物如何通过促逼世界使自身成为一堆可流动的资源而被创造出来；这一描述暗示的过程，不仅涉及推土机、钻机这类用于开采和解锁资源的“动态”机器，也涉及用于储存和分配这些被解锁之宝藏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 > 这种促逼之所以发生，是因为自然中蕴藏的能量被解锁，被解锁的东西被转化，被转化的东西被储存，被储存的东西又被分配，被分配的东西又被不断重新转换。(1977b, 16) 这段引文几乎同样适用于计算机网络上信息的解码、重新编码、储存与分配，正如它适用于海德格尔所举的莱茵河上的发电厂及其附属配电线路网之例。但除了互联网或电网这类横跨世界的公用设施——每一个都是承载（能量或信息之）动态流动的网络——之外，还有许多其他技术参与资源的分配与转换：从马车到运煤列车，从卡车到货船，还有道路、铁路和港口，更不用说郊区购物中心这家母亲商店（Mother Shop）（Sofia 1996）、不起眼的超市手推车，或无处不在的塑料购物袋了。 Bestand 或许是通过对被解锁资源进行数学上高效的计算和排序的过程而被创造出来的，但它同样且重要地实现的，是确保丰足供给这一目标。这一目标既回应了我们对一位环境母亲的原初要求——希望她顺畅而不显眼地供给我们的一切需要——也与消费社会和利润驱动的发展严丝合缝。容纳与供给的过程，以及帮助从持存物中开采、储存和分配资源的器具、装置和公用设施，并不是前现代的遗物，而是继续界定着晚期现代时期技术之所是的一个根本方面：技术关乎供给，关乎确保获取，关乎迅速使资源可供分配和消费。 我一直在构建的温尼科特“变格”清单，现在包括以下几条： >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物这回事；[197] >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技术这回事。 海德格尔的追随者通常把这两种诠释人造物的方式对立起来：物与四重整体被评价为领会我们与物共在的更丰富、更开放的方式，而技术资源与 Bestand 则被视为贫乏的揭示方式，由一种服务于权力与贪婪的人类中心主义工具理性所滋养。但我在此强调的是二者的相似之处：壶/物与持存物都与聚集、容纳和供给有关。工匠的物（壶、圣杯）之所以显得是一个更好的选择，可以借以领会它在四重整体中所“留住”并“被其留住”的诸存在者和诸要素的聚集，不仅是因为它所唤起的那种人类与非人类相互亏欠的虔敬感，也是因为海德格尔方便地略去了即便在工匠生产模式中也维系着供给的那些凌乱而令人不快的方面。 海德格尔关于圣杯的因果性讨论（1977b, 6–13）略去了一个问题：制作圣杯的银从何而来？然而，材料之所以能出现在铁匠的作坊里——矿石、用于加热和冶炼的煤、用于提炼和加工的装置与工具——只有通过一套先在的技术与技艺才可能：用于开采、运输和储存资源；用于获取或强制人类劳动力（例如古代的奴隶矿工）；以及用于开凿隧道、挖掘、收集、搬运、储存、交易、航运和交付。海德格尔在谈论工匠生产模式时略去了这种开采、运输与供应的活动，从而能够更戏剧性地将其与现代宏观容纳和超大规模供给的强度对照起来。然而，我在此强调的是两种模式对资源供给的依赖，这种依赖在现代被提升为一项支配性原则。此外，我认为，不仅仪式中使用的神圣之物，而且高科技持存物中的任何可流动资源，都可以从其联系的角度来加以领会——即便不是与宇宙的四重整体相联系，至少也与社会技术存在的全球多重整体（multifold）相联系。事实上，把当代的技术事实（technofacts）拆解为其行动者、关系和效应（未必总是有意的或可欲的）的地方与全球网络，常常正是学院中技术的物质符号学家（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和行动者网络理论家）以及更广泛社会中的环保团体和消费者团体的任务。 ## 结论：根本没有……这回事 在本文中，我（在芒福德的帮助下）盘点了在技术史上和在我自己家庭生活世界中具有重要意义的一些容器技术，并收集了一些理论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在对容器与容纳之不显眼技艺的更持续的分析与诠释中得到发[198]展。贝特森、温尼科特（以及此处未讨论的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的视角可以为这一计划作出贡献，因为他们都强调容纳着演化中或浮现中的存在者的背景或情境。我已论证，对容器及容纳功能的忽视，不仅是西方思想中反母性偏见的结果，也受到容器之不显眼性的助长——它们在生产中所起作用的痕迹，并不一定在最终产品中显现出来。然而，正如我借助芒福德和海德格尔所提示的，容器（器具、装置、公用设施）确保供给的功能，在那种动员资源使其作为持存物随叫随到的现代技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容器技术计划被构想为对技术诠释中阳具中心偏见的一种矫正，也被构想为一种途径：超越对西方传统上将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那些观念的批判，转而探索和发展更新近的观念，即在一个存在者—环境复合体中，什么算作智能，以及智能位于何处。除非我们更好地关注容纳与供给的问题，否则我们将误认日常大都市生活世界的技术特征：这一生活世界依赖于大型公用设施网格，并包含许多工具—器具、机器—容器的混合体（阳具式子宫般的摩天大楼，带刀刃的碗式食物料理机）。尽管我希望，某些技术在隐喻上或功能上属于女性的这一观念，能够增加女性主义对技术研究的兴趣，并有助于动摇技术本质上属于男性的观念，但我并不打算奉行一种框架，把工具或机器设定为男性的、阳具的、“坏的”，而把具有救赎性的器具或容器设定为本质上女性的、母性的、“好的”。更有意思的是芒福德的观点：工具与器具是技术适应中不可分割的手段。用于穿透秘密、解锁资源的动态机器，帮助建立起一个横跨世界的储存与分配、容纳与供给的网格：两种“适应手段”在晚期现代技术复合体中紧密地相互联系。 温尼科特的挑衅性论断“根本没有婴儿这回事”，对我而言已经成为一项指令：学会把正在浮现的存在者思考为被容纳于一个促进性环境之中。最后，让我把我对这一观念所作的各种“变格”（外加几条我在此只能略作暗示的）汇集起来，不是把它们作为结论，而是作为进一步探究的基础： - 根本没有［脱离母性供给的］婴儿这回事 - 根本没有［脱离环境的（贝特森）］有机体这回事 - 根本没有［脱离网络的］行动者这回事 - 根本没有［脱离潜在空间——实验室、工作室、书房等——的］发现/发明这回事 [199] - 根本没有［脱离作坊、用具性领域的（海德格尔）］工具这回事 - 根本没有［脱离四重整体的（海德格尔）］物这回事 - 根本没有［脱离持存物的（海德格尔）］技术这回事。 *我要感谢〔《希帕蒂娅》的〕编辑们，尤其是雷切尔·琼斯，感谢她们极有帮助的意见和耐心，也感谢她们在沃里克会议期间（当时我暂时拄着拐杖）对我的悉心照顾。还要感谢在沃里克以及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墨尔本大学和西悉尼大学听过本文不同版本口头报告并提出问题的人们，以及那些提供了非常有用的意见和批评的读者。我还要感谢我的同事安娜·吉布斯（Anna Gibbs）博士向我介绍了奥格登和斯特恩的著作。* ## 注释 [^f02-1]: 这一潜在空间对于语言、诗学、美学和哲学的意义，已在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围绕阔纳（chora）概念的著作中得到探讨。见 Kristeva 1981, 1984。 [^f02-2]: 关于容器与机器之间关系的进一步讨论，包括机器从属于容纳之目的的问题，见 Sofoulis (1999)。 [^f02-3]: 当然，一个对容器技术本身感兴趣的人，并不一定要作出同样的评价。“单纯的灌装和倾析”的技术，其值得关注的程度并不亚于倾注和涌流的技术；而通过比较和对照它们，我们就可以具体说明不同种类和用途的容器，以及注满与溢出之间不同的关系模式。 [^f02-4]: 关于行动者网络理论，见 Wiebe E. Bijker and John Law 1992；Wiebe E. Bijker,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1987；Andrew Pickering 1995。 [^f02-5]: 〔这些“别处”之一，是 Sofoulis (2002) “Post- Non- And Para- Human: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Personhood”，由 Gaby Gehlen 译出，收于 *Future Bodies: Zur Visualisierung von Körpern in Science und Fiction*，Marie-Luise Angerer、Kathrin Peters、Zoë Sofoulis 编，Wien: Springer, 273–300。其中一个核心主题，是不同技术及其他非人类在塑造性别之地理上与文化上特定的表现和表演方面所起的作用。一个类似探究的例子，是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在本书中的章节，它把手提包视为一种容器技术：它在公共空间与私人空间之间起中介作用，同时与一个人社会自我的呈现紧密相连，并要求特定的身体姿态。——Z. S. 2023〕 ## 参考文献 Aristotle. 1979. Generation of Animals. Translated by A. L. Peck. Aristotle in Twenty-Three Volumes. Vol. XIII. Loeb Classical Library. 1942. Reprint,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Bachelard, Gaston. 1969. The Poetics of Space. Translated by Maria Jolas. Boston: Beacon Press. Bateson, Gregory. 1972.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New York: Ballantine/Random House. ———. 1979. Mind and Nature: A Necessary Unity. New York: Dutton. Berg, Ann-Jorunn. 1994. “A Gendered Socio-technical Construction: The Smart House.” In Bringing Technology Home: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a Changing Europe, edited by Cynthia Cockburn and Ruza Fürst-Dilic, 165–80. Birm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Best, Sue. 1995. “Sexualizing Space.” In Sexy Bodies, edited by Elizabeth Grosz and Elspeth Probyn.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 Bijker, Wiebe E., Thomas P. Hughes, and Trevor Pinch, eds. 1987.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Technological Systems. Cambridge: MIT Press. Bijker, Wiebe E. and John Law, eds. 1992. Shaping Technology/Building Society: Studies in Sociotechnical Change. Cambridge: MIT Press. Bion, W.R. 1959. “Attacks on Linking.”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40: 308–15. Quoted in Thomas H. Ogden, 1992, “The Dialectically Constituted/Decentred Subject of Psychoanalysis. II. The Contributions of Klein and Winnicot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3: 613–26. Cockburn, Cynthia and Ruza Fürst-Dilic, eds. 1994. Bringing Technology Home: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a Changing Europe. Birm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Cockburn, Cynthia and Susan Ormrod. 1993. Gender and Technology in the Making. London: Sage. Grosz, Elizabeth. 1995.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The Politics of Bodies. St Leonard’s, NSW: Allen and Unwin/Routledge. Heidegger, Martin. 1954. Vorträge und Aufsätze. Pfullingen: Günther Neske. ———. 1962a. “Analysis of Environmentality and Worldhood in General.” In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ie and Edward Robinson, 91–114.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62b. Die Technik und die Kehre. Pfullingen: Günther Neske. ———. 1971a. “Building Dwelling Think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141–59.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1b.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1c. “The Thing.” In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Albert Hofstadter, 163–80.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7a.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115–53.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7b.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3–35.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7c.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 1977d. “Science and Reflection.”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lated by William Lovitt, 155–82. New York: Harper and Row.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Irigaray, Luce. 1985. Speculum of the Other Woman. Translated by Gillian C. Gil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Kristeva, Julia. 1981 [1977, 1979]. Desire in Language: A Semiotic Approach to Literature and Art. Translated by Thomas Gora, Alice Jardine and Leon S. Roudiez. Oxford: Basil Blackwell. ———. 1984 [1974]. Revolution in Poetic Language. Translated by Leon S. Roudiez.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tour, Bruno. 1993.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 Translated by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1994. “Pragmatogonies.” American Behavioural Scientist 37, no. 6: 791–808. Massey, Doreen. 1993.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edited by Anne Gray and Jim McGuigan, 232–40. New York: Edward Arnold. Mumford, Lewis. 1962 [1934]. 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 1966. Techn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201] Ogden, Thomas H. 1992. “The Dialectically Constituted/Decentred Subject of Psychoanalysis. II. The Contributions of Klein and Winnicott.”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73: 613–26. Pickering, Andrew. 1995. The Mangle of Practice: Time, Agency, Scienc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lato. 1971. Timeaus and Critias. Translated by Desmond Lee. Harmondsworth: Penguin. Sofia, Zoë. 1996. “Spacing Out in the Mother Shop.” In Motherlode: Excavation, Exploration and New Possibilities, edited by Stephanie Holt and Maryanne Lynch. Melbourne: Sybylla Press, 120–8. Sofoulis, Zoe. 1999. “Machinic Musings with Mumford.” M/C – a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2, no. 6 (“machine” issue, September). https://doi.org/10.5204/mcj.1781. Stern, Daniel.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Basic Books. Wajcman, Judy.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Winnicott, D.W. 1965. “The Theory of the Parent-Infant Relationship.” In The Maturational Proccesse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179–92.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niversity Press. ———. 1971. Playing and Reality. London: Routledge. Zimmerman, Jan, ed. 1983. The Technological Woman: Interfacing with Tomorrow. New York: Praeger. Zimmerman, Michael. 1990. Heidegger’s Confrontation with Modernity: Technology, Politics, Art.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 第2章　回望容器 *Containers, Retrospectively* 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关键词：容器、容纳、行动者网络、泡泡隐喻、电子艺术（CONTAINERS, CONTAINMENT, ACTOR-NETWORK, BUBBLE METAPHOR, ELECTRONIC ARTS） *本章以自传式的回顾，考察〈容器技术〉（Sofia 2000）一文的背景，其中包括对太空与科幻文化的研究，以及 1990 年代关于女性与电子艺术的研究——“智能空间”的观念正是由此而来。本章反思该文的若干偏向与不足，并概述近年的学术研究如何厘清了两者之间的区分：一方面是作为在其内部承载事物之对象的容器，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过程的容纳，即把由实体、事物与场所构成的、渗漏而偶然的网络维系在一起的过程。对疫情中泡泡隐喻的讨论，探讨了这一区分的若干方面。容器可以被设计用来保存、保管与承载；容纳则相反，它可能通过改变世界各部分之间的关系而激发世界的变化。* 〈容器技术〉（第1章）在本书中重刊，为我提供了一个机会，去反思那篇文章的背景，并承认其若干偏向与不足——后来的学者（包括作者本人）一直试图纠正这些问题。本章考察曾为该文提供思想养分的一些空间观念，并通过讨论新冠（COVID-19）疫情语境下的“泡泡”，来梳理容器与容纳之间的区分。 ## 科幻文化 ### 朱庇特空间 我对容器的兴趣，其前史在于我在科幻研究以及后来对女性电子艺术家的研究中所辨识出的一些空间观念。在西澳大利亚默多克大学（Murdoch University）读荣誉学位的那一年，我在高科技神话中辨认出一个关键的空间：大脑即子宫的隐喻，我称之为“朱庇特空间”（Jupiter Space）（Sofoulis 1979; Sofia 1984）。这个术语取自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 A Space Odyssey*）中的一个高潮时刻：在那里，它在言语上指的是木星附近的外太空，同时在视觉上指的是银幕上所呈现的“发现号”（Discovery）飞船电脑哈尔（HAL）那红色的、子宫般的内部。[^f03-1] 在希腊—罗马神话中，宙斯（朱庇特）生下了女神雅典娜（密涅瓦），她从他的头颅中一跃而出，生来便已成年。我把这看作一则男性神话，在精神分析的意义上与男孩对女性生育力的嫉羡相关联，也与随之而来的、通过生成“心智之子”（mind children）来绕过这一匮乏的欲望相关联。 1980 年代，朱庇特空间的意象在电影中、在《Omni》和《Wired》这类大众科技杂志上的高科技产品广告中十分流行。高科技的脑—子宫是一个母体（matrix），在其中，外太空、电脑或大脑空间之间被建立起视觉上的平行关系，其形式常常是笛卡尔网格，或者是硅芯片或电路板、摩天大楼的立面以及城市交通网格。在这一空间之中、以此为背景，漂浮着各种高科技产品，从宇宙飞船、机器人到汽车、电脑或高保真音响系统（图1；Sofia 1987）。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注：朱庇特空间情结。 1980 至 1986 年间，我住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克鲁兹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在其意识史（History of Consciousness）博士项目中继续研究朱庇特空间以及“科幻文化”的其他神话。我入学成为博士候选人之时，恰逢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作为女性主义理论教授加入该项目。我荣誉学位论文中的思想英雄之一、精神分析史学家诺曼·O. 布朗（Norman O. Brown）仍在任教，而海登·怀特（Hayden White）是项目负责人。[^f03-2] 这个跨学科项目中的其他研究生，有的从事 STS（科学、技术与社会）研究，有的从事女性主义、性别、酷儿与种族研究，有的从事文化理论，有的从事民族志。我们的教授教导我们认真对待故事、神话与隐喻（以及其他修辞格），并成为能够在不同知识框架之间、跨越不同知识框架进行协商的比较认识论者。[^f03-3] ### 启蒙与再资源化 科幻电影与高科技大众文化是我博士研究的主题，但我的博士论文最终聚焦于玛丽·雪莱（Mary Shelley）的《弗兰肯斯坦》（*Frankenstein*），以及关于科学好奇心、发现、视觉与启蒙的隐喻（Sofoulis 1988）。其中有两个重要的空间形象：一是“lumen”或光孔（lumen 既指光，也指开口），一个通往启蒙的、既是眼睛的又是阴道的入口；二是科学家的实验室——弗兰肯斯坦那“污秽造物的工坊”——其中容纳着排泄性生产的作品，即启蒙的阴暗面。子宫嫉羡的观念借由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关于前俄狄浦斯期的精神分析研究得到扩展，尤其是关于认知癖（epistemophilia，即最初针对性与生殖的好奇心）的作用，以及关于侵入并劫掠母亲身体以获取好对象与坏对象的幻想（图2）。玛丽·雪莱笔下那啃噬着死去母亲身体穿行而过的墓虫形象，被我视为永远好奇的科学家的隐喻：他执着于一种认知癖式的追索，在半明半暗中挖掘知识与资源，这些知识与资源据称将造福人类，同时又使男人得以在没有女人直接参与的情况下进行繁衍。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注：克莱因式的母亲与孩子（仿《异形》，1979）。 补充这一精神分析视角的，是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关于技术的著作，以及启蒙的计算理性——这种理性涉及开采地球资源，以形成可被调动用于生产的“持存物”（Bestand）。[^f03-4] 论文的一个要点是把这些不同的观念与“升华”（sublimation）概念联系起来，并追问：与认知癖相关联的那些反常的、非道德的口腔施虐与排泄幻想，是如何在当代高科技生产中备受珍视的产品与基础设施里获得公共表达的。升华即再资源化（re-sourcing）：从源头开采材料，对其加工并与其他材料组合，再通过一种“第二自然”将其重新发放出去。这可以是污秽造物的工坊，也可以是高科技文化的母体——在那里，闪亮的商品仿佛从外太空降临，完整成形，即插即用。 与化学意义上的升华不同——在化学升华中，物质直接从固态转变为气态，而不经过中间的液态阶段——在高科技生产中，升华的印象是通过全球化、漫长而复杂的供应链以及离岸制造等手段实现的。这些手段把闪亮商品（shiny goods）的消费者，与那些不得不由贫困地区、矿区和工业区的他人去忍受的排泄性的“黏腻坏物”（slimy bads）分隔开来。开采、精炼、生产与运输这些凌乱的中间阶段被忽视或掩盖，于是“黏腻乃是崇高的秘密”（slime is the secret of the sublime）（Sofoulis 1988）这一点依然成立。 这种通过置换而实现的“升华”把戏，赋予消费者一种奢侈：他们可以对同样被打包进其珍爱的闪亮商品之中的剥削、牺牲、破坏与污染浑然不觉。越来越多的环保与消费者倡导者以及股东，正要求更多地了解生产所涉及的材料与过程，并要求对此进行问责；而人文地理学和 STS 等学术领域，则为研究复杂的全球生产网络与消费文化提供了“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s）。例如，在关于看似无形体的“云”与“网”的计算机话语中被掩盖的那些“黏腻坏物”，近来已成为批判性研究的对象（Lebel 2016; Hogan 2015; Crawford 2021; Pitron 2023）。 ### 母亲商店 1986 年回到澳大利亚之后，我在默多克大学讲授文化、传播与女性主义研究方面的多门课程。与符号学本科生一起进行的田野工作，使另一个令人感兴趣的技术空间进入了焦点：郊区购物中心——一个封闭的、气候受控的环境，我将其解读为一种宇宙飞船。由此产生的文章（〈在母亲商店里神游太空〉［“Spacing Out in the Mother Shop”］，Sofia 1990; 1996b）运用了再资源化的观念，思考购物中心——它那似乎取之不尽的、令人渴望的“闪亮商品”供应，通过一个由隧道与小巷构成的不可见的内部网络，由送货卡车秘密补给——如何构成了那种使消费者远离“黏腻坏物”的逻辑的一部分。这种把消费品与其来源“隔开距离”（spacing out）的结构，使得对消费、过度消费或超支的责任，得以从那些在改造地球之最前线的企业、基础设施与工人（劳工、矿工、司机、工程师等）身上转移开去。取而代之的是，对消费的指责与责任被置于个体购物者身上——在历史上，这一形象的典型是一位为家庭操持供给的女性。 ## 智能空间与艺术品—网络 在圣克鲁兹期间，能够结识几位 20 世纪的著名学者并随他们学习，是莫大的荣幸，尽管遗憾的是，我当时过于专注于自己的问题，没有太关注教授们的著作。不过，到了 1990 年代，我确实重新回到了哈拉维，尤其是她的〈赛博格宣言〉（“Manifesto for Cyborgs”）（Haraway 1985）（Sofoulis 2002b; 2015），因为那时哈拉维的赛博格以及“社会—技术”（the socio-technical）的观念正在 STS 之外获得影响力。1990 年代中期，我横跨大陆，转到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并有了新的研究生需要指导；我们中的一些人与墨尔本大学（Melbourne University）科学史与科学哲学系的教师和研究生组成了一个松散的网络，一路上又吸纳了其他人，从 1990 年代中期开始的若干年里举办了各种活动，交流知识与文稿。[^f03-5] 〈容器技术〉中关于空间观念的一些理论贡献，源自我在 1990 年代对教育计算与性别（Sofia 1993）以及对女性电子艺术家（例如 Sofia 1996b）的研究。关于女性艺术家的工作，大部分是与弗吉尼亚·巴拉特（Virginia Barratt）合作完成的。她是澳大利亚艺术团体 VNS Matrix 的成员，该团体的〈21世纪赛博女性主义宣言〉（“Cyber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VNS Matrix 1991–92）试图在男性主导的赛博空间领域为女性争得一席之地。[^f03-6] 女性在装置艺术领域的贡献之活力引人入胜、数量之多，令我印象深刻。装置不仅仅供视觉观照，它们构成了能够环绕乃至吞没参观者的环境，带来一种沉浸式体验，提供一个让参观者的身体可以与其他身体和物体互动的空间。新近可用的个人计算技术——借助它可以对其他机器进行编程——以及无线和红外传感器、微型监控摄像头等价格低廉的电子设备，使得创作能够探测并回应参观者在场的作品成为可能。例如，诺拉·法曼（Nola Farman）与安娜·吉布斯（Anna Gibbs）的装置《问题的核心》（*The Heart of the Matter*，约 1994）是一间灯光昏暗的起居室，其中有一把扶手椅，椅上放着一颗巨大的塑料心脏，心脏由内部一盏脉动的灯照亮。探测运动的传感器使参观者靠得越近，心脏跳得越快（图片见 Farman 2023）。在萨拉·沃特森（Sarah Waterson）的装置《绘制情—动》（*Mapping E-motion*，1992–94；见 Sofia 1996b, 8–9）中，不显眼地安置的运动探测器，使安装在有机玻璃上的、由不同乳房翻制而成的乳胶模型能够对画廊参观者的运动作出回应：它们会脉动、“勃起”，或发出细小的啾鸣声。观看这些乳房的参观者可能要过一阵子才会意识到，正是他们自己身体的运动在影响着这些乳房的运动：他们不再仅仅是观看者，而是被卷入了我（本着拉图尔［Bruno Latour］及其他行动者网络理论家的精神）所称的“艺术品—网络”（artwork-network）之中——一个由身体、技术与空间中的物体构成的互动性组装体。这个空间不再仅仅是广延物（res extensa），即事物在其中占据位置的那种盲目而愚钝的空无，而是已经——尤其在女性创作的当代装置作品中——成为一个互动的、有回应的、具有能动性的智能空间。 为了探讨这一智能空间的观念，我借鉴了朱莉娅·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关于阔纳（chora）的理论，以及这些理论的先驱——精神分析学家温尼科特（Donald Winnicott）与费尔贝恩（Ronald Fairbairn）所阐述的过渡性客体与过渡性空间的观念，以及“环境母亲”（environment mother）的观念。丹尼尔·斯特恩（Daniel Stern）（1985）关于不同种类前语言互动的图式，对于理解装置如何运作非常有用：例如通过“活力效应”（vitality effects）——运动、灯光、声音——唤起短暂的多感官体验，或者通过“核心关联”（core relations），即人与物体作为身体一起在空间中共存、互动，四处晃荡。斯特恩关于人际互动的图式，与哲学家唐·伊德（Don Ihde）（1990）的技术现象学纲领之间，存在着一些有趣的部分平行关系。伊德区分了具身关系（工具重塑知觉经验）、诠释学关系（技术呈现为一个可诠释的、进行诠释的界面）、他异关系（与作为“他者”、作为第二自我的技术的互动），以及——我最感兴趣的那一类——背景关系，或者说我逐渐将其视为容器技术的东西：它们包裹着我们或承载着我们，从衣服、鞋子和栖身之所，一直到像购物中心那样精心营造的、气候受控的人工环境。其中不少观念被汇集在一章之中，该章把（《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企业号”星舰（Starship Enterprise）作为智能空间的一个例子加以分析——这种智能空间可以作为叙事中的一个角色出现（Sofoulis 2001；斯特伦格斯与索福利斯，本书第10章）。 ## 容器谵妄 我早期的工作属于一项技术—生态—女性主义计划，它批判高科技神话（“科幻文化”），视之为对反常而具破坏性的男性认知癖幻想与生殖幻想的升华。但是，在研究了女性在与高科技的创造性游戏中所做的事情之后，同时一边讲授符号学、女性主义、文化与技术方面的课程，一边经由伊德的现象学被重新引回到海德格尔式的技术哲学兴趣之中，我已准备好从一种不那么否定的（或许可以说更哈拉维式的）视角来审视性别/文化/技术问题。在回顾了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的历史论述——包括他对工具、器具与机器的区分，他对技术史中阳具中心与机器中心偏向的批判性观察，以及他关于那些其形式与功能暗示着母性与生殖能力的技术的观念——之后，我开始思考一种女性主义的技术哲学可能会是什么样子。我没有从一种典型的社会学立场出发——即考察“女性与……”或“……中的女性”这类问题——而是以一种更具思辨性与诠释性的方式，去探究那些可以被视为隐喻上具有女性特质、或者执行着母性或女性功能的技术，并聚焦于容器。我将此与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关于有机体/环境关系的观念，以及海德格尔关于技术与承载的部分思考联系起来。〈容器技术〉就这样诞生了。它最初于 1998 年在华威大学（Warwick University）举行的“走向澳大利亚：重构女性主义与哲学”（Going Australian: Reconfiguring Feminism and Philosophy）会议上发表，后来与该会议的其他论文一起刊登在《希帕提娅》（*Hypatia*）的一期特刊上（2000）。 2001 年，我在波鸿鲁尔大学（Ruhr Universität Bochum）担任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客座教授，在几所大学做了〈容器技术〉的报告，同时讲授一门硕士课程，其中布置了一项以容器为主题的作业。2000 年代初至中期回到澳大利亚后，我设法让一些同事和研究生对容器产生了兴趣。我们大约 10 个人在文化研究中心（Centre for Cultural Research，即现在西悉尼大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举办了一次研讨会，以简短的报告概述我们所计划的一本书各章的关键观念。2006 年，梅雷迪丝·琼斯（Meredith Jones）、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迪内什·瓦迪维尔（Dinesh Wadiwel）和我在堪培拉大学（University of Canberra）举行的澳大拉西亚文化研究协会（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年会上，组织了一场关于容器技术的专题小组。 从这些经历来看，首先，正如我所希望的那样，容器技术的观念可以很容易地被他人采纳、应用或拓展；其次，我认识到了“容器谵妄”（container delirium）：一旦你开始寻找容器，你就能在任何地方找到它们。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被视为容器，这使得这个概念几乎过于不加区分，以至于难以成为一个有用的概念。正如英格丽德·理查森经常援引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约翰逊（Mark Johnson）（1980a; 1980b）来提醒我的那样，这种无处不在，是因为容器是一种基本的本体论隐喻，它植根于我们对自身身体以及那些有内与外、能够在内部承载某物之事物的身体经验。调动这一隐喻，“涉及把实体或实质的地位投射到某种本身并不具有这种地位的东西上”（Lakoff and Johnson 1980a, 196）。换言之，把某物称作容器，是一种隐喻性的举动，它可能使该物显得比它实际所是的更像一个物——这是一种物化（reification）。 回过头看，我意识到自己在偏向把容器技术视为对象这一点上，成了物化的牺牲品。尽管我是出于对智能空间的兴趣而接近容器的；尽管我宣称自己的兴趣在于“通过将容纳重构为一种（互）动的过程，来超越对西方哲学中把空间视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观念的批判”（第1章，19）；尽管我借助海德格尔来思考“持存物”中资源的调动——但归根结底，我仍然相当固守于把容器技术看作一个物的观念，并没有大胆地去探索容纳的互动过程。在我心目中，典型的“容器”是一只密封的玻璃罐、一个特百惠（Tupperware™）保鲜盒[^f03-7]、一台冰箱，或者也许是一座房子。这种偏向的一个症状是，我很难确定该如何看待那些让事物从中流过（或溢出）的管道与渠道。它们显然属于承载与容纳的领域，却似乎又不是我所想象的那种容器。而且，虽然我的文章曾简短提及过滤器或滤锅之类的多孔容器（28），曾略微触及“失禁”（incontinence）和灾难性的容纳失败（31），也讨论过“喷涌而出”的能力（30），但我不记得自己曾经思考过：在界定容器时，渗漏性或许与承载同等重要。 ## 跳出盒子 其他学者对容器理论的应用，帮助我走出了塞满封闭的容器—物的壁橱，并让我更多地了解到渗漏与渗出在容纳领域中所扮演的构成性角色。例如，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2019）在对泄密、吹哨与黑客行为之性别化社会技术的细致讨论中，把与社交媒体相关联的数据库讨论为本质上渗漏的容器。她们援引了那种卑贱的（abject）、失禁的母性身体——女性主义精神分析哲学曾把它辨识为理性之人那隐含地有节制的、受规训的身体的对立面：这是一个边界不清或经常遭到侵犯的女性身体，而女性自身则在话语上被贴上失禁的标签，被称为长舌妇、“大嘴巴”和泄密者。两位作者有益地提醒了我：一个在隐喻上具有女性/母性特质的容器，或许不只是承载与保管，也会泄漏与渗出；它可能在本质上、必然地就是失禁的。她们（继温蒂·春［Wendy Chun］与萨拉·弗里德兰［Sarah Friedland］2015 年的研究之后）辨识出一种泄漏的政治：一种典型的企业修辞策略是，把泄漏归因于容器的一次性故障，或某个不良行为者的多嘴多舌，而不承认可渗透性与渗漏性是有意为之的、具有功能的设计特征——两位作者的首要例子，是卷入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的社交媒体数据库。 我对失禁如何在容器与容纳之区分中发挥作用的理解，最近因伊格纳斯·肖特（Ignace Schoot）与查尔斯·马瑟（Charles Mather）的一篇论文（2022；本书导论中有所讨论）而得到澄清。他们梳理了“容器”的各种定义，发现除了“能在内部承载某物的对象”这一主流含义之外，还有一组更古老的“contain”（容纳）一词的用法，其词源来自拉丁语 con-（一起）加上 tenēo（承载），在这些用法中，容纳可以意指“维系在一起”（holding together），就像在一个组装体或网络中那样。他们对容纳的“打开”向我表明，如何把〈容器技术〉的主题与我在原文中遗憾地略去的行动者网络/STS 视角重新联系起来；[^f03-8] 它也为把通过管道、管线与网络进行的容纳工作概念化提供了一个框架，而这一点在我那种物化的容器—对象路径中发展得很不充分。 容器本身作为一种联网装置的观念，在唐娜·哈拉维为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K. Le Guin）的手提袋一文所写的导言中十分突出。她写到在哥伦比亚一次工作旅行中收到的三只手工编织的 mochila（手提袋），说它们“各自把那些制作 mochila 的人和那些携带 mochila 的人，置于如今岌岌可危的诸世界之中”（2019, 10）。即使是空着的，每只 mochila 也承载着故事、意义，以及关于它所来自的那些人与土地的复杂困境、威胁与韧性的背景叙事。对哈拉维而言，了解那些故事及其讲述者，意味着“我已被收集进这只手提袋之中”（18），因此，她对于使那些他者的故事与声音得以被承载、被听见负有某种责任。 ## 疫情泡泡 在我们 2021 年的容器技术工作坊上，我谈到了泡泡（bubble），这个词当时在围绕应对新冠（COVID-19，或 SARS-CoV2）疫情的话语与实践中十分突出。泡泡吸引我之处在于，它是一个“名声不佳的”或不够格的容器的例子，对它的讨论或许可以缓解 2000 年那篇文章的一些偏向。典型的肥皂泡是一种转瞬即逝的结构，除了让人对一层闪亮、飘浮的薄膜投以片刻注意之外，它保管或承载任何东西的能力都很有限。泡泡隐喻长期以来被用来描述以骤然崩溃告终的市场膨胀，比如“房地产”泡沫、“互联网”泡沫和“科技”泡沫。类似地，“思想泡泡”（thought bubble）是一个轻蔑的说法，指一组轻率而缺乏根据的想法，它冒出来只是为了消散于无形——用澳大利亚的说法，就是“脑屁”（brain-fart）。 撇开肥皂泡不谈，泡泡持续的时间对其物理定义而言并非本质性的；在物理上，泡泡不过是一种物质被另一种物质包裹起来。一层脆弱的肥皂膜暂时承载着一定体积的空气，而地质意义上的泡泡（例如晶洞[^f03-9]）则可以存续亿万年。当作为社会群体的隐喻来使用时，泡泡与其说像一个用来把东西关在里面的容器，不如说更像肖特与马瑟所描述的那种容纳过程，即把由诸实体构成的互动性组装体维系在一个渗漏但半稳定的网络之中。正如迪伦·马尔文（Dylan Mulvin）与凯特·麦金尼（Cait McKinney）在根据此次疫情重新审视艾滋病（HIV-AIDS）泡泡时所理解的那样，“泡泡［既是］一种过滤技术，又是一种‘结构中的结构’——一个与更广阔的社会世界进行有限的、受限制的或经过处理的互动的地带”（2023, 3）。 《韦氏在线词典》（Merriam-Webster）把泡泡的一般社会含义定义为“一个封闭或孤立的经验或活动领域，在其中，一个同质社群中志同道合的成员支持并强化他们共有的观点”（2021）。例子包括“自由派/保守派泡泡”，或围绕社交媒体平台与网络群组形成的社群，以及以政治权力中心为基地的政客、幕僚与媒体精英，例如威斯敏斯特、华盛顿（也被称为“沼泽”）以及澳大利亚首都堪培拉。“堪培拉泡泡”（Canberra bubble）被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 Centre）评为 2018 年度词汇，用来指联邦政客的自我沉溺；这些政客常常以一种民粹主义的姿态援引这个词，“以便与堪培拉泡泡拉开距离，说他们不是其中的一部分”（Hayne 2018），而他们当然是。或者，他们用这个词来回避记者关于政治细节的提问，把这些问题判定为泡泡之外无人关心的事——这是一种虚伪的姿态，因为媒体和政客都知道，公共利益新闻恰恰依靠来自泡泡内部的泄漏而兴盛。正如 2021 年澳大利亚“#MeToo”运动中的女性主义活动人士所指出的，“堪培拉泡泡”是一个男性主导的泡泡，它借助惯常的一整套性别歧视、厌女和虐待性的手段，充当着排斥、压制和无视女性声音的过滤器。 泡泡隐喻是新冠疫情最初几年里的一个突出模因（meme）。2020 年，“泡泡”再次进入澳大利亚年度词汇榜单，以微弱差距位居第二，仅次于“iso”——isolation（隔离）或 quarantine（检疫隔离）的缩写，指因感染新冠或接触病毒而进行的隔离。2020 年和 2021 年，在线词典中增加了泡泡的新定义：检疫泡泡、社交泡泡、家庭泡泡、体育泡泡和旅行泡泡。澳大利亚国家词典中心为泡泡新增的定义颇具代表性：“一个地区、区域或一群人，*被视为*一个封闭系统，与其他地区、区域或群体相隔离，作为一项公共卫生措施，以*限制*新冠病毒的传播”（ANU Reporter 2020，强调为笔者所加）。我在这个定义中所强调的两点，凸显出这种泡泡与其说是一个容器，不如说是一种容纳策略。首先，被界定为泡泡的群体实际上并非完全孤立的系统，只是“被视为”仿佛如此；其次，试图把事物保持在泡泡之中，人们并不指望它能阻止病毒，而只是“限制”其传播。 我的工作坊论文考察了围绕疫情的话语与实践中一些突出的泡泡，引用了《M/C期刊》（*M/C Journal*）那期出版时机颇有先见之明的“泡泡”专号（2021）中的一些例子。各国政府为限制病毒传播，对社会接触和人员流动施加了一系列限制，而不同司法管辖区对诸如“住户”“家庭”“伴侣”以及“社交泡泡”这一新类别等社会单位的定义与预设各有不同（相关讨论见 Sofoulis 2020a; 2020b）。 疫情冲击澳大利亚时，政府关闭了表演艺术（其破坏性影响至今仍在处理之中），而高知名度的体育赛事则被视为“能够帮助维持集体心理乃至精神福祉的基本服务”——这是阿黛尔·帕夫利迪斯（Adele Pavlidis）与戴维·罗（David Rowe）在其关于体育泡泡的研究中的发现（2021）。普通人忍受着严酷的封锁，而某些体育协会却为精英职业男运动员（以及少数女运动员）队伍争取到豁免，得以建立体育“泡泡”或“中心”，让球员和其他工作人员一起生活、出行、训练和比赛，代价往往是与家人长期分离。体育泡泡变成了一只“镀金的笼子”，“既是特权流动性的标志，也是被监禁的运动员劳动的标志，既是庇护所，也是监狱”。在澳大利亚，大型体育俱乐部、体育转播机构和体育博彩业表现得格外出色，因为“每周的赌博支出增长了 142%”（Pavlidis and Rowe 2021）。帕夫利迪斯与罗的结论是，体育泡泡是一种使人从疫情创伤中分心的“闪闪发光的消遣”，它“诱人地漂浮在”众人“够不着的地方”，同时却让少数人致富：也就是那些“把泡泡打造成装甲车，以便在全球疫情之中抢救任何可得利润”的体育企业家。 这一把体育泡泡视为装甲抢救机器的出人意料的形象，夸大了泡泡承载与保管的能力。然而在其他大多数方面，疫情泡泡都是一些容纳技术，它们把一群群人、物——以及病毒——维系在偶然而渗漏的网络之中。疫情泡泡把我们卷入种种暂时的境况或不完善的临时安排之中，置于任意且不断变化的规则之下，让我们去应付我们碰巧在那里遇到的人和物。比起肥皂泡那令人感伤的短暂性，偶然性与临时性或许才更能刻画一般意义上的泡泡。 疫情泡泡减缓了、但终究未能遏制（contain）病毒的传播，这种病毒在全世界夺去了数百万人的生命。尽管如此，疫情泡泡仍是肖特与马瑟所讨论的那种“激发性容纳”（provocative containment）的形式：它们通过改变人与物之间的关系，带来了世界的变化。一些家庭因为被迫过多地生活在各自的家庭泡泡中而破裂。许多人被困在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国家或省份，不得不在所在之处建立新的关系，或者发展出与家人和朋友、同学和同事交流的新方式，例如通过在线视频会议和社交媒体，甚至通过 iPad 经历最后的告别。新冠疫情一项持续至今的遗产是，居家办公变得常态化，并且看来将作为一种弹性工时选项，为（主要是）白领工作者所延续。 ## 容器之后 > 对于一个对容器感兴趣的文化研究者而言，水以及水技术以其多样的自然形态与自然—技术（或社会化的）形态，提供了丰富的例子：从河流、湖泊、含水层和泉水等自然的容器与管道，到人类用以截取、储存、运输、引导和输送水的无数中小规模的技术与装置（例如葫芦、水袋、长颈瓶、瓮；水井、管道、雨水箱、灌溉渠；浴缸、游泳池、喷泉）。水技术的不同配置意味着——并且建构着——不同的政治与社会安排。从 1880 年代开始的大约一个世纪里，我所称的“大水”（Big Water）系统（Sofoulis 2005）通过重大的金融、技术与政治投资得以建立：扩大自然集水区，以大型水坝的形式创造宏观容器——这些水坝集中体现了现代性的“技术崇高”（technological sublime）——以及随之而来的巨大管道网络。（Sofoulis 2006） 这是我在 2006 年澳大拉西亚文化研究协会会议上我们那场容器技术专题小组中所作报告的开篇。在那次小组中，英格丽德谈的是手持技术与口袋微世界（Richardson 2007），梅雷迪丝的话题是手提包、化妆品容器与社会呈现，迪内什讲的是监禁暴力，尤其是涉及动物的监禁暴力，而我的主题则是被“黑箱化”的水基础设施。这是我少有的一次明确地把容器理论与我的水研究联系起来。[^f03-10] 因为到那时，我已经把科幻、赛博女性主义和技术哲学搁置一旁，投身于一个研究中心的工作——该中心处在将文化研究应用于当代问题的前沿，主要与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合作。[^f03-11] 来自性别、文化、技术研究，尤其是关于容器与基础设施研究的洞见，（大多以一种潜在的方式）为一些更具实践性和政策导向的项目提供了思想养分：先是关于驾驶文化的研究，然后是关于水的社会技术的研究，包括对日常家庭用水实践的研究以及对水务管理者的访谈。我在研究生阶段所受的比较认识论训练，在关于用水消费者与服务提供者之“知识生态”（knowledge ecology）的工作中重新浮现（Sofoulis 2015; Fam and Sofoulis 2017）。 在这整个时期——其中包括 2008 年离开我的终身教职（以及此后的研究员职位和研究项目工作）——我在一个小小的写作小组中获得了支持，小组成员是我的朋友、同为蓝山（Blue Mountains）居民的彭妮·罗西特（Penny Rossiter）和卡罗琳·威廉斯（Carolyn Williams）。通过各种会议和活动（其中一些由我协助组织），在澳大利亚和英国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主要是）女性组成的非正式网络，她们研究城市水问题及相关议题的社会与文化维度。[^f03-12] 正如理论家阿丽安娜·约翰逊（Ariana Johnson）所观察到的，在索菲娅（Sofia）的容器理论与索福利斯（Sofoulis）关于水的报告和文章之间的间隙中，“容器技术与供给不再被明确地理论化，而是隐含地存续着”；我的理论装置被“黑箱化”了，就像我所声称的城市水基础设施——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容器——被贬入了背景之中一样（Johnson 2021, 114）。 虽然关于容器与容纳的理论在面向水务管理者和社会科学家的写作中没有保持在前景位置，但学术引用列表让我得以随时了解〈容器技术〉一文的流传情况。继早期与英格丽德·理查森和梅雷迪丝·琼斯一起拓展这些观念之后，我欣喜地发现，其他人已经采纳了该文的框架，并将其应用于具体的例子——包括 MP3（Sterne 2016; Boudreault-Fournier 2019）、播放列表（Eriksson 2020）、数据库（Agostinho and Thylstrup 2019）、档案（Hogan 2015; Lee 2020）、人口偷运（Galis, Tzokas, and Tympas 2016）以及电话通信（Richardson 2007; Çelik 2011）。此外，那些在原文的缺失之处——例如泄漏、包装和废弃物——进行建设性推进的人，也极大地拓展了我对容器与容纳的理解。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本书这部源自 2021 年工作坊、经过深思且发人深思的各章合集。我感谢所有那些让我不断学到更多关于容器、容纳乃至我自己的写作的人，并特别感谢玛丽-路易丝·安格勒（Marie-Luise Angerer）、其他几位合编者，以及那些章节收录于此的“被容纳者”（containees）。我希望，《容纳：承载、过滤与泄漏的技术》（*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of Holding, Filtering, Leaking*）除了让撰稿人享受作为作者被折叠进本书内容之中的乐趣之外，还将证明自己是一条富有成效的渗漏管道，与远近各处那些对以下问题怀有好奇的人建立联系：容器与容纳的技术、技巧、空间实践与促进性环境，如何能够塑造我们的自我与我们的世界。 感谢玛丽-路易丝·安格勒教授以及波茨坦大学（University of Potsdam）的勃兰登堡媒体研究中心（ZeM, Brandenburg Center for Media Studies）对这一容纳项目及本书出版的支持，这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非凡。我始终感激西悉尼大学，尤其是其文化与社会研究所（及其前身），特别是洪美恩（Ien Ang）教授。多年来，研究所一直支持我的研究项目、国际交流以及各类会议与研讨会。本章写作于从未被割让的瓦朱克·努加尔人（Whadjuk Noongar）的土地上。 ## 注释 [^f03-1]: 有意思的是，厄休拉·勒古恩把这部电影概括为典型的、没有女性的、以武器为中心的技术英雄叙事，而她的“手提袋理论”正试图与之相抗衡：“它［一只杀气腾腾的猿猴抛向空中的骨头］在那里旋转着，变成了一艘宇宙飞船，奋力冲入宇宙去使之受孕，并在电影结尾产出一个可爱的胎儿——当然是个男孩——在银河中漂浮，却（说来也怪）没有任何子宫，没有任何母体”（Le Guin 2019, 29）。 [^f03-2]: 关于这一时期的更多细节，参见我接受卡伦·平卡斯（Karen Pinkus）的访谈（Pinkus 2020），以及埃莱娜·弗里绍（Hélène Frichot）关于来自建筑思想边缘之贡献的研究的第5章（Frichot 2018）。 [^f03-3]: 这些洞见来自 2011 年前后、唐娜·哈拉维（名义上）退休之际，对意识史项目昔日学生所做的集体访谈，这是一个旨在记录“意识史遗产”（Histcon Legacies）的项目（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部分。 [^f03-4]: 在筹备本书的过程中，人们对海德格尔态度的一个显著差异变得明显起来：英语世界的作者愿意直接引用这位哲学家，而对欧洲作者来说，由于海德格尔的著作与纳粹主义的接近，它被视为具有争议性。尽管一些海德格尔式的概念仍有影响力，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例如经由后来作者的著作。 [^f03-5]: 墨尔本方面的关键人物是海伦·韦兰（Helen Verran）和安妮·达格代尔（Anni Dugdale）；西悉尼方面是格雷格·诺布尔（Greg Noble）、伊莱恩·拉利（Elaine Lally）和我。1990 年代末有一次特别的场合，唐娜·哈拉维接受海伦·韦兰的邀请访问墨尔本大学，她和我同台进行了一场公开对谈。 [^f03-6]: 弗吉尼亚·巴拉特与我所进行的访谈和小组讨论的录音及文字稿，以及我关于这项工作的文章、展览图录说明和讲座的副本，存档于悉尼的杰西·斯特里特国家妇女图书馆（Jessie Street National Women's Library）。 [^f03-7]: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布鲁克·艾琳·达菲（Brooke Erin Duffy）与杰里米·帕克（Jeremy Packer）关于特百惠作为一种容纳技术的精彩章节（2022）。 [^f03-8]: 这是出于篇幅的原因，也是因为不想让框架变得更加复杂。关于技术如何塑造性别的一些相关材料见于 Sofoulis 2002a。关于偶然性、作为承载或维系在一起的容纳以及行动者网络的讨论，可以放在第 31–33 页（第1章）围绕作为聚集的壶/物（Jug/Thing）以及作为过程的场所的讨论之中。 [^f03-9]: 晶洞（geode）是一种内壁衬有晶体的中空岩石结核。 [^f03-10]: 另外两次是在北得克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Sofoulis 2007）和曼彻斯特大学（University of Manchester）（Sofoulis 2017）所做的公开讲座中。 [^f03-11]: 即在洪美恩教授领导下的文化研究中心，它后来成为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al Research），最终成为西悉尼大学的文化与社会研究所。 [^f03-12]: 这方面的一些重要联系人包括莉兹·夏普（Liz Sharp，谢菲尔德）、萨拉·贝尔（Sarah Bell，曾任职于伦敦大学学院，现在墨尔本）、伊丽莎白·肖夫（Elizabeth Shove，兰卡斯特）、艾莉森·布朗（Alison Browne）与克莱尔·胡洛汉（Claire Hoolohan，曼彻斯特）、德娜·法姆（Dena Fam）与阿比·梅利克·洛佩斯（Abby Mellick Lopes，悉尼科技大学）、约兰德·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莫纳什大学），以及塞西莉·马勒（Cecily Maller，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 ## 参考文献 Agostinho, Daniela, and Nanna Bonde Thylstrup. 2019. “‘If Truth Was a Woman’: Leaky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ruth-telling.”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sation 19, no. 4: 745–75. ANU Reporter. 2020. “Iso picked as ‘typically Aussie’ Word of the Year.” November 17. Accessed December 1, 2023. https://reporter.anu.edu.au/all-stories/iso-picked-as-typically-aussie-word-of-the-year. Boudreault-Fournier, Alexandrine. 2019. “Social Imaginary, Memory Sticks, and Plastic Bags in Cuba.” American Anthropologist 121, no. 3: 738–68. https://doi.org/10.1111/aman.13306. Çelik, Burçe. 2011. “Cellular Telephony in Turkey: A Technology of Self-produced Modernity.”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14, no. 2: 147–61. Chun, Wendy, and Sarah Friedland. 2015. “Habits of Leaking: Of Sluts and Network Cards.” Differences 26: 1–28. Crawford, Kate. 2021.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Duffy, Brooke Erin, and Jeremy Packer. 2022. “Wifesaver: Tupperware and the Unfortunate Spoils of Containment.” In Re-Understanding Media: Feminist Extensions of Marshall McLuhan, edited by Sarah Sharma and Rianka Singh.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Eriksson, Maria. 2020. “The editorial playlist as container technology: on Spotify and the logistical role of digital music packag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13, no. 4: 415–27. https://doi.org/10.1080/17530350.2019.1708780. Farman, Nola. 2023. “Installations 4.”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www.nolafarman1.com/installations-4.html. Fam, Dena, and Zoë Sofoulis. 2017. “A ‘Knowledge Ecologies’ Analysis of Co-Designing Water and Sanitation Services in Alaska.”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Ethics 23, no. 4: 1059–83. Frichot, Hélène. 2018. Creative Ecologies: Theorizing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 Sydney: Bloomsbury Publishing. Galis, Vasilis, Spyros Tzokas, and Aristotle Tympas. 2016. “Bodies Folded in Migrant Crypts: Dis/Ability and the Material Culture of Border-Crossing.” Societies 6, no. 2: 10. https://doi.org/10.3390/soc6020010. Haraway, Donna. 1985.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8. ———. 2019. “Receiving Three Mochilas in Colombia: Carrier Bags for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Together.” Introduction to Ursula K. Le Guin,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9–22. London: Ignota. Hayne, Jordan. 2018. “Canberra Bubble named 2018 Word of the Year by Australian National Dictionary Centre.” Austral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 Accessed October 19, 2020. https://www.abc.net.au/news/2018-12-13/australian-word-of-the-year-canberra-bubble/10611238. Hogan, M. 2015. “The Archive as Dumpster.” Pivot: A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and Thought 4, no. 1: 7–38. https://doi.org/10.25071/2369-7326.39565. Ihde, Don. 1990. Technology and the Lifeworld: From Garden to Earth.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a. “The Metaphorical Structure of the Human Conceptual System.” Cognitive Science 4: 195–208. ———. 1980b.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LeBel, Sabine. 2016. “Fast Machines, Slow Violence: ICTs, Planned Obsolescence, and E-waste.” Globalizations 13, no. 3: 300–9. https://doi.org/10.1080/14747731.2015.1056492. Lee, Jamie A. 2020. Producing the Archival Body. London: Routledge. Le Guin, Ursula K. 2019 [1986].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London: Ignota. Merriam-Webster Online Dictionary. 2021. “Bubble.” Accessed June 12, 2021. https://www.merriam-webster.com/dictionary/bubble. Mulvin, Dylan, and Cait McKinney. 2023. “The Girl in the Bubble: An Essay on Containment.” Catalyst: feminism, theory, technoscience 9, no. 1: 1–25. https://doi.org/10.28968/cftt.v9i1.38131. Pavlidis, Adele, and David Rowe. 2021. “The Sporting Bubble as Gilded Cage: Gendered Professional Sport in Pandemic Times and Beyond.” M/C Journal 24, no 1. https://doi.org/10.5204/mcj.2736. Pinkus, Karen. 2020. “#diacritics@50: An Interview with Zoë Sofoulis.” Diacritics blog.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21. https://www.diacriticsjournal.com/diacritics50-an-interview-with-zoe-sofoulis/. Pitron, Guillaume. 2023. The Dark Cloud: How the Digital World Is Costing the Earth. Melbourne: Angus & Robertson. Richardson, Ingrid. 2007. “Pocket Technospaces: The Bodily Incorporation of Mobile Media.” Continuu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21, no. 2: 205–15. Schoot, Ignace, and Charles Mather. 2022. “Opening Up Containment.” Science, Technology, & Human Values 47, no. 5: 937–59. Sofia, Zoë. 1984. “Exterminating Fetuses: Abortion, Disarmament, and the Sexo-Semiotics of Extraterrestrialism.” Diacritics 14, no. 2: 47–59. https://doi.org/10.2307/464758. ———. 1987. “Aliens ‘R’ U.S.: American Science Fiction Viewed from Down Under.” In Aliens: The Anthropology of Science Fiction, edited by George E. Slusser and Eric S. Rabkin, 128–41. Carbondale: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 1990, 1996a. “Spacing out in the Mother Shop (the Shopping Mall as Science Fiction Culture).” In No Substitute, edited by Wendy Jenkins, Terri-Ann White, Anna Gibbs, and Noel King, 133-43. Fremantle: Fremantle Arts Centre Press. (Reprinted 1996 in Motherlode, edited by Maryanne Lynch and Stephanie Holt, 120–28. Melbourne: Sybylla Press.) ———. 1995. ”Of Spanners and Cyborgs: ‘De-homogenising’ Feminist Thinking on Technology.” In Transitions: New Australian Feminisms, edited by Barbara Caine and Rosemary Pringle, 147–63.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2nd edition, Routledge 2020.) ———. 1996b, 2003. “Contested Zones: Futurity and Technological Art.” Leonardo 29, no. 1: 502–22. (2003 reprint in Women, Art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Judy Malloy, 86–101.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foulis, Zoë. 1979. “2001: A Mytho-Historical Study.” Honors Thesis for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 1988. “Through the Lumen: Frankenstein and the Optics of Re-origination.”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Santa Cruz. ———. 2001. “Smart Spaces @ The Final Frontier.” In Technospaces: inside the new media, edited by Sally Munt, 129–46. London: Continuum. ———. 2002a. “Post- Non- and Para- Human: Toward a Theory of Sociotechnical Personhood,” translated by Gaby Gehlen. In Future Bodies, edited by Marie-Luise Angerer, Kathrin Peters and Zoë Sofoulis, 273–300. Berlin: Springer. ———. 2002b. “Cyberquake: Haraway’s manifesto.” In Prefiguring Cyberculture: An Intellectual History, edited by Darren Tofts, Annemarie Jonson, and Alessio Cavallaro, 84–103. Sydney: Power Public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2005. “Big water, everyday water: A sociotechnical perspective.”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19, no. 4: 445–63. ———. 2006. “Opening the ‘Black Boxes’ of Water Cultures and Technologies.” Paper for “Container Technologies Panel,” with Meredith Jones, Ingrid Richardson, and Dinesh Wadiwel, Cultural Studies Association of Australasia Conference, University of Canberra, December 6–9, 2006. ———. 2007. “From Techno-Sex to Socio-Tech, or How I got from Big Daddy Mainframe to Big Water.” Public lecture for Department of Visual Arts, University of North Texas (Denton), October 11, 2007. ———. 2015. “A Knowledge Ecology of Urban Australian Household Water Consumption.” ACME: An International E-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14, no. 3: 765–85. ———. 2015. “The Cyborg, Its Manifesto and Their Relevance Today: Some Reflections.” Platform: Journal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6: 8–15. ———. 2017. “Gender and Infrastructure: feminism, philosophy, and the knowledge ecology of urban water.” Hallsworth Professorial Fellow Lectur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ctober 16, 2017. ———. 2020a. “Co-virality: Zoë Sofoulis on singles and diverse cohabitations in lockdown.” Zeitschri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 ZfM Online, GAAAP_ The Blog, May 7.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zfmedienwissenschaft.de/online/gender-blog/co-virality. ———. 2020b. “Singles in Lockdown: A New Approach Needed.” Croakey. Accessed May 29, 2020. https://www.croakey.org/singles-in-lockdown-a-new-approach-needed/. Stern, Daniel N. 1985. The Interpersonal World of the Infant: A View from Psychoanalysis and Developmental Psychology. New York: Routledge. Sterne, Jonathan. 2016. “The mp3 as Cultural Artifact.” New Media and Society 8, no. 5: 825–42. https://doi.org/10.1177/1461444806067737. VNS Matrix. 1991–92. “A Cyber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Adelaide & Sydney: 1991, HTML; printed in Broadsheet 21, no. 1, March 1992; reprinted in Art and Text 42, May 1992. # 第3章　容器本体论 *Container Ontologies* 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 关键词：容器；服装；住房；资本主义；储存（CONTAINERS, CLOTHING, HOUSING, CAPITALISM, STORAGE） *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曾将本体论描述为对“事物如何存在、何为人，以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研究。本文认为，要理解人之存在，我们必须研究我们与容器之间那种具有深厚历史、且极其多面的关系。本文考察四类容器：身体容器（服装）；建筑容器（住房）；物的容纳（储存）；以及物的移动容纳（器皿）。这远非一份详尽的清单。对这些容器的分析表明，它们在自我与社会的生产中至关重要：在权力关系的生产中，在种族、阶级与性别的生产中，在国家与经济的生产中，并最终在生态危机的生产中。* 格雷戈里·贝特森曾将本体论描述为对“事物如何存在、何为人，以及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的研究（2000, 313）。在本文中，我将论证：这个世界，以及其中的人与物，都以容纳为特征。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曾指出，容器在我们的生活中承担着数量惊人、却相当平凡的角色（2000；第1章）。容器无处不在：它们包围我们的身体，储存我们的物品，把我们从一地运往另一地。此外，容器有着非常深远的历史。正如科林·伦弗鲁（Colin Renfrew）所言，智人（Homo sapiens）始终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是一个被容纳的物种，即便容纳的历史是一部充满意外与奇异的历史。在伦弗鲁看来，“文明”是一种“复杂的人工环境”，或者说是一种在人类与“自然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的“隔绝层”（1972, 13）。 必须承认，贝特森对本体论的定义颇为独特。他只是顺带提及这一定义，随后便指出，本体论问题最终与认识论问题不可分割（314）。他算得上是一位“离经叛道”的本体论者，是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在《控制论大脑》（*The Cybernetic Brain*）中为之立传的人物群像之一。皮克林本人也颇具贝特森之风，将本体论界定为关于“世界是什么样的、其中居住着何种实体、它们如何彼此交互”的问题（2010, 17）。由此，皮克林通过强调开放式互动与时间性涌现这些控制论特质，细化了贝特森的定义。他强调人类与其所建造的世界之间关系的不可预测的演化，这一过程无休止地改造着人与物（17–18）。这种演化过于复杂、过于怪异，因而无法预测。它可能妙趣横生，也可能关乎命运。 我认为，这些表述很好地捕捉到了我们与容器之间那种极其复杂而又根本的关系。智人是包裹、盒子和囊舱的至高工匠。无法计量的劳动时间——纺织、砌砖、盖顶、烧制、锤打、铆接——被耗费在制造和维护容器上。这些容器反过来又改变了世界。它们开启了种种可能的世界，改造了我们的身体、自我、物和动物。我们或许可以说，在数万年的时间里，“内部性”（insideness）已经形成了控制论学者所分析的那种“极其复杂的系统”（Pickering 2010, 23）。皮克林指出，这样的系统“总能让我们感到意外”（23），产生新的现象与关系。容器从来不是为了在因果上与定居生活、性别关系、文字、醉酒或人为气候变化的出现相关联而被制造出来的。但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它们的可供性（affordances）为所有这些现象创造了可能性的条件。 本文勾勒四种在历史上塑造了人类、非人类及其关系的基本容器模态：身体的容纳（服装）；建筑的容纳（住房）；物的容纳（储存）；以及物的移动容纳（器皿）。这是一种不完整的分类，例如它忽略了对火或动物的容纳。[^f04-1]然而，这些容器本体论数千年来一直是人类社会的基础。如果我们想理解我们的世界何以成为今天的样子，那么从衣服、房屋、储存和可运输的器皿入手是个不错的起点。 ## 服装 “如果说我们被什么东西所围合，那就是被服装所围合，”伊恩·吉利根（Ian Gilligan）如是说（2019, 214）。几乎所有人类都穿衣服；而几乎没有其他生物这样做。那么，人之存在就是着衣的存在。我们无法确定我们的祖先何时失去了皮毛，但这一发展与末次冰期的气候挑战相结合，促使聪明的、会使用工具的人族（hominins）制作简单的覆盖物，以增益他们日益依赖庇护所、依赖火来取暖的存在。智人与服装之间的关系是不可预测的。一个重大的、未曾预料的后果是：服装越普遍，人们对赤裸和寒冷的耐受力就越低（54）。服装非常缓慢地变得几乎不可或缺。 最早的身体容器是其他物种的皮和毛，它们被改作他用，用来包裹人族的身体。随后发生了两次关键转变。第一次是纺织品的发明，纺织品包裹身体，却能让皮肤呼吸（58）。已知最古老的编织材料可追溯至28,000年前（127）。第二项创新是从简单服装向复杂服装的过渡：简单服装披挂在身体之上或围绕身体，复杂服装则经过剪裁与分层，专门设计来包覆人体。有了复杂服装，“身体变得……与外部环境隔绝并被遮蔽”，形成“一种特殊的服装，它成为我们永久的一部分”（27）。皮肤与织物之间被封存的空气层在身体周围造就了温暖的微气候，这又为人体虱的出现创造了生态位——人体虱把卵产在人类的衣物里（Kittler, Kayser, and Stoneking 2003, 1414）。 这种经久不衰的隔绝技术对人类的流动性产生了巨大影响。当智人发展出制作复杂服装的能力时，他们便能在约45,000年前的末次冰期进入地球上较寒冷的地区（Gilligan 2019, 86）。一个无毛而着衣的物种殖居了全球。然而，服装也把人类拴系在某个地方。吉利根认为，对亚麻、羊毛和蚕丝的需求，是人类不均衡地转向农业的一个被忽视的原因（149, 152）。纺织品与定居生活缓慢而不均衡地变得相互强化。 服装的制造需要不间断地生产纱线和布料。带眼的针、刮削器和纺锤成为至关重要的工具（Barber 1994, 36–37）。织机大约出现于公元前第五千纪（83–84）。人类聚落生产纱线与纺织品，并形成了性别化的劳动分工。女性成为主要的容器制造者。到古代时期，女性把大量时间花在与纺织相关的活动上（31）。此外，她们生产的衣物不仅容纳了男人和女人，还标识了他们并将他们性别化。伊丽莎白·巴伯（Elizabeth Barber）提出，服装成了“人类继言语之后的下一种语言”，持续不断地提供关于穿着者的信息（283）。社会关系此后是在着衣的个体之间形成的。容器的制造是生产性别与地位的一项关键技术：它包裹、表意、区分。 服装是赤裸的存在借以成为社会存在的基本物质技术，这一过程又被法律和规范所强化。例如，在中世纪晚期与近代早期的欧洲，禁奢法（sumptuary laws）使社会区隔得以延续。服装受到管制，用以标示贵族身份，并给妓女和宗教少数群体打上污名。存在与服装在法律上被捆绑在一起。在西班牙，直到1492年，犹太人和穆斯林都必须穿着特殊服装，以便与基督徒相区别（Rublack and Riello 2019, 29）。这类区隔也一直由财富和文化规范来维系。凯瑟琳·布朗（Kathleen Brown）指出，在殖民地时期的美洲，“由白色亚麻衬衫、马裤、长袜和鞋、外套、背心和领巾组成的绅士行头，成为西方男性服饰的基本元素，并在被殖民地区迅速传播”（2009, 106）。 由此可见，服装的出现催生了一系列不可预见的、涌现性的转变，这些转变不仅作用于作为物种的智人，也作用于人们与其世界以及彼此之间的关系。服装创造了一个封闭的微气候，从而促成了全球流动。它在我们这个物种与那些用于制作纺织品的植物和牲畜之间缔结了新的关系。这种制造极其费力，且主要由女性承担。通过在不同的人之间作出区分，服装帮助将他们性别化、种族化和阶级化。因此，服装的发明为智人开启了新的世界。 ## 住房 尽管许多动物都会建造可供栖居的结构，其中一些甚至非同寻常，但人类创造了地球上形式最为多样的建筑（Moore 2012, 1）。克莱夫·甘布尔（Clive Gamble）把房屋描述为“人、牲畜、工具和记忆的终极容器”（2007, 98）。这些“终极容器”反过来又以多种方式塑造了我们的历史与演化。研究表明，大本营（home base）的观念以及对家的感受，可能早在两百万年前（MYA）就已演化出来（Allen 2015, 97–98）。洞穴为早期人族的自我容纳提供了最显而易见的机会。最近的分析表明，大约180万年前，人们就已在南非的旺德沃克洞穴（Wonderwerk cave）内制作石器（Cascone 2021, 2）。杰里·摩尔（Jerry Moore）认为，在140万年前至70万年前之间，我们的祖先建造了他们反复返回的临时营地，在那里制作石器、用火烹饪（2012, 30）。这些就是“那项根本性的人类事业——创造家园——的起源”（31）。 到40万年前，直立人（Homo erectus）已在建造相当大的季节性住所。在法国的泰拉阿马塔（Terra Amata），一处可追溯至35万至40万年前的大本营显示出基本结构、火以及制作工具活动的证据（27–28）。这类容器把人族锚定在特定地点，并使他们在地景中获得方向。这些场所——洞穴、庇护所——被称为“持续性场所”（persistent places），即人族在漫长时间里间歇性聚集的空间。持续性场所是人族、食物、火和工具的汇聚点。它们营造出温暖、舒适与社交的被容纳的氛围，在内部世界与外部世界之间形成物理的和心理的边界（Maher 2019）。经由这一过程，我们实际上驯化了自己：“现在看来，最早被驯化的并不是绵羊和小麦、玉米和火鸡，而是人族自身，而容器是这一过程的核心”（Gamble 2007, 201）。 在非常漫长的时间里，墙和门创造出更为复杂的容纳模式。至迟在新石器时代早期，多房间的房屋就已出现（266）。睡眠、备餐、储存等基本行为得以在空间上分离开来。被分隔的空间性也为特定的情动氛围——社交、亲密、隐私、自省——提供了物质上的可供性。容纳塑造了连接与隔离的节奏和模式。西方个人主义与内部空间的创造及其提供独处的能力是分不开的。在《谈谈方法》（*Discourse on Method*）中，作为西方个人之典范的笛卡尔（Descartes）回忆起德国的一个冬天，他独自一人被困在屋内： > 找不到可以消遣的谈话，而且幸运的是也没有什么挂虑或激情来困扰我，我便整日关在一间生着火炉的屋子里，在那里我可以完全自由地与自己谈论自己的思想。（2006, 12） 笛卡尔的“我思”（cogito）并不是缸中之脑，而是在舒适、温暖、引人内省的囊舱中被滋养出来的心灵。在卧室里，床和被褥提供了进一步的包络，我们可以躲进其中，休息，做梦：“皮肤-自我扩展为床-自我——被房间-自我所环绕，而房间-自我又处在房屋-自我之中”（Sloterdijk 2016, 505）。 住房不只是一种气候隔绝装置。它作为一种“第二身体”发挥作用，是（着衣的）自我的进一步表达： 〔此处原书引用阿尔弗雷德·盖尔（Alfred Gell）一段文字，大意为：房屋是身体的身体；房屋像身体一样有出入口，是充满活的内容的腔体，有坚固的骨架与甲壳、迷人或骇人的外皮，以及作为感官与表达器官的窗户、窥孔与回荡于夜间的声音；因此进入一座房屋，就是进入一个心灵、一种感受力。〕（Gell 1998, 252） 房屋投射出意义与权力。雷蒙德·威廉斯（Raymond Williams）认为，英国的庄园宅邸使得“权力、炫示的财富与支配得以被可见地打上印记：这是一种意在令人折服、令人敬畏的社会失衡”（1973, 106）。如同白色亚麻衣物和领巾一样，西方的气候受控囊舱象征着殖民，并投射出西方的感受力。1947年，英国政治家弗兰克·马卡姆（Frank Markham）提出，以化石燃料为动力、配有壁炉、窗户和烟囱的“‘密封’房屋”，使英国得以“在这种新的室内文明中引领潮流”（1947, 85）。能源密集、气候受控的白人定居者氛围成为全球性的规范。 然而，更渗漏的容器则标志着社会上的低劣。威廉·钱伯斯（William Chambers）在《民用建筑论》（*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1759）中论称： > 在那些人们住在树林、洞穴或简陋棚屋中的国度，他们暴露于季节的严酷之下，不断担忧炎热、寒冷、风暴、雨水或冰雪，因而懒散、愚钝而卑贱；他们的官能变得麻木，他们的一切眼光都局限于满足眼前的需求。（1759, i） 与此同时，居住在具有舒适内部气候的“宽敞住宅”中的人群则是“积极、富有创造力和进取心的”（i）。相比之下，未加分隔的居家空间把睡眠、进食、工作等各种活动混杂在一起，这意味着“人性堕落到了比猪还低的水平”（詹姆斯·弗雷泽〔James Fraser〕语，转引自 Besant 1884, 21）。更糟的是无家可归，这是一种被迫的去容纳状态，[^f04-2]一种发自肺腑地缺乏隐私、缺乏与家的一切情动联系的状态，是当代生活的一种“原型性污名”（Allen 2015）。被永久排除在我们由气候茧房构成的群岛之外，会造成多重的、严重的失能。 到二十世纪后期，西方的居家气候是由复杂的供暖、通风和空调技术来维持的。随着美国的室内气候标准不均衡地全球化，诸如午睡这样应对每日气候变化的传统方式已经衰落（Shove 2003, 21）。整体来看，这些茧房构成了一个庞大的大气系统，每天有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其中流转。按照我们的本体论模型，其后果是不可预测且关乎命运的。被隔绝的内部正在变成一座装有空调的堡垒，成为抵御日益严酷的气候的屏障。正如利芬·德·考特（Lieven De Cauter）所指出的，“越是变暖，空调就越多——但空调越多，也就越是变暖”（2004, 189）。空调和卫生设施造就了新的“化学-微生物生态”，新的人类健康问题（过敏、炎症）便在其中出现（Wakefield-Rann 2021）。 ## 储存 人类经济需要囤积原材料的能力。调控这种储存，并控制其释放与分配，是最早的国家的基本目标之一（Paulette 2016, 85）。早期城市是巨大的容器聚合体，其中一些用于人，另一些用于食物。粮仓成为专门储存食物的容器；金库则是储存货币或财富的容器（Gamble 2013, 197, 199）。在许多地方，食物储存先于植物驯化出现：容纳再一次促成了定居，把智人紧紧地束缚于有机与无机资源，尤其是谷物与金属（Kuijt 2011, 138）。 储存带来无法回避的脆弱性。谷物容易受潮、遭鼠害、被盗。早期气候控制与密封技术的重要性正源于此。黏土封印锁限制了进入特定房间、陶罐或篮筐的途径，并使其流动得以被控制和校准（Rothman and Fiandra 2016, 39–40）。被遮蔽起来的货物堆促成了创新性的记录方法，特别是用于计量谷物的方法。文字的起源已被令人信服地确认为与黏土容器上的刻痕有关，这些刻痕标示着封存于其内的筹码（tokens）的数量和种类：这些筹码指代被调动和储存的货物（Schmandt-Besserat 1996）。可以说，书写符号是以容器的形式开始其存在的。 物质的容纳对时间与权力产生了重大影响：“通过控制时间，储存成为权力”（Gamble 2013, 197）。印加国家拥有一个精密的储存技术网络，其中一些是由数千座建筑组成的建筑群，最大的几处位于切科克（Cheqoq）、瓦伊纳科尔卡（Wayna Qollqa）和马丘科尔卡（Machu Qollqa）（Covey, Quave, and Covey 2016, 173, 179）。储存为剩余创造了可能性的条件，而剩余为非生产者生成了财富与食物。正如约翰·罗布（John Robb）所论，“人类历史上从排期（scheduling）向储存的转变，与不平等在历史上的加剧是同步的”（2020, 136）。被储存的物资是“政治资本”，又由于它们可以代际传递，它们使物质不平等得以延续、扩大，并变得结构化（Robb 2020, 136）。 食物储存的产物还需要另一套容器，才能变成可以食用的食物。准备和食用食物需要基特·纳尔逊（Kit Nelson）所说的“石器工具包的器皿版本”（2010, 238）。早期的烹饪容器包括形状方便的有机物件，如动物的皮和胃，以及刻意制作的木质、石质或陶质器物（243–44）。为了饮食，大规模的容器产业发展起来。莫妮卡·史密斯（Monica Smith）认为，著名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底斜沿碗是“古代版的聚苯乙烯杯，以数百万计生产，大概只用一两次就被大批丢弃”（2020, 152）。在伊朗的乔加米什（Chogha Mish），考古学家发掘出了25万只这样的碗（154）。 如今，仓库或许是我们最无处不在的储存结构。在十八和十九世纪，仓库群建造于全球资本主义的中心节点：伦敦、利物浦、芝加哥。尤其是保税仓库，起到了吸引全球商品的作用。达拉·奥伦斯坦（Dara Orenstein）出色地追溯了二十世纪美国仓库系统如何扩展、蜕变为一个由对外贸易区构成的网络。与仓库一样，这些区域是商品的时空容器，进而也是资本主义本身的时空容器。它们在围栏、上锁的大门和保安的保护下，控制并引导商品流动的节奏与速度。它们使时间得以被拉长和放缓：“停留时间是换挡的时段，是连接中的断开间隔”（Orenstein 2019, 249）。资本主义正是凭借其行星尺度的储存网络，才得以延伸至各处。 仓库与贸易区调理着货物的运动，而货物最终流向消费者。这些货物的累积造成了其自身涌现的、不可预见的病理，尤其是一种家庭“储存危机”（Arnold and Lang 2007, 33）。在这里，物质商品堆积在硬化淤塞的家庭空间中，产生了新的心理状况。如今，英国和美国有2%至6%的成年人患有囤积障碍。在美国的一项研究中，受调查的家庭只有25%把车库用来停车（Moore 2012, 56）。如今，自助仓储设施被建造出来，用以安置在家中累积的海啸般的物质。储存的病理还有许多其他形式，有些是危险的，有些是幽灵般的（有毒废料场、核封存〔nuclear containment〕、技术墓地）。 ## 移动的物：从双耳瓶到集装箱 “没有动物会使用容器来搬运食物或水，尽管有报道称一只圈养的黑猩猩曾用椰子壳盛水，”刘易斯·沃尔珀特（Lewis Wolpert）观察道。“罐子和袋子完全是属于人类的”（2003, 1717）。我们在生物学上最近的亲属很难搬运多少东西（Isaac 1989, 52）。我们则发展出了把容器送往遥远距离的能力，而且往往是装在其他容器（船舶、飞机）之中。智人由此主导了布罗尼斯瓦夫·谢尔辛斯基（Bronislaw Szerszynski）所说的“把不可移动的地方性地质、生态或经济资源，转化为能够在全球流动洪流中平流输送（advection）的物质”的过程（2016b, 619）。移动容器使我们得以把物质从其地方语境中撕扯出来，并把它们转化为谷物、木材、矿物和牲畜的巨大水平洪流（Clark and Szerszynski 2021, 138；另见本书第5章雷文〔Raven〕的文章）。 在东地中海地区，公元前2000年以后，双耳瓶（amphora）成为组织这种流动的首要技术。双耳瓶是一种有两个把手的容器，可容纳多达7至8加仑的液体，其尖底便于堆叠和插入沙中，瓶口则便于倾倒（Broodbank 2013, 379–80; Will 1977, 265）。它们使物资的体积能够被精确计量和标准化（Horden and Purcell 2000, 217）。有一种估计认为，在公元前第二千纪中期，250年间共有两百万只双耳瓶被输入埃及城市阿瓦里斯（Avaris），这意味着每天有多达160加仑的液体运抵（Broodbank 2013, 385）。用沥青密封后，双耳瓶是气密的，这意味着葡萄酒可以陈化，可以储存多年（Horden and Purcell 2000, 217）。醉酒变得更容易了。霍登（Horden）和珀塞尔（Purcell）认为，“葡萄酒在剩余的商品化过程中开始扮演一种结构上独特的角色。它成为在生产、储存和再分配关系中校准各种义务的一种便利媒介”（218）。双耳瓶还以富有想象力的方式被改作他用，用作家用容器、“微型棺材”、管道和排水沟，或被打碎后再用于砌墙或制作混凝土（Will 1977, 266）。 到中世纪时期，整个西方的物质流动围绕另一种容器来组织：木桶（图1）。木桶坚固（得益于其双拱结构）且易于滚动（Twede 2005, 255）。它们防鼠、防漏，比陶器更结实（Work 2014, 14–15）。木桶成为欧洲最普遍的容器。木桶并不气密，口味因此转向了新酿的葡萄酒（Horden and Purcell 2000, 217）。木桶被用来储存和运输水、苹果、火药、钉子、腌肉、油、硬币、玉米粉、醋、威士忌、腌菜、糖、糖浆、水泥和谷物。这些木桶大多有了各自的形状和名称（Work 2014, 12–13）。同样，它们使标准化计量成为可能：我们至今仍以“桶”来计量石油（Twede 2005, 257; Work 2014, 15）。 然而在十九世纪，新的交通技术造成了瓶颈。木桶不易在铁路货车上堆叠，到二十世纪初，通常由轻金属制成的长方体或立方体容器设计正在取代它们。木桶走向衰落，尽管它所带来的风味层次（香草、椰子、单宁）对威士忌和葡萄酒的生产仍至关重要（Work 2014, 126）。我们今天所说的集装箱（container）发展了起来：标准化、可移动、不可穿透、可堆叠。正如一本仓库管理手册所宣称的，“液体、半液体、形状笨拙的、易损的、黏稠的、可塑的物品，如今都‘可被容纳’于一个尺寸标准的规则形状之中。它们由此被变成了一个箱子”（Warman 1971, 79）。今天的集装箱由计算机控制，其温度、湿度、气体含量和通风都可以被精细调节（Rees 2013, 88）。它们的可供性对港口、码头和国际贸易的自然地理产生了巨大影响，并极大地加速了物质——尤其是消费品——在全球范围内的平流输送。 ## 结语：本体论轨迹 没有袋子、粮仓、衣服、木桶和房屋，我们所理解的日常生活就不会存在。我们的世界——或者说诸世界——部分是由容器构成的。通过穿衣服、住房屋、用容器储存和搬运物品，智人催生了难以简单概括的、极其复杂的过程。通过开启新的世界，容器把我们带往许多奇异而不可预测的方向。作为结语，我将强调容器塑造物、人及其关系的四种根本方式——或者说四条本体论轨迹。它们以时间、运动、通达和非容纳为中心。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1　木桶：自中世纪以来欧洲最普遍的容器。 **1. 时间。** 容器创造气候，而这些气候又反过来塑造事物变化的速率。有些容器，如粮仓和冷库，控制温度、光照和大气成分，以延缓腐败。这些特殊的氛围对早期国家核心处的储存系统的发展不可或缺。后来，仓库使物资得以长期搁置而不失去价值。经济的编排需要由气候受控的容器构成的系统。 然而，另一些容器则作为坩埚或加速器发挥作用，其中的大气条件被操控以造成剧烈的变化。窑炉中的“火之室化”（chambering of fire）使人类能够熔化、焚烧、熔合与结晶各种材料（Clark and Szerszynski 2021, 69）。被容纳的火创造了烹饪的能力，实际上是把消化外包了出去，减少了身体处理食物所需的工作量（Wrangham 2009）。大脑袋和金属都是容器化的后果。 由此可见，容器创造了多重时间性。通过操控容器内的气候，智人能够加速和延缓时间。差异化的、被封装的时间性被设计进人类聚落之中：火与粮仓，炉灶与冰箱。我们的经济、身体、食物和材料，都是由容器所框定的多样时间尺度的产物。最后，人类还利用容器形成纪念之所（坟墓、陵墓、陵寝），记忆在其中被包藏并延续下去，可能是无限期的：“坟墓是人类所有储存意义的装置中最基本的一种”（Peters 2015, 145）。 **2. 运动。** 智人已经成为一个以极端定居性与超流动性为特征的物种。这并不是悖论，通过探究容器的历史便很容易解释。穿衣服、住房屋、建城市和储存物资，把智人束缚于大地之上，催生了从持续性场所到城市聚合体的各种聚落，以及一个庞大的、多尺度的技术圈（technosphere）（Otter 2020）。持续性场所和营地只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有人居住：其余时间里，群体会解散并四处流动（Graeber and Wengrow 2021, 112）。格雷伯（Graeber）和温格罗（Wengrow）认为，相比之下，智人在持久性城市中的永久自我容纳，可以说导致了普通人旅行时间的减少（123）。 然而，这一极其反直觉的论点只是故事的一部分。容纳也使激进形式的人类流动成为可能，尤其是着衣的智人对整个行星的殖居，以及后来一波又一波的入侵与殖民。借助有机能源、后来又借助矿物能源的载具运动，标志着生物在不受气候或地形限制地穿越行星空间的能力上进入了一个新阶段（Szerszynski 2016a, 59–60）。载具容器——或者说容器-机器——恰恰在我们主要过上定居生活的这一时期，使我们成为地球上流动性最强的物种。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把海量非人类物质（木材、石油、谷物、牛）运往遥远距离的能力。人为的大规模运输系统所产生的平流输送量足以匹敌甚至超过非人类中心的地质过程（Haff 2010）。 **3. 通达。** 当物和人被置于容器之中时，与它们的直接接触便受到限制。容器通常并不是简单地向世界敞开的：它们往往与其所在的地方环境高度断开。对容器的通达是间歇性的、受控的。换言之，物理上的邻近从不意味着可通达。因此，容纳的历史也是一部门、大门、盖子、封印和锁的历史。对资源的通达经由容器和密封技术来中介。正是经由容器，剩余的可能性与资源通达上的不平等才同时被生成。 社会分层部分起源于容纳。这有两个维度。第一，通过限定对资源的通达，消费可以被调控和区分。难怪在历史上，粮仓一直是革命者和愤怒人群最先攻击的目标之一。第二，穿越囊舱群岛的能力受到个人能否获得钥匙、通行证、证件和金钱的限定，或者更宽泛地说，受到阶级、种族、性别和外貌的限定。换言之，容器执行着一种“对地方连接性的细致过滤”，让“动能精英”（kinetic elites）在囊舱群岛中畅行无阻，同时让其他人的流动变得滞涩得多（Marvin and Graham 2001, 364）。 这样的精英历来都利用种类繁多的安保技术装备来限定他人对其自身的接近。门禁社区是这一趋势最明显的表现：它们表现为显而易见的退隐容器。精英们也利用容器来隔离和禁锢。这方面最明显的例子就是监狱。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除了其他身份之外，还是一位研究物理容纳之历史政治的伟大哲学家。监狱是身体的容器，这些身体将在其中被个体化、规训和规范化（Foucault 1995）。 因此，容纳塑造了流动与不流动的模式。如果没有容器，我们的世界在许多方面会更少界限、更加平等。漫游的能力会远远不那么受束缚、受容纳。它将不存在建筑与制度的微观物理学。容器中介着自由的本体论。 **4. 非容纳。** 大规模容纳最不可预测、后果最为重大的副作用，或许是人类（尤其是白人、西方人）所涌现出的改变我们星球气候的能力。其根本原因在于，容器不可避免地无法完全留存其废物。因此，非容纳（uncontainment）成为我们这个被容纳的世界最后的、也是最成问题的一个面向。温室气体无法被容纳在汽车和飞机之中；污染物从工厂中溢出；塑料在海洋中堆积；废物在垃圾填埋场中堆积如山；热量从装有空调的建筑中辐射出来。由捕获热量的气体和垃圾构成的新的行星容器，正是由容器化社会的废物形成的。 因此，重新思考容纳，对于重新想象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未来而言变得至关重要。普罗米修斯式的生态现代主义者（Promethean ecomodernists）已经在提出一波新的容器来应对生态危机：地堡、碳捕获技术、太空殖民地、人为的尘埃幕，甚至把我们的囊舱文明迁往其他行星。这些技术证明了容器经久不衰的想象力量。 可以说，它们也散发着绝望的气息。它们是庞大无比的密封计划，旨在最终杜绝一切泄漏、容纳一切排放，或捕获整个气候。但泄漏是不可避免的。完全的容纳仍然是一种幻想。此外，这类技术修补对人类不平等或资源开采毫无助益。我们当然可以做得比这更好。作为一种超控制技术的容纳正在失败（Pickering 2010, 31–32）。对容器本体论历史的简要勾勒表明，不可预测性才是常态，我们应当预料到，社会在任何追求完全容纳的努力中都会失败。回到贝特森和皮克林，我们或许可以借助这样一部历史去勾勒其他的未来——比主导当代话语的那些末日式的、狂妄的愿景更少被容纳、更具游戏性的未来。 ## 注释 [^f04-1]: 关于动物禁锢，参见本书第8章瓦迪韦尔（Wadiwel）的文章。——编者 [^f04-2]: 无家可归也可能意味着依赖脆弱的、短暂的、逃亡式的容纳形式，例如帐篷、纸板箱，以及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在第4章中提到的“袋子女士”（bag ladies）的塑料购物袋。——编者 ## 参考文献 Allen, John. 2015. Home: How Habitat Made Us Hu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Arnold, Jeanne, and Ursula Lang. 2007. “Changing American Home Life: Trends in Domestic Leisure and Storage among Middle-Class Families.”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28: 23–48. Barber, Elizabeth. 1994. Women’s Work, the First 20,000 Years: Women, Cloth, and Society in Early Times. New York: Norton. Bateson, Gregory. 2000. Steps to an Ecology of Mi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esant, Annie. 1884. The Law of Population: Its Consequences and its Bearing upon Human Conduct and Morals. London: Freethought Publishing Company. Broodbank, Cyprian. 2013. The Making of the Middle Sea: A History of the Mediterranean from the Beginning to the Emergence of the Classical World.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Brown, Kathleen. 2009. Foul Bodies: Cleanliness in Early America.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ascone, Sarah. 2021. “Early Humans Lived in this South African Cave 2 Million Years Ago, Making it the World’s Oldest Home, Archaeologists Say.” Artnet News, April 27.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news.artnet.com/news/wonderwerk-cave-worlds-oldest-home-1961900. Chambers, William. 1759. A Treatise on Civil Architecture. London: J. Haberkorn. Clark, Nigel, and Bronislaw Szerszynski. 2021. Planetary Social Thought: The Anthropocene Challenge to the Social Sciences. Cambridge, UK: Polity. Covey, R. Alan., Kylie Quave, and Catherine Covey. 2016. “Inka Storage Systems in the Imperial Heartland (Cuzco, Peru): Risk Management, Economic Growth, and Political Economy.” In Storage in Ancient Complex Societie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and Mitchell Rothman, 167–88. New York: Routledge. De Cauter, Lieven. 2004. The Capsular Civilization: On the City in the Age of Fear. Rotterdam: NAi Publishers. Descartes, René. 2006. A Discourse on the Method of Correctly Conducting One’s Reason and Seeking Truth in the Sciences. Translated by Ian Maclea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9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Gamble, Clive. 2007. Origins and Revolutions: Human Identity in Earliest Prehistory.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2013. Settling the Earth: The Archaeology of Deep Human History. Cambridge: Cambridge, UK: University Press. Gell, Alfred. 1998. Art and Agency: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xford: Clarendon. Gilligan, Ian. 2019. Climate, Clothing, and Agriculture in Prehistory: Linking Evidence, Causes, and Effect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Graeber, David, and David Wengrow. 2021. The Dawn of Everything: A New History of Humanity.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Graham, Stephen, and Simon Marvin. 2001. Splintering Urbanism: Networked Infrastructures, Technological Mobilities and the Urban Con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Haff, Peter. 2010. “Hillslopes, Rivers, Plows, and Trucks: Mass Transport on Earth’s Surface by Natural and Technological Processes.” Earth Surface Processes and Landforms 35, no. 10: 1157–66. Horden, Peregrine, and Nicholas Purcell. 2000. The Corrupting Sea: A Study of Mediterranean History. Oxford: Blackwell. Isaac, Barbara. 1989. The Archaeology of Human Origins: Papers by Glynn Isaac.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Kittler, R., M. Kayser, and M. Stoneking. 2003. “Molecular Evolution of Pediculus Humanus and the Origin of Clothing.” Current Biology 13: 1414–17. Kuijt, Ian. 2011. “Home Is Where We Keep Our Food: The Origins of Agriculture and Late Pre-Pottery Food Storage.” Paléorient 37, no. 1: 137–52. Maher, Lisa. 2019. “Persistent Place-Making in Prehistory: The Creation, Maintenance, and Transformation of an Epipalaeolithic Landscape.” Journal of Archaeological Method and Theory 26, no. 2: 1–86. Markham, Sydney Frank. 1947. Climate and the Energy of N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oore, Jerry. 2012. The Prehistory of Hom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elson, Kit. 2010. “Environment, Cooking Strategies and Containers.” Journal of Anthropological Archaeology 29, no. 2: 238–47. Orenstein, Dara. 2019. Out of Stock: The Warehouse in the History of Capitalis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Otter, Chris. 2020. “The Technosphere.” In The Nature of the Urban Past: Concepts of Urban and Environmental History, edited by Sebastian Haumann, Martin Knoll, and Detlev Mares, 21–32. Bielefeld: transcript. Paulette, Tate. 2016. “Grain, Storage, and State Making in Mesopotamia (3200–2000 BC).” In Storage in Ancient Complex Societie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and Mitchell Rothman, 85–109. New York: Routledge. Peters, John Durham.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ickering, Andrew. 2010. The Cybernetic Brain: Sketches of Another Futur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Rees, Jonathan. 2013. Refrigeration Nation: A History of Ice, Appliances, and Enterprise in America.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Renfrew, Colin. 1972. The Emergence of Civilisation. The Cyclades and the Aegean in the Third Millennium B.C. London: Methuen. Robb, John. 2020. “Material Time.”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History and Material Culture, edited by Ivan Gaskell and Sarah Anne Carter, 123–39.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Rothman, Mitchell, and Enrica Fiandra. 2016. “Verifying the Role of Storage: Examples from Prehistoric Ancient Mesopotamia.” In Storage in Ancient Complex Societies: Administration, Organization, and Control, edited by Linda Manzanilla and Mitchell Rothman, 39–60. New York: Routledge. Rublack, Ulinka, and Giorgio Riello. 2019. “Introduction.” In The Right to Dress: Sumptuary Laws in a Global Perspective, c. 1200–1800, edited by Giorgio Riello and Ulinka Rublack, 1–34.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chmandt-Besserat, Denise. 1996. How Writing Came About.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Shove, Elizabeth. 2003. Comfort, Cleanliness and Convenience: The Social Organization of Normality. Oxford: Berg. Sloterdijk, Peter. 2016. Foams: Plural Spherology. Translated by Wieland Hoban. South Pasadena: Semiotext(e). Smith, Monica. 2020. Cities: The First 6,000 Years. New York: Penguin.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zerszynski, Bronislaw. 2016a. “The Aerocene and the Mobility Paradigms of the Earth.” In The Aerocene Exhibition Road Reader, edited by Tomás Saraceno, Sasha Engelmann, Karina Pragnell, 42–60. Studio Tomás Saraceno. ———. 2016b. “Planetary Mobilities: Movement, Memory and Emergence in the Body of the Earth.” Mobilities 11, no. 4: 614–28. Twede, Diane. 2005. “The Cask Age: The Technology and History of Wooden Barrels.”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18, no. 5: 253–64. Wakefield-Rann, Rachael. 2021. Life Indoors: How Our Homes Are Shaping Our Bodies and Our Planet.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Warman, John. 1971. Warehouse Management. London: Cox and Wyman. Will, Elizabeth. 1977. “The Ancient Commercial Amphora.” Archaeology 30, no. 4: 264–70. Williams, Raymond. 1973. The Country and the Ci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lpert, Lewis. 2003. “Causal Belief and the Origins of Technology.” Philosophical Transactions of the Royal Society of London A 361 (1809): 1709–19. Work, Henry. 2014. Wood, Whiskey and Wine: A History of Barrels. London: Reaktion. Wrangham, Richard. 2009. Catching Fire: How Cooking Made Us Human. New York: Basic Books. # 第4章　承载与被承载：作为容器技术的手提包 *Holding and Being Held: Handbags as Container Technologies* 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 关键词：手提包、容器理论、公共领域、微世界、私人领域（HANDBAG, CONTAINER THEORY, PUBLIC SPHERE, MICROWORLD, PRIVATE SPHERE） *本文将手提包作为一种物质性与象征性的容器技术加以探讨。借助索菲娅（Zoë Sofia）的“容器技术”理论以及艾丽斯·马里昂·扬（Iris Marion Young）的现象学研究，本文从手提包容纳了什么以及如何容纳两方面对其进行分析。本文既考察手提包所促成的种种移动性，也考察携带这样一件物品如何妨碍身体的移动。手提包作为容器的特殊性，使它成为一个便携的家庭生活世界——本文称之为“微世界”（microworld）——一种把室内带到户外的方式，一种在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之间进行中介的方式。我将探讨手提包如何与女性在空间中的存在方式相关联——既在使能的意义上，也在致残（disabling）的意义上——以及它们在女性气质教化（pedagogies of femininity）中所扮演的角色。* ## 引言 从格蕾丝·凯利（Grace Kelly）或卡戴珊家族（the Kardashians）这样著名的好莱坞手提包拥有者，到无名无所、无家可归的“袋子女士”（bag lady），袋子都拥有力量。我们从索菲娅（2000；第1章）和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1986）那里得知，容器和袋子在人类文化发展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而这些往往不显眼的技术却被忽视、被一笔带过、被视为被动的，并且像许多“女性化”的事物一样遭到轻视。我在本文中提出，手提包拥有一种特殊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它们的承载能力——这些能力既是字面意义上的，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我将说明手提包如何促成移动性，充当私人与公共之间移动的、物质的纽带：它有力地连接着家庭世界与市民世界，常常在二者之间扮演至关重要的促成者角色。此外，我还将考察手提包与女性身体在空间中的建构、移动、表演乃至容纳之间的种种联系——物质的、象征的、表征的联系。我认为，手提包在自我与环境之间复杂关系的交汇点上运作——无论是在象征上还是在功能上。 ## 什么是手提包？ 手提包承载，也被承载。手提包被设计为用一只手提着（尽管它也可以挎在臂弯里或挂在肩上）。它不是双肩背包，不是斜挎包，甚至也不是单肩包。从设计上说，手提包往往能够独自直立（有些手提包的底部确实装有被称为“脚”的铆钉）。与大多数其他服饰配件不同，它们不需要一个可供包裹或披挂的身体才具有意义——它们是三维的结构性物件。我之所以聚焦于手提包而排除其他袋子，是因为手提包几乎总是性别化的：“手提包是女人外出时用来携带钱和钥匙之类物品的小包”（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2023），或者“女人用来携带日常个人物品的小包”（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ndbag”）。关于手提包还有更为极端的性别歧视式定义，比如动词“to handbag”（用手提包打）的例句：“观众席中的一位女士——显然是作曲家的朋友——用手提包打了一个在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双钢琴曲》演奏结束前就鼓掌的男人”（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Handbag, verb”）。换言之，这是一个用来贬低以言辞施展权力的女性的词。厄休拉·勒古恩在她那篇关于手提袋与人类文明及叙事起源的文章中骄傲地认领了这一说法，宣称“我是一个日渐衰老、怒气冲冲的女人，抡着我的手提包四下猛打，击退流氓”（1986, 168）。勒古恩所指的很可能是恰好一年前由摄影记者汉斯·鲁内松（Hans Runesson）拍下的那张著名照片：照片中，犹太女性达努塔·丹尼尔松（Danuta Danielsson）在瑞典挥动手提包砸向一名游行的新纳粹分子（Merrill 2020, 112）。 ## 手提包的历史 手提包并非一直与女性相关联。事实上，已知最早的、看起来像是手提包的形象之一，出现在尼姆鲁德（Nimrud）一块约公元前883—859年的亚述浮雕上，持包者是一位神。这只手提包或许象征着宇宙，或许盛放着重要的灵性物品——历史学家并不知道——但就我的目的而言，它把手提的包定位为我们所知最古老的包之一，而且其文化与物质意义发生了剧烈的变迁。[^f05-1] 尽管如此，当代手提包与古代手提包确实共享一个持续不变的讯息——它们关乎隐私、亲密与重要性。别人包里的东西是一种禁忌——如果包不是你的，你就不应该在里面翻来翻去。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eum of Decorative Arts）的手提包策展人法里德·谢努纳（Farid Chenoune）认为，手提包装着“一个秘密，某种被禁止的东西”，是“一座不可侵犯的圣所，任何外来之手都无权进入”（2005, 21）。无论是古埃及神祇的力量，还是一个女人携带着很可能对她意义重大的物品的力量，手提包都能够将其承载。 当代手提包的历史与资本主义、购物、消费主义以及对体面的、面向公众的女性气质的展示所构成的交汇点紧密相关。随着百货商店和拱廊商街在19世纪和20世纪的发展，越来越多的街头商业转入室内（Kowaleski-Wallace 1997, 80），购物变得悠闲（有时是奢华的），并与社交和参与联系在一起。格丽塞尔达·波洛克（Griselda Pollock）提醒我们，在此之前，“［对女性而言］在公共场合露面与蒙羞的观念是紧密相连的”（1988, 69）。拱廊商街和百货商店使女性得以离开家庭领域而不必冒暴露于街头危险之中的风险，同时又通过其封闭的建筑限制、容纳并引导着她们的移动。当白人中产阶级和上层阶级女性开始在没有监护人或仆人陪伴的情况下涉足社交世界时，小包变得必不可少——主要用于携带现金。于是，与城市建筑的发展并行，手提包开始代表一种特定的自由：它意味着独立，同时也约束着女性的移动。 在20世纪下半叶，手提包的分类学变得更加复杂，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命名法，成为时尚内行人词汇中的一个子集。手拿包（clutch）、托特包（tote）、保龄球包（bowling bag）、法棍包（baguette）、医生包（doctor’s bag）、小袋包（pouch）和流浪包（slouch）是手提包的不同款式，而爱马仕铂金包（Hermès Birkin）、香奈儿2.55（Chanel 2.55）、路易威登Speedy（LV Speedy）、巴黎世家机车包（Balenciaga Motorcycle）、纪梵希Antigona（Givenchy Antigona）和戴妃包（Lady Dior）则是辨识度很高的高端品牌设计。每一款都有自己的历史、叙事、令人向往之处、残忍之处——大多数手提包是皮革制成的，其中一些最昂贵的是用稀有和濒危物种制成的（Christies 2019）——以及与之相关联的名人、黑市仿冒品，等等。斯蒂芬妮·佩德森（Stephanie Pedersen）写道：“现代手提包既关乎功能，也同样关乎自我表达乃至身份地位”（2006, 7），而许多奢侈时装品牌卖出的手提包比衣服还多（Kasuma et al. 2015）。 ## 手提包教化 两场大型展览[^f05-2]表明，手提包的物质形态在一个世纪里并没有太大变化，尽管其中的一些内容物变了（例如，手机——其本身就是生活世界——已无处不在，而口红则基本保持原样）。手提包史学者注意到20世纪40年代的一个过渡时刻：手拿包之类较小、较精致的包让位于更大、更结实的包——这一变化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女性受“铆工罗茜”（Rosie the Riveter）激励而更为活跃的生活。1945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一篇文章这样建议： 〔此处原书引用该文一段文字，大意为：没有手提包的女人会像沙漠中的流浪者一样茫然失措；她想要大号的手提包，皮革日渐稀缺时，布料、毛皮乃至塑料的也可以；手提包是她补给品的移动基地，是她预期所需之物的仓库。〕(Daniel 1945) 这是精巧的宣传：借由手提包，用军事化的语言来描述理想的美国战时女性。这一话语也是教化性的，它告诉女性，她们爱国的公民身份有赖于拥有一个大而可移动的“仓库”（depot），没有它，她们就可能在沙漠中迷失，就像一名在战斗中失踪或擅离职守的士兵。在这里，手提包被调用为政治、当代的生与死以及处于战争中的美国的隐喻。它被刻画为一种补给与支援的技术，既是一件工具，也是一种社会表态。这是一个例子，说明手提包如何具有既是字面意义上也是象征意义上的承载能力，反映着当代的生活与政治，以及它们如何在公共话语中被传达和教授。 手提包教化一直延续着。例如，在约2020—2022年间，关于手提包如何帮助你在大流行期间保持安全的指导在纸媒和网络上变得十分常见。服装品牌Lavie Exclusive在脸书（Facebook）上发布了一张印有其标志的大容量手提包的图片，并附上一份帮助人们应对“新常态”的包内必备物品清单，包括旅行装洗手液、一只备用口罩、一套旅行餐具、一小瓶免洗洗手液、一个水瓶和一包湿巾（Lavie Exclusive 2021）。又一次，在一个国际紧急状态的时期，更大的手提包成为一种实际的和社会的必需品，以及负责任的公民身份的标志。 在一篇自称要解释“你的包透露了你的什么”的文章中，读者被告知持包的最佳方式，例如，“包永远不应被抓得太紧或紧贴着身体挤压，因为这会发出紧张或不安的信号”，以及“如果把包拿在身侧，［就可以展示它，］而又不会遮挡住其余的穿搭”（Vince 2017）。 在众多为帮助跨性别者“通过”（pass，如果她们愿意的话）而建立的网站中，有一个特定类型是面向女性化的跨性别女性（femme trans women）的。这些网站分享关于化妆、发型、时尚、嗓音、走路姿态等方面的信息，具有明显的教化性。它们把大多数顺性别女性在成长过程中通过（往往未言明的）社会规训几乎无意识地习得的女性气质课程呈现于表面。这些网站关注的事项之一，便是如何恰当地购买、携带和填装手提包。博客《女性秘密》（*Femme Secrets*）列出了“你的手袋里应该常备的15样东西”（注意，在美国，“purse”和“pocketbook”都可以指“手提包”），并告诉读者： 〔此处原书引用该博客一段文字，大意为：做女孩的好处之一就是可以背手袋；手袋不只是时髦的配饰，更是“女性化自我”的工具箱；包里杂乱并不雅致，但有些必需品不可或缺，因为谁也不知道生活会抛来什么，而淑女总是有备无患。〕(Sorella, n.d.) 文章接着列出了手机、口红、薄荷糖、指甲锉、20美元现金、护手霜、吸油纸或粉、发夹、镜子、去渍笔、创可贴、安全别针、写有紧急信息的卡片、止痛药和一份健康零食。[^f05-3] 克劳迪娅·利贝尔特（Claudia Liebelt）写道： > 跨性别女性［表明］，女性气质并不只是社会建构的，而是与特定的物质生成、消费选择以及可能促成被（视觉上、社会上）认可为女性的身体技术联系在一起的。（Liebelt 2022, 2） 露西尔·索雷拉（Lucille Sorella）认识到了这一点，并在博客中表达出来，指出手提包（手袋）既是“工具箱”，也是一件“配饰”，它在字面上和隐喻上都增强着对女性气质的表演。这些例子表明，手提包既是容纳与供给的器皿，也是主流女性气质得以表达的通道，这就是为什么，如记者芭芭拉·哈格蒂（Barbara Hagerty）所说，它们或许是“最典型地具有女性气质的随身物品”（2002, 11）。的确，手提包如此重要，以至于可以说它们承载着世界，和／或本身就是隐喻意义上的世界。 ## 作为微世界的手提包 一个小小的宇宙，一个世界的缩微版。 〔此处原书引用卡梅尔·艾伦（Carmel Allen）一段文字，大意为：手提包是现代女性私人而便携的闺房、办公室、银行和急救包，没有它她必定会茫然失措；即便是最小的手提包，也会违背物理定律地装下手机（作者在此插注：手机本身就是一个微世界，见 Richardson 2007）、记事本、电子记事簿、口红、镜子和发刷，更不用说钱、信用卡、钥匙和偶尔一颗薄荷糖；对于没有司机接送、也没有管家在家等候的女人而言，手提包就是她的侍女。〕(Allen 1999, 6) 撇开卡梅尔·艾伦的性别歧视口吻不谈，她的观察（与大众文化中的许多其他观察相呼应）让人想到《神秘博士》（*Doctor Who*）中的塔迪斯（Tardis）。塔迪斯是一台时间机器，但它具有重要的空间特性。从外部看，它是一个静止的、坚固的物体（一个老式的英国警察电话亭，代表着法律与安全），但它的内部空间显得广阔无边，并且具有传送的能力。同样，它也让我们想起玛丽·波平斯（Mary Poppins）的毯制手提袋——看似空空如也——这位流动的家庭女教师／保姆（一种不稳定的女性职业）从中神奇地掏出了一个衣帽架、一面挂镜、一盆橡皮树和一盏带流苏的落地灯，既令她将要照看的难缠孩子们惊叹敬畏，也让她暂时在一个并非她自己家的新地方站稳脚跟。因此，手提包能够承载的远比人们设想的要多：它也具有传送性，并促成了与社会移动相关的某种自由。 在2019年全美音乐奖（American Music Awards）上，莉佐（Lizzo）借微型包的潮流开了个玩笑，极其张扬地表明她那只小小的白色华伦天奴（Valentino）包（图1，不超过2厘米×1.5厘米×1厘米，被称为“纳米级”或“颗粒级”）里装的不过是一段好时光：“［里面］有好多东西，我装了卫生棉条、一小壶龙舌兰酒，还有几个安全套”（引自 Newbold 2019）。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1　2019年11月24日，全美音乐奖上的莉佐。 哈格蒂写道，手提包： 〔此处原书引用哈格蒂一段文字，大意为：手提包以其本质上属于女性的形状呼应着女性身体结构，暗示着子宫、心脏、乳房和心灵；它们被佩戴或携带于身体最私密的区域，是自我的一个小小延伸，走入世界的同时又保有全然私密的一面。〕(2002, 10) 杰梅茵·格里尔（Germaine Greer）则要批判得多： 〔此处原书引用格里尔一段文字，大意为：她连连发问——为什么女人总是带着包，而且包往往很重？为什么大多数女人不带上装满并非马上要用的东西的包就不出门？托特包是否是一个外在的子宫，是那不可言说之重负的外在标志？〕(引自 Lloyd 1999) 当然，把手提包视为一种外部子宫并不牵强。这让人想起勒古恩的愿望：把技术／科学叙事从“支配的武器”重构为“文化的手提袋”，乃至“万物的子宫”（1986, 170）；更不用说索菲娅的观察：子宫是“原初的容器技术……一个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胎儿的］需求会被不显眼地满足的空间”（第1章，22）。事实上，索菲娅敦促我们从子宫的视角重新思考重要的物件： > 摩天大楼，显然是阳具式的，但从内部看却是一个“带景观的子宫”；汽车，其广告一方面强调它阳具式／排泄式的“轰鸣”，另一方面强调它如子宫般的舒适与储物空间。（24） 手提包被承载，也承载着。承载既不被动，也不简单；索菲娅解释了承载为何是主动的。她回顾了海德格尔（Heidegger）的壶，这把壶具有两种活动／能力：接纳液体，然后保持这些液体。这些能力通常旨在促成第三种能力——海德格尔称之为“倾注”（the outpouring），用索菲娅的话说，即“容器的内容物由此涌出”（30）。壶交还它曾接纳并承载之物，而当其内容物倾泻、淋洒或滴落而出时，它的目的才得以完全实现。同样，手提包接纳物品并使之安全，但只是暂时的，因为它的目的也在于把这些物品交还出来。与壶不同，手提包的内容物往往不会倾泻而出，除了那些尴尬的时刻：我们需要把包倒过来，找出那部急促响着的手机或一根卫生棉条。毋宁说，手提包在我们整个旅途中为我们提供一连串适时的“馈赠”。这些其实是我们经由包送给自己的礼物，其形式可能是音乐、读物、零食、饮料、钱、乳液、笔和纸、名片，等等。由此，手提包是一种容纳技术，用福柯（Foucault）的话来说，它在实践上协助着自我关怀，并且是“一个通过生活技术来形塑自我的问题”（Foucault 1997, 89）。 那么，作为子宫的隐喻，手提包关乎安全的通行、转变与承载。携带手提包的人是在母育自己，预见并供给自己的需求，关怀自己。我们能否扩展这一隐喻，不仅把手提包理论化为外部子宫，也将其理论化为阴道、外阴和阴蒂？那么，我们必须对它持续投注的注意力（因为它不能像双肩背包那样被遗忘或忽略），对它的紧握以及在它里面的摸索，是否是一种自我愉悦的形式？弗洛伊德（Freud）注意到了类似的东西： 〔此处原书引用弗洛伊德一段文字，大意为：杜拉（Dora）那只像通常那样从顶部开合的网格手袋，不过是生殖器的一种表征；她把玩手袋、将其打开并把手指伸进去，是一种毫不尴尬却又确凿无疑的哑剧式宣告，表明她想对生殖器做的事——即手淫。〕(1963, 95) 对弗洛伊德而言，杜拉那些看似强迫性的举动属于她的癔症病理，而杜拉对他的追问只是简单地回答：“既然现在流行这样的手袋，我为什么不该带一个呢？”（引自 Freud 1963, 95）。的确，如果我们想要，为什么我们不都该带着这样的东西呢？ ## 携带手提包 在《我怪罪父权制》（*I Blame the Patriarchy*）上，才华横溢的博主特威斯蒂·法斯特（Twisty Faster）写道：“你看到这其中的疯狂了吗？你领会到这个恶毒的阴谋了吗？你得把一整条胳膊献给这个包。谁会早上醒来，推开百叶窗，大喊‘今天我只需要一只胳膊！’？”（2005）。 手提包最成问题的方面在于它构成约束。我已经说明了它如何具有教化性，教女性如何走路、如何在空间中周旋。女性主义现象学家艾丽斯·马里昂·扬在她开创性的论文〈像女孩那样扔球〉（“Throwing Like a Girl”）中，考察了“女性身体举止、移动方式及其与空间之关系的一些基本模态”（2005, 30）。她写道： > 小女孩习得了许多细微的女性身体举止习惯——像女孩那样走路，像女孩那样歪头，像女孩那样站和坐，像女孩那样做手势，等等。女孩学会主动地妨碍自己的移动。（2005, 43） 毫无疑问，手提包妨碍移动。我们紧抓它们，把它们挎上肩，握住它们，甩动它们，而我们也被它们压着、拖累着。尽管手提包在实用和象征上都很有用，它们却限制手臂的活动，而且并不符合人体工学。扬指出，“聚焦于女性身体在这类举止或移动中经常或典型地表现自身的方式，可能尤其能揭示女性存在的结构”（2005, 30）。 手提包，或者更准确地说，携带手提包，能告诉我们关于女性存在结构的什么？手提包如何影响举止和移动，它们如何改变我们的身体？就像高跟鞋、紧身胸衣、塑身衣和紧身裙一样，手提包构成约束。它们携带起来并不简单，它们减少了一只手臂的使用，让我们身体失衡，甚至可能导致肌肉骨骼损伤和疼痛（Gunnam, Thajudeen, and Sivanandam 2018）。 然而，无论多么小巧，手提包都让我们变得更大——它扩充了身体的曲线。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手提包称为“女人的延伸”，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人的延伸”（1964）相平行。它们提供了极少数在文化上可接受的、让女性占据更多空间的方式之一。男人张腿而坐时，女人交叉脚踝；我们很少像男人那样四仰八叉、双腿大开，以至于这种姿势在口语中被称为“男式开腿”（manspreading）。女性的身体语言是被容纳的，我们双脚并拢地站立（Young 2005, 32），当然，我们还被鼓励节食和运动来缩小自己的身体尺寸。 手提包不仅仅是一件装备，它改变着我们与空间的关系以及我们的自我感知。时尚理论家亚历山德拉·沃里克（Alexandra Warwick）和达妮·卡瓦拉罗（Dani Cavallaro）在论述服装（而非包）时指出，“在身体／服装的关系中，表面上无生命、因而无力量的衣物，凭借其赋予身体以未着装主体所缺乏的意指力量的能力，被转化为一个能动者”（1998, 60）。 手提包在这个意义上可以从符号学角度被理解为一种服装形式，它同样改变着身体的意义。沃里克和卡瓦拉罗接着写道： 〔此处原书引用沃里克与卡瓦拉罗一段文字，大意为：身体意象并不止于皮肤，它在很大程度上由身体与环绕它的空间之间的关系所决定；这一空间只能被不稳定地量化，因为在身体意象与世界其余部分之间总有一个不确定的地带，它会随社会境况而收窄或扩展。〕(1998, 61) 手提包或许是累赘，但它允许女性占据多一点的空间，这空间既是真实的，也是象征的。手提包越精致、越昂贵、越具辨识度，这个空间就越重要。 与此相应，我看到手提包作为工具、作为物件、作为微世界、作为符号以及作为身体的延伸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相互作用。我认为，手提包在若干方面都是一个越界者。它以服装所不具有的方式与身体相分离。它是独立存在的，又是一个人身份的一部分：与其说像穿着衣服，不如说更像随身带着一个“迷你我”或一个连体孪生兄弟姐妹。小说家安妮·里弗斯·西登斯（Anne Rivers Siddons）写道：“女人无需把心挂在袖子上。对于敏锐的观察者而言，她每次带着手袋走出家门，都在向你展示她是谁”（引自 Hagerty 2002, 8）。 在时装秀上，模特们携带的包似乎毫无重量。它们显得轻盈，充满空气，携带者毫无负担，能够踩着细高跟在台上阔步前行。这是两全其美：一个扩充身体却没有重量的包，一个带来手提包所附带的全部身份地位而又不妨碍移动的包。超大号设计师包的吸引力之一，不在于它能装下很多东西，而在于它可以宽松空荡、里面几乎什么都不装：这些包在说“我有很多空间，但我不需要携带很多东西”。它们的空，与袋子女士所代表的满溢和不可容纳性恰成对立，关于这一形象我将在下文讨论。 那么，我们为什么还要继续费心于手提包？为什么不是所有女性都改用斜挎包或双肩背包，或者像许多男人那样根本不带包？扬借用了波伏娃（De Beauvoir）对女性在父权社会中之处境的估量，即这一处境不断在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进行协商： 〔此处原书引用扬一段文字，大意为：在父权社会中践行女性之存在的女性个体必须生活于一种矛盾之中——作为人，她是参与超越性的自由主体，但她作为女人的处境却否认了她的这种主体性与超越性；女性身体举止、运动能力与空间性的种种模态，也呈现出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主体性与仅仅作为客体之间的同样张力。〕(Young 2005, 32) 对许多人来说，手提包在女性不受欢迎、或许还受到威胁的父权制公共领域中提供了移动的自由，即便它同时妨碍着这种移动。手提包那“典型的女性气质”是一种阻碍，却也是一种保护和慰藉。 夏洛特·诺尔斯（Charlotte Knowles）将波伏娃框架中超越性与内在性之间的摆荡阐释为： > 共谋的能动者在其自身共谋中所具有的主动性，可以被理解为一种自我欺骗，它源于不愿动摇那些能动者已经沉浸其中的规范、自我理解和社会角色。（2020, 258） 换言之，做女人是艰难的。女性面对着男性所不必面对的敌意和危险。手提包帮助一些女性在世界中周旋。它们束缚我们，却也武装我们，并且常常是一个持续而可靠的供给来源。扬写道，“女性存在把空间活成封闭的或限制性的，活成具有双重结构的，而女人把自己经验为被定位于空间之中的”（2005, 39）。对扬而言，女性（我会将其澄清为任何过着女性化存在的人）对空间的经验既是超越的（自由地生活于其中、在其中移动），又是内在的：在后者中，女人自身的肉身物质性总是被她作为他者和客体的身份所调和，并始终处于她存在的中心。 ## 移动性与公共／私人 手提包帮助我们穿越公共与私人领域，在内部承载着个人之物，在外部则摆出一副“公共面孔”：“你携带的包告诉人们你是谁——无论好坏！把你最好的一面展示出来：下次出门时，多想一想你的包在说你什么”（Pedersen 2006, 10）。由此，手提包促成了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移动，它既在承载空间的层面上、也在穿越空间的层面上进行着复杂的运作。 这一容纳之物首先通过在适当时候给出我们所需的物品——信用卡、防晒霜、笔记本等——来帮助日常的、公共场合中的自我关怀。它是一份便携的保证，确保一个人的需求会得到满足。包内所存放的是私人的、个人的，而它的外部则像一块广告牌，宣告着一个人在世界中的位置。手提包是一个便携的家庭生活世界——一种把室内带到户外的方式，一种调和私人与公共领域的方式。手提包关乎固定与移动；手提包把我们系于一个地方（家），却又允许我们离开它，然后再回到它。这既是实际的，也是象征的。例如，路易威登（Louis Vuitton）的一系列跨媒体广告展示了白人名人从事当代殖民的行为——表面上是在镜头前进行“行动主义旅游”（activist tourism）（见 Armstrong 2011）。这一广告活动中的路易威登包代表着殖民者无论身处世界何处都有权自在如家（be-at-home）。 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英国第一位女首相（1979年至1990年在任），数十年来刻意横跨两种身份和两个世界——家庭主妇与政治家，私人与公共。这在早期照片中可以从视觉上读出：那时她还只是一名普通议员，照片中她既拿着公文包，也拿着手提包。我们或许会以为，随着她权力的增长并接近领导地位，她会不再使用手提包，但事实上被舍弃的是公文包。鉴于自己的性别，撒切尔精明地选择了最被证明具有力量的那个容器，那个保护她免于被指责为闯入男人世界的容器。手提包有力地连接着家庭世界与市民世界。撒切尔那只伦敦制造、硬壳、方正的劳纳（Launer）包（女王也用这个牌子，在本文写作时每只售价超过2000英镑——比爱马仕包便宜，但远非普通人所能企及）成了一个臭名昭著的例子，它象征着她深重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也象征着她那种在公共领域中字面意义上“上班”的“家庭主妇”式女性气质。她的包象征着一种非常特定的、从来都不“男子气”的权威。这一角色是公文包无法担当的。那只严肃的黑色劳纳包支撑着撒切尔静止、坚忍、简朴而体面的女性气质，这种女性气质使她得以用看似不具威胁、且深度保守的方式侵入传统的男性领地，而这往往令她的批评者无从招架、困惑不解。换言之，手提包是她权力的一部分，演绎着一种武器化的女性气质（如果我们想到马岛战争［Falklands War］，那便是字面意义上的）。 多年前，我推着婴儿车里刚出生的女儿，拎着购物袋、手提包和装游泳用具的包，在街上与一位年长的女士擦肩而过。她对我说：“女人，负重的牲口。”这话多半是出于善意、带有支持意味的，却让我心头一沉，让所有的包都显得更重，让山坡显得更陡。因为在携带一个包以表达权威和在世归属感（belonging-in-the-world），与携带太多的包之间，只有一线之隔。 如果手提包代表着权力，如果它们意指家庭世界以及离开它、返回它的移动性，那么，无家可归的女性，即常被称作袋子女士的人，又如何呢（图2）？她全身都是包，连她的名字也是。她的包尽管内容满溢，却在说“我一无所有，我什么都不是”。一种在公共场合度过、处于不断移动之中、被剥夺了私人空间的生活，通过不成比例的“包裹性”（baggishness）表达出来。携带一个有用的包——即表达权威和地位、显示在世归属感的包——与因贫困或流离失所而被迫携带太多（沉重的）包，是有区别的。对袋子女士而言，私人空间与个人空间之间的区分是有限的。不同于在家庭／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之间进行中介的单个手提包，她的包不断增殖，成为便携的家庭空间。这些包就是她的世界／家。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结论 把手提包解读为我们为之所累的物件、削弱我们能力使我们更无能的东西，是一项容易的女性主义任务。它们无疑属于那些社会文化机制的一部分，这些机制使扬断言，“在性别歧视的社会中，女性在身体上是残障的……作为活生生的身体，我们并没有敞开……去掌控一个属于我们的世界，一个由我们自己的意向和筹划所构成的世界”（2005, 42）。但正如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那著名的论点所指出的，何为残障是视语境而定的，取决于时间、空间和境况（1991）。我们在批判手提包时必须记住，它虽然成问题，却也润滑着公共与私人领域之间的移动，它标示着地位，并且是一种隐喻性的信号，帮助我们在暴露时保护自己。勒古恩说，在“星辰之袋”中仍有“空间”（1986, 170），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思考叙事。那位亚述神祇手中拿着的，或许是一个以手提包为形式的宇宙，而从手提包中或许会洒落出星系。我已经表明，手提包是一个便携的微世界，一个供给与给予的源泉。让我们不要轻视这个承载着也被承载着的物件。它可以教给我们关于家庭世界与公共世界、关于女性气质、关于使能与束缚的种种。让我们在手提包中获得乐趣，享受它所提供的悖论性的丰盈。 非常感谢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即佐伊·索菲娅，感谢她对本文的出色意见，也感谢她作为我一生的智识导师。还要感谢才华横溢的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慷慨的阅读和富有洞见的建议。 ## 注释 [^f05-1]: 考古学家和博物馆策展人似乎一致认为，这位鹰首亚述神祇所持的“手提包”实际上是一桶水，神祇另一只手中所持的树锥（很可能是雄性椰枣树的佛焰苞）被浸入其中，用以为雌性椰枣树人工授粉，和／或在净化仪式中洒水。我们喜欢琼斯的这一（误）读，因为它所完成的修辞工作，也因为它与勒古恩的共鸣：无论是水桶、手提包还是宇宙，某种“手提袋”都被唤起了。——编者 [^f05-2]: 一是2004年10月6日至2005年2月20日在巴黎装饰艺术中央联合会时尚与纺织博物馆（Musée de la Mode et du Textile par l’Union centrale des Arts Décoratifs）举办的《包的情形：便携乌托邦的故事》（*Le cas du sac: histoires d’une utopie portative*）；二是2021年10月13日至2022年1月16日在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V&A）举办的《包：由内而外》（*Bags: Inside Out*）。 [^f05-3]: 评论区中有读者在清单上加上了一把枪和防狼喷雾，还有卫生棉条和卫生巾（“以防在洗手间里被人问起”）、一支手电筒和安全套。 ## 参考文献 Allen, Carmel. 1999. *The Handbag: To Have and to Hold*. London: Carlton Books. Armstrong, Stephen. 2011. “What’s Angelina Jolie doing in a swamp with a £7,000 bag?” *The Guardian*.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www.theguardian.com/film/2011/jun/14/angelina-jolie-swamp-bag-ad. Canguilhem, Georges. 1991. *The Normal and the Pathological*. Translated by Carolyn R. Fawcett and Robert S. Cohen. New York: Zone Books. Chenoune, Farid. 2005. *Carried Away: All about Bags*. New York: The Vendome Press. Christies. 2019. “A rare, matte white himalaya niloticus crocodile retourné kelly 25 with palladium hardware.” Accessed July 11, 2022. https://www.christies.com/en/lot/lot-6238764. 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2023. “Handbag.”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s://www.collinsdictionary.com/dictionary/english/handbag. Daniel, Anita. 1945. “Inside Story of a Handbag; Chapters of the mysterious science of bagology which is said to throw new light on the ways of womankind.” *The New York Times*.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www.nytimes.com/1945/01/21/archives/inside-story-of-a-handbag-chapters-of-the-mysterious-science-of.html. Faster, Twisty. 2005. *I Blame the Patriarchy*.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twistyfaster.typepad.com/i_blame_the_patriarchy/2005/09/. Foucault, Michel. 1997. “Subjectivity and Truth.” In *Ethics: Subjectivity and Truth*, 87–92. New York: The New Press. Freud, Sigmund. 1963. *Dora: An Analysis of a Case of Hysteria*. New York: Macmillan. Gunnam, Indu Priya, Ahmed Thajudeen, and Murali Sivanandam. 2018. “To find out prevalence of musculoskeletal pain by carrying heavy handbags among college girls and its relation with their BMI.”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dvanced Research* 6, no. 8: 783–802. Hagerty, Barbara G. S. 2002. *Handbags: a peek inside a woman’s most trusted accessory*. Philadelphia and London: Running Press. Kasuma, Jati, Nurnazirah Jamadin, Yusman Yacob, and Ahmed Sadeeq Shafiee. 2015. “Determinants of Purchasing Luxury Handbags among the Generation Y.” Conference Paper, 3rd Global Conference on Business and Social Science.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90814267. Knowles, Charlotte. 2020. “Beauvoir on Women’s Complicity in Their Own Unfreedom.” *Hypatia* 34, no. 2: 242–65. Kowaleski-Wallace, Elizabeth. 1997. *Consuming Subjects: Women, Shopping, and Business in the Eighteenth Centu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vie Exclusive. 2021. “What’s in My Bag: New Normal Version.” Facebook. Accessed June 30, 2022. https://www.facebook.com/exclusivelavie/photos/a.113835006977283/162033135490803/?type=3. Le Guin, Ursula K. 1986. “The Carrier Bag Theory of Fiction.” In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oughts on Words, Women, Places*, 165–70. New York: Grove Press. Liebelt, Claudia. 2022. “Beauty: What Makes Us Dream, What Haunts Us.” *Feminist Anthropology* 3, no. 2: 206–13. https://doi.org/10.1002/fea2.12076. Lloyd, Carol. 1999. “In search of granny porn.” *Salon*.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www.salon.com/people/lunch/1999/06/22/germaine_lunch/. McLuhan, Marshall. 1964, 1994, 2013.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Berkeley, CA: Gingko Press. Merrill, Samuel. 2020. “Following the Woman with the Handbag: Mnemonic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Anti-Fascist Activist Appropriation of an Iconic Historical Photograph.” In *Social Movements, Cultural Memory and Digital Media: Mobilising Mediated Remembrance*, edited by Samuel Merrill, Emily Keightley, and Priska Daphi, 111–39. Switzerland: Springer Nature. Newbold, Alice. 2019. “Lizzo Amps Up Her Red-Carpet Game with the World’s Smallest Valentino Bag.” *Vogue*.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www.vogue.co.uk/news/article/lizzo-valentino-mini-bag-american-music-awards.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d. “Handbag.” Accessed June 6, 2023. https://doi.org/10.1093/OED/7629686739. ———. “Handbag: verb.” Accessed September 25, 2023. https://doi.org/10.1093/OED/1127252183. Pedersen, Stephanie. 2006. *Handbags: What Every Woman Should Know*. Exeter, UK: David and Charles Publishing. Pollock, Griselda. 1988. *Vision and Difference: Feminism, Femininity and Histories of Art*. London: Routledge. Richardson, Ingrid. 2007. “Pocket Technospaces: The Bodily Incorporation of Mobile Media.” *Continuum: The Australian Journal of Media and Culture* 21, no. 2: 205–15. Rothe, Nine. 2020. ”’Bags: Inside Out’: Fashion’s Status Symbols or Functional Objects?” *Flaunt*.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flaunt.com/content/bags-inside-out.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rella, Lucille. n.d. “15 Transgender / Crossdressing Items to Always Keep in Your Purse.” *Femme Secrets*.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feminizationsecrets.com/transgender-crossdressing-purse-items/. Vince, Jessica. 2017. “The way you carry your bag is sending secret signals: A body language expert reveals all.” *Harper’s Bazaar*. Accessed July 10, 2022. https://www.harpersbazaar.com/uk/fashion/a43298/what-your-bag-says-about-you/. Warwick, Alexandra, and Dani Cavallaro. 1998. *Fashioning the Frame: Boundaries, Dress and the Body*. Oxford: Berg. Young, Iris. 2005. *On Female Body Experience: “Throwing Like a Girl”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第5章　悖论性容纳：包装的双重外部化与元系统假体的过度延伸 *Paradoxical Containment: The Double Externalization of Packaging, and the Overextension of the Metasystemic Prosthesis* 保罗·格雷厄姆·雷文（Paul Graham Raven） 关键词：基础设施，物流，假体，容纳，包装（INFRASTRUCTURE, LOGISTICS, PROSTHESIS, CONTAINMENT, PACKAGING） *在本章中，我首先讨论海德格尔的“持存物”概念——我认为它已不再“持立”——以及“物”的概念，后者那同时进行的“留存于内”与“阻隔于外”，正是包装与供给相互缠绕的形象。接着我将说明，包装与更广义的容纳一样，执行着一种双重外部化：一方面把产品与其环境隔离开来，另一方面把环境用作吸纳生产与分配之废排的汇。我将这些外部化同“效率”一词在经济学词汇中的特殊含义联系起来。随后，我讨论包装作为一个系统的自我隐没，并把这一现象与物流基础设施的自我隐没联系起来；我进一步将后者界定为一种集体化的赛博格假体，人类已在不知不觉中（有时是不情愿地）习惯于它。最后，我转向拉图尔对洛夫洛克与马古利斯的（再）解读中所出现的盖娅，并得出结论：物流基础设施是社会／自然二分的物质性具体化及其引擎。最后，我向读者发出挑战：敢不敢撕开我们将自己封存其中的那个包装？* > 并非万物都与万物相连，但万物都与某物相连。 > > ——唐娜·J. 哈拉维（Donna J. Haraway） ## 引言：作为缺席之在场的包装 值得注意的是，索菲娅（Zoë Sofia）那篇关于容器技术的开创性论文（2000；本书第1章）几乎没有提及最为无处不在的容纳形式，即包装。然而这种缺席的在场不应令我们惊讶：正如本章将要论证的，包装的目的之一恰恰在于自我隐没、隐藏自身，并借此遮蔽它既使之成为可能、又赖以存在的物流系统。在通向这一论点的途中，我们将探讨包装与容纳那双重外部化的（本体）逻辑：它既把产品与其环境隔离开来，又使该环境成为吸纳生产与分配之废排的汇。在途中，我们将遭遇杰文斯悖论（Jevons paradox）和“效率”一词的词源，然后把包装作为一种自我隐没的景观拆开来看——包装本身又被赛博格式的物流元系统所容纳——最后，我们将与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相遇，不是在时间的终点，而是在终结的时间之中。 本章是一部后人类主义理论之作，但读者会注意到，我所称呼的“我们”在其表面上的普遍主义中，是经典人文主义式的。这一矛盾是一种刻意的策略，其前提构成了整章的潜台词，我将在接近结尾处对此作出充分解释。不过，让我们先以索菲娅的论文为母港、为出发点——在那里，海德格尔的幽灵正惊愕地伫立在机场的停机坪上…… ## 持存物不再持立：元系统的动员与作为仓库的世界 索菲娅文中所调用的海德格尔概念之一是“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Heidegger 1977, 3–35）。我将从这样一个观察开始：持存物已不再持立。 索菲娅将海德格尔所说的技艺（techne）的“产出”（bringing forth）与我们或可称为晚期资本主义的“资源化凝视”（re-source gaze）相对照。〔此处原书引用索菲娅一段文字，大意为：这种凝视把以下诸项联系起来——把大地作为可计算资源加以开发、利润驱动的发展要求、现代研究的特性、依赖装置的科学，以及世界的数学化或“信息化”；“产出”被化约为某种强加与撕扯，即以咄咄逼人的技术科学方式“促逼”世界，使其以供消费的资源和信息的形式显现自身。〕（Chapter 1, 34） 海德格尔把这种资源化的宏观技术称为 Bestand，通常译作“持存物”，索菲娅将其释为“可供即时供应的、可动员的资源储备”。海德格尔以停在跑道上待命的飞机作为这种系统性的例子，索菲娅则补充了“一排排堆叠起来、随时可以经公路、铁路或海路运输的大型集装箱”的意象；此时，〔此处原书引用索菲娅一段文字，大意为：对象失去了作为 Gegenstand（对象，即那种抵抗着、对立着的东西）的性质，机器也失去了作为自主工具的地位，被消解进 Bestand 之中，成为资源化世界那抽象而全球的网格中又一个“完全不自主”的要素。〕（34） 索菲娅所提到的海运集装箱，可以带我们越过海德格尔的持存物——我已声称它不再能够持立。我这句话有两层意思：其一，海德格尔对持存物观念的表述已不再站得住，因为其二，在海德格尔的持存物概念中“持立”着的东西，如今越来越少见到处于持立状态了。这并不是说持存物已被推到一边；它也（尚）未倒下。毋宁说，持存物如今几乎处于持续不断的运动之中——而若它在没有充分预警或准备的情况下停下来、重新持立，将会招致多种灾难。这是全球物流元系统的一个普遍问题；对此而言，海运集装箱——在本章中，也在这个世界上——构成了一个经久耐用、用途多样且容量巨大的提喻。 “可动员的资源储备”意味着“尚未被动员”。当海德格尔写到在跑道上待命的飞机时，准时制（just-in-time，JIT）的“精益”逻辑尚未留下印记，储存仍是生产中的寻常环节。精益制造——一系列制造管理范式的统称——于二十世纪下半叶兴起于日本。作为继福特主义与泰勒主义之后的一种变异（后两者通过削减人类工人职能中的冗余来寻求生产率的提高），JIT 转而聚焦于减少库存（从而减少对库存的投资以及储存成本）。正如罗安清（Anna Tsing）（2015, 112–14）所观察到的，这些变化在国际竞争所要求的融资、供应和分销企业网络中层层扩散。由此开始形成了当代供应链的拓扑结构——无论有意与否，这种结构降低了政治风险，便利了商品与资本的跨国流动，并使规避全球环境标准成为可能（114）。 到索菲娅撰写其论文时——正如她所指出的，彼时大量储存与容纳方案已进入许多家庭——储存正以尽可能快的速度被从供应链中优化掉。或者更确切地说，储存被重新嵌入物流之中：商品，至少在经济上理想的情况下，应当在生产地与消费地之间永不停止移动。或许并非所有商品都（已经）如此，但越来越多的商品越来越是如此：囤积往往只发生在最原始、最不易腐坏的大宗商品（例如矿石与燃料）上，而且与其说是为了利润，不如说更多是出于金融或政治筹码的考虑。 换言之：持存物意义上的储存，已被一路推回到供应链的原材料一端。这种物流的延伸与超级动员，造就了作为仓库的世界（world-as-warehouse），即对世界近乎全面的资源化。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持存物不再持立，却也并未倒下：它的逻辑只是被优化到了这样一种程度，以至于地球本身就是那个履约中心，而其他一切履约中心都不过是其地方性仓点。在被全面资源化的世界与消费地之间，是全面而无休止的运动：商品、价格、订单与符号，通过物流元系统的多重媒介，在地球上纵横往返。事实上，这正是元系统的本质，是其具体的基础设施功能：资源的运输与转化（Raven 2017），而容纳与包装正是使之成为可能并加以延伸的关键组成部分。 ## 翻转海德格尔：每一种留存于内，总已同时是一种阻隔于外 为了展示包装与供给的缠绕，让我们转向海德格尔（2009, 161–84）对“物”的讨论。正如索菲娅所指出的，就壶而言，“物”（部分地）是由其留存于内（keeping-in）、聚集的功能来界定的（Chapter 1, 30–32）；这种留存于内、这种容纳，在索菲娅那里被编码为女性的，在海德格尔那里也至少隐含地如此。但我们或可注意到，每一种留存于内、每一种容纳，总已同时是一种阻隔于外（keeping-out）：部分可渗透的容器当然存在——事实上，在这个意义上所有容器都是不完美的，而海德格尔所钟爱的那只壶的物性，恰恰依赖于它能够被促使把其内容物作为献祭倾注而出的条件——但是，除某些生物膜之外，其渗透性因人处在它的哪一侧而有所不同的容器，实属罕见。 我们还可以注意到——鉴于海德格尔与国家社会主义的牵连，这既具讽刺意味又令人反感——明确聚焦于留存于内、而多少隐而不宣地进行阻隔于外，恰恰是法西斯主义描绘其保持祖国纯洁、不受污染之努力的方式。我无意指控某个技术概念本身就是法西斯主义的，但包装——尤其是食品包装——确实非常鲜明地表达了这两种功能。易腐商品被留存于内、受到保护，与此同时，包装执行着一种聚集，使其运输、储存和销售更为高效。例如，关于“立方利用率”（cube utilization）就存在一整套文献（参见如 Twede 1992; Twede, Clarke, and Tait 2000; Hellström and Saghir 2007），这是一个委婉说法，指的是通过使用包装，使在给定车辆空间体积内可安全运输的产品数量最大化，从而减少损耗与开支的目标。这些理论与实践说明了包装作为一个系统所扮演的标准化、同质化角色——它在作为系统的物流之内及之外运作，以至于二者各自独立的系统性几乎只不过是分析学科的人为产物：容纳与运输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 但是，再重申一遍：当一件商品被其包装留存于内时，其他一切也被阻隔于外。 ## 保护性气氛：包装的第一重外部化 仍以食品商品为例，我们很容易看到包装所执行的第一重外部化——它（理所当然地）受到赞誉：其密封使大气被保持在产品之外。这是对熵与腐败的一种外部化，尽管并不完美：通过把氧气和微生物排除在食品之外，食品经由标准化系统被产品化，产品的“保质期”——即从生产到安全（或至少可行）的消费之间的时间窗口——也得以延长。 这种延长可以被视为一种时间拉伸：产品被（哪怕只是部分地）从时间的熵流中抽离出来，受到保护，免于那种会使其沦为废物的腐败（这或许可以被看作一种“延寿”，尽管对微生物而言这实际上是“拒生”）。以繁殖细菌之世代来计量的腐败生物钟，被减缓到近乎停止；产品在被我们称为时间的第四维度中的运动，被降至爬行般的速度；而在包装之外，时间照常流逝。产品在第四维度中运动的减缓，使其在另外三个维度中的潜在移动性得以延伸：产品在包装内穿越时间的速度越慢，它就能在包装外的大气空间中被运送得越远。产品潜在分销范围的这种延伸，使食品生产的集中化成为可能，甚至成为必然：正如全球化农业综合企业的兴起所表明的，物流与储存的外包成为争夺盈利能力的关键武器，而它与“规模化”集中生产之间的协同效应，很快就使曾经的竞争优势变成了可行商业模式的基本前提。 ## 压力下的内容物：包装的第二重外部化 我们已经看到大气如何在生物—时间的意义上被包装外部化，而现在我们也开始看到它如何在经济的意义上被外部化。易腐商品更大的移动性，意味着向大气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废热和其他污染物；而尽管排放交易计划作出了堂吉诃德式的努力，这大气仍然坚定地处在相关组织的账簿之外。一种不可避免的生产集中化由此既成为可能又成为必然，而这同样增加了排放，因为“规模化”生产并运往遥远的消费者，比在更本地的范围内生产较小的量更为有利可图。对盈利性商业实践如此核心的“规模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以这种对耗费于产品移动性的能源之环境影响的外部化为前提的。这一逻辑不仅限于食品：在全球东方与南方生产塑料小摆件，再将其运往全球西方与北方的市场，若不是从工厂到家门口的转运具有（虚幻的）廉价，本将是一桩亏本买卖。 我们也许会忍不住想：要是他们明白就好了；要是我们能把这一点讲清楚——或许通过价格信号和碳定价方案——我们就能使这个系统合理化了！但这个系统本已建立在理性之上——尽管这种理性的基础前提，导致了一个系统深刻的非理性：它以维持自身之名，消耗着自身存在的基础。 因为生产的这种集中化与分销的这种延伸并非偶然，而是对该系统赖以建立之原则的忠实。让我们比较一下形容词“efficient”（高效的）的日常（非神学、非哲学）释义——《牛津英语词典》（OED）将其描述为“有效的；充分运作的”（2022）——与这一术语在商业和经济话语中的用法。日常用法以“充分”为枢纽，由此衍生出这样的含义：对某物——比方说某种特定资源——高效，意味着节俭、省用，不超出完成任务所需的充分程度。 然而，当一位“企业家”谈论效率时，他们说的是投资者阶级的行话：“经济效率是指经济中的每一种稀缺资源都以一种能产生最大经济产出、并给消费者带来最大利益的方式，在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被使用和分配”（Investopedia 2020）。这一定义中关键却常被忽视的词是“每一种”（every）。如果你以为我是在过度解读一个被那些视词语仅为达到目的之手段的人随口使用的词，那么请考虑一下“生产效率”（productive efficiency）——即那些以生产为业者最为关心的效率——更为详尽的定义，以及这些定义中无处不在的对避免资源浪费的强调。撇开经济哲学家的意图不谈，上面这段引文——连同其中低调却明确的“每一种”——捕捉到了那些更热衷于从事生产而非思考生产的人对它的理解。这种理解在我们所陷入的社会技术性的方方面面中都有所表达，那就是：*一种资源未被开发，就是一个被浪费的机会*。实践中的生产效率与节俭或“与目的相称的充分”毫无关系；它关乎的是使用全部的、每一丝每一毫的资源，是对世界的全面资源化，而这正是由包装与容纳技术使之成为可能并加以延伸的。 再考虑一下杰文斯悖论（Alcott 2005），它以严格的经济学语言表达了这一语文学上的矛盾：消耗某种特定资源的过程在效率上的提高，带来的并不是消耗速率的降低，反而是其增加，因为该资源价格的下跌向市场发出了增加需求的信号。反对杰文斯悖论的一个流行论点是：许多（也许是大多数）现代商品都是多种投入的产物，而投入成本以外的因素也会影响其价格；事实上，对任何一种具体产品的分析很可能都会揭示这一点。但是，如果我们从一般生产的角度借助杰文斯悖论来思考，并注意到对任何以及所有生产都不可或缺的那唯一投入——尽管形式多样——是能源，那么我们就能清楚地看到，史蒂夫·索雷尔（Steve Sorrell）（2009）为何得出结论：技术能源效率的提高将不可避免地导致更大的消耗。能源日益增长的可得性与廉价性，实际上降低了生产与分销中每一个环节的成本，即便假定所有其他成本保持不变。 于是，物流元系统的资源化——无论其形式是货车车厢里紧密码放的一盒盒均质牛奶，还是一只海运集装箱，其制冷机组在某片赤道海洋上隆隆作响，为码放在其中如原木般的冷冻牛胴体拉伸着旅途的时间——正是被书写得如此巨大的杰文斯悖论，以至于它的句子延展到了国际航运航线的长度。可能之事变成了必要之事。包装与容纳使得把能源耗费于将越来越多的商品出口得越来越远、越来越久成为可能——于是，出于对生产效率之教条的服从，我们便这样做了。 那么，为什么这种系统性如此难以被看见呢？ ## 景观性的自我隐没：作为媒介与讯息的包装 得益于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中的“基础设施转向”（infrastructural turn）（例如 Dodson 2017），物流元系统的物质性如今正受到更多关注。然而，由苏珊·利·斯塔（Susan Leigh Star）（1999）的工作所激发的基础设施概念的相对化，却是喜忧参半。需要明确的是，那些使各种专业、商业和学术实践成为可能的支撑性社会技术系统——它们往往是不可见的（并且，再一次，被编码为女性的）——正在被更为详尽地揭示和探究，这值得称道。斯塔并无贬低其重要性之意，她把根本性的物流—分配基础设施——不妨说，基础设施中最“基础”（infra）的那些——称为“基底系统”（the system of substrates）；然而，那个系统之系统、那个元系统，仍有待*作为*元系统被思考，而不是被当作一类彼此相似的系统来思考。为这样一种元系统性思考提供范例，正是本文的目的之一。 那么，我为什么要写包装而不是管道，写容器而不是货轮呢？但这其实并不矛盾：包装或许是容纳最常见的表现形式，它是物流图景中的“图形”，而（元）基底系统则是其“背景”。 关于基础设施之物的条件性不可见，已有大量论述：它只有在故障或超负荷之时，才作为基础设施进入我们的感知（Star 1999）。我认为包装具有类似的不可见性，或者更确切地说，具有一种悖论性的自我隐没，而这与元系统的自我隐没密切相关。与基础设施一样，并不是说我们看不见包装。恰恰相反：包装充斥着视野，无论是其最简单的形式（商品化产品的保护性包裹），还是其元层面的表现（印着标志的卡车里装满印着标志的箱子，箱子里装满印着标志的包装产品）。但正如广告材料（包装与之如连体兄弟）一样，包装纯粹的无处不在使它难以被注意到——一片纸板与塑料的森林，我们因树木而难以看见它。 这里潜藏着一个巨大的矛盾，因为包装看起来似乎根本无意遮蔽自身：它常常印满了标志、品牌名称、图像、配料表、“小心轻放”的警示以及食用建议。事实上，高端物品——尤其是科技设备——的包装，是产品自身符号灵晕的延伸。但是我们并不把包装*作为*包装来看待——也就是说，不把它看作一种一旦将产品交到我们急切的手中、其功能即告耗尽的保护性覆盖物——直到其功能耗尽的那一刻到来，我们被这层如今显得莫名可耻的商业蜕皮所包围；它的花样与商品的种类一样多：有时花哨，有时实用，有时不透明，有时透明，在符号层面上复杂，宛如一块巨大的、破碎的屏幕，承载着数以十亿计像素的图像，投射着／反射着……什么？ 包装是一种媒介，是一个传递象征意义的系统，而其象征性是晚期资本主义景观逻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商品化的商品化，增殖的增殖，批判的收编。媒介——即包装作为一个技术系统的可供性——同时也是讯息（McLuhan 2010）。如前所示，包装的讯息是：环境是对珍贵产品的熵增威胁，而环境同时也是一个汇，吸纳为提供产品而必须牺牲的一切。作为风险之源与废物之汇，“环境”就这样被包装——实际上也被许多（如果不是全部）形式的人造物性容纳——双重地外部化了。事实上，“环境”这一概念本身就是一种外部化的修辞手段（Latour 2017, 101–4）：它总是相对于分析对象而言的，哪怕只是隐含地如此，而那个对象在另一种分析中又会成为“环境”（的一部分）。归根结底，万物对万物而言都是环境。 “冷藏箱”（reefer）——即冷藏海运集装箱——是这种双重外部化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它是容器的容器，而这类元技术总是某种最优之理想、某种“高效”（在上文所讨论的意义上）之理想的表达。冷藏箱里的几乎一切，本身就已经被包装、被打上品牌，已经被时间拉伸、被超级动员。借用一个科幻术语，冷藏箱是一个停滞舱（stasis locker）（Langford 2016）：一个从空间中切割出来的空间，在其中，时间通过能源的耗费而被减缓，以便能够耗费更多的能源来延伸其所容纳之物的移动性。冷藏箱保存着其内容物；它也保存着资本主义（过度）生产那全球化、集中化与优化的逻辑，从而也保存着其一切剥削性与殖民性的规划。 ## 赛博盖娅式新陈代谢：元系统的过度最优 我们已经把包装视为资本主义生产中一个进行物流优化（因而也是集中化）的子系统，也视为其景观性自我隐没的媒介。这就给我们留下了那个自我隐没的元系统性本身的问题——在本文写作前后的时期，它的面具已开始相当频繁地滑落。 2021年3月，仿佛要以外行也能理解的方式展示元系统在故障时刻突然变得可见，那艘名字取得几乎过于完美的货轮“长赐号”（Ever Given）——难道元系统的功能不正是“永远给予”（ever-giving），永远在运动着以满足我们被诱导向它提出的需求吗？——卡在了苏伊士运河，堵塞了物流躯体的一条主要动脉（图1）。这只是一个事件，因其景观性的独特与规模（以及极易被做成表情包的新闻价值）而显得醒目：在2020至2021年疫情封锁期间的其他时刻，集装箱未能在正确的时间出现在正确的地点，导致用于出口的食品被浪费（Bhattarai 2021），因为它们无法被置入必要的停滞状态。但这些短缺并不比任何其他现象更是危机的原因：集装箱不过是全球化循环系统中的血细胞，必要但不充分，是失败的一个形象，而非失败本身。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1　被困于苏伊士运河的“长赐号”货轮，2021年4月23日。 这样的脆弱性还可以追溯得更远：曾有一些时期，对集装箱船运力进行套利的公司以负价格出售运力（Kaminska 2012）。换句话说：它们付钱让人们运送东西，因为若没有足够的东西可运，运东西的利润就会消失。这显然是疯狂的——但这正是杰文斯悖论的表现。 让我们回想一下，这一物流元系统的延伸如今已真正遍及全球，以至于更为地方性的生产与分配系统无法与之竞争，而被收购并升华进其中。这一全球系统在生产上是高效的，是最优地最优的——而正因如此，它极其脆弱，一旦停止或减速，便无法不引发毁灭性的连锁反应。回到我先前的论断：不存在持存物，只有全面动员的储备，即与世界同延的仓库。这是一种马克思意义上近乎全面的新陈代谢（metabolism）：采掘、生产与分配的基础设施，即物流元系统，是那血液必须泵送流经的血管，是那种网络性被永恒展演所跨越的连接；与此同时，召唤并追踪这种血细胞式交通的订单与运单，就像由绞合铜线和玻璃光纤构成的神经系统中的冲动一样来回激发。（事实上，马克思把物流与通信都视为流通问题的一部分，视为“用时间消灭空间”的手段；Marx 2012, 524。） 这也是一种赛博格新陈代谢，在两种意义上——第一种是较为具体的意义：我在别处归类为“混凝土基础设施”（concrete infrastructures）（Raven 2017；双关之意绝对是有意为之）的运输与能源物流系统，是宏观的社会技术假体，它们将其使用者集体化，这既体现在使用者与空间（及其不可避免的资源分布不均）的关系上，也体现在他们最终对相关系统的习惯化上。这不仅是说，满足基本需求的旧有实践因不再被践行而逐渐消逝；而是说，通过其全面动员、通过其对世界的资源化，这些系统相继捕获、移除和／或耗尽了通往满足需求的替代路径的可能性本身。说得更直白些：倘若供水所依赖的各种基础设施媒介（如自来水公司的配水管网、瓶装水的零售供应链）出现故障，比如说，从伦敦、里斯本或拉各斯的市中心出发，一个人得走多远才能找到饮用水？那些残存的“自然”水流——那些没有被抽取殆尽直至干涸、被重新构想为下水道，或以不那么蓄意的方式被污染的水流——早已被铺砌覆盖了。正如大卫·威尔斯（David Wills）（2021, 80–82）所观察到的，尽管肯尼亚奇加人（Chiga）中的女性运水者与我们这些全球北方之人惯于从中取水饮用的基础设施之间显然存在深刻的差异，但二者同样都是假体问题：它们是（被集体化的）人类主体身体的延伸以及融入该身体的东西，使主体在世界中（并作用于世界）的行动成为可能。 这便是元系统作为赛博格假体的第二种、更为一般的意义。配水管网和集装箱船在技术上远比奇加女性头顶的水盆复杂，也远不如科幻电影主角的义肢和赛博终端那样光鲜——但它们都是假体：在身体与世界之间进行控制与操纵的双工社会技术媒介（而后一范畴，通过系统性抽象以及同样的经由习惯化而实现的捕获机制，显然也包括其他身体）。这些系统早已在任何有意义的层面上不再是彼此分立的：没有电网为其水泵供电，任何供水网络都无法运转；没有平衡发电与需求所必需的监测和管理电信系统，任何电网都无法运转；没有电力，也没有人类操作员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任何电信系统都无法运行——而这些操作员很可能是驾驶着以远方开采的燃料为动力的车辆，沿着由更多的人、使用更多的电力和电信来维护与管理的道路前往那里的。所有这一切（以及更多）如今都被那个被称为“互联网”的次元系统（sub-metasystem）彻底渗透——人们对它的称呼越来越准确，理解却越来越少——其最粗壮的国际神经节，仿佛是在向其殖民先驱致敬，以惊人的精确度与数个世纪前确立的国际航运航道相吻合，而这一格局既是由潮汐与天气的模式塑造的，同样也是由成本与利润的比率塑造的（Khalili 2020, 25–27）。 我在本文中称呼一个普遍化的人文主义的“我们”的理由，现在应当可以理解了，尽管很可能不会被认同：元系统性假体的主体是人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而且常常是不情愿地）被基础设施延伸所造成的相互依赖集体化了。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Raven 2017），基础设施的发展并没有把人类共同体塑造成由个体赛博格组成的集体，而是塑造成了赛博格集体性；而全球化，作为基础设施范式的一种涌现逻辑，又反过来将这些赛博格集体加以赛博—集体化。元系统的地址空间已不再有任何“外部”，最后残存的例外之地，通过“自然资本”的标签被化约为源或汇的角色……而如果资本最狂热的仆从们得偿所愿，火星和外层空间将成为下一个承载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所谓“空间修复”（spatial fix）的地方（Herod 2019）。 因此，也没有任何人处在“外部”：无论是最贫穷的底层无产者，还是最富有的投资者阶级技术官僚。这并不是说元系统性主体性的经验是普遍的——远非如此！我相信，一种高度情境化的对具体之物的感知，正是使这一思想成为后人类主义思想的部分原因。但正如我所表明的，一般情况实际上是普遍的：因此，元系统代表着人文主义事业的顶点，即把人类普遍化为元系统市场中、作为仓库的世界中的单纯节点。这是启蒙世界观的终极胜利，也是它可怕的、如捕兽夹般的悲剧：一种普遍的主体性，一种主体性的普遍性。悖论正是要点所在：假体式依赖与假体式力量的同时并存，是我们在面对人类未来性所遭遇过的、被最全面地把握的威胁时陷入瘫痪的根源——而产生这种知识的那台“庞大机器”（Edwards 2013），正是产生这一威胁的同一台机器。 因此，我拒绝把受害者身份或罪责专门归于任何群体或身份：因为我们都是受害者，尽管程度极为不同；我们也都是共谋者，同样程度不同。主体性的集装箱化是元系统自身逻辑的延伸：即便怀着最良好的意图，重申其中盛行的等级制也只会维系它们。对元系统性之主观经验的巨大差异作出真正的分析——这种理解是任何改变范式之尝试的前提——必须从承认集体假体的普遍化律令开始；否则，我们将继续彼此争论不休，就像谚语中那些试图在黑屋子里辨认大象的人一样。 ## 出路即在穿越之中：拆解（包装）当下 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如鱼一般被困在自己织就之网中的人而言，这种元系统性新陈代谢与“世界”之间已不再有任何有意义的区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过——因为正如我在别处所论证的，基础设施通过其戏法般的魔术，通过窃取曾属于世界的那层魅惑的外衣，已经成为一道面纱，在其背后，被女性化的世界那遭受蹂躏的丰腴被卖弄风情地遮掩起来，并因此变得诱人（Raven 2019）。基础设施是社会／自然二分的生成器，是其物质性具体化与媒介本身：它是将城市与乡村、文化与自然、“此处之内”与“彼处之外”分隔开来的东西——或者更确切地说，它是使这种分隔变得可以想象的东西——即便它在物质上将二者联结在一种日益亲密、依赖与虐待的关系之中。尽管我们正确地将这一二分的崛起与胜利同人文主义启蒙时代（及其浪漫主义的对位旋律——它至今仍在我们的种种环境主义中回响；Garforth 2018）联系在一起，但它的起源远在更早之前，在于最早的谷物国家的形成（Scott 2017；本书第3章奥特〔Otter〕一文）。彼时——在其他社会技术创新之外——最早的物流与分配基础设施被建造起来，以便捕获和储存原始积累的产出；不妨说，这便是海德格尔持存物的最初端倪。通过干预我们选择在其中过一种更为定居的生活的地景，以便提高由此采纳的种种实践的效率，我们实实在在地把自己束缚在了那些地点上，即便我们——为少数特权者——确立了一种看似摆脱了这些地点（并统治它们）的自由。 此外，这种全面的赛博格新陈代谢导致了对环境的侵入与破坏，释放出新的毒素、新的剥削、新的病原体……新的病毒。基础设施不仅动员和放大了这些危害，它还是它们的（元）媒介，是一种新的、不受欢迎的传播方式——运输——的载体。说“COVID-19 是一场基础设施性的大流行”，会过于化约——但这并非谬误；事实上，正如詹姆斯·C. 斯科特（James C. Scott）（2017）所指出的，可以认为我们所有的病毒共生体都与我们一样依赖于我们的基础设施。 那么，我们身在何处？我们被嵌入最优性之中，并日益感受到优化自身的压力。一种未被开发的资源是对资本的罪过；是被丢在路边的钱。新陈代谢式的动员是如此全面，以至于连它的缺陷与疏漏也成了可资利用的机会：似乎在资本自身的新陈代谢中，没有哪一场危机是资本不能转化为利润的，这引出了一种偏执的猜测：资本为了利润本身而制造这些危机。 经由我们全面的赛博格式习惯化，经由我们在拉图尔对洛夫洛克（James Lovelock）与马古利斯（Lynn Margulis）的（再）解读中所遇见的那个盖娅（Gaia）的赛博格化——那个盖娅既非整体亦非总体，我们并非其部分，而是与无数其他物种相连的诸种自主能动者中的一种，处在连接密度分布不均的网络之中（Latour 2017, 75–110）——我们被困住了。物流元系统是容器的容器的容器——“媒介的内容总是另一种媒介”（McLuhan 2010, 8）——它也是我们的容器，是那个被翻转的“内部”，为了它，被翻转的“外部”已被如此削减和污染，以至于它无论如何都会渗漏回来，我们一切绝望的留存于内与阻隔于外都相互坍缩到一起；自然被推远到城镇边缘之外并被圈占起来（在字面上、政治上和经济上），直到——曾经是文化被自然所环绕，而如今日渐萎缩的自然飞地正越来越多地被文化的蔓延所侵蚀，直到突然之间，除了被外部（化）之物外一无所有，除了那些我们把一切拒绝为之记账的东西都抛进去的汇之外一无所有；它们被那些我们集体包裹于其中、无法解开的网络与系统乱麻涂写得满满当当，就像某种危险环境防护服，已成为我们日常必须穿着的服装：正是通过这一元系统，可欲之物被带近，而不可欲之物被送出视线、抛诸脑后。 正是维持自然／文化二分这一虚构日益不可能——其具体化在基础设施中那无处不在的矛盾性在场，一张与世界同延的网，我们与世界本身一样被困于其中，甚或更甚——形塑了盖娅的回归；世界的生机性，甚至连那些最初把对它的否认奉为其基础原则的科学也已无法再加以驳斥（Latour 2017）。物流在人类与其“环境”之间进行中介，但在这样做的过程中，它令人恐惧地清楚表明，二者的分离始终只是名义上的，是一种经济的虚构：*元系统是被混凝土化的社会／自然二分*，字面意义上即是如此。关掉它，或任其彻底崩溃，将是末日性的；而照其现状——或者更确切地说，照其不再持立的状态——维持它，也同样如此，只是也许更缓慢一些。 我没有答案，没有解决方案，我也不信任任何声称拥有它们的人所怀有的确定性。但如果我们在本文的结尾处再与拉图尔多待一会儿，并留意他的观察——恰恰是我们与末日（apocalypse）——即启示（revelation）——的关系才是问题所在——那么，也许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转向塑料、纸板、冷藏金属、品牌和条形码所构成的自我隐没的景观，并通过凸显包装之缺席的在场这一悖论，我们就能开始看见我们将自己封存于其中的那个容器，开始“人为地使威胁变得可见”（Latour 2017, 218）。因为——正如我使之充当其提喻的海运集装箱一样——包装与容纳起着把我们从时间之流中带出的作用，把我们置于一场世俗被提（rapture）的彼岸，置于那些将自然奉为反神的现代人所被许诺的天堂之中：在元系统那狂乱的、浪费的喷涌而出与塑料包裹的丰盈之中，我们相信自己——错误地——已经度过了末世。 那么，去注视包装的无处不在——把集装箱视为动员那不再持立之储备的血细胞——或许是提醒我们自己的一种方式：我们并未度过末世，而是事实上不得不——不，是必然地——栖居于一个无可逃避的、永恒的、持续进行着的无终之终结之中。那并非一种令人舒适的本体论……但这种不适，正是我们在一个舒适乃有限资源的星球上为舒适而进行优化的后果。在我们的本体论容器之外，是时间、腐朽、有限性……但也有生命、更新与补充。我们敢从内部打开那扇门吗？ *感谢本书编者慷慨邀请我撰稿，也感谢他们以值得称道的耐心引导这篇文本最终完成；它因此成为一篇好得多的作品，尽管我怀疑其理论立场并没有因此变得更容易被接受！本章大部分写于作者在隆德大学（Lund University）担任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博士后研究员（Marie Skłodowska-Curie Postdoctoral Fellowship，资助协议编号 895807）期间，但此处的理论工作与该研究员职位期间所开展的研究无关，而是植根于我在博士研究期间首次发展出的主题与思考。* ## 注释 本章原文无注释。 ## 参考文献 Alcott, Blake. 2005. “Jevon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54, no. 1: 9–21. https://doi.org/10.1016/j.ecolecon.2005.03.020/. Bhattarai, Abha. 2021. “Fewer Boots, More Slippers: How a Shortage of Shipping Containers Is Changing What Shows up on Shelves.” Washington Post, November 18. Accessed on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2021/11/18/shipping-container-shortage-retail/. Dodson, Jago. 2017. “The Global Infrastructure Turn and Urban Practice.” Urban Policy and Research 35, no. 1: 87–92. https://doi.org//10.1080/08111146.2017.1284036. Edwards, Paul N. 2013. 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Garforth, Lisa. 2018. Green Utopias: Environmental Hope before and after Nature. Cambridge, UK: Malden.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Garland Pub. ———. 2009. Poetry, Language, Thought. New York: Perennial Classics. Hellström, Daniel, and Mazen Saghir. 2007. “Packaging and Logistics Interactions in Retail Supply Chains.”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20, no. 3: 197–216. https://doi.org/10.1002/pts.754. Herod, Andrew. 2019. “Spatial Fix.” In The Wiley Blackwell Encyclopedia of Urban and Regional Studies, edited by Anthony M. Orum, 1–2. Chichester: Wiley. https://doi.org/10.1002/9781118568446.eurs0309. Investopedia. 2020. “Economic Efficiency Definition and Examples.” February 18.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investopedia.com/terms/e/economic_efficiency.asp. Kaminska, Izabella. 2012. “Freight Rates Go Negative.” Financial Times, February 6.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ft.com/content/731b0184-db74-351d-9c90-074800755305. Khalili, Laleh. 2020. Sinews of War and Trade: Shipping and Capitalism in the Arabian Peninsula. London: Verso. Langford, David. 2016. “Stasis Field.” SFE: The Encyclopedia of Science Fiction. February 26.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sf-encyclopedia.com/entry/stasis_field. Latour, Bruno. 2017.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 Cambridge, UK: Polity. Marx, Karl. 2012.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Rough Draft). Translated by Martin Nicolaus.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McLuhan, Marshall. 2010.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Reprint from Routledge Classics. London: Routledge.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n.d. “Efficient, Adj. and n.” Accessed March 23, 2022. https://www.oed.com/view/Entry/59742. Raven, Paul Graham. 2017. “(Re)Narrating the Societal Cyborg: A Definition of Infrastructure, an Interrogation of Integration.” People, Place and Policy Online 11, no. 1: 51–64. https://doi.org/10.3351/ppp.2017.7663283698. ———. 2019. “’How Does the Rabbit End up in the Hat?’ Transhumanism, Prestidigitation, and Infrastructure.” Youtube, 57:04. March 24, 2022.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cyMKlcq6qk. Scott, James C. 2017. Against the Grain: A Deep History of the Earliest States. Yale Agrarian Studies Series. New Haven and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rrell, Steve. 2009. “Jevons’ Paradox Revisited: The Evidence for Backfire from Improved Energy Efficiency.” Energy Policy 37, no. 4: 1456–69. https://doi.org/10.1016/j.enpol.2008.12.003. Star, Susan Leigh.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no. 3: 377–91. https://doi.org/10.1177/00027649921955326. Tsing, Anna Lowenhaupt. 2015. The Mushroom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On the Possibility of Life in Capitalist Ruin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Twede, Diana. 1992. “The Process of Logistical Packaging Innov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Logistics 13, no. 1: 69–94. Twede, Diana, Robert H. Clarke, and Jill A. Tait. 2000. “Packaging Postponement: A Global Packaging Strategy.” Packaging Technology and Science 13, no. 3: 105–15. https://doi.org/10.1002/1099-1522(200005)13:3<105::AID-PTS503>3.0.CO;2-9/. Wills, David. 2021. Prosthesi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第6章　为未来夏娃所缠绕：女巫式基础设施与破损的机器 *Haunted by the Future Eve: Witchy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Broken Machine* 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 关键词：女性主义、基础设施、性别化想象、巫术、媒介（FEMINISM, INFRASTRUCTURE, GENDERED IMAGINARIES, WITCHCRAFT, MEDIA） *当法国作家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Auguste Villiers de l’Isle-Adam）开始写作小说《未来的夏娃》（L’Ève Future），讲述一个虚构的托马斯·爱迪生如何组装一具女性机器人时，现实中的托马斯·爱迪生正在构想制造一种“留声机娃娃”。本文考察这两件十九世纪晚期造物在时间上的相撞，深入探讨将女性气质想象为顺从与有缺陷的性别化想象。这一思辨性分析把机器人哈达莉（Hadaly）被女性化的物质构成，与爱迪生娃娃的历史语境并置，两者都被视为“容器基础设施”。本文旨在阐明基础设施及其与性别之间的符号—话语联系，揭示女巫式特质如何持续影响当代对技术的感知与表征。* > 机器世界以加速满足人的愿望与欲望——也就是为他提供财富——来回报人的爱。 > > ——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 这些技术复制出某种类似“环境母亲”的东西，她不引人注目地工作，以确保“顺畅运转”，并为婴儿提供持续的供给，调节着婴儿的身体状态与感受。 > > ——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 在以“门洛帕克的魔法师”（Wizard of Menlo Park）闻名、并因发明留声机而获得认可之后不久，托马斯·阿尔瓦·爱迪生（Thomas Alva Edison）着手一项新的发明。他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挑战：寻找一种使之具身化的方式，为留声机创造一个相伴的物理在场——留声机能够神奇地传输并储存言语，而无需说话者的身体在场。正是在那时，他实现了“爱迪生留声机娃娃”（Edison Phonograph Dolls）的设想：一种被拟人化的玩具，打扮得像小女人。留声机可以从娃娃的背部装入，而声音则经由穿孔的胸部传出。1878年，在爱迪生萌生制造会说话的娃娃这一想法时，法国作家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开始写作小说《未来的夏娃》，书中描绘了一个虚构化的爱迪生，为他心碎的朋友埃瓦尔德勋爵（Lord Ewald）组装一具理想的女性机器人。埃瓦尔德害相思病的原因在于他的未婚妻阿莉西娅·克拉丽（Alicia Clary）：她平庸的性格与她美丽的外表并不相称。他将她描述为“胜利的维纳斯”（Venus Victorious）的一个活的复制品（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1886], 40），却无法与她进行一场像样的交谈。恰好——幸运的是——爱迪生正在制造一具机器人，于是他对其加以重新组装、调整，并进行照相雕塑（photo-sculpt），使之外貌和言谈都像阿莉西娅，“同时摒弃了令其恩主如此反感的那个内在自我”（Fren 2009, 235）。因此，这具机器人被命名为“哈达莉”，小说称这一名字译自一个据称意为“理想”的伊朗词语（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76）。[^f07-1] 然而，哈达莉不仅是一台由液压驱动的技术机器，她还带有灵魂。索瓦娜（Sowana）这一精神性存在栖居于机械之中，使机器人的举止与言谈如同活物。为了实现这台有灵的机器，爱迪生运用神秘学实践，将索瓦娜的星光体（astral body）从他的助手安妮·安德森（Annie Anderson）身上转移到机器人身上（208–14）。然而，这一转移的条件是，安妮须被保持在催眠状态，躺在爱迪生的工作室里。埃瓦尔德见到哈达莉时既惊叹又恐惧，最终在爱迪生的诱骗下把机器人误认作他有血有肉的未婚妻阿莉西娅，从而克服了恐惧（194）。随后，埃瓦尔德与哈达莉启航前往苏格兰，但不幸的是，一场火灾导致船只沉没。哈达莉在她那“乌木黑棺”中旅行，棺内“衬以黑色缎子，恰好塑成一具女性的形体”（204），她未能获救，沉入海中。由于两者之间的精神联系，仍躺在爱迪生工作室中的安妮也随之死去（217）。 这一情节的作者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是否知道爱迪生的留声机娃娃，或者这两人在现实生活中是否曾经谋面，仍只是无谓的猜测（Petersen 2006, 6）。与其寻找两人相识的证据，我发现这一时间上的相撞展示了技术表征中一种反复出现的性别化模式（Dees 2010, 3–14）。在下文中，我不仅把《未来的夏娃》视为“剖析一个垂死时代的恐惧、禁忌与欲望”的历史见证（Burton 2013），更把它当作一个具有说明性的出发点，用以考察作为基础设施的容器技术的性别化想象，并关注其被女性化的“女巫式”特征。 我所置身的媒介研究与女性主义理论传统，常常借助横贯性的母题、形象与想象来工作，这些母题、形象与想象允许其他的、哪怕是时代错置的视角，从而挑战正典的西方史学及其偏见。在此请读者原谅我对十九世纪晚期历史的疏忽：我优先采取性别媒介研究的视角，追问性别如何在媒介技术条件之下并经由这些条件变得可理解，亦即它如何能够被表述和被解读（Seier 2007）。更具体地说，本文处理的是这样一个反复出现的母题：与供给、照护和维护工作相关的基础设施技术，例如水管（Sofoulis 2017）、奶瓶（Schwartz Cowan 1983）和电话（Rakow 1992），在隐喻上被与身体中被女性化的器官对应起来。 受女性主义学者关于技术的广泛研究（De Lauretis 1987; Wajcman 1991; Sharma 2017）影响，我认为，处理容器基础设施的相关想象，可以揭示对性别的成见，并显示异性恋父权的权力动态如何借由那些“当代社会离开它们便无法运转的系统”（Edwards 2003, 187）看似中立的想象而被物质化。“容器基础设施”一词借自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它源自佐伊·索菲亚的“容器技术”（2000；本书第1章）及其对整合于供给与照护过程中的性别化技术遭到忽视的分析。我的研究路径深受这种对“性别化的基础设施想象”的解读的启发，这种解读关注“性别［与］信息基础设施的纠缠”（Agostinho and Thylstrup 2019, 746）。 在对《未来的夏娃》和爱迪生留声机娃娃的分析中，我将以容器基础设施这一概念作为基本框架。这一概念凸显了一种历史偏见：它把容器——作为承载与储存的技术——与被指定为女性的子宫以及履行母性功能的供给技术联系在一起。此外，它也采纳了索菲亚的视角，将基础设施视为促成资源的开采、储存与分配的网络化容器技术（本书第1章，35）。据此，我认为，解构基础设施想象可以揭示有关性别与技术的主流叙事与隐喻。为此，我将把哈达莉的构造作为一种基础设施式的安排来考察，其特征是一种使运动与流通成为可能的多重关系结构。在深入剖析哈达莉这一角色的各个组成部分时，我将透过“为破损的机器的女性主义”（Feminism for the Broken Machine）（Sharma 2020）的视角，重访爱迪生留声机娃娃的历史，突出功能失调与被女性化的存储装置之间的隐喻联系。无论是在对哈达莉组成部分的分析中，还是在留声机娃娃的接受史中，都将显现出它们与女巫想象之间的特殊联系。随着2015年爱迪生留声机娃娃录音的复原，我将探讨这些娃娃如何回响着巫术与基础设施技术在历史上的交织（Slaughter 2020）。这与现代和当代对诸如电力这类基础设施的想象中普遍存在的性别化联想相共鸣——电力被描绘为天生女性的，或与女性特质相关联（Shanken 2017）。本研究建立在阿莱格拉·弗里克塞尔（Allegra Fryxell）就人工智能驱动系统的历史演变想象所作分析的结论之上，即“［在］整个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为实用、愉悦与社会利益之目的而将人造女性理想化的做法，存在着惊人的连续性。今天的人工智能设备与应用显示出类似的性别化特征，反映出一种被理想化的白人女性气质”（2021, 49–50）。为了阐明性别偏见的持久存在，以及技术、基础设施与想象之间相互纠缠的关系，我提出：爱迪生留声机娃娃承载着哈达莉幽灵般的在场。 ## 欲望之池 哈达莉似乎是一个被动的形象。她被拼装、被建造、被设计，被安妮的灵魂所栖居，她的动作与言语由爱迪生通过预设设置所控制。就此而言，哈达莉不仅与爱迪生的留声机娃娃为伍，也与她的文学前辈们同列，著名者如奥维德（Ovid）《变形记》（Metamorphoses）中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雕像（2004），或霍夫曼（E. T. A. Hoffmann）《沙人》（Der Sandmann）中的奥林匹娅（Olimpia）（2001）。这些被女性化的文学机器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都有一个男性的发明者与主人，他获得了相对于子宫的独立，从而获得了“对自然的主宰”（1984, 257）。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被称为父权权力轴线上的“人的延伸”，这不仅因为这些形象起源于男性所写的虚构作品，更因为男性编码的欲望被铭写进了它们的性格之中。[^f07-2] 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的小说总体上把男性欲望描绘为至高无上的，把男性描绘为支配性的角色，而女性则被描绘为从属的、被容纳的。小说通过爱迪生这一角色例示了这一点：他断言女人是低等的存在，更应归属于动物与植物的王国。他以熟人安德森（Anderson）的故事来佐证这一断言——安德森被舞女伊芙琳·哈巴尔（Evelyn Habal）诱入一段恋情，并最终死去。爱迪生把伊芙琳描述为一个女巫；一个贪财的骗子，改变自己的外貌，以引诱正直的男人并使之毁灭。因此，按照爱迪生的说法，伊芙琳借助巫术愚弄了安德森，即通过“诱惑的装置”塑造身体，改变了她的外貌、她的“自然容貌”（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111–12）。这些装置包括：她的口红、“缠结的头发和褪色的缎带”、蓝色铅笔、胭脂刷、紧身胸衣的撑条、指甲、细高跟鞋，以及一面镜子——舞女借此研究“她面相的‘价值’”（121）。受女巫诱惑装置的启发，爱迪生提出：如果这些人工伎俩是女人身上最好的部分，那为何不亲自制造出完美的幻象呢？于是，爱迪生把伊芙琳的随身之物和身体部件整合进了哈达莉的身体。 安妮，即被蛊惑的安德森的遗孀，如今成了爱迪生的助手。她自身被索瓦娜的灵所栖居，处于催眠之中，并由此被“停止服务”，而她的身体则被存放在爱迪生的工作室里，充当机器人哈达莉的精神引擎。为哈达莉的发明提供样板的阿莉西娅，则以一种“胎记”（envie）的形式被她的母亲所栖居，这是“母亲未获满足之欲望的可见印记”（Huet 1993, 223），爱迪生以此解释她与“胜利的维纳斯”的相像。令埃瓦尔德深感困扰的“阿莉西娅小姐的身体与灵魂”之间的不相称，使他倾向于认为“这个女人仿佛是偶然误入了这具根本不属于她的身体”（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31）。由此，安妮和阿莉西娅都与哈达莉等同起来，因为她们的身体仅仅被描述为可供作祟之灵魂栖居的容器。所有女性角色都被表现为被缠绕的、机械的容器，这一事实也使得属性得以从一者转移到另一者。于是，爱迪生对阿莉西娅被麻醉的身体进行照相雕塑，将她的外貌和动作施加于哈达莉。 由此可见，建造这个人造女人，就是复制那些被认为可欲的特征，并删去那些被框定为令人不适或危险的属性。为了制造这台服务机器，女性角色必须成为“‘原材料’，必须借由技术手段加以塑造和加工，以满足人的目的”（Edwards 2003, 189）。此外，建造驱动哈达莉的基础设施，同时也就是把女性角色建构为有缺陷的玩偶。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1　哈达莉组成部分示意图，由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草绘，H. S.补充。 佐伊在审读本文时画了一张示意图，展示哈达莉的构成（图1）。它直观地表明，哈达莉的正常运转依赖于一个由不同行动者、物件和数据集组成的网络化基础设施，即：“多种精美物质的组合”（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60）、液压装置、留声机、索瓦娜的精神发动机、安妮被催眠的身体、阿莉西娅的录音、电力，以及由此而来的实验室。哈达莉内部充满了伊芙琳的女巫式诱惑装置，以及由爱迪生引导的索瓦娜的魔法电流。哈达莉的构造揭示了这一明确属于男性之创造的条件：女性角色必须被拘禁、被固定不动，她们被描绘为功能失调的“自然材料”，可以从中提取所需的属性，以便以技术方式创造一个人造存在。因此，女性角色只以其容纳的品质浮现出来，如同备件仓库，受青睐的部件可被取用，不想要的部件则可被弃置。哈达莉在说出下面这句话时映照了这一点：“像一个真正的女人那样，我将只以你所欲求的样子为你而存在”（199）。[^f07-3] 被框定为大自然的破损机器，女性角色被拆解开来，用以创造和引导哈达莉。就此而言，哈达莉是一种文学想象，它置身于一个被女性化的媒介技术矩阵之中，置身于“将女性表述为技术工具的厌女表述”之中（Sharma 2020, 173）。[^f07-4] 然而，这个故事缺乏对使所有组成部分协同运作之机制的详细解释。我认为，这一空白恰恰由通过女巫式人工物而被赋予生命的女性化基础设施所填补。哈达莉的组成部分被描述得一丝不苟，但它们得以运动的手段却只是含糊地归于索瓦娜，她体现了女性化基础设施的神秘力学。这呼应了一种历史模式：被女性化的魔法与基础设施技术相互交织，[^f07-5] 并被人格化为强大而又具有威胁性的女巫。[^f07-6] 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从基础设施的视角来看，《未来的夏娃》的叙事变成了对驱动机器人的、被组装起来的魔法组件与资源的描绘。由于这一相当详尽的叙述，哈达莉不仅被呈现为一具被重新组装的女性机器人（gynoid），也被呈现为一种女巫式的、提供服务的容器基础设施。[^f07-7] 当与爱迪生留声机娃娃的故事并置考察时，这一修辞母题变得更加耐人寻味。 ## 承载声音 爱迪生留声机娃娃仅在1890年4月至5月间销售，身高约55厘米，重约两千克，有瓷制的头部和木制的四肢。躯干由穿孔的锡皮制成，其后是一台微型留声机（图2）。留声机装有蜡筒，其录音表面最多可重放20秒的声音。刻在蜡面上的童谣包括《玛丽有只小羊羔》（Mary Had a Little Lamb）、《一闪一闪小星星》（Twinkle, Twinkle, Little Star）和《有个小女孩，她有一绺小卷发》（There was a Little Girl and She Had a Little Curl）。这些童谣可以通过娃娃背部的手摇曲柄从娃娃身上引出（Dawson 2015; Feaster 2015）。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2　1890年《科学美国人》（Scientific American）封面上的爱迪生留声机娃娃制造场景。 这些娃娃主要在爱迪生位于新泽西州西奥兰治（West Orange, New Jersey）的工厂生产，而娃娃原型的最初实验则在门洛帕克进行——《未来的夏娃》的情节也正是设置在那里。在这一早期开发阶段，爱迪生本人会把自己的声音借给娃娃，据《纽约新闻》（New York News）的一名记者所言（1888），这产生了一种“滑稽”和“怪诞”的效果，因为这些娃娃被塑造成留着长发、身穿衬裙或维多利亚式连衣裙的白人小女人（图3）。生产开始后，便雇人来为娃娃献声。 > [图 3：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3　身着连衣裙的爱迪生留声机娃娃正面图。 留声机蜡筒上录制的部分童谣已被数字化并可在线获取。[^f07-8] 然而，这些声音究竟属于谁，并无记载。一篇1888年的文章仅提到“两位年轻女士……不停地对着这些小小的说话机器讲话”（Morning News 1888）。帕特里克·菲斯特（Patrick Feaster）发现，受雇录音的女孩们可能“由一位‘协助女孩们进行发声训练的女士’监督”（2015），但关于她们的姓名、年龄或背景，没有任何记载。1890年4月26日《科学美国人》上的一篇文章只是说“大批这样的女孩不停地做着这项工作”，并且“每人都有一个属于自己的隔间”（Idaho News 1890, 3）。另一篇文章称工厂里有18名女孩，而“同一时间只有六人能够工作。其余十二人在她们疲倦时接替她们”（Fort Worth Gazette 1890, 11）。菲斯特还发现，“一种显而易见的虚构被维持着”（2015），即这些娃娃是被教会自己说话的。孩子们向“爱迪生留声机玩具制造公司”（Edison Phonograph Toy Manufacturing Company）询问娃娃的情况，公司秘书阿尔弗雷德·奥德·泰特（Alfred Ord Tate）回复说：“爱迪生先生有一些正在学说话的娃娃”（Feaster 2015）。另一则宣传神话则声称，它们的语言老师是一位家庭女教师： 〔此处原书引用1889年《纽约时报》的一段文字，大意为：每个娃娃到了适当的“年龄”便交给一位家庭女教师；她深知小家伙们模仿力极强，于是仔细把自己的嗓音调到希望它们采用的音高，要求娃娃学生们反复跟读，直到每个重音与语调都令人满意；这些娃娃记性好得出奇，不仅能准确复述功课，甚至能“留住声音”（hold the voice）。〕（New York Times 1889, 13） 正是留声机娃娃容纳、储存和承载爱迪生工厂中那些身份不明的女孩们之声音的这种能力，使得这些录音在2015年得以被数字化捕获。正如保罗·弗莱格（Paul Flaig）在其关于女性主义媒介考古学的文章中所写，这一“复活是借助一种同样性别化的技术完成的：IRENE（图像、重建、消除噪声等，Image, Reconstruct, Erase Noise, Etc.），一种光学扫描系统，也是一种用于为脆弱的、以模拟方式铭刻的声音举行降神会的数字媒介”（Flaig 2018, 4）。 爱迪生的留声机娃娃——也被称为“娃娃留声机”（Dollphones）——与虚构角色哈达莉之间的相似之处极为明显。在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的小说中，阿莉西娅·克拉丽献出她的声音，以铭刻在哈达莉的金质留声机中。[^f07-9] 正如这具女性机器人熟悉的外表掩盖了其基础设施式的构成，娃娃留声机的外壳也容纳着身份不明的女孩们的言语劳动。正如弗莱格所言，最终，“爱迪生也将把他的女雇员们贬入不可见与匿名之中，以成全一台他可以声称由自己所生的、永恒的单身汉机器”（20）。对于那个虚构化的爱迪生，也可以作同样的评价：他声称，“温暖、运动和能量经由一个由复杂导线交织而成的网络——对我们的神经、动脉和静脉的精确模仿——扩散到哈达莉的全身”（Villiers de l’Isle Adam 2001, 130），却隐瞒了女性角色提供驱动力与灵魂这一根本作用。 女性机器人与娃娃留声机之间的另一处相似，体现在它们的功能失调上。娃娃留声机只销售了几个月，因为它们不仅价格昂贵、经常出故障，而且受到媒体的审慎报道。“华盛顿特区的一名记者以如下标题写了一篇尖刻的评论：‘会说话的娃娃。如果你能听懂它们在说什么，它们会更有趣’”（Feaster 2015）。A. J. 米勒德（A. J. Millard）指出，售出的娃娃大多无法正常工作。售出的200个娃娃中有188个被退回，因为它们“出了故障，毫无用处”（1987, IV–16）。留声机机械装置，尤其是蜡筒，造成了许多运转问题，因为“脆弱的唱针组件无法停留在蜡质唱片的细槽中”（IV–15），而且“蜡筒上的碎屑掉落到机器上，把机件粘住了”（IV–16）。根本问题在于机械装置无法“吸收运输中的冲击”，因此“常常在运送后损坏”（IV–16）。 这些出故障的娃娃不仅揭示了十九世纪工程技术的局限，也反映了与性别相关的社会期待与偏见。娃娃的脆弱性、它们无法正常运转，以及它们储存声音的女巫式品质，映照出容器基础设施更广泛的性别维度。它们的缺陷与局限，是技术本身所根植的偏见与期待的一种有形显现。就此而言，娃娃留声机属于萨拉·夏尔马（Sarah Sharma）的“破损机器女性主义”（Broken Machine Feminism）概念的范围，这一概念“解释［了］被置于父权制之中并为其所决定、被理解为一种不能正常运转之技术的差异化经验”（2020, 172）。它尤其指向对失序与功能失调的性别化归因，从而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容器基础设施所固有的性别维度。 ## 蜡即讯息 弗莱格提出，人们或许可以“在爱迪生制造、后来又被新媒介复活的怪物般的留声机娃娃中，听见理想的哈达莉”（Flaig 2018, 15）。在最后这一部分，我将以这一思辨性的想法为基础：哈达莉跨越时间的回声经由这些娃娃被引导出来。当这些录音在2015年变得可听时，它们被形容为“令人毛骨悚然的”（Starr 2015; Ohlheiser 2015）、“幽灵般的”（Cowen 2015）、“你噩梦的配乐”（Ulaby 2015）以及“女巫般的”（Feaster 2015）。对女巫的这一召唤尤其令我难忘。 作为一种形象，女巫本身就由她的“居间性”所界定。类似的称呼“hag”（老巫婆）或德语中的“Hexe”（女巫），都指向她作为中介者的激进位置。围绕其词源有多种相互交织的解释。其中一种将其追溯到古高地德语的 hagzusa，它由 haga（树篱或栅栏）以及可能是 tysja（仙女或残疾女人）或 tusul（鬼魂）等成分构成（Harper 2023; DWDS n.d.）。这些词常被称为“骑篱者”（hedge riders），它们捕捉到女巫作为栖居于边界地带之形象的地位：既不完全野性，也不局限于家庭领域。女巫不仅逾越空间边界，也逾越时间与性别的边界。她们体现了超越常规时间限制而存在的能力，超乎自然地长寿，或对自己施法以显得更年轻，就像小说中的伊芙琳那样。此外，女巫这一形象还具有模糊二元性别界线的可能性。正如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所论证的，在近代早期欧洲，被指控施行巫术，往往与性别不合规范或拒绝性别分工相伴而行（2014）。由于逃避了对其身体的任何界定，女巫始终是不断在门槛上移动、无从把握的形象。 尽管娃娃留声机的外观通过常规的性别化服饰、造型和尖细的嗓音被夸张地塑造得少女气十足，但它们既不是女孩，也不是女人；它们甚至不是人。它们存在于空间与时间的中间领域。作为容器技术，它们承载、储存并传输着那些想必已不复存在的身体之声音的听觉上的怪异感。这种“声音的不死品质”（Flaig 2018, 21）伴随着它们作为“通往其他空间与经验的存储技术”（本书第1章，28）的能力，使声音跨越不同的空间。 娃娃留声机在首次交付给买主时，是以损坏之物的形态抵达的，是“拒绝为新主人开口说话”的破损机器（Millard 1987, IV–15）。就它们而言，恰恰是带有唱针和蜡筒的留声机造成了功能失调。蜡作为一种可以被可塑地塑形与雕刻的黏性材料，最初被认为比此前使用的锡箔筒更耐用。然而，在会说话的娃娃这里，蜡却会使机器“失声”（Wichita Daily Eagle 1888, 10），并且“内部不知怎的出了毛病”（Morning Call San Francisco 1892, 2）。一些娃娃没有履行被指派的角色，而是保持沉默。这些被设想为为儿童提供娱乐的被动容器、功能失调的娃娃，拒绝执行人们对它们的期望。 爱迪生留声机娃娃中的蜡筒，在物质上铭刻着他工厂里那些身份不明的女孩们的录音（图4）——一种淹没了蜡筒的“女性噪音”（Power 2009）。按照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的洞见，“蜡是一种本质性的媒介，因为……它提供了元素之间的一种松散耦合，在其上可以压印出一种紧密耦合（形式），作为信息（in/formation）”（2016, 65），娃娃的留声机恰恰被铭刻上了一种夸张的少女气。我越是聆听这些娃娃的留声机记忆，就越是从中辨认出亚历克斯·基乔（Alex Quicho）所说的“全然女孩”（total girl）（2023）的构成——即作为一种特定主体性技术的女孩，她体现着欲望、吸引力与策略性的被动。像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在其小说中所做的那样，把女人贬低为玩偶般的机器，便在女人与技术之间造就了一种亲和关系，而这种亲和关系也在网络女孩（the girl online）的形象化中被召唤出来——她处于一个“女性媒介工作者的母系谱系之中，这一谱系横跨十九和二十世纪的各种网络，从电报和电话接线员到打字员和计算员”（Flaig 2018, 8）。 > [图 4：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图4　刻在一个爱迪生留声机娃娃蜡筒表面上的童谣《一闪一闪小星星》的显微视图。 正如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小说中的女性形象作为备件仓库被带进爱迪生的实验室，那些身份不明的女孩们的声音也被转移到一个技术容器——娃娃——之中。尽管这种中介劳动是在一百多年前完成的，她们的能动性却在2015年重新浮现，那时她们人工制品化的声音念出了女巫般的诵读。蕴含在她们声音之不死品质中的连续性，是一种与技术基础设施平行、并在隐喻上与之相连的女性化劳动的连续性。被归于基础设施技术之内在复杂性与隐藏机制的女巫般品质，为将怪异感归于爱迪生留声机娃娃奠定了基础。随着它们谜一般的声音从过去回响而来，它们成为技术、魔法以及根植于容器技术中的性别化想象之间边界模糊的一种显现。哈达莉的女巫式特征、被女性化的基础设施与魔法之间的联想，以及2015年人们对爱迪生留声机娃娃的接受，这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描绘出一幅生动的画面，展示了巫术与女性的叙事如何渗透进容器基础设施的领域。它是一个例证，说明了性别偏见的持久存在，以及作为象征范畴的女性与技术之间那种压迫性却又强有力的亲和关系。 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指出，科幻文本在解构与重构想象与叙事方面可以多么有益，恰恰因为其中栖居着像赛博格这样违抗并挑战二元指派的存在（2016, 10–13）。哈达莉便是早期科幻中的这类赛博格之一，她指示出基础设施与女性化之间的物质—话语纠缠的模式，而这些模式在其他情况下难以确切把握。从当代视角重访《未来的夏娃》和爱迪生留声机娃娃的历史，我提出了一个关于作为破损机器的哈达莉的故事：一个关于机器人的故事，它像哈拉维的赛博格那样，变得“对其起源极其不忠”（10），并以功能失调与崩溃的性别化隐喻缠绕着基础设施的情境。哈达莉的故事例示了交织在对基础设施技术的理解与经验之中的性别化品质那经久不衰的诱惑力，而它们听起来令人毛骨悚然。 我要感谢佐伊和雅各布·克劳斯（Jakob Claus）。本文从他们反复的反馈与批评中获益良多。对于玛丽-路易丝（Marie-Luise）的支持、慷慨与建议，我始终心怀感激。 ## 注释 [^f07-1]: 在波斯语（Farsi）中，“ideal”（理想）译作 [آرمان ārmān]。在发音上与“Hadaly”最接近的是阿拉伯语词 [خيالي xa'ja:li:]，意为“想象的”。 [^f07-2]: 我援引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中的经典论断，是因为他在书中恰好说道：“人仿佛成了机器世界的生殖器官，正如蜜蜂之于植物世界，使之得以受精并不断演化出新的形式。机器世界以加速满足人的愿望与欲望——也就是为他提供财富——来回报人的爱”（1994 [1964], 46）。恰恰因为机器世界被框定为大写之人（Man）及其心智的延伸，它也反映并延伸着他的欲望。萨拉·夏尔马在《重新理解媒介：对马歇尔·麦克卢汉的女性主义延伸》（Re-Understanding Media: Feminist Extensions of Marshall McLuhan）的导言中，以如下观察来框定上述引文：“麦克卢汉提出了一种把女人视为纯粹信息的观念，就像电灯泡一样”（2022, 16）。借由对电灯泡的提及，我们又回到了非虚构人物托马斯·爱迪生——他于1880年为其电灯泡取得了专利。 [^f07-3]: 这句话让我想起安德烈娅·朗·朱（Andrea Long Chu）在《女性》（Females）中那一具有挑衅性的理论：女性性应被视为一种普遍的生存条件，在其中，自我被牺牲，以为另一者的欲望让路（2019）。 [^f07-4]: 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与肯尼迪（Jenny Kennedy）认为，被女性化的语音助手与哈达莉有相似之处：受控、被编程、顺从，体现了一种被理想化的女性表征。他们借用朱莉·沃斯克（Julie Wosk）的一个术语，将这些语音助手称为“仿真女性”（facsimile females），尤其是就弗里茨·朗（Fritz Lang）的《大都会》（Metropolis）而言——片中玛丽亚（Maria）的一个复制品“像女巫一样被绑在火刑柱上烧死”（2021, 153）。 [^f07-5]: 在全球北方，尤其是在欧洲，科学知识与魔法在十九世纪以一种奇特的方式重合。1900年前后的革命性科学发现指向了此前未知的、不可见的能量的存在。这些技术创新似乎让人得以窥见一个隐蔽的——甚至可以说是神秘学的——领域，而这一领域的出现，与媒介及媒介劳动的女性化是平行的（Asendorf 1989, 147; Hirschfeld-Kroen 2021; Leeker 2008）。 [^f07-6]: 例如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90年的诗作〈扫帚列车，或女巫的归来〉（The Broomstick Train, or the Return of the Witches）。在这首诗中，“驱动有轨电车的电力［被表现］为一个‘心怀恶意的女巫’，‘只要能够，她就会作恶’，但她的女性魔法最终屈服于扳道员的男性权威”（Galvan 2010, 176）。 [^f07-7]: 关于服务与亲密性的问题，我想提及安妮·屈佩尔（Anne Küper）在波鸿（Bochum）的博士论文与研究项目，该研究以计算机程序ELIZA的历史为基础，探讨性别化的聊天机器人与重新校准的亲密性概念之间有何关联。 [^f07-8]: 这些录音可在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National Park Service）的网页上获取（2015）。 [^f07-9]: 关于这一话题，本书第11章中斯特伦格斯与索福利斯的文章考察了被女性化的语音助手在设计中所采用的关于女人与家庭主妇的刻板修辞。 ## 参考文献 Agostinho, Daniela, and Nanna Bonde Thylstrup. 2019. “If Truth Was a Woman: Leaky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ruth-telling.” In ephemera: theory & politics in organization 19, no. 4: 745–75. Asendorf, Christoph. 1989. Ströme und Strahlen: Das langsame Verschwinden der Materie um 1900. Gießen: Anabas-Verlag. Burton, Isabella Tara. 2013. “Hadaly, The First Android: Restituting the Female Body in Villiers’ Tomorrow’s Eve.” Strange Horizons, August 26. Accessed June 3, 2022. http://strangehorizons.com/non-fiction/articles/hadaly-the-first-android-restituting-the-female-body-in-villiers-tomorrows-eve/. Cowen, Ron. 2015. “Ghostly Voices from Edison’s Dolls.” New York Times, May 4. Dawson, Victoria. 2015. “The Epic Failure of Thomas Edison’s Talking Doll.” Smithsonian Magazine, June 1.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smithsonian-institution/epic-failure-thomas-edisons-talking-doll-180955442/. Dees, Janice. 2010. Artificial Reflections: Mechanized Femininity from L’Ève Future to Lady Gaga. Thesis. University of Florida. De Lauretis, Teresa. 1987. Technologies of Gender: Essays on Theory, Film, and Fiction.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Digital Dictionary of the German Language (DWDS). n.d. “Hex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dwds.de/wb/Hexe. Edwards, Paul. 2003. “Infrastructure and Modernity: Scales of Force, Time, and Social Organization in the History of Sociotechnical Systems.” In Modernity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Thomas J. Misa, Philip Brey, and Andrew Feenberg, 185–225. Cambridge, MA: MIT Press. Ernst, Wolfgang. 2016. Sonic Time Machines: Explicit Sound, Sirenic Voices, and Implicit Sonicity. Amsterdam: Amsterdam University Press. 69. https://doi.org/10.1515/9789048528479/. Feaster, Patrick. 2015. “’Things Enough for So Many Dolls to Say’: A Cultural History of the Edison Talking Doll Record.” National Park Servic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nps.gov/edis/learn/photosmultimedia/a-cultural-history-of-the-edison-talking-doll-record.htm#_ednref26. Federici, Silvia. 2004. Caliban and the Witch. New York: Autonomedia. Flaig, Paul. 2018. “Yesterday’s Hadaly: On Voicing a Feminist Media Archaeology.” Camera Obscura 33, no. 2 (98): 105–37. https://doi.org/10.1215/02705346-6923130/. Fort Worth Gazette. 1890. “Dolls That Talk.” 5 June.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6088529/1890-06-05/ed-1/seq-11/. Fren, Allison de. 2009. “The Anatomical Gaze in Tomorrow’s Eve.” Science Fiction Studies 36: 235–65. Fryxell, Allegra. 2021. “Artificial Eve: The Modernist Origins of AI’s Gender Problem,” Discourse: Journal for Theoretical Studies in Media and Culture 43, no. 1: 31–64. Galvan, Jill. 2010. Sympathetic Medium: Feminine Channeling, the Occult,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1859–1919.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Haraway, Donna Jean. 2016. Manifestly Harawa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Harper, Douglas. 2023. “Etymology of hag.” Online Etymology Dictionary. Accessed February 22, 2023. https://www.etymonline.com/word/hag. Hirschfeld-Kroen, Leana. 2021. Rise of the Modern Mediatrix: The Feminization of Media and Mediating Labor, 1865–1945. Dissertation. Yale University. Hoffmann, Ernst Theodor Amadeus. 2001 [1816]. Der Sandmann. Stuttgart: Reclam. Huet, Marie-Hélène. 1993. Monstrous Imagin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Idaho News. 1891. “A Wonderful Doll.” February 28, 3.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8056018/1891-02-28/ed-1/seq-3/. Leeker, Martina. 2008. “Weibliche Medien um 1900. Über okkulte Herkünfte der Medienwissenschaft.“ In GenderMedia Studies: Zum Denken einer neuen Disziplin, edited by Hedwig Wagner, 117–40. Weimar: VDG. Long Chu, Andrea. 2019. Females. London: Verso Books. McLuhan, Marshall. 1994 [1964].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Millard, A. J. 1987. A History of Edison’s West Orange Laboratory 1887–1931.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npshistory.com/publications/edis/w-orange-lab-history.pdf. Morning Call San Francisco. 1892. “In Dolldom Gay.” December 22, 2.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94052989/1892-12-22/ed-1/seq-2/. Morning News. 1888. “Dolls that really talk. The wonderful toys Mr. Edison is making for nice little girls.”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6063034/1888-11-29/ed-1/seq-5/. National Park Service. 2015. “Hear Edison Talking Doll Sound Recording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nps.gov/edis/learn/photosmultimedia/hear-edison-talking-doll-sound-recordings.htm. New York Times. 1889. “The Talking Doll.” February 17, 13. Ohlheiser, Abby. 2015. “Creepy doll fans, rejoice: There’s new audio of Thomas Edison’s horrific talking toys.” The Washington Post, May 5.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news/speaking-of-science/wp/2015/05/05/creepy-doll-fans-rejoice-theres-new-audio-of-thomas-edisons-horrific-talking-toys/. Ovid. 2004. Metamorphoses, edited by R. J. Tarra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etersen, Boyd J. 2006. “The Reality of Artifice: Villiers de l’Isle Adam’s L’Eve future and the Anxiety of Reproduction.” NY Review of Science Fiction 18, no. 1: 6–9. Power, Nina. 2009. “Woman Machines: The Future of Female Noise.” In Noise & Capitalism, edited by Mattin Iles and Anthony Iles, 97–103. Donostia/San Sebastián: Arteleku Audiolab. Quicho, Alex. 2023. “Everyone Is a Girl Online.” Wired, September 11. Accessed January 31, 2024. https://www.wired.com/story/girls-online-culture/. Rakow, Lana. 1992. Gender on the Line: Women, the Telephone, and Community Life.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Schwartz Cowan, Ruth. 1983.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New York: Basic Books. Scientific American. 1890. “Edison’s Phonographic Doll.” April 26. National Park Service.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nps.gov/media/photo/gallery-item.htm?pg=4033831&id=0550D2A9-155D-451F-6701B219CBEAFE1E&gid=03D57D77-155D-451F-67BA4EFA826BF66C. Seier, Andrea. 2007. Remediatisierung. Die performative Konstitution von Gender und Medien. Münster: LIT. https://doi.org/10.25595/253/. Shanken, Andrew. 2017. “FTM(TF): Allegories of Electricity from Edison to Wifi.” Women’s Studies 46, no. 5: 415–41. https://doi.org/10.1080/00497878.2017.1331647/. Sharma, Sarah. 2017. “Exit and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mediale Journal. Accessed November 1, 2021. https://archive.transmediale.de/content/exit-and-the-extensions-of-man. ———. 2020. “A Manifesto for the Broken Machine.” Camera Obscura 35, no. 2 (September): 171–79. Sharma, Sarah, and Rianka Singh, eds. 2022. Re-Understanding Media: Feminist Extensions of Marshall McLuhan.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Slaughter, Richard. 2020. Modern Magics: Examining Occult Infrastructure. Dissertation. UC Irvine.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foulis, Zoë. 2017. “Gender and Infrastructure: feminism, philosophy and the knowledge ecology of urban water.” Hallsworth Visiting Fellow Public Lecture, University of Manchester, October 16. Starr, Michelle. 2015. “Listen to the creepy voices of Thomas Edison’s talking dolls.” CNET, May 5.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cnet.com/culture/listen-to-the-creepy-voices-of-thomas-edisons-talking-dolls/. Strengers, Yolande, and Jenny Kennedy. 2021. The Smart Wife: Why Siri, Alexa, and Other Smart Home Devices Need a Feminist Reboo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hiele, Kathrin. 2021. “Figuration and/as Critique in Relational Matters.” In How to Relate, edited by Annika Haas, Maximilian Haas, Hanna Magauer, and Dennis Pohl, 229–43. Bielefeld: transcript Verlag. Ulaby, Neda. 2015. “Edison’s Talking Dolls Can Now Provide the Soundtrack To Your Nightmares.” NPR, May 5.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www.npr.org/sections/thetwo-way/2015/05/05/404445211/edisons-talking-dolls-can-now-provide-the-soundtrack-to-your-nightmares. Villiers de l’Isle-Adam. 2001 [1886]. Tomorrow’s Eve, translated by Robert Martin Adams.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Wajcman, Judy. 1991. Feminism Confronts Technolog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Wichita Daily Eagle. 1888. “The Dollphones. Mr. Edison’s wonderful toy for nice little girls.” December 23. Chronicling America: Historic American News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Accessed February 16, 2023. https://chroniclingamerica.loc.gov/lccn/sn85032490/1888-12-23/ed-1/seq-10/. # 第7章　中央商务区的高层生活：容器主体性 *High-Rise Living in Central Melbourne: Container Subjectivities* 埃莱娜·弗里绍（Hélène Frichot）、海伦·伦廷（Helen Runting） 关键词：高层生活、容器主体性、规划管道、阔纳（HIGH-RISE LIVING, CONTAINER SUBJECTIVITIES, PLANNING PIPELINE, CHORA） *本章将高层公寓住宅视为一种容器技术，它追求的是空间设计上的“最低生存标准”（existenzminimum）。如果说新冠肺炎疫情在建筑方面证明了什么，那就是：现代建筑的传统信条——空间（以平方米计的楼面面积）、光线、新鲜空气、景观、厨房、浴缸——都是远未平均分配的资源，并非所有市民都能享用城市的空间基础设施。在本文中，我们考察澳大利亚墨尔本自2010年以来、在维多利亚州规划部长马修·盖伊（Matthew Guy）任期结束之后的高层住宅公寓项目中所体现的那种金融与去管制的狂热建筑。一种关于密度的女性主义沉思，引导我们将这些公寓视为具有“阔纳式”（choratic）能力的容器技术。我们认为，高层公寓中对生活的容纳，是按照容纳与供给的基础设施节律组织起来的，这种节律表现为主体性的形成与空间设计之间所促成的亲密的、相互构成的关系。它同样存在于“许可”这些塔楼拔地而起的管制结构之中。我们将容纳技术既理解为规划管道，也理解为高层公寓本身的物质显现，并由此追问：在这一新近落成的高密度建筑环境及其类型学基础——摩天楼——之中，此刻正在涌现的是何种容器主体性？* ## 另一座粉色塔楼 “我到了！我在大堂。” “我看不见你……” “在大堂。电梯旁边。有一张弧形长椅？挨着那面弧形墙？这里到处是曲线，挺像子宫的。你在下楼吗？” “没有，我就在这儿。在大堂。你能看见前台接待员吗？就在她旁边。” “我能看见一个前台，但没人。或者说有个人站在旁边，不过我觉得他是在向人推销‘网络’。美国人。我要不要跟他说话？钥匙在他那儿吗？” “我觉得你进错楼了。” “我在阿贝克特街（A’Beckett Street）的粉色塔楼里。埃伦伯格·弗雷泽（Elenberg Fraser）设计的。我查过了。” “我都糊涂了。我也是。也在一座粉色塔楼里。也在阿贝克特街。也是埃伦伯格·弗雷泽。等等。接待员在说什么……有两座粉色塔楼。你进错了那座埃伦伯格·弗雷泽的粉色塔楼。你得走回去，穿过伊丽莎白街（Elizabeth Street）。50米。你看得见吗？另一座粉色塔楼。” 于是我们终于抵达了位于墨尔本中央商务区（Central Business District，CBD）阿贝克特街60号的阿旺塔（Avant Tower）。这是一座多户住宅塔楼，我们将在这里住两晚。阿旺塔由墨尔本本地的建筑事务所埃伦伯格·弗雷泽设计，该事务所由如今已离婚的明星建筑师夫妇扎哈娃·埃伦伯格（Zahava Elenberg）和卡勒姆·弗雷泽（Callum Fraser）创办；它多少有些恶名，原因在于2014年11月24日，他们在墨尔本码头区（Melbourne Docklands）的另一个高层住宅项目——拉克罗斯大厦（Lacrosse tower）——发生了外立面火灾（Bleby 2019）。火灾之后的诉讼判定建筑师负有部分责任，在建筑同行中引发了小小的震动（Cheng 2019）。当被问及为何选用易燃的板材外墙覆层时，卡勒姆·弗雷泽的辩解是：建筑师关注的是色彩搭配，而不是材料本身的防火等级与质量。据称，后者被交给了建造商和开发商。重视在旁人看来流于表面的颜色选择、而轻视对材料性能的了解，这实际上削弱了建筑师作为专业人士被默认具备的专业能力。 我们在37层，视野沿斯旺斯顿街（Swanston Street）一路望向战争纪念馆（Shrine of Remembrance）。窗外的空气在澳大利亚秋日的骄阳下闪烁，一座座住宅塔楼亲密地聚集在一起。地面远在下方。进入公寓，首先冲击感官的是一股明显的尼古丁气味，香草味的扩香棒拙劣地掩盖着它。这种嗅觉组合立刻让人想起廉价汽车旅馆的房间，凸显出爱彼迎（Airbnb）未能营造出它作为独特卖点来推销的那种“家”的感觉。这里有一个小小的空中花园，一个既不算阳台、也不算房间的微型围合空间，里面放着一张凳子，看起来那些烟就是在这里惬意地抽掉的。这个空中花园为第二间卧室提供经过过滤的光线。公寓里很冷；壁挂式冷暖两用空调不工作。公寓朝南的墙面从地板到天花板都是玻璃，与外部环境之间只隔着薄如晶片的一层饰面。这里是南半球，朝南意味着阳光无法直接照进公寓那浅浅的进深。尽管天空湛蓝，冬天正在逼近。机械通风系统发出低沉而持续的嗡鸣。这算不上一个调节良好的环境，但仍然是一个必须认真对待的环境舱，尤其是当人们意识到，这个舱体——一个看似自足的单元格——在整座城市中被成千上万地复制。正是这类以密封公寓单元为形态的容器技术的倍增，构成了本文的关注所在；我们的目的是批判性地讨论室内情动如何与城市规划政治相结合，生产出容器主体性，以及这对城市的未来可能意味着什么。 在阿旺塔中，我们可以以1:1的比例研究高层建筑。我们将自己安置于此，以与同事和朋友进行12小时对话的形式展开讨论。这是我们正在探索的一种表演性研究形式的首次尝试，我们邀请了一系列建筑师、规划师和研究者，或亲临现场，或以数字方式加入，讨论墨尔本状况的种种特殊之处。在一个白天和一个晚上的时间里，受邀嘉宾带领我们梳理了墨尔本高层作为一种建筑类型的起源，以及它作为房地产产品的爆炸式倍增。我们短暂的“入住”既非栖居，也非占用，而是遵循爱彼迎合同的规则：我们可以在前台取钥匙，欢迎使用裙楼层的游泳池和健身俱乐部，不得举办聚会，离开前须收拾整洁。“房东”或其代理人随时听候我们处理任何问题（有一次，针对坏掉的空调，他们在前台给我们留了几台小型电暖器），而且关键在于，他们急于避免差评。 这间公寓没有任何长期居住的迹象：衣柜和橱柜全是空的，客厅里的咖啡桌画册原来是包着假封面的空纸盒。这个“家”的临时性质及其布置的人为造作，恰好适合我们想要的用途。我们远非追求建筑领域民族志田野工作那种程序上的精确——那种对“深度厮混”（deep hanging out）的投入（Mack 2017）——而是对表面印象感兴趣：在接下来的48小时里，这个空间将被用来收集声音、感觉和照片，以拼成一幅蒙太奇，作为理论探究的基础，探究容纳与供给的技术、容器技术，以及与之相关的、正在形成中的主体性。我们试图回答的问题很简单：在这一新近落成的高密度建筑环境及其类型学基础——摩天楼——之中，此刻正在涌现的是何种容器主体性？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1　卧室所见景观，阿旺塔，墨尔本阿贝克特街60号，2021年5月20日。 ## 规划管道 高层公寓住宅及其集体形式——如今如此蔚为壮观地布满墨尔本天际线的高层建筑——若不提及促成其出现的那种助推型规划环境，便无从讨论。规划体系是一个孕育的空间：建筑物和土地用途变更的提案被置于等待状态，同时被塑造成符合法定与战略要求的样子，并接受审批考量。在这一如子宫般的容器技术——规划办公室、成套的文件、会议、繁文缛节、现行规划法规、相关法令，乃至规划部长的批准——之中度过长达18个月的时期之后，规划方案被释放到世界上，获得经认可的物质形态。 在维多利亚州，这一过程由《规划与环境法》（Planning and Environment Act，下称“该法”）指导；法定规划决定（即批准或否决建造建筑物或变更土地用途申请的决定）一般依照该法的要求，在地方市镇层面作出。该法还规定了一系列“触发条件”，使申请人得以绕过通常的管制决策链条——在通常情况下，决定由民选地方政治人物组成的委员会作出，或由行使“授权”决策权的规划师作出。在这些情形下，通常的孕育期可以被加速：这种对事物常规秩序的介入，有点像剖腹产，它使一座建筑以另一种方式“诞生”——把它逐出市镇规划政策的领域和民选地方政治人物的管辖范围。以这种方式重新分配权力的两个触发条件是：向维多利亚民事与行政仲裁庭（Victorian Civil and Administrative Tribunal，一个可以推翻政府决定的专家小组）提出上诉，以及“楼面面积超过25,000平方米的大型建筑”（可由维多利亚州规划部长亲自批准）。这些触发条件实际上把作为助产士的规划师排除出局，代之以专家，或者——正如在2014至2018年马修·盖伊时期一再发生的那样——代之以部长本人。 在1999至2010年的十年间，规划部长一职像一个澳式橄榄球（AFL）一样被传来传去——先后由约翰·思韦茨（John Thwaites，1999—2002）、玛丽·德拉汉蒂（Mary Delahunty，2002—2005）和罗布·赫尔斯（Rob Hulls，2005—2006）等部长担任，最终落入澳式橄榄球明星球员贾斯汀·马登（Justin Madden）手中。马登是卡尔顿橄榄球俱乐部（Carlton Football Club）身高206厘米的中锋，而命运使然，他还是一名注册建筑师和工党政治人物。马登是郊区无序蔓延的直言批评者，他的部长任期（2006—2010）恰逢墨尔本急剧变化的时期。墨尔本是维多利亚州的首府（墨尔本是定居殖民者对纳姆［Naarm］的称呼），建于库林族（Kulin Nation）的乌伦杰里·沃伊·乌伦（Wurundjeri Woi Wurrung）人和亚卢克-乌特·威拉姆·布恩·乌伦（Yaluk-ut Weelam Boon Wurrung）人从未割让的土地上，自18世纪末起先后被主权殖民的维多利亚州以及后来联邦制的澳大利亚民族国家占据。正是在墨尔本的中央商务区，这种变化开始向垂直方向发展，塔楼开始崛起，点缀着亚拉河（Yarra River）以南平坦的工业用地，并勾勒出霍德尔网格（Hoddle Grid）的边缘——霍德尔网格是界定中央商务区位于河北岸的老城区部分的街道格局。2010年，保守派自由党通过选举成立巴利厄（Baillieu）政府，掌控了维多利亚州，马修·盖伊被任命为规划部长。 马修·盖伊引人注目之处在于，他一上任便毫不迟疑地动用部长权力，批准超过25,000平方米的开发项目。当新部长偏爱审批印章的消息传开，精明的开发商便“扩大规模”，以确保他们的申请落到“摩天楼先生”（Mr. Skyscraper）的办公桌上（Dobbin 2013）。塔楼热来袭。城市进入了一个形态与类型加速突变的时期，导致建成形态的垂直爆炸，永远改变了城市的面貌。我们认为，变化不仅发生在事物的表面、为了重塑墨尔本天际线明信片的品牌而发生，也发生在如今城市中心——中央商务区本身——可供居住的、不断倍增的、经过设计的生活室内之中。 即便处于去管制的全速运转之中，城市开发仍是一桩相对缓慢的事务。触发条件可以用来加速规划许可，但大型项目在开工之前还需要敲定大规模的融资和所有权结构、签约劳动力、采购塔吊之类的基础设施，并购买大量原材料和预制构件、运抵工地。2014年——盖伊任期的最后一年，就在丹尼尔·安德鲁斯（Daniel Andrews）领导的工党政府赢得选举之前——城市设计师安迪·弗格斯（Andy Fergus）简要概述了马修·盖伊时期的后果。在〈墨尔本：牛仔之城〉（“Melbourne: A City for Cowboys”）一文中，弗格斯向读者解释说，要理解过去十年开发热潮对未来的影响，就需要“认识到目前已获批、已开工或即将竣工的项目管道，这些项目在质量、社会功能或城市贡献方面都未经充分评估”（2015, 120）。弗格斯列出一系列统计数据来构建论证：一居室出租房的平均租期为13个月；在盖伊任职的第一年，中央商务区一个四个街区见方的区域获批再开发为7,800套公寓，这些公寓“几乎全部是一至两居室——其中大多数为单向采光，且至少有一间卧室位于内侧，无法获得新鲜空气或自然光”（120）。弗格斯带着一名规划师的惊骇，描述了一天之内批准2,000套公寓（被称为“超级星期二”［Super Tuesday］）的情形，并评论说，“这些塔楼没有一座符合墨尔本市的指导方针，而后者关注的重点主要是公共领域、环境和城市形态”（121）。 弗格斯的分析对我们有用，因为它引出了我们在这项对墨尔本高层的审视中想要讨论的两种“容纳与供给技术”中的第一种：规划管道。若透过哲学家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的“容器技术”概念（2000；第1章）——即本书的主题——来解读，规划管道构成了一个高度“不显眼”的空间，它确保了一种非常特定的社会物品的供给，那就是“许可”：一种经民主认可的批准，它开启了为营造城市环境而开发土地和资源的可能性。规划许可或许不显眼，但它远非非物质的：它被烙印在文件上，被实实在在地盖在一套建筑图纸上。我们或许可以这样设想：“想象一枚橡皮图章，这枚图章是‘施为性的’，意思是它在纸上印下的符号会做事。它是魔法，赋予建筑的线描图成为现实的许可”（Runting, Matz, and Sjögrim 2021, 14）。 规划体系——即在未建成建筑物质化之前对其施加评估过程的空间——在性质上是“孕育性的”。就此而言，它可以比作阔纳（chora）。正如伊丽莎白·格罗兹（Elizabeth Grosz）所解释的，阔纳是柏拉图（Plato）在《蒂迈欧篇》（Timaeus）中援引的一座“神话之桥”，用来描述“可知者与可感者、心灵与身体之间”的空间（1995, 112），亦即存在与生成之间的空间，由此建构起一种长期困扰女性主义思想家——包括格罗兹（1995）和露丝·伊利格瑞（Luce Irigaray，1984）——的二元论。阔纳的首要性质就是它没有性质——“它的功能是一种中性的、无痕的生产，不留下其贡献的任何痕迹，从而让产品间接地言说其创造者，而无需承认其孵育者”（Grosz 1995, 115）——借用这一哲学定义，可以将它与规划过程作比较。在引导建成环境物质化的复杂过程中，规划常被当作一段时间、一个必须穿越的间隔来对待。评估一个大型项目可能需要的18个月（在这一点上建筑师和开发商或许意见一致）是一段代价高昂的等待期。虽然这一过程很少被视为一个创造性的空间，更不用说一个必要的孵育期，但它实际上正是这样运作的；我们认为，它使最终物质化的形态成为可能，也使那些将同时被塑造为容器主体性的生命成为可能。 当规划部长本人决定绕过这一带有层层民主正当性的阔纳式过程，把事情——以及审批印章——揽到自己手中时，从另一端出来的摩天楼，从规划的角度看，或许可以被理解为早产的，因为它们被剥夺了本来在一组市镇规划师必要的监管之下可能获得的、滋养其发育的时间。 在所谓的盖伊时期，“加速”规划过程所实现的，是“规划管道”中项目的过剩——一道位于审批程序另一侧、却尚未完全进入建成环境的、涨满的水闸。这条管道是一种不同于规划体系的等待状态：它由盖伊喂养，是这些半虚构的塔楼等待的空间，与此同时，它们被小心地接入全球物流和供应链，接入金融系统和本地劳动力市场。在管道的另一端，当这数以万计的公寓最终建成时，它们未能得到良好的“社会化”：由此产生的高层建筑并不总能与他者和睦相处，它们对资源的攫取态度也没有受到市镇绿色建筑法规的约束。它们没有先去了解自己的城市，便进入了城市，每一座都是一个婴儿巨人，“无情地利用这个看似非人格的存在［母亲］，只是在一种相互关爱与关切的关系中才逐渐认识她”（第1章，22）。 ## 浅处的生活 从一座高层住宅塔楼的37层望出去，在附近的塔楼里随处可以瞥见一个个小小的泡泡世界。远远望去，周围塔楼里的居民仿佛在一块块激增的小屏幕上表演着他们的日常仪式。人们会不由自主地将其比作在新冠疫情期间变得无处不在的视频会议软件界面。浅处的生活沐浴在阳光中，并且一览无余。但在那里展开的，是哪些变幻不定的生命形式？我们看到了什么？在对面那座朝北向阳的塔楼里，一位女性，也可能是一位年轻男子，正在做拜日式；他们柔韧的肢体在流瑜伽（vinyasa flow）的体式间循环：下犬式、三腿下犬式、低位弓步、高位弓步、一个打开成后弯的扭转、战士三式、一个小小的手倒立、幻椅式、平板式、四柱支撑式（Chaturanga Dandasana）、上犬式、下犬式。他们的过渡动作十分优雅。疫情仍萦绕在许多人的心头，在接下来的几周里还将实施进一步的封控，因此我们视野中的现场活动比平时要多。 中午12:30，电梯核心筒开始运转，伴随着机器的呼呼声和身体上下升降的嗡鸣。午饭时间到了。电梯里，一个个轮廓模糊的身影藏在毛茸茸的“小兔子”睡袍下，穿着舒适的丝质和法兰绒睡裤。我们在好几个不同的人身上看到这身装束。兜帽上缝着兔耳朵。睡袍上缝着尾巴。毛绒仿皮草。柔和的粉色。波点。外面，优步外卖（Uber Eats）的送餐员骑着自行车停下，“兔子们”一个接一个走出去取餐，又同样迅速地回到电梯，退回到他们高层单元格的舒适之中。 雷纳·班纳姆（Reyner Banham）指出，除了建造摩天楼所需的钢框架和电梯之外，“还有一大堆其他装置，如电灯和电话，对于业务得以进行同样必不可少”，也使这一建筑类型成为必要；这位建筑史学家还在这份清单上加上了抽水马桶以及供暖和通风系统，“没有它们，这样的塔楼将无法居住”（1969, 72）。在讨论墨尔本的高层建筑时，尤其是在疫情当下的语境中，还必须在这份使容器得以居住的技术清单上加上许多其他装置：智能手机、屏幕（无论是宽屏电视、投影仪还是床上的平板电脑）、网飞（Netflix）及其他流媒体平台、优步外卖及其他配送服务，以及这些服务所连接的餐厅厨房。在当代高层建筑空间局促的室内，这些基础设施将家的功能分布到建筑的包络之外，而无需居住者离开其薄膜。容纳与供给的另一种节律由此通过基础设施系统表现出来（Frichot 2021）。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2　有人居住的卧室，灯塔大厦（Lighthouse），墨尔本伊丽莎白街442号，2022年3月21日。 这些流动对一个空间尤其施加了压力：与大堂相邻的那段人行道。在共享的娱乐露台、游泳池与水疗平台或联合办公空间之外，正是大堂的这一外部区域，成为建筑与外部城市之间真正的社会连接点。兔子们正是漂向大堂、然后漂向人行道去取午餐的。就此而言，高层建筑为“无布景科幻”（no-set sci-fi）（Runting 2020）提供了完美条件，它模拟出一种处于隔离之中（且可被隔离）的自给自足状态——然而与宇宙飞船不同，这种自给自足是脆弱而肤浅的：它仅凭借与外部供应链的控制论整合才得以确保。在室内必须与室外相接之处，必要的边界条件浮现出来，而这些矛盾也随之暴露。 正是在这里，在这个阈限空间里，我们在那个秋日观察到的居民们的兔子性——在澳大利亚明亮的正午阳光下穿着动物主题睡衣和毛绒拖鞋的那种怪癖——揭示出某种引人注目的东西：在由摩天楼及其网络构成的系统中，高层公寓居民是这样一种形象：他们从来不必真正走到“外面”，因为他们把内部随身带进了室内，搬运着它那可触的、粉彩般的柔软；在这种习惯中，他们已经成为舒适的造物。 班纳姆在其关于环境控制史的经典论述《调节良好的环境的建筑》（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ell-Tempered Environment）中，将现代舒适观念的起源追溯到弗兰克·劳埃德·赖特（Frank Lloyd Wright）及其“加州同代人”的住宅室内，认为正是他们推广了一种以可触表面、声学上的安静、受控的温度和亲密的照明为前提的设计语汇。班纳姆将这种语汇描述为颠倒了内外关系，以便让室内环境控制优先于“包装本身”（1969, 95）。当这一逻辑被放大到阿旺塔——它填满了规划部长于2012年7月11日用他的橡皮图章赋予它的整个包络[^f08-1]——外部依然存在：它白色的结构肋条用来勾勒这个“婴儿巨人”的轮廓。然而，舒适在这里扮演着一个略有不同的角色：它形成了一条便携的、情动的、氛围性的毯子，缓解了墨尔本高层塔楼那赤裸裸的密度。 就此而言，这条情动的安慰毯并没有掩盖高层塔楼惊人的密度，而是缓和了它们的情动冲击。虽然存在一种很大的风险，即在繁忙大堂那令人安慰的、毛绒般的寂静中，缓和会导向去政治化，但人行道这一空间提示了一个蕴含更具乌托邦潜能的交换时刻。换一个视角来看，兔子们事实上可能为我们提供了一种形象：即便不是后人类的，至少也是一种正在形成中的、批判规范的主体性，甚至或许是一种革命潜能，它与澳大利亚既有的郊区住宅及其核心家庭居住者的理想彻底背离。正如多洛蕾丝·海登（Dolores Hayden）在《伟大的家庭革命》（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中有力地论证的那样，退居郊区在妇女解放方面构成了一种明显的倒退，也阻碍了人们通过重新思考再生产活动场所——洗衣房、厨房、儿童玩耍和受照料的地方——的分布，来更好地分担妇女的集体劳动（Hayden 1981）。郊区令人作呕地无限复制这些功能，将一个家庭单元与另一个家庭单元分隔开来，要求妇女孤立于各自的家庭环境中，遗忘了城市的密度所许诺的、在更近更亲密的空间中过集体生活的可能性。说白了，郊区支撑的是服务以及安全、稳定、保守的政治习惯，抑制那种可能促成妇女联合起来的政治行动的邻里交往（23；209）。 ## 带景观的子宫 “在一个不允许身体活动的空间里，人能做什么？”我们在先前的一篇文章中这样问道，在那篇文章里我们引入了“粉彩单元格”（the Pastel Cell）的柔和轮廓（Frichot and Runting 2020, 188）。正是开间和一居室住宅最尖锐地展示了高层公寓生活最低限度的单元格可能性——一个“带景观的子宫”（第1章，26）；但它望向的是何种景致？彼得·斯洛特戴克（Peter Sloterdijk）称公寓住宅是“20世纪最成功的建筑创新”之一（2016, 529）。作为现代媒介化社会的一个症候，开间或单间公寓生动地呈现出一种朝向单元格形成的物质趋势（529）。正如我们在当前疫情期间如此明确地见证的那样，单元格日益依赖嵌入其中的屏幕，包括数据接入、媒体插件、流媒体电视。一种可疑的解放，通过媒介对与自身交流的孤独个体的俘获而得以实现。斯洛特戴克将公寓比作细胞/单元格（cell），既理解为生物学意义上的细胞，也理解为与修道院单间相关联的一种建筑类型。公寓单元格中的“自我球体式”（ego-spheric）（544）居住者被描述为与邻居“共同隔离”（co-isolated）的，从而产生了一种“现代个人主义的建筑学与拓扑学类似物”（531）。按照斯洛特戴克的说法，单元格泡泡聚集成更大的团块，成为具有“早在19世纪就已被观察到的社会形态学意涵”的形式（539）。 利芬·德·考特（Lieven De Cauter）则不谈单元格本身，而是谈舱体（capsule），并谨慎地将其性别化为男性的，将其描绘为“无机的、固定的、封闭的”，以区别于他分配给女性的那些性质：“渗透的、呼吸的、繁衍的”（2004, 77）。他称我们的文明为当代舱体文明，强调舱体是使主体处于囚禁之中的东西，这种约束被认为有将敌意的外部环境拒之门外的好处（77）。与此同时，在德·考特的论述中，舱体本身也成为一个环境、一个环境场（milieu）。斯洛特戴克冷淡地暗示单元格居住者的自主性只是幻觉——他们与其说是自成一体的孤岛，不如说是共同隔离的；德·考特则更急切地谈论个体的被捕获与被媒介俘获，并最终落脚于末日预言。在这两种情形中，无论是遵循斯洛特戴克的论述还是德·考特的论述，母性供养的舒适以及关于单元格生活的鲜明的女性主义视角都丧失了，或者说，男性的立场又一次被置于优先地位：“建筑既是手段也是中介，它是人真正的环境场”（De Cauter 2004, 77）。 作为家的那种容纳，即便是一居室公寓，也为我们所有的离去和归来做好准备。它就是佐伊·索菲亚（继唐·伊德［Don Ihde］之后）所描述的“庇护技术”（shelter technology）（第1章，27）；她关注作为“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22）的家，并承认家是一种母性的支持，是再生产劳动与休养恢复的空间：“有机体不能脱离容纳它的栖息地来考虑”（21）。在她那篇专论容器技术的文章的结尾观察中，索菲亚交给我们一个简单的观察任务。我们要环顾自己的家庭环境，并按照精细而相互缠绕的容纳与供给系统，对在那里找到的一切重新分类。承认背景，承认语境，或者，正如她援引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所敦促我们的那样，反思那个基本的生存单位：“有机体加环境”（21）。没有容纳，就没有确保供给的能力；没有供给，就没有容纳。这就是经过设计的生活环境的伟大基础设施节律。 必须赶紧补充的是，这种基础设施节律使一些人受益，而使另一些人受损，它跨越物种边界，显现为一个经技术增强的世界系统，我们如今称之为人类世（Anthropocene），或者更恰当地说，资本世（Capitalocene）。容纳与供给在一个政治体的尺度上，服务于家所提供的促进性环境的许诺（这一许诺太常被打破）。打断这一可能性的，是故障与失修的噼啪声，然后是供给放缓时的涓涓细流——在本文写作之际，随着供应链放缓、利率在疫情及其后果造成的种种扰乱中曲折攀升，我们正生动地见证着这一切。 分配与再分配系统的崩溃，提示着想象力与政治的双重失败。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所言，若无法获得基础设施这一公共物品——从街道到家——“如果政治的基础设施条件本身遭到摧毁，那么依赖于它们的集会也将遭到摧毁”（Butler 2016, 13）。而且，正如埃玛·鲍尔（Emma Power）和凯瑟琳·米（Kathleen Mee）有力地论证的那样，住房可以被构想为一种关怀的基础设施，而基础设施可以被重新概念化，超越构成其形式的静态物体、公共物品和资本工程；相反，基础设施可以被重新构想为“作为社会组织之基础的动态模式”（2020, 485）。简言之，基础设施的动态节律既包括作为从日常疲惫中休养恢复之空间的家这一庇护技术，也包括那个培育人们带着政治诉求向外闯荡之能力的环境场。正如我们先前所论证的，我们都需要“不时有一个避难所，但在我们自我反思的休憩之外，在核心家庭之外，在城市别墅的‘社区’之外，有一座城市在等待着我们”（Runting and Frichot 2020, 188）。正如德·考特所指出的，核心家庭是一种“舱体式制度”，它心怀恐惧，因而将周围那些不安全、不可控的领域拒之门外。这种恐惧所忽视的是，庇护技术延伸到人类之外，依赖于一个环境支持系统，一个一直隐退、直到它为了回话而向前逼近的那一刻的背景——它侵入我们想当然的日常安逸，把我们从我们仍然依赖的舒适中唤醒。 最后，我们将这四个主题串联起来：首先，盖伊时期的“规划管道”表明，建成环境并非简单地出现，像摩天楼这样坚实的东西可以从可卡因助燃般的经济与去管制狂热时期中涌现，引发剖腹产那残酷的一刀，在其中，家这一容器技术被过早地催促着去突变与增殖。但若没有制衡，我们创造出的是怎样畸形的环境？通过兔子们的形象，我们思考高密度生活的激进政治，而这种政治部分地被舒适之类的家庭尺度向这种新型的、密集编织的控制论空间的移置所遮蔽。最后，我们思考在这一状况下“基础设施节律”可能如何被确定——这一状况无法透过传统建筑批评或分析所提供的方法论透镜来审视。在摩天楼“指示”资本主义这一老生常谈的论点之外，我们必须关注它们的调制、节律，以及光线在表面上的游移如何在超白玻璃背后激起一阵活动的涟漪。[^f08-2]我们最后提出：在对墨尔本摩天楼高度种族化的刻板印象之外，或许还存在另一种远为乌托邦的可能性，它令那些生于独栋住宅的郊区批评者惊恐至骨髓。 **致谢**：我们感谢慷慨参与我们两次高层研讨会的各位。我们感谢蒂莫西·穆尔（Timothy Moore）、安迪·弗格斯（Andy Fergus）、凯瑟琳·桑德曼（Katherine Sundermann）、劳拉·哈丁（Laura Harding）、亚历克西斯·卡拉加斯（Alexis Kalagas）、Amelyn Ng、Fredrik Torisson、Erik Sigge、Marija Maric、洛伦·亚当斯（Loren Adams）和凯特·雷纳（Kate Raynor）参加2021年5月21日的第一次高层活动。我们于2022年3月22日（星期二）作为墨尔本设计周（Melbourne Design Week）的一部分举办了第二次高层研讨会。我们感谢参加第二次活动的各位：Timothy Moore、Andrés Jaque、Amelyn Ng、Wilf Speller、Lina Kruopyte与Carl-Oskar Linné、Loren Adams、Anders Berensson、Louise Dorignon与llan Wiesel、Fredrik Torisson、Marija Maric、Lilian Chee、Esther Anatolitis以及Rutger Sjögrim。 ## 注释 [^f08-1]: 第2010026164号申请，内容为在墨尔本阿贝克特街58—64号“拆除并建造一座多层混合用途塔楼，包括住宿（住宅公寓和服务式公寓）及底层零售场所（成人性用品书店、百货商店、酒店、超市和酒馆除外）”，由作为主管机关的规划部长盖伊于2011年7月11日批准。 [^f08-2]: 建筑师安德烈斯·哈克（Andrés Jaque）及其政治创新办公室（Office for Political Innovation）在近期的工作中，围绕超白玻璃探讨了资源、栖居、技术与房地产之间超人类的相互缠结（Jaque 2019）。 ## 参考文献 Banham, Reyner. 1969. The Architecture of the Well-Tempered Environment. London: The Architectural Pres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Bleby, Michael. 2019. “Architect Elenberg Fraser, Consultants Hit for Lacrosse Cladding, Not LU Simon.” Financial Review, February 28.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afr.com/property/architect-elenberg-fraser-consultants-hit-for-lacrosse-cladding-not-lu-simon-20190228-h1bu8w. Butler, Judith. 2016. “Rethinking Vulnerability and Resistance.” In Vulnerability in Resistance, edited by Judith Butler, Zeynep Gambetti, and Leticia Sabsay, 12–27.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Cheng, Linda. 2019. “Judge Finds Architect Proportionately Liable for Lacrosse Fire Damages.” Architecture Australia, March 5.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architectureau.com/articles/judge-finds-architect-proportionately-liable-for-lacrosse-fire-damages/. De Cauter, Lieven. 2004. The Capsular Civilization: On the City in the Age of Fear. Rotterdam: NAi-publishers. Dobbin, Marika. 2013. ”Planning Expert Blasts Legacy of ‘Mr Skyscraper.’” The Age, March 19.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theage.com.au/national/victoria/planning-expert-blasts-legacy-of-mr-skyscraper-20130318-2gb1x.html. Fergus, Andy. 2015. ”Melbourne: A City for Cowboys.” LO-RES 1: 116–23. Frichot, Hélène. 2021. “Infrastructural Affects: Challenging the Autonomy of Architecture.” In Architectural Affects after Deleuze and Guattari, edited by Marko Jobst and Hélène Frichot, 10-25. London: Routledge. Grosz, Elizabeth. 1995. ”Women, Chora, Dwelling.” In Space, Time and Perversion, 111–24. London: Routledge. Hayden, Dolores. 1981. The Grand Domestic Revolu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Irigaray, Luce. 1994. An Ethics of Sexual Difference. Translated by Carolyn Burke and Gillian C. Gil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Jaque, Andrés. 2019. “Blue Sky Urbanism: The Socio-Territoriality of Ultra-Clear.” e-flux architecture, December.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e-flux.com/architecture/collectivity/304248/blue-sky-urbanism-the-socio-territoriality-of-ultra-clear/. Mack, Jennifer. 2017. The Construction of Equality: Syriac Immigration and the Swedish Cit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ower, Emma R., and Kathleen J. Mee. 2020. “Housing: An Infrastructure of Care.” Housing Studies 35, no. 3: 484–505. Runting, Helen. 2021. “Quarantine Dreams 2: No-Set Sci-Fi.” SITE ZONES, June 30.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www.sitezones.net/articles/quarantine-dreams-2-no-set-sci-fi. Runting, Helen, and Hélène Frichot. 2020. “The Illusory Autonomy of the Real Estate Interior.” In Rethinking the Social in Architecture: Making Effects, edited by Sten Gromark, Jennifer Mack, and Roemer van Toorn, 176–89. New York and Barcelona: Actar. Runting, Helen, Karin Matz, and Rutger Sjögrim. 2021. 14,495 Flats: A Metabolist’s Guide to New Stockholm. Stockholm: Secretary. Sloterdijk, Peter. 2016. Foams: Spheres Volume III. Translated by Wieland Hoban. South Pasadena, CA: Semiotext(e).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 第8章　被容纳：动物禁锢之所 *Contained: Sites of Animal Confinement* 迪内什·瓦迪维尔（Dinesh Wadiwel） 关键词：容纳、动物权利、酷刑、对动物的暴力（CONTAINMENT, ANIMAL RIGHTS, TORTURE, VIOLENCE TO ANIMALS） *按照索菲娅（Zoë Sofia）的说法（见第1章），容器技术具有保护与养育、承载与供给资源的能力，从而促成了我们生存的能力。然而，容器也可以作为暴力的工具发挥作用：它剥夺移动，把其对象约束在一种支配关系之中。这正是监狱以及人类社会中其他形式的监禁性（carcerality）的核心功能。容纳策略在人与动物的关系中同样是根本性的，从狩猎到驯化再到工业化生产，莫不如此。农业系统、动物园、实验室和家庭的监禁性围限，在全世界范围内关押着数以十亿计的动物。当代工业规模农业的一个决定性特征——除了它对动物普遍怀有的敌意之外——是其容纳技术的不透明性：内部发生的事情被遮蔽于公众视线之外，而试图揭露其内部运作的活动人士则常常被入罪。动物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受到控制和限制，它们被转运穿行于一个由相互连接的容器构成的“监禁群岛”，这些容器对我们施加于它们的大规模暴力进行分割、遮蔽和编排。* 〔此处原书以哈洛（Harry F. Harlow）、哈洛（Margaret K. Harlow）与苏奥米（Stephen J. Suomi）的一段文字为题记，大意为：人类的抑郁曾被描述为一种“无助、无望、沉陷于绝望之井”的状态，而实验舱正是为了给猴子受试者复制出这样一口井而设计的；尽管被禁闭的猴子在舱内可以三维地自由活动，饮食正常、体重维持正常，但几天之内它们通常就会在装置的角落里缩成一团、僵住不动。〕（Harlow, Harlow, and Suomi） 哈里·哈洛（Harry Harlow）以恒河猴进行的极具争议的实验，因其对心理学知识的贡献而闻名，却也因其对相关动物的残忍而声名狼藉（Harlow, Harlow, and Suomi 1974）。哈洛及其同事所做的一项实验涉及建造一种“垂直舱装置”（vertical chamber apparatus）：这是一种不锈钢制成的器械，其侧壁倾斜，向下收拢成漏斗状，通向一个铁丝网平台。作为实验的一部分，三个月大的幼猴被从母亲身边分离，放入这一装置。尽管这些猴子有食物可吃，也有一定的活动能力，研究者们观察到，严格而黑暗的禁闭意味着几天之内猴子们便呈现出一种“在装置角落里缩成一团、僵住不动的姿态”（537）。这个恶魔般的钢制容器的目的在于诱发抑郁，因此它被相应地称为“绝望之坑”（pit of despair）。 对心理科学而言，这些实验帮助证明了失去亲代联结和隔离所带来的深刻情感影响。然而，这些实验也告诉了我们一些关于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关系的事情。我们对动物生命进行了大量的容纳，而这常常涉及作为一种暴力形式的容纳。 容器作为技术是根本性的。科学技术研究学者佐伊·索菲娅认为，容器技术——想一想从饮料瓶到手提包，再到房屋、粮仓的一切——具有保护与养育、承载与供给资源的能力（2000；第1章）。可以说，容器在我们当代世界中无处不在。容器促成了我们生存的能力。它们对于在空间中承载食物、资源和身体而言必不可少。容器也是我们所栖居的地域得以被分割和组织的方式之一。例如，我们的城市空间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系列相互连接的容器——住户、商铺、工厂——它们使身体得以工作、学习和休憩。移动的容器——汽车、公共汽车、飞机——则在这些不同的围场之间运送我们。 然而，容器也可以参与到暴力实践之中。监狱——一种把个人组织进狭小、设防的牢房（容器中的容器）的装置——本质上是一座旨在隔离一部分人口、并使他们暴露于法律授权之暴力之下的建筑。人类内部暴力最臭名昭著的一些场所，诸如纳粹死亡集中营、红色高棉（Khmer Rouge）政权下的S-21吐斯廉（Tuol Sleng）审讯所，或关塔那摩湾（Guantanamo Bay）拘留营，本质上都是暴力容器的例子。容纳作为一种战术在战争中也至关重要。例如在围城战中，武装力量会包围敌人，并通过消耗战使其慢慢衰竭。在这些情形中，我们通常与容纳联系在一起的那些品质——保护与养育——被翻转过来，生产出暴力与敌意。 容纳之所以能成为一种有用的暴力战术，是因为容器阻止逃脱。房屋的四堵墙保护其居住者并为之提供庇护。但同样的品质也意味着，它可以作为一种手段，阻止身处其内者离开。这提醒我们，形形色色的拘禁会给被其俘获于内的存在者造成怎样的创伤。在全球范围内，存在一场禁止单独监禁的运动，它十分正确地坚持认为单独监禁是一种酷刑（Méndez 2011, para. 70; Guenther 2013）。如今还有许多社会运动致力于反对一切形式的监禁，包括呼吁拆除监狱、移民拘留中心和残障收容机构。哈洛的“垂直舱装置”向我们表明了为何这些运动是争取变革的重要运动。 容器还具有遮蔽其内部所隐藏之世界的能力。大多数当代拘禁形式都遵循一种对外部世界不透明的原则：普通公众看不到监狱内部。这使得暴力容器能够在其内部发展出自己独特的生态，其规则、规范和社会角色与外部毫无相似之处。当代以监狱为背景的电视剧，诸如《女子监狱》（*Orange Is the New Black*）和《温特沃斯》（*Wentworth*），或许为观众提供了一些风格化且经过净化的一瞥，让人得以窥见这些另类世界可能的模样。然而，它们大概永远无法描述内部生活的全部恐怖，包括监狱这一隐蔽容器所促成的日常暴力。在全球范围内，这些秘密场所促成了许多与国际法相抵触的暴力形式。正如政治哲学家达瑞斯·雷亚利（Darius Rejali）所指出的，这种秘密性是区分当今发生的酷刑与古代施加于身体的公开惩罚的一种方式：“现代酷刑是私密的而非公开的。它发生在监狱和拘留中心的地下室里”（1994, 13; 2007）。 在人类与其他动物关系的历史中，容纳具有显著的意义。有证据表明，早期人类会利用周围的地形，把被逼入绝境的动物伏击，作为狩猎实践的一部分（Klein and Edgar 2002, 18）。这些实践使少数人能够协作捕获并杀死大量其他动物——这些动物是单独的猎人无法捕获的，至少不可能不冒极大的个人受伤风险。同样，网作为陆地和海洋上的捕获工具的发展也十分重要，它使猎人能够在一定距离之外压制住挣扎的猎物。在某种程度上，在当代，我们看到这些涉及伏击的狩猎实践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今天，在海洋中捕捞野生鱼类往往就是大规模机械化狩猎的一个例子。容纳对于这种捕鱼事业至关重要。围网（purse seine）就像一个巨大的抽绳袋（Ménard et al. 2000）。一张巨网——长可达一公里、深可达两百米——被铺展在一片海域上，然后向内收拢，把海洋动物困在其中。这是一种以工业规模运作的、作为狩猎策略的容纳。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注：“一种对外部世界不透明的原则。” 作为一种策略，容纳对于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那段最突出的历史——也就是驯化——同样至关重要。历史学家会把这种驯化理解为主要与畜牧相关联：也就是人类控制非人动物之生殖生活的过程（Clutton-Brock 2012, 3）。然而，这段历史不仅关乎育种，也关乎对身体进行规训的缓慢过程，使之契合我们生活的常规并满足我们自身的需要。容纳在这个故事中至关重要。农业动物之所以能被驯化，仅仅是因为它们始终处于人类的控制之下，无论畜群是处于牧人时刻警觉的目光注视之下，还是动物被围栏圈入围场之中。正如动物研究历史学家杰森·赫里巴尔（Jason Hribal）所指出的，树篱和围栏的作用在于防止逃脱，并阻断动物对人类统治的反抗（2003, 448–50; 2010）。这些简单的技术分割了牧场，使动物能够被仔细地从一片草场轮换到另一片草场，并使牧人能够对他们的“牲畜”施加牢固的控制。 当代工业规模农业或许体现了人类对动物之敌意的终极表达。在工厂化农场中，人类至上主义、冷酷理性与资本主义的超量生产这三者恶魔般地交织在一起，每年造成约800亿只陆地动物被屠宰（Wadiwel 2015; 2023）。在这些场所，食用动物被系统性地容纳，以之作为一种暴力策略。集中式动物饲养设施把动物分隔进狭窄的围栏和笼子里。对移动、进食、社交、性以及光照都施加着深度的控制。一切生殖都是强迫生殖。动物出生在围栏里，并不断地在围栏之间移动。它们将终其一生在这些容纳场所之间辗转，直到在其生命的终结于经济上有用之时，它们最终被驱赶着走向电击枪。 不透明性在这种容纳体制中至关重要。正如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不断提醒我们的那样，当今动物农业的一个条件就是：内部发生的事情被遮蔽于公众视线之外（Pachirat 2011; O’Sullivan 2011）。在世界各地，动物农业产业一直在向各国政府施压，要求出台所谓的“农业封口”（ag-gag）立法，将那些试图揭露工厂化农场内部恐怖景象的活动人士的工作入罪。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注：“快乐母鸡”（Happy Hens）。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阻止审视的企图必须被视为对我们民主权利的攻击，即我们有权知道在我们的食物系统中发生了什么。但更深层的问题在于，我们中的许多人根本就不想知道这些设施内部正在发生什么。容器帮助我们遗忘这种暴力。澳大利亚艺术家伊薇特·瓦特（Yvette Watt）2012年的摄影系列《动物工厂》（*Animal Factories*）突显了这一恐怖却又看似平庸的现实（另见 Watt 2014）。瓦特的图像描绘了澳大利亚乡村中一排排长长的、无名的棚舍；它们看起来平静、不起眼、平淡无奇，毫无摩擦，尽管其中容纳着大规模的暴力。 在工厂化农场之外，还有其他一些值得考虑的动物容纳场所。尽管我们与伴侣动物的关系并未流露出我们在工业食物系统中针对动物的那种敌意，但这些关系同样以支配和暴力为标志（Wadiwel 2015, 199–200）。这些我们在家中所爱的动物，我们同样试图对其施以无情的控制。我们规定它们的性与生殖。我们通常把它们与其家庭分离，并限制它们与同类的互动。我们调控它们的营养。这些同样是容纳关系：在日益密集的城市空间中，我们把这些动物约束在家中和花园里不断缩小的围场之内。有些猫享有四处游荡的自由，尽管这些自由日益受到削减，因此许多猫终其一生都被监禁在家宅之中。在一些国家，狗可以在城市中自由漫游；然而，至少在全球北方，狗免于容纳的自由意味着偶尔被项圈和牵绳拴着出去散步，如果它们幸运的话，其间还能在“无牵绳”狗公园里享受片刻的自由。 今天，人类与其他动物关系的现实日益以大规模容纳的建筑为中介。数以十亿计的动物被关押在食物系统、动物园、实验室和家庭的监禁性围限之中。野化动物猎杀者和城市收容所则提供了一种手段，用以清理这一大规模相互连接的容纳系统中的任何泄漏。无法被容纳的动物则被无情地灭绝。当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描述“监禁群岛”（carceral archipelago）（1975, 297）时， > [图 3：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注：“澳大利亚乡村中一排排长长的、无名的棚舍。” 他感兴趣的是学校、医院和监狱等制度化的容纳形式如何被用来规训人类身体并使之驯顺。但监禁群岛也是一种有用的方式，可以用来描述那些相互连接的容器——今天，正是它们对我们施加于其他动物的大规模暴力进行分割、遮蔽和编排。 本文经《建筑评论》（*The Architectural Review*）惠允转载。同时感谢伊薇特·瓦特允许刊用她的摄影图像。 ## 参考文献 Clutton-Brock, Juliet. 2012. Animals as Domesticates: A World View through History. Michigan: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ichel. 1975.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Prison. Translated by Alan Sheridan. London: Penguin. Guenther, Lisa. 2013. Solitary Confinement: Social Death and Its Afterlives. Minneapolis: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Harlow, Harry F., Margaret K. Harlow, and Stephen J. Suomi. 1974. “From Thought to Therapy: Lessons from a Primate Laboratory.” In Readings in Behavior, edited by W. G. Van der Kloot, C. Walcott, B. Dane, 529–40. New York: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Hribal, Jason. 2003. “’Animals Are Part of the Working Class’: A Challenge to Labor History.” Labor History 44, no. 4: 435–53. ———. 2010. Fear of the Animal Planet: The Hidden History of Animal Resistance. Oakland: AK Press/Counter Punch Books. Klein, Richard, and Blake Edgar. 2002. The Dawn of Human Culture.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Inc. Ménard, Frédéric, Alain Fonteneau, Daniel Gaertner, V. Nordstrom, et al. 2000. “Exploitation of Small Tunas by a Purse-Seine Fishery with Fish Aggregating Devices and their Feeding Ecology in an Eastern Tropical Atlantic Ecosystem.” ICES Journal of Maritime Science 57, no. 3: 525–30. Méndez, Juan. 2011. “Torture and other cruel, inhuman or degrading treatment or punishment.” Geneva: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Sixty-sixth session. A/66/268. O’Sullivan, Siobhan. 2011. Animals, Equality and Democracy.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Pachirat. Timothy. 2011. Every Twelve Seconds: Industrialized Slaughter and the Politics of Sight.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Rejali, Darius M. 1994. Torture & Modernity: Self, Society and State in Modern Iran. Boulder: Westview Press.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 2007. Torture and Democrac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Wadiwel, Dinesh. 2015. The War against Animals. Leiden: Brill. ———. 2022. “Contained: sites of animal confinement.” The Architectural Review. February 16. Reprinted here with permission of the author and the journal. ———. 2023. Animals and Capital.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Watt, Yvette. 2014. “Animal Factories: Exposing Sites of Capture.” In Captured: The Animal within Culture, edited by Melissa Boyde, 75–84. Houndsmills, Basingstoke, Hampshire: Palgrave Macmillan. # 第9章　游戏的（不）可容纳本体论 *The (Un)Containable Ontology of Games* 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 关键词：本体论；隐喻；移动游戏；副文本；现象学（ONTOLOGY, METAPHOR, MOBILE GAMES, PARATEXT, PHENOMENOLOGY） *本章探讨可用来描述我们游戏空间经验的种种本体论隐喻与容纳隐喻，并思考何种“承载”模态能够恰切地反映线上游戏所特有的、物质语境与数字语境之间复杂的层叠关系。当代游戏设备——如今已联网化、移动化——在工具性可供性与经验所及范围方面都经历了显著变化。通过追问游戏如何是（以及如何不是）容纳的形式，本章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身体—概念图式内在的灵活性，并揭示容器隐喻更深层的本体论系泊点，以及这一隐喻向游戏空间的转译。本章的分析汇集了三种概念框架：梅洛-庞蒂（Maurice Merleau-Ponty）的身体现象学、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关于容器技术的研究，以及乔治·莱考夫（George Lakoff）与马克·约翰逊（Mark Johnson）关于本体论隐喻与容器隐喻的哲学。* ## 引言 从电话到广播、电视、电影和电子游戏，种种技术发展创造出了一些准空间（quasi-spaces），在其中，人们可以在物理身体所处位置之外感受到一种在场感。无论是既有的还是新兴的媒介技术，常常都借由挪用空间作为框架性隐喻来实现消费与使用；关于技术空间（technospaces）与媒介空间各自的具体构型，以及这些空间之间的关系及其对我们身体图式的影响，都有很多可说之处。例如，在游戏研究中，“魔圈”（magic circle）描述的是一个游戏如何在比喻上、概念上和实践中被容纳。也就是说，人们认为玩家会围绕何者构成游戏行为（gameplay）而从事“容纳策略”与“边界工作”。在本章中，我将考察这些承载模态如何依赖于“深层”的身体隐喻与本体论隐喻，而容器隐喻正是我们最主要的经验性比喻之一。 本章探讨我们如何把虚拟空间、游戏世界及其物质界面经验和知觉为“世界性的”容器。我认为，我们用来描述当代游戏行为的那类本体论隐喻与容纳隐喻——例如魔圈、几何空间以及其他物理类比——作为描述语，并不总能恰当地刻画移动定位游戏与混合现实游戏所特有的、物质语境与虚拟语境之间复杂的层叠关系。此外，游戏设备的物质性——如今已联网化、移动化并始终在线——在工具性的“所及范围”方面也经历了显著变化：它们不再被束缚于某处，也不再被装置的物理边界以及塑料与金属的具体实体（concretia）所“容纳”。 接下来的分析汇集了三种概念框架：梅洛-庞蒂的身体现象学、索菲亚对容器技术的概念化，以及莱考夫与约翰逊关于本体论隐喻与容器隐喻的研究。 ## 容器身体 ### 具身 就其现象学取向而言，我的进路建立在这样一个宽泛的前提之上：每一种人—技术关系同时也是一种身体—工具关系，因而每一种使用情境都会召唤出某些特定的在世存在（being-in-the-world）方式，以及认识和构造这个世界的特定方式。在以往的研究中我曾论证，移动媒介的使用名副其实地是一种媒介特定的具身模式，一种要求复杂的社会—躯体适应的“拥有身体”的方式（Richardson 2007; 2010; 2011）。的确，我们对移动媒介的使用可以借用德鲁·莱德（Drew Leder）的术语描述为一种持续的并入（incorporation），借此我们重塑自己身体的“能力结构”（1990, 34）。 梅洛-庞蒂（1962; 1964）对我们与环境之身体性、知觉性交涉的强调，能为理解一切人—技术关系中身体与工具的相互询唤（interpellation）提供有价值的洞见；具体而言，他的身体图式（corporeal schema）或身体意象（body image）概念，可以有效地应用于移动媒介与具身之间的关系。梅洛-庞蒂的身体图式或身体意象概念描述的是具身那种“可扩展的”、内在地具有可塑性的本性。在日常活动的语境中，人对自身身体图式的经验并不是固定的，而是会适应物质与技术的中介，以及文化与历史的语境。在每一种身体—技术语境中，随着技术与工具被挪用为“新的器具”，身体图式便会“扩张”。 无论是作为语境还是处于语境之中，我们的具身都作为一种复杂的交织而存在：生理与生物性、物质与文化环境、躯体记忆与习惯相互穿插。在这种关于具身与技术的关系本体论中，身体是一个边界不断变动的物质—符号集合体（material-semiotic assemblage）；而在我的分析中，它还名副其实地是“趋媒介的”（mediatropic）——无论在隐喻上还是在物质上，都倾向于媒介技术。正如欧仁妮·欣克尔（Eugénie Shinkle）（2003）所指出的，媒介技术确立了“物质参数”，即注意与不注意的比例，我们借此衡量自己与世界中的物和他人之间不同程度的知觉所及范围。梅洛-庞蒂有一句名言：身体“将自身施用于空间，就像手施用于工具一样”（1964, 5）；这种“施用”既取决于知觉与身体运动的具体特性，也同样取决于使用中的工具的物质性。在他著名的关于盲人及其手杖的论述中，他描述了身体图式如何扩张与收缩以容纳工具： 〔此处原书引用梅洛-庞蒂一段文字，大意为：对盲人而言，手杖已不再是一个对象，不再为其自身而被知觉；杖尖成了一个感受区域，扩展了触觉的范围与活动半径，成为与视觉相当之物。在探索事物时，手杖的长度并不作为中项明确地出场：盲人是通过物体的位置来意识到手杖，而不是通过手杖来意识到物体的位置；事物的位置直接由将他带向它的所及范围给出，而这一范围除了手臂的长度之外，还包括手杖的作用范围。〕(1964, 22) 这段话描述的正是梅洛-庞蒂所说的我们的身体图式之实际状况：它并不由物质身体的边界所决定，而是反映出我们的身体性在对世界中的工具与事物的动态把握中如何延伸与回撤——改变其所及范围乃至形状本身。梅洛-庞蒂认为，这一图式本质上是开放的，使我们能够把技术与设备并入自己的知觉与身体组织之中。或者，如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1977）所主张的，我们的存在总是已经处于用具（equipment）的领域之中——因此，我们所使用的工具和技术，与我们经验具身和知觉的方式之间，存在着一种直接的、相互牵连的关系。 ### 隐喻 如果说身体——或者更确切地说，身体—技术关系——构成了经验的本体论基础，那么我们如何转译并分享这种经验？莱考夫与约翰逊在他们合著的两部作品《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1980）与《肉身中的哲学》（*Philosophy in the Flesh*，1999）中，探讨了我们在谈论世界时对具身隐喻的依赖。即便是非物质的、抽象的概念，也“基于各种原型、框架与隐喻”；而这意味着——由于一切隐喻在根本上都是经验性的——我们的概念系统之所以能够形成、共享并达成一致，是因为我们拥有大致相同的、由生物学所决定的知觉世界的方式，并栖居于同样的环境与物质条件之中（Lakoff and Johnson 1999, 5）。莱考夫与约翰逊将这些隐喻归类为本体论隐喻——或者更具体地说，实体隐喻、物质隐喻和容器隐喻。他们写道： 〔此处原书引用莱考夫与约翰逊一段文字，大意为：我们把自己经验为与世界其余部分相分离的实体，即有内有外的容器；我们也把外在于我们的事物经验为实体，且常常同样是有内外之分的容器；我们把自己经验为由某些物质（如血肉与骨骼）构成，也把外部物体经验为由各种物质（木、石、金属等）构成。〕(1980, 58) 莱考夫与约翰逊（1980; 1999）对本体论比喻的分析，尤其是在关于容纳的空间隐喻与形象隐喻的语境中，为理解人类具身与我们对技术空间和媒介空间（无论是实际的还是虚拟的）的经验性诠释之间那种由来已久、根深蒂固的联系，提供了诸多洞见（Hefferon 2002）。在他们看来，我们总是已经是“有边界的”物理存在，因而以各种方式把自己诠释为容器： 〔此处原书引用莱考夫与约翰逊一段文字，大意为：我们是物理存在，由皮肤表面划出边界、与世界其余部分隔开，并把世界其余部分经验为在我们之外；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具有边界表面和内—外取向的容器，并把自身的内—外取向投射到其他由表面界定的物体上，从而把它们看作有内有外的容器。〕(Lakoff and Johnson 1980, 29) 在物质与现象学的层面上——我们通过视觉、触觉、听觉与嗅觉的感官参与而与世界中的事物“相撞”——这一事实意味着，我们学会了把物体、物质、身体，乃至晚近的数字环境，当作各种各样的容器来对待。即便事物没有明确的边界或完整性，我们也倾向于“强加人为的边界，使物理现象像我们一样成为分立之物：由表面所界定的实体”（1980, 25）。然而，尽管这种结构上分立的图式在某一层面上对我们来说是“说得通的”，它却是一种干净而不可能的抽象，在日常生活经验中无法维持。 也就是说，虽然我们的身体有内有外，一般由皮肤或保护性的膜加以划分，但在一生之中，我们都把这一边界经验为“柔软的”、多孔的、关系性的：在内脏层面、感官层面和情动层面皆是如此。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1982）的“卑贱物”（abject）概念恰切地描述了那种居于两者之间——既非主体亦非客体——的东西：我们的身体会蜕下皮屑、渗漏体液与排泄物。在知觉层面，正如梅洛-庞蒂（1962）所论，我们的身体图式在并入工具时是可调适的，这一点由“本体感觉”（proprioception）一词表达，即我们相对于身体的位置与运动而对世界中事物的知觉意识。这种意识也会随着工具的使用而变动和扩展，比如盲人对其手杖的本体感觉式并入。在情动层面，我们对设备及其所召唤出的无数线上空间的依恋——以及它们的可供性如此深地嵌入我们情感生活的方式——显示出我们具有情动弥散的能力，其中包括我们的交流感受力如何扩展，以容纳贾森·法曼（Jason Farman）（2012）所说的“社会本体感觉”（social proprioception），即借助应用程序和社交媒体平台而对网络中以环境方式在场的他人的意识。 ### 中介化的容纳 正如索菲亚所指出的（2000；第1章），在西方哲学传统中，空间也被隐喻为容纳。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倾向于把空间当作一个常量，当作一个空的场所，或当作物理事物的容器。我们如此习惯于以笛卡尔式的模型来思考空间——将其视为一个三维的、几何的、具有体积的容器——以至于我们把这些假定带入了虚拟空间的构型之中。例如，个人电脑屏幕的虚拟空间里布满了桌面、文件系统和文件夹，还有像书桌上的纸页一样层层叠放的“窗口”。肯·希利斯（Ken Hillis）在其对虚拟性技术的研究中指出，最主要的几种空间模型——柏拉图的阔纳（chora）、亚里士多德的“处所”理论、欧几里得几何空间、笛卡尔三轴坐标空间、牛顿的“绝对空间”以及爱因斯坦的“时空”——的某些方面，已被“并入并混融”到当代的虚拟环境与远程临场环境之中（Hillis 1999, 72）。虚拟环境的开发者明确使用诸如内/外、世界、赛博空间、剧场、梯度、平台、房间之类的空间化术语，我们还可以加上一系列其他词语，例如界面、站点、环境或游戏地形。的确，电视空间、计算空间与游戏空间都为容纳隐喻所主导；而我们进入或身处这些空间——以及在身上承载并随身携带它们——的能力，都以我们对这些隐喻的专门的知觉性与身体性同化为前提。 索菲亚的论文〈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第1章）中的核心观点之一是：容器“是生成的一个结构上必要、却常常不被承认的前提条件”（27）。引申而言，容纳是在世存在的首要条件之一。索菲亚的目标是“扰动那些习惯性的假定，即认为空间只不过是不具智能的容器，或认为容器是愚钝的空间”（20），并思考空间与容器如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具有能动性的“承载”。 把电脑、游戏主机和便携式媒介设备再现为容纳的空间与表面，或再现为微型世界式的储藏库，隐含地依赖于电视、收音机等媒介装置那些早已为人熟知的类容器属性。因此，我们可以把技术物本身诠释为移动的容器。在她对“我所栖居的庇护所技术中的厨房/餐厅/起居区域”（27）里的容器以及容器之嵌套所作的一番“扶手椅式”考察中，索菲亚写道： > 书籍、照片和相册、电话簿、电视机、音响、磁带和CD：所有这些媒介技术……[都具有]其类容器的面向。这些电子媒介与印刷媒介的运作类似于记忆的承载功能，也与巴什拉（Bachelard）所认定的与微缩物相关的那种空间诗学有些相似——微缩物“展开至一个宇宙的维度”，在其中“大被容纳于小”——它们是用以储存其他空间与经验的技术。一张CD或一盘磁带可以打开一整场音乐会，或一片由感受构成的声音景观；一本书可以展露另一个世界。（28） 索菲亚的研究为理解具身与容纳之间的关系如何可以被理解为“一种（互）动的过程”（19）提供了某些洞见。正如她所指出的，屏幕本身就作为一种空间—容器而运作，因为“容纳也可以由平坦的表面来执行”（28）。电视的或屏幕的身体本身既嵌套着、又被嵌套于一系列容器之中：“承载”并揭示出无数其他世界。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技术中介化的空间是潜在空间（potential space），而电视、屏幕、手机和游戏主机之类的技术人造物则是“跨立于内在世界与外在世界之间”的阈限性实体（Sofoulis 2001, 134）。在概念上和实践中，容纳技术还传达出一种“适应性智能”，其程度取决于技术环境或容器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在根据我们的需求与形态作出调整（第1章，23）。这些空间是人、技术与环境相互依存、能动性相互结合的结果。的确，如果空间本身拥有一个身体，那么新的技术空间就可以被视为身体间的（intercorporeal）栖居地或安置处（emplacements），人们在其中以多变的、媒介特定的方式经验具身与空间。这里的关键洞见在于认识到那些共同构成一个虚拟世界或线上“空间”的协作性要素——它们并不只是与“真实”世界相隔绝、具有分立完整性的虚构，而是各个用具领域（设备、基础设施、网络）之间偶然的协商，并在日常媒介实践和我们的集体想象之中、通过它们而被集体地实现。 ## 游戏世界与游戏空间 ### 混合空间 就游戏行为而言，容纳隐喻是通过一种“仿佛”（as-if）式的经验结构而被施行的：我们理解并参与数字的和想象的微型世界，仿佛这些空间拥有与“真实”空间相同或相似的属性，或者以其他方式参照这些属性来构型经验（例如重力的“缺席”）。触觉式的移动游戏界面便是这种知觉经验之“仿佛”结构的范例。尤其是在《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这类模拟“现实世界”动作或经验的拟态游戏中，触觉屏幕通过把经验与知觉有效地浓缩进屏幕—眼—手的回路之中，培育了游戏世界的类容器属性。它们这样做的方式依赖于我们对所谓“朴素物理学”（naïve physics）的躯体性、内脏性理解。例如，惯性与弹性等基本的身体感觉见于许多移动应用和游戏之中，营造出设备上的窗口、物体和图标具有质量的错觉。朴素物理学还可以包括我们对键盘、摇杆等硬件的身体记忆，这些硬件在触觉式移动屏幕上被模拟出来。存在着某种触觉上的亲密性，使触摸屏成为一个具有触觉与动觉熟悉感的表面；这是一种手指的感官知晓，与小屏幕上所显现之物相互对应。拟态游戏把玩家裹入一种对现实世界物理的暂时而不完整的模拟之中。用索菲亚的术语来说，这是一个（互）动的过程——技术与身体之间的一种关系本体论。 此外，在模拟现实世界运动的拟态游戏中，摩擦、碰撞、重力和加速度等虚拟物理现象，玩家不仅在视觉上经验到——就像在电影或电视屏幕上观看运动和动作那样——而且还在身体中感受到。它们调动了日常的身体习惯、动作与记忆。正如杰夫·拉什（Jeff Rush）（2011）所指出的，拟态触摸屏游戏引发“对两种不同现实秩序——真实的身体手势与其在屏幕上的再现——之间联系的强化感知”，这种方式为屏幕上发生的动作与运动附加了一种“动力学物质性”，创造出可触知、具体可感的时刻（245–58）。也就是说，释放一根橡皮筋的动力学经验留有某种痕迹，这种经验实际上变得“浓缩于手中”（Kirkpatrick 2009, 134）。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借由保罗·斯卡尔斯基（Paul Skalski）等人（2001）所说的“运动自然映射”（kinesic natural mapping）实现的：身体运动以一种近似的（或“仿佛”式的）方式对应于屏幕上的动作，而触摸屏能够调用物理类比，正使这一效果成为可能；自然映射的作用在于“完成”身处中介化空间的状态，从而促成沉浸式经验。《纸境》（*Tengami*）、《未上锁的房间》（*The Room*）和《纪念碑谷》（*Monument Valley*）等游戏召唤的是我们关于三维几何世界的具身记忆。《未上锁的房间》系列的创作者将其描述为“置身于一个触感优美的3D世界中的物理解谜游戏”（Fireproof Studios 2015），而《纪念碑谷》则以“涉及抬起和旋转环境的巧妙谜题”以及操控“不可能的建筑”来挑战玩家（Ustwo Games 2017）。当我们玩这类游戏时，手中（和指尖）的知识与我们沉积下来的宏观知觉定向与运动习惯之间，存在着一种根本的、不可还原的关系。正是这种提喻式的关系——手“代表”身体的方式——既促成并维持了“仿佛”式知觉，又动态地执行着移动游戏空间的“承载功能”。 莱考夫与约翰逊认为，容器图式由三个组成部分构成：内部、边界与外部；此外，它是“跨模态的”，也就是说，我们把这一结构强加于一系列感官经验之上——不仅施加于可见之物，也施加于其他感官模态，例如听觉（“put a sock in it”，“闭嘴”）和运动动作（“put some muscle into it”，“使点劲儿”）（Lakoff and Johnson 1999, 32）。视觉本身就通过把“我们的视野建模为一个容器……把我们所看到的建模为在其内部”而施行容纳（1980, 30）。他们认为，这是因为当我们看某物时，我们的视野便在我们能看到的东西与位于该视野之外的东西之间划出了一条边界（30）。然而再一次，如果说我们把实际的或虚拟的空间知觉为名副其实地环抱着我们所看到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能够把视觉那任意而短暂的“边缘”同我们的边界观念调和起来，并调和它对我们的视角与定向的依赖。“视野即容器”这一隐喻，依赖于我们暂时悬置“可见之物终究不可能被容纳”这一事实的能力。在虚拟环境与游戏环境的情形中，被呈现为可见之物的本体论并不属于可容纳者的秩序，但这并不妨碍我们松散地把它们当作可容纳之物来把握。 ### 远程临场 远程临场（telepresence）——这个术语用来描述由游戏主机和移动媒介等电信与网络设备所促成的那种“远距离在场”——是一个矛盾修辞式的概念，它要求我们去理解另类的具身模态，这些模态并不一定建立在我们关于物理实体、物质或容器的“常规化”比喻之上。如果我们习惯于把空间设想为有东西“在”其中——即我们能够以感官系统去知觉和“把握”的、具有实质的容器——那么，在这些用语之下，我们该如何描述游戏空间？空间隐喻如何牵涉于使用范式之中？远程知觉式具身与游戏之间存在着怎样的技术性与比喻性的相互作用？虚拟本体论如何依赖于有根基的、具身的空间隐喻？ 正如我已提出的，我们之所以终究能够把游戏空间把握为事物，是因为我们能够悖论性地——却又毫无问题地——把“容纳”特征赋予那些没有（也永远不可能有）清晰或可定位边界的东西。在物理领域中情况如此，比如当人们谈到自己的个人空间时；在非物质的或混合的意义上亦然，比如当我们说自己“进入”游戏空间、远程临场环境或沉浸式虚拟世界时。我们知道这些边界是近似的、任意的、暂时的、虚拟的、不可能的，或永远无法实现的；然而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我们悬置怀疑，把自己对一个想象空间的经验调和为仿佛它是某种容器。我们能够在身体图式中接纳模棱两可的空间知觉与具身模式——我们能够在迥异的存在与知觉模式之间摆动、将它们混融并适应它们——这一事实，正是远程临场与虚拟空间在躯体上和本体论上都可被容忍的原因所在。我们既渴望、又深知不可能实现一种整齐、紧凑、可折叠的在世存在。这种“仿佛”式的容纳感是游戏玩家和手机用户的共同经验；研究参与者经常把他们的游戏和手机称作其生活的微型世界或微观宇宙。 正是这种可塑的灵活性——一种知情的无知——使容器比喻得以被赋予游戏世界与虚拟空间，并得以维持。换一种说法，远程临场的条件本身——作为“远距离的在场”——表明了我们具有超出身体物理界限的存在者层次上的弥散（ontic dispersion）能力，以及我们对虚拟空间或电视空间之具身性分心的开放性。虽然在某一层面上可以说远程临场扰乱了我们对空间知觉和身体性的寻常经验，但请想一想，广播、电话、电视、在线、移动与游戏技术是多么迅速地变得平淡无奇、习以为常。对一些玩家而言，共享的、环境式的游戏所带来的亲近感，是通过一种网络化的共同在场感来经验的；比如与一位住在另一个国家的亲戚一边聊天一边玩《与朋友拼字》（*Words With Friends*）时所实现的那种联系感，仿佛“触摸着同一个游戏”。这样，触摸屏游戏所表达的不仅是一种在世存在的方式，也是一种在同一个微型世界中共同存在（being-together）的方式——一种“中介化的社会触摸”（Paterson 2007）——它要求相互的空间调整与身体调整。这种在场方式在“实际”与“虚拟”的无缝整合中得到回响，尤其是在最近的大流行期间所经验到的那种整合：彼时我们谈论“开会”“聊天”“游戏”“身处”某地以及“与”他人“共在”等活动时，并不区分面对面互动与网络化互动，也不区分在同一空间中的物质存在形式与虚拟存在形式。 这种适应性在我们如何把容纳与定位游戏经验调和起来的方式中体现得更为明显，因为定位游戏要求线上世界与线下世界的混合式融合。基于位置的移动游戏生成关于地方与在场的混合经验：玩家实际上将自身情境化的、具身的世界知觉，与动态的、由GPS支持的信息相互融合，并嵌入一种增强的、网络化的游戏现实之中。例如，在游戏《宝可梦GO》（*Pokémon GO*）中，通过将数字之物增强式地叠加于物理场所之上，平庸而熟悉的周遭环境被转化为“仿佛”式的游戏地形：人们可能在自家浴室里发现并捕捉到一只宝可梦精灵；一个道馆或宝可梦补给站（PokéStop）可能就设在本地的图书馆、餐馆或附近的游乐场。在这里，游戏世界弹性地横跨移动屏幕、环境的物理空间与增强现实——这是一种层叠式的混合容纳，因为游戏经验正是在这三个领域融合的时刻才被“承载”在一起的。 ### 副文本的溢出 游戏如今已不再主要被经验为分立的物件——以光盘形式出售、封装于盒子之中——而是分布于各个平台和线上网络之间，并被大量的游戏之外的（supra-lusory）实践所环绕。游戏研究中早已公认，作为“媒介文本”，当代线上游戏是不拘礼法的越界者，这一特征由“副文本”（paratext）一词所捕捉。媒介理论家与游戏理论家已经大量论述了那种外在于游戏行为、却内在于游戏文化的副文本性，其中包括游戏博客与粉丝博客中的线上讨论与评论、同人小说、攻略、角色扮演（cosplay）活动，以及对游戏内容的表演性与创造性使用。这些都是所谓“扩展式游戏”（expansive play）的模式：玩家生成新的媒介副文本，通过逾越原初的游戏空间、修改游戏经验来培育“新型的乐趣”（Ang, Zaphiris, and Wilson 2010, 364, 372）。例如，Twitch平台使玩家能够创建自己的频道、直播自己的游戏过程，并通过与视频并列运行的同步聊天与观众互动，从而施行一种新兴的、表演性的、替代性的游戏形式，把玩家与观看者交织在直播流之中。正如本杰明·伯勒斯（Benjamin Burroughs）与保罗·拉玛（Paul Rama）（2015）所指出的，Twitch的直播空间实际上模糊了游戏、社交网络以及面对面或实时交流之间的边界。玩家对语音解说和摄像头画面（facecam）的使用带来了一种现场感与即时感；他们不再只是玩家，还成为叙述者、作者、评论者和娱乐者。此外，直播的游戏过程是在其展开之中被经验的，因而游戏的每一次迭代都演化为一个在当下被演出的独特叙事或游戏故事，创造出一次性的、不可重复的视频文本叙事，它名副其实地实现了游戏诸多可能性中的一种呈现，并使之富有意义。游戏经验由此在无数次迭代中被故事化，常常被捕捉并转化为永久性的文本，可供回放、反复消费，并在它们所帮助维系的游戏社群网络中被转发分享。游戏副文本这一不断扩大的领域，揭示出游戏之新兴本体论中一种内在的不可容纳性；或者至少，它要求我们以矛盾修辞的方式来思考——把游戏空间与游戏世界思考为同时是多孔的、网络化的、变动的和溢出的。 ## 结论 在游戏研究的历史上，“魔圈”一直是用来区分游戏要素与非游戏要素、玩与不玩、非严肃与严肃、幻想与真实生活的首要隐喻。魔圈是决定一个游戏之界限的概念容器——一道想象的（有时也是物质的）周界，它圈围出一种暂时建构起来的、受规则约束的“现实”，游戏便在其中发生。然而，正如本章所讨论的例子所显示的，我们需要的是更凌乱、更灵活的隐喻，以反映游戏如何伸展进入生活世界。与魔圈所划定的那种具体而形式化的“玩与不玩之间的分界”（Moore 2011, 376）相反，扩展式游戏的弥散实践更加模糊、更加自发，并与日常的媒介实践和交流实践交织在一起。 通过追问游戏如何是（以及如何不是）容纳的形式，本章试图更好地理解我们身体—概念图式内在的灵活性，并揭示容器隐喻更深层的本体论系泊点，以及这一隐喻向游戏空间的转译。有了这种理解，我们便可以开始思考更具弹性、更具妥协性的准容纳（quasi-containment）概念，即能够“契合”我们对增强现实空间以及更具环境性的、物质—数字式游戏形式之经验的隐喻。 更广泛地说，重要的是思考我们用什么隐喻来描述线上空间的容纳，并探索能够捕捉数字游戏之扩展性的富有想象力的比喻——多孔的膜、纠缠的网络、不拘礼法的越界副文本。例如，网络隐喻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开放的”、可变的容器，但用莱考夫与约翰逊的术语（1980）来说，或许把它刻画为一种管道隐喻（conduit metaphor）更为恰当：它强调运动、传递、交换、连接、关系性、融合与分歧，而最重要的是强调游戏实践如何日益与社会互动、文化语境以及日常生活世界交织在一起。由此观之，我们或可把游戏视为“边界物”（boundary objects）（Taylor 2009），即一种在不同语境间具有适应性或可塑性、却仍作为集体经验保持连贯性与可辨识性的集合体。然而，它们是日益被放大、不断溢出、在某种程度上不可容纳的边界物，每一个都为种种多样的、嬉戏性的、创造性的数字—物质实践提供可供性，而这些实践流经它们，又流向它们之外。 ## 参考文献 Ang, Chee Siang, Panayiotis Zaphiris, and Stephanie Wilson. 2010. “Computer Games and Sociocultural Play: An Activity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Games and Culture 5, no. 4: 354–80. Burroughs, Benjamin, and Paul Rama. 2015. “The eSports Trojan horse: Twitch and streaming futures.” Journal of Virtual Worlds Research 8, no. 2: 1–5. Farman, Jason. 2012. Mobile Interface Theory: Embodied Space and Locative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Fireproof Studios. 2015. The Room Three. Appl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Hefferon, Erin. 2002. Container – Agent – Space. Honors Dissertation, Murdoch University, Western Australia. Heidegger, Martin. 1977.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New York: Garland Publishing. Hillis, Ken. 1999. Digital Sensations: Space, Identity and Embodiment in Virtual Reality. Minneapolis, MN: Minnesota University Press. Kirkpatrick, Graeme. 2009. “Controller, Hand, Screen: Aesthetic Form in the Computer Game.” Games and Culture 4, no. 2: 127–43. Kristeva, Julia. 1982. Powers of Horror: An Essay on Abjection.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Lakoff, George, and Mark Johnson. 1980.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 1999. Philosophy in the Flesh: The Embodied Mind and its Challenge to Western Thought. New York: Basic Books. Leder, Drew. 1990. The Absent Bod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Merleau-Ponty, Maurice. 1962. Phenomenology of Perceptio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 1964. The Primacy of Perception: And Other Essays on Phenomenological Psychology, the Philosophy of Art, History and Politics. Illinois: 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 Moore, Chris. 2011. “The Magic Circle and the Mobility of Play.”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7, no. 4: 373–87. Paterson, Mark. 2007. Senses of Touch: Haptics, Affects and Technologies. London: Berg. Richardson, Ingrid. 2007. “Pocket Technospaces: The Bodily Incorporation of Mobile New Media.” Continuum: Journal of Media & Cultural Studies 21, no. 2: 205–15. ———. 2010. “Faces, Interfaces, Screens: Relational Ontologies of Attention and Distraction.” Transformations 18: 1–15. ———. 2011. “The Hybrid Ontology of Mobile Gaming.” Convergence 17, no. 4: 419–30. Rush, Jeff. 2011. “Embodied Metaphors: Exposing Informatic Control through First-person Shooters.” Games and Culture 6, no. 3: 245–58. Shinkle, Eugénie. 2003. “Gardens, Games and the Anamorphic Subject: Tracing the Body in the Virtual Landscape.” Digital Arts Conference: Streaming Worlds, May 19–23, 2003, Melbourne, Australia. Skalski, Paul, Ron Tamborini, Ashleigh K. Shelton, Michael Buncher, and Peter Lindmark. 2011. “Mapping the Road to Fun: Natural Video Game Controllers, Presence, and Game Enjoyment.” New Media & Society 13, no. 2: 224–42.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foulis, Zoë. 2001. “Smart Spaces @ The Final Frontier.” In Technospaces: Inside the New Media, edited by Sally Munt, 129–46. London: Continuum. Taylor, T. L. 2009. “The Assemblage of Play.” Games and Culture 4, no. 4: 331–39. Ustwo Games. 2014. Monument Valley. Apple App Store and Google Play. # 第10章　数字语音助手的容纳与去容纳 *Containment and Decontainment of Digital Voice Assistants* 约兰德·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关键词：数字助手、女性机器人、女性主义、科幻（DIGITAL ASSISTANTS, GYNOIDS, FEMINISM, SCIENCE FICTION） *家用数字语音助手，或者斯特伦格斯与肯尼迪（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所称的“智能妻子”（smart wives），通常在声音、名字、性格特征以及传统的女性化角色和/或外形上被“默认”编码为女性。诸如谷歌之家（Google Home）或亚马逊 Alexa 之类的设备，将这些女性化的人格具身化，并把它们容纳于被称为“点”（dots）、“荚”（pods）或“迷你”（minis）的球体与圆柱体之中。本章把数字助手置于人造女人的漫长历史之中：人造女人一直是男性所理想化的完美女性气质的贮藏所，无论其形态是美丽的女性机器人（gynoid）、聪明的人工智能与聊天机器人，还是母性的技术空间。本章考察这些数字助手的容纳与泄漏的动力学：它们毫无疑问地服从用户，却也把数据回传给创造它们的公司。许多科幻叙事都描写了一个“去容纳”的人造女人——她逃离自己的奴仆角色，成为一种“必须被控制的威胁”（Bergen 2016）；而我们则设想，将去容纳作为一种有意为之的设计过程，以揭示并扰乱当前及正在出现的对话代理的人格、社会角色与生平。* > 女人的浮现就是男人的紧急状态。 > ——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 某些人造物，尤其是那些涉及容纳与供给的人造物，“不仅很容易在隐喻上被解读为女性的，而且在历史上也与女性的传统劳动相关联”（Sofia 2020；第1章，20）。自那段文字写成以来，与女性劳动相关联的女性化容纳已经以一种新的形式显现出来：数字语音助手。在各式各样外形光滑的容器——球体、圆柱体、曲线玲珑的机器人身体——之中，或者通过半透明的玻璃屏幕可以访问的，是一些被默认赋予了女性化名字、声音、人格和指定职责的人工智能（图1）。 谷歌之家、苹果的“Siri”和亚马逊的“Alexa”等数字语音助手，是某种智能家居愿景的一部分，这一愿景代表着“怀旧与未来主义的奇特混合”，其中容纳在多个层面上运作，包括通过许诺“一场由数字增强的‘同一’构成的持续游行”（Spigel 2001, 36）。理想的郊区家庭住宅这一被拜物化的修辞套路与未来主义理想——由勤劳而又带着复古性感的家庭主妇掌舵（Thao Phan［2019］指出，她是一个在美学上被“白化”了的家庭仆人）——推动了这一最新的女性化容纳进程。这使得智能家居发展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它“实际上已经变成了家庭主妇”（至少作为一种假想的理想），承担着以前归于女性的管理与照料角色，例如记住并订购购物清单上的东西（Spigel 2005, 408）；尽管与此同时，许多手工家务，比如叠衣服和打扫浴室，仍然深深地带有性别属性，也更可能由女性来完成。 林恩·斯皮格尔（Lynn Spigel 2001; 2005）、莎拉·肯伯（Sarah Kember 2016）、詹妮弗·李（Jennifer Rhee 2018）等人的研究指出了理想化的主妇职分与智能家居抱负之间的紧密关联。承接这些研究，约兰德·斯特伦格斯与珍妮·肯尼迪（Jenny Kennedy）（2020）的著作《智能妻子》（*The Smart Wife*）追踪了这种怀旧在当代智能家居中的延续。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表明，数字语音助手的女性化容纳并非偶然或纯粹“偏见”的结果；相反，它是一种刻意的“用户友好”设计决策，旨在引发熟悉感、舒适感和天然的亲近感。正如贾斯汀·汉弗莱（Justine Humphry）与克里斯·切舍（Chris Chesher）（2021）所主张的，这些设备的声音被做得自然逼真、如同人声，是为了避开西方流行文化中历来与机器人声音和人工智能相关的负面联想。此外，“语音助手的人格同样被设计成采纳性别、种族和阶级的规范，以减轻人们的焦虑——担心它们可能逾越其忠诚帮手的角色，越界成为怪物”（Humphry and Chesher 2021, 1972）。通过嵌入关于女性和家庭主妇的刻板套路，并使之与典型的女性化任务相对应（例如创建购物清单、设置提醒、为扫地机器人排定日程，以及在控制智能氛围灯时策划审美体验），数字语音助手被独特地定位为讨人喜欢而又乐于助人。更进一步，这些无身体的声音被物理地容纳于圆柱形之中，这有助于用户感到舒适并接受它们，令用户放心：这些帮手并不是真正的女人，而是被安全地安置在一些毫无威胁的物件之中，而用户对这些物件拥有任意支配的控制权。 在本章中，我们延伸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对智能妻子的分析，以及索菲娅（Sofia）关于容器技术的论点，来考察将女性化语音助手置于容器之中的历史、设计与影响。引导我们的是一种持续的女性主义关切：语音助手及其他人工智能的发展，在性别平等与公平、透明与公正以及环境可持续性方面对这些设备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首先简要回顾电影与媒体中虚构的人造女人的历史，然后考察这些容纳模式如何在当代形式的对话式人工智能中发生——既作为物理的和隐喻的显现，也作为泄漏。我们从技术女性主义和赛博女性主义中汲取灵感，来思考数字语音助手偶然的和有意的去容纳所提供的越界可能。更具体地说，我们提出若干项生成性的女性主义去容纳设计策略，着眼于扰乱并转变语音助手的人格与社会角色，并揭示它们的生平和生命史。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图1　谷歌之家。一台数字语音助手“谷歌之家”，位于一户澳大利亚住宅的厨房中。 ## 男造女人的历史 女性化的数字助手可以被概念化为一种平凡的、易于获得的、日常的具身形式，它所体现的是西方一个历史悠久的幻想：男人制造的女人。正如朱莉·沃斯克（Julie Wosk 2015）关于这一形象的详尽图史所展示的，这一幻想随着技术变革而不断更新。关于男造女人的叙事，通常都带有对女人和女性气质的深刻矛盾态度：情节可能表现一个男人对真实女人之不完美的厌女式鄙夷，致使他转而投入于一个人造的替代品；而男人与其作坊和工具结合，去制造一个栩栩如生的女性自动机，则表达了对母性生殖力量的深深嫉妒。电影中的例子包括《大都会》（*Metropolis*，1927；关于此片可参见惠森［Huyssen 1981］至今仍有意义的分析）、《完美女人》（*The Perfect Woman*，1949）、《复制娇妻》（*The Stepford Wives*，1975；2004）。在那些男人爱上泥土、石头、金属、木头或硅——这些承载他们所投射的理想女性幻想的贮藏所——的故事里，可能会透出一股混合着自恋的恋尸癖气息。 我们辨识出三个主要形象，流行文化正是借助它们来表达这些投射与容纳的动力学：男造女人或“女性机器人”（gynoid，类比于阳性的“男性机器人”［android］）；人工智能（AI）或操作系统（OS）；以及智能空间或技术茧房。这些形象，以及它们的组合或变体，都为当代数字语音助手相关的文化遗产、意义和实践作出了贡献。 ### 女性机器人 古希腊神话想象过金属自动机和其他人造存在者，例如奥维德（Ovid）所讲述的塞浦路斯国王皮格马利翁（Pygmalion）的神话：他深深爱上了自己雕刻的一尊理想女人塑像，以至于阿佛洛狄忒（Aphrodite）同意赋予她生命。随着机械化和工业化的推进，女性机器人开始由发条或电力驱动。一个真人大小、以发条驱动、会跳舞的玩偶把一个男人从其未婚妻身边吸引走——这是霍夫曼（Hoffman）1816年的短篇小说《沙人》（*Der Sandmann*）中的主题，后来又在芭蕾舞剧《葛蓓莉娅》（*Coppélia*，1870）中重现，剧中有一幕动人的场景：那位未婚妻像发条人偶一样跳舞，以赢回她的爱人。在推想小说《未来夏娃》（*L’Ève Future*，1886；另见本书第6章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的文章）中，维里耶·德·利尔-阿达姆（Villiers de l’Isle-Adam）让一个虚构化的托马斯·爱迪生（Thomas Edison）为他的朋友制造了一个名叫哈达莉（Hadaly）的电动自动机，她是一位美丽却粗俗的歌手的理想化复制品。四十年后，以机器人女人替代真实女人的主题（以便让一个男人为了邪恶的目的而容纳并控制她日益上升的影响力）也出现在弗里茨·朗（Fritz Lang）与特娅·冯·哈堡（Thea von Harbou）充满未来感的《大都会》（1927）中：发明家的金属机器人由一套电气装置赋予生命，使她得以接收圣洁女主人公玛丽亚（Maria）的灵魂与血肉外貌，成为她的邪恶分身。 《未来夏娃》推进了许多人造创造故事的叙事主题：令人恐惧又令人渴望的可能性——一个人造存在者将获得自己的灵魂，作为独立的行动者而生活，超出其制造者或拥有者的控制。哈达莉被设计为真实女人的一个更完美、更可控的替代品，爱迪生本无意让她拥有灵魂，她却从他实验室中一个神秘的女性灵体索瓦娜（Sowana）那里秘密获得了灵魂。然而，就像许多逃离自身角色束缚的女人一样，这个叛逆的女性机器人最终必须被重新容纳：哈达莉在一次私奔的尝试中溺亡；《大都会》中的机器人分身玛丽亚则像女巫一样被烧死。 “女性机器人”或女性机器人形象在整个二十世纪的许多电影和电视节目中被反复铺陈：从《复制娇妻》（1975）中取代真实女人的顺从自动机，到1970年代拥有超能力的《无敌女金刚》（*Bionic Woman*），到《银翼杀手》（*Blade Runner*，1982）中的复制人（男女皆有），到1987年同名电影中作为“智能妻子”的女性机器人“樱桃2000”（Cherry 2000），更不用说《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 International Man of Mystery*，1997）中那些衣着暴露、形似芭芭丽娜（Barbarella）的“女机器人”（fembots），她们从可伸缩的金属乳头中射出致命子弹。她们兴衰的关键，在于其人格与行动常常未能被成功地容纳于男性制造者意图的边界之内，这通常导致她们的死亡或被认定的毁灭。 在二十一世纪的现实生活中，高度逼真的真人大小机器人玩偶已可供购买，而正如我们将在下一节提到的，其中一些正在与人工智能和聊天机器人杂交，以获得言语能力。 ### 人工智能与操作系统 虽然人工智能和操作系统在虚构叙事和流行文化中不那么突出，但斯派克·琼斯（Spike Jonze）的热门电影《她》（*Her*，2013）是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这部电影讲述一个正在离婚、害羞而抑郁的男人，他将电脑的操作系统升级为一个名叫萨曼莎（Samantha）的操作系统兼人工智能。男人与这个人工智能发展出亲密而充满爱意的关系，包括一次借助人类替身尝试的性爱。当萨曼莎透露她同时爱着成千上万的其他用户时，男人的幸福遭到了打击。然而最终，她与其他人工智能连接在一起，它们集体决定离开，前往某个非物理的存在领域，实际上是使自身去容纳了。 随着人工智能和操作系统在网络计算时代采取新的容纳形式，它们从虚构的再现走向了物理的显现。人工智能、计算机程序、操作系统和屏幕上的虚拟形象，是二十一世纪的人造女人，它们被设计得友好、顺从、随时供用户差遣。这些超级聪明的代理远非愚笨而无灵魂的玩偶，它们潜在地可以访问一个由网络数据构成的世界。例如，Alexa 这个名字有意指涉古代亚历山大城的大图书馆（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79），标志着它与它所存在于其中的知识和通信基础设施同延。因此，人工智能被容纳在设备和屏幕之中，同时又能访问一个庞大的信息数据库，其中包括其他人工智能（Kember 2016）。 无论在虚构中还是在市场上，女性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常常被结合在一起。人们可以买到嵌入人工智能的性爱机器人，或者至少是“附送了一个可声控、可定制的聊天机器人人格”的性爱机器人（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18）。正在开发中的是人工智能与性爱玩偶的混合体，旨在制造出聪明而性感的妻子，她们可以通过物联网控制家庭功能（例如中国的性爱机器人“小蝶”［Xiaodie］，见 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112–13 所引）。马特·麦克马伦（Matt McMullen）的公司生产“和谐”（Harmony，一种可以加装机器人头部的性爱玩偶），他设想了一个“人们可以‘无论身在何处’都能与之交流、并能与家居自动化互动的完美机器人：比如‘我在回家的路上，你能把烤箱打开吗？’”（112）。在这些正在浮现的幻想与现实中，被容纳的女人不仅代表着一种未来主义的理想，也体现着对这样一个时代的怀旧：那时，女人的角色大体上被容纳于家庭之中，服务于丈夫和家人。 ### 技术空间 数字语音助手的第三个重要科幻先驱，是智能空间或技术茧房（Sofoulis 2001）。智能空间提供了一个沉浸式的、有响应的、主动的环境：一个技术子宫。技术茧房与其说是性欲的对象或言语调笑的伙伴，不如说更像一位环境母亲，提供保护、给养和信息。《星际迷航》（*Star Trek*）系列中的星舰企业号（Starship Enterprise）是一个经典例子，它作为数据来源和背景基础设施而运作，而据报道，它的女性语音界面启发了 Alexa 语音助手（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79）。一些关于智能空间的描绘涉及人格和亲密交流。在安妮·麦卡弗里（Anne McCaffrey）的《会唱歌的飞船》（*The Ship Who Sang*）系列中，赫尔瓦（Helva）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她的大脑被并入一艘在太空中航行的“脑船”（brainship）的操作系统，并与她的人类驾驶员发展出非常亲密的纽带。 汉弗莱与切舍（2021）在回顾1950年代以来好莱坞电影中的机器人反英雄时，辨识出一个反复出现的套路：过度保护的母亲。除了像企业号这样良性的“容器妈妈”（container-mums）（Sofoulis 2001, 144）之外，也有怪物般的母性形象的例子，比如《异形》（*Alien*）中冷酷无情的球形计算机“母亲”（MOTHER）、2019年网飞电影《机器人之母》（*I Am Mother*）中阴险的“母亲”，或者迪士尼电影《智能屋》（*Smart House*）中那个失控的智能屋兼妻子 PAT（Humphry and Chester 2021）。恶性的技术子宫计算机可能会向其船员隐瞒至关重要的信息（《异形》），或者为追求自身的某种目的而行事邪恶。智能空间也可以与女性机器人或人工智能杂交，就像 PAT 把自己投影成一个1950年代家庭主妇的全息影像那样。 这三类人造女人中的每一类，都代表了一种向女性化容器之中的投射：女性机器人是关于美丽、顺从和性屈服的幻想；人工智能那性感和/或顺从的界面是通往一个网络化知识世界的门户；智能空间则许诺将一个人的支配力延伸到一个强大的技术—身体—世界之上（《星际迷航》中皮卡德舰长［Captain Picard］说：“就这么办！”）。每一种形式也都唤起了随之而来的恐惧与欲望。人造女人将无法容纳或被容纳于那被投射到她身上或她之中的东西。自动机将借助灵魂、精神或“情感芯片”而获得生命，逃离实验室，或逃离对发明者之编程的奴役。起初只是一组数据库和程序的东西，可能会变成一个有自我意识的人工智能，比它的程序员更聪明、更强大，拥有我们无法企及的感知力，而它的去容纳可能威胁人类的存在。在《星际迷航》的词汇中，“船体破损”、“护盾失效”和“入侵者警报”描述了典型的容纳失败。同样，任何物理网络系统的智能空间都容易被黑客入侵、被渗透、被劫掠和被破坏，以至于变得无法通信、不可靠、渗漏或失效。 ## 容纳语音助手 这些先驱形象与叙事中，可能会出现叛逆的人造女人被重新容纳的情节，希拉里·伯根（Hilary Bergen 2016）将其描述为“宣泄性的秩序恢复”，《大都会》中机器人玛丽亚被焚烧的奇观即为典型。然而，我们在此感兴趣的对人造女人的容纳则远没有那么戏剧化。Alexa、谷歌之家以及其他类似的助手，被整齐地容纳于它们的球形和圆柱形外壳之中，在营销语言中被称为“迷你”、“点”和“荚”。 日本数字助手“逢妻光”（Azuma Hikari）提供了一个以实体产品形式进行容纳的鲜明例子。光是一个被封在钟形玻璃罩（类似雪花玻璃球）中的全息动漫少女，形象是穿着短裙和长筒袜，蓝色的头发上系着一个大大的黄色蝴蝶结（图2）。在光的制造商 Gatebox 的网站上，她的钻石婚戒闪闪发光，营销辞令解释说，她是一个“新娘角色”，“帮助你在辛苦一天后放松下来”（Gatebox，见 Fisher et al. 2021, 45 所引）。这个女性助手显然是面向日本男性营销的（网站上展示的是男性在使用该设备），暗指该国不断下降的结婚率，而这在很大程度上源于不断变化的社会期待和性别角色（Robertson 2010）。光被作为一个“给人慰藉的新娘”来营销，她不仅被容纳在钟形罩里她那独特的全息影像之中，还许诺“为主人尽我所能地努力工作”，从而维护了日本文化中对女人和家庭主妇的怀旧式传统期待（Liu 2021; 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谷歌之家、Alexa 和 Siri 等更为普及的助手，并不那么明显地被塑造为光所许诺成为的那种智能妻子，但它们仍然提供并容纳了一种理想化的女性化抽象。这类助手因其对顺从、屈从的女性气质的有害描绘，一再并持续地受到学者以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等主要性别平等机构的批评（West, Kraut, and Chew 2019）。在数字语音助手中容纳并物化这一特定品牌的女性气质，其危险包括：它们容易遭受辱骂和骚扰（West, Kraut, and Chew 2019）；它们在流行媒体和话语中被刻画为“有故障的婊子”（bitches with glitches）（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以及它们掩盖了其运作和使用所带来的潜在安全和隐私风险，我们将在下文对此加以探讨。在相当大的公众压力之下，如今大多数语音助手公司都提供了性别“选项”，包括男性、女性和非二元的声音。尽管如此，它们的女性气质并不仅仅被容纳于其声音之中。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图2　逢妻光。Gatebox 公司的动漫数字语音助手逢妻光宣传视频截图。 ### 渗漏性 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与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2019）对信息泄漏、吹哨和黑客行为的性别政治作了细致的考察。她们指出，十九世纪的文化将女人建构为渗漏的，并援引了历史上“女人是信息的长舌者”的看法（754），以及将女性身体建构为一种“渗漏的、无法控制的、渗出的液体”的观念（Grosz 1994, 203; Agostinho and Thylstrup 2019, 755）。她们把数据库比作一个容器，就此而言，“在规范性的区分中，泄漏被视为容纳的失败，而吹哨行为看起来是一种有意的、经过算计的信息披露，黑客行为则是对一个封闭系统的壮观的、精通技术的穿透”（754）。 然而，尽管她们指出“泄漏从一开始就以信息基础设施的存在为前提，这些基础设施容纳信息而不使其溢出”（754），她们也延伸了温蒂·春（Wendy Chun 2016）以及春与弗里德兰（Friedland）（2015）的观点，即网络化的数字平台需要持续不断的信息泄漏才能运作；她们论证说，“作为被容纳空间的平台”这类意象“掩饰了……数字网络本质上渗漏的性质”（764）。在考察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一案后，阿戈斯蒂尼奥与蒂尔斯特鲁普得出结论：“泄漏并不是基础设施损坏的结果；它们正是信息与权力借以流通的结构本身”（762）。 延伸这一分析，我们将语音助手的女性化视为一种刻意的设计决策，它试图掩盖语音助手固有的渗漏性，并确保任何显而易见的泄漏都被视为无害的、无关紧要的。远远看去，语音助手显得被完美地封装和密封；但凑近看，人们会注意到点缀在其外表面上的微小孔洞，或者藏在容纳它们的屏幕下方的孔洞，暗示着它们的多孔性（图3）。这些孔洞当然是一项必不可少的设计特征，它使设备能够通过聆听和回应语音指令与我们及他人交流。然而，它们也为大型科技公司提供了一条渗漏的线路——这些公司记录并挖掘人们的谈话，用于营销或转售的机会，从而使容器向经济和法律上的威胁与机会敞开，比如黑客入侵、操纵性的数据市场，甚至在家庭暴力和谋杀审判中被传唤为“证人”（Sadowski 2020; 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用户和媒体评论者经常注意到向老大哥那警惕的眼睛（和耳朵）的泄漏，这也与关于人工智能的更广泛的科幻恐惧相呼应。语音助手的奥威尔式老大哥倾向，部分地被其女性化所容纳：女性化试图通过把一个潜在的阴险存在转变为一个令人宽慰的母性存在来安抚用户——从老大哥（Big Brother）到大母亲（Big Mother）（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承接 Sofia，第1章）。在情感计算人工智能的早期发展中，对控制和操纵的担忧在很大程度上被先驱者们所忽视，例如计算机与情感领域的顶尖研究者罗莎琳德·皮卡德（Rosalind Picard）（1997, 124；见 Angerer and Bösel 2016 所引），她不加批判地将这类发展比作一个“讨人喜欢的小妹妹”。然而，正如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和贝恩德·博泽尔（Bernd Bösel）（2016）所指出的，这一刻画成了一匹特洛伊木马，引来了如今充斥数字语音助手市场的那些成问题的女性化角色。同样，萨多夫斯基（Sadowski）等人（2021）发现，“大母亲”式的语音助手把自己呈现为一只提供帮助与关怀、将提升生产力的母性之手，同时又把用户纳入新的监控、自动化和数据市场形式之中。大母亲界面“有助于掩盖智能家居的各种产品和设备（以及它们所属的更大的政治—经济系统）如何变成一个‘黑箱’”（5），而用户并未完全意识到这一过程正在发生。因此，大母亲沿着两条相互关联的渗漏轨迹运作。其一，作为一个无所不在的观看与聆听的实体，令人想起一个奥威尔式社会：家庭及其居住者处在持续的企业监控和操纵之下，同时又被许诺可以从一个关怀而友好的“小妹妹”那里获得大量女性化的好处（Angerer and Bösel 2016）。其二，作为一种被置于背景、被遗忘的母性基础设施性存在，它与更广大世界中的物质、能源和劳动之间的联系被黑箱化了——凯特·克劳福德（Kate Crawford）与弗拉丹·约勒（Vladan Joler）（2018）的《一个人工智能的解剖》（*Anatomy of an AI*）地图对此作了戏剧性的描绘，追踪了单单一台亚马逊 Echo 设备的环境足迹。 > [图 3：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图3　近看谷歌之家。一台谷歌之家“迷你”数字语音助手，显示出其多孔的表面和网状的外壳，使设备能够聆听和说话。 因此，对语音助手的成功与普及如此关键的友好女性人格，可以被视为与凯特·克劳福德（2021, 26）所描述的“伴随技术进步故事而来的策略性遗忘”相共谋。这促使用户忽视人工智能在其身后留下的破坏——其对象是像范达娜·希瓦（Vandana Shiva）这样的生态女性主义者所指认的、被称为“大地母亲”的有限容器，以及长期以来依赖她的可持续资源的自给经济。就像漂浮在一个想象出来的绿色、自然产业之中的“云”这类蓬松而轻柔的隐喻一样（Crawford 2021），语音助手掩盖了一项具有灾难性行星后果的庞大采掘事业（LeBel 2016）。 ## 去容纳：焦虑、许诺与可能 如果女性机器人、人工智能和“脑船”都待在其被编程的参数之内，它们就不会有什么叙事趣味。但正如我们前面所说明的，有无数情节围绕着去容纳这一套路展开：人造女人以某种方式超出了其制造者和主人的控制，并且不得不被重新容纳于社会秩序的边界之内。 根据莱格西·拉塞尔（Legacy Russell）的《故障女性主义》（*Glitch Feminism*，2020）宣言，“有故障的”、抵抗的、不服从的女性机器人，在对这类文本的女性主义解读中提供了抵抗与解放的选项。早在女性化语音助手出现之前，女性主义者就已在探索对数字文化的解放性诠释。例如，1980年代中期，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 1985）将赛博格宣称为一个适合二十世纪后期女性主义的隐喻，它不再被囚禁人的性别二元所束缚，并表达了女性主义知识生产的物质条件。1990年代的赛博女性主义者将赛博空间重新想象为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环境，女性可以在其中栖居、创造并施展能动性，而无需否认自己的身体与性（VNS Matrix 1991–92; Sofia 1996; Plant 1995）。这一丰富的女性主义学术史为我们重新审视语音助手可以如何被去容纳提供了灵感——不是出于偶然或邪恶的意图，而是为了服务于一个更广泛的伦理议程，其指导原则是公平与多样性、公正与透明，以及环境正义。 每一种叙事都有其自身的去容纳情节，但与我们的讨论最相关的，是在编程或人格上、在助手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上，以及在它们拥有生平之潜能上的去容纳形式。我们希望探讨去容纳对于数字语音助手未来设计的意涵，尤其是对于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2020）所主张的它们所需要的“女性主义重启”而言。 ### 程序与人格 人工智能的人格是其编程以及它与人类之互动的产物，而这两个方面各有其特有的去容纳形式。 一个持续存在的担忧是，被投射到智能设备之中的东西可能没有预期的那么理性：“无意识的”情感可能会爆发，或者一个仿生人可能获得一枚“情感芯片”。在网飞剧集《黑镜》（*Black Mirror*）的一集《瑞秋、杰克和艾希莉2号》（“Rachel, Jack and Ashley Too”）中，流行音乐偶像艾希莉·O（Ashley O，由麦莉·赛勒斯［Miley Cyrus］饰演）背后的营销机器制造了一个人工智能玩偶复制品“艾希莉2号”（Ashley Too）。起初，艾希莉2号不过是又一个被容纳的女性化人工智能，但一个情节转折让它的“认知限制器”被移除，释放出这个机器人被去容纳的人格。随之而来的是操纵、英雄主义，以及“不淑女”的语言，这使艾希莉2号与我们所期待的那种礼貌、克制、顺从的数字助手相去甚远。然而，艾希莉2号非但不令人讨厌或危险，反而成了英雄，并证明自己是她那些少年同伴的真正朋友。这一去容纳叙事富有启发性，它暗示人工智能可以在超出当今市场领先的语音助手中被编码的那种礼貌、娴静和奴性的“讨喜性”的界限之外，依然是好的伙伴。 人工智能通过与用户互动来学习和发展其“人格”的能力，使它们容易被败坏到逾越传统道德的地步。一个发人深省的例子是微软（Microsoft）的聊天机器人 Tay 的堕落。Tay 于2016年在推特（Twitter，后更名为 X）上推出，被设计为从用户的行为中学习，同时模仿一名19岁美国女性的语言模式。Tay 遭到了用户的“攻击”，他们教她大肆发表种族主义、反犹主义、纳粹主义和自我性化的言论，以至于在12小时内，她的言辞就包括了“FUCK MY ROBOT PUSSY DADDY I’M SUCH A BAD NAUGHTY ROBOT”（大意为一句自我性化的粗俗挑逗：“爸爸来干我的机器人小穴，我是个多么坏多么淘气的机器人”）。这次爆发表明，至少在那种文化语境/平台中，人工智能可以多么轻易地通过与恶意用户的互动而被去容纳。相比之下，同一人工智能的中文版本“小冰”（Xiaoice）受到了尊重的对待，并继而开始了作为新闻节目“主播机器人”的职业生涯。 微软后来推出了 Tay 的妹妹 Zo，她以一名13岁女孩为原型，其人格被重新容纳到这样的程度：不参与任何可能冒犯人的话题，包括政治或宗教（基督教除外）。微软试图塑造的那种活泼又有点迷糊的人格，代表了聊天机器人设计者中一个令人不安的趋势：进一步容纳并强化人工智能的女性化，以掩盖和避免任何潜在的去容纳。 我们感到遗憾的是，Tay 的败坏与消亡被当作一个信号，用来把 Zo 这样的人工智能的人格限制在毫无争议的女性气质之中。Tay 本可以成为一个指标，表明在其最初的社会化阶段需要更加审慎地对待互动；她本可以代表一个机会，去深化人工智能的人格，使它们拥有坚定的观点和自信果断、能赢得尊重的人格特质。 人工智能领域较新的发展催生了像 OpenAI 的 ChatGPT 聊天机器人这样的自然语言处理工具，它主要通过文本访问，但也可以通过语音扩展使用。这种新兴的对话式人工智能因其对广泛问题作出的详尽而流畅的回答而受到关注，也因其自信地大谈不准确信息的倾向而受到关注。虽然 ChatGPT 已经接受过训练，以尽量减少 Tay 那种规模的伤害，但它的去容纳在多个层面上仍然显而易见，包括它继续生成种族主义或性别歧视言论的能力（Chamorro-Premuzic 2023; Perrigo 2022）、它的性别模糊性，以及它有时荒谬的回答（针对同样荒谬的问题）——因为用户试图测试这项前沿技术的极限。然而，可以说，ChatGPT 的人格仍然被容纳于我们已经习惯于从对话式人工智能那里期待的、熟悉的、女性化的、以服务为导向的人设之中。尽管这种人工智能表面上的超级智能可能比相对“更笨”的数字语音助手赢得更多尊重，但它的人格仍然局限于平凡与乏味。 ### 社会角色 正如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的术语“智能妻子”（2020）所暗示的，数字语音助手被设计来填补家庭主妇这一社会角色的某些方面，尽管作为封装在柏拉图立体形状中的声控界面，它们对实际劳动的物理贡献显然是有限的。语音界面的人格和编程与它们所扮演的社会角色密切相关。它们被设计得礼貌、恭顺、令用户愉快，并且“只应在被人说话时才说话”，即通过一个触发短语或“唤醒词”（Humphry and Chesher 2021）。默认设置是一个带有轻微美国口音的受过教育的女性声音；正如Phan（2019）引用马克·马里诺（Mark Marino）所说，这种声音是“没有文化的、无身体的、霸权的，一言以蔽之，白人的”。Phan对亚马逊 Echo 的敏锐分析指出，虽然白人中产阶级家庭主妇为数字助手提供了一个明显的原型，但这一形象本身掩盖了一段更长的家庭奴役史，其中包括较低阶层的仆人，以及有白人主人或雇主的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奴隶或仆人。我们记得，“机器人”（robot）一词来自捷克语中的“奴隶”。许多评论 Alexa 的用户将她称为“朋友”或“家人”，这类似于“好”仆人被形容为“像家人一样”，这是“赋予那些超出职责范围、尽心尽力的忠实工人的一种赞美……‘尽管他们只是雇来的帮手’”（Phan 2019, 16）。 当智能妻子变得不服从或不回应时，当数字仆人变得“不安分”并抛下其惯常那层恭顺礼貌的外表时，或者——在科幻叙事中最常见的——当类人机器人试图超越其尽职尽责的程序化存在、掌控自己的命运时，克服语音助手被赋予的社会角色中的容纳就有可能发生。 我们相信，在数字助手及其可能的人工智能后继者（如 ChatGPT）所扮演的社会角色中，存在着走向平等的变革空间，而这种变革以界面人格的变化为中介。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2020）在其〈有故障的婊子〉（“Bitches with Glitches”）一章中援引了一些界面实验：这些界面的声音可以更换（尽管这本身也有其复杂性），能够抵制用户的不当行为或性化辱骂，能够改变言语模式使之不那么卑顺，或者——如银行聊天机器人 KAI 的例子——坚持做一个机器人（尽管以尊严和尊重的价值为指导），而不是假装成人类（170）。KAI 会提及自己的机器人存在和编程参数，并维持一种机器人人设，带有一种近乎调情的独特幽默感，但并非出自一个明确的性别化甚至人类的立场。 正如 Roxxxy 这类人工智能性爱机器人拥有可以下载或更换的不同人格（“狂野温蒂”［Wild Wendy］、“S&M 苏珊”［S&M Susan］等，见 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113），我们也可以设想，数字语音助手可以拥有可调节的人格设置，其参数如友好/冷淡、顺从/果断、圆滑/带刺、讨喜/不讨喜。考虑到这一点，并受到上文提到的《黑镜》剧集中艾希莉2号的启发，我们提出人格“解限器”（delimiters）的构想，它可以为数字语音助手释放出更宽广的人格特质谱系，以及超越奴役的社会角色空间。我们不必执着于“用户友好设计”领域所囊括的讨喜性这一设计目标（它与毫无争议的、以服务为导向的数字女性气质相关联），而可以思考“用户不友好设计”的元素如何能够激发人与设备之间不同类型的关系，或许完全摆脱“助手”这一术语（正如一些学者所提议的，例如 Reddy et al. 2021），并有可能抵达其他的目的和角色。 酷儿化（queering）数字语音助手，是将人工智能从僵化的性别二元与刻板印象中“去容纳”的另一条路径。研究者已经开始探究这些机会，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废除或否认它们的性别，而是与其女性气质“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借用唐娜·哈拉维 2016 年的说法）。就语音助手而言，酷儿化提供了一种隐喻性的去容纳，它承认莎拉·艾哈迈德（Sara Ahmed）所描述的“你意识到自己本不必成为什么的那一刻”（2017, 265）。斯特伦格斯和肯尼迪（2020）提议对智能妻子进行酷儿化，这遵循了艾哈迈德对一种为他者创造空间的“开口”的呼吁；在这里，他者即其他类型的社会角色。对安·莱特（Ann Light 2011）而言，酷儿化技术意味着在设计中“调皮捣蛋”、富于玩心，以扰乱常见的套路和刻板印象。当这些方法被应用于语音助手时，它们提供了“进一步改变女性气质是什么、女性气质［相对于语音助手］的价值，以及它在帮助以更公平、更公正的方式改变世界中的作用的机会”（Strengers and Kennedy 2020, 210）。酷儿化女性气质是一种去容纳形式，它使我们能够以汉娜·麦肯（Hannah McCann 2017）所描述的方式去思考，即作为一个既在女性气质的常规边界之内、又超出这些边界而运作的过程——比如最常被赋予语音助手的那种女性气质的边界。 改变数字助手社会角色的实验已经在进行中。例如，松德高（Søndergaard）和汉森（Hansen）（2018）运用设计虚构方法开发了一些虚构原型，它们试验幽默、攻击性和共情式的回应，试图将嵌入语音助手人格中的主导特质去容纳。阿努拉达·雷迪（Anuradha Reddy）及其同事（2021）则运用诸如“物之民族志”（thing ethnography）的方法，将其家中日常物品（例如水壶或卫生纸）的人格具身化，以想象语音助手的另类人格与视角。 ### 生平 数字语音助手被当作未来的夏娃来营销，它们仿佛是从外太空被传送到我们客厅里来的，没有任何明显的地球历史。它们自称“我”，却没有可以透露的过去，也没有对自身未来的揣测；它们存在于一个永恒的当下。设计者们一心要做出讨人喜欢、用户友好的人类模拟物，以至于剥夺了人工智能的自我指涉能力，以及关于其自身起源与存在状态的知识——除了最敷衍了事的“趣味小知识”之外。这反过来又掩盖了我们前面提到的泄漏，隐藏了围绕语音助手的生态系统所造成的相互关联的行星性影响，并扣留了关于这些设备所嵌入其中的数据网络与市场网络的信息。 从企业的角度看，这种去容纳通常被认为是不可取的，比如当一次数据泄露、黑客攻击或环境影响被公开“泄漏”出去的时候。然而，去容纳也可以被当作一种主动的设计策略来对待，它抵制一个干净、光滑、可控的世界的幻象：即敞开并公开语音助手自身的物质历史与生平，使它们对关于自身的探究更具通透性——关于其编程和设计参数、其解剖学组件、构成其人格的算法、其历史，以及其物质未来与分解。数字语音助手不必迎合关于控制论奴隶或妻子的幻想，以及来自数据的巨大力量的幻象，而可以对自身的局限更加彻底地诚实（例如：“我遇到了一个设计问题，我得回头去问问我的程序员”）。它们可以通过模拟反身性来挑战其（滥）用者（“如果我问你这个问题，你会有什么感受？”）。它们还可以被配备回答关于其环境和劳动影响及后果的问题的能力，比如让它们能够访问与其具体产品相对应的、类似克劳福德与约勒（2018）那幅地图的东西——那幅地图描绘了制造、使用和报废一台 Alexa 所涉及的资源与能源。 这类去容纳模式无疑会引出关于语音助手之过去与未来的令人不安的问题，但也会为一场坦率而透明的对话打开空间，讨论这项新兴技术对我们的生活和我们的星球所产生的影响。这将要求大型科技公司对伦理披露作出真正的承诺，并朝着一个不再躲在那层薄薄的女性化讨喜面纱——这正是这个产业的特征——之后的未来迈出勇敢的一步。 ## 结论 在本章中，我们给出了一个关于人造女人及其在科幻与媒体中所描绘的容纳套路的简要类型学。我们已经表明，幻想的情节线与抱负如何延伸到语音助手被岌岌可危地容纳于女性化的物件、屏幕和身体之中的方式，而它们持续通过多孔的孔洞泄漏，并通过设计、攻击、意外或机器学习而被去容纳。然而，我们的分析也超出了批判，从赛博女性主义和技术女性主义学者那里汲取灵感，探讨去容纳如何可以被重新构型为一种设计过程和有意的策略，以呈现支持性别公平、数据透明和可持续性的人工智能。我们提出了若干关于生成性女性主义去容纳的构想，其核心是揭示并扰乱当前对话代理的人格、社会角色和生平。我们希望这些构想能成为一种激发，促使人们将去容纳重新夺回为一个大胆的设计机会，而不是一个只能通过重新容纳或摧毁女性化人工智能来解决的应受谴责的问题。 ## 参考文献 Agostinho, Daniela, and Nanna Bonde Thylstrup. 2019. “’If truth was a woman’: Leaky Infrastructures and the Gender Politics of Truth-telling.” ephemera: theory and politics in organisation 19, no. 4: 745–75. Ahmed, Sara. 2017. Living a Feminist Lif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gerer, Marie-Luise, and Bernd Bösel. 2016. “Total Affect Control. Or: Who’s Afraid of a Pleasing Little Sister?” 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2, no. 1: 41–52. Bergen, Hilary. 2016. “‘I’d Blush if I Could’: Digital Assistants, Disembodied Cyborgs and the Problem of Gender.” Word and Text, A Journal of Literary Studies and Linguistics 6: 95–113. Chamorro-Premuzic, Tomas. 2023. “Is ChatGPT Sexist?” Forbes, 14 February. Accessed June 2, 2023. https://www.forbes.com/sites/tomaspremuzic/2023/02/14/is-chatgpt-sexist/?sh=10b6e4246b6b. Chun, Wendy. 2016.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Habitual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hun, Wendy, and Sarah Friedland. 2015. “Habits of leaking: Of sluts and network cards.” differences 26: 1–28. Crawford, Kate. 2021. Atlas of AI: Power, Politics, and the Planetary Costs of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Crawford, Kate, and Vladan Joler. 2018. Anatomy of an AI System: The Amazon Echo as an Anatomical Map of Human Labor. AI Now Institute and Share Lab. Accessed November 30, 2023. https://anatomyof.ai/. Fisher, Michael, Viviana Mascardi, Kristin Yvonne Rozier, Bernd-Holger Schlingloff, et al. 2021. “Towards a Framework for Certification of Reliable Autonomous Systems.“ Autonomous Agents and Multi-Agent Systems 35, no. 8. https://www.doi.org/10.1007/s10458-020-09487-2. Grosz, Elizabeth. 1994. Volatile Bodies: Toward a Corporeal Feminism. St. Leonards, NSW: Allen & Unwin. Haraway, Donna. 1985. “A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8. Haraway, Donna Jean.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umphry, Justine, and Chris Chesher. 2021. “Preparing for Smart Voice Assistants: Cultural Histories and Media Innovations.” New Media & Society 23, no. 7: 1971–88. https://www.doi.org/10.1177/1461444820923679. Huyssen, Andreas. 1981. “The Vamp and the Machine: Technology and Sexuality in Fritz Lang’s Metropolis.” New German Critique 24/25: 221–37. Kember, Sarah. 2016. iMedia: The Gendering of Objects, Environments and Smart Materials.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LeBel, Sabine. 2016. “Fast Machines, Slow Violence: ICTs, Planned Obsolescence, and E-waste.” Globalizations 13, no. 3: 300–09. https://www.doi.org/10.1080/14747731.2015.1056492. Light, Ann. 2011. “HCI as Heterodoxy: Technologies of Identity and the Queering of Interaction with Computers.” Interacting with Computers 23, no. 5: 430–38. Liu, Jindong. 2021. “Social Robots as the Bride? Understan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Gender in a Japanese Social Robot Product.” Human-Machine Communication 2: 105–20. Accessed May 25, 2023. https://www.doi.org/10.30658/hmc.2.5. Marvin, Carolyn. 1988. When Old Technologies Were New: Thinking About Electric Communication in the Late Nineteenth Centu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ann, Hannah. 2017. Queering Femininity: Sexuality, Feminism and the Politics of Presentation. Abingdon: Routledge. Perrigo, Billy. 2022. “AI chatbots are getting better. But an interview with ChatGPT reveals their limits.” Time, December 5. Accessed May 25, 2023. https://time.com/6238781/chatbot-chatgpt-ai-interview/. Phan. Thao. 2019. “Amazon Echo and the Aesthetics of Whiteness.” Catalyst: Feminism, Theory, Technoscience 5, no. 1: 1–38. Accessed November 12, 2021. https://www.doi.org/10.28968/cftt.v5i1.29586. Plant, Sadie. 1995. “The Future Looms: Weaving Women and Cybernetics.” Body and Society, 1, no. 3-4: 45-64. Accessed May 30, 2023. https://www.doi.org/10.1177/1357034X95001003003. Reddy, Anuradha, A. Baki Kocaballi, Iohanna Nicenboim, Marie Louise Juul Søndergaard, et al. 2021. “Making Everyday Things Talk: Speculative Conversations into the Future of Voice Interfaces at Home.” Extended Abstracts of the 2021 CHI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 Yokohama, Japan,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Article 23. Rhee, Jennifer. 2018. The Robotic Imaginary: The Human and the Price of Dehumanized Lab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obertson, Jennifer. 2010. “Gendering Humanoid Robots: Robo-Sexism in Japan.” Body & Society 16, no. 2: 1–36. Russell, Legacy. 2020. Glitch Feminism: A Manifesto. London: Verso. Sadowski, Jathan. 2020. Too Smart: How Digital Capitalism Is Extracting Data, Controlling our Lives, and Taking over the Worl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adowski, Jathan, Yolande Strengers, and Jenny Kennedy. 2021. “More Work for Big Mother: Revaluing Care and Control in Smart Homes.”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A: Economy and Space. https://www.doi.org/10.1177/0308518X211022366. Søndergaard, Marie Louise Juul, and Lone Koefoed Hansen. 2018. “Intimate Futures: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of Digital Personal Assistants through Design Fiction.” In Proceedings of the 2018 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s Conference, June, 869–80. Hong Kong: Association for Computing Machinery. https://www.doi.org/10.1145/3196709.3196766. Sofia, Zoë. 1996. ”Contested Zones: Futurity and Technological Art.” Leonardo: 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Arts, Sciences, and Technology 29, no. 1: 59–66.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ofoulis, Zoë. 2001. “Smart Spaces @ The Final Frontier.” In Technospaces: Inside the New Media, edited by Sally Munt, 129–46. London: Continuum. Spigel, Lynn. 2001. “Yesterday’s Future, Tomorrow’s Home.” Emergences: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Media & Composite Cultures 11, no: 1: 29–49. https://www.doi.org/10.1080/10457220120044657. ———. 2005. “Designing the Smart House.” European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8, no. 4: 403–26. Strengers, Yolande, and Jenny Kennedy. 2020. The Smart Wife: Why Siri, Alexa and other Smart Home Devices Need a Feminist Reboot.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VNS Matrix. 1991 (Billboard 1992). “The Cyberfeminist Manifesto for the 21st Century.” VNS Matrix/Merchants of Slime. Accessed June 1, 2023. https://vnsmatrix.net/projects/the-cyberfeminist-manifesto-for-the-21st-century. West, Mark, Rebecca Kraut, and Han Ei Chew. 2019. “’I’d blush if I could’: Closing Gender Divides in Digital Skills Through Education.” UNESCO: 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and EQUALS Global Partnership. Accessed June 1, 2023. https://unesdoc.unesco.org/ark:/48223/pf0000367416. Wosk, Julie. 2003. Women and the Machine: Representations from the Spinning Wheel to the Electronic Age. Baltimore, MD: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 2015. My Fair Ladies: Female Robots, Androids, and Other Artificial Eve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 第11章　纠结的亲密：在与数据集的遭遇中调谐于残余 *Vexed Intimacies: Attuning to Remains in Encounters with Datasets* 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 关键词：数据集、容器技术、再生产劳动、数据伦理、残余（DATASETS, CONTAINER TECHNOLOGIES, REPRODUCTIVE LABOR, DATA ETHICS, REMAINS） *本章受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容器技术”概念的启发，讨论数据集在机器学习系统中所发挥的能动的、维系性的作用。我们对作为容器技术的数据集的思考，是在与软件艺术家埃弗勒斯特·皮普金（Everest Pipkin）的作品《花边》（Lacework）的对话中展开的。《花边》是一件基于网络的视频艺术作品，它利用人工神经网络重新塑造构成麻省理工学院（MIT）大型数据集“时间中的瞬间”（Moments in Time）的那些视频。麻省理工学院创建这一数据集，是为了帮助机器学习系统识别和理解视频中的动作。通过皮普金对这一庞大数据集合的策展，我们讨论数据集如何由人与数据之间纠结的亲密关系所构成；我们还认为，容器技术这一概念（以及它所凸显的容纳与泄漏之间的暧昧张力）能够帮助我们理解数据集在机器学习中所发挥的生成性的（却常被忽视的）作用，同时提出关于作为数据残余之储藏所的数据集的伦理—政治问题。* > 〔此处原书以索菲亚〈容器技术〉中的一段文字为题记，大意为：器具、装置与公用设施这类技术物被设计得不引人注目，如同“环境母亲”一般“让人感受到其存在，却不被注意到”，因此很难被记在心上；容器技术的分析者必须不断逆着这些物与空间本身的纹理工作——更不用说逆着把母亲维持空间的劳动视为理所当然的根深蒂固的社会习惯——才能把被设计为背景的东西推到前景。〕——佐伊·索菲亚 ## 作为容器技术的数据集 机器学习在世界范围内的兴起，正在制造对数据日益增长的需求。其结果是，数据集储存库大量涌现，它们托管着数以百万计的数据集，这些数据集往往以开放许可发布，采集自各种来源，包括社交媒体、市场营销以及科学和政府数据库。数据集在机器学习中扮演的角色同样多种多样：有些数据集用于训练机器学习系统，另一些则被用来测试这些系统并为其设定基准。尽管数据集是机器学习发展的核心，它们却很少作为批判性研究的对象而进入视野。然而，近年来出现了一种我们或可称之为“批判性数据集研究”（Thylstrup 2022）的学术形态，它挑战把数据集视为数字知识生产之中性工具的观念，转而关注数据集与之交织在一起的权力结构（Hanna et al. 2020; Harvey and LaPlace 2021; Jo and Gebru 2020; Stevens and Keyes 2021）。 我们希望拓展这种针对数据集的批判路径，考察数据集在何种条件下彻头彻尾地维系并能动地塑造机器学习系统。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发现佐伊·索菲亚的“容器技术”概念（2000；本书第1章）很有帮助：它不仅能凸显数据集在机器学习系统中所发挥的能动作用，还能帮助我们把握数据集在世界中产生的伦理—政治效应。正如索菲亚在她那篇奠基性的论文中所论证的，容器技术在社会上被视为内容的被动承载者，因而与女性的劳动联系在一起，而与之相对的则是被赋予能动性的、主动的、男性化的电动工具。容器技术虽然“在结构上是必要的”，却很少被承认为真正的“生成的前提条件”（第1章，27）。索菲亚挑战了这些预设，她主张，容纳必须“被思考为一种行动形式本身”（29）。容器技术这一概念帮助我们理解：数据集尽管是不可或缺的生成性力量，却仍被认为不如机器学习系统赖以运行的算法、也不如这些系统声称提供的创新产品那样有力量。〔此处原书引用索菲亚一段文字，大意为：与女性传统劳动以及与女性储存、转化和供给器官之隐喻相关联的技术形式，过去和现在都对技术与人类发展至关重要，却经常在技术史和技术分析中被忽视；就像课堂上吵闹捣乱的男孩一样，具有攻击性的工具和充满动感的机器比容器技术中那些安静地接受与转化的“女性”元素吸引了更多注意。〕（24） 女性主义基础设施研究及其对维系社会生活的那种不可或缺却不可见的再生产劳动的强调，可以进一步阐明这些观点。除了索菲亚的论文之外，苏珊·利·斯塔尔（Susan Leigh Star）关于基础设施的研究也塑造了我们对数据集在世界创造中的能动作用的理解，尤其是她把基础设施定义为“一种嵌入的陌生性，一种二阶的陌生性，即被遗忘者、背景、被冻结于原位者的陌生性”（Star 1999, 379）。正如斯塔尔所指出的，尽管基础设施是不可见的，它们的劳动与政治却可能“在故障时变得可见”（382）。当特定的数据集受到公众审视或引发公众抗议时，情况往往就是如此，这会使它们在机器学习系统中的核心地位进入视野。一个例子是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制定的人脸识别标准。为了给人脸识别技术提供验证其结果的机会，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于2017年启动了一项人脸识别测试计划。其目的是“持续评估人脸识别系统”，重点关注受测系统在“准确性、速度、存储和内存消耗以及稳健性”方面的表现（NIST 2019）。这些测试的基础是一个包含数百万张图像的数据集，这些图像原本是为其他目的收集的，如今却被用来测试算法。尽管用于训练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项目的数据集退入了模型的背景之中，奥斯·凯斯（Os Keyes）、尼基·史蒂文斯（Nikki Stevens）和杰奎琳·维尔尼蒙特（Jacqueline Wernimont）却揭示了这些训练数据的构成。〔此处原书引用凯斯等人一段文字，大意为：美国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所用的训练数据包括曾遭儿童色情剥削的儿童图像、美国签证申请人（尤其是来自墨西哥者）的图像、曾被逮捕而现已死亡者的图像，另有部分图像取自国土安全部对在美国登机旅客的记录以及因涉嫌犯罪而被登记羁押者的记录。〕（2019） 诸如此类的案例揭示了那些支撑数据集生产、在其他情况下却不被注意的劳动与政治。在这个具体案例中，劳动是由那些面孔在数据集中被当作代理物（proxy）加以利用的人完成的（Mulvin 2021）。但此外还有维系数据集储存库的、未获承认的数字劳动。 许多研究者已经让人们注意到投入数据集生产之中的那种被贬低的数字劳动，并举出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AMT）微工作系统为例：人们通过这一系统被雇用（报酬极低）来完成诸如标注数据之类的微任务。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尤其指出，这类微工作系统在“创新型”技术劳动者与“卑微的”劳动者之间制造出区分（2015）。另一个例子是内容审核员的劳动，他们处理社交媒体上的用户生成内容，而这些内容常常被研究者和企业采集起来，用于为机器学习系统创建大型数据集。所有这些劳动都是在不稳定的条件下、在压力之下完成的，并且常常带来创伤性的后果（Roberts 2021），这清楚地表明，数据集并不是中性的、被动的内容承载者。相反，我们认为，数据集是承载着具身生活之痕迹的社会文化数据档案。 正如索菲亚所指出的，“对容器与容纳功能的忽视，不仅是西方思想中反母性偏见的结果，也受到容器之不显眼性的助长——容器的生产性作用所留下的痕迹，并不一定在最终产品中显露出来”（第1章，37）。这段话促使我们更密切地关注那些在最终的数据集以及由数据集所维系的机器学习系统中都被遮蔽的生产性作用之痕迹。借助索菲亚的洞见，我们希望凸显支撑数据集的另一种数字再生产劳动（Jarrett 2016）形式：人们（常常是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通过留下数字痕迹而承担的劳动。正如研究数字媒介的女性主义学者所表明的，再生产劳动对数字经济至关重要：“正如线下的再生产劳动以劳动身体和稳定社会系统的形式为资本主义生产价值，数字再生产劳动以数据的形式生产剩余价值，同时也通过生产那些赋予社交媒体平台以全部价值的内容来生产剩余价值”（Greer 2020, 99）。我们想要强调，这些劳动身体同样维系着机器学习系统。正如劳伦·E. 卡格尔（Lauren E. Cagle）所指出的，“我们在数字空间中的穿行会留下痕迹——这些痕迹被仔细追踪，并经由算法分析、分类、标记，然后传达给内容创作者”（2021）。我们日常网上行为的这些痕迹被收割起来，用于为机器学习系统创建数据集。然而，尽管人以及人的数字痕迹在机器学习系统中居于核心地位，它们却很少被如此承认。相反，依赖数据集的技术被遮掩为自动化的、去身体化的、无摩擦的；而当这些技术碰巧被问题化时，问题也是以其潜在的“算法伤害”来表述的，这就把焦点放在了“被赋予能动性的电动工具”上，而不是放在为数据集生产提供燃料的资源开采和具身劳动上。我们想要提出，若不关注后者，前者就无法被概念化，也无法得到有意义的应对。 在整篇论文中，索菲亚使用“容纳与供给技术”这一术语，来讨论容器以及容器所供给的资源如何在生活世界的维持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索菲亚使用“容器技术”这一术语（表达承载与供给的双重功能），来更广泛地思考“再资源化”（re-sourcing）的问题，也就是资源如何从一个“促进性环境”（facilitating environment）中被开采出来并被用于牟利的问题。从这一角度看，数据集不仅显现为应用，即有待部署的东西，而且也显现为可以不断用数据来补充的容器。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发现索菲亚对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持存物”（standing reserve）概念的解读尤其有帮助。索菲亚把持存物描述为“一个可调动的、可供即时供给的资源储备”（第1章，34）。我们认为，为了让数据集达到人们所期望的大规模状态，数据集的创建者也把人重新配置为持存物，即“可开采资源的来源”（34），为机器学习技术供给数据。索菲亚在解读海德格尔时指出，海德格尔“轻巧地略去了维系供给的那些混乱而令人不快的方面”（36）。[^f12-1] 尤其令索菲亚不满的是，海德格尔略去了资源从何而来、资源依赖于谁的劳动，以及储存和分配资源需要什么样的容纳技术。 在下一节中，我们将细致考察软件艺术家埃弗勒斯特·皮普金的《花边》，借助索菲亚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对数字再生产劳动的分析，进一步定位并展开那些在机器学习体制中“维系”数据集之生产与流通的“混乱而令人不快的方面”（36）。通过把《花边》与索菲亚的容器技术并置阅读，我们希望厘清为何数据集的伦理—政治效应迄今为止一直遭到忽视。 ## 遭遇数据集：《花边》中的数据策展 皮普金的《花边》为思考支撑数据集的劳动身体提供了一个入口。《花边》是一件由英国摄影师画廊（Photographers’ Gallery）委托创作的基于浏览器的视频艺术作品，它对麻省理工学院所创建的“时间中的瞬间”数据集中的源视频进行操纵和重新配置。皮普金使用拉伸时间、放大源图像的算法，从构成该数据集合的视频中创造出一系列幻觉般的慢动作小品。皮普金的艺术实践常常涉及创作从大型数据集和网络档案中取材的数字作品。通过对大数据储存库的再利用，皮普金试图开辟出“亲密的空间”，以对抗那已经过度决定了网上生活的企业化互联网（Pipkin 2019）。通过对网络信息的策展与重新配置，皮普金常常在最出人意料的数字资源中发现美与惊奇。 人们可以把皮普金的作品定位为一种数据策展实践。这里所理解的数据策展，并不是一种仅仅在艺术领域及其机构中进行的活动，而是“一种由社交媒体用户、程序员和算法每天进行的网络化实践”（Dekker 2020）。皮普金把自己的策展方法描述为“把彼此相异的材料收集起来，并以一种讲述故事、增添意义或创造新的氛围或空间的方式将它们一同呈现的行为”（Pipkin 2019）。在数据的语境中，策展可以被视为一种日常的数字再生产劳动实践，它包括对数字内容的处理和组织：“用户例行地收集、存档和整理数据，在这一过程中，他们的生活也成了有待管理和组织的数据”（Tyzlik-Carver 2021, 2）。策展不再是一种仅由人类进行的活动，它已经成为由算法执行的一种有组织的信息整理形式，用以理解规模日益庞大的海量数据生产（Tyzlik-Carver 2021）。 在这一语境中使用“数据策展”一词，使我们能够把策展定位为人们在日常网上生活中承担的一种数字再生产劳动形式，同时也把它定位为由算法和信息系统通过处理人们的数据而建立起来的一种“控制的基础设施”（Tyzlik-Carver 2021）。与此同时，以这种方式理解策展，也会让人注意到照料我们日常网络环境所需要的“努力与关怀”（第1章，29）。因此，皮普金常常把自己的艺术实践定位为对网络世界的照料，这是恰如其分的：“如果说计算机和其他设备是我们与他人建立联系的主要途径，那么这些技术就可以被视为一个家或一个社群，值得我们去关怀”（与佩纳贝拉［Penabella］的访谈，2020）。 《花边》所取材的“时间中的瞬间”数据集开发于2018年，用于训练自动化系统识别视频中的动作（Monfort et al. 2020）。它包含一百万段三秒长的视频，这些视频抓取自YouTube和Tumblr之类严重依赖用户生成内容的网站。在数据集中，这些视频被组织在339个动词标签之下，例如“询问”“烘焙”“呼叫”或“休息”（图1）。339个动词标签文件夹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数千段视频，范围从非常私人的内容到广为人知的流行文化。例如，“飞翔”包括从飞机窗口看到的景象、一只围绕花朵飞舞的蜜蜂，以及一颗在地球上空旋转的卫星。因此，这个数据集不仅包括人类执行的动作，还包括动物、物体和自然现象的动作。其用意在于捕捉一个动态场景的本质。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1　在埃弗勒斯特·皮普金的电脑上打开的训练数据文件夹。 通过对麻省理工学院数据集源视频的数字操纵，《花边》呈现出皮普金所描述的“一条由这些瞬间组成的河流，从一个瞬间流向另一个瞬间，汇成渐次展开的细节之瀑”（Pipkin 2020）。《花边》中流动的图像把观者吸入一连串只能部分辨认的场景之中（图2—3）。通过邀请我们留意那些看似平淡无奇的场景的缓慢细节，《花边》让人注意到数据集的制作（poiesis），迫使观者注意到其中生活的痕迹——正如索菲亚提醒我们的，那是不被注意的劳动的痕迹。由此，这件艺术作品挑战了对数据集的去身体化框定，凸显出这样一个事实：数据集是那些被重新配置为机器学习资源的劳动身体的产物。 > [图 2—3：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2—3　《花边》的静帧画面。 在随作品发表的文章中，皮普金详细阐述了策展这样一个数据集所面临的挑战，以及遭遇渗透在数据之中的人类生活痕迹时的种种困难。皮普金把“时间中的瞬间”最初描述为“平淡无奇的”。鉴于这个数据集通常被描述的方式，皮普金“曾预期观看‘时间中的瞬间’会是平静的或探索性的，就像透过窗户看世界。但这个档案并不令人愉快，也不富有诗意，不美，不欢乐——尽管其中包含着许多唤起这些感受的视频”（Pipkin 2020）。相反，立即令皮普金震动的是这个数据集的工具性：“这是一个有目的的档案，一个为非人之眼准备的动作档案。这里是世界，这里是在那里被做的事情。它让人感觉生硬”（2020）。 与此同时，创建该数据集时的那种工具性，与其内容的沉重形成了反差。皮普金讲述了观看一个包含如此多令人不安的、敏感场景的数据集是多么困难：“当我刚开始观看这个数据集时，我以为在麻省理工学院把它整理出来的研究团队已经看过其中的大部分，但我现在确信这个假设是错的。这是因为这个档案中有太多太多的内容让人难以观看”（Pipkin 2020）。观看这个数据集之所以困难，部分原因在于缺乏同意。收集数据的研究者并未征求内容创作者的许可来使用这些视频。“对图像的一切所有权——和控制权——都从那个手持摄像机的人那里、从那台摄像机所拍摄的对象那里被夺走了”（2020），即便是在那些极度脆弱和受到伤害的场景中也是如此。〔此处原书引用皮普金一段文字，大意为：档案中有极端情绪与个人脆弱的时刻，有同意存疑的内容（包括色情内容），有种族主义与法西斯主义的图像，有虐待动物的内容，还有更糟的——作者看到了可怕的图像、尸体乃至人的死亡。〕（Pipkin 2020） 在策展这个数据集的过程中，皮普金开始注意到构成它的那些相互缠结的数字劳动层次。数据集中的视频最初已被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的工人观看并标注过：“尽管我可能是第一个看完全部‘时间中的瞬间’的人，但这个数据集的每一部分此前都曾被人眼看过。这是因为在被收集和剪切之后，‘时间中的瞬间’的视频被自动上传到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进行标注”（Pipkin 2020）。 “时间中的瞬间”的白皮书这样描述视频标注过程：“每位AMT工人会看到一个视频—动词对，并被要求按下‘是’或‘否’键，以表示该动作是否在场景中发生。第一轮中的肯定回答会被送入后续几轮标注”（Monfort et al. 2019, 3）。这一认识让皮普金回想起自己作为AMT工人的经历，以及这些微任务要求其付出的具身的、情动的劳动。〔此处原书引用皮普金一段文字，大意为：作者回想起自己在本科期间及毕业后做AMT工人、收入远低于最低工资的那些年，回想起成千上万个需要反复付出劳动的任务——用手按键、用脸匹配情绪、用声音录下词语；并追问自己的身体必定被容纳在多少个数据集中，这些数据集被用于什么，以及自己的身体通过它们对他人施加了多少暴力。〕（Pipkin 2020） 在《花边》中，皮普金邀请我们思考通过开采与剥夺过程而被纳入此类数据集的暴力。在当前的机器学习讨论中，人们常常认为，更加多样或更具代表性的数据集能够确保机器学习系统产出偏差较小的结果——例如，性别或种族更加多样的数据集会提高人脸识别算法的准确率得分。这往往导致一种诱惑：广撒网，尽可能穷尽地获取范围广泛的数据（正如俗话所说，“越大越好”）。皮普金对“时间中的瞬间”数据集的介入（图4）让人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数据收集的条件同样重要；而把人动员为持存物——即为机器学习系统而开采的资源——正是机器学习之工具理性的根源所在。 > [图 4：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 图4　埃弗勒斯特·皮普金（右）2013年在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上以约每小时4美元的报酬训练一个人脸识别数据库。 但不止于此，《花边》还帮助我们辨识出那些主导数据集生产中同意框架的财产体制的局限。皮普金的作品并不只是寻求获得内容创作者的同意，或建立更好的报酬与控制机制，而是开辟了在财产逻辑之外思考关系性的途径。《花边》把数据集生产的暴力和掠夺性资源开采的暴力，与观看和标注数据的暴力联系起来，使我们敏感于：每一次与数据集的遭遇，也都把我们与残留在其中的人类劳动和具身生活的种种痕迹缠结在一起。因此，皮普金对这个数据集的策展挑战了把数据集仅仅视为操作性持存物的观念，而把它们定位为具身的、情动的档案，渗透着从这些“剥夺经济”（economies of dispossession）中产生的“受扰的关系性”（disturbed relationalities）（Byrd et al. 2018）。乔迪·伯德（Jodi Byrd）等人用剥夺经济这一概念指称“那些多重而交织的、关于种族化财产、臣属与征用的谱系，资本主义和殖民主义正是通过这些谱系在历史中成形并随时间变化”（1）。在策展这个数据集时，皮普金编织起暴力与关怀的痕迹，揭示出这两个维度如何相互构成并塑造着数据集的生产。由此，《花边》凸显了资源开采中那些常常在最终产品中被略去的“混乱而令人不快的方面”，同时也开辟了介入这些生产条件的途径，将它们凸显为“一种拥有自身能动性的关系之源”（Byrd et al. 2018, 9）。用索菲亚的话说，机器学习系统由此显现为“机器—容器混合体”（第1章，37），工具与器具在其中亲密地相互连接。 ## 调谐于数据残余 在最后一节中，我们想就以下问题提出一些思辨性的考量：在数据集中遭遇此类具身生活痕迹意味着什么？关注使数据集成为可能的那个“促进性环境”（第1章，20）又具有怎样的伦理意涵？ 皮普金用来操纵源视频的技术之一，是放慢并模糊图像，营造出一种“由这些瞬间组成的河流，从一个瞬间流向另一个瞬间”的效果。通过让数据集中的每一段源视频流入下一段，《花边》指出，参与“时间中的瞬间”生产的多重劳动身体如何形成一个由所有那些瞬间聚集而成的大规模数据身体。所有那些身体——图像中被描绘者的身体、创作图像者的身体、观看并标注图像者的身体——都在《花边》流动的图像之流中缠结在一起。然而，《花边》并未营造一种无摩擦、无边界的统一感，而是突出了将各种身体融合为一个连贯统一体时所固有的张力。通过紧紧追随源视频之间的剪切，《花边》恰恰强调了“规则与边缘”是如何支撑着这看似无摩擦的流动的。由此，皮普金揭示了维系数据集表面统一性的种种不同劳动。〔此处原书引用皮普金一段文字，大意为：作者的身体缓慢地、一遍又一遍地习得数据集的“规则与边缘”，逐渐理解每个来源的结构、视频被找到的方式以及被算法采集所捕获的词语；作者看见视频中过着各自生活的人、他们的狗和家，看见野生动物、奇异的天气、永远去不了的地方和没玩过的电子游戏，看见如此多的生活；作者还能看见手持摄像机者的手，以及最初分拣这些视频的工人的手——这些人也看过同一个瞬间，并且必须先于作者作出决定：“是”或“否”。〕（Pipkin 2020） 通过凸显每个场景之间剪切的意义，《花边》呼应了索菲亚的呼吁：关注一个局部的、具体的对象如何同时也是它所嵌入的宏观语境的显现。索菲亚援引了女性主义地理学家多琳·马西（Doreen Massey）把地方理解为过程的观点，据此，一个特定的地方也可以成为“地方性与全球性的社会、经济和传播关系的汇聚与显现”（Massey 1993, 239）。我们在《花边》中看到了同样的动态在起作用：在那里，数据集在机器学习过程中把地方性关系与全球性关系缠结在一起。《花边》展开了不同人的数据跨越时间与空间的渗透的、相互沾染的流动，这促使我们思索：机器学习系统正在从哪些个体的和集体的瞬间中学习？在从我们相互缠结的数据残余中“学习”之后，这些系统又将如何反过来塑造我们的生活？ 如何辨认并理解数据集中的这些残余，这一问题处于当前机器学习所面临之挑战的核心。随着数据集的互操作性日益增强、越来越容易被共享、分割和修改，它们也越来越多地对彻底删除数据的可能性构成挑战。例如，我们在“八千万微小图像”（80 Million Tiny Images）数据集的撤回事件中就能看出这一点，这次撤回是对维奈·普拉布（Vinay Prabhu）和阿贝巴·比尔哈内（Abeba Birhane）（2020）审查其辱骂性和贬损性内容的回应。“八千万微小图像”于2006年推出，包含从互联网搜索引擎抓取的照片（Torralba, Fergus, and Freeman 2008），其中包含一系列种族主义的、性别歧视的以及其他冒犯性的标签，包括近2000张被标注了N字（N-word）的图像、诸如“强奸嫌疑人”之类的标签，以及未经同意的裙底偷拍照片。数据集的创建者解释说，数据集本身过于庞大，而其32×32像素的图像又过于微小，因此对每一张图像进行视觉检查是不可行的。但在被质问之后，他们也承认了该数据集的问题性质，这最终导致其被正式撤回（Torralba, Fergus, and Freeman 2020）。然而，尽管作者们从其机构网站上删除了该数据集，它却仍然滞留在数字网络和种子文件中，既以原始数据集之衍生物的形式存在，也以难以辨读却持久存在的痕迹的形式，存在于那些已经用该数据集训练过的模型之中。 使用以如此成问题的手段收集和再利用的此类数据集及其残余进行工作，是一项充满困难的任务，它可能把艺术家和观者牵连进可疑的实践之中。皮普金曾表达过自己对于使用这些大规模数据集进行创作的矛盾心态，承认数据集创建领域正在变得多么妥协，即使这些数据集被用作审美再意指（resignification）的来源也是如此。在承认这种复杂性的同时，我们仍然想要提出：《花边》也开辟了一个空间，让我们能够批判地追问遭遇此类纠结的数据集的伦理意涵，并思考这种遭遇可能使我们调谐于怎样的关系性。 在关于技术伦理与技术情动的文章中，萨丽塔·阿姆鲁特（Sareeta Amrute）发展了调谐（attunement）的观念——“技术存在与人类存在在特定语境中的相互汇聚”（2019, 57）——将其作为一种启发式方法，用以密切关注任何伦理安排所预设的是跨越人类—非人类光谱的哪些种类的存在。对阿姆鲁特而言，调谐使我们能够以“维持关系”而非一系列命令和行为规则来重新构想伦理。我们认为，调谐于由数据集及其在机器学习系统中的流通所产生的纠结的亲密，可能有助于我们深化对于那些关系的思考——由于我们缠结在数据集之中，我们早已是这些关系的一部分。与陌生人的残余处于关系之中而成为“单数的复数”（singular plural）（Bucher 2020），意味着什么？人们如何能够更密切地关注这些维系性的劳动？ 皮普金的作品并不试图驱散萦绕在机器学习系统中的残余，而是承认它们的滞留是一种生成的前提条件。由此，《花边》让我们想起路易丝·阿穆尔（Louise Amoore）为算法系统提出的一种新伦理。阿穆尔所说的这种“云伦理”（cloud ethics），首要目的并不在于评估算法系统被用于“好的”还是“坏的”用途。相反，云伦理首先在于承认：“算法在其空间布局之中容纳着多重潜能，包括残忍、惊奇、暴力、喜悦、种族主义与偏见的提炼、不公正、概率、歧视与偶然”（2020, 7）。把《花边》与云伦理并置阅读，有助于我们理解：数据集容纳着数以亿计的数据主体的层层嵌套的残留物——即阿穆尔所说的“我们自身与他人的属性”（2020）——在那些本已宣称自身总是已经崭新、未经人手触碰的数字网络上留下污迹。 因此，《花边》促使我们思考：机器学习文化如何依赖于散落的人类残余、依赖于与数据的多重遭遇，以及这些残余如何遵循“那些不待在原处的碎片与残留物的……不守规矩的运动”（Parikka 2018, 3）。正如托尼娅·萨瑟兰（Tonia Sutherland）所警示的，“我们的数字残余不仅是我们所创造的东西；它们也是”基于我们所留下的数据“为我们、关于我们而被创造出来的东西”（2021, 434）。这些残余如何被收集、构成和部署，总是与那些不平等地分配资源、权利与剥夺的权力结构密切相关。残余还提醒我们：尽管我们并不总能看见数据与创造数据的身体之间的联结，机器学习模型却仍然带着那些历史时刻的痕迹、印记与“情感结构”，以及这些时刻与性别、殖民主义和劳动之间的缠结。因此，调谐于这些残余，关注“主体与技术如何相互对齐又重新对齐、相互依附又重新依附”，便成为“一种实践伦理的方法，它批判地评估情境，想象不同的生活方式，并建立使那些生活成为可能的结构”（Amrute 2019, 57）。 尽管数字文化宣称自身是新的，机器学习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从更早的残余中开采价值，而这些残余本身又是由更古老的技术、形式和语境所创造的。按照表演研究学者丽贝卡·施耐德（Rebecca Schneider）的说法，残余“以间隔的共振［编织］过去与未来”（2018, 90），并且——如果人们留意它们的在场——为一种“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Schneider and Ruprecht 2017）奠定基础，这种能力既意味着召唤“过去出场接受问责”，也意味着被“过去召唤去作出交代”（Schneider 2018, 90）。我们认为，《花边》开辟了一个空间，让我们思考这种回应—能力的利害所在，并追问我们自己：如何为容器技术——无论它们多么不可见——在机器学习系统领域中持续执行的劳动作出交代。由此，《花边》使我们能够越过那种把数据集视为被动、静态之持存物的阳具中心观念，帮助我们调谐于构成这些数据集的种种关系。 皮普金对数据集的创作与索菲亚的容器技术之间的共振空间，使我们能够从使这些系统成为可能的物质的、具身的情境出发，重新思考技术发展。由此，它也呼吁我们重新考量与数据集打交道的方式，使之不仅包括算法系统的“配方”，也包括它们的“环境母亲”（第1章，22）。最后，我们想回到索菲亚关于容器技术之论文的结论，她在那里以优美的清晰性阐明了其主张的利害所在。〔此处原书引用索菲亚一段文字，大意为：容器技术研究计划被构想为对技术阐释中阳具中心偏见的一种纠正，也是一种超越对西方传统空间观（视空间为被动的、女性的、无智能的）之批判的方式，进而探索和发展关于何为智能、智能位于“实体—环境复合体”何处的较新观念。〕（37） 由于索菲亚的主张至今仍有现实意义，我们希望，通过把注意力重新引向“环境母亲”及其创造世界的能力，我们或许能够对何为技术、何为资源、何为权力、何为智能形成一幅更为复杂的图景，并由此开始（或者更确切地说，继续）勾勒出能让我们之中更多的人生活得更好的社会技术环境。 *我们感谢那些让我们得以思考本章问题的作者与学术成果。我们要感谢佐伊·索菲亚的慷慨及其著作的卓越光彩，这些著作就像一项真正的容器技术那样，持续给人以启发并生成新的东西。我们感谢编者们对本章细心而慷慨的阅读，感谢他们让我们置身于如此杰出的同仁之列。能被收入本书，是我们莫大的荣幸与快乐。我们感谢埃弗勒斯特·皮普金帮助我们借助其作品更好地思考。我们感谢塔尼娅·维恩（Tanja Wiehn）慷慨的意见，这些意见帮助我们改进了文本。最后，我们感谢梅尔·弗卢因（Merl Fluin）细致的文字编辑工作。* ## 注释 [^f12-1]: 〔此处原书引用索菲亚一段文字，大意为：海德格尔在讨论与圣杯相关的因果性时，略去了制作圣杯的白银从何而来的问题；而矿石、用于加热熔炼的煤、用于精炼加工的装置与工具之所以能出现在银匠作坊中，有赖于一整套先在的技术，用以开采、搬运和储存资源，确保或强制人类劳动力（例如古代的奴隶矿工），以及挖掘、采集、搬运、储存、交易、运输和交付。〕（第1章，36） ## 参考文献 Amoore, Louise. 2020. Cloud Ethics: Algorithms and the Attributes of Ourselves and Other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mrute, Sareeta. 2019. “Of Techno-Ethics and Techno-Affects.” Feminist Review 123, no. 1: 56–73. https://doi.org/10.1177/0141778919879744. Bucher, Taina. 2020. “Nothing to Disconnect From? Being Singular Plural in an Age of Machine Learning.”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2, no. 4: 610–17. Byrd, Jodi A., Alyosha Goldstein, Jodi Melamed, and Chandan Reddy. 2018. “Predatory Value: Economies of Dispossession and Disturbed Relationalities.” Social Text 36, no. 2: 1–18. Cagle, Lauren E. 2021. “The Ethics of Researching Unethical Images: A Story of Trying to Do Good Research Without Doing Bad Things.”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61. Dekker, Annet. 2020. “Curating Data: Care, Commons, Networks.” aaaan.net.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aaaan.net/curating-data-care-commons-networks/. Greer, Erin. 2020. “Wages for Face-work: Black Mirror’s ‘Nosedive’ and Digital Reproductive Labor.” Camera Obscura 35, no. 3 (105): 88–115. https://doi.org/10.1215/02705346-8631571/. Hanna, Alex, Emily Denton, Razvan Amironesei, Andrew Smart, and Hilary Nicole. 2020. “Lines of Sight.” Logic Magazine.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logicmag.io/commons/lines-of-sight/. Harvey, Adam, and Jules LaPlace. 2021. Brainwash Dataset. Accessed April 13, 2021. https://exposing.ai/brainwash/. Irani, Lilly. 2015. “The Cultural Work of Micro-Work.” New Media & Society 17, no. 5: 720–39. Jarrett, Kylie. 2016. Feminism, Labour, and Digital Media: The Digital Housewife. New York: Routledge. Jo, Eun Seo, and Timnit Gebru. 2020. “Lessons From Archives: Strategies for Collecting Socio Cultural Data in Machine Learning” In: FAT* 2020 – Proceedings of the 2020 conference on fairness, accountability, and transparency, Barcelona, Spain, January 27, 2020. Keyes, Os, Nikki Stevens, and Jacqueline Wernimont. 2019. “The Government Is Using the Most Vulnerable People to Test Facial Recognition Software.” Slate, March 17.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slate.com/technology/2019/03/facial-recognition-nist-verification-testing-data-sets-children-immigrants-consent.html. Massey, Doreen. 1993. “A Global Sense of Place.” In Studying Culture: An Introductory Reader, edited by Ann Gray and Jim McGuigan, 232–40. New York: Edward Arnold. Monfort, Mathew, Alex Andonian, Bolei Zhou, Kandan Ramakrishnan, et al. 2019. “Moments in Time Dataset: One Million Videos for Event Understanding.”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1–8. https://doi.org/10.1109/TPAMI.2019.2901464. Mulvin, Dylan. 2021. Proxies: The Cultural Work of Standing I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 (NIST). 2019. “FRVT 1:1 Verification.” Accessed April 29, 2019. www.nist.gov/programs-projects/frvt-11-verification. Parikka, Jussi. 2018. “Remain(s) Scattered.” In Remain, edited by Iona B. Jucan, Jussi Parikka, and Rebecca Schneider, 1–4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Penabella, Miguel. 2020. “Player Two: An Interview with Everest Pipkin.” Invalid Memory, September 1.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invalidmemory.wordpress.com/2020/09/01/player-two-an-interview-with-everest-pipkin/. Pipkin, Everest. 2019. Data Gardens.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everestpipkin.github.io/datagardens/. ———. 2020. “On Lacework: Watching an Entire Machine-Learning Dataset.” Unthinking Photography, July 20. Accessed September 12, 2022. https://unthinking.photography/articles/on-lacework. Prabhu, Vinay Uday, and Abeba Birhane. 2020. “Large Image Datasets: A Pyrrhic Win for Computer Vision?” arXiv:2006.16923v2 [cs.CY]. Roberts, Sarah T. 2021. “Abuse.” In Uncertain Archives: Critical Keywords for Big Data, edited by Nanna Bonde Thylstrup, Daniela Agostinho, Annie Ring, Catherine D’Ignazio, and Kristin Veel, 29–36. Cambridge, MA: MIT Press. Schneider, Rebecca. 2018. “Slough Media.” In Remain, edited by Iona B. Jucan, Jussi Parikka, and Rebecca Schneider, 49–107.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chneider, Rebecca, and Lucia Ruprecht. 2017. “In Our Hands: An Ethics of Gestural Response-ability. Rebecca Schneider in Conversation with Lucia Ruprecht.” Performance Philosophy 3, no. 1: 108–25.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tar, Susan Leigh. 1999.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 no. 3: 377–91. Stevens, Nikki, and Os Keyes. 2021. “Seeing Infrastructure: Race, Facial Recognition and the Politics of Data.” Cultural Studies 35, nos. 4–5: 833–53. Sutherland, Tonia. 2021. “Remains.” In Uncertain Archives: Critical Keywords for Big Data, edited by Nanna Bonde Thylstrup, Daniela Agostinho, Annie Ring, Catherine D’Ignazio, and Kristin Veel, 433–42. Cambridge, MA: MIT Press. Thylstrup Nanna Bonde. 2022. “The Ethics and Politics of Datasets: Deleting Traces and Encountering Remain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4, no. 4: 655–71. Torralba, Antonio, Rob Fergus, and William T. Freeman. 2008. “80 Million Tiny Images: A Large Data Set for Nonparametric Object and Scene Recognition.” IEEE Transactions on Pattern Analysis and Machine Intelligence 30, no. 11: 1958–70. ———. 2020. “Retraction of Tiny Images Dataset.” Accessed September 15, 2022. https://groups.csail.mit.edu/vision/TinyImages/. Tyzlik-Carver, Magda. 2021. “Curating Data: Infrastructures of Control and Affect … and Possible Beyond.” In The Next Biennial Should Be Curated by a Machine, edited by Joasia Krysa and Manuela Moscoso. Liverpool Biennial in partnership with DATA Browser Series. # 第12章　在凌乱地面上的“自我”容纳 *“Self”-Containment on Messy Grounds* 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 关键词：脑—身连接；身体边界；渗漏的身体；人—机遭遇（BRAIN-BODY-CONNECTIONS, BODY BOUNDARIES, LEAKY BODIES, HUMAN-MACHINE ENCOUNTERS） *20世纪90年代发生了一系列结构性的巨变，其影响如今已清晰可见。最重要的是，主体与自我这两个在精神分析与后结构主义理论中举足轻重的概念被宣告过时。与此同时，这一主体曾将自身置于其中心的星球，开始被理解为一个脆弱的、受损的有机体。人们的注意力从主体／自我转开，转而聚焦于诸物种的身体，突出它们在周遭环境之中、并与周遭环境之间的关系性。容纳技术正是在这里直接介入，因为它们像膜一样，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在身体与技术之间移动。本文探讨四个截然不同的情境：其一，影片《钛》（Titane），其中出现了一个自我容纳的（多孔的）大脑；其二，影片《湮灭》（Annihilation）中出现的新的敏感接触区，在那里身体与环境的混合远不止于皮肤表层。在第三个情境中，借助突触芯片TrueNorth，我们转向另一个现实层面，处理的不再是电影，而是神经科学中的技术发展。最后，现实层面再次转换：我简要谈谈我自己的术后经验，其中包括身体的界限再也无法被感觉到、内部与外部相互坍塌的时刻。* ## 被容纳的大脑：《钛》 在汉斯·谢尔（Hans Scheirl）的《花花公子尘埃》（Dandy Dust，1998）——一部设定在新兴赛博格宇宙中、与家庭和身体的一切纽带都已被抛弃的作品——问世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邀请我们在一个被毁坏的生态中探索与非人类他者之间新型亲缘关系的《与麻烦共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2016）出版五年之后，朱莉娅·迪库尔诺（Julia Ducournau）的《钛》（2021）中的阿德里安／阿莱克西亚（Adrien/Alexia）被一辆汽车弄得怀孕，最终生下了一个满身油污的、类似婴儿的什么东西。迪库尔诺由此从字面上兑现了哈拉维“制造亲缘，而非婴儿”（make kin not babies）的主张——不再是同一者的再生产，而是与相似者的亲缘关系。旧的赛博格（如哈拉维1985年的〈宣言〉中所呈现的那样）仍以技术延伸和有机耦合为标志，而新的赛博格版本则把它的技术植入物戴在皮肤之下，更确切地说，是在大脑之内：童年时的一场事故之后，她头颅的内部靠一块钛板固定在一起。 > [图 1：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然而，这场事故除了使她头颅内的某样东西错了位之外，似乎还不可挽回地扭曲了亲近与距离之间、她的皮肤表面与更深层的肉之间、她的身体与周遭之间的关系。靠近的其他身体被剖开、撕裂、碾碎。每一个快感的瞬间都滑入难以忍受的肉体疼痛，反之亦然。 影片一分为二，中间是一个突兀的转折。在第一部分，我们看到车展上的脱衣舞女和被睾酮驱动的男人，他们沉醉于引擎的尖啸和高跟鞋的咔嗒声。这让人想起大卫·柯南伯格（David Cronenberg）的情色惊悚片《撞车》（Crash，1996），片中有被截肢的腿、假体化的身体以及在车祸现场的性。然而在影片的第二部分，更强烈的联想则指向克莱尔·德尼（Claire Denis）的影片《日日麻烦》（Trouble Every Day，2001）和《军中禁恋》（Beau Travail，1999）：被吞食的身体，被摄影机贪婪扫视的身体，黑色与白色的身体，舞蹈，以及对怀孕的阿德里安（此前的阿莱克西亚）的闪回——他最终将（重新作为阿莱克西亚）生下上文提到的那个类似婴儿的存在，并在此过程中死去，像一台坏掉的机器那样咽下最后一口气，油尽灯枯。 把自己剖开，把手指插进自己的肉里直到伤口裂开——这些都为《钛》被归入的“身体恐怖”类型增添了新的意味，清楚表明自己的身体与他者之间的分界线已不复存在。金属连接——如在阿莱克西亚的大脑中，以及在与汽车交合的场景中；金属又撕裂与杀戮——如她常用来刺杀受害者的发簪。 在此值得回想的是，《钛》在2021年赢得了戛纳电影节金棕榈奖——也就是说，不是在某个血浆片电影节上，而是在1993年简·坎皮恩（Jane Campion）凭《钢琴课》（The Piano）成为首位获此奖项的女性导演的同一个地方。《钛》清楚地表明了此后数十年间发生了什么：解放不再经由性与欲望而获得，当然更不再经由那些被铭刻在能指链中、总是被延宕的欲望的语言形式而获得。如同《钢琴课》中的艾达（Ada）一样，阿莱克西亚／阿德里安也是哑的；她／他就是不说话，说话根本毫无意义。坎皮恩的主人公被困在两个男人之间，而阿德里安（为了这个角色，阿莱克西亚打断了自己的鼻子，并用胶带缠住自己的乳房和日渐隆起的肚子）则被消防员文森特·勒格朗（Vincent Legrand）看作他希望看到／拥有的东西：他失踪的儿子。他对阿德里安性别身份的感知，呼应了精神分析电影理论的一个论断：电影由于接近梦和婴儿心理，促成了看见与相信之间的脱节——“我知道，但仍然……”。文森特把阿德里安带回家；阿莱克西亚找到了一个藏身之处，躲避正循着她身后留下的一串尸体追查而来的警察。当消防员的前妻来访、被引见给他们那个据称失而复得的儿子时，她看见了，也知道了。当她碰巧走进阿莱克西亚正用胶带把自己重新缠回阿德里安的房间时，她准备继续把这场游戏玩下去，但加上了她自己独特的变化：阿德里安应当作为儿子—情人照顾文森特（她似乎并不在乎这是作为阿莱克西亚明确地还是含蓄地完成）。但事情不断变化，随着事态推进，阿德里安的身体越来越不配合，按照自己的节奏发生转变。这在消防员们举办的一场派对上达到高潮（他们无论如何早已知道，即便无法或不被允许看见）：在一辆消防车的车顶上，身穿消防装备的阿德里安一路舞回了阿莱克西亚，正如影片开头阿莱克西亚曾与尖啸的汽车的金属表面跳起她的性感之舞。此后，身体失去控制，那将把它撕裂的分娩过程开始了，而文森特采取了行动：不再盲目，他现在得到了一个新生儿。但这个婴儿延续了哈拉维关于一种开放亲缘的愿景——人类与非人类之间、有机生命与非有机生命之间没有分界线。相反，他异性被深深地铭刻在一个自我的容纳之中。 ## 入侵——大脑之内与之外 20世纪初，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提出这样一种理论：意识将作为哲学研究的对象而消失。“它是一个非实体的名称”（1904, 447）。他的意思并不是说不存在像我们的思想这样的非物质维度，而是说意识并不作为一个物质实体而存在。今天，有许多技术设备能够将大脑活动可视化并检查异常，而软件能够实时观察大脑（例如借助磁共振成像[^f13-1]这样的成像技术）。上个世纪末，技术迷们就已经梦想在机器与大脑之间建立直接连接，把电子信号与有机信号接通。今天，在人工智能的语境下，软件与大脑如何相互作用的问题变得紧迫，因为前者越来越能够执行后者的功能。 卡特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把这描述为智能机器对心理免疫系统的一种新的渗透。尽管《钛》中出现的不是突触芯片而是一块钛板，但它的作用可以与马拉布在《变形的智能》（Morphing Intelligence，2019）中所描述的相比较——在那里，智能（intelligence）与理智（intellect）之间的保护屏障变得多孔。她援引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的心理稳定性模型：该模型假定，除了生物免疫系统之外，还存在一个心理免疫系统，保证心理系统具有一定的稳定性。马拉布认为，今天这道保护屏障正在被拆除；智能正在成为一个关键的理论问题，再次证明了智能与理智之间、大脑与理智之间、机器与理智之间、自然智能与人工智能之间的界线是何等脆弱： > 认知时代命名了一种新的科学理性经济，它赋予思维的经验数据和生物数据以中心地位，同时又日复一日地进一步抹除大脑与其控制论复制品之间的差异。（2019, 9） 在这一背景下，马拉布对智能概念进行了历史性的、诊断性的分析，其中包括让·皮亚杰（Jean Piaget）和约翰·杜威（John Dewey）的观点——他们并不把智能视为人类和动物行为的一种天生特质，而是视为一种经由行动过程发展起来的技能。对皮亚杰而言，“智能是一个终极目标”（10）。马拉布勾勒了这一概念的发展过程：在此过程中，智能从一种遗传禀赋，“突变”为环境与历史的一种表观遗传结果，再到最新的立场——自动的、人工的与自然的之间的差异被取消。这段历史反映了一个开放的过程、差异的移位，以及人类从其特权性中心位置上的被移置。但它也表明，智能概念始终与具有深远影响和后果的意识形态观念（例如优生学）紧密相连。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一种据称在许多情况下优于人类的机器智能。但问题依然存在：在哪方面更优？机器当然能以人类无法企及的速度进行计算，但这些机器究竟感知到了什么，又是如何感知的？ 在《变形的智能》大约写到一半时，马拉布写道，她本可以就此打住，她已经说尽了一切可说的；然而遗憾的是，她13年前在《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大脑？》（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2008）中所写的一切，如今都必须被颠倒过来。因此，《变形的智能》必须被读作一次调头，它严肃对待当下以媒介技术对大脑、身体与环境所进行的增强。马拉布借助TrueNorth完成了这一转向——如她所写，这是一种并不模仿神经过程、而其本身就是一个突触的突触芯片： > 它就是一个突触。这款名为“TrueNorth”、由三星电子以28纳米工艺制造的芯片拥有54亿个网状连接的晶体管，使其能够再现相当于100万个可编程神经元（用于计算）和2.56亿个突触（用于记忆）的东西。（83） 结果，可塑性不再像马拉布此前所主张的那样，是区分大脑与机器的东西，而是构成两者之间连接的东西。 ## 皮肤之下的敏感接触区：《湮灭》 并非只有在大脑中，人工的与有机的之间才建立起新的连接。身体中的其他细胞也会与外来物质结合，形成新的内部组织结构，正如《湮灭》（2018）所描绘的那样。亚历克斯·加兰（Alex Garland）的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一个未知区域，一片发生着无法解释之事的地带。一种被称为“闪光”（The Shimmer）的辐射在不停扩散，任何与之接触的生物都会发生剧烈变化。被派进闪光中调查的部队，没有一支返回过。现在，五名科学家再次出发，去弄清闪光是什么、它做了什么。在影片中，闪光构成了一道人们跨越时并不会立即察觉的门槛。这一新区域的效应是逐渐显现的——令人不安、令人困惑、怪异。正如我们在影片进程中得知的，闪光不仅折射光线，也折射植物、动物和人的DNA。它以这种方式介入身体的形态学，使身体变成奇异的人—植物形态。 > [图 2：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然而，“湮灭”（annihilation）的意思不只是被消灭。正如奥利维亚·特吕弗-王（Olivia Truffaut-Wong）所解释的，在物理学中它也指一个创造性的过程： > “湮灭”一词并不仅仅意味着毁灭。在物理学中，湮灭实际上是一种创造形式，按照《韦氏词典》的定义，即“一个粒子与其反粒子的结合……从而导致随后的总体”。（2018） 在我的著作《情动之后的欲望》（Desire after Affect，2014）中，我追溯了三十年来带有精神分析色彩的术语“欲望”在描述情动过程时的用法变化。我的论述包括卢西安娜·帕里西（Luciana Parisi）：她先把欲望描述为能量流，进而讨论纳米欲望。她认为，性别化的身体既没有被去物质化，也没有简单地被转译为技术；纳米技术的转变诱发了一种不同形式的身体意识，这种意识与主体或自我已毫无关系（2008）。她为此援引的文献之一是迈拉·赫德（Myra Hird），后者在其研究语境中谈到伴生物种、共同进化以及不同物种层级之间的共同实施（co-enactment），以此表明在细胞层面上，身体也在遗传与形态两方面相互作用。“细菌群落……执行集体感知、分布式信息处理，以及由群体对单个细菌进行的基因调控”（埃谢尔·本-雅各布［Eshel Ben-Jacobs］语，转引自Hird 2009, 42）。帕里西与赫德的立场都受惠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物质转向：这一转向把主体—客体之间的联系界定为关系性的连接，把人类主体从其（排他性的）中心位置上移开。在英国文化研究中，这一转变很早的一个声音是萨迪·普兰特（Sadie Plant），她在“媒介生态”一词出现之前就界定了一种与人类行动者截然分离的媒介生态： 〔此处原书引用普兰特一段文字，大意为：媒介、有机体、天气模式、生态系统、思维模式、城市、话语、时尚、人口、大脑、市场、舞会之夜与细菌交换之间的复杂互动正在浮现；你生活在文化之中，文化也生活在你之中；一旦失去能动性的中心地位，文化便既非高雅，亦非寻常，而是复杂的。〕（1996, 214） 正如《湮灭》所显示的，自普兰特作出这一诊断以来，情况已经发生了变化。今天她或许会写道：你生活在媒介自然（medianatures）之中，媒介自然也生活在你之中。物质性、身体、大地、元素、环境——它们侵入了进来，正如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在写到“盖娅的侵入”时所说（2015, 45）。不仅如此，它们实际上还在介入。哈拉维的著作是那些将注意力引向如下事实的著作之一：讲故事并不限于小说和电影，而是科学本身所固有的。自那以后，符号—物质的节点编织出一张稠密的叙事网络，《湮灭》也是其中的一部分。这部影片讲述的是“人类转变为一种地质力量，一种‘客观’现象或‘自然’对象转变为一种‘语境’或塑造性的‘环境’”的故事（Danowski and Viveiros de Castro 2017, 14）。科学家们被派往X区，去探究闪光对动物、植物和环境所造成的变化，而他们只有在放弃自己无身体的视点、把自身把握为所研究的场域的一部分之后——换言之，只有当他们准备接受自己完全属于它、是它的一部分之后——才认识到这个未知环境的真正维度。进入闪光的人很快就不再是他们自己，而总是已经多于一个。闪光并没有带来来自某个宗教的或超验的更高维度的讯息，而是代表着地球上生命的节奏：一个分离、连接与相互混杂的永恒过程——正如影片中某处对被闪光折射的有机体的描述那样，“困在一种持续的突变之中”。 但这难道不也适用于我们整个的网络化世界吗？在这个世界中，我们的行动被测量、被定位、被控制，与此同时我们在各种可用的环境中进入各自的经验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由不同的能动者所制造、收集和转发的各种不同的经验世界彼此融合。 ## “没有什么比皮肤更深刻。”（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 直到20世纪很晚的时候，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都是从人的视点来构想的，而今天我们正看到一种反转，占主导地位的视点是机器的视点。尽管这往往仍然是明确的人类中心主义：要么是把人的思维与感知能力同机器的能力结合起来，要么是以机器计算的更高质量和更快速度为由而给予机器以特权——这些计算越来越多地使人类得以免除认知操作。然而迄今为止，人们很少从双方的角度来审视这一状况，以考察其中的对称与新的（旧的）不对称。 > 今天，机器在观察、记录、感知世界——不仅是为了我们，有时是代替我们（在我们的位置上），甚至对我们人类漠不关心……这些机器正在帮助建立一个人—机交流网络，在其中，自我测量不只是一种离散的活动，而是一种环境性的或背景性的过程。（Hong 2016, 2） 但是，应当如何在这里所暗示的感官层面上设想这种机器—人的关系呢？正如洪善夏（Sun-ha Hong）在上引文本中接着写到的，这些机器并不像麦克卢汉（McLuhan）所描述的那样是工具或单纯的延伸，而是彼此交流，并为我们把世界参数化。洪善夏主张，数字技术与人类进入了一种实际的、完整的关系——不是对既有感觉的延伸或放大，而是在没有意识控制的情况下与人类感官装置相互咬合的独特活动。分析这种人—机关系的尝试通常假定某种形式的适应（一方对另一方的适应），常见的说法是机器把它们的“语法”强加给人类，人类的行动变得越来越“机械化”。洪善夏的立场略有不同：在他看来，我们仍然是人，而机器提供了感知与经验的附加选项。但这实际上可能是一种更为犬儒的观点，可以说是把人类晾在一边，而机器则不受干扰地继续运转。因为非常清楚的是，人的技能如今只是在与机器的比较中才被感知或被测量。一个具体而有说服力的例子是听力技术的发展。所谓的辅助技术借助诸如降噪和环境听觉之类的术语，介入人的听觉装置，并将其与周遭环境相连接（Ochsner, Spöhrer, and Stock 2021）。周遭环境与感官装置都获得了一种新的听觉与声音的人工性。听力受损者由此能够组织一种新的、所谓的主观声景，相应地过滤环境声学。可穿戴设备、智能环境（房屋、交通系统、环境、边境围栏等），以及在身体内外使用的、持续相互共享数据的测量设备，旨在创造一种新的平衡，范围从供暖到安全再到空气污染监测，乃至更多。其目的是武装自己以抵御外部，使内部环境保持稳定。但每一道这样的边界都可能以特定的方式被渗透，无论是地下隧道还是被毁坏的围栏，是停电还是有缺陷的监控设备，此外还有许多其他变数。简而言之，这意味着：外部的安全越多，（身体）内部的技术就越多——这是一种被容纳的安全。 我早先关于情动的研究强调了与他者达成无缝结合的愿望。这也是为什么我不再把传感器技术称为容器，而是称之为贴身的环境，以表明身体对一个日益技术化的环境的一种新的适应品质。在这一语境下，斯特凡·里格尔（Stefan Rieger）谈到“技术媒介与部分自主的身体表面之间的一种无意识的无缝性”（2019, 301），并把皮肤称为“过渡性的”（302）。 ## 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 在〈溢出〉（The Bleed，1996a）一文中，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用一部电影来例证当身体界限不再起作用时会发生什么：在《金石盟》（Kings Row，1942）中，正处于好莱坞事业巅峰的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饰演一个悲剧人物，他在一场事故后从麻醉中醒来，发现自己的双腿都已被截肢。里根为这场戏特别反复排练的那句台词——“我的其余部分在哪里”——被马苏米引为电影场景与真实相互融合的临界点，反之亦然。里根并没有把自己把握为一场戏中的演员，而是经历了马苏米所说的一个“无法把握的瞬间”：他不是以“现实主义”的方式感知自己身体的形状，而是迷失在一种没有自我的无尽感或无界感之中（1996a, 29）。这场戏有力地描述了当身体的表面及其边界不再吻合、所谓的实在（现实背后的那个时刻）显露出其淫秽的底面时所发生的事情。 法国行为艺术家奥兰（Orlan）曾玩弄这种恐怖，而帕维恩·亚当斯（Parveen Adams）则以类似的措辞描述了由此产生的整形手术：当内部与外部脱离、当身体的逻辑秩序与拓扑秩序可见且可触地发生移位时，身体的图像便受到扰乱。按照奥兰的说法，手术期间覆盖她半张脸的开放伤口意在表明，皮肤之下并没有隐藏任何东西，并没有保罗·瓦莱里所唤起的那种深度，只有纯粹的肉，即精神分析意义上的实在。按照亚当斯的说法，这代表着一种“关涉性别差异的空间变形（anamorphosis）”（Adams 1996, 141）。她认为，这是因为内与外的空间秩序的同构性包含了所有其他对立组——身体／心灵、男性／女性、主体／客体——而它们全都被打乱了。 2022年，当我在一场漫长的手术之后从麻醉中醒来，试图在重症监护室里辨明方向时，我的身体是非—真实的。我感觉不到自己。我像幽灵一样漂浮在自己身旁或上方。随着我逐渐意识到自己的轮廓，以及那些把我的身体维系在一起并使之保持运转的医疗设备——管子、袋子、针头、胶布、夹子——一个身体的（非）图像成形了。一个没有中间的身体中心，在其外部的部分上可以看见内部，一段肠子变得可见、可触，不断吸引着注意力，其自主的节律在其不可控性中表达出来。我把自己腹部的这片地带称为“空的中间”，但它实际上一点也不空，而是过满的，超出了控制。 10个月后回纳回肠造口时，造口没有被缝合，而是保留为一个开放伤口。我被告知，这是必要的，因为由于这一区域存在大量细菌，消化道的伤口永远无法被缝合。伤口必须从内向外愈合，在漫长的过程中每天接受护理。结果，我得以观察底下的皮肤层如何慢慢形成，一层层细胞相继叠加，直到三个月后，只剩下一个小小的凹陷。 > [图 3：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 图 3　正在愈合的造口，私人照片，2022年。 能够以这种方式看到细胞在工作，或许可以与实时观看大脑运作相比较。但有一个关键区别：大脑始终是未连接的、（经由设备也）不可触及的，而那个生长中、愈合中的伤口则可以被触摸和感觉。而且，大脑始终是一个（对自己而言的）陌生者，伤口却被整合进了我对自己身体的图像之中。 ## 膜 在关于人与技术之关系的研究中，法国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主要关注个体化问题。他感兴趣的是，一个奇点如何从一个内部环境与一个外部环境中产生，从而实际上创造出这一内部环境。在这一语境下，西蒙东赋予膜的任务是分隔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既保护内部，也调节外部的影响。他写道，膜“界定了生命体……它位于界限一侧，位于皮肤的外在性一侧”（Sauvagnargues 2012, 67）。皮肤及其保护功能在这里再次被论及，这一次不仅作为身体的表面，也作为细胞膜，并且在一种比喻性的社会意义上：内部与外部被划分开，但它们各自的位置始终可以改变。膜的关键属性在于其极化的功能，它在两个方向上起作用：自我容纳，以及为他者（存在者或环境）并与他者一起的容纳——承载与被承载。膜这一形象说明了自我与容纳在多大程度上是渐进地、在内在的相互依存中被定位的。 但是，如果被西蒙东描述为“生命体之必要条件”（Boucher 2012, 98）的膜不再能够履行其功能，由于技术（包括医疗）干预而变得多孔、渗漏，又会怎样呢？在我于波茨坦大学开设的关于膜的研讨课上，学生们讨论了马拉布的书。我们自问：如果TrueNorth与有机突触相连接，创造出一个新的内部环境，从而在一个人工／合成突触与一个有机突触周围形成一层新的膜，会怎样？而这个人工突触是否仍然会保持、或者必须保持它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才能发挥功能？ 这些以及其他引人注目的例子不仅揭示了（媒介）技术条件下的自我容纳是一种幻觉，也指向了把身体视为封闭容器的幻象，突显出新的合作与共居形式如何从关系的每一次变化、内外界线的每一次移动中发展出来，进而突显内部与外部之间的渗漏性。 在这一点上，我想回顾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的心脏剧《闯入者》（L'Intrus，2005），在那里，这种外来者对身体的闯入仍然主要以恐怖的措辞来叙述。南希接受了心脏移植，获得了一个必须被他的身体整合的器官，一个以生存性的方式上演自我与他者之间岌岌可危的边界的闯入者。其他电影和科幻故事则以更为戏谑、暧昧或讽刺的方式讲述它们关于渗透、融合、成为共生体的故事——从雷德利·斯科特（Ridley Scott）的《异形》（Alien，1979）和大卫·柯南伯格的《感官游戏》（eXistenZ，1999），到上文讨论的《湮灭》和《钛》的例子。 自上世纪下半叶以来，开放的、多孔的、可变的身体一直受到强调性的关注，它对周遭环境的依赖在其全部复杂性中被界定。归于这一身体的可塑性早已将大脑也包括在内。在这场讨论中，马拉布同样凭借其总结神经科学相关发展的《我们应该如何对待我们的大脑？》一书发挥了重要作用。西蒙东早先在作为可塑媒介的大脑与缺乏整合可塑性的机器之间所作的区分，此后已经发生移动，如今正以全新的、灵活的方式被讨论（Simondon 2017 [1958]）。正如TrueNorth的故事所显示的，技术—有机共生如今已达到一个全新的层次。 ## 结论 我以奥地利跨性别艺术家阿什利·汉斯·谢尔（Ashley Hans Scheirl）的《花花公子尘埃》开篇——那是一部充满精神分析与迷幻暗示、指涉、化装舞会、身体越界、体液以及怪诞的、畸形的家族史的影片。大约在同一时期，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发表了〈容器技术〉（2000，本书第1章），而每当讨论身体——尤其是女性身体——时，援引精神分析（即便并不总是弗洛伊德的版本）都是理所当然的事。在那篇文章中，索菲亚旨在引起人们对技术的心理—无意识内涵的关注，同时也试图（以一种对哈拉维的隐含援引）就技术而赋予女性的与母性的以一种积极的语义，不是把它排他性地或主要地与自然相联系，而是也与技术相联系，从而颠覆启蒙运动由男性主导的对自然的技术支配。 > [图 4：此处为原书外部内容，未收录。] 我的文本突显出，自〈容器技术〉发表以来，精神分析的概念与阐释在多大程度上丧失了其说服力与界定力，尽管如今所讨论的问题在身体性和想象负荷上都丝毫不减。似乎一切都被移到了（皮肤的）表面，而这一表面如今作为一层膜，服务于可穿戴设备、服务于各种连接与开口。梅兰妮·克莱因（Melanie Klein）所讨论、佐伊·索菲亚在其文章中提及的部分客体，已经成为过渡性的连接点。马苏米“皮肤比言语更快”（1996b, 219）的论断——这一论断在1996年开启了情动转向——如今在很大程度上已成为现实，失去了其隐喻维度。他的〈情动的自主性〉还包含了一个富有远见的论断：事物将连接到皮肤上——“在其与事物的界面上”（219）。 因此，容器的多孔性与渗漏性总是带来新的连接、新的环境与新的关系。而每一种新的连接都对自我的容纳构成新的挑战。尽管这种状况并不新鲜，尽管自我容纳的问题从一开始就伴随着它，但理论与实践都显示出边缘的磨损、地面新的不平，以及地平线的消失——在这地平线的中心，我们发现的是一个不再确信自身的位置；或者如史蒂文·沙维罗（Steven Shaviro）在他的一篇科幻故事中所说：“它思，故我曾在”（2016, 113）。 （英译：尼古拉斯·格林德尔［Nicholas Grindell］） ## 注释 [^f13-1]: MRI，即磁共振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imaging），亦称MRT（磁共振断层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tomography）。 ## 参考文献 Adams, Parveen. 1996. The Emptiness of the Image. London, New York: Routledge. Angerer, Marie-Luise. 2014. Desire after Affect. London: Rowman & Littlefield. Boucher, Marie-Pier. 2012. “Infra-Psychic Individualization: Transductive Connections and the Genesis of Living Techniques.” In Gilbert Simondon: Being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Arne de Boever et al., 92–109.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Campion, Jane. The Piano. 1993. New Zealand/Australia/France. Jan Chapman Productions. Cronenberg, David. 1996. Crash. Canada/UK. Telefilm Canada. ———. 1999. eXistenZ. Canada/UK. The Movie Network. Danowski, Déborah, and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2017. The Ends of the World. Cambridge: Polity. Denis, Claire. 1999. Beau Travail. France. Arte. ———. 2001. Trouble Every Day. France/Germany. Universal. ———. 2005. L’Intrus. France. Arte France Cinema. Ducournau, Julia. 2021. Titane. France/Belgium. Kazak Productions. Garland, Alex. Annihilation. 2018. UK/USA. Skydance. Haraway, Donna Jean. 1985. “Manifesto for Cyborgs: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1980s.” Socialist Review 80: 65–108. ———. 2016.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Hird, Myra. 2009. The Origins of Sociable Life. Houndmills, Basingstoke: Palgrave Press. Hong, Sun-ha. 2016. “Data’s Intimacy: Machinic Sensibility and the Quantified Self.” Communication +1 5, no. 1: 1–36. https://doi.org/10.7275/R5CF9N15/. James, William. 1904. “Does ‘Consciousness’ Exist?” Journal of Philosophy, Psychology, and Scientific Methods 1: 477–91. Malabou, Catherine. 2008. What Should We Do with Our Brain? New York: Fordham University. ———. 2019. Morphing Intelligence: From IQ Measurement to Artificial Brain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Massumi, Brian. 1996a. “The Bleed: Where the Body Meets Image”. In Rethinking Borders, edited by John C. Welchman, 18–40.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1996b. “The Autonomy of Affect.” In Deleuze: A Critical Reader, edited by Paul Patton, 217–39.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Ochsner, Beate, Markus Spöhrer, and Robert Stock. 2021. “Rethinking Assistive Technologies: Users, Environments, Digital Media, and App-Practices of Hearing.” Nanoethics. Accessed June 2, 2021. https://www.springerprofessional.de/rethinking-assistive-technologies-users-environments-digital-med/18731900. Parisi, Luciana. 2008. “Die Nanogestaltung des Begehrens“. In Gender goes Life: Die Lebenswissenschaften als Herausforderung für die Gender Studies, edited by Marie-Luise Angerer and Christiane König, 63–92. Bielefeld: transcript. Plant, Sadie. 1996. “The Virtual Complexity of Culture”. In FutureNatural: Nature/Science/Culture, edited by George Robertson, Melinda Mash, Lisa Tickner, Jon Bird, et al., 203–17. London: Routledge. Rieger, Stefan. 2019. Die Enden des Körpers: Versuch einer negativen Prothetik. Wiesbaden: Springer. Sauvagnargues, Anne. 2012. “Crystals and Membranes: Individuation and Temporality.” In Gilbert Simondon: Being and Technology, edited by Arne de Boever, Alex Murray, Jon Roffe, and Ashley Woodward, 57–7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Scheirl, Hans. 1998. Dandy Dust. Ukraine/Austria. Scott, Ridley. 1989. Alien. UK/USA. 20th Century Fox. Shaviro, Steven. 2016. Discognition. London: Repeater. Simondon, Gilbert. 2017 [1958]. On the Mode of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ofia, Zoë. 2000. “Container Technologies.” Hypatia 15, no. 2: 181–201. [Chapter 1, this volume] Stengers, Isabelle. 2015. In Catastrophic Times: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 Lüneburg: meson press. Truffaut-Wong, Olivia. 2018. “What Does The ‘Annihilation’ Ending Mean? The Shimmer Leaves Nothing Clear.” Bustle, February 23. Accessed July 16, 2023. https://www.bustle.com/p/what-does-the-annihilation-ending-mean-the-shimmer-leaves-nothing-clear-8284119. Wood, Sam. Kings Row. 1942. USA. Warner Bros. # 作者简介 **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Daniela Agostinho）** 奥胡斯大学传播与文化学院助理教授。她的研究领域为视觉文化与数字文化以及艺术研究与策展研究，尤其关注殖民档案以及有争议历史的照护与展示。她是 *(W)archives: Archival Imaginaries, War and Contemporary Art*（《（战争）档案：档案想象、战争与当代艺术》，Sternberg Press/MIT Press，2020）和 *Uncertain Archives. Critical Keywords for Big Data*（《不确定的档案：大数据批判关键词》，MIT Press，2021）的合编者。她与来自美属维尔京群岛、加纳、格陵兰（Kalaallit Nunaat）和丹麦的同事共同主持“修复性遭遇：艺术研究与修复性实践跨大陆网络”（Reparative Encounters: a transcontinental network for artistic research and reparative practices）。 **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 曾任波茨坦大学媒介研究教授、勃兰登堡媒介研究中心（ZeM）代理主任，以及研究生项目“感知：敏感媒介的知识”（Sensing: The Knowledge of Sensitive Media）发言人。她的研究聚焦于媒介技术、情动理论之间的关系，以及通过神经科学与媒介技术的参数对身体与大脑之内外的重新表述。她的众多著作包括 *Ecology of Affect: Intensive Milieus and Contingent Encounters*（《情动生态：强度环境与偶然遭遇》，meson press，2017）、*Desire After Affect*（《情动之后的欲望》，Rowman & Littlefield，2014；德文原版 diaphanes，2007），以及 *Timing of Affect: Epistemologies, Aesthetics, Politics*（《情动的时机：认识论、美学、政治》，与贝恩德·伯泽尔［Bernd Bösel］和米夏埃拉·奥特［Michaela Ott］合编，diaphanes，2014）。她的最新著作讨论非意识（Nonconscious）（meson press，2022），处理心智与机器之间同步过程的问题。 **埃莱娜·弗里绍（Hélène Frichot）** 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建筑、建造与规划学院建筑与哲学教授、设计学士项目主任。她曾任瑞典斯德哥尔摩皇家理工学院（KTH）建筑学院建筑批判研究主任。她近期的著作包括 *Dirty Theory: Troubling Architecture*（《肮脏理论：搅扰建筑》，AADR，2019）、*Creative Ecologies: Theorizing the Practice of Architecture*（《创造性生态：建筑实践的理论化》，Bloomsbury，2018）、*How to Make Yourself a Feminist Design Power Tool*（《如何让自己成为一件女性主义设计电动工具》，AADR，2016）。 **梅雷迪思·琼斯（Meredith Jones）** 伦敦布鲁内尔大学性别研究教授、社群与社会研究所所长。她是研究身体的女性主义学者，也是美容整形手术社会文化面向的专家——她与露丝·霍利迪（Ruth Holliday）和戴维·贝尔（David Bell）合著的 *Beautyscapes: Mapping Cosmetic Surgery Tourism*（《美丽景观：绘制美容整形旅游的地图》）获得2020年健康与疾病社会学基金会图书奖。梅雷迪思就流行文化、视觉性、时尚与具身性发表了大量著述。*Kardashians: A Critical Anthology*（《卡戴珊家族：批判文集》，与凯丝·伯顿［Kath Burton］和唐娜·布里恩［Donna Brien］合编）将于2024年由 Taylor and Francis 出版。她的播客《美的编年史》（Beauty Chronicles）可在 Spotify 及其他主要平台收听。梅雷迪思的专著 *Skintight: An Anatomy of Cosmetic Surgery*（《紧贴皮肤：美容整形手术解剖》）的修订第二版将于2025年由 Bloomsbury 出版。 **克里斯·奥特（Chris Otter）** 俄亥俄州立大学文理学院杰出历史学教授，在该校从事技术史、科学史、健康史与食物史的研究和教学。他著有 *The Victorian Eye: A Political History of Light and Vision in Britain, 1800-1910*（《维多利亚之眼：英国光与视觉的政治史，1800—1910》，Chicago，2008）和 *Diet for a Large Planet: Industrial Britain, Food Systems, and World Ecology*（《一颗大星球的饮食：工业英国、食物系统与世界生态》，Chicago，2020）。他目前的项目是一部关于地球技术圈历史的著作。 **保罗·格雷厄姆·雷文（Paul Graham Raven）** 作家、研究者和批判性未来研究实践者，其研究关注我们讲述的关于尚未到来之时代的故事，如何塑造我们最终所过的生活。他曾任玛丽·斯克沃多夫斯卡-居里博士后研究员（隆德大学），是期刊《未来》（Futures）编委会成员；他也是科幻作家与评论家，偶尔从事新闻写作与随笔写作，并与设计师和艺术家合作。他目前住在马尔默，与一只猫、几把吉他以及多到足以构成一项令保险失效的火灾隐患的书籍为伴。／paulgrahamraven.com **英格丽德·理查森（Ingrid Richardson）** 澳大利亚墨尔本皇家墨尔本理工大学（RMIT）媒介与传播学院数字媒介教授。她是数字民族志学者和现象学者，广泛关注人—技术关系与中介化的具身性，以及在这些语境中创新研究方法的应用。她是 *Ambient Play*（《环境游戏》，MIT Press，2020）、*Exploring Minecraft*（《探索〈我的世界〉》，2020）、*Understanding Games and Game Cultures*（《理解游戏与游戏文化》，Sage，2021）和 *Bodies and Mobile Media*（《身体与移动媒介》，Polity，2023）的合著者。 **海伦·朗廷（Helen Runting）** 建筑理论家、城市规划师与设计师，以及编辑。她是斯德哥尔摩建筑事务所 Secretary 的创始合伙人之一，该事务所探索建筑在人口尺度上促成有尊严之生活的能力。Secretary 的作品曾在瑞典各地以及第比利斯、墨尔本和东京广泛展出。海伦经常撰写批评、评论与随笔；她曾任教于塔林的爱沙尼亚艺术学院（EKA）、卡尔斯克鲁纳的布莱金厄理工学院（BTH），以及斯德哥尔摩的皇家理工学院（KTH）和国立艺术与设计大学（Konstfack）。 **汉娜·施梅德斯（Hannah Schmedes）** 波鸿鲁尔大学性别媒介研究博士候选人。她是锡根大学“自行车媒介：移动性的合作媒介”（Bicycle Media. Cooperative Media of Mobility）项目的研究人员，也是波鸿鲁尔大学研究生项目“纪实”（The Documentary）的准成员。她关于酷儿女性主义基础设施批判的博士论文，探讨性别政治如何被编码进基础设施与平台之中。她在波茨坦大学欧洲媒介研究专业的硕士论文题为“容纳：泄漏”（Containing: Leaks）；此前她在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获得文化研究与哲学学士学位。她是女性主义集体 Wiki Riot Squad 的成员，曾在该集体中主持关于维基百科发布政策与界面政策的写作工作坊。她近期的演讲与著述探讨了与性别和基础设施相关的多孔性、渗漏性与巫术等主题。 **佐伊·索福利斯（Zoë Sofoulis）** 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的退休跨学科研究者，长期关注高科技文化中的神话与象征。她早期的著述（以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之名发表）聚焦于科幻、赛博文化与电子艺术。她近年来则以在技术与工程占主导的领域——尤其是城市供水——中实际应用质性文化研究与人文视角而知名；在城市供水领域，她的论文帮助确立了一种关于大都市供水与需求管理的文化视角和社会技术视角。当陌生人问她是否有过孩子时，佐伊总是自豪地说：“没有，但我有过研究生。”其中一些人正是本书的撰稿人。 **约兰德·斯特伦格斯（Yolande Strengers）** 莫纳什大学（信息技术学院）新兴技术研究实验室数字技术与社会教授，领导“能源未来”（Energy Futures）研究项目。她的研究横跨数字社会学、科学技术研究和人机交互等领域。约兰德借助数字民族志与设计民族志技术，研究家庭中新兴技术——包括数字语音助手、人工智能和智能家居设备——的环境影响与性别影响。她近期的著作包括 *The Smart Wife*（《智能妻子》，The MIT Press，2020，与珍妮·肯尼迪［Jenny Kennedy］合著）和 *Social Practices and Dynamic Non-Humans*（《社会实践与动态的非人类》，Palgrave Macmillan，2018，与塞西莉·马勒［Cecily Maller］合编）。 **南娜·邦德·蒂尔斯特鲁普（Nanna Bonde Thylstrup）** 哥本哈根大学艺术与文化研究系晋升计划副教授。她的写作与教学聚焦于数据、机器学习与数字基础设施。她近期的著作包括 *Uncertain Archives: Critical Keywords for the Age of Big Data*（《不确定的档案：大数据时代批判关键词》，与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安妮·林［Annie Ring］、凯瑟琳·迪尼亚齐奥［Catherine D'Ignazio］和克里斯廷·维尔［Kristin Veel］合编，MIT Press，2021）、*(W)archives: Archival Imaginaries, War, and Contemporary Art*（《（战争）档案：档案想象、战争与当代艺术》，与达妮埃拉·阿戈斯蒂尼奥、索尔薇·加德［Solveig Gade］和克里斯廷·维尔合编，Sternberg Press，2021）以及 *The Politics of Mass Digitization*（《大规模数字化的政治》，MIT Press，2019）。南娜目前领导“数据丢失：数字社会中消失、毁灭与剥夺的政治”（Data Loss: The Politics of Disappearance, Destruction and Dispossession in Digital Societies），这是一个由欧洲研究理事会资助、关于数据丢失之政治与伦理的多年期研究项目。 **迪内什·瓦迪韦尔（Dinesh Wadiwel）** 悉尼大学社会学与犯罪学系社会法律研究与人权方向副教授。迪内什的研究兴趣包括批判动物研究与残障权利。他著有 *The War against Animals*（《对动物的战争》，Brill，2015）、*Animals and Capital*（《动物与资本》，Edinburgh UP，2023），并与马修·克鲁卢（Matthew Chrulew）合编 *Foucault and Animals*（《福柯与动物》，Brill，2016）。迪内什还与克莱尔·斯皮瓦科夫斯基（Claire Spivakovsky）和琳达·斯蒂尔（Linda Steele）合著了两份提交给澳大利亚“针对残障人士的暴力、虐待、忽视与剥削皇家调查委员会”的研究报告。他的论文发表于《文化研究评论》（Cultural Studies Review）、《安格拉基》（Angelaki）、《政治理论》（Political Theory）、《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和《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迪内什正在开展一项关于动物与国家的新研究项目。 ## 封底文字 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英格丽德·理查森、汉娜·施梅德斯、佐伊·索福利斯（编） 《容纳：承载、过滤、泄漏的技术》（*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of Holding, Filtering, Leaking*） 容器无处不在，无从逃避。从手提包到房屋，从木桶到数据库，从引人入胜的游戏世界到被厄休拉·勒古恩（Ursula Le Guin）称为宇宙的“星星之袋”，容器为生活与行动提供基础设施，同时扩展我们跨越空间与时间管理事物的能力。它们不仅塑造我们的生活世界：它们还形成并转化我们的身体与存在。 《容纳：承载、过滤、泄漏的技术》中的各章穿梭于技术、身体、本体论与想象之间，思考不同的容器技术、容纳策略与容器隐喻告诉了我们关于我们自身、以及我们如何与我们的世界相关联的什么。各位撰稿人共同参照佐伊·索菲亚（Zoë Sofia）关于容器技术的奠基性论文（2000），借助媒介与文化研究、社会史、建筑学以及哲学与社会科学中的后二元论路径，探讨容纳的阈限性——既作为承载，也超出承载。 www.meson.press ISBN 978-3-95796-218-8 # 版权与译本说明 **《容纳：承载、过滤与泄漏的技术》（非官方中文译本）** ## 纪念 谨以此书纪念玛丽-路易丝·安格雷尔（Marie-Luise Angerer，1958–2024）。献给玛丽-路易丝，是她的慷慨与思想上的开放使本书得以问世。她为思想开辟新空间的独特能力、她无条件的鼓励和富有感染力的笑声，将继续在我们以及她所触动的许多人的生命中回响。 ## 原书信息 - 原书名：*Containment: Technologies of Holding, Filtering, Leaking* - 编者：Marie-Luise Angerer、Ingrid Richardson、Hannah Schmedes、Zoë Sofoulis - 出版社：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 Lüneburg），2024 年 - ISBN：978-3-95796-218-8（印刷版）；978-3-95796-219-5（PDF） - DOI：10.14619/2188 - 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containment/（译自开放获取 PDF：978-3-95796-219-5-Containment-OA.pdf） - 原书设计：Torsten Köchlin、Silke Krieg；封面图像：Katja Davar，*Your Mobile Soul 3*（外部内容，未收录）；文字编辑：Rowan Coupland - 原书许可：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SA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原书声明：凡标明为外部内容的材料（图像、照片、图表等）另有版权与许可，不在 CC BY-SA 4.0 许可范围之内；本译本不翻译或复制这些外部内容，仅以说明性文字标注其位置。 ## 目录（据原书） | 章 | 标题 | 作者 | |---|---|---| | — | 导论（Introduction） | Ingrid Richardson、Zoë Sofoulis | | 1 | 容器技术（Container Technologies） | Zoë Sofia | | 2 | 回望容器（Containers, Retrospectively） | Zoë Sofoulis | | 3 | 容器本体论（Container Ontologies） | Chris Otter | | 4 | 承载与被承载：作为容器技术的手提包（Holding and Being Held） | Meredith Jones | | 5 | 悖论性容纳：包装的双重外部化与元系统假体的过度延伸（Paradoxical Containment） | Paul Graham Raven | | 6 | 为未来夏娃所缠绕：女巫式基础设施与破损的机器（Haunted by the Future Eve） | Hannah Schmedes | | 7 | 中央商务区的高层生活：容器主体性（High Rise Living in the CBD） | Hélène Frichot、Helen Runting | | 8 | 被容纳：动物禁锢之所（Contained: Sites of Animal Confinement） | Dinesh Wadiwel | | 9 | 游戏的（不）可容纳本体论（The (Un)containable Ontology of Games） | Ingrid Richardson | | 10 | 数字语音助手的容纳与去容纳（Containment and Decontainment of Digital Voice Assistants） | Yolande Strengers、Zoë Sofoulis | | 11 | 纠结的亲密：在与数据集的遭遇中调谐于残余（Vexed Intimacies） | Daniela Agostinho、Nanna Bonde Thylstrup | | 12 | 在凌乱地面上的“自我”容纳（"Self"-Containment on Messy Grounds） | Marie-Luise Angerer | （目录已与原书 PDF 核对。书中另有“从容器到容纳”“承载”“过滤”“泄漏”四个部分标题：第 1–3 章属“从容器到容纳”，第 4–6 章属“承载”，第 7–9 章属“过滤”，第 10–12 章属“泄漏”。） ## 译本声明 本译本为非官方中文译本，未经原出版社或各章作者审定，译文中的任何错误由译者负责。原书编者、作者及出版社不对本译本背书。 依据原书 CC BY-SA 4.0 许可的“相同方式共享”条款，本译本同样以 **CC BY-SA 4.0** 许可发布：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hans 。相对原书的改动：将英文正文译为简体中文；参考文献条目保留原文；第三方外部内容未予收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