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危机国家 # 支持开放获取 在开始阅读本书之前，请花一点时间，考虑向独立非营利出版社 punctum books 捐款。 https://punctumbooks.com/support/ 如果你正在阅读电子书，可以点击下方图片直接前往我们的捐助网站。无论金额多少，我们都心怀感激；每一笔捐款都能帮助我们的“愚人船”继续漂浮。热心读者的捐助，也能帮助我们保持共有领域的开放，并培育那些在别处找不到友善港口的新作品。没有你的支持，我们的冒险便无从继续。 开放获取万岁。  # 版权与许可 《危机国家：治理、抵抗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版权 © 2016 Jeff Shantz。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CC BY-NC-SA 4.0）。这意味着，你可以以任何媒介或格式复制和再分发本作品，也可以对其进行重新混合、改编并据以创作，但须明确标示作者与编者的署名（不得以暗示作者或 punctum books 认可你及你的作品的方式署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作品用于商业获利，并且对任何重新混合或改编作品，均须以相同许可分发。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2016年由 punctum books 首次出版，银河系，地球。 www.punctumbooks.com ISBN-13: 978-0988234086 ISBN-10: 0988234084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数据可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 书籍设计：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 危机国家 ## 治理、抵抗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 杰夫·尚茨（Jeff Shantz） punctum books · 2016 中文初译 v0.1 # 目录 [第一章 当今的危机状态](#ch01) [第二章 国家与资本：从计划型国家到危机国家](#ch02) [论计划型国家](#ch02-s01) [扩张国家，扩张危机：论危机国家](#ch02-s02) [治理与抵抗：从计划（到）危机](#ch02-s03) [危机国家与所有人的不稳定处境](#ch02-s04) [结论](#ch02-s05) [第三章 危机时代的抵抗：如今我们全都成了非法者](#ch03) [没有回程的时光机：计划型国家及其怀旧者](#ch03-s01) [“我们无法被治理”：拒绝的条件](#ch03-s02) [关于暴力的说明](#ch03-s03) [走到一起：新的重组](#ch03-s04) [走向斗争中的肯定性](#ch03-s05) [第四章　斗争的积极内容：自主增殖](#ch04) [自主增殖](#ch04-s01) [从价值到价值观](#ch04-s02) [第五章　从社会化劳动到社会化福利](#ch05) [社会化福利与社会主义？](#ch05-s01) [从社会化劳动到社会化福利](#ch05-s02) [那些以“S”开头的词：社会化劳动与……社会主义？](#ch05-s03) [没有保证](#ch05-s04) [组织](#ch05-s05)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第一章 当今的危机状态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界定当前这个时期，那就非“*危机*”莫属。从摧毁了数百万人生活的经济危机，到折磨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从侵蚀人们希望的信心危机，到威胁地球上生命本身的生态危机，再到影响这一切的合法性危机，危机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关键词。说我们正生活在一种危机状态之中，并没有错。其他能够道出时代基调的词语还有*紧缩*、*不稳定处境*、*新自由主义*、*不安全*与*风险*。这些词都与危机密切相连，并助长了危机令人窒息的氛围。它们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有了具体形态。 这种危机状态以多种经济重组形式出现，包括裁员、弹性化、准时制生产、工作场所关闭与撤离、劳动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化；它也以社会重组形式出现，包括削减社会服务、撤除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私有化、社会性匮乏和紧缩政策，以满足企业所有者、银行家与投资者的要求。政治危机伴随并促成了这些变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选举框架的“别无选择主义”（在美国，则是共和民主两党合为一体的、两面一党的体制），以及面对企业的傲慢与违法行为时，以“大而不能倒”为由表现出的畏首畏尾。与此同时，警察日益军事化（他们杀人却不受惩罚），立法被用来惩罚“坏思想”，边境被纳入安全化治理，反恐战争则追逐着以道德恐慌为基础的种种恐惧。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与极端能源开采和采掘 业相关的环境危机，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战争与冲突。（这些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深刻地内在于社会之中，但在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世界观中，却被神话般地说成外在因素。） 正如社会评论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已具有一种“世界法则”的性质，至少对我们的主人们而言是如此（2012, 4）。然而，尽管主流经济、政治与媒体话语制造出一种感觉，仿佛危机不可解释、不可阻挡，超出了人类的控制，但这些危机无不根植于具体的社会行动、政策、实践和愿景之中。它们都是数十年来展开的更广泛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也都推动着这些斗争。它们有具体的起源，在许多方面也有具体的意图。它们产生于、促成了，乃至构成了社会冲突与控制不断变动的场域，以及围绕资源与责任展开的斗争。人类关怀与福利的未来悬于其上；它们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社会性与互动的性质。 国家一直是制造社会危机*最典型的*工具。在根本上，它通过制造死亡来做到这一点，而国家的历史说到底正是这样一部历史。但国家还有其他制造危机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构造匮乏（这也始终是国家在根本上所做的事）。另一些方式包括贬抑人群，使其处于低下地位，并将他们彼此分隔。这些方式往往相辅相成：匮乏是一种被构造出来的处境，强加在那些被贬低的人身上，而这些人事实上可能参与了剩余的实际生产。国家的一项根本过程与目标，是对人口加以分类和分割，尤其是试图把人们分成正常者与越轨者（因而也是可疑者）。国家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把规范强加于全体人口的制度（Badiou 2012, 92）。而在当前时期，这些规范就是危机与不稳定的规范。 国家掌握的工具人所共知：警察暴力、拒发证件、拒绝提供服务、臭名昭著的必要资源削减、拘禁与行动 限制，等等。惩罚“坏思想”。监视与道德规训。告诉女性什么能穿、什么不能穿。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生活在危机状态之中的感觉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危机标记着我们的生活条件、相互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的感受。另一方面，尽管人们较少感知、更少谈及，我们时代的多重危机也确实根植于国家组织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之中。而这些危机国家塑造人类生活与互动的方式，又进一步关联着积累与剥削的过程，后者又加深了危机状态和危机国家。 危机是通过摧毁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建立起来的共享集体资源而实现的，同时也以这种摧毁为目标。这包括摧毁或削弱我所称的工人阶级抵抗基础设施，如工会、社区中心、政治团体等（Shantz 2010）。危机也通过抹黑那些全面反对国家与资本意识形态的思想而发生，其中最显著的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包括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的表达。 巴迪欧讽刺地把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危机归结为一个极小的寡头集团，也就是一帮匪徒的所作所为（2012, 12–13）。用他尖刻的话说，危机无非是资本黑手党的粗暴命令，各色政府在这些命令面前屈膝俯首、战战兢兢。这些命令大致如此： > “把一切都私有化。取消对弱者、孤独者、病人和失业者的帮助。除了银行，取消对所有人的一切援助。不要照顾穷人；让老人死去。降低穷人的工资，却降低富人的税负。让每个人都工作到九十岁。只给交易员教数学，给大业主教阅读，给当值的意识形态家教历史。”而执行这些命令，事实上将毁掉数百万人的生活。（2012, 13） 在一些试图解释危机的人那里，出现了“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这是一种在范围和规模上都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据说它绕过或摆脱了国家权力，也据说是一种新颖的资本主义。然而，恰当的考察表明，这种资本主义重演了许多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而且像以往一样，它通过国家的具体运用而做到这一点，国家始终以各种形式介入并在场。没有国家，任何资本主义及其市场都不曾成为可能，今天也一样。正如阿兰·巴迪欧指出的，被大肆吹捧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马克思在150多年前谈论过的“世界市场”吗？在巴迪欧看来，“从根本上说，今天的世界，恰恰就是马克思以一种卓越的预见、一种真正的科幻小说般的方式，所预告的资本主义非理性且实在骇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展开的世界”（2012, 12）。巴迪欧认为，我们现在甚至已经越过危机时期，深入了野蛮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抗这一时代的唯一希望。 在通过社会手段制造危机的过程中，国家恢复了马克思所称的资产阶级执行机关的角色。这样说时，有必要澄清：国家并不是以工具性阴谋的方式，为某个具体参与者谋求某种具体结果，例如为这个或那个资本家，或为沃尔玛而非塔吉特谋利。相反，它所致力于建立的，是总体而言最有利于资本积累与剥削（盈利）的条件。 危机的普遍化，或者说社会化，使劳动者陷入绝望与依赖。它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容易被迫在最不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劳动。在没有其他选择的处境中，它确立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质。一个人若想活下去，就只能在别人给出的任何条件下工作。他不会坚持争取，也不敢要求更好的条件。这就是不稳定处境普遍化、社会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根据赤裸生命理论家乔治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说法，权力“如今除了紧急状态以外，已不再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合法化依据”（2000, 6）。权力“在各处、持续不断地 提及并诉诸紧急状态，同时又暗中致力于制造它”（Agamben 2000, 6）。正如阿甘本所问：“一个只有以紧急状态为基础才能继续运转的体系，怎么可能不也有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种紧急状态呢？”（2000, 6）这就是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生活：不稳定，受到威胁。而国家实践在不断扩大对精英以外所有人的紧缩要求时，也愿意把暴力与残酷推至极端。 对于那些受危机伤害最深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反对危机的人（这两者并不总是同一批人），国家准备了格外暴力、甚至残酷的对待。近年来，从对贫困社区实行全面警务管控，在“严厉打击犯罪”的“破窗”意识形态下展开行动，到大规模监禁，再到警察实施法外暴力乃至公然当众处决，穷人和被种族化的社区、处于不稳定处境者的共同体，都遭受了全面进攻。 这个时代的基调，即公开、毫无歉意、赤裸裸地施加国家暴力，以及被支配者勇敢地奋起反抗，或许最有力地体现在警察杀害迈克·布朗（Mike Brown）之后的弗格森反抗之中，也体现在此后出现的反抗与起义之中。尤其是在纽约警察当众杀害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且过程被录像记录之后，这些行动汇聚在“#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旗帜下。大量没有武装、并不构成威胁的黑人，包括男性、女性和跨性别者，遭到杀害；这些事件得到了必要的公众审视与回应，也揭示出危机国家的根本性质：它随时准备不作解释地杀人，把危机带给贫困、边缘化的工人阶级个人与共同体。与此同时，那勇敢、清醒、毫不退缩的反对，虽然常常毫无防护，却始终表达真诚，并在关怀和团结中传递温暖，构成了新抵抗中最鼓舞人心、最有希望、最深刻的范例之一。面对只能称为恐怖暴力的行径，面对毫无良知的国家杀戮力量真实而迫近的 存在，这些运动确实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期待。面对一个杀人的国家，它们呈现出正在形成的、具有建设性的共有领域。 阿兰·巴迪欧在反思当前这个骚乱时代时，认为现阶段类似于欧洲1848年之后的时期。这是被压服者的解放力量重新兴起的时期。与1848年一样，一个重新觉醒的时期，正在从统治阶级宣扬“历史终结”的凯旋主义与反动时期中浮现。 如果我们身处国家与资本的野蛮时代，而我们时代的危机已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追问：走出危机的出口会在哪里打开？过去人们在社会主义中寻找对抗野蛮的力量，如今又提出了什么与之相当的事物？ 这十年间的动员采取了反抗支配的起义形式，并表现出一种意愿，有时甚至是一种决心：走到合法性或守法性的限制边界之外。无论是围绕各种议题举行的另一种全球化示威中的黑色方阵（black bloc）组织，还是回应警察处决社区成员而发起的“#BlackLivesMatter”运动，都让强调自主性的政治重新焕发生机。这是一种自主增殖（self-valorizing）的推动力，它不受国家主义政治边界的限制。起义主张自我关怀与社会福利，超越国家的要求，超越按照国家条件进行的合法或和平抗议。它们也提出要求和组织实践，超越传统国家主义与选举政治的改良主义诉求。 这些新的起义不仅在基调与声调、战略与战术、视野的广度上更新或创新了政治，也创新了组织方式。当今运动的组织方式是去中心化的、水平的、非等级的、参与式的和反权威的。它们通常具有自主性，不依附于特定政党或政治结构，由自身决定方向，而不是由中央机构、理事会或执行层管理。它们灵活，也富于扩展性。 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新的反危机运动表达了“没有人是非法的”和反边境运动所主张的、自我认同、自我决定、开放的后公民身份归属； 表达了“不再沉默”（Idle No More）和原住民起义所主张的反殖民主权；表达了新穷人运动毫不道歉的自主增殖行动、拒付房租和抵抗止赎行动对财产制度的挑战、生态正义和深绿运动的破坏性抗争、无政府主义坚定提出的替代选择，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政治提出了新的方案，也各自提出了新的抵抗基础设施。虽然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些新的爆发已经在危机时期，以许多令人震动和振奋的方式，把掌握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制度和组织，把国家与资本本身，带入了它们自己的危机。这意味着抵抗与社会转型的政治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正在以自由民主语境下数十年未见的方式，改变政治斗争的场域。 # 第二章 国家与资本：从计划型国家到危机国家 尽管主流话语试图把国家与资本、或者国家与所谓自由市场（即便没有别的自由，至少也不受国家干预）说成截然不同乃至彼此对立的两方，但没有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强化，资本主义市场就从未发展起来，事实上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一方面，市场从根本上依赖国家暴力，剥夺，也就是窃取当地居民的土地与资源，驱逐那些想要拿回土地与资源的当地居民，并使人们陷入绝望与依赖，以至于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至少自圈地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资本需要国家通过立法与暴力，强制确立它的所有权、它剥削劳动的条件、它对集体劳动产品的私人控制，等等。同时，国家还须确立一套道德准则，使被剥削、被剥夺者即便心有不甘，也接受游戏规则、劳动条件以及不平等的“自然性”等等。这既包括禁止偷窃和自行重新分配资源，也包括在道德上劝诫人们安于自己的命运，不要起来反抗（有限的、拘泥于法律形式的抗议除外）。 简言之，如果没有国家，被剥削、被压迫者既不会接受自己遭受的剥削与压迫，也不会把反抗局限于经济和政治权势者规定的手段与目标。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工作，对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资源分配、剥削和积累条件都至关重要。这些任务大多交给国家承担，而没有成为资本和市场的私人事业（也没有由它们付出高昂代价）。正如阿莉萨·德尔雷（Alisa Del Re）指出的： > 国家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历史上，它调节积累过程与人口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适配。现代国家控制着工资劳动的分配、劳动的具体分配以及由此涉及的资源中固有的冲突。(Del Re 1996, 102) 一个相关的问题也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再生产。通常，工人阶级的照护与再生产被私有化了（被置于核心家庭这一形式之内），而使当代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生产下一代工人的成本，则由工人阶级自己承担。围绕这一成本的谈判、对承担这一成本的拒绝，或者要求资本偿付这一成本，伴随着各种反叛与抵抗。20世纪中叶的社会运动往往围绕这些再生产问题展开（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等）。 由国家管理的、这些过程之间可行的平衡，“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得以延续的条件”(Del Re 1996, 102)。正如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克·戴尔-威斯福德（Nick Dyer-Witheford，1999）指出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也越来越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再生产活动视为理所当然。在他看来：“为确保提供劳动所需的适当身心，并对其加以规训，资本被迫有系统地把它的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这种控制通过国家那如同利维坦的结构来实现”(Dyer-Witheford 1999, 100-101)。 而这一切发生于围绕集体资源的分配与控制而展开的社会斗争之中，并通过这些斗争实现。 民主的面具不应遮蔽这些社会关系。正如巴迪欧（Badiou）所说，民主实际上不过是赋予某种国家制度的名称；这一制度尤其适合让构成统治寡头集团的各派，在一些共同认可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议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仇视替代方案）下和平共处（2012, 28）。当下的斗争开启了另一种横向的、参与式的民主观念，并推动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实践。与此同时，包括左派自身、反对阵营内部在内的强大力量，仍力图把反抗约束在议会式的“民主”形式之内（社会民主主义那些陈旧的形式，仍以加拿大新民主党或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形式延续）。 ## 论计划型国家 在20世纪上半叶，激进工人阶级运动的威胁，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权利型国家转向计划型国家，或者说社会公民权国家（Dyer-Witheford 1999）。在权利型国家中，政府活动主要限于保障自由市场运行的条件。计划型国家的安排则包括各种福利国家措施，人们往往把这些措施称作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计划型国家的出现，是对劳动管理问题以及资本尽可能管理积累这一需要的回应，而且始终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它尤其应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萧条、战争、重建），以及一种替代方案、或者被认为是替代方案的东西的存在（无论它多么不完善）。对于积累与再生产的社会管理，以及对于价值提取或剥削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管理，也被概括在福特主义这一概念之中（大规模生产、劳资和平以及大规模提供社会服务）。 计划型国家的条件，把增长中的劳资“和平”与生产稳定，同将剩余价值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机制联系起来（当然包括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但更广泛地说，也包括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福特主义的安排。 在计划型国家之下，国家通过学校、医院、福利计划和失业保障等制度网络，管理劳动力的再生产（Dyer-Witheford 1999）。这通常被称作福利国家。针对“公民获得生存资料的不安全状态”而兴起的运动，推动国家对人口承担更广泛的责任（Del Re 1996, 102）。福特主义关系下的这些福利结构，建立在“工资关系规范的再生产”这一逻辑之上（Vercellone 1996, 84）。这一切都发生在大规模生产主义的框架内。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因为计划型国家的学校、医疗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给付，培育了福特主义时代密集的科技发展所必需的、越来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温顺的‘人力资本’”(Dyer-Witheford 1999, 101)。进入受保障者的领域，以参与增长过程为前提。 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福利国家措施，“代表着收入与社会服务分配的一种形式”(Del Re 1996, 101)。其中一部分，是从生产领域向再生产领域的一次关键转移；在后一个领域中，“受到保障与控制的（虽不与生产直接相连，却仍以生产为目的）是个体的再生产”(Del Re 1996, 101)。而且，个体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 然而，正如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指出的，随之出现的，是国家向不断扩大的社会生活领域伸展。从消费实践、休闲活动，到上学、个人卫生或者公共场所裸露，国家都在确立有关正常化（以及偏离常规）的惯例和体制。 社会公民权国家，或者说计划型国家，“以行政方式分配合法性，使弱势阶级重新被纳入一个有保障的共同体的虚构之中，代价是放弃差异所具有的潜在颠覆性”(Illuminati 1996, 176)。 这一交易也强加了特定的行动规则，把反对活动约束在特定的法律与道德框架之内。因此，计划型国家还伴随着各种道德恐慌，以及对工人阶级和穷人中偏离常规行为的治安管控。 计划型国家使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政治性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国家的健康与财富，显然并且日益依赖于人口的健康（Lorey 2015, 25）。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取决于人口的“幸福”（人口本身由此成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存在）（Lorey 2015, 24）。用德尔雷的话说：“当世俗的团结原则取代宗教的团结原则时，福利国家便确立起来。其观念是，所有公民都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便他们的人生经历从不利的初始机会出发，本来不会允许他们过上这样的生活”(1996, 101)。但这种保障从来不是平等或均衡地分配的，而且它建立在特定人口群体的不稳定处境之上；人们所寻求的保护，正是针对这些群体的。 计划型国家从未克服或终结不稳定处境，也从来不是为此而设计的。相反，它旨在管理不稳定处境（主要是以能够抵挡起义的方式）。在计划型国家安排存续的整个时期，不稳定处境的威胁一直被用来换取产业工人阶级的服从。 ## 扩张国家，扩张危机：论危机国家 1960年代和1970年代规模浩大的社会斗争，包括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开始侵蚀计划型国家的基础。正如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尔-威斯福德所说：“工人、失业者、福利领取者、学生以及少数群体的运动，开始对庞大的社会行政体系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越过了资本主义逻辑设定的界限”(1999, 101)。 从十分切实的意义上说，对生活与福利的关切曾构成战后历史性妥协中工人阶级这一方的诉求，如今这些关切却与资本强化积累和剥削的要求相冲突（后者超出了劳资和平承诺所能带来的收益，而到1970年代中期，基层工人运动也越来越拒绝这种和平）。 从盈利能力的角度看，社区与运动日益增长的要求，为资本带来了过于高昂的成本。更令资本不安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中，对经济和社会生产本身实行控制的诉求正在成形。这些诉求在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72年魁北克总罢工中得到了戏剧性的表达；而在1965年至1975年这十年间不断高涨的罢工浪潮中，它们也以更为日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正式渠道内，工人阶级的主张表现为要求增加福利国家的给付，也扩大其覆盖范围。用戴尔-威斯福德的话说： > 对于北美和欧洲资本而言，这些侵入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工厂基层的斗争和国际竞争已经在挤压它们的利润率。它们的回应，是抛弃战后的社会契约、拆除计划型国家，摧毁自己已无法控制的东西；这构成了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重组攻势的一部分。(1999, 101) 拆除计划型国家安排、瓦解福利国家措施的行动，是在如今恶名昭彰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内开展的。其*运作方式*是紧缩，其影响则是贫困增加、无家可归现象扩散，成为全国性的危机，同时财富鸿沟日渐扩大，贫富差距不断拉开。 最近，有些人开始担忧中产阶级的衰落，而这实际上是给工人阶级日益加深的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安上了一个错误的名称。 经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的这种国家形式，实现了对危机的社会组织。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所言：“在政府领域，计划型国家被‘危机国家’取代，这是一种通过创伤实施控制的体制”(1999, 76)。这种创伤以如今已经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紧缩、不稳定处境、削减社会服务、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贫困、无家可归、军事化警务、将异议入罪，等等。在危机国家之下，国家从根本上说，是通过规划危机，或者更通常地，只是任由从属阶级内部发生危机，来实施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反映出资本持续变化的努力：重新安排生产关系，重新改造劳动的组织，以提高盈利能力（并恢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危机国家的出现，是积累形式转变的一部分，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诸项工程的一部分， > 在这些工程中，在世界各地的某些部门，资本正在摆脱对大规模工业的依赖，转向新的生产形式；这些形式涉及更加非物质化、更加控制论化的劳动，灵活而不稳定的就业网络，以及越来越从文化和媒体角度来界定的商品。(Hardt 1996, 4) 这也就是或许过于频繁地被称作“生产的后现代化”的东西。这些新的生产形式（弹性化、不稳定劳动、准时制生产、计算机化、精品经济、网络化生产），标志着与福特主义劳动能力大规模集中的安排（大型工作场所中的稳定工作和集中化生产形式）之间的根本断裂。 戴尔-威斯福德认为，在后福特主义阶段，社会工厂的福特主义组织方式遭到拆解，这一阶段“必须被理解为一场旨在瓦解社会不服从的技术和政治攻势”(1999, 76)。 技术方面，是通过工作重组（弹性化、准时制生产、全球化与资本罢工、劳动的不稳定化）来实现的，目的是追求新的积累形式。例如，这些就是去工业化与高科技新经济所体现的转变（工作场所的计算机化提高了盈利能力和剥削程度，同时也确保了所谓的精简裁员、临时就业、摧毁工会等等）。政治方面则表现为危机国家最剧烈、也最令人不安的形式：从“法律与秩序”式警务和“毒品战争”，到大规模监禁（这些做法绝大多数都针对持异议的、被种族化的社区），再到无家可归状态本身的暴力，以及以“破窗”治安政策之名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实施的打击。这里也可以包括将异议入罪，以及惩罚反对派政治运动。 其社会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这正是预期效果。英国的撒切尔（Thatcher）、美国的里根（Reagan）和加拿大的马尔罗尼（Mulroney）所表达的反动立场，宣告了对社会本身的否定。撒切尔公开宣称：“社会并不存在。”危机国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旨在拆除那些对社会大多数成员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但资本与国家行动者都把这些资源视为成本高昂的负担）。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 > 一方面，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减开支，系统性地颠覆福利国家，大幅削减社会工资，清除民众控制的局部阵地，并攻击任何使劳动免受市场规训力量支配的保护措施。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重新转由个人与家庭承担。随着企业精简裁员和自动化把越来越多的工人排挤出生产过程，从而扩大失业与贫困者的队伍，增加福利领取人数并减少税收，这一转移对资本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999, 101) 这些做法通过重新组织工作、重新确立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主张，以及使人们在没有福利国家措施作为社会性替代保障的情况下依赖劳动力市场，为强化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资源本身被私有化，变成提取价值和获取利润的机制。按照撒切尔式的做法，社会被宣告过时，剩下的只有个人与家庭。作为这一点令人痛心的表现，我们还可以想起众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者：他们把贫困社区中的贫困、入罪、大规模监禁、成瘾和暴力，统统归咎于“家庭的瓦解”（见 Elder 2001; 2012; Moynihan 1986; Wilson 1993; 1997; 2010）。 新自由主义紧缩体制下的削减议程，催生了一种理论思路：它提出，国家在规模、功能和资金方面都缩减了，成为一种精简型国家。与其使用“精简型国家”这一说法，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危机国家的讨论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精简型国家”的称谓暗示国家已经收缩，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加被动。它还暗示，只要拥有资源，只要国家是健壮的而不是精简的，国家就会用于提供社会和个人支持。这些描述都不准确。所谓精简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积极干预的国家，对于满足人的需求或提供保障毫无兴趣。“危机国家”这一称谓抓住了当代国家的真实精神：它经常出手干预，把大批人口推入危机。 然而，危机国家紧缩政策中广为人知的削减，只是造成广泛社会危机的方程式的一部分。正如戴尔-威斯福德（1999）指出的，危机国家之下新的治理体制具有双重性质，而对精简型国家的分析只抓住了其中一面。 然而，危机国家转型的另一面，同样普遍，对资本同样重要。这就是对公开实施镇压的机构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资金支出。在鼓吹削减的人看来，并非所有国家项目都一视同仁。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另一方面，那些对于保护积累必不可少的国家职能，例如安全机构或对高科技投资的补贴，则得到强化”(1999, 101-102)。 削减议程是危机国家中精简型国家理论家倾向于关注的一面，但这也往往使人以为，国家正在缩减。相反，社会供给这一领域的削减，伴随着镇压职能的增长。〔译注：此句原文为“but this has meant, as is too often assumed, that the state is being reduced”，其措辞与紧接着强调镇压职能扩张的句子存在张力；这里将其理解为人们由削减议程产生的国家缩减印象。〕 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缩小的主张，这个自里根以来共和党人最喜爱的说辞，被揭示为一个幻象。共和党意识形态假装承诺缩减政府，以削减开支或让官僚别再给人们添麻烦的民粹诉求作为掩护；现实却是，从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政府实际上增加了政府支出，并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但它们是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这样做的，这些方式适合于新的积累与调节体制。 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执政记录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危机国家政策积极干预的特征，看出它所做的是运用政府行动，而非缩减政府行动。里根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头号神祇；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他在共和党竞选活动里（联邦和州两级）一再作为核心人物出现。作为“小政府”和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偶像，里根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常被援引。此后，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府（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布莱尔、卡梅伦等等）实行危机国家治理时，都以里根的做法为模板。实际上，连他的名字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种称呼的基础：“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最初，这个名称比现在更常见的“新自由主义”一词更流行、使用更广）。或许更令人难忘的是，把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早期表述称为“巫毒经济学”的，恰恰是里根曾经的对手、后来的竞选搭档和继任者乔治·H. W. 布什（George H.W. Bush）。 然而，即使只是粗略看看他的实际执政记录，也能发现这个被神化的里根经济学偶像完全是一种歪曲，是改写里根时期危机国家治理历史的编造。 里根愿景的所有标志性主张，包括更少的政府、更少的税收、财政责任、私有化和削减社会服务，真正落实的只有后两项。或许它终究就是巫毒经济学。 如果看看里根任内的经济问题，真实的情况便很能说明问题。1981年1月里根就职时，最高税率为70%。他离任时，这一税率已降至28%（Spicer 2012）。给富人减税的结果，是联邦政府来自这些税源的收入减少。但里根并没有削减政府预算。他实际上试图增加联邦收入，只不过是让工人阶级而非资本（以及他的商界盟友）来承担。他提高了工资税，也提高了收入分布中最低两个五分位群体的税率。里根远不像神话坚持宣称的那样，是一位减税英雄；事实上，他在任内11次增税（Seitz-Wald 2011）。在他执政的8年里，有7年实际加了税，而这些增税给工人阶级中的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的感受最为严重、最为痛苦。一面是增加工人阶级的税负，一面是削减工人阶级所需的基本服务和项目，两者构成夹钳，把他们夹在紧缩、危机、焦虑与绝望之中。 里根也应对美国债务危机承担很大责任；这场危机源于他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给富人减税。里根上台时，经济刚经历衰退，国债为9000亿美元；到他离任时，美国国债已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2.8万亿美元（Noble n.d.）。这当然给银行家带来了好处，同时也成为向工人阶级与穷人施加更多紧缩与危机的有力意识形态借口。就支出而言，1985年联邦开支占GDP的22.9%，是从1962年到乔治·W. 布什时代这段时期内的最高水平（Spicer 2012）。 与这一切相伴的，是里根任内失业率的上升。失业率从他就职时的7.5%跃升至一年后的11%；此后，里根为使失业数字看起来不那么糟糕，改变了失业的衡量方式，此举臭名昭著。 就业后来确有回升，但主要表现为收入较高的稳定岗位，转变成服务业中收入较低、不稳定的岗位。 里根的积极干预还包括对工会的打击，而这或许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上任仅几个月后的1981年8月，里根便介入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劳资争议，公开代表资本行事。尽管新自由主义声称政府必须置身经济之外，让“看不见的手”来决定，里根却公开站在企业一边，解雇了11,345名没有结束罢工并重返工作岗位的PATCO（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工人。 然而，尽管历史记忆有所歪曲，这些全都是危机国家管理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它们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社会的重新改造，以及社会财富向上的再分配。国家非但没有缩减或退场，反而一直是实现所有这些社会重整的关键工具。 在危机国家之下，“政府机构只要服务于民众的目的，就被解散；但作为资本的强制和行政手臂，则被保留或扩大”(Dyer-Witheford 1999, 102)。因此，紧缩体制下的军队与警察预算不断增长。里根这位新自由主义的成本削减者，也以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幅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使之达到美国自越南战争高峰期以来未见的水平，显示出危机国家对国家军事机构的执着。也正是里根这位政府缩减者，增设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其预算接近900亿美元。 从里根开始，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缩减者，主持了刑罚机构的大规模增长，以至于如今人们谈论的是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PIC）和监禁社会。这反映了危机国家安排中冷酷的双重逻辑：人们被置于越来越不稳定的处境，因而也被认为越来越需要在一个扩展了的、彼此联结的监禁体系中受到监视、规管和拘束。用戴尔-威斯福德的话说： > 当整个人口阶层被切断支持时，针对穷人、赤贫者和被隔离在贫民区中的人所实施的技术密集型警务，便用来压制潜在的社会失序。在那些被认定越轨而定罪的人周围，信息控制之网无情地越收越紧。(1999, 102) 这把打压穷人与种族化镇压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围绕福利欺诈、靠社会救助“揩油的人”、纠缠式乞讨等问题，人为制造出虚假的危机。这些假危机被用作理由，削减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福利政策上的社会开支（福利、补贴住房、租金管制等等）；它们也成为借口，用来加强对同一批个人和社区的监视与规管。因此，在若干辖区，削减社会福利的同时，对监视、监测和规管机制的支出却大幅增加，以监督和调查穷人及福利领取者。这包括设置福利告密热线这类令人厌恶的做法，让邻居和家庭成员能够告发那些欺骗制度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告密热线几乎没有找到福利欺诈的证据（建立热线的成本比实际追回的款项高出数倍）。 与此同时，这些做法往往通过种族化、乃至公然种族主义的话语来推行。因此，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福利的削减，伴随着“福利女王”等种族主义神话；里根在与卡特（Carter）竞争的选举活动中，为这种神话提供了模板。老布什上台后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加码加入“快克可卡因婴儿”（crack babies）这一额外威胁。这些神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支撑削减面向工人阶级的社会服务的呼声，也为针对贫困和被种族化社区发动的毒品战争，以及这场战争给这些社区及其成员强加的持续危机，提供了支撑性的形象。 奈格里（Negri，1988）在描述从计划型国家到危机国家的转变时，也借用了马尔库塞（Marcuse）关于从“福利国家到战争国家”转变的说法。 如果发动了一场“毒品战争”或“贫困战争”，最后却出现军事化警务和装甲车冲向本国当地居民，人们真的还能大感意外吗？ 这些相互扣连的危机制造过程，进一步延伸到监禁框架的扩张和大规模监禁。这包括“三振出局”立法和强制量刑。它也促成了*刑罚体系*的私有化，表现在私人监狱和监狱产业的增长上（其中，剥削被恢复到完全近似奴隶制的程度）；这再次显示出，积累与剥削的经济动力始终是危机国家安排的一部分。多米尼克·莫兰（Dominque Moran）和哈达尔·阿维拉姆（Hadar Aviram）等近期分析监禁社会的学者，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在一个痴迷于成本收益计算、几乎把观念价值、社会责任和公共优先事项全都纳入公共开支问题来考虑的社会里，数十年来对监狱工业复合体的集体投入（数以十亿计），却鲜少受到关注，而已有的关注也大多到较近时期才出现。 根本性的结果，是危机国家的核心特征：经济不平等加剧，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持续扩大。正如《纽约时报》的戴维·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指出的：“自1980年以来，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增长了30%，而顶层的平均收入却增至原来的3倍或4倍”(2010)。用占领运动的语言说，社会不平等系统性地增长，社会被分割为富有的1%与处于不稳定处境的99%，这正是危机国家操控的核心。 精简型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危机国家，在实际的保障或确定性方面无力提供多少东西，于是便以对安全的狂热关注来补偿，但它关注的只是特定公民的特定类型的安全。最常见的，是保障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安全（或者是对工人工作保障的荒谬歪曲：让工人在恶劣条件下拿着最低工资工作，正如在所谓“工作权”州中那样）。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预示着经济集中控制的新一轮周期初露端倪（Negri 2008, 198）。它可能更具公共性，也更多地成为共同事务。新自由主义所显示的，恰恰与它希望证明的东西相反。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对经济以及社会进行管理的问题，变得根本性地重要。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仅源于经济失衡（这种失衡由它的政策和项目所造成），也源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政治管理。对奈格里而言：“这是一场危机，它确立了一些资本主义再也无法管理的条件。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周期阶段的关口；这一阶段始于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如今一切都在向它宣战”(2008, 197)。尽管新自由主义作出相当自利的夸耀，它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实际上极其有限。 ## 治理与抵抗：从计划（到）危机 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并非纯粹自上而下、纯粹压制性的。它们涉及人们对自己及周围人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治理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产（Lorey 2015, 35）。自我治理通过参与而发生，这种参与不仅存在于政治中，也存在于生活中。人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参与自我治理。他们*体现着*自由民主的治理形式（Lorey 2015, 35）。正如洛蕾（Lorey）所说：“正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方式，通过他们如何治理自己，个人才变得顺应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引导和规管”(2015, 35)。不过，这些生活方式确实受到既有权威与权力掌握者的组织和框定；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它们尤其同资本主义的增殖形式相联系。 计划型国家的安排包括自我治理的实践，而这些实践确实面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与经济合理化。 因此，自我治理逐渐围绕消费主义实践展开（各种“自助”方案，以及商品化版本的“美好生活”本身）。与之相伴的，而且实际上支撑着它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劳动的忠诚，以及对国家与资本就社会所有权提出的主张的接受。 这一点也体现在战后主流工会运动与资本达成的历史性妥协之中。为了换取工资、福利、假期等方面的增加，也就是把美好生活具体落实，工会放弃了针对资本、所有权或工人对工业的控制（以及终结剥削）的诉求。在那个时期几乎所有工会合同中，工会甚至放弃了依据工人自身的直接需要停止劳动这一基本权利。这表现为合同条款禁止在合同有效期内举行野猫罢工。 自我规训与自我治理的实践，在计划型国家的安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工资劳动者与工会为抵御特定群体的不稳定处境而作出的妥协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是到了新自由主义之下才首次确立为一种调节原则（Lorey 2015, 28）。 事实上，可以说，在计划型国家安排下扎根于工人阶级意识（以及良知）之中的自我规训与自我治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十年里，对它的反抗受到那么多限制与约束。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行动者都表达过愤懑：反抗如此怯懦，而且即便失败不断叠加在（自我造成的）失败之上，它仍固守合法形式（选举、抗议、示威、请愿、游说）。自我规训沿着被认作资产阶级道德的路线内化，也有助于说明，人们为何如此轻易地接受和解姿态与微小改革（即便它们经常并不兑现，或者干脆被撤销）。 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充满危机与不稳定处境的时期，在反抗统治的抵抗与斗争中，打破规则、违反法律，以及非法主义，具有什么力量，又有何必要性？在危机国家的条件下，无法受到控制的东西日益增多。超出规管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剩余。 无法控制或未被治理的人挑战着社会秩序。当服从与保护、保障脱钩时，无法控制者的队伍就对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 危机国家与所有人的不稳定处境 在计划型国家的安排之下，构成威胁的他者被排到边缘；使他们陷入不稳定处境，成为保障福利国家的手段。用洛蕾的话说： > 在其福利国家保护范式的框架内，自由主义治理术以多种不稳定处境为基础，这些处境是通过*他者化*而形成的不平等：一方面，是私人领域中再生产部门内女性的无偿劳动；另一方面，是所有被排除在民族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妥协之外的人的不稳定处境，无论他们被视为异常者、外来者还是穷人；还包括那些在殖民地极端剥削条件下生活的人。(2015, 36) 在计划型国家之下，这些人就是处于不稳定处境者。借用犯罪学的语言，他们也是一般威慑的示例。也就是说，这些被指定为不稳定者的人，成为用来威胁那些获得部分保障者的例子。若不是国家开恩，你也会落到那个地步。 计划型国家的制度，并不像人们常常想象的那样（尤其是今天那些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旨在保障工人；相反，它们旨在支持“顺从而谨慎的公民所运用的、在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自我治理技术，这些公民在为自己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使他人陷入不稳定处境”(Lorey 2015, 39)。在福利国家中，许多人被排除在保障之外、被保障所遗漏，或者得不到充分照护（包括穷人、无家可归者、女性、移民，尤其是原住民）。 在危机国家之下，处于不稳定处境者已被移到中心。或者，更完整地说，不稳定处境已经成为常态（Lorey 2015, 39）。危机国家把不稳定处境以及个人和集体的不安全状态，变成普遍规管与治理的手段。 只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而且只是在某些辖区，工资劳动才在这些国家的福利国家框架内，与某种保障感联系起来。这种保障在立法上表现为获得有限的公民权利，有时被称作社会公民权。 危机国家把工资劳动重新带回不安全与绝望的领域。福利国家措施的瓦解，使劳动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恢复到它在历史上那种卑屈的状态。 危机国家旨在以依赖与绝望为基础，规管社会生活。这塑造出一批有选择的劳动力，他们却要依赖劳动力市场上的*任何*“成功”，来维持不确定的生存（连福利国家措施所提供的那一点点退路都没有）。这反过来以重新提升的水平和强度，建立并支撑着剥削与资本积累的过程。〔译注：原文此处为“a source of labor with options”（一批有选择的劳动力），与本段的依赖、绝望语境存在张力；译文保留其字面表述，未擅改为“没有选择”。〕 人们面对的，不是包容性的社会福利承诺，而是赤裸生命的状态。无家可归和贫困的前景，以及越来越多的入罪和拘禁，被毫无保留、毫无悔意地明确摆到工人阶级面前。 受管理的不稳定处境，与压制性权力和控制形式的扩展相联系。这可以从监禁国家的机制，以及“毒品战争”或“破窗”警务等运动中看出。它还表现为荒谬立法的激增，例如把穷人和／或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策略入罪的法律，像禁止乞讨或禁止替车擦窗的法律。其中最刻薄的，是禁止翻找垃圾箱或在垃圾堆中拾取物品的法律；它们表明，甚至资本对于垃圾的财产权主张，也比穷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把那些在计划型国家之下仍处于不稳定处境的人理解为被排除者，并不恰当。相反，问题仍然在于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被纳入的。而且，他们被纳入的是核心位置，尤其是在入罪、惩罚与镇压的体系之内。事实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加拿大和美国这类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当代刑事司法体系，如果没有对穷人的司法处理，就会崩溃（几乎总是因为非暴力犯罪，通常是因为无被害人犯罪，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因为官僚性或行政性“犯罪”，如未能按指定庭期出庭）。 ## 结论 危机国家把自由主义治理颠倒了过来。它不再通过作出保护的承诺（这些承诺未必兑现）来治理，而是通过生产社会不安全状态来治理。它为此提出配套的正当化说辞，即自撒切尔以来广为人知的“别无选择”。 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的，不稳定处境不只是一个短暂或瞬间的状态。相反，它是一种新的规管形式，标志着当下这个发展时期（2015, vii）。不稳定处境已经成为一种治理体制。如今，它已经是一种具有霸权地位的规管和控制方式（2015, vii）。 从一开始，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就是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和从属群体生活的核心条件。事实上，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也是资本主义出现和扩张的必要条件。对共有资源的圈占，以及随后陆续出台的《济贫法》等相关法律，就是为实现这一点而运用的，例如强迫人们依赖劳动力市场来维持生存。 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最初被用来摧毁工人阶级在战后斗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基础设施与抵抗根基（国家则通过计划型国家的机制对这一斗争作出回应）。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尤其针对工会的、协调有序而咄咄逼人的攻击，但也包括使穷人陷入不稳定处境的城市警务，以及边境管制和对移民劳动的入罪。 它的新自由主义性质，恰恰在于试图恢复所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早期那种资本主义支配与工人阶级不安全状态的条件。因此，在考察资本积累与剥削的基本条件时，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夸大紧缩和不稳定处境的新颖性。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由放任*这一说法从来就不准确。资本主义市场一直需要国家介入、国家行动和国家管理。尽管共和党或保守党“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断抛出各种意识形态言辞，但从来就没有不受国家介入的资本主义市场。 正如洛蕾所说，当下时期的不稳定化并不是例外，不是被外包到边缘的某种事物。它已经成为规则。我们还可以补充：它*再次*成为了规则。不稳定处境超出了丧失工资就业的范围；它所指的不只是没有保障的工作或临时工作。相反，它如今“涵盖整个存在、身体以及主体化的方式”(Lorey 2015, 1)。 正如洛蕾所说，在危机国家之下，不稳定处境变得正常化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新自由主义中，不稳定化变得‘民主化’了”(Lorey 2015, 11)。在危机国家之下，对丢掉工作、对失业的恐惧，成了日常之事。担心付不起房租、养不起孩子、负担不起医疗、牙科与眼科照护，就连仍有工作的人也感到这些压力。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指出的，以往通常只在共同体之外才感受到的焦虑，如今也在共同体之内被感受到（2004, 33）。 事实上，阿甘本（Agamben，1996）提出，难民、无合法身份者（non-status），是当代生活与政治中具有范式意义的政治主体性。劳动力被分割成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公民与无合法身份者，这严重削弱了工人的政治力量。无合法身份这一处境，既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体现在工会的回应中。 这为抵抗以及对危机的反对提出了重要问题。一方面，它在不稳定处境中形成了一个经验的共有领域，为共同斗争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也可能促使人们同危机条件决裂，因为它使共同体与在现有安排之内获得积极解决、获得满足的前景分离。这一切，在最近的斗争中暴露无遗：从“不再沉默”（Idle No More）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再到新自由主义民主西方各国各种类型的新穷人运动。这些运动明确揭示，这一制度无力满足它们的要求，而且实际上还指出，那些并不从根本上打断和改变现有制度、权力与权威的调和与收编尝试，是不可取的。 # 第三章 危机时代的抵抗：如今我们全都成了非法者 危机的常态化也为人们拒绝现有治理形式打开了具体的机会（Lorey 2015, 4）。危机国家资本主义之下，组织与抵抗的可能性，其立足点不同于福利国家时期的制度安排。在危机国家时期，“一个新的人群呈现出来，它要重新肯定自己以民主方式表达自身的能力，以反对正在到来的战争，反对以新型极权主义媒介来组织社会的方式，反对被推行的不稳定化”（Negri 2008, 94）。这包括通过直接行动与直接民主，超越政治代表制，而不经过选举主义和议会主义的中介。它还包括直接表达需要与欲望，包括利用自行制作的表达手段（行动者媒体、独立媒体等）。 对资本和国家的某些最具挑战性的冲击，来自形形色色的处于不稳定处境者的集体抵抗。这些抵抗包括穷人的起义、反对拘留与驱逐出境的运动，以及原住民运动。值得注意的是，反抗危机的新一轮起义与动员，是由他们的需要所驱动，而非受制于合法性和所谓文明抗议的界限。它们超出了把异议视为公民身份的实践，或视为现行权威所允许之行动的边界。 这些新运动奉行一种以参与者的需要，而非国家的偏好或优先事项为指引的非法主义。它们不让当局像对待象征性抗议或公民不服从那样，界定或限制自己的行动。 与计划型国家之下以管理方式寻求纳入，以及对既有关系的拘守法律式服从不同，这种抵抗必须表达处于不稳定处境者的不服从。这些拒绝，这种非文明的不服从，对于重新思考抵抗变得至关重要。 ## 没有回程的时光机：计划型国家及其怀旧者 计划型国家对不安全状态的管理，构筑了一道防范反抗或起义的屏障。计划型国家的一个重要作用，是削弱工人阶级的自主性，并把其阶级组织纳入拘守法律的框架。这一点在工会获得承认的法律框架中也许最为突出。在计划型国家的安排下，工会的承认与地位，完全来自这样一种立法框架：围绕特定形式的劳动合同与所谓集体谈判开展合法协商。其中一项作用，是确保劳工诉求被限制在技术官僚所处理的问题之内（而非工人阶级社区的社会性考量）——例如时薪、工作职责、某些裁员条件等等。合同形式从根本上也确认了资本对工作场所及其产品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关键在于，工人阶级放弃了自身对所有权和控制权的要求——久而久之，甚至忘记这样的要求也是自身历史和应有权利的一部分。 更进一步，工人阶级放弃了停止工作的根本力量——放弃了发动野猫罢工（不预先通知、不受规管的罢工）的权利。罢工，这一撤回劳动的权利和能力，被缩减为事先宣布、事先安排、事先排定时间、获得许可的事件，其持续时间、地点和强度都受到限制。这恰恰使老板能够提前为罢工做好准备（储备 物资或积存产品）。罢工在形式上被法律化——规定它们可以在何时、何地发生，以及哪些人可以参加。这重塑了集体行动和劳工力量这一观念本身。而劳工在这种重塑（一种投降）中，并未得到任何相称的回报。 但不止于此，计划型国家的制度安排还使工人阶级依赖资本主义国家，以获得必要而基本的资源——医疗保健、教育、老年照护、儿童照护、住房等等。无政府主义者科林·沃德（Colin Ward）曾详细考察这一依赖过程。正如艾伦·西尔斯（Alan Sears）所指出的，工人阶级抵抗基础设施衰落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工人阶级所谓的成功（在有限且拘守法律的意义上）。 尽管太多左翼仍然满怀渴望与惆怅的怀旧之情（尽管从加拿大的新民主党（NDP），到巴西的劳工党（PT），再到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已经一再遭遇失败与失望），计划型国家仍已无从回归。没有回到未来的路。正如洛蕾（Lorey）所说：“不再存在一个中心或中间地带，可以被想象成一个足够稳定、能够接纳那些被推向边缘者的社会。在当前经济与政治危机的背景下，仅仅要求一个建立在共和主义基础上的平等、多元社会，已不再足够”（2015, 60–61）。之所以如此，既是因为在危机国家的背景下，资本显然不会允许这种安排，也是因为这种安排甚至根本无法满足被支配者的社会或环境需要。和解的条件已不复存在，资本既没有意愿（也没有理由）去追求或接受类似福利国家妥协的东西。当代运动也没有理由把目标设得如此之低，走上一条错误的道路。 认为资本主义可以得到公正而平等的管理，正如奈格里（Negri）所言，始终是一种疯狂的想法。没有剥削，资本就无法生存。社会主义者曾错误地以为，剥削可以有一个公正的尺度。他们留在社会民主党派、社会改革运动 和非政府组织（NGOs）中的余部，如今仍如此认为。这正是他们在新自由主义的三十年间徒劳追逐的目标。 西方的社会主义者与社会民主主义者仍然是斯大林主义者，却不再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从对苏联的拜物式崇拜，转向完全放弃改变生活和社会的任何可能。他们曾对“现实社会主义”的思想及其表现形式作出官僚主义的解释。如今，这已转化为犬儒主义（Negri 2008）。 众所周知，从1968年起，西方的人们“开始考虑同时生产财富与自由的可能性”（Negri 2008, 23）。社会主义者到1989年才走到同一个位置，但他们被事态压倒，转而成为毫不含糊的资本主义辩护者（Negri 2008, 25）。 社会民主主义的弗兰肯斯坦试图让一具死尸复活，这表明左翼依附于危机和支配的内在逻辑。形形色色的国家都害怕任何断裂的意味。它们偏爱过渡。国家关注的是治理，而非政治。 ## “我们无法被治理”：拒绝的条件 危机国家之下数十年的紧缩治理清楚表明，社会民主主义与资本之间的和解已经终结。条件已经改变，且大体有利于资本；对被支配者而言，其社会后果是倒退回早期*自由放任*的境况。但与此同时，“这种倒退带来了贫困率的大幅上升、社会两极分化以及广泛的人类苦难，也催生了反抗”（Dyer-Witheford 1999, 102）。这就是不稳定的资本主义，以及反抗不稳定处境的运动所处的领域。 最引人注目的抵抗形式，包括各种“从20世纪80年代末到今天出现的新穷人运动；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社会安全网遭到日益严重破坏的回应”（Dyer-Witheford 1999, 103）。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背景下，某些最具启发性、最值得借鉴的例子包括：移民与难民的反边界运动，反对住房驱逐和房屋止赎的运动，以直接行动反贫困的运动，以及贫困的种族化社区中反对警察暴力的运动。从加拿大的安大略反贫困联盟，到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这些力量几乎在北美和欧洲的每个国家都得到了表达。反抗原住民社区遭受殖民式贫困化的起义，在所有定居殖民国家内部爆发，并以这些国家为反抗对象。 重要的是，这些运动拒绝被约束在被认为适合“负责任公民”的行动／行动主义范围之内。这些新穷人运动超越了许多新社会运动所特有的公民不服从，发展并实践了一整套多样的“非文明实践”。这表现出人们愈发认识到：在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和危机国家的背景下，以国家为中心、拘守法律的行动存在局限。正如德尔雷（Del Re）所说：“使用权利语言来抗议，显然意味着向国家请求保护的许可。‘权利’被援引、争夺、分配和保护，但也受到法律的限制与赋予”（1996, 107）。在新穷人运动中，象征性的行动和游行，已被“多次、小规模、‘当面挑衅式’的行动”所取代（McKay 1998, 269, n.4）。麦凯（McKay）在谈到新自由主义较早时期直接行动政治的兴起时指出： > 行动主义意味着行动：在过去几十年里，反对某个建设项目或某种工业污染物，可能意味着一群人站在大门口发传单；今天，这种反对更有可能通过闯入办公室、打断工作、砸毁电脑、把文件扔出窗外来表达。（1998, 5） 值得注意的是，超出国家和资本主义允许界限的行动，为理解 彼此交织的剥削与压迫体系，并采取行动反对它们，带来了重要的可能性。各项具体斗争可以相互连接，“成为对整个资本关系进行实践批判的一部分”（Aufheben 1998, 105）。它们揭示出一组矛盾：被支配者的共同体价值观（体现于关怀）与国家与资本追求价值的动力（体现于剥削）之间的矛盾。 > 这样的斗争既可以凭其自身而成立（也就是说，它们满足的是我们眼前的需要，而非资本的需要），也可以直接指向更高层次的斗争；一次胜利可以创造*新的需要与欲望*（人们于是感到有信心着手满足它们），以及新的*可能性*（使这些以及其他需要和欲望更有可能得到满足），如此等等。（Aufheben 1998, 105） 直接行动与扰乱性政治把反抗建立在被支配者自身自主行使的力量之上，而非某种想象中来自别处的代表力量（以现行权威或专家的形式出现）。“左翼立场与生态改良主义立场的共同之处，是两者都到我们自身及我们的斗争之外，去寻找真正的变革行动者、真正的历史主体：左翼分子寄望于‘党’，生态改良主义者则寄望于议会”（Aufheben 1998, 106）。直接行动者主张一种我们自己动手的精神。扰乱性政治的政治意义，与其说在于特定行动的直接目标，或在于它给资本和国家造成的直接代价，不如说“更多在于*我们创造了自主、不服从与抵抗的氛围*”（Aufheben 1998, 107）。这就是通过经验来建设斗争的能力，以及实现替代方案的能力。 正如英国自主主义刊物《扬弃》（*Aufheben* 1998, 107–108）谈到占屋时指出的：“此外，在一种摆脱了房租、工作、账单等等枯燥强制的处境中，人们获得了创造和重建共同体的基础，而共同体又激发了其他想法。”总之，这种贯穿日常生活的彻底斗争，同时既是一种*否定性的*行动（阻止修路等等），也是对另一种可能存在的社会关系的*肯定性指引*： 没有金钱，交换价值的终结，共同生活，没有雇佣劳动，没有对空间的所有权（Aufheben 1998, 110）。任何代表制的或拘守法律的政治形式，都无法接近这样的能力建设与经验：在日常生活的物质现实中，把切实的替代方案变成现实。 对于既定的治理机制来说，这些新运动变得无法控制。它们不可预测，也自主行事。这使国家感到恐惧。那些不可控制者唤起了断裂、*分裂*的幽灵。它们提出了最令国家恐惧的前景：脱离。这些群体具有推倒整个社会结构的潜力（Castel 1995）。 民众行动与起义，按其定义，就是非法的。在全球各个不同地点的占领行动中，人们集体解决了“无法解决的问题，而不求助于国家”（Badiou 2012, 111）。他们自由联合，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构成自身，构成自己的创造力量。亲和关系取代了强制。 ## 关于暴力的说明 骚乱之所以带来希望，是因为它们把事物的现状、当前的条件，看作无法容忍、无法改革、无法补救、无法接受的，并且（对各色当局而言最危险的是）不可妥协的。实际上，就目前而言，更重要的是使警察无法行动，展现抵抗戒严状态的能力。对戒严状态的抵抗，提出了需要加以处理的重要战略问题。正在形成的抵抗基础设施必须做好准备，并且有能力保卫自己，既抵御身体上的袭击，也抵御收编或吸纳。国家的回应关乎治理，而非公共安全。 至少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街头示威中的黑色方阵（black bloc）战术，或许提供了骚乱式反抗与起义冲动最鲜明的例子。黑色方阵迈出了超越改良主义 或抗议政治的一步，也超越了拘守法律的公民不服从所依赖的权威许可。在黑色方阵中，所有参与者都身穿黑衣，遮住面孔以躲避监控与犯罪化，并采取他们认为将统治当局推入危机所必需的各种行动；它们在视觉上展现了多样性中的统一和行动中的团结。它们根据自己的需要与欲望行事，而不受警察所认定的可接受“抗议”惯例或仪式的限制。 在奈格里看来，黑色方阵犯了错误。他认为，它们代表一种尼采式的孤独反抗，这种反抗虽然在道德上有效，却总在政治上失败（Negri 2008, 96）。他所关切的并非它们的反抗本身，而是它们并未与运动中的其他人一道反抗。相反，“它们以纯洁性自居，以一种将自己孤立起来的个人主义高度，反抗其他人。在这种个人孤立式的反叛中，我看不到重建”（Negri 2008, 97）。从某种意义上说，即使它们的行动或许正确，它们也是孤立的。它们无法促成反抗性战斗力量的积极重组。在奈格里看来： > 我反对反叛行动中的个人主义，正如我反对占有性个人主义一样。我认为，运动的更新，在其重组的任何形式和任何运动中，始终是集体性的。产业工人、无产阶级、受剥削工人的形象，若非以集体形式，就根本不存在。从来没有人是独自受剥削的。（2008, 96） 黑色方阵的实际影响同样有限。它们也代表着个人式、孤立的愤怒与激愤的呐喊。它们并不构成无产阶级起义所具有的广泛而反体制的力量，甚至也不具备一场工作场所罢工的力量。必须把黑色方阵造成的破坏放在适当的背景中考量：既要与国家和企业的暴力相联系，也要与近来的无产阶级暴力形式相联系。巴黎的事件，郊区（banlieues）的起义，显示了黑色方阵行动的实际规模：“热那亚三天毁坏三十辆汽车，而巴黎一场城市民众暴动（jacquerie）仅仅一夜就毁坏一千五百多辆”（Negri 2008, 97）。这里的要点十分重要，它触及了城市起义的性质：起义以被支配者在自身街区、为自身需要而开展的行动为基础，而非以抗议者或行动者愤怒的不满为基础。 然而，运动内部围绕黑色方阵的争论意义重大，而且代表着更多东西。更重要的是，围绕黑色方阵的论战表达了一种将暴力逐出运动的主题。在热那亚，运动中使用暴力的不只有黑色方阵，但一些人仍然主张非暴力或“被动暴力”，就像他们在魁北克城时一样。有一种强烈的看法认为，运动不应表现出超越被动抵抗的暴力。对奈格里而言，这“在理论上与历史上、道德上与政治上都是错误的”（2008, 98）。没有暴力的抵抗这一观念，是对历史的歪曲，是一种反过来强化权力的权力效应。 这些非法主义时刻与运动，受到各种压制和收编实践的作用。各方作出种种尝试，“把那些令人震惊的‘禁入区’现象重新纳入制度框架——那些蔑视警察和市场逻辑，并要求首先在物质和象征层面得到承认与合法化的行为或领地”（Illuminati 1996, 177）。这包括道德规训，以及针对各种不服从者制造道德恐慌的景观。当然，它也包括警察在街头行动中实施的道德训诫式惩罚（通过对反抗者施暴，来驯服他们以及那些观看并以其他方式受到他们鼓舞的人），以及随后警察新闻发布会上居高临下的说教。 它也包括另一种也许较少被认识和论及的东西：其他运动参与者那种自命道德高尚、沾沾自喜的行为。这体现为对运动的“内部警务管制”；它对抵抗的致命程度，至少不亚于警察从外部施加的管制。因此，几乎每一次直接行动或扰乱性示威之后，人们都能听到“和平抗议者”和公民不服从原教旨主义者的谴责。这些“理性的行动者”扮演国家与 资本的公关专家，力图在公众眼中剥夺直接行动者与起义者的正当性，同时把法律与秩序、拘守法律的框架，呈现为表达异议唯一恰当而可接受的条件，从而把正当的反对永远限定为忠诚的反对。 正如奈格里有力而正确地指出的：“一个设想运动不具备以暴力方式表达自身之能力的左翼，歪曲了现实，也遮蔽了运动的本质”（2008, 98）。暴力就是会发生。它是人类关系的物质存在的一部分。奈格里说：“我为暴力所作的辩护，绝不是为犯罪行为、或那些蓄意伤害他人的人辩护。我只是说，把暴力从政治辩论中剔除，是一种陈腐之见，就像以为人可以不吃不喝一样。暴力是人类现实的一部分”（2008, 99）。社会关系是暴力性的，却不一定因为人们希望如此。这并不是说，在建设一个替代性社会时，必须把暴力作为必要元素来提出。与此同时，对奈格里而言，在出走中，始终需要一支能够在必要时投入战斗的后卫。 奈格里提出了一个关键观点，今天那些把自己视为历史戏剧中角色的准革命者，往往对此认识不清：在当前背景下，*政变*，即由一个施暴的少数派推翻国家，并不是共产主义计划的一部分。在当前永久例外状态的背景下，消除社会关系中的暴力意味着什么？那些想把暴力从阶级关系中驱逐出去的人，不是反动派，就是修正主义者。对奈格里而言，左翼从未成功地对暴力作出“现实主义的分析”（2008, 100）。然而，作为现实之改造的共产主义，并不是主要通过工具性暴力构成的。奈格里说：“只有在最激烈的革命时期，它才显示出喜悦的面貌，因为它的力量在于使死亡远离”（2008, 100）。也就是说，被支配者的暴力所针对的，是一种已经常态化、甚至不再被视作暴力的暴力。这可以包括未被指名的阶级暴力， 例如饥饿与无家可归；也可以包括更显眼的阶级暴力，例如警察杀戮与军事化。 行动的时代已经改变。正如奈格里所言：“今天，攻占冬宫已与共产主义计划毫无关系。在我看来，问题似乎是另一个。它存在于共有之中，也存在于共有的实践之中”（2008, 99）。这是一种积极而有建设性的实践，是建设基础设施、保障生存，而非一种破坏性的实践。新的暴力普遍化了，而且无所不在。作为回应，抵抗以出走的形式出现，即“离开这个世界”（Negri 2008, 101）。但不可能通过假装暴力不存在，来建造新世界（Negri 2008, 101）。 随着社会主义独裁者的出现，暴力再次进入“权力的悲哀”：社会主义政党理解暴力的方式，与资本家及其政府解释暴力的方式，已不再有区别（Negri 2008, 100）。在任何历史分析中，至关重要的是强调抵抗的力量，而非支配的疯狂（Negri 2008）。 ## 走到一起：新的重组 另类运动支持集体行动。破坏性的反复呼声需要一个革命过程。不稳定处境、紧缩与危机，为新的联盟提供了基础。这些联盟正在确立共同体关怀的关系，并拒绝一种分化逻辑：依据等级关系，为某些人提供保护与安全，却不给另一些人（Lorey 2015, 91）。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受到强调的情感劳动，如今被重新运用，成为与他人建立联系的起点，从而打破危机条件下的孤立。 处于不稳定处境者无法通过传统政治形式得到统一和代表。就其定义而言，处于不稳定处境者是多样 且分散的。他们在自己劳动的诸多生产领域中就是如此。他们来自各不相同的移民背景，在不同领域工作。他们从事临时工作。他们在生活中也同样分散。他们常常必须为工作长途奔波（在同一地区之内，或前往其他地区）。家庭与工作生活之间，往往相隔遥远。他们往往被社会服务机构排除在外，或不为这些机构所知（这里指社会福利机构，而非将人犯罪化的机构）。 而从工会到政党，传统的代表组织已经抛弃或忽略了很大一部分处于不稳定处境者（移民、无家可归者、服务业工人、小型工作场所的劳动者等等）。新的政治与政治形式已经表明，它们避开了传统的代表制政治形式。正如洛蕾指出的：“显而易见，当代不稳定化的常态化，对既定的政治形式构成了实质性的挑战。陷入特殊危机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政治代表模式的根本危机也变得显而易见”（2015, 61）。不稳定处境如今被视为政治动员与联结所依据的现实。人们不再假定，摆脱不稳定性的解脱已近在眼前，并将由社会福利国家的机构予以实现。 新的运动正在改变政治行动的基础。力量的重组，是在参与式横向组织与去中心化的基础上发生的。它超越了福利国家纳入／排除的条件，并指向新的团结关系。奈格里认为：“另一个事实是日益显现的激进平等主义，它从基层开始，要求移民的权利，或不稳定劳动者的社会工资。简言之，就是边界的开放，以及隐含其中的世界主义”（2008, 27）。在奈格里这样的评论者看来，这些诉求是一种新启蒙的基础。这是一种生命政治的启蒙，揭示出理性的新概念。它并不是一种功能性或工具性的‘让资本主义秩序退役’，而是在“生物学视角中实现团结”的具体转变（Negri 2008, 28）。奈格里认为： > 然而，新的劳动力，以及那些在生活中从共有之中解读自身幸福欲望的人们（我指的是当今非物质的、不稳定的、认知性的与情感性的劳动无产阶级），将暴力感受为支配他们的人所挥舞的武器，感受为对其知识持续不断且越来越缺乏正当理由的剥夺，感受为割裂灵魂与一切生命实质的权力。（2008, 101） 当前时期是阶级以及帝国一般治理形式的过渡期。对于全球诸众而言，“移民运动与诸众结构”之间将如何衔接，尚不确定（Negri 2008, 101）。处于社会不稳定处境者与移民之间，有什么共同基础？“把处境不稳定的知识分子、旧的大众工人和移民汇聚到一起”，意味着什么（Negri 2008, 101）？奈格里认为：“在极端情况下，它们可以代表两个相反的端点：移民是空间流动性的英雄，而不稳定劳动者是时间灵活性的英雄。但把他们带到一起的，是资本”（2008, 101）。这种统一是一个否定性的交汇点，并未为这两种处境提供明确的政治衔接（Negri 2008, 102）。 另类全球化示威表达了诸众（作为多样性与独异性）的重组。奈格里认为，“独异性要么被共享，要么就成为个人主义，而那是一种消极的东西”（2008, 97）。每一种受支配处境的特殊性，都通过不稳定性的普遍化产生共鸣。新的平等主义不在于抹平差异，也不在于不加区分。正如奈格里所说：“恰恰相反，它向在这一共有网络中生活和生产的独异性开放。平等，就是拥有平等的可能性与表达能力，这些能力是有效的，并且存在于诸众的全部活动之中”（2008, 28）。对奈格里而言，“生产与自由诞生于网络之中。网络始终是独异性、表达以及差异之生产的网络”（2008, 28）。这同样也是共鸣联结的生产。 魁北克城与热那亚是分水岭式的时刻（即使不久便被9/11遮蔽）。它们都代表全球北方“运动之运动”的一次重组、一次革新。谈到热那亚时，奈格里指出，它既不是宣告一种阶级运动，也不是宣告一种学生运动，而是宣告一种“新的杂色主体”（2008, 93）。魁北克城也是如此。这些都是正在形成中的空间。对一些人来说，它们标志着一种新无产阶级左翼的可能性，这种左翼是“诸众式的、知识性的、不稳定的”（Negri 2008, 93）。20世纪60年代的热那亚，曾是大众工人（工人主义，即*operaismo*所说的大众工人）、港口工人，以及钢铁业和汽车业移民工人获得承认的地方。来到热那亚的激进行动者在卡尔利尼体育场聚集；在那里，发展起来的是分享的实验，而非领导或技术的实验。那里出现了“组装体体制”的实践（Negri 2008, 94）。由此产生了随后抵抗镇压的群众行动，因为对八国集团（G8）的保卫，已经变成一场“低烈度战争”，或一种“预防性战争”（Negri 2008, 94）。 在重新兴起的不稳定处境运动中，显露出重组迹象的是一个新的无产阶级左翼。新的动员提出了这样的可能性：抵抗可以超越那些使其得到公开表达的短暂起义。 必须以新的民主（参与式）形式，来对抗危机国家的生命权力。不过，正如奈格里指出的，必须在群众性解决方案之中理解参与。当然，这涉及许多过渡与层次（Negri 2008, 155–156）。对奈格里而言，“因此，政治构成的两极，是在摆脱剥削的解放和共有的建设之中被界定的”（2008, 156）。这正是共有主义（commonism）的动力，也是通过捍卫共有资源而形成的新型政治汇聚的动力。 ## 走向斗争中的肯定性 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认为，这个“骚乱的时代”标志着的，不啻历史的重生。在他看来，当下统治阶级更容易感知这一时代的紧迫性。这反映在他们持续的焦虑中，也反映在他们近乎执迷地扩充司法与军事武器的做法中（Badiou 2012, 5）。统治阶级的活动，使工人阶级发展自身崭新未来的任务变得更加迫切。 在突尼斯与埃及，那些表面上的早期胜利，对于构成起义的民众来说，很快又变成了他们自身的危机。在利比亚，起义很快被帝国主义入侵和本地恩庇依附关系（clientelism）的恢复挤到了边缘。在叙利亚，起义的一面（ISIS和政府的战争罪行）是灾难性的，另一面（罗贾瓦，以及科巴尼的无政府主义战斗）却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可能性（预示着一种新的背景）。而在这些地方，动员的战斗性与广泛程度，都超过西方自由民主国家。 起义最为鲜明地表明，即使在恶劣环境下，民众行动也始终是可能的。如果当前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反抗危机的起义受挫，那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它们迄今仍以否定性的语言来表达（不要紧缩、某某下台、反对这个或那个，等等）。一种肯定性（或多种肯定性）尚未出现：它应当表达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民众起义可以围绕它凝聚和前进。否定性永远不够。它无法取代肯定性及其组织。它无法点燃激进想象力。 即使是占领运动，虽然确实以有限的形式提供了某种理念的结晶，但它在清楚表达自己反对什么这方面，也远比在提出一个引人信服的替代方案——一种有说服力的肯定性——这方面更为出色（可悲的是，只有极少数人认为，坐在帐篷里、靠最低限度的物资供给——通常由加入工会的工人送来——来维持，是一种振奋人心、肯定性的替代未来愿景）。 不幸的是，即使像巴迪欧这样在其他方面目光清醒的评论者，也过于迷恋那些表面上新颖的占领形式。他们也许从占领行动中看到了太多东西，希望这些行动能把多样的主体统一为一种历史力量（它也许确实以极其有限的方式表达了这种统一）。但这种密集的地方性在场，从未对统治当局构成实质威胁（尽管它们也许会威胁其中的某些特定人物——而这些人可以被牺牲掉，体制及其危机却不发生任何真正变化）。 摧毁一家银行，是起义喜悦的一次迸发。摧毁银行体系，则是另一回事。奈格里说：“但首先，我们需要理解一个没有银行的社会如何运作，我们需要为自己发明一种新的现实”（2008, 97）。这就是斗争的肯定性特征。 # 第四章　斗争的积极内容：自主增殖 反危机斗争力图为当前的对抗性斗争局面寻找积极的替代方案。挑战一如既往，在于从拒绝走向肯定。虽然种种“反”——反资本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对于形成抵抗的基础不可或缺，但人们越来越需要提出具有吸引力的积极目标，让抵抗有所趋向。正是这种愿望，正在如此有力地推动当代运动。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围绕价值观展开的斗争；具体而言，就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支撑我们及我们的共同体的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对价值观的生产。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花了大量心力，考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内外的近期著作，关注他所谓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内容”；更具体地说，就是“人们试图超越对资本主义的单纯抵抗，走向自行建构另类存在方式的种种途径”（1992, 106）。到这里应当已经很清楚：如何超越抵抗、走向替代方案的自主建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当代共有主义者的首要关切，也是推动他们许多活动的动因。 自行建构另类存在方式，当然也是本书的核心关注。 ## 自主增殖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斗争周期，催生了将自主创造力理解为工人阶级力量之源、同时也是潜在的超越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尝试；这些尝试或许是这一方向上最认真的探索。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和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试图理解资本主义权力能够如何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社会工厂”；与此同时，他们也力图分析工人阶级内部正在出现的拒绝行动所蕴含的抵抗潜力。 在这些将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自主性的发展加以理论化的尝试中，意大利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了工人阶级的 *autovalorizzazione* 概念，英文译作 *auto-valorization*，或者更常见的 *self-valorization*，即“自主增殖”（Cleaver 1992, 128–129）。奈格里对自主增殖的概念化，是为了加深对拒绝力量如何颠覆资本主义支配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它还要表明，拒绝的力量必须由建构的力量加以补充。对资本主义支配或吸纳的拒绝，与自主增殖的肯定性活动密切相关。拒绝劳动之所以是自主增殖的一项必要助力，是因为它能够解放一些空间，使替代性的自主项目得以在其中展开（Cleaver, 1992）。正如克利弗所说： > 如果资本成功地把一切生活都变成劳动，自主增殖就不会再有空间、时间或能量。拒绝劳动，以及与之相伴的对空间（例如土地、建筑物）、时间（例如周末、带薪休假、工作中的非劳动时间）或能量（通过偏离劳动而使熵增加）的夺取， > 才创造了自主增殖本身的可能性。（1992, 130） 因此，在危机国家的紧缩与不稳定处境之下，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性既塑造生存机会，也塑造抵抗机会。围绕更广泛的不稳定处境，以及如何保障生活与照护条件的斗争，因而变得至关重要。这些斗争也就成为围绕社会价值（及积累）本身的性质而展开的斗争。工资结构、劳动分工和剩余价值，都是组织剥削的机制（Cleaver 1992）。危机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紧缩、劳动力市场重组、贸易协定带来的资本流动，以及其他政策，推动了所有这些机制的变化，使资本获益，同时削弱劳动者。尤其必须重新把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及对剥削的反抗，置于反危机斗争的中心。 ## 从价值到价值观 在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乃至用来解释这类社会的一切理论概念，都具有双重视角，取决于人们是从剩余价值的立场，还是从把剩余价值视为利润的立场来理解它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首先把剩余价值看作利润，更进一步，则把利润放在与投资的关系中考察。也就是说，资本家感兴趣的不只是剩余价值的绝对数量，更重要的是产生这些剩余价值所需的投资数量。换言之，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汽车制造业这样按绝对数量衡量利润十分丰厚的企业，会被关闭，或者被迁往劳动成本或环境成本较低、“更有利可图”的地区；这正是全球化的一项典型特征。当某个部门的利润率相对于 投资变得太低，或者同其他部门或地区的利润率相比不够理想时，资本家通常就会转移投资，即使其绝对利润可能仍然很高。 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对剩余价值的核心关切与资本大不相同。正如克利弗所说： > 首先，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数量极其重要，因为它衡量了他们交给资本的那部分生命时间。其次，对工人而言，衡量剩余价值相对大小的相关尺度不是利润率，而是剥削率 *s/v*；在这里，被交给资本的时间，是与用于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时间作比较的。（1992, 109） 家务劳动等无酬劳动，已经被置于资本再生产的支配之下。这意味着，无论国家还是资本，都降低了这类劳动在社会承认方面的地位。最重要的社会劳动既得不到承认，也得不到资助——甚至连按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价值支付报酬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按其社会价值来支付。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照护劳动，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得不到报酬，往往只能安排在有酬劳动完成之后所剩余的时间里。 正如克利弗（1992, 109）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与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代表着同特定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关切。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中，工人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这一视角，即使没有被完全抹去，也必然受到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执着所遮蔽。 一般而言，工人阶级针对剩余价值的斗争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例如，这包括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八小时工作日或每周五天工作制所进行的斗争。这类斗争削减*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类主要斗争围绕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尝试展开。这包括劳工运动、尤其是主流劳工运动为提高工资而开展的那些更为人熟知且持续进行的 努力。这类斗争削减*相对*剩余价值。所有这些斗争，都旨在以某种方式降低剥削率（Cleaver 1992, 109）。 资本主义扩大剩余价值的努力，主要在于提高利润率；事实上，近来围绕灵活化、批次生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化本身所展开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这一点。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既体现了工人减少自身所受剥削的努力，也体现了资本扩大或维持利润的企图（Cleaver 1992, 110）。这是一场资本家力图实施支配、而工人阶级抵抗这种支配的斗争。 马克思对技术变革及其长期后果的分析，指出了资本倾向于用可控制的机器，取代较难控制的工人。1960年代，包括潘齐耶里和特隆蒂在内的意大利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利用机器控制并进一步支配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技术变革与工业的“现代化”。随着计算机化和社交媒体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当然更为强化；它在1980年代最初被称为所谓的“贝纳通化”，或由计算机网络促成的准时制生产。 主流工会往往与资本一道，鼓吹这类变革据称带来的好处，尤其是随着生产率——用当代的说法，就是“效率”——提高而可能出现的工资增长。然而，意大利自主主义者指出了许多基层工人早已通过亲身经验知晓的事实：这类变革被用来加剧剥削，尤其是削弱工人的力量（Cleaver 1992, 112）。在战后计划型国家体制的最后几年，这激起了流水线基层工人的公开反抗。自主主义者不过是为那个时期基层工人感受到的愤怒赋予了理论表达。这种愤怒，经常体现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工业工作场所中那些具有标志性的野猫罢工 和破坏活动。 如果说拒绝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支配的否定环节，那么自主增殖就表达了为争取替代方案而斗争的积极方面。正如 *auto* 或 *self* 这两个前缀所表明的，这种增殖独立于资本主义增殖；事实上，它试图表达一种超越单纯抵抗资本主义增殖的运动。正如克利弗（1992）所说，这是一个自我界定、自我决定的过程，力求建构资本之外的东西。“资本之外”究竟是什么，仍然向极其多样的回答敞开。事实上，可以说，自主增殖同时表达了近来一句流行说法所概括的态度：“一个‘不’，许多个‘是’。”用克利弗的话说： > 除了拒绝的力量，或者摧毁资本所作规定的力量之外，我们还在工人阶级重组的进程中发现了创造性肯定的力量，即建构新实践的力量。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自主项目建立在旧有基础上，依托从过去继承并受到保护的文化实践；这些实践成功地挺过了资本否定其价值（disvalorisation）并使其贬值（devalorisation）的种种企图。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项目则是新生的，是从挪用过来的要素中完整创生的，而这些要素此前一直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情况下，自主增殖不仅独立于并对抗资本增殖，而且也可以成为价值否定的反面。它可以包括类似于情境主义者过去所谓“挪用”（*détournement*）的过程，即把支配的要素转化为解放的载体。（1992, 130） 这对于重新思考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它无疑反对霸权式的共产主义观念。在克利弗看来： > 奈格里对自主增殖概念的阐发中，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他认识到：不同于资本增殖， > 也不同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想象，自主增殖并不指一个统一社会项目的自主建构，而是指诸多实例的“复数性”，即多种独立事业；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对抗资本主义所开辟的空间中，而且也存在于它们充分实现之时。（1992, 130） 这种概念化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历史上提出的共产主义愿景十分接近。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分散的、多元群体以联邦或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形态。 因此，通过自主增殖的视角来看，共产主义“由此不仅是一种自我建构的实践，而且也是无产阶级主体‘多面性’的实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主体在自我实现中迸发为多个自主主体的实现”（Cleaver, 1992: 130）。请注意，这是一种非霸权、甚至反霸权的政治。它强调自主与团结，而不是集中化与命令。借用无政府主义者理查德·戴（Richard Day, 2005）的说法，它肯定了一种亲和性政治。它开放而包容，追求多样而非单一、灵活而非僵化。这些正是正在形成的反危机政治的鲜明特征。在克利弗看来： > 传统社会主义要求，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以及在建构统一的后资本主义秩序时，让差异服从统一；与之相反，[他们]拥抱奈格里所谓自主决定的“多面性”，拥抱自主项目的多样性。这些项目的展开，能够构成一个新世界；其中的“多元主义”将是真实的，而不像今天的资本世界那样，只是一种幻象。（1992, 132） 这也是一种突破僵化边界的政治，打破了对工人阶级或阶级斗争含义的固定理解。一方面，它表达了阶级剥削与基于种族化、父权制、性排斥、 殖民主义和民族归属等因素的压迫之间的交叉关系。它也把对生产的理解移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场所。这既包括把蓝领工人阶级置于具体情境中，也把关注点从工厂转向资本生产／再生产中的社会工厂。因此，这一取向重新确认了家务劳动和所谓再生产活动的地位，也重新确认了流氓无产阶级那些边缘化活动的地位，例如性工作、地下与非正式经济、为维持生计而从事的街头劳动等等。正如克利弗所指出的： > 这个概念也已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用来理解和肯定那些往往被认为属于工人阶级之外的斗争。这不仅包括那些通常被划归“流氓无产阶级”的所谓城市“边缘人”的斗争，也包括种类繁多的农民斗争。（1992, 130–131） 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如此热衷于自主增殖这一概念。如前文讨论所示，当代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更认同城市“边缘人”的斗争或农民运动，或与这些斗争和运动联系得更为密切。至少早在巴枯宁那里，无政府主义者就已认真关注并支持在资本主义社会最贫困者中开展组织工作；巴枯宁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反叛或革命性反资本主义阶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工业工人阶级。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流氓无产阶级抱持轻蔑态度，把他们视为投机取巧的雇佣兵，可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一看法，认为最贫困阶级往好里说是无力或无效的，往坏里说则是反动的。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农民斗争的革命潜力，后者则把这类斗争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或“落后的”。正在形成的反危机运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对阶级的理解，同时仍保留阶级基础；这一点不同于 那些把阶级视为过时概念而加以拒绝或摒弃的自由主义理论。 自主增殖这一概念，为理解创造性替代方案不断增长的种种表现，提供了一件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这些表现日益重要，对年轻人尤其如此（Cleaver, 1992）。其中包括： > 创造性地使用那些从意大利资本和跨国资本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间、空间和资源，例如“自由电台”的大量出现，或女性空间的广泛发展；它们同许多其他自主管理的项目一道，帮助形成了后来被许多人称为“反文化”的东西。（Cleaver 1992, 129） 资本主义倾向于把它的增殖扩展到整个社会工厂，这不仅引发更广泛的拒绝，也促使自主增殖项目的数量与多样性不断繁衍和增长，让它们在这些拒绝所开辟的空间里对抗资本（Cleaver 1992, 131）。尤为关键的是，这包括新的社会照护形式，以及超越国家的社会化福利形式。重点以富于创造力和活力的方式，从资本所追逐的价值，转向被支配者所持有的价值观。 > 马克思的增殖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关系，作为一个不断强加劳动的社会制度而使自身再生；与此相应，自主增殖这一概念则引导我们的注意力，*穿过*我们拒绝资本增殖的复杂过程，转向我们发展自主替代项目的努力。这些项目，是能够自行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唯一可能的来源。（Cleaver 1992, 131）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主增殖的著述，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互助和亲和性的著述，有着显著的相似性。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或支持的那些具体的、实际存在的互助 活动，无疑体现了克利弗（1992）所讨论的自主增殖，以及另类生活方式的自我建构。正如自主主义者同样指出的，这些自主的增殖活动，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否定其价值的企图。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互助构成了被支配者大多数生存机制，是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基础。它是新的共有领域、是共产主义的基础（见 Shantz 2013）。互助本身就构成了一套过渡纲领。正如克利弗所说： > 奈格里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过渡，只能通过发展那些否定资本主义指挥权的自主增殖活动来实现。这一批评清楚地表明，自主增殖的概念指向了正在形成的后资本主义的现存基础。（1992, 132） 共有主义者试图避免以生产主义的眼光看待生活，强调人的生活能够实现的方式极其多样。共有主义者在这里又一次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共同立场：他们认为，劳动若要成为一种能使人感到有趣的自我实现方式，唯一途径就是“使它从属于生活的其余部分，这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Cleaver 1992, 143, n. 59）。照护劳动的社会化性质，也由此被重新确认为人类的优先事项，其地位高于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集体化劳动。 # 第五章　从社会化劳动到社会化福利 对马克思而言，资本主义最主要的异化，是物——商品、死劳动、死亡——对生命的支配。今天，在不稳定的资本主义背景下，生命本身的问题处于争论的中心，尤其是因为福利在得到实现之后，又遭到了击败（Negri 2008, 208）。准确地说，是某一种特定的福利形式——由计划型国家主持管理的国家主义福利——遭到了击败。但另一种从社会领域内部生长出来的形式正在出现，尽管它仍不确定，仍不充分。奈格里说：“福利代表着国家对生活的干预；在某个时刻，它被新自由主义拆散了，但其自身的官僚化冲动也促成了这一结果”（2008, 208）。人们希望国家退出自己的生活，却不希望它以新自由主义政权那种恶毒、贬抑人格、刻薄无情的方式撤回社会保障。谈到国家提供的福利，奈格里说：“它曾经遭遇过人民的某种拒绝”（2008, 208）。正如他所论述的：“简言之，福利的终结不仅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失败，还因为工人阶级和国家的官僚机构走向了枯竭与腐败”（2008, 208）。 关键在于，福利国家的终结确认了一片共同自主的空间。它“在诸众的社会自主性之中，为共有领域的重建”留下了巨大的空间（Negri 2008, 208）。然而，面对这一机会或空间，左翼组织却不知道如何前进。在奈格里看来：“生活的物质实在，激情的自由，不会 被任何人支配”（2008, 206）。新的起义申明了这种不愿被治理、不愿被统治、不愿被支配的愿望。而它们对支配的拒绝，不仅针对国家与资本，也针对传统左翼政党。 ## 社会化福利与社会主义？ 人类的生存始终依赖于互助、社会交往和照护。因此，照护居于社会化（集体）福利的核心，也是个体生活的基础。尽管撒切尔曾作出那样的断言，事实却与之相反：不存在孤立的个人，也不存在完全的自主。抵抗以亲和与情感为基础，建立为一个共有领域。无政府主义者始终把互助视为抵抗的基础；互助形成了共同斗争的关系。面对危机国家关于安全与风险的话语，新的亲和群体主张共同体照护和社会化福利的实践。它们提出了一个照护的共有领域。这也包括提升某些照护活动的地位，例如洛蕾（Lorey 2015, 91）所说的性工作；这类活动历来使左翼中的许多人感到不安。 我们在不稳定处境中具有共同性。我们受到的召唤，是在彼此共有且承认的脆弱性中相互照护，而不是彼此逃离，各自到资本主义市场中寻找个人保护。这同样打破了资本主义对生产与再生产的传统分隔。 资本主义为追逐剩余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始终在抽走照护关系与照护活动所需要的时间和精力。生产剩余价值所耗费的时间和劳动，使人在资本主义工作日结束之后疲惫不堪，或者根本无法抽出时间照顾自己的共同体。当雇佣工人同时从事或寻找多份工作，或者往返一处或多处工作地点又占用额外时间时，这就进一步延长了他们的不稳定处境。互助中的照护，使生产与再生产重新走到一起。 这就是我们有些人称之为“共有主义”（commonism）的基础。在共有主义中，我们共同创造集体的未来。互助与照护的共有领域，站在警察式安全的对立面；后者以带来威胁的“他者”和恐惧性身份的生产为基础（Ramadan and Shantz 2016）。 ## 从社会化劳动到社会化福利 在危机国家管理的后福特主义框架下，生产方式已超出传统劳动形式，涵盖了一系列生活活动。这种社会化劳动的理论家，关注沟通、认知和情感能力，以及对这些能力的灵活运用。思考、说话、感受。这种社会化劳动把整个人格纳入其中并加以剥削，而不只是福特主义生产模式中的某些特定劳动任务。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社会化生产溢出了雇佣劳动的空间与时间边界（Lorey 2015, 75）。这是一种没有终点的劳动。 在这里，生产与社会交往相互嵌合，劳动与社会生活都由此变得相当不稳定（Lorey 2015, 75）。作为服务工作的劳动，把沟通和情感——同情、共情等等——纳入其中。这种劳动把完整的人带入资本主义的生产过程（Lorey 2015, 83）。而且，具有根本意义的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如今在社会中流转。主体性与社会关系也在这一生产过程中形成（Lorey 2015, 84）。 社会化劳动模糊了私人领域与公共领域的界线。新的公共领域出现，生产成为社会性的。人类的一切经验都被纳入生产过程。占据霸权地位的劳动形式消耗的是完整的人，而非某些特定而有限的行动。这种劳动具有情感性，以照护、沟通等社会交往形式为基础。这就是为什么涉及不安全处境的自我治理与主体性问题变得重要，也说明了为什么社会化劳动的形式成为关键。 一方面，正如海迪·里姆克（Heidi Rimke, 2003）所讨论的，自我治理的作用，是使人变得可治理，甚至卑顺。危机推动了集体福利体系的拆解——不只是国家主义的福利体系——与此同时，一股以市场增殖为导向的力量，推动福利和风险管理的私有化与个人化。正如洛蕾所说： > 不安全性的新性质，尤其通过以下变化而产生：劳动者权利受到侵蚀，社会、医疗和教育体系被重组，直至个人必须自行负责预防疾病，并防范工资与养老金的丧失。因此，新自由主义式的个人化自我治理与自我负责，部分地以一种新的方式直面生存层面的不稳定性。（2015, 89） 认为更好的生活取决于个人责任、而不是共同体行动，是一种幻象。然而，在危机条件下，人们被置于相互竞争之中，以保障自己及其社会生活领域。这进而削弱共同体行动，并以一种由国家管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形式，强化个人主义的应对方式。 生活与政治完全交织在一起。归根结底，问题在于福利。在新自由主义之下，政治一直想要退出生活事务，因为资本家散布了一种怀疑：政治没有足够的钱来管理生活事务，于是便有了紧缩等等（Negri 2008, 207）。 在奈格里看来，一个婴儿就是共有领域的开端，“因为它使整个社会围绕着它劳动。从这个角度来看，弃婴始终是一个非常美的形象”（2008, 207）。这体现了人们通过共同劳动，创造并维持生命，让生命蓬勃发展。然而，在资本主义之下，连这一点也受到威胁，因为育儿劳动变得私人化，并且得不到充分支持。而且，这通常遵循着性别化的支配关系。 这也说明了自主增殖与资本主义增殖之间的区别。奈格里说：“我们投入生命的钱，会留在我们生育的孩子们的身体里”（2008, 207）。 然而，在资本主义关系下，这一点变得不确定，并成为斗争的焦点。 奈格里认为，社会化工人的运动，将打破面对重组时的防守姿态，转而挑战危机国家对社会的管理式控制（见 Dyer-Witheford 1999, 83）。社会化工人的运动“受一种伦理的启发，这种伦理‘强调社会劳动之间的联系，突出社会合作的重要性’；它们以一种分散却清楚无误的形式，表达了这样的愿望：‘合作生产可以由基层来领导，后工业经济的全球整体性可以由社会主体来承担’”（Dyer-Witheford 1999, 83）。社会化工人运动的关键方面，包括对自主性和替代性社会结构建构的强调（Hardt 1996）。 在向后福特主义过渡的过程中形成的新主体性，“远非被动接受生产灵活化的场域，而是把社会场域据为斗争与自主增殖的空间”（Vercellone 1996, 84）。它们根据自身需要提出战略与策略，而不是遵循预先给定的行为准则。正如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所说： > 自主增殖是这些运动中流传的一个主要概念，指的是相对独立于资本主义增殖循环、并构成其有效替代方案的社会形式和价值结构。自主增殖被视为建造一种新的社会交往形式、一个新社会的基石。（Hardt 1996, 3） 自主主义者把这些在“国家权力及其代议机制之外”蓬勃发展的激进、参与式民主形式，称为一种建构性权力（constituent power），即“构成性社会力量的自由联合”（Hardt 1996, 5–6）。运动内部的社会化照护，既具有防御的一面，也具有建设的一面。正如哈特所说：“自主增殖是理解那些构成另类社会交往的循环的一种方式，这种社会交往独立于国家或资本的控制” （1996, 6）。这些运动所从事的项目，是在政治代议与等级制之外，发展民主而自主的共同体／社会关系。 一些理论家力图识别能够在国家控制之外构成替代网络的社会福利形式（Hardt 1996；另见 Vercellone 1996 和 Del Re 1996）。对意大利的激进政治理论家来说，社会运动的经验“显示了替代性福利形式的可能性：援助和社会化体系脱离国家控制，转而置于自主的社会网络之中。这些替代性实验或许能够表明，社会福利体系将如何渡过福利国家的危机”（Vercellone 1996, 81）。 在这些斗争之中，存在着“以国家控制之外的自主自我管理和社会团结为基础”的替代性福利形式的可能性（Vercellone 1996, 96）。正如德尔雷（Del Re）所说，变革的新参数之一，包括“提出超越福利的主张：把改善生活质量作为我们的目标，并从重新组织我们生命中的时间着手”（1996, 110）。我赞同哈特的断言：政治理论首先而且首要的任务，是“识别、肯定并推进社会力量的现存实例，因为它们预示着一个新的替代社会、一个即将到来的共同体”（1996, 7）。我也赞同哈特的看法：意大利的激进理论家“不断提出不可能之事，仿佛那是唯一合理的选择”，这样做是对的（1996, 7）。正如他所说：“我们的任务，是把这种革命潜力转译出来，使不可能之事在我们自身的处境中成为现实”（Hardt 1996, 7）。伊卢米纳蒂（Illuminati）认为，在当代背景下，“政治已经扩展到一些传统上将其排除在外的领域，因此，在那些地方，政治必须得到重新解释”（1996, 167）。脱离新的不稳定处境和社会化劳动形式，而把以往的政治重新演一遍，是无法挑战剥削、压迫和镇压体系的。 建构性权力，也就是瓦解既成权力（constituted power）的那种力量，其处境“是贫乏的经验，被削减到规则的赤裸状态，并面对抽象力量； 而它的冲突性表达，则要求一种非代议的、不会把公民身份同质化的结构”（Illuminati 1996, 173）。建构性权力的行动结构“要求多个彼此有别的统一体、行动者和反思；它既摒弃‘私人语言’的唯我论，也摒弃意志的内部辩证法，同时摒弃社会或制度代表把主体性熔合在一起的倾向”（Illuminati 1996, 173）。这里所针对的，特别是政党的结构：过去的社会主义者，曾在其中寻找将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多种力量组合／重新组合起来的空间。 ## 那些以“S”开头的词：社会化劳动与……社会主义？ 对许多社会评论者而言，新的沟通形式、情感劳动和社会化福利，对于社会变革和资本主义关系的替代方案，带来了格外值得期待的可能性。正如奈格里所解释的：“我只是想说，我相信，那些发明新的沟通性生活方式的人，与其说是资本主义者，不如说更是社会主义者；他们与团结观念的联系，远远超过与利润观念的联系”（2008, 23）。工业主义与极权主义不能共存，因为人们已无法再被迫像奴隶一样劳动（Negri 2008, 201）。解放就是夺取认知资本，掌握沟通工具，并以积极的、社会性的方式管理它们。没有自由，就没有后现代生产。 社会主义的一个真实问题，是沟通问题。对需求的管理过于官僚化、集中化和专制化。如果管理与信息传递能够更加灵活、分散，就可能进一步简化官僚结构，而不必让信息通过一套中央集中的指挥结构（Negri 2008, 23）。 在奈格里看来，“*社会主义*”这个词仍有政治空间。它仍将继续在当代 意识形态的边缘流转，正如波拿巴主义的残余仍然存在一样（Negri 2008）。对奈格里而言，社会主义、法西斯主义、斯大林主义或极权主义等范畴，都过于笼统，无法为理解历史现实增添多少东西。更值得关注的是，穷人与富人、无产者与资产者之间的斗争，如何进入这些概念并赋予它们具体性质（2008）。 奈格里认为，与教会的历史不同，共产主义已经摆脱了它自己的君士坦丁，也就是斯大林主义，摆脱了对权力滋味的迷恋（2008, 26）。共产主义的范围更加广泛，包括女性主义、后殖民研究、信息文化等彼此相当不同的文化语境。它正在以自由意志主义或无政府主义的形式重新出现；自俄国革命以来，随着国家主义形式的崛起，这些形式曾遭到边缘化、压制和遮蔽。 新的理解正在形成，把社会照护与共有领域的观念重新推到前台。共产主义正在被重新理解为“对那些被迫劳动的主体作出彻底改变”，以及“建构‘共有’，也就是自由地生产和再生产社会关系的*共同*能力”（Negri 2008, 260）。这正是我所称的*共有主义*的一种表达（Shantz 2013）。奈格里说：“它内部包含着一种共产主义和激进平等主义的理想，这种理想已不再带有任何类型的限定，例如无政府个人主义式的限定”（2008, 27）。在反紧缩运动中，一种新的社会（非）代表形式正在出现，超出了遭到击败的议会外左翼所留下的残余；这些残余存在于宗派派别、微型毛主义团体、托洛茨基主义崇拜团体，以及其他在学习小组中重演1917年道路的群体之中。 这是一次巨大的转变：原本分离的诸众正在出现，并在政治和社会层面重新组合（Negri 2008, 94）。它以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技术化的方式组织起来，依托情感或亲和关系的网络，而不是政党。各类群体试图表达一种连贯的大众抵抗与防御力量。运动使权力实践失去稳定性（Negri 2008, 96）。领导性团体当前面对的挑战，是既不让诸众偏离走向起义可能性的方向，也不对其加以组织。如何让由众多主体构成的大众维系下去，仍是一个难题 （Negri 2008）。奈格里说：“就示威而言，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究竟在做什么，因此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一种务实的、而非理论性的行动方式”（Negri 2008, 101）。这倒形成了一个好习惯：避开旧习惯，打破以往的偏见。 我把这些新的动员与社会照护形式称为*共有主义*。这意味着一种存在于等级制形式之外、以互助和分布式参与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这对于即将出现的反资本主义共有领域，具有启示意义。 社会化劳动、共同体合作和互助，与危机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分离开来。许多分析者借助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的“出走”概念来解释这一点。对维尔诺而言，这种合作性的社会交往发生在远离主权、远离国家的地方（2004）。在他看来，这种出走是一场集体脱离国家的行动，它表达了“一种非国家管理的公共领域”，或者说我们可以称之为社会化福利的东西（Virno 2004, 68）。这既是拒绝资本主义对社会生活的增殖化，也是尝试新的生活形式，对不可控制之物进行实验。这是一种“分裂”的运动，其含义如革命工团主义者乔治·索雷尔（Georges Sorel）对这个词的解释。这是一种建构性权力，是亲和关系的重新组合。 值得注意的是，奈格里在《再见，社会主义先生》（*Goodbye Mr. Socialism*）中，对自己的语言作了一些调整。他不再谈论“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而是谈论共有领域；前者是一些自主主义理论家偏好的说法，也是奈格里本人近期有关“帝国”的著作中的一个关键概念。除此之外，这一转变重新强调了智力的具身性质，超越了在理解认知劳动时陷入二元论混淆的倾向。它也强调了全球不稳定无产阶级的几个关键组成部分之间的联系，而这正是奈格里关注的核心：一边是流离迁徙、从事体力劳动的移民，一边是处于不稳定处境的技术阶层。 奈格里确信，激进民主如今为各国人民提供了“解放的武器”（2008, 124）。这不是那种把民主视为美国出口品的新保守主义愿景。那种愿景连同它的权力形式和 秩序再生产，“意味着维持一种阶级结构和无耻的剥削，并不会改善当前局面”（2008, 124）。奈格里说：“相反，存在着另一片场域，那就是真实而绝对的民主的场域；我们应当在其中毫不怯懦、毫不迟疑地斗争”（2008, 126）。当奈格里谈论团结时，他指的是“共有领域内部主体性的联结与表达”（2008, 28）。这不是以中央集中的方式吸纳身份，也不只是把彼此分离的主体位置联结起来。共有领域既不是预先给定的，也不是命定的。它在反危机斗争中表达出来。 ## 没有保证 然而，并没有任何保证，能够确保危机与不稳定处境会催生抵抗，或者对国家与资本构成真正的挑战，更不用说提出另类生活方式。尽管存在着令人信服的抵抗实例，以及以团结为基础的替代形式，它们却还没有危及现存社会秩序。 相反，北美和欧洲的广大人口似乎已经顺应了危机与紧缩的条件，与之达成了妥协。不同地位的人，出于不同原因，作出了这些让步。 这部分地源于对不稳定处境本身的恐惧——它是不安全性的私人化，以及害怕掉队或被抛在后面的结果。另一部分则源于与之相关的恐惧：自己很容易被别人取代，而那个人可能处境更加不稳定，更深陷危机，更孤立，也更愿意顺从。 警务管控与镇压的增加，一直伴随着新自由主义治理，也不能因为关注社会化就加以忽视；它们很好地服务于上述目的。在危机国家的实践中，社会福利被置于警察与军事安全的框架内。因此，它包含了不断加强的监视、 监控和控制。身处不稳定处境，也意味着更全面地被纳入规制体制。 ## 组织 一如既往，悬而未决的问题仍是组织问题。这就是政治本身的问题。起义的振奋感遮蔽了基础设施建设这项不可或缺、却可能枯燥的工作；也遮蔽了为持久战扎下根来、为摆脱今日危机国家状态的持续斗争准备资源的工作。一些追逐时髦的无政府主义者喜欢宣称，这样的政治“他妈的无聊透了”。的确，建设抵抗基础设施和任何事情一样，都可能有乏味、甚至平庸的时刻。但比这项工作更加无聊的，是一再失败。 而且，说真的，把积累资源、分享经验、发展较长期的供给以支撑斗争中的共同体这些行动，竟然看作无聊，实在相当奇怪。与什么相比呢？与追求自我满足且排斥他人的亚文化相比吗？建设抵抗基础设施，就是形成共同的照护能力，就是为喜悦配备武装。这正是共同生活、共同学习所带来的激动人心之处。 谈到这种超越国家的组织工作，巴迪欧说：“两个世纪以来，唯一的政治问题始终是：我们如何让运动共产主义的那些创造持久存在？”（2012, 112） 大多数劳动者，那些处于不稳定处境的人，对于影响其生活的关键事务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控制权。从共同体资源的分配，到邻里的照护，再到社会与自然环境的状况，他们在影响自身生活机会与现实的决策中，都没有真正的发言权。多数人存在于这个世界，却缺席于关于这个世界的决策（Badiou 2012, 55–57）。近来的运动与起义表明，那些缺席者、那些被排除在决策之外的人，正在坚持由自己来作出决定。 政治中所谓的组织，就是“新真理的劳动”（Badiou 2012, 63）。运动必须争取到能够决定自身命运的场所。 在当今持续不断的战争中，人会失去始终在场并积极行动的能力（Negri 2008, 123）。这是运动始终面对的威胁；人所共知的“耗竭”、士气低落和方向迷失，都是实实在在、也再人性不过的问题。国家及其制度机构，并不会像运动那样面对这些威胁。正如奈格里所指出的：“但这属于权力在面对运动的力量时所运用的那种时间上的不对称性：当它无法立即在现场击败运动时，就借此在长期中将运动熄灭”（2008, 123）。这正是抵抗基础设施之所以对运动如此至关重要的迫切原因之一。这些基础设施提供时间与空间上的支持，超越任何特定地点或时刻直接参与其中的个人（Shantz 2010）。 论及组织，巴迪欧说：“我坚持认为，组织的时间，也就是在暴动之后为理念建构一种经验性持续时间的时段，是至关重要的。否则，我们最终就会认为，国家必须永无止境地保有界定政治时间的垄断权”（2012, 90）。 这是起义主义者经常忽略的一点。起义、甚至仅仅是暴动所带来的狂喜，为直接参与者，也许还有某些满怀希望的旁观者，提供了一种或许必要的释放。但它远不足以改变力量对比和／或斗争条件。暴动与起义中有着太多安全阀的作用；涂尔干这样的保守社会学家曾经指出并称赞这一点，认为它有利于现状的长期维持。 # 参考文献 *Aufheben*. 1998. “The Politics of Anti-Road Struggle and the Struggles of Anti-Road Politics: The Case of the No M11 Link Road Campaign.” In *DiY Culture: Party and Protest in Nineties Britain*, George McKay,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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