批判性创客读本：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 # 批判性创客读本 ## 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 中文初译 v0.1 # 原版版权与制作信息 INC 读本 #12 **批判性创客读本：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 编者：Loes Bogers 与 Letizia Chiappini 文字编辑：Luke Munn 封面设计：Samuli Saarinen 版式设计与 EPUB 制作：Loes Bogers 字体：Mikko Varakas 设计的 wwwaaa、Jackson Burke 设计的 Trade Gothic，以及 Max Miedinger 与 Eduard Hoffmann 设计的 Helvetica。 印刷与装订：Tuijtel，Hardinxveld-Giessendam。纸张顾问：Esther Krop，De Monsterkamer，阿姆斯特丹。纸张：Holmen TRND 2.0，70 g/m²；Rebello 110，300 g/m²，100% 再生纸。 网络文化研究所出版，阿姆斯特丹，2019 年。 平装版 ISBN/EAN：978-94-92302-36-6 EPUB 版 ISBN：978-94-92302-37-3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电话：+31 (0)20 595 1865 电子邮箱：info@networkcultures.org 网站：www.networkcultures.org **订购**本书或免费下载：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订阅** INC 通讯：networkcultures.org/newsletter。 本书得以出版，承蒙应用研究中心 Create-IT 的支持与资助。衷心感谢 INC 的每一位同仁给予慷慨而富有批判精神的指导，感谢所有作者的贡献，感谢 Luke Munn 细致敏锐的文字编辑工作，以及 Samuli Saarinen 精彩的设计。特别感谢 Makers Lab 的全体同事，他们创造并维护了一个欢迎人们动手、学习和反思的空间。 本出版物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许可（CC BY-NC-SA 4.0）。许可文本见 creativecommons.org/licences/by-nc-sa/4.0/。〔译注：原版权页把 4.0 称为“Unported”；这里按其明确的版本号、SA 条款和链接保留许可身份。〕 碳中和生产：NL-001-370869。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原版机构标志文字：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 批判性创客读本：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 ## INC 读本 #12 ### 洛斯·博赫斯（Loes Bogers）与莱蒂齐娅·基亚皮尼（Letizia Chiappini）编 # 此前出版的 INC 读本 INC 读本系列源自会议投稿，由网络文化研究所制作。本系列出版物提供 EPUB 与 PDF 版本，纸本印数为 2000 册。所有 INC 读本，以及《Network Notebooks》《INC Longforms》和《Theory on Demand》等其他系列出版物，均可免费下载阅读。参见 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INC 读本 #11：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 与 Patricia de Vries 编，《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MoneyLab Reader 2: Overcoming the Hype），2018 年。 INC 读本 #10：Geert Lovink、Nathaniel Tkacz 与 Patricia de Vries 编，《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MoneyLab Reader: An Intervention in Digital Economy），2015 年。 INC 读本 #9：René König 与 Miriam Rasch 编，《查询社会：反思网络搜索》（Society of the Query: Reflections on Web Search），2014 年。 INC 读本 #8：Geert Lovink 与 Miriam Rasch 编，《不像我们：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Unlike Us: Social Media Monopolies and Their Alternatives），2013 年。 INC 读本 #7：Geert Lovink 与 Nathaniel Tkacz 编，《批判视点：维基百科读本》（Critical Point of View: A Wikipedia Reader），2011 年。 INC 读本 #6：Geert Lovink 与 Rachel Somers Miles 编，《视频漩涡读本 II：超越 YouTube 的活动影像》（Video Vortex Reader II: Moving Images Beyond YouTube），2011 年。 INC 读本 #5：Scott McQuire、Meredith Martin 与 Sabine Niederer 编，《城市屏幕读本》（Urban Screens Reader），2009 年。 INC 读本 #4：Geert Lovink 与 Sabine Niederer 编，《视频漩涡读本：回应 YouTube》（Video Vortex Reader: Responses to YouTube），2008 年。 INC 读本 #3：Geert Lovink 与 Ned Rossiter 编，《我的创造力读本：创意产业批判》（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2007 年。 INC 读本 #2：Katrien Jacobs、Marije Janssen 与 Mateo Pasquinelli 编，《C’LICK ME：网络色情研究读本》（C’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2007 年。 INC 读本 #1：Geert Lovink 与 Soenke Zehle 编，《交流封锁读本》（Incommunicade Reader），2005 年。 # 目录 各条链接跳至本译本对应章首；所列页码保留原书印刷页码。 [导言](#chapter-c004) — Loes Bogers & Letizia Chiappini　〔原书第 7 页〕 [批判性制作与跨学科学习：作为艺术、科学、工程和社会干预之间桥梁的制作](#chapter-c005) — Matt Ratto & Garnet Hertz　〔原书第 17 页〕 ## 举足轻重的物质：有所为的材料参与 [教授批判性技术实践](#chapter-c006) — Graham Harwood　〔原书第 29 页〕 [创客的反证词](#chapter-c007) — Maria Dada　〔原书第 38 页〕 [拆解制作：反对普遍适用性](#chapter-c008) — Critical Media Lab (Merle Ibach, Michaela Büsse, Felix Gerloff, Viktor Bedö, Shintaro Miyazaki & Jamie Allen)　〔原书第 47 页〕 [借助理论建构_拆解媒介，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chapter-c009) — xtine burrough <> Lucy HG Solomon　〔原书第 61 页〕 [通向超人类中心创客文化的战术](#chapter-c010) — Gareth Foote & Eva Verhoeven　〔原书第 72 页〕 ## 技术的（反）学习：制造者的工具 [制作具有批判性与伦理性的软件](#chapter-c011) — Caroline Sinders　〔原书第 86 页〕 [智能世界背后：对一场全球数据泄露的艺术混编](#chapter-c012) — KairUs (Linda Kronman & Andreas Zingerle)　〔原书第 95 页〕 [迷路与反学习确定性：电子工艺实践中的材料相遇](#chapter-c013) — David Cole & Hannah Perner-Wilson　〔原书第 107 页〕 [作为伦理实践的（物件）制作](#chapter-c014) — Wim Nijenhuis　〔原书第 127 页〕 [回归基础：或者，为什么［设计］教育正在回归制作](#chapter-c015) — Serena Cangiano　〔原书第 140 页〕 [学习洗衣机](#chapter-c016) — Samantha Penn　〔原书第 148 页〕 [C 代表……？用于协作学习批判性制作、为其学习、从中学习并了解它的卡片](#chapter-c017) — Verena Kuni　〔原书第 162 页〕 ## 组织开放性：社会性与社群 [Enkel 集体：培育变革者](#chapter-c018) — Benjamin Matthews　〔原书第 173 页〕 [C-Node：颠覆都柏林亚马逊云服务的黑箱](#chapter-c019) — Paul O'Neill　〔原书第 181 页〕 [拆除机器：与城市更新数据库一起制作和思考](#chapter-c020) — Tom Keene　〔原书第 196 页〕 [让设计去标准化？向批判性使用者学习](#chapter-c021) — Deanna Herst　〔原书第 206 页〕 [将开放设计建设为公地](#chapter-c022) — Peter Troxler　〔原书第 218 页〕 [走向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chapter-c023) — Krystin Gollihue & Abigail Browning　〔原书第 227 页〕 [黑客实践与设计：协作实践的悖论](#chapter-c024) — Anja Groten　〔原书第 237 页〕 ## 制作空间：实验室、机构与自治区域 [黑客式谋生：FOSTA-SESTA 之下的性工作、网络与社会再生产](#chapter-c025) — Grace Van Ness　〔原书第 245 页〕 [“无地方”的制作？通过战术性共创重新组织中国数字平台的权力几何](#chapter-c026) — Kat Braybrooke　〔原书第 258 页〕 [制造中国创客身份](#chapter-c027) — Xin Gu & Pip Shea　〔原书第 269 页〕 [后增长城市中的创客行动者](#chapter-c028) — Cindy Kohtala & Sharon Ede　〔原书第 278 页〕 [走向女性主义实验室：关于集体知识创造的激发性命题](#chapter-c029) — Maya Livio & Lori Emerson　〔原书第 286 页〕 [创设出来：建制的批判性实践](#chapter-c030) — Bernhard Garnicnig　〔原书第 298 页〕 ## 附录 [附录1：批判性制作参考书目——批判性制图资料](#chapter-c031) — Verena Kuni　〔原书第 306 页〕 [作者简介](#chapter-c032)　〔原书第 311 页〕 [图中文字对照（译制补充）](#chapter-c037) # 导言 洛斯·博赫斯（Loes Bogers）与莱蒂齐娅·基亚皮尼（Letizia Chiappini） 2019年6月，Maker Media宣布解雇全体员工并停止运营。在过去15年里，这家公司成功地把自己塑造成一场自称“创客运动”的代言者。它把利用技术制作、摆弄和DIY推崇为具有教育意义的休闲活动，举办地方展示活动，为你的下一个项目——那只疯狂的赛博朋克时钟，或智能气象站——撰写详尽教程。它标志性的《MAKE》杂志提供指南，帮助你挑选（也就是购买）下一块开发板或3D打印机，让你终于能在业余时间造出那台复古相机，或把家居自动化。Maker Media的受欢迎程度和影响力毋庸置疑，却也并非没有争议。它的意识形态、多样性的缺失及其战略选择（例如接受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的资金），都受到创客领域内部实践者，以及相邻领域的黑客、艺术家和文化批评者的批判审视。 Maker Media的丧钟让我们停下来思考。它给我们一个时刻，反思制作实践，以及嵌入这场所谓运动的意识形态和命令。归根结底，当我们考察物品如何被制作出来，并嵌入社会、经济、文化、政治和生态肌理的本质时，什么才算更好的东西？漂亮的承诺和善意，常常掩盖一种根本解决不了问题的方案；它带来的不良后果和意外影响，多得连产品海报都写不下。然而，你也能造出它——前提是你能花150欧元购买传感器、开发板和亚克力板，而且至少有两个星期的闲暇来学习新技能，在本地创客空间有限（甚至不存在）的对外开放时间里前去使用。谁从这种制作中获益，谁没有？在Maker Media式制作令人目眩地崛起时，这些基本问题被略过，或被主要涉及企业利益相关方的用户研究和敏捷方法轻轻带过。 但Maker Media的墓地也可能成为一座花园，萌发新的批判性制作的幼芽。越来越多的创客正摆脱最初想用数控操纵一切的盲目热情，重新关注社会文化的历史与未来，以及那些对材料进行切削、添加、变换和连接的数字机器所带来的环境和经济影响。十年前，许多人还满眼星光地惊叹3D打印机及其他DIY技术的可能性，如今已有相当数量的人指出：任何服务、工具或软件，都不能简单说是好的、坏的或中立的——甚至也谈不上免费。你从中国买来的廉价硬件，正让别人付出健康和土壤的代价。对此，新的批判性倡议不断出现，包括女性主义创客空间、地方公共电子器材库、修理和升级再造社群，以及围绕可持续材料和开源工具建立的研究与教育平台。 我们来到了一个十字路口。制作曾经是什么？制作现在是什么？也许最关键的是：制作可能成为什么？这正是本选集探讨的问题。 ## 创客已死，创客万岁？ 《MAKE》消亡的消息传出后不久，nettime邮件列表上就爆发了一场讨论：这篇批判性的悼词肯定了一些长处，也指出了许多问题。加内特·赫茨（Garnet Hertz）质疑该品牌将既有DIY制作实践改造成商业特许经营体系的使命。他承认，“MAKE为这个圈子提供了大量帮助”，但他们也“抹去了许多有趣事物的独特性（实验艺术、黑客行动主义、奇异设计、黑客文化、互动艺术、电子音乐等等）”——其特许经营范式“与DIY文化格格不入”。[^c004-n1]我们曾经拥有的制作，是一种商品化的版本，是更广泛制作实践群落中的一种可能性。 另一些人讨论创客在创意经济中的位置。所制造的产品在经济上或许难以立足，但这未必是主要问题。理查德·休厄尔（Richard Sewell）认为，通过制作来学习始终有价值。他主张：“创客运动最大的价值，在于大量的人开始制作那些未必完全说得通、也无意作为商业项目的东西。这不是问题，恰恰就是它的意义。他们学习想象事物，把它们做出来，再从中学习；他们正在创造属于自己的奇迹。”[^c004-n2]制作是一种过程和实践，而不只是结果。 还有人指出维护产品和工具的迫切性，以及当地可用资源对于维护的重要性。在阿德里安·麦克尤恩（Adrian McEwen）看来，制作也应当从修理的角度来理解。他说：“我们面对许多挑战：气候紧急状态、劳动条件、无处不在的塑料、财富不平等。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如果我们更经常修理自己的产品，那么每座城镇都需要一群能设计替换零件并完成修理的人……开放硬件届时就会具有优势，因为电路图和设计方案随时都可拿来使用。”[^c004-n3]制作面向的是一个破损更多、也更加扎根于微小地方的未来。 这些帖子一边解剖创客的遗体，一边试图使其较健康的器官复苏。我们真的能说创客已死吗？恐怕不能。例如，阿姆斯特丹市政府目前正在公共图书馆推出向公众开放的共享创客空间，通过教孩子使用激光切割机、3D打印机等数控机器，促进21世纪的学习和“城市营造”。另一方面，阿姆斯特丹的修修补补者、玩具制造者、商店陈列制作人，以及其他当地创意专业人士和业余爱好者，却见证了配有数字制造设施的联合办公空间涌现——往往得到同一个市政府的资助——又在短短几年后关门。成功的创客商业模式究竟是什么，它们与不稳定劳动有何关系，又如何与行动主义理想产生张力，这些问题大多仍无答案。 制作产生影响最大的领域，也许首先就是教育。“我们一些最成功的事情，”MAKE首席执行官戴尔·多尔蒂（Dale Dougherty）强调，“是在教育方面。”他声称：“公司作为一家企业失败了，但作为一项使命没有失败。”这使他思考是否应将公司改组为非营利组织。[^c004-n4]Instructables和MAKE等平台上的教程与示范项目，在教育中发挥了重要影响，为美国K–12教育以及欧洲青少年的中小学教育中STE(A)M范式所倡导的技术学习提供支架。然而，能够胜任这种教育的教学法仍在检讨之中，或还在等待急需的批判性更新。明卡·斯托亚诺娃（Minka Stoyanova）指出：“我看到，MAKE在教育领域的堡垒瓦解，可能带来一种有趣而令人兴奋的新方向。”技术教育可以不只“教孩子电子技术”，还可以包括“教授对待技术的批判性方法，教授媒介素养、批判性思维和环境思维”。[^c004-n5] 尽管这次进军教育（可以说）取得了成功，它也促成了一群创客的出现：一旦没有分步项目教程（Instructables）、现成套件（Arduino或其他开发板）、插件和专有软件（Adobe套件、Rhinoceros），他们便无所适从。许多初学者期待创意随叫随到、技术立刻成功，并由彼此无缝衔接、易于使用的软件工具为之铺平道路。这些层层保护的条件，掩盖了矢量、gcode和晶体管究竟如何运作，以及这些技术可能如何与经济、立法、政治和文化的发展交织。克里斯·契克森米哈伊（Chris Csikszentmihalyi）总结说，MAKE的文化“助长了一种虚假意识：它或许能改变制作的*方式*，却不能改变制作的*内容*”。[^c004-n6]在这样的环境中，默认设置所提供的看似无穷的可能性，盖过了改变或挪用工具功能的任何潜力。形式过于频繁地服从一组有限的预设功能，以至于所有东西看上去都差不多。创造变成了模具式复制。 这些批评与我们作为研究者和教育者的不满相呼应。在这些角色中，我们研究了意大利和荷兰城市经济中创客实验室的作用，[^c004-n7]也在应用型大学的数字制造工作坊任教。这些活动意味着，我们始终在思考制作如何嵌入教育。2017年，我们开发了一门名为“创客实验室：制作即研究”（Makers Lab: Making as Research）的跨学科学期课程，试图把高等创客教育与批判性概念思考连接起来。[^c004-n8]这门创客课程的设计深受参加Fab Academy的经历启发；这是一项在地方FabLab开展的全球标准化培训课程，阿姆斯特丹这里也设有一个这样的实验室。[^c004-n9] 这些亲身经历揭示了制作的双刃性。那些能够投入时间和金钱参与的人，学会了从零开始开发技术含量很高的原型：从制作模具到设计和铣削印刷电路板（PCB）。仔细摆弄材料、电子元件和数字制造工艺，让我们以身体经验理解了技术及其内在的可塑性。事物的连接与断开、物体的配置与重新配置，有着无穷方式。但它也告诉我们，在与工具和材料的可供性协商时，总会有所取舍——无论是在认知、情感、审美还是社会文化层面。这样的知识似乎尤其适合高等理工教育和应用研究。然而，这个教育框架是否少了一根支柱？除了实用的技术诀窍和材料知识，那些能够让学习者想象并开发创客项目、回应我们时代紧迫政治和生态问题的批判性概念工具在哪里？ 在为课程编写大纲的过程中，我们逐渐发现，信息学者马特·拉托（Matt Ratto）所描述的“批判性制作”，[^c004-n10]以及艺术家兼设计师加内特·赫茨发展出的更以物为中心的分支，早已提出这些问题。[^c004-n11]赫茨指出Maker Media成功营销的制作及创客身份所存在的缺陷和问题，呼吁让创客文化重新政治化。批判性制作及“批判性技术实践”等相关方法，则寻求生产出揭露不公、凸显歧视，并指向性别不平等、监控、种族主义和人权等权力问题的物件。目的不仅是从外部批评，更是评估自身的学科框架与职业惯习如何可能助长这些不平等。这些方法凸显制作在生成知识、创造新的批判视角方面的潜力。反过来，这些视角也会影响我们如何想象、定位和组织制作的实体空间，以及它们应当服务谁的议程。它们为创客开辟了一种特定的话语空间，去应对当代更广泛、更杂乱的问题。它们敦促我们与麻烦共处，而不是走向硅谷式解决方案主义。 MAKE所借用的文化实践，例如DIY电子技术，早在这个品牌出现之前便已存在。公司试图把文化生产者、技术实践者和业余爱好者组成的圈子，纳入“创客”的旗帜之下。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把制作缩减为一种兼具赋权与娱乐功能的技术摆弄，主要面向本来已经有权有钱的西方中产阶级。制作始终以特定方式与阶级相交，尽管这一点经常被忽略。制作与阶级的关系，以往就曾被策略性和政治性地利用。正如格雷厄姆·哈伍德（Graham Harwood）所指出的，理解创客现象的一种方式，是把它视为一种长期驱动力的最新化身：将“非话语性的技术文化”转化为利润；这种冲动至少可以追溯到启蒙运动。[^c004-n12] 在其普遍而全球化的愿景中，MAKE版本的创客文化排除了大量其他实践和视角。它无视自己与黑客空间和（媒介）艺术团体中那些投身政治、具有行动主义精神的创意技术实践之间的历史联系；未能处理其过去和现在带有性别化和殖民主义特征的问题遗产；也未能兑现创造就业、干预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全球生产方式的承诺。正如爱丽丝·杨（Alice Yang）提醒我们的：“实际上，制造我们电子产品的大多数人，是在第三世界及发展中国家工厂中工作的有色人种女性。”[^c004-n13] MAKE的终结标志着一个时刻：我们可以追问如何填补它留下的制度与教育空缺，怎样填补才不会落入同样的陷阱。不过，批判性制作也有自身的传承，正在影响大学和艺术学院的课程结构。这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机会：重新探访这个术语背后的最初想法，既向旁边看，也向前方看，对十年的批判性制作做一次盘点。今天谁是创客？人们正在制作什么？谁从当代创客式劳动中受益？最重要的是：下一步该怎么走？ 本选集为批判性创客提供空间，去想象他们的实验室、工具、材料参与和知识生产的未来。我们是否需要更新思考和实践的模型？需要基于开源的公地？新的机构，或新的制度创设和组织方式？不同的商业模式？为具有社会参与意识的技术实践寻找其他路径与语境？这些问题处于本书的中心，邀请你在课堂上、网络中和你的（创客）社群里加入对话。本书旨在为创客、学生以及我们自己提供一种既易于理解、又具有理论性的概览。这些文章主要从积极参与实践者的视角出发，我们认为它们能与来自多个学科的人产生共鸣。由此，我们希望提供一本以批判方式制作的、关于批判性制作的书。 ## 本读本的结构 这部选集收录26篇文章，作者包括设计师、艺术家、黑客、创客和手工艺者，也包括反思当代创客文化的行动者、理论家和学者。在全书中，我们有意避免对理论和实践作硬性区分。一些作者更详细地描述理论如何影响自己的实践；另一些则反过来，解释实践如何引出不同的概念和思考模型。我们邀请读者在这些互相重叠、甚至彼此缠绕的文章之间，建立进一步联系。本书的序曲由批判性制作的先驱**马特·拉托与加内特·赫茨**奏响：他们追溯这一术语的思想谱系，并反思自身在跨学科学习中的教学实践。后续各部分围绕以下四个主题展开： ### 举足轻重的物质：有所为的材料参与 面对气候变化、由黑箱式“智能”技术驱动的监控资本主义，以及同时发生的人文学科物质转向，制作的理论正在被重新阐述。西方思想与实践中的人类中心主义特征，受到严肃质疑。毕竟，看看我们那据称富有生产力的设计和工程倾向，其所谓“进步”把我们带到了何种境地。无论源自更古老的神学思想，还是较新的新自由主义口号，人类必须指挥和控制、支配和驯化的命令，都已无法维持。在语言学转向之后，将世界缩减为社会建构，会令我们看不见其蓬勃的物质性，看不见那个由活跃行动者组成的领域：它们通过物质差异塑造、抵抗，甚至发声——只要人们懂得倾听。从这一角度看，制作成为非人类与人类之间相互转化的行动，物质与话语行动者不断共同生成。 本部分作者围绕这种参与方式，倡导将批判性制作重新阐述为一种内在批判。他们承认自己身处其中，而不选择局外人那种轻而易举的揭穿和抱怨。在这里，思想被认为具有能动性，行动始终有所反思（**格雷厄姆·哈伍德**，以及**玛丽亚·达达**关于创客的后批判性反证词）。超人类中心的（more-than-human）创客并非从无到有地制作，而是与那些作为“总已在场”之物、与她共存的材料发生关系。她留意尺度、体量和物质性的时间；在制作与拆解制作之间来回摆动，在抽象与情境化之间转移（**Critical Media Lab**、**xtine burroughs <> Lucy HG Solomon**）。在新自由主义创客死去之后，女性主义／新唯物主义和后人类理论成为超人类中心创客文化的战术指南（**Gareth Foote与Eva Verhoeven**）。 ### 技术的（反）学习：制造者的工具 本部分作者强调，批判性的材料参与不仅具有学习有关技术知识的潜力，也具有与技术共同学习的潜力。在这一点上，他们呼应了马特·拉托的提醒：与技术一同学习和学习技术，绝不能仅仅成为替（年轻）人准备成功职业生涯的手段。这些艺术家、设计师、实践者和思想者，提供了来自艺术、设计及正式与非正式教育环境中多个领域的启发性项目实例。他们尝试以批判方式拆解和重做机器学习算法（**Caroline Sinders**）、废弃硬盘（**KairUs**）以及电子元件（**David Cole与Hannah Perner-Wilson**）。 自让·皮亚杰、西摩·帕珀特等人提出建造主义学习模型以来，工具在通过制作而学习的过程中的作用，就可被视为一个关注点。维莱姆·弗卢瑟（Vilém Flusser）曾探究工具、制作者、工厂（或生产场所）与学校（或学习场所）之间彼此*赋形并传递信息*（in-form-ative）的关系；正是这一组条件，使*制造者*（homo faber）这一形象得以出现。二十年后，工具仍然引人关注；作者们分别评估建筑训练（**Wim Nijenhuis**）、设计教育（**Serena Cangiano**）和洗衣实践（**Samantha Penn**）的语境中，什么可能构成批判性制作。这些文章不仅将工具本身问题化，也把工具所嵌入的更广阔的社会文化、生态、地理和历史语境问题化。我们还不应忘记，语言本身也是工具；应当追问批判性创客可以怎样挑战它（**Verena Kuni**）。这些话语工具能否被拆解，从而显露新的生产力量？也许，对批判性制作最恰当的定义，是一种同时具有建造主义和衍射性质的学习过程：一种默会的、物质的，*同时也是*概念性的转化。 ### 组织开放性：社会性与社群 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我们观察到协作工作空间在世界各地城市中兴起。创意工作者、自由职业者和设计师聚集于联合办公空间、创客空间、创意工作室和文化中心。这类共享工作空间的兴起，意味着打破工厂和办公室所确立的传统劳动分工。这些新空间的空间与组织形态回应着数字文化的扩张；在这种文化中，开放性和社会性被视为任何制作实践的必要条件。这一文化以理论上人人皆可使用的开放技术标准为中心。这种自由、开放的理想，源自软件开发中更为成熟的点对点实践。伴随这些理想而来的可供性与要求，催生了新的劳动和生产组织形式。例如在软件生产中，工厂生产所具有的等级制和自上而下的组织特征，开始被分散的同侪实践所替代，开源运动就是典范。这些实践所创造的社会性和社群因素，成为物品与人工制品的物质生产中的关键成分。 考虑到这些变化，有人认为MAKE式制作所缺少的，是集体的作用，以及*超越*制作实践本身的批判性行动。这要求批判地考察社会性如何得到恰当的情境化，如何牢牢扎根于地方社群及其历史。Enkel集体的组织实践，为如何做到这一点提供了富有洞见的例子（**Benjamin Matthews**）。一些实践直面机构进行干预，运用战术追踪亚马逊云服务在爱尔兰被黑箱化的实体和基础设施组成部分（**Paul O’Neil**）。另一些则展示自我组织的社群如何质询住房数据库，以便在伦敦城市更新的语境中开展干预和异议行动（**Tom Keene**）。 本部分作者探讨与开放设计社群有关的劳动问题。他们发展使设计去标准化的方法，并挑战盛行的“普遍用户”概念（**Deanna Herst**）；重新阐明维持可持续开放设计公地所涉及的工作（**Peter Troxler**）。当然，社群具有某种阶级属性、特定政治立场和具体性别构成。这些社会性交往空间在技术开发、学习和实验中的作用，既在学术界的语境中得到讨论（**Krystin Gollihue与Abigail Browning**），也在一段黑客与设计师之间兼有虚构和摩擦意味的对话中得到讨论（**Anja Groten**）。 ### 制作空间：实验室、机构与自治区域 创客运动的推动者设计了一个单一愿景和统摄性品牌，试图把企业领域与高度激进、自主的实践聚合起来。这个全球性创客概念，假定不同大陆的创客之间具有足够共同点，可以共享这一名称；假定使用同一组标准化工具，你便能“制作几乎任何东西”；假定各地的互联网可及性相同；也假定同一套价值观大体上可转移、具有普遍性。 但制作从来不是铁板一块。创客以非常不同的方式组织自己。本部分作者揭示了：如果不对这些隐含的普遍性提出质疑，它们会以何种方式造成问题。处于不同地点、不同社会位置，乃至同一社会内部的人，几乎不可能平等享有同样的特权。这导致不同的欲望和成功观念，也导致对于线上、线下空间中的信息及生存有着不同要求。 不同语境下的不同社群，其需要和价值观如何存在巨大差异？本部分通过SESTA-FOSTA法案下的性工作（**Grace van Ness**）[^c004-n14]，以及在中国抵抗国家对网络通信监控的策略（**Kat Braybrooke**），讨论了这些例子。的确，中国创客身份提供了一个切入口，让我们理解：在以西方为中心的批判性制作话语中讨论全球南方的制作实践，会遇到什么问题。例如，生产廉价仿制商品的“山寨”（原文作*Shanzai*）制作实践，被认定与全球数字经济不相容，从而使较早的地方实践与新涌入的、借来的数字普遍主义及数字创意经济逻辑之间产生张力（**Xin Gu与Pip Shea**）。另一方面，在富裕的欧洲和澳大拉西亚国家，社区工作坊正在被工具化，用于为可持续、宜居的后增长城市创造具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最后，还必须结合地方市政府的支持与评估，讨论创客行动者和反文化社区工作坊被驯化的过程，以及他们如何协商自己的理想（**Cindy Kohtala与Sharon Ede**）。 这一收尾主题把我们带向批判性制作实践与制度化的问题。通过追溯实验室协作式知识创造那带有性别化和殖民主义色彩的历史，我们可以对它表面上的新颖性提出反驳。例如，这一谱系仍在影响当代大学实验室工作的组织方式及其价值评判（**Maya Livio与Lori Emerson**）。在更一般的层面上，作为制度化过程的“制度创设”，被讨论为批判性制作实践的一个（不）可能场域（**Bernhard Garnicnig**）。 ## 写批判性制作，就像用舞蹈谈建筑？ 为了在书中纳入多样视角，我们付出了相当努力。我们很高兴能呈现来自设计、艺术、工程、媒介和理论，以及这些领域种种可想象的混合形态的文章。这里的文字出自学术界、创意产业、教育和行动主义团体中的人——或同时身处上述所有领域的人。不过，作为编者，我们首先承认，在纳入全球南方声音这一点上，我们显然做得不够成功。尽管如此，多位作者讨论了并非起源于全球北方的实践；我们鼓励读者沿着这些线索，走出本书的边界。所有参与者都以不同方式，认为阅读和写作有足够意义，值得投入大量精力——值得经历那项耗时、又充满情绪的工作：不断处理两个年轻陌生人提出的反馈，而这两个人总在要求更多。也许，处于这一位置，本身就与某种对批判性制作理念及其潜力的投入有关。也许，我们视为*批判性*的、称作*制作*的东西，在其他语境中根本不被如此识别；那里的社群拥有不同方法和工具，为他们所做、所造的事赋予有意义的方向。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提醒我们的：“语法是以其他手段进行的政治。”[^c004-n15] 写作与制作是一对奇特的搭档。一只手把我们对社会的反思，形式化为文字的话语力量；另一只手则执行制作和创造的具体活动。不过，我们既无意淡化制作，也不想过度吹捧它，而是相信重新连接这两种实践，有足够多的收获。我们希望这部文字集能帮助阐明制作的批判性——形成一个话语性的居间空间，而这个空间对于质疑制作如此必要。我们邀请像我们一样的创客，无论身在课堂、邻里社群、共享工作室、工具店、黑客空间还是大学实验室，都来栖居这一空间。本书必然有所局限，但我们希望这些文章能为你提供与人连接的新方式、对待工具和活动的新方法，以及推动自身实践边界的新途径。我们感谢所有参与者的开放、坚持、建议，以及美好的热情。希望你喜欢我们共同制作的成果。 ## 参考文献 Haraway, Donna.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1991. Hertz, Garnet (ed.). *Critical Making*, Hollywood: Telharmonium Press, 2012, http://conceptlab.com/criticalmaking. Ratto, Matt. 'Critical Making' in Bas Van Abel et al. (eds) *Open Design Now: Why Design Cannot Remain Exclusive*.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2014. Various authors.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by its Corporate Sponsors; Throws in the Towel' Postings to nettime mailing list,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 [^c004-n1]: Garnet Hertz,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by its Corporate Sponsors; Throws in the Towel' Posting to nettime mailing list, 11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28.html. [^c004-n2]: Richard Sewell,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2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50.html. [^c004-n3]: Adrian McEwen,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3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53.html. [^c004-n4]: Josh Constine, 'Maker Faire Halts Operations and Lays off All Staff', *TechCrunch*, 7 June 2019, https://techcrunch.com/2019/06/07/make-magazine-maker-media-layoffs/. [^c004-n5]: Minka Stoyanova,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4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62.html. [^c004-n6]: Chris Csikszentmihalyi,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0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28.html. [^c004-n7]: 本书编者之一莱蒂齐娅·基亚皮尼，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和米兰比可卡大学攻读博士期间，以阿姆斯特丹和米兰为对象开展比较分析。 [^c004-n8]: 由本书编者之一洛斯·博赫斯与Shirley Niemans共同开发，http://minormakerslab.nl/。 [^c004-n9]: 另见：https://waag.org/en/project/fab-academy。 [^c004-n10]: 例如参见：Matt Ratto, ‘Critical Making’ in Van Abel, Bas, et al. *Open Design Now: Why Design Cannot Remain Exclusive*.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2014. [^c004-n11]: Garnet Hertz (ed.) *Critical Making*, Telharmonium Press: Hollywood, 2012, http://conceptlab.com/criticalmaking. [^c004-n12]: Graham Harwood,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1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33.html. [^c004-n13]: Alice Yang, 'The Maker Movement is Abandoned', 12 June 20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906/msg00043.html. [^c004-n14]: 《停止纵容性贩运者法案》（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ers Act，SESTA）与《允许各州及受害者打击网络性贩运法案》（Allow States and Victims to 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FOSTA），是2018年4月对美国性贩运法律所作的修改。SESTA-FOSTA规定，明知而协助、便利或支持性贩运属于违法，并使在线服务对其用户的行为承担责任。 [^c004-n15]: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Free Association, 1991, p. 3. # 批判性制作与跨学科学习：作为艺术、科学、工程和社会干预之间桥梁的制作 马特·拉托（Matt Ratto）与加内特·赫茨（Garnet Hertz） “批判性制作”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描述兼具概念工作和技术工作的设计取向实践与教学法。[^c005-n1]鉴于这个术语日益流行，认真讨论它的定义和表述十分重要。批判性制作已经进入工作坊和论文，成为若干学术会议的主题、多门大学课程的名称，[^c005-n2]以及一些学术倡议的旗帜，其中包括罗得岛设计学院构想未来的一项原则。[^c005-n3]因此，有必要退后一步，说明拉托创造这个术语时的初衷，并阐明我们正在进行的研究与教学工作：重新将批判分析与物质制作结合起来。 拉托最初于2009年使用“批判性制作”一词，界定一种将教学和研究相结合的实践；这种实践通过与技术的物质性接触，开启并拓展批判性的社会反思。[^c005-n4]早期组织批判性制作工作坊的经验，为探索科学技术研究、科学哲学等领域有关社会与技术关系的理论，提供了丰富资源。尤其重要的是，这项工作表达了一种愿望：“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连接两种常被分开的参与世界的方式——通常被理解为以概念和语言为基础的批判性思维，以及作为目标导向的物质工作的实体‘制作’。”[^c005-n5] 批判性制作概念有许多先驱；它们都以如下假设为起点：制造出来的技术人工物体现文化价值，技术开发可以与文化反思性结合，创造出具有挑衅性的物件，促使人们重新评价技术在文化中的作用。出自计算机科学领域的概念包括批判性技术实践、[^c005-n6]设计中的价值、[^c005-n7]反思性设计[^c005-n8]和对抗性设计。[^c005-n9]在艺术和设计领域，类似概念包括批判性设计、[^c005-n10]质询式设计、[^c005-n11]思辨设计、[^c005-n12]旁功能设计、[^c005-n13]异议设计、[^c005-n14]后最优设计[^c005-n15]和批判性工程。[^c005-n16]应当指出，“批判性制作”借鉴并发展了这些连接批判实践与技术开发的概念。事实上，我们更愿把它理解为对各类概念与物质相结合工作的统称，而不是一种独立的实践。 “批判性制作”强调物质在概念和分析过程中的重要性。这一点已越来越成为社会理论中的主导论题，即多个学科都已注意到的所谓“物质转向”。[^c005-n17]但也许更重要的是，对制作的关注还意在强调物质生产本身作为批判反思场所的价值。正如拉托指出，共同制作的经验能够“为转变社会技术想象提供共同资源”。[^c005-n18]建造主义教学理论、[^c005-n19]关于物质世界如何对概念化过程产生“反作用”的理论阐述，[^c005-n20]以及更通俗地说，作者自身的经验，都支持这种理解。尤其需要指出，转变一个人对社会与技术关系的理解，可能涉及情感维度，而社会工作和技术工作通常对此关注不足：“归根结底，批判性制作是要把技术与社会的关系从一种‘事实之事’转变为一种‘关切之事’。我［拉托］认为，这需要个人投入，需要一种‘关怀’，而这种关怀通常既不属于技术学术教育，也不属于社会学术教育。”[^c005-n21] 主流教育倡议的负责人采用“STEAM”等缩略词，凸显出弥合人文学科与技术的综合性教育倡议的重要性。在这里，较传统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教育，加上了“艺术”一词，以代表与审美及人文学科教育相关的知识形式和教学法。不用说，把“艺术”——不管人们希望这个词涵盖什么——简单添加到工程或科学学科的教学实践中，并不比把“工程”或“科学”简单添加到艺术教学法中更可行。有些问题关乎制度分隔，以及在不同组织之间往来所固有的困难；另一些则关乎不同学科群体视为有效知识的多种过程和成果。要创造出能够处理艺术与技术或科学之间认识论差异的跨学科方法与视角，并不是简单相加，而需要实质性的新颖教学举措。 ## 批判性制作中的“批判性” 我们认为，“批判性”是这种跨学科实践不可或缺的属性，包括反思思考传统学科内部的价值主张、认识边界及实践。我们也认为，批判性包括开阔地思考自身工作产生的物件和知识形式，位于何处、具有何种社会意义。其次，我们相信，富有成果、以项目为基础的“制作”，是跨学科工作的重要生产方式，因为它可以充当不同社群与群体之间不属于任何单一学科的中间地带。把个人投入、批判理论和物质生产连接起来，正是批判性制作作为一种独特的参与世界方式的标志。两位作者以各自的方式继续推进这些发展，努力建立教育倡议与课程体系，培养具备恰当技能和理解力的批判性创客，推动针对社会技术的批判性创新与实验。 对于“批判性”，我们倾向于将它理解为承续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所关联的干预性、转化性理论工作。与该学派联系最密切的学者包括赫伯特·马尔库塞、西奥多·阿多诺和马克斯·霍克海默。这些学者，以及许多其他人，共享一种“批判理论”观念，认为它与当时科学工作中占主导地位的学术“理论”概念相邻而有别。批判理论并不着重对当前状况作可普遍化的描述，而主要关心如何理解并构成“合理的生活条件”。[^c005-n22]霍克海默认为，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拒绝以“更好、有用、适当、有生产力、有价值”[^c005-n23]等规范性评价来衡量理论，因为与这些评价相联系的研究既以现有社会状况为前提，又有助于强化这些状况。社会转化和更多“人的解放”，需要追求改变而非描述的非规范性理论。这里必须区分两种“批判性”：一种仅被理解为反身性和解释学意义的批判；另一种是此处所定义、与“使人类摆脱奴役他们的环境”这一明确目标相联系的批判。[^c005-n24] 政治经济学、哲学和文化研究等某些学科，将“批判性”提倡为其工作内在的一部分，并积极发展教学过程，帮助学生采用和实践批判性方法。然而，我们并不认为批判性是任何特定学科的固有属性。相反，它可以被理解为一切学科实践中都存在、但往往有所隐藏的一个方面。那些广泛关注技术实践中批判性的技术学科活动，正揭示了这一点。 在技术设计的框架中，批判性通常首先删除——或至少暂时搁置——与技术相关的现有价值主张。我们可以选出三种批判性的物质—概念实践，以说明对那些通常与技术及技术发展相联系、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价值的具体关注。首先，邓恩与拉比所描述和实践的批判性设计，[^c005-n25]针对设计界对商业化和营利利益的主导性关注，利用物件的设计与展示揭示这些利益，并提供替代方案。他们的目标是使消费者更加意识到，日常使用的设计中铭刻着怎样的价值、意识形态和行为规范。[^c005-n26] 其次，批判性技术实践[^c005-n27]关注特定技术学科及相关训练中嵌入的价值主张，借助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批判文献，质疑计算机科学与工程中的工具性逻辑，并使之置于具体语境中。菲尔·阿格雷（Phil Agre）的工作对批判性制作的发展尤其重要，因为他的明确目标就是连接不同学科的思维定式，而这正是混合式多学科实践的前提。最后，阿格雷的批判性技术实践概念以“反思性设计”之名，被扩展到人机交互设计领域。[^c005-n28]批判性技术实践着重鼓励和支持反思、克服学科分隔；反思性设计则鼓励开发意在促使用户反思的技术物件。反思性设计实践者由此试图打破人们对技术消费者与生产者之间典型被动关系的视若自然。 上述方法的共同点，在于关注那些将反身性与干预结合起来的物质—概念过程。对每一种实践来说，批判过程都始于使标准假设、价值和规范不再显得理所当然，从而反思具体技术在社会中的位置和作用。此外，它们都具有一个明确目标：通过给予工程师、设计师，有时也给予公众机会，使他们摆脱过度工作、过度生产和过度消费的循环，退后一步，反思并重新考虑更广泛的人类经验与文化，从而以战术方式干预、扰动传统技术开发模式。[^c005-n29]技术若要改善社会，就必须具有批判反思性，并针对“何为人”这一问题的复杂性来设计。 ## 批判性制作的“制作” 如前所述，最初使用“制作”一词，是为了突出物质生产和参与的重要性：它们是对技术进行批判性思考与概念化的关键。同样，赫茨认为，“创客”一词与这项工作相关，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位于传统媒介艺术实践、产品设计、工艺和计算机科学研究的交叉点。正因如此，我们觉得它可以作为跨学科教学法的有用模型：这是一种以物质为基础的触觉实践方式，主要存在于学术学科之外。 2005年，戴尔·多尔蒂创办《Make》杂志时，“maker”开始获得特定用法。他用这个词重新包装并净化“hacker”（黑客），使之更容易为公众、学校和潜在赞助者所接受。“创客”一词可被视为向工艺式实践靠拢，并与“hacking”的两种定义保持距离：1. 出于恶意或犯罪目的侵入安全系统（即破解，cracking）；2. 巧妙颠覆，让事物以意想不到的方式运作（即巧妙的hack）。创客概念最初着重表现普通人在车库和后院里制作东西，但最终也涵盖了实验媒介艺术、开源硬件和黑客空间文化中的工作。 过去十五年来，“制作”逐渐被用于描述面向草根的电子爱好项目与倡议：它们融合巧妙的实体构造、工艺、微控制器、机器人技术，以及以信息自由分享为基础的开源理想。随着社群组织的黑客空间工作室、开源3D打印机和DIY式实体计算平台日益普及，制作这一概念也有了长足发展。 然而，“创客”一词的日益广泛使用，并非没有代价。虽然我们认为，“制作”作为一种使技术物件制造民主化的方法很有用，但我们也看到，伴随其被更广泛社会接受，许多技术导向的DIY实践核心中的对抗、政治和战术成分，大体被剔除，代之以对技术技能或工艺的单一兴趣。换言之，流行的创客概念将人们亲手参与技术开发的兴趣汇聚起来，却通过从过程中减去批判性参与来实现这一点。虽然某些批判性残余仍然存在，但相较其前身已温和许多，包括相信技术应当通过开源而可获取，以及相信以触觉方式生产技术物件对人的福祉十分重要。 制作已成为统一技术与社会工艺的有力概念，但我们相信，这个领域若要前进，就必须更具自我反思性与批判性。批判性制作提出这样的问题：特定社会议程与技术物件和系统之间有何关系？社会技术系统如何能与更广泛、更有解放性的价值相结合？我们能建造什么来维持并促进社会平等与正义？什么技术值得制作？批判性制作的定义蕴含着其跨学科使命的潜力：制作需要技术的“硬”技能，批判性则需要概念思考。我们把用Arduino让LED闪烁或用3D打印制造物件的技术练习，视为教育中最基础的第一步；但对于造物的设计、目的和文化价值的追问，则是制作过程中重要的后续步骤。 ## 课堂中的批判性制作 本节介绍我们自身研究和教学实践的实例，展示我们培养批判性创客的承诺：培养能够把计算机科学及工程相关学科的技术实践，与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概念理解及理论连接起来的跨学科个人。 ### 拉托的教学经验 我是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贝尔大学实验室人机交互讲席教授，并主持该校的批判性制作实验室。[^c005-n30]我的工作重点是发展理论、实践和教学法，增进人们对信息技术与社会复杂关系的理解，并提升其中人的能动性。对我来说，批判性制作既是研究对象，也是研究这个对象的手段。 我关于批判性制作工作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旨在推动传统上以语言为基础的批判性学科更多采用物质实践的学术写作。这项工作的成果往往是典型的学术物件：期刊论文、书籍章节、编著文集和专著。考虑到高等教育偏爱抽象的、语言性的人工制品，我认为这项工作是批判性制作的必要部分。但这些作品本身又建立在我称之为“批判性制作经验”的痕迹之上：我和学生策划这些活动，使物质生产与概念洞见、概念词汇结合起来。 这些活动有如下共同特征。第一，它们由一种或多种概念理论内部的含混、矛盾或断裂引发。第二，它们要求参与者通过一个受到或多或少物质约束的建造过程，处理上述概念上的不确定性。第三，虽然这一过程会生产物件，但物件并非主要成果。相反，这些经验的预期结果，是参与者对于批判性／概念性问题的理解和投入发生个人化、有时十分独特的转变。我曾与不同情境中的不同人士分享这些经验，包括私营公司、公开工作坊、学术研讨会和会议，尤其也包括我自己的教学。自2009年以来，我一直在多伦多大学信息学硕士项目中教授批判性制作课程。课堂上既有这一项目的硕士生和博士生，也有工程、建筑及视觉研究专业的学生。 我发展出的批判性制作经验涉及多种主题，但大多关注数字技术影响的过程与价值主张日益进入人类社会世界各个方面所带来的问题。依据具体年份和媒体上的当前议题，我们讨论近期有关手枪立法的决定、气候变化方面的新进展，或监控与隐私问题。我给学生一个具体题目：“建造一种有道德的技术。”他们有一周时间设计、建造并解释自己的项目。在下一堂课上，每组展示成果，描述它如何、在哪些方面属于有道德的技术，并概述工作过程。展示之后是有引导的课堂讨论，对相关问题、含混之处和结果进行辩论与描述。因此，这些经验受到科学技术研究、数字人文等领域工作的激发和支持；这些工作突出与数字性以及更一般的信息问题相关的关切。唐娜·哈拉维、Leigh Star、Geoff Bowker、布鲁诺·拉图尔等许多学者，都曾考察我们可以笼统称为“技术科学”的若干维度，以及其中解放性或约束性的方面。 每堂课的组织如下：都包含概念探索和制作环节。课程最初几周，制作环节主要提供微控制器、电子技术和简单编程的基础技能训练。经过入门几周后，我们转向围绕特定主题或问题组织、更具体的概念与物质探索。同样，课堂包含一组围绕道德与技术的指定阅读，以及一个具体设计题目。学生制作出对设计题目的回应，展示它，并与全班讨论。随后，学生要撰写反思论文，描述项目、讲述建造过程，并把它与课程阅读及其他语境中的阅读联系起来。课程以最终开放展示结束，公开展出批判性制作的痕迹。 上述教学设计在加深学生对批判理论和社会技术议题的参与及理解方面，取得了显著成功。这既体现在学生书面作业的成熟度上，也体现在课堂对话中。同样，许多时候，创造出来的物件本身也相当引人思考、十分有趣。但我鼓励学生始终关注创造过程，而不是结果。具体而言，这些物件通常不会在课程语境之外展出或介绍。我相信，批判性制作最重要的成果应该是批判性创客——那些更有能力剖析社会技术世界复杂性的个人。 ### 赫茨的教学经验 我在艾米丽卡尔大学担任加拿大设计与媒介艺术研究讲席教授，经常指导和教授研究生。在与学生开展基于工作室的设计项目时，我常鼓励他们从以下方法开始。这些方法改编自Sengers等人[^c005-n31]的反思性设计过程： 1. ***识别学科隐喻和假设***：找出引导并塑造某一学科的核心隐喻。例如，在个人计算领域，这可以是“桌面”。工程的一般假设包括效率、可靠性、便利和无处不在的连接。识别隐喻可以通过文献综述、观察或其他研究方法来完成。 2. ***研究隐喻遮蔽了什么***：仔细辨识并研究隐喻和假设排除、边缘化或遮蔽的事物。在计算机桌面的例子中，身体的运动或位置被边缘化了。哪些学科、群体或用户被这些隐喻排除在外？ 3. ***颠倒遮蔽关系***：把被边缘化的事物带到中心，颠倒学科的核心隐喻。例如，考虑建造一种运用整个人体的计算机界面。这个新事物会是什么样子，如何运作？如果我们只为被遮蔽的事物设计，会怎样？ 4. ***把这种颠倒建造出来***：亲手建造一种体现上述颠倒的新替代方案。低成本的开源DIY工具，包括用于实体制造的数字设计工具，都能加速这一过程。真正把东西制作出来很重要，因为它具有可触的可理解性，便于记录，并有可能成为不同用户和社群之间的交会点或扰动者。造出来的东西是“真实的”，以建设性的方式提出：某一系统可以如何被重新设想。 5. ***部署物件***：通过高质量的视频制作、在线记录，以及在公共场所展览来传播项目。视项目而定，以问卷、访谈、观察或可用性测试等方式收集定性资料，可能对理解项目影响大有帮助，尤其是在衡量它如何挑战、打破偏见时。 除了用这种“遮蔽”或“颠倒”设计过程帮助研究生，我也将其用于自己的工作室实践。总体而言，我比拉托更重视制作出来的物件：我想建造“可用来思考的东西”，使之成为具有自身能动性、能激发思考的事物。我认为，它们的运作有点像边界物件[^c005-n32]或边界协商人工物。[^c005-n33]这些装置是具有功能的原型，在公共美术馆中展出、在网上被记录，并作为案例研究发表于学术论文；它们揭示技术系统中嵌入的隐含假设和价值。这些物件的目的是使个人能够反思新技术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并提供一种具有挑衅性、思辨性而丰富的技术未来愿景，避开消费设计或工业设计的陈词滥调。 ## 拆解隐含的假设与价值 上述教学探索在若干重要方面有所不同，包括工作所处的社群与学科，以及与之相关的最终造物的作用和目的。赫茨用五个步骤，为被遮蔽的价值而建造，旨在创造能够激发批判思考的物件。拉托则运用来自创客社群的工具和实践，直接参与批判性的社会技术理论。不过，两种经验都强调拆解并打开与现代社会技术生活相关的隐含假设和价值。作者们的批判性制作教学法，借鉴批判性设计、批判性技术实践和反思性设计等领域的工作，采用艺术和设计实践熟悉的陌生化、审美化等策略，运用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中的解释学与隐喻分析等资源，并使用工程和自然科学领域的实质性工具与材料。因此，批判性制作作为一种教学策略，为真正投入的跨学科工作提供了可能，能够直面连接学科时遇到的棘手认识论问题。最后，我们想指出，“批判性制作”这个术语的价值，不在于取代其他描述概念／物质混合批判实践的词语，而在于连接这些实践所出自的多种论题、主题及学科语境。作为艺术家、科学家、工程师和学者，重新把注意力集中到批判性创客的培养上，是发展真正跨越学科、干预社会技术世界的实践的重要一步。 ## 致谢 感谢John Marshall和Amelia Guimarin对本文提出意见，并感谢Amy Ratelle协助文字编辑。 ## 参考文献 Agre, Phil. *Computation and Human Experienc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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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05-n29]: Phoebe Sengers, 'Phoebe Sengers - Research', Cornell University Faculty Website, https://www.cs.cornell.edu/people/sengers/index.php?page=Research. [^c005-n30]: http://criticalmaking.com. [^c005-n31]: Sengers et al. 'Reflective Design'. [^c005-n32]: Geoffrey C. Bowker and Susan Leigh Star, *Sorting Things Out: Classification and its Consequenc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c005-n33]: Charlotte Lee, 'Between Chaos and Routine: Boundary Negotiating Artifacts in Collaboration', *ECSCW* 16 (3) (2005): pp. 387-406. # 教授批判性技术实践 格雷厄姆·哈伍德（Graham Harwood） > 那种凭借机械的构造、迫使其无生命的肢体像自动机一样有目的地活动的科学，并不存在于工人的意识之中，而是通过机器作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作用于工人。——卡尔·马克思[^c006-n1] 1958年，法国哲学家吉尔贝·西蒙东（Gilbert Simondon）出版《论技术物的存在方式》，探讨的正是上述引文所隐含的文化异化形式。他写到，人们认识技术物有两种方式。他说，当我们透过儿童的眼睛看待技术——我想他认为这种目光天真而无邪——便形成一种内隐、不反思、习惯性的倾向。一个被绑在婴儿车里的婴儿拿到父母的手机，愉快地学习玩游戏，却还说不出话来表达这些互动。接着，西蒙东设想其反面：一个受过训练的成年工程师，具有反思能力和自我意识，运用通过科学阐发的理性知识。今天，这可能是一名苹果工程师：他创造封闭技术，并想象其用户仍被绑在那辆婴儿车中，无法表达自己的批判性需要。西蒙东寻找与技术物发生关系的另一种形式，并将其定位于德尼·狄德罗与让·勒龙·达朗贝尔的启蒙百科全书主义（1751—1777年）：具体诀窍被抽象出来，汇集成一支技术乐团。[^c006-n2]在今天，是否值得通过这种百科全书主义模式，来考虑我们的网络化技术？这是一种不断演变的、属于离网者、乡野人士、学生、程序员和极客的教学法，生产技术信息、破解方法、操作指南、摸底检验以及开源代码库，以回应不断变化的技术文化。这个技术共和国并不新鲜。它的谱系可以追溯到伦敦电气学会的业余实验者和威廉·斯特金（William Sturgeon，1783—1850年），乃至更早。在这种工匠式构成的核心，有一个关键观念：知识可以嵌入物件之中，而物件的运作就是它的解释。 一个修修补补的互联网，是否就是批判性的技术共和国？它是否是一种社会空间，可能通过加密瓦解国家行为体，通过开放软件瓦解企业，通过破解专有技术、使事物公开来瓦解专有技术体系？青少年肮脏卧室里、无聊上班族潮湿地下室中，或业余无线电爱好者花园棚屋里的边缘技术实践，是否是展开洁净室及其白大褂魔术师的策略？还是说，这基本上是一个白人男性空间，已经把其他形式的客观性和主体性从视野中抹去？我们如何尝试使一种权力下放的技术实践成为现实，拒绝厌女与种族化，并在“人类奴隶”或“潜在人类奴役者”的范式之外，构想另一种可能？ 下文介绍批判性技术实践所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受到YoHa（Graham Harwood、Matsuko Yokokoji）的教学、合作和摆弄实践的启发。YoHa的工作把艺术用作探究技术物的方式。最近，他们的调查在健康、战争、海洋和死亡领域开展。YoHa的探究空间通常由相互连接的技术物与其他种类的身体组成，例如诊所、医院、战场或海上。YoHa关注的是，艺术不确定的意义或意图能够在哪些地方重新配置权力流动；不一定要制作艺术，而是要在更广泛的探究中利用艺术的含混性。 ## 批判性技术实践 尽管批判性技术实践有多种谱系，菲尔·阿格雷（Phil Agre）1997年的文章《走向批判性技术实践：尝试改革人工智能的经验教训》，仍是一个良好起点。阿格雷在文中指出，计算机不只是工具。相反，计算机帮助构造实践发生的场所，这本身就是其设计的一部分。他提出一种理解计算的方式：计算可以被视为一种帝国主义，因为“它旨在按照自身的形象，重塑几乎一切其他实践场所”。[^c006-n3]阿格雷探讨了，学习计算机科学，以及随后阅读跨学科批判文本，如何改变了自己的思维。他进一步解释，如何运用个人内在经验，在对人工智能领域既回顾又前瞻的同时，探索批判性在其中的作用。阿格雷描绘了自己的内在空间——其“意识和目的”——如何发生变化，将之描述为“一个缓慢、痛苦、有其制度位置和历史特殊性的过程”。[^c006-n4] 从阿格雷的思考中，我们可以引出若干线索：技术在政治、文化、社会和经济方面都具有影响力；项目参与者的个人内在空间，是正当的探究场所；每个项目都与一种不断演变、处于变化环境中的教学法相联系。我们与技术物之间关系的复杂性，预先要求我们在接近某一主体／客体时保持谦逊。 伦理（或伦理的缺失）与个人和职业风险相互关联，形成有用的制衡。伦理成为判断什么应当显现、什么应当对权力保持不可见的语境。例如，如果你与一群人合作，研究他们如何绕过、规避或误导某些治理形式，随后却向管理层报告这些情况，在伦理上就是错误的。伦理冲突与风险，无论属于个人还是项目，都是促使人们参与技术物，以及开展制度、社会或话语批判的重要动力。它们帮助描绘项目所走路径的历史条件。 批判性技术实践的一个相关分支，恰好与上述许多线索吻合。这个分支在2007—2017年间发端于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原文化研究中心，是一种考察当代数字文化中活跃的技术—社会层面的方法。这一脉批判性技术实践（CTP）也纳入艺术方法，与上文从阿格雷思想中抽出的线索相当接近。最广义地说，金史密斯教授的CTP，可以概括为一种思想与行动的构成方式：它将艺术作为方法，用来探究特定社会技术环境。这是一种压缩的思想形式，使技术、理论、实践和个人内在经验之间的空间变得暧昧。典型的CTP课堂会制作或探索事物，尝试解释项目或命题镜头捕捉到的现象，最终反思这一过程。这些方法最初出现于文化研究之中，源于将软件理解为技术、文化与人际对象的需要。 一个简单的问题式可以是： *在技术领域*：如果完全相同的网页浏览器运行在一系列机器上，但具有不同的软件依赖、操作系统等，考虑到它在不同平台上的功能会变化，我们还能说它是同一个软件吗？ *在社会／文化领域*：如果这一系列机器恰好运行于不同企业、文化、社会以及政治经济体制中，我们该如何思考软件在这些不同层次中产生影响的方式？ *在个人内在领域*：浏览器如何影响了记忆、语言、学习和社会性？ 当软件存在于这三个彼此重叠的领域之间，会产生怎样的可能性边界或框架？上述简单例子，指出了向技术集合提出问题时所涉及的一些复杂性。 在批判性技术实践中，我们通常不对技术、社会／政治、文化或个人内在领域作绝对区分。一台处于探究中的运转机器，会同时与所有这些领域中的行动、反应、使能和失能相接。领域本身是人为施加或想象的任意区分，目的是方便思考，或让我们在既已确立的思想与行动形式中表达自己。这些领域并不十分贴切，但我们手头只有它们。 举例来说，为了处理这种复杂性，我们可以让学生首次学习编写计算机程序，在远程测试服务器上实施一次简单的拒绝服务（DoS）攻击。学生发现自己这么快就能写代码，会获得力量感。课堂会从T.J. Connor的《Violent Python》中学习方法。[^c006-n5]当大家因激进感而兴奋、自鸣得意之后，老师会让他们查查作者是谁，结果发现Connor是美国军方的高级专家。接下来，小组会考察这本书的发行与市场渗透情况，并被鼓励质疑其情感逻辑、政治和文化。随后，他们反思工作坊为何如此设计，以及自己在技术性、信息政治、个人批判和赋权等不同层面的学习，是如何实现的。因此，批判性技术实践未必是把现象化约为文献或某套逻辑系统；它也可以被理解为，通过揭示某种凝视方式，将知识纳入课堂制作、观看或指认的某个事物之中。 福柯在《临床医学的诞生》中，描述了最广义的看与知之间相互形成的关系。他主张，17世纪经验观察话语的诞生，改变了“凝视明亮、疏离、开放的天真性”：[^c006-n6]一部自视为与其对象分离的机器，能够对对象作客观观察，并利用结果进行推理。这种凝视形式被纳入许多话语，从技术、科学，到历史上的艺术。凝视，以及语言如何变化来解释这种凝视，是福柯描绘临床医学诞生的手段。按照福柯的观点，我们可以把简单、天真的观看行为理解为具有能动性。这种特殊的无言感知，让凝视的发出者——此处就是课堂中的人——得以仔细倾听观察。随后，观察需要通过语言和姿态来表达，使被观察之物在文化中可见、在社会中共享。课堂通常把这种表达转化为复杂的问题化物件或行动。 批判性技术实践的一个前提，是把这种凝视纳入思考：自己如何在世界中形成一个思考者和行动者。探究自身的先在状态，有助于理解潜能是如何被组织的，又如何影响一个人后来成为何种人、容易识别什么、容易实现什么。如阿格雷所展示的，这会影响人在项目中的内在经验。这不是对局限的总括，而是承认要摆脱先在状态需要艰苦工作，因为它可能与压制或压抑的支柱，以及阶级、性别、性取向和种族相关。家人与朋友的情境知识，他们与制作、流行文化、口述历史的关系，与金钱或法律的斗争，以及阅读、写作和说话——所有这些因素都影响这一过程。 为此，CTP部分地与对福柯之问“我们今天是什么？”的分裂分析相关。[^c006-n7]课堂总是鼓励展开这一问题：哪些条件限制、控制、抵抗、治理并决定了这个时刻，而不是另一个时刻？我们优先采用哪些识别模式，为什么这会使我们看不见其他模式？语言如何恰恰在我们能够说出某件事的时刻限制我们？这种参与如何能够在每一次审察中重新诞生？ ## 边缘的媒介 “无论大众媒体还是社交媒体，都没有穷尽媒介的范围；正如历史上特定的技术与实践，并不能提供一个标准，让我们据此定义并理解中介化的过程和实践。”[^c006-n8] 作为澄清教学法与CTP的第二个例子，我们可以把马修·富勒（Matthew Fuller）和安迪·戈菲（Andy Goffey）的《邪恶媒介》（Evil Media）借用于课堂。书中创造的“灰色媒介”一词，已经成为一类机器形式的代称：它们改变构成其结构性运作一部分的个体——无论技术个体还是生物个体——的行为／治理。这可以被理解为构成西蒙东式技术集合的那些部分，其中个体相互关联，形成与人类能动性相联系、涌现出来的技术协作。 这堂课鼓励学生找到一个邪恶／灰色媒介物件并向全班介绍，重点说明其物质性如何属于那个它同时也参与其中的世界。对象可以是任何东西：便利贴、抗抑郁药、海运集装箱的一个角、软件对象，或通常不受批判审视的任何其他形式或媒介物件。能够说明这项工作主题的一种灰色媒介机器，是*表单验证规则*；金史密斯学院的前学生Felix Drăgan对此作出如下评论。 > 验证规则是施加于表单字段中数据的句法和语义标准。这些规则用来管制数据输入，保证其一致性，并使之符合底层数据库的格式和约束。对于电子表单，自动验证子程序还被设计为防御用户意外或恶意操作的机制。这些绕行或代码执行失败，可能揭露编码数据中原本隐而不见的属性，包括其关系结构、内嵌断言或判断。[^c006-n9] 另一个例子是艺术家Simon Pope写作的《行人护栏》，对象是青岛永昌塑业有限公司生产的一种行人护栏。 > 行人护栏与其他便携式安全围栏一样，用于一般人群管控和区域划分，可以采用几种表面处理方式：涂漆和热浸处理、镀锌，或仅热镀锌。它具有固定支腿，可以运抵现场，无需额外紧固件即可组装；可以说，它是哲学家Ray Brassier所说的、由我们对世界的常识性理解所界定的“坚实的中等大小物体”的典型。一经布置，它就会在其他物体之间同时产生隔离和亲近关系，具体取决于这些物体处于护栏哪一侧。制造商还提供OEM服务。[^c006-n10] 课堂通过提出“技术物具有指向性的一面”，或从哲学意义上可被视为“具有欲望”的观点，来探索这种灰色媒介表述。更广泛地说，这关乎我们如何形成对媒介互动以及权力构成或施行的批判理解。通过多个尺度的逻辑操纵技术物的指向性面的能力，可能正是富勒与戈菲书中所描述的那种邪恶栖身之处。 这堂课探究，如何借助简化的西蒙东意义上的技术要素、技术个体及集合的设计／个体化，来思考技术物的指向性。一个有欲望的技术个体的空间被展开，因为它会——除了其他作用之外——鼓励我们改变思想、行为和身体，以便更好地使用它。我们对此作出的自我调整，常会获得奖励：我们得以更清楚地调谐到技术物，并从中接收到更清晰的信息通道。例如，编程和使用计算机，既意味着给机器编程以执行计算，也意味着规范用户操纵鼠标和菜单系统的行为，安排他们的输入以产生期望结果。 随后，全班被鼓励去探索，人们如何参与那些与技术物协作所创造的权力、语言和逻辑流动。他们调查这些物件的过程如何被正常化，以及我们如何在不同尺度上卷入它们的相互关系。当我们再次对软件如何在计算以及更广泛的文化中运作感到陌生时，课堂便有理由追问：这些逻辑如何在其他领域中运作——社会过程、政治、经济和个人内在领域。 ## 风险、伦理与批判性行动 批判性技术实践中的“批判性”，有它自己的谱系、话语，以及隔着多面路障彼此投掷论文的学者大军。虽然我乐于不时突袭这片战场，为课堂重新混合其中的破坏或因果，但我无论在智识还是教育上，都没有足够装备，也没有足够兴趣，在这里揭示这片泥潭的种种细节。我把这件事留给出色的同事Matthew Fuller教授和Luciana Parisi博士；他们不断满足学生在这一领域的求知欲。不过，在批判性话语线索旁边，还存在其他形式，可以轻易移植到以实践为基础的课堂中并被吸收。有些批判性行动来自在不公世界中求生和繁荣的斗争；有些由战术媒介创造，由精神失常者做出，或取自艺术边缘。如导言所述，与这样的批判性行动一同思考，让我们能够处理与之相关的个人风险和伦理问题（或伦理的缺失）。 这些批判性行动形式，在更广泛的文化中具有多重意义；如果要把它们与思想层面的批判线索一同纳入批判性技术实践，就必须既重视又质询这些现象的性质。学生需要考虑，在微观和宏观尺度上，什么可能构成一种批判性行动，并描绘它如何在文化和社会中充当扰动者、建构者、使能者或失能者。同时，学生需要区分经过深思熟虑与未经考虑的批判性行动，判断其伦理，以及承担个人或机构风险是否值得。 今年我在家乡遇到的一例较少经过考虑的批判性行动，来自Snakey。他34岁，有偏执症状，住在一条旧的16英尺塑料船上。这条船被遗弃在泥滩上已有10年，没有任何设施，也没有推进动力。某天夜里，他径直把船从泰晤士河沼泽里拖出来，拉到当地鸟蛤加工棚旁的泥滩上；在那里，与他疏远的父亲和兄弟经营着一家生意兴隆的海鲜企业。Snakey在船上吃饭，把垃圾扔出船外，用喝过的塑料饮料瓶小便，退潮时再把瓶子扔下船。他向认识他的人，以及知道他做出了某种被认为令人厌恶之事的人，展示蔑视。人们被迫目睹塑料瓶中淡黄色的尿液，它代替他表达对环境的蔑视。他原本可以像其他男人那样直接向海里小便，却决定弄脏自己的窝，把身体废物盛装起来给别人看。就这样，Snakey自发地在瓶子里制造了一次批判性行动，打破了共享这一公共空间的人们的自满。这是一种强有力的行动，是身体力量的宣告，抵抗、揭露并利用那些造成他当前处境的前提条件。它也给他的父亲和兄弟带来难以忍受的尴尬。 Snakey的批判性行动，通过向文化和社会“常识”注入扰动，打破了自满。海岸居民之间那种不假思索、使社会视而不见的平衡，暂时被打破。由此产生的能量／不和，把塑造此刻的条件带入焦点——未必对Snakey本人如此，却会对那些存在于其行动周围关系中的人如此。批判性行动的多变量性质，以及它们与文化社会规范的相互依存，使之成为引人关注的研究对象，但不一定是可供效仿的模式。 在寻找另一个打破自满、却采用更贴近批判性技术实践需要的教学方式的人时，我转向马克·费舍尔（Mark Fisher）的作品。马克曾在金史密斯任职，是英国东海岸港城费利克斯托出身的工人阶级知识分子。令人悲伤的是，他在今年早些时候自杀身亡。他能够通过思考当代文化和精神疾病，照亮当代资本主义。他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c006-n11]浸透了政治化的抑郁，见证21世纪初抑郁自我与更广泛社会中的活力如何被消灭。费舍尔这种政治性抑郁的眼光并不令人意外，因为他的观察立足于这样一种兴奋：人们为自己创造文化，而不必让文化先被大公司攫取，在你甚至还没来得及思考之前就变成无偿劳动。也许，他的镜头还略带粉红色——一种怀旧色调，源自他对英国1984/85年矿工的声援。那是最后一次，在选举产生的独裁统治之外，还存在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力量；可以说，这种力量如今已被Facebook及其他社交媒体取代。 马克·费舍尔的书让课堂批判地认识到，我们自己在宏观上被困于一个总体化的资本主义想象之中；这很像Snakey的尿瓶在微观层面挑战贫穷和精神健康的前提／条件。正如一种批判性行动把Snakey的尿瓶展开为使之成为现实的各种关系，费舍尔的问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难道没有替代方案吗？——也要求我们质疑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它是一套再生产的规则，让我们始终被充满欲望的消费迷住。他也引出一个自己没有提出、而这种留白颇有用的问题：我们如何理解资本主义现实主义通过技术物表演自身的方式？这使课堂得以再问：通过这种技术个体被施行的，只有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吗？马克有效地给出了一张简明地图和一项挑战——一幅由欲望、生产和消费构成的景观；通俗地说，技术性的批判实践可以积极地介入其中。 ## 参考文献 Agre, Phil. '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in Trying to Reform AI' in Geoffrey Bowker, Susan Leigh Star, William Turner and Les Gasser (eds) *Social Science, Technical Systems and Cooperative Work: Beyond the Great Divide*, Hillsdale: Erlbaum, 1997, pp. 131-157. 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09. 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63). Foucault, Michel.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1988. Fuller, Matthew and Andrew Goffey. *Evi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Marx, Karl.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3 (1939). O'Connor, T.J. *Violent Python: a Cookbook for Hackers, Forensic Analysts, Penetration Testers and Security Engineers*, Amsterdam/Boston: Syngress, 2013. Simondon, Gilbert. *On the Mode and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 Cecile Malaspina and John Rogove.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7 (1958). YoHa. *Evil Media Distribution Centre*, 2013, shown at Transmediale, http://yoha.co.uk/node/666 [^c006-n1]: Karl Marx,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3 (1939), p. 279. [^c006-n2]: Gilbert Simondon, *On the Mode and Existence of Technical Objects,* trans. Cecile Malaspina and John Rogove, Minneapolis: Univocal, 2017 (1958). [^c006-n3]: Phil Agre, '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in Trying to Reform AI' in Geoffrey Bowker, Susan Leigh Star, William Turner and Les Gasser (eds) *Social Science, Technical Systems and Cooperative Work: Beyond the Great Divide,* Hillsdale: Erlbaum, 1997, p. 26. [^c006-n4]: Agre, '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p. 16. [^c006-n5]: T.J. O'Connor, *Violent Python: a Cookbook for Hackers, Forensic Analysts, Penetration Testers and Security Engineers*, Amsterdam/Boston: Syngress, 2013. [^c006-n6]: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the Clinic: an Archaeology of Medical Perception,* trans. Alan Sheridan,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63), p. 65. [^c006-n7]: Michel Foucault, *Technologies of the Self: a Seminar with Michel Foucault.* London: Tavistock, 1988, p. 145. [^c006-n8]: Matthew Fuller and Andrew Goffey, *Evi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p. 12. [^c006-n9]: 节选自Felix Drăgan为*Evil Media Distribution Centre*（邪恶媒介配送中心）项目所作的贡献。该项目于Transmediale 2013展出，展览汇集50位国际艺术家，其中8位是往届学生。Open systems Association、Anna Blume及Tom Keene均曾在文化研究中心就读，Tom目前是Design Star项目博士候选人。http://yoha.co.uk/node/666。 [^c006-n10]: 节选自Simon Pope为*Evil Media Distribution Centre*项目所作的贡献，http://yoha.co.uk/node/689。 [^c006-n11]: 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Winchester: Zero Books, 2009. # 创客的反证词 玛丽亚·达达（Maria Dada） 本章从批判的问题出发。我们如何批判，为何批判——但更重要的是，为什么如今再没有人能有效地批判？布鲁诺·拉图尔在《批判为何耗尽了动力？》一文中表达了类似感受。他说：“我不觉得学术界已足够迅速地做好准备，面对新的威胁、新的危险、新的任务、新的目标。我们不正像那些机械玩具吗？周围一切早已改变，它们却还无休止地重复同一个动作。”[^c007-n1]拉图尔认为，问题在于原则的缺失。按他的说法，批判冲垮了一切声称拥有根基的主张，侵蚀了任何坚实基础感，也随之侵蚀了有说服力的论证。结果，连批判本身都没有确定的根基。没有根基，就很难区分严谨的批判主张与阴谋论。这就是阴谋论书籍畅销的原因。拉图尔哀悼批判的死亡。在它破败的遗骸上，整个产业兴起，否认阿波罗计划曾经发生。 批判是一种方法，也是一种自我反思式追问的模式，产生于启蒙时代；那个时代的思想者大多高度重视理性与推理。批判的目的，是质疑我们对理性的理解，使它受到约束。它的任务，是让我们的理解摆脱任何特定的、教条式定义观点的枷锁。无论我们主张启蒙运动过度夸大了理性的力量——正如反启蒙的声音所说——还是缩小了它，要点都相同：启蒙原则歪曲了理性，而批判要去拯救理性。我的主张是，原则的缺失，把批判转化为围绕证据力度和证词可信度的问题。有效的批判，与可靠证人提供的反证词同义。 证人是在事件发生时在场的人，事件往往是犯罪；他们能够在法律面前作证，就相关事件提供直接证据。然而，他们常常依靠模糊的记忆和不清晰的视觉。辩方或控方要质疑证人的可靠性或可信度，并不太难。制作的作用就在这里出现。在后批判时代，证词或反证词往往不只是被说出来，而是被建构出来。拉图尔首先承认，批判必须被制作。因此，目击证人不再是一个人，而可能是一张照片、一段视频，或其他监控形式。当事实——以物件形式提交的证据，而非证人模糊的证词——摆在面前时，陪审团会更加果断。批判或反证词，是一个由基础设施赋能的物质过程，是涉及物理、化学及物质能动性形式的实践问题。 有鉴于此，我将进一步探索批判性制作作为反证词的作用。从法证与反法证的审美实践，到实验室在媒介考古和调查实践中的作用，我将讲述一些创客的故事：他们呈现自己的物件，作为对紧迫社会政治问题的反叙事。但更重要的是，我会讨论，在充斥赝品、普遍丧失信念的世界里，批判性制作实践如何建立可信度。 ## 批判的问题 Heather Dewey-Hagborg的《陌生人肖像》（Stranger Visions），呈现为一组经3D打印制作、与真人等大、色彩完整的“肖像”。这些肖像通过计算生成，依据的是从纽约普通行人留下的头发、嚼过的口香糖和烟蒂中提取的DNA痕迹。每一幅精细构造的“肖像”，都表现一个陌生人可能的样貌，是根据其遗传特征制作的再现。项目提醒人们关注日益精密的生物监控机制。这件作品可以被理解为批判性创客的创作：创客收集或生产物件、人工制品、文字和图像，以之展开批判。但作为批判之物的3D打印雕塑，与互联网上或画廊里大量涌现的其他物件有何不同？总体而言，后者本身也相当精巧。在这一语境中，批判究竟是什么？ 一个极大影响批判性制作实践的问题在于，目前对于批判性创客可能认为什么是理性，并没有统一看法；启蒙批判通过无休止的追问，已经拆解了围绕理性的大多数观念及其根基。如今还高度重视何种理性——如果还重视的话——并不清楚。在这些条件下，批判陷入困境。你看，批判与理性相伴而行：一方充当确立另一方的手段。没有批判，就无法审慎推理；没有理性，就没有据以批判的基础。如果批判有麻烦，批判性创客同样如此。更进一步，在不确定、犹豫和日益怀疑的危机之下，批判的消失变得危险，损害我们有效应对气候变化及其他全球问题的能力：政治僵局、国际援助、移民——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不过，困扰我将在这里讨论的两位理论家的，是气候变化。布鲁诺·拉图尔与媒介理论家Wendy Chun都认为，在气候问题面前丧失对科学的信任，极其重要，也是复兴批判的首要理由。我先从拉图尔谈起。他认为，批判理论家拒绝接触他所称的*事实之事（matters of fact）*，[^c007-n2]也就是科学家所谓的*原初事实（brut fact）*或经验事实，已经太久了。他在2004年《Critical Inquirer》的一篇文章中说，错误在于以为，批判*事实之事*的唯一办法就是远离它们。[^c007-n3] 结果，这些批判理论家从不体验科学和技术中那样复杂的物件。米歇尔·塞尔（Michael Serre，原文如此）虽与批判相距甚远，却是少数从本体论和人类学角度认真对待科学物件的思想家之一。其他理论家和哲学家似乎喝很多咖啡，因此，他们似乎唯一体验的物件就是壶——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最喜欢用来思考的对象。有时，为了让描述多样化，他们也使用石头。但按照拉图尔的说法，若他们描述的不是一块石头，而是白云石，岂不更有意思？ 因为批判理论家不沉思精密复杂的物件，他们无法将其视为拉图尔所说的*关切之事（matters of concern）*，即更类似于艺术作品，或具有社会和历史意义的作品。例如，马丁·海德格尔这样的哲学家会把手工制作的壶视为*关切之事*，而工厂制造的一罐可乐则只是一个物件、一项*事实之事*。*关切之事*是那些被赋予政治含义或审美意义的事物。 与海德格尔不同，拉图尔相信，内涵丰富的技术物可以转变为*关切之事*。他举出20世纪80年代“挑战者号”事故为例——这架航天飞机在尝试飞行后数秒解体——认为它完美体现了这种转变，整个过程仅仅用了73秒。反过来，*关切之事*也能够转变为物件或*事实之事*。因此，拉图尔的批判方法包含将*事实之事*转变为*关切之事*。这难道不正是批判性创客的任务：把事实性物件转变为关切性物件？也许如此，但任务并不简单。拉图尔说：“你可以对杯子、壶、石头、天鹅、猫、垫子做某类事情，却不能把同样的事施于爱因斯坦在伯尔尼专利局所涉及的电气时钟同步。聚集起来的事物，不能像物件一样朝你扔过来。”[^c007-n4]当我们把物件转化为*关切之事*时，也削弱了它们的科学性主张。当*事实之事*融入高度复杂、具有历史位置的*关切之事*时，它们就被置于怀疑之中。 为什么？拉图尔在这里把责任归于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方法。社会科学总以荒谬方式表现*事实之事*——我们也可以把批判性制作算在内——批判开始类似某种反拜物主义，或拉图尔所说的“仙灵立场”。所谓仙灵立场，指社会科学中的常见论证：揭示被错误地投射到物件上的欲望和愿望，即那些“仙灵”。社会科学家或创客批评者，总是向作为信奉者的天真读者说明：他们正错误地把愿望和迷恋投射到一个物质实体，即物件之上。换言之，批判性创客试图揭示投射在实体上的意识形态与霸权。“看啊，天真的读者／观众／傻瓜，”批评者说，“你意识不到的力量正在作用于你。”然而，学科之外没有人对社会科学家如何处置*事实之事*感兴趣。没有人在乎其拜物化物件脚下的社会地毯被猛地抽走。没有人愿意这些物件受到如此对待。读者宁可坚持*事实之事*。而且，当面对具有某种坚实性的物件时，这样的批判毫无用处。例如，你不能对神经递质玩投射游戏。任务并不是抽走*事实之事*脚下的地毯，以揭示其成立条件。这种举动把注意力从*事实之事*转向使它们成为可能或不可能的东西；在拉图尔看来，这种做法已经过头了。不过，不加批判地使用科学成果或*事实之事*时，批判同样没有用。虽然拉图尔多少谴责仙灵立场，却并不主张它的反面，即他所谓的“事实立场”，也就是社会科学可能称为实证主义的东西。总之，拜物不奏效，因为我们都有自己的拜物；*关切之事*也不奏效，因为我们已经看到它们也是拜物。 拉图尔的结论是，必须制定一种新方法，其作用不能仅仅是说明物件不过是读者无意识的社会投射。他声称自己在寻找类似安德鲁·皮克林（Andrew Pickering）所谓*实践的绞轧机*的东西： > 不是逃向某一既定事实之事的可能性条件，也不是添加某种更人性的东西，以补足非人性的事实之事所遗漏的内容；而是使用人类学、哲学、形而上学、历史学和社会学工具展开多方面探究，发现究竟有*多少参与者*聚集在一件*事物*中，使它得以存在，并维持其存在。[^c007-n5] ## 在不确定条件下行动 对Wendy Chun来说，问题不在于批判理论家不再接触*事实之事*，[^c007-n6]而在于我们作为寻求信息的公众，开始向*事实之事*索求不合理程度的确定性。这种确定性，并不是启蒙时代对思想家的要求；在那个时代，科学怀疑受到欢迎，并构成科学过程的重要部分。[^c007-n7]按照Chun的说法，我们身处一个“CSI效应”时代，人们把不可能实现的期待加到科学身上。《CSI》，即《犯罪现场调查》（Crime Scene Investigation），是世界上观看人数最多的电视剧之一。每一集中，CSI团队都通过寻找法证证据、DNA样本和指纹，弥合推测与定罪之间的距离；所有这些证据汇合起来，无可辩驳地指认某个罪犯。对Chun而言，CSI的调查呈现、模仿或预示了一种思维过程：要求弥合科学证据与科学结果之间的间隙。所有证据都必须指向答案，不留任何疑影。真理和正义体系，在公众舆论的法庭上演出。 施加于理性及其*事实之事*的不合理要求，是启蒙时代批判和怀疑主义的结果。恰恰因为批判不断冲击理性不确定的根基，确定性才变得必不可少。索求确定性，抹去了争论和争议本为科学核心这一事实。把科学当作“真实”来推销，封闭了辩论。结果，*事实之事*被缴了械。启蒙工具最初为支持科学而设计，如今却被用来反对科学。因此，气候变化虽已被预测，人们却鲜有行动。对Chun来说，问题不是丰富我们的*事实之事*。事实已然知晓。因此，问题不在于对气候变化取得更多确定性。地球气温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一直上升，事实全都在那里。问题是，我们似乎失去了在不确定条件下行动的能力。我们不断期待理性交给我们确信，提供无可争议的确定性。面对如此高的期待，保守组织和不端的科学家，轻而易举就能向任何议题注入怀疑。于是，争论很容易被描绘成科学对抗政治。但这并不是组织辩论的富有成效的基础。在这片怀疑主义的浓雾里，以批判为武器的批判性创客，只是在放大否认者的声音，而贩卖怀疑的人变成了科学家自己。 Chun认为，不确定性需要成为使行动成为可能的力量。我们要应对无法看见或亲身体验的风险，就必须有不确定性。我们需要摆脱“不确定性助长不作为”的观念。如果公众认为，必须收集所有*事实之事*才能获得确定性，而且这种壮举确实可能，他们就会尝试这样做——并在获得这种确定性之前陷入瘫痪，冻结于不行动状态。然而，我们必须谨慎，不能把复杂性简化为一个容易解决或判定的事件。我们需要运用假说——以促使进一步行动和调查的假定“将就着前行”——而不是采用法证式验证逻辑，即为了准确和确定而累积证据的过程。 ## 法外策略，以及法律与规范的纠缠 对拉图尔和Chun而言，在理性领域内行动，实际上就是在科学理性与*事实之事*的领域内行动。他们都试图从不确定性和阴谋论的魔爪中拯救启蒙科学。在他们看来，科学凭一己之力终结了宗教的权威。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就是*启蒙，而它正陷于困境。但两人似乎忽略了一点：科学并不是我们能够理性行动的唯一场域。*事实之事*当然重要，但如果不诉诸它们在其中运作的规范与价值，这些事实就缺乏政治含义。作为批判的奠基者之一，哲学家伊曼努尔·康德也是最早认识到理性、科学与可称为*法则之事*之间重要关系的人之一：对经验性的*事实之事*作出裁决的，正是理性的法则，无论这些法则是自然的、道德的还是司法的。[^c007-n8]Chun在阐述能够在不确定性边界内行动的重要性时，借鉴了理论家乌尔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工作。然而，她阅读贝克《世界风险社会》时遗漏的是：索求确定性的局限，不仅发生于科学领域，也发生于法律范围之内。未能回应气候变化等灾难的，既是科学，也是法律。 科学始终与包括批判在内的启蒙观念并肩前行。然而，法则，特别是自然法则的观念，同样至关重要。批判的大量工作，围绕如何使理性摆脱其法则的限制展开；这些法则不只包括自然法则，也包括道德和司法法则。例如，米歇尔·福柯追溯“治理”理性的谱系，从处决和拷问罪犯等治理与立法的理性开始，经过自然法则由教会设定转向由科学设定的历史变化，最终走向市场的价格和需求法则。[^c007-n9]无论批判采用何种方法，如果它不能向规范、价值和政治倾向发言，并与之抗衡，就没有意义。 拉图尔努力使科学免受其害的“阴谋论”一词，本身就是法律范畴。什么是阴谋论、什么不是，由法律决定。因此，只有在法律面前，才能区分批判与阴谋。记住这一点后，我们就必须更仔细地注意*CSI*思维验证过程中的某个环节：将证据置于法律面前。在某些法律体系中，*事实问题*是通过收集和构建证据，以及这些证据所允许的推论，能够回答的问题。另一方面，*法律问题*则是那些只有诉诸法律、通过应用法律，才能回答的问题。 问题在于——而这正是*CSI*思维的不足之处——在我们这个时代，法律持续被中止，被置于例外状态。正如Louise Amoore在《正义之前的风险》一文中主张的，今天的治理工具“呈现为多种战术的形态，而不是法律”。[^c007-n10]一切司法决定都被作为法律例外而实施的风险策略替代。Amoore以给予欧洲公民美国签证豁免的备忘录为例。这类备忘录，正是法律被中止和例外化的典型。法律规定，所有欧洲公民进入美国时都获得签证豁免。然而，各种备忘录——尤其是在特朗普政府时期广为人知的那一份——为这项法律设定例外，根据护照持有人的出生地点，通过统计计算其可能给美国带来的风险。协议文本概述了实施的法外实践：个人在旅行之前便受到筛查和风险评分。法律不再能确定地授予签证豁免，而是依赖风险管理策略和法外实践。这些实践的危险在于，与法律不同，它们的适用不受限制，也不根据某种正义观念衡量。例如，在伦敦地铁对穆斯林实施种族画像，依照法律本应被禁止，却因这些法外操作而成为可能。Amoore认为，正是这些法外实践及其与法律的关系，界定了规范。于是，我们对法律与规范差异的理解变得复杂。 每一种此类风险实践都“延宕主权决定”。[^c007-n11]许多法律行动者越来越倾向于恢复人权等法律，以对抗这些例外。然而，当法律与其例外如此纠缠时，这类行动徒劳无功。法律机构和法官已被风险管理专家与数学模型取代。在这里，以正义或权利为基础同法律展开对话，变得几乎不可能。这些所谓“专家”充当证人，在事实发生之前呈现证据；这些证据意在否定事实的存在，阻止它发生。在这种情况下，什么可以获准成为证据，其门槛发生了变化。 ## 创客的证词 要有效对抗这些法外措施，证据必须存在于其门槛之内，成为事实发生之前的证据，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为反风险或反推测的证据。在这种体制下，批判性创客的作用是将*事实之事*建构为削弱风险专家的证据，反击金融、军事、边境和恐怖主义活动的可能风险。他们必须在另一套权利管理体制下成为“专家”。然而，*事实之事*必须被生产、被提出，并以证据和审美的方式，在司法之外与不确定条件相联系。这不是为了否定事实而揭示其中隐匿的拜物，而是沉浸于反事实材料之中，以拆解规范。这是确保世界保持不确定——尽管它不断具有计算某一类风险的能力。 拉图尔说得对：“批评者不是揭穿的人，而是组装的人。”[^c007-n12]为对抗法外措施而构建的证据，是白云石：一种更丰富、更细腻地描述这种半透明矿物的方式。它不是普通的壶或平庸的石头。恰恰在这一刻，*事实之事*变为*关切之事*。它被制作出来，摆在风险管理技术面前，成为与后者不相容、意欲改变后者的东西。这种证据生产，不是为了维护法律权威，而是为了揭露法律的无能，动摇其对“专家”的依赖。在这一情境中，批判性创客成为统计学家——不是预测性金融模型意义上的统计学家，而是加布里埃尔·塔尔德所说的“作为统计学家的社会学家”。这位统计学家，是可能性的法证科学家：呈现证据，不是为了满足法律、不留任何疑影，或在陪审团面前获得确定性，而是为了反抗规范，无论规范以何种施演方式实现。[^c007-n13] 有效的批判，与可靠证人的反证词同义。在法外风险管理时代，法律实践与技术性的专业知识形式纠缠在一起。在这些条件下，批判性创客必须成为反对专家的证人，能够在专家预测的事件发生之前，提出与之抗衡的证据。以此为目标，批判性创客——无论是工程师、设计师还是技术专家——都应当充分发挥其技术技能与专业知识，而不是把自己变成作为业余者的艺术家。 最后，我回到开头的例子。Heather Dewey-Hagborg的《陌生人肖像》展出两年后，Parabon NanoLabs推出一项供警方使用的DNA画像服务。这一消息促使Dewey-Hagborg扩展其批判工作，启动一个旨在揭示这种表型技术局限的新项目。项目过程中获得的专业知识，使她发现，NanoLabs的DNA画像准确性不足以用于刑事调查。 《陌生人肖像》采用某种美学，让观众惊叹于3D打印壮观的可能性。然而，作品的批判性在于，它动摇了警方的法外战术：依赖劣质DNA采样来量化和计算犯罪风险。不过，如果不借助DNA画像及计算实践方面的专业知识，Dewey-Hagborg就无法展开这种批判，也无法削弱表型风险管理的实践。通过增进在这一领域的熟练程度，她成为专家证人，在法律的例外情境面前，提出科学事实作为反证据。 ## 参考文献 Amoore, Louise. 'Risk before Justice: When the Law Contests Its Own Suspensio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 no. 04 (2008): pp. 847-861. Beck, Ulrich. *World Risk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9. Beck, Ulrich, and Mark Ritter. *Risk Society: Towards a New Modernity*,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2013. Chun, Wendy Hui Kyong. 'On Hypo-Real Models 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Challenge for the Humanities', *Critical Inquiry* 41, no. 3 (2015): pp. 675-703. Dewey-Hagborg, Heather. *Stranger Visions*, 2012-2014, https://deweyhagborg.com/projects/stranger-visions.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2nd editi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11 (1975). Foucault, Michel.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Latour, Bruno.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2004): pp. 225-48. Tarde, Gabriel De. *The Laws of Imitation*, Redditch: Read Books, 2013. [^c007-n1]: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 *Critical Inquiry* 30, no. 2 (2004): p. 225. [^c007-n2]: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p. 231. [^c007-n3]: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p. 231. [^c007-n4]: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p. 237. [^c007-n5]: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p. 246. [^c007-n6]: Wendy Hui Kyong Chun, 'On Hypo-Real Models or Global Climate Change: A Challenge for the Humanities', *Critical Inquiry* 41, no. 3 (2015): p. 3. [^c007-n7]: Wendy Hui Kyong Chun, 'On Hypo-Real Models', p. 5. [^c007-n8]: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Pure Reason,* trans. Paul Guyer,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09. [^c007-n9]: Michel Foucault, *The Birth of Biopolitics Lectures at the College De France, 1978-1979*, trans. Michel Senellart,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c007-n10]: Louise Amoore, 'Risk before Justice: When the Law Contests Its Own Suspension', *Leide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Law* 21, no. 04 (2008): p. 847. [^c007-n11]: Louise Amoore, 'Risk before Justice', p. 849. [^c007-n12]: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p. 246. [^c007-n13]: Gabriel De Tarde, *The Laws of Imitation*, Redditch: Read Books, 2013. pp. 89-101. # 拆解制作：反对普遍适用性 Critical Media Lab（Merle Ibach、Michaela Büsse、Felix Gerloff、Viktor Bedö、Shintaro Miyazaki与Jamie Allen） 随着人们对DIY生产、开源和方法分享的适用性与有效性的信念，扩展到机构黑客马拉松，以及以开放数据为动力的公民“创客周末”，盘点并说明某些方法如何在创客文化中“有效”或“无效”，依然至关重要；对于更广义的进步、开阔的创造者文化也是如此。“制作”是一个关键概念，为许多更具体的实践提供框架，并赋予它们特有的手工／道德、社群／沟通、审美／伦理、行动／经济色彩与价值。即使是简单的、历史性的、传统的、技术性的或数字化的物件与媒介创造行为，艺术与设计，乃至写作和思考本身，都可以被重新表述为“制作”。当这种重新表述被渴望、选择、投射、强制或默认时，这些活动的思与行究竟发生了什么？ 对生产资料的使用与反思，以及对物质性的塑造，会激发理解的潜力；这些理解既是根本而内在的，也对当代经济和工业社会的假设具有“颠覆性”和穿透力。当制作作为圈子、文化及认识论框架，其技术变得同质化、普遍化，失去它们必然从中涌现的特殊性、情境性和战术性即兴应对时，制作的谱系中便出现一个根本困难。以下文字将同时讨论批判性制作的实践与理论，并讨论面对作为文化视角、价值判断和准则的“制作”时，那些始终含混而具回应性的赞成与反对立场。 多样实践的特殊性使“制作”这座大厦崩裂。承认*与制作的关系*是异质的，就意味着我们反对把制作当作普遍适用的概念、动机、方法和工具集。在这些文字中，我们尝试寻找撬开“制作”的办法。我们承认，“制作”是一句新自由主义、现代主义的身份口令——尽管作为概念和动机，它仍有益地不同于中央集中的大工业主义和生产主义的动机、活动及经济。“制作”常常充当正当化的借口，把“不必要”的行动转化为必要行动，把挥霍性的努力变成合理活动。因此，需要被解构、被拆解的，正是“制作”本身的修辞大厦。只有经过这一过程，才能确定制作与创客文化中哪些方面应该保留，哪些可以不理会，哪些应当丢弃。“拆解制作”（unmaking）是一种广泛、反思性和批判性的框架，强调制作始终具有含混性质，逆转那些本身未必真正具有解放性或进步性的操作，并在设计、艺术和其他不受学科约束的创造被框定为“制作”时，为它们提供镜面反照。 我们并置了四种十分不同、却彼此呼应的语境；这些较短的探索，与巴塞尔Critical Media Lab正在开展的研究相关。[^c008-n1]我们从物质性的不同尺度、层次和水平来讨论它们，首先是增材设计。随后，通过有关沙子的物质性，以及协作制作的开源软件和数字环境的工作，探讨我们所建造、设计和制作的环境的微观层面。再往后，是对制作和“思考—制作”的认识论动态的反思。通过系统性抽象和概括获得的实践敏捷性与可转移性，与个体化制作中的物质和身体参与及其效力之间，存在何种取舍？独特的个体探索表明，制作（与拆解制作）并非*一种单一、同质的事物*，而是在实践和物质性中出现的具体取向。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Merle Ibach，杯子设计的虚拟显示及其3D打印成果，2019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1)〕 ## 增材设计 3D打印被视为工业制造的替代方案，是一种承载着设计与政治承诺的技法和技术。参与制造过程并使其民主化、让离岸生产重返地方社群，以及打开全球供应链的黑箱，都在这些承诺之列。[^c008-n2]从“创客空间”文化中的业余实践，到建筑、生物技术或航空航天产业中的工程活动，热爱技术的支持者通过创新驱动的实验，把实践、经济及理想层面的正当性投射到3D打印之上。然而，热塑性打印技术最常见的用途，出现在原型制作实践，主要位于DIY领域；这个领域既不以工业为导向，也不纯粹以工艺为基础，[^c008-n3]几乎没有实现创客营销描述所投射的承诺。即使3D打印准备改变某些设计与制造过程，甚至可能从根本上改变它们，生产出来的大多数人工物仍是既有物件的复制品。这些复制品无疑反映了更根本的传统社会构成，而且在可预见的漫长未来仍将如此。花瓶、杯子、简单机械零件、连接件、适配器或装饰品等极受欢迎的日用品，都是锁定于工业制造条件下形成的设计，因此不大可能以真正激进的新方式制造。Jesse A. Stein明确把增材制造定义为：“……一个技术系统的一部分，该系统还涵盖数字设计（如CAD文件）、原料（打印物质所需的材料，如塑料线盘），以及相关数字和实体基础设施（如互联网、硬件、能源、空间）。”[^c008-n4]增材制造不仅意味着把层层材料添加到承载板上：设计教育、设计师、设计工具与材料资源，必然在相互共生中补足各自的特性。一个全球联网的社群，包含3D打印的知识与实践，将自身嵌入3D增材制造的设计并影响它们，创造出更多经混编的跨文化知识层。当被视为一种*媒介*技术时，3D打印操作不仅导向新的或替代性的再现，也导向根本不同的设计方法，以及对设计与制作过程的体验。 Critical Media Lab的初级博士研究员Merle Ibach，探索增材设计过程及其生成方式。她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从两个角度考察增材制造与3D打印。一方面，制造之前，个体会对“虚拟特性”抱有审美期待。软件范式和内置设置赋予了“数学上的纯粹性”，以及不受统计差异和形态变化影响的独立性。当一个实体模型“在计算机内部”被制作、随后在世界中以增材方式生产时，这些特性也随之被投射和注入。Ibach认为，在符合人体工学、标准化、大规模生产的工业产品中成长和生活，会产生审美同质化倾向。另一方面，设计师、CAD软件、STL文件（一种非结构化多边形表面文件格式）、ABS耗材（源自石化矿物油的合成材料）和3D打印机等行动者，构成一个范围；在其特定倾向与利益的社会技术协商中，审美特性也会涌现。科学哲学家伊莎贝尔·斯唐热（Isabelle Stengers）称为“相互捕获”[^c008-n5]的东西，也描述了设计师、创客与其工具之间双向的共同发明过程。然而，计算脚本、增材制造与数字设计虽被想象为确定性的，其实是从不完全重复的相互作用过程。一个人独自构想的首个原型，其复杂性通过大量系统性转译和技术性变换显现出来。 “在计算机内部”，CAD软件中构建的线框模型，并不直接连接“计算机外部”将显现的形式、几何与物质性；这些连接完全经由中介。导出为STL文件时，基于矢量的模型中由尺寸驱动的几何形状，被算法转译为表面多边形。除了其他变化，这种转换把曲面和圆面变成扁平、破碎的元素。根据所选近似程度（例如多边形的大小和密度），元素可能发生严重失真。STL文件格式还常常导致其他语法错误，例如物件面片重复、面片之间出现空隙，或朝向分配错误。接着，3D打印机软件把文件翻译成*g-code*。通过将模型切成层，g-code包含速度、XYZ坐标和材料进给运动等参数的数据与指令，随后驱动移动打印头的步进电机。加热的塑料丝材通过小至0.25毫米的喷嘴，被施加到打印平台上。在这个被想象为从想象再现走向物理显现的轨迹中，计算机内的模型先被过滤成简单几何形状，简化为多边形表面，再切成层、分成短指令，最后由收缩率约为1%的热流体塑料重新构成。 在初步设计过程中，关系被建立，价值被协商，它们的持续性既短暂又“快速”。无论打印的是罕见的机械连接件、复杂的轻型结构、住宅还是人工珊瑚礁，3D打印都体现一种承诺：每个理想化设计过程的终点，都可能或应该有一个“打印”按钮。尽管每项应用在实践中都实际依赖另一种技术，它们仍统一于基本操作之中。在软件控制下，打印机把材料逐层施加于基底，东西便出现了。尤其是在原型制作，即反复设计可能“解决方案”的操作中，热塑性打印技术加快了从初稿到最终产品——往往是商业产品——的开发过程。正如John Durham Peters指出，*媒介*物质性提供的不只是组织结构。[^c008-n6]它从构思到设计乃至后续阶段，改变了制作范式。软件也在持续更新，因此使用体验以不断重新学习和精炼为基础。虚拟设计环境是无限迭代、不受阻碍地添加、删除、复制和缩放的工作空间。由于生产自动化，通过增材制造开展的设计，在我们看来似乎仅由形式与审美问题决定。 德国联邦环境署的一份报告指出，“或多或少没有价值的物品”的过度生产和次品生产，倾向于为人类与环境带来更多环境污染。[^c008-n7]增材制造过程会产生大量颗粒物。其他问题包括丝材所用材料的毒性，以及其不可回收性。甚至常被用作ABS等石油基塑料替代品的可生物降解塑料聚乳酸（PLA），也只能通过专门的工业程序堆肥处理。此外，与产出有限的单个制件相比，打印机耗电量很高。到目前为止，与工业制造相比，3D打印总体对环境的影响仍微不足道。[^c008-n8]但如果将其影响外推到更大规模，增材制造便可能成为另一场并行生态灾难的预兆。 3D打印既是一种技术，也是一个社会生态概念。通过3D打印的原则，设计师、制造商、分销商和消费者之间的区分，被重新配置和排列。[^c008-n9]编入增材制造的隐含制度，在设计过程中抹除了物件的物质性。营销者设想，这里的“制作”仿佛失去了重量、其不可靠之处与阻力。3D打印的物质层面被留在背景中，使注意力远离所需的物质资源、技术诀窍及器械链条。在这种“制作”想象里，事物可以由任意材料、任意合成结构制造。设计生态系统一边去物质化、一边重新物质化，引发全球生态系统的变化和转形。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Merle Ibach，带有原木和沙子临时支撑结构的陶瓷3D打印机，2019年。* ## 沙 我们的第二个探索领域，以对沙这种松散颗粒状硅酸盐材料的实践研究为基础。Critical Media Lab的初级博士研究员Michaela Büsse开展这项工作，把一粒沙视为跨尺度反思与批判实践的载体。作为一种物质，沙连接地质时间与人类时间，也连接生态、经济与政治。沙既是300年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其对象；当然，它并不是均一的、真实或想象中的物质性。沙只按粒径定义，沙漠里的沙与河流或海滩的沙不同。颗粒形状由水、风等环境力量塑造，组成可能是贝壳、植物与岩石的多样混合物。沙包含不同矿物成分，由石英、磁铁矿和其他氧化物构成，工程领域对其需求很大。由于富含矿物，火山沙同样具有很高经济价值，尤其在新加坡和中国这类相关产业集中的地方。沙正在*生成*：变成土地，变成工业区，变成电子商品，成为设计与制作的媒介和材料。日本、新加坡与迪拜使用沙——也使用岩石、土壤和水泥——作为填料，扩张各自国家的领土。 东京湾最大的填海区之一，绵延超过480公顷。在迪拜海岸，建设工程增加了100多公里海岸线和600多公顷陆地。新加坡领土从58000公顷扩张到71000公顷，陆地增长略高于22%。荷兰自15世纪起便通过筑堤围封、排水造地；与之不同，以填料造地是大规模的增材制造。船舶装满沙，再通过喷管以高压喷射，将海床移位并扩展为陆地。像漂浮的3D打印机一样，它们逐层施沙，迅速创造新的海岸线与大片土地。“人类活动事实上在地球表面创造了一个新层，由旧砖、水泥和锈蚀金属构成。地质学家与考古学家开始把这一层称为考古圈（archaeosphere）。”[^c008-n10] 沿这些微观轨迹拆解考古圈，会指向它的物质性。从形成到侵蚀再到开采，沙的物质流动逐渐展开。它的生成同样受到地质力量与人类力量的中介。沙充当流动的媒介，总在流动，直到某物阻止它。在那一刻，它结晶为土地、建筑、微芯片——具体取决于其成分所采取的形式，以及现代基础设施发挥的作用。在不同形态中，沙构成人类生活的基础：我们生活的土地、居住的房屋、依赖的数字基础设施。来自沙漠还是大海的沙粒，其差异只有通过显微镜才能观察。河流中的侵蚀与分选带来不规则运动，因此形成不规则形状；而不断被风搬运的沙则呈圆形。这种圆沙被视为不适合进一步工业加工。在这里，材料价值由经济价值衡量。这种衡量不考虑失去家园、栖息地或生态系统的代价。采矿常造成地面沉降，继而引发洪水，最终导致整片陆地消失。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3．Michaela Büsse，菲律宾吕宋岛克拉克附近的火山沙开采场，2018年。* 走过吕宋岛的沙矿，最终来到新加坡的一间白色实验室，[^c008-n11]一切制作固有的不对称与局限便显现出来。拆解设计，无论对象是微芯片、砖、建筑还是岛屿——全都是人造基础设施——都会揭示设计所掩盖的东西。那些保持沙流动的、隐藏的开采基础设施，被带到前景中。一旦沙被制成微芯片，它返回河床的路径便永远被截断。实现其电子处理潜能的同时，沙原属的岛屿领地被抹除，很快就彻底消失。 ## Grafoscopio 协作编程实践是一种拆解制作，是描述性却富有生产力的解构的具体实例。为了进行分析性重构，巴塞尔Critical Media Lab的一个小组试图展开调查：在研究用软件工具集的语境中，一段访问和评估数据的代码脚本，使调查成为可能。潜在应用包括数据新闻和数字人文。与第一个关于增材设计和3D打印的探索不同——在那里，物质层面与社会技术层面被隐藏——这里的软件被设计来揭示和拆解其建构于其中、也依赖于它的数字环境。这套名为*Grafoscopio*（GS）的软件工具，由位于哥伦比亚波哥大的黑客空间HackBo开发。这个空间于2010年作为会员制集体成立，促进对各种技术文化议题的参与，包括DIY硬件项目、摆弄Arduino、开源软件项目、科学与数学，以及互联网行动主义。GS由设计研究者Offray Vladimir Luna Cárdenas构想并协调，它是： > 一种可塑的互动文档与数据可视化工具，正在用于公民科学、车库科学与开放科学、可复现研究、黑客行动主义［(h)ac(k)tivism］、开放与社群创新、特定领域可视化和数据新闻，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用途。……Grafoscopio集成了简单、自成一体的“口袋基础设施”，可以从USB闪存盘、树莓派式计算机、小型服务器，或介于其间及超出其范围的任何硬件上，在线或离线运行。[^c008-n12] Grafoscopio同时是笔记应用、出版套件，以及数据探索与可视化的交互工具。它运行在Pharo Smalltalk环境中；该环境集成操作系统、开发环境和编程语言。与Oracle的Java类似，它能在任何硬件及操作系统上运行。Pharo Smalltalk本身是基于社群的开源项目，也是历史编程语言Smalltalk-80的当代化身；Smalltalk-80于1980年由Alan Kay、Dan Ingalls和Adele Goldberg开发。GS的多用性主要来自其技术功能。与更知名的同类Jupyter Notebook一样，GS允许在编辑的文档中编写和执行代码。借助这项功能，记者或学者等用户的双手得以伸向认识性实践与拆解技术。用户可以通过环境内的教程，学习软件功能和Pharo Smalltalk基础编程技能。不过，参与GS的主要方式是Data Week（数据周），一种培育GS开发与使用的工作坊形式。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4．Felix Gerloff、Luna Cárdenas及第5届Data Week参与者，2016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4)〕 尽管Luna Cárdenas是GS的主要推动者，亲自完成了大部分编程，他仍定期在HackBo举办Data Week，向人们介绍这一环境，并进一步开发它。Data Week各场活动在开放数据与互联网行动主义的语境中，探讨公民关切，即面向数字或环境议题的立法行动和政府活动。参与者既有软件工程师，也有记者与学者。这一形式中采用的一项基础批判性练习，是Data Selfie（数据自拍）。参与者学习通过Twitter API调取自己和政治人物的Twitter个人资料数据，并生成所谓数据自拍：可视化展示一个账号累积的推文、转推和回复之间的数量关系。 在这些Data Week中，对数字基础设施的协作编程与制作，使用户能够实践一种扩展的拆解制作：例如解构或分析并重新呈现政治修辞及立场。某些政治人物的数据自拍，就揭示了他们在社交媒体上单向沟通的证据。这项实践或实践组合，典型地结合了技术平台的开放、基础编程技能的培养、偏重定量的数据分析方法的推广（包括带有批判性公民关切的可视化）、与政治话语的连接，以及社群建设。因此，协作编程也可能是一种拆解知识等级的方式。参与者共同学习打破访问基础设施与信息的技术壁垒，移除未受技术领域专业训练者面前的障碍。最终，通过黑客式实践对这些实践作出调制，可能就是对这些专业实践自身的拆解，并反过来重新配置“进行新闻或学术调查”的含义。 承认拆解制作必然具有语境特殊性，GS便呈现为一种能够由用户改变和适配的可塑工具。它不像Jacob Gaboury讨论批判性拆解制作的论文中某些“酷儿计算”实例那样，利用故障或颠覆编程语言逻辑，但这一具体版本的拆解制作，仍可能满足他为此类实践提出的要求：“看来，酷儿计算不能仅仅提供对数字媒介的反规范性批判。相反，它必须重新框定这些媒介作为技术的目标、驱动力与利益，因为酷儿性必然置身于这些技术之中。”[^c008-n13]在社会和政治语境中，将GS作为批判性、颠覆性工具开发和部署，有助于建立对数字媒介某种反规范性的处理方式，并赋予用户进一步理解、甚至拆解其基本协议与格式的能力。 ## 拆解“制作” 制作强烈关联着拓展与探索，也关联反思。哲学家兼城市规划师唐纳德·舍恩（Donald Schön）的专著《反思性实践者》，对创客及其文化极为重要。[^c008-n14]舍恩质疑：行动与反思怎么可能被分开？思考与制作构成彼此紧邻、不断迭代的循环，包含感知与本体感觉、激活与再激活、沉浸与反思。尽管我们总在谈“理论和实践”，却几乎没有实践证据或充分理由来分开两者。更具体地说，要理解制作中适用性与语境依赖的关系，就必须考察被激活的不同抽象层次，以及思考和制作过程中出现的各种组合。 抽象的主要功能是提取，同时也把某物与具体经验和语境拉开距离。抽象是一种策略，使操作更容易、指涉更迅速，最终通过综合出适用于更广泛情境的理论，实现普遍适用性。[^c008-n15]另一方面，制作是一种彻底身体化、充满情感的活动，是与极其具体的材料及环境的密切接触。可以说，制作比运用心象或寓言思考之类的事情更少抽象。 在舞蹈中，不把每个动作都完整做出来的编舞排练，比最终面向观众的舞台表演更抽象。当舞者坐在地铁里、去排练的路上，或闭着眼睛过一遍编舞时，动作是在高度抽象的层面上执行的。即使如此，身体仍在（重）演细微动作，形成执行未来动作的倾向。编舞的身体再演，在不同的心智—身体抽象层次上进行，而这些层次之间的相似性贯穿尺度始终。正如David Kirsch所写，舞者可能把这些身体—心智上的过场，视为同一套编舞的不同实例。[^c008-n16] 按照具身认知理论，对过去经验最低限度或倾向性的再演，就像舞者的练习。我们回想自己所知——这就是借助概念思考。Alva Noë把概念审议理解为抽象再演，是借助心象、词语、人工物和身体动作的组合，重现过去经验。[^c008-n17]再演既可以由内部触发，也可以由外部触发，并能体现为在内部或外部生产事物。经验主义哲学家Henry H. Price解释了这些激活如何发生的原则： > ……任何心理倾向的“激活”，都是程度问题。在两个极端——完全潜伏和完全实现——之间，存在许多中间程度的次级激活。当“猫”这个词出现，或出现类似猫的图像时，一整组以某种方式与猫概念相联系的概念，都可能在一定程度上浮现于心。我在任何时候都能够认出老鼠、盛奶的碗、毛皮、老虎、哺乳动物、壁炉地毯，至少……是如此。在任何时候，我都记得这些不同实体是什么样子——这里“记忆”一词取其倾向性意义。但如果“猫”这个词浮现在脑中，或一幅猫的图像、一件实体猫模型出现，我就进入一种并非时时如此的状态。所有这些不同的记忆倾向，都在一定程度上被唤起或次级激活。我已做好准备，假如碰巧感知到老鼠、盛奶的碗、老虎等等，就能认出它们；也做好准备，谈论这些实体或生成它们的图像。即使我实际上什么都没有做，我仍已准备好做这些事。[^c008-n18] Price继续解释，绘图和黏土模型的制作与迭代，如何随着我们对某个事物拥有多少知识，或在这一过程中能够表达多少相关细节，而呈现不同的简略或精细程度。值得注意的是，我们在创作过程中再演的东西，其时间和空间尺度可能不同。物件的局部可以被再演，完整物件也可以——而完整物件本身又是其他物件的一部分。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5．Viktor Bedö，瑞士国家科学基金会（SNSF）项目“Thinking Toys for Commoning”（共建公地的思考玩具）。住房合作社成员通过把事物和工具（物质性）与词语、图形和线条（抽象性）结合起来，协作地拆解并制作自下而上的家务组织方式，2018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 在强调制作而非思考的过程中，创客处理的是更少抽象、认知上更*沉重*的事物，它们更深地嵌入语境和过程条件之中。制作一个岛屿的3D打印模型，比形成一个心象或一幅铅笔画，需要更多细节。创客还必须关心3D打印机丝材的特性、工具的特性，以及所用基础设施。在把沙泵入大海、制作岛屿时，则必须更多考虑环境语境，以及岛上未来的建筑和活动。随着事物的物质性增强，我们为操纵这些事物需要投入的时间和精力，会发生剧烈变化。与此同时，具身互动的可能性也随之增加：丰富的细节，使我们能够在语境与周遭环境中开展有意义的互动。物质性增加之时，我们会失去抽象性、移动性和普遍适用性。 ## 不作定论的结语 这些例子向我们呈现了一幅关于制作、拆解制作及相关思考与实践的分形而破碎的图景。新的洞见和设计，以薄弱联系和微弱激活的方式，出现于制作过程之中。创客在这里感到，眼前图景有些不对，或可能缺了什么。我们的手指痒得想改动一条线，眼睛眯起来试图重新聚焦，事物被重新摆放，以缓解张力。创客过去的经验，引导我们的注意力投向材料的各种特征、工具的可能性，以及身处空间中的创客的可供性。增材设计等新的组合触发心象，或启发纸上的草图；各个方面通过不断重新安排事物的实际组合，相互共同激活。在这里，处于注意力边缘的隐性具身知识被拉入其中，找到令人满意的位置；在这些配置中，创客发现自己对世界的知识与预期之间的连贯性。工具、制作过程中的材料，以及制作发生的空间，尺度也许不同，但它们激活并推动这些组合要素的力量相同。每个被框定为制作或拆解制作的项目或项目阶段，都位于一条连续谱的某处：介于情境化与抽象之间，介于功能化与好奇之间，介于为了使用与出于“纯粹”兴趣之间。因此，我们抵制把这些行动笼统描述为“制作”或“拆解制作”，而是理解两者的异质性：它体现于每一个项目、每一个与物质性相接并通过物质性参与的时刻。 ## 参考文献 Cárdenas, Luna, and Vladimir Offray. 'Grafoscopio: A Moldable Tool for Literate Computing and Reproducible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2 (October 2017): pp. 251-252. Durham Peters, John.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Fitzgerald, Emmet. 'Making Up Ground', *99% Invisible*, 13 September 2016, https://99percentinvisible.org/episode/making-up-ground/. Gaboury, Jacob. 'Critical Unmaking. Toward a Queer Computation', in Jentery Sayers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Studi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p. 483-491. Kirsch, David. 'Thinking with The Bod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010): pp. 2864-2869. Latour, Bruno.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Noë, Alva. *Action in Percep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Price, Henry H. *Thinking and Experience*.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3. Schön, Donald.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1983. Stein, Jesse Adams. 'The Political Imaginaries of 3D Printing: Prompting Mainstream Awareness of Design and Making', *Design and Culture* 9:1 (2017): pp. 3-27. Stengers, Isabelle. *Cosmopolitics I: The Science Wars*,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Umweltbundesamt (ed.) *Die Zukunft im Blick: 3D-Druck: Trendbericht zur Abschätzung der Umweltwirkungen*, Dessau-Roßlau: Umweltbundesamt, 2018,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1410/publikationen/fachbroschuere_3d_barrierefrei_180619.pdf. [^c008-n1]: 在为Transmediale 2016设计的一次工作坊中，由巴塞尔Critical Media Lab成员及合作者组成的团队，从与*社群、责任、有效性、真实性*和*套件化*相关的五种焦虑出发，将制作问题化。提出的问题包括：你的制作经验是否真诚、正当而真实？制作如何增加或减少亲近性、集体性、自主性、充足性和依赖性？当所有东西都装在盒子里时，我们如何“跳出盒子思考”？制作是否（需要）产生不同？制作是否赋予我们在政治、生态或经济方面回应的能力？ [^c008-n2]: Jesse Adams Stein, 'The Political Imaginaries of 3D Printing: Prompting Mainstream Awareness of Design and Making', *Design and Culture*, 9:1 (2017): p. 20. [^c008-n3]: Umweltbundesamt (ed.), *Die Zukunft im Blick: 3D-Druck: Trendbericht zur Abschätzung der Umweltwirkungen*, Dessau-Roßlau: Umweltbundesamt, 2018, p. 19. https://www.umweltbundesamt.de/sites/default/files/medien/1410/publikationen/fachbroschuere_3d_barrierefrei_180619.pdf. [^c008-n4]: Stein, 'The Political Imaginaries of 3D Printing', p. 7. [^c008-n5]: Isabelle Stengers, *Cosmopolitics I: The Science Wars*, trans. Robert Bononno,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36. [^c008-n6]: John Durham Peters,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c008-n7]: Umweltbundesamt (ed.), *Die Zukunft im Blick: 3D-Druck*, p. 35. [^c008-n8]: Umweltbundesamt (ed.), *Die Zukunft im Blick: 3D-Druck*, p. 35. [^c008-n9]: Stein, 'The Political Imaginaries of 3D Printing', p. 8. [^c008-n10]: Emmett Fitzgerald, 'Making Up Ground', *99% Invisible*, 13 September 2016, https://99percentinvisible.org/episode/making-up-ground/. [^c008-n11]: “白色实验室”是一种类似实验室的无菌环境，用于微电子加工。 [^c008-n12]: Offray Vladimir Luna Cárdenas, 'Grafoscopio: A Moldable Tool for Literate Computing and Reproducible Research', *The Journal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2 (October, 2017): p. 251. [^c008-n13]: Jacob Gaboury, 'Critical Unmaking. Toward a Queer Computation', in Jentery Sayers (ed.)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Studi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8, p. 486. [^c008-n14]: Donald Schön,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London: Temple Smith, 1983. [^c008-n15]: 关于布鲁诺·拉图尔如何追踪从雨林实地考察到理论发表之间，提取／抽象以及理论制作的连续阶段，参见：Bruno Latour, ‘Circulating Reference’, in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4-79. [^c008-n16]: David Kirsch, 'Thinking with The Body', *Proceedings of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Cognitive Science Society* (2010): pp. 2864-2869. [^c008-n17]: Alva Noë, *Action in Percepti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4. [^c008-n18]: Henry H. Price, *Thinking and Experience*, London: Hutchinson's University Library, 1953, pp. 137-138. # 借助理论建构_拆解媒介，或啦啦啦啦啦啦啦啦 xtine burrough <>[^c009-n1] Lucy HG Solomon 2018年11月15日下午1:41，xtine burrough写道： 嘿，Lucy， 我看到这个征稿，想到和你来一场对话——你愿意吗？ xxxooo x 2018年11月17日上午11:38，Lucy HG Solomon写道： 你好！ 好呀，我们来拆解媒介吧！我一直在想自己对手艺的理解，如何成为技术建构与跨网络思考的一部分。我们的每一次合作，都围绕一种核心结构具有女性主义性质的共同实践展开，涉及共享署名、共享技术，以及重新思考我们如何与技术协作、在技术之内工作。在我们之前，有一些女性技术专家／艺术家，她们没能像男性同行那样在公司拿高薪，也没被捧为艺术明星。她们成为教育者和连接者。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xtine burrough与Sabrina Starnaman，《劳动中的自我》（The Laboring Self），达拉斯艺术博物馆创意连接中心，2017—2018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6)〕 我们都通过制作来批判资本主义体系——你通过挪用现有数字劳动者体系（图1），处理全球劳动力中的公平问题。[^c009-n2]我描绘微生物、用自然逻辑来决定社会经济行动的工作——与Cesar Baio合作，名为Cesar & Lois——[^c009-n3]以及LOIS[^c009-n4]最近那个讨论城市蔓延地区经济问题的“松鼠绅士化”项目，[^c009-n5]也都与技术和社会的关系相连（图2）。你在LabSynthE的工作（图3）同样属于这一脉络。[^c009-n6] 这些是我最初的想法！ Lucy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Cesar & Lois，《[ECO]nomic Revolution》的装置与偶发活动。其中，城市街区的社会经济动态，既是微生物生长的变量，也是分享食物的组织因素（从左至右：斯坦福、洛杉矶、德班），2018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7)〕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3．xtine burrough与Letícia Ferreira，《镭女孩：一场激进前行的出口标志之旅》（The Radium Girls: A Radically Advancing Tour of the Exit Signs），是LabSynthE为Central Trak开发的最早项目之一，2017年。* 2018年11月19日上午5:30，xtine burrough写道： 嗨，Lucy， 你家恢复供电了吗？经历那么猛烈的圣安娜风，你还在工作和写作，我真佩服。你真是一位拓荒女性！ 我最早的技术导师是父亲；20世纪70年代，他在纽约州交通部门当程序员。我八岁时，他就在TRS-80上教我Basic。我想，这对我理解如何与技术相处很重要：无所畏惧，勇于实验。 我的许多合作对象都不是艺术家。我喜欢在这种关系中担当艺术家／制作人。对艺术家来说，与学科之外的人合作收获很多，从他们带入项目概念发展的专业知识，到实际细节，都是如此。你如何看待这些合作中的细微差别，又怎样决定轻重先后？ 拥抱， xtine 2018年11月23日下午2:11，Lucy HG Solomon写道： 亲爱的x， 有时，我真的觉得自己像拓荒女性，与鸟儿、马和这片土地相伴；但从历史角度说，我也是别人土地上的闯入者。从另一种意义上说，我们都在开拓技术。我的女性导师向我表明，你可以以人为中心，在技术中开辟新路。你父亲的传承，则标志着借助技术制作成为常态。 我们不仅身处资本世，而且活在技术饱和的当下，在此处境中制作艺术意味着什么？你问到共同实践，这是否只是这个数字时代中制作的一个方面——在这个时代，信息分享是大多数交易的基础？网络化交易、云计算——我们的机制本身就包含技术实体的共享。在Cesar & Lois，我们跨网络、与人类行动者及以自然为基础的实体共享作者身份，促成与实验室和科研人员的合作（图4）。微生物系统成为我们分享系统的基础。[^c009-n7]当我们依赖一个非人类活体的输入，而这个生物的作者身份又是无意为之时，你所讨论的劳动、集体内部的劳动分工，就变得更加模糊。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4．Cesar & Lois，《退化培养》（Degenerative Cultures），布莱顿数字节“Uncommon Natures”。一本书上的微生物生长，与一个消耗互联网文本的集成数字真菌，跨网络共享信息，并把这两个“有机体”共同删改的文本发成推文，2018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9)〕 你的工作与此相交，因为你的合作者往往在某些意义上“不可见”、无法发声；也许你的工作就是让这些隐藏的声音显现，为之提供通道？我想到的是数字劳动力，以及历史上无名的女性。[^c009-n8]在我的工作中，自然通过技术界面与人类现实分离。 感恩节快乐，这是挪用的节日；挪用即使不算一种文化惯用手法，也是备受喜爱的艺术形式。 XX Lucy 2018年12月3日中午12:07，xtine burrough写道： 清单月快乐，Lucy Mercury！ 十二月是列清单的时节：孩子们的清单、安排学期的清单、评分、推荐信、最后的会议，还有让我们能参加毕业典礼和聚会的保姆日程……所以，再来一份清单： 1. 把自己的创作实践称为批判性制作或研究，让我觉得不自在。我们究竟在做什么？我们是在通过实践研究吗？还是“只是”在实践？我想知道，批判性制作是不是艺术（或者，批判性创客认为自己是艺术家吗），艺术能不能是批判性制作？一方是不是另一方的子集？加内特·赫茨从艺术／干预主义立场出发，作为研究者和艺术家工作。[^c009-n9]我读他的作品时想：是的，我可以归入这一类。但回到这个概念的开端，马特·拉托对批判性制作的描述，采用一种更正式、更由研究驱动的方法，并与面向观众或展览制作作品明确划界。[^c009-n10]于是我又想：不，这不是我在做的事。我之所以这样问，是因为我们如此经常遭遇名称／身份危机；而在《无名女性档案》（图5）和《埃尔托罗的女性》（图6）等项目中，我尝试重新媒介化、修复这种危机。 2. 你问到如今用技术制作艺术：哲学家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呼吁“把在当代有关控制论主体的讨论中不断被抹除的肉身，重新放回画面”，[^c009-n11]我将之理解为行动的要求。过去十五年，我们制作的许多作品，都在质疑身体在网络化社群中的角色。我们的工作转译了数字／虚拟／生命形式之间可能的现实与互相连接。 3. 每次我写“posthuman”（后人类），邮件应用都会把它改成“postman”（邮差）。这引出一段极其有趣的即兴变奏：邮差已成为后人类／没有给你送这封信／后人类邮差总按两次铃。作为资本世中的女性主义开拓者，制作数字艺术，就是使我们的主体性活起来，把前进的路径纳入作品，让观众、参与者、旁观者和反对者，都能丰富地缠绕于虚拟与实体之间：在场，[^c009-n12]并将数字呈现为与实体系统和存在方式沟通的模式构成的一部分。 4. 我的购物清单：Hatchimals和Morfboards；你的：配粉红配件的粉红娃娃，以及意大利面自行车。妈妈，我们能搞定。 满满的爱， x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5．xtine burrough与Sabrina Starnaman，《无名女性档案》（An Archive of Unnamed Women）示例页，在线项目，以及供展览和工作坊使用的印刷品，2018年至今。*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10)〕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6．xtine burrough与Dan Sutko，《埃尔托罗的女性》（The Women of El Toro）截图。这款iOS位置媒介应用植入了女性的口述历史录音：她们曾在加利福尼亚州橙县的埃尔托罗空军基地居住，彼时基地尚未变为公共公园，2016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11)〕 2018年12月6日上午11:53，Lucy HG Solomon写道： x！ 作为艺术家，过去如何给当下加上标点，又如何在后来的话语中以不同形态浮现，实在奇妙。我最初通过哲学家维莱姆·弗卢瑟（Vilém Flusser）与动物系统学家Louis Bec创造的生物认识他；这些生物影响了2006年创立之初的LOIS。[^c009-n13]虽然Cesar & Lois在LOIS十多年后才成立，弗卢瑟也参与塑造了它。Cesar Baio的研究围绕弗卢瑟的技术理论展开：技术是一种能够指示并预测社会结果的装置。[^c009-n14]因此，我们集体对技术的重塑——融合微生物与数字逻辑系统（图7）——具有重塑社会的乌托邦目标。也就是说，*如果我们的计算机像自然一样思考，会怎样？*[^c009-extra-n15]*如果我们的计算机连接与自然的通道整合起来，又会怎样？*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7．Cesar & Lois，《退化培养》（Degenerative Cultures）。作品中的数字系统，以多头绒泡菌（Physarum polycephalum）这一活体生物的生长为训练依据，2018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12)〕 作为媒介——处于中间——艺术家，连接至关重要。将生物学与技术交叉的工作，开始改变媒介本身可以成为什么，推动我们超越互动性，转向更具存在意味的思索：我们如何连接，这些连接的形式又如何为思考、行动与存在提出新的可能。 我也思考，作为数字艺术家和后人类意味着什么（没错，我的软件也会自动改成邮差！），我倾向于一种以自然为基础、非人类中心的驱动力：变得不那么像人，或解除成为人的状态。像海尔斯一样，哲学家和后人类理论家唐娜·哈拉维阐述赛博女性主义，推进非人类的优先事项与过程。[^c009-n15]在她的克苏鲁世（Chthulucene）中，人类不是地球历史中的孤独角色，而是“有机物种组装体”中的一员。[^c009-n16]她是许多致力于解构人类／自然二元论的人之一；世界体系理论家Jason W. Moore把资本主义定义为“一种组织自然的方式”时，也在这样做。[^c009-n17]Cesar & Lois开展的不同混合实验，以微生物生长为技术逻辑系统的基础；在其中，我们回应并反对这个自加的二元划分，批判对自然的重新编码。 在我看来，当前时代的克苏鲁世／人类世／资本世，既界定着你的工作，也被你的工作界定，尤其体现在劳动者受到剥削，与我们所参与的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联系上。让我着迷的是，如今已不可能把技术作为批判媒介，却不与那些剥削自然和人／各族人民的体系互动、不对其发表评论。你上一封信中列出孩子们想要的东西，也与这个体系相连。我们参与的消费主义与过去如此不同：过去，物件承载价值，被制作出来，并能追溯来源。《物的家谱》是我的个人项目，它提升那些与我相遇、可以追溯数代的物品的地位；其中甚至有一张床架，来自我曾祖父砍倒的一棵树。 但现在不再如此，或者很少如此了。还在找那个粉红娃娃，配上更多粉红破玩意儿。 ！ LHGS 2018年12月10日下午4:41，xtine burrough写道： 嗨，Lucy！ 对我来说，介入媒介，甚至介入弗卢瑟“装置”的想法，只是遵循David Byrne和Jonathan Demme“停止合乎情理”（Stop Making Sense）这一信条的另一种方式。[^c009-n18]每次跟着唱这几句，我都受到启发： *我有个女朋友，头发上系着蝴蝶结* *没有什么比这更好*（不是吗？）[^c009-n19] Byrne指向蝴蝶结的姿态，是认真的！头发上戴蝴蝶结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拒绝蝴蝶结、发圈、长发或刘海，你会是什么样的女朋友？你怎样理解这个装置？！我在理论与实践之间、书架上的文字与流行歌词之间即兴变奏。Christine Harold把文化干扰写成一种音乐即兴变奏的形式。[^c009-n20]在艺术史、哲学与流行文化之间，从弗卢瑟到Harold再到Byrne，与艺术和文化一同“即兴合奏／干扰”，给我们一种方法，让自己在即兴变奏中进入一连串标点。 世界需要更多机会，停止总以同样的方式合乎情理。情境主义者叛逆、反逻辑的精神，在反流行歌曲中回响。从20世纪80年代David Byrne的智慧，到90年代David Lowery的智慧，两者都会让居伊·德波自豪。我一直把Lowery歌曲的这一段，理解为继续即兴变奏的建议。他的“啦啦”以声音为中心，而你的和我的则采取物质形式： *世界现在所需要的* *是一些真正智慧的话语* *比如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 啦—啦*[^c009-n21] xx ## 参考文献 Baio, Cesar. 'O Filósofo Que Gostava De Jogar: o Pensamento Dialógico De Vilém Flusser e a Sua Busca Pela Liberdade', *Flusser Studies* 15 (2013): pp. 1-11, www.flusserstudies.net/archive/flusser-studies-15-may-2013. burrough, xtine and Letícia Ferreira (LabSynthE). *The Radium Girls: A Radically Advancing Tour of the Exit Signs,* 2017-2019, https://labs.utdallas.edu/labsynthe/projects. burrough, xtine and Sabrina Starnaman. *Return to Sender,* 2017-ongoing, http://www.visiblewomen.net/return-to-sender.html. burrough, xtine and Sabrina Starnaman. *The Laboring Self.* 2017-2018. http://visiblewomen.net/laboring-self.html. burrough, xtine and Sabrina Starnaman. *An Archive of Unnamed Women,* 2018-ongoing, http://visiblewomen.net/unnamed-women/. burrough, xtine and Dan Sutko. *The Women of El Toro,* 2016, http://www.missconceptions.net/woelt/. Cesar & Lois. *[ECO]nomic Revolution*. 2018, http://cesarandlois.org/economicrevolution/. Cesar & Lois. *Degenerative Cultures*. 2018, http://cesarandlois.org/digitalfungus/. Cracker. 'Teen Angst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Cracker*, 1992. Flusser, Vilém, and Louis Bec. *Vampyroteuthis Infernalis: A Treatise, With a Report by the Institut Scientifique De Recherche Paranaturalist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Haraway, Donna. *When Species Meet*.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Haraway, Donna.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 (2015): pp. 159-165. Harold, Christine. 'Pranking Rhetoric "Culture Jamming" as Media Activism', in Marilyn DeLure and Moritz Fink (eds) *Culture Jamming and the Art of Resistance*, New York: NYU Press, 2016, pp. 62-90. Hayles, N. Katherine.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Hertz, Garnet. *Conversations in Critical Making,* Blueshift Series, Theorizing 21c, *CTheory*, 2015, https://journals.uvic.ca/index.php/ctheory/article/view/15123/6206. Huizinga, Johan.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49. Janse van Vauren, Lukas. *Play as a Creative Factor in the Visual Arts: A Hermeneutical Reflection*. *SAJAH* 24-2 (2005): pp. 1-19. LOIS. imaginaryscience.org. LOIS. *Acornicopia*, 2018, http://imaginaryscience.org/project/acornicopia. Moore, Jason W.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Ratto, Matt. 'Critical Making: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Studies in Technology and Social Lif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7.4 (2011): pp. 252-260. Talking Heads. 'Girlfriend is Better', *Speaking in Tongues,* 1983. *Stop Making Sense.* (dir. Jonathan Demme, 1984). Wilco. 'Misunderstood', *Being There,* 1996. [^c009-n1]: 合作署名，不设第一作者。 [^c009-n2]: xtine burrough and Sabrina Starnaman, *Return to Sender*, 2018-19, ongoing, http://www.visiblewomen.net/return-to-sender.html. [^c009-n3]: Cesar & Lois, *[ECO]nomic Revolution*, 2018, http://cesarandlois.org/economicrevolution/. [^c009-n4]: LOIS是艺术团体The League of Imaginary Scientists（想象科学家联盟）的缩写，由艺术家Lucy HG Solomon、Steve Shoffner、Jeremy Speed Schwartz、Matt Solomon和Leonard Trubia组成。 [^c009-n5]: LOIS, *Acornicopia*, 2018, http://acorns.imaginaryscience.org/. [^c009-n6]: LabSynthE，一个合成与电子诗歌实验室，https://labs.utdallas.edu/labsynthe/。 [^c009-n7]: Cesar & Lois, *Degenerative Cultures*, 2018, http://cesarandlois.org/digitalfungus/. [^c009-n8]: xtine burrough and Sabrina Starnaman, *The Laboring Self,* 2017-18 http://visiblewomen.net/laboring-self.html and *An Archive of Unnamed Women, 2018-ongoing,* http://visiblewomen.net/unnamed-women/. [^c009-n9]: 例如，赫茨写道：“我对批判性制作这一术语的兴趣，来自亲手进行技术开发和工作室实践的视角：把用动手实践增强批判性技术研究的重心倒转过来，呼吁‘创客’更具批判性地参与技术。”见：Garnet Hertz, *Conversations in Critical Making*, Blueshift Series, Theorizing 21c, CTheory: 2015. https://journals.uvic.ca/index.php/ctheory/article/view/15123/6206. [^c009-n10]: 拉托被认为是最早公开发表“批判性制作”一词的人。他写道：“批判性制作强调共同制作的行动，而不是能激发思考的物件。最终原型并不打算被展示并自行发言。”见：Matt Ratto, ‘Critical Making: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Studies in Technology and Social Lif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7.4 (2011): p. 253. [^c009-n11]: N. Katherine Hayles, *How We Became Posthuman: Virtual Bodies in Cybernetics, Literature, and Informatic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p. 5. [^c009-n12]: “此刻就在这里”（Be here now）暗指20世纪70年代一部鼓舞人心的电影《Being There》；这也是我（xb）最喜爱的一张CD的名字，即Wilco于1996年发行的双碟突破之作，此前《AM》在榜单上的表现并不那么强劲。这张CD以那部电影命名，电影讲述一位园丁，其单纯被解读为天才。Wilco通过声音，以及“当你回到老街坊；香烟尝起来那么好；可你却如此被误解……”这样的歌词，捕捉身体在这里、精神在那里的矛盾。 [^c009-n13]: Vilém Flusser and Louis Bec, *Vampyroteuthis Infernalis: A Treatise, with a Report by the Institut Scientifique De Recherche Paranaturaliste*. Posthumanities 2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2. [^c009-n14]: Cesar Baio, 'O Filósofo Que Gostava De Jogar: o Pensamento Dialógico De Vilém Flusser e a Sua Busca Pela Liberdade', *Flusser Studies* 15 (2012), p. 10. [^c009-extra-n15]: Cesar & Lois, *Degenerative Cultures*, 2018, http://cesarandlois.org/digitalfungiconcept/. [^c009-n15]: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Posthumanities 3.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c009-n16]: Donna Haraway. 'Anthropocene, Capitalocene, Plantationocene, Chthulucene: Making Kin', *Environmental Humanities* 6 (2015): p. 159. [^c009-n17]: Jason W. Moore, *Capitalism in the Web of Life: Ecology and 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 London: Verso, 2015, p. 78, pp. 191-2. [^c009-n18]: *Stop Making Sense.* (dir. Jonathan Demme, 1984). [^c009-n19]: Talking Heads, ‘Girlfriend is Better’, *Speaking in Tongues*, 1983. 你知道Robert Rauschenberg凭借为这张专辑设计的限量版LP获得过格莱美奖吗？这些世界有时会相撞。 [^c009-n20]: Christine Harold, 'Pranking Rhetoric: "Culture Jamming" as Media Activism', in Marilyn DeLure and Moritz Fink (eds) *Culture Jamming and the Art of Resistance*, New York: NYU Press, 2016, pp. 62-90. [^c009-n21]: Cracker, 'Teen Angst (What the World Needs Now)', *Cracker*, 1992. # 通向超人类中心创客文化的战术 Gareth Foote与Eva Verhoeven 创客文化曾承诺，通过使生产工具和生产空间民主化，并分享知识，来挑战生产、消费和传播的模式。但自诞生以来，创客文化始终存在于人类中心主义范式之中。我们当前的环境、政治和社会状况，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制作的方法。制作并非中立行为，而是具有环境、政治和社会后果的行动。 实践者如何回应？我们可以采用哪些战术，挑战当前的事态？我们质疑那个主要在西方文化中得到确立的“创客”概念：这一形象建立在数字技术能力据称的进化，以及由此释放人类创造力与创新潜能的叙事之上。 创客“运动”声称促进有意义的改变，挑战不对称权力结构，赋予消费者一种跳过传统生产周期的新潜力。我们通过一些早于这种创客文化观念，或与之相抵触的制作实践，来考察这些主张。借助这些实践，我们质疑一种由新自由主义对市场创新、颠覆性的技术创业所驱动的创客模型。那种用新颖技术工具控制材料的创客，虽被宣传并输出为根本模型，实际上却极为特定。 与之相对，我们运用新唯物主义与后人类理论，把创客重新置于材料、工具和环境之中。缠绕于这一环境中的创客，成为平等的创造伙伴，面对组装物质的复杂性与活力，以及有机与无机、人类与非人类之间的相互关系。这是对狭隘的人文主义框架的回应；该框架未能批判地处理晚期资本主义的广泛影响及其灾难性生态后果。 为此，我们探索一些以战术而非战略方式运作的制作实践。按照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定义，战术与战略不同。对德塞托而言，要描述战略，最好考虑某一组力量关系的总体，它能够与外部的一组力量关系区别开来：“当一个有意志和权力的主体（业主、企业、城市、科学机构）能够从一个‘环境’中被隔离出来时，力量关系的计算便成为可能。”它可以“成为与区别于自身的外部（竞争者、对手、‘客户群’、‘目标’或研究对象）建立关系的基础”。[^c010-n1]战略是权力的表达，采取机构的形态；机构反过来决定身处其中的人们的行动。 另一方面，战术不是总体，无法通过位置性的力量关系来定义。战术也不能通过与他者总体的对立来界定自身：“战术以零碎的方式潜入他者的场所，却不将其整体占据。”[^c010-n2]战术把事件转化为机会。正如德塞托强调：“弱者必须不断把异己的力量转用于自己的目的。”[^c010-n3]如果事件由战略产生，战术就是人们用来把这些事件转向自身需要的手段。战术更加短暂，存在于所有权之外，因此更具包容性。 ## 一种创客文化 创客文化植根于文化生产的DIY与开源方法、个人赋权的理想，以及对再生产社群和社会关系的关注。这种特定创客文化的成功，与创客空间和FabLab的兴起相联系。这些通常非营利或由社群运营的空间，除了传统机床与手工具外，还配有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数控铣床／雕刻机等设备，有时还有纺织、电子或食品制作设施。越来越多这样的空间出现在图书馆、学校、大学和研究中心，必须适应所在机构更具等级性的组织结构。视宿主机构的位置与组织结构而定，这些附设空间往往通过补贴和外展项目，致力于开放性及公平使用。但成效十分有限。它们未能广泛吸引或触及多样的用户群，主要吸引的仍是白人、男性和有经济能力的人。 过去二十年，在北美和欧洲，创客空间、创客出版物及随之而来的技术驱动进步主张激增，并获赋“创客运动”的地位。“运动”一词既暗示技术演进，也暗示社会运动；按照某些欧美创客文化的倡导者和热衷者的说法，它正是一场社会运动。 这场运动通过流行的《Make》刊物和Maker Faire创客嘉年华发出了声音。这本杂志与Maker Faire——均属于Maker Media业务——向全世界扩展，是一个以品牌和营销覆盖范围来衡量的成功故事。杂志隶属O’Reilly Media，由首席执行官戴尔·多尔蒂（Dale Dougherty）领导；他被认为推动了创客运动在美国的普及，并于2011年被白宫授予“变革先锋”（Champion of Change）称号。多尔蒂以及《新工业革命》的作者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等知名人物，[^c010-n4]使用的语言不断强化这样一种观念：创客运动将引领自我实现，使个人发挥创造潜能，并成为自主的经济主体。这套修辞，加上这些个人和企业的广泛影响，支撑了一种技术神话；它的主张之一是：“通过数字工具的民主化，‘制作’已成为人类身份的普遍要素。”[^c010-n5] 2006年，《Make》杂志发表《创客权利法案》，将自身置于企业消费品行业利益的对立面。它向创客强调，他们有责任和机会制作消费品，对抗计划报废、限制性保修条款等专有化实践；这些实践鼓励短暂寿命，阻碍修理与定制。此类专有化实践通过软件（强制更新超出硬件性能承受能力）、硬件（粘合元件，使其撬开便破损，以及无法拆卸的专有“五瓣梅花”螺丝），还有立法（为电路图与手册加上版权）而物质化。[^c010-n6]《权利法案》提出与这些企业大规模生产方式对抗的制作方法，倡导能够赋权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变革。这些权利与自由软件运动的权利相一致；后者主张人人具有研究、修改和重新分发任何软件的基本自由。虽然自由软件运动并未普遍成功，它确实促使软件开发中大量制作实践涌现，与企业软件公司的专有和掠夺性实践相对抗。相比之下，创客运动中很难找到同样的成功。 支撑创客运动的技术演进，重新激活了工艺实践，并扩大小企业和机构的生产能力。然而，企业大规模生产方面有意义的改变十分有限；制作设施的可及性也未显著扩大——既有实践者及拥有可用经济、文化资本的人除外。缺少显著社会变革，与旧金山Highway 1等创客空间广受赞扬的成功形成鲜明对照，后者被宣称为“最有雄心的协作空间之一”。[^c010-n7]Highway 1作为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也许很成功。但其成功的衡量标准，主要是资本投资和股票价值，而非进步的社会变革。这类空间，无论其相关创客文化，还是它所维持的创客模型，都是美国新自由主义和技术决定论的产物；后者把一种虚假的力量感，寄托于技术创造积极社会变革的能力。 创客文化曾承诺实现知识共享、重新思考我们与消费的关系，并挑战消费品生产中固有的权力关系。但在努力把自身推广为一种文化时，它忘记了反思自己正在建立的制度。为了成为当代文化中受重视的一部分，它无意间强化了一组霸权式权力关系。这些关系反过来维系着不可持续、不平等的当代文化、政治和环境实践。 ## 超人类中心的制作 到目前为止，我们描述的是一种高度受限的创客文化：它没有超出北美与欧洲的地理范围，专注于新颖技术和数字过程，且完全属于被塑造成业余爱好者或创业者的创客。 这种短视的创客文化观，缩小了可能性的范围，并排除许多文化实践。这里将讨论另一组更广泛的实践，并通过关注“物质、技术及强度性的物件和过程”之“超人类中心”（more-than-human）配置的理论，来理解它们。[^c010-n8]后人类与新唯物主义理论质疑这样一种假设：影响他者或受到影响的能力，仅属于有机物质。相反，它们提出，物质世界可以被理解为一个组装体，其中“非人类技术与自然，与人类同样是社会的一部分”。[^c010-n9]罗西·布拉伊多蒂（Rosi Braidotti）提出的批判性后人类主义，建立在女性主义和后殖民理论之上，为讨论加入责任性与主体性层面。她把“处于多重归属生态哲学之中的批判性后人类主体……界定为一个跨越差异工作、自身内部也具有差异，但仍有根基、能承担责任的主体”。[^c010-n10] 这种理解为创客文化考虑一种框架，明确承认物质性中的非人类活力，也承认那些建构主体性的实践：主体性不被束缚于个体概念，而是不断形成。不断形成的主体性必然模糊可能造成排除和边缘化的对立与边界，提供一种复杂、多样、更加包容的行动框架。后人类概念使我们能够重新思考权力关系，并“大大拓展我们对构成世界的多种能动性、依赖、纠缠与关系的理解”。[^c010-n11]它使我们可以超越人类能动性与非人类能动性的二元划分，思考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 ### 情动性的制作 创客运动以一系列先进数字制造技术为支架，而这些技术来自世界上文化与地理范围都狭窄的区域。这种特定风味的创客文化，以主要属于美国的软件和硬件产业及其商业成功叙事为前提。依照这个技术寓言，创新企业创造产品，使世界变得更好。然而，近年来一连串不当行为与滥用权力事件，使硅谷叙事受到质疑。这些事件常揭示：高估值、高利润率，以及赛博自由意志主义哲学的传播，才是公司的主要动机。创客文化中也能发现类似的技术决定论态度，它们排除了世界其他地方不符合这一叙事的实践与文化。 一个例子，是源自印度、称为*jugaad*的广泛实践。其含义因语境和用法而异，但可以描述为某种节俭创新或“妙招”（hack）。与以特定数字技术和专门空间的使用权为前提的创客运动相比，jugaad实践十分日常，是对日常生活中障碍的必要回应。 把jugaad与西方式创客文化作比较，不应仅仅理解为新兴技术制作与“节俭创新”或“低技术”制作的对立。相反，考察jugaad式制作，展示了另一种情境化实践。在这里，制作由环境和经济条件中的必要性驱动，而不是由休闲或逐利创新驱动。 Jugaad描述一种经常以创造性解决办法、修补或变通来回应问题的活动。西方制作模型被供奉在经过策划的制作空间中，拥有专门工具与单一明确的意图；与之不同，jugaad式制作实践，是通过非正式的将就应对方法，利用重新挪用或回收的材料，来增补、修理或改善家庭和社群空间的实验。这类制作不在专建工作场所中获得支持，不受预设方法指导，也不使用标准化工具完成。相反，jugaad式制作关乎颠覆设计阈限、抵触工程原则，并利用环境构成或技术基础设施内部的机会。 这些变通也可能利用消费品与网络化技术的非实体底层。例如，一种简单而普遍的实践，是用“未接来电”来避免通话接通费。在这里，多层网络硬件与协议、套餐资费以及手机本身，被手机用户事先约定的、细腻的“响铃”模式语法（或协议）所增补。[^c010-n12]这种jugaad是对既有技术的排列，是对经济条件的回应，创造了“资本主义创新与日常生活中的底层实践之间的差异”。[^c010-n13]它是在复杂媒介生态中应用人类才智。这里的生态可以指手机及相关网络通信系统的媒介生态，也可以指整体的jugaad生态；它“促成从停滞（障碍、法律、关卡、堵塞、问题）到即兴应变（通道、出口、窍门、运动）的转变”。[^c010-n14]在这一复杂生态中，促成从一个状态到另一个状态的变化，并不是人类行动者独有的能力。把有机或无机行动者理解为具有彼此作用的潜在能力，描述的正是一种情动能力。这是理解jugaad及更广泛制作实践的有用方式，也包括理解能动性如何分布于人、材料和技术的互动之中。Jugaad式实践往往是在练习超出技术物的原有设计；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这些物件具有“存在于任何单个人类掌控之外的稳态自主性”。[^c010-n15]这些实践包括突破预期使用条件，或突破对手机等技术组装体的限制性使用权，让人想起抵抗或嵌入制度化权力关系的战术。这些战术也呼应《创客权利法案》中对制度化生产力量的反对。 ### 富有活力的制作 另一种替代制作实践的例子，来自一项对艺术家的观察研究。Felix Larsen-Jensen采用拼装方式制作模拟电子音乐，用回收材料、拾得物和电子元件的组装体，创造工具与乐器。Larsen-Jensen被视为创客文化的一员，或许自己也认同创客身份。然而，他与材料的关系，由材料的活性特质，以及它们在混乱环境中的偶然属性所驱动。这种对待制作、物质性与环境的方法，与jugaad的共同点，多于它与通常以西方为中心配置的创客空间或FabLab的共同点。 这一差异被提出，作为向新泛灵论本体论转变的一部分；这个概念来自简·贝内特（Jane Bennett）的《活力物质》。[^c010-n16]她问：“如果物质性本身蕴藏创造活力呢？”她批评把物质视为仅受“机械机制”或“自动机制”支配的观念：这种观念认为世间万物是惰性的，只由人为力量决定。她主张，一切事物内部都有充满能量的活力，并称之为“物之力”。她解释，这种力量或活力“意味着事物——食物、商品、风暴、金属——不仅能阻碍或阻断人类的意志与设计，还能作为准行动者或力量，以自身的轨迹、倾向或趋势行动”。[^c010-n17] 研究发现，这位DIY实践者与工作坊环境呈现相互依赖的关系。[^c010-n18]在这里，零件、材料和空间的碰撞，对于“差异本身”的创造性涌现，比一种以效能为导向的物质性方法更重要；后者把材料操控、工具理解和预期结果都专属地归于人类能动性。艺术家的实践与创作成果和材料极度纠缠，而这些材料具有影响其能动性及作品结果的潜在能力。 研究在当地垃圾回收中心作出了一项有趣观察，艺术家从那里回收许多材料。这个空间中可用的废弃物件，并不按原来用途或功能排列，而是依照占比最大的材料属性分类。这造成一些意外的毗邻，比如“鸟笼、躺椅和助行架”。[^c010-n19] 与原有功能分离后，这些脱离语境的物件开放了自身的物质能力，并超出原有设计的阈限。Larsen-Jensen创造的一个组装体，是一只废弃铝制派盘，与一个控制电位器等元件结合，用来在给定范围内调节振荡的声音输出。在他的“派盘振荡器”中，电位器开始劣化，原本分立的实体开始对输出产生意外影响：“从刺耳的金属研磨声，变为类似起伏蒸汽嘶声的声音，又零星而不可预测地恢复为有音高的声调。”[^c010-n20] 电位器的劣化，或许是因为Larsen-Jensen曾手动改造它，但内部材料与元件彼此拉扯、推挤的众多方式——材料特性劣化、电子流动变化、继而扭曲声音输出——都是在人类能动性之外生成的过程。这让人想起贝内特对邂逅各种物件的讨论，特别是她讲述雨水排水沟中发现的碎屑，以及其中能量充沛的活力。她回忆：“在这个组装体中，物件呈现为事物，也就是鲜活的实体，无法完全还原为（人类）主体为它们设置的语境，也永远无法被其符号意义彻底穷尽。”[^c010-n21] 除了人类与非人类共同构成的实践给创造活动带来的机会之外，赋予物质以活力，还有什么好处？在其物的政治生态学论述中，贝内特提出一种动机，存在于我们把物质视为“死的或彻底工具化的”时所显现的“人类傲慢”之中；这导致我们不够留意自身的物质与生态条件。贝内特希望推动“更绿色的人类文化形式，以及人的物质性与物的物质性之间更留心的相遇”。[^c010-n22]毫无疑问，在这一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全面改变对人类与环境关系的态度，而物质文化的重构能够在这一转变中发挥关键作用。考虑材料活力的制作实践，意味着积极关注物质性；但人类与物件在本体论上的平等，会排除什么？当万物都有“物之力”时，我们不应忽略：并非所有行动元都具有同样可辨认的效果。 ### 情境化制作 创客运动主要是一种西方现象：“坦率地说，北美和欧洲称为‘制作’的东西，是富人的奢侈消遣；他们正确地认识到，自己因与物质文化疏离而活得不够充实。然而，在所谓全球南方，创客到处都是，只是他们不被称为创客；数字制造实验室到处都是，只是它们不叫FabLab。”[^c010-n23] 超越西方视角来看，有大量实践实例，在其社会与技术演进的方法上展现出创客运动的特征：通过工具和过程的民主化，挑战既有的生产、分配和消费模式。 *Ushahidi*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证词”，就是一个例子。它是一家非营利技术公司，利用众包收集数据，并在危机情境中映射回应，例如人权报告。它让原本被边缘化的人发声，并使媒体报道去中心化。这个平台是在2007年肯尼亚选举后暴力事件之后，为绘制暴力事件报告地图而开发的。Ushahidi汇聚主要社交媒体平台的数据，以及通过智能手机应用调查和短信提交获得的自有定制数据。汇集这些数据，使公司能在国家行为体可能难以介入的地区，生成有用而及时的信息。它将公民新闻与地理空间信息结合，为社群赋权。 这类平台可以产生显著社会影响，使社群更有韧性，支持那些处在经济与环境压力地区、苦于筹资的社会机构。支持自由、公平选举的社会影响不容低估，联合国因此投入大量资源。通过众包数据收集，Ushahidi为去中心化的媒体报道提供平台，促进协作式内容生产。由此，它成为地方性和情境化实践的关键范例：一种应用于其构想、开发所在地社群的实践。 这些例子反驳了一种观念：只要建立FabLab和创客空间，为社群提供数控机床和3D打印机，世界就会变得更好。《Make》杂志第1卷的第一篇封面故事，专门介绍风筝航空摄影（KAP）。文章详细说明如何制作自己的KAP套件，同时提供亲身使用叙述，并配有海岸线、儿童游乐场设施及修复后的二战补给船照片。文中没有讨论这些被拍摄地点的不同，也没有讨论将如此不同的场所并置于杂志中的意义，更不用说隐私与监控问题。在这里，制作被框定为个人主义的消遣、一种为体验而体验的审美活动，而不是必然置于具体情境之中、因而必须面对自身制作更广泛后果的行为。 开放技术与科学公共实验室（PLOTS）的Grassroots Mapping（草根制图）项目，采用了与Ushahidi相似的方法。项目诞生于墨西哥湾漏油事件的背景之中。关切此事的居民、科学家与PLOTS成员合作，收集漏油前、期间及之后的海岸线影像。收集到的信息为居民提供了讨论修复与恢复的工具。项目十分成功，以至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世界银行等国际发展组织联系PLOTS，希望在世界其他地区采用这种参与式制图方法。在这里，成功的技术被打包起来，准备在任何地方即插即用。 但在一篇回顾迄今工作的文章中，PLOTS成员讨论了情境化学习以及挑战黑箱技术的紧迫性。他们批评一种误解：把其工作视为完全由技术驱动，并严丝合缝地纳入技术决定论。“组织把草根制图主要理解为一组技术实践和技术……认为它们可以从专家传授给受训者，而无需为围绕工具发展共享规范或文化意义留出时间。”[^c010-n24]创始人强调，任何重复开展的项目，都必须挑战技术的黑箱化。这要求把项目置于预期应用的语境中，使社群成为积极参与者。PLOTS认为，这通过情境化学习实现。这一学习理论由Jean Lave和Etienne Wenger提出，主张学习具有实践性，并处于其发生的语境中。情境知识是具身的。的确，哈拉维断言，她关于情境知识的文章“主张情境化与具身的知识，反对各种无法定位、因而不负责任的知识主张”。[^c010-n25] Ushahidi与草根制图，是从特定社会语境中涌现的重要项目实例，主要来自危机时期对安全与保障的共同需要。危机过去之后，这些系统也能为互动、责任与社会意识的形式确立先例和规范。在这里，我们看到本土生长的系统如何与其开发所在地的规范和规则协作，并取得很大成功。这些项目在应用语境中成长，也只在该语境中存在，是对真实危机的回应。它们只是异质项目群中的一小部分；从最广义看，这些项目具有创客运动式项目的特征，却不处于创客运动同质化、自上而下的框架之内。这并不是说从中学到的东西不能转移，而是说，只有把项目恰当地置于新语境并据此发展，学习成果才能转移。 ### 具身制作 创客文化很大一部分建立在把人理解为分立的个体主体之上，这能够顺畅地转换为新自由主义框架：它要求我们以个人而非集体的方式梦想、想象和制作。个体主体的身体适合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型；在其中，作为消费者的个人也许有选择权，却没有集体抵抗或反击的力量。[^c010-n26]鉴于我们所纠缠的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以及面临的行星尺度挑战，这种方法并不充分。我们的纠缠，以及“与自然世界和社会技术系统的新关系，正在质疑这些先前的理解”。[^c010-n27] 创客文化往往以人类为中心。虽然挑战这种人类中心主义的例子越来越多，却不常出现在创客文化领域中。英国设计师Thomas Thwaites在《山羊人：我是如何从当人这件事上休假的》（Goat Man: How I took a Holiday from Being Human）项目中，探索不同身体和具身性，目标是成为他者，此处就是一只山羊。项目从质疑观察者位置出发，试图挑战这样一种观念：我们永远无法真正改变体验世界的位置。艺术家羡慕动物活在当下的能力，它们不构造过去和未来的叙事，而他把这种叙事特征定义为人类所特有。Thwaites为研究如何成为山羊，咨询了萨满、神经科学家、专门研究山羊行为的动物行为学家、假肢专家、专门研究瘤胃微生物的微生物学家——瘤胃是山羊四个胃中最大的一个——以及阿尔卑斯山的一名牧羊人。 结合这些观点后，Thwaites利用技术模拟山羊身体。艺术家经历了漫长的试错制作过程，并沿途与专家合作。他制作数轮外骨骼，随后在假肢专家帮助下，开发出一个使自己能够四足行走的外骨骼。他还开发人工瘤胃，以便消化以草为主的食物。接着，他与阿尔卑斯山的一群山羊共度三天，尝试活在当下，成为一只山羊。他在书中记录的一项发现是，这个项目让他能够思考我们栖居的纠缠和复杂网络：“成为动物，会帮助我们记住：人类这个物种没有什么昭昭天命——我们只是这些其他生物中的一员。”[^c010-n28] 我们面对的挑战，要求我们对具身性，以及总体上被纳入考虑的身体，采取更加多元的方法。创客文化需要顾及这种多元性，纳入身体、系统、网络和躯体过程，也理解极其多样的身体。制作的力量需要来自一种内在的多元性，使我们与作为积极行动者的自然展开对话。有一种主张，呼吁“享受边界混淆的乐趣，并对边界的建构承担责任”，[^c010-n29]这也适用于创客文化。与创客文化的战略方法相对，具身且情境化制作的战术，挑战并动摇人类中心的认识论；制作积极参与其中。 ## 走向超越制作 创客运动的修辞宣称，它将给个人、社会和文化带来变革。这一愿景在表面上具有危险的吸引力，却大多从文化同质、政治狭隘的立场提出。它没有说明谁会被排除在这光明未来之外，只说未来由技术和创新驱动的进步带来，而核心仍是人类中心的关切。这种受限的视野，导致单一文化殖民了“制作”的观念，忽视其他历史、文化和实践；这是一种看不见任何替代方案的短视方法。 我们展示了若干不同制作实践的例子，意在积极追问形式、地点与人的可能性。它们的创客资格，不由掌握机器和操纵材料的能力界定，而是社会与物质条件的产物。这些实践也以富有生产力的不确定性、情境性，以及与周遭环境和材料的关系性为起点。创客运动中关于变革的突出修辞，并未证明能推动公平的大规模工业生产体系，也未能创造使用机会均等、融入社会的地方中心。事实上，个人赋权的信息最接近真实——但这个个人通常是新自由主义人物，其成功不以对社会或环境肌理的积极影响来评判。 在这种制度化形式中，创客文化变得战略化而非战术化：塑造内部成员的行动，并通过与外部人的对立来界定自己。针对这种排他性，本文呈现的每个替代例子，都把制作框定为一种战术，使不同的人能够参与，有意识地把制作置于具体语境，并向超出支配实体环境的实践开放制作。草根与战略性制作的范围被拓宽，纳入关于材料、环境、人和观念偶然纠缠的实践。继而又扩展到例如社群营造、社会运动营造、家园营造和拆解制作。这样的制作，关乎创造集体主体性：它是在与周围非人类及人类同伴共处的过程中被建构的。 把制作设想为单独以人类为中心的关切，真的最有益吗？近期创客文化的历史，以及当代社会、经济和环境条件，对基于人类能动性驱动而向世界添加更多东西的行为，告诉了我们什么？在这些例子中，超人类中心的能动性，是一种被接受或被强加的条件，未必总令人向往，却始终具有潜力。这种能动性挑战并复杂化我们与物质世界的关系，鼓励一种较少傲慢、更加留心的制作方法，以及一种更具实质内容的物质文化政治。 ## 参考文献 Anderson, Chris. *Makers: The New Industrial Revolu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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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性主义与技术 “女性主义数据集”把数据创造、数据集和归档想象为一种抗议行动。在大量个人数据被大型技术公司捕获并隐藏，用于定向广告和算法推荐的时代，制作一个关于政治意识形态、被设计为抗议用途的数据集，意味着什么？数据集如何能出自创意空间？如何成为社群的共同动作与作品？一个社群制作关于自身的数据集，会是什么样子？它可能是自画像，也可能是抗议；它可能要求被看见，可能是一场干预、一次对峙，或以上皆是。它可以极具政治性。那么，一个系统随后如何解释这些数据呢？如果这个系统也向批评和社群输入开放，又会怎样？ 具有伦理性、社群性、“可被改造”的设计与技术，是通向公平未来的起点。它允许社群提供意见，也允许社群推动或改变有关产品、其技术能力及基础设施的决定。《互联网女性主义原则》是一份讨论如何为互联网建造女性主义技术的宣言，它在这一精神之上进一步指出：在制作技术基础设施时，它是为*谁*而建的，具有政治后果。《互联网女性主义原则》要求为边缘群体留出空间，并要求技术具有明确意图，从而进一步推动开源技术与社群；“女性主义数据集”正存在于这一精神之中。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Rachel Steinberg，艺术家主持工作坊，为“女性主义数据集”创建数据分类法与矩阵的照片，2018年*。[^c011-n5] 《互联网女性主义原则》与赛博格女性主义、异质女性主义等理论一道，呼吁改变技术及其运作方式，也改变技术的领导权与所有权。这份宣言要求重新定义和重新赋予技术及开源以用途：“女性与酷儿有权编写代码、设计、适配，并以批判和可持续的方式使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s），重新把技术据为创造和表达的平台，同时挑战所有空间中的性别歧视与歧视文化。”[^c011-n6]在这份文件中，《互联网女性主义原则》将“能动性”定义为一种必要的赋权形式。“我们呼吁将同意的伦理与政治，纳入互联网平台的文化、设计、政策和服务条款。女性的能动性在于，她们能够知情地决定在网上分享公共或私人生活的哪些方面。”[^c011-n7]“女性主义数据集”同时存在于技术与能动性领域，既批判当下机器学习的基础设施和实践，也作为技术框架、批判方法论及基于实践的艺术作品，尝试回应这些问题。 ## 作为媒介的批判性设计 这种重新审视软件能够、也应当做什么的工作，类似于“批判性设计”的创立；后者回应产品设计的局限。“女性主义数据集”受到这一批判视角的启发，吸收批判性设计运动的某些方面，并应用于机器学习。“批判性设计”这一术语由Anthony Dunne于1997年提出，源自他与Fiona Raby在英国皇家艺术学院担任研究员时发展的一种实践。作为实践，批判性设计“是越来越多方法中的一种，这些方法旨在呈现并定义设计实践与研究中的质询性、话语性和实验性方法”。[^c011-n8]批判性设计要求设计不再以资本主义生产的方式存在——这是产品设计的一项功能——并推动产品设计走向自我审视与文化批判。Dunne与Raby认为： > 设计行业需要成熟起来，寻找在服务工业这一严苛约束之外运作的方式。在最糟的情况下，产品设计仅仅强化资本主义价值。设计需要看清，这只是其中一种可能，并为自己发展其他角色。它需要确立自身的思想立场，否则设计行业注定会失去一切思想可信度，被仅仅视为资本主义的代理人。[^c011-n9] 通过重新定义产品设计可以如何创造，批判性设计也为受众创造了参与设计的新方式，帮助他们理解设计在日常生活中的各个不同面向。 同样，创客运动通过重新定义“工程”，帮助把硬件工程重新界定为探索和参与的空间。工程从资深计算机科学家掌握的专长，变成一种欢迎普通摆弄者和探索者的调查与建造方法。创造技术变得越来越容易、越来越迅速，使工程进入玩耍的空间，也随之成为人人都能创造的空间，改变了成为“一名工程师”的含义。小巧、可负担、可适配且易用的Arduino（微型计算机）出现，Adafruit公司登场，Maker Faire展会／会议——创客爱好者的聚会——创立，再到如今的LittleBits——一家制作小玩具、教儿童电气工程知识，为使用Arduino作准备的教育公司——创客运动的革命类似于公民科学运动，是一场人人享有技术的革命。当技术组件易于参与、既能使用又能混编时，它们会创造多样的项目和多样的社群。它具有革命性，因为它创造新空间，也允许人们检视传统计算机科学等曾经存在于学院“围墙花园”中的过程。当制度化过程被打开、成为开源时，它们会为整个社群重新适配。这些过程允许更多意见进入，可以说也带来更多公平。但那是理想世界中的情况；开源运动与创客运动内部，仍存在大量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把关排斥问题。尽管如此，能够增补、改变、混编或“分叉”某种经验、技术与代码，正是使“制作”成为当代重要运动的原因。 “女性主义数据集”的工作路径，与Thomas Thwaites的“烤面包机项目”（Toaster Project）相近。在这个批判性设计项目中，Thwaites从零制作一台商用烤面包机，从熔炼铁矿石，到构建电路，再到制作新的塑料机身模具。不过，“女性主义数据集”以批判和艺术视角看待软件，尤其是机器学习。有所思考地制作机器学习，仔细考虑制作、迭代和设计的每个角度，意味着什么？这一过程的每一步，都需要透过女性主义视角彻底重新审视；并且，如同Thwaites的烤面包机，每一步都必须实际运作。 ## “女性主义数据集”的过程 最初，“女性主义数据集”作为协作数据集起步，通过一系列旨在处理人工智能偏见的工作坊建成。迭代式工作坊是关键：通过在实体工作坊中“缓慢”收集数据，我们让社群来定义女性主义。但我也逐次检查数据集中的内容，以便修正方向、处理偏见。我把这看作从农场到餐桌的、可持续的数据集“栽培”。数据集中顺性别女性或白人女性的作品是否太多？如果是，我就需要在未来处理这一点，或者举办后续工作坊，向非顺性别女性、有色人种女性，以及跨性别创作者的作品发出征集。2018年12月，我们在一家酷儿书店举办“女性主义数据集”工作坊，将酷儿诗人、作家、艺术家和社群组织者的作品纳入数据集。 按照设计，这个项目最终将创造一个女性主义AI系统。但过程中涉及许多步骤： 1. 数据收集。 2. 数据结构化与数据训练。 3. 创建数据模型。 4. 设计一个特定算法来解释数据。 5. 质疑是否需要创建新算法，使其对数据和模型的解释或理解具有“女性主义”性质。 6. 制作界面原型。 7. 改进。 每一步都为了质疑和分析使用机器学习进行创造的流程。每一步是否具有女性主义性质？是否体现交叉性？是否有哪一步带有偏见，又该如何去除这种偏见？ 作为“通过设计消除偏见”的方法，我参考Julian Oliver、Gordan Savičić和Danja Vasiliev撰写的《批判性工程宣言》。该宣言概述十项原则，指导工程项目、代码、系统和理念的创造。与批判性设计类似，它旨在审视工程和代码在日常生活、艺术及创意编程项目中的作用。第2条和第7条讨论不断变化的技术的角色： > 2. 批判性工程师提升人们的意识：每一次技术进步，都会挑战我们的技术政治素养…… > 7. 批判性工程师观察技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空间。批判性工程师迅速回应这一空间中的变化，揭示失衡与欺骗的时刻。[^c011-n10]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Caroline Sinders，“女性主义数据集”在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的展出现场，2018年。[^c011-n11]* 同样，这份及其他宣言，帮助奠定最初《女性主义数据集宣言》的写作基础。后者于2017年10月，在伦敦SPACE Art and Technology举行的“女性主义数据集”第0次工作坊中创作。 > **《女性主义数据集宣言》：** > 我们最初的意图：创建一个数据集，作为资源，用于训练AI，在网上传播的数字媒介中定位女性主义及其他交叉性思维方式。 > 我们的意图：在实践中，两天时间里，我们创建了一个数据集，质疑、检视并探索支配的主题。受《赛博格宣言》启发，当以支配形式表达权力结构，尤其是与交叉性女性主义相关的权力结构时，我们的意图是增加暧昧性，扰动由算法计算所中介的真理／信息的统一性。 > 我们未来的意图，是通过介入新材料、与他人共同参与，为人工智能创造输入，以挑战支配。我们正协作地构建一个集合。 > 通过协作，我们创造了一种新方式，增强智能与增强智能系统，并转而关注自主系统。 > 我们的主要词语：扰动、支配。 > 宣言：我们正在创造一个空间／事物／数据集／胶囊／艺术，以质疑支配。 这份宣言界定了项目当前与未来的意图。“女性主义数据集”必须有用，必须扰动并为人工智能创造新的输入，也必须是一个关注交叉性女性主义的项目。 迄今为止，项目只在收集数据。下一步将处理数据训练与数据收集。在机器学习中，涉及数据标注以及为算法创建数据模型时，团队通常会使用亚马逊的劳动力平台Mechanical Turk进行标注。亚马逊创建Mechanical Turk，是为了解决自身机器学习的规模问题。他们需要大型数据集得到训练与标注。使用Mechanical Turk是机器学习项目中的行业惯例，从技术公司到研究团队，到处都用它帮助标注数据。对于“女性主义数据集”，问题在于：Mechanical Turk系统具有女性主义性质吗？使用零工经济平台是否合乎伦理，是否女性主义，是否体现交叉性？一个制造劳动者之间竞争、阻碍工会、对每项重复任务只支付几分钱，并制造无名而隐蔽劳动的系统，既不合乎伦理，也不具有女性主义性质。 2019年，我将建造、制作原型并想象，一个合乎伦理的Mechanical Turk式系统可以是什么样子。这个从交叉性女性主义视角创造的系统，可以供研究团队、个人，甚至也许供公司使用。它的伦理性在于，使谁训练和标注数据集这件事更透明。训练者也将是作者，系统还会保存关于数据集的数据。系统也让研究者或项目创建者能够看见某个训练者训练了多少数据，并邀请、核验新的训练者。此外，项目创建者能够通过这一系统支付训练者报酬，系统将建议足以维持生活的工资。它也创造关于数据集本身的必要数据，包括谁进行标注或训练、他们来自哪里、数据集何时被“制作”或完成，以及数据集中有什么，例如某些类型的人脸。如果机器学习要在透明度与伦理上向前发展，就同样必须批判地审视各种问题：数据如何被训练、训练者如何与数据互动，以及数据集如何用于算法和模型创建。 要创造公平，制作必须经过思考、具有批判性，必须向反馈和解释开放。我们必须理解数据创造的作用，以及系统如何使用、误用数据，并从中获益。数据既应被视为社群创造的东西，也应被视为社群的反映；数据所有权至关重要。数据在技术系统中的位置是政治性的，它被激活，也具有亲密性。要使机器学习公平，就必须检视系统的每一个方面，拆开它，再重新组装。它需要纳入各种人的现实、语境和约束，而不只是早期网络创建者的现实。技术需要反映如今正在网上的人。 ## 致谢 没有Rachel Steinberg、SOHO20 Gallery、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Sara Cluggage和Irini Papadimitriou的支持，这个项目就不可能实现。项目存在于同一个社群中，因此也离不开以下项目及创作者：《异质女性主义宣言》、唐娜·哈拉维的作品、《赛博女性主义索引》、“缺失数据集图书馆”、《互联网女性主义原则》，以及Kimberlé Crenshaw的经典研究。 ## 参考文献 Angwin, Julia, Jeff Larson, Surya Mattu and Lauren Kirchn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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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1-n4]: Arte Útil, http://www.arte-util.org/. [^c011-n5]: 图片经SOHO20 gallery许可转载。 [^c011-n6]: 'Feminist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et v. 2.0', *Feminist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et*, last modified August 26, 2016, https://feministinternet.org/sites/default/files/Feminist_principles_of_the_internetv2-0.pdf. [^c011-n7]: 'Feminist Principles of the Internet', p. 4. [^c011-n8]: Matt Malpass, *Critical Design in Context: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s*, London: Bloomsbury, 2016. [^c011-n9]: Anthony Dunne and Fiona Raby, *Design Noir: The Secret Life of Electronic Objects*. Basel: August/Birkhäuser, 2001. [^c011-n10]: The Critical Engineering Working Group, 'The Critical Engineering Manifesto', October 2011-2019, https://criticalengineering.org/. [^c011-n11]: 图片由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惠供。 # 智能世界背后：对一场全球数据泄露的艺术混编 KairUs（Linda Kronman与Andreas Zingerle） 智能手机、笔记本电脑等消费电子产品，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物联网（IoT）不断把更多电子设备加入我们的购物清单；这些设备正在构成一个24小时监控系统，追踪生活的各个方面。通过计划报废，许多电子产品的生命周期显著缩短，产生更多电子废物。虽然一些淘汰设备进入欧洲受监管的电子废物处理中心，但每年仍有47%的欧洲电子废物，被非法倾倒到发展中国家。[^c012-n1]这些设备仍含有个人数据，可以被恢复；一旦落入不当之手，便可能遭到滥用。 2014年8月，我们以艺术集体KairUs的身份，在西非最大的电子废物倾倒场——加纳阿克拉的阿格博格布洛希（Agbogbloshie）——购买了22块硬盘（图1）。由于此前曾在艺术作品中调查网络犯罪，我们最初旨在考察：犯罪者如何从电子废物场取回的电脑硬盘中获取个人信息。然而，项目逐渐发展为一个基于实践的协作研究实验室。我们与艺术家、研究者一起，探索电子废物的去向、硬盘先前所有者留下的何种数据痕迹会被揭露，以及存在哪些环境和隐私威胁。 在研究实验室工作期间，我们从其中六块硬盘恢复了数据。这些恢复的数据被分享给一个可信的艺术家网络，被当作拾得素材，并混编成实验影像与装置。这些艺术实验证实：当硬盘中的数据未加密、未被正确删除，或硬盘本身未被物理销毁时，陌生第三方很容易找到、重新使用并滥用个人数据。这些艺术立场、解读与挑衅，在展览及媒介艺术节的若干不同版本中呈现。 这项研究证实了文学与媒介学者马修·基尔申鲍姆（Matthew Kirschenbaum）的发现：从电子废物场收集的存储介质，也可能成为数据泄露的载体。[^c012-n2]社会学家珍妮弗·加布里斯（Jennifer Gabrys）写道，我们的电子废物往往迟迟不去：[^c012-n3]先是被遗忘在家中鞋盒里，然后被回收，或许在跳蚤市场转卖，或与其他废弃电子设备一同运输。因此，电子产品的来世为数据泄露提供了多次机会，并可能发生于许多不同地理位置。Michaela Lakova等艺术家，曾让罗马尼亚当地跳蚤市场的硬盘重新“复活”；艺术家Raphael Perret则做了大量工作，旨在唤起人们对印度电子废物回收者劳动条件的关注。 “智能世界背后”（Behind the Smart World）项目描述消费电子产品如何留下持久的环境与数字痕迹，强调我们的数字生活有多么物质化。此外，我们希望描述一种以过程为导向的艺术研究实验室模型，它随着艺术家与研究者不断变化的组合而发展。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KairUs集体，在加纳阿克拉的阿格博格布洛希购买硬盘，2014年。* ## 在西非淘捡信息 消费电子产品的持续技术创新，以及智能设备生命周期的缩短，推动消费者每年制造越来越多电子废物。如果这些淘汰的小工具未获正确回收，人们仍可在设备上找到敏感信息与个人数据： > 有些人不会清除硬盘；显然，如果你丢弃那台计算机，犯罪者就可能访问其中的数据……问题是，许多人不知道它们最终会去哪里。[^c012-n4] 在回收过程中，我们遗弃的电子设备会经过许多经销者，他们很容易访问和利用我们的数据。即使电子废物出口受到《控制危险废物越境转移及其处置巴塞尔公约》的监管，[^c012-n5]商贩仍利用漏洞，把不能工作的消费品标为“二手货”和“援助第三世界”，宣称旨在帮助弥合数字鸿沟。一支德国调查记者团队，把两台装有GPS设备的电视机从德国回购中心一路追踪到尼日利亚街头市场，以及加纳阿格博格布洛希电子废物场。[^c012-n6]这样的例子清楚表明，我们无法控制淘汰硬件之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中很少有人具备正确删除数据、确保无法恢复的技术技能。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KairUs集体，阿格博格布洛希电子废物倾倒场，地球上毒性最严重的地点之一，2014年。* 2014年8月，我们造访了加纳首都阿克拉的阿格博格布洛希，这是世界最大、毒性最严重的电子废物倾倒场之一（图2）。在这里，人们尝试重新使用、修理或回收仍能工作的部件。然而，由于缺乏技术设备，回收过程极其有限，因此对工人和环境有很强毒害。场内几乎所有电子设备都已到达使用寿命终点。拆解设备后，仍能工作的部件会被收集起来，以便批量转售。[^c012-n7]剩余零件落在地上；拾荒者试图从这些珍贵的泥土中，手工挑拣并提取铜、金、银或铝等有价值金属。 除了这种实体分离电子废物、回收元件与金属的活动，我们还了解到，旧硬盘中的敏感信息被滥用，用来剥削和骚扰这些存储设备的先前所有者。[^c012-n8]我们好奇，从废弃硬盘中恢复数据是否真的可行。为试验这一点，我们与不同的设备拆解回收者交谈（图3），购得22块存储容量不一、由不同厂商在不同年份生产的硬盘。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3．KairUs集体，从笔记本电脑中取出硬盘，2014年。* ## 启动AMRO研究实验室：“智能世界背后” 返回欧洲后，我们与位于林茨的互联网文化倡议servus.at合作；该组织也举办两年一度的“艺术遇见激进开放”（Art Meets Radical Openness，AMRO）艺术节。[^c012-n9]我们共同启动AMRO研究实验室“智能世界背后”，[^c012-n10]作为两届艺术节之间的孵化器，为艺术团体提供研究与艺术生产的资源。通过实验室，我们希望应用艺术研究方法，调查以下问题： - 这些硬盘是否含有可能被利用的个人数据？ - 恢复数据的隐私与所有权，会引发哪些问题？ - 把这些数据作为拾得素材用于艺术生产时，参与者面对哪些伦理问题？ 受到开源运动和混编文化的启发——其中源材料常被不同用户以不同方式重新挪用——我们的计划是恢复硬盘中的数据，在可信的艺术家网络内部重新分发，并邀请他们作为共同研究者和贡献者，创作艺术作品。为实现这一目标，一个跨学科艺术家小组被邀请参加“智能世界背后ArtLab”。 ## 对一场全球数据泄露的混编 混编和回收他人产生的观念与内容，具有悠久文化传统。来自各种背景的艺术家都在创作中运用这些策略：从实验电影与拾得影像电影作者，到VJ文化，再到改造电子玩具、制作声音发生器与效果合成器的电路弯折声音艺术家。街头艺术家和媒介行动者混编商业或政治广告，开展文化干扰实践及其他形式的游击传播。媒介融合、知识共享许可的创立，以及Web 2.0平台的出现，使艺术家能够协作编辑、混编和分享内容，并通过揭露社会工程、普遍存在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恐同，批判性地介入流行文化。[^c012-n11] [^c012-n12] 分析、重新使用或回收他人丢弃的材料，也会揭示一个人生活中的私密面向。“信息淘捡”（information diving）这种社会工程实践，搜寻可识别信息，旨在收集有关公司或个人的敏感信息。这些再使用与重新挪用的实践，为将硬盘数据用作艺术生产材料提供了语境。 向艺术家提供这些数据的第一步，是将其“复活”，使之可以访问。在最初的尝试中，我们把所有硬盘连接到一台PC，立即就能访问其中五块硬盘上的部分数据。随后，我们尝试使用开源软件工具恢复被删除的数据。除了自己动手，我们还聘请一家数据恢复公司，协助从另一块硬盘恢复数据。总计从六块硬盘恢复了约85 GB个人数据。 恢复过程中，我们联系了一些有兴趣成为项目共同研究者的艺术家，并向他们提供恢复的数据。为了形成多样的新兴艺术家组合，我们选取六位欧洲艺术家，他们涉及雕塑、声音、录像艺术、表演和装置等多种媒介。我们还邀请了奥地利艺术家和林茨艺术与设计大学的学生。回头看，一项不足是ArtLab没有纳入来自遭受非法电子废物倾倒影响国家的艺术家；若有他们参与，就能以更多元的方式面对这一问题。整个项目随着各种机会、资助框架和我们个人资源而成长。这些条件自然限制了范围，因此整体项目可被视为相当欧洲中心化。不过，我们的主要目标是讨论西方消费电子文化的后果，我们相信所选方法对这一讨论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 ArtLab 在一个延长的周末期间，八位国际艺术家和四位奥地利艺术家汇聚林茨，参加ArtLab。首日晚间以研讨会及受邀专家的演讲开场，包括数据经纪研究者Fieke Jansen（Tactical Tech Collective）、数据恢复专家Can Sintiras（ECS Global），以及数字取证专家Michael Sonntag教授（约翰内斯·开普勒大学）。演讲之后，我们详细介绍自己的研究及硬盘数据获取过程。接着，艺术家作介绍，各自概述在分析数据时的兴趣与关切。此外，参访电子废物回收中心（图4）揭示了欧洲如何处理电子废物：使用重型机械，考虑健康与安全标准，并采取打击非法电子废物贸易的策略。在着重个人及协作研究问题的小组讨论之后，参与者开展动手实验，例如通过声音化呈现数据、对硬盘零件作显微摄影扫描，以及尝试逆向查出先前所有者的联系方式。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4．KairUs集体，参访Müller Guttenbrunn Group电子废物回收工厂，2014年。* ## 呈现艺术研究成果 为了获得更深入的理解，我们在更广泛的艺术家群体中发起对话，讨论其运用数据、由研究引导的实践，并将其出版为《智能世界背后：保存、删除与重新浮现的数据》（Behind the Smart World – saving, deleting and resurfacing data）。[^c012-n13]书中每个部分由一篇理论文章引入，提供概览并提出具体关切，接着呈现揭露霸权权力结构的艺术与行动主义策略，以创造性方式说明，我们在今天的“智能世界”中可以如何处理自己的数据。 在两年一度的AMRO艺术节展览中，ArtLab与图书出版项目的部分参与者展示了作品。展览通过网络会议和公开征集策划。[^c012-n14]艺术节期间，艺术家组织展览导览，一系列工作坊和表演则构成其他项目。以下段落着重介绍几件处理恢复数据的艺术作品。 Martin Reiche的《Shell Performance》（图6a），深受所恢复硬盘数据的影响。这件装置筛选身份不明的先前所有者留下的大量个人文件，将其转化为受ASCII艺术启发的数字拼贴，聚焦音频文件、文档、图片与视频。作品循环浏览这些文件，凸显我们与数据及其存储设备的个人关系，引出关于消费主义、隐私，以及数字和电子废物管理的批判性问题。 录像艺术家Fabian Kühfuß利用一块硬盘的浏览历史，创作名为《Shopimation》的拾得素材拼贴（图6b）。他将时尚与生活方式缩略图编排成图案，与在硬盘音乐库中找到的一首朗朗上口的歌曲同步，为先前所有者的审美梦想编排出一段动画。如果如弗卢瑟所说，技术想象是一种将技术图像意义的函数编码的方法，[^c012-n16]《Shopimation》便利用这些缩略图，构建某种审美的主观代码。如此，作品对硬盘先前所有者极私密的梦想与欲望进行转码，可视化呈现他们想成为谁。 我们（KairUs）创作了一组名为《法证幻想》（Forensic Fantasies）的三部曲（图7），处理私人信息的数据泄露。第一件作品名为《不是勒索》（Not a Blackmail，图7a），探索勒索硬盘先前所有者的可能性。除了找到有关所有者的敏感信息，要提出要求，还必须能够联系到他们。我们并未勒索此人，而是好奇是否可能联系上他们。因此，我们展出一个准备寄出的包裹，里面装着我们希望归还的恢复数据，以及一封寄往先前所有者地址的信。 以下图片： *图5．KairUs集体，AMRO“智能世界背后”展览，2016年。* *图6a．Martin Reiche，《Shell performance》，程序代码，2016年。* *图6b．Fabian Kühfuß，《Shopimation》，录像作品，2016年。* *图6c．Michaela Lakova，《DEL?No,wait!REW》，程序代码，2016年。[^c012-n15]*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第二件作品《身份盗窃》（Identity theft，图7b），聚焦爱情诈骗现象。根据此前对网络欺诈的研究，我们怀疑恢复出的图像曾被用于建立虚假个人资料，以供未来爱情诈骗使用。在这件装置中，18个使用与硬盘中相同图像的欺诈网络档案，与流行尼日利亚电影（Nollywood）的拾得影像片段相结合；这些片段从西非流行文化视角，处理爱情诈骗主题。 第三件作品《拾得影像跟踪者》（Found Footage Stalker，图7c），更仔细地观察在一块硬盘中发现的私人照片。透过跨越数年的图像，我们获得了对先前所有者生活方式的高度私人化洞察，跟随他们与朋友狂欢、游览游乐园，以及与家人私下庆祝圣诞节。翻看这些图片，会产生类似在社交媒体上跟踪陌生人的感觉。尽管照片素材相当乏味，人们仍开始编造故事，为这些碎片化数字再现赋予人格。通过把照片呈现在传统相册中，我们将这些材料视为拾得素材，随时可以混编并创作新作品。从垃圾中发掘个人数据，使作品与更早的混编及重新挪用艺术实践相交。 Michaela Lakova的装置《DEL?No, wait!REW》（图6c），持续从一块硬盘中恢复文件，呈现给观众。装置旨在促使观众作出伦理选择：通过在线发布来保存文件，或将其删除。发布的图像会显示在艺术家网站上，而删除的文件则会再次被恢复、再度保存，随后继续面对未来用户的决定。在AMRO展览中，Lakova的装置使用的是我们硬盘中的数据。 “智能世界背后”通过探索数据如何被收集、记录、存储和删除，又如何以意外方式重新浮现，把数据泄露与电子废物联系起来。在研究实验室工作期间，我们清楚看到，硬盘与其他存储介质交织于复杂的技术生态之中。我们与“智能世界背后”网络中的一组艺术家继续合作，制作了一幅交互式世界地图。“绘制智能世界”（Mapping the Smart World）考察消费电子产品和网络技术的生命周期，从矿物开采开始，经过元素提炼、金属合金、磁体及其他元件生产，最终在“智能世界”中组装为消费品。除了绘制供应链，项目还标出在日常设备使用中占据关键位置的数据中心。在这一生命周期的终点，电子废物再次成为金属和塑料等原材料的来源。这幅地图为未来探索研究主题提供了框架。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7a．KairUs，《不是勒索》（《法证幻想》三部曲），混合媒介，2016年；* *图7b．KairUs，《身份盗窃》（《法证幻想》三部曲），混合媒介，2016年；* *图7c．KairUs，《拾得影像跟踪者》（《法证幻想》三部曲），摄影系列，2016年。全部照片由Janez Janša拍摄。[^c012-n17]* ## 致谢 我们感谢Ushi Reiter与servus.at提供策划首届AMRO研究实验室的机会。还要特别感谢所有参与的艺术家和研究者：Audrey Samson、Can Sinitiras、Emilio Vavarella、Emöke Bada、Fabian Kühfuß、Fictilis、Fieke Jansen、Ivar Veermäe、Joakim Blattmann、Andreas Zingerle与Linda Kronman（KairUs）、Leo Selvaggio、Lilian Beidler、Marit Roland、Marloes de Valk、Martin Reiche、Michael Wirthig、Michaela Lakova、Owen Mundy、Pim Zwier、Raphael Perret、Michael Sonntag博士、Shu Lea Cheang、Simon Krenn、Stefan Tiefengraber、Matthias Urban、Michaela Lakova、Times of Waste、Wolfgang Spahn。 ## 参考文献 Behind the Smart World exhibition, http://kairus.org/amro-art-meets-radical-openness-2016/. Braun, Carolyn, Felix Rohrbeck, Markus Pfeil and Christian Salewski. 'Die GPS-Jagd! Was passiert mit unserem Schrott?', 2015, www.schrottfernseher.de. Ensor, Josie and Richard Gray. 'How Your Old Computer May be on its Way to Africa's Online Fraud Capital', *The Telegraph*, 25 November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earth/earthnews/9700836/How-your-old-computer-may-be-on-its-way-to-Africas-online-fraud-capital.html. Fagerjord, Anders. 'After convergence: YouTube and remix culture', in Jeremy Hunsinger, Lisbeth Klastrup and Matthew M Allen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Netherlands: Springer, 2009. Flusser, Vilém.'Towards a theory of techno-imagination',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2, no. 2 (2012), pp. 195-201. Gabrys, Jennifer. *Digital Rubbish: A Natural History of Electronics,*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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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2-n4]: Josie Ensor and Richard Gray, 'How Your Old Computer May Be on Its Way to Africa's Online Fraud Capital', *The Telegraph*, 25 November 2012,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earth/earthnews/9700836/How-your-old-computer-may-be-on-its-way-to-Africas-online-fraud-capital.html. [^c012-n5]: Katharina Kummer Peiry, 'Basel Convention on the Control of Transboundary Movements of Hazardous Wastes and their Disposal', 1989, http://legal.un.org/avl/ha/bcctmhwd/bcctmhwd.html. [^c012-n6]: Carolyn Braun, Felix Rohrbeck, Christian Pfeil, and Christian Salewski. 'Die GPS-Jagd! Was Passiert mit Unserem Schrott?', 2015, *Arte,* http://infographic.arte.tv/future/follow-the-money/de/. [^c012-n7]: Martin Oteng‐Ababio, George Owusu and Mary Chama, 'Intelligent Enterprise: Wasting, Valuing and Re‐valuing Waste eEectrical and Electronic Equipment', *The Geographical Journal* 182, no. 3 (2016): pp. 265-275. [^c012-n8]: Jason Warner, 'Understanding Cyber-Crime in Ghana: A View from Below',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yber Criminology* 5, no. 1 (2011): pp. 736. [^c012-n9]: Servus.at, https://core.servus.at/. [^c012-n10]: 'Exhibition: "Behind the Smart World – Saving, Deleting, Resurfacing data"', Radical Openness Research Blogs, 13 March 2016, http://research.radical-openness.org/2015/. [^c012-n11]: Anders Fagerjord, 'After convergence: YouTube and remix culture', in Jeremy Hunsinger, Lisbeth Klastrup and Matthew M Allen (eds) *The International Handbook of Internet Research*, Dordrecht, New York: Springer, 2009. [^c012-n12]: Eli Horwatt, 'A Taxonomy of Digital Video Remixing: Contemporary Found Footage Practice on the Internet', in Iain Smith (ed.) *Cultural Borrowings: Appropriation, Reworking, Transformation*, 2009, pp. 76-91. [^c012-n13]: Linda Kronman and Andreas Zingerle (eds), *Behind the Smart World – saving, deleting and resurfacing data*, Linz: servus.at, 2016, Also available at: http://publications.servus.at/2016-Behind_the_Smart_World/. [^c012-n14]: Behind the Smart World exhibition, http://kairus.org/amro-art-meets-radical-openness-2016/. [^c012-n15]: 经艺术家许可转载。 [^c012-n16]: Vilém Flusser, 'Towards a theory of techno-imagination', *Philosophy of photography* 2, no. 2 (2012), pp. 195-201. [^c012-n17]: 经摄影师许可转载。 # 迷路与反学习确定性：电子工艺实践中的材料相遇 David Cole 与 Hannah Perner-Wilson 虽然 Hannah 是创客／艺术家／工程师，David 是教育工作者／学习设计师／作家，我们却都在涉及电子技术的 DIY 工艺领域工作，也都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材料实践。所谓“材料实践”，我们指的是与有形材料互动的过程（投入时间与精力）：既借此建构和分享有关世界的知识，也向世界表达和分享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纺织品电子技术与纸电子技术实践具有材料性——从材料的角度思考电子技术——这是我们工艺必不可少的部分。我们认为，这与其他常见的 DIY 电子制作和学习方式形成了对照；后者深受*零件套件方法*和*确定性的工艺*塑造。 我们共同反思：*风险的工艺*，以及一种更注重联结的策略，即制作电子器件的*无零件套件*方法，如何能促成我们与材料之间以及彼此之间具有转化作用的对话。为准备本文，我们进行了为期 6 周的手写通信——在今天，这是一种材料性格外鲜明的实践——通过彼此写信，揭示材料在各自工作过程中的作用。 ## 当电子纺织品遇上融入电子技术的纸艺工程 **Hannah**：我的日常工作是制作电子纺织品，想象这种穿戴在我们身上的技术会让我们感知什么、传达什么、成为什么。作为新材料的探索者，我制作柔性电路和纺织传感器，并将其记录、分享在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c013-n1] 和 A-Kit-Of-No-Parts[^c013-n2] 上，希望鼓励其他人加入我的材料实践。“无零件套件”这个概念提出了一项挑战：以*零件*为基础的制作、合作与分享方法，其反面可能是什么？在零件套件方法中，功能被划分为一个个独立的构建模块，一个总体系统则规定这些模块如何彼此互动。人们因此可以合作，为同一系统制作并分享模块；使用这些模块的构建过程，也可能因此减少精力消耗，因为系统已经解决了大量连接工作。我们对电子材料的体验，很大程度上受这种方法影响。它的主导地位，使其他制作、合作和分享方式被忽视。因此，我想用“无零件套件”让人们注意到这一事实，并挑战自己和他人去探索别的制作、合作与分享方式。这些观察在很大程度上来自我的电子纺织品工作经验：我在其中融合工艺和工程实践，将古老的纺织技法与新的材料技术结合起来。 我的工作起点各不相同：有时是对材料／工具／技法进行开放而富有游戏性的探索，以发现有趣的叙事和多样的行事方式（例如把精细复杂的电路手工绣在葬服上，讲述可能的未来）；有时则是有明确方向的委托，需要解决问题、实现具体想法（例如开发牢固的硬质与柔性部件连接、绝缘方法，以及传感器和执行器的设计）。 无论探索还是解决问题，我都会寻求与电子材料直接、亲手的接触：这些材料由于能够导电、电阻限流、绝缘、储存或产生电流，才构成了我们所理解的电子器件。我喜欢这种互动性更强的对话方式，因为它让我能把身体更多的传感器（感受）和执行器投入一种实时、辩论般的交谈。人们常把未来技术想象为完全由机器和确定性的工艺构建。我却愿意探索光谱的另一端，走向家具设计师、设计理论家 David Pye 所谓的*风险的工艺*。[^c013-n3] 我们与电子材料的关系可以有多不确定、多亲密、多混乱，在身体与协作层面又可以联结得多深？ **David**：我记得，完成文学学位后有一刻，我决定转向造船，以此接触一种材料不会同我说话的传统和工作体系。我此前关注的语言、主题、故事、批评和论证技巧能够创造世界；作为社会性、叙事性、文本性的工作，它们显得格外可以协商，而造船中的形式、工具、技法和材料并非如此。我想理解，与实物发生关系时，学习与专注究竟是什么感觉。随后几年，我在船只工作与教学之间、木材与文字之间来回移动。如今我明白，这是试图为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找到一种平衡。 我的教育背景使我成为教育工作者和作家，工作涉及技术、课程与教师专业发展。我在学校内外与各种项目及学习者社群合作，关注读写素养、大学及职业准备，以及技术的使用；我们借助平台、工具和以兴趣为驱动、以产出为中心的工作，让学习者通过实物成果、项目和协作来发展并分享自己的想法。过去五年，我集中于利用纸和电子技术开展创造性学习。这显然是回到了最初的冲动：融合快与慢，把关系性的观看和思考方式，理解为同我们制作的实物彼此补充、相互联结的方式。 我通过麻省理工学院 Leah Buechley 的 High-Low Tech 小组了解了 Hannah 的工作。她打开电子元件与系统、将它们作为材料对待，并极为认真地记录自己的工作方式，这令我印象深刻。她的文档范围如此广泛，过程和材料如此透明，似乎远不只是辅助工作的手段。这显然是她工作的绝对核心，甚至可能就是一个独立目标。同样令人兴奋的是，她的记录形式本身就是对他人的开放邀请，鼓励大家加入工作。 在我的工作中，纸——工程师笔记本或艺术家手记中这种可信赖的载体——既是平台，也是基础材料：人们在其上构建小型电子项目，并为这些构造添加注释和装饰。这是一段个人化、按次序展开的学习故事，关乎反思和自我表达。它也旨在作为我们如何组装想法与材料的记录，与他人分享。正是对材料和记录的共同兴趣，启动了我们的对话。直到今天，我们的交谈仍在继续，尽管我们从未在现实生活中见过面。 ## 跟随材料而迷路——Hannah 的实践 作为一个与材料相处的时间不亚于与人相处的人，我在当下人文学科关于“物质转向”的讨论中认出了自己的经验：我们的社会越来越意识到，物质会影响我们对现实的建构。过去十余年，我与纺织品和电子技术建立的关系，使我开始思考：我所使用的材料和工具，在多大程度上塑造了我的世界？在过去一两年，这种思考从模糊的意识，发展为相当强烈的渴望：更好地理解这种影响在我的制作中有多深、具有怎样的性质。在与 David 的通信中反思各自实践时，有四点认识凸显出来，它们此前从未如此清晰： - 大多数时候，我是在跟随； - 材料包含了我们用它们来讲述的故事——而我们以为那些故事是自己的！ - 我并没有自己以为的那么擅长在抽象与有形之间顺畅转换； - 我所谓的“与材料一起迷路”，与其说是投入一场极端的、由材料引领的冒险，不如说是离开社会性的价值框架。 ### 与热致变色颜料同行 在 David 与我通信的 6 周里，我正经历一场由材料引领的冒险，探索热致变色颜料；我试着在图 1 和图 2 中以文字和图像记录这段经历。 ### 跟随材料 与普遍的看法（以及艺术教育家 Corita Kent 的《圣心学院艺术系规则》第 8 条[^c013-n4]）不同，我认为创造与分析未必是需要彼此分开的不同过程。挑选、收集、选择和决定并非独立行动，而是许多其他“行动者”共同参与的情境所产生的结果。只要愿意花时间，就能不断拆解其背后的动机／动力／理由／直觉／倾向。哪怕只拆解几层，我也感受到了每个决定所包含的广阔、复杂与相互依存——这些决定不是由我独自作出的，而是我参与协商的结果。习得的观念让我把自己视为能够通过分析思考获得客观性的个体，因此总在努力把自己从这些错综关系中分离出来；尽管我知道这不可能，也希望自己能进一步卷入其中。 我的经历会使我被某件事而非另一件事吸引。我开始非常有意识地按词源意义使用 *interesting*（有趣、感兴趣）一词：处于其间（*inter* 意为“之间”，加上 *esse*“存在”，即“在其间”），以捕捉那种想更靠近、更深入、更进一步进入某物，却无法更清楚说明原因的感受。表达兴趣，成为承认自己置身于一个复杂系统之中的方式，而我能通过引导自身精力来影响这个系统。“发明”也开始意味着把精力用于发掘兴趣所在，揭开已经存在的东西，而不是“无中生有”。 因此，成为好的制作者，就要成为好的倾听者／观察者／感知者。当我更加注意自己作为材料的跟随者而非引领者的身份时，就看见所用材料的性质与从材料工作中浮现的概念（故事、应用）之间，有一些惊人地明显的联系。 ### 故事从何而来：材料性质就是概念 当我重新认识到材料在*我们的*制作中具有平等作用时，我开始清楚地看见材料性质（它使我们能够与世界互动、体验世界的能力）和概念性叙事之间的联系。我们往往声称，后者源于我们抽象这些材料物理性质的能力，并把它们认作自己的思想。正如 Donna Haraway 所言：“*我们用什么物质去思考其他事情，这件事本身很重要。*”[^c013-n5] 在与材料相遇时，我体验到浮现出来的两种材料性质概念，是“变化”与“控制”。 *热致变色颜料*：微胶囊包裹的液晶会在外界温度影响下重新定向，呈现出可见的颜色变化。发生变化的是它们这种物质，但感知变化、从而思考变化的人是我：颜色变化、温度变化、作为反应的变化、变化即行动、变化揭示……它揭示什么？是什么触发温度变化？如果没有任何变化，会有任何事情发生吗？如果什么都不发生，会有任何变化吗？ *导电线*：与合成纤维芯一起纺制的连续铜丝，既能导电，又具有足够的柔韧性和耐久性，可以延伸到远处，承受缝纫、穿戴和洗涤。引导电流流动，我就能制造并引导热，从远处控制它。但也存在我无法控制的身体热量。怎样结合这两种热源，让控制只有在两者结合时才能实现？又怎样利用这种共同控制，揭示系统中的另一种视角？ 以上两段，是我试图捕捉材料与我之间发生的对话。我正是通过发现“故事”，来开展项目、引导系统中的能量。Mika Anusas 和 Tim Ingold 在《对电的指控》（‘The Charge Against Electricity’）中也谈到了这一点：“控方让我们注意电气化带来的四种关键后果：远距性、传导、绝缘和感官上的微妙性。”[^c013-n6]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把“变化”和“控制”视为热致变色与导电性带来的后果；它们通过揭示、远程控制和力量这些概念，共同引导我去质疑能动性的起源。 ### 在抽象与有形之间转换 我喜欢把“思考”看成抽象的（非物质的）制作，把“制作”看成有形的（物质的）思考。我们人类不断付出努力，使信息在这两种活动之间流动。这里存在很大的摩擦，我也体验过卡在一端或另一端的状态。但人也会发展出克服摩擦的办法：绕圈跑动来热身、积蓄能量，准备跃过去；真正把工具拿在手里，做一件以前做过的东西，以此提醒自己，为信息从头脑流向双手疏通路径。沉浸于行动的一端时，另一端很快就可能显得无足轻重。转换需要对自己和材料都怀有信心，纵身一跃，并迸发能量。作决定变成了转换，它不仅*经过*身体，也发生*在*身体之中，发生在分析头脑与直觉感受的合作中。 `材料越致密，加热所需的功率就越大，再次冷却所需的时间也越长。+//每次作决定，我都在揭露潜在的动机、直觉和期待；只要愿意花时间反思，就能把它们发掘出来。---------------- 把选择缩减到3—4件，帮助自己集中于几个具体实验。++//思考制作与真正制作之间存在间隙。跃过去需要能量，需要勇气、希望和毅力这些形式的能量。//能量不在时，怎样跃过去？ >>>>>>>>>>>>> `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从最显而易见的机会入手，做些熟悉的动作。把颜料与丙烯颜料、纺织颜料混合……涂在织物、纸、贝壳、松针、晶体管上…… >>>>>>>>>>>>> 把一段20cm钢线的两端接到9V电池上，用它加热已备好的东西。让它掠过样品表面，观察它们变色。+++//仅仅是动手处理材料，就让自己有机会发现某种有趣的东西［interesting的词源：inter-“之间”+ esse“存在”——处于其间］，它随后又能引我进一步深入。|<<<“进入新地貌时，人往往趋向熟悉的地面”“最初那些令人兴奋的发现……”（引自1/3/2019 信件）>>>|<<<“让自己沉浸于过程”（引自1/3/2019 信件）>>>|------------ 把涂有热致变色混合物、轻薄多孔的织物举到鼻／口前，呼气使热扩散，吸气则把冷空气吸过材料。++++//身体热量与电子热量的这种交互把我吸引了进去…… ------------------------------- 一旦沉浸于过程，就很容易继续漫游……一个想法引出下一个，再下一个……直到我忘记原本的目的。就在这里，我作出了一些最出乎意料、最令人振奋的发现 >>>>>> `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继续把颜料与凡士林、指甲油、水……最后与蜡混合。我从没想到，颜料竟能与蜡混得那么好！也没想到自己会重拾童年时把手指伸进熔化蜡烛、把蜡滴在雪上的热情，开始做热致变色蜡烛。我用雪做模具，把户外带进来，使用季节性的材料，加入一条条线，使复合材料具有柔韧性并覆盖表面…… +++++//用碳漆形成面状加热的实验没有成功。--------------------- ((((想要沉浸、迷失、漫无目的……同时也需要在这种状态中感到自在。努力抓住自己有经验的东西。)))) +++++++//我觉得最有意思的是，可用电控制的加热，与呼吸造成的身体性（不可控的）加热和冷却，以及正常体温产生的热之间的互动。我想实现一种装置，使这两种不同热源能通过材料的致动相遇，从而揭示否则不会发生的东西。----------- >>>>>>>> _______ 我把一条条钢线（10—20 Ohm，耐高温）嵌入蜡中，将两端压接到铜线上，用3.7V LiPo电池供电，于是能用电改变热致变色蜡混合物的颜色。通过由微控制器触发的MOSFET控制加热。用传感器控制微控制器。用我的体热控制传感器。_______ <<<<<<<< ---------- ::: 蜡与线结合，形成既刚硬又脆弱的结构，能够保持形状，同时保留一定柔韧性。由于电路也由相连的线构成，它同样应该成为结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由于原本用来改变颜色的热也会使蜡变软，形状就能改变，而我很想让它塌下来。::: 把脸压进冰冷的雪里，再把熔化的热致变色蜂蜡滴在冰冷的雪模上。我在做一张面具，一件用来讲述（我的故事）、讲述变化和控制的物件。*/>` 〔译注〕上面的实验日记按原文保留其代码式标点与分隔。原文 `mixm`、`noise/mouth`、`fold snow` 显系排字笔误，分别按语境译为“混合物”“鼻／口”“冰冷的雪”；日期 `1/3/2019` 保留原有写法。 *图 1．（前数页）Hannah Perner-Wilson，以图像与文字捕捉和热致变色颜料一起“迷路”的过程，2019 年。*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Hannah Perner-Wilson，半透明纸上的热致变色颜料、蜡与线，2019 年。[^c013-n7]* ### 迷路——社群的价值 起初，我真以为自己谈论“迷路”，都是在说开启冒险、带着新材料进入新领地，以发现新想法。但现在我会说，迷路不是在新环境中漫游，而是离开自己既定的环境。并没有一个新环境可供进入；环境始终是我们置身其中、被建构出来的情境。挑战在于离开这一环境，或者说，让它变得陌生，以便重新体验它。这要求人在过程中迷失，失去自己的参照框架。它令人害怕，却又值得向往，因为这种能力能使人以*更新过的*视角（未必是全新的视角）理解自己与他人／事物的关系。Mihaly Csíkszentmihályi 在论述心流理论的书中，也提到一种类似过程：把*心流*中的体验吸收进来，而这正是这种体验对自我形成的价值。[^c013-n8] 在这里，社群提供信任与信心、让人敢于走出既有意义建构框架的能力十分重要。写信使我能够与另一个人交流，这是一种强烈的安定体验。我不确定 David 是否意识到，他对我的帮助有多大，甚至可能正在引导我走过冒险中的这一段。如今我非常清楚，这是社群在任何过程中的作用：提供一个使人有所依凭的框架，让我们可以持续开展制作。同行的存在、社群感，以及共同的实践和过程，为我们提供继续前行所需的资源，让我们在未知之中有足够信心去玩耍、冒险和探索。 ## 通过熟悉的仪式反学习确定性——David 的实践 在一次通信中，我给 Hannah 写了这一小段：“找到一条进入的路。再迈出一步。即使不知道某物是什么、能够是什么，仍向它靠近。并相信它终将成为什么［……］。”我们来回书写那种直觉而有意图的方式：在黑暗中四处碰撞，为自己设计的寻宝寻找线索。形状、目的和理解从渐进、累积的过程浮现，这种想法非常符合风险的工艺；过程起于一个像碰碰车场的空间，事物按照设计在那里充满能量地相撞。 我围绕沟通、记录、叙事和讲故事来组织项目。我的纸与电子技术工作，大部分是同教师以及从未接触制作或发明工作的学习者一起进行的。从这一点看，我的兴趣并非技术性的，而在于创造条件，让人深入一个问题，或追随一条兴趣与灵感的线索。设计思维者用“*我们可以怎样……*”的提示来表述这想法的某些方面。技术团队有时把它称为建立“创造自信”。创新和迭代的语言——及早失败、频繁失败、相信自己的想法、坚持到底——也适用于这里，但它常与定向的问题解决或制造成功的修辞相结合。这有时会取代、挪用我真正想关注的东西：我们每个人从事这类工作时，以细微而重要的方式经历、应对怀疑、坚持、好奇与动机的那些微妙经验。 我使用数量有限的一组材料，依靠与书写、注释、素描、绘画和组装有关的熟悉仪式与主动惯例，为学习体验建立框架。我主要与项目协调者、中学低年级的学生和教育工作者，也就是 10 至 14 岁的孩子及其教师合作。我一次又一次看到，各年龄段的学习者都会立刻投入，不会回避或预先评判项目里的元件和技术方面，因为他们的工作空间——纸、笔记本——如此熟悉。他们创造的混合构造，是多模态读写素养的个人表达，富于感染力；它将新旧重新混合，把记录实践和工艺技法的传统与新技术材料的可供性结合起来，延展他们的想法。 这项工作位于由过程、工具与社群组成的维恩图中心。把项目看作依次展开的练习时，我发现，这几个词可以任意排序；分别及共同考察每一类，都会带来累积效果，而从一项推进到下一项时，这种效果会放大。贯穿这三项的始终是材料。它提醒我，与材料的相遇，无法同它展开时的具体条件与应用情境分开。 ### 恰当的工具与材料 2019 年春，我正参与一个持续进行的原型项目 Open Data/Open Minds（ODOM，开放数据／开放头脑），探索把纸艺用作数据的图形用户界面（GUI）或显示界面。Natalie Freed 为项目提供帮助；她是工艺制作者、艺术家、计算机科学家和教师，尤其擅长处理物理材料（工艺物件、书籍、纸、纺织品）与计算之间的界面。[^c013-n9] Natalie 长期参与 ODOM 工作，帮助开发了一系列把纸与网络连接起来的迭代原型及演示项目。 我们一起为普罗维登斯公共图书馆 Data Navigators（数据导航者）项目的工作坊做准备。[^c013-n10] 这个为期一学期的高中选修项目，教授企业数据可视化平台 Tableau 的基础知识。Natalie 与我将前往罗得岛州，开展一天的活动，利用 Chibitronics 的 Chibi Chip 介绍纸电路和可视化积木编程的基础，以此提供一种替代性、入门性的抽象信息可视化方法。我们正研究解析数据集、把互联网信号引入纸面时涉及的学习惯例、界面和技术难题，使信息能够通过 LED 或伺服电机这样的输出被“读”出来。 普罗维登斯的这项工作得到 Civic Switchboard 项目[^c013-n11] 的支持；这是一个关注图书馆和地方公民数据生态系统的联合体。它将提供一种“低分辨率数据”的学习体验：也就是把研究中获得的单个数据点或观察，以光的形式呈现在纸上，用简单的材料展示，补充屏幕数据可视化所具有的计算广度与深度。 人与组织之间的联系，以及促成并维持协作的条件，创造出一种几乎像物理材料一样可感的东西：信任。我们不断一起向前迈步，并不知道究竟会产生什么，却仍把东西带到世界上。这种思考方式把材料的一种排列、一个足以引以为傲的物件，看作揭示下一步的东西。能够想象接下来可能发生什么，在我看来始终是一种能动性与能力的表达。回望时，过程像故事一样展开。我与 Hannah 有着共同的想法：材料可以成为叙事；叙事和我们创造的物件，则是问题与想法不断迭代的实例，它们在某一刻成为信心与确信的有形展示，成为人与材料对话的结果。 由于从事教育，我的工作始终置于社会情境中。我把制作、亲手学习的复兴，以及它所依据的仪式与传统，看作一项公平事业；也就是说，我思考个人经验时，会将其与他们学习所在的组织和环境联系起来。这个观点以具体方式出现在我们的交谈中。六年前，刚开始从事纸与电子技术工作时，我看到教育组织正在注意到制作：在技术时代，它重新肯定了亲手学习的价值。但这种规模扩展也面临挑战。低价硬件通常要求使用者懂得基础电气工程和新的编程语言；封装好的套件可能把功能和材料的接触封闭成黑箱，简化与界面、输入及输出的互动，减少使用或组装系统的学习机会；而且这些产品进入主流市场时的售价，往往会让最可能从中受益的学习者无法承担这种体验。 与此同时，我们通过应用程序和社交网络集体向云端迁移，推动了计算机科学进入 K12 课堂。这进而表明，熟练使用数据与积极的公民参与，将成为接下来值得学习设计者和制度化教育关注的基本能力。我开始把数据看作材料（边际成本为零），把笔记本加低成本电子器件（每位学习者的支出有限）看作一种可及、易用的方式，通过创造性记录与探索，培养新的技能和素养。 Natalie 与我所任职的小型非营利机构 NEXMAP.org 的协作者们，开始在一系列名为 Open Data/Open Minds 的原型中，把这些想法作为一套分层的学习资源进行探索。[^c013-n12] 这项工作的张力与机遇——网络带来的广泛、联想性、实时的联系，与发生在实物上的深入、具体、可触摸的工作——推动了我与 Hannah 的交流。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24)〕 *图 3a．David Cole，两种学习情境中的笔记本实践：三年级科学笔记单元活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2017 年；高级纸电路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坊，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2016 年。* *笔记本：旧金山，三年级。地质学单元，共四课，每课都包含一项纸电路活动；学生自制电池夹，记录学习过程。* *最后的活动是制作展示作品集：将两张纸折叠、裁切、套合，做成四个依次展开的部分，对每课进行反思。* *项目最终的插画与电路故事，以开放式分镜呈现，并配有照明。*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25)〕 *图 3b．David Cole，两种学习情境中的笔记本实践：三年级科学笔记单元活动，加利福尼亚州旧金山；高级纸电路教师专业发展工作坊，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2016 年。* *笔记本：中学教师，高级纸电路工作坊，阿拉斯加州科迪亚克。第一次尝试焊接——把笔记本作为练习空间。* *ATtiny85 的记录；第一次使用微控制器失败了；与烧坏的集成电路放在一起的注释；Arduino 入门和供实验使用的示例程序。* *交替闪烁的 LED 在电路与插画中依次讲述故事；使折纸熊猫头部转动的伺服装置；出自《让你的想法自动运转》（Automate Your Ideas），即 Hack Your Notebook 系列第 4 册。*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26)〕 *图 4a．David Cole，纸与电子技术：项目、原型、协作，2016—2019 年。* *Natalie Freed 的工作台，《为纸页编程》（Program Your Pages）中项目的最后步骤——铜箔胶带、微控制器、电路贴纸、艺术作品——该书为 Hack Your Notebook 系列第二册。* *《为纸页编程》；教师骨干正在制作项目，准备焊接；手记中的演示。* *Open Data/Open Minds——得克萨斯州奥斯汀的立体纸艺数据仪表板；温度、AQI、交通、时间的实时数据流；2017 年 Mozfest 展示现场，与 Elisabeth Sylvan 博士合影；摄影：Ana Lutzky @AEFsuprecherche。*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工程系的“女孩科学探险”（Scientific Adventures for Girls），摄影：Adriel Olmos；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 East Bay Innovation Academy 合作的 STEAM 学期间学习活动。8 年级：纸电路与设计。*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27)〕 *图 4b．David Cole，纸与电子技术：项目、原型、协作，2016—2019 年。* *2017 年 Maker Faire 工作坊活动步骤——纸上的数据可视化。* *记录日常活动，准备添加 LED 灯光来突出重点；Paper-to-the-Web 原型：纸电路投票工具；数据发送至 Google Sheets。* *普罗维登斯公共图书馆 Data Navigators 项目的最终成果展示，2019 年 6 月；Tableau 工作簿和纸电路项目。* *罗得岛护理学院附属高中项目学生制作的纸上“低分辨率数据”项目。* 我会描述这样的差别：她在实验、探索具体材料及其物理性质，而我在思考群体、人和机构，寻找经验中的缺口，寻找缺乏某种能动性的地方。我写信给 Hannah，谈到为 5 月访问所做的规划：“［……］我看到一家图书馆为年轻人开办数据素养项目，便想：这真了不起，一个公民机构正提供由公共资金支持、帮助青年开辟发展道路的体验，让他们熟练掌握数据可视化的语言——就像二十年前人们学习 PowerPoint，从而在职场获得优势一样。”我们希望支持这一设想，在计算应用 Tableau 之外引入手工项目和物理材料，形成由纸与电子器件、比特与原子组装而成的补充性 GUI；它将像屏幕一样发挥作用，邀请人们探索想法、分享故事，以创造能动性和机会的方式处理信息。 ### 慢／低分辨率的数据可视化：培养情境中的素养 有一个问题经常出现，它指向有关确定／不确定、开放／封闭系统，以及零件套件／无零件套件的种种假设：既然口袋里已经有电脑，为什么还要费心使用纸、电子器件，以及这种工艺与技术的结合？如果我们采取缓慢的方法，拆开一个技术系统，再用它的零件和熟悉的物理材料重新组装一部分理解，会增加怎样的价值？这值得探索。 在普罗维登斯，参加图书馆数据课程的高中生全是 10 年级女生，其中许多来自拉丁美洲和非洲的移民家庭。她们就读于罗得岛护理学院附属中学（Rhode Island Nurses Institute Middle College），这是一所公立特许学校，把医疗行业体验纳入高中课程。她们穿着医护工作服来上课；这是她们在班级参访或实习期间，到医院和养老院参观、协助工作时的着装要求。 我们使用纸与电子器件开展的工艺和材料探索，是一种动手补充活动，教师称之为“嵌入式单元”，旨在提供一种看待数据研究的新方式。这些年轻女性正在研究的主题包括：婴儿死亡率、按州统计的各种癌症病例、糖尿病统计数据、学校饮用水含铅量、青少年怀孕水平，以及涉及枪支的凶杀和自杀发生率。 下午，我们与完成过类似 Tableau 课程的成年人见面。这组 12 人年龄从 25 岁到 84 岁，其中包括一位罗得岛州国会议员；他们都希望扩展自己使用技术的经验。有一位女性是高中西班牙语教师，也是一位新妈妈，在休产假前参加了课程。凭借在图书馆免费获得的培训，她如今能够在家担任业务分析师。 在普罗维登斯这些完全不熟悉制作和实体计算的群体中，我们发现，一组简单的材料就能让参与者充满游戏性，并表达自己想分享的东西。为了让信息能通过纸上的输出与互动——例如闪烁的 LED 和一个开关——被理解，需要进行计算，决定怎样赋予信息语境；这就变成了对某种应用题进行逆向工程的有用练习。我该怎样用一盏灯呈现某一地区的死亡率？在多长时间内，以什么频率闪烁？要得到有意义的数字和输出，需要怎样的除法与算术？我是否应该做一个在空间中排列灯光的电路，比如从地图上的点下方照亮？要揭示哪些细节，可以使用什么颜色、亮度和渐变速度？ 计算系统固然特别擅长以非凡的一致性和速度组织海量信息，但纸本身也是一种系统，具有独特性质及相关素养。它出色地体现了物理材料独有的复杂性与个性。对刚开始构思和迭代制作的学习者而言，纸的可供性在于其触觉上的限制（二维、固定尺寸）和灵活性（随时可以修改、配置、注释、重塑）。这样，它既体现了、又提供了一种展示途径，说明想法如何通过材料得到有形的实现。这些想法可以在 1∶1 的关系中分享：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非我们通过技术已经习惯的一对多网络连接。 普罗维登斯的学生接受了数据研究和清理的入门培训，也了解将在屏幕上的 Tableau 中怎样运用研究发现。这些经验为她们提供了背景知识和初步的领域专长，使她们能够把思考转移到材料上：为所理解的信息赋予语境，以某些方式将其缩小，聚焦具体细节，并迅速亲手在纸上组装简单的演示。例如，成人班的那位新妈妈提出一个使用两个 LED 的电路系统，用它们各自的闪烁频率，对比有助产士协助与无此协助的女性生下健康婴儿的人数。 在这个入门项目及协作中，浮现出一种支撑问题陈述形成的思考方式；它是批判性思维与科学探究的重要表达，处于每一种数据素养体验的核心。对于初次学习的人，即使只是非常基础的演示项目，纸与电子器件也成为表达切身相关的问题、讲述故事的载体。 ### 尾声：厘清策略 经过这次对各自实践的共同反思，我们意识到，自己的某些方法、态度和策略存在明显重叠。首先，把社会性和协作置于中心，将其他人及材料本身视为同伴或对话者。其次，我们共同致力于把电子材料理解为具有某些性质的材料，这些性质可以相互连接，让别的东西浮现出来（而不是把它们看作功能界定明确、可以任意利用的东西）。最后，我们都希望让自己和他人能够以风险的工艺来探索。 ## 我们应当怎样描述自己对待制作与材料的方法？ **David**：今天的技术和线上网络证明，我们有能力在全球范围沟通、协作。电气工程师可以设计、制造促成这些连接的电路与系统，却不必接触任何材料；他们的理解可以始终集中于设计原则，以及元件数据手册中对电学和物理性质的抽象描述。相比之下，电子工艺者在与这些材料相遇的启发下制作和使用技术，以探索新结果、替代结果或新设计的可能性。风险的工艺提升了过程的活力与完整性，也强调材料和想法可以有多种表达。它反映个人愿景、冲动或问题如何发展，是属于工艺者、学习者以及正被加工、思考的材料的独特事物。 **Hannah**：许多帮助我们与材料合作的最新工具与技法，使我们能够以远程 CAD/CAM 方式工作。这些技术在我们与材料之间加入一个翻译者，介入我们同材料的关系，以获得可预测、可重复的结果。与这些翻译者共事，可以产生美妙的对话，[^c013-n13] 但它们也拉开了我们与材料的距离，让心智建模优先于身体相遇。David Pye 将这些制作方式称为*确定性的工艺*和*风险的工艺*。在后者中，一次以材料为基础的创造性相遇，其每个阶段的结果或最终项目都不确定。从这个意义上说，物件的制作始终面临风险。我想扩展 Pye 关于工艺中承担“风险”的观念，使它也包括离开熟悉参照框架所承担的风险。这样做，可能无法与既定价值框架建立有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迷路之后回不来的风险。 ### 实现风险的工艺，需要什么？ **Hannah**：要促进与复杂技术共同进行、或在复杂技术内部进行的更具风险性的工艺，我们就应当关注有助于分享信息、促进人类与非人类（材料）合作的工具和方法，并建立鼓励我们进入新领域的支持结构。我们可以从改变谈论协作的语言开始。 - 把应有的认可给予其应得者：给予他人，也给予材料。 - 为基础实验研究创造时间、空间、资金与认可。 - 诚实面对我们的努力，把常被称为“失败”的东西，重新理解为任何过程的必要组成部分。 - 认识到我们在复杂性之中的相互联系。 - 对自身过程，对项目以及我们自身的生成，保持兴趣。 - 要通过个人好奇心来教授冒险，可以给学习者机会体验完整的循环：进入新的领域，体验从“失败”中获得的丰富洞见，再带着新视角返回“家”。 我们可以通过为这种学习创造具体情境中的空间与环境，留意所用平台和语言的可供性，尤其是它们的限制；正是这些平台和语言，让我们能够作为协作者、贡献者和倾听者分享体验。反过来，我们可以培育能够捕捉洞见与经验教训的叙事，使它们重新融入自身，在“过程”与“个人”之间创造语义联系。 ### 风险的工艺能否在机构／制度化层面实际实现？这是否必要？ **David**：作为教育工作者进入制作实践，我会通过思考学习空间，以及限制、塑造时间安排的结构性要素，来回应 Hannah 提出的标准。学习场所的特征和组织原则，会使我们倾向于特定结果。我关注教师共同备课的时间和专业发展，也关注学校建筑与学习空间能否采用灵活规划，让学生非正式地聚在一起，按需要安静或热闹地工作。我也看到学校日程中模块化课时安排的可能性。这使教育工作者能够跨学科合作，为开放的、跨学科的思考创造空间，优先考虑新视角与思想的重新组合。 此外，还有社群及其项目如何被引领的问题：领导因素，以及导师、合作伙伴和教练的角色。无论是项目负责人，还是 Hannah 提到的描述目标和期望的语言，这些想法都会让我回到最初踏上这条道路时。我感兴趣的是木材与文字这样对立事物的组合，以及物理属性和材料如何在学习情境中，与具有生成性的社会仪式及期待结合。制作把这些事物带到对话中心。这样的方式优先考虑学习者的体验，也回应了我们如今生活其中的广度与复杂性：技术的错综、社群经验的多样，以及无处不在的社会经济差距。如果要为那些在材料相遇中浮现、可迭代且对个人有意义的想法留出空间，我们就需要这样有意识地思考、倾听和设计。 ### 这次反思实践的过程，使我们带走了什么？为本书写作的过程，如何影响了我们对自身实践的思考？ **Hannah**：过程中，我观察到自己陷入了两个虚幻的极端。一方面，我以为自己可以用新的知识和洞见优化“我的”过程，（重新）获得控制。这是一种幻觉，因为我正彻底体验到自身控制的局限。另一方面，我又倾向于相信自己可以放手、顺流而行、放弃控制，让材料引领。这个顺从姿态虽有吸引力，却不可能实现，因为我认识到，自己一直在引导精力、影响系统，因此无法完全*不*施加控制。相对于这两个极端，中间地带似乎更接近现实：制作就是协作，就是协商能量。我既不能掌握控制，也不能失去控制，只能以某种方式引导自己的精力。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地感到，制作完全关乎与材料合作。 思考事物的套件化时，我不再确定“无零件”方法是否与把功能集中到零件中绝对对立、截然相反；或许它更是在材料相遇中，推动对这些元素或元件保持开放。我所想的开放，既是信息的*自由*（获取与分享），也是*开放的结局*。这种对开放性的要求，不仅指向那些封装、呈现零件细节的人，也指向在实践中使用该零件者的心态。我们如何能以结局开放的方式思考？我所理解的风险的工艺，描述的是一种能安然接受自己并非总知道要去哪里的过程。 **David**：与 Hannah 合作撰写本文，提醒我不同实践、形式与材料相撞的价值。这些相遇重新调整我们的视角，为更深入的探究打开入口。通信时，看见 Hannah 如此彻底地投入与材料的相遇，令我充满活力。我不时重新打开她的一些项目网址，阅读清晰的记录，提醒自己：她正在依靠、同时又试着放下对材料的娴熟掌握。 对我来说，这种面向材料和投入的姿态所包含的张力与能量，在另一件事中找到了呼应：Natalie 与我受邀，把纸与电子技术的入门活动插入一个有明确时间限制的教学大纲和课程安排；原课程内容是信息研究惯例，以及企业数据可视化平台的操作步骤。这份邀请带来了扰动既有可能性的机会。可以说，我们同图书馆合作伙伴、协调者与学生一起，搅动了两个系统，开始走上一条道路；它会教我们如何推动多种材料的限度与可能性，也推动自身生活经验的限度与可能性。 **Hannah**：我希望从这次体验中获得的，是感官变得更加敏锐，使自己成为更好的倾听者、更好的材料协作者（制作者）。这里“更好”，指的是能够把更多因素纳入考虑，更全面。暗中让我担心的是，我可能从这一过程获得了一种虚假的客观感，一种清晰感。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新获得的整体把握能力；实际上，它却妨碍我允许自己“成为材料”。接下来，我很想与 David 讨论，如何把这样的反思练习（就像我们刚刚完成的练习）引入学习场所，或把它作为一种学习体验。 XXXXXXXX ## 参考文献 Anusas, Mike and Ingold, Tim. 'The Charge Against Electric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0, no. 4, 2015: pp. 540-554. https://journal.culanth.org/index.php/ca/article/view/ca30.4.03/200. 'Civic Switchboard Fieldwork Grants'. *Civic Switchboard*, https://civic-switchboard.github.io/post_13/. Csikszentmihalyi, Mihaly.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Data Navigators 2.0'. *Providence Public Library*, https://www.provlib.org/education/teen-squad/data-navigators-2-0/. Haraway, Donna.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lecture at 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April 25, 2017, https://youtu.be/GrYA7sMQaBQ. 'Open Data/Open Minds', *NEXMAP*, http://www.nexmap.org/open-data-open-minds. Perner-Wilson, Hannah.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 http://www.howtogetwhatyouwant.at. Perner-Wilson, Hannah. 'Kit-Of-No-Parts: Recipes for Materially Diverse, Functionally Transparent and Expressive Electronics', *Plusea*, http://konp.plusea.at/. Perner-Wilson, Hannah. 'Their Sequence Depends on a Bewildering Number of Factors', Autodesk Pier 9 Gallery Presentation, *Plusea*, 2016: http://www.plusea.at/?p=5744. Pye, David. *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 London: Studio Vistas, 1971. Stewart, Jan and Kent, Corita. 'Immaculate Heart College Art Department Rules' in *Learning by Heart: Teachings to Free the Creative Spirit,* 2nd edition,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2008. [^c013-n1]: Hannah Perner-Wilson, *How To Get What You Want,* http://www.howtogetwhatyouwant.at. [^c013-n2]: Hannah Perner-Wilson, 'Kit-Of-No-Parts: Recipes for Materially Diverse, Functionally Transparent and Expressive Electronics', *Plusea,* http://konp.plusea.at/. [^c013-n3]: David Pye, *The Nature and Art of Workmanship*, London: Studio Vistas, 1971. [^c013-n4]: Jan Stewart and Corita Kent, 'Immaculate Heart College Art Department Rules' in *Learning by Heart: Teachings to Free the Creative Spirit,* 2nd edition, New York: Allworth Press, 2008: p. 176. [^c013-n5]: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 lecture at the San Francisco Art Institute, April 25, 2017, https://youtu.be/GrYA7sMQaBQ. [^c013-n6]: Mike Anusas and Tim Ingold, 'The Charge Against Electricity', *Cultural Anthropology*, vol. 30, no. 4, 2015: pp. 540-554. https://journal.culanth.org/index.php/ca/article/view/ca30.4.03/200. [^c013-n7]: 另见：https://youtu.be/Tu36vtVU6FA. [^c013-n8]: Mihaly Csikszentmihalyi, *Flow: The Psychology of Optimal Experience*,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1991. [^c013-n9]: 另见 Natalie Freed 的网站， http://www.nataliefreed.com/. [^c013-n10]: 'Data Navigators 2.0', *Providence Public Library*, https://www.provlib.org/education/teen-squad/data-navigators-2-0/. [^c013-n11]: 'Civic Switchboard Fieldwork Grants', *Civic Switchboard,* https://civic-switchboard.github.io/post_13/. [^c013-n12]: 'Open Data/Open Minds', *NEXMAP*, http://www.nexmap.org/open-data-open-minds. [^c013-n13]: Hannah Perner-Wilson, 'Their Sequence Depends on a Bewildering Number of Factors', Autodesk Pier 9 Gallery Presentation, *Plusea,* 2016, http://www.plusea.at/?p=5744. # 作为伦理实践的（物件）制作 #### Wim Nijenhuis ## 物质至关重要：重新配置古典设计 建筑领域的制作文化，强调与材料接触，强调行动而非抽象思考和规划，由此重新配置了古典建筑实践。要展示其“革命性”原则，最好的办法是微观分析制作者实际上*做*了什么，并将其与古典建筑师比较。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Leon Battista Alberti 的概念图像之几何投影，《马拉泰斯塔神庙立面比例研究》，1447—1468 年。* 自十五世纪、建筑学脱离中世纪手工艺以来，它就被视为一种抽象的智性活动，一门致力于理性的心智学科。这样，它被纳入人文主义运动；该运动认为，人由心智和语言所规定。文艺复兴时期的建筑师、理论家 Leone Battista Alberti（1404—1472）将建筑师描绘为具有“发达的智力与想象力”的人，[^c014-pdf-n1] 能够“在头脑中想象完整的形式，而完全不必考虑材料”。[^c014-pdf-n2] 从那以后，建筑学的特殊之处，与其说是关注具体建筑物（后者被视为“建造”行业的对象），不如说是关注抽象图画。后者被视为一个观念的单纯投射，而该观念由“天才”、由“ingenium”发展出来——也就是说，由建筑师／工程师的创造精神发展出来。 建筑中涉及创造精神与绘图关系的核心概念是“设计”，源自意大利语 *disegno*，意为“将某人头脑中具有、在思想中想象并在观念中构建的（建筑物，W.N. 注）概念，进行视觉表达与澄清”。[^c014-n1] 根据这一定义，disegno 有抽象和物质两个方面。抽象的一面即“理论”，是表象在建筑师头脑中形成的方式。这一抽象图像随后传到她的手，手再通过绘图将其具体化；后者代表 disegno 较为物质性的一面。请注意，在此定义中，手是纯粹的机械工具，充当创造精神与绘图之间的中介。 另一方面，（物件）制作是一件身体性的事情。它并非发生在头脑与图画之间，而是发生在手与材料之间。我们可以将其描述为一种活动：不同种类的物理实体、有机与无机实体聚合起来，参与复杂的变形过程，使物质事物得以生成。只要制作活动持续，我们就能观察到一种动态、可变的*组装体*出现：它由木、钢、石、纸、纺织品、黏土等物质体——包括工具——以及手、眼睛和大脑组成。有时，后一组还会扩展到嘴、脚、膝盖、前额、耳朵、鼻子、背，最终包括整个人体。 与古典建筑设计相比，我们可以把制作理解为对它的批判性重新配置。这里的关键是不先思考便与材料接触，也就是不预先画图。因为绕过观念的突出地位——这是设计（即 disegno）的本质——是认真尝试放弃对物质的漠视，让物质发声。不预先思考便与材料接触，意味着放下控制，顺着物质而行。 重新配置设计的第二个要素，关乎直觉的解放及其性质的改变。根据人文主义设计理论，直觉被束缚于纯粹的精神过程与感受，而这些都局限在人体的内部空间。制作者则把直觉理解为一种与物质共享的相互作用能力，把制作看作无可模仿的影响互动。 重新配置的第三个要素是创造力概念。根据人文主义设计理论，创造力被禁锢在人的头脑（空间）内部，被视为一切制作的唯一能动力。采取不同的形而上学立场后，制作者就能承认非人类能动性，例如物质主动、半自主的回应，或工具提出的反对。简言之，通过打开人文主义的创造主体，制作者为双重、甚至三重的创造力原则腾出了空间。 最后，设计的重新配置也影响了“视野”概念。这种向内的精神能力，原本使有远见者能够看见“将要到来的事物”或“将要实现的事物”；通过制作，它变成一种向外的观察能力，可以与感知、直觉或幻想相联系……一种真正的观察*艺术*……运用眼睛和手……一种从真实物质的显现中，寻找有意义的可能性、使制作事件得以继续的观察…… 总之，典型的设计过程遵循一个固定次序：大脑 > 手—工具 > 眼睛 > 图画。在制作中，这一次序被重新配置，变为材料 > 手—工具 > 眼睛 > 大脑。这两个序列刻画了进行抽象规划的思考者／绘图者与参与物质制作过程的制作者之间的差别，也刻画了拥有全局视野、位置固定的控制者与行进中的*探索者*之间的差别；后者是一位思想开放的旅居者，随时准备在旅途中变幻莫测的路径上作出最有趣的发现。 ## 制作与建筑实践 在艺术中开展制作，比在建筑中更容易。艺术家只需跳过头脑中的概念发展阶段，通过对材料直接实验，让艺术作品出现，就能投入制作。建筑在此受到阻碍：建筑物的设计与实际建造之间存在深刻的劳动分工。创客建筑师针对这一问题发展出多种回应。一些人以艺术家自居，试图恢复设计与执行之间断裂的联系。他们往往暂时或彻底退出建筑，转而把制作作为一种雕塑练习。另一些人则更愿意把制作要素纳入设计过程，特别关注创造性的模型制作与草图绘制。他们都在制作实践中认出了实验设计方法论的机会。 在建筑院校，制作总意味着与木材、黏土、泡沫、钢、石、树枝等具体材料直接进行触觉接触。因此，它被看作一种能够发展急需的材料知识的活动，而设计常常缺少这种知识。此外，它也使年轻建筑师对物质现实高度敏感。对其中大多数人而言，这种现实正受到一种日益增长的压力扰动，可以称为“现实生活中的超现实主义”：电子通信与 AutoCAD 等半自动设计软件的使用，使它在专业领域中传播。[^c014-n2] 一些制作者认为，建筑教育应该成为一场大型制作练习。它应当作为研究工具，用于考察建筑如何通过材料显现。建筑师若在通常相当抽象的设计方法中，加入一段材料操作，就会学会理解：建筑完全可以通过材料、空间与光的互动，形成诗性表达。学生会意识到，这种诗性来自他们组织工作方法的方式，而不是实施某种风格的结果，不论该风格是由历史还是理论驱动。 为说明制作在建筑实践中的意义，我将描述约在 2007 年举行的一次工作坊。这些工作坊代表了荷兰建筑领域制作文化最初的显现。[^c014-n3] 参与者是阿姆斯特丹建筑学院和阿纳姆建筑学院的学生。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Machiel Spaan 与 Jan Peter Wingender，在沙地上用沙制作，2007 年。[^c014-n4]*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Michael Spaan 与 Jan Peter Wingerder，在沙地上用沙制作，2007 年。[^c014-n5]*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4．Michael Spaan 与 Jan Peter Wingerder，在沙地上用沙制作，2007 年。* 学生／制作者带着卷尺、施工线、标桩和铲子等工具，被要求在阿姆斯特丹附近一片空旷沙地上工作。这里尚未建起任何东西，能看到的只有地块的测绘标识、几座桥和一座公园。分配给他们的实际工作材料是沙：可以触摸、看见、改变的沙。尽管景观看似单调，起伏的地面、轮胎印、凹陷处以及各种细节都鼓励着探索。 学生接到的指示是，寻找一个能激发灵感的地点，并在那里开始工作。他们必须考虑区域的地形和表面纹理，并在自己选定开发的地点改善这些特征之间的关系。他们还必须把工作组织为行动、沉思与预想的循环，每次活动都要重复几轮。事先绘图被明确禁止。他们被要求凭直觉开始，再通过不断反思和修改的循环，迭代改进。 工作分四次开展，每次半天。所有行动均以照片、影片和草图记录。之后，所有参与者在评估会上展示各自体验。最终共加工了 21 处地点。它们共同呈现出沙地的多种面貌，证明沙这一材料和沙地地形的潜能，也包括制作者与阳光、风和水的遭遇。 ## 制作的奇迹 材料与地点被 2007 年工作坊的参与者称为*诗意的诱惑者*，是他们灵感的关键来源。工作坊期间，参与者尽可能住在各自场地附近，活动因此获得了*静修*的性质，加强了对材料和地点的关注。他们必须在短时间内完成多轮重复活动，这使理论考量的影响降到最低。三到四小时的短工作时段迫使人赶快取得结果，留下的思考时间几乎为零。随后的分组工作弥补了生产能力的降低；组员通过语言与非语言的商议，也改善了对材料和情境的感知。 每次工作坊都按照任务布置、执行、展示的循环进行。用照片、录像和草图记录过程，形成一种由多种信息载体中介的感知方式。它使目光与思考更加敏锐，创造出一种富有成效的距离，帮助参与者保持全局视野。重复循环使技能得到发展，也使人逐渐熟练掌握不同的工作方法。通过过程中的所有这些特征，制作者获得了有关场地和材料潜能的丰富知识。 参与者不得从科学知识中寻求指导，无论是技术性质的知识，还是建筑史知识。任何人都不得带着心目中的最终图像开始工作。其目的是学会容纳*未曾预见的事物*，不论它来自材料、场地还是环境，并培养以*即兴发挥*回应的能力。事实上，参与者发现，材料对处理方式的抵抗，很快就会颠覆任何预先规划的想法。最终，工作坊促成这样一种认识：最终结果并不由人的头脑控制。结果不源于事先的观念，而源于手、眼睛、大脑、材料和工具之间没有预设条件的互动；想法只能突然出现，并在与当下行动相连的限度内，从侧面发挥作用。 材料、场地、手与大脑、沉思性的感知、中途的（再）呈现与反思，以一种神秘方式相互作用；这一切都取决于工作方法。通过反复循环使工作结构复杂起来——原则上，这些循环可以无限继续——往往会产生出人意料的结果，使制作者感到*惊异*，仿佛他们参与创造了一个*奇迹*。为什么？因为他们把主动性的主体，也就是“创造精神”，交给了*制作的组装体*：交给一组正在行动的物理连接，交给材料、场地、工具，以及人的手、眼睛和大脑的各种能动性真正共同跳起的“舞蹈”。 ## 把制作融入古典设计过程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5．Alex van de Belt，以现成物作为城市模型的组成元素，2013 年（摄影 Wim Nijenhuis）。[^c014-n6]* 到目前为止，我们讨论的制作，是与材料接触，把创造精神放到一边，借助复杂的工作程序来创造奇迹。尽管其配置方式不同，制作仍可通过专设创造性模型制作与草图绘制阶段，被整合进古典设计过程。一些建筑师故意给出模糊指令，要求雇员用聚苯乙烯泡沫、黏土或木材制作大量模型，再挑选其中最有吸引力的，作为实际设计的灵感来源。另一些人从自然中收集现成物，将其作为启发设计的模型（图 5）。[^c014-n7] 为凸显同古典设计师精美展示模型的差别，制作者更多地即兴发挥，采用有机模型，以材料内在的表现力对抗传统对手所想象的形式。例如，Christ und Gantenbein 建筑事务所在为瑞士普拉特恩一处公寓制作建筑模型时，使用了一堆锯切得参差不齐的木块，几乎与炉子里的柴火无异。 在草图方面，建筑师正在寻找可被视为手工劳动的绘图方式：加工一种材料，直到它使绘图者惊异。画家、包豪斯教授 Paul Klee（1879—1940）在《笔记》中把线定义为材料，指出手绘草图与其说是心智投射，不如说是*运动的痕迹*。[^c014-n8] 下面的命题更具物质主义意味：草图的线从作为起点的铅笔处自行发出，追随制图者移动的手，记录自身蜿蜒的路径。简言之，每条手绘线本质上都是物质性的，因为每条线都是一个动作的痕迹。 在建筑实践中，我们可以区分两种线：表现性（或姿态性）的线，与非表现性的线。两者可以按意图区分。表现性线的目的是表达产生它们的运动，而在非表现性线中，表现只是偶然的副作用。非表现性线构成技术图纸，仅仅提出关于需要制作什么的命题。表现性线则超越命题，因为它们明确由身体动作决定。换言之，它们“被制作”的状态，比其再现能力更重要。这些线与制作材料所共享的，是含混性，以及指出制作者可以遵循之路径的能力。因此，草图要求仔细观察，而且这种观察必须适应其独特的显现方式。[^c014-n9] 草图对建筑师发展想法极为重要。不过，只有当绘图者不再把绘图的手视为投射性头脑顺从的工具，而把它看作主动、不服从、与眼睛和大脑等器官合作的器官时，草图才能使她惊异。她不能再把大脑想成主动性的起源，而应把它看成跟随、感知和内部投射的器官。令人惊讶的是，当手的活动在纸上创造出线条的互动后，心智表象通过观看它而出现，速度竟如此之快。John Berger（1926）很好地概括了外在现实与内在现实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我画出的每一条线都会改变纸上的形象；与此同时，这一形象也因此在我的头脑中被描绘出来。”[^c014-n10] 就像制作事件一样，来自外部的冲动——视觉、触觉、肌肉或身体印象，甚至只是模糊的感受——会激发草图，因为绘图的手将这些来源全部转化为一组线条。为充分理解这一转化，芬兰建筑师 Juhani Pallasmaa 明确把草图的创造原则置于*动态组装体*之中，置于绘图行动本身之中。在他看来，“仿佛是图画在自行绘制，并把人的手当作工具［……］往往是图画本身，是对一种‘无意识’行动的强烈投入，让一个形象或想法出现”。拉出线条就像加工材料，因为想法只是从线条的互动中被牵引、提取出来，仿佛那是材料的互动。一些建筑师说，画草图时，绘图的手会“感到”即将出现的形式。作为触觉性的、令人惊异的思想“触发器”，绘图的手是制作文化对人文主义那只永远受控之手的回应；后者只是机械的奴仆，执行头脑中的观念。 ## 人类学上的影响 建筑师或许是怀着发展新形式的期望而转向制作，但正如我们所见，制作也意味着一种人类学，意味着对人的另一种定义。制作者质疑人文主义命题，即思考、言语和技术等智性能力决定我们的人性，转而提出更具身体性、物质主义和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野。 这些人类学影响是什么？这一转变是否意味着，制作者在制作物件时，也制作了自己？理论家和实践者给出了肯定答案，并区分出两种制作：性格的形成与生理方面的改善。通过制作，制作者获得具体技能，也发展出性格特征：热情、观察的态度、对不确定性的熟悉、即兴发挥能力、自律、自信与谦逊。在身体方面，制作改善手和大脑等部位，或至少防止它们进一步退化。 制作的典型特征之一，是它能够激发能量。德国艺术史学家 Oliver Zybok 把这种能量与痴迷者联系起来：这样的人“极其专注于某事，并表现出过量的能量，把它投入一种具体兴趣”。[^c014-n11] 在这里，这种症候的负面特征——充满情绪的紧张场，以及随之而来、往往无益的完美冲动——会受到制作者“稳定的工作节奏”和她对“具体物件与程序”的专注约束。[^c014-n12] 由于活动本身使她获得自律，制作者得以把热情转化为富有成果、健康的变体，Richard Sennett 称之为*建设性的痴迷*。[^c014-n13] 由于这种自律，痴迷失去了病理特征，成为*愉悦的*事情。建设性的痴迷、自我控制与愉悦，成为制作者的性格特征，因为一个明确界定的工作过程，使她能够暂时摆脱自己。 其次，制作鼓励人接受不完美，推动我们顺应偶然的失误和失败，或更进一步，把它们看作*有益的*。[^c014-n14] 要实现这一点，制作者必须认识到：今天工业生产和电子图像流通加诸我们的质量标准与完美典范，基本上无法战胜；失误则指明了一条道路，使我们能够以自由、个人化的态度面对它们。制作帮助我们避免盲目追随视觉文化典范时常常产生的沮丧，教制作者更多依靠自己。*有益的失败*所传授的教训是：“发现自己的道路；创新，不要模仿！”[^c014-n15] 这些性格特征起源于材料加工。因此，制作也对人的生理产生影响。显然，通过加工材料，我们训练了手，由此改善熟练能力，而这些能力包含个人表达。我们不是会说“大师的手笔”吗？操作电脑鼠标使手指能力退化，手因而不断退化、失去表现力；面对这一情形，加工材料恢复了手在过去拥有的一些品质，那时它还是一个高度敏感、会产生精神影响的器官。法国人类学家 Leroi-Gourhan 这样说：“我们不必‘用手指思考’，等于缺少一个人正常的、由种系演化形成的人类心智的一部分。”[^c014-n16] Richard Sennett 在论工匠的书中得出结论：凡是通过加工材料而学会耐心、自我控制、观察材料的感应特性，并顺着材料行动的人，也具备避免在日常生活中鲁莽、粗暴地使用适得其反的暴力的能力。[^c014-n17] 加工材料使人能够治理自身，从而成为好公民。[^c014-n18] ## 伦理实践 成为好人是一个伦理问题。我们的文化把伦理理解为接近道德的东西，即一套告诉我们日常生活中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的规则。我们常把道德体验为限制。性格也决定行为，但其机制不是禁止，而是建立一组习惯、一套固定行为模式；我们通过长期不断重复，将它们内化。我们从运动中熟悉这一机制。它告诉我们，人可以投入重复，因为重复会立即给予回报。当制作者体验到表现改善时，她就会被吸引进入稳定的训练方案，而这正是获得技能、改变习惯所需要的。 德国哲学家 Peter Sloterdijk 在广受欢迎的代表作《你必须改变你的生活》中，突出了这一机制，称之为“人类技术”，即个人与集体自我转化的技术。[^c014-n19] 制作是一种人类技术，因为它根植于制造与练习的汇合。制作等于接受通过重复的身体用力来学习，也接受材料加工所要求的缓慢节奏。Sloterdijk 比 Sennett 更进一步，宣称通过定向训练、（相对）隔离——独处或与他人一起均可——以及 *Bildung*（精神教养）等技术，我们能够发展自己的道路，最好是一条偏离社会常规的道路，走向由我们自己、包括自身身体所决定的卓越表现。 Sloterdijk 在这里看到了促进另一类人格形成的机会：人们愿意养成良好习惯，例如爱护环境，或礼貌对待同胞。自启蒙运动以来，我们认为人格取决于一种内部体制，由先天和后天习得的回应及行动方式组合而成。现在我们理解到，制作者通过有意识地重复某些活动，并在加工材料中发展自律，也在作用于自身行为的内部体制。当她通过制作改变既有体制（例如坐在电脑前、看电视或匆忙行动）时，她就在主动改变人格。制作于是成为人格转化的手段：制作者加工材料，也重新制作自己。 成为好公民意味着拥有良好习惯。良好习惯预设人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控制自己的情感与激情。这种“治理自身的能力”，可以帮助人抵抗传统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广告的诸多潜意识作用，避免受其支配。制作能帮助你成为一位有意识地接受训练的世界公民，准备好面对人类世的灾难。 然而，通过训练成为好人，需要重新理解伦理。性格形成与身心训练之间的联系，是古希腊伦理中不该被遗忘、却已被遗忘的维度，我们需要重新发现它。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性格的卓越（*èthikè*）是习惯（*ethous*）的结果。”[^c014-n20] 在这一表述中，他运用了 *èthos* 一词的变化形式，把它们与性格、人格等相关词语联系起来。由此可知，行善就是表现卓越，而卓越只有借助良好习惯才可能实现。要养成良好习惯，理性必须说服灵魂中非理性的部分，使其服从。[^c014-n21] 这一机制，也就是我上面所说的“治理自身”，只有通过训练才能成为性格特征。因此，古希腊人把 *èthos*（伦理）理解为一组旨在培养良好习惯的实践，也更广泛地理解为一种行动能力和道德韧性。这些实践的结果，是卓越而善的人格；用今天的话说，就是懂得爱护自然、礼貌对待他人的人格。 表达良善而卓越行为的拉丁语概念是 *habitus*。从词源上说，它来自 *habēre*，即“拥有”——因此“习惯”也可指令人烦恼却固定下来的东西——以及表示反复动作的 *habitare*，即“居住”。在多种现代语言中，“居住”（to habit；habiter）与“habitude”或“habit”（法语 habitude 和 habitudes：“传统、道德”）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沿着这条路径，我们同样会抵达这样一点：以实践为基础地转变习惯，直到它们成为性格的一部分，就是一种伦理。不过，这种伦理与服从他人准备的规则表格实在很不一样。首先，它是一种活动、一套训练方案，因此才有这个说法：*伦理实践*。 ## 参考文献 Alberti, Leone Battista. *On the Art of Building in Ten Books,* trans. Joseph Rykwert, Neal Leach and Robert Tavorn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1452). Aristotle. *Ethica: Ethica Nicomachea*, trans. Christine Pannier and Jean Verhaeghe, Groningen: Historische uitgeverij, 1999.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D. Ross, Stilwell, KS: Digireads.com Publishing, 2005. Ingold, Tim.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Klee, Paul. *Paul Klee: Notebooks, Volume 1: The Thinking Eye; The Notebooks of Paul Klee*, Jürg Spiller (ed.), trans. Ralph Mannheim,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61. Leroi-Gourhan, André. *Gesture and Speech*, trans. Anna Bostock Berger, forw. Randall Whi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Or. (Fr.): *Le Geste et la Parole*, Paris: Albin Michel, 1964. Pallasmaa, Johani, *The Thinking Hand: Existential and Embodied Wisdom in Architecture*, Chichester: John Wiley and Sons Ltd, 2009. Sennett, Richard. *The Crafts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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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seph Rykwert, Neal Leach and Robert Tavornor,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8 (1452), p. 63. [^c014-pdf-n2]: Alberti, *On the Art of Building*, p. 7. [^c014-n1]: Giorgio Vasari, *The Lives of the Artists*, trans. Julia Condaway Bondanella and Peter Bondanell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XI, XVI. Or: *Le Vite de' Più Eccellenti Pittori, Scultori e Architettori*, Firenze: Lorenzo Torrentino, 1550. [^c014-n2]: 建筑领域的制作者知道，日常实践无法避开电子化、计算机化设计工具，但他们反对让这些工具成为唯一的设计方法。他们坚持通过加工具体材料丰富设计活动。须注意，早在 20 世纪 90 年代，流线团块建筑师就已经通过主动编程来破解和操控电子工具。 [^c014-n3]: Machiel Spaan and Jan Peter Wingender, *The Temporary Expert,* Amsterdam Academy of Architecture and Arnhem: ArtEZ Academy of Architecture, 2008. [^c014-n4]: 经创作者许可转载。 [^c014-n5]: 经创作者许可转载。 [^c014-n6]: 经摄影者许可转载。 [^c014-n7]: 以现成物作为城市模型的组成元素，Alex van der Belt，2013 年，摄影 Wim Nijenhuis。 [^c014-n8]: Paul Klee, *Paul Klee: Notebooks, Volume 1: The Thinking Eye; The Notebooks of Paul Klee*, Jürg Spiller (ed.), trans. Ralph Mannheim, London: Lund Humphries, 1961, p. 105. [^c014-n9]: Tim Ingold,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aeology, Art and Architecture*,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p. 50. [^c014-n10]: John Berger, 'Berger on Drawing', in Jim Savage (ed.) *Berger on Drawing,* Aghabullogue: Occasional Press, 2007, p. 112. [^c014-n11]: Oliver Zybok, 'Lust und Zwang der Obsession; Betrachtungen in Kunst und Gesellschaft' ［痴迷的愉悦与强迫；艺术与社会中的思考］ in: 'Obsessionen I ［痴迷］', *Kunstforum International, Bd 225,* März-April 2014, p. 63. [^c014-n12]: Richard Sennett, *The Craftsman,*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2008), p. 254. [^c014-n13]: Sennett, *The Craftsman*, p. 254. [^c014-n14]: Sennett, *The Craftsman*, p. 97. [^c014-n15]: Sennett, *The Craftsman*, p. 102. [^c014-n16]: André Leroi-Gourhan, *Gesture and Speech*, trans. Anna Bostock Berger, forw. Randall Whit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3, p. 90. Or: *Le Geste et la Parole*, Paris: Albin Michel, 1964. [^c014-n17]: Sennett, *The Craftsman*, pp. 169- 171. [^c014-n18]: Sennett, *The Craftsman*, pp. 268- 269. [^c014-n19]: Peter Sloterdijk, *You Must Change Your Life; On Anthropotechnics,* trans. Wieland Hoba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4. Or: *Du Musst dein Leben Ändern; über Anthropotechnik,*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2009. [^c014-n20]: Aristotle, *Ethica: Ethica Nicomachea*, trans. Christine Pannier and Jean Verhaeghe, Groningen: Historische uitgeverij, 1999, p. 55. [^c014-n21]: Aristotle, *Nicomachean Ethics,* trans. W.D. Ross, Stilwell, KS: Digireads.com Publishing, 2005: I, 13 - II, 1. # 回归基础：或者，为什么［设计］教育正在回归制作 Serena Cangiano 过去几年，设计经历了一场可以称为交叉融合危机的变化。在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创新的驱动下，设计教育和更广泛的设计社群被嫁接到商业的各个方面，掀起多学科、跨学科，以及最近的反学科浪潮。设计思维及其各种衍生伙伴，从开放式创新方法到循环设计画布，在全球范围得到采用，推动设计师经历一种转变：他们的实践从设计工艺被提升到更为智性化的领域，即有效解决问题的策略。 设计已经超出了仅仅制作一件物品、一幅图形或一张木凳的实践。今天，设计似乎终于自由了。它轻盈、无形，成了一门不需要材料的学科。此外，企业越来越希望取得“设计驱动型组织”的地位，这迫使设计释放其内部代码，把自己重新编码成高度可复制、按步骤操作的公式。本质上，设计正在像第一次和第二次工业革命时那样，让大众能够接近它。尽管变得无形，设计仍然可以复制，满足商学院或非营利组织第三部门等不同情境的需求。 设计不再与制作东西相关。但在我们都同意这是一项巨大成就的同时，社群内部对这一新地位的不适感也正在增长。[^c015-n1] [^c015-n2] [^c015-n3] 我们能否宣告，“后便利贴时代”已正式开始？还是说，技术提供的表达机会，让我们正在见证某种数字文艺复兴的开端：设计师站出来捍卫自己的权利，表明他们希望回到制作与创造物件的基础？本文通过我对设计和设计教育的个人反思，解释设计与创造之间的实践关联。这些反思来自十年来设计动手工作坊和硕士课程的经验；在这些课程中，用代码与硬件制作原型，是主要教学方法。我将通过历史及当代案例，讨论设计中的价值观念与回归制作。这些例子使我们可以推想，后便利贴时代的学习工具包可能是什么样子。它大概不会以画布或用户旅程图为特色，而会集中于基础设计练习。这类练习或许能帮助所有人——不只是设计学生——制作能够移动、思考、沟通、感知、观看、计算或增强能力的东西。 *Antiprimadonna*（反主角）是 Thomas Maldonado 创造的一项基础设计练习；他是设计师、设计理论家，也是乌尔姆设计学院富有革命性的讲师。[^c015-n4] 该练习要求设计学生，在一个尺寸为 10 x 35 厘米、分成七栏的竖向矩形中放入七幅图画。五幅应使用全彩，另两幅只能用黑白，例如黑线、白点等等。目标是避免任何一幅图画在视觉上占据优势：没有一幅应该压倒其他图画。这项练习教学生如何界定感知层级，如何把观看者的目光引向重要的事物。*Antiprimadonna* 是一项预备性活动，关乎在真正设计之前学习设计。它与其他基础设计体验[^c015-n5] 一起，构成一套工具，帮助学生发展成文、系统化的设计原则。这种学习高度具身，通过一种包含交谈与反思的实际活动，一种实践，而生成。 让我们从 20 世纪 50 年代穿越到 21 世纪头十年。2009 年，我在瑞士 i2A 参加了自己的第一个 Arduino 工作坊；那里是洛杉矶建筑学校 SciArc 的夏季教学场地。[^c015-n6] 工作坊导师是瑞士机电艺术协会的一员。[^c015-n7] 在工作坊中，我有机会学到数字电子原型制作的一项基本原则：如何用光传感器控制发光二极管（LED）。只需写几行代码，我就能控制二极管何时亮、何时灭，也能设置延迟，让它闪烁或响应光传感器传来的数值。[^c015-n8] 迈出学习 Arduino 代码的第一步后，我意识到，为 LED 的闪烁频率或亮度编程，都是传授交互性基础的基本设计练习。这些练习涉及输入与输出、界面与反馈等核心要素。从那次工作坊至今，即使已经为设计师和艺术家开发了十年的动手技术工作坊，我仍必须承认，自己的技术技能并没有真正长进。但更重要的是，我对如何在技术不断变化的情境中设计交互系统，有着扎实的理解。只需简单配置灯光的形状与颜色，这些练习便能说明，设计教育如何用制作活动获取并创造抽象知识。[^c015-n9] ## 压力下的设计师 我们生活在资源稀缺的时代。如果设计仅仅是形式的配置（*Gestaltung* 的意大利语译义），就不足以面对今天的重大挑战、拯救世界。相比之下，把设计理解为一种面向未来的行动或计划（英语 design 的含义），可以使设计师聚焦过程而非结果，以面对时代的复杂性。我们需要最终赞颂“为了某种目的”的设计，而不只是设计“产品”。在这里，设计被重新界定。正如设计研究搭档 Elizabeth Sanders 与 Pieter Jan Stappers 所说，视觉传达变成为体验而设计，室内设计变成为情感而设计，城市设计变成为转型而设计，等等。[^c015-n10] 在这一转型过程中，理论家 Arturo Escobar 强调，设计师被要求停止制造垃圾，开始为*多元宇宙*（pluriverse）而设计，不仅考虑人的因素，也考虑整个生命生态系统。[^c015-n11] Paola Antonelli 则要求设计师设计一个优雅的世界终结，以及新的虚构情境，帮助人类反思、预想未来。[^c015-n12] 设计师承受着压力。社会敦促他们运用以用户为中心的方法来制定发展或转型策略。产业要求他们成为新的创新领导者。政策制定者不断催促他们为大规模变革制作原型。十年来，设计社群始终承受着获得恰当科学认可的压力。因此，当美国技术专家、数字企业 Autommattic 的管理者 John Maeda 表示，设计师已经重要到现在需要退后一步时，这听起来已不再奇怪。[^c015-n13] 面对这些压力，设计教育不得不调整，放弃基础设计练习，发展传递新设计知识的新方式。用户旅程图、情境、人物画像、民族志研究和设计虚构故事，成为帮助年轻学生在复杂世界中行动的工具；它们帮助学生学会以用户和社群为中心思考，说服企业认识到超越形式、功能和美学的设计价值。然而，尽管经历了所有这些学科（再）演进，技术却似乎奇怪地被赶到了边缘。技术与设计长期以来一直在对话，但奇怪的是，一到教育情境，技术就完全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 创客运动与数字制造实验室的贡献 自 2005 年起，创客运动的影响开始从后门进入设计院校。“人人都是创客”是它的口号，而 DIY 和开源硬件则是它改变世界的工具，从制造到创新皆然。创客运动再次赋予造物行为和实体产品生产领域以尊严。它赞颂将硬件、软件技术作为赋能手段，让原本属于模型制作者的专属领域向所有人开放。带着 Arduino 开发板和 3D 打印机，创客运动开始向所有教育领域和层级传播。从小学到大学，创客运动都把原型制作与制作放在每一种可能的学习体验的中心。 与创客运动一道，另一项关键倡议也促成了教育回归制作：FabLabs，即数字制造实验室。这个全球制造实验室网络，以闪亮的数字制造机器和开放知识平台，替换设计院校尘土飞扬的模型制作实验室，重新振兴了做中学。创客运动和 FabLabs 网络都为制作物件的实践加入技术层，并在数字文艺复兴的语境中促成回归工艺，从而扩展了这一实践。这个过程中的关键，是网络平台分发开放资源的能力。从网络教程和程序，到生产资料的开源，线上开放性让所有人都能接近并负担得起数字制作。它使新一代创意编程者、机器发明者和设计师，重新发现制作作为有效学习和表达方式的价值。开放性，正是我们时代的创客与设计师，同乌尔姆那些祖父母辈前人之间的区别。制作的赋能作用进一步强化了这种区别：突然之间，无论教育背景如何，任何人都能学会开发产品和设备。 ## 面向设计师与创意工作者的技术教育 2011 至 2016 年间，有些时候我真心相信，至少在欧洲，创客与 FabLabs 的叙事已经完全取代了设计师的叙事。参与式设计、协同设计、可持续设计、交互设计、面向制造的设计——这些领域全被创客革命吸收，在其势不可挡的崛起中被同化。这场革命把它们重新混合，让到访全球各地 Maker Faire 的家庭、孩子、教师、首席执行官和营销经理都能理解。当时，活动、学术会议、专题讨论和博士论文中，充满了有关创客做什么、在哪里介入、具备什么技能，以及其工作如何能与设计师的能力和视角发生关系的讨论。在这种比较中，创客总是带来开放性、学科包容性的一方；更重要的是，他们带来高度的技术意识，而他们那些具有理工背景的智性表亲——设计师——为了追求战略地位，早就试图将其抛在身后。那段时期，精英设计大学和小型设计院校都开始研究将数字制作引入课程的模式，以回应学生对技术知识的渴求。 当设计教育试图通过重新引入制作（或彻底拒绝它）来革新自身时，设计学生纷纷进入创客空间和 FabLabs，或报名参加成功把技术因素纳入创作过程的新项目。School of Machines, Making and Make-Believe 是 Rachel Uwa 于 2014 年在柏林创立的一项倡议，其使命是通过结合艺术、设计与技术的动手学习项目，重新想象教育。[^c015-n14] 过去四年，School of MAA 举办了物联网、机器学习以及一系列其他技术主题的动手工作坊；这些主题理应对 21 世纪的设计师重要。与其说它是一所学校，不如说它是一件艺术作品，或一个展示设计（与艺术）教育在学科隔阂最终被克服后能够成为什么的原型。与此同时，在大西洋另一端，驻纽约的设计师兼开发者 Zachary Lieberman 倾注时间建立诗性计算学校（School for Poetic Computation，SFPC），为艺术家和设计师提供六周的设计与技术课程。[^c015-n15] 在 SFPC，学生可能被要求用代码重现旧有的模拟设计以及艺术作品。如同文艺复兴时期，他们的训练以观察和复制杰作为基础，但把编程用作一种人文技艺。在意大利南部，La Scuola Open Source 采用黑客空间形式，将典型的创客教育内容（即激光切割、CNC 铣削、Arduino 课程）与计算字体设计或协同设计课程结合起来。所有这些独立学校，都试图把设计与技术融入以实践为基础的教育；在其中，制作与编程不只是新画笔，更是一种新的思考方式。[^c015-n16] 虽然没有哪一所是完美的，它们仍然作为原型发挥作用，帮助人们批判性地讨论设计教育为什么不该拒绝技术因素，以及应如何接纳它。它们不把制作看成怀旧，而将其视为克服学科归类的唯一途径：一种发展多种能力、把教育推向新事物的方式。 ## 为什么“回归制作”不等于回去做椅子 在 STEM 和创客教育领域，教育工作者与研究者关注的，是发展创造力、复杂问题解决等 21 世纪关键技能的机会，而不只是数字素养。[^c015-n17] FabLabs 和创客空间通过低成本、易用的软硬件原型制作工具，使教育工作者能够实施建构主义学习环境，并在其中充当个性化、协作式学习体验的促进者。在这一语境下，数字制作——学生以技术与创意相结合的方法制作最终产品、在制作中学习的一系列多样活动——可以成为改善教育的方式。[^c015-n18] 通过为真实问题创造真实解决方案，学生投入一种更沉浸的学习体验。在教育中，制作超出了制作本身，成为训练人们成为积极、负责、投入的公民的策略，而不仅是培养熟练的软件开发者。 这种对整体性教学法的重视，以制作和批判性思维为核心，与历史设计实验产生的想法并不遥远。1973 至 1975 年间，一个包括 Ettore Sottsass 在内的艺术家、设计师和建筑师集体，在意大利创立了 Global Tools。这个跨学科项目旨在解构教育，努力使个人创造力摆脱各种文化、社会和技术约束。当时由 Alessandro Mendini 主编的《Casabella》杂志，传播了该集体构想的理念与教育形式。他们主要倡导回归手工劳动的本真性。根据 Global Tools 的看法，教育必须激发人们意识到社会结构，尤其是社会如何利用教育体系延续对个人的限制。[^c015-n19] Global Tools 对自给自足和材料怀有浓厚兴趣，其项目包含若干研究方向，例如 Andrea Branzi 提出理论构想的“建造”方向。在一篇介绍实验室的笔记中，Branzi 谈到使用“简单技术”，以聚焦每种工具的人为性与内在视角。对 Branzi 而言，简单技术是一种材料，它已清除通常附着于技术之上的文化包袱和预设概念。在 Branzi 更广泛的教学法中，简单技术是教育中激进思考的一种表达。遗憾的是，Global Tools 的激进思考在两年实验后失败了。不过，我相信，简单技术这一概念，在当下应用于教育的数字制作、开放硬件和设计实践中，以某种方式重新上演。在这里，简单技术是作为材料发挥作用的开放代码、电子技术与设计，让人以批判视角、跨越学科壁垒，几乎制作任何东西。以数字制作为基础的教育所使用的简单开放技术，使学生能够掌控，而非被掌控。学生学到的不是如何再造一把椅子，而是面对今天巨大社会挑战所必需的心态与技能。 如同 20 世纪 70 年代 Global Tools 的设计师和艺术家，我们也生活在支配性权力的时代；只是如今，它采取了一种数字全景监狱的形式，能够塑造人的行为和生活。因此，从数字视角回归制作，已不再是怀旧行动，而是一种生存策略。如果不理解当代情境的主要材料如何运作，我们又如何为它设计？要为这一情境设计，就必须学会解码、解构嵌入日常技术中的权力。为此，我们必须经历一个基础制作过程，使我们能够批判性地决定，希望当代世界如何被构建。从这个角度看，教育回归制作，不意味着剥除复杂性，或削弱思考在设计过程中的作用。相反，它意味着学校是原型，用来在发布最终解决方案之前，验证促进任何社会变革的可能途径。在这些原型中，学生应当接触不断更新的“简单开放技术资源库”。这些资源库去除技术行业私人巨头强加的过滤，使学生能够作为负责、投入的公民，批判性地纳入自己的视角。 在“后便利贴”社会中，我思考：训练 21 世纪设计师的终极设计工具包，会是什么？它不会以常见的画布或用户旅程图为特色，而会提供一组基础设计练习，帮助所有人，而不仅是设计学生，制作能够移动、思考、沟通、感知、观看、计算或增强能力的东西。这些练习会帮助学生控制技术，自信地把技术掌握为一种材料、一种工具，以及影响当今社会的关键因素。 ## 参考文献 Anceschi, Giovanni. *Basic Design, Fondamenta del Design,* 2011, https://issuu.com/giovannianceschiteoria/docs/2.1-basic-design-fondamen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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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15-n4]: Bernand Bürdek, *Design: History, Theory and Practice of Product Design,* Basel: Birkhäuser Architecture, 2005, p. 111. [^c015-n5]: Giovanni Anceschi, *Basic Design, Fondamenta del Design,* 2011, https://issuu.com/giovannianceschiteoria/docs/2.1-basic-design-fondamenta. [^c015-n6]: SciArc, Southern California Institute of Architecture, www.sciarc.edu. [^c015-n7]: Swiss Mechatronics Art Society, www.sgmk.ch. [^c015-n8]: 'Blink', *Arduino.com*, https://www.arduino.cc/en/tutorial/blink. [^c015-n9]: Anceschi, *Basic Design.* [^c015-n10]: Elizabeth Sanders and Pieter Jan Stappers, 'Co-Creation and the Landscape of Design'*, CoDesign* 4:1 (2008): pp. 5-18. [^c015-n11]: Arturo Escobar, *Designs for the Pluriverse: Radical Interdependence, Autonomy, and the Making of Worlds,*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8. [^c015-n12]: Antonelli and Alan Tannir (eds) *Broken nature: XXII Triennale di Milano*, Milano: La Triennale di Milano Electa, 2019: p. 23. [^c015-n13]: John Maeda, 'In Reality, Design Is Not That Important'*, FastCompany*, 15 March 2019, https://www.fastcompany.com/90320120/john-maeda-in-reality-design-is-not-that-important. [^c015-n14]: School of Machines, Making and Make-Believe, www.schoolofma.org. [^c015-n15]: School for Poetic Computation, www.sfpc.io. [^c015-n16]: Serena Cangiano,'Coding as a way of thinking  Interview with Casey Reas' in Serena Cangiano, Davide Fornari and Massimo Banzi (eds) Open Technologies [special issue], *Progetto Grafico* n.30 (Autumn 2016), pp. 20-30. [^c015-n17]: Chris Dede, 'Comparing Frameworks for 21st Century Skills' in James Bellanca and Ron Brandt (eds) *21st Century Skills: Rethinking How Students Learn,* Bloomington, IN: Solution Tree Press 2010, pp. 51-76. [^c015-n18]: Carmen Bruno, Giuseppe Salvia, Marita Canina, 'Digital Making as a Means to Improve Education', *Proceedings of INTED2016 Conference*, 7th-9th March 2016, Valencia, Spain. [^c015-n19]: Valerio Boronuovo and Silvia Franceschini (eds) *Global Tools 1973-1975, When Education Coincides with Life*, Rome: Nero, 2018, p. 39. # 学习洗衣机 Samantha Penn 本文记录了以实践引领的研究项目“学习洗衣机”（*Learning the Washing Machine*）。该项目探究：通过与家用电器，尤其是洗衣机一起工作，我们能够学到哪些有关机器和文化的知识。我们与洗衣机这些同住伙伴的关系很亲密，但谈论、思考和与之互动的方式，却受到多种相互关联的结构限制。这些结构经过多年形成，涉及程度不一的垄断或多样性，由人类与机器共同建构，将道德、成功、知识和身份维系于材料、机器和符号系统。该项目尝试“学习洗衣机”，并在过程中弄清，这样做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和其他项目协作者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攻读数字文化硕士期间，曾围绕计算与文化展开讨论，这个项目就是这些讨论的延续。它尤其受到 YoHa 工作的影响；他们的工作为不断发展的“批判性技术实践”领域作出了贡献，这一术语最初由 Phil Agre 提出。[^c016-n1] 这里记录的工作坊，通过共同洗衣、拆解洗衣机、研究并重新制作洗涤程序，以及追踪水系统时间线，探索与洗衣机有关的一个或少数几个过程、故事、活动或其他线索。它们考察洗衣机现在与过去做什么、如何出现，以及它们参与的更大或更小尺度的（社会）循环与惯例。 ## 共同洗衣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Samantha Penn，与 PACTO 在雅典 Bark 共同洗衣，2017 年，摄影 Nora Silva。[^c016-n2]*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Samantha Penn，与 PACTO 在雅典 Bark 共同洗衣，2017 年，摄影 Nora Silva。[^c016-n3]* 在这次工作坊中，一大群人分成两个小组洗衣。每组一边洗衣，一边观察器具，讨论所用过程，并共同作出关于洗衣的决定。一组使用洗衣机和洗涤剂，另一组使用盆和手洗皂，徒手洗衣。 工作坊借鉴了古老的社群洗衣实践。自 17 世纪起就有正式记录（尽管这一实践存在的时间远为久长），记载人们划出草地、灌木丛或建造设施，供大家共同晾晒衣物，以及成群结队在河边洗衣的做法。[^c016-n4] 两组都提到，洗衣是他们平时独自做的事情。今天，洗衣通常是独自进行的。我们讨论了当今独自洗衣的实践所带来的影响：人们既与他人隔离，也与对洗衣机及其产业的理解隔离。这种独处如何影响人们思考自我、社群、工程和产业的方式？ 使用洗衣机的小组注意到，机器设置提示了可处理的材料（羊毛、精细织物），并想知道这些设置是如何选定的。工作坊结束后的讨论中，我们谈到洗衣与数据的关系。市场研究者访谈人们的洗衣习惯，这些回答会影响洗涤剂的营销与分销，也影响洗衣相关产品的设计与工程开发。 参与者表示，自己不习惯把洗衣看成一个过程，也不习惯把它与科学或工程相联系。人们还表示，相比平时洗衣，自己更能意识到身体、动作和决定。以工作坊形式洗衣，带出了此前未曾表达的、与劳动、学习和公共活动的联系，也让人意识到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洗衣惯例。各组针对所处的不寻常情境，提出了洗衣策略。例如，一组把手洗与球类游戏结合，将团成球的袜子扔进水里。另一组围着洗衣机，观看彼此演示怎样把待洗衣物放进机器；快速检视各种做法之后，大家共同选定一种，继续进行。 洗衣往往被放在一种特定劳动——“家务劳动”——的领域中，它既不与科学工程相连，也不与学习相连。参与者对共同洗衣任务的反应反映了这一点：两组都有几个人不满，因为他们原本期待“参加工作坊”，却不得不“干活”；有些人觉得，把平常以“自动驾驶”状态进行的事情当成工作坊来思考，困难或不自在。工作坊似乎也表现出洗衣机历史影响劳动与性别关系的某些方式：成员大多为女性的小组，似乎不愿探索洗衣惯例，而是迅速、审慎地工作；成员大多为男性的小组则把洗衣变成游戏，却没有太多参与对洗衣的集体分析与讨论。探索洗衣实践，必然促使我们思考家务劳动的相关观念，而家务劳动在历史上是性别化的。当然，这次单独举行的工作坊既不具代表性，也无法得出定论；它是在洗衣过程中展开的一次关于洗衣的讨论。在不同情境中重复工作坊，以理解我们与洗衣的关系，以及洗衣技术本身在今天如何可能具有性别属性，会很有意思，但仍无法据此作出定论。 ## 拆解洗衣机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Samantha Penn，拆解洗衣机，米兰 MACAO 集体工作坊，2017 年，摄影 Nora Silva。[^c016-n5]* 这项活动包括拆解洗衣机。三组人用手工工具和电动工具拆解三台机器，观看、拿取零件，研究它们的功能及相互关系，并把它们实际摆放在地上。每次拆解之后都进行讨论。 参与拆解的大多数人此前都没有工程训练，因此我们依靠小组的集体知识，寻找各自的路径，思考机器的不同部件及其运作。总体而言，日常生活中经常动手工作的人比较自信，不习惯动手的人则退缩。被问及原因时，他们说，自己把这件事看作陌生、甚至危险的事情，因而感到畏惧。有些人不熟悉工具：一位参与者在拆洗衣机时说，不知道怎样握扳手；拿在手里不舒服，还会滑落。别人告诉他怎样握，确实有帮助，但动作仍相对缓慢，于是便退到一旁，让更有自信的人拆掉机器的大部分。另一人说，拆机器时不知道从哪里开始；不知道如何思考部件怎样配合，又怎样拆开。第三人说，自己的身份感和成功感建立在写作及与人共事之上，面对洗衣机却感到无用、脆弱。他们觉得，现在开始学习如何与机器打交道已经太晚。这些反应表明，洗衣机虽然无处不在，大多数人通过日常使用也很熟悉，它仍具有某种神秘性。它们也表明，一个人与洗衣机的关系，同其已有技能、知识、经验，以及同其他拆解参与者的关系，密切相连。 拆解洗衣机从触摸和观看开始。我们不能指望就此“理解”洗衣机零件，但确实可以触摸它们、感受重量、向里面吹气、转动它们、进行视觉解读、提出问题，在洗衣机手册中查找，[^c016-n6] 并观看它们工作或被维修的视频。 洗衣机由结构相似、但为具体用途定制的部件组成，例如转动滚筒的电机和水泵中的电机。取走一个部件，机器就不再按计划工作，因为其余部件都依赖它。这一点尤其适用于旧机器。但在较新的机器中，当一个部件没有按程序工作时，洗涤程序仍会继续（结果是衣服比平常残留更多皂液，或更湿）。这使故障排查更加困难，但仍然能够做到。 许多工作坊参与者觉得，思考零件如何协同工作很有挑战。对于不习惯的人，这在涉及阅读电路板、思考部件互动时尤其明显。人们觉得电机与电路板、电磁阀及其他部件之间的关系晦涩难明。他们表示，难以读懂电路图上的符号，也难以弄清如何根据序列号研究洗衣机零件（网上能够找到的元件信息，通常出现在技术数据手册或销售清单中）。考虑到成为工程师需要多年的学习，加上工业劳动与家务劳动普遍分离，人们难以使用数据手册并不奇怪；这也是我们在下文 LED 序列工作坊中探索的事情。任何没有受过训练的人都能采取的策略，例如触摸、拿取机器零件，沿着电线或管道追踪，查找手册和教程，都是接近洗衣机的方法，能在一定程度上回应这些困难。放慢拆解节奏，把活动变成一次社交事件，也很有帮助。共同洗衣在历史上还具有巩固社群关系的功能。共同拆解如同共同洗衣，都要求人们离开日常空间和习惯，腾出时间与空间，站在一起挠头思考，共同商定一种方法，并有条不紊地实施，因此也能发挥类似作用。 ## LED 洗涤程序 这项活动首先从两个角度研究洗衣机历史。第一，依据 Lee Maxwell[^c016-n8] 和 Lel Gretton[^c016-n9] 的介绍，探索洗衣机械装置的历史，例如洗衣拍板与木槌、搅洗棒、搓衣板、手摇“摇奖筒”式滚筒、由曲柄升降的搅洗棒，以及由蒸汽机带动的滚筒。第二，考察英美工业革命期间家用电器的发展史，尤其是技术史学者 Ruth Schwartz Cowan 所论述的，它们在重新分配家务劳动方面的作用。[^c016-n10]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4．Samantha Penn，以 LED 表现洗衣机程序，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2017 年，摄影 Eleanor Chownsmith。[^c016-n7]* 这项研究为序列中 LED 所对应的数值提供了依据。多个 LED 被排列在并联电路中，经编程后点亮特定时长。在历史时间线上，亮灯一秒代表一个世纪，每个 LED 代表一种不同的机械洗衣方式。在洗涤程序时间线上，每个 LED 代表洗衣机的一个部件，亮灯一秒代表一分钟。 在一系列工作坊中，LED 程序被摆放在桌面上。参与者接通七个 LED 电路中的一个，就能选择并运行一段洗衣机历史序列。参与者还可以为自己的日常洗衣流程制作时间线；如果时间允许，也可以搭建自己的电路。 洗衣的故事很复杂，而且大多没有文献记录。或许是因为，历史上洗衣由劳动者完成，往往是有家庭的女性；这些人不太可能经常读写，也不太可能经常成为文字记述的对象。今天，情况有所不同：记者和历史学家的家里也有洗衣机；但历史形成的动力，已经以某种方式安排了基础设施和实践，使洗衣机很少被提及。因此，我们对洗衣机的理解，很大程度上建立在身体互动之上。 人们洗衣的方式，也高度取决于地方知识与条件。洗衣惯例涉及规划、思考与技能。洗衣包含大量细小决定。洗衣篮的使用、衣领袖口的处理、衣服悬挂和晾干的方法及适宜空间与条件、向洗衣机加入洗涤剂的方式，都有很大差异。机器制造商为洗涤程序命名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些选定的名称，对于洗衣机及其制造方式说明了什么，是一个迫切、值得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 LED | 代表事物 | 世纪 | 秒数 | | --- | --- | --- | --- | | 1 | 手、脚 | 公元前 30 世纪（30th BC） | 30 + 19 = 49 | | 2 | 洗衣拍板与木槌 | 公元前 25 世纪（25th BC） | 25+19 = 44 | | 3 | 船只 | 公元前 10 世纪（10th BC） | 10 + 20 = 30 | | 4 | 搓衣板、搅洗棒、压洗器 | 17—19 世纪（17-19th） | 3 | | 5 | 手动旋转、绕轴倾摆、搓洗装置 | 18—19 世纪（18-19th） | 2 | | 6 | 电动搅洗棒、捣洗柱塞、绕轴倾摆装置、搓衣板等 | 19 世纪（19th） | 1 | *图 5．Samantha Penn，LED 序列 2：洗衣机搅动方式，2017 年。* LED 序列表达了洗衣机／洗衣与时间之间特殊关系的某些方面。纵观历史，洗衣始终在两种状态之间交替：一种是由人主导、专注而忙乱的洗涤活动，另一种是意味充盈的停顿——等待晾干或浸泡等重要过程发生的时段。近几十年来，电动洗衣机把这些活动的大部分装进了一个箱子。这不意味着洗衣的时间延续特征被隐藏了，只是它被重新安排。这种时间性明显表现在电机转动及其间的停顿、机门联锁装置的咔哒声、旋钮的逐渐转动或 LED 灯的闪烁之中。在 LED 序列工作坊中，参与者必须等待每个 LED 亮起，标记洗衣机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节点。有时一盏灯会亮 20 或 30 秒。等待以灯光阅读洗衣机历史的体验，与等待一个洗涤程序结束相互呼应。同样重要的是，洗衣机上的 LED 灯，与听声音、检查机门一道，是人们确认洗涤程序结束时经常参照的信号之一。（留给未来工作坊的问题：人们会如何回应一段用电机或阀门制作的洗衣机历史？） 要用灯光制作历史，就必须选定有限数量的历史事件，并为之分配灯光。用 LED 代表历史模式，会截短洗衣机复杂的故事。从历史学家的角度看，这有问题，因为选出少数历史事件或标记，会抹去无数其他事件。但从洗衣机学习者的角度看，问题较小，因为用代表性标记替换细节，同洗衣机芯片的编程方式有相似之处。这是我们讨论 LED 历史序列时获得的一部分认识。洗衣机的故事，与电机、滚筒、阀门、悬挂系统和程序控制芯片的故事紧紧相连。 ```cpp //washing_machine_cycle（洗衣机程序：LED代表洗衣机部件。 //LED亮起的时长，大致代表该部件工作的时长） //LED1 Door Interlock（机门联锁） //LED2 Solenoid Valves（电磁阀） //LED3 Thermostat（温控器） //LED4 Heating element（加热元件） //LED5 Pressure switch（压力开关） //LED6 Motor（电机） //LED7 Drain pump（排水泵） //START OF SEQUENCE（序列开始） void Sequence(){ digitalWrite(LED1, HIGH); digitalWrite(LED2, HIGH); //温控器检测水温——足够热吗？N（否） digitalWrite(LED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3, LOW); delay(1000); //开启加热元件 digitalWrite(LED4, HIGH); //温控器检测水温——足够热吗？N（否） digitalWrite(LED3, HIGH); delay(1000); digitalWrite(LED3, LOW); delay(1000); [...] ``` *图 6．Samantha Penn，LED 序列，代码片段，2017 年。* ## 水系统时间线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7．Samantha Penn，水系统时间线，2018 年。* 在这项活动中，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的学生与教职员工搭建了一个管道网络，它同时也是传达洗衣机历史的时间线。管道包括采用钎焊连接的 15mm 和 22mm 铜水管，以及一根 28mm 的 MDPE（中密度聚乙烯）管；供水来自一个四加仑冷水箱，这种水箱通常用于向集中供暖系统供水，并冷凝、收集多余蒸汽。一个洗衣机水泵使水在系统中持续循环。 与 LED 序列时间线一样，这条时间线将洗衣机表述为一台处于管网之中的机器。用来制作时间线的铜管和塑料管，是英国家庭水管系统的标准材料：铜管供水，塑料管排放废水。在英国大多数家庭中，洗衣机通过洗衣机阀门和管道接头连接到这些管道；这些管道又接入主干管线，将城镇与水库、下水道及污水处理厂相连。管道的历史交织在城镇历史之中。管道、水箱与散热器，是数千年来为容纳和分配水、向家庭和工作场所送水、排走废水、灭火、管理建筑温度以及分离污水与净水而设计的一长串错综复杂的部件和系统中，最新的一批。家庭水管系统经过数百年改进（锅炉的发展史，以及多年间添加的各种安全与燃料再利用措施，就是很好的例子）；然而，今天水管工采用的一些技能与实践，仍与数千年前的做法呼应。钎焊铜管、使用可控气源加热水，以及依靠重力供水的管道系统，都已以某种形式存在了数千年。[^c016-n11] 这条由管道制作的时间线纳入家庭水管系统的零件，如同 LED 序列一样，指涉一些使洗衣机和洗衣活动运转的部件，从而在部件与洗衣史之间建立联系。协作搭建系统的动手活动，也传达了洗衣机的历史与身份。在这里，水管工和洗衣妇的手工劳动，在水离开管道、开始注入洗衣机的那一点上连接起来。 正如洗衣机的存在，为我们对洗衣清洁程度与所需努力的预期提供基准，水管系统也为供水、清洁与储水相关的预期提供标记。家中水管漏水之所以令人苦恼，是因为它威胁到我们围绕自身建立的多重安全系统，使卫生、构成住宅的材料的结构稳定性、金钱，以及陌生人进入家中等问题亮起红灯。水管紧急故障提醒许多屋主，自己缺乏实际操作能力，并进一步提醒他们在危机中的脆弱。水管系统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帮助人们延长寿命、降低疾病发生率。它们通常可靠，也在许多方面使生活更简单。它们也是治理机构维持、施加权力的方式：通过分配或撤回供水维护，通过确立只有部分人才能达到的卫生标准和技术复杂程度，通过建立坚固的物理边界；这些结构既保护我们的安全，也把我们困在仪式之中。 水管、洗衣和洗衣机很少被书写，原因之一是，文字在这些领域并非特别有用。学习水系统、电气系统或机械系统“语言”的唯一方式，是置身其中、在其中工作。有趣的是，在英国，许多与洗衣机同住的人，尤其是更多与电脑同住的人，通过一小组涉及按钮、电缆连接和开关的重复动作与机器互动；与此同时，这些机器的物理足迹却极其庞大，涉及土地的开挖、数千人的劳动、许多加仑水的压力，等等。 ## 混合、分离、限制、搅动 洗衣机搅动衣物，把肥皂、污垢、织物和热水混合起来，将净水与污水、不同种类的织物分开。这些混合与分离，又与洗衣机滚筒之外其他混合与分离的产生相联系。例如，导致洗衣机电机出现的过程，通过工业革命，与把 house-bond（husband，丈夫[^c016-n12]）和 house-wife（家庭主妇）分开、把家庭与工业分开、把人划分成两种性别的过程相联系；这两种性别的行动都受复杂规制系统限制。另一个例子是，铜线或铜管的制造，与工业革命以及一种殖民实践相联系：把艰难、危险、留下伤痕的劳动从一个国家转移到另一个国家，以此巩固权力。类似的规制系统还沿着不同界线分割“工作”（work）一词：作为社会现象的劳动，与作为物理现象的功被分离。作为社会现象的劳动又被以无数方式进一步分割。建筑劳动、办公室工作、学术工作与家务劳动，是因物理分隔与组织调配而形成的一种分割框架。另一种框架把思想与行动分开；还有的把科学、工程和文化分开；还有的把数字与模拟分开。洗衣机连接着这些分割，但我们不习惯通过洗衣机来思考它们。 以下是洗衣机项目迄今所揭示的一些分离与混同现象： - 家务劳动与工业／工程／科学相互脱节，尽管两者曾共同演化。 - 通过工业化、官僚化和计算，人们沿性别与阶级界线被分开。 - 劳动概念常与学习概念分离，因此人们反复问：“我们为什么要做一个关于洗衣机的工作坊？” - 机器及其工业生产与“文化领域”和“社会领域”被分开，因此很少被认作它们的一部分。 - 知识概念与家务劳动脱节。 - 在家庭之外、在工厂中发展起来的系统，虽然每天都存在于家里，却很少在家中被提起。 - 家务劳动逐渐将家用电器纳入其中，却不关心维修它们或理解它们怎样运作。历史上，这些问题由工厂和偶尔上门的工程人员处理，现在仍然如此。 - 如果取代仆人的家用电器不能正常工作，一个家庭就失去了一项维持和谐生存的重要资源，因而面临社会地位下降，以及随之而来的财富与稳定性下降的风险。 - 家务劳动与维持生活方式相联系：它没有报酬，却被间接货币化。 - 道德与清洁被混为一谈。 - 健康与遵守社会规则，以及成功和财富相联系。 - 两个相关领域只有有限交叉：一边是家务操持者和洗衣机完成的劳动，另一边是物理学家研究、并被纳入洗衣机设计与建造的功。 - 洗衣机与洗衣的社会影响，都依据心理学方法与原则评估，并被组织成可供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处理的形式。 - 洗衣的社会影响，还通过往往不言明的一系列观察与行动来评估。这些未经记录的实践，间接塑造了人们确立并维护集体边界的界线。 - 然而，洗衣机的社会影响却很少被纳入学术研究，也很少在家中讨论。 - 在家庭的日常运作中，人们很少讨论电力和供排水系统的工作，除非正在进行电气或管道作业；这样的维修会彻底、痛苦地打断家庭运行。 - 一个系统的安全与稳定，需要以另一个系统安全与稳定的降低为条件。 另一种分离，让我们在集体层面区分两件事：把连续体划分为离散区块的做法，以及正在被划分的连续体本身。这导致一种倾向：只看其中之一，而不同时看两者——过度强调离散或连续的一面，而没有把两者都视为产生相互作用效果的塑造力量。至少自人类耕种土地以来，分离与限制就一直是常见实践；建造围栏和其他土地防护设施可以防止异花授粉，从而使作物产量更可靠。它们帮助我们确保有足够资源生存、兴旺，甚至提前规划。正如任何家务操持者都会告诉你的，家用电器参与着地方性的生存、兴旺和未来规划。与此同时，这些分离也是延续数百年、影响深远的限制与遮蔽系统的一部分。 这些限制与遮蔽的症状，与限制本身一样复杂、难以观察。这个项目只是开始凸显其中一部分。一般而言，家庭中机器的存在，只有在它们故障时才会被注意到。维修工作严重扰乱家庭的日常运转；除了喝茶和如厕休息所带来的慰藉之外，维系家庭的日常惯例，又反过来打断维修工作。在工业场所，人们依赖椅子和厨房，却很少注意它们；直到它们被移走或损坏，苦恼和争执才随之而来。 基础设施得以维持、机器能够顺畅运行，是因为特定地点存在限制：某些领域发生混合，另一些领域发生分离。没有这些限制，基础设施就会显露出来，令人难以承受。我们必须寻找不同方法，来处理健康、水的分配、住宅的温度控制（目前通过热水实现），以及身体的温度控制（目前通过衣物实现）。限制按其定义，就是有意遮蔽。通过花时间与洗衣机相处，这个项目开始解开它们产生的某些混同、可能性与限制。 ## 致谢 项目贡献者包括 Tanya Boyarkina、Alan Stanley（金史密斯学院）、Eleanor Chownsmith、Oscar Cass-Darweish、Joe Downing、Patrick King、Carin Jaeger、YoHa（Matsuko Yokokoji、Graham Harwood）、Rebecca Strickson、Terry Norman、The Remakery Brixton、Andrew Downes、Martins Morozovs、Ben Kagwa、Muchi Lukhezo、Orsetta Hosquet、Lee Maxwell、Andy Freeman、Mara Ramirez、Wandle Industrial Museum、Turf Projects、Croydon Arts Store（尤其是 Warren Andrews）、PACTO 集体成员、Alicia Nicholls、Brian Smith（Choice Training）、Lisa von Schoor、Lev Levitan 和 Ixtli Orange。 ## 参考文献 Agre, Phil.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in Phil Agre and Douglas Schuler (eds) *Reinventing Technology, Rediscovering Community: Critical Explorations of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Greenwich, CN: Ablex Pub, 1997, pp. 1-19. Beniger, James. *The Control Revolution: Technolog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6. Chabot, Pascal, Aliza Krefetz, and Graeme Kirkpatrick. *The Philosophy of Simondon: Between Technology and Individuation*, London: Bloomsbury Academic, 2013. Dixon, Graham. *The Washing Machine Manual,* Somerset: Haynes Publishing Group, 1999. Gretton, Lel. 'History of Laundry', *Old and Interesting*, 2010, http://www.oldandinteresting.com/history-of-laundry.aspx. Hodding, Carter. *Flushed: How the Plumber Sav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Atria Books, 2007. Maskrey, Michael and Wilson, Eamon. *The City & Guilds Textbook: Level 2 Diploma in Plumbing Studies (6035),* City and Guilds, 2013. Maxwell, Lee. 'Oldewash: Agitator Alley', Washing Machine Museum, 2013, http://www.oldewash.com/agitator_alley/agitators.html. Schwartz Cowan, Ruth.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9. [^c016-n1]: Phil Agre,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in Phil Agre and Douglas Schuler (eds) *Reinventing Technology, Rediscovering Community: Critical Explorations of Computing as a Social Practice*, Greenwich, CN: Ablex Pub, 1997, pp. 1-19. [^c016-n2]: 图片经摄影者许可转载。 [^c016-n3]: 图片经摄影者许可转载。 [^c016-n4]: Lel Gretton, 'History of Laundry', *Old and Interesting*, 2010, http://www.oldandinteresting.com/history-of-laundry.aspx. [^c016-n5]: 图片经摄影者许可转载。 [^c016-n6]: Graham Dixon,*The Washing Machine Manual.* Somerset: Haynes Publishing Group, 1999. [^c016-n7]: 图片经摄影者许可转载。 [^c016-n8]: Lee Maxwell, '*Oldewash: Agitator Alley',* Washing Machine Museum, 2013, http://www.oldewash.com/agitator_alley/agitators.html. [^c016-n9]: Lel Gretton, 'History of Laundry', *Old and Interesting*, 2010, http://www.oldandinteresting.com/history-of-laundry.aspx. [^c016-n10]: Ruth Schwartz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The Ironies Of Household Technology From The Open Hearth To The Microwave,* London: Free Association Books, 1989. [^c016-n11]: Carter Hodding, *Flushed: How the Plumber Saved Civilization,* New York: Atria Books, 2007. [^c016-n12]: Ruth Schwartz Cowan, *More Work For Mother,* p. 17. # C 代表……？用于协作学习批判性制作、为其学习、从中学习并了解它的卡片 Verena Kuni 今天我们想学什么？如果答案是“批判性制作”，那意味着什么？如果把批判性制作视为一种实践，我们难道不能直接投入，在做中学吗？可是，这岂不意味着我们已经知道批判性制作是什么、如何运作？那么，我们是否应该先学习一些关于批判性制作的知识？如果是这样，而且我们想认真对待最初的目的，那么学习过程是否也应由对研究对象的批判性反思来引导？这是否意味着，我们的学习过程与其说是寻找答案，不如说是提出问题？如果“批判性制作”是答案，那么我们的问题是什么？ 让我们试一试。我们一起考察与批判性制作相关的实践、理论、概念、方法、技法和工具，进一步了解它。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可以审视它们各自对批判性制作采取的态度或立场；看看它们通过构想、思考、发展和开展批判性制作的方式，声称回答了什么问题。把这些放在一起，应当能够帮助我们学习批判性制作、为其学习、从中学习，并了解它。因此，我们可以从绘制领域地图开始。基于这一映射，我们可以制作一套索引式学习卡，帮助我们提出问题。 但我们应当怎样绘制领域地图？显然，我们需要开展研究，也需要决定采用哪些方法。直接向批判性制作实践者提出问题，当然是个好主意。但出于各种原因，这个选项并不总是可行或实际。幸运的是，似乎还有一个有价值的替代办法。近几年，已经出现了一整套文献，讨论批判性制作的实践、理论、概念、方法、技法与工具的出版物不断增加。因此，我们应该把阅读视为领域映射的坚实基础。[^c017-n1] 借鉴多种资源，将有助于我们绘制既多样又细致的地图，也会为索引提供丰富的潜在关键词，为学习卡提供丰富的材料。 不过，即使是将实践概念化的过程，也应该伴随批判性反思，不是吗？今天，当我们不仅可以把字母读作语言，还可以把它们读作信息资本主义最大几家全球企业之一的品牌名称时，映射、索引这类看似中性的过程会发生什么？我们本来就在学习的那些语言又怎样？而且，既然已经开始提问，我们是否也应当问问卡片本身？ 这些问题涉及我们构想的基础，因此，在动手制作学习卡之前，我们必须先作较详细的探索。不过，这样做时，我们会发现，自己早已身处批判性制作的进程之中。那么，就试试吧！ ## C 代表……Cards（卡片） 为什么选择卡片？卡片作为学习工具，拥有相当悠久的传统。大多数人都熟悉索引卡的一种广泛使用的近亲，即所谓“闪卡”。它最基本的形式是一张长方形纸卡，一面写问题或难题，另一面写答案或解法；在语言学习中，一面是单词或短语，另一面是译文。用闪卡学习，通常被视为通过主动回忆帮助记住信息的操练。[^c017-n2] 显然，对于我们认为真实、稳定的信息，这种方法是合理的；尽管信息并不一定总是如此，我们仍希望以后能把它作为某一主题的知识提取出来。因此，闪卡是学习词汇、公式、数字、姓名、术语、分类法、序列、年表等内容的有用工具。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它与既有的“知识秩序”紧密相连，包括现代数据库的祖先，例如“Zettelwirtschaft”（卡片管理）中的卡片式系统。[^c017-n3] 然而，恰恰由于这个原因，闪卡大概不会是我们学习批判性制作时首选的工具。首先，“批判性”这一观念邀请我们不要预先把任何事情视为理所当然，而要对研究对象进行批判性反思，包括与其相关的想法、理论、概念、材料、工具、实践和过程。实际上，连批判性制作本身的概念都差异很大。它不只是一种方法，也被界定为一种创造性路径、一种反思性实践、一种位于媒体、物质与社会交界处的艺术研究和设计工具，[^c017-n4] 一种教育工具，甚至本身就是一种学习策略。[^c017-n5] 面对如此多的定义，如果认真思考批判性制作的学习卡，难道我们不应该针对它的多种用途，期待不同的卡组和不同的配置吗？ 当然，闪卡只是把卡片用作学习工具的一种方式。过去几十年，尤其在创意领域，其他类型的卡片惊人地兴盛起来。一个原因是学习与游戏之间的联系，近来几乎一切事物的游戏化又强化了这种联系。[^c017-n6] 其他趋势也可以包括在内：在以人为中心、“以用户为导向”和面向社群的设计过程中使用动手工具；[^c017-n7] 从实验心理学与认知心理学汲取灵感、以过程为导向的卡片，包括用于治疗和辅导的卡片；[^c017-n8] 甚至还有占卜系统，因为它们也将卡片用作思考与制作的媒介。[^c017-n9] 虽然其中许多用途主要并不关乎学习，它们的某些特征、性质和条件，仍很适合调整后用于学习过程。在许多情况下，图像与文字的互动——往往是卡片设计中重要、甚至决定性的一部分——有助于为思考和行动打开一个多逻辑空间。[^c017-n10] 此外，闪卡通常面向单个学习者，把学习理解为相当孤独的过程；其他许多卡片系统则建立在沟通之上，也常建立在行动之上，有时明确预期所学内容将被应用。大多数卡片系统，如同大多数纸牌游戏，都会发展出一个由玩家或参与者组成的临时社群，并与之互动；这也是把卡片尤其视为协作学习工具的另一个充分理由。同时，相关“社群”的结构各有不同：显然，治疗或占卜场合不同于游戏场合，职业 Skat 牌手群体也不同于一群朋友，更不同于一家人打牌。因此，与其他学习情境一样，这种形式总能让我们处理权力及相关等级的问题：嵌在“游戏规则”中的权力，[^c017-n11] 嵌在它所处系统框架中的权力，以及由参与者带入的权力。 最后，关于以卡片为基础的学习系统，还应提出一个更一般的观点。许多卡片系统，包括方法卡，都是预先设计、开箱即用的。但自己制作卡片，对学习过程即使不是关键，也是有帮助的。这有力地支持了一个主张：不仅把卡片作为协作学习工具，还应把构想、设计和制作卡片的过程看作学习的一部分。不过，主动参与固然支持主动学习，知识的质量仍然受信息质量制约。 ## M 代表……Mapping（映射） 为什么要映射？Garnet Hertz 提议将“识别一个领域的核心隐喻”作为批判性制作的第一步，这有充分理由。[^c017-n12] 隐喻与认知、概念、沟通和文化普遍相关，因此为理解我们的思考、行动和交流方式提供了钥匙。[^c017-n13] 不过，也正因如此，我们无法摆脱它们的影响。因此，必须清楚意识到，我们的钥匙既是较为字面意义上的钥匙，同时又是 *imagines agentes*，即“起作用的图像”[^c017-n14]：它们引导我们，也要求批判性反思。它们既是批判性制作的主体／客体，也是其中使用并服务于它的工具。 因此，虽然我们的项目并非地理学研究，我们仍可以从批判性制图的概念（方法、理论、实践……）中获得洞见。[^c017-n15] 我们也应该承认，“地图不是它所代表的领土”。[^c017-n16] 我们的映射深受系统、思维结构及语言本身的影响。此外，我们的地图永远不可能完整覆盖研究对象，甚至无法做到近似完整。 然而，映射仍可以成为学习过程中的一个有用步骤。虽然我们的首要目标不是使信息可视化，但在协作学习框架内，至少采用某种简单的可视化形式，当然是合理的。例如，我们可以把术语写在卡片上，再将卡片排列在墙上，以便共同讨论。这也使我们能够讨论学习过程中不同映射方法的优缺点。比如，将思维导图与概念图比较，前者能够邀请我们思考语言与意义、分类与等级化之间的关系；后者则可能更适合深入了解批判性制作的不同概念，也可能帮助寻找潜在的交叉参照。[^c017-n17] 不过，由于我们的起点是有关批判性制作的出版物，而最终希望为学习卡得到一系列词目，我们也可以采用语义映射的基本原则，尤其因为它们还能帮助我们对清单作必要的缩减。批判性制作与技术，尤其是数字技术关系密切，那么我们是否也应考虑使用软件？例如，文本挖掘软件不仅可以简单提取条目，还能自动导出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清单。还是说，我们应当克制，不使用自动化过程？原因不仅是更重视定性而非定量评估，[^c017-n18] 也因为我们的目标是学习批判性制作、为其学习、从中学习并了解它，所以应当依靠人的头脑与精读，而不是依赖机器替我们工作？[^c017-n19] 考虑到主动参与学习的好处，尤其是在协作、以小组为基础的过程中，我们有充分理由，主要选择后一种方式。因此，我们建议更重视这一程序，而把自动化程序用于工作过程中的比较环节，以批判性地反思人工映射与机器映射——或更准确地说，计算机辅助映射——的含义和效果。Jessica Barness 与 Amy Papelias 对《批判性制作［在］设计与数字人文学科［的交汇处］》[^c017-n20] 中各篇文章所做的映射表明，计算机映射与可视化结合，可以产生很强的启发性。但同时，这些图表的可读性和解读方式都仍值得商榷。首先，对单篇文本进行自动词频分析，识别出关键词清单；然后，基于比较挖掘分析，建立这些词频之间的关系。[^c017-n21] 这些关系告诉了我们什么？它们是否真的如 Barness 和 Papelias 所说，为概念间关系提供了洞见？[^c017-n22] 还是说，它们更多揭示的是词汇，是字词而非意义、意图和想法？考虑到语言与隐喻的影响，我们或许不应该完全排除前者的一部分确实包含在后者之中的可能；而且，这些结果确实可以“帮助更好地理解用来传达批判性制作概念的语言”。[^c017-n23] 但留意两者之间的差距，大概仍然很重要。[^c017-n24] 无论如何，就像地图不同于它试图覆盖的领土，收集这些词也只是这项持续工作中的一步。选择字母顺序，或许可以免去进一步展开语义网络的负担。但我们仍须决定纳入哪些关键词，以及从清单中挑选哪些词，作为学习卡的示例。因此，即使决定依据一小份明确以批判性制作为主题的阅读清单，前面说到的语言影响又该如何处理？那些看似显然的关键词——“批判性”“制作”“设计”等等——被不同作者赋予不同意义，我们如何应对？不同作者用不同术语命名我们认为相似、甚至相同的问题时，又该如何处理？对于我们认为严重缺失的术语呢？我们要怎样选择？ ## P 代表……Prototypes（原型） 为什么制作原型？如果自己设计、制作学习工具，可以被视为学习过程中有价值的一部分，那么答案似乎已经给出。但同时，学习不也意味着“向……学习”吗？向他人学习，而不只是向积极参与本学习社群的人学习？确实，我们既想关注工作的质量，也希望避免重复发明轮子。这里，我们不仅会受益于对主题的研究，也会受益于对工具的研究。我们还应专门寻找自己领域内的原型与先例，即为批判性制作创建学习卡的先例。 确实，我们并不是最早尝试在批判性制作情境中采用这种形式的人。2015 年，在推出关于该主题的大型小志合集三年之后，[^c017-n25] Garnet Hertz 开发了“批判性制作设计流程卡”的原型，“旨在帮助技术设计师描绘、制作新设计的原型；这些设计要与文化相关、参与社会，并挑战商业设计当前的偏见”。[^c017-n26] 虽然这一描述似乎主要面向专业设计实践者，但很容易想象把这些卡片用于教育，例如设计院校的课堂。此外，因为其主题是批判性制作，我们可以假定，卡片的任何使用都应启动学习过程，即做中学。然而，核心仍是设计过程本身。因此，按照 Hertz 自己的定义，其意图确实是遵循四步方法，“真正做出”某种东西：“1．识别一个领域的核心隐喻；2．认识这些隐喻排除了什么、使什么边缘化；3．反转隐喻，将被边缘化者带到中心；4．构建一个体现这种反转的新替代方案。”[^c017-n27] 这套卡牌原型提供了一组示例任务，由不同类型卡片的组合生成，将任务拆为概念性组成部分。但如果回到 Hertz 对这一过程的定义，就会发现第 1—3 步已经被包含在卡片本身之中。当然，这并不严格排除批判性反思，因为任务和设计过程本身都能激发反思；更不用说，可以在使用卡片之前介绍批判性制作，之后讨论结果。[^c017-n28] 同时也很清楚，使用卡片意味着我们把某一种特定的批判性制作概念，即 Hertz 自己发展的概念，当作既定前提。因此，如果希望更深入了解这一概念、其背景以及它在不同理论和实践中的参照，我们大概也应该依靠其他资源。[^c017-n29] 不过，一套把前三步整合进来的卡牌会是什么样子？又或者，一套采用更开放方法的卡牌会是什么样子——它让我们能够学习，更广泛的批判性制作过程如何被发展和实践？ 2017 年，来自 Shrishti 艺术、设计与技术学院的 Karvita Arvind 和 Tulip Sinha Neel，开始改编 Hertz 的流程卡，希望它们“能在艺术与设计课堂中，用来教授和学习批判性制作的概念”。[^c017-n30] 她们首先在课堂上绘制领域地图，提出五个主要关注类别：技术、材料、概念、时间和空间；每一类都作为单独一张地图的中心。[^c017-n31] 随后画出两张流程图，进一步探索设计过程与批判性制作过程之间可能的联系。前者为后者提供依据，而两者明显都受到设计思维概念影响。[^c017-n32] 接着，她们开发了三类卡片。主卡关联第一步识别的主要类别，选用映射过程中收集的一部分术语。促进卡向使用者提示设计任务，例如“用黏土塑造你的想法”“制作情绪板”“用电子技术和数字媒介构建你的想法”。最后，扰动卡列出行动，例如“捐出你最好的概念”“批评另一个小组最青睐的想法”。[^c017-n33] 与 Hertz 的卡片相比，这个原型似乎更加开放，能够在设计过程框架内容纳更广泛的批判性制作概念，也可能更明确地指向协作学习过程。同时，它与流行的设计思维方法之间相当紧密的联系，也值得审视。此外，这个原型对于一般意义上的批判性概念，说明得不够清楚；对于其所依据的批判性制作概念，也没有真正明确表达。如前所述，与 Hertz 和 Arvind／Neel 的两套卡牌原型不同，这里目的与其说是制作一套用于设计过程的卡片——不论该过程是否发生在课堂——不如说是发展一套学习卡，使我们深入了解与批判性制作相关的各种概念、方法、理论、实践、技法与工具。要实现这个目标，我们需要另一种方法。 ## P 代表……Proposal（提案） 下面几段勾勒这一过程的提案。它们是一份草案，可以自由改编、进一步细化，甚至部分或全部否定。这一程序也应该适用于个人项目，但协作学习，以及学习者集体积极参与整个过程，可能会带来最好的结果。因此，这里不是提出一个严格原型，而是向一种实践发出更加开放的邀请。批判性地制作学习卡，是过程的核心部分。[^c017-n34] 作为起点，我们建议基于采用不同方法的批判性制作出版物来绘制领域地图，[^c017-n35] 识别与概念、方法、理论、实践、技法及工具有关的关键词。这些词将成为学习卡的索引词（INDEX）。[^c017-n36] 像传统索引卡一样，我们可以在每张卡上添加来源，包括引文（QUOTES）、有关语境的笔记（NOTES），也许还可以用更多参考资料或例子（EXAMPLES）来补充信息，并添加 #标签（#TAGS），鼓励将该词与其他词交叉参照。此时，我们或许也想用自己的话写下一条简短定义（DEFINITION），同样以 #标签 增强它。现在，索引卡做好了：可以作为学习用闪卡，也可以作为其他用途的参考资料。 但前面思考的那些问题（QUESTIONS）怎么办？有参考资料支持的定义，当然有助于取得概览；可要鼓励批判态度的发展，问题是否更合适？如果是这样，那套众所周知的 5W+1H——谁、什么、何时、何地、为何、如何——会有帮助吗？还是需要找到更复杂的问题，例如“在什么情境中？”“为谁？”“与什么相关？”，甚至“从哪个立场出发？”最终，我们能否构造一个核心问题，而我们的关键词就是它的答案？还是更愿意激活多个问题？其中一些问题，可能促使我们批判性地重新审视资源和参考资料的选择，也重新审视索引词（INDEX）的选择，从而要求我们进一步投入学习卡的批判性制作（CRITICAL MAKING）。让我们试一试…… ## 参考文献 Arvind, Kavi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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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eter Krapp, Cambridge: MIT Press, 2011。我们也完全可以把这一视角延伸到当下，纳入许多当代卡片用法，以及更流行的便利贴用法。 [^c017-n4]: 不应认为这些方面必然“集于一身”，因为批判性制作有不同路径，各自关注不同方面，或赋予它们不同权重。详见下文，以及附录中的“批判性制作书目——批判性映射来源”。 [^c017-n5]: 尽管并非总被明确讨论，这一方面仍嵌入许多核心出版物介绍批判性制作时的方法论路径中。例如，见 Rosanne Somerson and Mara L. Hermano (eds), *The Art of Critical Making. Rhode Island School of Design on Creative Practice*, Hoboken: John Wiley & Sons, 2013；显然，本书也如此。 [^c017-n6]: 见 Sebastian Deterding and Steffen P. Walz (eds), *The Gameful World. Approaches, Issues, Application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c017-n7]: 最著名的例子是 *IDEO Method Cards*。有关这些卡片以及与 IDEO 设计思维哲学相关的其他“工具”，见 https://www.ideo.com/tools 。若需一份很好的概览，其中还包括食谱卡、Brian Eno 与 Peter Schmidt 的 *Oblique Strategies*（斜向策略）卡等历史先例，见 Ola Möller, ‘82 Creativity Card Decks: Case Studies’, 2014, https://methodkit.com/research-method-cards/ 。进一步阅读见 Christiane Wölfel and Timothy Merritt, ‘Method Card Design Dimensions: A Survey of Card-Based Design Tools’, in Paula Kotzé, Gary Marsden, Gitte Lindgaard, Janet Wesson, Marco Winckler (eds),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 INTERACT 2013*,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13, pp. 478-486。 [^c017-n8]: 这里的范围相当广泛：从 Karl Zener 和 Joseph B. Rhine 用于超感官知觉（ESP）实验研究、声名颇具争议的 *Zener Cards*，到 Eli Raman 为治疗过程中的视觉叙事提示而设计的 *OH-Cards*。 [^c017-n9]: 最著名的例子塔罗占卜卡，经常吸引艺术家自行设计卡牌，或把它们用作表演性工具，这大概并非偶然：它们非常丰富地运用图像与／作为隐喻的图像，把它们作为沟通过程的媒介。较新的例子，见 Denisa Kera 的 *Parlor of Futures* 项目，https://futureparlor.tumblr.com/ 。有关用户体验／说服性设计的模仿与挪用，见 Meriç Dağli, ‘A Critical Design Sprint Tool. The Rules of the Cold-Reading Cards’, 2017, http://mericdagli.com/project/a-critical-design-sprint-tool 。 [^c017-n10]: 一个很好的例子，而且也与本章主题相关，是 Moritz Greiner-Petter 设计的 *Unmaking Cards*（反制作卡）。它们是为巴塞尔 IXDM Critical Media Lab 与维也纳 RIAT Research in Art and Technology 在 2016 年 *transmediale* 举办的“关于创客与黑客文化”的“对话作品”活动设计的工具。见 https://www.ixdm.ch/portfolio/unmaking-5-anxieties/ 和 https://www.ixdm.ch/wp-content/uploads/2016/03/unmaking_cards_web.pdf 。 [^c017-n11]: 这里不仅指一般的游戏及其文化意义，如 Johan Huizinga、Roger Caillois 等人所探索的那样；在本章语境中，也指 Pierre Bourdieu 的“règles d’art”（艺术的法则）。见 Pierre Bourdieu, *Rules of Art: Genesis and Structure of the Literary Field*, trans. Susan Emanuel,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c017-n12]: 见下文“P 代表……Prototypes（原型）”一节中的参考来源。 [^c017-n13]: 隐喻学是一个传统悠久、值得推荐的读物极为丰富的研究领域。与此处特别相关的一部经典是 George Lakoff and Mark Johnson, *Metaphors We Live By*,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1980。 [^c017-n14]: “起作用的图像”这一概念可以追溯到拉丁文 *Rhetorica ad Herrennium*，此后影响了许多讨论不同类别图像之力量与潜能的理论路径。把隐喻纳入这一视角，有充分理由。 [^c017-n15]: 例如，见 Jeremy W. Crampton and John Krygier, ‘An Introduction to Critical Cartography’, *ACME: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for Critical Geographies* 4.1 (2005): pp. 11--33。 [^c017-n16]: 见 Alfred Korzybski 在 *Science and Sanity: An Introduction to Non-Aristotelian Systems and General Semantics*, New York: Institute of General Semantics, 1958, p. 58 中那句被广泛引用的话。 [^c017-n17]: 有关一般知识映射方法，见 Chaomei Chen, *Mapping Scientific Frontiers: The Quest for Knowledge Visualization*, London, Berlin, Heidelberg: Springer, 2003；有关概念图，见 Joseph D. Novak and D. Bob Gowin, *Learning How To Lear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1984)。 [^c017-n18]: 如果无法使用某种经过我们的方法与主题双重训练的先进人工智能软件，自动化定性评估的可能性大概不高。不过，也应提到，目前已经有很多可以训练的软件。 [^c017-n19]: 此处引用 Cornelia Sollfrank 为其 *net.art generator*（网络艺术生成器）选择的同名格言；见 http://net.art-generator.com/ 。 [^c017-n20]: Jessica Barness and Amy Papelias (eds), *Critical Making: Desig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Visible Language* 49:3 (2015),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Design, Architecture, Art, and Planning, 2015。 [^c017-n21]: 有关过程和所用软件的更详细说明，见 Jessica Barness and Amy Papelias, ‘Critical Making at the Edges’, in Jessica Barness and Amy Papelias (eds), *Critical Making: Desig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p. 9。 [^c017-n22]: 同上。值得争论的不仅是这种方法究竟是否真正“定性”，还是至少在相当大程度上仍属定量；同样值得质疑的是，以这种方式建立的联系是否属于“结构性”联系，并进一步展示了超出词汇使用之外的“共同性”。 [^c017-n23]: Jessica Barness and Amy Papelias, ‘Critical Making at the Edges’, p. 9。 [^c017-n24]: 若要提高对此类差距的警觉，推荐阅读 Johanna Drucker, *Graphesis: Visual Forms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c017-n25]: 见 Garnet Hertz (ed.), *Critical Making*, Hollywood: Telharmonium Press, 2012 (pdf edition 2014), http://conceptlab.com/criticalmaking/ 。 [^c017-n26]: 见 http://www.conceptlab.com/cards/ 。 [^c017-n27]: 见 Garnet Hertz 讲座 ‘Critical Making: Foundations and Processes of Critically Engaged Design Practice’ 的视频，The School of Media Studies at The New School, New York, 9 February 2015, http://smscommons.newschool.edu/understandingmediastudieslectureseries/2015/02/09/garnet-hertz-critical-making-foundations-and-processes-of-critically-engaged-design-practice/ 。 [^c017-n28]: Hertz 的工作坊正是这样安排的。 [^c017-n29]: Hertz 本人提到“批判性制作（Ratto）、批判性技术实践（Agre）、反思性设计（Sengers）、近未来（Bleecker）、批判性设计（Dunne & Raby）、设计中的价值（Nissenbaum）、战术媒体（Lovink）和对抗性设计（DiSalvo）”，http://www.conceptlab.com/cards/ 。这些参照中的大多数，可以追溯到他于 2012／2014 年出版的小志合集，见 Garnet Hertz (ed.), *Critical Making*；其中许多也在其他作者有关这一主题的出版物中（再次）出现。另见附录“批判性制作书目——批判性映射来源”。 [^c017-n30]: Karvita Arvind, ‘Cards for Critical Making’, *Medium*, 8 September 2017, https://medium.com/two-penny-arcade/cards-for-critical-making-5a62e82fefb1 。 [^c017-n31]: 见同上。 [^c017-n32]: 更准确地说，主要影响似乎来自 IDEO 发展的概念。这些概念在过去十年极其流行，同时被斯坦福大学、哈索·普拉特纳研究所等机构通过专门教育项目推广。见 Tom Kelley, *The Art of Innovation: Lessons in Creativity from IDEO, America’s Leading Design Firm*, New York: Doubleday, 2001，以及 Hasso Plattner, Christoph Meinel and Larry Leifer (eds), *Design Thinking: Understand -- Improve -- Apply*, Berlin, Heidelberg and New York: Springer, 2012。不过也应指出，这些概念还有其他路径，而且与前者相比，较少以商业为导向。例如，见 Nigel Cross, *Design Thinking: Understanding How Designers Think and Work*, Oxford: Berg, 2011。 [^c017-n33]: Karvita Arvind, ‘Cards for Critical Making’。 [^c017-n34]: 这确实也是一种尝试——如果愿意，也可以称为提案——旨在指出，批判性制作归根结底是一个动词：批判性地制作。 [^c017-n35]: 如上所述，“手工”与“自动化”程序都可能有效。不过，我们建议手工映射，因为作为集体努力时，它还会鼓励、支持围绕来源以及从中选取哪些术语的讨论。 [^c017-n36]: 映射的主要来源已收集在单独的书目“批判性制作书目——批判性映射来源”中，它以一份更广泛的相关研究书目为基础。应当说明，选择时有意不局限于明确讨论“批判性制作”或在字面上使用这一说法的文本；清单也包含讨论相关概念的文本。 # Enkel 集体：培育变革者 Benjamin Matthews > 我们一直说，使命是培育新一代变革者，而不是由我们自己来当变革者。 > ——Adam Jorlen[^c018-n1] Enkel 集体于 2014 年底成立于西澳大利亚州珀斯附近的小型后工业港口城市弗里曼特尔。当时，长达十年的“矿业繁荣”正接近尾声，而该地区的经济生存高度依赖第一产业。[^c018-n2] 不久后，我开始与联合创始人 Adam Jorlen 交谈。在 2018 年 12 月底的一次访谈中，我们讨论了截至当时的历程。这里，我反思这次交谈，分享一个独特社会技术实验的片段：它通过建立、维系一个有组织的网络，回应不断加剧的不稳定处境。 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 2015 年 7 月。Adam 带我参观弗里曼特尔港旁一座积满灰尘、年代久远的海军仓库，Enkel 当时可以临时使用。仓库宽大空旷，只有一堆堆锈蚀的自行车，那是一个已终止的社会企业留下的。我们四处走动时，他带着抑扬的瑞典口音，充满活力地描述计划：争取地方政府许可，把这片巨大空间保留下来。到了 2019 年中，他的耐心将获得回报，Enkel Naval Store 将正式开放。[^c018-n3] Enkel 计划部署基于“后区块链”技术 Holochain 的加密货币，在 Naval Store 的微型经济中，推动去中心化的治理与交换。他们希望，这套系统能够在周边社群扩展为更大的实验，培育一个透明、以伦理为基础的市场。[^c018-n4] 正如 Adam 所解释的，利用新兴技术促进长期变革，是 Enkel 的关键策略： > 我们已经为 Naval Store 工作了 4 年，租约则长达二十年，因为我们思考的是*跨世代的时间尺度*：那个空间是留给孩子们的。我希望这意味着，十年后我的女儿会有一个能够为未来制作原型的地方。它是一个生活实验室，我们一直这样称呼它，而这就是我们的使命。我们中许多人都有孩子，这个使命让我们坚持下去。 这里发挥作用的是一种耐心的决心，一股走出短周期战术的动力；短周期战术削弱了许多行动主义的影响。为此，该集体正式分成三个分支：Enkel U（一所“变革者学校”）、Enkel Naval Store 和 Enkel Consultancy。[^c018-n5] 以此为基础，参与者开展社会创业，举办工作坊和活动，并作为促进者与顾问，同企业、政府及非营利组织合作。他们进行社会创新实验，例如在共享办公中心、地方政府设施等不同场所，建立临时创客空间、慕课（MOOC）学习小组和生活实验室。 这种长远眼光，加上为去中心化组织形式寻找可持续路径的使命，使 Enkel 能够作出艰难的短期决定，并愿意试验各种结构、接受失败。2017 年进行一次检视后，集体从 60 人精简为 20 名核心成员。这一过程旨在建立一个由可信赖个人组成的稳定核心，由他们守护组织文化；同时，数百名参与者组成的延伸全球网络，提供额外支持和资源。类似地，Adam 解释说，他们促成创业，但也会在创业失去方向时收住它的翅膀： > 我们原来有三个分支：Enkel Pro、Enkel U 和 Naval Store。Enkel Pro 做得非常好，于是独立成一个叫 Flow Edge 的实体，由我们两位很有创业冲劲的成员推动，但没有成功。我想，原因是有些人希望全力投入顾问工作、一直工作，而我这样的人则只想偶尔参与，或者只担任促进者。所以现在我们又回到 Enkel Consultancy。我们定期开会，仍在努力理清，怎样作为独立顾问一起工作，同时继续与 Enkel 保持关系。 市场务实主义筛选着这种后工业社会创业模式；但决定与谁合作时，始终以促进自下而上变革的持续决心为依据： > 我们与地方和州政府合作，促成创造性创新，强调创客空间这类场所的重要性；我们采取自下而上的路径，而非自上而下。我们曾与交通部门和水务部门合作，为地方政府举办围绕使命确立与未来的公众咨询工作坊。我们重点结合创新与设计思维，目前名册上有 10 位顾问。我们也与 Perth City Farm 合作，这家非营利机构需要新战略。我们与价值观相近的组织合作。我们已经达成共识，不与采矿业或石油天然气行业合作。 这种由价值观驱动的路径，通过社会技术实验实现：实验界定行动得以开展的最低条件，以放大网络中的潜力。这意味着去中心化治理，并按需要促成流动——在等级制与无政府主义、松散与紧密的纽带、共识与混乱、纳入与排除之间来回移动。用 Adam 的话说，要实现这些目标，“我们必须创造一个组织，它是一个有效的容器，能够容纳这些悖论”。 去中心化决策的实验，是最好的例子，尤其是他们使用开源云端软件 Loomio 的做法。Loomio 让每位参与者都有同等机会，通过智能手机应用提出意见、表示支持、投票或阻止决定，并安全地记录过程，供日后回顾。[^c018-n6] Adam 解释说，经历缓慢起步之后，Loomio 在促进透明、包容和平等的决策过程方面，已经越来越有效： > Loomio 很好，但和其他事情一样，它也花了很长时间。最初人们不用它。现在大家一直在用，也开始明白：“啊哈！这不是我能自己决定的事，它会影响更多人，我最好放到 Loomio 上。”原来在这里负责 Enkel U 的那个人刚搬到墨尔本，她想在我们的支持下，在那里建立类似的东西，就必须在 Loomio 上走这个流程。下个月，我们要在珀斯联合主办澳大利亚新经济网络（NENA）的会议；他们就得把事情放到 Loomio 上，问大家是否愿意承担风险——组织一场大型会议，确实有风险。[^c018-n7] 人们只需要把大事放上去，但必须学会区分。Loomio 有趣的地方在于，人们在意的是有机会表达意见，而不是一定要表达。通常他们不投票，最常见的票是“弃权”，意思是：我信任你，我信任这个集体。但如果没放到 Loomio 上就作出决定，他们就会生气。*这几乎像一种自动运转的流动民主*；如果你对某事有热情，就会加入。总的来说，坚持是最主要的。 通过这种相当简单的技术方案，促成共识的是包容性的透明。技术虽能胜任促进者的角色，其可供性却与网络的文化实践纠缠在一起；坚持一直是它成功的标志，尤其体现在确保共识得以维持。正如 Adam 所观察到的，他们发现，治理去中心化，使共识能够促成高度独立的事业： > 比如，有个参与者想开一个共享办公空间，就自己去做，独立把它办起来。他在 Loomio 上只提了一个问题：我能否在网站上说，这件事得到 Enkel 的支持？大家说：“可以。”这就是我们唯一的规则：它必须得到集体支持。 逐渐采用的过程，以及透明与信任的重要性，是这种合作结构中持续出现的主题。随着 Enkel 内部逐步形成一种技术文化，以去中心化方式开展集体活动变得更可行。也就是说，有效使用决策软件，需要的与其说是技术素养，不如说是一种认可其有效性与相关性的文化。此外，参与者能够理解哪些决定需要集体参与、哪些不需要，也借此展现自己的文化知识。 这种对软件的投入，部分源于一种总体倾向：以技术引领转型，尤其是在能够为可扩展、激进的改变制作原型，从而扰动和重新配置经济、文化与政治情境中现有交换模式的地方。例如，Adam 这样解释他们对区块链的兴趣： > 今年，我们围绕“后区块链”技术 Holochain 做了很多工作。我们不仅想认真投入与政府合作，也想在 Naval Store 内建立自己的本地经济，用一种币购买里面的东西，再看看能否扩展到更多人，比如 Freeo［弗里曼特尔］的咖啡馆、餐馆和企业。Holochain 比旧式、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更符合我们的价值观。你不能拿它来投机，它基于一种叫“互惠信用”的系统，对我们而言有意思得多。[^c018-n8] Enkel 参与者置身其中的网络文化，具有一种特定精神：知识获取既源于志向，也受价值观驱动。例如，仅仅因为新颖就采用区块链这样的前沿技术，并不足够。决定是否使用它的，是它能否推动实现特定目标的变革。 同样，可持续性、韧性和长期影响，标记着这个集体与技术相处、又被技术塑造的方式。但这种模式受到网络互动启发，也受到一种总体取向推动：发掘流动互动与开放结构所创造的能动性潜能。正如 Adam 指出的，最初转向区块链技术，就直接受到这种精神启发： > 我们有一位很优秀的 Ethereum 开发者成员，于是被带进了他的世界。他是一家早期区块链 ICO［首次代币发行］项目 Powerledger 的 CTO［首席技术官］，我们当时常和他们往来。Enkel 的人好奇心很强，所以什么都会去探。[^c018-n9] 我们涉足各种地方，有些人参加物联网［IoT，Internet of Things］的活动，有些人关注区块链，还有些人关注 U 型理论，然后彼此分享、交叉转发、去参加对方的活动。它运转起来的方式，很有意思。 无论在集体内部，还是在与世界的关系中，对话都是推动这一过程的生成力量，突如其来的变化往往以交谈为基础。成员在各种公开与内部论坛上，批判性地参与并试验传统和前卫的方法，依照自身目的，改造现有组织结构与实践。 例如，Adam 解释说，Enkel 成员与澳大利亚另一端、昆士兰州布里斯班的 NENA 参与者建立了联系。这启动了进一步探索和关系建立的过程，揭示了一个已经在为新交换模式制作原型的地方网络： > 我认识这个圈子里很多人，像你一样，遍布世界各地。我一直在观察、搜索。2017 年，四位 Enkel 成员去布里斯班见 NENA 的人，参加他们的会议，看看正在发生什么，我们非常喜欢。于是就想：为什么不在珀斯办一场？把所有这些与新经济有关的事情聚在一起，特别棒——永续农业、合作社、区块链、叛逆教育，还有那么多不同的东西——它们都能容纳进来，像创客空间、工具图书馆。我们就想：“太好了，这不就是我们过去几年一直在做的那些事吗？”一个不具备系统思维的人，在试图理解这些事情如何相互关联时，可能会想：*这他妈就是一团乱麻！* 这个会议到底讲什么？［笑］你懂吧？但对我们来说，这恰恰就是我们关心的一切。所以，我们在 8 月［2018 年］在这里办了一场，有 140 人或者更多，我们都在想：*天哪！这些人都是谁？* 但你看，每座城市的不同房间和角落，都藏着像我们这样的人，只是一直没有多少论坛能把他们带出来。Enkel 就是这样的论坛之一，这次会议就是好例子；明年 10 月我们还要再办。*Enkel 的 20 个人能触及很大的范围*：我们聚集了区块链、永续农业、用游戏做有益事情的游戏设计者、合作社——新型的，而不是农民合作社等旧式的——U 型理论、稳态经济学、货币设计者，以及西澳大利亚的新可能性。 这个集体的动态反映在这样的论坛中：网络突然扩展为一个更大、更多样、相互支持的变革者群体。Adam 经常这样描述 Enkel：一个放大抵抗模式的力量基地。 在这一文化场景中，扩展能力处于中心地位，而且在重要意义上，寓于网络互动的社会性之中。如果要扩大规模，就不能以牺牲去中心化治理理想为代价。毕竟，扩展始终有跌回旧式等级与控制社会模式的危险。规模扩展之所以有某种矛盾性，部分原因在于，有组织网络的社会性界定了信任。对 Adam 而言，信任从直接关系的节奏中产生，正是这些人际互动创造出一种连续性，而他认为，这种连续性对组织韧性至关重要： > 有时必须集中起来，所以我们定期举办全体成员参加的周末静修。*这是集体中最重要的事情*；在那里，我们不太谈 Enkel，而是建立彼此之间的关系。然后大家各自出去做自己的事。我们每年有四次合作社会议，更新项目情况；每年两次静修；每周四晚上见面，形式什么都可以：晚餐、工作坊、展示。明天我们要做技能盘点工作坊，互相帮助，把各自的技能发掘出来；有时我们去参加其他组织的活动，更多是为了社交。*一定要有节奏。* 即使不想见面，或者没什么可说，也必须保持见面的节奏。这是关键之一。 因此，奠定信任基础的是人际关系，而非更正式的网络互动。不过，与更大互动者网络持续对话仍然重要，因为这些互动可以转化为行动主义。成员意识到并主动寻求某些潜能，这些潜能为行动主义的动态提供能量，但有时也会让他们吃惊。最终，集体的韧性决定了它抵抗周围更大力量的能力；在这种环境中，行动与破坏之间的平衡随时可能改变。Enkel 利用技术管理这些动态，但它成功的地方，靠的是坚持和批判性投入，而不是突然出现的*机械降神*。例如，决策软件 Loomio 起初并不成功；他们对 Holochain 的兴趣，则由长期建立透明交换模式的目标推动，而不是顽执的创业冲动或投机。 至此，我们抵达了 Enkel 的悖论：这个集体允许相互矛盾的模式与不变的连续性共存，以此培育变革者。有意义的改变，需要将扰动与稳定结合。这种可持续组织，已经证明能够在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处境中产生韧性；随着关系成熟，网络文化也随之成熟。不过，最后的话应该留给 Adam，他是这样解释的： > 我们都谈创业，而创业可能像硅谷那样残酷竞争；这里不是那样。但创造力始终包含破坏。如果有人开始一件新事，它就会分裂群体、制造紧张。但现在，人们待在这里已经这么久，即使生气了，往往也不会离开。现在，大家会烦一阵子，然后回来。我想，就像一家人。这是一个非常多样、奇怪的集体；如果没有 Enkel，我们这些人绝不会凑在一起——当然，我们当中有些人是朋友。里面有穆斯林、坚定的基督徒，你知道，但它就是能运作。 ## 参考文献 Downes, Peter M., Kevin Hanslow and Peter Tulip. 'The Effect of the Mining Boom on the Australian Economy',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2014-08* (August 22, 2014), https://ssrn.com/abstract=2701080. Enkel Naval Store, http://www.enkelnavalstore.com. Enkel Collective, https://www.enkel.co/. Holochain, https://holochain.org/. Loomio, https://www.loomio.org/. Matthews, Benjamin. 'Precarity, Globalism and Resistance in Emergent Collectivism: The Case of Enspiral'. *Global Media Journal* 10.2 (2016), https://www.hca.westernsydney.edu.au/gmjau/?p=3120. Mutual Credit -- P2P Foundation, https://wiki.p2pfoundation.net/Mutual_Credit. New Economy Network Australia, https://www.neweconomy.org.au. [^c018-n1]: 作者于 2018 年 12 月进行的访谈。本章所有直接引用 Adam 的话，均出自这一来源。 [^c018-n2]: 据估计，在截至 2013 年的十年间，矿业繁荣使澳大利亚人均家庭可支配收入提高了 13%。见 Peter M Downes, Kevin Hanslow and Peter Tulip, ‘The Effect of the Mining Boom on the Australian Economy’, *Reserve Bank of Australia Research Discussion Paper No. 2014-08* (August 22, 2014), https://ssrn.com/abstract=2701080 。 [^c018-n3]: 见 Enkel Naval Store, http://www.enkelnavalstore.com 。 [^c018-n4]: 见 Holochain, https://holochain.org/ 。 [^c018-n5]: Enkel Collective, https://www.enkel.co/ 。 [^c018-n6]: 见 Loomio, https://www.loomio.org/ 。有关 Loomio 的更深入讨论，见 Benjamin Matthews, ‘Precarity, Globalism and Resistance in Emergent Collectivism: The Case of Enspiral’, *Global Media Journal* 10.2 (2016)。 [^c018-n7]: 见 New Economy Network Australia, https://www.neweconomy.org.au 。 [^c018-n8]: 最简单地说，互惠信用系统可以被理解为一个“欠条”（IOU）网络。参与者在普通支出交易中向另一位使用者提供信用时，就会发行货币单位；网络中的同伴同意日后以商品或服务兑换这份信用，而参与者离开系统前，余额应回到零。有关这一主题的多种资源，见 P2P Foundation Wiki 条目：https://wiki.p2pfoundation.net/Mutual_Credit 。 [^c018-n9]: ICO 是 Initial Coin Offering（首次代币发行）的缩写，相当于区块链初创企业的募资方式，对应上市公司的 IPO；出资者通常会获得一种新加密货币作为回报。 # C-Node：颠覆都柏林亚马逊云服务的黑箱 Paul O' Neill ## 黑箱城市 过去 20 年，爱尔兰共和国首都都柏林，已经成为互联网实体基础设施与企业基础设施中的一个重要节点。原因在于，当今网络化时代中一些最具主导地位的技术公司，如 Amazon、Google 和 Facebook，都在这里维持着规模可观的业务。这些业务既发生在市中心的各家公司总部，也发生在郊区不同商业园区与工业园内庞大的超大规模数据中心里。这些公司的体量和结构如此巨大、复杂，几乎无法穿透，使人想起 Bruno Latour 提出的技术“黑箱”：我们知道什么进入、什么输出，但其内部过程对多数人仍是谜。[^c019-n1] 本文讨论作者一个仍在进行的实践型研究项目。项目调查这些公司的运作，特别关注 Amazon Web Services（亚马逊云服务，AWS）。文章认为，黑箱隐喻也适用于都柏林这座城市本身，因为围绕当地技术公司的数字、政治、社会、金融及实体基础设施，存在种种复杂交叠。从识别都柏林境内互联网的实体基础设施，到将互联网协议（IP）地址与规划许可文件相结合进行分析，本文记录了介入这种技术黑箱化的创造性策略。 ## 制作与拆破 批判性制作是一种将两类通常分属不同领域的实践连接起来的方法：批判性思维和实体制作。[^c019-n2] 它是对“创客”运动的一种回应，而《Make Magazine》或许最能代表该运动。用 Garnet Hertz 的话说：“学会 3D 打印机、让 LED 闪烁，或使用 Arduino 之后，然后呢？”[^c019-n3] 批判性制作也与 Garnet Hertz 和 Jussi Parikka 提出的媒体考古路径相关。这一路径纳入围绕 DIY 文化的实践与练习，它们“与信息技术的政治经济密切相关”，[^c019-n4] 并被用作调查和介入的艺术方法与工具。[^c019-n5] 这种方法让我们能看进技术黑箱，不仅分析内部的物质材料，也思考、反省它们从中产生的底层系统与基础设施。随着“物”越来越“互联”，我们愈发有必要越过物件本身、深入其下，考察这种连接在哪里、如何、为何发生，以及它的后果。批判性制作与媒体考古，都为此提供了概念空间。 目前有许多艺术家，部分受上述方法启发，正在发掘网络社会中技术人工物与界面的黑箱，包括 Benjamin Grosser、[^c019-n6] Critical Engineering Group、[^c019-n7] Joana Moll、[^c019-n8] Share Lab、[^c019-n9] VTOL[^c019-n10] 等。该社群的相关文本与宣言，也提供了从这些概念视角介入技术的其他例子。《批判性界面宣言》将界面描述为“一个复杂系统的冰山一角；这个系统包含行动者／能动机构，以及相互依存的基础设施、代码、数据、应用、法律、公司、个人、声音、空间、行为、物件、协议、按钮、时间、情动、效果与缺陷”。[^c019-n11] 类似地，《批判性工程宣言》认为，我们对任何特定技术的依赖，都要求“研究并揭示其内部运作”，并“认为利用漏洞是最值得追求的揭示形式”。[^c019-n12] 上述艺术家的工作，以及既强调有必要批判性地介入技术、又提出相应概念视角的宣言，使我们能够从创造性视角理解并介入复杂的技术政治问题。这些方法固然存在局限，但调查过程中的实验空间，以及更重要的、这些艺术实践中研究成果传播的潜能，弥补了局限。这些实践能够绕开技术进步的“官方”叙事，由此照亮技术系统和设备赖以建立的企业、政治及实体基础设施。 ## 凯尔特之虎，加州意识形态 近年，对设在爱尔兰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公司而言，爱尔兰已经成为其战略商业利益的重要全球枢纽。[^c019-n13] 尽管位于欧洲边缘，在 ICT 企业的分布方面，它却处于欧洲中心。该行业雇用超过 37,000 人，每年创造价值 350 亿欧元（€35 billion）的出口。[^c019-n14] 这是爱尔兰长期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的结果，这段历史始于 20 世纪 50 年代。[^c019-n15] 国际技术公司从那时起就在爱尔兰设立据点，例如 IBM 于 1956 年设立了办公室。[^c019-n16] 历届爱尔兰政府积极培育 FDI，使许多国际技术公司自 20 世纪 80 年代起在这里设立组装业务，包括 Apple、Ericsson、Fujitsu，随后还有 Intel、Microsoft、Xerox 和 Cisco。[^c019-n17] 这一增长延续到新千年。今天，许多与 Web 2.0 时代相关的技术公司，都在爱尔兰拥有重要业务，包括 Amazon、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这些公司大多位于都柏林的大运河码头区域，如今通常被称为“硅码头”。在较为怀疑，或者说较有批判意识的人看来，硅码头叙事可以被理解为凯尔特之虎正在发展自己的“加州意识形态”。[^c019-n18] 技术公司选择爱尔兰作为企业基地，原因多样，包括优惠的企业税率、政治稳定、相对于美国、英国和欧盟的地理邻近、受过良好教育的英语劳动力，以及吸引外国专业人才的宽松条件。[^c019-n19] 所有这些因素，都使爱尔兰成为国际企业技术基础设施中的重要节点。 ## Whois 爱尔兰 受 Share Lab 工作，尤其是其追踪互联网协议（IP）地址的调查启发，[^c019-n20] 我开始考察爱尔兰的 IP 地址。具体而言，有两个问题引导着我：在爱尔兰注册了多少 IP 地址？它们注册在谁的名下？ 虽然 *traceroute* 和 *whois* 等网络工具能够提供 IP 地址信息，但由于我试图识别的地址数量庞大，它们并不可行。因此，我使用了多种在线 IP 地理定位资源。[^c019-n21] 截至 2018 年 7 月，分配给爱尔兰的 IPv4 地址共有 12,274,155 个，其中 82% 由 10 家不同的企业和国家机构控制。 | 公司 | 注册 IP 地址数量 | | --- | ---: | | Amazon.com Inc. | 8,833,910 | | Heanet Ltd. | 1,842,432 | | Eircom Ltd. | 1,087,213 | | Microsoft Corporation | 1,028,199 | | Liberty Global Operations B.V. | 517,826 | | BT Communications Ireland Ltd. | 507,246 | | Imagine Communications Group Ltd. | 484,296 | | Vodafone Ireland Ltd. | 427,008 | | Apple Inc. | 213,265 | | Three Ireland (Hutchison) Ltd. | 168,936 | | **合计** | **10,110,331** | *图 1．Paul O' Neill，在爱尔兰共和国注册 IPv4 地址数量最多的十家公司，2018 年。* 〔译注〕本表数字均按 PDF 底本保留。十行数字相加为 15,110,331，与原表所列合计 10,110,331 不符；Amazon 行数值也与下文“接近 33%”的说法不一致。译文未推定应改为何值。 如上表所示，前十名主要由 Vodafone、BT 和 Three 等互联网服务商组成。我们还看到 Heanet Limited，即爱尔兰国家教育与科研网络。[^c019-n22] 不过，表中最有意思的是此前提到的技术公司：Apple、Microsoft，尤其是 Amazon——爱尔兰全部 IPv4 地址中，接近 33% 注册在其名下。这里必须指出，本次练习使用的在线资源无法核实。此外，公网 IPv4 地址也不能完整说明网络工程基础设施的情况。然而，这项练习提供的信息，已足以让我开始研究 Amazon 在爱尔兰的业务。 ## （不）可用区 Amazon 于 2004 年在爱尔兰开展业务，目前雇用 2,500 人，其中 1,500 人受雇于其云计算子公司 *Amazon Web Services*（AWS）。[^c019-n23] 除了位于都柏林富裕地段 Burlington Road、距离硅码头步行仅数分钟的公司办公室，Amazon 还在都柏林运营多个数据中心。爱尔兰数据中心行业正快速增长，预计到 2021 年对经济的投资将达到 90 亿欧元（€9 billion）。[^c019-n24] 截至 2018 年 11 月，爱尔兰已有 48 个运营中的数据中心。[^c019-n25] 大多数位于都柏林周边的商业园和工业园，靠近沿 M50 高速公路环城铺设的 T50 光缆。爱尔兰的大多数数据中心，是由 Facebook、Google、Microsoft 和 AWS 运营的“超大规模”设施。 AWS 数据中心的国际基础设施，以*区域*（Regions）和*可用区*（Availability Zones，AZs）为基础。区域是由多个可用区组成的地理划分；可用区本质上是单个数据中心的集群。截至 2019 年 3 月，AWS 的全球基础设施跨越 20 个区域，包含 61 个可用区。[^c019-n26] 爱尔兰就是其中一个区域，称为“EU-West-1”，拥有三个不同可用区，都位于都柏林周边，靠近前述 T50 光缆。艺术家 Ingrid Burrington 指出，与其他超大规模运营商不同，AWS 倾向于尽量不公开数据中心的位置。[^c019-n27] 保密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 2018 年 10 月，WikiLeaks 发布了一份它称为“高度机密”的 AWS 内部文件，列出全球超过 100 个 AWS 数据中心的位置。[^c019-n28] 在我自己的研究中，并不需要依靠泄露文件。与其他超大规模运营商相比，虽然较难找到 AWS 在爱尔兰数据中心的确切位置，但我通过访问南都柏林郡议会网站上公开的规划许可文件，仍能准确定位。[^c019-n29] 下方图 2 展示一个 AWS 数据中心规划许可申请中的场地地图；图 3 则展示同一地点的 Google 地图航拍视图。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Callaghan Engineering，AWS 规划申请地图，2011 年。[^c019-n30]*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38)〕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Paul O' Neill，Google 地图航拍视图截图：位于都柏林 24 区 Tallaght 的 Greenhills Road 上的 AWS 数据中心，2018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39)〕 你会注意到，图 3 中没有标出 AWS 数据中心。当然，这合乎逻辑，因为 AWS 若要出现在这里，就必须自行登记。另外，如果进入 Google 街景，也能看到这座数据中心。不过，我仍认为，这引出了一个问题：这些庞大的实体基础设施，为什么在虚拟地图中缺乏再现？ 确认数据中心位置后，现在该去“拜访”其中一个可用区了。它位于都柏林西部工人阶级郊区 Tallaght。这个可用区包含 3 个不同的数据中心，另外两个正在建设。建筑物大多没有窗户，周围是围栏，标牌警告场地由国际保安公司 G4S 监控。除了依法必须张贴的规划申请公告之外，没有任何标识说明建筑用途或所有者。站在这些建筑外，很难不想起前文所说的技术黑箱。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4．Paul O' Neill，位于都柏林 24 区 Tallaght 的 Greenhills Road 上的 AWS 数据中心侧面，2018 年。*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5．Paul O' Neill，Greenhills Road 上的 AWS 数据中心正面；注意围栏上的规划许可申请，都柏林 24 区 Tallaght，2018 年。* 这一切与前述 AWS 公司办公室形成鲜明对比：那里的员工成群走出办公室，身穿印有醒目 AWS 标志的 Polo 衫，佩戴同样标识的挂绳。我曾多次到访这个可用区。其中几次，保安走过来告诉我，不允许拍摄建筑，尽管我当时站在公共道路上。遇到这些情况，我会问保安两个问题：建筑里有什么？它们属于谁？ 每次，保安都拒绝回答这两个问题，通常以“我们不能说”之类的话回应。若非如此荒谬——规划许可申请（图 5）上印着 Amazon 或 ASDIL（Amazon Date Services Ireland Limited）——它几乎会显得阴森。于是，除了公共通行与摄影方面显然存在的顾虑，以及数据主权、环境影响等有关数据中心的更一般担忧之外，我们为什么应该关注 AWS 及其在爱尔兰的运作？ 〔译注〕上段公司缩写 `ASDIL` 及全称中的 `Date` 按底本保留；本章引注所链接的规划申请检索参数则使用 `ADSIL`。原文两处拼法不一致。 除 AirBnB、Ryanair 和 Netflix 等客户之外，AWS 也与美国政府合作。它运营一个名为“Govcloud”的区域，美国多个政府机构用它托管敏感数据。[^c019-n31] 2017 年，AWS 宣布设立“AWS Secret region”，专门与美国情报部门合作，储存、访问直至并包括“绝密”级别在内的各级信息。[^c019-n32] AWS 还因向不同执法机构销售其人脸识别软件 *Rekognition* 而受到批评。[^c019-n33] 本文写作时，据信 AWS 还在竞逐美国国防部联合企业国防基础设施（JEDI）项目价值 100 亿美元（$10 billion）的合同；该项目将使五角大楼完全迁入“云端”。[^c019-n34] 虽然合同尚未确认，但把它与 AWS 同美军及美国政府的其他合作放在一起，就开始呈现 Brian Holmes 所称 ICT 的“帝国基础设施”的样貌。[^c019-n35] 虽然这些事情未必都发生在爱尔兰土地上，我们实际上也无法确定。不论如何，AWS 在爱尔兰的重要却几乎不可见的存在，已经足以引发问题，或者促成某种超越前述硅码头叙事的批判性介入。 那么，这些信息该怎么办？怎样才能最好地传播给学术界以外的受众？AWS 这样的技术公司彼此互动，也与政府、地方基础设施互动，但这些互动在一定程度上被黑箱化。我们知道它们存在，也知道其外部行为，却从未真正看见一切如何相连：企业如何连接实体，实体如何连接政治，等等。Matt Ratto 指出，通过理解自己构建的系统和人工物，我们可以“以更具解放性和生产性的方式，在物质与符号层面同时对照它们”；发展能够增进我们对自身与技术之物质接触的理解的方法论，至关重要。[^c019-n36] 这种理解需要超出技术人工物本身，延伸到它们所嵌入的系统和基础设施：无论是企业与数字层面的 GDPR，企业税率、“双重爱尔兰”等经济安排，还是实际的实体基础设施，也就是“你能踢到的东西”。[^c019-n37] 简言之，我们需要更高透明度；如果控制这些系统的人不提供，我们就应为自己、也为彼此提供。对于 AWS 以及它希望其云端业务保持不可见的愿望，我们可以参照 Andrew Blum 的观点：“如果我们把这么多构成自身的东西托付给大公司，它们也应该让我们知道，它们把这一切放在哪里，以及那里是什么样子。”[^c019-n38] ## C-Node：都柏林互联网与企业技术基础设施导览 许多艺术家都采用过将媒介化城市探索作为参与式体验的想法，包括 Benjamin Gaulon（*2.4Ghz Workshops*，2008 年至今）、[^c019-n39] Conor McGarrigle（*NamaLand*，2010 年）、[^c019-n40] Nick Briz 与 Brannon Dorsey（*Wifi Data Safari Workshop*，2018 年）、[^c019-n41] RYBN（*Offshore Tour Operator*，2018 年），[^c019-n42] 以及 Mario Santamaria（马德里、巴塞罗那与萨拉戈萨互联网导览，2018—2019 年）[^c019-n43] 等。不同于以“媒体”为中心的媒体考古，Shannon Mattern 倡导“城市媒体考古”，调查媒体网络如何依赖其他基础设施网络。[^c019-n44] 大型技术公司集中设在这里，又靠近互联网实体基础设施的关键要素，因此都柏林为这种方法提供了极好的案例。Mattern 还提出，参与步行导览这样的项目，会“创造自身进一步的基础设施——信息、社会、政治、创造性等基础设施——以支持进一步行动”。[^c019-n45] 2018 年 10 月，我邀请多位艺术家、学者和行动者，参加由我带领的步行导览“C-Node：都柏林互联网与企业技术基础设施导览”。此后，我为个人和团体带领过多个版本的导览。其目的是探索都柏林实体互联网基础设施的组成要素，以及支持它们的企业拓扑关系，并由此提升人们对爱尔兰同当地技术公司关系的认识。 导览开始时，我简短介绍自己对都柏林互联网基础设施的整体研究与方法，以及为其提供依据的概念视角，包括批判性制作和媒体考古。随后，我们步行穿过都柏林市中心，以 Ingrid Burrington 的《纽约网络：城市互联网基础设施图解实地指南》（*Networks of New York: An Illustrated Field Guide to Urban Internet Infrastructure*）为向导，通过移动通信塔和地下光缆追踪城市中互联网的实体部分（图 6）。下一段导览发生在硅码头区域。具体而言，我们“拜访” AirBnB、Facebook 和 Google 的办公室，我和多位嘉宾在那里围绕这些公司的相关问题与顾虑，进行一系列小型讲解（图 7）。最后一部分，则参访前文讨论的 Tallaght AWS 可用区（图 8）。导览结束前，所有参与者共同交谈，讨论导览中的发现，以及未来可能的步骤与行动。 艺术家 Jonah Brucker-Cohen 提出：“通过创作强调网络互动周边因素的项目，可以颠覆网络互动；这些因素包括地点、物理邻近性、相连接的数据流，以及使用者的心态。”[^c019-n46] 这正是 C-Node 的意图：将都柏林企业技术实体在城内的运作，与其余网络世界相连，以此颠覆它们的网络互动。希望通过这一过程，促成地方情境中的公众对话与辩论，围绕 ICT 的“外部表面”，[^c019-n47] 以及其赖以建立的黑箱展开。[^c019-n48]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6．C-Node 导览参与者在都柏林市中心追踪光缆，2019 年，摄影 Harikrishnan Sasikumar。[^c019-n49]*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7．C-Node 导览参与者在都柏林 02 区 Facebook 欧洲、中东及非洲（EMEA）总部外，2019 年，摄影 Harikrishnan Sasikumar。[^c019-n50]*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8．C-Node 导览参与者在都柏林西部 Tallaght 的一座 AWS 数据中心外，2019 年，摄影 Èrika Marcet。[^c019-n51]* ## 参与式探索 这项研究仍在进行。它试图反思并介入当今网络社会的许多关键问题。随着这些问题继续扩展、渗透日常生活，C-Node 这样的项目与介入也必须不断调整、演变，以回应它们。对于 AWS 以及数字时代的许多其他技术公司而言，它们的影响与主导地位，不仅通过我们交互的数字界面实现，也存在于实体的现实世界。ICT 的实体基础设施跨越边界、市场、国家与意识形态。这意味着，虽然 C-Node 根植于都柏林，它凸显的问题，以及它提出的研究成果创造性传播方式，在任何地方都具有相关性和适用性。艺术介入与技术挑衅，不仅提升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也推动一种比惯常话语更具批判性、反思性的技术参与。将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传播到学术界或画廊之外，与通常无法接触这些信息的人分享，非常重要。反过来，在“传统”领域之外传播研究所产生的对话，可以带来更多参与、更多论述，或许还能激发其他介入。C:Node 希望推动参与式投入，让其他人能够集体地、批判性地探索围绕我们的互联网企业拓扑关系。 ## 致谢 本文使用的导览照片，呈现了 School of Machines, Making and Make-Believe 的 *Future Landscapes*（未来景观）项目参与者；该项目于 2019 年 5 月在戈尔韦与都柏林举行。 ## 参考文献 Amazon Atlas, *WikiLeaks*, 11 October 2018, https://wikileaks.org/amazon-atl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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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Codd 在 20 世纪 70 年代那篇里程碑式论文中，被认为首次给出了关系数据库的形式定义，即*关系模型*。关系模型引入一种抽象的三层数据库架构，将数据如何储存（内部层）、数据库如何组织（概念层），以及数据如何被查看（外部层）彼此分开。Codd 的愿望是，“未来的大型数据库使用者，必须免于了解数据在机器中如何组织的负担”；如今，这意味着非技术使用者也能与数据库工作。[^c020-n10] 这些抽象的技术描述，似乎与 Cressingham 这样的社会住房社区管理相去甚远。然而，正是这些细节，产生了人类、计算机器和工作环境的特定安排。关系模型允许图形用户界面（GUI）通过数据库查询，访问远程数据存储；这些查询使用名为 SQL 的编程语言，能够检索、排序、更新或删除数据。*数据库模式*（database schema）以表、列、数据类型和主键的形式，描述可供 SQL 操作的可预测结构。这些组成部分意味着，兰贝斯的工作人员能够从任何有网络连接的地点，同时访问同一数据集。换言之，兰贝斯的住房及其他服务，围绕一种抽象关系模型组织起来。 兰贝斯数据库的边界并不清晰，因为它们是抽象的、在空间上分布开来，通过网络基础设施运作，并具有不断变化的关联集合。例如，兰贝斯主要的住房数据库 *Northgate*，管理着分布于伦敦及英国多个地点的测量员、承包商、官员和呼叫中心员工的工作。因此，Northgate 分布在多种手持设备、笔记本电脑、台式机和服务器之中。此外，它连接着兰贝斯内部的住房状况数据库与文档数据库，同时参照中央政府的土地注册局和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数据库。这些关联，使 Northgate 和其他数据库成为难以摸清的庞然大物。 艺术技法，例如图 2 的拼贴，引入一种重要的认知层面，用来处理数据库系统含混的层级与关联。我创造了一个虚构名称及缩写：“住房资产维修管理系统”（Housing Asset Repairs Management Systems，HARMS），把任何*感觉上*属于数据库的东西都包含进来；这是一种个人内在观察。HARMS 受到我的艺术项目 *Aristotle’s Office*（亚里士多德的办公室）[^c020-n11] 启发，后者用缩写 OAP 描述具有一定年岁的技术物件之间隐藏的通信协议。HARMS 呼应软件研究学者 Matthew Fuller 与 Andrew Goffey 的呼吁：考察行政技术中的邪恶；[^c020-n12] 也呼应 Adrian Mackenzie 的观察：技术很难被编成规范、符号化或量化。[^c020-n13] 本质上，HARMS 以有意的黑色幽默提醒我们：数据库能够造成痛苦和困扰，并具有含混关联。 技术哲学理论提供了另一种认知层面。法国哲学家 Gilbert Simondon 于 1958 年提出的*技术物*概念，把兰贝斯数据库表述为具有许多组成部分、不断演化的过程，而非静态实体。[^c020-n14] Simondon 对技术物的重新界定，比我尝试制作的任何技术图示都更能表达 HARMS（图 3）。此外，他的*技术性*概念，有助于表述兰贝斯数据库的部件如何拥有技术特征，即各自的*技术性*，这些特征制约着自身和其他部件能够做什么。[^c020-n15] 艺术家、理论家 Graham Harwood 借鉴 Simondon，提出*关系机器*概念，描述人类与机器为系统收集信息而开展的集体努力。[^c020-n16] 在这里，Harwood 把人类视为数据库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由此大幅扩展了我们对数据库构成的理解。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Tom Keene，我试图绘制兰贝斯数据库图示的一次失败尝试，2016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47)〕 将人类视为机器部件，或许显得奇怪，但我们常常把自己描述为企业机器或政治机器中的齿轮。我正是以这种认识来看待官员、承包商和议员：他们都中介着 HARMS 的运作。换言之，HARMS 的人类与技术部件，结合为一部势不可挡的城市更新巨型机器，似乎执意摧毁家园与社群——一部肆意践踏 Cressingham 居民生活的拆除机器。 HARMS 的组成部分在作用于建筑与居民的同时，共同生产有关 Cressingham 的知识。法国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 的权力／知识概念，有助于将其表述为一种移置与转置的过程；[^c020-n17] 或者借用 Harwood 的思路，将其看作权力／知识的一种表演。[^c020-n18] 关键在于，权力／知识质疑了这样一种理解：权力是居于权威地位者可以持有的东西。相反，它考察 HARMS 各部分如何共同中介权力与知识的特定配置得以生成的方式。在这里，与兰贝斯数据库一起制作和思考的策略，揭示了这种表演如何通过我们这些 Cressingham 居民的家园和生活展开。 ## 服务费解析器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4．Tom Keene，我的服务费账单摘录，2016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48)〕 在计算机术语中，解析某物，是把文本分析为具有逻辑关系的句法要素。我阅读服务费明细（下称账单）时，也在进行解析：将其拆开，以便更容易理解生成它的过程和组成部分。在 Cressingham 生活多年，我像大多数居民一样，不加质疑地支付这些账单。费用*感觉*差不多合理，因此我们没有留意细节。但随着账单上涨、维修质量下降，我们开始更加注意。居民感受到 HARMS 的转变：它从一部修缮机器，变成了拆除机器。 我的账单，是兰贝斯一个或多个数据库的物质显现（见图 4）。因此，处理账单能够让我们洞察原本隐藏的数据库模式，以及关系数据库的技术性。账单列出我所在楼栋的维修，显示 *Block Def*（楼栋定义）、*Job Number*（作业编号）、*Work Order Type*（工单类型）、*Job Details*（作业详情）、*Issue Date*（发出日期）和 *Completed*（已完成）等词语。这些词指向一个无法访问的数据库结构，其中的主键为特定数据行定义唯一标识。这套标识系统为多对多关系提供基础，即任何一行都可以指向其他任意行；而多对多关系正是关系模型的界定性特征。 作为主键，作业编号发挥着惊人的权力／知识作用。每个作业编号识别一行数据，并引用其他表或数据库。这些引用包括*费率表*（Schedule of Rates，SOR）代码；我与一位承包商交谈后发现，它们定义了承包商与兰贝斯之间约定的费用（见图 5）。员工在 Northgate 上创建新作业时，会从清单选择一种*作业类型*（例如排水、砖砌工程），由此界定作业编号与 SOR 代码之间的关系。这些多对多关系连接官员、合同、承包商、居民及其家园。也就是说，主键在数据库的技术边界之内与之外，同时建立关系。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5．Tom Keene，通过《信息自由法》申请取得的 SOR 代码清单，2018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49)〕 兰贝斯数据库内部的多对多关系，与拆除人们家园的伦理决定相联系。例如，统计与 Cressingham（*Estate ID*，社区编号 EA037）及排水维修（SOR 代码 GRD041、GRD043、GRD045、GRD047、GRD049）相关的作业编号数量，就可能显示大量排水问题。但人们很容易忘记，这类表述可能误导。例如，在一次维修争议审理中，一位住房官员确认，Cressingham 多数排水问题本应由 Thames Water 负责，因此兰贝斯的维修费用被抬高了。值得注意的是，居民花了多年努力，之后又经过法律程序，才能对这份数据提出异议；这使我们质疑，一种受此类指标塑造的民主过程究竟是否有效。 成功质疑账单，需要居民和其他人具有情境性的知识与专业知识。为此，Cressingham 的租赁产权业主每年开会，共同阅读维修账单。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工料测量师教我们识别数据中的常见错误，以及承包商抬高维修费用的手法。凭借这些新技能，我们找出约 200 项维修：它们要么缺乏足以支持付款的细节，要么被重复收费，要么没有向保险索赔，要么根本没有完成。这些问题促使大家检查每项可疑维修作业，而这绝非小事。 计算过程优化了我和其他人处理数据的方式。把多份账单的数据抄入电子表格，可能要花数天。因此，程序员的背景促使我将这个过程自动化、优化。我使用 Python 编程语言，扫描纸质文件，或把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便携式文档格式）账单的每一页转成一系列 JPG（Joint Photographic Experts Group，联合图像专家组格式）图像。代码使用*计算机视觉*技术，根据位置识别独立的数据字段；再通过*光学字符识别*，将这些图像区域机器编码为文本字符串。最后，代码把字符串组合成一条条单行，追加到 CSV（Comma Separated Value，逗号分隔值）文件中。 关系模型把检查维修的劳动，从住房官员转移给居民，也转移了相关的权力／知识动态。例如，我的账单中的“*已完成*”字段，触发了我对兰贝斯质量保证方法的调查，揭示官员只检查 1% 的维修。在这里，“已完成”字段作为监督维修的二元标记运作，并表明一种*权限*结构：承包商可以将自己的工作标记为合格且完成。居民却没有这样的权限，除非通过冗长的呼叫中心和投诉程序；以我的经验，这样的程序几乎不能带来改变。 服务费解析器是一个人类与技术共同参与的过程，创造新的关联与行动可能。例如，代码生成可供电子表格软件读取的 CSV 文件，而之前的 PDF 或纸质文件无法这样读取。新格式意味着，居民可以向不断扩大的清单添加项目，并计算费用。这些新增的可供性，改变了人们处理数据的方式与地点。虽然这些观察看似平淡日常，却凸显出：PDF 这样的 HARMS 组成部分，如何拖慢、耗尽居民的精力，使其无力行动；而把数据重新格式化为 CSV 等形式，又如何为居民配备工具、注入活力。 平常的分类行为，产生了让一群人优于另一群人的权力／知识不对称。例如，创建服务费解析器带来一个惊人认识。当我在 Cressingham 目视检查维修时，租户告诉我，他们不会收到服务费明细，因为维修费用已经包含在租金中。此外，由于数据可以识别个人及其住所，兰贝斯拒绝通过信息自由（FOI）申请提供这些信息。这意味着租户处于不利地位：与租赁产权业主不同，他们无法有效审查维修数据。 ## 加速 关系模型是地方当局住房管理的关键组成部分，它优化、分配着人们思考与行动的方式。例如，很难想象，如果没有某种关系数据库，兰贝斯如何管理每年 140,000 多项维护作业。但关系模型虽然显然帮助兰贝斯应对海量数据，它也配置着最初产生这些数据的多层政府、承包商和分包商。警方在格伦费尔调查中发现的 3,100 万份文件与 336 家相关公司，就清楚说明了这一点。 我认为，这种关系模型配置并加速了住房服务的市场化。城市地理学家 Stuart Hodkinson 将地方当局的修缮、维护和城市更新世界，描述为一个由追逐私人利润的卡特尔构成的环境；它们削减质量，使劳动力临时化。[^c020-n19] 数据库技术、网络基础设施和指标的混合，优化并加速了这一环境，而居民几乎没有渠道改变或质疑它。关键在于，这些指标与数据结构排除了居民的生活经验，而这种经验会质疑数据本身及参与式民主过程的有效性。 编程、行动主义与理论研究，揭示了无数过程：它们发生在居民报修、账单寄到家中，以及拆除家园、拆散社群的决定之间。这些策略揭示，数据库产生的信息数量如此巨大，以至于居民很难追究任何人的责任。因此，要创造更安全、更平等的城市更新，仅仅改变个人、法律或政党政治还不够；我们也必须改变技术系统，以及自身与它们的共生关系，才能产生不同结果。 ## 参考文献 Agre, Phili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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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0-n19]: Stuart Hodkinson, *Safe as Houses: Private Greed, Political Negligence and Housing Policy after Grenfell*,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19, p. 29. # 让设计去标准化？向批判性使用者学习 Deanna Herst > 此事关系重大。下一代工程假肢的发展，不能只依靠高科技创新与技术。建设值得向往的未来，取决于多元声音和多样的专业知识，取决于与意想不到的人、意想不到的事物一起，以开阔视野开展工程实践。 > ——Sara Hendren 与 Caitrin Lynch，《不寻常工程宣言》[^c021-n1] 设计师 Sara Hendren 和人类学家 Caitrin Lynch 的《不寻常工程宣言》，源于“居家工程”（Engineering at Home）。这项倡议来自一位叫 Cindy 的女性，她在一次心脏病发作后失去了四肢。由于无法完成吃三明治、化妆这样简单的日常任务，Cindy 决定自己改造用具。她自行设计出护手霜罐开罐器、固定剪刀的装置等工具，最终形成一套配合个人习惯和日常流程的附加装置。 这些意想不到、古怪的物件，隐含着她对标准医疗产品的挫败感：后者无法充分满足她的实际需求。为了参与讲述她的故事，Hendren 与 Lynch 发表了《不寻常工程宣言》，呼吁医疗产品的工程师和设计师重新思考系统、工作流程与标准，开发真正回应残障人士个体需求的设备。她们从以人为中心的角度，质疑那些主要由技术驱动的过程。因此，宣言呼吁与人类学等领域的专业人士开展跨学科合作，尤其不能少了这些技术的使用者。 ## 令人挫败的设计，不守规矩的使用（者） 无论医疗保健还是其他领域，面向残障人士的大规模生产产品，往往无法满足使用者需求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时，经过适配的设计过于明确地标示“他者性”，带来污名化风险。例如，IKEA 的 *ThisAbles* 项目，面向有“特殊需求”的人，提供名称直白的附加装置，如“cane by me”（手杖伴我）或“easy handle”（轻松把手）。[^c021-n2] 把如此复杂的群体视为普遍一致、用标准方案服务所有人，忽略了问题的核心：需求、姿势、动作与习惯的多样性没有被体现。 对于那些未被普遍工业规范照顾到的人，例如残障人士，我们怎样让设计*去标准化*？在大众市场经济中，能否为个体开发产品？制作和自主生产，在医疗保健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Engineering at Home* 展现了*批判性使用者*的潜能。Cindy 那些贴身、看起来不守规矩的工具，反映她私人的日常流程，也体现她面对令人挫败的大规模生产产品时，未明说的批判性回应。能否称 Cindy 为批判性创客？按照 Mark Ratto 的说法，“批判性制作与批判性设计及其他批判实践，同样强调‘价值’；这些实践包括它所源出的批判性技术实践，以及价值敏感设计和设计中的价值”。[^c021-n3] 从批判性制作中的价值视角看这个项目，Cindy 代表一种特定位置。她作为制作者的角色，与她作为*批判性使用者*的身份不可分割。因此，她是评价用具人体工学、并使其适应自身价值、需要与经验的专家。Cindy 的案例表明，将*批判性使用者*的视角纳入产品开发十分迫切，唯有如此，才能充分回应残障个体的真实需求。 ## HUB：作为自主制造者的批判性使用者 在设计去标准化的过程中，我们如何定位*批判性使用者*？不寻常的过程与看起来不守规矩的产品，能否取代大规模生产医疗保健产品中的普遍标准？在 *Human Unification Base*（*HUB*，人类联合基地）项目中，我们把这些问题应用到自我健康照护领域。我们考察*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将其视为批判性创客一个延展而更具体的版本。尤其在残障人士的情境中，我们认为，这种包容性视角对于批判性制作不可或缺。Ratto 在讨论“工人阶级”与“乡村居民”如何使用技术时，谈到了包容性的重要：“我们应该思考，批判性制作应如何重视这些做法，或如何把它们纳入其中——因为如果创客运动中确实有重要的政治议程，那么这一议程就应该向比文化精英更广泛的人群开放。”[^c021-n4] *HUB* 由交互设计师 Eric Groot Kormelink 发起，他自出生起就使用轮椅。Eric 在阿姆斯特丹 FabLab 意识到自己作为批判性使用者兼制作者的潜力：他在那里为轮椅开发了履带改装件，提升进入公共空间的能力。在此之前，他也像 Cindy 一样，重新设计自己的用具，例如每天用于多种用途的改装叉子，因为标准工具都不能让他方便地进食。不过，他的改装不只是功能性解决方案，而是源于更深层的需求：独立移动的自由。他在日常生活中遇到公共空间、交通工具、建筑物难以进入，以及其他令人挫败的设计，这些经历促使他发起 *HUB*。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Eric Groot Kormelink，《叉子》（Fork），定制叉子，年份不详。[^c021-n5]*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Eric Groot Kormelink，履带，2011 年。[^c021-n5]* 这个正在成形的项目，重点在于为残障人士赋能，明确借鉴这些批判性使用者的项目。在荷兰医疗保健体系日益退缩的时代，这具有根本意义。虽然自我照护的取舍仍有争议，例如把责任重新转给使用者，但它已经变得越来越迫切。与自我照护同时出现的，是数字制造技术越来越容易获取，使人们能够“自主制造”。但这些工具对残障人士而言，究竟有多可及？ 在这一背景下，*HUB* 探索 DIY／DIWO（自己动手／与他人共同动手）制作、开放设计的价值，数字制造对这一群体的现实潜力，以及*现场*原型制作和测试可能带来的好处。它旨在通过分享经验性知识与技术知识，与创客、设计师、艺术家、工程师、照护人员及其他专业人士合作，重新思考并重新制作健康照护设备。为推进由残障个体发起的设计去标准化，我们研究广泛的情境，从使用者视角到制作者／设计师／工程师视角。未来目标之一，是把原型发展成真实产品，创造新标准并找到市场。每项活动都关注个性化，因为“没有两个使用者是一样的”。[^c021-n7] ## 人体工学及其之外 但当我们越过显而易见的人体工学需求，试图解开功能解决方案背后的问题时，个性化意味着什么？飞行轮椅、蒸汽朋克风格的假腿、乐高机器人手臂，只是少数几个例子，展示*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超出人体工学的想象。批判性制作中的价值究竟是什么，是谁的价值，我们又如何意识到它们？在 *HUB* 中，我们借鉴设计研究者 Sanders 与 Stappers 的《共生工具箱》（Convivial Toolbox），探索如何揭示这些不可见、未言明、潜在的层次，以制作更切合需要的产品、工具或设备。[^c021-n8] 我们运用开放设计时，较少从技术角度出发，例如开源和数字制造工具是否可及，而更多把它视为引出使用者参与的方法。我们的起点，是分析此前在荷兰鹿特丹威廉·德库宁学院（Willem de Kooning Academy，WdKA）开发的开放设计项目。 其中一个开放设计项目是 *Blindly Organized*，一种可以变成包袋的个人物品整理系统。Sophie Dirven 的目标，是把视障人士的整理知识分享给思绪混乱、需要条理的人。她在养老院遇到一位逐渐失明的女性。通过分享私密故事、观察日常习惯，Dirven 与她建立了密切合作，深入了解其个人生活。除了区分、整理袋内物件之类的功能需要，她也发现了这位女性对美学、颜色和形状的偏好。她将这些应用于一套色彩鲜艳的模块化包袋系统，并在网上传播设计，供人修改。*Blindly Organized* 消解了通用盲人产品的污名：一位视障女性的具体需求，如今成为对所有人都有意义的需求。通过连接共同需要，她为包袋设计确立了一项新标准：“因为说到底，每个人在自己的包里都是盲人。”[^c021-n9]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Sophie Dirven，*Blindly Organised*，包袋，2018 年。[^c021-n10]*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4．Sophie Dirven，*Blindly Organised*，系统，2018 年。[^c021-n11]* ## 不确定的形式 *Engineering at Home* 与 *Blindly Organized* 代表了设计去标准化的两种不同立场。第一个项目来自一位*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她通过 DIY 工程实现个人人体工学方案。第二个项目体现由设计师发起的开放设计过程，通过故事分享发现视障女性的需求与价值。在 *HUB* 中，我们从制作者兼设计师、使用者兼制作者两种视角，关注使用者驱动的 DIY／DIWO 和开放设计。在产品需要能够调整、以满足具体要求的情境中，开放设计成为关键。为回应残障个体不可见的需求，我们通过开放形式概念，研究开放设计的美学维度。Umberto Eco 在《开放作品的诗学》中这样描述：“‘运动中的作品’的诗学，以及部分‘开放’作品的诗学，使艺术家与其受众之间的一轮新关系运转起来，启动一种新的审美感知机制。”[^c021-n12] 在《开放形式的精密机械》（*The Fine Mechanics of the Open Form*，1988—1992）中，作曲家、戏剧创作者 Dick Raaijmakers 将开放形式用作促进电子音乐中即兴与偶然性的方法。在这一语境中，他把开放形式描述为对技术封闭性质和古典作曲封闭结构的批判。[^c021-n13] 虽然处于不同领域，这种*封闭性质*与健康照护行业的机制并非没有相似之处。 用于参与式过程时，开放形式必然带来不确定或出乎意料的结果。正如 Liesbeth Huybrechts 在《参与有风险》中所说：“参与式项目依赖制作者与参与者双方的投入，因此永远不会完成。它们的过程与‘最终’形式，本质上都没有定型，这可能让制作者与参与者感到不确定。”[^c021-n14] 在 WdKA，我们尝试回应设计师与使用者之间这种可能的张力，以开放形式作为激活和互动的提示进行实验。我们采用超现实主义的 *cadavre exquis*（“精美尸体”接龙），这是一种富有游戏性的直觉协作系统，让他人接续完成一幅画或一首诗。探索这一开放的协作制作系统，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成果，例如一件“弗兰肯斯坦”开衫，由不同人编织的各式织片拼成。“设计解剖”（*Design Autopsy*）作业则体现更激进的方式。学生拆解电子设备，重新设计，并根据个人需要赋予新用途。重新思考和制作的过程，产生了陌生的产品，例如将加湿器改造成冒着蒸汽的时钟。在 *HUB* 中，我们希望进一步考察这些开放形式、协作过程及其意外结果的价值，以及它们如何可能与自我健康照护产品的可及性相关。 ## 美学挑衅 除了开放形式，在 WdKA，我们还探索对抗与挑衅等态度，将其作为艺术研究中分享故事的策略。*Confrontation Piece*（对抗作品）源于交互设计中的“文化探针”，这一方法由设计师和设计学者 Bill Gaver、Tony Dunne、Elena Pacenti 推广：“一种收集有关人们生活、价值与思想之数据的手段。探针可以是任何人工物——地图、明信片、相机、物件、日记等——连同能够唤起感受的任务，一起交给参与者，让他们记录具体事件、感受或互动。”[^c021-n15] “对抗作品”要求学生通过出人意料的介入或陌生物件来测试原型。它被用于“隐藏的地方工艺之秘密故事”（*Secret Stories about Hidden Local Crafts*）作业，目标是收集地方工艺者的叙事。一个项目关注被遗忘的编织技法。学生在当地市场安装了一台巨大的公共织机，用这种挑衅性形式激发关于编织的故事。巨型织机成功成为收集叙事的工具，但故事较少谈编织，更多谈日常生活。这个意外结果改变了织机原本的功能，使其成为一种公共叙事工具。 在下一项作品中，我们以更具思辨性的方式，扩展以使用者为导向的“对抗作品”。*Provocation Piece*（挑衅作品）通过挑衅性设计，在现实生活中测试极端情境，旨在打开目标群体中隐藏的价值。在一项关于未来物联网的作业中，学生采用了多种介入，从角色扮演到提出令人疏离的物件。例如，*Itranscom* 项目面向未来照护：如果能够读取因失智症等原因而无法再交流的人的思想，会怎样？学生制作了一个数据传输系统原型，一件小型、闪烁的电子物件，并在访谈患者时使用。这个物件激发了关于照护、生命与死亡的深入交谈，促使一个人说出她对隐私的担忧；这份担忧随后被纳入最终设计。这说明，挑衅性方法能够使设计师察觉使用者潜在的恐惧，在这里，是对陌生电子设备的恐惧。 在上述项目中，我们使用思辨方法发现隐藏的价值与情绪。但思辨并未被孤立地处理，未被仅仅视为作者性的表达，或 Anthony Dunne 和 Fiona Raby 工作中所讨论的“为辩论而设计”，[^c021-n16] 而是与现实生活需求相连。借鉴交互设计师 Ahmed Ansari 对设计的包容性理解，我们在“*如果……会怎样*”情境之外，增加“*还可以怎样*”这一问题。Ansari 解释说：“‘还可以怎样’强调与当前系统及结构的联系；其中的首要项目，被界定为政治性的、转化性的、主动的事业，而不是审美、探索性和智性练习。”[^c021-n17] 研究这种“*如果／还可以怎样*”情境，使我们能把对理想未来的想象，与残障个体的真实生活要求相连接。 ## 自我健康照护中的想象 *HUB* 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设计与制作过程中保持使用者的中心地位。正如 Eric 所说：“健康照护开发者、设计师和工程师，有必要推迟解决方案思维，开始探究那些关于功能或限制的显而易见问题背后，真正的价值是什么。”[^c021-n18] 但这些真实价值是什么？为找出“需求背后真正的问题”，我们关注残障人士隐含、不明确表达的要求，它们有时超出人体工学。想象在使用者与制作者／设计师之间的交流中，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进一步发展 WdKA 的艺术研究方法、策略与技法，我们提出一些路径：在现实生活中思辨，以挑衅激发叙事，以结局开放的形式鼓励个人改造，并为不可想象的未来设计情境。初步情境包括： *使用的诗学*：运用不同叙事形式，发现关于日常设备的个人故事、记忆和其他个人回应。此前讨论过的、为视障女性设计的 *Blindly Organized* 系统，就是故事分享的一个例子。 *感官的故事*：研究感官及感官反馈在产品中的作用。日常产品中，人们渴望或缺少哪些触觉、嗅觉、视觉、听觉或味觉感受？例如，如果 Eric 需要用吸管喝饮料，怎样通过吸管的结构，增强他体验不同饮品的感受？ *与（技术）物的想象性交互*：对残障人士难以使用的设备进行解剖。这些令人却步的设备，会产生哪些非预期的姿势或习惯？我们如何拆解、重新设计 PlayStation 手柄之类设备的（交互）设计，使体验更顺畅？ 如之前项目所示，我们预期会出现无法预测的结果：古怪、陌生或不寻常的物件或附加装置，却能够揭示更深层的偏好或情感。这些不守规矩的参数，能否成为未来自我健康照护的标准？ ## 激进的反转 更彻底的方法涉及表演性与角色反转。如果设计师在受监测的情境中，与轮椅使用者交换位置，以了解带着残障生活意味着什么，会怎样？设计师 Patricia Moore 曾试验这种体验式研究。她多年把自己装扮成老年女性，以理解老年人的日常生活。 或者，如果让*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掌管设计周期，通过界定规则、材料、技术与执行，创造一个反转版本的*条件设计*（Conditional Design），会怎样？[^c021-n19] 在这一情境中，是使用者为设计师界定设计参数，而不是相反。已经有许多半成品等待完成，例如 Eric 的履带轮胎。作为一个尚未完成、承载个人愿望的*非现成物*（un-readymade），它是宝贵的参照。如同 *cadavre exquis* 接龙，履带附加装置这样的非现成物代表一个起点，为创客、工程师或设计师的进一步开发确立标准，并鼓励他们向*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学习。 除了角色反转与协作的非现成物，我们也想象不可想象的情境：那些*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梦想着、却被认为不可能的发明。我们想象飞行轮椅、直觉式吉他界面、尚不存在的额外肢体，或使数字制造工具更容易使用的弗兰肯斯坦式附加装置。要实现这些愿景，建立一个涵盖广泛专家的网络，是迫切的首要目标。 ## 结论 *批判性使用者*能否成为人们常说的“改变游戏规则者”，让健康照护行业去标准化？从价值在批判性制作中的作用出发，我们认为，在自我健康照护领域，有必要借助*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扩展其情境。这些人体验过令人挫败的标准化产品，是专家型参照，也是宝贵的讲述者。正如《不寻常物件宣言》（*Unlikely Objects Manifesto*）所提议的，技术、工程、医疗保健与人类学专业人士之间的跨学科协作不可或缺。然而，要超越人体工学问题的解决，理解隐含需求——需求背后真正的问题——残障个体与创客、艺术家或设计师双方的经验和想象同等重要。借鉴 WdKA 的开放设计方法，*HUB* 希望进一步研究想象在协作制作中的价值，发现残障人士不可见、未言明的需求。从这种高度个人化的视角工作，会引入未定义的过程、意外结果和不守规矩的产品等参数。*HUB* 的目标，是运用这些参数，让*作为制作者的批判性使用者*掌管自己的环境，成为概念工程师、艺术总监或创新发明者。如果“不寻常”“未定义”“出乎意料”或“尚未准备好”这样的主观变量，成为新的标准，会怎样？ ## 参考文献 Ansari, Ahmed. 'Design must fill current human needs before imagining new futures', MIT Media Lab Summit, July 2015. Dirven, Sophie (ed. Deanna Herst). *Blindly Organised*, Rotterdam: Willem de Kooning Academy, 2018, https://blindlyorganised.wdka.nl/. Dunne, Anthony and Fiona Raby. 'What if...'‚ http://dunneandraby.co.uk/content/bydandr/496/0. Eco, Umberto and Anna Cancogni. *The Open Work*. Vol. 2.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Gaver, Bill, Tony Dunne and Elena Pacenti. 'Design: Cultural Probes', *interactions*, 6(1), 1999. Groot Kormelink, Eric and Deanna Herst. 'Hub Mission Statement', Amsterdam, 2018, 待出版。 Hendren, Sara and Caitrin Lynch. 'This Counts Too: Engineering at Home, Unlikely Engineering Manifesto, *Engineering At Home,* 17 January 2016, http://engineeringathome.org/manifesto. Hertz, Garnet (ed.) *Conversations in Critical Making*. Victoria, BC: CTheory Book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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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1-n18]: 与 Eric Groot Kormelink 的私人交流，2018 年 9 月至 2019 年 3 月。 [^c021-n19]: https://conditionaldesign.org/. # 将开放设计建设为公地 Peter Troxler 自 21 世纪初提出以来，开放设计概念已被众多设计倡议接受，范围从家具到纺织品，从产品设计到社会设计。[^c022-n1] 开放设计也使硬件与电子技术等领域的开放和分享重新焕发生机。分享设计文件、生产文件和说明，几乎成了各类项目与倡议的必备组成部分；这些项目试图围绕制作、生产和制造展开批判性对话，而其对象正是主导全球北方 21 世纪城市居民生活的那些物件。 在“开源循环经济日”[^c022-n2] 和“POC21 创新营”[^c022-n3] 等活动中，开放设计被提出作为制作和讨论循环产品的关键要素。它已成为社会设计首选的运作方式，也日益启发设计业、制造业及其相关机构。Premsela，即当时的荷兰设计与时尚研究所，[^c022-n4] 是出版《当下开放设计》（*Open Design Now*）一书的主要合作伙伴。[^c022-n5] 2018 年，丹麦设计中心为设计师和制造商开展一个项目，帮助他们“通过走向开源”来发展业务。[^c022-n6] 开放设计及其研究，主要执着于开放的特征、能够促进设计开放性的法律框架、设计师需要放弃的控制，以及每个人将获得的设计资源开放访问权。[^c022-n7] 然而，对于由多个行动者组成的社群，如何能够自我组织，以创造、建设、分享和保存这些开放设计资源，人们关注得较少。 本文追溯开放设计的根源，并依据近期一项开放设计倡议的经验，以及对开放设计实践的研究，将开放设计中“如何组织”的问题，与较早关于共同、共享资源的理论联系起来。 ## 开放设计 按照柏林设计师 Ronen Kadushin 的说法，开放设计采用两种生成机制： 1. 在互联网上分享数字设计文件，采用允许再使用和修改设计的许可；以及 2. 创造能够直接根据设计文件制造、无须专门机械或工装的设计。[^c022-n8] 在其他地方，开放设计被定义为“其制作者允许自由分发和记录，并许可对其进行修改与衍生的设计”。[^c022-n9] 这一定义源于软件。第二种定义并未真正*界定*何为“开放”，而是陈述“开放”的*后果*。 两种定义都从设计师作为设计作者的角度来理解开放设计：作者放弃将设计用于商业的专有权。兰卡斯特大学设计与创意交流教授 Leon Cruickshank，更简洁地将开放设计定义为： > 以赠与事物（自由披露）、大众参与设计、共同创造，以及其他一系列试图发展创造力之新开放方法的路径为基础的模式［……］不一定以常规商业模式和市场经济为基础。[^c022-n10] Cruickshank 的表述为前面的定义增加了两个要素：“大众参与”的观念，以及偏离常规商业模式与市场经济的想法。这两项补充，对理解并进一步发展开放设计至关重要。但他为设计师、设计参与者和设计促进者制定的指引，仍局限于创造开放设计的核心过程。关于建设、分享和保存开放设计的问题，既未被提出，也未得到回答。 ## 丹麦 Remodel 案例中的大众参与 2018 年，丹麦设计中心发起一项倡议，向制造商介绍开源原则，将其作为开发新商业模式的工具。它被贴切地命名为“Remodel”（重塑）。八家丹麦制造企业参加了项目。[^c022-n11] 这八家公司来自不同产业：室内与家具设计、建筑、电子设备与工具，也包括食品与生物技术。 项目包括七个阶段： 1. 发现开源； 2. 想象走向开放； 3. 将用户旅程可视化； 4. 绘制社群与系统地图； 5. 在黑客马拉松中，由社群测试这一方法； 6. 进一步发展社群； 7. 为（新的）产品生态系统制作原型。 因此，丹麦设计中心项目中反复出现的主题，是企业应当让“社群”参与其开源项目；这一目标与 Cruickshank 的“大众参与”观念相对应。企业确实产生了愿望、动力与决心，寻找“某个人”（或某些人），为其项目所依据的开放设计资源作出贡献。它们的方法差异不大：所有企业都提出某种在线平台，用来收集、交换现有设计的变体或新设计，以拓宽企业的产品范围，为客户提供更合适的解决方案。至于平台的参与者和贡献者是谁，各家意见不同：三家公司选择设计师，五家选择客户。设计师会为平台所有者的产品目录作出贡献，扩充其产品种类；有时，设计师有望获得版税，并从平台曝光中受益。客户则会记录自己如何调整现有产品以满足个人需求，帮助企业更好地使产品适应客户。引人注目的是，两种版本有一个共同点：社群通过平台作出的贡献，主要服务于平台发起者的业务。八家公司中，只有两家在提案中提到任何互惠因素。 ## 社群的作用 在 Remodel 倡议的总结讨论中，平台建设与社群建设是反复出现的话题。虽然所有参与企业都在提案中纳入一个供社群聚集的平台，却都难以想象如何实施这一策略。总结会上，参与者提出的显然方案，是通过某种社群建设与社群管理努力，吸引更多投入的人参与相关开放设计项目。相应工具主要是尝试让社群显得更有吸引力、更难进入，以及其他助推和社会工程策略。与提案中缺乏互惠相呼应，潜在社群成员显而易见的问题——“这对我有什么好处？”——从未在讨论中出现。 然而，信息技术管理研究者 Bo Xu、Donald R. Jones 和 Bingjia Shao 较早的分析，以及设计研究者 Ali Gürcan Özkil 的研究，都已表明：无论硬件还是软件，大多数开放设计项目并未吸引大量贡献者，也就是说，它们相对不活跃，处于休眠状态。[^c022-n12][^c022-pdf-n13] 事实上，法德研究项目“OPEN! 基于社群的产品开发方法与工具”的 Jérémy Bonvoisin 及同事注意到，即使那些社群最活跃的开源硬件项目，其贡献量也显著少于典型的闭源工业项目。[^c022-n13] 商业与创新学者 Laetitia Thomas、Karine Samuel 的另一项研究表明，成功的开源产品设计项目以社群为中心。它们最初从社群中产生，目的是解决这个社群自身经历的问题。社群则通过吸引更多人才来解决问题而成长。[^c022-n14] ## 以社群为基础的商业模式 确实，在此前与 Patricia Wolf 合著的一项研究中，我们指出，区分*面向社群*与*以社群为基础*的商业模式很重要。面向社群的模式，通过与一个通常由使用者、客户和利益相关者组成的“社群”互动，扩展中心企业的商业模式。但这些模式受到一种摩擦困扰：一边是利润最大化的商业要求，另一边是分享与利他主义的社群价值。[^c022-n15] 在这项多案例研究中，我们分析了数字创客企业家的商业模式。[^c022-n16] 数字创客企业家，是以数字方式创建设计、在 Thingiverse 等在线平台分享设计、使用 3D 打印等数字制造技术生产，并普遍将这些技术作为创业活动生成机制的人。我们特别感兴趣的是这样一种悖论：一方面，设计可以自由获取，而且本应能用容易取得的技术，以边际成本再生产；另一方面，人们却正用这些设计赚钱。因此，我们尤其尝试在平台上寻找通过（再）使用共享设计，建立成功业务的参与者。 分析时，我们按照管理学者 Christoph Zott 和 Raphael Amit 的建议，将商业模式视为活动系统。[^c022-n17] 深入分析则采用活动理论框架，它同样以活动为分析单位。[^c022-n18] 我们详细分析了三个案例：一家销售 3D 打印物品的网店，一位 3D 打印领域的连续创业者，以及一位在工作中引入 3D 打印、后来自己创业的硬件工程师。案例表明，数字创客企业家明确以社群语言描述客户和供应商，也用社群术语谈论企业内部关系。他们提到“共同创造”和“共同所有”，并以“公平”“互惠”等概念描述社群守护：重新使用设计时给予署名认可，免费分享自己的设计，以及例如实施收入分享计划。 这些例子说明，商业模式如何从社群自身产生，并为社群创造价值。Øystein Fjeldstad 及其同事，为这类模式提出三个成功因素： 1. 具备自我组织能力与价值观的行动者； 2. 供行动者积累、分享资源的公地；以及 3. 能够促成多行动者协作的协议、过程和基础设施。[^c022-n19] 与 Thomas 和 Samuel 的发现一致，我们发现，从这类社群中出现的创业者，将体现利他主义的组成模块与覆盖基本成本的模块结合起来，发展出新的混合商业模式。我们还发现，这些创业者运用互惠、公平等新的治理原则，指导商业活动。 ## 作为开放设计守护者的社群 从以行动者为导向的视角研究新商业模式和组织设计时，我们的发现与 Fjeldstad 的观察，都指向一种与传统教科书路径根本不同的新经商方式。事实上，此前已经有人观察到：建设、分享资源的多行动者社群，会进行自我组织。诺贝尔奖得主 Elinor Ostrom 在一篇 1990 年的论文中，描述了自己研究过的大量自治森林、渔场和水权，它们被称为“公共池资源”（common pool resources，CPRs）或“公地”。[^c022-n20] 其中一些成功保存了资源，另一些则没那么成功。 根据这些观察，Ostrom 提炼出八项设计原则，用来“解释这些制度为何能够成功维系公共池资源，并使一代又一代资源取用者遵守现行规则”。八项原则是：（1）清楚界定公共池资源；（2）规则与地方条件相契合；（3）参与规则制定；（4）参与监测；（5）参与制裁；（6）能够使用冲突解决机制；（7）享有组织权；（8）公共池资源嵌套于更大系统之中。[^c022-n21] 有意思的是，开放设计确实曾在开放可获取资源的意义上，被比作公地。[^c022-n22] 但 Ostrom 的设计原则却很少出现在讨论中。将开放设计作为活动系统，而不仅仅作为资源来研究，就会揭示多行动者社群中的自我组织：它们确实在照料共享资源。开放设计中发现的活动系统，类似于 Ostrom 所描述的制度，能够一代又一代维系公共池资源，也就是公地。 把这一观察重新联系到 Remodel 项目提出的问题，我们建议，在创造、建设和培育一个作为开源产品开发项目所有者的社群时，采用 Ostrom 的原则。如果只把开放设计看作一种（被动）资源，就会忽略一个事实：生成、维护这种资源，需要大量工作、意向性和自我组织。为简便起见，我们把这些原则从八项归并为五项：[^c022-n23] 1. *明确界定的边界*。必须明确界定哪些参与者有权从项目提取资源，也必须明确项目边界（1）。这一点最直接地对应前文关于社群建设的建议。 2. *取用与供给规则须同地方条件相契合*。限制资源取用的时间、地点、技术或数量的规则，应当与地方条件，以及要求付出劳动、材料或金钱的供给规则相联系（2）。这一点凸显了前文所说，开放设计项目核心那些以社群为中心的问题。 3. *治理*。多数受治理规则影响的参与者，都能参与制定和修改规则，途径包括监测条件与适当行为、制裁违规参与者，以及解决冲突（3、4、5、6）。这一点涉及促成协作的协议、过程与基础设施。 4. *相对独立*（对组织权的最低限度认可）。参与者设计自身制度的权利，不受外部权威挑战（7）。 5. *嵌套的组织单元*。对于更大系统，资源取用、供给、监测、执行、冲突解决与治理活动，应组织为多个层级、相互嵌套的组织单元（8）。例如，在更大的 Thingiverse 社群环境中经营的数字创客企业家，就体现了这一点。 ## 结论 “这对我有什么好处？”对于开源产品设计，这是决定个人是否愿意为项目存续作贡献的根本问题。本文认为，回答这一问题的关键，可能不在于个人作为社群一员能获得什么——这是聚焦资源、面向社群的方法——而在于个人作为社群一部分，在多大程度上体验并表达对项目的所有权——这是聚焦活动、以社群为基础的方法。 （重新）应用公地理论，我们提出，开源产品设计项目将受益于一种超越个体讨价还价层面的方法。它旨在围绕项目设计一个能够作为公地运作的社群：具有明确边界，与地方条件相连，依据恰当治理原则，得到相对独立性的支持，并能作为嵌套的组织单元，积极与其他项目互动。 正如 Michael Madison 所说，这样的开放设计项目，将形成一个有结构、经建设的公地，“有正式和非正式的制度机制来管理或治理［其］开放性［……］区别于知识产权法中界定公共领域概念的、不受限制的形式开放性”。[^c022-n24] Ostrom 的原则，有助于指导通过大众参与而创造、建设、分享和保存开放设计的活动。把开放设计理解为公地这一观念本身，就为如何偏离常规商业模式与市场经济，提供了有效解决方案。 ## 参考文献 Abel, Bas van, Lucas Evers, Roel Klaassen and Peter Troxler (eds) *Open Design Now: Why Design Cannot Remain Exclusive,*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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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2-pdf-n13]: Ali Gürcan Özkil, ‘Collective Design in 3D Printing: A Large Scale Empirical Study of Designs, Designers and Evolution’, *Design Studies*, 51 (2017): pp. 66-89. [^c022-n13]: Jérémy Bonvoisin, Tom Buchert, Maurice Preidel, and Rainer G. Stark. ‘How Participative Is Open Source Hardware? Insights from Online Repository Mining’, *Design Science*, 4.19 (2018), https://doi.org/10.1017/dsj.2018.15. [^c022-n14]: Laetitia Thomas and Karine Samuel, ‘Characteristics of Open Source Business Models’, The XXVIII ISPIM Innovation Conference – Composing the Innovation Symphony, Vienna, 18-21 June 2017. [^c022-n15]: Patricia Wolf and Peter Troxler, ‘Community-based Business Models. Insights from an Emerging Maker Economy’, *Interaction Design and Architecture(s) Journal - IxD&A*, 30 (2016): pp. 75-94. [^c022-n16]: Peter Troxler and Patricia Wolf, ‘Digital Maker-Entrepreneurs in Open Design: What Activities Make Up Their Business Model?’, *Business Horizons*, 60.6 (2017): pp. 807-817. [^c022-n17]: Christoph Zott and Raphael Amit, ‘Business Model Design: An Activity System Perspective’, *Long Range Planning*, 49(2-3) (2010): pp. 216-226. [^c022-n18]: 在活动理论中，活动由单独或集体行动的*主体*发起，指向某一目标，称为*客体*。这一框架将活动置于整个活动系统的中心。除主体及其历史、文化等因素之外，系统还描述主体为达到客体而使用的*人工物*或工具。此外，活动理论说明“主体—人工物—客体”三元关系如何嵌入社会文化情境：这一情境包括人的松散网络（或*社群*）、施加于活动的稳定程序（称为*现行规则*），以及参与开展活动、正式指定的功能群体；这些群体由*劳动分工*产生，又形成劳动分工。有关活动理论的更多内容，例如，见 Frank Blackler, ‘Knowledge and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s: Organizations as Activity Systems and the Reframing of Management Studies’,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30.6 (November 1993): pp. 863-884；Yrio Engeström, *Learning by Expanding: An Activity-Theoretical Approach to Developmental Research*. Helsinki: Orienta-Konsultit, 1987；以及 Yrio Engeström, ‘Activity Theory as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and Redesigning Work’, *Ergonomics*, 43.7 (2000): pp. 960-974。 [^c022-n19]: Øystein D. Fjeldstad, Charles C. Snow, Raymond E. Miles, and Christopher Lettl, ‘The Architecture of Collaboration’,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33.6 (2012): pp. 734-750. [^c022-n20]: 本文交替使用这两个术语。 [^c022-n21]: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 Cambridge, MA: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90. [^c022-n22]: 较新的研究与综述，见 Kosmas Gavras, ‘Open Source Beyond Software: Re-invent Open Design on the Common’s Ground’, *Journal of Peer Production*, 13 (April 2019), http://peerproduction.net/issues/issue-13-open/peer-reviewed-papers/open-source-beyond-software/ 。 [^c022-n23]: 在我们的归组中，括号内标出与 Ostrom 原有编号的对应关系。 [^c022-n24]: Michael Madison, ‘Commons at the Intersection of Peer Production, Citizen Science, and Big Data: Galaxy Zoo’, in Brett Frischmann, Michael Madison, Katherine Strandburg (eds) *Governing Knowledge Common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 211. # 走向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 Krystin Gollihue 与 Abigail Browning **Abigail Browning** *跨越不同学科，需要横向思考、转导，也需要倚靠他人的专业知识* *镜像神经元在共情中发挥着巨大作用* *而且它们会触发身体反应* **Krystin Gollihue** *身体确实在映照另一个身体* *以便理解那个身体*[^c023-n1] 本章讲述一个故事。斯托洛族诗人、评论家 Lee Maracle 说，故事是理论的基础。[^c023-n2] 故事让我们得以找到自身的方位——面对我们的观念、身体、关系与自我。许多故事交织起来，有助于完整地描述世界。故事帮助创造一种使个人经验获得认可的真理；女性主义者、科学家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将这一概念称为女性主义客观性。[^c023-n3] 本章讨论我们关于技术素养、生产、神秘主义的经验，以及我们借助技术实践彼此建立的共同体。通过一个我们称作 [0U1JA] 的项目，我们主张为批判性、文化性和涌现性的制作创造更为多样的场所，使它们生长于我们具体处境中的亲身经验。 [0U1JA] 是一块数字通灵板，利用 Arduino 微控制器和加速度计将运动数据转导为可视化图像。这个项目源自我们围绕数字人文、批判性制作、女性主义和技术素养讲述的自身故事，将我们与技术的关系表现为神秘的联结。借助 Arduino 的触摸和感知能力，我们将早期素养的发展追溯到技术的魔力，以及存储媒介再现幽灵的能力——正如文学学者与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论述的那样。[^c023-n4]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图 1. Greg Brown，两位朋友通过通灵板占卜，2019 年。[^c023-n5]*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4)〕 我们年少时使用的实体通灵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空间，不仅能够不受评判地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流，也能够掌控未知并与之互动。我们把批判性制作和技术素养重新构想为一块通灵板——一个属于我们自身具身故事与经验的参照点——由此得以回到以嬉戏式发明、关系和偶然机遇为中心的学习环境。 **Krystin Gollihue** *我只是觉得自己发现了某种全新的东西，把我之前对电子技术的一切看法都打散了* *我确实跟一个学生说过这件事——她看到我在干活，就提到高中时多么讨厌计算机科学。我说：“是啊，它确实重新连接了我的大脑，而且真的很难，但我觉得自己现在像变了个人。”* *就像第一次看见自己的 DNA* *它一直都在那里，大概也有人以前见过* *但是，当你看着自己* *那就是魔法！* **Abigail Browning** *它让人获得力量，适用于所有研究领域；做出一样东西，终于觉得自己面对周围世界时不再那么无助，这真让人兴奋* ## 寻找发明的起点 2015 年 12 月，我们以围坐对话的方式启动了 [0U1JA]（参见本章穿插的 Google 聊天记录），讨论是什么将我们吸引到数字学术与批判性制作之中。第二年春天，我们聚在一起头脑风暴，运用了网络媒介理论家 Gregory Ulmer 所提出的一种名为 *popcycle* 的发明过程。这种启发法帮助写作者辨认意义如何在家庭、娱乐、学校与学科这些机构之间“循环流通”。[^c023-n6] 在这次讨论中，我们创作了多模态文本，表现自己对这些主题的理解。由此浮现出来的是我们在学术空间中共有的疏离感——我们交换故事，讲述基础设施如何一再抹去更为个人化的交流方式和存在方式。 早期的许多会面都伴随着咖啡或食物。我们寻找战术性的解决办法，应对那些将像我们这样的人——女性气质者、艺术家、神经多样性人群——排除在学术界和技术文化之外的系统性问题。我们的谈话探寻一种不同的体制，让那些原本就不被认为应该存在于学院中的人，能够真诚而有爱地互动。我们回想自己曾经何时与母亲、姨姑、外婆、奶奶、姐妹和朋友们体验过这样的共同体。在成长过程中的某个时刻，爱与好奇转变成了不安全感；我们与事物及彼此之间的关系，被重新界定为轻浮、令人分心，并且与更“严肃”的追求毫不相干。 这种转变与我们所说的“分流”同时发生。青少年时期，我们被鼓励从事写作、舞蹈、文学和艺术，而非电子、数学、科学与实验。成年后成为学者，我们难以调和自己对男性主导的媒介与技术领域的好奇，以及自己在更女性化领域中塑造早期经验的活动。除去基本的技术熟练度，从未有人明确要求我们了解身边计算机的内部运作。但在研究生阶段，我们主动寻找接触代码与电路的机会，把它们视作自身身份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学习电路板、自学创建 [0U1JA] 所需的代码，是一种发明过程；而我们的 popcycle 和后续对话则是另一种。两者结合，促使我们反思自己的活动——无论受学科训练所规范，还是建立在人际关系之上——如何*隐含地*具有技术性。正如技术传播学者 Angela Haas 所写，我们的实践是 *digital* 的，也就是*属于手指的*。[^c023-n7] 比如，我们遵循食谱，学习如何将材料转导为可供食用的东西。我们按照编码的图样编织和钩织毯子。我们重复摄影与冲洗胶片的技术流程。我们甚至按自己的算法写诗。这些就是我们熟悉的机制。尽管我们通过这些谈话逐渐明晰了自己作为创客的身份，却仍然几乎找不到自己作为*电子*创作者的身份参照。除了出于需要、且为社会接受地初步接触 HTML 和博客之外，代码对我们是陌生的。计算机器的内部运作同样陌生，但我们可以从自己熟悉的一种技术开始。 哈拉维写道，作为女性主义者，我们必须“在我们这些拥有灵长类色觉与立体视觉的身体之中，学会如何把客观的东西接到我们的理论与政治扫描仪上，以便说清我们身在何处、又不在何处”。[^c023-n8] 我们在学术环境中的经历抹去了感受作为意义生成方式的地位，使我们在关于早期技术素养的讨论中变得*不在场*。然而，关注自身的具身历史，让我们看到了如何介入学习技术的传统方式：我们需要创造自己的程序性素养，使它与故事、经验和感受交织在一起。 讨论 Ulmer 的“娱乐”循环时，我们想起一种彼此都曾亲密而愉快地使用过的工具——通灵板，这是我们年轻时在留宿聚会上玩的一种神秘游戏。作为一种发明工具，通灵板是一张为开放式问题而造、与身体对接的地图。借用唐娜·哈拉维《赛博格宣言》的话，这个游戏本身表明了“身体是权力与身份的地图”。[^c023-n9] 参与其中需要向未知敞开，需要在自己无法理解的事物中体验快乐（有时也是恐惧）。通灵板完美地对应了我们希望从学习新媒介技术中得到的东西：一个容纳问题与故事的地方，一个容纳好奇、脆弱与嬉戏的地方。 **Krystin Gollihue** *跟你聊这些真好。* **Abigail Browning** *抱抱！！！* *太美好了！* *xoxox（亲亲抱抱）* **Krystin Gollihue** *很高兴我们在一起做这件事！！* *<3* ## 转导 [0U1JA] 为了制作 [0U1JA]，我们使用了一块基础款 Arduino 板，它配置了多个数字和模拟输入输出接口。输入传感器是一块加速度计转接板，输出则是使用 Processing 视觉效果编译而成的程序。加速度计测量加速度，包括静止物体所受重力这样的静态作用力，以及运动、振动或冲击这样的动态作用力。由于加速度计兼有静态与动态特性，[0U1JA] 的感知可能性主要集中在两双手置于扶乩指示板上所产生的速度与 g 力。我们将这些现象映射到一个连续谱上的各个点，从用户触摸加速度计却不移动它，一直到让装置沿 x、y 坐标快速移动的强烈动态运动。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图 2 和图 3. Abigail Browning 与 Krystin Gollihue。我们早期的 Processing 程序草图：代码旁边是富有玩趣的椭圆形，它们可能成为通灵板扶乩指示板“眼睛”的视觉再化身，2017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5)〕 当我们能够从加速度计采集数据后，便编写了一个 Processing 程序，利用加速度在屏幕上创造视觉现象。我们借开发程序学习 Processing 语言，同时也希望体现传统通灵板的技术文化实践。通过程序性学习，我们希望完成三件事：1）描绘一个容纳嬉戏、不确定性和神秘主义的空间；2）探索身体如何与通灵板这类神秘的“观看”物体互动；3）创造一个空间，映照出我们年少时在技术与教育机构之外可以进入的那些共同体。 ### 超自然感知 由于加速度计极为敏感，我们无法“学会”或“预测”数字通灵板的运动，也无法确定输入与输出之间的精确关系。这种不确定性映照着超自然活动的不确定性，后者有助于在通灵板使用者之间建立联结：这是超感官知觉，还是另一位使用者制造了某种现象，又或者真的是幽灵？我们陶醉于不知晓、甚至可能*永不*知晓的念头（这与学术界的取向截然相反）。虽然这些问题萦绕着我们，我们却享受置身其中，正如年轻时享受神秘通灵板带来的刺激一样。 在魔法般的情境中，我们既处于联结之中（与未知及其他参与通灵者相连），又处于断开之中（与自身身体分离）。批判理论家 Christopher Peterson 写道，我们的“自我在场是以……他人的不在场为前提的”，[^c023-n10] 但通灵板向我们同时呈现出他者的在场（其他使用者）和他者的不在场（幽灵般的输出）。通过 [0U1JA]，我们体验到一种幽灵萦绕，它在相互感应的超自然体验中把我们聚拢在一起。1890 年，也就是通灵板发明后的数年，苏格兰民俗学家、人类学家 James Frazer 写道，在超自然活动中，“事物通过一种隐秘的感应，在远距离彼此施加作用”。[^c023-n11] 制作 [0U1JA] 时，我们的身体正受到某一种隐秘感应的作用——面对危险时战斗或逃跑的身体反应——但我们也体验到由 Arduino 的两位使用者之间所中介的另一种隐秘感应。这直接对应着我们年少时的实体通灵板，如何以无法辨明、充满神秘却又令人情绪惊动的方式，把我们彼此联结起来，也把我们与幽灵联结起来。 ### 偶然的身份与身体的知晓 通过编程，我们学会了如何把具身感受写入技术循环的组装体，如何描绘共享的感受，并创造新的意义。这些交叉是有意义的，因为正如酷儿理论家 Jasbir Puar 所言，身体无法依据其身份被拆分、沉淀为固定层次。[^c023-n12] 归根结底，交叉性不是一种东西，而是一种行动：“认同是一个过程；身份是一场相遇、一个事件，事实上，是一次意外。身份是多因的、多向的、处于阈限之中的；痕迹并不总是不言自明。”[^c023-n13] 使用数字通灵板的过程，既通过身体也不依赖身体，来拆解并重组意义。[0U1JA] 提供了一个机会，使我们能够把自身局部的、相互建构的叙事可视化，而不只是对其进行理论化。 因为我们理解加速度计如何工作，所以知道无论如何，自己的身体都会产生数据。又因为后现代文学评论家、媒介学者 Katherine Hayles 强调，“特定的坐姿、手势、行走和运动方式都具有文化特殊性”，[^c023-n14] 我们想知道，深植于自身的文化知识将如何与输出互动。如果我们不能使用数字扶乩指示板控制屏幕上发生的事情，那么究竟是什么在控制它？这一过程迫使我们面对这样一种状况：“身体是不稳定的实体，无法毫无缝隙地被拆分成各种身份构型。”[^c023-n15] 这种体验会不会让我们感到不安全或不稳定，就像遭遇幽灵时可能产生的感觉一样？还是会让我们感到好奇，想要更多数据，好看看还会发生什么其他现象？ 在创造一个以具身的、局部的知识、神秘主义及技术为中心的项目时，我们也在学术界内部为*感受*创造了一个空间。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历史学家、文化学者 Dian Million 把纳入“情感知识”描述为对传统白人学术历史叙述的一次重要偏离——这种感受理论，是完整讲述第一民族遭受种族灭绝与虐待历史的重要方式之一。[^c023-n16] 此外，社会学家 Jochen Kleres 与 Åsa Wettergren 将情绪视为理性决策的驱动因素，并指出，“一个人需要‘*感受*’知识，才会受其触动而采取行动”（强调为我们所加）。[^c023-n17] 我们的工作挑战编程的传统交汇方式，强烈呼吁把感受这样的“地方性知识”[^c023-n18] 作为技术空间的一部分，使之能够被看见。 ## 创造无须自我辩解的空间 在围绕 [0U1JA] 展开的讨论和技术开发过程中，我们始终感觉到空间如何通过发明的过程被建构出来。我们矛盾的自我渴望参与制作的技术文化——尽管学术壁垒与文化压力都试图阻止我们。甚至只是开展这个项目，我们都得请求一位教授为我们两人单独开设一门指导研究课程（幸运的是，对方答应了）。最终，我们需要挣脱出来，创造一个学习编程的空间。正如哈拉维解释的：“分裂而矛盾的自我，才能追问各种定位并承担责任，才能建构并参与改变历史的理性对话和奇幻想象。”[^c023-n19] 在整个过程中，我们以传统上被视作“女性化”的方式彼此交流：开发代码或可视化图像时，或通过幽默表达情绪，或通过叙事沟通。这样一来，我们周围的空间开始映照出年少时常常出入的私人空间与制度之外的空间。女性主义学者 Angela McRobbie 和 Jenny Garber 创造了“卧室文化”一词，描述作为亚文化的少女生活得以培育的场所。[^c023-n20] 营销研究者 Kandy James 在 2000 年对少女卧室进行的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女孩把这个空间视为生活中少数几个安全、安稳且可控制的地点之一。[^c023-n21] 卧室是私密而可控制的，它的镜像则是公共领域——一个有害而难以驾驭的空间，持续冒犯着少女的身份。这种视角有赖于一种特权：拥有一个能让少女感到自己有力量的私人空间。作为来自白人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的人，我们很幸运拥有过这样的空间。 不过，在其他身份的交叉处，也存在其他私人空间，它们帮助我们设想如何使批判性制作从安全的学习场所出发。例如，文化学者 Carmen Kynard 与修辞理论家 Vorris B. Nunley 都曾写到非裔美国男女的私人空间——“隐秘港湾”（hush harbors）。Nunley 将隐秘港湾定义为“经过伪装的地点、隐蔽的场所与封闭的地方”，它们会转化为自由运用语言、说出未曾说出之事、以及“在自己的共同体里向自己唱自己的歌”的地方。[^c023-n22] Nunley 以非裔美国人的教会和黑人理发店为例：在这些地方，非裔美国人能够大隐于市，同时用自己的本土语言生成意义。这些空间的建立有着明确缘由：在美国遭受奴役的非洲人及其祖先被排除在主流机构之外。Kynard 论述年轻非裔美国女性的隐秘港湾时，主张“实践并体现那些话语空间，让工人阶级／在职贫困者学会在白人机构中采用不同的性别化与种族化角色”。[^c023-n23] 隐秘港湾如同卧室文化，是私密、可控制的地方，使一个人在思考、谈论和创造世界时，可以不必为做自己而道歉。然而，隐秘港湾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在历史上特别属于非裔美国人，并位于暴力制度*之内*。 卧室文化与隐秘港湾都是存在于公共结构之内的私人文化。它们或许可以成为某些批判性制作的范型——那些被规范排斥在创客文化之外的创客，早已在从事这种制作。跨越不同文化与空间，在理发店、留宿聚会、厨房和宗教仪式中，发生着哪些批判性感知世界和创造世界的活动？它们为具有边缘化、交叉性身份的批判性创客创造了什么参照点？为了构想 [0U1JA]，我们必须反思：它如何在我们这两位使用者之间，亲密地创造出一个空间。为了创造一块*数字*通灵板，我们必须想象一块*传统*通灵板，运用那些话语与材料——它们曾使作为少女与女性气质者的我们，在教育与技术机构之外建立联结。这些实践虽然存在于电子制作的边界之外，却是我们意义生成的核心。这些进行安全、安稳制作实践的机会，揭示了亲密的、家内的、隐蔽的制作活动，与那些判定我们认识世界及在世界中存在的方式不受欢迎的教育公共领域之间的张力。 **Abigail Browning** *是啊* *正是如此* *非／中介的空间（un/mediated spaces）* *或者 un\*mediated（非\*中介的）* **Krystin Gollihue** *我喜欢 un\*mediated（非\*中介的）* *:D* ## 走向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 在开发 [0U1JA] 的整个过程中，我们不断反思，这个项目究竟有什么尤其“女性主义”或“交叉性”的特点——不仅在内容或信息上，也在方法上。虽然我们的身份不能直接代表种族交叉处的经验，[0U1JA] 却让我们能够构想一种批判性制作实践：创客可以把自身的文化实践放进技术知识的框架，即使这些实践被视为制度之外的、分散注意力的、不受欢迎的东西。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要求我们欢迎这种偏离；制作中的程序性素养包含那些表面上既不技术化也不严肃的故事、岔题和个人参照点。写作研究学者 Sarah Arroyo 断言，新媒介给我们带来新的机会，去“欢迎扰动，而不是系统地排斥它们”。[^c023-n24] 边缘化创客本身就是对制度环境的扰动，揭示文化的、情感的和具身的实践如何被系统地抹去。但我们的物质实践——我们以私密、隐蔽、非线性方式进行创造的方法——有助于重新设定批判性制作中重要事物的语境。 这场关于程序与分心的讨论隐含着一个问题：在我们运用技术进行制作的地方，什么才算数？什么算知识？什么算技术素养与技术？什么算制作？对我们而言，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必须栖身于边缘发生的事情之中：嬉戏、感受、空间、关系以及未知。这要求关注具身叙事：创客在制度之外经历什么，处于怎样的压力之中，被排除在什么地方之外，以及哪些实践让他们感到熟悉和安全。当我们为批判性制作创造空间与语境时，必须追问自己：我们把什么放到了边缘，又把什么放到了中心？我们必须创造机会，让人拥有更多时间停留于经验之中，去嬉戏，专注于学术与创作中个人性的和关系性的部分，并与那些和我们相似及不同的人建立联系。交叉性女性主义的批判性制作实践，要求我们从身体出发进行创造，在身体之中并与身体一道发明，并把这种实践珍视为知晓。 ## 参考文献 Arroyo, Sarah. *Participatory Composition: Video Culture, Writing, and Electra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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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lmer, *Heuretics: The Logic of Invention*, Baltimor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p. 195. [^c023-n7]: Angela M. Haas, ‘Wampum as Hypertext: An American Indian Intellectual Tradition of Multimedia Theory and Practice’, *Studies in American Indian Literatures* 19, no. 4 (2007): pp. 77–100. [^c023-n8]: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p. 582. [^c023-n9]: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 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David Bell and Barbara M. Kennedy (eds) *The Cybercultures Reader,* London and New York: Psychology Press, 2000, p. 315. [^c023-n10]: Christopher Peterson, ‘Derrida’s Ouija Board’, *Qui Parle* 17.2 (2009): p. 86. [^c023-n11]: James Frazer, *The Golden Bough*, Hertfordshire: Wordsworth Editions Limited, 1993. [^c023-n12]: Jasbir K. Puar, ‘“I Would Rather Be a Cyborg Than a Goddess”: Becoming-Intersectional in Assemblage Theory’, *PhiloSOPHIA* 2, no. 1 (2012): pp. 49-66. [^c023-n13]: Puar, ‘Becoming-Intersectional’, p. 59. [^c023-n14]: Katherine N. Hayles, ‘The Materiality of Informatics’, *Configurations* 1, no. 1 (1993): p. 157. [^c023-n15]: Puar, ‘Becoming-Intersectional’, p. 56. [^c023-n16]: Dian Million, ‘Felt Theory: An Indigenous Feminist Approach to Affect and History’, *Wicazo Sa Review* 24, no. 2 (2009): pp. 53-76. [^c023-n17]: Jochen Kleres and Åsa Wettergren, ‘Fear, Hope, Anger, and Guilt in Climate Activism’, *Social Movement Studies* 16, no. 5 (2017): pp. 507-519. [^c023-n18]: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p. 579. [^c023-n19]: Haraway, ‘Situated Knowledges’, p. 586. [^c023-n20]: Angela McRobbie and Jenny Garber, ‘Girls and Subcultures’, in Stuart Hall and Tony Jefferson (eds) *Resistance through Rituals: Youth Subcultures in Post-War Britain*, 2nd ed., London: Routledge, pp. 209–222. [^c023-n21]: Kandy James, ‘“I Just Gotta Have My Own Space!”: The Bedroom as a Leisure Site for Adolescent Girls’, *Journal of Leisure Research* 33, no. 1 (2001): pp. 71–90. [^c023-n22]: Vorris Nunley, ‘From the Harbor to Da Academic Hood: Hush Harbors and an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al Tradition’ in Elaine B. Richardson and Ronald L. Jackson II (eds) *African American Rhetorics: Interdisciplinary Perspectives*,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04, p. 223. [^c023-n23]: Carmen Kynard, ‘From Candy Girls to Cyber Sista-Cipher: Narrating Black Females’ Color-Consciousness and Counterstories in and out of School’, *Harvard Educational Review* 80, no. 1 (2010): p. 33. [^c023-n24]: Sarah Arroyo, *Participatory Composition: Video Culture, Writing, and Electracy*, Carbondale, IL: Sou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60. # 黑客实践与设计：协作实践的悖论 #### Anja Groten 黑客实践（hacking）这一概念并不专属于某个学科，也不只属于计算机编程领域。因此，设计师和设计教育者自由地使用黑客术语来描述设计。[^c024-n1] 黑客式方法意味着一种“具有批判性与玩趣的设计实践，其灵感来自历史上及当下的黑客、网络艺术、‘自己动手’与‘混搭再制’文化及实践”。[^c024-n2] 不过，我在这里要指出，设计师对黑客术语的这种挪用，没有触及黑客实践内在的社会性。黑客实践似乎很诱人，展现出有吸引力的自主制作模式。但如果我们这些“批判性”设计师对这些模式跃跃欲试，也需要追问，为何黑客社群素来难以让“女性、少数群体或其他代表性不足的群体”进入。[^c024-n3] 我们需要超越对黑客生产模式的迷恋，转而考察黑客实践复杂纠缠的社会构造，包括其中的摩擦与困境。 ## Hackers & Designers 的实践 作为一名设计师、教育者，以及阿姆斯特丹工作坊倡议 Hackers & Designers（H&D，黑客与设计师）的一员，我长期以来都认同黑客式工作模式。一个具体例子是“自主性的层级”（Levels of Autonomy）：这场以自动驾驶汽车为主题的工作坊，让参与者改造遥控玩具车。[^c024-n4] 通过改变遥控器开关的用途，并添加传感器和微控制器，玩具逐渐转变成微型自动驾驶汽车，能够循线行驶，也能在障碍物前停下。制作过程伴随着对自动驾驶汽车的社会技术影响的讨论。在这一自动驾驶汽车工作坊的语境中，黑客模式首先指的是一种心态——一种不服从却又充满玩趣的制作态度。 H&D 并非艺术与设计领域唯一倡导黑客式方法的倡议。许多文化组织的活动日程里都充满了黑客活动。对这些组织来说，黑客实践是一种使技术用户获得解放的方法，让他们从*被动消费者*转变为*批判性创客*。然而，在“黑进身体”（*Hack the Body*）、[^c024-n5]“黑进新闻”（*Hacking the News*）[^c024-n6] 或“改造你的风格”（*Hack Your Style*）[^c024-n7] 等倡议中，黑客实践的含义仍未得到审视。 下面的实验设想了两个刻板角色之间的一段对话：黑客（H）和设计师（D）。这场虚构讨论表达了我对设计式黑客方法的怀疑，并追问黑客实践能否成为一种独特且具有批判性的设计形式。[^c024-n8] 对话以我与黑客、[^c024-n9] 设计师及艺术家交流的谈话和个人经验为基础，也借鉴了有关黑客文化的人类学研究，以及较近期关于黑客环境敌意问题的争论。 D：近年来，设计师与设计教育者开始使用黑客行话，重新思考设计方法，提出新的设计路径。H，你是一位真正的黑客。你认为设计师挪用黑客行话有什么问题吗？ H：我怀疑设计师是否真的理解黑客实践是什么意思。黑客实践不是一种可以先学会、然后应用的方法。你也不能通过设计来概念化黑客实践。设计师需要学会编写、阅读和修复代码。他们必须先具备这种素养，才能称自己为黑客。 D：所以，你认为设计师只关注黑客实践中自己能够产生共鸣的那些方面，却忽略了其他方面？但我想说，设计师的制作方式与黑客实践并不陌生。我认识的大多数设计师使用黑客术语，是为了描述一种特定的制作方法。难道黑客实践不是一种制作方式吗？ H：黑客实践或许是一种制作方式，但也可能是一种破坏方式。黑客——我想就像设计师一样——在创造中找到快乐。但与其说黑客实践是一套做法，不如说它是一种态度。 D：我能理解。事实上，我认为你提到的这种态度，正是我们设计师特别感兴趣的东西。黑客似乎提出了一种自主的、有时甚至不守规矩的制作态度。[^c024-n10] 你可以把黑客模式应用于极其多样的情境。所以设计师才会自由地用黑客术语描述自己在做的事。黑客实践并不专属于某一个学科，对吧？ H：黑客实践也许是一种对待制作的态度。但这种态度与编写软件、调试、运行和维护系统的实践紧密相连；而这些实践——承认这一点很重要——会不断令人沮丧！黑客总是在面对*运作不了*的东西。那种让你们设计师如此感兴趣的黑客态度，正是一遍又一遍遭遇阻力的直接结果。黑客发展出了极强的挫折耐受力，因为我们不停地与代码搏斗。在描述黑客的生产模式时，重要的是理解挫败与快乐之间那道细微的界线。 D：你所描述的黑客模式，其实也是我能在自身实践中辨认出来的东西。作为设计师，我们学会了如何熟练、顺畅地工作。我们依靠默会知识自发地做事，可以说是“不假思索”。设计过程中，有些时候这种默会知识会受到打断。[^c024-n11] 材料或工具可能表现得与预期不同。这种打断可能带来愉快的惊喜，也可能带来令人不快的扰动——就像你之前说的，令人沮丧。 H：有一种东西叫作*深度黑客模式*（deep hack mode），[^c024-n12] 它与你说的稍有不同。进入深度黑客模式，意味着能够进入高度专注的状态。无论如何，我反对把偶然性引入黑客实践。代码要么能运行，要么不能。如果不能运行，就意味着有人犯了需要修正的错误。我可以直接了当地修复代码，也可以用此前谁都没想到的方式修复它。后者就叫作一次*漂亮的 hack*。 D：所以，仅仅因为此前没人想到，一行代码就能成为漂亮的 hack？对你来说，别人把你的代码认作独特作品很重要吗？黑客实践中是否存在某种社会压力？ H：就我的经验而言，黑客实践绝对是一项社会活动。虽然我们可能不常见面，但黑客之间有一种普遍认识：我们正在构建和使用的技术，是由大量其他人创造的。我不愿称之为社会压力。我想做出漂亮的 hack，是为了给某些项目作贡献，因为它们比我独自能够完成的东西更宏大。顺便说，文档对于别人能否复用代码至关重要。我总是确保代码干净、漂亮，才把它发布出去。如果黑客们喜欢我的代码，就意味着我做的东西有效。别人使用我的代码，就是对我的赞许。 D：有意思。所以编程既是一种社会实践，也是一种审美实践？ H：当然。 D：那么，黑客和设计师之间或许又多了一处共同点。黑客也喜欢通过自己制作的作品进行简化与视觉沟通。 H：我明白了。你在试图弄清，黑客式方法能不能跨学科发挥作用。你想获得有关黑客实践的洞见，好更好地理解自己的学科。你知道，我甚至不在乎你那些所谓的设计方法。我只是想说清楚，黑客实践还有更多需要考虑的东西。黑客实践不是一种方法。如果你再深入一点，就会遇到复杂的互动形式，它们塑造了黑客生产什么以及如何生产。你不能像学习一种技能、一门学科或一种方法那样学习黑客实践。黑客实践源于一种生态，也为这种生态作出贡献。你需要置身其中，才能理解它如何运作。你们设计师倾向于美化黑客实践，忘记了黑客文化中起作用的一大堆动态关系。黑客不能被描述成一个同质群体。黑客社群内部有许多张力与矛盾。有些黑客赚钱，有些是行动主义者，有些是罪犯——但他们可能都在同一个项目里合作。 D：我很好奇：你所谈的社会性，似乎与人们所说的“黑客伦理”有关——这是以批判性、创造性的方式对待技术的基础。[^c024-n13][^c024-n14] 但你的意思也包括：黑客虽然共享伦理基础并一起工作，也会意见不合、相互争斗？ H：是的，但他们不为政治争斗。他们争的是代码及其原则。我可以向你保证，他们不在乎礼貌。 D：你认为黑客实践内在的多样意图与动机会带来什么后果？你觉得不同人格与信念的多元性，能够促成一种富有成效的摩擦吗？ H：那要看你把什么视为富有成效，也要看你说“不同人格”时包含了什么、排除了什么。摩擦事实上可能是黑客生产模式的核心特征。但如果你追问这些实践是在什么条件下生产代码的，就可能发现：只有那些足够坚韧、能让自己承受直接冲突的人，才会从这些实践中获得成效。对有些人来说，黑客环境可能显得麻木、爱评判人，而且充满敌意。有些人不习惯这样的环境，有些人则不愿意在其中工作。如果只看黑客文化光明的一面，就有可能忽视某一类制作者的某些特征——他们除了做出许多积极成就，也产生了另类右翼的偏离和缺乏包容性的空间。有人说，这些充满敌意的环境，会让非男性、非白人的创客，或者 30 岁以上的创客感到不受欢迎。[^c024-n15]“有许多例子表明，女性在网上黑客环境中工作时会面对敌意。在 [Debian-women] 邮件列表上一封题为‘女性权利去死’的仇恨邮件中，一名男子表达了他有多么蔑视女性，因为她们抱怨在由男性主导、但取得成功的领域里，女性人数不足。”[^c024-n16] D：是的。我也听说了近期围绕 Linux 内核创建者 Linus Torvalds 所使用的攻击性言辞的争议。[^c024-n17] H：Torvalds 的政治不正确臭名昭著。 D：他因为在网络交流中进行言语辱骂和人身威吓而受到公开批评。[^c024-n18] H：在遭到一名女性 Linux 开发者公开质问后，Torvalds 被迫修改他的“冲突守则”，[^c024-n19] 那份守则把“毫无过滤的反馈和直言不讳”推崇为“开源软件开发自然而且更容易成功的状态”。[^c024-n20] D：除伦理维度之外，黑客文化还包含独特的教育面向。黑客倡导信息的开放获取、不受限制的知识交换机会，以及学习的权利。另一方面，对抗性的言辞——比如我想到的“RTFM”（read the fucking manual，去他妈的读手册）——标志着黑客文化的另一个教育维度：技术上的自我修养何其重要。 H：黑客彼此交流方式中的对抗性，对他们共同生产的模式至关重要。唯有实行彻底的透明与直接，黑客才能通过作品表达自己的立场，以及随之而来的偏向和遗漏。他们为其他人保留了质问自己的空间。 D：所以，你是否会说，集体工作的能力如此关键，以至于黑客愿意把自己生产的作品开放出来？这种开放性是如何落实的？ H：唯有持续而细致的文档实践，才能实现不断暴露的状态，以及伴随而来的持续脆弱性。我们非但不掩盖程序缺陷，反而公开承认它们，甚至解释它们。我们不隐藏问题。[^c024-n21] 透明的优点在于让行动可以被追责。社群建立在社会动态之上，而这些动态受到摩擦性互动的塑造。这些摩擦就是黑客文化的标记。通过持续置身于可能出现分歧与争论的境况，黑客不断“塑造并重塑自己”。[^c024-n22] D：我想我理解你的观点了。谈论黑客实践，就不能不同时谈论社群、基础设施，以及不可避免的文化规范。你描述的那些悖论，在黑客社群内部带来了重要摩擦，对于理解黑客的工作方式至关重要。这些摩擦似乎并非偶然。确实，它们是主动制造出来、被广泛公开、并在公开场合协商的。设计师与其把某个黑客原型理想化，不如从这种创客文化的困境中学到更多。反过来，这或许能帮助他们反思自身实践错失的机会和薄弱环节。设计师应当以某种方式传播自己的作品，迫使仍然脆弱的过程显露出来，并可能遭到质疑。如果我们不再紧抓着制作“有说服力的作品”这一范式，而是接纳实践的局限，设计师就能够创造属于自己的摩擦生态。 ## 参考文献 Brodkin, Jon. 'Linus Torvalds Defends his Right to Shame Linux Kernel Developers. "My Culture is Cursing": Linux Kernel World is a Hostile Place – by Design', *Ars Technica,* 16 June 2013,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13/07/linus-torvalds-defends-his-right-to-shame-linux-kernel-developers/. Coleman, Gabriella. *Coding Freedom.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acking*. New Jersey, Oxfordsh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Debian Social Contract / Debian-Gesellschaftsvertrag: 3’. “我们将永远向公众开放缺陷数据库。任何人在网上提交的缺陷报告，都会立即对其他人可见。”（原文：‘Wir werden unsere Fehlerdatenbank für alle Zeiten öffentlich betreiben. Fehlermeldungen, die von Personen online abgeschickt werden, werden unverzüglich für andere sichtbar.’）*Debian.org,* 26. April 2004, https://www.debian.org/social_contract. Graham, Paul. 'The Word Hacker', April 2004, http://www.paulgraham.com/gba.html. 'Hack Je Stijl!', Het Nieuwe Instituut, https://hetnieuweinstituut.nl/hack-je-stij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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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ön, Donald.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London: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8. Spivak, Ali. 'Inclusion Includes You: Let's Talk About how Inclusion Benefits all of us', Mozilla Devroom, *Fosdem 2019*, 2 February 2019, https://fosdem.org/2019/schedule/event/inclusion_includes_you/. Stallman, Richard. 'GNU Manifesto, 1985-1987', https://www.gnu.org/gnu/manifesto.de.html Statt, Nick. 'Linus Torvalds Returns to Linux Development with new Code of Conduct in Place: Torvalds Took a Self-imposed Break to Rethink his Controversial Treatment of Others', *The Verge,* 22 October 2018, https://www.theverge.com/2018/10/22/18011854/linus-torvalds-linux-kernel-development-return-code-of-conduct/. Torvalds, Linus. 'Linux 4.19-rc4 released, an apology, and a Maintainership Note', Posting to Linux Kernel Mailing List, 16 September 2018, https://lkml.org/lkml/2018/9/16/167/. Vaughan-Nichols, Steven. 'Revised Linux Code of Conduct is now Officially Part of Linux.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Linux Kernel 4.19 Came not just new Features and bug Fixes, but the new Linux Code of Conduct as well', *ZDNet*, 22 October 2018, https://www.zdnet.com/article/revised-linux-code-of-conduct-is-now-officially-part-of-linux/. 'WdKA Minor Programmes / Presentations 2018', *Willem de Kooning Academie*, https://www.wdka.nl/news-events/minor-programmes-presentations-2018. [^c024-n1]: WdKA Minor Programmes / Presentations 2018, https://www.wdka.nl/news-events/minor-programmes-presentations-2018. [^c024-n2]: Anne Galloway, Jonah Brucker-Cohen, Lalya Gaye, Elizabeth Goodman and Dan Hill, 'Design for hackability', *Designing Interactive Systems: Processes, Practices, Methods, and Techniques*, (2004): pp. 363-366。亦可见：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1441240_Design_for_hackability。 [^c024-n3]: Lint Finley, 'Linus Creator is Sorry. But Will He Change?', 17 August 2018, https://www.wired.com/story/linuxs-creator-is-sorry-but-will-he-change/. [^c024-n4]: Hackers & Designers, https://hackersanddesigners.nl/s/Projects/p/Levels_of_Autonomy. [^c024-n5]: 'Hack The Body', *Baltan Laboratories*, http://hackthebody.nl/. [^c024-n6]: 'Hacking the News', *MU*, http://www.mu.nl/en/about/agenda/hacking-the-news. [^c024-n7]: 'Hack je stijl!', *Het Nieuwe Instituut*, https://hetnieuweinstituut.nl/hack-je-stijl. [^c024-n8]: 例如，H&D 声称通过黑客模式让参与者形成批判性立场——亲自动手，而不是保持距离地分析、反思技术产品并加以批评。 [^c024-n9]: 我在这里谈论的黑客，主要但并非仅仅指我身边那些使用自由／开源软件（F/OSS）并为之作贡献的软件开发者。虽然这些黑客没有明确的政治取向，但他们对自己编写的代码抱有理想主义。他们主要基于技能而非意识形态聚集并建立社群。 [^c024-n10]: Graham, Paul. 'The Word Hacker', April 2004, http://www.paulgraham.com/gba.html. [^c024-n11]: Donald Schön,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San Francisco, London: Jossey-Bass Publishers, 1988. [^c024-n12]: Jargonfile, http://catb.org/jargon/html/D/deep-hack-mode.html. [^c024-n13]: 此处转述 Frank Rieger 的这句话：“黑客伦理是应对各种伦理问题的基础，而这些问题产生于创造性、批判性地对待技术（也称为‘hacking’）的过程。”原文为：‘Die Hackerethik ist die Grundlage für den Umgang mit den diversen ethischen Problemen, die sich beim schöpferisch-kritischen Umgang mit Technologie (auch "hacking" genannt) stellen’。见 Frank Rieger, 'Hackerethik – eine Einführung Verantwortung und Ethik beim schöpferisch-kritischen Umgang mit Technologie', *Chaos Computer Congress*, 27 December 2018, https://media.ccc.de/v/35c3-10011-hackerethik_-_eine_einfuhrung/。 [^c024-n14]: 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等黑客社群使用“黑客伦理”一词时，指向的是 Steven Levy 的黑客伦理概念，即“一种很少被编纂成文、却体现在黑客自身行为之中的伦理”。Levy, Steven.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4 (1984), pp. x。 [^c024-n15]: Ali Spivak, 'Inclusion Includes You Let's talk about How Inclusion Benefits All of Us', Mozilla devroom, *Fosdem 2019,* 2 February 2019, https://fosdem.org/2019/schedule/event/inclusion_includes_you/. [^c024-n16]: 转述自：Yuwei Lin, 'A Techno-Feminist Perspective on the Free/Libre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载 *Gender and IT Encyclopedia*, Idea Groups, 2006。 [^c024-n17]: Jon Brodkin, 'Linus Torvalds Defends his Right to Shame Linux Kernel Developers. "My Culture is Cursing": Linux Kernel World is a Hostile Place – By Design', *Ars Technica,* 16 June 2013, https://arstechnica.com/information-technology/2013/07/linus-torvalds-defends-his-right-to-shame-linux-kernel-developers/. [^c024-n18]: Linus Torvalds, 'Linux 4.19-rc4 released, an apology, and a maintainership note'，发表于 Linux Kernel Mailing List 的帖子，16 September 2018, https://lkml.org/lkml/2018/9/16/167/。 [^c024-n19]: Steven Vaughan-Nichols, 'Revised Linux Code of Conduct is now officially part of Linux. With the release of the Linux kernel 4.19 came not just new features and bug fixes, but the new Linux Code of Conduct as well', ZDNet, 22 October 2018, https://www.zdnet.com/article/revised-linux-code-of-conduct-is-now-officially-part-of-linux/. [^c024-n20]: Nick Statt, 'Linus Torvalds returns to Linux development with new code of conduct in place: Torvalds took a self-imposed break to rethink his controversial treatment of others', The Verge, 22 October 2018, https://www.theverge.com/2018/10/22/18011854/linus-torvalds-linux-kernel-development-return-code-of-conduct/. [^c024-n21]: 亦见 Debian-Gesellschaftsvertrag: 3。“我们不会隐藏问题。我们将永远向公众开放缺陷数据库。任何人在网上提交的缺陷报告，都会立即对其他人可见。”原文为：‘Wir werden Probleme nicht verbergen Wir werden unsere Fehlerdatenbank für alle Zeiten öffentlich betreiben. Fehlermeldungen, die von Personen online abgeschickt werden, werden unverzüglich für andere sichtbar’。Debian.org, https://www.debian.org/social_contract。 [^c024-n22]: Gabriella Coleman, *Coding Freedom. The Ethics and Aesthetics of Hacking*, New Jersey, Oxfordshire: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3, pp. 27. # 黑客式谋生：FOSTA-SESTA 之下的性工作、网络与社会再生产 Grace Van Ness ```text 2018 年 2 月 27 日。FOSTA-SESTA 在美国众议院以 388 票对 25 票通过。 2018 年 3 月 21 日。FOSTA-SESTA 在参议院以 97 票对 2 票通过。Reddit 封禁与性工作有关的子版块。 2018 年 3 月 22 日。我清除了四年来的邮件和帖子。担忧。从 Gmail 转到 ProtonMail。担忧。重新考虑是否要清空网上账号。我是在向恐惧屈服吗？我是不是正落入一个陷阱？我疯狂地刷着 Twitter。其他人都在做什么？我打开一个新标签页，疯狂地翻阅电子前沿基金会的《反监控自卫》指南（Surveillance Self-Defense）。切换标签页。滚动。切换标签页。担忧。 2018 年 3 月 23 日。Craigslist 撤下了 Personals 私人交友版块。 2018 年 3 月 25 日。站在站台上，等 C 线列车回布鲁克林。我把一双电光蓝高跟鞋往包里塞得更深，将手机紧贴耳边：“做你觉得适合自己的事。做你觉得自己能够做到的事。在保持清醒认识的同时，做让你觉得最安全的事。”这场电话会议连着另外数百名性工作者，手机接通的沙沙声和咔嗒声中，那个声音隐约传来。“你正在作出极其艰难的决定，而只有你自己才知道什么是适合你的。” 2018 年 3 月 27 日。微软在 Skype 上禁止裸露内容。 2018 年 4 月 3 日。我的 Google Drive 里的 NSFW（不宜在工作场合查看）文件消失了。 2018 年 4 月 6 日。Backpage.com 被美国联邦当局查封。 2018 年 4 月 11 日。特朗普总统签署 FOSTA-SESTA，使其成为法律。 >_ ``` 在 FOSTA-SESTA 成为法律将近一年后，翻阅手机里的日记笔记，我惊讶于我们走了这么远，却得到得这么少。作为一名色情片表演者，我敬重那些坚定的性工作者行动主义者、倡导者和组织为共同体、健康、代表权与安全而艰苦奋战，不断捍卫我们的权利。我在这个行业中拥有很大的特权：我的工作虽然受到污名化，却不像其他形式的性工作那样，在美国至今仍被刑事化。这些条件，加上种族、阶级、性别与性取向同时发生、相互交织的影响，[^c025-n1] 使性工作者以多重而不同的程度承受社会和立法变化的冲击。对许多人而言，毫不夸张地说，他们*当下*的生存以及*继续*生存的可能性都岌岌可危。 这场战争越来越多地发生在网络空间。性工作者和进行性交易的人，早已熟练地把挪用和改变用途作为生存手段；在这个全新、动态的数字网络中，他们继续以*黑客式改造*来获取社会再生产的手段。[^c025-n2] 这些运动在实践与精神上与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及创客空间相通，却缺乏后者的资源。通过网络之间互利的*交叉*与*结结相连*，它们能够既独立又共同地成长、适应，并由此展开*抵抗*。 本文以探索性案例研究的方式，考察性工作者社群与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及创客社群之间的协作潜能。文章首先简要介绍 FOSTA-SESTA，以及它如何立即而剧烈地限制了性产业劳动者的社会再生产能力。作为背景，下一节考察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历史，展示一种由性工作者主导、以夺回并重新运用社会再生产手段作为抵抗形式的丰富传统。随后，文章将追溯这一传统，并将其与当前性工作者直接回应 FOSTA-SESTA 通过的线上及线下技术挪用联系起来。在将其与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和／或创客空间（为简便起见，简称 IFH/MS）中的*黑客实践*及其意图作比较之后，文章以对 Hacking//Hustling 的赞许作为结尾：这是一场于 2018 年举办、以技术为主题、由性工作者主导的座谈、工作坊和艺术展，致力于围绕 FOSTA-SESTA 之后的互联网交流知识。 ## FOSTA-SESTA 及其影响 《打击网络性贩运法》（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FOSTA）和《停止助长性贩运者法》（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ers Act，SESTA），被电子前沿基金会称为“法案中的弗兰肯斯坦怪物”。[^c025-n3] 它们最初是两项独立法案，意在削弱 1996 年《通信规范法》第 230 条的保护。该条规定：“互动式计算机服务的提供者或用户，不应被视为另一信息内容提供者所提供信息的出版者或发言者。”[^c025-n4] 新法案试图澄清，《通信规范法》的这一条款除其他规定之外，“从未意图为非法推广和促成卖淫的网站，以及协助贩运者刊登以性贩运受害者实施非法性行为之出售广告的网站提供法律保护”。[^c025-n5] 其结果实质上是：网络站点和平台现在可能因用户生成且被认定为违法的帖子而被追责，无论页面所有者是否知晓其内容。关键在于，这项要求还具有*追溯力*，因此一个网站上的*全部*帖子——过去的和未来的——都可能遭到起诉。 面对查封、诉讼、巨额罚款和可能的牢狱之灾，网站迅速且毫无预警地采取行动，以免受到新法案广泛适用范围的影响——许多网站在 FOSTA-SESTA 被签署成法之前*数周*，就先行实施了自我审查。虽然法案声称意在打击性贩运者的侵害，但它在什么构成“推广”“促成”、乃至“卖淫”等问题上措辞明显含糊。这使许多平台——最显眼的便是 Craigslist 和 Reddit——选择删除整类内容，而不愿承担逐条筛查、仅移除违反联邦新规帖子这一艰巨、昂贵且不可能完美完成的任务。[^c025-n6] 在这波反应浪潮之前及其间，那些专供性工作者免费或低价在线宣传服务的网站——尤其是 Backpage，以及 Nightshift、CityVibe 等——遭到关闭，或修改了服务条款，禁止包含成人内容的帖子。在此过程中，服务提供者原本用于安全筛选和核实客户、记录暴力与骚扰、提供安全提示，以及查阅同行编制的“危险约会名单”的论坛和平台消失了。一项不可或缺的资源，连同多年积累、能够救命的存档内容，就此丢失。[^c025-n7] 许多仍在运营的广告网站昂贵得难以企及，对不少服务提供者形成了无法跨越的门槛，也使那些本来就格外容易遭受暴力和逮捕的人更加危险：低收入性工作者、有色人种性工作者、残障性工作者、移民性工作者及跨性别性工作者。[^c025-n8] 因而，尽管有些服务提供者能够支付更高的广告费用，为这些平台上更富裕的客户提供服务，处境更不稳定的劳动者却被迫降价，并以*线下*寻找客户的方式牺牲自身安全。 正如凤凰城的陪伴服务提供者 Melissa 清楚指出的： > 它逼我回到街头，来来回回走着找客户。现在，我不仅得应付警察，还被迫应付那些知道这项法案已经生效的客人；相信我，他们正充分利用这一点，变得更咄咄逼人。而且，我不再安全地待在自己的房间里，而是在他们的车上，我既不能选择离开，也不能把他们赶出去。[^c025-n9] FOSTA-SESTA 对性工作者彼此交流的限制，使这些影响进一步加剧。性工作者在 Instagram 和 Twitter 上聚集、联络、传播消息，但这两个平台如今会隐藏 #stripper（脱衣舞者）等用于组织社群的标签下的帖子，[^c025-n10] 并经常对被认定违反网站政策的用户档案施行“影子封禁”、[^c025-n11] 暂停或删除。[^c025-n12] 性工作者理应像其他任何人一样拥有社交媒体账号，这一点本就应该足够；而这些歧视性措施还剥夺了他们获取知识和进入共同体的机会。正如表演者、作家 Jiz Lee 接受 Tits and Sass 采访时解释的： > 我们最好的支持来源就是彼此，而目前最有效的方式是社交媒体。我们越能相互提供信息、传播资源、给出警告、分享建议、一起筹集紧急援助资金，或组织政治行动，就越能安全，也越有力量。 这份相对简短的概述，仅仅触及 FOSTA-SESTA 对性工作者业务与生活的影响，以及它与既有反性工作者结构相互作用、加重伤害的表面。[^c025-n13] 这项法案通过取消低价广告限制工作机会，阻断获取安全工具与线上客户筛查程序的渠道，并阻止性工作者在网上彼此沟通，使性工作者本已有限的自由工作、生活、联络和组织的空间进一步收窄。而这些正是社会再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有效、可持续抵抗所必需的要素。 现实虽然令人畏惧，但在性工作者社群自身之中，就能找到具有启发性的先例与指引。 ## 性工作者权利运动的历史 Melinda Chateauvert 在《性工作者，联合起来！从石墙到荡妇游行的运动史》（*Sex Workers Unite: A History of the Movement from Stonewall to SlutWalk*）开篇写道：“性工作者是斗士”，而且“为自己的工作权、为尊重和正义而战，已经很久很久了”。[^c025-n14] 尽管性工作者从事行动主义已有数十年，据说美国第一个性工作者团体是由 Margo St. James 于 1973 年创立的；该团体在“谈心会”与“妓女大会”中改造、运用了女性主义的意识提升方法。[^c025-n15] COYOTE（Call Off Your Old Tired Ethics，抛掉你那套陈腐伦理）起初被构想为性工作者交换信息的安全空间，很快扩展到设立保释基金、出版由同行编辑的报纸、为劳动者提供法律援助，以及集体组织起来反对刑事司法体系中的种族主义与性别歧视。 艾滋病疫情暴发后，大众媒体的宣传将 HIV 描绘成“对她们［妓女］滥交的惩罚”。[^c025-n16] 在这种背景下，COYOTE 成员成立了 CAL-PEP（California Prostitutes Education Program，加利福尼亚妓女教育计划），为 HIV 研究筹集资金、提供咨询，并支持由性工作者主导、面向“妓女及其性伴侣”的教育。这项工作促成 CAL-PEP 在 1988 年出版了具有革命性且挽救生命的著作《妓女预防艾滋病：健康教育手册》（*Prostitutes Prevent AIDS: A Manual for Health Education*）。[^c025-n17] 自 COYOTE 成立以来，众多各式各样的性工作者权利组织、倡导及社群团体，以及服务机构，都本着相似的精神建立起来。 其中有位于旧金山的 St. James Infirmary，它“为性工作者提供免费、体恤且不加评判的医疗保健与社会服务”；[^c025-n18] 还有红伞计划（The Red Umbrella Project），它通过由性工作者主导的故事讲述和媒体行动主义，着力倡导权利。[^c025-n19] SWOP Behind Bars 的工作围绕刑事司法体系展开，通过实施图书捐赠与笔友计划、发放大学奖学金、为囚禁者编写学习指南和通讯，以及经营 Solidarity Mobile Network，“为被监禁的性工作者提供资源，由内向外建立社群联系”。Solidarity Mobile Network 是一项面向性工作者与盟友的移动通信服务，其收益用于支持曾被监禁的性工作者。[^c025-n20] 支持跨性别性工作者的 G.L.I.T.S. 定期举办晚餐聚会，“让我们的社群前来交流，并获得转介，以取得可靠的医疗服务”和住房，其长期目标是建立“一座面向具有跨性别经历者及跨性别性工作者的大型住宿设施”。[^c025-n21] 红莺歌（Red Canary Song）是“美国唯一的华人按摩店工作者草根联盟”，通过“了解你的权利”工作坊和易于使用的聊天群支持移民性工作者。[^c025-n22] 同样位于纽约的黑人性工作者集体（Black Sex Workers Collective）希望创造一个“安全空间，使黑人性工作者所表达的独特经验和需要得到认可，并以适切、以需求为依据的资源作出回应”。[^c025-n23] 当然，这里选出的只是从事性工作者权利行动与倡导的*众多*个人和组织中的少数。但运动中普遍存在“*由自身发起、为自身服务*”的理念，并强调：（1）夺回针对性工作者具体需要的健康、住房和法律服务；（2）创造独立媒体和教育工具；（3）通过同伴参与形成并维系共同体。这些体现出性工作者权利运动核心那种充满活力、自主且以社会再生产为导向的组织精神。 ## 性工作者对 FOSTA-SESTA 的回应 借助性工作者权利运动深厚的*线下*行动传统，一旦 FOSTA-SESTA 即将签署成法已成定局，性工作者便迅速调整并回应不断加剧的*线上*威胁： 1. 出于迫切的信息需求，性工作者开始面对面或通过群组通话会面，邀请其他熟悉技术、新闻和法律的性工作者及盟友，向参与者说明法案的影响以及如何保护自己。 2. 无论在网上还是在这些聚会上，人们编制并传阅替代广告平台与筛查服务的名单，以及反性工作网站的名单。[^c025-n24] 这些名单常常以公开、动态、可编辑的文档形式存在，人们可以在其中提出问题、分享经验与消息，并提供实时建议。 3. 既有的性工作者行动组织汇编并广泛分享了许多技术教育工具，包括反监控自卫指南、Tor 与 VPN 使用教程，以及由性工作者为性工作者制定的逐步清理个人档案策略。[^c025-n25] 由于这些数字安全任务过程漫长而繁琐，性工作者经常在线下聚在一起，共同完成它们。 4. 大批性工作者集体把业务账号转到设于瑞士的开源加密电子邮件服务 ProtonMail；许多人现在使用 Wire、Signal 之类的加密通信应用交流。一些性工作者也开始尝试 Switter——一个来自 Mastodon、自称“对性工作者友好的社交空间”的开源项目——[^c025-n26] 以及 Hubzilla。后者是一个去中心化、开源、以论坛为基础的空间，其独特组织方式让“网络身份从单一服务器与域名之中获得革命性的解放”。[^c025-n27] 5. 人们组织由同伴带领的技能分享与工作坊，帮助其他性工作者拓宽收入来源。许多人还互相交换所需服务，举办免费摄影活动，或提供具有疗愈作用的身体护理。 6. 湾区劳动者支持组织（Bay Area Workers Support，BAWS）等直接回应 FOSTA-SESTA 而成立的团体，开始接收现金和礼品卡捐赠，并直接分发给任何向该团体申请紧急资金的性工作者。[^c025-n28] 这些针对 FOSTA-SESTA 通过而作出的早期回应，以及其他诸多行动，体现了一种由性工作者为性工作者进行的技术*黑客式改造*与*重新赋予用途*。通过采用线上和线下的替代沟通方式，以及发展、分享必要的技能、服务和资源，性工作者对这项法案的回应，体现了在网络空间*之内*、*从*网络空间夺回社会再生产手段的行动——这与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及创客的工作十分相似。 ## 黑客／创客空间中的交叉性女性主义 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与创客空间自 2000 年代初开始在世界各地出现，主要是为了回应边缘化群体在传统黑客空间中遭受的歧视、骚扰和缺乏包容性。[^c025-n29] 通过创建 Geek Feminism Wiki（2008 年）及其博客（2009 年），[^c025-n30] 以及在 2012 至 2015 年间约每年两次举办、旨在“增加女性对开放技术与文化的参与”的线下非会议 AdaCamp，[^c025-n31] 女性、酷儿及有色人种黑客行动者开始彼此交流，在线上和线下分享经验、想法与技能。[^c025-n32] 这一网络催生了 Mz* Baltazar's Lab 和 Miss Desponias（2009 年）、Mothership HackerMoms（2011 年）、Liberating Ourselves Locally（简称 LOL!，2012 年），以及 Seattle Attic、Double Union、Flux（均成立于 2013 年）与 FemHack（2016 年）等组织。 与传统黑客或创客空间一样，这些通常自主运营、由志愿者管理的空间，都为成员提供材料、设备与协作场所；许多空间还组织工作坊、黑客马拉松和定期聚会。这类 IFH/MS 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们专门为满足那些*创办它们*、同时也是它们*服务对象*的社群的需求与兴趣而设计。因此，它们使人们能够以真正革命性的方式，*重新想象*一种“社会形式、知识和技术的不同联结”。[^c025-n33] 由此，IFH/MS 成员提出了一种黑客策略：它不只改造软件与硬件，也改造自身在网络空间中的社会再生产。 以下是这项工作付诸实践的两个简短例子： 1. Mothership HackerMoms 由 Sho Sho Smith 于 2012 年成立，专门支持那些像她一样、艰难地试图成为社会塑造的“完美现代母亲”的母亲。[^c025-n34] 在“失败俱乐部”（*Failure Club*）系列工作坊中，HackerMoms 展示并讨论进行中的项目，承认失败是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并拒绝传统黑客文化的生产主义倾向。[^c025-n35] 正如 Rosner 与 Fox 在对 Mothership 的研究中所描述的：“失败以这种方式成为一种共同的文化资源，成员可以在日常生活的框架中用它来处理社会关系与不同的工作领域。正是通过失败，我们看见了女性能动性富有成效的重构。”[^c025-n36] 2. LOL! 于 2012 年成立，是奥克兰一个由有色人种酷儿与跨性别者主导的创客空间，其使命是自主决定与社群力量。[^c025-n37] 这个空间希望成为“欢迎贫困女性、跨性别者、低收入者、曾遭监禁者的地方……属于眼前这个社群，并为其服务……政治教育、社会正义……*摆脱工作的自由*”。[^c025-n38] LOL! 并非仅仅充当一个“就业训练场”，[^c025-n39] 而是在这里明确表达了“围绕技术与技术实践的一套替代价值体系……它不仅改变了*谁*参与技术生产，也改变了人们*为什么、以及如何*参与技术”。[^c025-n40] IFH/MS 既优先重视*线下*共同体的形成，也重视*线上*技术的黑客式改造与用途重置，因此“能够让我们发展出社会再生产的人机组装体——与身体*及*技术交流的数字模式，它们增强共处的愉悦，扩展自主性，削弱原子化，并挑战资本不断进行的吸纳”。[^c025-n41] ## 作为跨网络盟友的黑客／创客 性工作者社群与 IFH/MS 社群虽然都在进行类似的、以社会再生产为导向的抵抗，但与性产业不同，在黑客或创客空间工作，通常不意味着要承受性工作者每日面对的那种程度的监控、警务管制与歧视。然而，跨网络贡献的重要性也正在于此。交叉性女性主义黑客与创客通过提供宝贵的技术知识和资源，并作为盟友参与，可以为性工作者反对 FOSTA-SESTA 的斗争提供重要支持。 这种协作可以通过技能分享或开发应用等具体且范围有限的行动展开，但也必须在结构层面落实。开放隐私研究协会（Open Privacy Research Society）理事 Norman Shamas 坚持认为： > 技术工作者需要考虑自己的设计决策会带来什么影响，并确保边缘化用户受到保护，不受 FOSTA 这类法律伤害……监控与警务技术经常以边缘化社群为对象进行改进和测试。支持他们的权利，也就是支持你自己的权利。[^c025-n42] 这里明确体现了抵抗 FOSTA-SESTA 的*共同*利益。这项法案虽然对性工作者构成格外直接的危险，却也会对所有互联网用户、尤其是边缘化群体中的用户产生广泛而灾难性的影响。认识到这一威胁，多个技术行动组织以该法案违反第一修正案为由，对 FOSTA-SESTA 提出了挑战。[^c025-n43] 2018 年 2 月，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在向其技术安全行动者社群发出的行动倡议中写道： > 如果你关心保护我们网络社群的安全——如果你关心保护每个人在网上发言的权利，即使谈论的是敏感话题——我们敦促你今天就打电话给自己的议员，告诉他们拒绝 FOSTA。[^c025-n44] ### Hacking//Hustling Hacking//Hustling 展现了这种互利的网络*交叉*与*结结相连*所蕴含的潜力。这是一场于 2018 年 9 月在纽约布鲁克林举办的工作坊、座谈讨论和社群快闪艺术展。为期两天的“由性工作者主导的对话与战术技能分享”活动，被定位为： > ……一个让数字权利倡导者、记者和盟友社群前来向性工作者学习的空间，从而更好地理解 SESTA 对所有人互联网自由的持续影响。我们相信，性工作者是自身经验的专家，而一个对性工作者安全的互联网，几乎就是一个对所有人都安全的互联网。[^c025-n45] 活动的座谈部分把性工作者与性工作者权利行动者聚在一起，讨论“SESTA 之后的审查、歧视与警务管制”。[^c025-n46] 在这场座谈的基础上，活动与 t4tech 合作组织了工作坊；该团体希望赋予跨性别及性别不顺从者参与技术行业的力量。[^c025-n47] 工作坊旨在让性工作者与数字权利倡导者一起实施策略，“保护数据、实现更安全的交流，并建立更强大的网络社群”。[^c025-n48] 由于无法出席活动，我观看了座谈的直播，感到兴奋，却也不可否认地焦虑。性工作者行动者与倡导者和其他社群合作时，经常出现一种情况：性工作者——尤其是最少享有制度特权的人——的具体需求与经验，可能被扁平化、过度简化，或者被挪用去服务某个别的目的。 因此，跨越差异连接不同组织与运动，需要一种*鼓励*多重性的协作方式，把对话置于一致意见之上。冲突往往被认为本质上有害，或是失败的征兆；但运动内部那些因*认真讨论*而非*无视*差异所产生的冲突，却能大大提高运动的成效与可持续性，让它更易参与，使其方向更加多元；或者——有时同样有益——促使运动以激进的方式，跨越时间与空间分散并重新组合。 那么，这样一种跨网络协作，其丰富多样的形成与重组会是什么样子？我想象建立一个可持续、由性工作者主导的黑客或创客空间；一个基于社群、针对当地性工作者具体需求设计的编程学习计划；或者一场参与踊跃、资金充足、旨在开发改善性工作者安全之解决方案的黑客马拉松。我想象创造安全、可调整、实用的工具与策略，不仅让直接受 FOSTA-SESTA 影响的人——也就是原本就能取得网络资源的性工作者——能够使用，也让*没有*这种特权的劳动者能够使用。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象我们*共同*展开这样的想象。 至关重要的是，这一协作过程必须以边缘化社群的意见与经验为中心；*黑客实践*本身也可以被*黑客式改造*，以服务这些社群。具体到 FOSTA-SESTA，如果抵抗性技术不是由那些迫切需要它们的性工作者开发，也不能让他们实际取得，那么就必须追问：我们究竟在集体再生产*谁的*身份，又是为什么？ Hacking//Hustling 的直播结束时，我又能够轻松呼吸了。看着座谈中那些充满动力、知识丰富且立场激进的性工作者与技术工作者的面孔，我感到了一丝希望。 `>_` ## 参考文献 'About', Bay Area Workers Support, https://bayareaworkerssupport.org/ab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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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术性规避，新的可能性 尽管现实如此，我们仍有机会通过重新组织平台创建者的逻辑，带着玩趣“黑客式改造”霸权平台的流动。除非绝对必要，否则拒绝把互动定位在任何一个地方，无地方制作项目由此具有挑战数字平台束缚的潜力，无论这种潜力多么朦胧。Zach Blas 的工作，[^c026-n11] 以及在他之前 Michel Foucault 的工作，[^c026-n12] 提醒我们：监控国家总是试图利用最新技术来识别、控制和支配其治下之人。然而，这种支配受到 Blas 所称的“信息不透明性”行动的挑战。[^c026-n13] 从 Pussy Riot 到萨帕塔主义者，无数团体的创造性实践中都能看到这种战术性规避；他们通过“狂欢式地拒绝被捕获和辨认”来实验可见性。[^c026-n14] 抵抗必然持续存在。 借助这些传统的遗产，无地方制作可以颠覆其所在空间的主导话语。无地方创客尤其能够参与两个充满可能性的领域。 首先，无地方创客可以通过寻找利用全球专有平台“隐藏可供性”[^c026-n15]——也就是不明显的用途——的方式，对这些平台的地方霸权展开去殖民。在这里，平台宣称的意图及其内置地理定位功能，会被创造性地颠覆，以回应其他具有空间异质性的需要。比如，Chenjerai Kumanyika 在分析美国“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行动者的媒介生产时，讨论了非正式的公民记者群体如何使用手机摄像头和 Facebook 等平台，探索冲突空间中直播实践的美学。[^c026-n16] 通过在抗议期间刻意为自己的直播添加地理定位，这些呈现提供了主流新闻报道之外的另一种叙述。这种策略在国际抗议者网络之间培育了团结，但关键在于，它也使那些更脆弱的直播者受到与之互动的媒体集团和平台的剥削。 其次，无地方制作可以挑战西方常见的普遍主义假设，[^c026-n17] 即什么才构成“制作”本身。它促使不同类型的创客跨越并超出地方限制与差异空间进行交流，从印度的 *jugaad*（权宜巧制）创客到中国的 *shanzaii*（山寨）著佐权创客。[^c026-n18] 例如，去中心化的 Anonymous 集体等团体中的黑客行动者，通常更愿意让自己的实践保持无地方性。然而，在 2000 年代中期，AnonOps 团体的几位成员选择与秘鲁乡村地区由村中长者、原住民语言专家和教育者组成的当地集体合作，颠覆部署在当地学校里的麻省理工学院“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ne Laptop Per Child，OLPC）设备所采用的“一刀切”的“技术原教旨主义”软件。Anita Say Chan 描述了这些临时跨国协作如何让笔记本电脑的“脚本得以重写”，使它们终于能够适应学生的当地语境与语言。[^c026-n19] ## 无地方性的界限 在这类制作项目中，个人之间的空间互动，仍然由其身体和国家身份所处的有界领土之限制来界定。一位 AnonOps 黑客行动者或许能暂时置身于秘鲁乡村，从而超越自己通常的空间性，但这并不意味着她的秘鲁合作者也拥有同样的自由。同时，如果她触犯了秘鲁法律，就可能极快地失去在其所参与的数字平台空间中建立临时自治区的能力。 阐明这些界限的一种方式，是借助地理学家 Doreen Massey 将空间视作“持续生产”的概念。[^c026-n20] 空间在形式上既是物质的，也是抽象的，从多个个体、过程和历史的互动中动态地生成。这样，构成一个空间的众多地方就可以被视为彼此重叠的“时空包络”。[^c026-n21] 不同的人在不同时间，会根据“权力几何”——也就是流动性、能动性和进入机会的社会分化——[^c026-n22] 以不同方式组织并感知这些包络；这种权力几何不可避免地伴随着他们与数字中介空间的互动。 正如我们在上述例子中看到的，这些权力几何虽然往往不可见，却根据参与者无法控制的空间处境，决定了他们所能获得的可供性。无地方制作通过物质参与，从战术层面处理这些概念，是协商这一处境的诸多努力之一。 ## 微信表情贴纸：数字制作的新模式 参与一项接触中国西安、成都不同创客社群的研究项目时，我无法不反复思考这类问题。在中国，占主导地位的数字聊天平台微信，其月用户数最近达到 10 亿。乍看之下，微信类似于 WhatsApp 和其他西方使用的聊天服务，但它包含许多附加功能，包括电子政务和金融功能，因此实际上更像是把 Facebook、Snapchat、银行和国家身份识别系统合而为一。 与此同时，最多可容纳 500 名用户的微信群聊，被创客社群大量使用；他们通过分享代码、设计和活动，创造出立足本地的制作空间。我交谈过的一位创客向我展示，当达到单个用户可加入群聊数量的上限后，她如何为自己创建两个独立的微信账号，从而能继续活跃于自己参加的 8,000 个创客、手工艺和商业群聊。另一位创客解释说，对他而言，“微信不只是聊天软件，它就是共同体……没有它我活不了”。 在中国，尚未被防火长城封禁的平台通常是获得执政党许可的平台，这并不是秘密。微信尤其以其严格的监管环境著称，[^c026-n23] 这也不断引发人们对其内容可能受到监控的怀疑。据公民实验室（Citizen Lab）2016 年和 2018 年的报告，超过 170 个词组（例如“学生民主运动”相关关键词）会立即触发审查，而更多词组会随着新近新闻动态加入。[^c026-n24] 此外，报告表明，视觉算法如今也被用于过滤某些图片。[^c026-n25] 不过，有关微信监控策略的披露，并未削弱富于玩趣的数字制作活动。正是这些活动，创造了这个平台最混乱、古怪又精彩的美学产物：*表情*，也就是贴纸。这些定制的 GIF 和图片经过数字创作、混搭，然后由超过 90% 的微信用户交换，用以在各自网络中传播迷因、笑话及个人表达。[^c026-n26] 许多贴纸像病毒一样传播，以粗糙插画和匆忙修图的形式出现，内容从“金·卡戴珊被扔进马桶”到“睾丸人”——也被称为“太监玩蛋”——无所不包。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2. 参与本项目的匿名创客与 Kat Braybrooke，微信上通常称为“蘑菇头”的反应表情贴纸的典型混搭。配文包括“我投降了，你这个逼装得太厉害了”“贫穷限制了我的想象力”“皮皮虾，我们走”和“少打字，多用图片交流”，截屏，2018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7)〕 正如曾于里（Zeng Yuli）所展示的，创造和传播表情贴纸的权力掌握在微信用户自己手中。[^c026-n27] 因此，贴纸逐渐代表了去中心化、个性与不敬权威的特质，尤其在年轻人之中。通过制作这些小型媒介制品，新一代人第一次获得了以数字创客身份表达自己的机会，由此培育出一种独特美学；它借助“饱含意义的图标”所构成的不敬话语，哪怕只是极其轻微地，也对中心化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c026-n28] ## 數據線：从数据线饮水 为了考察微信表情贴纸创作过程内含的颠覆可能性，“數據線”试图探索：界定中国创客所经历的“特定时空包络”[^c026-n29] 的权力几何，或者说能动性、进入机会和流动性方面的差异，能否通过无地方制作的战术性实践开始被重新组织，或至少受到挑战。虽然我们的互动必然会因所处位置而分层，我仍想看看能否利用 Blas 所说的信息不透明性的潜力，开启一种不违反微信审查算法规则的批判性制作话语。 在英国创客的帮助下测试了多种创意性的反追踪策略后，我们决定合作创作一组六件艺术作品。每件作品都尽可能组合使用免费或开源应用来生成，以观察：不使用先进工具，仅仅操控微信的空间，要制造一种富有玩趣、混杂不清的无地方感，会有多大难度。中国的合作者谈到，大多数年轻人早就怀疑自己的聊天会受到逐人监控，因此已经对数字互动进行自我审查。他们补充说：“我知道，这么说听起来很好笑，因为我们甚至不知道他们能听见什么、不能听见什么。万一他们根本就没在听呢？”[^c026-n30] 随后，项目与八位创客在微信上展开了一系列活跃、看似无害的表情贴纸交流。这些创客平时在中国各地的创客空间从事实体制造或手工艺项目，他们提供了由自己和其他微信用户创作的表情贴纸。每张贴纸都以不明说的方式，传达了他们对于“数字监控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令人困惑问题的思考。接着，贴纸被转换为 MP4 屏幕录制视频，并通过多种方法进行故障化处理。从录屏应用 CamStudio，到 Instagram 隐藏的 GIF 分层特性，这些故障化过程有意生成颗粒粗糙的成果——也有人会说，质量尤其糟糕。这样做，是为了让追溯其贡献者链条变得格外困难。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3. 参与本项目的匿名创客与 Kat Braybrooke，“數據線”最初交换的表情贴纸，经故障处理应用进行混搭，截屏，2018 年。[^c026-n31]*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8)〕 ## 结论：无地方制作的小小胜利 “數據線”这一过程的结果，是与八位匿名创客合作制作的六件数字制品。在其中一次共创中，一位创客对自己面孔的描绘被混搭成一系列动态 GIF：其中一个先吃西瓜，然后哭泣；另一个带着假笑递出一颗心，却在最后一刻收了回去。这些 GIF 不使用文字，表达了他们对持续依赖微信所抱持的复杂感受。在另一个作品中，一位创客使用儿童影片里与观看、倾听和追猎有关的 GIF，例示数字监控可能采取的多种形式。这些大多没有文字的贡献，至今仍在微信界面上不断扩散的表情交换中免于审查，成为活跃信息流中的制品；“數據線”的艺术作品如今也自豪地参与其中。 作为对无地方制作之战术性、玩趣性实践的一次小规模实验，“數據線”让合作者与我能够重新想象自己——哪怕只是短暂地——是一个临时自治空间的成员；在这里，跨国共创甚至能够持续存在于管控最为严密的数字平台上。我们通过迷惑若干次要管理者——此处指记录和审查微信用户互动的算法——得以挑战那些分层的权力几何，它们规约着参与者的空间自由。但我不能声称，我们的创作具有比这更大的变革性。 然而，当“數據線”的六件数字艺术作品于 2018 年秋季在伦敦 Mozilla Festival 的年度“Artists Open Web”展览中展出时，遍布中国的八位不具名创客，便悄然融入了一个去中心化的共同创作者社群——恰如 DIWO 运动在 2006 年所设想的那样。他们安静地避开可见性，也就加入了许多其他人的行列：这些人一直并将继续创造性地参与狂欢式的不透明性追求，让新的空间配置与越界形式随之出现。 ## 致谢 作者谨向英国和中国的年轻创客致谢，在“數據線”的整个过程中，作者与他们交谈、得到他们的指导，并与他们共同创作。他们包括（但不限于）秦始皇的官方微信机器人。 ## 参考文献 Bey, Hakim.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Brooklyn: Autonomedia, 1985,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hakim-bey-t-a-z-the-temporary-autonomous-zone-ontological-anarchy-poetic-terror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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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6-n6]: Manuel Castells, 'Grassrooting the Space of Flows', *Urban Geography* 20, no. 4 (1 May 1999): p. 294. [^c026-n7]: 此处的“流动空间”用来描述：一个空间中的各个地方，如何由个人、群体、软件和硬件的网络来组织；这些网络依照自己的需要，配置与信息流动有关的空间结构。见 Manuel Castells, *The Network Society: A Cross-Cultural Perspectiv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04, p. 30。这一概念的价值在于：既然存在配置，就存在重新配置的可能。 [^c026-n8]: Hakim Bey, *T.A.Z.: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Ontological Anarchy, Poetic Terrorism,* Brooklyn: Autonomedia, 1985,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hakim-bey-t-a-z-the-temporary-autonomous-zone-ontological-anarchy-poetic-terrorism; Simon Sellars, 'Hakim Bey: Repopulating the Temporary Autonomous Zone', *Journal for the Study of Radicalism* 4, no. 2 (2010): pp. 83-108. [^c026-n9]: James Bridle, *New Dark Age: Technology, Knowledge and the End of the Future*, London: Verso, 2018; Matthew Fuller and Andrew Goffey, *Evi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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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6-n15]: Adrienne Shaw, 'Encoding and Decoding Affordances: Stuart Hall and Interactive Media Technologies',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9, no. 4 (1 May 2017): pp. 592-602, https://doi.org/10.1177/0163443717692741. [^c026-n16]: Chenjerai Kumanyika, 'Livestreaming in the Black Lives Matter Network', in Amber Day (ed) *DIY Utopia: Cultural Imagin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the Possible*, Minneapolis: Lexington Books, 2016, pp. 169-89. [^c026-n17]: 在另一篇文章中，我与 Tim Jordan 讨论了全球异质的制作实践如何被汇入一个技术神话，后者声称这些实践源自所谓美国“创客运动”。见 Kat Braybrooke and Tim Jordan, 'Genealogy, Culture and Technomyth: Decolonizing West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ies, from Open Source to the Maker Movement', *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3, no. 1 (2017): pp. 25-46。 [^c026-n18]: Braybrooke and Jordan, 'Genealogy, Culture and Technomyth' ; Padmini Ray Murray and Chris Hand, 'Making Culture: Locating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India', *Visible Language Journal*, no. 172 (2013), http://visiblelanguagejournal.com/issue/172/article/1222. [^c026-n19]: Anita Chan, *Networking Peripheries: Technological Futures and the Myth of Digital Univers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c026-n20]: Doreen Massey, *For Space*, Thousand Oaks: Sage Publishing, 2005, pp. 55. [^c026-n21]: Doreen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4, p. 5. [^c026-n22]: Doreen Massey, 'Power-Geometry and a Progressive Sense of Place', in John Bird, Barry Curtis, Tim Putnam and Lisa Tickner (eds) *Mapping the Futures: Local Cultures, Global Change,* London: Routledge, 1993, pp. 59-69; Doreen Massey, 'Vocabularies of the Economy', *Soundings* 54, no. 54 (22 July 2013): pp. 9-22. [^c026-n23]: 公民实验室解释说，中国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CAC）于 2014 年通过“微信十条”收紧了对微信的监管，巩固了政府对用户活动的内容管控。 [^c026-n24]: Lotus Ruan et al., 'One App, Two Systems: How WeChat Uses One Censorship Policy in China and Another Internationally' (Citizen Lab, December 1, 2016), https://citizenlab.ca/2016/11/wechat-china-censorship-one-app-two-systems/. [^c026-n25]: Jeremy Knockel et al., '(Can't) Picture This: An Analysis of Image Filtering on WeChat Moments' (Citizen Lab, August 14, 2018), https://citizenlab.ca/2018/08/cant-picture-this-an-analysis-of-image-filtering-on-wechat-moments/. [^c026-n26]: 'Chinese Netizen Expression Report', *Tencent*, 2014, https://data.qq.com//article?id=2507. [^c026-n27]: Zeng Yuli,'Why Young Chinese Are so Crazy about Online Sticker Sets', *Sixth Tone*, 5 September 2017, https://www.sixthtone.com/news/1000812/why-young-chinese-are-so-crazy-about-online-sticker-sets. [^c026-n28]: Christina Xu, 'A Field Guide to China's Most Indispensible Meme', *Motherboard* , 1 August 2016, https://motherboard.vice.com/en_us/article/bmvd74/china-meme-face-a-biaoqing-field-guide. [^c026-n29]: Massey, *Space, Place, and Gender*, p. 5. [^c026-n30]: 私人交流，2018 年 2 月。 [^c026-n31]: 经合作者许可转载。 # 制造中国创客身份 Xin Gu 与 Pip Shea 2017 年 6 月一个星期四的下午，中国创客文化的代表人物 David Li 带我们参观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Shenzhen Open Innovation Lab，SZOIL）。SZOIL 位于深圳福田区，这一区域为创意产业提供税收优惠。[^c027-n1] 实验室所在的创意集群名为 Sino High Tech Industry Park。它被高楼包围，当时仍在建设中，尚缺乏“有人生活于此”的共同体感。SZOIL 的一片区域里，一群美国学生正在参加工作坊，身边摆着 3D 打印机、扫描仪、激光切割机和其他手工工具。墙上挂着麻省理工学院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MIT CBA）[^c027-n2] 的一份协议，确认 SZOIL 为官方 Fab Lab。没有当地创客在场，这令我们吃惊，但在中国的创客空间中并不罕见。David 说： > SZOIL 和这座城市的许多创客空间一样，更多地扮演中介角色，连接希望在深圳顺利落地的外国创客与本地制造业供应链。这些创客空间为那些希望通过创客空间完成制作、原型开发、生产、营销及产品分销的创客，提供一站式服务。[^c027-n3] 中国创客身份受到许多因素的影响。然而，大学毕业生转型为创意创业者、农民工使用精密技术的形象，构成了占主导地位的“创客文化”叙事。如同西方对创客身份的建构，这些故事把技术呈现为一种促成力量，一种让失去权力者获得力量的方法。相比之下，我们对中国创客空间的研究支持 Anita Chan 的立场：原本旨在扩大来自发展中地区之参与的“反向运动”活动，反而使盎格鲁—撒克逊式支配与新自由主义市场机制常态化。转而受益的是数字知识经济中能够在跨国市场运作的那些部分。[^c027-n4] 尽管中国国家试图以社会工程方式塑造创客文化，创客身份也受到全球创客、创客空间、外国国家及企业的影响。这种普遍主义式的知识发展，展示了发达西方在全球知识经济中的权力。因此，它也揭示出创造替代性知识生产模式何其困难，即使对中国这样的经济强国也是如此。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 Xin Gu，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中的美国学生创客工作坊，2017 年。*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59)〕 ## 山寨 中国创客身份当下的表现形态，无法与“山寨”分离；这个词通常用来描述仿制商品的生产。山寨产生于中国走向衰退的制造业，以及相对不发达的创意生产文化。[^c027-n5] 当代创客文化甚至被称为“新山寨”。不过，由于不遵循世界贸易组织（WTO）等国际机构确立的知识产权法律，支撑山寨的创新体系被视为与全球数字经济不相容。[^c027-n6] 因此，中国的创客空间被用作社会中介，把传统制造业重新界定为一种新形式的数字创意经济。 社会变迁使中国制造业劳动者接受了新知识经济所要求的新工作条件。与本土山寨文化相比，这种立场更可能得到“借来”的创客文化支持。山寨关注的是“复制”——掌握规模化生产技术——因此更关心维持制造业，而非取代它。另一方面，创客文化的政治——由新型“创客行动者”（敢于冒险、精神自由、扎根本地）开展开放、民主且灵活的专业化生产——包含了全球知识经济以及试图追赶西方的国家所共同认可的价值。 ## 国家 中国创客文化受到创意产业政策的塑造。因此，很难把新出现的创客身份与国家主导的社会工程计划分开。西方创客身份通常以颠覆主导范式的愿望为基调；与之相比，中国创客身份是自上而下发展起来的。此外，“创意集群”把创客空间模式当作营销工具，用以掩盖许多后工业城市中新一轮的城市绅士化。[^c027-n7] 在此前的研究中，我们提出，制度化的创客空间——例如中国与北爱尔兰的创客空间——无法与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过程分离，因为即使公众参与率很低，仍有一系列战略性公共政策机构参与其中。[^c027-n8] 例如，受到国家影响的企业富士康，作为全球手机制造业的领军者，大举投资创客产业，以利用创客空间较少结构化的组织逻辑。把创客产业发展为一种新的内城经济——后工业城市借此替代传统制造业——提供了一种不同于中国创客文化之技术乌托邦观点的解释。 中国创客如今在外国创客、投资者与本地制造业供应链之间，发挥着重要的中介作用。这说明，中国创客文化确实有意打破数字知识经济中的全球等级结构。大规模制造产业正被迅速迫离中国城市。在中国政策界，有关转向一种新经济的讨论正不断推进；这种新经济以“后福特主义”的生产形式、信息通信网络，以及重新修订的“文化”与“经济”关系为基础。[^c027-n9] 在这一修订中，创客及创客空间发挥着关键作用：作为“社会中介”，它们推动着制造业与全球技术市场之间向知识经济的转型。[^c027-n10] ## 西方 许多中国创客空间倡导的活动，源于一种非常西方化的自己动手（DIY）方法。与西方创客空间相似，其参与者大多受过良好教育，属于中产阶级，是城市大学毕业生。[^c027-n11] 中国创客空间还代表着一种工作环境，脱离官僚化控制的工作场所的束缚，被认为更有回报、更有意义、更令人兴奋，也更光鲜。它们也建立在同一个具有误导性的前提之上：任何人都能制作任何东西。[^c027-n12] 然而，中国创客空间与既有制造业高度契合。例如，*Seeed Studio*（矽递科技）是中国创客文化中的重要参与者。这家公司生产硬件，利用从众筹网站 *Kickstarter* 获取的海外创意。Seeed Studio 支持一家名为*柴火*（Chaihuo）的本地创客空间，后者通过草根社会正义倡议开发技术解决方案。虽然柴火展现出符合西方创客文化建构的特征，但它与 Seeed Studio 的关系，使它与中国传统制造业的联系更加紧密。 在西方，自我主导的公民行动，或称“DIY 公民实践”，[^c027-n13] 也与创客文化联系在一起。[^c027-n14] 需要指出，这些自主实践来自那些有能力、有能动性以非规范方式行动的人。在中国语境中强调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它创造了新的排他条件。[^c027-n15] Dunbar-Hester 的研究[^c027-n16] 从历史上揭示了这一特征，指出“DIY 本身传统上就不是面向随便‘任何人’的”，因为 20 世纪 60、70 年代最初的 DIY 运动，也推崇一种带有白人男性编码的自主家居改造方式。此外，创客文化优先看重工程、计算机编程和业余电子制作这些在历史上被男性化的实践。[^c027-n17] 把这种“普遍主义”观念注入技术传播的人，可能再生产出原本就存在排斥与等级的同样条件。如果中国创客文化要创造一个让人参与技术与政治的替代空间，就必须处理结构性的社会排斥，同时批判性地反思本地语境。 ## 批判性制作——一种谬误？ 学术意义上的批判性制作，指一种强调对所处理材料进行批判性反思的制作方法。[^c027-n18] 作为一种实践，它通过反对现有产业范式，旨在挑战既有权威体系。因此，把中国创客定位为“批判性创客”的内在难题，在于它与既有制造业基础设施和组装体系的紧密结合。更准确地说，中国创客语境推动的是打破以西方为中心的数字知识经济等级，而非打破自身的产业过程。若要进一步把中国创客定位为“批判性创客”，也必须寻求理解那些影响制作行为的权力安排。 在批判性制作的语境中，山寨值得关注，因为它回应了消费者对低价、个性化、产品周期短的手机不断增长的需求。它处理了一些与传统制造业研发成本上升有关的创新障碍，并认识到小微企业能够开展创新的社会文化语境。山寨的一项核心主张，是以具备多种技能、获准在产品创新中作出复杂决策的劳动者，取代传统工厂里的技术劳动分工。 相比之下，西方创客文化叙事强调通过揭开技术的神秘面纱来扰动社会秩序，或者通过批判性制作实践培育创客能动性。这种信念符合西方的 DIY 公民实践观念：即便技术能力有限的人，也可能强烈认同制作的政治。然而，这种信念不足以理解中国的社会现实。参与创客运动不仅需要技术技能，还需要时间、资本和创造性思维等资源，而这些只有少数享有特权者才能获得。中国社会的不平等依然普遍；当前创客文化作为有知识、有创业精神、有创造力者的专属领域，可能进一步加剧国内本已严重的社会经济鸿沟。不仅如此，将外国创客优先视为能够参与政治的创造性行动者，而把本地创客视为相对欠缺创造力，又重新制造了创客文化原本要打破的不平等。 创客空间尝试通过吸纳农民工、退休者等新手群体来解决这一问题。然而，这些参与者大多有工程或设计背景，几乎人人都拥有大学学历。这种推动普遍主义创客能动性政治的尝试，表明了以技术赋权所面临的结构性困难。这一困难主要源于：中国创客文化较少关注挑战生产与消费相关的权力分化，而更着重于集体应对全球化技术所塑造的社会变迁。 在中国创客文化中，人们对“做出来／获得成功”（making it）抱持不同态度。创客空间的话语往往一面“鼓励所有成员制作”，一面又断言“并不是每个人都能成功”。有些创客“只是想玩得开心”“结交工作之外的朋友”和“练习英语”。[^c027-n19] 然而，归根结底，参与者来到这里是为了利用既有制造业基础设施，而不是发展解放性的实践。 ## 中国创客能动性发展面临的挑战 根据我们自 2016 年以来对深圳创客空间的观察，创客空间中的参与，显然与更广泛创意产业中不稳定劳动的特征相似。此外，这种不稳定劳动阶层，还是中产阶级为赢取政治加分而有意塑造的。深圳的创客文化提供了证据：参与非专有技术的“礼物经济”，[^c027-n20] 并不会带来个人解放。它再次说明，西方关于开放、参与式创新的愿景，掩盖了企业对志愿劳动的资本化。这呼应了 Sharon Zukin 对某种相关实践——黑客马拉松——的批评。这种“狂喜劳动的仪式”[^c027-n21] 成为一种“制造共识”的方式，使人接受新创意产业中的不稳定劳动。随着中国获取数字制作技术的机会增加，社会分化的动力可能创造新的不平等。数字素养问题是阶级的产物，由新的包容与排斥体系的建构所造成。 与 DIY 制作相关的对“新事物的冲击”的追求，可以被重新定位为阶级分层的一项核心价值。这些从大规模制造的废墟中出现的自由、个体化、手工式创新，不太可能为社会中被剥夺权利的人创造参与环境。山寨所代表的工人阶级文化，与以创客空间、企业和国家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文化之间的鸿沟，很难用西方的普遍主义修辞来弥合。创客和创客空间越来越多地向山寨寻找灵感，将其推崇为中国技术文化的起源。把创客文化与山寨联系起来，提供了重要的本地语境，但并不能消除这样一个事实：在中国，建立参与结构——例如创客空间——可能难以落实。 我们的研究注意到，当地社群正在出现一种抵抗，对普遍化创客文化的正当性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山寨 2.0”这一新概念更适合应对自动化、绅士化等本地问题。山寨 2.0 提升了那些继承自旧产业的实践的地位。他们也承认，中国语境下创客能动性的发展，必须处理历史上限制技术参与的因素，例如技术获取受限、创造性能动性有限，以及劳动剥削。文化民主作为制作基础设施的一部分，是如何得到维护或受到压制的，也值得形成更有针对性的研究议程。2014 年一项关于中国互联网审查的研究，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创客运动的界限。[^c027-n22] 与社会政治变化相关联的 DIY 公民实践这一观念本身，就与中国的互联网审查发生冲突；这一制度经常删除被认为会促进集体行动的内容。这表明，创客文化的普遍主义逻辑，可能超出了中国社会政治体系的框架。 ## 另一种制作政治？ 中国创客文化对个人创造力的容纳，正在一种国家化的创意经济范式中形成；这一范式强调文化消费与个人主义。中国创客文化远未促成广泛参与式的文化创造，反而不断生产出个人乒乓球训练机、核设施退役机器人之类富于憧憬的故事。这些例子之所以浮上表面，是因为它们代表了“玩趣”“开放”“热情”与“社会性”——这些词语让西方创客文化意识形态优先于本地对于结构效率的强调。此外，企业和国家参与塑造中国创客文化，也暗示着自上而下的组织范式仍在延续。 如果数字普遍主义的社会民主理想要在有意义的层面进入中国，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其更广泛的文化与社会结构上。讨论必须超越“资源所有权与用户能动性”的政治，转而关注公众内部的社会经济变迁，与那些给参与制造障碍的传统结构之间的关联。我们也必须注意技术自动化——创客文化中备受推崇的一面——对就业的影响。传统制造业劳动者可能抵制创客文化，因为它威胁着他们既有的劳动安排。 这不是中国第一次拥抱西方的发展模式。中国的“现代化”往往意味着，不仅学习技术与行政解决办法，也学习西方的文化形式和价值。这一倾向再次提出那些始终存在的问题：从自身传统中可以动员什么？要借来什么，又借来多少？以及随之可能发生哪些社会、文化和政治变化？这些问题在中国创客文化中尚未找到答案。回应这些挑战，将是创造一个不受数字普遍主义逻辑局限的替代空间的关键。 ## 参考文献 Chan, Anita. *Network Peripheries: Technological Futures and the Myth of Digital Univers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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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7-n2]: 若创客空间认同其章程，麻省理工学院（MIT）的比特与原子研究中心（CBA）及 Fab Foundation 便会提供 Fab Lab 认证。http://www.fabfoundation.org/index.php/what-qualifies-as-a-fab-lab/index.html。 [^c027-n3]: 访谈，2016 年 7 月 24 日，深圳。 [^c027-n4]: Anita Chan, *Network Peripheries: Technological Futures and the Myth of Digital Universalism*,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c027-n5]: Will Hutton, *The Writing on the Wall: Why we must embrace China as a partner or face it as an enemy*, New York: Free Press, 2006. [^c027-n6]: Anastasia Loginova and Irina Mikheeva, *The Impact of WTO Membership: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China, Russia, and Ukraine,* London: Routledge, 2018. [^c027-n7]: Xin Gu, 'The Paradox of Maker Movement in China', in Jeremy Hunsinger and Andrew Schrock (eds) *Making Our World: The Hacker and Maker Movements in Context*, New York: Peter Lang, 2018, pp. 271-2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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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7-n19]: 访谈，2016 年 6 月 28 日，深圳。 [^c027-n20]: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2000): pp. 33-58. [^c027-n21]: Sharon, Zukin and Max Papadantonakis, 'Hackathons as Co-optation ritual: Socializing workers and institutionalizing innovation in the "new" economy', in Arne Kalleberg and Steven Vallas (eds) *Precarious Work*, Bingley: Emerald Publishing Limited, 2017, pp. 157-181. [^c027-n22]: Gary King, Jennifer Pan and Margaret Roberts, 'Reverse-engineering Censorship in China: Randomized Experimentation and Participant Observation', *Science* 22 August 2014: pp. 1-10. # 后增长城市中的创客行动者 Cindy Kohtala 与 Sharon Ede 重视物质实践的草根团体（DIY 创客行动者）不仅创造自己的本地产品和技术，也创造空间、共同体、实践、叙事与经济模式。他们以参与式方式这样做，有意对抗消费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匿名性，以及所在城市的新自由主义政策；在这些政策中，创新的目标是只有少数人从中受益的经济增长。无论这些团体明确把自己的活动标作“后增长”，还是较为隐含地实验后增长、反资本主义、以环境为导向的实践，他们都既塑造着技术乌托邦式的城市叙事，也受到这些叙事的塑造。 我们曾与 DIY 创客行动者相识并合作，[^c028-n1] 主要是在欧洲和澳大利亚的富裕城市。这些个人与团体立足于创客空间，使用数字制造设备，以及铣床、激光切割机等计算机控制工具制作物品。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观察到的许多团体也参与园艺和农业、“城市权利”[^c028-n2] 行动，以及修理、再利用、回收活动等城市行动倡议。[^c028-n3] 他们为其他非行动主义或部分参与行动主义的市民，提供了影响自身社区和城市的有力方式。在城市想象中，这些工作坊（FabLab、创客空间、黑客实验室等）经常被描绘为：聪明、有能力的市民进行创新，创业者生态系统推动材料循环，不同世代和不同社会经济背景的群体一起学习新技能。然而，我们看到公共利益相关方实际投入社区工作坊的资源相对很少。那么，一个社区技术工作坊究竟需要什么，才能在城市地区建立、生存并兴盛？ 有些团体与既有机构结盟，以吸引更广泛的受众并建立正当性。另一些则抵抗商品化，维护共同体价值，保留另类、反文化的身份。[^c028-n4] 他们的决定包含张力与取舍。把“进入主流”轻率地斥为出卖或收编，与把创客在后资本主义组织方式上的实验视为过于边缘、无法产生影响而加以忽略，同样无益。实际上，行动者的处境极不稳定。尽管初衷再好，工作坊仍容易变为供精英消费的新型私有化空间，[^c028-n5] 甚至可能促成绅士化等负面后果。[^c028-n6] 这些趋势表明，在后增长城市中，如何支持行动者空间需要得到更多思考。批判性反思意味着考察这些团体实际上如何利用空间探索替代经济模式、使生产的某些环节本地化，以及创造价值；也意味着探究市政当局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在支持这些草根社区空间时扮演什么角色，以及他们这样做的动机。我们同时考虑行动者与城市当局的双重视角，因为我们自己也在这些共同体中轮流作为研究者、观察者、组织者，以及分析者、倡导者和行动者开展工作。[^c028-n7] 目前，DIY 数字制作被推崇为具有颠覆性，甚至被视为通向*可持续工业革命*的途径。但这场革命究竟如何展开，取决于团体如何组织、与谁结盟，以及认为什么公地[^c028-n8] 值得保护。今天一些看似短暂的选择，会被制度化，凝固为明天后工业城市的生产基础设施。 ## 支付租金，播下种子 从创客行动者的角度看，张力源自他们与当前不可持续社会中的机构和基础设施之间那种不安稳的关系。行动者过着不稳定的生活，但有时是有意如此：他们宁愿住在漏风的旧工厂里，从垃圾箱中寻找食物，也不愿领取常规薪水。能否支付空间租金，往往取决于能否扩展由艺术家、设计师和其他使用者组成的社会网络；这些人希望取得共享工作坊设施、储存空间和／或学习机会。他们在内部辩论：为支付租金或取得个人收入而进行的创收活动，是否符合资本主义逻辑。[^c028-n9] 因此，这些空间及其共同体是一种拼装：商业的与商品化的、无品牌的、实验性的，以及经黑客式改造的东西混合在一起。这些空间预示着后增长转型的机会。然而，行动者回避传统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程度往往很深，以至于很难确定更广泛的社会能够从中学到什么。 在我们知道的一个具体案例中，一个艺术家集体第一年从慈善基金会取得租金，第二年通过众筹筹得租金，用于经营一个自我组织、开放使用的自由文化空间，但最近却不得不关门。类似地，在我们自己的经历中，市政府曾容许我们在赫尔辛基市中心经营一个自由文化城市温室；依靠大量志愿劳动及文化基金会的资助，它运作了七年。但直到温室拆除一年之后，这个空间在城市中培育环境导向、参与式文化氛围的作用才得到承认。我们曾在别处提出，这座温室播下了种子，让另一座城市温室在五年后出现。[^c028-n10] 在那里，行动者通过亲身实践学习可再生能源、园艺和食物自给，也学习用废弃材料制作日用品（例如用食用油制肥皂、用废旧笔记本电池制充电宝），并邀请其他市民参加这些开放工作坊。[^c028-n11] 显然，这些例子并不新鲜。艺术家和社区技术集体长期以来都聚集在转型中的后工业城市的荒地与废弃区域。城市也没有义务支持他们。但我们认为，缺乏认可——无论是财政支持还是其他承认——会侵蚀社区工作坊的潜力。这些工作坊为市民提供了成本相对低、风险相对小的机会，去实验循环性，以及新颖、低碳、扎根本地、偏离传统逐利逻辑的后资本主义实践。[^c028-n12] 行动者常常为某些活动打下基础，后来却由别人从中获利。实验性原型被复制并商品化，转变为产品与服务。对创客行动者来说，贡献并不总要得到金钱回报，尤其考虑到政府资金受政治变化与优先次序变动的反复无常所影响。他们希望自己的时间、专业知识与劳动得到认可——但在这方面，行动者通常感到失望。 对开放使用、基于社区的工作坊的倡导者而言，投资于共同体发展，就是滋养替代性本地经济的幼苗。鉴于许多人被迫承受不稳定的处境，这些共同体培育着 21 世纪的创业形态，使人更有能力 MYOJ（Make Your Own Job，创造自己的工作）。在一个转型世界里，传统就业形式不断消失，越来越多人希望围绕自己的热情与技能谋生，因此这一点至关重要。事实上，有些城市与组织把共享工作坊视为“共同资产”，如同图书馆一样向社区提供服务。[^c028-n13] 另一些则将它们视为孵化器，由有专业知识的人提供培训、指导与空间，让其他人建立合作社之类的企业。[^c028-n14] 为作为公民基础设施的创客空间提供资金的其他选择，还包括社区土地信托：将社区资产置于信托之中，由非营利实体代表社区托管。[^c028-n15] 所有这些例子都表明，行动者与当局之间的关系，不必被简化为纯粹的金钱交易。对于共同体而言，依赖政府与完全自主之间存在一片中间地带，人们正越来越富于创造性地探索它。不同运营模式可以试行，行动者、城市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之间多样的伙伴关系也可以制作原型，为未来的安排播下种子。 ## 赋予创意市民行动能力 行动者在金钱与收入方面面对的困境十分常见。它们揭示了城市对这类共享社区空间有何用途、以及城市本身有何用途的看法中的内在矛盾。在富裕的后工业城市中，当下对成功和创新的定义，即使不以消费资本主义为导向，也仍倾向于强调个人而非共同体。这部分解释了一个普遍倾向：把 DIY 创客文化简化为一种浪漫化的（西方）物质参与观念，最终只剩一份由最上镜项目和最光鲜工作坊空间构成的肤浅目录。一些创客社群活跃的城市试图将“创造力”当作城市品牌塑造的机会，尤其是在争取欧洲和地区资金时。它们借用城市规划学者 Richard Florida 创造的“创意阶级”概念，[^c028-n16] 目标是推广自身作为“创意城市”的身份。但行动者认为，当局最终往往还是支持一切照旧：那些既有企业并未对集体创造力、真正的创新或地区福祉作出明确贡献。 不过，也有一些例子打破了这种令人失望的结果。我们参观过一个北欧艺术家—设计师集体，市政府不仅提供资助让它购入一座旧工厂，也资助其修缮，因为这座建筑被视为宝贵的城市工业遗产。此外，行动者还获得了补助，把建筑装备成一个功能完备、供市民使用的社区工作坊。大型工作坊与共同办公空间将主要服务本地小企业主和自由职业创意工作者，但本质上，这些设施面向所有人。这样，集体就可以把设计工作分发给其自由职业者网络，为失业者和就业不足者提供重新学习技能、改善生活质量的设施，并腾出自由实验的时间，以本地废物流为基础，为新材料制作原型。 支持本地创意社群——无论专业人士还是爱好者——的愿望，常常体现为在社区中心或市立图书馆设立创客空间。其他利益相关方，如慈善基金会、文化非营利组织和行业协会，也为此建立了开放使用的工作坊；它们的故事值得进一步考察。若干因素促成了这些工作坊的长久存在。在一个案例中，该地区有着悠久的社区手工艺工作坊历史，因此本地居民对其很熟悉。若干空间采取长期参与策略，让当地居民逐步以负责任的共同所有者身份融入创客空间。这些努力需要偏离资本主义增长范式的影响评估与指标，而且往往是根本性的偏离。 然而，总体而言，草根行动者空间的多样性，一直让外部人士难以理解。当局常常难以把握基于社区、开放使用的工作坊，与提供商业 3D 打印服务、或者仅向某公司员工或教育机构师生开放的其他设施之间的区别。此外，人们也很少认识到，城市地区能够容纳数种不同类型的行动者空间。无论位于图书馆，作为独立完整的社区工作坊，还是建成更专业化的开放工作坊，这一多样的空间体系都能服务多样的人群：从专业人士到业余爱好者，从发明家到有创造力的市民。 ## 黑客式改造消费文化 除了提升就业能力、创造力和普遍的实验氛围，DIY 创客行动主义也有潜力推动城市环境可持续性的努力。[^c028-n17] 与此前的环保行动者一样，DIY 创客经常关注制度性行动者未能充分应对、甚至有时尚未识别的挑战，[^c028-n18] 无论是不断堆积的一次性塑料包装，还是环境中的磷循环。从在公共工作坊里把塑料加工为有用的新材料，到在城市园艺中实验“尿液水培”（pee-ponics）系统，行动者让这些问题变得可见（有时令人不适），并直接面对它们。 在我们了解的一个案例中，市政府把市中心一整座工业建筑免费交给一个设计集体使用一年。这项资源将使他们能够实验塑料回收，开发新材料并重复利用现有材料。相比之下，在另一座乘火车仅两小时可达的城市，城市规划者却试图越过一个行动者集体，把其生活与工作场所卖掉，尽管该集体已通过众筹筹得足够资金，能够购入这栋建筑（其中包括一间 FabLab）。行动者担心，如果失去场所，开发商会把工业建筑改造成高收入住宅，使他们所在的街区绅士化。与此同时，在另一市政部门，该集体却有一位支持者，邀请行动者领导当地的“公民科学”教育项目。数年来，这些项目在资金上支持了他们，也为该地区提供了宝贵的、由市民采集的水道数据。 根据我们的观察，创客行动者拒绝那种生态现代主义的技术修补方案；而当前绿色经济话语，尤其是城市中的相关话语，恰恰大量以这种方案为特征。例如，创客也许会采用传感器和量产电路板，但这些东西会被整合进他们自制的、“适宜的”、本地化且定制化的组装体之中，抵抗商品化。许多人最关心的是过程——聚在一起，把事情问题化并提出更好的问题，而非“解决问题”。从蜂箱到蚯蚓堆肥箱，再到永续农业倡议，这些项目表明他们认真考察城市环境可持续性可能意味着什么。通过并肩不断探索和制作原型，行动者鼓励在专门的空间与地方展开*集体*行动。[^c028-n19] 从倡导者角度看，社区工作坊可以被界定为一种“赋能基础设施”，因为市政基础设施预算往往大得多。如果基础设施使一项活动得以发生，那么空间及取得空间所需的租金*就是*基础设施。如果市政府或地区当局拥有用于废弃物与回收基础设施的预算，就可以主张把其中一部分资金“移植”到材料管理层级的上游。 ## 结论：为可能性制作原型 我们列举的例子说明，在一个充满重大经济不确定性和环境危机的后增长时代，建设有吸引力、宜居的城市存在怎样的张力，以及创客社区工作坊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将创客空间浪漫化，借“赋权”的说法粉饰其益处，实在太容易了。关于创客如何使生产更本地化、更可持续，虽然有许多主张，实际证据却很少。与此同时，城市创新与创业不必只以新自由主义的术语来衡量——商品化的套餐、常规服务和专有产品——而可以被理解为当地居民共同做事的、持续不息的生命力。当然，这种“自由且开源”的模式并非一切照旧，人们必须学习它。不过，一个反文化的社区工作坊能够以多种方式被“安置”进可持续城市，既满足市政支出的要求、应对决策的挑战，又不损害共同体的理想。 我们自身的经验与观察指出了共享工作坊得以持续发展的若干方式：提供有针对性的支持，同时不限制行动者对开放性和追求理想主义项目的需要；通过策略使利益相关方和行动者成为共同所有者；以更广泛包容、易于进入且具有教育功能的熟悉社区资产，例如图书馆创客空间，补充供专业创客使用的最具实验性的空间；以及集体重新界定什么造就一座成功的城市。询问行动者正在保护什么公地，并请城市和利益相关方界定后增长指标，可以更清楚地阐明社区工作坊的意义。这些问题将帮助双方找到共同基础，并塑造他们关于未来路径的对话。 ## 参考文献 Berglund, Eeva and Cindy Koht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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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8-n1]: 参见 Fernanda Marin, 'Cosmo-Localization: Can Thinking Globally and Producing Locally Really Save Our Planet?', *OuiShare Magazine* blog, 27 November 2017；Eeva Berglund and Cindy Kohtala, 'Collaborative Confusion among DIY Makers: Ethnography and Expertise in Creating Knowledge for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Science & Technology Studies*（2018，印前发表）。 [^c028-n2]: 这一概念被归于 Henri Lefebvre。 [^c028-n3]: Berglund and Kohtala, 'Collaborative Confusion among DIY Makers'；亦见 David Schlosberg and Romand Coles,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of Everyday Life: Sustainability, Material Flows and Movements',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15.2 (2016): pp. 160-181。 [^c028-n4]: Cindy Kohtala, 'The Sociomateriality of FabLabs: Configurations of a Printing Service or Counter-Context?', *Journal of Peer Production* 12 (2018). [^c028-n5]: 参见 Neil Brenner and Nik Theodore, 'Cities and the Geographies of "Actually Existing Neoliberalism"', *Antipode* 34.3 (2002): pp. 349-379。 [^c028-n6]: 参见 Paolo Cardullo, Rob Kitchin and Cesare Di Feliciantonio, 'Living Labs and Vacancy in the Neoliberal City', *Cities* 73 (2018): pp. 44-50。 [^c028-n7]: Cindy 是设计研究者，考察欧洲 FabLab 及其可持续性努力，也曾参与多项城市行动倡议。Sharon 是一名公务员，曾成功倡导为基于社区的共享制造空间提供资金。她在推动可持续、后增长的城市发展方面，拥有长期的行动经验与专业知识。 [^c028-n8]: 参见 David Bollier and Silke Helfrich (eds) *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 A World Beyond Market & State*, Florence, MA: Levellers Press, 2012。 [^c028-n9]: Javier Lloveras, Cathy Parker and Lee Quinn, 'Reclaiming Sustainable Space: A Study of Degrowth Activists', *Marketing Theory* 18.2 (2018): pp. 188-202. [^c028-n10]: Cindy Kohtala and Andrew Paterson, 'Oxygen for Töölönlahti', in Eeva Berglund and Cindy Kohtala (eds): *Changing Helsinki? Eleven Views on a City Unfolding*, Helsinki: Nemo, 2015, pp. 64-70. [^c028-n11]: 参见 https://kaantopoyta.fi。 [^c028-n12]: 参见 Bastian Lange and Hans-Joachim Bürkner, 'Open Workshops as Sites of Innovative Socio-Economic Practices: Approaching Urban Post-Growth by Assemblage Theory', *Local Environment* 23:7 (2018): pp. 680-696。 [^c028-n13]: 参见 http://commonlibraries.cc。 [^c028-n14]: Will Holman, 'Makerspace: Towards a New Civic Infrastructure', *Places Journal*, 2015. [^c028-n15]: Matthew Thompson, 'Between Boundaries: From Commoning and Guerrilla Gardening to Community Land Trust Development in Liverpool', *Antipode* 47.4 (2015): pp. 1021-1042. [^c028-n16]: Richard Florida, *The Rise of the Creative Class: And How It's Transforming Work, Leisure, Community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c028-n17]: Schlosberg and Coles,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of Everyday Life'. [^c028-n18]: Berglund and Kohtala, 'Collaborative Confusion among DIY Makers'. [^c028-n19]: 因此，即便我们为简便而使用 DIY 一词，也承认行动者使用其他词语描述自己的工作：DIT 即 Do-It-Together（一起做），DIWO 即 Do-It-With-Others（与他人一起做）。 # 走向女性主义实验室：关于集体知识创造的激发性命题 Maya Livio 与 Lori Emerson 近年来，实验室作为知识生产场所，已超出基础科学和应用科学中传统上以实验室为基础的学科，在学术机构内外日益普及。实验室越来越常见，表明学者与实践者正积极追求新的知识生产模式，离开独自工作的理想，转向协作、实验与跨学科的研究方法。然而，尽管实验室看起来新颖，其占主导地位的谱系却源于一个充满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殖民主义的过去，并把方法、基础设施和底层假设一并带来。这些传承下来的可供性，可能影响实验室工作的组织方式，进而塑造实验室生产的知识类型。本文主张，当代实验室作为集体、跨学科思考与行动的空间，需要被专门视为女性主义方法论的场所来加以考察。 为了审视实验室实践，首先应考察其多重起源。早期的原型实验室空间包括修道院、工坊和厨房等场所——它们从未被称为实验室，却拥有许多与“实验室性”相关的要素，例如热源、中央工作台、开放而灵活的工作区域、藏书，以及周围成套的工具和材料。实验室最广为认可的源头，是 16 世纪的解剖剧场和药房；这一世纪通常也被认为是真正称得上“实验室”的实体出现的时期。然而，如果把后来在 17 世纪末涌现的许多实验工作场所也纳入，原型实验室的例子还应包括——正如 Steven Shapin 指出的——各种杂陈的场地，其中有“绅士”的私人住宅，即“科学工作场所与居住场所重合的地点”。[^c029-n1] 科学实验场所在某一时期进一步迁入私人住宅，再次表明厨房是实验室历史中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这一点与本文尤其相关。当然，女性长期以来被限定于作为家庭领域核心的厨房之中。正如 Alix Cooper 指出的，在近代早期，“厨房、地下室或储藏根茎的地窖，构成了女性进行试弄并记录药方的临时实验室”。[^c029-n2] 在 18 世纪至 19 世纪初，厨房逐渐被挪用为“绅士式”实验的场所，这实质上向女性传递了一条怪异而矛盾的信息：她们属于厨房，厨房实际上也许是实验室，但实验室却不属于她们。 因此，19 世纪迎来全由男性组成的工业研究实验室，并不令人意外。这种实验室主要由 Thomas Edison 在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开创。门洛帕克被称为“发明工厂”，是 19 世纪 70 年代美国最大的私人实验室；它既承继、也偏离了我们上文简要概述的厨房、药房、剧场和化学实验室的漫长历史。正如 Darren Wershler 等人在《实验室之书》（*THE LAB BOOK*）中指出的，爱迪生的实验室借鉴了实验室在空间、基础设施和行政方面的组织方式，并通过对创业精神和创新的狂热拥抱，为 20 世纪随后出现的大多数主要技术型实验室奠定了基础。[^c029-n3] 因此，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这样的机构，就建立在这些考古层之上。这一特定实验室谱系的重要性在于：当代跨学科实验室不可避免地建立在某些继承而来的价值体系之上。正如 Kathryn Yusoff 在《十亿个黑人人类世，或者一个也没有》（*A Billion Black Anthropocenes or None*）中提醒我们的，殖民科学工程本身就与实验室有着深厚联系。Yusoff 概述了自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开始，居住在太平洋岛屿的整个马绍尔人社群如何被逐出故土，以便将那里用于核试验。尽管马绍尔人被安置在附近岛屿，美国于 1954 年实施其最大规模的核爆“Castle Bravo”（城堡喝彩）后，他们仍暴露于放射性尘灰。236 名马绍尔人被“当作研究辐射影响的试验对象”。在 Yusoff 看来，这与 Hortense J. Spillers 对患病美国黑人所受医学实验的描述相似，因为“施用于被俘肉身的程序，标示着彻底的物化，整个被俘共同体成为一座*活体实验室*”。[^c029-n4] 实验室虽然可能发动特别有害的实践，却也是可塑的实体，蕴含着创造新世界之实践的潜能。因此，受到 boyd 与 Crawford《大数据的六个激发性命题》（‘Six Provocations for Big Data’）的启发，[^c029-n5] 我们在这里提出关于女性主义实验室工作的六个激发性命题：响应 hooks 把女性主义理论带到“街头”的号召，将其带进以实验室为基础的知识生产的“房间”。[^c029-n6] 我们的命题植根于既有的女性主义方法论关切，并由我们发展、应用于实验室的协作性知识工作。它们远非面面俱到；虽然我们力求具体，但并不打算提供一步步的操作方法，而是提供方法论探针，用于制定与特定场所相适应的实验室规程。我们相信，这些规程必须始终置于具体情境之中，由实施它们的共同体在特定时间与地点集体制定。 我们始终坚持，使实验室更加女性主义，必须超越仅仅讨论包容。需要说清楚的是，让边缘化和代表性不足的人群进入实验室的领导层、成员群体与共同体，确实刻不容缓。如何让这些群体进入实验室及其他知识创造空间的讨论，在“科技界女性”“STEM 中的女性”等运动中反复出现；遗憾的是，它们在今天仍然至关重要。不过，我们指出，虽然针对“加进女性，搅拌一下”这种做法的批评已经存在很久，这类做法似乎仍主导着大众话语。超越“添加和搅拌”，就需要重构实验室的工作方式，并在其中思考、处理迫切的女性主义问题，例如进入机会、认识论、关怀、等级、劳动与环境。 ## 1. 进入机会是复杂的。 我们的第一个命题涉及女性主义对进入机会这一核心问题的关切，处理如下问题：首先，谁能取得建立实验室所需的财务和空间／基础设施资源？谁能够进入已经存在的实验室？谁可以使用实验室的资源？谁能取得实验室的成果？ 对上述问题，人们可能很想简单回答“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然而，“每个人”太容易掩盖特权的现实，尤其在高等教育中；正是这些特权决定了谁甚至有可能考虑运营实验室。边缘化人群在获得高等教育机构的聘用之前，必须越过无数障碍；这一点也许显而易见，却仍需强调。随后，他们还必须向管理者和资助机构证明自己有能力成功创办实验室：他们所做的工作，必须让掌权者能够清楚识别，尤其要能被理解为确实需要大量空间、资金和材料投入。个人还必须证明，自己将产出在所属学科中可被识别为“学术成果”的东西。因此，例如协作性的、采取扁平等级结构的、彻底跨学科的、开放式的、过程性的、不易接受同行评审的，或多模态的工作，很可能无法被有权资助他们的人理解；而例如高度依赖数据或技术、按明确等级开展（如由首席研究者向下统领众多下属研究者）、经过同行评审，并可作为书籍或期刊论文出版的工作，几乎肯定能带来可信度。 至于谁能进入既有实验室并使用其资源，人们同样可能很想回答“欢迎每个人使用实验室”。然而，“每个人”很容易显得中立，这个词实际上却仍深植于关于谁算是“一个人”、尤其谁算是有价值的人之健全主义、性别化、殖民和种族假设之中。下文第二个命题将探索这些认识论假设，但目前我们可以确认：在回答实验室进入机会的问题时，我们相信不断追问、回答、再追问谁能进入实验室、谁能使用其材料、谁能生产被视为“有价值”的工作，是富有成效的。这种探询可进一步分解为包括但不限于以下问题：空间入口、内部和标识，对残障人士是否无障碍？是否有清楚的设备使用说明，还是存在未写明、未说出的专业知识假定，决定谁会或不会使用它？人们有哪些机会接受设备使用培训？如果并非所有设备都能在实验室中随手取得，是否有一份及时更新、容易找到的设备清单？ 最后，对于谁能取得实验室的成果，我们再次主张持续追问。这些问题包括但不限于：成果是否按照无障碍标准制作？它是否开源（包括开放硬件、开放数据等）；如果不是，为什么？成果是否以清楚、易懂的语言写成，和／或辅以图片、信息图、音频、视频及其他材料，以适应不同受众和学习方式？ 不言而喻，不断追问、回答并再次追问谁能进入实验室及使用其材料，固然必要，但问题与答案本身并不会改变实际进入实验室的人群构成。还必须走入实验室周围的社群，了解谁可能有兴趣参与，以及需要改变哪些具体实践，才能更好地欢迎这些潜在参与者。也就是说，实验室成员在思考进入机会时，必须确保自己不会只是屈从于一种反复迭代的过程，而这个过程只考虑已经知道的人和事。 ## 2. 认识论假设根深蒂固。 我们的第二个命题涉及实验室的认识论基础。正如前面所说，实验室历史与科学史不可分离；解剖剧场、药房与爱迪生的实验室，是若干早期例子。我们也指出，科学是一项有着殖民起源的事业。正如 Tuhiwai Smith 所说，科学分类体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组织远征“新世界”所产生的（以及从那里挪取的）知识：“新殖民地就是西方科学的实验室。”[^c029-n7] 明确这段历史，是展示当代实验室如何可能有意或无意地受制于从经验科学继承而来的知识与价值体系的第一步。与此同时，将实验室的其他历史重新写入，例如记录厨房在“实验室”与“非实验室”之间的转变，也是一项有价值的工作。这些纠正共同帮助我们看清：在实验室内以及更广泛的领域中，知识被科学化编纂时，边缘化知识如何遭到排斥。 正如 Geri L. Dickson 提醒我们的，“科学知识并不代表知识的全部”。如果实验室不反思继承而来的假设，并在必要时重新调整方向，那么历史方法也是不完整的。[^c029-n8] 这项工作同样始于把多样的人与观点纳入实验室领导层、成员群体，以及与实验室对接的共同体。实验室共同体包括其所在的本地社群、受到实验室工作影响的社群，以及在适用情况下实验室所研究的社群——这些都必须被视为实验室知识基础的重要部分。因此，主动联系社群代表，与他们建立长期关系（而非开展一次性的“外展”活动），以易于获取的方式与他们分享实验室成果，并开放地接受他们的反馈（作为一种同行评审），都是建设女性主义实验室的重要策略。一些与实验室共同体合作的方法，可以从 Patricia Maguire 的“女性主义参与式研究”改编而来。该方法借用 Tandon 的论述，“以知识已成为权力与控制最重要的单一基础为前提”。Maguire 接着写道： > 普通人很少被认为具有科学意义上的知识，或有能力认识自己的现实。他们被排除在日益专业化的研究产业之外，被“科学方法”的要求，以及令人畏惧的概念与行话、金钱、时间、技能和经验挡在门外。[^c029-n9] Maguire 所列的非专业人士被排除于知识创造实践之外的方式，可以倒转成实验室的一套反向方法，并再次回到进入机会的问题——例如，使语言、工具和技能易于获取，让社群成员及其他非专家能够参与。 在实验室环境中特别重要的其他知识生产形式，是具身知识和技能。工具制作与修理、手工艺及其他身体活动等知识，横跨从创客空间到生物实验室的一系列实验室学科。这些知识如何被纳入实验室的知识基础？如何记录并认可它们？与此同时，技术技能有时被视为*更有*价值，尤其是在以技术为中心的空间。沟通、组织、管理、写作、调解、知识整合等“软技能”也必须被考虑在内。作为实验室知识工作的一部分，它们如何得到重视？ 最后，将实验室研究置于具体处境，对女性主义工作至关重要。这包括反思实验室的位置与视角，公开资金来源与研究利益相关方，并尽可能揭示客观性观念的复杂性。女性主义研究者一再证明，中立的“无处之见”是不可能的，因为即使最平常的研究活动也与主观性交缠。因此，女性主义实验室应如哈拉维所主张的那样，把“局部性而非普遍性”作为“其理性知识主张能够被听见的条件”。[^c029-n10] ## 3. 实验室充满劳动。 在这一命题中，我们从思考谁算得上知晓者，转向谁算得上实验室里的劳动者。什么劳动才算数？如何公平地承认劳动并给予报酬？贡献归属如何处理？如何确保休息？ “laboratory”（实验室）的词源是拉丁语的“laborum”和“laboratorium”，分别意为劳动和劳动场所，显示出具身劳动在历史上始终处于一切实验室工作的核心。[^c029-n11] 然而，实验室常常仍按等级方式组织：从事实验和测试等具身劳动的人，被赋予“技术员”“实习生”或“研究助理”等头衔，得到较低报酬（或没有报酬），在实验室成果中不被署名，或列在长长的作者名单末尾；而被认为承担实验室智识指导的人，则位居顶端，享有随之而来的各种特权。受女性主义伦理引导的实验室，必须致力于承认所有工作者的劳动。这不仅可能包括职责与研究直接相关的劳动者，也包括为实验室服务、从事不太容易被识别之劳动的人，例如清洁人员、行政人员和营销人员。 在作者署名方面，一些实验室可能选择基本扁平化的模式，以回应不公正的等级假设。举一个例子，它们可能在全部或部分作者姓名旁加上星号，表明这些作者贡献相等。在某些情况下，这些模式非常好。然而，正如 Liboiron 等人指出的，非等级化署名可能使实验室成员在寻求学术机构职位时，难以积累发表成果的价值。我们尤其欣赏这些作者从自己实验室提出的方法：那就是明确奉行女性主义和反殖民立场的环境行动研究公民实验室（Civic Laboratory for Environmental Action Research，CLEAR）。其方法建立在“一种依赖具体处境与语境的过程”之上，“假定每篇论文的作者排序决定都将不同”。[^c029-n12] 作者们具体概述了建立共识的方法，把实验室劳动者复杂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位置之间的公平纳入考虑。我们相信，这样的系统不仅可用于作者署名，也可用于设计岗位名称，以扰动等级结构，并使实验室里发生的全部劳动一下子显现出来。 最后，对劳动作出适当的贡献归属，必须配以同样适当的报酬，也必须界定对每名实验室成员工作量的期待边界。借鉴 Liboiron 等人的署名指南，我们相信，明确区分工作时间与休息时间，也应通过一种由公平、共识和关怀驱动的过程完成：公平意味着考虑人们能够工作多少、又有多少可用时间；共识意味着公开讨论公平分工、每周工时、休息与假期；关怀意味着所有工作时间都应具备一定灵活性，以顾及每位成员的身体和情绪健康、育儿需要，以及其他需要。 ## 4. 等级会向下渗透至知识。 在等级问题上进一步展开，这一命题考虑实验室及其工作的整体组织如何协商等级。这里，我们聚焦于实验室成员内部的等级。不过，需要指出，这些观点以及上文涉及的劳动和贡献归属问题，也适用于处理与外部社群的关系，以及与人类和非人类研究对象之间的等级。正如我们已触及的，权力分配是女性主义方法论的核心关切。鉴于实验室生产的知识是集体塑造的，[^c029-n13] 权力协商对于确保实验室的知识实践能够代表成员的多样性尤为关键。权力去中心化的形式，会因实验室的规模、制度性承诺和成果类型而不同。例如，实验室是否通过公开或匿名投票作出决定？是否有经选举产生或自愿担任的代表，依据成员关切作出决策？投票是否必须达成全体一致？ 这里，CLEAR 再次提供了一个有用范例。该实验室以成熟的围坐对话、引导和共识决策方法为基础，制定了主持会议与达成协议的规程。[^c029-n14] 然而，即使运用这些方法，民主协商中仍不可避免地出现冲突。[^c029-n15] 如何处理分歧，对于建立能肯认人的女性主义空间至关重要。下一节将进一步讨论冲突，但克服决策障碍的一项有效策略，是概述并定期重新阐明实验室的使命与价值，再以这些价值衡量待作出的决定。即使看似平常的问题，比如实验室如何在宣传材料中呈现自己，或可以、不能接受哪些资金来源，都是把实验室工作与其价值联系起来的关键，应在实验室会议上有意识地加以考量。以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为例，它长期接受 ARPA、DARPA 和大型企业的资助；[^c029-n16] 而如今我们也知道，多年来，该实验室明知 Jeffrey Epstein 是性贩运者，仍接受了他提供的大额资金。[^c029-n17] 这反映了实验室怎样的价值？它又如何向下渗透到研究议程中？ 建立共同价值会建构共同体，[^c029-n18] 而在实验室中建立、维系共同体，能够帮助整体上的等级协商。培育共同体有许多形式，例如定期交流或开展调查，了解共同体成员的需要，并采取明确后续行动回应这些需要。共同体也可以通过较少结构化的方式得到照顾，例如鼓励和支持社交时间。一些女性主义实验室，如 Laura Devendorf 的 Unstable Design Lab，提供开放的“玩耍时间”，让成员非正式地交谈和实验。把知识创造工作与对话及“亲历的历史”连接起来的这种空间，既有助于女性主义共同体建设，也有助于女性主义知识生产。正如 Jacqueline Wernimont 和 Elizabeth Losh 在讨论女性主义创客空间时指出的：“我们不会把‘闲聊’（yack）与‘动手改造’（hack）分开，正如人们不会把‘边织边吐槽’（stitch-n-bitch）拆开一样。”[^c029-n19] 不过，这里必须强调，即使是非正式社交活动，也可能强化等级。爱迪生实验室便是如此：据 Wershler 等人所言，那里的共同体建设更接近“男性联谊”，“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当代科技／创业文化”。[^c029-n20] ## 5. 安全包括肯认。 这一命题源于如下问题：如何让实验室在身体与情感上都是安全的，以及安全究竟意味着什么。如何使实验室成为一个肯认成员、访客及其延伸共同体的空间？实验室成员可以向哪里寻求支持？ 无论是数字人文实验室、媒体实验室、湿实验室、干实验室、黑客实验室、数字制造实验室还是创客空间，都必须保障身体安全。正如 Wershler 等人断言的，实验室是“其空间、基础设施、装置、技术与人之间关系力量的复杂组装体”。[^c029-n21] 忽视其中任何一个要素——就安全而言，忽视人——不仅会在安全者（例如可能很少直接接触设备的主管或管理人员）和不安全者（在实验或创作工作中确实接触设备的人）之间造成权力失衡，也会在实验室的空间、设备与其中工作的人之间造成权力失衡。如果实验室更看重材料而非参与其中的人，它又有什么用？因此，在身体安全方面，实验室必须定期检查内外基础设施。电气线路是否满足需求？通风是否足够？是否具备关于危险材料及其处置的清楚信息和程序？是否能够防范闯入者？是否有报告和处理故障设备的制度？ 照顾实验室参与者的情绪健康同样关键，而这始于尊重他们的身份与需要。新成员加入时，请所有实验室共同体成员分享自己使用的性别代词，应当成为标准做法。也应提供一个渠道，让成员说明在实验室中可能需要的便利安排，以及可能影响工作时间的宗教仪式或其他义务。随后，必须建立适当、清晰的规程，把这些需要纳入实验室结构。对参与者的关怀，也植根于不断而细致地维护实验室作为肯认空间的工作。这里，我们借鉴 Jeannie Ludlow，希望实验室超越“安全空间”的概念，建立一个支持成长的环境。前文说过，冲突与分歧在实验室中不可避免；正如 Ludlow 所言，女性主义空间并不总是“安全”的，因为它们会挑战观点、提出敏感话题。Ludlow 转而主张她所称的“争议空间”：它们并非没有冲突，而是支持相互尊重的分歧与张力。[^c029-n22] 将实验室培育成既容纳争议又给予肯认的空间，是支持富有成效的冲突解决与共同体建设的关键。情绪与身体安全，还必须通过针对违反专业行为规范之事件的明确、透明报告结构来维护。如果实验室里发生什么、何谓专业行为、以及谁可以向谁报告这些问题缺乏透明度，就很容易迅速形成滋生权力滥用的环境。 ## 6. 非人类也是共同体成员。 在最后一个命题中，我们指出女性主义实验室必须承担的超人类中心的（more-than-human）关切。正如上文所说，实验室及其实践产生于科学价值体系，而这些体系把范围有限的世界观施加于知识生产之上。Robin Wall Kimmerer 在《编织甜草》（*Braiding Sweetgrass*）中凸显了这些界限，并清楚说明，反殖民、女性主义的方法如何使被忽略的关切重回视野，尤其是非人类的关切。她写道： > 从在树林中度过的童年走向大学时，我在不知不觉中转换了世界观：从一种基于经验的自然史，进入了科学领域。在前一种世界里，我把植物认识为老师和伙伴，彼此以相互的责任联结。科学家提出的问题不是“你是谁？”，而是“它是什么？”没有人问植物：“你能告诉我们什么？”首要的问题是：“它如何运作？”[^c029-n23] 我们坚持，所有受到实验室工作影响的生命，都应被视为其共同体的一部分。当实验室以非人类为研究对象时，伦理问题很容易被注意到；但我们要指出，实验室之外的非人类同样需要关怀。实验室工作如何考虑与我们共同居住于这颗行星的非人类邻居的需要？如何考虑符合伦理的材料使用与处置（当然，这些实践也会影响作为动物的人类，而边缘化群体受到的影响更不成比例）？[^c029-n24] 一个在实验室中普遍得令人警惕的例子，是塑料的使用。从生物实验室的试管到黑客空间的电路板，塑料广泛存在于各实验室学科。这使实验室卷入了如今正在影响地球全部生命的系统性开采与废弃实践。 为回应材料使用与废弃物的问题，我们提出把 Amanda Starling Gould 的“数字环境媒介研究”（Digital Environmental Media Studies，DEMS）框架作为一个有用的思考起点。[^c029-n25] 这一框架虽然围绕数字领域建立，却也可应用于其他知识实践，因为它鼓励把知识创造场所的完整供应链纳入考虑，从起点（例如矿物和塑料）到终点（例如废弃物和有毒物质）。正如 Isenhour 与 Reno 所揭示的，再利用、修理及其他“循环经济”实践，与女性主义关怀伦理紧密相连，[^c029-n26] 对女性主义实验室的工作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 从女性主义实验室到女性主义组织与后勤 以上命题考察了共同思考的模式，如何能够从女性主义方法论与路径的应用中获益。虽然我们是为女性主义实验室写下它们，但它们也可以应用于更广泛的女性主义组织与后勤。人类与非人类如何与技术、空间和基础设施一起，被组织成集体性的女性主义场所？必须说清楚，照顾这些问题可能耗时、繁琐，甚至最糟的是——无聊。这里，Astra Taylor 对承担繁重组织工作的呼吁很有帮助；她认为，“无休止的会议、策略讨论、研究、电子表格［和］电话会议”，都是社会正义工作中不可估量的努力。[^c029-n27] 我们相信，这些对于女性主义知识创造与组织后勤的空间同样重要。 我们在这里也隐含地主张：让实验室实践与组织后勤对那些曾经、并仍然被排除在实验室叙述之外的人变得*可见*，从而可以被问责。然而，正如我们始终坚持的，这并不只是代表性多元的问题。代表性固然至关重要，却无法单独治愈那些根深蒂固的父权、殖民、种族主义、健全主义、帝国主义、年龄歧视和破坏环境的假设。相反，必须处理这些假设本身，因为它们与知识生产这一关键引擎——实验室——的基础设施和管理有着内在联系。什么算专业知识、谁算专家等问题（用 Latour 与 Woolgar 的话说，这是“信用与可信度”的问题），[^c029-n28] 依旧至关重要。因此，沿着前述六个激发性命题，我们以最后一个挑战作结：如果我们重新思考的不仅是实验室中的“谁”和“什么”，还有“如何”，会出现什么可能性？ ## 参考文献 boyd, danah, and Kate Crawfo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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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029-n15]: Iris Marion Young, *Inclusion and Democrac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c029-n16]: Wershler 等，无页码。 [^c029-n17]: Ronan Farrow, 'How an Elite University Research Center Concealed its Relationship with Jeffrey Epstein', *The New Yorker*, 6 September 2019, https://www.newyorker.com/news/news-desk/how-an-elite-university-research-center-concealed-its-relationship-with-jeffrey-epstein [^c029-n18]: Laurie Fuller and Ann Russo, 'Feminist Pedagogy: Building Community Accountability', *Feminist Teacher* 26, no. 2-3 (2016): p. 179. [^c029-n19]: Jacqueline Wernimont and Elizabeth M. Losh, 'Wear and Care Feminisms at a Long Maker Table',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edia Studies and Digital Humanities*, 2018, p. 100。给非英语使用者的说明：“yack”指轻松的闲谈。 [^c029-n20]: Andre J. Millard, *Edison and the Business of Innovation*,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0, p. 23. [^c029-n21]: Wershler 等，无页码。 [^c029-n22]: Jeannie Ludlow, 'From Safe Space to Contested Space in the Feminist Classroom', *Transformations: The Journal of Inclusive Scholarship and Pedagogy* 15, no. 1 (2004): pp. 40-56. [^c029-n23]: Robin Wall Kimmerer, *Braiding Sweetgrass: Indigenous Wisdom, Scientific Knowledge and the Teachings of Plants*, Minneapolis: Milkweed Editions, 2013, p. 49. [^c029-n24]: 'Pollution Affects Americans Unequally: Interview with Robert Bullard', Union of Concerned Scientists, *Catalyst* (Spring 2017), https://www.ucsusa.org/sp17-inquiry-robert-bullard. [^c029-n25]: Amanda S. Gould, 'Restor(y)ing the Ground: Digital Environmental Media Studies', *Networking Knowledge: Journal of the MeCCSA Postgraduate Network*, 9.5 (5 July 2016). [^c029-n26]: Cindy Isenhour and Joshua Reno, 'On Materiality and Meaning: Ethnographic Engagements with Reuse, Repair & Care', *Worldwide Waste: 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Studies*, 2.1 (2019). [^c029-n27]: Astra Taylor, 'Keynote', *Rhizome Seven on Seven,* New York, 2016, https://rhizome.org/editorial/2016/may/14/seven-on-seven-2016. [^c029-n28]: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p. 167-179. # 创设出来：建制的批判性实践 Bernhard Garnicnig 这篇文字之所以存在，是因为“批判性制作”（critical making）与“编造／创设出来”（making it up）这两个说法相近。文章考察艺术家“创设”出具有机构和企业形式之空间与场所的案例。在这些案例中，这种创设被理解为一种解放性的挪用，使艺术家和公民与机构或企业的关系得以现实化。复制、模仿机构的徽记、装饰和行话，被视为一种手段：借此获得与企业或治理机构平视的位置，以政治转化为意图同它们对话。下列例子让我们能够反思各自理解“批判性”的不同方式，并思考应该如何对待这种富于发明性的模仿。这种空间制作实践并不试图实现乌托邦式的改进，而是共同生产那些滑移：当基础设施试图吸纳并消解这些空间的差异时，滑移便出现了。 ## 与一位白手起家的博物馆馆长相遇 我在侏罗纪技术博物馆（Museum of Jurassic Technology）楼上的茶室里，见到了创办人 David H. Wilson。就在几分钟前，我刚在放映室看完一部影片，描绘的是波士顿的伊莎贝拉·斯图尔特·加德纳博物馆。影片的构想，是通过维护人员来呈现这座博物馆，同时强调展品之间不可见的关系；创办人正是围绕这些关系安排展览的。David 很喜欢这座博物馆，提起它时，仿佛它是一位异母姐妹：两者都深深热爱博物馆，也都热爱物件构成星丛时所具有的诗意力量。 我询问他的博物馆如何起步，以及如今运营中的实际事务。他自豪地指出，与他一起工作的人，到别处都可以赚到三倍的薪水，但许多员工依然在团队里待了多年。这时，一位员工有事找 Wilson 先生。这个异常潮湿的冬季，雨水再次让那位栖身于扩建楼闲置入口的无家可归者措手不及。接着展开了一段围绕湿透睡袋的简短交谈：上次把睡袋送去投币洗衣店烘干，谁欠谁多少钱？有没有给他买新的？对话转向后勤安排；在为了做成大事而迅速处理许多小事的环境中，这种情形很常见。谁去给他找一只崭新、干燥的睡袋？又去哪里试着把旧的弄干？那一刻，很快便清楚了：侏罗纪技术博物馆（MJT）早已远不止一座“编造出来”的博物馆。它已经成为承担机构功能的空间，将对其时代和地点至关重要的方法与实践融入其中。除其他作用外，这使他们能够创造令人向往的工作条件；其共同体通过持续投入时间与才华，认定这样做是对的。这些条件对组织之外的人来说，也被证明并无威胁，而且值得向往。 与 David 交谈后，行政主管兼档案员 Hana 带我从后面的消防出口走出去，穿过两辆 Airstream 房车之间，进入一个容纳工坊、办公室和杂陈档案的空间。她向我介绍了许多写这座博物馆的文章与故事。我则拿出之前在博物馆礼品店买的一大堆书。其中一本大大提升了侏罗纪技术博物馆在美国传奇地点版图上的地位：Lawrence Weschler 的《Wilson 先生的珍奇柜》（*Mr. Wilson's Cabinet of Wonders*），曾入围 1996 年普利策一般非虚构作品奖。只过了几秒钟，我就明白，这本书并不完全是博物馆引以为傲的东西。它似乎试图拆开博物馆为使人着迷而精心编织的线索。作为一名受过训练且十分成功的记者，作者根据自己对事实和数据的研究，试图描述博物馆及其创办人背后的某种真相，一种调查得出的真相。这种真相细致地叙述了沿着馆内线索追溯源头的过程，希望发现它们的“真实”本质。但如果这种尝试放错了地方呢？为什么会这样？也许 MJT 试图保存的，并非器物体现的某一种科学知识，而是一种不同的知晓方式：物件的星丛在其中讲述故事，创造惊奇的体验。某种意义上，它是一种不同的认识机器，是有意从作为事实集合的博物馆中逃离，转向作为虚构叙事星丛的博物馆。在这一空间，真相超越数据，走向对其间关系的体验。因此，仅凭逐项清点构成博物馆的每个部分，或剖析促使创办人建馆的每件事情，无法捕捉真相。 我提到侏罗纪技术博物馆，并不是因为它的名字里有“技术”二字。它完全也可以叫作“更新世美食博物馆”。这里的重点是建造、制作并创设一个人们前来工作的地方——而相较于行业其他地方的条件，这里的工作具有解放性。这个空间以批判性的方式预先实践某些做法，它们不会把共同体划定并呈现为技术的战术资产。这个空间把解放性实践编码为批判性制作中的欲望。在这些器物构成的诗意星丛中，也在围绕它的行业中，任何“自然秩序”的表象都被破坏了。[^c030-n1] 创设一座博物馆，就是创设博物馆得以运作的条件。这些条件以带有批判性的个人方式，重新呈现博物馆是什么、又可能是什么。在这个案例中，结果就是 Wilson 先生及其团队的侏罗纪技术博物馆。 ## 模仿与行动：自然历史博物馆 自然历史博物馆遍布世界各地。作为生态启蒙教育的场所，它们被重新界定为讲述“我们”关于“我们的”星球之故事的地方。其馆藏包括历史物件，它们被期待在历史的连续体中唤起各自时代的故事。讲故事的是矿物和化石、骨骼和蝴蝶翅膀、花瓶和矛头、服饰和整套盔甲——它们由导览员和中介者赋予生气。这些物件生活在一个机构的空间里，而机构管理着这些故事。在那里，维系机构的无形安排，也控制着哪些物件获准讲述哪些故事。与这些历史器物一道，政治人物、科学家和捐助者，也都为这些叙事添加自己的解释方向。 自然历史博物馆也是一种可复制的复数形式。具有殖民—贵族起源、名称相似的博物馆在世界各地存在，名称随着当地语言变化，却都在各自的独特性中提供相似的特征。如同双年展和画廊，它们可以被视为可供使用、改编的现成形式，是可以复制、可供占据的非空间场址，是可以依附的历史，是可以扰动或延续的经典。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种处理自然秩序的方式。作为解放性实践，博物馆是一种材料，既易被工业家收编，也可由艺术家和行动者加以操弄。 2014 年有一段时间，纽约存在两座自然历史博物馆。第一座位于曼哈顿中央公园西侧与第 79 街交会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是一座纪念碑式的古典主义建筑，分成若干侧翼，收藏不同的专门馆藏；其中之一便是“David H. Koch 恐龙馆”。它以 Koch 先生命名：此人的企业集团一度对美国超过 50% 的温室气体排放负有责任；此人可能资助否认气候变化或进化论的政治团体；也正是此人如此迷恋恐龙，不仅以数百万美元捐款资助纽约的恐龙馆，还资助了华盛顿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类似展区。 纽约的另一座自然历史博物馆，在 2014 年夏季短暂存在过。一群行动者注意到，一个本应教导我们保护环境的机构，其理事会里居然有气候否认者。受此驱动，他们申请资金、设计标志，把标志绣在绿色帽子上、画在横幅上，并印在游览巴士上。他们用数月时间，在皇后区博物馆中创设了一座另类的自然历史博物馆。它举办关于机构批判的讨论，并提供带解说的巴士导览，穿行于城市的自然栖息地。讲稿不去指认鸟类，而是聚焦于“机构与企业之间隐秘而有害的纠缠”——首要证据便是 Koch 兄弟与自然历史博物馆的关联。在 150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包括数位诺贝尔奖得主）和超过 550,000 名公众联手敦促纽约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将气候否认者 David Koch 从理事会除名后，Koch 于 2015 年 12 月在争议中辞职。 我采访了 Not an Alternative 的 Steve Lyons 和 Jason Jones，询问他们：在培养艺术家和创客的学校里，如何教授那些创设机构／意识到自身建制能力的实践？他们回答如下： > NHM 源于一次押注：我们可以借助机构正当性来反过来对付它，从而分化博物馆领域；与其作为行动者在门外敲打，我们以内部人的身份发言，便能在博物馆领域获得更多权力和影响力。当然，“制度化”的威胁是真实的——如果你的意思是异议被捕获和消解的话。每一次反叛都会遇到反反叛。每一种真正的威胁都会面对权力的力量。我们坚持得越久，获得的象征权力越多，斗争的利害就越高。过去几十年那种砸抢式的介入主义，制造了不错的图像和精彩的轶事。但争取权力的斗争不会一夜取胜，它需要坚持。我们所参与的这种反叛，只有在反叛者设定具体且不断升级的目标，并坚定不移地忠于计划、事业和地平线时，才能奏效。[^c030-n2] 他们的表述意味着：忠于地平线，培育共同想象，却绝不要求那条地平线必须凝固不变。它只需要引导创造共同体与形成公共性的过程。地平线也许是理想，但事业是具体的：一种批判性的解放实践，把制度性从僵化权力的占据中解放出来。 今天，艺术院校、策展项目和技术学位的毕业生，面对着与创设 MJT 和 NHM 的艺术家类似的选择。他们会用自己的才华与生产力，去补贴艺术市场、文化产业或技术部门吗？还是会转而投入共同空间的创造，使“后数字时代具有社会参与意识的创意专业人士与公民”[^c030-n3] 的精神和能量，不被机构规范结构所规定的简化现实截断？这种以批判性方式创设的学习空间与场所，如今正在建立，为技术—工业部门支持的文凭工厂提供另一种选择。 ## 关于职业乌托邦的警示故事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我不断回到 Claire Pentecost 在一次讨论如何表达乌托邦观念的谈话中分享的这段想法： > 乌托邦主义是我们脑子里的某种东西，实际上我们每个人脑子里都有，只是自己并不真正意识到。但正是它让我们早上起床，也是我们为之付出努力的东西。问题在于，如果你不开始说清自己的乌托邦想法，你就在为别人的乌托邦服务。我们大多数人都在为新自由主义乌托邦服务，除非我们有意识地尝试创造其他类型的共同体和价值体系。它像一条地平线——我不是说那种你实际建起来、再去管控的乌托邦，那些东西名声很坏。[^c030-n4] 这种“让我们早上起床并为之付出努力”的说法，呼应了我将*建制*视为创造性实践的兴趣。乌托邦作为地平线——无论它们看起来多么遥远，又不断后退——都是日常生活或生活方式之批判实践的定向点。作为建造与建制的“创设出来”，也许还需要以解放的方式，对“批判性意味着什么”进行反学习，从而把批判实践从“别人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最近访问加州艺术学院（CalArts）时，我有机会查阅其档案，其中记录了这所受迪士尼公司捐助的私立艺术院校的创办岁月。从一开始，新成立的院系之一就成为观念上的激进艺术实践与解放性的激进教育学汇合的空间：批判研究学院。这是一种尝试，要把法兰克福学派文化批判的视角，转化为 20 世纪 70 年代加州的千禧年主义。艺术家通过以批判视角看待社会秩序，能够学到什么？由此出发，艺术家需要知道什么，才能发展出一种使时代要求得以实现的实践？什么是他们不可或缺的核心，是那一样让实践具有现实意义、并能改变校园之外生活的东西？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 1. 批判研究学院 1970–71 年课程表节选。[^c030-n5]* 〔[图中文字对照](#item-image-text-group:file60)〕 当我在批判研究学院 1970–71 年课程表中发现上面这段文字时，不禁想：Bob Penny 是否把汽车修理教作一种批判性制作技能，让艺术家能够在洛杉矶地区生存？其中特别邀请女性的表述，应被理解为一种解放姿态吗？或者，“汽车修理基础”其实没有课程说明所暗示的那么机械性，而更像是在 CalArts 广阔停车场上展开的社会—制度机制分析？对于批判性制作的讨论，必须摆脱与创新及生产范式的联系，转而在维护和修理中重新创设话语与行动的空间；这段节选便以文字表达了 CalArts 批判研究学院早期提供的乌托邦主义——一种宽厚地容纳激进教育实践与批判艺术实践之间模糊性的状态。 Judith Adler 在《办公室里的艺术家》（*Artists in Offices*）中对那一时空的研究，对机构如何说话与如何思考之间的分裂作出了更深入的反思。我只能简要窥见她对这个加州反文化项目的“梦的分析”。《办公室里的艺术家》以 1970 至 1972 年的田野调查为基础，提供了一组艺术家的案例：他们回应自身职业中正在发生的变化，试图创设一所乌托邦式艺术学院，在那里，艺术家和教育者开始实现一种“职业乌托邦”。 为了说明艺术家为何会来到办公室工作，并带着强烈的千禧年主义与共同体主义意识，Adler 提出：“对现有机构不满，却不相信它们能够改革”，带来了某种“令人安心的信念所给予的宽慰”——相信这些现存且令人不满的机构，是“注定失败的过去”的产物，并且“在未来巩固之前，生活可以在另一套体系中度过”。透过这一视角，自由大学与帐篷城就成了逃避现实的“疲惫流亡者的休憩地，并且最终成了它们原本试图取代的主导机构日后开展肤浅创新的试验场”。[^c030-n6] 这种在 CalArts 创设职业乌托邦的方式，也许正是 Claire 在访谈中谈论的。一旦这些教育乌托邦变得太过真实，太多努力就会投入到实现某种理想之中。它们开始背离自己的愿望。那些年 CalArts 的景象想必令人兴奋，但学生与教师也许实际上是受邀参与实现别人的乌托邦。批判性地创设事物的实践，需要从那些塑造我们对自身职业之执着的乌托邦中解放出来。 这所学院的历史很短暂。Adler 很快就明白，那些希望创设一所先锋学校、并维持其可信度的人，“必然会发现自己面对着矛盾：一方面是学校作为机构的要求，另一方面是他们声称延续、并援引为自身正当性来源的先锋传统所提出的象征性要求”。[^c030-n7] 正如 Adler 的研究所详述的，原有课程计划被叫停，其原因与学校治理结构的转变深深纠缠。那一时刻，让最初的开端结束、让一个新的开端启动，至关重要。经过数次迭代，其结果便是今日存在的批判研究学院。 ## 尾声 这篇文章的一部分，是我在承接本人研究项目的一所应用科学学院的办公桌前写下的。不久之前，这个地方还是某个人的想法：一个包含某个人的议程、某个人服务国家的信念、由某个人希望某个下一代拥有更好未来的愿望所驱动、又受限于某个人的认识论界限与生活方式的想法。我坐在一个曾被创设出来的地方，它曾由某个委员会在纸面上构想，如今却用基础设施为我服务，赋予我权力并使我承担义务，还提供免费而好喝的咖啡。也许，当你阅读这些文字时，你也在一个类似空间里，或正在前往那里、从那里离开。一旦这条思路展开——一切都曾在某个时刻是某个人的想法——人们就可能认为，一切都在某种意义上是编造出来的，我们都在经历某种建构主义的假想成真。我们已经开始怀疑，自己在这颗行星上的短暂岁月里养成的那种有时具有破坏性的创造习惯。更频繁地创造更多东西的能力，已经不再让人觉得理所应当。难道没有一些事物和地方，无需我们沉重的心与笨拙的双手，也能自行生长出来吗？解放政治的实践也许具有破坏性，却仍然必要：它试图消解一切人为却把自己装扮成自然秩序的东西，例如那些因过去集体追求更好生活而建立的机构。如今，数以千计因科技泡沫而被逐出住所的无家可归者，不得不把旧金山的柏油路当作家。与此同时，编程训练营邀请城市流动人口融入有收入的就业，而支持这些项目的，恰恰也是导致他们被驱逐的同一个行业。如果敢于真正去看、去听，事物的自然秩序——有产者与无产者之间、掌握内情者与懂得勉强过活者之间、创客／成功者与不会成功者之间——就被呈现得自然得可怕。在这个时刻，究竟什么是至关重要、需要我们以批判方式创设出来的？ ## 参考文献 Adler, Judith. *Artists in Offices: An Ethnography of an Academic Art Scen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2003. ‘CalArts Schedule of Classes at the School of Critical Studies’, 1970-71, Term II。由 CalArts 档案馆提供。 'Call for Contributions: The Critical Makers Reader',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31 October 2018, https://networkcultures.org/blog/2018/10/31/call-for-contributions-the-critical-makers-reader/. Fisher, Mark.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London: Zero Books, 2009. Lyons, Steve, Jason Jones and Bernhard Garnicnig. 'The Occupation of Institu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al Liberation – Interview with Not An Alternative', *continent.* 7.1 (2017), http://continentcontinent.cc/index.php/continent/article/view/303. Khaikin, Lital, and Garnicnig, Bernhard (eds) 'Interview with John Tresch and Claire Pentecost', *continent* 6.3: The Technosphere Dialogues, 2017. [^c030-n1]: 此处援引 Mark Fisher 的话：“解放政治必须始终摧毁‘自然秩序’的表象，必须揭示那些被呈现为必要、不可避免的东西不过是偶然，同时也必须让此前被认为不可能的东西显得可以实现。”Mark Fisher, *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 London: Zero Books, 2009。 [^c030-n2]: Steve Lyons, Jason Jones, and Bernhard Garnicnig, 'The Occupation of Institutionality and Institutional Liberation – Interview with Not An Alternative.' *Continent.* 7:1 (2017): pp. 74-81. [^c030-n3]: 'Call for Contributions: The Critical Makers Reader'.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31 October 2018, https://networkcultures.org/blog/2018/10/31/call-for-contributions-the-critical-makers-reader/. [^c030-n4]: Claire Pentecost and John Tresch, 'Interview with John Tresch and Claire Pentecost', in Lital Khaikin and Bernhard Garnicnig (eds) *continent* 6.3: The Technosphere Dialogues II, 2017. [^c030-n5]: 经加州艺术学院学院档案馆许可转载，出自批判研究学院档案。 [^c030-n6]: Judith Adler, *Artists in Offices: An Ethnography of an Academic Art Scene*. New Brunswick, NJ: Transaction Books, 2003, p. 24. [^c030-n7]: Adler, *Artists in Offices*, p. 45. # 附录1：批判性制作参考书目——批判性制图资料 Verena Kuni 编列 Adamson, Glenn (ed.) The Craft Reader, Oxford: Berg, 2010. 〔题名中译〕工艺读本。 Agre, Phillip. 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Lessons Learned in Trying to Reform AI, in Geoffrey C. Bowker, Les Gasser, Susan Leigh Star, William Turner (eds) *Social Science, Technical Systems, and Cooperative Work: Bridging the Great Divide*, Mahwah: Erlbaum, 1997, pp. 131-158. 〔题名中译〕走向批判性技术实践：尝试改革人工智能的经验教训。 Allen, Jamie.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APRJA A Peer Reviewed Journal About* 3:1 (2014), http://www.aprja.net/critical-infrastructure/. 〔题名中译〕批判性基础设施。 Arvind, Kavita. 'Cards for Critical Making', *Medium*, 8 September 2017, https://medium.com/two-penny-arcade/cards-for-critical-making-5a62e82fefb1.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卡牌。 Baker, Camille and Kate Sicchio (eds) *Intersecting Art and Technology in Practice: Techne, Technique, Technolog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7. 〔题名中译〕实践中艺术与技术的交汇：技艺、技法、技术。 Barness, Jessica and Amy Papelias (eds) *Critical Making: Design and the Digital Humanities*, *Visible Language* 49:3 (2015), Cincinnati: University of Cincinnati College of Design, Architecture, Art, and Planning, 2015.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设计与数字人文。 Bucciarelli, Louis. *Designing Engineer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4. 〔题名中译〕设计工程师。 Cox, Geoff et al. *Art, Activism & Recuperation*, Concept Store 3 (2010), London: Arnolfini Gallery Ltd., 2010. 〔题名中译〕艺术、行动主义与收编。 Cramer, Florian, *Anti-Media: Ephemera on Speculative Arts*, Rotterdam: NAi010, 2013. 〔题名中译〕反媒体：思辨艺术的零散文献。 Cramer, Florian, Lucas Evers, Akiem Helmling, Klaas Kuitenbrouwer, Marie-José Sondeijker and Janneke Wesseling [with comments by: Roland van Dierendonck, Shailoh Phillips, Ana María Gómez López, Shirley Niemans, Loes Bogers, mthom057, Yuri Westplat]. 'Position Paper Critical Making', 2017, http://www.criticalmaking.nl/publications/critical-making-position-paper.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立场文件。 Critical Crafting Circle [Sonja Eismann, Elke Gaugele, Verena Kuni and Elke Zobl] (eds) *Craftista: Handarbeit als Aktivismus*, Mainz: Ventil, 2011. 〔题名中译〕Craftista：作为行动主义的手工劳动。 Critical Making Consortium. 'What Is Critical Making?', n.d. http://www.criticalmaking.nl/about/what-is-critical-making. 〔题名中译〕什么是批判性制作？ Current [Celeste Martin, Deborah Shackleton and Glen Lowry] (eds). *Current 07: Critical Making.* Vancouver: Emily Carr University, 2016, https://current.ecuad.ca/category/current-07. 〔题名中译〕Current 07：批判性制作。 DiSalvo, Carl. *Adversarial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2. 〔题名中译〕对抗性设计。 Doctorow, Cory. *Makers*, New York: Tor, 2009. 〔题名中译〕创客。 Dougherty, Dale and Ariane Conrad. *Free To Make: How The Maker Movement Is Changing Our Schools, Our Jobs, And our Minds*, Berkeley: North Atlantic Books, 2016. 〔题名中译〕自由制作：创客运动如何改变我们的学校、工作与心智。 Dunne, Anthony and Fiona Raby. *Design Noir: The Secret Life of Electronic Objects*, Basel: Birkhäuser, 2001. 〔题名中译〕黑色设计：电子物件的隐秘生活。 Dunne, Anthony and Fiona Raby. *Speculative Everything: Design, Fiction, and Social Dream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3. 〔题名中译〕一切皆可思辨：设计、虚构与社会梦想。 Ehn, Pelle, Elisabet M. Nilsson and Richard Topgaard (eds) *Making Futures: Marginal Notes on Innovation, Design, and Democra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题名中译〕制造未来：关于创新、设计与民主的旁注。 Flanagan, Mary. *Critical Play: Radical Game Desig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99. 〔题名中译〕批判性游戏：激进游戏设计。 Gauntlett, David. *Making is Connecting: The Social Meaning of Creativity, from DIY and Knitting to YouTube and Web 2.0*,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1. 〔题名中译〕制作即连接：创造力的社会意义，从DIY和编织到YouTube与Web 2.0。 Greiner-Petter, Moritz. 'Unmaking: 5 Anxieties – Unmaking Kit / Unmaking Cards', 2016, https://www.ixdm.ch/wp-content/uploads/2016/03/unmaking_cards_web.pdf. 〔题名中译〕反制作：五种焦虑——反制作工具包／卡牌。 Heath, Joseph and Andrew Potter. *Nation Of Rebels: Why Counterculture Became Consumer Culture*, New York: Harper Business, 2004. 〔题名中译〕反叛者的国度：反文化为何成为消费文化。 Hertz, Garnet (ed.) *Critical Making*, Hollywood: Telharmonium Press, 2012 (pdf-Edition 2014), http://conceptlab.com/criticalmaking/.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 Hertz, Garnet. 'What is Critical Making?' in *Current 07: Critical Making* (2016) https://current.ecuad.ca/category/current-07. 〔题名中译〕什么是批判性制作？ Ingold, Tim. *Making: Anthropology, Architecture, Art, and Architecture*, New York: Routledge, 2013. 〔题名中译〕制作：人类学、建筑、艺术与建筑。 Krankenhagen, Stefan and Jens Roselt (eds) *De/Professionalisierung in den Künsten und Medien: Formen, Figuren und Verfahren einer Kultur des Selbermachens*, Berlin: Kulturverlag Kadmos, 2018. 〔题名中译〕艺术与媒体中的去专业化／专业化：亲手制作文化的形式、人物与方法。 Kuni, Verena. '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ON] INSTRUCTABLE[S]: Some Thoughts On Critical Making', in Jacob Surman and Sarah Czerny (eds) *Do It Yourself! Informal Knowledge and Subversive Practices*, Marburg: Verlag Herder-Institut, forthcoming. 〔题名中译〕革命将[不]会[出现于]可教授的教程[网站]：关于批判性制作的一些思考。 Lijster, Thijs, Suzana Milevska, Pascal Gielen and Ruth Sonderegger (eds) *Spaces for Criticism: Shifts in Contemporary Art Discourses*, Amsterdam: Valiz, 2015. 〔题名中译〕批评的空间：当代艺术话语的转变。 Mareis, Claudia. *Design als Wissenskultur: Interferenzen zwischen Design- und Wissensdiskursen seit 1960*,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1. 〔题名中译〕作为知识文化的设计：1960年以来设计话语与知识话语的相互交错。 Mauro-Flude, Nancy. 'Methodologies of Risk and Experimental Prototyping', in Camille Barker and Kate Sicchio (eds) *Intersecting Art and Technology in Practice: Techne/Technique/Technolog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6, pp. 169-181. 〔题名中译〕风险与实验性原型制作的方法论。 Obrist, Hans-Ulrich Obrist (ed.) *Do It!*, Frankfurt am Main: Revolver, 2004. New Edition: *Do It. The Compendium*, New York: Distributed Art Publishers, 2013. 〔题名中译〕动手做！；新版：动手做，汇编。 Oliver, Julian, Gordan Savičić and Danja Vasiliev. 'Critical Engineering Manifesto', 2011, https://criticalengineering.org. 〔题名中译〕批判性工程宣言。 Papanek, Viktor. *Design for the Real World: Human Ecology and Social Change*,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71. 〔题名中译〕为真实世界设计：人类生态与社会变迁。 Peppler, Kylie, Erica Rosenfeld Halverson and Yasmin B. Kafai (eds) *Makeology, Volume I: Makerspaces as Learning Environment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6. 〔题名中译〕制作学，第I卷：作为学习环境的创客空间。 Peppler, Kylie, Erica Rosenfeld Halverson and Yasmin B. Kafai (eds) *Makeology, Volume II: Makers as Learners*,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6. 〔题名中译〕制作学，第II卷：作为学习者的创客。 Ratto, Matt and Megan Boler (eds) *DIY Citizenship:* *Critical Making and Social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4. 〔题名中译〕DIY公民身份：批判性制作与社交媒体。 Ratto, Matt and Stephen Hockema. 'FLWR PWR – Tending the Walled Garden', in Annet Dekker and Annette Wolfsberger (eds) *Navigating E-Culture, Mapping E-Culture, Walled Garden*, Amsterdam: Virtueel Platform, 2009, *III: Walled Garden*, pp. 51-60. 〔题名中译〕FLWR PWR：照料围墙花园。 Ratto, Matt, Sara Ann Wylie and Kirk Jalbert (eds) 'Critical Making as Research Program: Special Forum',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30:2 (2014): pp. 85-126. 〔题名中译〕作为研究计划的批判性制作：专题论坛。 Ratto, Matt. 'Critical Making: Conceptual and Material Studies in Technology and Social Life',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27:4 (2011), pp. 252-260.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技术与社会生活中的概念及物质研究。 Ratto, Matt. 'Critical Making', in Bas van Abel, Lucas Evers, Lucas, Roel Klaassen and Peter Troxler (eds) *Open Design Now: Why Design Cannot Remain Exclusive*, Amsterdam: BIS Publishers, 2011, pp. 202-212. 〔题名中译〕批判性制作；载《当下的开放设计：设计为何不能继续专属化》。 Raunig, Gerald and Gene Ray. *Art and Contemporary Critical Practice: Reinventing Institutional Critique*, London: mayfly, 2009. 〔题名中译〕艺术与当代批判实践：重新发明制度批判。 Richterich, Annika and Karin Wenz. ' Introduction: Making and Hacking', *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3:1 (2017),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7. 〔题名中译〕导言：制作与黑客实践。 Rothman, Roger. 'Against Critique: Fluxus and the Hacker Aesthetic', *Modernism/Modernity* 22:4 (2016): pp. 787-810. 〔题名中译〕反对批评：激浪派与黑客美学。 Schmidt, Florian (et. al.). *Kritische Masse: Von Profis und Amateuren im Design*, Kunsthochschule Berlin-Weissensee (ed.), Berlin: form + zweck, 2010. 〔题名中译〕临界质量：设计中的专业人士与业余者。 Schön, Donald. *Educating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Toward a New Design for Teaching and Learning in the Profession*,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1987. 〔题名中译〕培养反思性实践者：迈向职业教学与学习的新设计。 Schön, Donald. *The Reflective Practitioner: How Professionals Think in Action*, 1st edi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3, reprint: Aldershot: Ashgate, 2003. 〔题名中译〕反思性实践者：专业人士如何在行动中思考。 Sengers, Phoebe, Kirsten Boehner, Shay David, and Joseph 'Jofish' Kaye. 'Reflective Design', in Olav W. Bertelsen, Niels Olof Bouvin, Peter Gall Krogh and Morten Kyng (eds) *CC'05 Proceedings of the 4th Decennial Conference on Critical Computing: Between Sense and Sensibility*, New York: ACM, 2005, pp. 49-58. 〔题名中译〕反思性设计。 Sennett, Richard. *The Craftsma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8. 〔题名中译〕匠人。 Stoyanova, Minka. 'Reading Makers. Locating Criticality in DIY and Maker Approaches', in Annika Richterich and Karin Wenz (eds) *Making and Hacking, Digital Culture & Society* 3:1 (2017), Bielefeld: transcript, 2017, pp. 73-94. 〔题名中译〕阅读创客：在DIY和创客路径中定位批判性。 Whitson, Roger. 'Critical Making in the Digital Humanities', in Julian Wolfreys *Introducing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2nd edition,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02), pp. 157-176. 〔题名中译〕数字人文中的批判性制作。 Wolfreys, Julian (ed.) *Introducing Criticism in the 21st Centur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2002). 〔题名中译〕21世纪批评导论。 Various Authors. *Critical Maker Space*, 2019-, https://criticalmaker.space/. 〔题名中译〕批判性创客空间。 Various Authors. *Critical Making NL*, 2017-, http://www.criticalmaking.nl/. 〔题名中译〕荷兰批判性制作。 # 作者简介 **Jamie Allen** 研究技术让我们如何认识自己作为个人、文化和社会的存在。他曾是电子工程师、聚合物化学家和展览设计师。他喜欢脑手并用地制作事物：以艺术作品、活动和写作，对媒体、电力与信息的物质系统展开实验。他尝试重组自己所在的机构，强调慷慨、友谊、热情与爱在艺术和研究等知识实践中的重要性。 **Viktor Bedö**（博士）是瑞士西北应用科学与艺术大学实验设计与媒体文化研究所的研究员，也是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城市与社区研究中心的访问研究员。他创办了街头游戏独立研究实验室 Tacit Dimension。 **Loes Bogers** 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的视觉方法论集体（Visual Methodologies Collective）从事研究，并在该校协调和教授跨学科学期课程“Makers Lab：以制作为研究”。她拥有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与文化研究学士学位，以及伦敦金史密斯学院互动媒体：批判理论与实践硕士学位。她是以艺术为基础的女性主义研究团体 Body Recovery Unit 的联合创办人，也是阿姆斯特丹 Hackers & Designers 集体的核心成员。 **Kat Braybrooke** 是数字人类学家、设计师和策展人，研究数字空间与实践的政治，尤其关注黑客、创客与社会基础设施之间的关系。在萨塞克斯大学人文实验室攻读博士期间，她对伦敦博物馆首批创客空间群进行了民族志研究。 **Abigail Browning** 是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传播、修辞与数字媒体专业的博士候选人。目前，她研究线上环境与实体环境在众筹、品牌危机和大规模行动主义等集体行动中发挥的作用。进入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之前，她获得了北卡罗来纳大学格林斯伯勒分校创意写作专业的诗歌艺术硕士学位。 **xtine burrough** 是跨媒介艺术家。她通过混编，让网络受众参与批判性实践。burrough 是得克萨斯大学达拉斯分校艺术、技术与新兴传播学院教授，并担任“设计＋创意实践”领域负责人；她在那里组织综合电子诗歌实验室 LabSynthE。 **Michaela Büsse** 是艺术研究者，关注思辨性与实验性设计实践，以及技术哲学与生态哲学。她的实践以研究为导向，形式从文字、电影到装置和工作坊不等。目前，Michaela 是巴塞尔批判媒体实验室的博士候选人。 **Serena Cangiano**（博士）是交互设计高等研究硕士课程（MAS）的协调人，也是卢加诺 FabLab SUPSI 的负责人。自 2009 年以来，她通过原型制作将设计与技术结合，致力于教育形式的设计。她开发了教授计算思维的研究及设计项目，并创建了关于以设计推动数字社会创新的创新课程。 **Letizia Chiappini** 是城市社会学家，同时在米兰比可卡大学与阿姆斯特丹大学攻读博士。她的博士研究聚焦“城市平台”这一概念，考察阿姆斯特丹和米兰的“共享经济”与“创客运动”等备受炒作的现象。目前，她在乌得勒支应用科学大学任讲师。 **David Cole** 是教师，专注于学习序列与学习材料。他调用写作、插画和交流中人们熟悉的读写能力与动作，为探索越来越复杂的可能性建立信心基础。 **Maria Dada** 是金史密斯学院视觉文化研究员，也是伦敦艺术大学数字人类学实验室的研究员。她的研究处于设计与物质文化领域，探讨数字材料重构社会政治与经济结构的可能性。她正在杜伦大学科学技术研究专业攻读博士，拥有现代欧洲哲学研究中心的硕士学位，以及贝鲁特黎巴嫩美国大学的计算与传播艺术理学学士学位。 **Sharon Ede** 是澳大利亚某州政府机构的公务员；她成功推动该机构为以社区为基础的制造空间提供资金。她长期从事行动主义，擅长推动可持续的后增长城市发展，并于 2010 年参与创办后增长研究所（Post Growth Institute）。 **Lori Emerson** 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英语系及跨媒体艺术、写作与表演项目的副教授。她也担任媒体考古实验室主任，著有《阅读书写界面：从数字媒介到装订书籍》（Reading Writing Interfaces: From the Digital to the Bookbound，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并合编过多部文集。 **Gareth Foote** 是教育者、设计师和技术专家，也是伦敦传媒学院用户体验设计荣誉文学学士课程的负责人。他的研究与创意实践聚焦网络文化的影响，以艺术和设计探查不透明的计算系统。他在英国及欧洲的高等教育机构和文化机构开发、主持课程与工作坊，探讨计算的创意性与批判性应用。 **Bernhard Garnicnig** 是巴塞尔 IXDM“作为生活方式的机构”（Institutions as a Way of Life）项目研究员、林茨艺术大学讲师、continentcontinent.cc 联合编辑，曾任维也纳 Palais des Beaux Arts 的“非常艺术总监”（Very Artistic Director），也是布雷根茨双年展及 Supergood 的联合创办人。他的博士论文项目题为“艺术家创设什么”（What Artists Institute），旨在阐明一套关于创设实践的批判性词汇。 **Felix Gerloff** 于 2013 年取得柏林洪堡大学文化史与文化理论硕士学位，论文研究网络厂牌运动与网络上的自由音乐。他目前的博士项目研究作为文化技艺的编程、计算思维，以及人机协作中的编码认识论。 **Krystin Gollihue** 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传播、修辞与数字媒体博士项目，其论文考察了美国南方农民的技术制作实践。她目前是佐治亚理工学院的 Brittain 博士后研究员，教授技术传播，并研究乡村韧性的修辞。 **Anja Groten** 是设计师、教育者和社区组织者，研究设计中的协作过程。2013 年，她联合创办 Hackers & Designers 倡议，试图通过教育、黑客式改造与协作，促成共同词汇，打破两个领域之间的壁垒。自 2018 年起，Anja 是 PhDArts 博士候选人，也是“通过批判性制作连接艺术、设计与技术”联盟的研究员。 **Xin Gu** 是蒙纳士大学媒体、电影与新闻学院讲师。她的研究在将当代西方关于文化经济、创意城市与文化政策的讨论置于中国语境的工作中占有重要位置。目前，她研究中国的网络文化，重点考察黑客空间和创客产业的组织方式，探讨中国数字媒体产业中创造力如何通过制作而“民主化”。她已与 Routledge 签约，合著《新上海的文化与经济》（Culture and Economy in the New Shanghai）。 **Graham Harwood** 与 Matsuko Yokokoji 自 1994 年以来一直共同生活和工作，使用 YoHa 这一名称（其英文译意为“余波”，aftermath）。YoHa 的图像视野和技术摆弄推动了多项广受赞誉的合作，使他们凭借开创性的批判艺术项目享有国际声誉。 **Deanna Herst** 是威廉·德库宁学院／鹿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的高级研究讲师和博士候选人。她以一篇摄影研究论文取得乌得勒支大学艺术史硕士学位；目前关注技术与开放设计语境中的艺术和设计。她近期一直撰写关于开放设计中的作者身份与参与式美学的博士论文，也曾在国际上就这一主题发表文章和演讲。 **Garnet Hertz** 是设计与媒体艺术领域的加拿大研究讲席教授，也是艾米丽卡尔大学设计与动态媒体学院副教授。他的艺术与研究考察 DIY 文化、电子艺术和批判性设计实践。他曾在 17 个国家的国际场所展示作品，包括 SIGGRAPH 和 Ars Electronica。他于 2003 年获得富布赖特奖学金，2008 年获得机器人艺术领域的 Oscar Signorini 奖。他的研究被学术出版物和大众媒体广泛引用，包括《纽约时报》《Wired》《华盛顿邮报》、NPR、《今日美国》、NBC、CBS、东京电视台和 CNN Headline News。 **Merle Ibach** 是批判媒体实验室的初级研究员，也是吕讷堡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她关注作为设计过程的生态系统概念，以及数字环境如何与社会生态转型相联系。她的研究实践以田野工作和物质—审美探索为驱动。 **KairUs** 是由 Linda Kronman（芬兰）和 Andreas Zingerle（奥地利）两位艺术家组成的集体。他们探索物联网设备的脆弱性、“智慧城市”中城市治理的企业化，以及借助技术重新掌控生活环境、对公民保持敏感的项目等主题。他们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与艺术创作紧密交织，采用人类学家与社会学家的方法；其艺术作品常从档案研究、参与式观察与田野研究中获得启发。除艺术作品外，他们还发表学术研究论文和开放获取出版物，为作品提供语境，将其置于数据隐私与安全、行动主义与黑客文化、颠覆性艺术实践、电子废弃物及互联网物质性等更广泛的讨论之中。 **Tom Keene** 是艺术家、行动者和研究者，研究处于边缘、且常常晦暗难明的技术物件的作用。他考察技术物件如何中介并建构社会关系。这些物件包括市政数据库、无线协议、算法、电子元件、移动设备、云服务器、自动吸尘器和生物传感器。 **Cindy Kohtala** 是芬兰阿尔托大学设计系博士后研究员。她研究数字制造实验室（主要位于北欧）及其可持续性实践已逾八年，并参与过多项城市行动主义倡议。她在可持续设计研究与教育领域已有二十年的工作经验。 **Verena Kuni** 是艺术、文化与媒体研究领域的学者，也是法兰克福歌德大学视觉文化教授。她的研究、教学、项目和出版物聚焦物质文化与媒体文化之间的转移：艺术、科学、技术与大众文化交汇处的想象媒介和转化技术。 **Maya Livio** 是科罗拉多大学博士候选人和讲师、博尔德当代艺术博物馆（BMoCA）年度媒体艺术节 MediaLive 的策展人、媒体考古实验室的策展人，也是一位猫的照料者。她的研究、文化生产与教学植根于这样一种承诺：在一个联网的星球上，培育更公正的生与死的方式。 **Benjamin Matthews** 是澳大利亚纽卡斯尔大学创意产业学院讲师，研究后工业媒体劳动、新兴网络文化与媒体艺术。他的媒体行业职业生涯包括在代理机构任职，以及围绕设计规划与策略、品牌管理、体验设计和创意引导提供研究咨询。 **Shintaro Miyazaki** 曾在巴塞尔／柏林学习媒体研究、哲学与音乐学，博士论文研究数字技术与算法节律学（algorhythmics）的历史（1200 | 1800 | 1930–2010）。目前，他正在设计／艺术领域进行一场长期田野考察；他关注那些具有批判性的时刻，它们使我们摆脱与算法基础设施之间的剥削性关系，同时又让这些基础设施保持活力和适应能力。 **Wim Nijenhuis** 是建筑师、作家和艺术理论荣休副教授。他的研究在建筑理论与建筑史领域颇受关注，发表的文章与书籍包括《魔鬼公路》（The Diabolical Highway，2007）和《真实城市之谜》（The Riddle of the Real City，2017）。他目前研究建筑中的制作理论及其在建筑实践中的作用，关注创造力与物质这两个概念：在什么条件下，物质能成为创作过程中的积极参与者？目前，他正在完成《物质的回应》（The Response of Matter），该书计划于 2020 年由 ArtEZ Press 出版。 **Paul O'Neill** 是居住在爱尔兰都柏林的艺术家和研究者。他的兴趣与研究涉及战术媒体、黑客行动主义、混编文化与媒体考古学。目前，他正在都柏林城市大学传播学院完成博士学业。 **Samantha Penn** 以实践为基础的研究，探索家用电器的演变如何塑造并标准化了对家庭与工业、性别、劳动、知识及安全的某些定义。她的方法在金史密斯学院“互动媒体：批判理论与实践”学习期间发展起来；她的研究也参与了该校所发展的批判性技术实践方向。 **Hannah Perner-Wilson** 接受过设计师训练。她的记录工作旨在以“配方”的形式捕捉电子学的物质实践：描述过程，而非给出如何操作的指令。 **Matt Ratto** 是多伦多大学信息学院副教授、贝尔大学实验室人机交互讲席教授，也是批判性制作实验室的首席黑客。他研究亲手完成的生产性工作——制作——如何补充并扩展对数字技术与社会关系的批判性反思。自 2007 年以来，Ratto 在英国、荷兰、瑞典、苏格兰、加拿大和美国策划了多项批判性制作活动。 **Pip Shea** 的研究追问技术如何塑造公民实践与文化实践。自 2010 年起，她一直研究、组织并参与创客空间。她曾担任贝尔法斯特黑客空间兼技术慈善机构 Farset Labs 的负责人，并为一项欧盟特别项目担任研究者与写作者，考察西班牙、爱尔兰和英国数字制造实验室内部及周边的创意实践。她围绕技术、创新与社会变迁发表了大量成果。 **Caroline Sinders** 是艺术家和机器学习设计研究者。她曾在 BuzzFeed、Eyebeam、Studio for Creative Inquiry、国际摄影中心等机构驻留。目前，她是 Mozilla 基金会及哈佛肯尼迪学院的研究员。她的作品曾在 MoMA PS1、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博洛尼亚现代艺术博物馆、《Slate》《Quartz》及许多其他机构和出版物中展出或刊载。 **Lucy HG Solomon** 的工作跨越媒介、大洲与物种。她与 Cesar Baio 组成的集体 Cesar & Lois 于 2018 年获得 Lumen Prize 的人工智能奖项。与“想象科学家联盟”（League of Imaginary Scientists）合作时，她的工作甚至远及火星。她是加州州立大学圣马科斯分校媒体设计副教授。 **Peter Troxler** 是鹿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研究教授。他研究数字技术对临时组织和永久组织的影响，以及正在涌现的网络协作范式。Peter 拥有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博士学位，曾在商业、艺术与学术界担任多种职务。 **Grace Van Ness** 是色情影片表演者、多媒体艺术家和传播学研究生，研究审查与监控对社群形成及身份形成的影响。目前，她正在剪辑一部长篇纪录片，由性工作者行动者讲述性工作者行动主义的历史。 **Eva Verhoeven** 是跨学科实践者（艺术家、设计师、研究者、教育者……），也是伦敦传媒学院交互设计与视觉传播项目主任。她关注技术发展带来的后果及其向文化中的传导，目前在探索人类世语境下超越以人为中心的设计的潜力。她是 Supra Systems Studio 的联合创办人，该工作室运用批判性与创意实践，在生态、政治和技术系统的交汇处开展迫切的研究与展示。 # 小志宣言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选修学期课程“Makers Lab：以制作为研究”的学生撰写的宣言，2018 年：http://minormakerslab.nl。 **图中文字**：这是一份由一群跨学科创客制作的视觉文献，旨在让彼此及所有感兴趣的人相互联结、启发并交流信息。 我们支持共同学习。 我们努力跳出固有框架思考。 我们拥抱彼此的差异。 我们交换知识。 我们从实验性制作中学习。 我们获得启发，以新的方式思考和制作。 我们致力于创新，创造更好的未来。 我们展示创客实验室中可触可感的方面。 我们重新思考媒体的使用。 我们彼此支持。 旁注：收集输入；意料之外的想法。原图署名：Marco Fusinato。〔制作说明：PDF中的图为裁切视图，此处保留同版官方 EPUB 所含完整原图，附中文文字对照，以保存细小署名和手写笔迹。〕 〔图中文字辨读说明〕原图左缘还可辨数字“119”、题名片段“Mass Black Implosion”（暂译《大规模黑色内爆》）及姓名“Roman Haubenstock-Ramati”；年份只可辨前缀“200”，末位模糊。其后的括注、制作媒介说明、尺寸数值（单位可辨为 cm），以及图中央上缘的倒置微字，因源图分辨率有限，无法可靠逐字辨识，均保留原图，不作猜补。 # 我的维修宣言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维修咖啡馆（REPAIRCAFE.ORG）宣言练习模板。 **图中文字**：我的维修宣言。REPAIRCAFE.ORG。以行动培育维修文化。你可以修复任何事物：产品、关系、生态系统，甚至你的看法。 1. （留白） 2. （留白） 3. （留白） 4. （留白） 5. （留白） …… …… …… …… 姓名：（留白）。〔制作说明：保留练习区空白；使用同版官方EPUB所含完整模板，包含原PDF裁切范围外的姓名栏。〕 # 图中文字对照（译制补充） 本节汇集原图中可辨识文字的中英／中德对照，供阅读与检索；它是译制补充材料，并非原书新增章节。原图附近的链接可跳至相应对照。代码、专名、金额、日期及原有符号照实保留。模糊、遮挡、裁切处明确标注，不猜补。照片中的课程安排、技术参数与历史数据保留其原语境。 方括号中的模糊、遮挡、裁切或不清等字样是转录者说明，并非原图正文。极小字的辨读仍有局限；部分可读或不可读处均保留原图证据。课程内容、电路规格、代码与历史数据仅作原图转录，未转换为经外部验证的事实。 ## [图像 1 · 原 PDF 物理第 51 页](#item-figure:c008-b0007) ### 左半图左上角 原文：SOLIDWORKS 中文：SOLIDWORKS（软件名称，保留） ### 杯子后方蓝色参考平面标签 原文：Ebene6; Ebene vorne 中文：平面 6；前视基准面 ### 左半图顶部菜单 原文：Datei; Bearbeiten; Ansicht; Einfügen; Extras; Fenster; Hilfe 中文：文件；编辑；视图；插入；工具；窗口；帮助 ### 其余工具栏、左侧特征树及底部状态栏 原文：\[大量细小界面文字不可可靠辨认\] 中文：\[大量细小界面文字不可可靠辨认\] 〔辨读说明〕照片所含文字像素不足；不从软件知识重建标签。 〔图像限制〕仅转录可辨标签。顶部工具栏、左侧特征树、文件名与状态栏文字过小，不能据软件常见菜单补全。 ## [图像 4 · 原 PDF 物理第 57 页](#item-figure:c008-b0026) ### 墙面投影、前景笔记本电脑屏幕 原文：\[代码与界面文字过小、倾斜或失焦，无法可靠逐字转录\] 中文：\[代码与界面文字过小、倾斜或失焦，无法可靠逐字转录\] 〔图像限制〕原图与局部放大都不足以可靠转录成行代码；不能把可疑字符编成可执行程序。 ## [图像 5 · 原 PDF 物理第 60 页](#item-figure:c008-b0037) ### 左上粉色便签 原文：Work in the garden 中文：在花园里工作 ### 左侧粉色长便签 原文：ACCESS / PRIVATE / RESPONSIBILITY / \[遮挡\]ENA / BAUER! 中文：进入权限／私人／责任／\[遮挡\]ENA／BAUER!（人名片段保留） 〔辨读说明〕木块遮住姓名开头；BAUER 可能为姓名，未据字面译成职业。 ### 上部手绘空间标题 原文：CANTINA 中文：餐厅／食堂 ### 中央上方大字 原文：HOUSE-KEEPING 中文：日常维护 ### 中央左侧斜置粉色便签 原文：Handwerk / Sanitär / Reparieren 中文：手工／卫浴／修理 ### 中央黄色便签 原文：BEZAHLE ICH NUR FÜR WAS ICH NUTZE? 中文：我是否只为自己使用的东西付费？ ### 中央上方斜置粉色便签 原文：WER PROFITIERT NUTZT 中文：谁受益、谁使用（原文为词组排列） 〔辨读说明〕未添加原图无法确定的句间标点或逻辑连接。 ### 中央粉色工时便签 原文：STUNDEN BUDGET / 8h / MONAT / @ALLE LENA 中文：工时预算／8 小时／月／@ALLE LENA（原样保留） ### 中央橙色便签 原文：Aufgabe ist wichtig 中文：任务很重要 ### 中央偏左黄色云形便签 原文：GLOBAL STUNDEN BUDGET 中文：总工时预算 ### 中央偏左黄色便签 原文：documentation / accessibility 中文：文档记录／可获取性 ### 右上粉色便签组 原文：Putzen / RESPONSIBILITY / NUTZER 中文：清洁／责任／使用者 ### 右上最上方、照片边缘的便签 原文：\[裁切\] / @LENA 中文：\[裁切\]／@LENA 〔辨读说明〕照片上边缘裁掉前文。 ### 右上橙色便签 原文：Transition Space 中文：过渡空间 ### 下半部手绘空间标题 原文：STERNENBAR 中文：星星酒吧 ### 下半部左上粉色便签 原文：TIME / CLEAN BY 10AM 中文：时间／上午 10 点前清洁完毕 ### 下半部左侧粉色便签 原文：ACCESS / SEMI / PUBLIC 中文：进入权限／半公共 ### 下半部左下粉色便签 原文：RESPONSIBILITY / 1 PERSON / @LENA 中文：责任／1 人／@LENA ### 下半部右侧绿色便签 原文：(BAR) / \[遮挡\]OCAL 中文：（酒吧）／\[遮挡\]OCAL 〔辨读说明〕紫色棒状物遮住第二行开头；不补成完整英文词。 ### 下方斜置黄色便签 原文：(ST\[模糊\] NICHT / SO GERN / \[模糊\]) 中文：（\[模糊\]不／那么乐意／\[模糊\]） 〔辨读说明〕无法可靠恢复完整德语句子，不据局部词语推断本意。 ### 物件上的商品标记与其他极小文字 原文：\[圆形标签、文具与包装上的细小字未能可靠辨认\] 中文：\[圆形标签、文具与包装上的细小字未能可靠辨认\] 〔图像限制〕保留便签上的混合语言、大小写和不完整语句。遮挡内容不补全；括号中的模糊标记由本转录添加。 ## [图像 6 · 原 PDF 物理第 65 页](#item-figure:c009-b0011) ### 右上细节中左侧手形纸板 原文：Doing / work / is / hard 中文：工作／很／辛苦 ### 右上细节中右侧金线手形纸板 原文：\[遮挡\]ower / back / ACHES 中文：\[遮挡\]／背部／疼痛 〔辨读说明〕第一词首字母被遮挡；不将推测的完整 lower 写入原文。 ### 右下前景手形纸板 原文：I TRADE THE / REMAINDER OF THE NIGHTS FALLING / ASLEEP WITH CARPEL TUNNEL WRIST / BRACES ON BOTH HANDS WITH / A BURNING PAIN / PULSING IN MY \[裁切\] 中文：我以余下的夜晚作交换，入睡时双手戴着腕管护腕，灼烧般的疼痛在我的\[裁切\]里跳动。 〔辨读说明〕保留原图 CARPEL 拼写，不改成 CARPAL；句尾在照片下边缘被裁掉。 ### 右上纸板原有印刷编号 原文：B48 中文：B48（纸板印刷编号） ### 右下纸板原有竖排印刷编号 原文：B41 中文：B41（纸板印刷编号） ### 其他手形纸板、左侧总体照片及右图边缘 原文：\[可见大量重叠文字、局部字母和数字，无法可靠拼成完整陈述\] 中文：\[可见大量重叠文字、局部字母和数字，无法可靠拼成完整陈述\] 〔辨读说明〕不把包装印字与劳动叙述混为一谈。 〔图像限制〕作品重叠、照片裁切和纸板本身的包装字样会干扰转录。仅保留可辨部分，不推断被遮住的个人叙述。 ## [图像 7 · 原 PDF 物理第 65 页](#item-figure:c009-b0015) ### 中央地图左上图例第一行 原文：Food Proximity: \[模糊\] for each restaurant on Venice Blvd. 中文：食物邻近度：\[模糊\]对应 Venice Blvd（威尼斯大道）上的每家餐馆。 〔辨读说明〕具体量值及单位不清。 ### 中央地图左上图例第二行 原文：Population: 1 starter culture for each 5K people per square mile 中文：人口：每平方英里每 5K（5,000）人对应 1 份起始培养物。 ### 中央地图左上图例第三行 原文：Wealth: 1 \[模糊\] per $\[模糊\]K of per capita income by neighborhood 中文：财富：各社区人均收入每 $\[模糊\]K 对应 1 \[模糊\]。 〔辨读说明〕金额和单位无法可靠确认，未补入。 ### 中央地图右上图例 原文：people/mile = population density per square mile / PCI = per capita income / \[图钉符号\] = food / eateries 中文：people/mile＝每平方英里人口密度；PCI＝人均收入；图钉符号＝食物／餐饮场所。 ### 中央地图粗线及沿线文字 原文：VENICE BLVD 中文：VENICE BLVD（威尼斯大道） ### 中央地图左半部地名 原文：VENICE; MAR VISTA; PALMS; DEL REY; MARINA DEL REY; CULVER CITY; MID CITY; WEST ADAMS 中文：VENICE（威尼斯）；MAR VISTA（马尔维斯塔）；PALMS（帕姆斯）；DEL REY（德尔雷）；MARINA DEL REY（玛丽娜德尔雷）；CULVER CITY（卡尔弗城）；MID CITY（中城）；WEST ADAMS（西亚当斯）。 ### 中央地图中、右部地名 原文：JEFFERSON PARK; ARLINGTON HEIGHTS; HARVARD HEIGHTS; PICO UNION; ADAMS NORMANDIE; UNIVERSITY PARK; HISTORIC SOUTH CENTRAL; DOWNTOWN; CENTRAL ALAMEDA 中文：JEFFERSON PARK（杰斐逊公园）；ARLINGTON HEIGHTS（阿灵顿高地）；HARVARD HEIGHTS（哈佛高地）；PICO UNION（皮科联合区）；ADAMS NORMANDIE（亚当斯诺曼底）；UNIVERSITY PARK（大学公园）；HISTORIC SOUTH CENTRAL（历史南中区）；DOWNTOWN（市中心）；CENTRAL ALAMEDA（中阿拉米达）。 ### 中央地图道路编号 原文：405; 101; 110; 10; 90; 105 中文：405；101；110；10；90；105（道路编号，原样保留） ### 左半图下方餐馆资料 原文：LAS DELICIAS / $5.00 / $5.00 / $5.50 中文：LAS DELICIAS（餐馆名称，保留）／$5.00／$5.00／$5.50 ### 左半图右下竖向印刷纸条 原文：FOR ORDERS TO-GO / CALL OR FAX 中文：外带订餐／请致电或传真 ### 地图统计数字及其他吊牌、收据、照片背后的文字 原文：\[社区人口密度、收入数字、地址、电话及手写说明大多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转录\] 中文：\[社区人口密度、收入数字、地址、电话及手写说明大多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转录\] 〔辨读说明〕这份伴读不提供完整数值数据集。 〔图像限制〕地图主体只有约 330 像素宽。地名和图例部分可辨，但社区人口、收入数字与比例换算中的部分字符不能可靠读取，未从外部人口资料填入。 ## [图像 9 · 原 PDF 物理第 67 页](#item-figure:c009-b0028) ### 右侧纸条上部 原文：91%: 中文：91%： ### 右侧纸条上部的孤立残字 原文：ne / t 中文：ne／t（孤立残字，保留） 〔辨读说明〕无法确定它们原来所属的词，不翻译成完整词。 ### 右侧纸条中部 原文：MENTION ON TWITTER / @HELLOFUNGUS / TO GET A FEEDBACK 中文：在 Twitter 上提及／@HELLOFUNGUS／以获取反馈。 ### 右侧纸条下部 原文：Original: As efforts to mitigat\[模糊\] / \[模糊\] climate change have stalled ov\[模糊\] / \[模糊\] the past several decades \[模糊\] 中文：原文：随着减缓\[模糊\]的努力／\[模糊\]气候变化的努力已经停滞\[模糊\]／\[模糊\]过去几十年\[模糊\]。 〔辨读说明〕按可见词片段排列；不将断裂行补成流畅的完整原句。 ### 纸条更下方和其他装置文字 原文：\[其余字符已擦除、失焦或裁切，不可可靠辨认\] 中文：\[其余字符已擦除、失焦或裁切，不可可靠辨认\] 〔图像限制〕擦除、失焦和裁切是图像证据的一部分；不利用文章上下文或外部原文恢复已消失的字符。 ## [图像 10 · 原 PDF 物理第 69 页](#item-figure:c009-b0041) ### 顶部导航，从左至右 1 原文：Suggest a Quote or Photo 中文：推荐一段引文或一张照片 ### 顶部导航，从左至右 2 原文：Identify an Unnamed Woman 中文：辨认一位无名女性 ### 顶部导航，从左至右 3 原文：Project Credits 中文：项目制作人员 ### 顶部导航，从左至右 4 原文：Bibliography 中文：参考文献 ### 顶部导航，从左至右 5 原文：Visible Women 中文：看得见的女性 ### 中央照片上方，两行引文 原文：Ruth felt as if wings were growing from her shoulders. 中文：露丝觉得肩膀上仿佛正长出翅膀。 ### 照片下方，说明标签 原文：DESCRIPTION 中文：说明 ### 照片下方，说明内容 原文：Woman pouring coffee 中文：正在倒咖啡的女性 ### 底部第 1 列，标签 原文：LOCATION 中文：地点 ### 底部第 1 列，内容 原文：New York, New York 中文：纽约州纽约市 ### 底部第 2 列，标签 原文：PHOTOGRAPHER 中文：摄影者 ### 底部第 2 列，内容 原文：None 中文：无 ### 底部第 3 列，标签 原文：YEAR 中文：年份 ### 底部第 3 列，内容 原文：1935-1943 中文：1935-1943 ### 底部第 4 列，标签 原文：NYPL 中文：纽约公共图书馆（NYPL） ### 底部第 4 列，内容 原文：1260376 中文：1260376 〔图像限制〕背景照片中器具上的微小或被遮挡文字无法辨认；未据中文重制图反推原文。 ## [图像 11 · 原 PDF 物理第 69 页](#item-figure:c009-b0042) ### 顶部红色标题栏 原文：The WOMEN of EL TORO 中文：埃尔托罗的女性 ### 标题下方提示 原文：You are near the hot air balloon. 中文：你在热气球附近。 ### 左侧红色圆形按钮 原文：≪ 中文：上一段（双左箭头） ### 中央红色圆形按钮 原文：PLAY 中文：播放 ### 右侧红色圆形按钮 原文：≫ 中文：下一段（双右箭头） ### 右侧地图标签，部分被按钮遮挡并在边缘截断 原文：\[partly obscured\]County Great Park Balloo\[cut off\] 中文：［前部被遮挡］County（县）大公园热气球［末尾被截断］ ### 地图右下方方向标 原文：N 中文：北 ### 底部红色提示栏 原文：(( Press PLAY to hear Joyce Jensen near the balloon at the GREAT PARK )) 中文：（（在大公园热气球附近，按下“播放”即可聆听乔伊斯·詹森的讲述。）） 〔图像限制〕地图右侧的地点标签被圆形按钮遮住且末尾被截断；不补写不可见字符。；箭头是图形按钮而非严格意义上的文字；以对应方向符号记载。 ## [图像 12 · 原 PDF 物理第 71 页](#item-figure:c009-b0046) ### 左半图被覆盖的印刷页面 原文：\[文字被黏菌覆盖且过小，不能可靠辨认完整词句\] 中文：\[文字被黏菌覆盖且过小，不能可靠辨认完整词句\] ### 右半图 原文：\[无可可靠转录的字词；黄色网格为图形\] 中文：\[无可可靠转录的字词；黄色网格为图形\] 〔图像限制〕原始图像中覆盖下的文字不足以逐字读取；右侧网格不是可转录的文字。 ## [图像 24 · 原 PDF 物理第 120 页](#item-figure:c013-b0042) ### 最上排左侧笔记本封面 原文：Science / NoteBook 中文：科学／笔记本 ### 最上排右侧蜡笔盒标签 原文：Crayons 中文：蜡笔 ### 第二排左侧彩色标题 原文：FAULT-BLOCK MOUNTAIN 中文：断块山 ### 第二排左侧下方卡片 原文：Fold Mountains / By: \[模糊\] 中文：褶皱山／作者：\[模糊\] 〔辨读说明〕作者姓名不能可靠辨认。 ### 第二排左侧打印作业纸左上段落 原文：Fold \[模糊\] mountains / are formed when two / plates collide head on / and their edges crumble, / much the same way as a / piece of paper folds when / pushed together. 中文：褶皱\[模糊\]山由两个板块迎面相撞、边缘受挤变形而形成，就像一张纸被从两边挤压时折叠起来。 〔辨读说明〕第一行部分为手填或模糊文字；其余按可见段落转录。 ### 第二排左侧打印作业纸右上段落 原文：\[模糊\] mountains / are created when faults, / or cracks in the Earth's / crust, force materials or / blocks of rock up and / others down. 中文：\[模糊\]山形成于断层——也就是地壳中的裂缝——把一些物质或岩块推高、把另一些压低时。 〔辨读说明〕山体类型的手填词不够清楚，不从正文标题回填。 ### 第三排右侧打开的粉色折页标题 原文：Fault-Block mountains 中文：断块山 ### 第三排右侧打开的粉色折页正文 原文：the Fault-Block \[模糊\] / mountains or Block mountains / are created when Fault / or cracks in Earth Crust / force materials or Block / of rock upward or down. / the uplifted Blocks are Block / mountain or horsts. 中文：断块\[模糊\]山形成于地壳中的断层或裂缝推动物质或岩块上升或下降时。隆起的岩块就是断块山或地垒。 〔辨读说明〕原文大小写、单复数混用。只据可辨句意译释，未订正为新的教材文字。 ### 第三、四排折页标签 原文：minerals; Volcanoes; MOUNTAINS; What do you Remember; Examples 中文：矿物；火山；山脉；你还记得什么；例子 ### 最下排漫画旁印刷提示与手写题目 原文：My story is about... minerals 中文：我的故事讲的是……矿物 ### 最下排漫画最后一格上方 原文：I hope you like it 中文：希望你喜欢它 ### 最下排漫画最后一格牌子 原文：\[模糊\] about / minerals 中文：\[模糊\]关于／矿物 〔辨读说明〕牌子首行与人物画重叠，不补成完整陈述。 ### 最下排漫画下方手写正文 原文：we walk\[涂改\] into the cave and / We find a minerals! yay yay!!! I took a video. we / Took The minerals home and did a \[模糊\] Test. 中文：我们走\[涂改\]进洞穴，找到了矿物！耶，耶！！！我拍了一段视频。我们把矿物带回家，做了一个\[模糊\]测试。 〔辨读说明〕保留原文 a minerals 等语法问题；测试名无法可靠确认。 ### 其余折页、手写作业、打印小段落与照片边缘 原文：\[细小、失焦、折叠或遮挡文字，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细小、失焦、折叠或遮挡文字，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按各格空间位置转录。学生的拼写、语法和涂改保留；部分细小作业纸与折页文字失焦或被手遮挡，不能恢复全文。 ## [图像 25 · 原 PDF 物理第 121 页](#item-figure:c013-b0047) ### 左上笔记本标题 原文：Advanced / Paper / Circuits!!!!! 中文：高阶／纸／电路！！！！！ ### 左上相邻印刷参考页 原文：REFERENCE / REFERENCE & RESEARCH SITES 中文：参考资料／参考与研究网站 ### 上排右侧手写标题 原文：Soldering 中文：焊接 ### 上排右侧电路示意标注 原文：solder where wires meet / 20mm / \[模糊\] corners 中文：在线路相交处焊接／20mm／\[模糊\]转角 〔辨读说明〕其余小尺寸与转角说明不可可靠全文转录。 ### 上排右侧焊接要点 原文：practice getting them as close together as possible / safety glasses, safety glasses, safety glasses! / tin the tip everytime / most solder is leaded, so wash your hands! 中文：练习让它们尽可能靠近／护目镜、护目镜、护目镜！／每次给焊铁头上锡／大多数焊料含铅，所以要洗手！ 〔辨读说明〕原文属于学生手写记录，译文不将其扩写为操作指南。 ### 上排右侧铜箔旁竖写文字 原文：First soldering attempt! 中文：第一次焊接尝试！ ### 第二排左侧芯片标题及型号 原文：ATTiny / ATtiny45 / 8 pins 中文：ATTiny／ATtiny45／8 个引脚 ### 第二排左侧芯片示意标签 原文：red / + power / pin 2 \[模糊\] / pin 1 \[模糊\] / pin 0 digital / − ground / opposite of the dot! 中文：红色／＋电源／引脚 2 \[模糊\]／引脚 1 \[模糊\]／引脚 0 数字／−接地／与圆点相对！ 〔辨读说明〕部分蓝色引脚功能标记与手指遮挡处不清。 ### 第二排左侧芯片旁提示 原文：match this to the programmer. / do not push it in the programmer flush! 中文：将这一处与编程器对应起来。／不要把它完全压入编程器直到齐平！ ### 第二排左侧蓝色说明 原文：this is a microcontroller. It has a / processor, memory, input + output pins. / It has as much RAM as the / original Mac! 中文：这是一个微控制器。它有处理器、存储器、输入与输出引脚。它拥有和最初的 Mac 一样多的 RAM！ 〔辨读说明〕保留照片中的说法，未另行核实硬件比较。 ### 第二排左侧电源说明 原文：\[模糊\] power is 5V. The boards have regulators built-in. / need more than a coin battery / 3 AA packs run about ~5V (1.5 + 1.5 + 1.5) 中文：\[模糊\]电源为 5V。板上内置稳压器。／需要比一枚纽扣电池更多的电量。／3 节 AA 电池组合约为 ~5V（1.5 + 1.5 + 1.5）。 〔辨读说明〕首词无法确认；保留原图约数与算式，不静默纠正为另一数值。 ### 第二排左侧底部说明 原文：After programming, we can write the code to use pin 0 to / modify the electrical signal going to the LED to make it blink / atmel.com/devices/attiny45.aspx / Tech. specs 中文：编程后，我们可以编写代码，利用引脚 0 改变通往 LED 的电信号，使它闪烁。／atmel.com/devices/attiny45.aspx／技术规格 ### 第二排左侧右上角旁注 原文：RIP / you blew / too soon. / Red is + / black is − / never forget. 中文：安息吧／你这么快就烧坏了。／红色是＋／黑色是−／永远别忘了。 〔辨读说明〕RIP 上方还有被裁切的词语，未补写。 ### 第二排右侧标题 原文：Coding / Arduino IDE / based on top of C++ / see Blink / Lines of Code: 中文：编程／Arduino IDE／建立在 C++ 之上／参见 Blink／代码行： ### 第二排右侧带行号的手写代码说明 原文：1 // instructions in setup block between \{ and \} run only 1x on Start 3 // set pin 0 to voltage output (as opposition with sensing = input) 6 // instructions inside loop block repeat 8 // set voltage on pin 0 to high (LED on) 9 // do nothing for 1000 milliseconds (1sec) 10 // set voltage on pin 0 to low (LED off) 11 // do nothing for 1sec 中文：1 // setup 块中 \{ 与 \} 之间的指令只在启动时运行 1 次。 3 // 把引脚 0 设为电压输出（相对于感测＝输入）。 6 // loop 块里的指令会重复执行。 8 // 把引脚 0 的电压设为高电平（LED 亮）。 9 // 1000 毫秒（1 秒）内不做任何事。 10 // 把引脚 0 的电压设为低电平（LED 灭）。 11 // 1 秒内不做任何事。 〔辨读说明〕原图为对代码的手写说明，非完整程序；保持原行号和 //，不替换成自行编写的函数。 ### 第二排右侧蓝色旁注 原文：code editor \[模糊\] brackets 中文：代码编辑器\[模糊\]括号 ### 第二排右侧注释说明 原文：// ← actually typed in makes the computer ignore it. / this is where you \[模糊\] your code / explanation \[模糊\] / // 中文：实际输入 // 会让计算机忽略它后面的内容。／这里是你\[模糊\]代码／解释\[模糊\]的地方。／// 〔辨读说明〕第二行动词与其余涂改不清，不补全。 ### 第二排右侧底部蓝色提示 原文：arduino "reference" language \[模糊\] arduino or sparkfun 中文：Arduino 的“reference”（参考）／语言\[模糊\]Arduino 或 SparkFun ### 最下排熊猫机关旁 原文：Servo \[模糊\] 中文：舵机\[模糊\] ### 其余参考页网址、屏幕画、小电路标签与部分手写内容 原文：\[过小、反光、失焦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过小、反光、失焦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这是一份照片中文字转录，不是可直接运行的代码，也不是核验过的电气规格。代码名与数字按可见内容保留；照片原有不确定或模糊处单独标明。 ## [图像 26 · 原 PDF 物理第 122 页](#item-figure:c013-b0068) ### 上排左侧手册标题 原文：MAKE YOUR CIRCUIT 中文：制作你的电路 ### 上排左侧手册正文与线路标注 原文：\[模糊的制作步骤和线路标签，无法可靠全文转录\] 中文：\[模糊的制作步骤和线路标签，无法可靠全文转录\] ### 上排右侧手册标题 原文：STORYBOARD 中文：分镜草图 ### 上排右侧标题下两行 原文：Review the story you brainstormed on page \[模糊\]. / Draw the key scene below. 中文：回顾你在第\[模糊\]页构思的故事。／在下方画出关键场景。 〔辨读说明〕页码无法可靠读取。 ### 上排右侧下方方框 原文：\[细小说明文字失焦，不足以逐字转录\] 中文：\[细小说明文字失焦，不足以逐字转录\] ### 第二排左侧手册标题 原文：WHAT IS A MICROCONTROLLER? 中文：什么是微控制器？ ### 第二排左侧正文开头 原文：A microcontroller contains a processor, memory, and input / output / pins. This means it can perform calculations, store results, \[模糊\] 中文：微控制器包含处理器、存储器和输入／输出引脚。这意味着它可以执行计算、存储结果，\[模糊\]。 〔辨读说明〕原图 input/output 跨行，按词组连读；后续正文不清。 ### 第二排左侧右页清单 原文：\[模糊\] / copper foil tape / adhesive tape 中文：\[模糊\]／铜箔胶带／胶带 〔辨读说明〕只能辨认清单末端词组。 ### 第三排左侧电脑屏幕、第二排右侧笔记本及其他照片 原文：\[代码、手写说明和器件小字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代码、手写说明和器件小字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手册正文在原图中很小且失焦。只转录确实可读的标题、词组和句子；不以已知电路手册或技术知识回填。 ## [图像 27 · 原 PDF 物理第 123 页](#item-figure:c013-b0074) ### 第一排六步标题，从左至右 原文：Step 1: Survey / Step 2: Tear and Share / Step 3: Visualize / Step 4: Layout / Step 5: Build / Step 6: Illuminate 中文：步骤 1：调查／步骤 2：撕下并分享／步骤 3：可视化／步骤 4：布局／步骤 5：制作／步骤 6：点亮 ### 第一排步骤 1 表格 原文：HOW TO GET CREATIVE / by \_\_\_\_\_\_ / Go to a place with... / With a drink of... / At ○ o'clock for ? hours / And thinking about... 中文：如何进入创作状态／作者\_\_\_\_\_\_／去一个有……的地方／喝着……／在○点，持续？小时／想着…… ### 第一排步骤 2 表格 原文："TEAR and SHARE" / Tear \[模糊\] your \[模糊\], / \[模糊\] the group / Draw Your Background Noise / Color and Name of your Drink / Start Time and Number of Hours / Big Word or Phrase 中文：“撕下并分享”／撕下\[模糊\]你的\[模糊\]／\[模糊\]小组／画出你的背景声／饮品的颜色与名称／开始时间与小时数／一个大词或短语 〔辨读说明〕表格顶部两行说明过小，未编写完整撕纸步骤。 ### 第一排步骤 3 圆形日夜图；第二排重复作品 原文：A Day in My Creative Life / DAYTIME / NIGHTTIME 中文：我的创作生活中的一天／白天／夜间 ### 第一排步骤 4 上方说明 原文：Example: The simple parallel circuit / illuminates \[模糊\] activities in the 24 / hour cycle. What will you ILLUMINATE / about how you will spend your day? 中文：示例：这个简单的并联电路会点亮 24 小时周期中的\[模糊\]活动。关于你如何度过一天，你会点亮什么？ 〔辨读说明〕保留 ILLUMINATE 的双关；具体被照亮对象的词组不清。 ### 第一排步骤 4 电路极性 原文：− / + 中文：−／＋（电路极性符号） ### 第一排步骤 5 标题 原文：BUILD YOUR CIRCUIT 中文：制作你的电路 ### 第一排步骤 5 的步骤小字 原文：Decide what element of your drawing you want to / illuminate in your 24 hour day. \[模糊\] / Layout the paper copper tape and LED sticker(s) \[模糊\] / The battery is attached \[模糊\] / The parallel circuit \[模糊\] 中文：决定在你画出的 24 小时一天中，要点亮哪个元素。\[模糊\]／铺设纸上的铜箔胶带与 LED 贴片\[模糊\]／电池连接\[模糊\]／并联电路\[模糊\] 〔辨读说明〕细部步骤不足以可靠完整辨认，不扩写成可实施的电路教程。 ### 第二排左侧手册标题 原文：CE N'EST PAS UN SURVEY 中文：这不是一份调查（原题混用法语与英语） ### 第二排左侧手册正文清晰部分 原文：A real survey is reliable – produces consistent / results – and valid – measures what it says / it measures. / However, this \[模糊\] does include three / different kinds of data: / Categorical: the \[模糊\] and the drink / Interval: the hours in the day / Continuous: the length of time you / work 中文：真正的调查具有可靠性——能产生一致结果——也具有有效性——测量它声称要测量的内容。／不过，这个\[模糊\]确实包含三类不同的数据：／类别型：该\[模糊\]与饮品／区间型：一天中的小时／连续型：你工作的时长。 〔辨读说明〕原图第二段中一词和类别型项目的名词失焦；未借统计概念改写其分类。 ### 第二排左侧手册下方 原文：Your data also becomes part of a larger / dataset at \[模糊\] that represents \[遮挡\] 中文：你的数据也会成为一个更大数据集的一部分，该数据集位于\[模糊\]，代表\[遮挡\]。 〔辨读说明〕后续被手指遮住。 ### 第二排右侧作品标题 原文：Early Bird or Night Owl 中文：早起鸟还是夜猫子 ### 最下排左侧糖尿病作品 原文：Diabetes Percentage / African American / Hispanic / White / F / M 中文：糖尿病比例／非裔美国人／西语裔／白人／F／M（原字母保留） ### 最下排左侧糖尿病作品的其他文字 原文：More than $\[模糊\] / \[模糊\] diabetes in US / About \[模糊\] Americans / under age 20 get / diagnosed with / diabetes / \[模糊\] seconds Someone in the / \[模糊\] diagnosed with diabetes 中文：超过 $\[模糊\]／\[模糊\]美国的糖尿病／约\[模糊\]名 20 岁以下的美国人被诊断出糖尿病／每\[模糊\]秒，\[模糊\]有人被诊断出糖尿病。 〔辨读说明〕照片中的人数、金额、百分数、性别分组小数和句首被裁切或失焦；不据常见糖尿病统计回填。 ### 最下排最右侧作品标题及问题 原文：Gun Violence / How Many people die / From Homicide or / Suicide? 中文：枪支暴力／有多少人死于他杀或自杀？ ### 第二、三排电脑屏幕、纸边标签及其余小字 原文：\[过小、失焦或反光，不能可靠转录\] 中文：\[过小、失焦或反光，不能可靠转录\] 〔图像限制〕保留六步标题、清晰表格和作品标题。流程说明小字、统计数据、屏幕内容和边缘裁切段落存在不可读部分；不据数据常识补齐。 ## [图像 38 · 原 PDF 物理第 189 页](#item-figure:c019-b0022) ### 左上，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BROOMHILL ROAD 中文：布鲁姆希尔路 ### 左中，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AIRTON ROAD 中文：埃尔顿路 ### 上中，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GREENHILLS ROAD 中文：格林希尔斯路 ### 上中，地块引线标签 原文：SITE BOUNDARY 中文：场地边界 ### 上中偏右，地块旧址标签 原文：FORMER TESCO DISTRIBUTION FACILITY 中文：原特易购配送设施 ### 红色场地边界内 原文：DUB 9 中文：DUB 9 ### 右中，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TYMON ROAD 中文：泰蒙路 ### 中下偏左，公园标签 原文：BANCROFT PARK 中文：班克罗夫特公园 ### 左下，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GREENHILLS ROAD 中文：格林希尔斯路 ### 左下，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TALLAGHT ROAD 中文：塔拉特路 ### 下中，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TALLAGHT ROAD 中文：塔拉特路 ### 底部左侧，粗体道路标签 原文：TALLAGHT BY PASS 中文：塔拉特绕行公路 ### 底部右侧，斜置道路标签，末尾被图签覆盖 原文：TALLAGHT BY P\[partly obscured\] 中文：塔拉特绕行公路［末尾被遮挡］ ### 右上，沿高速公路斜置标签 原文：M50 中文：M50 ### 右上，指北针 原文：N 中文：北 ### 右下工程图签，公司名称 原文：Callaghan Engineering 中文：Callaghan Engineering（卡拉汉工程公司） ### 右下工程图签，公司职能 原文：Consulting Engineers - Project Managers 中文：工程顾问——项目管理 ### 右下工程图签，彩色公司名称；下方印章亦重复 原文：CLIFTON SCANNELL EMERSON ASSOCIATES 中文：CLIFTON SCANNELL EMERSON ASSOCIATES（克利夫顿·斯坎内尔·埃默森联合事务所） ### 右下工程图签，彩色名称下方 原文：Consulting Engineers 中文：工程顾问 ### 右下工程图签，项目名称行 原文：Project T - DUB 9 中文：T 项目—DUB 9 ### 右下工程图签，项目地点行 原文：Greenhills Road, Tallaght 中文：塔拉特，格林希尔斯路 ### 右下工程图签，图名 原文：Site Location Plan 中文：场地位置图 ### 右下工程图签，日期栏 原文：April 2011 中文：2011 年 4 月 ### 底部偏右独立印章，上方 原文：PLANNING 中文：规划 ### 底部偏右独立印章，中部 原文：MAY 2011 中文：2011 年 5 月 ### 底部偏右独立印章，下方 原文：CSEA 中文：CSEA ### 右下工程图签，比例栏 原文：SCALE 1:2500 中文：比例 1:2500 ### 右下工程图签，项目编号栏 原文：PROJECT NO 10\_138 中文：项目编号 10\_138 〔图像限制〕原图仅 1000×706 像素；街区内部的细小地名、建筑说明和底图编号无法可靠逐字辨认。；工程图签中的客户缩写、地址、电话、传真、邮箱、网址、修订栏、制图与校核人和完整图号，以及最底部收件印章，字号过小，未猜读或补写。；底部右侧绕行公路标签末尾被图签遮挡；项目名称、比例和项目编号在原始像素内存放大后可辨，已补录。；仅以原始像素转录；未从中文生成图、外部地图或对公司名称的推测恢复不可辨内容。；本记录用作保留原图时的中文伴读图例；不声称原图所有微小工程文字均可读。 ## [图像 39 · 原 PDF 物理第 189 页](#item-figure:c019-b0023) ### 左上及上部地图标签 原文：Balkania International Foods Ltd, Dublin... / Weighing Machine Services Limited 中文：Balkania International Foods Ltd, Dublin...（Balkania 国际食品有限公司，都柏林……）／Weighing Machine Services Limited（称重设备服务有限公司） 〔辨读说明〕第一个标签末尾原图以省略号截断。 ### 左上、中央上方道路两侧 原文：The Airton Garage / Ledburn Cables Ltd / Greenhills Rd 中文：The Airton Garage（Airton 汽车维修厂）／Ledburn Cables Ltd（Ledburn 电缆有限公司）／Greenhills Rd（Greenhills 路） ### 左侧工业园区 原文：Elephant Self Storage / Pizza Hut Delivery Tallaght / Hibernian Industrial Estate / CraneCare Lifting Services / Heat Merchants Tallaght Branch 中文：Elephant Self Storage（Elephant 自助仓储）／Pizza Hut Delivery Tallaght（必胜客 Tallaght 外送店）／Hibernian Industrial Estate（Hibernian 工业园区）／CraneCare Lifting Services（CraneCare 起重服务）／Heat Merchants Tallaght Branch（Heat Merchants 的 Tallaght 分店） ### 右上及右侧企业标签 原文：East Coast Car Parts / Premier Windowboard / Townlink Construction / Daly Antique Services / BushyPark Ironworks / Craftwork Signs 中文：East Coast Car Parts（东海岸汽车配件）／Premier Windowboard（Premier 窗台板）／Townlink Construction（Townlink 建筑）／Daly Antique Services（Daly 古董服务）／BushyPark Ironworks（BushyPark 铁工）／Craftwork Signs（Craftwork 标牌） ### 右下学校及下方公园 原文：Scoil Aonghusa Senior National School / Bancroft Park 中文：Scoil Aonghusa Senior National School（Scoil Aonghusa 高年级国民学校）／Bancroft Park（Bancroft 公园） ### 右侧斜向住宅街道路名与照片边缘 原文：\[部分细小道路文字及边缘标签不可可靠辨认\] 中文：\[部分细小道路文字及边缘标签不可可靠辨认\] ### 右上住宅街道路名 原文：Tymon North Lawn / Tymon North View 中文：Tymon North Lawn（泰蒙北草坪路）／Tymon North View（泰蒙北景路） 〔辨读说明〕独立复核者 B 再次放大原始像素后，纠正其首次建议中的 Airton 误读；采用本次可辨的 Tymon 街名。 〔图像限制〕名称保留原拼写并附中文释义。地图边缘截断地名及极小的道路文字不补全；商业名称的译释不当作官方中文名。 ## [图像 46 · 原 PDF 物理第 202 页](#item-figure:c020-b0012) ### 左侧墙面手写编号 原文：W13 \[uncertain middle character: 1 or I\] 中文：W13［中间字符可能是数字 1 或字母 I，字形不清］ ### 右上，四行引文 原文：“If there isn't a code for the job, you choose a code that's close enough, everything eventually gets coded up” 中文：“如果这项工作没有对应的代码，你就选一个足够接近的代码；最终，一切都会被编上代码。” ### 右侧引文署名 原文：Lambeth contractor, 2015 中文：兰贝斯承包商，2015 年 〔图像限制〕墙面手写编号的中间字符无法可靠区分数字 1 与大写字母 I；左侧十字与圆点是现场记号，未作为单词翻译。 ## [图像 47 · 原 PDF 物理第 203 页](#item-figure:c020-b0020) ### 左上，起点 原文：RESIDENT (Can report repairs to own home and public spaces) 中文：居民 （可以报告自己住所及公共空间的维修需求） ### 起点下方，判断问题 原文：Is this someone elses home? Do you need help? 中文：这是别人的住所吗？ 你需要帮助吗？ ### 左侧判断分支 原文：no 中文：否 ### 右侧判断分支 原文：yes 中文：是 ### 左中，代为报修者 1 原文：WARD COUNCILLOR (can report for residents) 中文：选区议员 （可以代居民报修） ### 左中，代为报修者 2 原文：TRA (can report for residents) 中文：租户与居民协会（TRA） （可以代居民报修） ### 左下，报修方式 1 原文：Visit In Person (20+ min wait) 中文：亲自前往 （等候 20 分钟以上） ### 左下，报修方式 2 原文：Telephone (5min wait) 中文：电话 （等候 5 分钟） ### 右上，外框标题 原文：REPORT A REPAIR 中文：报修 ### 右上，左侧接收机构 原文：Area Housing Office 中文：地区住房办公室 ### 地区住房办公室内部节点 原文：Brixton 中文：布里克斯顿 ### 右上，右侧接收机构 原文：Call Centre 中文：呼叫中心 ### 呼叫中心节点 1 原文：CanaryWharf #CW 中文：金丝雀码头 #CW ### 呼叫中心节点 2 原文：Lambeth# LL 中文：兰贝斯# LL ### 呼叫中心节点 3 原文：Hellaby #HC 中文：赫拉比 #HC ### 中部左侧记录框标题 原文：Job Record 中文：工单记录 ### 工单记录左字段 原文：Description SOR Code 中文：描述 SOR 代码 ### 工单记录右字段 原文：Job:ID 中文：工单：ID ### 中部右侧记录框标题 原文：Call Record 中文：来电记录 ### 来电记录左字段 原文：Description SOR Code 中文：描述 SOR 代码 ### 来电记录右字段 原文：Call:ID 中文：来电：ID ### 中左，代码清单框 原文：SOR Codes List of 50000 codes: repairs, spec and exact costs \[ref\] 中文：SOR 代码 含 50000 个代码的清单： 维修、规格与 准确费用［参考］ ### 中右，数据库框标题 原文：Lambeth Databases 中文：兰贝斯数据库 ### 数据库左节点 原文：LIFESPAN (pre-2012) 中文：LIFESPAN （2012 年以前） ### 数据库右节点 原文：KEYSTONE (NorthgateV6) 中文：KEYSTONE （NorthgateV6） ### 底部左框，节点 1 原文：ResponsiveRepairs 中文：响应性维修 ### 底部左框，节点 2 原文：MajorWorks 中文：大型工程 ### 右下，承包商外框标题 原文：Contractors 中文：承包商 ### 承包商，从左至右 1 原文：Electricals 中文：电气工程 ### 承包商，从左至右 2 原文：Mears 中文：Mears ### 承包商，从左至右 3 原文：Morrisons 中文：Morrisons ### 承包商，从左至右 4 原文：Pinical 中文：Pinical［原图拼写］ 〔图像限制〕原图中的 elses、CanaryWharf、Lambeth#、NorthgateV6、ResponsiveRepairs、MajorWorks、Pinical 均照录，不按通常拼写擅自更改。；此为图中文字的检索用转录，箭头连接关系仍以原图为准。 ## [图像 48 · 原 PDF 物理第 204 页](#item-figure:c020-b0024) ### 左上标识 原文：Lambeth 中文：兰贝斯 ### 页首左侧，楼栋范围 原文：Block Def: HARDEL WALK \[REDACTED\]-\[REDACTED\] ODD 中文：楼栋范围：HARDEL WALK［原图遮盖］-［原图遮盖］，单号 ### 页首右侧，账单期 原文：Repairs (General Maintenance) 1st April 2014 - 31st March 2015 中文：维修（日常维护），2014 年 4 月 1 日至 2015 年 3 月 31 日 ### 左侧竖排，报告标识 原文：PDMLBLCHCISameRC602Page:27 \[character sequence uncertain\] 中文：报告标识 PDMLBLCHCISameRC602Page:27［字母序列不完全确定］；第 27 页 ### 第 1 笔，工作类型 原文：Work Order Type: BLK REP 中文：工单类型：BLK REP ### 第 1 笔，工作详情 原文：Job Details: LLCC - repair leak on upvc window causing leak to seep through when it rains - affecting No\[REDACTED\] 中文：工作详情：LLCC——修复硬质聚氯乙烯（uPVC）窗户的漏水问题；下雨时雨水渗入，影响［原图遮盖］号。 ### 第 1 笔，编号 原文：Job Number: 1292139/1 中文：工单号：1292139/1 ### 第 1 笔，费用 原文：Total Cost: 11.07 Rechargeable Cost: 11.07 中文：总费用：11.07 可转收费用：11.07 ### 第 1 笔，日期 原文：Issue Date: 22/11/13 Completed: 14/01/14 Date Paid: 28/11/14 中文：开单日期：22/11/13 完成日期：14/01/14 付款日期：28/11/14 ### 第 2 笔，工作类型 原文：Work Order Type: BLK REP 中文：工单类型：BLK REP ### 第 2 笔，工作详情 原文：Job Details: LLCC; REPAIR EXTERNAL WALL TO FRONT OF BUILDING. CAUSING LEAK AND POTENTIAL DAMP TO BEDROOM OF NO\[REDACTED\] 中文：工作详情：LLCC；修复建筑正面的外墙。该处导致漏水，并可能使［原图遮盖］号住宅的卧室受潮。 ### 第 2 笔，编号 原文：Job Number: 1304669/1 中文：工单号：1304669/1 ### 第 2 笔，费用 原文：Total Cost: 30.46 Rechargeable Cost: 30.46 中文：总费用：30.46 可转收费用：30.46 ### 第 2 笔，日期 原文：Issue Date: 13/12/13 Completed: 07/04/14 Date Paid: 27/06/14 中文：开单日期：13/12/13 完成日期：07/04/14 付款日期：27/06/14 ### 第 3 笔，工作类型 原文：Work Order Type: BLK REP 中文：工单类型：BLK REP ### 第 3 笔，工作详情 原文：Job Details: LL.CR.MA - DUE ROOFING DEFECTS FOLLOWING THE SEVERE WEATHER STORM, CARRY OUT ROOFING INSPECTION TO \[REDACTED\]HARDEL WALK AND PROVIDE DETAILED REPORT 中文：工作详情：LL.CR.MA——恶劣天气风暴过后屋面出现缺陷，对 HARDEL WALK［原图遮盖］号开展屋面检查，并提供详细报告。 ### 第 3 笔，编号 原文：Job Number: 1322328/1 中文：工单号：1322328/1 ### 第 3 笔，费用 原文：Total Cost: 18.79 Rechargeable Cost: 18.79 中文：总费用：18.79 可转收费用：18.79 ### 第 3 笔，日期 原文：Issue Date: 09/01/14 Completed: 13/02/14 Date Paid: 22/05/14 中文：开单日期：09/01/14 完成日期：13/02/14 付款日期：22/05/14 ### 第 4 笔，工作类型 原文：Work Order Type: BLK REP 中文：工单类型：BLK REP ### 第 4 笔，工作详情 原文：Job Details: llh- LH flat \[REDACTED\] reported there was a gap between the asphalt at the entrance and the brickwork and door frame causing water to ingress into the property causing damp. Contact LH incase.\[REDACTED\]..or \[REDACTED\] 中文：工作详情：llh——LH 公寓［原图遮盖］报告称，入口处沥青与砖墙及门框之间存在缝隙，导致水进入房屋并造成潮湿。如有需要，联系 LH：［原图遮盖］……或［原图遮盖］。 ### 第 4 笔，编号 原文：Job Number: 1327377/1 中文：工单号：1327377/1 ### 第 4 笔，费用 原文：Total Cost: 47.03 Rechargeable Cost: 47.03 中文：总费用：47.03 可转收费用：47.03 ### 第 4 笔，日期 原文：Issue Date: 17/01/14 Completed: 01/04/14 Date Paid: 27/06/14 中文：开单日期：17/01/14 完成日期：01/04/14 付款日期：27/06/14 〔图像限制〕\[REDACTED\] 表示原图已有的黑色遮盖块；未推断姓名、号码、门牌或联系方式。；左侧竖排报告标识字母很小，序列仍不完全确定；可明确辨认末尾 Page:27。；第 4 笔详情开头的 llh 中，I/l 字形难以完全区分；照录可见字形，不擅自展开缩写。；原图未在金额字段标出货币符号；转录不自行添加。 ## [图像 49 · 原 PDF 物理第 205 页](#item-figure:c020-b0028) ### 第 1 行，类别标题 原文：Resp 2.3 Drainage 中文：Resp 2.3 排水 ### 第 2 行，GRD041 原文：Resp GRD041 PR4 GULLY:RENEW GRATING IT 15.27 £10.79 中文：Resp GRD041 PR4 排水沟：更换格栅 IT 15.27 £10.79 ### 第 3 行，GRD043 原文：Resp GRD043 PR3 MANHOLE:RENEW MANHOLE COVER/FRAME IT 80.26 £56.70 中文：Resp GRD043 PR3 检查井：更换井盖／井框 IT 80.26 £56.70 ### 第 4 行，GRD045 原文：Resp GRD045 PR3 MANHOLE:REPAIR MANHOLE COVER/FRAME IT 21.79 £15.39 中文：Resp GRD045 PR3 检查井：维修井盖／井框 IT 21.79 £15.39 ### 第 5 行，GRD047 原文：Resp GRD047 PR1 DRAIN:CLEAR BLOCKAGE TO GULLY/DRAIN IT 13.13 £9.28 中文：Resp GRD047 PR1 排水管：疏通排水沟／排水管的堵塞 IT 13.13 £9.28 ### 第 6 行，GRD049 原文：Resp GRD049 PR3 DRAIN:CARRY OUT CCTV SURVEY IT 157.50 £111.27 中文：Resp GRD049 PR3 排水管：开展闭路电视（CCTV）检测 IT 157.50 £111.27 ### 第 7 行，类别标题 原文：Resp 3.0 Bricklayer 中文：Resp 3.0 砌砖工 ### 第 8 行，BWK001 原文：Resp BWK001 PR4 WALL:REBOND FRACTURED BRICKWORK / BLOCKWORK IT 96.54 £68.21 中文：Resp BWK001 PR4 墙体：重新粘结开裂的砖砌体／砌块体 IT 96.54 £68.21 ### 第 9 行，BWK002 原文：Resp BWK002 PR4 WALL:REBOND FRACTURED BRICKWORK / BLOCKWORK HELIE IT 134.80 £95.24 中文：Resp BWK002 PR4 墙体：重新粘结开裂的砖砌体／砌块体 HELIE［原图如此］ IT 134.80 £95.24 ### 第 10 行，BWK003 原文：Resp BWK003 PR4 WALL:REPOINT BRICKWORK / BLOCKWORK IT 42.57 £30.08 中文：Resp BWK003 PR4 墙体：重新勾缝砖砌体／砌块体 IT 42.57 £30.08 ### 第 11 行，BWK005 原文：Resp BWK005 PR4 WALL:RENEW DAMAGED OR PERISHED BRICKS / BLOCKS IT 52.60 £37.16 中文：Resp BWK005 PR4 墙体：更换损坏或劣化的砖／砌块 IT 52.60 £37.16 〔图像限制〕原图未显示完整列标题；Resp、PR1/PR3/PR4、IT 及未带货币符号的数字保留原样，不推断各列单位。；BWK002 说明末尾可见 HELIE，可能是截断或源文缩写；保留而不补写。 ## [图像 54 · 原 PDF 物理第 231 页](#item-figure:c023-b0012) ### 板面左上与上方 原文：OUIJA / MYSTIFYING ORACLE / NO 中文：OUIJA（通灵板名称）／神秘的神谕／否 ### 板面左侧 原文：YES 中文：是 ### 板面可见的字母和数字序列 原文：ABC\[遮挡\] / \[遮挡\]EFGHIJKLM\[遮挡\] / \[部分数字遮挡\] / \[遮挡\]YE 中文：ABC\[遮挡\]／\[遮挡\]EFGHIJKLM\[遮挡\]／\[部分数字遮挡\]／\[遮挡\]YE（可见字母，原样保留） 〔辨读说明〕数字之间存在遮挡，不恢复连续数字序列；末尾 YE 不补为完整词。 ### 板面细小印字 原文：\[小字号印字不可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小字号印字不可可靠完整转录\] ### OUIJA 标题左侧斜排小字 原文：WILLIAM FULD Talking Board Set 中文：WILLIAM FULD 通灵板套装 〔辨读说明〕另一位 AI 复核者 B 直接放大原图后指出的可读遗漏，本次补入。 ### OUIJA 和 MYSTIFYING ORACLE 下方注册标记，出现两次 原文：REG. U.S. PAT. OFF. 中文：美国专利局注册标记 〔辨读说明〕另一位 AI 复核者 B 直接放大原图后指出的可读遗漏，本次补入。 〔图像限制〕不从通灵板常见标准布局补齐被遮挡字母、数字或底部词语。 ## [图像 55 · 原 PDF 物理第 233 页](#item-figure:c023-b0041) ### 编辑器顶部按钮及语言选择 原文：Run / Java 中文：运行／Java（语言名保留） ### 两侧共有的声明与串口代码 原文：import processing.serial.\*; Serial myPort; String val; void setup() \{ size(\[左窗尺寸数值不清；右窗为 500,500\]); myPort = new Serial(this, Serial.list()\[索引不清\], 9600); myPort.bufferUntil('\\n'); val = ""; \} 中文：导入 processing.serial；声明 myPort 和 val。setup 中设定窗口大小、以 9600 的波特率建立串口，等待换行字符 '\\n'，并把 val 初始化为空字符串。 〔辨读说明〕仅 size 的左窗数值和 Serial.list() 的索引未能可靠确认；两窗分别显示同类代码，未把模糊字符推断成可执行参数。 ### 左侧 draw 块 原文：void draw() \{ //println(val); println(mouseX, mouseY); ellipse(mouseX, mouseY, float(val), 60); //x, y, width, height \} 中文：draw：被注释的行是输出 val；实际输出鼠标的 x、y 坐标；在鼠标所在位置画椭圆，宽度取 float(val)，高度为 60。原注释依次写着 x、y、宽度、高度。 ### 右侧 draw 块 原文：void draw() \{ ellipse(100, 100, 30, 30); println(val); \} 中文：draw：在 (100, 100) 画宽、高均为 30 的椭圆，并输出 val。 ### 两侧 serialEvent 块 原文：void serialEvent(Serial myPort) \{ val = myPort.readStringUntil('\\n'); if (val != null) \{ val = trim(val); myPort.clear(); \} \} 中文：serialEvent：读取到换行字符 '\\n' 为止的字符串；若 val 不为空，则去掉首尾空白并清空串口缓冲。 ### 文件标签、底部控制台与右缘 Arduino 窗口 原文：\[部分 sketch 文件名、控制台数字和 Arduino 窗口文字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部分 sketch 文件名、控制台数字和 Arduino 窗口文字过小或遮挡，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代码按可辨行记录；像素不足处显式标记，不能作为可运行代码。代码中的参数、函数名和控制结构不翻译成其他代码；中文只解释其作用。 ## [图像 56 · 原 PDF 物理第 261 页](#item-figure:c026-b0003) ### 左上角黑底白字标识 原文：shùjù / xiàn 中文：shùjù／xiàn（标识原样保留） ### 左侧上部中文段落 原文：\[裁切\]充满了这种自信和勇敢。另一些年纪\[遮挡\]，则会有一种岁月沉淀下\[裁切\]来的严肃和谨慎。\[覆盖\]兵马俑这样阵型庞大又围绕着一个\[遮挡\]群雕，堪称是世界雕\[覆盖\]奇迹！ 中文：\[裁切\]充满了这种自信和勇敢。另一些年纪\[遮挡\]，则会有一种岁月沉淀下\[裁切\]来的严肃和谨慎。\[覆盖\]兵马俑这样阵型庞大又围绕着一个\[遮挡\]群雕，堪称是世界雕\[覆盖\]奇迹！ 〔辨读说明〕中文原文保留；被黑条或图案覆盖的词不从上下文补全。 ### 右上账号名及平台标签 原文：秦始皇帝陵博\[遮挡\] / 中国 / 微视认证机构 / 来一句地表最强的自我介绍吧 中文：秦始皇帝陵博\[遮挡\]／中国／微视认证机构／来一句地表最强的自我介绍吧 〔辨读说明〕账号尾部被窗口遮挡；认证标签按图中文字保留。 ### 右上弹出窗口按钮 原文：YAS / NAH 中文：好呀／不要 〔辨读说明〕局部放大后确认原按钮为口语化拼写 YAS 与 NAH，保留原样，不规范化成 YES/NO。 ### 右侧中部版权行 原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转载请联系作者） 中文：（版权归作者所有 转载请联系作者） ### 右侧下部二维码区域标题 原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中文：秦始皇帝陵博物院 ### 右下指纹图形旁 原文：长按指纹识别二维码 中文：长按指纹识别二维码 ### 其他微小平台图标文字、贴纸字与二维码内容 原文：\[微小字、遮挡字不可可靠确认；二维码未解码\] 中文：\[微小字、遮挡字不可可靠确认；二维码未解码\] 〔图像限制〕已有中文逐字保留。黑色遮挡条、拼贴覆盖和裁切位置不复原；二维码只说明其存在，不读取其内容。 ## [图像 57 · 原 PDF 物理第 266 页](#item-figure:c026-b0025) ### 第一排第三个表情 原文：不能笑！ 中文：不能笑！ ### 第二排中左熊猫表情 原文：I don't eat / this condom / 我不吃这套 中文：我不吃／这个避孕套／我不吃这套 〔辨读说明〕英文故意把中文“套”逐字误译为 condom；原图自带中文“我不吃这套”另行保留，不把英文改写成正确习语。 ### 第二排最右熊猫表情 原文：我投降了 / 你这个逼装的太厉害了 中文：我投降了／你这个逼装的太厉害了 ### 第三排最左表情 原文：穷不可怕 / 可怕的是穷的人 / 是我 中文：穷不可怕／可怕的是穷的人／是我 ### 第三排中左骑虾表情 原文：皮皮虾，我们走 中文：皮皮虾，我们走 ### 第三排中右表情 原文：少给劳资打字 / 多用图片 / 交流 中文：少给劳资打字／多用图片／交流 ### 右下角表情 原文：劳资跳起来就是一个么么\[裁切\] 中文：劳资跳起来就是一个么么\[裁切\] 〔辨读说明〕原图右边缘裁掉结尾，不依据流行表情文本补全。 〔图像限制〕保留原文俗语、粗话、标点与裁切，不将其改写成规范书面语。 ## [图像 58 · 原 PDF 物理第 267 页](#item-figure:c026-b0031) ### 左上标识 原文：shùjù / xiàn 中文：shùjù／xiàn（标识原样保留） ### 左侧上部小表情 原文：脸！红！ 中文：脸！红！ ### 左侧中部猫照片 原文：按住躁动的你 中文：按住躁动的你 ### 左侧下部熊猫表情 原文：我TM\[模糊\] 中文：我TM\[模糊\] 〔辨读说明〕后方为很小的点状字符，数量不可可靠辨认。 ### 右侧聊天顶栏 原文：\[遮挡\]ld 苏菲 中文：\[遮挡\]ld 苏菲 〔辨读说明〕左部被灯笼贴纸覆盖，不补姓名。 ### 右侧聊天时间戳 原文：\[遮挡\]esterday 7.14 PM 中文：\[遮挡\]昨天 7.14 PM 〔辨读说明〕首字母被贴纸覆盖；时间格式保留。 ### 右侧第一条完整气泡 原文：So I've been having a thought 中文：所以，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 右侧第二条气泡 原文：I think we are being 中文：我觉得我们正在被…… 〔辨读说明〕原图句子到 being 为止，不补谓语或行为主体。 ### 右侧下方气泡 原文：But by whommm? 中文：但到底是谁呀？ 〔辨读说明〕原文以延长的 whommm 表达语气。 ### 装饰性英文、聊天姓名与边缘内容 原文：\[部分词被贴纸覆盖、裁切或黑条隐去，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部分词被贴纸覆盖、裁切或黑条隐去，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用户名黑块、被贴纸盖住的文本和裁切不恢复。聊天语句保持其不完整性；已有中文保留。 ## [图像 59 · 原 PDF 物理第 273 页](#item-figure:c027-b0006) ### 左侧绿紫竖幅与后墙蓝色圆形标识，重复出现 原文：SHENZHEN / OPEN / INNOVATION / LAB 中文：深圳／开放／创新／实验室 ### 左侧竖幅与圆形标识背景图案 原文：\[形似 0/1 或 O/I 的装饰字形\] 中文：\[形似 0/1 或 O/I 的装饰字形\] 〔辨读说明〕原图像素不能可靠区分数字 0/1 与字母 O/I；它们与 Open Innovation 标识并置，不能确定为二进制装饰。 ### 桌上电脑、后方显示器、设备及容器上的文字 原文：\[细小字与屏幕内容无法可靠转录\] 中文：\[细小字与屏幕内容无法可靠转录\] 〔图像限制〕背景电脑、容器、设备和白板上的小字过小，不据实验室品牌补写；名称按图可读拼写译释。 ## [图像 60 · 原 PDF 物理第 305 页](#item-figure:c030-b0023) ### 上部第一项课程标题与安排 原文：\[姓名模糊\]: FOOD CLASS – Wednesday evenings, Instructor's home / By arrangement with the instructor 中文：\[姓名模糊\]：食物课——周三晚间，教师家中／与教师另行约定。 〔辨读说明〕讲师姓名与最上方上一项课程内容离焦，不能可靠恢复。 ### 上部食物课介绍 原文：A class in the preparation of and attention given to food. Basic / simple procedures for cooking and an examination of procuring / tools for food preparation will be discussed. Special attention / will be given to Mexican and Indian cooking in the latter part / of the semester. Texts, which the student is advised to purchase / if it is feasible, include: The Alice B. Toklas Cookbook, / The Art of Fine Baking by Paula Peck, and Mastering the Art of / French Cooking by Julia Child. 中文：这门课讨论食物的准备过程以及对食物的用心。课程会讨论基本、简单的烹饪方法，并探讨如何获得制作食物所需的工具。学期后半段会特别关注墨西哥和印度烹饪。条件允许的话，建议学生购买以下教材：《爱丽丝·B. 托克拉斯食谱》（The Alice B. Toklas Cookbook）、Paula Peck 的《精致烘焙的艺术》（The Art of Fine Baking），以及 Julia Child 的《掌握法国烹饪艺术》（Mastering the Art of French Cooking）。 〔辨读说明〕保留照片可读的 procuring tools；译名为本伴读译释，不宣称是版本官方译名。 ### 中部德语课一行 原文：Patty Parmalee: BEGINNING GERMAN and INTERMEDIATE GERMAN – t.b.a. 中文：Patty Parmalee：初级德语与中级德语——待公布。 ### 中部汽车维修课标题、日期和地点 原文：Bob Penny: BASIC CAR REPAIR – Tuesday, Wednesday, Saturday, 1-5 / Parking Lot by Swings 中文：Bob Penny：基础汽车维修——周二、周三、周六，1–5 点／秋千旁的停车场。 〔辨读说明〕原图未写 AM/PM；不自行补上午或下午。 ### 中部汽车维修课介绍 原文：Emphasis on maintainance and repair questions that the non- / mechanical car owner can perform with a minimum of tools. Course / will cover the internal combustion engine, tune-ups, and other / small order repairs as dictated by the needs of the class. Women / are encouraged to attend this Los Angeles area survival course. 中文：重点讨论不懂机械的车主如何使用尽可能少的工具进行保养与维修。课程将介绍内燃机、调整保养，以及按学员需求安排的其他小型维修。欢迎女性参加这门面向洛杉矶地区生活需求的生存课程。 〔辨读说明〕保留原文 maintainance 拼写；译文依句意处理，未将其改写成现代维修指南。 ### 中下部阶级分析课标题、时间和地点 原文：Bob Penny: CLASS ANALYSIS OF EVERYDAY ACTION – Tuesday, 7:30 P.M. / Bldg. 1, Zappa Lounge 中文：Bob Penny：日常行为的阶级分析——周二，晚上 7:30／1 号楼，Zappa 休息室。 ### 中下部阶级分析课介绍 原文：An examination of "ordinary" behavior as a manifestation of class / conflict from economic, racial, and sexual perspectives. Readings / (e.g., Fanon's Wretched of the Earth) will provide models of class / based behavior patterns for small group discussions which will re- / late class perspectives to personal behavioral patterns. Attempts / will be made to understand the obstacles inherent in changing / these patterns of behavior. 中文：从经济、种族与性别的视角，考察“日常”行为如何表现阶级冲突。阅读材料，例如 Fanon 的《大地上的受苦者》（Wretched of the Earth），将提供以阶级为基础的行为模式，供小组讨论，并把阶级视角与个人行为模式联系起来。课程将尝试理解改变这些行为模式所面临的内在障碍。 〔辨读说明〕原图换行 re- / late 在译文合并；按原文保留书名与作者。 ### 下部下一项课程的标题与安排 原文：\[姓名模糊\]: \[模糊\] AND SOCIAL CHANGE – Tuesday, Thursday, 6:30 P.M. / every other week / Cafeteria and \[模糊\] / \[模糊\] 中文：\[姓名模糊\]：\[模糊\]与社会变革——周二、周四，晚上 6:30／隔周一次／食堂与\[模糊\]／\[模糊\]。 〔辨读说明〕首个标题词、教师名和地点末尾离焦，不补全。 ### 照片最上方上一课程末尾和最下方后续介绍 原文：\[离焦或被照片边缘裁切，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中文：\[离焦或被照片边缘裁切，不能可靠完整转录\] 〔图像限制〕依照片可读程度转录。完整清晰课程段落保留人名、时间、地点和书名；离焦段落中不能确认的词或课程标题单独标明。 # 中文初译制作说明 本稿题为《批判性创客读本：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由 Loes Bogers 与 Letizia Chiappini 编著的英文读本译成简体中文，标注“中文初译 v0.1”。主底本为网络文化研究所 2019 年出版的 INC Reader #12，平装 ISBN 978-94-92302-36-6，PDF 共 322 个物理页。官方 EPUB 用于恢复跨页段落和注释，并以 PDF 修正实质缺漏及差异。 本稿由 AI 完成初译与复核；AI 对读不等于独立人工终审，不表示原出版社认可或正式出版，也不宣称中文首译。作者简介与作品时间信息均保留原书 2019 年语境。 正文、引文、解释性原注、图注、附录和作者简介均纳入翻译。学术参考文献保留可检索的原文著录；附录书目另附题名中译。脚注集中至各章末，注号对应原 PDF，并保留正文与原注间的跳转。原书页码引用明确标为“原书第 X 页”，与中文版页码区分；原页锚点指向对应译文段落或图，跨页自然段定位于该段落起点。 中文字体为 Noto Sans SC，适配原书无衬线正文、窄长开本、大留白章首页及细线页眉。部分强调字采用保持字宽的合成斜体。中文页数随译文与图中文字对照而变化。原空白页不机械重印。 实际前封面已按原色彩与版式语言中文化，保留原版机构及编者署名。封面原文字信息为：网络文化研究所；批判性创客读本；技术的学习与反学习；Loes Bogers 与 Letizia Chiappini 编；INC 读本 #12；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中文版另加“中文初译 v0.1”。原封底未取得，未将书末宣言页冒称封底。 主要界面与流程图采用核对后的中文图像；工程总平面图和小志宣言保留原图，并附中文对照，避免重绘细字改变工程信息、署名及笔迹。记录性照片保留原貌，另译其中可辨识文字；原资产中模糊、遮挡、裁切或不可辨识的背景文字明确标注，未猜补。 部分第三方照片及截图在原书仅注明经许可转载或由相关机构提供。原版转载许可不能转写为公开改编许可，因此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书中插图，原作者、摄影者及机构署名与图注照实保留。 源文疑误和格式差异在对应译注及来源差异记录中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