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书献给玛丽·梅森（Marie Mason）、埃里克·麦克戴维（Eric McDavid），以及所有支持他们的人。
> 〔题记：原书此处引用莱昂纳德·科恩（Leonard Cohen）演唱的歌曲《游击队员》（“*The Partisan*”）中的若干歌词。该歌词不在本书知识共享许可的范围之内，故此处不予转录与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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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莱昂纳德·科恩，《游击队员》（“*The Partisan*”）
## 导论：非暴力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Introduction: Nonviolence has lost the debate）
非暴力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过去二十年间，世界各地爆发了越来越多反抗压迫与剥削的社会运动和反叛，而在这些运动之中，人们又一次重新认识到：非暴力行不通。他们正在认识到，那些所谓非暴力胜利的历史是被篡改过的；那些可以被描述为非暴力的具体行动或方法，只有在与其他非法的、战斗性的行动或方法相互补充时，才能发挥最佳效果。他们正在认识到，排他的、教条的非暴力根本不可能实现社会的革命性变革，不可能触及压迫与剥削的根源，也不可能推翻那些掌权者。
充其量，非暴力能够迫使权力更换它的面具，把一个新的政党扶上王座，或许还能扩大精英阶层所代表的社会群体，却改变不了这样一个根本事实：存在着一个统治他人、并从对其他所有人的剥削中获利的精英阶层。而如果我们回顾过去二十年——即冷战结束以来——所有重大的反叛，就会发现，非暴力似乎只有在获得相当一部分精英支持的情况下，才能实现这种表面上的改变；这些精英通常是媒体、富人，以及至少一部分军队，因为非暴力抵抗从来都无力抵挡国家的全部力量。当异见者得不到这种精英支持时，严格的非暴力似乎就成了扼杀一场运动最稳妥的方式，正如纯粹的非暴力导致了2003年反战运动的彻底崩溃[^f01-1]，或者强制推行的非暴力导致了2009年西班牙学生运动的瓦解[^f01-2]。
在世界各地数十场新兴的社会运动中，人们第一次走上街头时都以为非暴力才是正道，因为与许多和平主义者的说法恰恰相反，我们的社会教导我们：暴力对政府而言或许是可以接受的，但处于底层、希望改变现状的人却必须始终保持非暴力。正因如此，从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到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再到英国的学生运动，成千上万平生第一次参与斗争、只从电视或公立学校（也就是说，从媒体或政府）那里了解过革命与抵抗的人，绝大多数都信奉非暴力。而在世界各地，经验让其中许多人明白，他们错了：和平主义者连同媒体和政府一起欺骗了他们；要想改变任何事情，他们就必须反击。
这是一个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集体学习过程，而这一过程的方向压倒性地是从非暴力走向策略多样性——这种观念认为，我们不能把某种策略限制或某一种斗争方法强加给整个运动；我们需要能够从广泛的策略中进行选择；当多种多样的策略同时存在时，斗争会更加强韧；每个人都需要自己决定如何斗争（因此，和平的策略也包含在策略多样性之中，而非暴力则排斥所有其他策略和方法）。
八年前，非暴力的倡导者与策略多样性的倡导者之间经常发生辩论。2004年秋，我写了《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它是当时出现的几部类似论战作品之一（我在那本书中提出的论点以及针对它的批评，概述于附录之中）。在反全球化运动的氛围下——由于先于我们的那些社会运动已经消失或被体制化，也由于非政府组织的大量参与，这场运动严重偏向非暴力——这场辩论让人感觉是在逆水行舟，尽管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从早先几代斗争文本的发现或再版中获得了帮助与启发，比如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的《作为病态的和平主义》（*Pacifism as Pathology*）或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那时，非暴力的倡导者经常走出他们的象牙塔，与策略多样性的倡导者展开辩论。但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有些东西发生了变化。世界各地接连发生起义，而非暴力运动却证明了自己要么胎死腹中，要么道德破产（见第三章）。即便在反全球化运动的范围之内，最有力量、最具传播力的抗议，也正是那些公开以策略多样性为基础组织起来的抗议；而让这场运动得以延续的全球南方的反叛，则与和平主义毫不沾边。
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所借鉴的，是一段丰富但多少有些缺陷的和平变革运动史，比如美国的拉丁美洲团结运动，或欧洲的反军国主义运动和反核运动。但这些较早的、有原则的和平主义者中，许多人已经消失了，而那些仍然活跃的人，在新的非暴力群众运动兴起的过程中也几乎不见踪影。面对自身的失败，非暴力并没有从社会运动的经验中汲取养分——那些经验一再告诫人们不要采用它——而是依靠大众媒体、大学、富有的赞助者乃至政府本身的支持来站稳脚跟（见第八章）。非暴力已经日益外在于社会运动，并被强加于社会运动之上。
在此过程中，非暴力观念与策略多样性观念之间的直接辩论变得越来越少见。那些年发表的对非暴力的批评提出了一系列论点，任何诚实的辩论若要继续下去，就必须要么反驳这些论点，要么承认它们。其中包括：
- 这样一项指控：非暴力的倡导者与国家联手，篡改了越南反战运动、美国民权斗争以及印度独立运动的历史，把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描绘成非暴力的，并把部分的或有限的胜利说成是完全的胜利；
- 这样一个论点：无论是在民权运动还是印度独立运动中，国家之所以能够阻止运动取得完全的胜利，都要归功于和平主义者所扮演的角色——他们与政府对话，并攻击运动中使用更具战斗性策略的其他人；
- 这样一个事实：非暴力的倡导者，尤其是白人和中产阶级出身的倡导者，对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甘地（Gandhi）的教诲进行了大幅删改，删去了这两位人物自身的学习过程及其晚年的激进化，并压下了他们对白人进步派盟友的批评，以及他们对非和平主义运动——包括城市骚乱者和武装解放运动——的支持；
- 关于政府、警察和媒体在社会运动内部鼓励非暴力的文献记录，其中包括政府的战略文件，它们表明国家更愿意对付一场和平的运动，而不是一场战斗性的运动；——非暴力组织对穷人和有色人种的斗争抱持家长主义和种族主义态度的证据；
- 这样一个论点：政府和商业机构在结构上对“回心转意”免疫；而且从历史上看，严格的非暴力抵抗从未像战斗性的或多样化的抵抗那样，在军队、警察或其他机构中激起大规模的倒戈；
- 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所赢得的一长串成果；
- 这样一个论点：“暴力”是一个内在含混的范畴，它所促成的与其说是分析上的精确，不如说是分析上的操纵；
- 这样一个论点：所谓革命暴力的大多数问题，实际上应归咎于使用暴力的威权主义运动，而非使用暴力的反威权主义运动。[^f01-3]
然而，近年来非暴力的倡导者既没有承认这些批评，既不去反驳它们，也不去修正自己的立场。他们继续重复那些陈词滥调、错误信息、笼统论断，以及对甘地和金的名字的随口搬弄——而正是这些东西最初引发了上述批评。但更常见的是，他们干脆回避任何直接的交流。在世界各地的社会运动中，他们开始散布这样的说法：特别是黑群（black bloc），或者泛指蒙面骚乱者，都是警方的挑衅者和政府特工。且不说在提出这种廉价指控的众多国家中的每一个，社会运动里都有同志主张针对警察进行自卫、占领街道、砸毁银行；且不说他们早已发表了对自身行动的解释，而且也愿意与持不同意见的人坐下来辩论这些问题；更不说他们中的许多人多年来一直献身于社会运动——不仅仅是攻击银行，还包括各种形式的团结互助，以及多种多样的创造与自我组织。
越来越频繁地，不择手段的非暴力支持者散布指控——往往毫无证据——说社会运动中的其他成员是警方的挑衅者，而他们这样做，恰恰是因为他们害怕辩论。他们必须剥夺对手的一切正当性，并阻止辩论的旁观者意识到确实存在着一场辩论，意识到社会运动内部包含着相互冲突的信念与实践。而通过散布关于渗透的不实谣言、分裂运动，他们使被自己指控的人暴露于暴力之下，无论是逮捕的暴力还是其他抗议者的暴力。有好几次，警察追查并逮捕了那些被指控为渗透者的“坏抗议者”，以此来“洗清他们的名声”。非暴力的支持者常常协助警察辨认“坏抗议者”。[^f01-4]而在欧洲、北美和南美组织或参加了上百次关于非暴力的辩论之后，我确信，最常对其他抗议者动手的人，正是非暴力的支持者。我亲眼所见的情形无疑证实了这一点。这样的情节已经上演了太多次，以至于其中的讽刺意味都不再好笑：非暴力的倡导者攻击那些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理由是后者没有使用和平的策略。
曾几何时，唯一不诚实到随意抛出“黑群或其他蒙面抗议者是警方渗透者”这种指控的人，是斯大林主义者。如今，这已经成了一种惯用的论调，不仅阴谋论狂热分子在用，那些自诩继承甘地和金衣钵的和平主义者也在用。谎言与操纵，是那些输掉了争论却没有体面承认的人的最后手段。
在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中，自封的领导者强制要求严格遵守非暴力，甚至禁止堵塞街道或在银行上涂写，并抵制任何关于这一问题的辩论。在巴塞罗那，当无政府主义者试图预订音响设备来组织这样一场辩论时，他们甚至让相关的申请文件不翼而飞。而在占领运动期间，一些冒充运动朋友的主流记者发表了充斥着操纵与错误信息的谴责文章，赤裸裸地企图将运动的一部分入罪。
当这些记者之一——《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的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坐下来与“罪思公司”（Crimethinc）的一名成员辩论时[^f01-5]，他一再自相矛盾，否认了自己在那篇臭名昭著的文章中提出的一些论点，并且表明他无法理解：暴力是一种社会建构，它被套用于某些形式的伤害，却不被套用于另一些形式的伤害，这往往取决于这种伤害在我们的社会中是否被视为正常。在反对温哥华奥运会的示威之后，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违背了团结原则，公开谴责其他抗议者；其中一人随后与“无人非法”（No One is Illegal）组织的哈沙·瓦利亚（Harsha Walia）进行了辩论，结果被驳得体无完肤。[^f01-6]
大多数非暴力的倡导者要精明得多，他们避开了任何公平的竞技场。他们没有选择运动本身作为阵地，因为集体经验一再证明他们是错的。相反，他们转向精英，从体制本身获得支持。主流的营利性出版公司将他们的书印刷数以百万计，书目源源不断，而且随着战斗性社会运动的日益壮大，这股书流还在不断增加。主流的营利性媒体一边给非暴力活动人士做访谈，一边妖魔化所谓的暴力者。靠政府或富有捐赠者的资助为生的大学教授和非政府组织雇员（与我们这些靠在餐馆酒吧打工、在商店顺手牵羊、在公立学校教书、开出租车、做临时工或性工作、或者自愿充当医学实验受试者来谋生的人相比，他们过得十分优渥），也往往站在非暴力一边发声，并随身带来大量的体制资源。
所有这些资源都压倒了运动中那些小小的反信息网站、海盗电台，以及全靠志愿者运作的独立出版社。我们每印一本书——常常是手工裁切装订——他们就能印出一千本。非暴力的倡导者再一次不择手段地选择了在一桩浮士德式的交易中与体制合作、为体制效力，从而获得资源、经济保障、免遭镇压的安全，甚至名声；但不要搞错：他们已经暴露出自己在道德上的腐败。越是接近我们那些追求革命的运动中自己动手、自我组织、众筹支撑的结构，越是深入街头，深入那些为自己的生命而战的人们的斗争，你就越有可能发现对策略多样性的支持。而越是接近非政府组织、企业出版社、主流媒体或资金雄厚的“另类”机构、精英大学、在意媒体形象的钻营之徒，以及财富与特权的殿堂，你就越有可能发现对排他性非暴力的严格支持。
非暴力在全球层面上已经失败了。事实证明，它是政府、政党、警察部门和非政府组织的好朋友，却是我们争取自由、尊严与福祉的斗争的叛徒。它的绝大多数倡导者都已跳船，去讨好媒体、国家或富有的赞助者，为赢得这场较量不惜使用任何顺手的廉价伎俩、操纵手段或暴力形式（比如攻击其他抗议者，或帮助警察实施逮捕），即便这意味着运动的分裂与死亡。许多人已经证明自己是机会主义者、政客或钻营之徒。而那些真正忠于自身历史运动的有原则的少数人，至今也仍未对过去的失败或当前的弱点作出交代。
在回应《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的人当中，有少数有原则的非暴力支持者（例如在《第五等级》（*Fifth Estate*）或《里士满独立媒体》（*Richmond Indymedia*）上撰文的人）批评了该书的语气，但接受了其中的许多批评，并呼吁其他和平主义者阅读此书，以便正视某些错误。
在本书中，我同样主张策略多样性。就其最基本的含义而言，策略多样性的概念无非是承认：不同的斗争方法是并存的。我的目标不是让别人像我一样思考，或支持与我完全相同的策略和方法。在我看来，一场运动中方法整齐划一不仅是不可想象的，而且是不可取的。为了让其他所有人都使用与我们相同的方法而对一场争取社会变革的运动施加审查，这无异于威权主义。正因如此，我认为非暴力——意指试图将非暴力方法强加于整个运动[^f01-7]——是威权主义的，是属于国家的。出于同样的理由，我也不想把我的方法强加给别人。而且即便这一点可以单凭纯粹的理性力量做到，只需说服所有人（而这是做不到的，因为没有哪个人类群体会同心同思，谢天谢地），那也将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永远无法知道自己的分析和方法是否错误，除非有时事后才能看清。当我们的运动采用多样的方法和分析，并且这些不同的立场相互批评时，运动会更加强大。
我们这些试图开展更具冲突性斗争的人常常犯错，而有时，那些比起冲突更倾向于疗愈与和解的人所提出的批评也帮助了我们。但这种相互批评与支持，只有在那些如今将自己区隔为和平主义者的人毫不含糊地决定始终与斗争者站在一起、始终反对压迫性权力时，才有可能实现。
我写这本书的目的，不是要让每一个偏好非暴力的人改变信仰，或剥夺他们的正当性。在一场使用策略多样性的斗争中，偏好和平方法的人是有一席之地的，只要他们不试图为整个运动制定规则，只要他们不与警察及其他权力结构合作，只要他们接受斗争中的其他人会根据自身的处境和偏好使用其他方法。如果他们能承认非暴力在历史上的失败，那也会有所助益；但只有当他们希望发展出真正值得严肃对待的有效非暴力方法——而不是过去几十年中占主导地位的那些*空洞的、舒适的*非暴力形式——时，这才是他们需要关心的事。
而且，尽管任何不试图强求同质性的斗争都必须接受策略多样性的存在，我并不想给任何人留下这样的印象：仿佛我们集体在构建这场斗争方面做得很好，或者仿佛策略多样性的框架足以满足我们的需要。如果我们要战胜国家、资本主义、父权制——所有压迫和剥削我们的力量——从而在互助、团结、自由联合以及与大地和彼此之间健康关系的基础上创造一个世界，我们就需要强大得多的社会斗争。为此，我将在本书结尾讨论那些已经显露出有希望的新方向的斗争，并讨论我们如何能够超越策略多样性，使不同的斗争方法能够以批判且相互尊重的方式彼此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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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1-1]: 这一论点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有详细记述。概括而言，在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最大规模抗议之后，非暴力组织曾预言，他们的和平方法将会阻止战争。当事实证明他们错了之后，许多相信这种非暴力变革模式的人感到幻灭并退出了运动；而另一些人则对非暴力的强制推行、对运动那种游行式的自我陶醉特征，以及对它拒绝对大屠杀表达愤怒、拒绝容许对战争机器进行破坏行动的态度感到失望。这场运动以惊人的速度内爆并消失了。
[^f01-2]: 在西班牙，自封的学生领袖阻止了关于策略多样性的讨论，并将试图在抗议中蒙面或实行自卫的学生强行驱逐出去。为回应高等教育私有化，他们组织了一系列大规模抗议和大学占领；而在其中规模最大、严格奉行非暴力的一次抗议之后，这场运动迅速消失了（直到三年后才以一场罢工和骚乱重新出现）。巴塞罗那的大学占领被清场之后，一部分学生采用直接行动和战斗性的策略，占领了市中心的一栋空置建筑，并建立了一所“自由大学”。这个用于自我组织和另类教育的空间之所以能够赢得，完全是因为一些学生决定采用战斗性的街头策略。多亏了这段非法的经验，学生运动得以存续，而当它在2012年重新兴起时，那些自封的领袖已经不再能控制它了。
[^f01-3]: 所有这些论点都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有详尽的阐述和文献记录。
[^f01-4]: 有一个网站 violentanarchists.wordpress.com 收录了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的数十个例子，表明针对无政府主义者的挑衅者指控是如何在毫无证据或证据自相矛盾的情况下提出的，主流媒体如何经常推波助澜地传播这些谣言，以及这些谣言如何有时导致人们遭到逮捕。
[^f01-5]: http://www.crimethinc.com/blog/2012/09/17/post-debate-debrief-video-and-libretto/
[^f01-6]: 哈沙·瓦利亚在这场辩论中发言部分的文字记录，以及整场辩论视频的链接，可见于 http://riselikelions.net/pamphlets/14/10-points-on-the-black-bloc。
[^f01-7]: 这绝不是在树立稻草人：非暴力主要并不表现为“有时我们应当使用和平策略”这一观念，而是表现为“一场运动必须在整体上保持非暴力”这一观念。正如有些人所说：“99%地坚持非暴力是不够的。”这一概念在本质上预设了：以“暴力”这一范畴为依据对一切行动进行划分；相信非暴力行动更为优越；并相信暴力行动哪怕只有少量，也会腐蚀或污染整个运动。做一名非暴力的倡导者，并不只是偏好和平而已，而是报名加入和平警察，并试图决定整个运动的走向。
## 一、暴力并不存在（1. Violence Doesn’t Exist）
反对非暴力的最重要论点，或许在于：暴力作为一个概念，其含混程度已到了自相矛盾、无法自洽的地步。这个概念极易被操纵，它的定义掌握在媒体和政府手中；于是，那些把斗争建立在努力避免暴力之上的人，将永远看当权者的脸色行事，永远跟随当权者的引导。
简单地说，暴力并不存在。它不是一种*事物*。它是一个范畴，一种人为建构，我们选择把形形色色的行为、现象、情境等等归入其中。“暴力”就是此刻说话的人决定称之为暴力的任何东西。通常，这意味着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因此，“暴力”这一范畴的使用往往趋于虚伪。如果是施加于我的，那就是暴力；如果是我做的，或是为我的利益而做的，那就是正当的、可以接受的，甚至是看不见的。
过去八年里，我组织或参加过几十场以非暴力为主题的工作坊。只要有机会，我就请大家给“暴力”下定义。奇怪的是，没有哪一群人——无论是五个人还是一百个人——曾就这个定义达成过一致。而我们说的并不是从人口中随机抽取的样本，而是相对同质的群体：他们参与社会运动，住在同一座城市，往往彼此认识；少数情况下是一个街坊协会或读书小组。除了偶尔的大学课堂，我们说的是一群自我挑选出来的人，他们前来参加一场批评或支持非暴力的讲座。而即便在这样一个狭窄的样本中，对于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也不存在共识。
有时我会尝试把问题一点点梳理出来：请大家在认为某一具体行为或情境属于暴力时起立或举手。然后我列举一些情形，比如“一名抗议者殴打一个正要逮捕别人的警察”“砸碎一家把人从家中驱逐出去的银行的窗户”“购买并食用工厂化养殖的肉类”“购买并食用工厂化种植的大豆”“一个人杀死试图强奸自己的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纳税”“开车”“警察把某人从家中驱逐出去”“让一名警察对自己的工作感觉良好”“一只掠食者捕杀并吃掉猎物”“一道闪电劈死一个人”“监禁”，诸如此类。
这个练习做了几十次之后，我注意到几个清楚的规律。首先，正如我已经提到的：不存在一致意见。但更有意思的是，如果我请大家闭着眼睛作答，会发生什么。如果他们看不到同伴如何回应，分歧就会更大。如果大家睁着眼睛，大多数问题都会有明显的多数把该情形描述为“暴力”或“非暴力”。如果闭上眼睛，就有多得多的情形明显地一分为二（如果我请大家在一条光谱上给自己定位，而不是简单地回答是或否，这种分歧就更加明显）。换言之，“暴力”未必是一个经过合理界定的范畴，而更多是一个由同伴的反应来界定的范畴。被视为正常或可以接受的东西，无论造成多大的伤害，都远不太可能被界定为暴力。
非暴力的批评者长期以来一直指出，非暴力掩盖了结构性暴力或国家的暴力，而正是这种暴力，而不是骚乱或解放斗争，在全世界伤害了多得多的人。因此，下面的情况也就不足为奇了：许多人，尤其是美国以外的人，[^f02-8]认为一个人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是暴力的，而几乎没有人认为当警察是一种暴力行为，尽管当警察除了别的之外，恰恰就意味着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换言之，暴力这一范畴让警察的合法武力隐而不见，同时却把任何反抗这种司空见惯之事的人凸显出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非暴力赋予国家的暴力以特权并保护它。这就是为什么那些最受尊敬、历史最悠久的和平主义组织会禁止人们武装着来参加他们的示威（哪怕武装的只是棍子或头盔这样无害的东西），却丝毫不打算解除警察的武装——他们还常常邀请警察来监管他们的抗议。这也是为什么警察反过来会敦促抗议者和抗议组织保持非暴力、公布非暴力行为守则，并驱逐或协助逮捕任何不守法的“坏抗议者”。[^f02-9]
只有投身激进事业的人，或是亲身经历过结构性伤害的人，才往往把它视为暴力。普通大学课堂里的人不会认为纳税或购买血汗工厂生产的衣服是暴力的。房屋被法拍收回的人，或是参与反对法拍收房团体的人，会认为驱逐是暴力的。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会认为吃肉是暴力的。小农权益倡导者或雨林保护倡导者会认为大豆是暴力的。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开车是暴力的，尽管从客观上讲，毫无疑问，它是清单上已经造成且还将造成最多死亡的一项。
那么自然的暴力呢？天气造成的伤害呢？掠食者造成的伤害、掠食者缺失造成的伤害呢？还有那个许多人至今仍未坦然接受的简单事实——人人都会死——又如何呢？“生命权”这一概念在多大程度上得益于基督教道德，而后者的根基是这样一种观念：我们的生命属于上帝，而不属于我们自己？对暴力的这种恐惧，与对伤害和死亡之自然性与必然性的恐惧之间，是什么关系？把自然中不可避免的伤害与人类造成的伤害在范畴上截然分开，这与在哲学上和物质上把人类同其环境分离开来是密不可分的。这种分离造成了多少痛苦？
暴力是否意味着造成伤害？如果我们参与了一个非自愿的结构（比如国家或资本主义市场），而这个结构折磨、杀害数百万人或使其营养不良，那么仅仅因为拒绝（拒绝纳税，拒绝参与任何市场交换——因为，说实话，即便你购买绿色产品，一切经济活动都在为整体的经济活动添柴加火）会让我们承受不利后果，我们就可以脱责了吗？[^f02-10]如果反抗压迫结构的人被认为比被动接受这些结构的人更坏，那非暴力就成了一个笑话。而如果对暴力结构的共谋也要被界定为暴力，那么我们需要进行多少反抗才能不算暴力？如果我们每年参加一次抗议，而这种抗议三十多年来连一所军事学校都没能关掉，我们现在能被认为是非暴力的吗？如果我们因公民不服从而被捕，哪怕我们知道自己的被捕多半什么也改变不了，又当如何？
这些问题是无法回答的。我们所有人都被迫参与一个靠结构性暴力维系的社会，并因参与而获得种种特权作为回报，尽管这些特权在社会中的分布并不均匀。鉴于那些使用某种可见的、反社会的暴力的人，往往恰恰是最不可能享有结构性暴力之特权的人，根本没有可行的办法来确定谁是暴力的、谁不是。而如果我们把被动共谋界定为对暴力的支持，那就无法判断哪些斗争方法更暴力或更不暴力，因为一种和平的方法可能与结构性暴力共谋得更深。鉴于我们尚不能确知，哪些方法在最终废除那些压迫我们、毁灭地球的结构方面最为有效，任何人都无法站得住脚地声称自己拥有一种真正和平的方法——除非我们把“和平的”理解为“不起冲突的”，或许也理解为“与现存的暴力结构相安无事的”。
因此，非暴力并不是暴力的缺席、回避或转化。那是不可能证实的。非暴力是一种尝试，试图化解、转化或压制我们社会中以及我们社会运动中那些在其践行者看来是暴力的东西。由于暴力无法被客观地理解，非暴力团体往往会集中力量去消除或劝阻那些更显眼、也在其能力所及范围内的暴力形式；那些并非正常、而是违背常态的暴力；那些并非看不见、而是具有景观性的暴力。这意味着，非暴力会把反对公开战争、反对独裁、反对军事统治的斗争置于优先地位，同时淡化民主政府、资本主义和结构性战争那种不那么显眼的暴力，甚至与之亲近。这还意味着要去平息那些正在与权力作斗争的人，因为反叛行为在我们的社会中总是会显得是最暴力的行为。正因如此，许多非暴力的鼓吹者谴责任何战斗性的反叛形式，同时却把国家的镇压性回应正常化，甚至为之辩护。[^f02-11]这绝不是说所有非暴力的践行者都如此，但这是非暴力这一观念内在矛盾的逻辑结果，因此也是许多乃至大多数践行者将会走上的道路。
所以，近年来规模最大的非暴力运动之一——西班牙的“*愤怒者*”（*indignados*）[^f02-12]——宣布任何非法行动都是暴力的，包括堵塞街道，甚至包括游击园艺（把一个公共广场的草坪改造成菜园），这也就不足为奇了。与此相对，我遇到过的许多自称和平主义者的人认定，自卫乃至刺杀独裁者都不算暴力，因为对方是侵略者，而这样的行动能够避免大得多的伤害。暴力是一个非常有弹性的词，人们可以随心所欲地把它扭来弯去，从道德上为那些他们早已认定可以接受或不可接受的行为辩护或加以谴责。
暴力如此模糊、如此难以界定，以至于作为一个战略范畴毫无用处。把它作为一个词废除掉是愚蠢的，因为它能简洁地描述某种情感现实。但要把它用于分析，把它当作指导我们斗争战略的标准，那就是自找混乱。
一群人可能要争论好几个小时，而且只是有时候才能就暴力的共同定义达成一致。但他们什么也没有达成，因为其中一些人仍然无法确信，“非暴力的”是否如其本意那样对应于“好的”，“暴力的”是否对应于“坏的”。换言之，关于恰当的斗争方法，他们仍然什么也没有学到。更重要的是，世界上几乎所有其他人仍然在使用另一种定义。
“暴力”这一范畴是怎样被引入我们的战略辩论之中的？我认为，它恰恰是由充当人们对暴力之感知的把关者的那个机构引入的：媒体。正是媒体不断规训社会运动去采用这些范畴，并针对随时可能袭来的“暴力”指控为自己辩护。异见者一旦试图通过论证自己并不暴力来为自己辩护，就已经掉进了陷阱，接受了国家的价值观，采用了国家所偏爱的范畴。
也有一些历史表明，在更早的斗争中，媒体在引入这一范畴方面发挥了作用。就连甘地（Gandhi）——他目睹了在他之前的解放斗争如何遭到权势者的诋毁，并曾前往殖民他祖国的英国，在一所精英大学求学——也必定对统治阶级的话语和媒体如何刻画叛乱者和革命者高度敏感。当他自愿动员在南非的印度同胞支持英国的两场不同的战争，并因此获得一枚战争勋章时，他无疑形成了这样一种视角。
克里斯·伊尔汉姆（Chris Ealham）在讨论巴塞罗那（Barcelona）城市中民众运动与精英回应的历史时揭示，媒体利用“道德恐慌”来团结城市资产阶级，以对抗自下而上的革命威胁。[^f02-13]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各大报纸主要是资产阶级——统治者和所有者的阶级——内部相互沟通的工具。由于并不存在一个把全体精英团结起来的单一有效的密谋，尤其是在巴塞罗那，那里的精英分裂为西班牙人与加泰罗尼亚人、商人与地主士绅、天主教徒与进步派，因此关于如何统治的许多讨论不得不公开进行。但是，面对总罢工、工人反叛和日益壮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工厂主、政客、贵族和教会人士无法公开谈论他们压制下层阶级的需要。在报纸上这样做只会加速他们失去对其臣民人心的控制，而且也会与他们的自我形象相抵触，与他们用来论证自己为何得以高踞社会金字塔顶端的慈善话语相抵触。于是，他们求助于道德说教式的委婉语。正如历史上大多数时候一样，精英并没有单一的一套利益，而是有着相互冲突的利益，以及在如何维持和扩大其权力问题上的不同战略。精英的不同派别通常各有自己的报纸，而这些报纸通常持有相互竞争的话语。然而，当民众运动特别强大、以至于对社会金字塔构成威胁时，对精英而言，至关重要的是抛开分歧、联合力量，把底层的人踩在脚下。因此，报纸开始调动它们早已在传播的一些关键委婉语，来发出道德恐慌的信号——宣告一种对统治秩序的亵渎性威胁，要求整个统治阶级团结起来。
除了肮脏或卫生之外，用来掀起道德恐慌、动员精英行动的主要词语就是“暴力”。在精英中间，无论当时还是现在，无论在巴塞罗那还是在英语世界，“暴力”都是一个委婉语，指的是对统治秩序及其社会和平幻象的威胁，而阶级斗争、父权制的残暴和殖民主义的杀戮正是借这种幻象得以掩盖。当警察杀害罢工者、当地主驱逐家庭、当穷人死于饥饿时，报纸并不谈论暴力。当工人罢工、当租户停止交租、当街头小贩拒绝把货物交给警察（警察会应店主的要求骚扰他们）、当无政府主义者实施破坏行动或举行未经许可的游行时，报纸才谈论暴力。
道德化的精英话语——以及民主政府——的优势之一在于，它们训练被压迫者去采用压迫者的心态和语言。随着时间推移，为改善自身处境而斗争的人开始在意自己在媒体眼中的形象，也就是在精英眼中的形象。他们想显得体面。在一些情况下，他们是机会主义者，组建政党，一有机会就把民众支持兑现为权力餐桌上的一个席位。在另一些情况下，他们是把这些精英话语当真的人，咬住了诱饵，试图证明自己既不暴力也不肮脏。他们与精英空洞的虚伪进行辩论，试图表明自己不是理应遭到镇压的怪物。如果镇压的理由能够被消除，镇压难道不也会随之消失吗？随着景观（Spectacle）日益强大，许多人与街头的现实脱节到如此地步，以至于他们自己的自我形象和道德罗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媒体塑造的。
社会运动一旦开始听从媒体，精英就能够决定哪些抵抗形式是可以接受的，哪些是不可接受的。一周七天，媒体——它们与那些从现状中获利的人属于同一批所有者——每天都在告诉我们什么是暴力的，什么是正常的。暴力这一范畴属于他们。把同样的范畴当作我们的道德罗盘，我们就是在让当权者引导我们的斗争。坚持暴力这一范畴的一个理由是：暴力具有压迫性，因此我们需要揭示它、避免它。只有当暴力的定义由我们而非权势者掌控时，这个说法才有可能成立。如果我们选择其他标准来评估我们的抵抗，比如某种策略或方法是否具有解放性，是否让我们更加自由、为新的社会关系打开空间，那么我们就能避免和平主义者希望避免的那些威权主义或自我伤害的形式，同时又不把优势拱手让给媒体。媒体不会一天24小时谈论什么是解放性的，因为它们不希望我们思考这个问题，也因为在那场辩论中我们占据优势。政府和媒体偶尔会用“自由”来为某场战争辩护，但更多的时候，他们不得不解释为什么我们需要限制自由。可一旦涉及暴力，只要他们想把一场充满冲突的社会运动描述为暴力的，或让一项紧缩措施、一个资本主义开发项目显得像是平淡无奇的生活常态，在一段十秒钟的新闻片段里他们就占尽上风。即便在一场势均力敌的辩论中——而这场辩论远非势均力敌——大多数人也会被说服：那些引发肾上腺素分泌、带有危险感的东西——骚乱、枪击、砸东西、叫喊奔跑、犯罪——是暴力的，而那些抽象的、官僚的或看不见的东西——另一个大陆上一百万人的缓慢死亡、药品的价格、一纸刑期——则不是暴力的。
自由作为一个概念，站在那些为自身自由而斗争的人一边；而非暴力作为一个概念，则站在常态的执行者和现状的统治者一边。
我批评非暴力，并不是在鼓吹暴力。我们中的许多人认为，“鼓吹暴力”这个说法本身并无固有含义，它不过是一种煽动和恐吓。非暴力需要对“暴力”概念进行一种战略性的使用，而这个概念是道德说教式的、不精确的、不自洽的，并且趋于虚伪。我们拒绝非暴力，因为它具有平息作用，也因为它不自洽。暴力这一范畴是国家的工具。非暴力活动人士不加批判地使用它，自己也就成了工具。
我不想再浪费时间谈论暴力了。我将尝试具体地谈论我们在斗争中需要的行动。如果我不得不提及通常被非暴力排除在外的一整套方法或策略，我将视情况称之为“非法的”“战斗性的”“冲突性的”或“强力的”行动。但在这样做时，我会努力着眼于策略多样性的必要性。
但“策略多样性”不应仅仅成为“暴力”的替代词。我认为，有时这样的批评是有道理的：策略多样性的践行者为所欲为，而不考虑对其他任何人造成的后果。但同样，过去几年北美一些最有效的抗议——之所以有效，是就扰乱权势者的峰会、传播意识、挺过镇压而言，也是就让各种不同的抗议方法本着尊重与团结的精神共处同一空间而言（那种试图规定其他所有人可以或不可以如何参与的方法除外）——都采用了策略多样性。其中包括1999年西雅图（Seattle）的反世界贸易组织（WTO）抗议、2008年在圣保罗（St. Paul）举行的反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抗议、2009年匹兹堡（Pittsburgh）的反八国集团（G8）抗议，以及反对2010年温哥华（Vancouver）冬奥会的抗议；或许还可以加上2005年在苏格兰格伦伊格尔斯（Gleneagles）举行的反八国集团峰会抗议，以及2007年在德国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举行的反八国集团抗议。而事后，总免不了有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违背事先商定的团结原则，在媒体上谴责“坏抗议者”。
尽管围绕策略多样性的辩论最常出现在那些把方法迥异的人们聚集在一起的大型抗议中，但它也适用于其他时刻和其他类型的斗争。同样，冷战结束以来最有效的社会暴动，都可以说是采用了多样化的方法，而那些完全和平的运动则以令人失望告终。（第三章将专门讨论这一点。）
还有一些批评来自所谓的坏抗议者、暴力的那些人本身。尽管许多人仍然坚持策略多样性的理想，许多人也相信破坏行动、骚乱、黑群（Black Blocs）乃至武装斗争等战斗性方法是必要的，但很少有人满足于我们迄今为止的方法。某些斗争的参与者在某些时刻批评了自身斗争中对暴力的拜物教化，或是批评一旦在街头击败警察之后便缺乏下一步（例如参见《在我们烧光一切之后》（“After We Have Burnt Everything”）[^f02-14]）。把这些批评推而广之到所有“暴力抗议者”身上，既是不诚实的，也会错过它们所提出的那些非常宝贵、细致入微的观点。
根据我的经验，非暴力支持者所作的那些不公平且往往带有操纵性的笼统概括，使主张冲突的无政府主义者更难公开进行这些自我批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非暴力的鼓吹者恰恰营造出了“非暴力沟通”力图避免的那种两极化的论战环境：双方各自抱团、针锋相对。我本可以把这斥为非暴力之虚伪的又一例证，但那样一来，不该受到这种批评的和平主义者，连同那些该受批评的人，都更可能捂住耳朵、重新装弹准备反击。所以，我只把这一批评摆在明处，并重申这一点：支持策略多样性的人一般并不满足于我们的斗争，许多人在自我批评，许多人也希望变得更具包容性。
多样化的方法之所以在我们的斗争中必不可少，是因为我们谁都不掌握关于那唯一正确的革命战略的答案；是因为不存在一刀切的办法，我们每个人都必须针对各自的处境发展出独特的斗争形式；还因为，事实上，当我们以广泛的团结取代党派路线式的统一，当我们像蜂群而不是像一支对垒的军队那样发起攻击时，我们的运动就更难被镇压。无论那支军队是和平主义的还是战斗性的，为了胁迫或恐吓每个人遵循一套预先批准的策略、并排斥那些不守规矩的人所需要的纪律，都是威权主义的。在这样一场较量中，无论哪支军队获胜——政府的军队还是运动的军队——胜利的都将是国家。
缺乏统一并不意味着缺乏沟通。我们从差异中学习；当我们跨越这种差异进行沟通，既相互批评，也相互帮助，同时始终尊重我们根本性的差异时，我们就更加强大。有许多斗争形式是完全错误的，或者是背后捅刀子的，对这些应当予以激烈批评，而不是用一种礼貌的相对主义来庇护它们。但我们批评的目标应当是团结，而不是同质化。如果我们能学会在差异中相互支持，那么在这场斗争中就有千百种不同的角色可以扮演。这里有疗愈者的位置，有战士的位置，有讲故事者的位置，有化解冲突者的位置，也有寻求冲突者的位置。
我们所有人都可以更好地去追求这种更加有力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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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2-8]: 这一细节极其重要，因为它表明，如果某件事是合法的、因而被国家正常化了，它就不太可能被视为暴力：在美国，在公共场合携带枪支是合法的，而在欧洲和南美，一般来说则不合法。
[^f02-9]: 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我记录了警察手册、联邦调查局（FBI）备忘录、军方反叛乱专家以及关于警察的研究，这些材料显示了国家试图说服社会运动保持非暴力的种种努力，或者显示了这样的评估：一场民众性的非暴力运动比一场民众性的武装运动威胁更小。一个近得多的例子发生在2012年3月29日西班牙总罢工之后，那次罢工在加泰罗尼亚（Catalunya）引发了大规模骚乱。加泰罗尼亚内政部长费利普·普伊格（Felip Puig）（负责警察和公共秩序）因失去对街头的控制而遭到媒体的猛烈抨击。他的全面回应——即政府的镇压计划——很大一部分内容是：向策划抗议和罢工的组织施压，要求它们承担维持安全与秩序的责任；将佩戴面罩入罪；鼓励“公民们”不要站在骚乱者身边（在当天的事件中，即便是没有直接参与冲突的人也留在骚乱现场附近，使警察无法发起反击）；以及建立一个公开的告密网站，希望抗议同伴会揭发被摄像机拍到的骚乱者的身份。
[^f02-10]: 也就是说，生产绿色产品或对工人友好之产品的公司，仍然直接助长了剥削和生态灭绝，因为商品本身根本就不是一种对地球友好或对人友好的形式；而且同一家公司还生产其他更加明目张胆地具有伤害性的产品；或者，即便它是少数只经营生态友好和工人友好产品的公司之一，它也会把钱存进一家资助各种其他活动的银行。
[^f02-11]: 《作为病态的和平主义》（*Pacifism as Pathology*）记录了许多这种倾向的例子：归咎于镇压的受害者，或声称镇压是正当的。
[^f02-12]: 由于5月15日广场占领运动并非全部是非暴力的，也并非统一在一种进步主义民粹主义之下，我使用这个主要由媒体赋予的“*愤怒者*”（*indignados*）标签，仅用来指称那些把自己视为对政府走向感到愤慨的和平公民的人。运动中的许多其他人相信革命，他们早已不止于愤慨。
[^f02-13]: Chris Ealham, *Anarchism and the C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Barcelona 1898–1937* (San Francisco: AK Press, 2010).
[^f02-14]: http://www.indymedia.org.uk/en/2009/08/435985.html
## 二、收编是我们失败的方式（2. Recuperation is How We Lose）
我之所以谈论斗争的方法，是因为斗争是世界各地许多人生活中至关重要的一部分。有时我们在街头相遇——在抗议、占领、示威、节庆、讲座和辩论中——有时我们又因实践上的巨大鸿沟而彼此隔绝。我们的共同之处在于，我们都想与现存的事物状态作斗争，但我们甚至在如何表述这一点上都意见不一。有人会说我们想从殖民主义中解放自己，有人会说我们想废除压迫，还有人会说我们想改变世界。有人可能会说我们在为社会正义而努力，而另一些人——比如我——则会反驳说，正义是统治体制的一个概念。
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但我与许多并不以同样方式界定自己的人并肩战斗。我们或许都会说自己想要革命，但我们用这个词所指的却各不相同。许多人信奉政治革命，也就是推翻现存的政治结构，并建立一个新的、想必更好的政治结构。北美殖民地、法国、俄国、中国、古巴和阿尔及利亚的革命都是政治革命。无政府主义者一般信奉社会革命，即摧毁现存的政治结构以及一切强制性的等级制度，而不强加一个新的政治结构，从而让每个人都能自由地组织自己。但话说回来，这些是我的用语；其他人会有不同的描述。
有些人将革命理解为阶级的废除，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无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地位。有些人侧重于废除父权制，另一些人则侧重于终结白人至上主义和帝国主义。革命的观念可以适用于生活的方方面面。如果说我没有专门谈论我自己的革命愿景，那是因为我在本书中的目标并不是说服别人接受这一愿景，而是要处理一个问题——一个在革命观念迥异的人们试图共同合作的场域中出现的问题。
尽管革命是一个有许多定义的术语，它却是由我们常常共同经历的斗争经验所塑造的。正是这种模糊的共通性——即尽管我们的理由和概念各不相同，但在某种程度上我们是在一起斗争——使得我们即便对革命的含义没有共识，也可以批评彼此的革命概念：因为概念塑造实践，而实践在街头付诸运用时会遭遇不同的结果。当这些结果适得其反时，我们有时会拒绝看到自己的失误，因而需要听到来自不同视角的批评。在我看来，这就是现实那种复杂的、悬而未决的本性：它常常缺乏任何客观的坐标，却依然充满紧迫的需求和迫在眉睫的真理。学术的方法要求我们确立客观的定义和共同的评价标准。这种方法有其用处，但在斗争的情境中并不总是现实的。我们选择的标准可能是错误的，定义也可能具有误导性，而在付诸实践之前我们无从得知。我们每个人都知道自己为何而战，但也许我们无法将其清楚地表达出来，更不用说与他人就此达成一致了。也许，对哲学统一性的要求本身就与解放的事业背道而驰，因为我们自己显然既不相同，也不统一。尽管缺乏对革命的共同定义，我们仍然可以批评非暴力的革命愿景背叛了那种无名的拒绝，背叛了我们每个人内心都有的那股对自由的渴望。通过集体辩论，我们可以拆解那些名不副实的革命愿景——它们既配不上自己所宣称的解放性，也配不上自己所宣称的现实性。这场辩论的最终结果，并不是对革命的单一定义，也不是一种共同的、正确的实践，因为我们并不代表一个拥有相同需求和经验的同质化人类。其结果是多种多样的实践，它们更加明智、更加有效，并且要么彼此互补，要么清楚地显示出彼此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
因此，本书对非暴力的批评，并不寻求让其信奉者改变信仰，而是要驳倒他们的虚妄主张，为那些对反抗一切形式统治的革命感兴趣的人指出新的方向，并让他们自己作出判断。
大多数非暴力话语的主要缺陷，在于把革命视为一出道德剧。按照他们的道德剧，革命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它们打开了暴力的潘多拉魔盒，因而堕落腐化，最终再生产出它们原本想要废除的东西。[^f03-15]但遭此命运的并不只是所谓的暴力革命。在所谓非暴力的独立运动胜利之后，印度政府依然持续施加羞辱、剥削、殴打和杀戮。在美国，废除了种族隔离的南方继续以北方的方式维护白人至上——通过士绅化、司法私刑、结构性歧视以及其他手段。而近年来，在“颜色革命”迫使执政党下台的塞尔维亚、乌克兰、吉尔吉斯斯坦及其他地方，我们依然看到政府腐败、警察暴行、对普通民众的强行排斥，以及普遍的冷漠。[^f03-16]
政府暴力并不是暴力革命的结果，而是政府本身的产物。任何让国家完好无损的运动，都将无法终结我们正在与之斗争的种种压迫。一场以一个政府取代另一个政府的非暴力运动——而这已是非暴力运动在世界历史上所取得的最大胜利——最终会背叛它自己，让权力更换面具，而不去触及社会的根本问题。非暴力作为一种分析工具，根本没有办法理解这种失败——这种看起来像胜利的失败。
在评估革命性社会变革的可能性时，有必要把目光投向一场彻底的转变，一场废除一切形式的强制性等级制度——包括政府、资本主义和父权制——的转变。政府就其本性而言是侵略性的、支配性的。任何社会只要与一个国家为邻，就不会安全。至于资本主义，它建立在无止境的价值积累之上，而这需要剥削、异化、对一切公地的圈占，以及对环境的破坏。资本主义已被证明是迄今为止国家权力最强大的引擎，这就是为什么现代史上的每一个国家，即便是那些自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都将自己与资本主义的积累过程联系在一起。而父权制或许是这个星球上最隐蔽、最持久的压迫形式，它既是一种需要与之斗争的外部力量，同样也是在我们自己的家庭和社群中蔓延的瘟疫。
无政府主义革命为许多不同形式的自我组织打开了大门，但它必须废除所有这些等级体系。批判非暴力并不是作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必要条件，因为有许多无政府主义和平主义者；而参与社会运动也完全不要求具有无政府主义的愿景。
尽管有些人参与社会斗争只是为了恢复失去的特权（尤其是在当下这个紧缩措施盛行的时代），但驱使更多人走上街头的，是对剥削、压迫和地球遭受破坏的更深层的不满。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当下的主导话语中理解自己的问题的，而这些话语往往是民主的或宗教的。换言之，他们拒斥体制造成的问题，却采纳了这个体制本身提供给他们的语言、哲学和解决方案的范围。因此，他们往往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让正确的领导人掌权。但一切社会弊病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我们被剥夺了作出决定、解决直接影响我们的问题的权力。没有人比我们自己更清楚什么对我们最好。一旦我们沦为自己生活的旁观者，任何形式的虐待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加诸我们身上。
本书不仅仅是写给无政府主义者的，但它是从无政府主义的视角写成的，其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无论人们如何理解自己的问题，奋起解决这些问题都必然会与国家发生冲突，而在国家被摧毁之前，这些问题都不会得到解决。
许多读者或许并不同意这一论断，但如果他们继续为自己所设想的自由而斗争，这场辩论就会一次又一次地出现，因为他们的斗争会使他们与国家发生冲突；而如果他们有朝一日获胜，并有机会建立一个据称与他们的解放相容的更好的国家，他们将会大失所望，他们的一切梦想都将遭到腐蚀，正如过去已经发生过许多次的那样。与此同时，我们可以求同存异，把注意力集中在这样一个事实上：为一个更美好的世界而斗争，就意味着与现行体制发生冲突。
如果我们要挑战这一体制，了解政府自身如何理解抵抗将会有所帮助。具体战略千差万别，但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世界各国政府一直采用反叛乱（counterinsurgency）范式来击败反叛运动。反叛乱的观念来自国家本身，基于在肯尼亚、阿尔及利亚、越南以及美国和欧洲的城市贫民区中获得的经验。它的基础是这样一个假设：冲突是国家治下社会的固有状态。因此，政府的目标并不是消除冲突，而是永久地管理冲突，确保它维持在较低的、威胁较小的水平上——而按照提出这一观念的军方作者们的说法，这其中就包括非暴力。[^f03-17]
起义派无政府主义者常常把反叛乱分为镇压与收编两个部分。这两种举措合在一起，构成了胡萝卜加大棒，可以规训社会运动，使其采取不威胁现行体制根本基础的行为方式。非暴力活动人士很少谈论收编，有人会说，这是因为他们往往扮演着收编者的角色。
收编是这样一个过程：那些试图脱离现行权力结构进行反叛的人，被诱导去为这些权力结构注入新的活力，或者创造出更有效的权力结构。他们要么把自己的反叛变成仅仅是反叛的符号，以此来驱除当初促使他们反叛的任何愤怒或不满；要么只将反叛指向体制的一小部分，从而带来一种使国家在整体上运作得更有效的变化。收编就是朋克或嬉皮士这样的反文化运动沦为不过是新的买卖方式、新的产品线、资本主义民主多样性之中的一个新的细分市场。收编就是世界各地的工人运动组建政党、进入政府并出卖自己的基层，或者工会转而去说服工人理解老板的需要，比如为了公司的利益而接受自愿减薪。印度、南非以及许多其他国家的解放运动之所以被收编，是因为它们决定寻求与殖民者的共同立场，并为一个新政府而斗争，而这个新政府将执行与旧政府完全相同的经济计划，沦为国际金融的本地管理者。非政府组织不断从国家收编民众怒火的需要中获利。富有的捐赠者和政府机构拿出巨额资金，花钱让异见者经营各种服务，并以为自己正在为世界带来真正的改变，而这些服务不过是贴在贫困与结构性暴力这些大开的伤口上的一块创可贴；与此同时，它们还训练有需要的人被动地接受援助，而不是为改变自身处境而斗争。多亏了慈善，有权势的人可以向那些顺从等待的人扔些面包屑，从而使他们能够更有效地粉碎那些奋起直接创造改变的人。
民主社会中的斗争，被收编击败的次数多于被镇压击败的次数。尽管一个民主国家完全有能力在街头枪杀抗议者或在监狱中折磨反叛者——而且每一个民主国家这样做的频繁程度都超出其许多公民的想象——民主最大的力量却在于赢得被剥削者的同意与参与。为了做到这一点，一个民主政府必须假装自己对批评持开放态度。民主需要社会和平，需要这样一种幻觉：在一个以剥削和统治为基础的社会里，每个人都能和睦相处，没有人的根本福祉受到威胁。如果一个民主政府不能成功地营造出这样一种观念——即它对子弹和警棍的使用只是例外——社会和平就会被打破，投资者就会变得谨慎，国家的臣民也会停止参与。
为了维护社会和平，企业和政客们不断采取各种措施，说服那些奋起提出要求的人转而进入对话、改革体制、玩弄政治，或者把他们的批判与焦虑变成某种可以赚钱的东西。我们无法扭转我们社群的毁灭，但我们可以在脸书上拥有一百个好友。我们无法阻止童年时玩耍的森林被砍伐，但我们可以启动一个回收计划。原住民无法拿回他们的土地，但他们中的一两个人或许能当选国会议员。贫穷的有色人种街区无法摆脱那些占据他们街道、骚扰他们、时不时枪杀他们的警察，但他们或许能让市政府出钱请某个非政府组织给警察做文化敏感性培训。
收编要想奏效，参与社会斗争的人就必须以某种方式配合演出。需要有足够多的人同意按照自上而下强加的一套新规则行事。他们需要把新的警察培训要求或回收计划当作一场胜利来接受，需要投票给新的候选人，或支持新的对工人友好的企业。只有当他们不把整个体制视为自己的敌人时，他们才会这样做；只要警察的统治以更隐蔽的方式进行，他们就会接受这种统治；只要地球的毁灭发生得稍慢一些，他们就会对此感到满足。
正因如此，非暴力往往是收编的必要组成部分。非暴力抵抗不太可能帮助人们形成对国家的对抗意识。它给了法律与秩序的守护者更多机会来摆出一副友善的面孔。它还能在必要的体制施压与对话时期防止社会和平遭到破坏，而激进运动正是在这一时期任由自己被收编的。美国的民权运动之所以被收编，是因为它被说服去为选民登记而斗争，而不是为任何物质上的平等或有意义的自由而斗争。印度和南非的独立运动之所以被收编，是因为它们把目标定在建立新的资本主义国家上，而这些国家遵循的规则，正是在殖民或种族隔离政权期间使投资者发家致富的同一套规则。在乌克兰、塞尔维亚、黎巴嫩、吉尔吉斯斯坦以及其他经历了“颜色革命”的国家，民众的愤怒之所以被收编，是因为他们把敌人认定为某一个特定的政党，并在一个新的政党上台时宣告胜利，尽管造成他们贫困和无权状态的结构一个都没有改变。在所有这些收编过程中，非暴力都扮演了关键角色：它使掌权者与运动领导人之间的对话成为可能；它阻止人们将权力掌握在自己手中，转而给予他们一种美化无权状态的意识形态；它还确保了从一种压迫形式过渡到另一种压迫形式的关键时刻的和平与稳定。
任何相信革命的人，都需要对收编有所分析，并拥有一套战略，以防止自己的反叛被扭曲以满足国家的需要。非暴力不仅缺乏这种分析，而且常常充当收编的载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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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3-15]: 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试图更务实地说，“暴力”只不过是效果较差而已，但他们拿不出任何历史上的革命作为例证，因此也就没有任何依据来宣称其有效性。当被追问那些成功推翻了某个政府的暴力革命时，他们几乎总是声称对该场革命不满，理由是其威权主义，而他们往往将这一特质归咎于实现革命所使用的手段。
[^f03-16]: 关于民权运动、印度独立运动以及其他所谓的非暴力胜利实际上如何并未实现其长期目标的详细论证，参见《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尤其是第一章。该书可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取，网址为 *theanarchistlibrary.org* 和 *zinelibrary.info*。
[^f03-17]: 关于反叛乱的更多内容，参见 Kristian Williams, *Our Enemies in Blue*；或《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p.106。
## 三、今日的革命（3. The Revolutions of Today）
当我们证明了非暴力在历史上的那些胜利从革命的立场来看并不算胜利——它们没有终结压迫与剥削，没有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关系，更没有创造出一个无阶级的、横向的社会——之后，人们常常会听到这样的反驳：*可暴力从来就没有奏效过！*
撇开“暴力”是一种方法这一信念中所包含的道德主义的头脑简单不谈，这一说法掩盖了一个重要的事实。与非暴力的倡导者不同，我们（在这里我只打算代表其他相信革命的无政府主义者发言，尽管许多其他反威权的反资本主义者，以及为摆脱殖民主义而争取自由的原住民，或许也会认同）从未宣称过胜利。我们指出过具体的战役取胜、阵地的获得或者向前迈出的小步，把它们当作鼓舞与学习的来源，但我们并不试图向任何人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案、廉价的希望或虚假的承诺。如果我们在某一个领域解放了自己，那么在国家于世界范围内被击败之前，我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将再度失去。
国家不容忍任何独立于其统治或外在于其统治的东西，这正是它残酷地殖民了整个地球的原因。非暴力宣称肤浅的、虚假的胜利的倾向，暴露了它寻求与统治结构妥协的意向：它把压迫等同于“坏政府”的那种触目惊心的暴力，从而掩盖了“好政府”用来达到同样目的的更深层机制。非暴力的支持者把印度独立宣称为他们的方法的胜利，而支持战斗性方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却并不把俄国革命宣称为胜利。他们凭什么要这么做呢？尽管他们与其他斗争潮流一起参与了革命，但他们所谈论的那个世界并没有到来；事实上，在其他势力接管革命之际，他们遭到了屠杀。俄国的事情显然改变了，但那并不是无政府主义的改变。
然而，完全相同的标准也适用于印度的非暴力运动。他们不过是多种潮流中的一种，他们的领导人被一一杀害，他们所谈论的那个和平、公正的社会从未诞生。[^f04-18]尽管如此，非暴力的倡导者却迫不及待地宣布胜利，无论他们为此必须忽略多少令人难堪的细节。这不是简单的机会主义，而是非暴力与国家的结构性暴力之间功能性共谋的产物。非暴力的哲学本身就导向一种误导性的区分——好政府与坏政府之分，其依据是一个政府究竟必须动用骇人的、可见的暴力形式，还是能够通过其他不可见的手段来控制社会。
通过把俄国、西班牙、中国、古巴以及其他地方革命的失败归咎于一个简单的因素——革命者使用了这个叫作“暴力”的东西——他们省去了进行任何细致、透彻的历史分析的必要。总之，非暴力助长了肤浅、虚假的期望、不诚实以及草率的思考。更麻烦的是，它与当权者的叙事相吻合；当权者同样希望我们相信，是非暴力的甘地在印度赢得了胜利，而俄国的工人们起来反抗则打开了潘多拉的盒子。
支持策略多样性的反威权者并不宣称自己在俄国、西班牙、海地以及其他地方的革命中取得了胜利。因此，他们不得不分析：人们是如何赋予自己力量去击败政府并开始自我组织社会的，哪里出了问题，以及不同革命潮流之间的相互作用是什么。为了弄清自己的失败，他们必须探究人们在马龙人村落[^f04-19]、俄国苏维埃或阿拉贡（Aragón）的集体公社中是否获得了有意义的自由，以及这些解放区在自我防卫方面是有效还是无效。这带来了多年的研究和辩论，以便为以下问题摸索出细致的答案：组织问题，涉及运动的团结与协调、志愿民兵、游击部队、秘密小组和工会；社会经济问题，比如反父权制斗争在这些革命中的角色，雇佣奴隶与无酬奴隶结盟的可能性，工厂的生产逻辑究竟能否被解放，加强对资本主义的攻击以及将社会资源集体化的努力，究竟会增强还是削弱击败法西斯军队或干涉军的尝试，等等，不一而足。在社会平静的时期，这看上去像是一种逃入遥远历史战役的偏执的逃避主义；但当社会运动在冲突重燃之时再度兴起，参与过这些辩论的人便能够把历史教训运用到正在进行的斗争中，避免重蹈旧的覆辙。
社会科学家埃丽卡·切诺韦斯（Erica Chenoweth）和玛丽亚·斯蒂芬（Maria Stephan）是一项研究的作者，这项研究是为数不多的关于非暴力有效性的统计分析之一。和她们之前的许多社会科学家一样，她们用统计数据来遮蔽更为复杂的真相。她们声称汇编了一份从1900年到2006年的323场重大非暴力运动或暴力冲突的清单，然后肤浅地将其评定为“成功”“部分成功”或“失败”。她们没有使用革命性的成功标准，在她们看来，“颜色革命”以及许多其他改良主义的、走进死胡同的或自我背叛的运动都是成功的。尽管她们把各场运动评定为客观上暴力的或非暴力的，但她们并没有给暴力下定义，而且还不加批判地使用“国际社会”这类带有倾向性的术语。在国际维和部队——也就是军队——不得不被召来保护和平抗议者的情形中，例如在东帝汶，她们把胜利归功于非暴力；她们还把胜利简单地定义为运动目标的实现，仿佛运动曾经就其目标达成过共识。
她们没有随原始研究一并公布运动和冲突的清单，而我经过大量搜寻也未能找到它。她们解释说，重大非暴力运动的清单是由“非暴力冲突专家”提供给她们的，换句话说，这些人几乎全都是非暴力的倡导者。鉴于这类“专家”普遍存在的操纵行为——他们经常把异质性的斗争描述为“非暴力的”，比如南非和印度的独立运动、民权运动或阿拉伯之春的暴动——我们只能假定，清单上许多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都包含武装的和战斗性的成分。她们研究中所纳入的暴力冲突则来自一个完全不同的来源：战斗人员死亡超过1,000人的武装冲突清单。换句话说，就是战争。她们是在拿苹果和橘子作比较，把社会运动与战争摆在一起对照，仿佛这些不同种类的冲突产生于相同的环境，并且仅仅是其参与者选择的产物。
她们确实在一个脚注中承认了一个方法论上的弱点：由于聚焦于“重大”非暴力运动，她们筛除了许多从未形成大规模的无效非暴力运动。但她们表面上为纠正这一偏差而采取的任何措施，都不可能产生任何效果。将“数据在研究非暴力运动的权威人士中传阅，以确保我们把失败的运动考虑在内”是没有用的，因为重大运动与小型运动之间并没有客观的区分，而最大的失败永远不会成为重大运动。进行“跨非暴力与暴力案例以及仅在非暴力案例内部的多重检验，以确保所有结果的稳健性”也毫无价值，如果研究样本从一开始就被做了手脚的话。[^f04-20]
她们的整个方法肤浅到了毫无用处的地步。她们是在用统计数据遮蔽复杂的现实。但即便在这番有缺陷的努力中，她们也不得不操纵统计数据，以证实她们预设的结论。她们论文的大部分内容集中于对其假设的详细解释，以及为何其假设必定正确的伪逻辑论证。例如，她们引用关于个人决策的心理学研究，其中隐含的假设是：机构与异质人群之间复杂的社会冲突会遵循同样的模式。[^f04-21]对于“公众更可能支持非暴力运动”（第13页）这样的关键论点，她们没有提供任何证据，也没有追问“公众”这一形象。她们还便利地使用不合逻辑的推论，如下面这段文字：
> 其次，当暴力叛乱者威胁到政权成员和安全部队的生命时，他们就大大降低了忠诚转移的可能性。艾布拉姆斯（Abrahms）发现，与把目标限于军队或警察的团体相比，以平民为目标的恐怖主义团体会失去公众支持。[脚注已删除] 向暴力运动投降或倒戈[……][第13页]
这段文字中随后的所有论点——都是缺乏任何文献或数据支持的修辞性论点——都指向该段的主题句。它们全都意在让读者相信，所谓暴力的运动在促使国家力量倒戈或“忠诚转移”方面效果较差。唯一提及任何证据的句子是第二句，即上面所引的那句。但请注意，所引用的研究实际上与主题句毫无关系，与倒戈问题或暴力/非暴力这一变量也毫不相干（艾布拉姆斯的研究只涉及暴力团体，区分的是以平民为目标的团体和不以平民为目标的团体）。
在研究的其他地方，作者们含糊地承认，统计数据并未显示面对非暴力运动时会出现更多的倒戈，但她们对整篇文章进行了结构安排，以掩盖这一不便之处，推进她们预设的论点。
> 这种行动上的成功偶尔会在暴力运动中出现，但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产生忠诚转移。尽管在定量研究中这些发现受到数据限制的制约，但我们的案例研究揭示，三场暴力运动未能在对手精英中产生有意义的忠诚转移，而在菲律宾和东帝汶，这种转移确实作为非暴力行动的结果而发生了。[第42页]
说得更直白些，这些“数据限制”就是缺乏支持她们论点的数据，或者如她们在第20页所承认的，是“不显著的效应”。她们请来救场的三个案例研究，是为证明她们想要说明的观点而精挑细选的三个例子。我们可以做得更好：越南战争、苏联入侵阿富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斯拉夫和意大利的游击抵抗，以及俄国内战期间乌克兰的无政府主义抵抗。这五个例子都是武装运动在被派去镇压它们的军队中引发了大规模倒戈，而且所有这些都比菲律宾和东帝汶所引发的“忠诚转移”更具决定性、规模更大。
在总结其研究的一段文字中，切诺韦斯承认，“暴力派别”对一场运动成功率的影响“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接着却在下一段中说，“最令人不安的可能性是，武装派别会降低运动成功的机会”。后来，她犯下了统计学中最基本的错误——混淆相关性与因果性——说“*武装派别会减少民众参与*［强调为她本人所加］”，尽管她自己的数据并不支持这一论断。[^f04-22]
值得注意的是，关于这项研究的提及在许多非暴力网站上流传开来。就我所见，那些用这些统计数据来证明其方法优越性的非暴力鼓吹者，从未直接链接到这项研究本身。他们很可能连读都没读过。
为了评估冷战结束以来这二十多年间各场重大暴动的成败，我们需要一套公平而合理的标准。我们可以把“谁赢了？”这个肤浅的问题放在一边，因为除了那些继续统治我们的人之外，谁也没有赢。
我们也应当避免以一场运动是否招致镇压加剧作为标准。我记得无数次争论中，非暴力的支持者试图以某场斗争遭到严厉镇压为由，把它描绘成失败。过去那些半有效的非暴力运动，每当它们能够激发广泛的不服从时，都会招致政府镇压的加剧。现代和平主义者的信念——认为和平斗争可以避免来自警察和军队的残酷后果，这一信念金和甘地并不认同——已被有效地用作一种卖点，使非暴力运动的队伍中充斥着机会主义者、周末参与者、只能同甘不能共苦的朋友、懦夫、钻营者，以及以为改变世界可以轻松省事的天真公民。
在任何反对权威的斗争中，镇压都是不可避免的。能够挺过这种镇压很重要，但在最坏的情况下，一场被镇压彻底粉碎的斗争，仍然比一场因害怕镇压而任由自己被收编的斗争更有效——因为它能够在今天激励我们——而后者正是许多非暴力运动的遭遇。因此，由于镇压的长期效果尚待观察，我们不会把它列为一项标准，但我们会注明某场反叛是否被镇压或收编成功击败，以便读者能够注意到其中的模式：究竟是战斗性的运动真的如其批评者所说无法应对镇压，还是如我们所说，非暴力运动经常被收编。
一项极其重要的标准是，一场运动是否成功夺取了能够付诸实践新关系的空间。新关系指的是：人们是否共同分享并直接获取其生存资料，还是社会财富被异化了；人们是否能够组织自己的生活、活动和周遭环境，还是决策权被政府结构所垄断；女性、跨性别者和酷儿是否享有自卫和自决的手段，还是完全暴露于父权制的暴力之下；有色人种和原住民是否拥有自卫与自治的手段，还是任由市场和警察这类殖民结构摆布？尽管形式各异，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与另一个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社会关系在根本上是相同的，而在一个无国家的公社或一片独立的原住民领土上，社会关系则有显著差异。即便自治空间通常会被国家重新征服，我们也会带走自我组织的经验。我们赢得的这类经验越多，我们的斗争就变得越有力量，我们在更高层次上自我组织的能力就越强，知道服从现存体系并非唯一选项的人也就越多。这就引出了第二项标准：一场运动在多大程度上传播了对其理念的认识。而这又需要从以下方面来评估：这些理念是作为被动的信息传播开来，还是作为值得为之战斗（或者就非暴力者而言，值得为之采取行动、作出牺牲）的理念而得到传达。
由于收编在击败社会运动中的重要性，一项重要标准是一场运动是否得到精英的支持。如果一部分精英支持某场运动，那么这场运动就更有可能看起来取得了胜利，而实际上这一胜利是空洞的，并让精英得以改善他们自身的处境。这一标准还能表明，究竟是和平主义者说政府希望我们使用暴力是对的，还是事实恰恰相反——精英希望我们保持非暴力。
最后，一场运动是否取得了任何具体的成果，改善了人们的生活、恢复了他们的尊严，或者证明了斗争是值得的、政府并非无所不能？根据这一标准，我们必须排除纯粹形式上的成果，比如实现了自由公正选举的民主化运动，因为这是一种多余的胜利，只对那些任由自己相信民主政府在某种程度上等同于自由或更好生活的人才有意义。当苏联集团国家从独裁过渡到民主时，公民的行动自由丝毫没有增加，而他们的生活质量却急剧下降。换句话说，民主的实现仅仅是权力如何组织自身的问题，而不是一个必然影响普通人如何生活的问题。然而，如果成功抵抗独裁意味着人们可以走上街头而不必害怕被逮捕和拷打，那么我们显然可以把这算作一项具体的成果。但愿其中关键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f04-23]总之，四项基本标准是：
1. 一场运动是否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了空间；
2. 它是否传播了对新理念的认识（其次，这种认识是被动的，还是激励了他人去战斗）；
3. 它是否得到精英的支持；
4. 它是否在改善人们生活方面取得了任何具体成果。
由于我们所有人仍然受制于一个压迫性的体系，我们的重点必须放在加强我们争取自由、尊严和福祉的斗争上。上述标准衡量的是我们斗争的健康状况，以及不同的方法是否能让我们获得所需之物，以便我们有任何机会创造一个新世界。
### 奥卡危机（The Oka Crisis）
1990年，莫霍克（Mohawk）战士拿起武器，阻止在他们的土地上推进一项开发项目。据《战士出版物》（*Warrior Publications*）所述：
> 1990年的奥卡危机涉及莫霍克人的卡内萨塔克/奥卡（Kanehsatake/Oka）和卡纳瓦克（Kahnawake）两块领土，两者均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附近。对峙始于1990年7月11日警察对卡内萨塔克一处路障发动的武装袭击，在短暂的交火中，一名警察被击毙。此后，2,000名警察被动员起来，后来又由4,500名配备坦克和装甲运兵车的士兵接替，并有海军和空军支援……卡内萨塔克和卡纳瓦克两地的武装战士激起了全国各地原住民的广泛支持与声援。抗议、占领、封锁和破坏行动纷纷展开，这显示出原住民之中蕴藏着巨大的反叛潜力。
>
> 这种团结与声援的展现，限制了政府在结束对峙时动用致命武力。总的来说，奥卡事件对原住民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是重新唤起我们战士精神的最重要的单一因素。这场持续77天的对峙也成为原住民主权的一个范例，并表明了有必要以武装力量保卫领土和人民，抵御外部势力的暴力侵犯。[^f04-24]
奥卡危机是一场武装冲突。
1. 它成功地夺取了空间。
2. 它传播了原住民主权的理念，并激励了北美的许多其他人奋起反击。
3. 它没有得到精英的支持。
4. 在他们土地上扩建高尔夫球场的计划被挫败，冲突以对莫霍克人而言有尊严的方式结束。
### 萨帕塔主义者（The Zapatistas）
1994年，萨帕塔主义者——一支以墨西哥恰帕斯（Chiapas）为基地的原住民军队——起来反抗《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orth American Free Trade Agreement）以及整个新自由主义。他们是一场武装运动，但他们也开展了大量和平行动。换句话说，他们采用了策略多样性。尽管存在对萨帕塔主义者内部等级制组织、民族主义以及其他问题的批评，但就目前而言，他们似乎已经与其他被证明是威权主义的游击运动显著区别开来。
1. 萨帕塔主义者为新关系夺取了空间，解放了若干村庄，并在十多年间举行集会和*聚会*（*encuentros*）。
2. 在90年代，萨帕塔主义者在传播对新自由主义的批判性认识、激励人们采取行动方面，所做的几乎比其他任何团体都多。
3. 萨帕塔主义者在墨西哥没有任何重要的精英支持。他们确实得到学者和极左政党的支持，但在最近的公报中，他们似乎因这种支持的家长作风或威权主义而拒绝了它。
4. 尽管墨西哥政府的封锁和惩罚行动使萨帕塔主义者的生活艰难，但他们能够保护自己免受准军事部队的侵害，自我组织以满足基本需求，而且从许多迹象来看，他们重新夺回了自己的尊严。
### 印度尼西亚的民主化运动（The Pro-Democracy Movement in Indonesia）
1998年5月，印度尼西亚成千上万的人抗议并发动骚乱，反对苏哈托（Suharto）政权和经济状况。士兵进行了镇压，一千多人遇害。军方与一位抗议领袖谈判，取消了一场大型集会。当民主派政治团体通过成功取消集会证明了自己对运动的控制之后，苏哈托下台了。总之，这场运动并不是和平的，但其领导层倾向于非暴力。
1. 这场运动占领了街道，学生抗议者在大学里举行集会。然而，大部分骚乱带有自相残杀的性质，包括对女性和少数族裔的攻击。
2. 尽管这场运动成功赶走了苏哈托，但它并没有与任何传播到印度尼西亚之外的社会批判相联系。
3. 苏哈托在接到美国国务卿的电话后下台，民主派团体在推动民主过渡的过程中得到了政府的支持。还有人指称，军队中的某些势力把人群的暴力从政府建筑引开，转而引向少数族裔。总之，运动中的民主派成分确实得到了精英的支持。
4. 这场运动确实成功摆脱了一个格外残暴的独裁政权。然而，它未能改变作为许多参与者主要不满所在的深层经济状况。
### 第二次因提法达（The Second Intifada）
2000年9月，巴勒斯坦人起来反抗以色列的占领和种族隔离制度，直接起因是时任以色列反对党领袖阿里尔·沙龙（Ariel Sharon）（他是对1982年萨布拉和沙提拉大屠杀负有责任的最高官员）造访阿克萨清真寺（al-Aqsa mosque）所在地——这里是伊斯兰教第三大圣地，1980年被以色列吞并。在战斗的头五天里，以色列安全部队杀死了47名巴勒斯坦人，而巴勒斯坦骚乱者杀死了5名以色列人。这场暴动，即因提法达（intifada），蔓延至全国，持续了大约五年。巴勒斯坦人使用了大规模抗议、总罢工、弹弓、自杀式爆炸和自制火箭，而以色列人则试图用坦克、步兵、武装直升机、狙击手、导弹、饥饿和大规模监禁来镇压暴动。超过3,000名巴勒斯坦人和大约1,000名以色列人丧生。因提法达以僵局告终。
由于这场冲突的性质，从解放的角度评估因提法达的结果极其困难。巴勒斯坦人所遭受的大部分损失——无论是生活质量方面，还是就他们所遭受的压迫和剥夺程度而言——都只能归咎于以色列镇压的凶残。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会把镇压性的状况归咎于巴勒斯坦斗争的暴力，但这掩盖了一个事实：犹太复国主义的理念一向以抹除恰好已经生活在“应许之地”上的任何民族为前提，而且在巴勒斯坦抵抗相对和平的时刻，以色列政府只会更加咄咄逼人地窃取巴勒斯坦的土地。我认为，唯有凭借战斗性的巴勒斯坦抵抗和国际声援，今天才仍然存在一个可以谈论的巴勒斯坦民族。但由于我们处理的是历史假设，这一论点无法得到证明。
不过，因提法达是一场得到巴勒斯坦人压倒性支持的、民众性的、自发的斗争，这一点并非没有意义。生活在其他处境中、并不是在为自己的生存——无论是个体的还是集体的——而战斗的人，若要论断这场斗争是否值得，就不可能不带有极大的傲慢和家长作风。作为局外人，如果我们尊重他们的事业，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尊重他们对于如何斗争所作的选择。
我身处远方，不敢断言这场斗争所开辟的解放空间是否多于反动势力所关闭的空间。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全球精英中的较大部分反对因提法达，尽管它确实得到了伊朗等少数政府的支持；在国内，强大得多的以色列精英一致反对这场暴动，而巴勒斯坦精英中的一翼（法塔赫，Fatah）试图使暴动温和化，另一翼（哈马斯，Hamas）则支持暴动。至于理念的传播，第二次因提法达很可能直接促成了以下几点：让巴勒斯坦人的困境重新引起世界各地人们的关注，使对以色列种族隔离的批判普遍化，以及传播关于新殖民主义、国家地位、城市作战和社会控制的理论与辩论。
在如此血腥的斗争中谈论具体成果是极其困难的，但有几件事可以清楚地指出。尽管以色列拥有或许是世界上最有能力的军事/安全机器——就在国内和局部层面投送武力的能力而言——它却未能决定性地镇压这场暴动。不仅如此，它还被证明无法保障其特权公民的安全、解救人质或保护其自身的经济。据以色列商会（Israeli Chamber of Commerce）称，2002年因提法达造成的损失高达450亿美元，主要是旅游业损失。这占了国内生产总值（GDP）足足三分之一。
由于巴勒斯坦抵抗提高了占领的成本，以色列政府无法回避其后果。第二次因提法达中代价高昂的僵局，与以色列此后在2006年入侵黎巴嫩和2009年入侵加沙中的失败分不开，与其2012年不入侵加沙的决定分不开，也与其2013年的预算危机分不开。
在2012年那场险些发生的加沙入侵中，许多媒体分析人士宣称这场冲突是哈马斯的胜利——这个巴勒斯坦武装团体能够逼退以色列军队。一位主流记者克里斯·海斯（Chris Hayes）更进一步，说这场冲突是暴力策略的胜利。在他的分析中，哈马斯使用火箭袭击换来了政策上的胜利。而法塔赫的马哈茂德·阿巴斯（Mahmoud Abbas）——他们多年来一直在劝导非激进的、非冲突性的抵抗形式——以及试图阻止修建种族隔离墙的非暴力抗议者，却一无所获。他们的非暴力失败了。海斯接着建议美国决策者奖励非暴力行动，以便巴勒斯坦抵抗中的暴力潮流不再继续赢得支持。在海斯的分析中，巴勒斯坦人仍然是恐怖分子，是必须证明自己不暴力的一方，而以色列则被开脱了责任。海斯对非暴力的巴勒斯坦抵抗的倡导，显然是以一种把以色列权力置于优先地位、把暴力行动视为对现存等级秩序更大威胁的观点为前提的。由于海斯并不是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鼓吹者，他可以坦诚地承认非暴力完全无效。他所主张的，是修改当前的政治体系，以制造非暴力有效的*假象*；这是一种权力哲学，它奖励非暴力行动，鼓励一种对话实践——在这种对话中，当权者的需求将永远被置于首位，但会有更多精心安排的面包屑被允许掉落到地上，落入社会金字塔底层那些按照当权者规定的方式进行抗议的人手中。[^f04-25]教训是清楚的：非暴力是无效的，这正是当权者希望我们使用它的原因。
尽管把如此简单直接的标准应用于如此复杂的局势必然是化约论的，但我们可以粗略地断言：
1. 因提法达夺取并保卫了空间。
2. 它在全球传播了对以色列种族隔离、军事化和城市化的批判，从而与全球的占领与抵抗历史联系起来；它激发了声援运动，也是后来突尼斯、埃及以及其他地方反抗的重要灵感来源。
3. 因提法达得到了巴勒斯坦精英以及全球精英中少数部分的支持，尽管这种支持在很大程度上指向促成和平协议。
4. 因提法达在此后数年间对以色列的军事行动构成了一种限制因素。
### 卡比利亚的黑色之春（The Black Spring in Kabylie）
卡比利亚（Kabylie）是被阿尔及利亚国家占领的柏柏尔人领土，2001年在这里发生了一场大规模暴动。警察杀害了卡比利亚青年盖尔马赫·马西尼萨（Guermah Massinissa），由此引发了持续数月的激烈骚乱，警察和军队都无法将其平息。事实上，骚乱中的柏柏尔人把政府军赶出了他们的领土，多年之后这片领土在很大程度上仍保持自治。约有100名青年在与政府军的战斗中遇害，5,000人受伤。
1. 在暴动所开辟的空间里，人们恢复了“阿鲁什”（Arouch）——一种以集会为基础的直接、公社式自我组织的传统形式——并且在很大程度上扭转了阿尔及利亚政府对柏柏尔文化的侵蚀。
2. 最初由少数人发起的骚乱迅速蔓延，直到数十万人参与其中，包括阿尔及尔（Algiers）的数万名柏柏尔人。这场暴动让柏柏尔人对卡比利亚自治的诉求引起了世界的关注，他们的公社集会实践甚至影响了欧洲及其他地方的无政府主义者。
3. 这场暴动没有得到精英的支持，甚至在卡比利亚内部也没有。事实上，暴动永久地改变了卡比利亚解放运动的政治，促成了阿鲁什运动的草根式创建，并彻底削弱了现有的卡比利亚政党。
4. 这场暴动为卡比利亚赢得了很大程度的自治，促使宪兵部队撤出，并使柏柏尔语塔马齐格特语（Tamazight）获得官方承认。
### 阿根廷的*畜栏*（The *Corralito* in Argentina）
2001年12月，为应对日益加剧的债务危机，阿根廷政府冻结了所有银行账户，并让本国货币自由浮动。结果，许多人失去了积蓄，而私营企业却得以减少债务，并买进骤然变得廉价的财产。紧随*畜栏*（*corralito*）而来的是一场大规模的社会暴动，在短短几周内接连逼走了一届又一届政府。许多参与者指出，这场骚乱——数万人走上街头、砸毁银行、洗劫超市、与警察搏斗——终于打破了1976年至1983年军事独裁（它杀害了约30,000名异见者）所遗留下来的恐惧：唯有起来反抗，人们才能战胜恐惧；自那以后，阿根廷政治便不复从前。过去，这个国家一直处于军方的阴影之下，政府由右翼和新自由主义者控制；而自2003年以来，阿根廷一直由一个左翼政府执政，该政府支持起诉独裁时期的人物，并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以及与美国的其他自由贸易协定。在街头，许多事情也改变了。各大城市的街区都成立了集会，以便在经济、文化和政治层面上促进自我组织：改善街区基础设施，组织施粥所、食物和衣物银行、图书馆和剧场，并协调抗议活动。工人们接管了因债务而陷入瘫痪的工厂和其他工作场所，经常把这些被占领的工厂连接成一个生产网络，并在邻居的帮助下保卫它们免遭警察侵扰。
这场暴动有着多元的根源，早在*畜栏*之前许多年就已存在。其中一个根源是贫困郊区居民的斗争，他们占据闲置土地并建立自己的社区，或者封锁高速公路以争取他们的诉求。在反抗被中产阶级家庭接管之前，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反抗的主体；而中产阶级家庭一般只是在他们的银行账户被冻结之后才参与进来。
另一个根源是五月广场母亲协会（Mothers of the Plaza de Mayo），这是一个由孩子被军事独裁政权“失踪”的母亲们组成的团体，她们从1977年开始每周聚集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中心的五月广场，要求知道自己的孩子遭遇了什么。人们普遍认为，正是这些母亲让独裁政权的暴行引起了关注，并为向民主过渡制造了压力。和平主义者抓住这一点作为非暴力力量的例证，但他们遗漏了更大的图景。被独裁政权“失踪”的许多人——也正是母亲们为之抗议的那些失踪者——都是武装左翼组织的成员，这些组织构成了一场更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母亲们的抵抗只有放在他们的斗争与牺牲的语境中才能被理解。此外，母亲们未能终结独裁统治。随后的民主政体延续的正是军方在“肮脏战争”（Dirty War）期间以铁腕推行的那一政治计划。许多完全相同的人继续掌权，军方的主导地位依旧无人质疑。直到2001年人们在街头与警察搏斗、推翻一届又一届政府，军方的豁免权才最终被撤销。母亲们在这一进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平心而论，这是一个采用了策略多样性的进程，从封锁到骚乱再到和平守夜，不一而足。
1. 通过骚乱、占领街道、占领土地或工厂，并保卫自己的成果免遭警察侵犯，阿根廷人民得以夺取空间，让自我组织的社区、街区集会和自我管理的工作场所在其中蓬勃发展。这场运动绝非和平主义的，它构成了一次重大的自我组织和自我管理的实验。包括我自己在内的许多人都曾论证，为资本主义经济进行生产的自治工厂，会再生产出与传统管理的工厂相同的异化社会关系。尽管如此，阿根廷的工作场所占领构成了一次新社会关系的实验，即便它提供的是一个反面例子——一个证明新的社会关系会导回旧的社会关系的例子；因为像这样的反面例子有助于为未来的斗争照亮道路。而且这一批评并不是要压下这些工作场所占领的许多参与者的坚持——他们坚持认为，自己的经历确实是一种解放性的经历。
2. 毫无疑问，阿根廷的暴动传播了对新理念的认识，并激励了其他人去战斗。街区集会和工作场所自我管理的经验被直接传递到其他国家的类似实验之中。总体而言，这场暴动壮大了反全球化运动，并帮助在全球范围内传播了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批判。
3. 在这场民众运动被代表庇隆主义党（Peronist party）左翼的内斯托尔·基什内尔（Nestor Kirchner）收编，被引导去支持一个民粹主义政府的慈善项目，并接受一种沙文主义的南美资本主义（以拒斥占主导地位的北美资本主义模式）之前，它并没有重要的精英支持，尽管五月广场母亲得到了非政府组织（NGO）和国际法律组织的重要支持。
4. 这场反抗很可能导致了美洲自由贸易区在南美的失败，这无疑是一项具体成果，尽管很难论证从长远来看，基什内尔的南方共同市场（Mercosur）对人民或地球而言会更好一些。更直接的是，它打碎了独裁统治的心理残余，并让穷人得以通过洗劫超市来组织他们自己形式的紧急经济救济。
### 世界对战争说“不”的那一天（The Day the World Said No to War）
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就是这样称呼2003年2月15日那场规模空前、而且几乎完全和平的全球抗议的，这场抗议针对的是当时即将发动的伊拉克入侵。“我们的运动改变了历史，”进步派记者菲莉丝·本尼斯（Phyllis Bennis）在抗议十周年之际为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撰文写道。她指出，这些抗议因其空前的规模而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Guinness Book of World Records*）。但这些抗议没能做到的，是阻止战争。和平的抗议者证明了“数以百万计的人如今愿意走上街头游行，表达他们的反对”[^f04-26]，但正在准备这场战争的几十个国家政府很快就证明，人们在街头游行根本无关紧要。反战运动的成员是否把这当作教训，从而改变他们的策略？完全没有。抗议领袖和非暴力的倡导者宣布“胜利”，同时继续排斥非和平主义者，并压制关于策略的辩论。绝大多数参与者很快就消失了，面对抗议显而易见的无用，他们失去了继续抗议的动力，尽管十年之后，非暴力活动人士还会把那一天称为“鼓舞人心的”。
在美国，人数相对较少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对征兵中心和用于战争动员的基础设施实施破坏行动，同时也参与公开抗议和反征兵活动，有时还与退伍军人一道进行。策略多样性的倡导者与非暴力的倡导者合作，封锁了奥林匹亚（Olympia）和旧金山的港口，阻止了军事物资的运输。然而，总体而言，后者把前者排斥在更广泛的运动空间之外，拒绝给予他们支持，并在他们成为镇压对象时任由他们自生自灭。几乎唯一一个广泛的运动采用策略多样性的案例，就是旧金山港口封锁，不过，非暴力的组织者后来以一种典型的背叛方式，把这次行动描述为和平方法的胜利。
这场运动没能阻止战争。伊拉克人民只能尽其所能地抵抗入侵和占领，而他们选择的方法绝大多数都涉及使用武器。这些团体中有一些在意识形态上是原教旨主义和威权主义的，许多是左翼的，还有少数是反威权的。尽管如此，表面上反对战争的和平主义者和非暴力的倡导者却从未谈论伊拉克人的抵抗。对他们来说，伊拉克人只有在成为受害者时才会被提及。值得注意的是，美国的公众舆论并没有转而反对战争和占领——这最终成为一个重大的选举议题，帮助奥巴马凭借撤军纲领赢得大选——直到伊拉克人有效的武装抵抗使美军伤亡开始不断累积。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越南战争中也发生过同样的事情。
伊拉克人的武装抵抗与全球反战抗议之间隔着一道宽阔的鸿沟。就抗议运动而言，我们必须承认，它绝大部分是非暴力的。
1. 总体而言，这纯粹是一场抗议运动，并没有提出或实践新社会关系的发展。
2. 这场运动所传达的只是一个简单的词——“不”，而在一个殖民、支配和大规模屠杀可以通过军事入侵之外的许多手段来实施的世界里，这几乎算不上一个思想，何况这些手段当时已经被用来对付伊拉克。再考虑到这场运动几乎一夜之间就消失了，这个和平的“不”不能被认为是鼓舞人心的，甚至对运动的大部分参与者来说也是如此。
3. 这场抗议运动得到了文化精英（演员和其他名人）、进步派富人、一部分主流媒体，以及众多政党和其他精英机构的支持。
4. 这场运动一事无成。它没有阻止或限制战争，没有结束占领；如果说它对参与者的生活产生了什么真正的影响，那也是毫无痕迹的，因为他们那么快就抛弃了它。
### 颜色革命（The Color Revolutions）
2000年，塞尔维亚的公民青年组织“抵抗”（Otpor）领导了一场运动，促成了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adan Milosevic）的下台。这被称为“推土机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这场运动是非暴力的，其组织模式与后来在格鲁吉亚2003年“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和乌克兰2004年“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中实现政权更迭的模式相同。由于这三场运动极为相似，我将把它们放在一起讨论。它们都是非暴力的，都成功赶走了执政党，而按照有效革命运动的标准来评价，它们的表现都相当糟糕。第四章专门对这些运动作更深入的研究。
1. 这些运动没有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尽管它们常常占领首都的中心区域，却没有发起自我组织的实践，因为它们团结的核心就是抗议选举舞弊、把反对党送上台。
2. 这些运动没有传播新的思想。它们以政治上的最低公分母为基础来动员民众。例如在乌克兰，它们的口号是“是的！”，标志是橙色。它们的社会批判始终停留在肤浅的层面。
3. 这些运动不仅得到了精英的支持，而且正是依靠精英的支持才得以壮大。在每一个案例中，它们都有媒体支持，有来自美国政府和/或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之类富有金主的资金，并且与本国主要的反对党有直接关系。如果没有得到的这一切精英支持，这些运动是否会引起任何注意都是值得怀疑的。
4. 这些运动在取得成功的国家并没有改善生活质量。它们通常甚至没有提高政府的透明度。在每一个案例中，在所谓的革命之后一年、两年或三年，基本的经济状况都没有改变，政治腐败和精英主义依然如故。
### 科威特的“蓝色革命”和黎巴嫩的“雪松革命”（Kuwait’s “Blue Revolution” and Lebanon’s “Cedar Revolution”）
2005年，受颜色革命方法启发的非暴力运动纷纷兴起，在科威特是为妇女争取选举权，在黎巴嫩则是为了结束叙利亚的军事占领。
1. 科威特的运动通过赋予妇女完全的公民身份，确实改变了社会关系，尽管选民所再生产的关系依然以异化和被动为特征，而不是自我组织或集体福祉。黎巴嫩的运动与其他颜色革命类似，没有改变社会关系。
2. 这两场运动都没有传播新的思想或社会批判。妇女应该能够投票的观念早已是定论，并且很快就被政府接受了。妇女应该平等、或者应该摆脱男性控制而获得自主的观念，至今在科威特仍未扎根。
3. 这两场运动都得到了精英的支持。科威特因为不允许妇女拥有选举权，在国际上多少有些难堪；而黎巴嫩政府中的许多人都赞成脱离叙利亚而独立。
4. 投票通常并不能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被视为平等的公民可以改善人们的心理状态。就黎巴嫩而言，结束军事占领可以改善人们的生活，尽管叙利亚仍然保持着很大的影响力。在这两个案例中，这些改善都不是迈向社会革命性变革的步骤，因为它们完全没有触动国家和资本主义，对父权制也只是略有改变。
### 2005年郊区暴动（The 2005 Banlieue Uprisings）
2005年10月，法国各地城市的*郊区*（*banlieue*），即城市贫民区的青年，在一起警察杀人事件的引发下，开始了长达一个月的骚乱。他们焚烧汽车、政府建筑和学校，并袭击警察。媒体、政府和左翼把这些骚乱当作一种完全非理性的现象，并通过一系列警察和政治行动对其进行镇压。骚乱者没有提出任何要求，也没有任何人能够声称领导他们。
1. 骚乱者占据了街道；然而，这场动乱几乎完全围绕着袭击和纵火展开，而不是集会或其他活动。尽管如此，移民社区中边缘化青年的自我组织——其目的是反击一个只给他们带来种族主义和朝不保夕的体制——不应被忽视。而且，赢得自卫的能力本身就构成了社会关系的一种改变。
2. 这一点同样没有定论。骚乱者清楚地表明，在一个处于经济繁荣顶峰的富裕国家的心脏地带，种族主义、贫困和警察暴力是巨大的问题。他们的袭击构成了对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尖锐谴责。但他们总体上并没有尝试与外界沟通，而是任由每个人按照自己的意思去解读。他们的影响或许在嘻哈音乐这一媒介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3. 他们没有得到任何精英支持。
4. 尽管郊区居民因为烧毁自己的街区而受到富裕阶层冷嘲热讽的批评，但他们确实让警察在欺凌他们之前要三思而行。
### 玻利维亚的水战争与天然气战争（Bolivia’s Water War and Gas War）
2003年，玻利维亚城市科恰班巴（Cochabamba）的数十万居民起来反抗警察和军队，接管了这座城市，阻止了供水的私有化。多年来，组织成水务委员会的较贫困街区早已在运用直接行动建设自己的供水基础设施，不受政府或私人公司的干预，为自己提供饮用水。2005年，整个国家都起来了，他们封锁高速公路，与军队作战，阻止天然气储备的私有化。数十人在战斗中丧生，但他们守住了阵地，击败了政府军。与此同时，在全国众多的原住民村庄里，居民会以私刑处死镇长——他往往是政府在村里唯一的代表——作为维护原住民自治、反对新殖民主义干预的直接行动。
这些行动的累积效果是：击败了数十年独裁和军政府统治的遗产，面对持续的殖民主义维护了原住民自治，并在专家们坚称别无选择的时候扭转了新自由主义的推进。
1. 这些暴力的运动成功地夺取并捍卫了用于自我组织、更具公社性质的生活形式以及原住民文化的空间。
2. 早期地方性的斗争激励了后来全国性的斗争，而所有这些斗争又反过来激励了世界各地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
3. 直到2005年，这场运动都没有获得实质性的精英支持。在那之后，一个由工会和其他运动机构组建的政党突然被“认真对待”，获得了精英支持，并被选上台执政。这个政党在军队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收编了社会运动，并让新自由主义的发展项目重回正轨。
4. 这些各式各样的暴动取得了多方面的具体成果：在人们的生活质量上，在他们敢于对抗政府的心理能力上，以及在他们对殖民主义的文化抵抗上。
### 吉尔吉斯斯坦的郁金香革命（Kyrgyzstan’s Tulip Revolution）
郁金香革命本来打算成为又一场非暴力的颜色革命，但反对派既不够团结，也不够有纪律，无法强制推行严格的非暴力，也无法把群众赶进单一的战略之中。事实上，他们甚至没有就口号和颜色达成一致，同一场暴动有时被称为柠檬革命、丝绸革命、粉红革命或水仙革命。“郁金香革命”这个名称实际上来自被赶下台的那位吉尔吉斯总统。
2005年3月，当警察试图镇压一场针对有争议选举的抗议时，人群没有以非暴力的方式回应，而是投掷石块和燃烧瓶，殴打警察，并占领了政府建筑。当首都的大规模抗议冲破警察和士兵的阻拦、占领了众多政府建筑、并迫使总统阿卡耶夫（Akayev）乘直升机逃离国家时，政权更迭便宣告完成。
然而，由于他们的要求纯粹是选举性质的，一旦一位反对派政客被扶上台，他们就宣布了胜利。他们没有尝试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或传播社会批判，而在几年之内，他们全都对新政府彻底幻灭了，因为在新政府之下，所有同样的问题依然存在。什么都没有改变。
1. 他们没有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
2. 除了对腐败的抱怨之外，他们没有传播社会批判。
3. 他们得到了部分精英的支持。
4. 他们成功地赶走了一个政府，却没能改变根本的体制。
### 瓦哈卡叛乱（The Oaxaca Rebellion）
2006年，墨西哥南部瓦哈卡州的原住民、教师和工人起来反抗政府。他们设置路障，赶走警察，举行集会和原住民文化节，并解放了村庄。瓦哈卡的大部分地区自治了六个月。在叛乱的最后阶段，成功接管了中央大会的运动政客们说服人们不要反击军队的入侵，尽管从整体上说，这场运动并不是非暴力的，而且几个月来一直在用石块、烟花、弹弓和燃烧瓶作战。
1. 在夺取空间、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这场叛乱是近年来最引人注目的成功之一，它质疑了政府权威、资本主义与私有化、性别歧视，以及殖民的种族主义。他们实践了横向的自我组织形式，并采用公社或集体的方式来养活和照顾自己。这些形式中有许多源自原住民。
2. 这场叛乱传播了思想，并为墨西哥其他地区和世界其他地方的运动提供了自我组织的范例。运动的文本或对运动参与者的访谈被翻译成其他几种语言并广为传播。
3. 这场运动没有精英支持。它遭到媒体的诽谤，并受到警察、准军事组织和军队的攻击。
4. 在叛乱持续期间，它以一种革命性的方式极大地改善了人们的生活质量。可以说，在叛乱中赢得的一些经验至今仍是瓦哈卡持续进行的社会斗争的基础。
### 2006年反CPE抗议（The 2006 CPE Protests）
2006年2月、3月和4月，法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年轻人起来反对新的CPE法——这是一项紧缩措施，将废除数十年来来之不易的劳动保护，让老板几乎不受限制地解雇年轻工人，大大加剧工人的不稳定处境。他们占领大学和政府建筑，封锁街道和高速公路，和平抗议，发动骚乱，焚烧汽车，举行罢工，并与警察搏斗。在被占领的大学里，学生们举行集会，辩论的话题远远超出了CPE法的具体问题，谈到了雇佣劳动、资本主义和一般意义上的生活组织。最终，他们击败了这项法律。
1. 罢工者、抗议者和骚乱者夺取了空间，在其中可以实践自我组织，讨论新的生活愿景。
2. 在法国各地，这场运动帮助复兴了反资本主义的运动，传播了社会和经济批判。
3. 它没有精英支持，而且总体上被媒体幼稚化或消音。
4. 它击败了一项本会使工人生活条件大大恶化的法律。
### 2007年番红花革命（2007 Saffron Revolution）
2007年8月，缅甸的独裁政府取消燃油补贴，导致价格上涨66%，学生、政治活动人士、妇女和佛教僧侣走上街头，进行非暴力的抗议和公民不服从。他们小心翼翼地避免直接挑战军政权，因为他们顾及1988年的政变——当时一场基本和平的民主运动被彻底粉碎，3000人被杀，另有数千人遭受酷刑。几个月之内，军政府就控制住了抗议，逮捕了数千人，杀害的人数从13人到数百人不等，视消息来源而定。
1. 这场抗议运动无法守住街道，也无法为组织新的社会关系开辟空间；就其抵御警察的能力而言，它是彻底的失败。
2. 这场抗议运动成功地表达了对经济状况的反对，但在国内，它回避表达反对政府的思想或关于新的社会组织形式的愿景。这些内容是由国际评论者和支持者加进去的，尽管它们也许代表了至少一部分运动参与者的真实愿望。
3. 据传缅甸军方在如何回应这场抗议运动的问题上存在分歧。可以确定的是，这场运动在国际范围内得到了广泛的精英支持，其后盾甚至包括联合国这样的机构。无论与这场运动相关的信息或思想是什么，它们几乎完全是通过国际企业媒体传播的（这造成了一种成问题的态势，迫使批判性的观察者追问：为什么抗议者提出的是关于生活成本的经济要求，而媒体却把它完全描述为一场民主运动）。
4. 就其主要要求——恢复政府燃油补贴或降低生活成本——而言，这场运动是失败的。如果有朝一日军政府被民主政体所取代，这场运动无疑将获得一部分功劳，而像克伦族（Karen）少数民族那样的武装反叛运动则会被排除在历史书之外。但如果这样的变化真的到来，绝大部分压力将来自各国政府和国际机构。世界各地的军政府都表现出自行向民主过渡的倾向，因为民主政府往往更加稳定，而且让精英能够比在独裁统治下更多地中饱私囊。如果缅甸有一天取得了这样的胜利，他们仍将面对贫困、高昂的生活成本，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市场的一切变幻无常。
### 2008年希腊起义（The 2008 insurrection in Greece）
2008年12月6日，雅典警察在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埃克萨希亚（Exarchia）街区开枪打死了一名少年。当天晚上，几个主要城市就爆发了骚乱，并迅速演变为一场席卷全国长达一个月的起义。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其中，有年轻人也有老人，有移民也有公民。在此前几年里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才会采取的对银行和警察局的纵火袭击，瞬间普遍化，变得司空见惯。据一些说法，全国几乎没有哪个警察局逃过了袭击。这场起义把希腊各地的人们团结在一起，激励了全世界的人们，从而让和平主义者“暴力会疏远民众”的说法成了一个笑话。这场暴动的势头激发了该国的社会斗争，并把它们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f04-27]
1. 起义所创造的势头直接导致众多废弃建筑、政府建筑和空地被占领，用于创建社会中心、街区大会、社区花园，以及艺术家、批判性记者、医务工作者等群体的大会。需要指出的是，雅典第一个街区大会诞生于此前的一场斗争之中，而在那场斗争中，直接行动、与警察的对抗以及破坏行动都发挥了决定性作用。
2. 希腊的起义在世界各国掀起了一轮强有力的无政府主义活动新周期，它传播了无政府主义思想，深刻影响了起义理论，重新引发了关于地下状态和分散的武装团体的辩论，还传播了一些概念，这些概念作为革命斗争的具体组成部分将在其他地方被复制，比如公共的或临时的占领、基层工会，以及攻击。这场起义甚至激励了像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而他后来一旦看到离自己家更近的地方窗户开始被砸碎，就立刻跑回了法律与秩序的一边（见第八章）。
3. 这场起义没有得到任何精英支持。最左翼的政党试图收编它、安抚它，结果碰了钉子。警察试图镇压它，结果被放火焚烧、被痛击、被打得落荒而逃。军队试图威胁它，而军队自己的士兵却传阅了一封信，说他们会把武器交给起义者。学者们试图把它解释过去，结果无人理会。媒体诽谤它，起义者就用自己的话语涂满了墙壁。然而，媒体是所有控制机构中最有效的。一个月后，它们成功地把很大一部分参与者重新变回了无助的旁观者，随后又展开了一场公开鼓吹右翼、法西斯意识形态的大规模宣传运动，这些年来逐渐削弱了社会斗争。
4. 这场起义让警察清楚地认识到，他们杀了人不可能逍遥法外（至少，在没有更好地掩盖的情况下不可能）；也让所有人清楚地认识到，警察是可以被击败的，尽管和平主义者坚持说我们没有希望战胜国家的武装力量。这场起义还见证了街区大会、社会中心、社区花园的蓬勃发展，见证了烧毁债务和税务记录的纵火行动，以及有组织的抢夺——它让没多少钱的人可以免费获取昂贵的食品。简而言之，在起义期间和之后的几个月里，人们（不包括警察、政客和富人）看上去比平时快乐多了。
### 净选盟集会（Bersih Rallies）
净选盟（Bersih）集会是马来西亚在2007年、2009年和2012年发生的一系列民主抗议。这场运动的要求纯粹是形式主义的，全都与选举改革有关，其动机是希望看到国民阵线（Barisian Nasional）政党联盟长达数十年的统治走向终结。前两次集会规模达数万人，完全是和平的；而所谓的净选盟3.0集会之前，参与其中的一个穆斯林组织发布了一道*法特瓦*（*fatwa*），即号召反抗的宗教裁决。这次集会的规模要大得多，吸引了数十万参与者，其中包括一些骚乱、针对警察的自卫，以及约20名警察受伤（这又提供了一个例证，否定了暴力运动会吓跑支持者的说法）。截至2013年，由于媒体对这场运动的持续支持，马来西亚政府已经放缓了对运动的打压，允许集会举行而不实施逮捕。[^f04-28]
1. 作为一场形式主义的民主运动，净选盟集会并未在马来西亚的社会关系中带来任何改变。
2. 净选盟集会与任何社会批判或直接改变社会的尝试都没有关联，只追求换一批代表。它们没有传播新的思想。
3. 这些集会得到了媒体机构、非政府组织、政党、宗教组织以及一部分有产阶级的支持和组织。其中，媒体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一贯试图把它规训为一场纯粹非暴力的运动，而一些宗教组织在这方面态度暧昧。
4. 作为一场纯粹的民主运动，它有意用代表权问题取代生活质量问题，并且没有取得任何具体成果。
### 瓜德罗普总罢工（Guadeloupe General Strike）
2009年1月，在加勒比海的瓜德罗普（Guadeloupe）和马提尼克（Martinique）这两个法国殖民地岛屿上爆发了一场总罢工。引发罢工的是恶劣的生活条件、高昂的生活成本和低工资，不过种族紧张和反殖民情绪也是重要因素，因为这些被留作富裕白人游客度假胜地的法国殖民地，其居民主要是非洲奴隶的黑人后裔。由于被迫在经济上依赖旅游业，岛上居民不得不应对高物价、低工资、短期而不稳定的就业，还要在自己的家园里被异域化，供外国度假者消遣。
由于失业率已经超过50%，罢工者明智地选择用更具力量的策略来配合他们试图实现的经济停摆。在四周的谈判失败之后，岛民们开始骚乱，焚烧汽车和商铺，投掷石块，并最终向警察开枪。
仅仅三天之后，法国当局就带着好得多的方案回到了谈判桌前：把最低工资每月大幅提高200欧元，并答应罢工者全部20项首要要求。萨科齐（Sarkozy）总统——一个彻头彻尾的强硬派和法律与秩序型政客——对骚乱者采取了道歉的语气，并承诺审查法国对其所有海外属地的政策。
1. 尽管自我组织和集体化并不是这场暴动的主要组成部分，但在抗议过程中，岛上居民质疑并直接挑战了白人精英的支配地位，迫使殖民国家在谈判桌上低头。
2. 瓜德罗普和马提尼克的罢工激发了世界各地其他法国殖民地的声援罢工，从（印度洋上的）留尼汪（Réunion）到法属圭亚那（French Guiana）。
3. 罢工和骚乱同时遭到岛上精英和法国本土精英的反对。
4. 如前所述，这些行动实现了罢工者的要求，并改变了岛上种族和阶级的力量对比。仅仅几天之内，骚乱就拿到了实实在在的成果。
### 英国学生运动（UK Student Movement）
2010年秋，英国数以万计的学生开始抗议一项新法律，该法律将大幅削减高等教育经费，并把大学学费上限提高到现行数额的两倍以上。运动的主要抗议活动于11月举行，由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和大学与学院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联合组织，它们呼吁非暴力。起初，大多数学生是和平的，进行静坐或简单的抗议。另一些学生则毁坏财产、与警察搏斗，并占领政府建筑。在11月10日的游行中，远非什么“一小撮人”，而是数千名抗议者冲破了警察的阻拦，包围并占领了保守党竞选总部，砸碎窗户、放火、喷漆、向警察投掷物品，并高呼“希腊！法国！现在轮到这里！”
在试图控制抗议的过程中，伦敦警察对和平的抗议者与违法的抗议者一视同仁地施以暴行。NUS和UCU的领导人，连同主流媒体、政客和警方发言人，全都站出来支持非暴力，谴责毁坏财产的行为，并试图把一切都归咎于一个外来的少数群体。然而，尽管警方作了额外的准备，这个由政府、媒体和自封的抗议领袖组成的三驾马车，还是没能在后来的抗议中强制推行非暴力，因为骚乱、袭警、蓄意破坏和毁坏财产发生得越来越频繁。12月9日，当政府批准拟议的紧缩措施时，学生抗议者又掀起了一波骚乱，砸碎了女王陛下财政部的窗户，试图冲破警察的包围圈（kettle），还轻度袭击了查尔斯王子和卡米拉公爵夫人的车队。
学生会领导人由于与警察合作、谴责骚乱者，声望急剧下跌。有一次，学生们发出嘘声，冲上讲台，打断了NUS主席利亚姆·伯恩（Liam Byrne）的讲话。在媒体所制造的那个虚拟多数——它总是赞成社会金字塔底层的人保持和平——之外，很难说毁坏财产、占领以及与警察搏斗不是学生运动集体意志的一部分。一如既往，最先突破法律许可的抗议形式的是少数人，他们的行动引发了巨大争议，但这个少数群体迅速壮大，并对运动产生了动态的影响。
尽管非暴力的鼓吹者一如既往地急于宣称暴力抗议是年轻白人男性的专属领域（常常伴随着“被宠坏的”或“中产阶级的”之类的形容词），《每日邮报》（*Daily Mail*）却（在2010年11月25日）表示惊讶地发现，许多最具攻击性的、“冲锋在前”的骚乱者是年轻女性。
1. 学生运动完全专注于提出反对紧缩措施的要求，而不是教育的自我组织、夺取空间或新社会关系的实践。
2. 总体而言，除了反对紧缩措施之外，学生运动没有传达任何社会批判。然而，在11月10日的骚乱之后，运动内部展开了一场关于可接受策略的辩论，许多人主张采取占领行动。随后，在其他游行和其他城市中都出现了对大学和政府建筑的占领。
3. 学生运动中的非暴力派得到了大体上象征性的精英支持，尽管政府各派都赞成某种形式的紧缩措施。
4. 尽管紧缩措施在英格兰获得通过，威尔士议会（Welsh Assembly）却为回应抗议而宣布，它不会允许提高学费。
### 突尼斯革命（Tunisian Revolution）
突尼斯革命是所谓阿拉伯之春的第一场革命，由穆罕默德·布瓦吉吉（Mohamed Bouazizi）于2010年12月17日自焚而引发。布瓦吉吉是一名菜贩，曾遭到一名警察的欺凌和抢夺，被剥夺了唯一的收入来源。作为回应，他前往警察局，点火自焚。他的死引发了小规模的抗议，警察试图用催泪瓦斯将其镇压下去。又有几名一贫如洗的抗议者自杀，还有几人死于警察的子弹。日复一日，一小群一小群的抗议者重新回到街头，他们受够了警察的羞辱和暴行、贫困以及言论自由的缺乏。工会和学生开始参与进来。1月3日，当一枚警察的催泪弹落进一座清真寺时，抗议者焚烧轮胎，袭击了执政党的办公室。从那时起，暴动便爆发开来（这再一次——请允许我鞭打一匹早该死掉的马——驳倒了和平主义者“暴力会疏远民众”的陈词滥调，并表明骚乱和反击权威如何激发社会斗争，并赢得那些不把体制视为朋友的人的支持）。抗议、罢工和骚乱蔓延至突尼斯全国。十一天后，自1987年起执政的本·阿里（Ben Ali）总统不得不逃离国家。抗议者继续违抗军方的宵禁、坚守街头，直到执政党彻底垮台。338人死亡，大多数是被警察杀害的。
1. 自我组织的空间在突尼斯似乎并没有像后来在埃及那样发挥重要作用。然而，人民与政府之间的权力关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人们重新夺回了抗议和传播批判思想的能力。劳工斗争在力量和数量上也都有所增长，因为人们如今经常通过封锁和抗议来向雇主强力推进自己的要求。不乏金融机构和投资者杂志哀叹这场革命对突尼斯“竞争力”和“劳动力灵活性”的影响——这不过是工人面对老板时的脆弱处境的简称。
2. 尽管西方媒体竭力把北非的暴动描绘成非暴力的、纯粹民主性质的，但在阿拉伯语国家，这场革命引发了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批判的指数式扩展，而且不言而喻，这场革命激励了其他人也采取行动。
3. 起初，突尼斯革命没有得到精英支持。它的主要参与者是穷人和边缘群体。渐渐地，工会开始参与进来，然后是专业技术人员。由于政府控制的媒体反对并试图压制它，反叛者只能依靠他们自己能够组织起来的媒体形式。在国际上，精英的支持是在革命已成不可否认的事实之后才开始的，但这是一种操纵性的、脱节的支持形式，它帮助孤立本·阿里，以期遏制反对他的运动进一步蔓延。国际支持的设计目的，是施压让突尼斯人采取和平的、纯粹政治性的斗争形式。到了最后关头，当革命的胜利已成定局时，那些一直在杀害反叛者的警察又试图加入他们，这是典型的鼠辈作风。
4. 突尼斯革命为人们争取更好生活的斗争开辟了一系列新的可能性：抗议、自由表达、封锁、罢工，以及直面警察的能力。由于迄今为止他们的主要成就是民主政府，构成这场革命主要动因之一的经济不稳定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民主政府同样无力解决警察暴力和羞辱的问题，但只要警察还记得那场暴动、仍然畏惧人民，他们就不会像以前那样肆意侮辱人。
### 2011年埃及革命（The Egyptian Revolution of 2011）
在突尼斯革命的点燃之下，埃及革命于2011年1月25日爆发，而且与突尼斯一样，它在2月11日穆巴拉克（Mubarak）总统被赶下台之后仍在继续。同样与突尼斯革命相似的是，埃及的运动触及了许多被国际媒体审查掉的经济与社会问题，因为国际媒体希望淡化这场暴动在很大程度上反资本主义的性质。还有一点相似之处：非暴力的倡导者（从吉恩·夏普（Gene Sharp）到美国政府，无一例外）公然歪曲斗争的现实，把它描绘成一场非暴力运动。
埃及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参与了罢工、封锁、和平抗议、骚乱、袭击警察、针对政府准军事力量的自卫、散发传单、经营博客，以及组织对中心广场的占领。他们主要受到突尼斯和巴勒斯坦（暴力的）斗争的影响，尽管白人非暴力大师吉恩·夏普恬不知耻地试图把功劳揽到自己身上。埃及的抗议者烧毁了九十多座警察局，一次又一次把警察打得落荒而逃，用棍棒和石块抵御政府打手，而在解放广场（Tahrir Square），年轻的志愿者四处募捐，为购买汽油筹款——燃烧瓶是这场运动的标配。
1. 由于在解放广场占领的集会与日常维持中获得了直接经验，革命中越来越多的部分不再谈论选举，而开始谈论自我组织。其中许多人把这场革命视为一场反对资本主义、反对父权制的运动的开端，他们一直留在街头，反对新伊斯兰政府的威权主义。作为参与革命的直接结果，女性的社会地位也开始发生变化。
2. 埃及的暴动甚至比突尼斯革命更广泛地把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以及明确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传播到周边的阿拉伯国家，激发了进一步的暴动。解放广场占领也直接影响了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
3. 与突尼斯一样，这场运动起初并没有精英的支持，但后来国际媒体和各国政府，以及国内的政党，纷纷跳上这辆花车，试图把运动引向改良主义和非暴力的方向。
1. 人们赋予了自己力量，瓦解了政府恐吓他们的能力，为斗争开辟了新的可能性，并开始改变女性、工人和穆斯林在埃及社会中的地位。
### 利比亚内战（The Libyan Civil War）
尽管2011年利比亚的革命始于一场自发的暴动，但由于它的结局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外国军事干预，因而很难把它作为一场社会斗争来分析。冲突的军事化，以及参与者与欧洲或北美的社会反叛者之间缺乏直接沟通（突尼斯或埃及的情况则不同，在那里的暴动展开之际，我们与参与者保持着直接联系），使得从我的立足点出发，很难了解这场暴动的社会内容。就我所能确定的而言，这场革命原本可能包含的任何社会内容，似乎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军事考量和现实政治（realpolitik）侵蚀殆尽。但愿我是错的，但这场战争似乎具有纯粹的军事性质。这并不是战斗性的革命运动固有的问题——非暴力的颜色革命在社会内容上甚至更加空洞——而是那些主要着眼于夺取政治权力的运动的问题，无论这种运动是和平的还是武装的，是民主的还是军事的。真正希望终结压迫性社会关系的革命运动，绝不能让政治权力或军事胜利的问题占据优先地位。这并不意味着革命运动不能拿起武器，而只是意味着，一场革命运动无论发现自己不得不使用何种工具或武器，都必须始终专注于创造解放性的社会关系，而不是夺取政治权力。无论如何，利比亚内战的例子再次提醒我们：当国家决定释放其全部军事力量时，运动就无法再维持任何非暴力的假象。它们要么反击，要么消失。
由于信息匮乏，也由于利比亚冲突演变成了外部大国之间的代理人战争，若套用衡量其作为解放斗争之有效性的标准，就会显得格外化约。
### 叙利亚内战（The Syrian Civil War）
2011年3月，在警察逮捕了在德拉（Deraa）市一面墙上涂写革命口号的学童之后，叙利亚爆发了暴动。一群人数相对不多的人走上街头进行和平抗议，士兵用实弹开火。第二天，人们再次回到街头，士兵又一次试图镇压抗议。革命由此蔓延开来。事实证明，和平的方法无法在子弹和坦克面前守住街头。政府军甚至杀害了开始向士兵献花的活动人士加伊斯·马塔尔（Ghaith Matar），这表明了该策略的不可持续（正如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所说，一朵花丝毫不会妨碍枪支开火）。人们开始武装自己，暴动逐渐演变为内战。据莉娜·辛贾布（Lina Sinjab）为BBC撰文所述：
> 然而在暴力之中，存在着一种巨大的希望感。在平民当中，有一种前所未有的团结感。人们共享住所、衣物和食物——尤其是与因战斗而流离失所的数十万人分享。自由的感觉触手可及，反对派的声音纷纷发出。尽管遭到镇压，仍有三十多份新的网络刊物在倡导民主。在一些反对派控制的地区，平民和反叛者正在建立地方委员会，以使公共服务运转起来。而随着人们开始把目光投向内战之后，一些人正在抗议那些犯下暴行的反叛团体，或者像努斯拉阵线（Nusra Front）那样试图将社会伊斯兰化的团体。叙利亚已经起来反抗暴政，再也不会回到从前。[^f04-29]
1. 在解放了国家的大片地区之后，叙利亚反叛者无疑已经夺取了空间：至于他们是否正在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则是另一个问题，不过似乎至少反叛运动中有一部分是讲求团结、反威权的。
2. 与2011年其他阿拉伯反抗一道，叙利亚暴动激励了其他人为自由而战，但在传播新思想和社会批判方面，它似乎没有取得埃及革命那样多的成就。
3. 起初，暴动并没有精英的支持，不过它逐渐获得了国内一些未被纳入执政政府的精英阶层的支持，以及来自西方媒体和北约（NATO）各国政府越来越多的支持。
4. 在一场已夺去七万条生命且仍在增加的血腥内战之中，很难谈论什么成果，尽管上文引用的文章并非没有乐观之感。
### 15M运动与总罢工（15M Movement and General Strikes）
2010年9月29日，西班牙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参加了反对第一轮紧缩措施的总罢工，他们抗议、实施封锁、破坏交通基础设施，并在少数城市发生骚乱、抢劫以及与警察的搏斗。无政府主义工会联合会在筹备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横向的街区集会也是如此。这一天事件的力量开启了一轮激烈的抗议与罢工周期，其性质在很大程度上是反资本主义的。此后又举行了多次总罢工：2011年1月27日，以及2012年的3月29日、10月31日和11月14日。与此同时，2011年五一劳动节发生了激烈的骚乱，两周之后的5月15日，直接受埃及暴动启发的广场占领蔓延到全国数百座城镇，赢得了数百万人的参与。在广场占领中，人们在公开的集会上组织抗议，也处理日常生存的事务。这场运动还带来了街区集会的扩展、因房贷止赎而失去住房的人对空置建筑的占领、对医院的占领、对高速公路和政府大楼的封锁，以及针对驱逐、裁员和医疗与教育私有化的集体抵抗。
15M运动（始于5月15日的广场占领）是马德里的非暴力活动人士的一次尝试，他们试图把日益壮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重新聚焦于严格的政治诉求，主要是选举法的改革。这一尝试建立在一个被操纵过的埃及暴动版本之上，这个版本把埃及暴动描绘成一场围绕纯粹政治性、选举性诉求而建立的非暴力运动。在这场运动内部，围绕非暴力发生了一场重大辩论（尽管那些想当领袖的人通常试图压制这场辩论）。大众媒体、政客和警察始终站在非暴力一边发声。2011年5月广场占领开始后，一场原本至少部分具有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运动，突然变成了一场压倒性地非暴力的民主运动。但这种状况开始稳步改变。工会、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人的批判性参与，以及反对房贷驱逐和医院私有化的斗争，很快就用对资本主义和政府的深远批判，取代了关于选举改革的天真诉求。而在巴塞罗那，警察对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的残暴清场，以及非暴力抵抗在保卫广场上的彻底无能，成为侵蚀非暴力对运动战略话语之扼制的第一步。其他城市的类似经历也产生了同样的效果。
几个月之内，越来越多的人公开支持策略多样性。2011年6月封锁加泰罗尼亚议会期间，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袭击了政客，运动中的和平主义者试图把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定罪，但当这些无政府主义者在当年晚些时候被辨认出来并遭逮捕时，数千人走上街头声援他们。到2012年3月29日总罢工之时，人们已经受够了非暴力，数十万人参加了震撼全国各城市的骚乱。在政府的压力下，工会采取措施防止后续总罢工中发生骚乱，例如组织自己的志愿和平纠察（peace police），协助警察维持抗议中的秩序。尽管那一天许多人没有去上班，但警察控制了街道，人们离开时普遍带着一种挫败感和无力感。人们普遍承认，这些被平息的罢工不如早先那些战斗性的罢工重要。2012年3月29日那场骚乱式的总罢工，在街头营造出一种触手可及的自由感：人们微笑着，在火堆间嬉戏，与陌生人一起欢笑；它还激发了一轮全新的行动周期，包括一场充满活力的反资本主义五一抗议，以及10月和11月的又一轮总罢工。但那些被平息的罢工，尽管在停工方面达到了相近的参与程度，却未能激励很多人投身组织工作——此前，规模较小的激进工会宣布将与大工会一起设立和平纠察，并与警察合作防止骚乱；街头的情绪更多是绝望、恐惧或挫败；而且这一经历在其后并未激发新的行动浪潮，带来的反而是数月的停滞、迷茫和社会和平。政府的反应也表明，他们认为这些和平罢工的威胁要小得多。三月罢工之后，他们处于守势，试图推卸责任、为自己的失控辩解，利用媒体诋毁罢工者，并宣布新的镇压措施（其中一些在遭到激烈抵抗后被撤销）。而在相对和平的十一月罢工之后，政府就平静、从容得多。他们既不必应对对其统治的挑战，也不必如此清晰地暴露出他们与社会之间的对抗关系。
1. 这场多样化的运动——实际上包括15M运动、总罢工以及各种反紧缩运动——在争取空间方面所做的，大概比独裁结束以来西班牙的任何其他运动都要多。人们瓦解了国家要求使用公共空间须获许可的权力，他们赢得了为抗议而占据街道、为集会而占据广场的能力，他们组织了街区集会、工作场所集会、医院占领、初级医疗中心的“自主管理”（autogestion，即横向的自我引导的管理）、城市菜园、集体住房以及其他反资本主义项目。
2. 他们把反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思想传播到整个西班牙社会以及邻近国家，在社会运动内部传播了对民主的批判，并激励其他人采取行动。广场占领运动是美国和希腊类似运动的重要灵感来源。
3. 总体而言，唯一支持这场运动的强大机构是大工会，而它们参与的目的，是把和平的群众带上街头，让他们举着工会的标牌、听工会的演讲，并乖乖接受工会与政府签订的妥协协议。当15M运动还只是一场非暴力的集会时，大众媒体给予了它大量关注，但当它变成一场更为复杂的运动、不再提出诉求并开始冲撞非暴力的束缚时，媒体便转而反对它。
4. 街区集会让许多人结识了自己的邻居，并使他们在直接决策方面得到了锻炼。广场占领的集会让人们在自我组织方面得到了锻炼（即便由于规模过于庞大而未能在决策方面如此），它们还创造了无警察区，让移民和其他人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得以安全。与之相关的反对住房驱逐的运动使许多人免于止赎和无家可归，超市“洗劫”行动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免费食物，而反对医疗私有化的运动则为若干原本会失去初级医疗服务的街区保住了这一服务。
### 2011年英国反紧缩抗议（2011 United Kingdom Anti-Austerity Protests）
尽管2011年的反紧缩抗议很难算得上是一场暴动或革命运动，我仍把它们包括在内，以表明我并没有剔除非暴力运动。毕竟，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相信，一个事件仅仅凭借规模庞大且和平，就会变得重要。这场运动的标志是3月26日的一个重大抗议日，有50万人在伦敦游行，此外还有6月30日的一次抗议暨罢工日，以及11月的又一次一日罢工。这场抗议运动完全是和平的。据民意调查，52%的民众支持这些抗议，尽管有55%的人认为政府的开支削减是必要的。然而我们应当清楚，在民意调查中，“支持”并不意味着某人会参与一场运动，而只意味着他们对运动的理念有足够好感，愿意说出或点击“是”，这取决于调查是口头的还是书面的。这是民主式的支持，其中理念与行动相互异化。这场运动的结果恰恰表明，一个被动的多数能有多大的力量，而那些寻求多数人支持而非坚定少数支持的活动人士又是多么“明智”。
1. 这场运动既没有尝试、也没有设法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空间。
2. 这场运动不谈思想，只谈预算削减，它的实践也没有在其他国家激发类似的运动。
3. 这场运动主要由大工会和工党（Labour Party）组织，并得到部分媒体的支持。
4. 这场运动在政府政策上实现了零改变，在紧缩措施上实现了零削减，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实现了零改变。
### 2011年英格兰骚乱（2011 England riots）
2011年8月，在警察于一次拦车检查中开枪打死了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马克·达根（Marc Duggan）之后，英格兰各城市的人们发起了骚乱。按照标准程序，警察最初向媒体撒谎，声称达根先向他们开火，而媒体一如既往地不加批判地重复了这一谎言。当亲友们传播了事件真相后，托特纳姆（Tottenham）爆发了骚乱和抢劫，并蔓延到伦敦其他街区，继而蔓延至整个英格兰。参与者来自多个种族，他们的目标包括警察、政府建筑、公共基础设施、商店，以及被认为富有或属于中产阶级的人。这场被许多人形容为全面起义的骚乱中，也包含了相当多穷人对穷人的暴力或单纯的机会主义行为。无论人们是否认为骚乱者缺乏社会分析或政治批判，一些根本原因是显而易见的，而政府和警察所付出的巨大代价，构成了对警察杀人行为的一种有效惩罚。这场起义还把英国社会分裂成两个阵营：一个阵营站在法律与秩序一边，试图把骚乱者定罪化或病理化，并支持严厉措施，比如恰恰是最初引发骚乱的那种截停搜身政策；另一个阵营则拒绝政府的安全话语，同情骚乱者，同时或许还试图鼓励一种团结意识和革命视角。
1. 就我所知，这场运动并没有为新的社会关系夺取空间。
2. 尽管这场起义使对警察的拒斥、社会排斥的现实以及严打犯罪政策的失败变得显而易见，但它并没有用自己的话语传播社会批判。然而，骚乱这一行为本身就足够雄辩，以至于被全国数以万计的人所效仿。
3. 不出所料，这场起义没有得到丝毫的精英支持。即便是少数敢于表达些许同情的左翼人士，也把这一现象当作某种可怜的疯狗来对待。
4. 我一直无法确定这场骚乱是否带来了警察更温和的做法或其他具体的改变。但至少，它暂时打破了骚乱者在社会上的隐形状态，并让他们难得一次地使警察陷入守势。抢劫者也采取了直接行动来改善自己的经济处境。
### 占领运动（Occupy）
与广场占领运动类似，但规模更小、怪人更多的美国占领运动（Occupy）蔓延到全国各城市，其中心是公共公园中的集会以及与当局不可避免的对峙。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这家最初的“特许经营店”，一开始就承诺奉行非暴力，但其他少数几座城市的占领运动尊重策略多样性。占领波士顿（Occupy Boston）是支持策略多样性的团体之一，曾以一些轻度的自卫形式抵抗警察的清场企图，它比占领华尔街整整多坚持了一个月。远非非暴力的占领奥克兰（Occupy Oakland）引发了一场总罢工，传播了超越占领华尔街（OWS）民粹主义言辞的资本主义批判，并且比其他任何占领行动都更严重地扰乱了政府和经济的运作。
1. 在一个高度异化的社会中，占领运动让人们（在许多情况下是他们生平第一次）获得了集体决策与自我组织的经验。成千上万的人举行集会，学习如何共同生活，彼此供餐，一起组织抗议和其他行动，并试图营造一种集体氛围，在其中父权制和种族主义的行为受到质疑和克服（他们在这方面究竟推进到何种程度是一个更棘手的问题，但在许多城市，这种尝试是存在的）。鉴于美国社会解体已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以至于许多占领者此前从未参与过一场真正的辩论，更不用说集会或营地了，占领运动充斥着数不清的丑陋、悲惨或者干脆荒谬的经历。但正因为这种丑陋一直是北美社会中无处不在的一部分，占领运动构成了克服它的一步。总之，在占领运动所夺取的空间里，人们尝试了解放性的社会关系，哪怕只是以一种非常初生的方式。
2. 可悲的是，“99%”这样一个被稀释的民粹主义概念、阶级意识的一个孱弱替代品，竟然也能算作一种激进思想，但美国的社会意识从一开始就如此萎缩，以至于连这个口号都可以算作一项成就。毋庸置疑的是，许多激进思想和社会批判在占领运动的空间中得到了辩论和传播，而这些思想对许多参与者来说是新鲜的。占领华尔街的榜样激励了全国其他城市的人们采取类似行动。
3. 众多学者、媒体机构，甚至一些城市政府，都以正面的姿态呈现占领运动，试图讨好它并影响它的走向。这种精英干预总是朝着维持严格非暴力和提出诉求的方向推动。
4. 在占领运动期间，数百名无家可归者能够睡得安稳一点，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一个相对不受警察侵扰的栖身之所。人们还分享食物和其他资源。然而，占领运动大概并没有带来任何持久的成果。
### 2011—2013年智利学生抗议（The 2011–2013 Chile student protests）
从2011年5月开始，数以百万计的中学生和大学生走上智利各城市的街头，抗议教育经费不足和公立大学的匮乏。学生们开展了大规模的抗议、罢课和骚乱。他们筑起路障，与警察搏斗——有时把警察打得落荒而逃——袭击银行，甚至烧毁了一家百货商店。无政府主义者在运动中发挥了有影响力的作用，许多学生也开始采用无政府主义的策略。截至本文写作时，这场运动仍在继续。
1. 学生们占领了学校和公共场所，尽管公共空间仍处于初始状态。
2. 最初的学生抗议迅速激励了其他人，并蔓延至全国。学生们开始讨论和传播关于教育——无论公立还是私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之角色的批判性分析。截至2013年，这些讨论仍在进行。无论是FEL——自由意志主义学生联合会（Student Libertarian Federation）[^f04-30]——还是学生抗议中的黑群（Black Bloc）实践，都在运动过程中呈指数级扩展。
3. 学生们没有获得显著的精英支持，尽管一些小政党和工会在运动中有一定影响力。
4. 尽管截至本文写作时尚未赢得结构性的改变，学生们也一再拒绝政府的妥协方案，但这场运动迫使政府作出了多次让步，并一次又一次地回到谈判桌前，每次都拿出更好的方案。他们拒绝这些妥协的坚定令人振奋。
### 魁北克学生运动（The Quebec Student Movement）
2012年2月，为回应政府提高学费的提案，魁北克的学生先是在一所大学、随后在其他大学投票决定罢课。罢课很快涉及30万名学生，其中的抗议游行有超过40万人参加，占蒙特利尔人口的四分之一。这场运动以集会的方式组织自身，也与警察发生了激烈的对抗，双方都有许多人受伤。“由于无法像2005年那样占领建筑，学生运动转向了一种经济扰乱的战略：封锁企业、打断会议、在街头制造混乱。”[^f04-31]
1. 魁北克学生运动让数十万年轻人通过辩论和集会获得了自我组织的直接经验。运动中的许多组织过程是通过集体直接行动、在没有代表的情况下完成的。学生们极大地改变了力量对比，以至于当选的学生领袖尽管得到了大工会的大力支持（其目的是推动他们接受妥协），却无法同意与政府达成一项保留学费上涨的协议。
2. 这场运动把对债务、紧缩和资本主义的批判传播到整个魁北克社会和加拿大社会。它还激励了蒙特利尔的英语大学开始采用集会，而在此之前，这只是法语大学的特点。学生们把自己的运动与正在进行的原住民斗争和环境斗争联系起来，谴责并攻击整个精英结构，而不仅仅是那些专门负责大学学费决策的结构。[^f04-32]
3. 学生运动获得了大工会的支持和资助，但遭到执政政客和媒体的一致谴责与诽谤。
4. 2012年9月，学生运动所制造的压力和扰乱，使新政府（旧政府已被选下台，部分要归功于这次罢课）废除了紧缩法案并宣布冻结学费。先是一部分大学、随后其余大学投票结束了罢课。许多学生认为这是运动的一个弱点，因为这场斗争关乎的远不止一次单纯的学费上涨。通过结束罢课，他们也使正在扩展的、对国家暴力、精英主义和整个资本主义等更深层问题的阐述脱离了轨道。然而，到2013年3月，魁北克学生又开始走上街头并发起骚乱，以回应政府再次提高学费的企图。
### 马普切人的斗争（The Mapuche struggle）
马普切人（Mapuche）是一个原住民民族，其领土被智利和阿根廷两个国家所占领，自西班牙殖民者到来以来他们就一直在反击，而西班牙殖民者始终未能征服他们。马普切人是一个横向的或“环形的”（即互惠的、非等级制的）社会，在南美其他大多数原住民群体早已被征服或灭绝之后很久，他们仍有效地运用武装抵抗捍卫着自己的独立。他们最终是在智利和阿根廷的联合入侵中被占领的，这次入侵得到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英国的支持。
马普切人的抵抗一直延续至今，包括针对跨国矿业和伐木公司以及侵占他们土地的大地主的破坏行动。他们还开展抗议、公路封锁、与警察的冲突、绝食、文化活动、宗教仪式、骚乱，以及以强力夺回被侵占的土地。2013年1月，在年轻的马普切*weichafe*（即战士）马蒂亚斯·卡特里莱奥（Matias Catrileo）被警察杀害而凶手未受惩罚五周年之际，马普切青年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Santiago）发起了骚乱。在乡村，不明人士放火焚烧了大地主、马普切领土的侵占者维尔纳·卢钦格（Werner Luchsinger）的宅邸——警察当年从背后枪杀卡特里莱奥时所保护的庄园，正是属于他的堂亲。维尔纳和他的妻子在大火中丧生。截至本文写作时，马普切人顶住了将其斗争定罪化的企图。
1. 在自治的马普切社区内部，社区成员复兴他们传统的语言、文化和灵性，实践传统的横向社会组织形式以及传统的集体农业形式；由殖民主义强加的产权已不再占据支配地位。在马普切社区中，土地是集体化的，归属于社区。
2. 马普切人的斗争推广了反抗殖民主义的方法，这些方法并不依赖同样经由殖民主义输入的左翼框架。马普切人激励了世界各地的其他原住民斗争，也激励了那些愿意放弃自身左翼立场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反资本主义者。[^f04-33]
3. 尽管马普切人的斗争是异质的，也包含改良主义的成分，但斗争中那部分争取完全独立、不遵守非暴力的力量得不到任何精英支持；恰恰相反，它被媒体和政府打上了恐怖主义的标签。
4. 马普切人的斗争取得了数量可观的具体成果：解放了大片土地，清除了伐木公司种植的破坏环境的外来树种，保护其领土免受有害环境的开发项目的侵害，并在多个自治村庄实现了粮食主权。
### 综合评估（A Cumulative Evaluation）
上述评估既不完美，也并非无可争议。用严格的科学客观性去衡量社会反叛和革命运动的成败，只会摧毁其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并且只会产生知识的幻象。我的目标并不是建立一个自诩能够客观或更准确地理解这类运动的框架，而是花一点时间，以简单的方式、以清晰的标准、不搞双重标准，来比较非暴力的成就与异质性斗争的成就。上面提到的所有反叛都复杂得远非一本书所能充分呈现，更不用说寥寥几段文字，但通过突出其核心特征和明显成就，我们开始看出若干规律。
我的某些描述无疑可能存在争议：我并不自称是上述各场斗争的专家。然而，在基于现成信息作出公正评估之后，有一点变得无可争议：自冷战结束以来，非暴力运动最大的成功在于促成政权更迭，帮助新政府上台，而这些新政府随后又让这些运动失望，甚至背叛了它们。尽管它们无数次宣告胜利，却从未以任何有意义的方式重新分配权力，也未能把革命性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另一方面，使用冲突性方法和策略多样性的异质性运动，在夺取空间、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最为有效。
我还会主张，这些运动在激励他人和传播新思想方面也最为有效，但不同的人会受到不同行动的激励。和平主义者可以争辩说，保持和平本身就是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对于一个反资本主义者来说，这种论点应当完全无法令人满意，因为它丝毫没有触及社会中的权力或异化问题。不过，如果一个人相信革命意味着一切暴力的终结，并把压迫理解为一种暴力循环，那么单纯保持和平就是打破这一循环、传播一种重要的新社会关系的方式。[^f04-34]但人们同样可以提出相反的论点：反击传播了一种新的社会关系，因为我们与权威的关系本应是服从和被动的。为求公允，我没有把这种循环论证式的思想传播计算在内。一场非暴力运动若只是激励他人同样采取非暴力，或者一场战斗性的运动若只是激励他人同样起来反击，它所做的无非是传播自己的方法而已。因此，只有当自卫实践（无论是暴力的还是非暴力的）的传播与其他统治结构直接冲突时，我才将其列为一项成就，例如，当那些被我们的社会训练得毫无防御能力、只会接受自身受害处境的边缘化和受压迫者拒绝扮演这一角色时。不过，在过去二十年里，我没有遇到任何一场运动传播了有效的非暴力自卫实践——这种实践在民权运动中曾在一定程度上存在过。
在上述反叛中，边缘化人群所传播的自卫形式，压倒性地倾向于决然非和平主义的那一类。这或许是因为，完全非暴力的运动往往是公民的运动，而“公民”这一规范性身份会进一步把边缘人群边缘化。
撇开和平方法或战斗性方法的推广不谈，毫无疑问，异质性的、冲突性的运动始终与深刻的社会批判以及关于新生活方式之思想的扩散联系在一起，而完全非暴力的运动则系统性地与肤浅的、民粹主义的、最小公分母式的政治联系在一起。事实上，这种政治正是过去二十年间最“成功”的非暴力运动——颜色革命——的一个关键特征，下一章将对此进行更详细的讨论。
总而言之，回顾冷战结束以来的革命和社会暴动，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 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在夺取和保卫空间、并利用这种自主性把新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方面，压倒性地更为有效——无论是通过自我组织的实践、集体自卫、原住民生活方式的复兴，还是通过集体化与公社化（终结资本主义财产的异化——这种异化规定一切都可以买卖——并以互助而非逐利的精神把我们的资源共同化）。[^f04-35]
2. 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更有可能扩散开来、激励他人采取行动，并且远比非暴力运动更有可能传播激进思想和社会批判；而大多数非暴力运动则与民粹主义式的抱怨和被稀释的口号联系在一起，这些口号要么缺乏社会内容，要么依赖于大众媒体所传播的同一套社会分析。
3. 非暴力运动获得大量精英支持的可能性要高出成倍乃至数量级。战斗性的运动获得精英支持的主要情形，是它们出现在与统治性国家不睦的政府的对立面之时（比如北约会支持反抗利比亚政府的人们）。
4. 撇开赢得自由选举这一成就——事实证明，战斗性运动和和平运动在这方面都同样有效——使用策略多样性的运动在取得具体成果方面有着更好的记录。
除了这四项标准之外，我们还看到：和平运动在赢得选举改革之类象征性的成果之后，更有可能逐渐消散，而战斗性运动则更有可能继续追求更深刻、更有意义的社会变革；战斗性运动更有可能与对资本主义和国家权威的批判联系在一起，而非暴力运动则无论实际状况如何，都把民主政府奉为绝对的善；参与人数最多的运动往往展现出策略多样性，而严格非暴力的运动则往往规模较小或持续时间较短（它们能为一场抗议聚集起庞大人群，却很少能为更持久的行动做到这一点）；在所考察的时期内，非暴力运动从未能够抵挡军事力量，而在某些情况下，战斗性运动却能够击败警察和军队；民主政府和独裁政府有时确实会对和平抗议者动用致命的警察和军事力量，这与和平主义者的说法恰恰相反——他们声称政府无法有效镇压非暴力运动，因为公众舆论会阻止它们这样做。
而除了革命和暴动这些引人注目的例子之外，我们在那些未曾达到同等规模的普通抗议和运动中，也可以看到类似的规律。
尽管非暴力的组织者经常声称，使用战斗性或非法策略的抗议者毁了“他们的”抗议——这清楚地暴露了一种所有权问题——但那些人们毁坏企业财产、与警察搏斗、打断社会和平的景观、或者扰乱世界领导人所策划的任何精英峰会的反资本主义抗议，显然比那些人们被捕、实施公民不服从、举着机智的标语牌却并不发起攻击的抗议更为有效。
不妨比较一下2000年至2004年间在华盛顿特区或纽约市举行的各次反全球化抗议——那里人群庞大，却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骚乱——与1999年西雅图反世贸组织（WTO）抗议。如今已经没有人记得前者了，而后者却常常被称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但资本主义往往会侵蚀记忆）反全球化运动的诞生。几乎没有人否认，西雅图在传播对反全球化运动的认识方面，比北美或欧洲的任何其他峰会抗议都做得更多，也没有人会把这份荣誉授予像华盛顿特区那样严格和平的抗议。[^f04-36]在帝国的心脏，在克林顿式和平与繁荣的巅峰，人们发起了骚乱。
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声称，西雅图的反响是由于有组织劳工的大规模参与，或者是由于活动人士的非暴力锁链封锁（lockdown）。非暴力组织者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和戴维·索尔尼特（David Solnit）曾撰文批评媒体和好莱坞对抗议者的描绘，但明显意图抹去那些参与骚乱者的存在。戴维写到“五万名普通人”和“数以万计”“加入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封锁”的人，却拿起一块大橡皮擦，把黑群（Black Bloc）以及许多其他实施各种形式的毁坏财产和针对警察的自卫的人统统抹掉。[^f04-37]在评论斯图尔特·汤森（Stuart Townsend）的电影《西雅图之战》（*Battle in Seattle*）时，他反对把抗议者描绘成缺乏“大多数美国人共有的日常不满”的职业活动人士（这实在颇具讽刺意味），却对把黑群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令人反感的暴徒或警方卧底毫无异议。在他的“人民的历史”中，意识形态上的竞争对手显然理应被涂白抹去，而在这一点上，媒体的谎言突然就变得可以接受了。
索尔尼特夫妇介入历史修正主义的一个似乎是有意为之的效果，是把黑群描绘成一个微不足道的小插曲：几十个人在几分钟之内砸了几扇窗户而已。而在与其他到过西雅图的人交谈时——其中包括一位曾与dan（即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它制定了非暴力准则，尽管它并不负责所有的封锁，更不用说所有的抗议形式）一起组织过行动的人——我们会得到一幅关于当天抗议的截然不同的图景。首先，黑群持续了一整天，上午实施分散式的袭击，下午汇聚到耐克城（Nike Town），再来一轮完全正当的打砸。当工会领导人拒绝向市中心游行，以帮助警察恢复秩序、并把自己的支持者与骚乱者隔离开来时，劳工游行中的一大批人脱离队伍，来到了市中心。尽管劳工领导人和非暴力的支持者都极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但“他们很愤怒[……]其中一些人也在砸东西——窗户和报箱。然后就是很多没穿黑衣的人也加入进来，这种事常常发生。”在我的记忆中——尽管那已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随着那一天陷入一种仿佛末日战争般的状态，弥漫在空气中的主要情绪并不是非暴力，而是愤怒和震惊。这并不意味着人们是“暴力的”，无论这个词意味着什么，但有些人确实很愤怒，并在街头用垃圾箱和垃圾保护自己。[^f04-38]
游行的工人和用锁链封锁的活动人士无疑是西雅图抗议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他们，世贸组织第一天会议的取消就不会发生，这一点千真万确。把西雅图等同于黑群，往好里说也是自恋。但那些抱怨媒体操纵和警察暴行，转身却与媒体和警察站在一边，把*运动中*与自己策略不合的人定罪化的人，实在难以令人信任。
尤其是当以下这一点不言自明时：那些策略理应为这场胜利获得最大的功劳，而活动人士领袖们事后却想要掌管这场胜利。如果工会游行是西雅图抗议中最具决定性、最重要的因素，是激励了全国最多的人并激发出新一轮斗争周期的因素，那么为什么在西雅图抗议之后，工会活动只是继续停滞不前？如果是非暴力的公民不服从，那么在国王巨蛋（Kingdome）外取得那场巨大成功之后，这类实践是否出现了繁荣？1999年之后的几年里，全国各地确实出现了“非暴力直接行动”培训的大幅增加，尽管主持这些培训的人员相当有限，以至于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见到的都是同一批面孔。至于被一些人猥琐地简称为nvda的实际实践，其增长似乎充其量也只是微小的。其部分原因或许在于以下几个事实：那些临阵磨枪学会这些策略、而不是通过多年封锁皆伐林地的经验习得它们的人，往往运用得并不好；警察很快就学会了轻而易举地拆除这类封锁；在实践中，几乎没有人真正受到这样一种经历的激励：把自己交由警察处置，随后被人用沾满胡椒喷雾的棉签擦眼睑——对大多数人来说，一次就够了；人们也对nvda感到幻灭，因为主持培训或会议的职业组织者常常把他们当作羔羊或炮灰。我亲眼见过戴维·索尔尼特多么善于操纵一场大型共识会议，让一群热血沸腾的大学生兴奋地去用锁链封锁、去坐牢，以满足一个事先制定好的战略计划。[^f04-39]
简而言之，西雅图之后，非暴力行动出现了一次温和的增长，但很快就因自身的缺陷而偃旗息鼓。那么黑群呢？
奇怪的是，黑群策略呈爆炸式增长，在全国各地的抗议中变得司空见惯。如果这种策略真的无关紧要，如果西雅图的反响真的与那些蒙面骚乱者毫无关系，那么为什么自1999年以来，正是这种策略，而不是其他任何策略，在全国各地的人们当中引起了共鸣？即便到了现在，13年之后，黑群的使用仍在持续扩展。13年之后，非暴力的倡导者，包括索尔尼特夫妇，仍不得不使用同样陈腐的谎言和操纵手段，试图淡化或定罪化一种仍在把他们的nvda远远甩在身后的实践。
对于那些愿意面对现实的人来说，教训是清楚的。为了向人们表明我们是认真的、我们是坚定的、我们是在为生命而战，更好的做法是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们是既定秩序的敌人，表明我们否定他们的法律、他们的对话提议和他们虚假的社会和平；更好的做法是发起攻击（并且为此穿上合适的装束），而不是打扮成小丑、扛着巨型木偶、跟警察玩欲擒故纵的游戏、用锁链把自己锁住并指望他们人道地对待我们，或者等着摄像机给我们机智的抗议标语来个特写。
这并不是说我们必须永远严肃阴沉，也不是说我们唯一的活动就是打砸。正如我们需要全部策略一样，我们也将在反叛中表达千百种情感，从街头节庆到送葬游行再到骚乱。但正是我们对现存体制的否定，赋予了其他一切以意义。只有因为我们并不把这看作一场人气竞赛，而是看作一场革命，一场摧毁现存体制、创造全新事物的斗争，我们斗争中所有节庆性的、创造性的方面，才能突破那些从一开始就被收编的忠诚异议与反文化的惯常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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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4-18]: 这场运动并不完全是非暴力的，运动中武装的或骚乱的部分是促使英国人离开的一股重要力量。而且，尽管驱逐英国人是一项重要成就，但它并非最终的胜利。此外，英国人与运动中非暴力的、以对话为导向的那部分相勾结，孤立并镇压“暴力的”激进潮流，以便导演一场有利于英国利益的权力移交，并让甘地的门徒尼赫鲁（Nehru）掌权。换句话说，我们谈不上印度取得了有意义的胜利，而只能说是一场被资本主义体系完全收编的局部胜利。战斗性的那部分运动在迫使某种变革发生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而在收编过程中起了最关键作用的，则是非暴力的那部分。
[^f04-19]: 关于海地、牙买加、苏里南及其他地方的奴隶反抗和反资本主义运动的更多内容，参见拉塞尔·马龙·肖茨（Russell Maroon Shoatz）简短而精要的“The Dragon and the Hydra: A Historical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Methods”（2012）。
[^f04-20]: 引文出自 Maria J. Stephan and Erica Chenoweth,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脚注41。
[^f04-21]: 她们所引用的1965年的“对应推断理论”（“Correspondent-Inference Theory”）解释的是观察者如何推断个人选择背后的动机。当她们把它搬出来作为一个地缘政治论点的证据时，却没有提到这项研究高度个体化的范围。讽刺的是，围绕这一理论的研究表明，观察者常常忽视或低估可能制约一个人选择的情境性、社会经济性和制度性因素。
[^f04-22]: 埃丽卡·切诺韦斯撰文讨论对同一数据集的后续分析（与库尔特·肖克［Kurt Schock］合作），见 “Armed Wing in Syria: To What Effect?” *Rational Insurgent*. 10 October 2011. https://rationalinsurgent.wordpress.com/2011/10/10/armed-wing-in-syria-to-what-effect/
[^f04-23]: 那些无可救药地执着于民主概念的人，可以这样来考虑它。投票选出自己的统治者，而不是通过法律规定的其他某种仪式使他们合法化，这显然是一种改变，但这不是一种与争取自由的斗争有任何关系的改变；正如一件蓝色T恤显然不同于一件红色T恤，但一个人穿上其中哪一件都不会更自由。只要一个人还有统治者（以及老板、债主、所有者和官僚），他就不是自由的。这就是改变统治者被合法化的程序，与从他们的控制下夺回自己生活的某个领域之间的区别。或者，在一个解放性较弱、更为滑坡的层面上，迫使他们让步，以减少他们的利润，削弱他们能够用来对付你的经济压力。
[^f04-24]: 本段引文的出处《战士出版物》（Warrior Publications）“在‘不列颠哥伦比亚’西北海岸被占领的海岸萨利希（Coast Salish）领土上出版。其宗旨是弘扬战士文化、战斗精神和抵抗运动。” warriorpublications.wordpress.com。
[^f04-25]: Chris Hayes, *MSNBC*, 25 November, 2012。海斯确实试图论证非暴力固有的优越性，用的是一种典型的、以恐惧为基础的中产阶级推理。他以一种只有职业记者才能侥幸得逞的无耻的逻辑替换，把非暴力方法归于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人（如果记者的权威建立在事实可信度之上，那么到这一步他就该失去权威了，因为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抵抗远非非暴力的），而把暴力方法归于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由此出发，他接着说西岸的生活质量比加沙好，*据此*（*ipso facto*）人们使用非暴力更有可能达到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论证的这一部分他没有明说）。在这里，他混淆了因果。加沙地带基本上就是世界上最大的露天集中营。那里的居民几乎没有任何进行非暴力行动或不合作的机会。如果说加沙居民以更具战斗性的方法著称，那是因为在集中营里，非暴力是不可想象的。与此同时，西岸的巴勒斯坦人无论能宣称拥有怎样的生活质量，都是他们多年来运用策略多样性捍卫下来的。
[^f04-26]: James Clark, *The day the world said ‘No’ to war: looking back on February 15, 2003*, http://rabble.ca/news/2013/02/day-world-said-no-war-looking-back-february-15-2003 (February 15, 2013).
[^f04-27]: 对这场起义的参与者以及起义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各种斗争形式的访谈，可参见 AG Schwarz, Tasos Sagris, and Void Network (eds.), *We Are an Image from the Future, the Greek Revolt of December 2008* (Oakland: AK Press, 2010)。
[^f04-28]: 这一确切的因果关系正是由上述媒体之一《今日自由马来西亚》（*Free Malaysia Today*）所声称的，见“An Uprising for a Better Malaysia,” http://www.freemalaysiatoday.com/category/ opinion/2013/01/15/an-uprising-for-a-better-malaysia/ (January 15, 2013)。
[^f04-29]: Lina Sinjab, “Syria Conflict: from Peaceful Protest to Civil War,” *BBC*, http://www.bbc. co.uk/news/world-middle-east-21797661 (3/5/2013)。对这篇文章必须抱以极大的怀疑态度，因为BBC与其他西方媒体一样，明显支持叙利亚的政权更迭。不过，截至2013年3月，这场叛乱在很大程度上是在北约干预之外自主进行的。至于上文所引描述的准确性，历史记录已非常清楚地表明，在灾难情境中，正如在暴动中一样，团结会有所增强。
[^f04-30]: 除美国之外，在其他所有地方，libertarian（自由意志主义的）都意味着无政府主义的。
[^f04-31]: “While the Iron is Hot: Student Strike and Social Revolt in Quebec, Spring 2012,” http://www.crimethinc.com/blog/2012/08/14/the-2012-strike-in-quebec-full-report/ (August 14, 2012).
[^f04-32]: Andrew Gavin Marshall, “10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Quebec Student Movement,” *Counterpunch*, May 23, 2012.
[^f04-33]: 例如，许多投身斗争的马普切人拒绝那种把原住民视为农民或国际工人阶级成员的马克思主义框架。正如一些人所表达的：“我们并不贫穷，我们是一个独立的社会。”马普切人如果接受工人阶级身份以及作为左翼根本的进步叙事，那他们就已经输掉了自己的斗争，因为殖民身份和政治框架将会取代原住民的身份和框架。
[^f04-34]: 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论证了这一观点为何是有缺陷的，但从基本层面上说，只需指出国家的暴力是单方面的就足够了。警察开枪打人、施加酷刑，并不是因为有人向他们扔了石头，而是因为这是他们的工作。政客们实施统治、作出导致成千上万人死亡的决策，并不是因为他们在婴儿时期挨过打，而是因为权力机构制造出它们自身的利益，并把这些利益强加于可被视为人类利益或生物利益的东西之上。暴力循环无法解释压迫。国家是金字塔式的、累积性的，而不是循环式的。
[^f04-35]: 粗略地说，集体（collective）和公社（commune）都依存于公地（the commons）的逻辑——即我们是一张相互联结之网的一部分，任何为我们的生存与幸福所必需的东西都不应被圈占或私有化——这与资本的逻辑相矛盾——后者认为一切都必须被化约为其抽象的货币价值，关系和存在物都要被加工和剥削以最大化其生产价值的潜力，而价值则被用来积累更多价值。但集体化的理念强调的是一群自主的个人，他们以不同的方式与公地互动，只要他们不将其私有化或摧毁；而公社则强调群体在与公地互动的过程中的合作，以及相互性与共享关系的发展。
[^f04-36]: 位居其次的或许包括热那亚（Genoa）、魁北克城（Quebec City）或海利根达姆（Heiligendamm），这些抗议没有一个是特别非暴力的。
[^f04-37]: 见 David Solnit, “The Battle for Reality,” *Yes Magazine*, http://www.yesmagazine.org/ issues/purple-america/the-battle-for-reality (July 30, 2008)。更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同一篇文章中，索尔尼特承认，在接受民意调查的美国人中有52%对西雅图抗议表示同情。他声称这是“尽管”有媒体的描绘，但他没有任何依据来论证民众的支持在某种程度上并非由人们砸毁财富与权力象征的画面所引起。毕竟，这些由媒体以轻蔑或骇人的口吻传播的画面，就是大多数人所掌握的关于这些抗议的全部信息。而且，撇开多数人的游戏不谈，事实是，有非常多的人在看到人们冒着风险奋起反击时，比看到人们扛着巨型木偶或打扮成海龟时，更有可能同情一场斗争。这就引出了一个问题：我们宁愿让谁站在我们这边？是那些想要反击的人，还是那些只想要演戏的人？无论如何，非暴力的支持者再一次未能证实“暴力会使人疏远”这一说法。
[^f04-38]: 引文出自一位亲身参与西雅图抗议筹备工作的朋友的电子邮件。
[^f04-39]: 在2001年11月反对美洲学校（School of the Americas）的抗议中，我无意间听到抗议组织者在讨论一项更具创意的行动计划，旨在造成逮捕并吸引媒体关注。同一天晚些时候，一场由来自全国各地众多亲和小组参加、由索尔尼特主持的大型共识会议，竟“碰巧”制定出了完全相同的行动计划，仿佛那是他们自己的主意。我所在的亲和小组退出了这一过程，部分是因为我们对这个主意不感兴趣，部分是因为主持过程受到了操纵。例如，有几次，主持人索尔尼特回避了一场正偏离预定行动的辩论，说些诸如“我们卡在这个问题上了，不如先把它放一放，待会儿再回来讨论”之类的话。自然，讨论被赶回了它被强加的目的地，而争论的焦点再也没有被重新提起。
## 四、颜色革命（4. The Color Revolutions）
自2000年以来，最为盛行的非暴力行动方法，毫无疑问是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政权更迭方法，即他在畅销书《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中所阐述的那一套。没有任何其他方法被解释得如此简明、如此毫不含糊，也没有任何其他方法具有如此高的可复制性。以往的非暴力英雄——如莫罕达斯·甘地（Mohandas Gandhi）或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是在运动进行当中做出复杂的、凭直觉的战略决策，这些决策能够激励人心，却无法复制；而夏普所提供的既不是一个范例，也不是一种战略，而是一个模板。因此，如此多的人抓住这一最易复制的方法并试图加以复制，绝非偶然。《从独裁到民主》（*FdtD*）于1994年以英文和缅甸文出版，此后被译成三十多种语言，尤其是在2000年之后——用塞尔维亚“抵抗”运动（Otpor）成员自己的话说，它被当作该运动的“圣经”。
主要的“颜色革命”前文已经提及：2000年塞尔维亚的“推土机革命”（Bulldozer Revolution）、2003年格鲁吉亚的“玫瑰革命”（Rose Revolution）、2004年乌克兰的“橙色革命”（Orange Revolution），以及遵循略有不同模式的、2005年黎巴嫩的“雪松革命”（Cedar Revolution）和科威特的“蓝色革命”（Blue Revolution）。
夏普的方法为分析提供了独一无二的机会，因为与冷战结束以来的任何其他非暴力方法不同，它按照其自身的标准取得了成功。而且，与甘地或金的那些非暴力方法不同——它们与同时代的战斗性方法相互交叠，最终与之密不可分——吉恩·夏普方法的运用实际上是在真空中发生的，即在几乎或完全没有与之竞争的社会变革方法的情况下发生的。换言之，颜色革命的历史能够准确地告诉我们，严格恪守非暴力究竟能够取得什么。
“抵抗”运动，即塞尔维亚推翻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sevic）的运动，是这一非暴力模板的第一次真正成形；夏普的书为这一模板提供了材料，却没有提供其确切的组合方式。尽管“抵抗”的活动人士似乎乐于把全部功劳都归于夏普——毕竟，他们曾亲自接受吉恩·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Albert Einstein Institute）的培训——但他们也借鉴了菲律宾1983—1986年“黄色革命”（Yellow Revolution）的诸多特征，而这些特征在《从独裁到民主》中并未明确论及。他们所选定的这一套特定的策略组合，成了此后所有颜色革命无可争议的范本。
非暴力的黄色革命利用一场有争议的选举以及人们对一位长期执政的最高行政首脑积攒多年的不满，作为政治筹码；它受到精英支持的保护而免遭政府镇压，这些精英包括媒体、一个反对党，以及不是别人、正是马尼拉大主教；它纯粹是一场政权更迭行动，没有任何革命视野或社会内容，只要求现任统治者下台，并进行选举改革，以便统治者能够定期轮换；此后的历届政权同样深陷腐败和一切照旧的政治；胜利并未给菲律宾社会带来任何结构性变化；新政权没有关闭血汗工厂，没有妨碍私有财产或外国投资，没有拒绝偿还国债，也没有做任何其他可能惹恼世界领导人的事情（他们确实终止了美国苏比克湾（Subic Bay）军事基地的租约，但那是在冷战结束之后；2012年，随着中国海军力量的增长，他们又把美军请了回来）。
值得称道的是，这一方法确实促使菲律宾人民在2001年又推翻了一个不得人心的政府，尽管运用破坏性的大规模抗议显然会培养出的这种对民主程序的不尊重，理应令夏普先生感到极为难堪，因为他把民主政府奉为至高之善。当菲律宾人运用黄色革命的方法赶走时任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Joseph Estrada）时，美国政府立即承认新政权合法，其外交上的敏捷在某些人看来不免可疑。事实上，许多国际和国内的批评者都把2001年的运动视为一种“暴民统治”，并指称高层政客、商界领袖以及军方和教会官员之间存在共谋。《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恰如其分地表达了精英们的情绪：
> 比索和股市将会上涨，部分投资将会回流，邻国和盟友在与一位勤勉、受过良好教育、懂经济、习惯于出入精英圈子并举止得体的总统打交道时，会明显更加愉快。然而，事态的演变远非反埃斯特拉达运动的领袖们——如海梅·辛枢机主教（Cardinal Jaime Sin）——所宣称的那样是民主的胜利，而是正当程序的一次失败。[^f05-40]
这一批评引出了关于民主的一些大得多的问题，而那是另一本书的主题。眼下，我们只需一个简单的历史认识，就可以打发这位记者的忧心忡忡：民主的正当程序历来都是靠武力强加的。就非暴力的方法论而言，则出现了几个必须处理的问题：如果非暴力的政权更迭最适合于实现民主，那么同一种方法又怎么会践踏像正当程序这样的基本民主原则？如果用大规模抗议和阻挠赶走通过舞弊当选的独裁者是民主的，而用同样的方法赶走一位不得人心、腐败但经选举产生且可被弹劾的总统却是“事实上的政变”，那么独裁与民主之间的界线在哪里？如果正当程序可以被独裁者扭曲或操纵，而尊重正当程序又是民主的基本特征，那么大规模抗议和不服从从根本上说是民主的还是反民主的？商界、军方、政界和宗教界的精英又为何要共谋利用一场非暴力运动来争取更多的民主？所有这些问题的答案其实都很简单，只是不在吉恩·夏普、“抵抗”运动或任何一场颜色革命的框架之内。
为了理解这一框架，强调每一场颜色革命都具有的一个根本特征会有所帮助。颜色革命较为明显的特征，在于统一的、从属于一种病毒式媒体战略的非暴力大众行动。运动成员接受来自上面的指令，在同一天走上街头抗议、占领一个公共广场，或进行其他某种形式的大规模不服从。他们采用一种专为通过电视和互联网轻松传播而设计的美学风格。一种颜色和一句简单的口号——往往只有一个词——被选来代表运动（例如在乌克兰，颜色是橙色，口号是“是！”）。运动的话语同样是象征性的，以至于话语、口号和颜色可以互换。这是一种*典型的*营销战略。要理解这种颜色的含义，在电视前观看或在网上浏览的公众无需阅读任何文字，也无需理解颜色和口号所指向的任何社会分析。（相比之下，圆圈A或锤子镰刀代表着某些概念——无政府主义和共产主义——它们在当前语境中并非不言自明；要理解它们，观看者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探究，从而也就不再是一个被动的旁观者。）
这种营销战略要求颜色革命的话语像一种颜色或一句口号那样简单：反对。他们反对当前掌权的政客。所有颜色革命的社会批判都止步于此，不再深入。这种最小公分母式的政治还发挥着另一种功能。一个精通媒体的活动人士组织，要把如此形形色色的人群聚集成一团，制造出他们赖以乘势上位的伪运动，唯一的办法就是竭力回避任何理论辩论、任何关于战略的集体讨论、任何对新世界的构想或对社会批判的阐发、任何真正具有创造性的过程。他们要的是羊群。穿上橙色衣服或在T恤上别一朵玫瑰、齐声咩咩地叫着“是”或“不”、并在那些被托付以思考之责的人决定时候到了时就回家的羊群。
颜色革命不过是一场夺权，一场不流血的政变，一次政权更迭。而这次政权更迭并不符合那些走上街头的人的利益。颜色革命中的非暴力抗议者从来都没有停止做旁观者。他们是自己运动的旁观者，从始至终都不被允许集体地表述自身的利益。利益和战略决策一样，都来自上面。因为每一场颜色革命的根本特征，即把整个战略粘合在一起的胶水，是精英的支持。
如果政府干脆派军队进来把人清走，那么大规模的抗议和营地都将化为乌有。非暴力运动不仅在面对警察或军事力量时有着一贯无能为力的记录，而且吉恩·夏普所推广、“抵抗”及其他团体付诸实践的那种特定的非暴力，是所能想象到的最廉价、最单薄、最像预制件的非暴力品牌。吉恩·夏普就是非暴力界的山姆·沃尔顿（Sam Walton）。颜色革命的被动参与者并没有经历多年的公民不服从、逮捕和酷刑，从而学会在警察带着警犬、警棍或催泪瓦斯前来驱赶时如何坚持静坐。而且严格说来，他们不被允许拥有任何思想——那种能给予他们足够信念的力量、让他们敢于直视枪口并接受自己可能被杀的思想。他们唯一拥有的，是军队不会向他们开枪的保证，因为军队本来就站在他们一边。每一场成功的颜色革命从一开始就能够指望军队的支持或军队的中立，这不是因为他们为争取普通士兵的人心而进行了斗争，而是因为高层将领本来就乐于接受政权更迭。
如果媒体干脆不给予任何报道，那么颜色革命背后那些活动人士组织的高明媒体战略就将全都是白费功夫。几十年来，媒体一直让反资本主义运动从公众视野中消失，并删去任何提及那些展现反资本主义斗争之连续性的历史的内容。在没有电视摄像机的情况下，一群全都穿着同一种颜色、举着写有“是！”的标语牌的人，在偶尔路过的行人眼中只会像一个奇怪的教派，而不是某种值得加入的东西。颜色革命中被异化的大众，甚至还没有开始辩论、自我教育和表达的过程（更不用说在写作、编辑、排版、印刷、广播等方面的任何学徒训练了），而这些正是在没有媒体帮助的情况下承担起传播自己思想之责任所必需的。他们根本不必做任何这些工作，因为媒体本来就站在他们一边。
在每一场颜色革命中，运动从一开始就有一大部分国内精英站在他们一边。这包括富人、大众媒体的所有者、反对党、学者、宗教权威等等。世界上没有哪个军事组织会向得到本国商界精英支持的抗议者开火。无论是在民主制还是独裁制下，军事等级体系都与一个国家的“商界”形成密切的关系。而且支持颜色革命的也不只是国内精英。每一场颜色革命都用一个希望与美国和欧盟建立更密切关系的政府，取代了一个与俄罗斯关系密切的政府，这绝非巧合。每一场颜色革命都在西方媒体上得到了正面报道，而且这种报道通常在革命尚未开始之前就已开始，因此公众早已被训练得把乌克兰、格鲁吉亚或吉尔吉斯斯坦视为亟需更换的腐败政权。（正如我当时和朋友们讨论过的，每当一个此前无人问津的国家开始在《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上获得版面——从海地到格鲁吉亚——就很清楚政权更迭即将到来。）而且在每一个案例中，负责实施这场所谓革命的组织，都从像亿万富翁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这样的进步资本家那里，或者从美国和欧盟的政府机构那里获得资助，如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NED）、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IRI）、全国民主国际事务研究所（National Democratic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以及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
吉恩·夏普自己的智库爱因斯坦研究所（它培训了塞尔维亚“抵抗”运动和乌克兰“是时候了”运动（Pora）的活动人士），就从其中一些机构那里获得资助。爱因斯坦研究所（AEI）否认它由政府资助的指控。斯蒂芬·祖内斯（Stephen Zunes）在为《外交政策聚焦》（*Foreign Policy in Focus*）撰文为夏普辩护时声称：“这些说法绝对没有一条是真实的[……]这类虚假指控甚至最终成了《源头观察》（*SourceWatch*）、《维基百科》（*Wikipedia*）及其他参考网站中关于爱因斯坦研究所的词条的一部分。”在《源头观察》上，我们查到的信息是：爱因斯坦研究所曾从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国家民主基金会获得资助（第一个名字读者应当很熟悉，后两者由美国国会资助）。这些是虚假的说法吗？在他那篇共42段的文章中间，祖内斯把这件事埋在了唯一的一段里，顺带提到来自国际共和研究所和国家民主基金会的“几笔小额资助”。显然，这些指控终究并不那么虚假。我们还发现一则有趣的花絮：吉恩·夏普的博士论文是由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资助的。
然而，这些闪烁其词，以及那个最终真实且符合事实的论断——吉恩·夏普支持非暴力的活动是由政府以及几位非常富有的人资助的——都忽视了更大的图景：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与这些精英机构并行运作的。尽管爱因斯坦研究所是一个小规模的机构，它却与大得多的玩家为了同样的目的并肩工作。在塞尔维亚和乌克兰，都是爱因斯坦研究所培训活动人士，而美国政府和一些商业基金会则资助这些活动人士。在大多数情况下，他们并没有通过吉恩·夏普或爱因斯坦研究所输送资金，而是直接把钱交给正在推进政权更迭的活动人士组织和媒体组织。
精英支持这些运动的事实，与这些运动的结果密不可分：颜色革命并没有改善其参与者的生活（最终上台的反对党除外），却改善了西方投资者和西方政府的前景。
颜色革命总体而言，尤其是吉恩·夏普的方法，完全缺乏社会内容和革命视野。夏普给了我们一个“解放的概念框架”，而这个框架甚至连自由的概念都根本没有触及。他不加批判地假定，民主政府会让其人民获得自由，并允许他们改变支配其生活的根本社会关系。
这就是为什么政府和资本家支持这一方法，并成为其主要后台：因为它不挑战社会中任何根本的权力动态，也不试图揭示或废除那些使他们得以从我们所受的剥削和无权状态中牟利的不成文法则。作为附加的好处，这一方法是非暴力的，而由于非暴力内在地更为软弱，使用它的人永远无法夺取空间、改变社会的基本权力动态，他们只能构成一种障碍，并要求别人替他们改变这些动态。正因为非暴力无能为力，它不会给资助它的人带来任何意外——就像一场武装运动推翻了一个不受欢迎的政权，但后来却不守规矩、不肯做听话的傀儡那样（塔利班只是这种结局的众多例子之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恰恰是非暴力的软弱，使它成为一件合用的工具，为它赢得资助，并让它得以显得强大而有效，从而诱使其他国家的社会反叛者采用一种注定失败的方法。
这又把我们带回到先前的那些问题。民主只不过是组织剥削、压迫和社会控制的又一种方式。民主政府曾与奴隶制、殖民主义、战争共存，与最为父权制的、财富集中程度最不平等的一些社会共存，与环境破坏、饥荒、极端贫困、对跨性别者的病理化或谋杀、劳动剥削、就业与住房的不稳定、无家可归、被排斥在医疗之外、种族灭绝以及我们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坏事共存。最残酷的贫困形式和对环境最严重的破坏，都发生在民主成为地球上主要政府形式之后。美国政府是一个民主政府。德国政府是一个多党民主政府，连绿党都曾在其中执政。花点时间想一想民主政府经常做的那些可怕的事情吧。
民主本身连厕纸都不如。
这张滥权与苦难的清单，是一系列与资本主义和政府相关的结构的结果。资本主义建立在无休止的财富积累之上，而这些财富是从环境和我们的劳动中榨取的；政府则建立在对权力和控制的积累之上，这些权力和控制直接是从我们其余所有人那里窃取的。这两个系统的联姻至少在500年来一直界定着社会现实，它意味着每个人都要遭殃。[^f05-41] 政府可以是民主的或不民主的，可以更腐败或不那么腐败，但它们仍将追求同样的基本目标，仍将由一个精英集团所控制。政府的本性就是集中权力，并把人们排斥在对自己生活的决策之外。
民主与独裁之间的界线是虚构的。两者之间存在的任何差别，主要是形式和仪式上的差别。这两类政府常常可以互换，而当一个政府从一种形态转变为另一种形态时，掌权的往往还是许多相同的人。
真相是，革命是反民主的。革命在其开端总是遭到多数人的反对，而多数人不过是一群受媒体控制的虚拟的畜群。一个人组成的少数派比社会其余部分更清楚自己的利益，而社会其余部分只有在人们开始将某个真理付诸行动、而不是等待多数人的认可时，才能被说服接受这一真理。争取一个没有支配的世界的斗争，就是坚持我们是唯一能够界定并满足自身需要的人，坚持我们的需要比民主所珍视的那些始终被操纵的章程细则、正当程序和神圣的纸片更为重要。直接行动的原则与遵守规则、获得许可从根本上是相抵触的。吉恩·夏普把罢工以各种被驯化的形式拿过来，把这一从根本上具有无政府性质的实践与它的对立面嫁接在一起。
只有通过驯化直接的策略，民主才能被呈现为自由，但从菲律宾到塞尔维亚，矛盾依然存在。以武力强加民主，并没有什么真正的矛盾。民主首先是一种良好的商业模式，它历来都是通过入侵或资产阶级政变传播开来的。矛盾在于：利用大众推翻一个政府（一个已经成为商业障碍的政府），却不让他们失去对政府的尊重，也不让他们认为自己可以主动再推翻它一次。但如果他们只获得过非暴力方法的经验，他们就永远不会成为一种独立的威胁。而如果他们被鼓动以民主的名义起来，那么他们拒绝现政府的理由就只会是它没有达到合法政府的理想。只要今后的选举能定期把候选人轮换下去，他们就会以为，每一次换上新面具，自由都又多了一次繁荣的机会。
细究起来，只有当我们吞下自由主义关于法治的说辞时，以民主之名进行的和平政变才构成矛盾。法律总是强制性的，但它通过各种幻象或仪式获得合法性。非暴力政变——在其中人们被动员起来却没有被赋予力量——提供了完美的幻象。它是*典型的*民主。
颜色革命让非暴力服务于民主，却不去质疑那些真正影响人们生活的深层权力动态和不成文规则。由于它们纯粹是只寻求法律改革或更换政客的政治运动，它们无法带来任何真正的变化。在这一语境下，非暴力不仅显露为一种被收编、用来提供对政府有用之幻象的天真实践，而且就其自身的标准而言，它本身也是一种幻象。
比较一场暴力的（郁金香）颜色革命和一场非暴力的（橙色）颜色革命，你会发现结果并无差别。在两种情况下，运动都实现了政权更迭，而在一两年之内，所有人都幻灭了，因为新政府被证明与旧政府一模一样。鉴于非暴力的倡导者经常坚称，暴力的存在具有一种近乎神奇的效果，会引发警察镇压、赶走支持者或再生产威权动态，这一观察就显得尤为关键。在对两场高度相似的政治运动的直接比较中，我们看到暴力并非一个起作用的因素。[^f05-42] 如果和平主义的假说是正确的，那么在人们发动骚乱、殴打警察、以武力夺取政府大楼的郁金香革命（Tulip Revolution），与人们完全和平的橙色革命或玫瑰革命之间，我们应当看到相当不同的结果。这种差别并不存在。暴力是一个虚假的范畴。问题只在于：什么样的行动能够有效地战胜权力结构，而又不再生产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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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5-40]: Philip Bowring, “Filipino Democracy Needs Stronger Institution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 January 22, 2001. 2009年1月27日检索。
[^f05-41]: 关于这一联姻的一部很好的历史，参见 Giovanni Arrighi, *The Long 20th Century*. New York: Verso, 1994。
[^f05-42]: 为免有人断章取义，让我重申：按照正文中列出的所有标准，在一场只寻求政治改革的运动中，那些很可能被描述为暴力的策略并非一个起作用的因素。而在夺取空间、自卫或打断一种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叙事的追求中，更具强制力的策略往往更为有效。我们可以在策略层面上看到这一点：吉尔吉斯斯坦的抗议者独特之处在于，他们真正冲进了政府大楼，亲手把执政党赶下了台，而乌克兰的和平抗议者只能迫使执政党同意下台。但为了避免把强制性策略置于和平策略之上，我们应当强调：在强制性策略能够有效地与创造性的及其他非战斗性策略相结合的地方，运动在长期维持斗争、挺过镇压以及发展革命性社会关系方面最为有效。
## 五、非暴力对抗独裁（5. Nonviolence Against Dictatorship）
独裁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清晰的界限。所有政府都在发号施令（dictate），许多独裁者是选举产生的，而典型独裁国家的臣民往往拥有影响政府的途径，比典型民主国家公民所享有的手段更为直接。媒体、大学和智库里那些拿钱办事的写手们区分说，民主选举是“自由而公正的”，而授予独裁者职位的选举则是被操纵的。但所有选举都是闹剧，所有选举都是被操纵的。这就是选举的本质。世界上没有哪个民主国家允许所有人都有机会投票，而决定选举合法性的那些规则本身，正是由已经掌权的人制定的。每一套投票规则，反过来又为掌权者提供了一整套影响投票结果的合法与法外手段。
以所谓的民主取代所谓的独裁的非暴力运动，确实为权力立下了汗马功劳。它们误把独裁者当作独裁体制中的权力中心，而独裁者其实只不过是一些富有魅力的人物（或由富有魅力的人物扶植的傀儡），他们成功地把一批掌权者联结成一个联盟，这个联盟强大到足以压制未被纳入其中的其他掌权者，并控制那些可能想要获得比现有安排所给予的更多权力的联盟成员。如果一个独裁者被推翻，代之以民主制度，这意味着统治联盟的扩大，以及一种更加稳定的统治结构的形成。那些曾经支持独裁者的掌权者通常仍留在统治联盟之中，但这个联盟现在可能囊括所有人，只要所有人都把社会控制放在首位，把个人利益放在其次。在被公认为民主的政府中，魅力被投注于政府这一制度本身，而非个别领导人。通过推翻独裁者并要求选举，非暴力运动使一个政府得以洗白自己的形象，重建其合法性，并把向一种更强大的政府形式的平稳过渡，伪装成某种草根革命或对民众压力的回应。
独裁与民主之间还有另一个事实上的区别。几乎在任何地方，民主国家的公民都有一种普遍的认识：在那份未成文、未签署的社会契约中，有一条主要规则是，民主政府不会对手无寸铁的社会运动动用致命武力。当然，在全世界，没有哪个稍具规模的民主政府不会时不时地杀害异见者、抗议者、囚犯以及其他人。既然民主是一个形式与形象的问题，这在实践中就意味着，民主政府需要能够把它们针对社会反叛者的暴力描绘成例外的、意外的，或以国家安全为由而正当的。[^f06-43]
由此可见，一个统治结构能够对公共舆论和信息施加的控制越大（这取决于大众媒体的饱和程度，以及大众媒体中是否有任何部分会对政府持批判态度或颠覆社会和平），民主政府就越能在动用有用的致命武力之后安然脱身。这一假设得到了记录的证实。在美国，媒体对一切根本性的政府政策（大致说来，即两党共识）亦步亦趋，而它们对社会对话的饱和程度已高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更准确的说法应当是社会独白；在那里，民主政府每天杀人都能安然无事。在希腊这样的国家，直到不久之前，媒体与政府的合作程度都较低，而且存在许多不依赖大众媒体作为中介的传播网络，因此警察杀人事件较少发生，并且对民主和平造成更大的侵蚀。
简单地说，尽管一个强大的媒体机器可以让民主政府绕过这项关于致命武力的契约限制，但概而言之，我们不妨说：民主国家不能为维持秩序而在国内实施大规模屠杀，而独裁国家则可以。
在这个意义上，独裁对于寻求变革的非暴力运动是免疫的。自冷战结束以来，凡是与一个完全愿意大规模折磨和杀害他们的政府对抗的和平运动，无一不以失败告终。每一次都是如此。
颜色革命在那些决定容忍抗议的政府面前大获成功，但当白俄罗斯（Belarus）和阿塞拜疆（Azerbaijan）政府决定镇压时，它们便失败了。埃及最初和平的暴动，为了抵御警察和政府暴徒的野蛮攻击，采用了防毒面具、棍棒、石块和燃烧瓶。当利比亚（Libya）和叙利亚（Syria）政府甚至动用军队对付抗议者时，运动不得不拿起武器。中国政府成功地摧毁了非暴力的法轮功（Falun Gong）运动，将2000名或更多的修炼者折磨致死；它还用同样严酷的手段终结了和平的“自由西藏”（Free Tibet）运动——这个运动可以在美国和欧洲与流行乐队一起举办音乐会，但在被占领的西藏境内，人们甚至连挂一张达赖喇嘛（Dalai Lama）的照片都不能幸免于罪。
在缅甸（Burma）——在某种意义上正是《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的目标读者所在之国——人们每当试图将非暴力方法付诸实践，就会被镇压所粉碎。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随着缅甸政府开始缓慢地自由化，吉恩·夏普（Gene Sharp）方法中不成文的那一部分——依靠商人、国际媒体和强大的政府——成了唯一产生影响的东西。但由于实现这种自由化的是缅甸国家对投资的渴望，而不是受压迫的缅甸人民的行动，因此起作用的考量是：什么对缅甸精英有利，什么能帮助他们更加富有，什么能帮助他们在“国际社会”眼中巩固自己的权力。鉴于东南亚对廉价劳动力的需求正呈爆炸式增长，我们不难想象一个“自由的”缅甸将会是什么模样。[^f06-44]
白俄罗斯的案例——失败的颜色革命之一——尤其耐人寻味。白俄罗斯的统治者对于与西方培养商业关系兴趣不大，因为他们的经济已与俄罗斯经济完全整合。精英的支持，这一颜色革命的秘密武器，在这里无从施展，警察在对付示威者时也没有被束缚住手脚。为了清除和平抗议者，政府甚至不必动用军队。殴打、逮捕、绑架和死亡威胁就已足够。白俄罗斯的法律极其严苛，参加任何未经登记的组织或组织活动都是犯罪。即便只是举行一次简单的公共集会，你也需要向政府登记你的组织并获得许可。面对这种极权主义的局面，一些无政府主义者转向了地下实践，开展秘密行动，甚至用燃烧弹袭击了克格勃（KGB）总部。他们的袭击赢得了大量的关注与同情。
在印度独立运动和美国民权运动（Civil Rights movement）的案例中，政府使用了大量暴力，但它们允许运动中的非暴力部分自行选择对抗的程度。警察常常在无意中制造出一些情境，帮助抗议者营造出便于媒体报道的奇观和一场清晰的道德较量：一排警察，把任何试图上前的游行者打倒在地；警察袭击那些拒绝从“仅限白人”的午餐柜台前起身的活动人士。这些镇压战略使非暴力的倡导者得以在镜头前以一种确凿无疑的方式展示他们的勇气，并自行选择参与的程度。
如今警察很少制造这样的情境，这绝非巧合。在被称为民主的国家里，警察一般不会到非暴力抗议者家中抓人，不会试图大批地、长期地关押他们，也不会试图将他们赶尽杀绝。针对非暴力运动的民主镇压战略，通常试图规训它们，鼓励它们与警察对话、协调抗议活动，给它们提供轻松的机会，让它们通过因象征性的公民不服从而被捕来表达良知——而这种方式并不干扰经济的流动或政府的运转；一旦它们越界并造成实际的干扰，就殴打它们或提起刑事指控。在过去二十年里，这类轻度的劝阻几乎总是足以让非暴力运动循规蹈矩，使之成为统治秩序的忠诚反对派，而非真正的威胁。
然而，在少数几个国家，政府摘下了手套，而在每一个这样的案例中，非暴力活动人士都无力自卫。如果一个政府愿意向拒绝还手的手无寸铁的抗议者开枪，那么这些抗议者就无法守住街头。如果他们非常勇敢，他们或许会在第二天回来，但如果政府仍然向他们开枪，他们又会四散奔逃，很快就不再有人回到街头，运动也就消失了。要清除一个坚持非暴力的运动，一个政府很少需要射出超过一百发子弹。其他方法还包括逮捕最活跃的组织者，然后折磨他们、杀害他们、让他们“被失踪”，或者判处他们长期徒刑。一些极权政府还辅之以对支持者和参与者的大规模逮捕。一旦最活跃的组织者被清除，而其他所有人都看到（通过对成百上千名支持者的大规模逮捕）如果不闭嘴就可能坐牢，抵抗便会消失。这种情况已经发生过数十次，包括在最近几十年里，从缅甸到中国再到白俄罗斯。一旦政府决定消灭非暴力运动，它们就毫无自保之法。
非暴力所得到的唯一保护来自精英成员。如果掌权者中没有人阻止开枪、打开刑讯室或实施大规模逮捕的决定，非暴力就毫无防御能力。正因如此，非暴力系统性地试图先发制人地避免自身遭到镇压，其手段是：讨好掌权者；诉诸它与统治体系共享的价值观（和平、社会秩序、守法、民主）；尽量淡化对资本主义、国家以及其他权力基础的批判；把一个改良主义的、拥护权威的运动伪装成“革命的”，向精英传达它们可以发挥有用作用的信息。非暴力系统性地倾向于改良主义、怯懦、奴颜婢膝以及背叛社会斗争中的其他潮流，这源于它在无意识中认识到了自身的毫无防御能力，以及它博取当局欢心的需要。
一些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鼓吹者试图掩盖非暴力在独裁面前的无能为力，大胆宣称非暴力曾在对抗纳粹或其他残暴对手时取得成功。姑且不论这些说法在历史和分析上的缺陷（后文将加以讨论），非暴力的倡导者无法举出任何一个在枪炮、刑讯室、监狱和死亡集中营之下幸存下来的非暴力运动的例子。有关大屠杀（Holocaust）的那些轶事，讲的都是一些通过逃离而非对抗纳粹政权的暴力而得以幸免的群体。
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声称，这种回避正是他们和平实践的一项优势；声称一个政府不能冒着消灭和平反对者所带来的负面形象的风险。但我们有大量政府恰恰这样做的例子，即便在21世纪也是如此。更何况，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无论是否民主，都曾在其领土扩张的某个阶段消灭过完全和平的群体。国家就是干这个的。
另一些非暴力的倡导者想象，保护他们的不是精英和那些发号施令的人，而是这样一种可能性：奉命向他们开枪的士兵会开小差，并起而反叛政府。非暴力方法自称要改变一个机构的良知，而这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无数心理学研究表明，机构权力成功地让其成员感到自己不必承担责任，并对任何良心的刺痛免疫。[^f06-45]多年来，机构正是怀着这一目标被设计和完善的：培养对国家各项行动的一种非人的忠诚，无论这些行动多么残暴或荒谬。在过去半个世纪里，没有任何一个非暴力抵抗导致强大机构中出现大规模倒戈、并阻止了政府征服与统治之努力的案例。[^f06-46]不服从与倒戈最有效的实例之一，是那场使美国军队在越南陷入瘫痪、并直接导致战争结束的反抗浪潮。参与那场反抗的士兵面对的是越南人有效的武装抵抗，影响他们的并不是美国国内那个压倒性地由白人构成的和平运动，而是战斗性的黑人和拉丁裔解放运动。此外，他们的不服从带有鲜明的非和平主义色彩。[^f06-47]
我们已经论证过，非暴力运动无法抵御一个决定用大规模监禁来镇压它的政府。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监狱内部斗争这一重要问题上。还有什么比监狱更能作为极权体系的范例？还有什么比这更能表明民主与极权主义之间的接近——因为在每一个民主制度的核心，我们所发现的都是一座监狱。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那些在铁窗之后继续斗争的人很少用非暴力的措辞来界定这场斗争，因为在监狱里，自卫成了生存问题。在许多情况下，囚犯会进行绝食或静坐，但在狱中，这通常被理解为处境虚弱的结果：监狱当局已成功地对囚犯取得了如此大的控制，以至于除了拒绝进食之外，他们几乎没有任何其他抵抗手段。但大多数监狱斗争都运用了策略多样性，将抗议、罢工和法律申诉与袭击狱警、骚乱和毁坏财产结合起来。印第安纳州（Indiana）的激进囚犯及其支持者出版了一本极为宝贵的书——《倒下》（*Down*），将其中一些故事从遗忘中打捞出来。1985年：
> 在彭德尔顿（Pendleton）的印第安纳州少年教养所（Indiana State Reformatory），一名叫林肯·洛夫（Lincoln Love）的囚犯遭到狱警毒打，狱警还在牢区使用了催泪瓦斯。作为回应，两名犯人约翰·科尔（John Cole）和克里斯托弗·特罗特（Christopher Trotter）与殴打洛夫的狱警搏斗，刺伤了其中两人。他们还在洛夫被送往的医务室与狱警搏斗，随后在一个牢区将三名工作人员扣为人质长达17个小时。6名狱警因刺伤住院，其中四人伤势危重。这场对峙以惩教署（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同意囚犯的22项要求而告终，这些要求包括：由联邦调查局（FBI）调查狱警的虐待行为，设立申诉委员会，为犯人设定最低工资，允许囚犯参与政治活动而不受恐吓或报复，以及废除对所有信件、杂志和报纸的审查。至少有100名犯人参与了这场被记者描述为“全面骚乱”的事件。这些行动中的一些主要发起者，在过去25年里一直被关在单独监禁隔离区。
>
> […]
>
> 2001年：数百名来自印第安纳州的犯人在肯塔基州（Kentucky）东南部弗洛伊德县（Floyd County）的一所私营监狱发动骚乱，把洗手池扔出窗外，焚烧被褥。所有胡西尔（Hoosier）[印第安纳]犯人后来都被转移出该设施，尽管IDOC[印第安纳州惩教署（Indiana Department of Corrections）]声称骚乱与转移决定之间并无关联。[^f06-48]
还有1973年马萨诸塞州（Massachusetts）沃波尔州立监狱（Walpole State Prison）的一场重要抵抗运动。经过数年的对抗、抗议、骚乱和罢工，沃波尔的囚犯们克服了种族分裂，建立起团结，与狱警和官僚对他们的虐待作斗争，最终接管了整座监狱达数月之久。他们在外面的支持者大多是和平主义者，这些人利用自己的特权地位操纵囚犯的斗争，把它描绘成非暴力的。但囚犯们没有奉行非暴力的奢侈。除了大量和平行动之外，他们还发动骚乱，与狱警搏斗，其中许多人随身携带武器。[^f06-49]
2009年，巴塞罗那（Barcelona）的无政府主义者为争取长期囚犯华金·加尔塞斯（Joaquin Garcés）的自由而斗争，经过一年多的运动，赢得了他的获释。这场运动运用了真正的策略多样性：绝食、法律申诉、海报、涂鸦、电台节目、抗议、破坏行动、封锁道路、砸毁银行以及纵火。加尔塞斯是一名无政府主义银行劫匪，曾参与80年代西班牙的囚犯斗争——那场运动包括暴动、抗议和其他行动——正因如此，当局在他刑满之后仍继续关押他，以此惩罚他。
面对监狱系统的极权主义，策略多样性的必要性变得显而易见。
非暴力是一种毫无防御能力的社会变革方法论。非暴力运动无法抵御一个决定消灭它们的政府。面对独裁——一个已决定不让形象问题或虚构的社会契约阻挡其权力的政府——非暴力运动始终无能为力。那么面对民主国家呢？事实上，独裁与民主之间并没有根本区别。这些政府形式存在于同一个连续体之上。民主政府拥有与其独裁同类一样的暴力、镇压、大屠杀、酷刑和监禁的能力。在紧急时刻，它们能够并且确实会动用这种能力。然而，民主政府往往容忍非暴力运动，把它们留在身边，因为这样的运动对掌权者可能最为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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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6-43]: 至于国家安全，它是一个话语领域，在其中，政府的一项系统性功能——维持其自身权力——必须作为一种持续不断的例外状态演练来施行，在其中，可预测的、重复性的国家活动必须表现得仿佛是临时应变一般。那种认为公民自由不可侵犯、除非涉及国家安全的常见观念，其意义大约相当于荒岛上的漂流者们达成一项协议：严禁互相吃掉对方，除非饿了。一个政府必须每天维持其自身的权力；因此，它每天都会遇到中止公民自由的动机。
[^f06-44]: 就在本书付印之前，可口可乐（Coca-Cola）宣布在缅甸开设一家新的装瓶厂。进步。
[^f06-45]: 1961年的米尔格拉姆实验（Milgram experiment）最为著名地证明了，人们会服从一位权威人物的命令，即使这些命令违背他们的良知，甚至意味着折磨和杀人。该研究的结果已被多次重复验证。但在大多数机构中，一个人的行动与其后果之间的隔离程度要大得多。不存在单一的老板和门另一边的受害者，而是存在多层权威，责任可以层层推卸，而后果通常在眼不见、心不想的地方展开。
[^f06-46]: 像马克·库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会提到华沙条约组织（Warsaw Pact）国家的崩溃，作为机构良知转变的一个例子。他们不会提到：在全世界范围内，发展中的资本主义已显示出一种倾向，即只要反叛运动未失去控制，它就会迫使精英采取更加自由主义的政府形式；他们也不会提到：华约国家的精英往往继续掌权，并从他们的“良知转变”中大获其利，以至于在罗马尼亚（Romania）这样的国家，秘密警察策划了一场虚假的民众起事，为政府形式的改变提供正当理由；他们更不会提到苏联在阿富汗（Afghanistan）的关键性失败——这是一个比1968年捷克人的和平抵抗远为关键、远为直接的因素。我将在第八章对此作进一步讨论。
[^f06-47]: 对越南美军士兵抵抗有兴趣作更详尽了解的读者，可参阅《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第13–15页，以及 Matthew Rinaldi, *Olive-Drab Rebels: Subversion of the US Armed Forces in the Vietnam War* (London: Antagonism Press, 2003)。
[^f06-48]: Anonymous, *Down: Reflections on Prison Resistance in Indiana* (Bloomington, Indiana: 2012), pp.10–11, 13.
[^f06-49]: 参见 Jamie Bisonette, *When the Prisoners Ran Walpole: A True Story in the Movement for Prison Aboli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8)。尽管比松内特（Bisonette）并未直接对外部支持者提出这一批评（其中一些人参与了该书的合作），但支持这一批评的所有事实与矛盾在书中都显而易见。
## 六、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6. Real Democracy Now）
2011年5月15日，成千上万的人走上街头，在西班牙各地城市举行协同抗议。当晚或次日，抗议者在各自城市的中心广场召开集会，并开始搭建营地。这些抗议由马德里一个名为“*Democracia Real Ya*”即“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的活动人士团体发起，该团体受到了非暴力的颜色革命、经过淡化与安抚的媒体版埃及暴动，以及——如果从表象来判断的话——民粹主义／阴谋论系列影片《时代精神》（*Zeitgeist*）第三部的影响。然而，接下来发生的事远远超出了他们的设想。广场占领的规模和数量成倍增长，从每处仅有几十或一百来人，发展到大城市中多达十万人以上；它蔓延到西班牙各地的小镇，在希腊、荷兰等地激发了类似的运动，带来了一整年国内乃至全欧洲的大规模动员，改变了西班牙的社会运动，并最终对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产生了重大影响。
15M运动——或称愤怒者运动（*indignados*）——的两项创立原则，一是拒绝政党，二是通过开放集会实行自我组织。这表明多年来无政府主义思想已传播得多么广泛，因为它们甚至在立场鲜明地反对无政府主义的“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团体中也扎下了根。但这些本质上属于无政府主义的实践，却与运动创立者的民主诉求发生了冲突。他们把抗议日期定在5月15日，恰好是大选前一周，希望广场占领能一直持续到选举日。由于西班牙宪法明确禁止在选举日及其前一天——即法定的“反思日”——举行任何政治示威，这一安排大概是意在引发一场宪政危机，迫使当局接受他们的诉求：进行选举改革，以终结两大主要政党（工人社会党和人民党）的历史性垄断地位。
15M运动的另一项创立原则是非暴力；而且，完全符合民主的一贯做派，这一原则从未被拿出来辩论，参与者也从未被允许集体决定何为“暴力”。[^f07-50] 鉴于这场运动的规模、范围和持续时间，据我所知，它是本世纪迄今为止非暴力最重要的一次体现。颜色革命或2003年的反战运动，尽管其中一些在数量上或许更为庞大，却不过是昙花一现，缺乏15M那样的复杂性与实践广度。
虽然我们可以说愤怒者——那些始终未能超越忧心忡忡却忠诚的公民之愤慨的人——是非暴力的，但把15M运动本身描述为非暴力的，却完全不准确，无论它那些自封的领导者多么努力地想让它保持这个样子。
事实上，15M运动兴起之时，其他一些根基深厚得多——而且，说句显而易见的话，经验储备也丰富得多——的社会斗争早已在不断推进。这些其他运动往往是反资本主义的，而“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则是肤浅的民主派，把压迫与剥削的复杂问题归结为坏政客的腐败，并主张可以通过改革选举法来解决（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在那时，德国——这个或许对西班牙紧缩措施负有最大责任的政府——早已实行着一种与“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所要求的相近的选举制度）。前一年秋天，一场总罢工让整个国家停摆了一天，使团结与斗争的概念重新回到了日常话语之中。而就在5月15日前两周，巴塞罗那数千名反资本主义者以游行至富人区萨里亚（Sarrià）的方式，延续了五一劳动节这一有着数百年历史的传统，并用一个小时焚烧垃圾箱、砸毁银行、汽车经销店和奢侈品精品店。尽管媒体出于逐利本性渴求戏剧性画面，它们却压下了这次游行的新闻，恰恰是因为它们知道，这一暴力行为在下层阶级中会多么受欢迎。[^f07-51]
“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对这段反对资本主义与权威的丰富斗争历史只字不提，从上个世纪的经验到此前数月的成果，统统略而不谈，其目的正是要把一场潜在的革命运动重新安置到选举诉求这一改良主义的地盘上。而当他们的婴儿长成了巨人时，他们中的一些人（按照历史上重复过无数次的模式）便打算组建政党，驾驭这个巨人走向权力，却被来自基层的强烈反弹当头喝止。
在15M运动中，正如在许多其他运动中一样，非暴力意味着失忆，意味着压制关于斗争的集体记忆，以及随这种记忆而来的全部经验与智慧。记得数百年来反抗权威之斗争的人，不会被一项许诺通过修改选举法让事情变好的简单改革所蒙骗。记得数百年斗争的人知道，他们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战斗得来的。他们记得如何筑起街垒，如何组装燃烧瓶，如何使用枪支，如何在地下状态中生存，如何防范渗透者。正如“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的改良派抹去了埃及暴动那充满街头战斗和被焚警察局的真实历史一样，他们也试图抹去西班牙反资本主义斗争的丰富历史。他们试图告诉那些一生都在街头度过的人：获胜的唯一途径就是保持和平，因为电视上就是这么说的。
恰恰是在那些社会斗争依然生机勃勃的地方——巴塞罗那、马德里、巴斯克地区——非暴力未能控制住运动，这绝非巧合。在15M爆发时尚无强大社会运动的城市里，愤怒者成群地接受了改良主义与非暴力的话语，而且往往在一个月左右之后便销声匿迹。在巴塞罗那，突然从一种现实转换到另一种现实，令人颇为不安：在前一种现实中，你在街头可能遇到的那一百或一千人都知道非暴力是个拙劣的笑话；而在后一种现实中，街头突然挤满了五十万人，其中九成的人认为，要有所成就，我们就必须劝阻破坏行为，并在媒体上表现得体面。鉴于这几十万人中的大多数刚刚离开沙发、初上街头，这一情形印证了我们的论点：权威训练人们奉行非暴力，而经验则训练人们采取对抗性的方式；只是进展缓慢得令人沮丧。但人们一点一点地克服了非暴力。15M运动中较为强健的部分重新接续上了更为悠久的斗争历史，而较为孱弱的部分则如风中尘埃般飘散了。
那些已有斗争经验的人进行辩论、争论，散发传单，张贴海报，在墙上涂写，构思口号，并开展旨在打破非暴力之桎梏的行动。至于警察，他们试图以大量挥舞警棍来终结这场运动，这反倒帮助人们认识到：与银幕上不同，在现实中，所谓坐下来挨打是有尊严的这种想法纯属胡扯。当警察的暴行成功压垮了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上数千人的非暴力抵抗之后，许多人开始检视自己的预设。人们逐渐意识到警察是他们的敌人，开始支持对银行和政党办公室的破坏，开始支持策略多样性。在本书写作之时，这场辩论仍在继续。那些主张安抚的人依然拥有更优越的资源，偶尔还能动员起规模庞大但消极被动的人群。而在少数地方，一些对战斗性方法有所试探、却仍为可接受的策略设定界限的活动人士，发展出了相当有意思的公民不服从与对抗实践，足以维持一种独立的活动。但总体而言，15M运动开始以来的两年表明，对严格非暴力实践的支持在流失，而对战斗性实践的支持则呈指数级增长。
2011年10月，当警察逮捕了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指控他们在6月封锁议会期间——这次封锁是在15M运动的框架内组织的——袭击了政客时，三千人自发走上街头举行声援抗议（这是巴塞罗那多年来规模最大的一次自发抗议），沿着一条通常禁止抗议的中心街道游行，打断了商业主义的景观，并在所有银行上喷涂了涂鸦。2012年1月，学生罢工期间的一场大规模抗议挣脱了其自封领导者的控制，施展出一套有效的策略多样性，令警察无从控制街头。考虑到学生运动此前一直由非暴力的倡导者所掌控，而且随着15M的大规模化，非暴力本应正处于凯旋时刻，这一发展就显得尤为重要。
两个月后，即2012年3月29日，一场总罢工带来的人群，其规模足以与15M所召集的群众相匹敌。但在许多城市，这些人群已经认定非暴力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以诸多例子中最有力的巴塞罗那为例，多达一万人直接参与了激烈的骚乱，焚烧银行和跨国公司，并与警察展开了持续数小时的激烈战斗。骚乱者的人数比以往有了关键性的增长。但更重要的是，数以万计的人留在现场，间接支持骚乱者；而在巴塞罗那以往的骚乱中，凡不是战斗性策略坚定支持者的人，一听到玻璃破碎声或警察到来就会四散奔逃。这一次，人们留了下来，拒绝抛下骚乱者，阻止警察包围他们，为他们欢呼，与和平主义者和记者争辩，并帮助转移伤者。
在此后的几个月里，人们坚持团结，反对政府为粉碎抵抗而采取的新镇压措施，并支持数十名被捕者。
在15M运动之初，响应“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号召的大多数人都甘愿服从非暴力纪律。但事实证明，非暴力不足以捍卫他们已开始争取到的空间，而与之相伴的民主辞令也缺乏词汇，无法描述权力坑害他们的种种方式。
这种不足不能归咎于非暴力发展得不够完备。愤怒者远非只是一群消极被动的群众，他们试图发展出一整套完整的和平策略：抗议、静坐、封锁、新闻发布会、拒缴新税、向欧洲议会或马德里进军、网络抗议，以及在同一天集体从个人银行账户取款、以“打在他们最痛的地方”的运动（那并不是真正让他们最痛的地方）。所有这些都没有奏效。
愤怒者的非暴力很快就变成了对其自身的拙劣模仿。堵塞街道成了“暴力”，在墙上写字成了“暴力”，甚至把广场上的一小块草坪变成游击花园也成了“暴力”，因为这违反了法律。他们很快就把“暴力的”变成了“非法的”的同义词。这尤其虚伪，因为广场占领运动的根本前提——在选举周末期间维持抗议——所违反的恰恰是西班牙宪法本身（在最后一刻，面对抗议的规模和决心，一名法官裁定，根据某个漏洞，占领是合法的，因此警察不必驱逐他们；否则驱逐将会引发一场两大政党都不愿看到的巨大丑闻，玷污选举。这再次证明，法律和正义不过是一出戏，是对潜在权力关系的形式化谈判）。
不止一次，活动人士以非暴力之名，扑倒、殴打或试图逮捕那些犯有喷涂涂鸦、佩戴面罩或实施某种轻微破坏行为之“罪”的人。他们对非暴力的执着还迫使他们为警察的行为辩护，宣称警察是朋友和公仆，同时又声称戴面罩的抗议者是“警方的挑衅者”。以非暴力之名，他们成立了负责将反社会分子拒之门外的委员会，还组织了公民巡逻队，试图把那些在被占领广场上避难的非法移民赶出去，或把他们交给警察。
还有一些问题与某些在广场上安营扎寨的瘾君子和醉汉有关，他们不断骚扰甚至袭击女性。和平主义组织者和“共处委员会”（Convivencia Commission）试图阻止广场上的女性主义集会组织自卫课程、自行解决这个问题，而是以家长作风提出由他们来保护她们。[^f07-52]
对非暴力的这种诠释，并不是西班牙15M运动所特有的歪曲。在世界各国，非暴力都构成了一道通往日益驯服之策略的滑坡。正如第一章所解释的，赋予“暴力”这一范畴以战略重要性，就等于把权力拱手让给媒体，由它来告诉我们哪些策略可以接受、哪些不可以。在一个以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前提的社会中，非暴力由于其反冲突的立场，寻求与支配我们的同一批权威和解，这就意味着它倾向于回避在权力眼中最具争议的东西。和平主义者将“暴力”定义为“违法”，只是时间问题。毕竟，法律与和平是相互关联的概念。在实践中，它们指的不是自由或福祉，而是秩序；而在这个社会中，秩序的基础是以一切手段使人屈从于权威。最后，由于非暴力的倡导者推卸了为艰难的斗争方法争取民众支持的任务，他们依赖媒体来赢得一种虚拟的声望或传播其信息（而这些信息必须被简化为一个图像），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了。这种对媒体的依赖要求他们采纳媒体的某些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正是拥有媒体的那些公司的价值观。
非暴力的倡导者以其和平方法之名对其他抗议者进行人身攻击，这也并不矛盾。我第一次在抗议中遭到袭击，不是出自警察之手，而是被一名“和平警察”（peace cop）所袭，即一名受指派在抗议中防止混乱的和平主义者。这是非暴力立场的逻辑延伸。非暴力的一个基本信条是：将单一的方法和一套有限的策略强加于整场运动是正当的。这是威权主义的思维。非暴力活动人士赋予自己强迫他人以某种特定方式参与、或将他人排除在外的权利。就此而言，非暴力是对社会运动、对公共空间、对集体活动的篡夺。无论他们是通过殴打意见相左的抗议者、借助同伴压力让他们噤声或遭到排斥，还是让他们暴露在警察的逮捕之下来实施这场政变，他们都只是在将非暴力的威权本性付诸行动而已。
“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认为自己拥有15M运动，因而可以把决定强加给它，比如对非暴力的承诺。但这场运动并非由“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所创造，尽管号召是他们发出的。它是由许许多多走上街头并开始自我组织的人所创造的，他们出于多种多样的理由，怀着多种多样的目标。只要有可能，非暴力活动人士就会利用某个集会或联盟的决定，为他们将一种斗争方法强加于一场多元运动的做法披上合法性的外衣。但当不存在这样的合法性门面时，他们的意识形态仍会驱使他们做出同样的强制行为。在众多组织者已就策略多样性达成一致的抗议中，从多伦多八国集团峰会到圣保罗（St. Paul）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RNC），无一例外都有非暴力活动人士违背协议，在媒体上谴责“坏抗议者”。在15M运动中，非暴力的意识形态鼓吹者把一个几十人集会所作的决定，强加给了一场最终涵盖数十万人的整个运动。
如果全体大会上有发言者批评非暴力的实践，主持人往往会打断他们，说“我们已经同意保持非暴力，况且如果我们使用暴力，我们就会失败”，然后结束辩论，把麦克风交给下一个排队等候的人。当无政府主义者预订了音响系统和广场的中心场地，准备举办一场关于非暴力的辩论时，记录预订的那张纸却离奇地消失了。他们再次预订，那张纸又一次消失，而一张新纸出现了，上面写着同一天同一时间的另一项活动。没有音响系统，能参与这场活动的不超过一百人，而活动也只能在广场边缘举行。聚集起来的人群中既有无政府主义者，也有民主派，还有不少非暴力的支持者，但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赞成被强加于运动的那种非暴力。然而，这场辩论是非官方的。它被排挤到边缘，在全体大会上毫无分量，也无法推翻运动领导者的决定。尽管如此，这场运动最终还是违抗了那些领导者，抛弃了非暴力的实践。大约一个月后，大多数人都已离开广场占领，把那里留给了死硬的活动人士和想当政客的人。那些没有放弃斗争的人——这些人依然为数众多——开始参与街区集会、某个工会、抵制房屋止赎的动员、对大学、医院和初级医疗中心的占领，或其他领域的斗争。所有这些都是早于15M运动就已存在的结构或空间，它们包含着对资本主义社会更深刻的批判，也具有更好的历史感。
但15M运动的经验已经汇入了那段斗争史，而其教训是明确的：非暴力服务于媒体、警察和想当政客之人的利益；但对于那些想要触及自身所面临问题之根源、并改造社会的人来说，非暴力是行不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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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7-50]: 民主政府的一个常见特征是，某些基本规则从来不会被摆上桌面讨论，无论是私有财产制度、多数决的统一决策原则、领土主权的概念，还是在本例中，一场无法超越忠诚反对派的非暴力、改良主义运动的构成。
[^f07-51]: 媒体总体上鼓励非暴力，尽管它也习惯性地传播暴力抗议的画面。虽然这种做法常常有助于在最边缘化的人群中传播战斗性的抗议形式，但媒体的目的并不像一些人所说的那样是“鼓励暴力”。恰恰相反，它们总是对下层阶级暴力的画面发表不以为然的评论，以一种旨在训练观众用上层阶级成员同样的恐惧或蔑视来看待此类暴力的语调来呈现这些画面。这一事实有众多事例为证：巴塞罗那媒体压下了2011年五一劳动节骚乱和2012年3月29日总罢工的画面（见“The Rose of Fire Has Returned”，完整出处见参考文献）；又如在2008年12月起义爆发数日后，希腊媒体开始压制骚乱画面，或只播放强化主流叙事的画面：移民在抢劫，学生在合法抗议。媒体试图收编强力反叛的形象，但它们也认识到这些形象是危险的。李维斯（Levi’s）曾在英国推出一项大型广告宣传，试图借骚乱者的形象牟利——剥夺其作为反叛力量的意义，把他们变成一种旨在激发消费的性感符号——而当真正的骚乱在托特纳姆（Tottenham）爆发并蔓延到全国其他地区时，它撤回了这项宣传（Natasha Lennard, “The Selling of Anarchy,” *Salon.com*, http://www.salon.com/2012/01/10/the_selling_of_occupy_wall_street/ (January 10, 2012).）。
[^f07-52]: 引自“Fire Extinguishers and Fire Starters: Anarchist Interventions in the #SpanishRevolution,” http://www.crimethinc.com/texts/recentfeatures/barc.php (June 2011)。
## 七、管控黑群，抹去贫民区（7. Policing the Black Bloc, Disappearing the Ghetto）
无论在过去二十年中还是在历史上，非暴力的主要功能之一，都是攻击那些真正威胁国家的斗争潮流。近年来，这意味着非暴力活动人士越来越多地扮演“和平警察”的角色，帮助把那些参与骚乱的人罪犯化、边缘化——无论这些人是黑群（Black Bloc）中的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城市贫民区的居民。
当他们扮演和平警察的角色时，他们是在与政府和媒体协同行动；而且在多起案例中，他们实际上一直在直接与警察或企业媒体合作，甚至直接为其效力。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和本世纪初，美国中西部各地的人们展开斗争，反对修建I-69公路。这是新建的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超级公路之一，旨在随着从加拿大到墨西哥的市场一体化不断加深，容纳日益增长的南北向交通流量。以印第安纳州（Indiana）为中心，农民、环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试图阻止这项工程。他们的抵抗包括封锁、抗议、提高公众意识以及破坏行动。一些农民毁坏了施工设备，或向测量人员开枪，同时激进环保主义团体和无政府主义团体也实施了若干破坏行动。随着抵抗的壮大，它也变得时髦起来，大批受环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的民谣朋克（folk-punk）音乐圈人士蜂拥而至，开始参与其中。然而，这些音乐人和民谣朋克们表现出对非暴力的强烈执着，回避任何真正的社会冲突。他们曾多次公开反对毁坏财产，支持银行家当银行家的权利，解释说针对银行的破坏行动侵犯了这种权利；在一次大型抗议中，他们还组织巡逻队，防止有人破坏与公路建设相关的公司。这尤其虚伪，因为他们中的许多人渴望成为职业音乐人，唱的正是抵抗——有人会说，他们是在利用那些斗争历史牟利，而在那些历史中，人们使用的恰恰是他们正试图罪犯化的那些策略。
2009年1月1日，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遭警察杀害。事件发生后，旧金山湾区（Bay Area）的非暴力活动人士与宗教领袖和政客们一道，试图劝阻骚乱。在格兰特葬礼当天的抗议中，一些想当抗议领袖的人试图把人群引向非对抗的方向。白人活动人士试图保护财产、劝阻骚乱。事后，媒体、政客、非政府组织（NGO）和非暴力活动人士把骚乱归咎于来自奥克兰（Oakland）以外的白人无政府主义者。只要看一看照片，就能证实参与者本人所说的话：参与骚乱的大多数人都不是白人，事实上其中许多人正是奥斯卡·格兰特的朋友和邻居。然而，非暴力的倡导者与政客和媒体一道，把所有这些人都抹去了，以便把骚乱描绘成不恰当的、投机的、特权的，甚至是种族主义的东西。说到底，他们所罪犯化的是团结，因为他们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当警察杀了人，那只是死者家属的事，我们其他人应该视而不见。然而，回应奥斯卡·格兰特遇害的骚乱远非什么坏主意，它带来了成果。这些骚乱在整个西海岸掀起了一轮强劲的新斗争周期，催生了一种反击警察暴力的实践，并直接影响了占领奥克兰（Occupy Oakland），使其转变为比其他任何占领运动（Occupy）都更有力量的东西。更直接的是，它们促成了加利福尼亚州历史上第一起执勤警察被控谋杀的案件。在枪击发生后的七天里，检察官们明确表示他们宁愿视而不见。只有在骚乱之后，他们才决定提起诉讼。
奥斯卡·格兰特骚乱之后，针对警察杀人的更强有力的抵抗在整个西海岸蔓延开来——有时是出于遇害者的家人或朋友，部分是出于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部分则是出于克里斯托弗·蒙福特（Christopher Monfort）或莫里斯·克莱蒙斯（Maurice Clemmons）这样的孤身个人，他们为报复各种警察暴行或谋杀而开枪还击、击毙警察。总的来说，左翼人士、非政府组织，甚至许多无政府主义者——这些据说谴责警察暴力乃至谴责整个警察制度的人——的反应是沉默，甚至是谴责。人们不应该*那样*抵抗，我们也不应该同情“杀警者”，更不应该探究他们开枪还击的那些合乎常理的理由。就蒙福特而言，他曾雄辩地解释了自己的行动，列举了此前几个月发生的几起备受关注的警察暴行案件，而媒体则把他的这番讲话说成是“胡言乱语”——这是媒体的惯用战略，即把超越抗议的反叛者描绘成疯子。名义上反对警察暴行的活动人士，对这种错误信息没有做任何反驳。
显然，许多人同情蒙福特、克莱蒙斯以及其他胆敢向警察开枪还击、打断每周都在发生的警察杀人事件的人，但他们的掌声只能在沉默中响起。在太平洋西北地区（Pacific Northwest），无政府主义者很可能是最早公开发声支持这些向警察开枪还击的有色人种男子的人。从2010年开始，他们开始走上街头，并对警察实施攻击，作为对警察杀人的直接回应。在一定程度上，他们受到了2009年初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奥斯卡·格兰特骚乱的影响，也受到了希腊无政府主义者的影响——后者以长达一个月的激烈骚乱，有尊严地回应了警察杀害一位年轻同志的事件。不过，早在2001年，无政府主义者就曾参与辛辛那提（Cincinnati）的骚乱，回应警察杀害蒂莫西·托马斯（Timothy Thomas）的事件；当时，许多人正在争论为什么无政府主义者常常缺席城市叛乱，或对警察杀人无动于衷。2010年3月23日，在警察杀害无家可归者杰克·柯林斯（Jack Collins）后，俄勒冈州波特兰（Portland, Oregon）的五十至一百名无政府主义者以一场自发游行作出回应。anarchistnews.org上的一篇文章详细描述了这场抗议是如何发展的、它营造出怎样的心理氛围，以及少数非暴力的支持者如何试图控制他人的行动：
> 当波特兰警察刚刚在霍伊特植物园（Hoyt Arboretum）开枪打死一名男子的消息传开时，我们知道自己必须作出选择：要么允许自己做人，要么参与对我们自己的谋杀，躲进睡眠之中，躲进那种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以死亡告终的日常展开之中。这个选择此前已经被别人替我们作出了太多次：被媒体、被社区领袖、职业活动人士、老板、老师、父母，被那些不推动我们与他们一起直面这种恐惧的朋友。我们正在被自己吞下的大量愤怒杀死。
>
> 今晚，我们不会带着胃里这种酸楚的感觉入睡。今晚，我们给自己的感受起了一个名字：愤怒。事情就是这样开始的。
>
> 消息传出后不到几个小时，本地的无政府主义者就在一个公园里碰头，决定我们必须向警察局进军。不是中央分局：那个街区在这个时间会是一片死寂。我们想冲着警察大喊，但也想找到我们的邻居，与社区里的其他人交谈，让他们知道发生了什么，号召他们和我们一起走上街头。不让他们从发光屏幕上那经过消毒的评论里得知这起谋杀，而是去见他们，向他们呼喊，愤怒和悲伤清清楚楚地写在我们脸上：我们无法与已经发生的事情共存。我们不能容许这种事情继续下去。
>
> 游行队伍离开公园，穿过一个住宅区，打破了周一夜晚死一般的寂静——那些消费者兼劳动者正从又一个被从他们手中夺走的日子里恢复过来。我们声嘶力竭地呼喊口号，遭遇了自己的愤怒，遭遇了自己的力量感。“现在用一句口号把我们所有人团结起来：条子，猪猡，杀人犯。”
>
> 许多人以为这次游行只是象征性的。很少有人准备好做更多的事。但我们遭遇了一种集体力量，它放大个人，而不是把我们每一个人都淹没在大众之中。那两个率先把一个大垃圾箱拖到街上的人，改变了这座城市的历史。这个小小的破坏信号蔓延开来。我们所有人都把它变成了自己的。
>
> 当第一批小垃圾桶被搬到马路上时，有几个人把它们放回人行道上，试图清理游行、让它变得体面。他们遭到了当面质问和喊骂。“这传达不出任何信息，”他们说。“你们想这么干可以，但去别的地方干，”他们说。但我们无处可去，除了那些我们以暴力夺回的空间。而我们的信息明白无误：我们很愤怒，我们正在失控。人们继续不受控制，很快，那些自封为我们斗争审查官的人便发现，站错了地方的是他们自己。没有人试图控制他们的参与。他们也不被允许控制我们的参与。
>
> 我们一到伯恩赛德大道（Burnside Avenue），每隔百来英尺就有大垃圾箱被掀翻，把两个方向都堵住了。大家捡来了石块、瓶子、棍子和鼓。有一个人有先见之明，带了一罐喷漆，同样改变了我们这一刻的历史。我们不再是一场抗议。我们是复仇。
>
> 人群经过第一家银行时，几个人突然行动起来，其他人则替他们把风。自动取款机被砸了。一扇窗户被砸了。石块和瓶子被扔了出去。警笛开始在我们身后响起。前面一个街区出现了一家星巴克（Starbucks）。一场赛跑：我们能在猪猡赶到之前到达那里吗？我们赢了。更多的窗户碎了。
>
> 当警察试图把我们赶到人行道上时，他们被所面对的愤怒之强烈惊呆了。“操你妈的警察！”“杀人犯！”他们的警灯和警笛毫无作用。有人把一个大垃圾箱推向领头的警车。他们一时间哑口无言。
>
> 直到警察人数超过了我们，他们才再次尝试，靠着一些胡椒喷雾和蛮力，终于成功把我们推到了人行道上。但我们很聪明。我们知道那一刻打不赢，于是一有机会就重新占领街道。我们没有投降：他们必须为此费一番力气。而我们从未交出对这一夜气氛的主导权。比他们的警笛更响亮的，是我们不停的尖叫、我们的口号，它们聚焦着我们的怒火，抹去了猪猡们脸上傲慢的笑容。他们所遭遇的仇恨程度，让他们明显心烦意乱。
>
> 我们到达警察局，冲着在那里等着我们的警察队列大喊，冲着拿着摄像机站在一旁的媒体寄生虫大喊，揭露他们在警察暴力和种族主义中的共谋。我们大多数人并不担心传达的信息是否恰当，或者看上去是否体面。我们表达了我们的愤怒和我们分析的力量，表达了我们采取主动、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和意愿。
>
>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最早的电视新闻片段是我们所能期望的最好结果，但我们并不把希望寄托在媒体身上。我们将通过我们的抗议、我们的传单、我们的身体、我们的公报，把我们对警察的批判传达给这座城市的其他人。用涂鸦和砸碎的窗户。
>
> 还应该指出的是，警察尚未公布遇害者的种族。我们还不知道哪个社群“受这起谋杀影响最深”。我们作出回应，是因为警察暴力影响我们所有人，是因为每当国家处决某个人，我们都想表达团结。我们知道，种族主义是这个社会中控制的一个关键特征；我们也相信，我们必须找到方法，作为盟友对并非我们自身所属的社群负责任地行动。但团结必须是批判性的，而且只能由那些为自身自由而斗争的人来实践。今晚的行动清楚地表明，我们反抗警察暴力，是因为每当他们杀人时，我们都感到愤怒和悲伤。
>
> 我们与所有其他进行反击的人团结一致地战斗。而通过战斗，我们正在记起做人是什么样子。
>
> 在这些让我们自己都感到惊讶的时刻，我们瞥见了我们为之战斗的那个世界的一鳞半爪。在街上奔跑，弯腰捡起一块石头，我们意识到，自己手中握着的，恰恰是未来公社的一块基石。
>
> 我们的公社是蔓延全城的愤怒，在夜里点燃一簇簇复仇的小火。我们的公社是第二天重新回到公众视野中的决心，公开集会，不让社会其他人忘记这起谋杀，不让我们的邻居用日常生活麻痹自己。我们的公社摇撼着我们牢笼的栏杆，而这声响就是我们的战斗呐喊：“走上街头。”[^f08-53]
无政府主义者继续开展了多次破坏行动、对警察局的攻击、抗议、公开集会和占领。当局采取了不同寻常的一步，解雇了两个月前杀害手无寸铁的黑人男子亚伦·坎贝尔（Aaron Campbell）的那名警察——他用一支突击步枪从背后射杀了坎贝尔。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满足于任何改革，他们于4月8日和9日在整个西海岸组织了“西海岸反对国家暴力行动日”（West Coast Days of Action Against State Violence），把声援在奥斯卡·格兰特骚乱中于湾区被捕者的持续努力，与对太平洋西北地区近期警察杀人事件的回应联系起来。在西雅图（Seattle），“行动日”期间举行了一场反警察抗议，一个黑群占领了街道，并与警察发生了扭打。然而，在抗议的余波中，参与者之间出现了许多裂痕。其中一部分人主要关注音乐和文化活动，他们谴责散发一本名为《有些人会开枪还击》（“Some People Shoot Back”）的小册子——这本小册子对克里斯托弗·蒙福特一案提出了一种批判性但带有同情的观点。这些活动人士因竟有人同情杀警者而感到不安，随后便与他们直接所属的DIY圈子之外的政治活动拉开了距离。另一些人，包括非政府组织雇员，则批评黑群危及了参与其中的有色人种青年。
许多偏好非暴力方法的人此后回避了反对警察暴力的街头抗议。显然，他们宁愿不与一场使用战斗性方法的反警察运动扯上关系，而不是想办法以自己的方法舒舒服服地参与进来。有几个月时间，西雅图短暂高涨的斗争消失了。但随后，在2010年8月至9月之间仅仅一周的时间里，警察在普吉特湾（Puget Sound）地区（西雅图与塔科马［Tacoma］、奥林匹亚［Olympia］和联邦韦（Federal Way）等较小城市之间）杀害了五个人。
当抗议、黑群和攻击重新出现时，更多的人开始出现在街头，其中一些是边缘化的青年，或者是被警察杀害者的朋友。使用强力策略所造成的“疏离”赶走了大量受过大学教育的活动人士，其中包括非政府组织雇员和“创意阶层”成员，但也吸引了至少同样多来自其他社会阶层的人——这些人更乐于把革命的理念、否定国家权威的理念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无政府主义者试图与其他抗议警察杀人事件的人建立联系。在这些谋杀案中最受关注的一起，是西雅图警察伊恩·伯克（Ian Birk）杀害无家可归的原住民男子约翰·T·威廉斯（John T. Williams）。作为回应，一些活动人士成立了约翰·T·威廉斯组织委员会（John T. Williams Organizing Committee）。
> 约翰·T·威廉斯组织委员会是一个由多个团体组成的联盟，致力于在警察局的运作中争取一些小改革：文化敏感性培训、政策调整、任命与原住民社群的联络人。他们还要求“对伯克警官的处理可以包括让他失去工作和警徽，但至少必须让他离开街头执勤，直到他证明自己理解在这一过程中制定的新规程。”［原文脚注已删除。］他们的战略是与市政官员合作，委员会决定把他们的诉求连同一份礼物——一份和平献礼——一起递交给一位市议员，就证明了这一点。委员会对警察暴力的分析表明，他们接受了更大体制的暴行。他们回避“谋杀”一词，而是把威廉斯之死称为“一场本可以也本应该避免的悲剧”，只要警察能够“通过采用多种降级策略——这些策略最有可能避免针对公众和警察的暴力——来促进我们社区的公共安全与和平”。
>
> 尽管存在明显的政治分歧，无政府主义者还是参加了组织委员会的抗议，带着自己的横幅和传单，寻求与其他愤怒的团体和个人建立联系。这些抗议的首要意义在于约翰·威廉斯的家人和原住民社群其他成员的参与。他的兄弟里克·威廉斯（Rick Williams）在组织委员会的大多数活动上发了言；委员会迅速采取行动，确保威廉斯一家站在他们一边，速度几乎与SPD［西雅图警察局（Seattle Police Department）］的政客们一样快。这些集会上的其他发言者大多是西雅图自由派-左翼非政府组织圈子里的老面孔。这些活动人士——其中一些是拿薪水的——向人群宣讲责任、文明和非暴力。在除警察之外尚无人使用过任何暴力策略的情况下［这发生在新一轮抵抗周期开始之前，也是在声援波特兰和奥克兰的那场略带战斗性的抗议半年之后］，这暴露了活动人士对失去局势控制权的恐惧。他们的目的是把他人的愤怒导入他们争取微薄改革的战略之中——一个注定失败的战略。正如在奥克兰和希腊所显示的那样，国家只有在担心真正的动荡时，才会动用法律体系来对付杀人的警察。但社会反抗的管理者［例如非政府组织、改良主义活动团体］和市政官员一样害怕这种动荡。[^f08-54]
另一个试图收编民众对警察杀人事件之愤怒的组织是“10月22日联盟”（October 22nd Coalition），它是毛主义个人崇拜团体革命共产党（Revolutionary Communist Party）的一个外围组织。RCP发起并试图领导了几次呼吁警察改革的抗议。一名成员提议，警察应该更多地使用泰瑟枪（别管在那一周警察杀人事件中，有两起死亡实际上正是由泰瑟枪造成的），或者先朝人的膝盖开枪（别管3月在波特兰遇害的杰克·柯林斯，是因为一颗警察子弹打断了他骨盆处的一条动脉而死，而不是腹部或头部中弹）。对RCP来说，走上街头并不是为了与警察斗争，而是为了创造一个空间，好让他们散发其领袖的著作、试图招募新成员。而这就要求抗议不仅是非暴力的，而且是完全被动的。
> 对抗议的管理企图整个晚上都在持续消耗着人群。活动的管理者宣布，游行的战略是穿过繁华地段，以吸引更多人参加。但没有一个路人注意到这支小小的队伍。在人群颠覆了拿扩音器者的口号——把“*我们要什么？*”之后的回答从“*正义！*”改成“*死警察！*”——之后，沿人行道穿过市中心的游行被叫停，以便提醒大家：*这是一场旨在建设群众运动的非暴力抗议！*无政府主义者此时几乎就要离开了——事情的走向似乎注定会与上一次集会一样令人沮丧。
>
> 但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当游行队伍慢吞吞地穿过一个繁忙十字路口的人行横道时，一名女子——无政府主义者并不认识她，她与RCP也毫无关系，手里只拿着一把雨伞——拒绝离开人行横道。她挡住了一辆市政公交车，公交车又挡住了几条车道，车流很快就堵了好几个街区。她挑衅般地站在那里，开始嘲笑其他示威者的被动和怯懦。那几个无政府主义者很快在路口加入了她。接着，一小群常在那个街角聚集的街头青年走到马路中央坐了下来。当其中一人走下人行道时，另一个人瞟着附近的警察，小心翼翼地说：“嘿，要是会出什么事，我可不想待在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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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的朋友回答说：“*除非*会出什么事，否则我才不想待在这儿！”在与无政府主义者交谈时，其中一些青年解释说，约翰·威廉斯曾是他们的朋友，今晚他们准备好为了纪念他而战斗、而坐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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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CP成员因未能管住示威者及其愤怒而大为沮丧，他们用扩音器宣布，这次封锁并非组织者的本意，任何站在街上的人都可能被逮捕。但这已无济于事。现在路人们对正在发生的事情产生了兴趣。无政府主义者坚持要让扩音器传递下去，让任何人都能发声反对警察。一名女子从街区那头跑过来，一拿到扩音器就宣布：“我只想说——操你妈的警察！”
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其他决意采用策略多样性的人，在较量中胜过了那些坚持要平息民众对警察杀人之回应的职业非政府组织活动人士和名不见经传的先锋队分子。他们强有力的攻击迫使警察转入守势，抹黑了警察的形象，并发展出直接回应警察暴力的策略，使警察无法再做他们在此前所有年份里一直在做的事情——杀人而不受惩罚。而那些走上街头的人做到这一点，既没有试图迎合媒体，也没有把自己局限于呼吁警察改革——这种呼吁基于一种荒谬的观念，即警察暴力是职业失误或几个害群之马的结果。事实上，他们张贴海报、发表网络文章、印刷报纸、在墙上涂写、大量散发传单，传播这样一种观念：警察暴力是一个种族主义体制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这个体制的基础是精英对我们集体生存手段的占有。
非暴力活动人士又有什么成果可以拿得出手呢？警察可能不得不接受更多的敏感性培训，这很难被视为朝着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这类措施只会让警察得以洗白自己的形象，赢得受压迫社群更多的信任，并更有效率地履行其作为统治阶级打手的职责。警察杀害无家可归者、跨性别者、黑人、拉丁裔、亚裔和原住民男子，并不是因为个别警员抱有偏见——尽管大多数警察局中父权制的、种族主义的亚文化，当然可能导致格外恶劣的暴行。警察是这样一种制度：它保护那些从我们所有人手中窃取了一切的人——公地、我们决定自己生活的能力、清洁的空气和水、未来、我们的历史、我们的尊严——而且他们正是站在两类人之间的那道屏障：一边是那些以服从为交换、获得了些许小特权和小安逸的人，另一边是那些一无所有的人。教警察对最受剥削、最受压迫的人更加敏感，只不过是一种战略，旨在防止警察在执行公务、践踏民众时的粗暴无意中点燃叛乱。
正如克里斯蒂安·威廉斯（Kristian Williams）在其关于警察演变的里程碑式研究中所记录的那样，“软性”治安或社区治安是与最早的特警队（SWAT）以及警察军事化的其他表现形式携手发展起来的。前者用来减少警察与受到严密管控的社群之间的冲突，后者则用来摧毁那些坚持把警察视为敌人的人。[^f08-55]试图改革警察的活动人士，帮助孤立了那些抵抗警察的人。[^f08-56]
2011年11月2日，在占领奥克兰组织的总罢工期间，发生了多起非暴力活动人士攻击毁坏财产的抗议者同伴的事件。反资本主义游行（Anti-Capitalist March）在全食超市（Whole Foods）奥克兰分店停下——这是一家从事“漂绿”和推动士绅化的大型企业连锁超市，而且据称在这件事上曾威胁员工，如果参加罢工就会被解雇——几个为保护身份而戴着面罩的人开始在建筑侧面喷上“STRIKE”（罢工）字样，打碎窗户，扔椅子。这一行动成功迫使一直不顾罢工照常营业的全食超市暂时关门。但人群中的非暴力活动人士很不高兴。一位和平手段的支持者被企业财产所受的损害激怒，把一名正试图砸窗户的抗议者扑倒在地。后来他接受了媒体采访——这是他能够毫无风险地享有的一种特权，尽管他刚刚犯下了殴打罪，而换成除和平主义者或警察以外的任何人，这项罪行都将面临数年牢狱——他为自己的行为辩解道：
> 这跟暴力无关，这关乎改变体制。如果有人制造暴力，他们就会破坏叙事，他们就会转移焦点，他们就会给警察镇压的理由……暴力改变不了什么。非暴力是我们作为公民所拥有的最强大的武器……我不知道这些人是谁，但他们戴着面罩，打着黑旗，他们想砸东西。只要我能做到，我就要［通过攻击他人］阻止这种行为，因为我希望这场游行保持和平。[^f08-57]
另一名抗议者为砸窗行为辩护，她说自己没有看到砸窗的经过，但不明白这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
> 我在这里没看到任何人受伤。我看到的受伤的人，是外面那些正在被警察伤害的人，那些已经被这座城市、被警察、被银行伤害的人。我还看到里面的员工正在被他们的雇主坑害，也被银行坑害。所以把砸一扇窗户看作［暴力］——一扇不管哪家保险公司明天就会换上新的窗户——在我看来很荒谬。
你认为谁更有效地传播了自己的信息？那个动手殴打他人的和平主义者没有提到任何利害攸关的议题，他只是往其他抗议者身上泼脏水。相反，那位支持策略多样性的抗议者则聚焦于资本主义和警察所造成的伤害。非暴力的鼓吹者一次又一次地把全部重心放在一种威权主义的坚持上，要求所有人都采用他们的抗议形式，而这种形式往往毫无内容可言。即便在非暴力运动的核心，人们也往往很难找到对剥削、支配或制造这些问题的权力结构的任何真正阐述的批判。另一方面，那些支持策略多样性的人往往能够紧扣主题，他们的理念与方法之间没有割裂，无论是在话语中，还是在抗议和行动的时刻，都在攻击资本主义。那个大男子主义的、威权主义的非暴力扑人者，把他在抗议中的体力和他在媒体聚光灯下的十秒钟，都花在了攻击其他抗议者上。在西班牙的15M运动中，非暴力活动人士在银行门前排成一排，保护银行的窗户免遭破坏；又在警察面前排成一排，保护他们免受人群的辱骂。所以毫不奇怪，当警察开始向人群发射橡皮子弹时，正是这些活动人士逃之夭夭，而不是挺身而出。他们保护的是国家，而不是运动。虽然他们中有少数人足够勇敢，挡住了试图递送止赎通知的银行代表，但到了真正强制执行驱逐的时候，他们没有一个人敢于对抗警察。至多有寥寥几个人坐下来，“阻挡”一次驱逐，直到警察拽着他们的胳膊把他们带走。在全国各地的抗议中，这些和平警察试图扯下那些为保护身份而戴面罩的人的面罩，或者给骚乱者拍照并把照片交给警察，使人们暴露于监狱的暴力之下，并在许多情况下危及移民。在2012年10月31日的罢工中，CGT工会联合会与当局合作组织了一道安保警戒线，其中一名成员一度对一个向银行扔鸡蛋的人拳脚相加并将其驱逐出去。正如“虚无主义无政府主义者”（Nihilist Anarchists）团体在一份声明对一百多家银行实施的破坏行动负责的公报中所指出的，如果打那名示威者的是警察，所有人都会大喊，在一个民主政府之下竟然发生这种事，真是可耻；但当抗议领袖承担起警察的职能时，所有人都沉默地旁观。
2012年10月31日和11月14日的总罢工中，那些据称是另类的或反资本主义的工会向政府和媒体的压力让步，对其人群强加了非暴力纪律。这两次总罢工普遍被视为失败，随后街头活动明显衰退。相反，在2010年9月29日、2011年1月27日和2012年3月29日的总罢工中，无政府主义者、反资本主义者和边缘化青年拥有充分的自由，并利用这一回旋余地发动骚乱或实施破坏行动，这几次罢工被誉为斗争中的重大事件，随后运动活动明显高涨。更重要的是，由于从街区议会到另类工会的许多不同阵营都声援被捕的骚乱者，镇压并没有达到其令社会运动噤若寒蝉的预期效果。只有当另类工会开始强制推行非暴力时，这种效果才得以实现。这类活动与警察试图通过镇压、媒体试图通过散布恐慌所要达成的目标之间的重合，是引人注目的。
在英国学生运动中，学生会主席走到媒体面前，谴责并辱骂那些选择以捣毁执政党办公室来抗议学费上涨的学生。主席亚伦·波特（Aaron Porter）表示，他“对一小撮白痴的行为试图破坏前来进行和平抗议的五万人感到恶心”。[^f08-58]大学与学院联合会（University and College Union）的总书记也试图把骚乱者描绘成“少数人”——在她心目中，这个类别意味着完全缺乏正当性或行动自由。最令这些官僚领袖不安的是，那些本应是追随者的人没有接到任何命令就主动采取了行动。对这位学生会主席而言——这个职位通常是通往职业政客之路的垫脚石——管不住羊群构成了一个令人尴尬、足以毁掉履历的污点。幸运的是，全国学生联合会（National Union of Students）的黑人学生干事和LGBT学生干事，连同几名较低层级的学生官僚、一名工会人士和一名剧作家，发表了一份批评声明：
> 我们拒绝任何把米尔班克（Millbank）抗议［在这次抗议中，执政党办公室被一群与警察搏斗的人占领并捣毁］描绘成规模很小、“极端主义”或不能代表我们运动的企图。我们为成千上万的学生愿意向保守党人传达“我们将为胜利而战”的信息而欢呼。占领是学生运动中由来已久的传统，应当予以捍卫。正是法国和希腊的这类行动，激励了英国许多在就业、福利、住房和公共部门遭受如此巨大冲击的工人和学生。我们与抗议者站在一起，与任何因这次抗议而受到迫害的人站在一起。[^f08-59]
学生会主席波特试图训斥他的羊群时，被嘘下了台。那些拥有媒体的人需要在街头找一个代言人，于是把学生佐伊·威廉斯（Zoe Williams）变成了一时的名人。威廉斯和几个同学帮忙保护了一辆正遭抗议者同伴破坏的警车，冲他们喊道：“这对我们的事业没有帮助！”正如她后来对媒体所说：“我只是想让［那些破坏者］明白，我们今天来这里所为的事业，不是关于‘我恨警察，我想烧死警察，我想摧毁他们所代表的一切’。”[^f08-60]威廉斯来自伦敦的一个高档街区，她的父母有能力送她去读一所每年学费近两万美元的私立高中。对她来说，走上街头可能只是随大流，或者只是为了腾出更多钱花在衣橱上；但对许多其他学生来说，反抗富人所颁布的政策，与反抗执行这些政策、保护这些富人的警察，是完全分不开的。
在2010年多伦多（Toronto）反对二十国集团（G20）政治峰会的抗议中，一个由多个抗议团体组成的联盟同意了一个以策略多样性为基础的框架，希望让方法迥异的个人和团体都能参与进来。他们发表了一份声明，解释其策略多样性框架背后的理念：
> 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拥抱坦诚的讨论与辩论。我们相信，我们的运动足够强大、足够有韧性、足够成熟，能够拥抱公开的意见分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要真正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世界，就需要许多不同的策略、大量的创造力和许多不同的路径。正是这一点让我们即使意见不一也能共同工作。
>
> 我们在团结与尊重中共同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赞同彼此所做的每一件事，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事情上意见一致。但我们会倾听彼此，我们会公开、坦诚地讨论我们的分歧，在必要时，我们会求同存异，并且在遭受攻击时相互支持。
>
> 我们理解，人们在安全方面有不同的需求。一个人可能需要在街头处于一种不会因他人行动而陷入危险的境地，而另一个人可能需要知道，如果自己被捕，无论国家指控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会得到支持。我们知道，处理这些需求的方式，是带着尊重倾听彼此，努力理解彼此，即使意见不一也要支持彼此。[^f08-61]
这种尊重不同参与形式的精神被付诸实践。那个发动大规模骚乱——焚烧警车、捣毁加拿大主要金融街——的黑群脱离了主游行队伍，以免躲进和平的人群中、“破坏”一场非暴力行动，或做出其他可能伤害或惹恼其他抗议者的事情。事实上，许多与抗议无关的城市居民也出来参加了骚乱，这恰恰表明了黑群成功营造出了怎样的氛围。尽管如此，非暴力的倡导者照样对他们大加抨击，这表明至少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黑群的批评并不是真正的关切，而只是攻击一个他们显然视为头号政治敌人的群体的投机手段。当警察在许多个街区之外、数小时之后对抗议者施以暴行时，非暴力活动人士利用互联网或媒体把责任推给戴面罩的无政府主义者，违背了策略多样性协议。他们中的几个人甚至声称，那些戴面罩的抗议者是警方的挑衅者（provocateurs）。他们诉诸这种卑劣的攻击是完全合乎情理的，因为他们很难论证：在加拿大首屈一指的金融区心脏地带实施一次大规模破坏行动，并在世界历史上耗资最巨的安保行动中暂时压倒警察，并不构成对世界主要国家政府的威权与剥削政策的强烈拒绝信息。也许，无政府主义者的行动所传达的更成问题的信息，是清楚地表明了我们不会规规矩矩，我们不会谈判，而且我们为之奋斗的那个世界里没有他们的位置。而这恰恰是那些想当政客的人和非政府组织找不到任何办法从中牟利的那种信息。
多伦多骚乱过后，至少有一名声称黑群（Black Bloc）无政府主义者是警方挑衅者的阴谋论博主，自相矛盾地帮助警方辨认并逮捕了一名这样的无政府主义者。
在温哥华（Vancouver）反对2010年冬季奥运会的抗议中，原住民、无政府主义者和移民与警察发生冲突或实施毁坏财产的行动，以抗议资本主义的奇观、总是伴随此类大型活动而来的绅士化，或是奥运会在被窃取的原住民土地上举办这一事实。此后，一些非暴力活动人士谴责这些骚乱，把它们描绘成享有特权的白人男性无政府主义者的所作所为，说他们危及了更“弱势”的人群。随后，温哥华的活动人士就这一争议组织了一场辩论，来自“无人非法”（No One is Illegal）移民游行的哈尔莎·瓦利亚（Harsha Walia）逐条驳倒了对手的论点。
> 2月13日的行动明确是以策略多样性为号召的。作为一个13日不戴面罩参加游行的人，我并没有感到危险。我不能代表其他所有人发言，但我可以代表我自己。我很高兴到场，也很高兴看到黑群做他们的事。对于那些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的人，事先有过多次代表议事会（spokes councils），其中一些是公开宣布的，任何想提前获取信息的人都可以参加。在示威中，区域从绿区到红区逐级升级，我从未看到黑群试图躲在其他区域的掩护之下。我认为有必要重申这一点，因为2月13日在绿区和橙区真正被捕的人并没有谴责黑群，那么其他人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
> 有一种看法认为，因为我们现在已经在媒体上遭到谴责，我们就失去了信誉。在我看来，媒体从来就不站在我们这边！媒体不是衡量我们抗议是否成功的标尺，我们不应该通过复述企业媒体和警察的抹黑与谴责来让他们脱身。相反，我们应该非常明确地拒绝把我们的同志谴责为暴力分子。媒体没有报道为什么会有针对哈德逊湾公司（Hudson’s Bay Company）的毁坏财产行动，这不是黑群的错。七年来，媒体从未报道人们为什么要抗议奥运会。[^f08-62]
2008年在圣保罗（St. Paul）反对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同样是按照策略多样性的框架——即“圣保罗原则”（St. Paul Principles）——组织起来的。那场抗议总体而言是一次有力的抗议，参与者构成多样，并部分打断了共和党大会的奇观。为了破坏这场抗议，一名活动人士所做的远远超出了*与*警方合作。布兰登·达比（Brandon Darby）此前曾参与新奥尔良（New Orleans）的“共同基地集体”（Common Ground Collective），他至迟从2006年起就在*为*警方工作。他告密揭发的巴勒斯坦活动人士里亚德·哈马德（Riad Hamad）家中遭到联邦调查局（FBI）搜查，不久后被发现死于一个湖中，手脚被捆、嘴被堵住（警方裁定为自杀，联邦调查局则拒绝公开其档案）。他曾多次向新奥尔良和得克萨斯（Texas）的无政府主义者提议实施纵火袭击，企图诱捕他们。2008年，他在与联邦调查局的直接合作下，成功说服两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为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抗议制作燃烧瓶。两人在使用之前就被逮捕了。直到他们受审期间，达比的线人身份才被揭露出来。
对于有原则的非暴力倡导者来说，达比的例子也许像是一个稻草人，因为达比并不是和平主义者。然而，对于我们这些不得不与和平主义者共享街头的人来说，这种区分并不总是那么清楚。我们曾被和平主义者殴打、告发、拍摄、交给警察，或被逐出抗议现场，而这一切都是以非暴力的名义进行的。事实是，暴力是一个含混的范畴，因此非暴力不可避免地沦为一场伪善的操演。就连甘地也曾组织志愿行动，支持英国在南非进行的两场殖民战争。能够把甘地标榜为非暴力支持者的那套标准，同样可以套用到布兰登·达比身上。达比也许是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粉丝，但如今大多数站在非暴力一边的人，同样把格瓦拉、萨帕塔主义者或发生在远方的暴力叛乱当作崇拜对象。这就是“别在我家后院”（Not In My Backyard）倾向，它长期以来一直是左翼非暴力实践的一部分。那边的暴力总被视为令人激动，这里的暴力则被视为危险和不恰当。此外，达比那些暴力姿态在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诱捕那些可能倾向于使用战斗性、非法手段的活动人士。
事实是，驱动达比的，是对社会运动中暴力的政治谴责和哲学拒斥。在2008年12月29日发表于*独立媒体*（*Indymedia*）的一封公开信中，达比谴责那些出于“愤怒与仇恨”而行动的人，并解释说：“去圣保罗的大多数活动人士都怀着纯洁的意图，只是想表达他们对共和党的不同意见。”他由此区分了只想发表意见的好抗议者，和想要采取行动、在他看来理应坐牢的坏抗议者。在他后来于右翼网站Breitbart.com的新专栏中撰写的有关占领运动（Occupy）的文章里，达比对政治运动使用暴力的拒斥表达得再清楚不过。
为了轻松地得分，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会论证说，既然像达比这样的联邦调查局线人说服人们制作燃烧瓶，那就说明政府希望我们使用暴力手段，而我们“使用暴力”就是在替政府做事。这种想法是肤浅的。达比和其他联邦调查局线人说服人们触犯法律，是为了能够人赃俱获。因达比告密而在圣保罗被捕的两名得克萨斯无政府主义者，仅仅因为共谋制作燃烧瓶就被逮捕了；类似地，埃里克·麦克戴维（Eric McDavid）仅仅因为共谋炸毁一座水坝就正在服20年刑期，而那起阴谋从策划、出资到推进，完全是由一名联邦调查局线人一手操办的。在他的案子里，连一枚炸弹都没有造出来。
联邦调查局并不是试图在社会运动内部传播战斗性策略，而是试图把人当场抓获，然后终身关押。由于他们并不是盒子里最尖的那支蜡笔，他们几乎唯一能做到这一点的办法，就是威胁人们直到对方同意告密，或者利用善于心理操纵的线人，说服容易受影响的目标去实施他们尚未准备好的行动。联邦调查局把焦点放在那些愿意超越和平抗议的人身上，这清楚表明了哪种活动更让他们担忧。
尽管如此，达比的行动还是利用了拒绝非暴力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实践中的一个重大弱点。通过伪装成极端策略的支持者，他得以让两个人身陷囹圄，原因在于更广泛的圈子让自己暴露在这样一个人面前：此人惯用恐吓、霸凌和大男子主义的姿态，而在风险如此之大的情境中，他们对他的了解并不足以信任他。出于这个原因，达比造成的损害，与其说是非暴力支持者的问题，不如说更多地反映了他活动过的那两座城市中策略多样性支持者的不足。
另一个为体制工作的人的行为表明，一个利用非暴力弱点的人能够造成多大的损害。《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记者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在撰写评论文章“占领运动之癌”（The Cancer of Occupy）时，把自己装扮成运动参与者；那是一篇调查草率、针对黑群的恶意攻击文章。非暴力的支持者愿意让这位精英记者冒充我们中的一员，并重新界定运动内部的争论。布兰登·达比被揭露为告密者之后，遭到了运动的排斥。但在克里斯·赫奇斯对占领运动中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动不诚实的攻击之后，许多非暴力支持者不仅继续认真对待他，还帮助他赢得了更多的受众。显然，非暴力活动人士认为，拒绝非暴力的抗议同伴，比来自地球上最有权势报纸的、投机取巧的高薪记者更是大敌。布兰登·达比成功地向联邦调查局提供了几十名活动人士和无政府主义者的信息。克里斯·赫奇斯则成功地向数以万计的人散布了关于运动一部分人的虚假信息（这是另一种常见的镇压策略）。更有甚者，他的话语与联邦调查局将无政府主义者和占领运动入罪化的努力完美契合，为镇压机器提供了更多弹药。赫奇斯的黄色新闻与联邦调查局的镇压目标一致，都是为了平息运动，而它们制造出的恐惧又彼此助长。我将在第八章更多地谈论克里斯·赫奇斯。
所有这些案例涉及的人类型迥异，从坚定而有原则的和平主义者，到投机的非政府组织（NGO）活动人士或记者，还有想当抗议领袖的人、威权社会主义者，以及随便哪个怪人。试图控制或边缘化那些参与骚乱的人，这一活动把社会运动中范围广泛的参与者，同那些想要平息或摧毁这些运动的记者、警察和政客团结在一起。这一活动的核心，是一种控制的欲望，以及对最受压迫者之反叛的恐惧。这种威权主义为非暴力的倡导者和国家的代理人所共有：前者参与社会运动的前提，是想把一种方法论强加给其他所有人；后者则想确保一切改变社会的努力都要经过合法渠道，而这些渠道是由拥有这个社会、并对其最严重问题负有责任的同一批人所认可的。正因为那些据称反对警察暴力、不稳定处境（precarity）、贫困、排斥以及其他一系列问题的社会运动中的活动人士，积极地传播非暴力的价值，政客、警方发言人和记者才能随后利用非暴力原则，来约束那些开始不守规矩的社会运动。他们还能施压非暴力的倡导者，让后者通过攻击或边缘化黑群以及其他骚乱者和闹事者，来承担警察的职能。
这些和平警察中，有些人的做法是以非暴力的名义对违法者进行人身攻击。另一些人则揭下那些试图保护身份的人的面罩，或对他们进行拍摄，再把这些视频提供给警方（无论是直接交出，还是发到Facebook上——Facebook已经成为全球各地警察机构首要的侦查工具）。还有一些人组成人墙来控制抗议，把人们限制在人行道上，或阻止他们破坏银行和企业商店。在这里，我们看到许多有原则的非暴力支持者与警察共有的另一个特点：比起抗议同伴的安危，他们更关心企业财产的安危。
这些形形色色的非暴力支持者，使用各种各样的话语来为自己的行为辩护，或进一步排斥那些奋起反击的人。值得注意的是，有些人会向媒体评论非暴力的优点，但极少有人愿意与批评者展开辩论、为非暴力辩护。在美国的占领运动、英国的学生运动或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中，参与这些辩论的人大多此前没有任何社会斗争经验。那些有经验的人，要么以其他方式为自己辩护，要么使用让辩论无从进行的论点，要么回避辩论，同时利用媒体散布非暴力的那些典型陈词滥调。
这与1999年西雅图（Seattle）抗议之后那些年相比是一个重大变化，当时“非暴力/策略多样性”的辩论被翻来覆去地进行，令人生厌。[^f08-63] 在较近的运动中，情况变得很清楚：非暴力的倡导者知道自己已经输掉了这场辩论。
许多谴责黑群的反威权主义者声称自己不是和平主义者，事实上他们常常把其他国家的武装革命或起义当作崇拜对象；但只要在他们附近发生任何形式的骚动或毁坏财产，他们就会惊慌失措，编造出种种理由来说明为什么毁坏财产、自卫或奋起反击是错误的，只差没有绝对地谴责这些做法。
对这种“别在我家后院”倾向的批判已经广泛流传了几十年。在2002年撰写的一本流传甚广的小册子里，一名无政府主义者这样描述“暴力”的批评者，说他们：
> 其实就是一群种族主义的“别在我家后院”者（NIMBYs）[脚注已删除]，他们一边支持非白人在国外进行的暴力斗争，一边又害怕它在本国的影响（恰帕斯可以，这里不行；东帝汶可以，这里不行；哥伦比亚可以，这里不行，等等）。事实上，许多北美左翼人士强烈谴责国家对哥伦比亚革命武装力量（FARC）及其他暴力的威权共产主义团体日益加剧的战争，同时却实际上把大规模行动中的警察镇压归咎于美国这里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纽约的世界经济论坛抗议和9月11日袭击把他们中的大多数淘汰出局之前，左翼一直声称对主要抗议拥有独占的所有权，而桀骜不驯的无政府主义者的出现，则引起了他们大量忧心忡忡的绞手顿足，尤其是当无政府主义者用他们的暴力把戏抢尽风头的时候（顺便说一句，这一次也没有让左翼人士哪怕稍稍反省一下，为什么他们的政治和策略从一开始就如此该死地乏味）。[^f08-64]
尽管对他们行为的批判流传甚广，“别在我家后院”者仍然继续表达他们对任何可能让自己陷入危险的斗争策略的绝对拒斥。通常，这种拒斥以一种情绪化谴责的形式出现，而且不会与他们对其他国家革命运动的伪善支持并置，这使他们得以掩盖其中的矛盾。但在他们少数几次同时表达其立场中相互矛盾的两极时，他们从来不解释为什么那边的人可以奋起反击，并承受不妥协斗争的后果，而这边的人就应该保持冷静，不做任何可能招致镇压的事，并且遵守法律，偶尔的轻罪除外。
妖魔化黑群最常见的话语之一，是说他们是外来煽动者。在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骚乱期间，媒体、警察和非暴力的倡导者异口同声，声称骚乱者是来自奥克兰（Oakland）之外的白人无政府主义者，是来趁机利用局势、制造麻烦的。把骚乱者贬斥为外来煽动者，并把“无政府主义者”和“外来煽动者”这两个范畴画上等号，不过是在反刍一种由来已久的政府抹黑策略。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反资本主义斗争升温时，美国政府就使用了这一策略，为帕尔默突袭（Palmer Raids）以及驱逐数千名移民无政府主义者进行辩护。在红色恐慌（Red Scare）期间，他们又再次使用了它。鉴于非暴力支持镇压的历史，一些非暴力倡导者如今在使用这一策略也就不足为奇了。
这种话语的一个更为恶毒的变种在过去几年里突然流行起来，由亚历克斯·琼斯（Alex Jones）这样的阴谋论狂人博主传播开来。这就是如下阴谋论：黑群被警方挑衅者渗透，甚至黑群完全就是警方的创造和工具，被用来“抹黑正当的抗议”。斯大林主义者多年来一直在提出这种说法，起初针对的是整体上的无政府主义者，后来当黑群登上舞台时，又专门针对黑群。这一指控至少可以追溯到西班牙内战（Spanish Civil War），当时斯大林主义者试图通过声称无政府主义者暗中是法西斯特务来使他们失去作用。考虑到后来揭露出的事实——斯大林对西班牙的反法西斯努力一边部分支持、一边部分破坏，以便拖长冲突，说服希特勒与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这一说法尤其伪善。有着如此显赫的家世，那些不那么有原则的非暴力倡导者开始使用这一论点，只是时间问题。网站*为黑群辩护*（*In Defense of the Black Bloc*，violentanarchists.wordpress.com）记录并驳斥了和平主义者、记者、右翼博主、斯大林主义者等人使用这一阴谋论的例子，涉及加拿大、美国、墨西哥、智利、西班牙、法国、希腊、英国、意大利及其他地方的数十起案例。他们还汇编了一些历史，表明数百年来，蒙面或实施匿名袭击、破坏行动的做法，一直是自下而上的社会斗争的正当组成部分。
哈尔莎·瓦利亚在她的“关于黑群的十点”（Ten Points on the Black Bloc）中再次一语中的：
> 有一种与匿名性相关的看法，认为黑群更容易被挑衅者渗透。整个运动都容易被警方挑衅者渗透。2月12日被揭露出来的真正的警方挑衅者，冒充的是记者，而不是黑群。另一个非常清楚的例子是蒙特贝洛（Montebello）发生的事情：当时警方挑衅者确实把自己装扮成黑群，而首先揭穿他们的，正是黑群自己。
这一阴谋论最令人不安的地方在于，它显然是为破坏辩论而设计的。如果蒙面或毁坏财产这类策略被说成是警方的挑衅战略，那么就不可能再就这些策略展开辩论。而大众媒体自己也在帮助传播这一理论，明显企图抹黑国家的敌人。在法国一次抗议之后的某个案例中，针对黑群的阴谋论被博主、非暴力倡导者和企业大众媒体本身传播得如此之广，以至于警方对这种有损其声誉的攻击大为恼火。他们调动一切资源，辨认、追踪并逮捕了那名蒙面的无政府主义者——阴谋论博主们据称已经“证明”此人是警察（按照惯用的伎俩，他们利用一段模糊的视频，声称这名无政府主义者手里拿的棍子是警棍）。一旦此人被捕、并被证明是一名抗议同伴，非暴力活动人士和阴谋论狂人们就突然沉默了。
阴谋论博主极其善于利用卑劣的手段和互联网这一肤浅的媒介来捏造“证据”。在马德里（Madrid）一次抗议的案例中，他们散布了所谓蒙面抗议者是警方渗透者的证据，所展示的是一段一名便衣警察被同僚误扑倒并殴打的视频。尽管这段视频有数十万次观看，却没有人评论其中一个引人注目的事实：视频里的便衣警察既没有戴面罩，甚至也没有穿黑衣服。仅仅因为视频的标题声称一名“*encapuchado*”（“蒙面人”，几乎就是无政府主义者的同义词）其实是便衣警察，暗示的力量就改变了数十万人所看到的东西。
外面有许多人想要摧毁银行，或者把警察赶出街头，而且他们这样做有着无可挑剔的理由。非暴力的倡导者一直在不择手段地掩盖这些理由，这一事实恰恰表明，他们多么无力为自己的实践辩护。
另一种用来将骚乱入罪化的常见话语，是认为违法、骚乱或使用“暴力”是一种特权活动，会把受压迫者置于危险之中。一些身份政治的爱好者利用黑群成员往往蒙面蒙得严严实实、根本无法分辨其种族或性别这一事实，声称黑群无政府主义者全都是白人男性，甚至创造了“男政府主义者”（manarchists）一词来形容他们。为了嘲讽这种看法，有人创建了网站*看看这些他妈的男政府主义者*（*Look At These Fucking Manarchists*）[^f08-65]，上面有数百张来自世界各地的骚乱和武装斗争的图片，展示女性、有色人种、残障人士、跨性别者和酷儿搭建路障、与警察搏斗、焚烧银行或进行人身自卫的场面，并配以反讽的说明文字。一张西班牙内战时期无政府主义民兵中持枪女性的照片，配文是：“得了吧，男政府主义者们，法西斯主义必须用我们非暴力的女性柔术来对抗，而不是用过度阳刚的攻击性！”一张摄于2013年2月玻利维亚（Bolivia）一次抗议的照片——那次抗议中，坐轮椅的人们跋涉数百英里来到首都，与防暴警察发生冲突——配文是：“本周在玻利维亚，一群歧视残障者的男政府主义骚乱者，因为该国破败的福利制度与警察发生冲突。他们难道不知道跟警察打架是非常有特权、非常操蛋的事吗？”
在2009年1月14日为奥斯卡·格兰特举行的抗议中——也就是第一轮骚乱一周之后——来自“催化剂计划”（Catalyst Project）的白人活动人士，与来自不同教会和非政府组织的人一起，穿上鲜艳的背心，手挽手保护财产、阻止骚乱。许多人指责他们看到的任何白人（其中有些是奥克兰居民，有些不是）不负责任地危及有色人种青年。至于每次警察杀死一名年轻黑人男子时都待在家里的那些白人，他们却什么也没说。人们走上街头时，会与那些想使用同样策略的人走到一起，这再自然不过。前来声援的战斗性无政府主义者与黑人青年并肩骚乱。另一方面，来自奥克兰以外的非暴力倡导者则与宗教领袖、非政府组织以及民主党的黑人头面人物联合起来，试图控制抗议。声称来自外地的白人无政府主义者要为骚乱负责，这种说法才是真正的种族主义，因为它让众多黑人青年噤声——他们中有些人是奥斯卡·格兰特的朋友和邻居——而他们才是街头冲突的主角。
> 奥斯卡·格兰特叛乱让我们稍稍瞥见了湾区（Bay Area）的人们正在这样做。在骚乱中，我们看到黑人和棕色人种年轻人的集体力量，几乎毫无畏惧地与既定的白人至上秩序搏斗。令人惊讶的是，叛乱中也有少数白人现身。白人这种短暂的团结表现——既有那些确实有过作为被入罪化的贫穷年轻人之经历的人，也有那些在相对优裕环境中长大的人——揭示出，白人可以拥有能动性，与非白人并肩以暴力反对一个明显种族主义的机构，而不必在并非如此的情况下假装与他们共享身份或经验。
>
> 此外，与那些把骚乱的本质描绘为男性主导之事的主流叙事相反，许多酷儿和女性（大多为非白人）同志站到了前线，毫无顾虑地参与了这场据称是阳刚的叛乱。她们的参与意义重大，因为它打乱了爱好和平、温顺驯服的女性气质的逻辑，也打乱了对那些生活在性别暴政与白人至上交叉轴线上的人而言，自决应当是什么样子的逻辑。
>
> 尽管大多数被警察枪杀的受害者是黑人和棕色人种男性，奥斯卡·格兰特叛乱向我们表明，他们的死亡影响并激怒了跨越种族和性别界线的广大人群。在人们为表达对奥斯卡·格兰特遇害及其死亡所代表之事的愤怒而聚集起来的每一次示威和骚乱中，“我们都是奥斯卡·格兰特！”的口号响彻奥克兰市中心的街道。对于那些被非营利组织化文化所普及的逻辑灌输、把身份与受压迫经验视为同一回事的人来说，除有色人种之外的任何人喊出这句口号都是不恰当的。这种批评在许多人看来站不住脚，因为它假定我们喊出这句口号是为了宣告集体的受害者身份，而不是集体宣告拒绝成为受害者。在这个社会里，我们很难找到哪个人只是受害者而从未当过加害者，反之亦然。
>
> 对于我们当中贫穷的黑人或棕色人种而言，无论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我们都不能声称与奥斯卡·格兰特共享每一种经验，但我们确实每天都带着这样的认知生活：如果这个带有种族化含义的阶级社会得不到清算，我们可能会遭遇和他一样的命运。对于女性和酷儿，尤其是我们当中同样不是白人的那些人来说，我们的经验也许并不映照奥斯卡·格兰特的生与死，但我们同样生活在身体遭受暴力的病态威胁之下，这种威胁既来自父权制的、厌恶跨性别女性的、种族主义的体制，也来自那些复制国家的态度和压迫行为的个人。对于我们当中任何不是贫穷黑人或棕色人种的人来说，无论是不是无政府主义者，当警察在附近时，我们通常也许不必为性命担忧，但再明白不过的是：如果我们不全都开始表现得仿佛我们自己的性命也危在旦夕，那么我们不仅是这些种族主义死亡的共犯，还愚蠢地以为下一个不会是我们。对于加入“我们都是奥斯卡·格兰特”这一合唱的白人来说，这一宣言意味着我们拒绝成为又一个白人——如果成为白人意味着以这种种族主义暴力能保护社会（读作：白人）安全这一虚假理由，任由这种狗屎继续下去的话。
>
> 身份政治的天真正是以这种方式辜负了我们：它既执迷于对特权与劣势进行排序和分门别类，又忽视了这样的情形——真实的人、他们的斗争以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远比他们的身份所能告诉我们的要复杂得多。
>
> “我们都是奥斯卡·格兰特”背后的精神，表明了整个奥斯卡·格兰特叛乱的态度。尽管由于社会强加、而我们自己也在维持的种族隔阂，我们中许多人在那些夜晚之前大体上互不相识，但我们在街头找到了彼此并肩斗争的光辉时刻，在那里，我们的身份或经验并没有被压缩成一种虚假的同一性。[^f08-66]
类似的种族主义噤声过程，也发生在2010年菲尼克斯（Phoenix）的一次抗议中。在1月16日反对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警长乔·阿尔帕约（Joe Arpaio）的示威中，处于斗争中的原住民与无政府主义者一起，号召组成了一个“迪内人、奥哈姆人、无政府主义者/反威权主义者群组”（Diné, O’odham, anarchist/anti-authoritarian bloc）。这种直接的、无中介的跨种族组织实例，他们使用自卫的意愿，他们对策略多样性的接纳，以及他们对一种激进的、反国家、反殖民批判的传播，让非政府组织和改良主义的移民运动领袖感到威胁。于是后者声称，这个群组里的原住民青年是无知的、被操纵的棋子，正在被他们的白人盟友所利用。他们以反种族主义的名义，用一种家长式的、种族主义的套话让迪内族和奥哈姆族抗议者噤声，剥夺了他们的能动性。
在占领奥克兰（Occupy Oakland），身份政治也被用来分化参与者，维护非政府组织和专业人士的中介角色，并阻止对体制的直接攻击。在占领者所开辟的辩论空间里，出现了若干对这种话语的批判。我想大段引用其中一篇：
> 有色人种社群并不是一个拥有相同政治观点的单一、同质的整体。并不存在某种单一而统一的反种族主义、女性主义和酷儿政治纲领，可供白人自由派成为其“盟友”，尽管某些有色人种个人或团体可能声称他们掌握着这样一种纲领。这种特定品牌的白人盟友身份，既抹平了白人之间的政治分歧，又把他们声称代为发言的人群同质化了。我们认为，这种政治从根本上仍然是保守的、令人噤声的、强制性的，对于那些拒绝特权理论所提供的分析和行动领域的有色人种来说尤其如此。
>
> 这一问题有一个特别鲜明的例子，来自2011年12月4日占领奥克兰的一次全体大会：来自当地一家名为“催化剂计划”的社会正义非营利组织的“白人盟友”，与一系列其他团体和个人一起来到奥斯卡·格兰特/弗兰克·小川广场（Oscar Grant/Frank Ogawa Plaza），发言支持一项把占领奥克兰更名为“去殖民化/解放奥克兰”（Decolonize/Liberate Oakland）的提案。每一位在全体大会上发言的白人“盟友”都把听众当作清一色的白人来称呼，并解释说，放弃他们自己的白人特权就意味着支持这项更名提案。然而，在对该提案的公开回应中，情况变得很清楚：听众中有相当数量的有色人种深切反对这一举措，其中包括占领奥克兰最活跃、最有成效的自治团体之一——同样以有色人种为主的“战术行动委员会”（Tactical Action Committee）——的创始成员。
>
> 事关重大的是一场政治分歧，而这场分歧并不是沿着种族界线清楚划分的。然而，更名提案的失败随后被广泛歪曲为“白人占领”与“去殖民化/解放奥克兰”团体之间的冲突。在我们的经验中，这种歪曲并非偶然或孤立的事件，而是湾区反压迫政治中一个占主导地位的流派反复出现的特征——这一流派非但没有动员有色人种、女性和酷儿采取独立行动，反而一贯抹除有色人种在跨种族联盟中的存在。
>
> 白人至上和种族主义机构，不会因为富有同情心的白人活动人士花几千美元参加非营利组织的多元化培训——这些培训可以帮助他们认识到自身的种族特权，并为他们这样做的决定颁发证书——而被消除。特权政治的荒谬之处在于，它把反种族主义实践重新聚焦于白人和白人的行为，并假定种族主义（以及往往通过或明或暗的联想，性别歧视、恐同和恐跨）主要表现为个人特权，而这些特权可以通过个人的决心被“检视”、放弃或得到赦免。特权政治最终完全依赖于它所谴责的东西：*白人的仁慈*。[^f08-67]
例子还在不断出现。就在本书进行最后编辑之际，西雅图的无政府主义者和其他人以一场小规模骚乱纪念了2013年五一劳动节。媒体迅速调用了非暴力活动人士为它们准备好的话语：骚乱者显然是在乱发脾气的享有特权的白人青年。但后来的消息表明，许多因砸窗户或与警察搏斗而被捕的人是无家可归者。
在上述案例中，战斗性方法的反对者不得不表明立场，因为反抗的空间正在政治和社会层面上被主张和正当化。他们不得不就这些反抗撒谎，无论是把它们描绘成种族主义的，还是声称它们是警方的阴谋，以便转移人们对社会反叛者用以解释自己为何起来反抗的那些雄辩理由的注意。在另一些情况下，当反抗爆发而其参与者并未表达成文的社会批判、也未向外界为自己辩护时，非暴力的倡导者常常对其视而不见，而左翼学者则试图把它们解释掉。当此类反抗使自己无法被忽视时，非暴力活动人士和学者通常会把它们受害者化，否认它们的能动性，或否认它们是对体制发起攻击的正当立场。2011年大规模骚乱浪潮从托特纳姆（Tottenham）蔓延到英格兰其他地区时，倾向非暴力的网站和杂志站到了主流媒体的对立一极；主流媒体在下层阶级反抗的时刻通常会向右转，这一次也一如既往地呼吁无情惩罚那些“虚无主义的、野性难驯的青少年”。但这个对立一极所依据的，是把骚乱者呈现为不公正体制的单纯受害者，而他们所从事的活动则被家长式地假定为无知且适得其反的。通过把骚乱者塑造成受害者，无论非暴力的倡导者是否意识到，他们都在为一种社会学干预的结构性暴力铺平道路：在这种干预中，政府进一步侵入潜在反叛主体的生命过程，强加以控制为根本标准的监控和福利措施。
在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大卫·哈维（David Harvey）和齐格蒙特·鲍曼（Zygmunt Bauman）这样的威权左翼人士看来，英国骚乱是“无意义的爆发”，是“无脑的骚乱者”和“有缺陷的、不合格的消费者”所为。
还有一些评论者，把骚乱仅仅看作误入歧途，而不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的反映。这类作者把骚乱理解为一台缺少合适轨道的引擎。于是，失败就归咎于整体上衰朽的左翼，因为他们未能提供一个可以驾驭、塑造和引导骚乱者怒火的“替代方案”或“政治纲领”。齐泽克问道：“谁将成功地引导穷人的怒火？”至于穷人或许能够引导他们自己的怒火这种可能性，就别提了。
在所有这些回应中，人们都能看到一种共同的、根本上居高临下的论调。在每一种回应中，知识分子都把某种虚假意识强加给骚乱者，以便让他自己（而且通常是个“他”）作为缺席权威的代言人显得更加必不可少。这些知识分子从骚乱中听到了一个他们必须提供答案的问题。他们没有意识到，骚乱其实是对一个他们拒绝提出的问题的回答。[^f08-68]
同样，在2008年12月希腊起义之后——非暴力的倡导者与社会学家也曾一道试图把这场起义解释掉——左翼媒体通过把移民塑造成非人条件的受害者，助长了随后的反移民政策和迫害暴行。通过帮助制造一种人道主义危机的话语，他们要求政府采取行动，而行动的结果可想而知，是改革与警察行动的组合；与此同时，由于他们聚焦于移民聚居区的恶劣条件和令人难以接受的卫生状况，他们只是助长了把移民描绘为肮脏、低于人类的法西斯宣传。通过把移民呈现为受害者，他们否定了许多移民为应对自身处境而选择的方法本身，并使他们在政府将要强加的任何解决方案面前更加脆弱，而这些方案显然不会是为了移民的利益。
国家对英国骚乱的回应也将沿着类似的轨道展开。如果说骚乱暴露出了自我毁灭行为或穷人侵害穷人的犯罪这类非常真实的问题，那么这些问题需要由那些并非局外旁观者的人来解决。其他处于斗争中的人可以对骚乱者的实践提出批评，但前提是我们首先承认它是一种实践，是对体制发起攻击的一种立场，或是应对系统性压迫的一种战略。而要批评一场我们并未直接参与的斗争，我们就应当承认它独特的视角，以及我们很可能并不拥有与之完全相同的目标和分析。只要那些据称批判资本主义和警察的人仍在否定那些受不稳定处境和警察暴力伤害最深的人所作出的回应的正当性，那么参与骚乱的人就只能孤身抵抗由政府、媒体和非营利组织合力强加的解决方案。拥抱策略多样性的无政府主义者一直在发展一种与自发骚乱直接团结的实践，并培养自己点燃骚乱的能力；而非暴力的倡导者则与政府机构、媒体和非政府组织打得火热，这些机构继续把最边缘化的人当作受害者来规训，并强加那些总是优先考虑权力利益的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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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8-53]: Anonymous, “Police Murder in Portland, anarchists respond with vengeance,” http://anarchistnews.org/?q=node/10921 (March 23, 2010).
[^f08-54]: 两段引文均出自“Burning the Bridges They Are Building: Anarchist Strategies Against the Police,” http://riselikelions.net/pamphlets/16/burning-the-bridges-they-arebuilding-anarchist-strategies-against-the-police.
[^f08-55]: Kristian Williams, *Our Enemies in Blue: Police and Power in Americ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4).
[^f08-56]: 这并不是说没有任何办法可以在短期内让情况有所好转。例如“警察监督”（Cop Watch）这一策略——在警察拦截、搜身或以其他方式骚扰人们时进行监视和拍摄，并鼓励他人不同意搜查、不回答警察的问题——就是一种直接行动，让警察更难找人麻烦。然而，一些“警察监督”团体参与了改革警察的运动，而它们本应传播一种对警察在社会中之功能的更深刻批判。后一种路线有助于更多的人采取行动，而改良主义路线则把行动导入政治渠道，在那里，几乎只有受过大学教育的职业活动人士和政客才能直接参与。
[^f08-57]: 两段引文均出自“One Protester Tackled by Another Over Smashed Whole Foods Window,” *KQED*, http://blogs.kqed.org/newsfix/2011/11/03/video-one-protester-tackledby-another-over-smashed-whole-foods-window/ (3 November 2011).
[^f08-58]: Lewis, Paul; Vasagar, Jeevan; Williams, Rachel; Taylor, Matthew, “Student protest over fees turn violent,” London: The Guardian Online (10 November 2010).
[^f08-59]: Vasagar, Jeevan; Taylor, Matthew, “Student protests planned on a national scale on 24 November,” London: The Guardian Online (11 November 2010).
[^f08-60]: “The other face of the student protests,” *Metro* (25 November 2010).
[^f08-61]: 见 http://torontomobilize.org/SolidarityRespect 。全文收录于附录。
[^f08-62]: Harsha Walia, *Ten Points on the Black Bloc*，由Rise Like Lions于2011年以小册子形式出版。http://riselikelions.net/pamphlets/14/10-points-on-the-black-bloc.
[^f08-63]: 需要说明的是，非暴力一方曾使用一整套操纵手段来控制那些辩论，而我最初写作《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正是为了回应2004年的一场这样被操纵的辩论；但在那些日子里，他们至少还会与对立的观点交锋。
[^f08-64]: Ashen Ruins, “Against the Corpse Machine: Towards a Post-Leftist Anarchist Critique of Violence,” http://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ashen-ruins-against-the-corpse-machinedefining-a-post-leftist-anarchist-critique-of-violence (2002).
[^f08-65]: http://latfmanarchists.tumblr.com/
[^f08-66]: 引自“We Are All Oscar Grant (?), Attacking White Power in Rebellions and Beyond”，载 *Unfinished Acts* Revised Edition, Oakland, 2012。
[^f08-67]: 引自Croatan所写、极力推荐的文章“Who Is Oakland: Anti-Oppression Activism, 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State Co-optation”，载网站 *Escalating Identity*，https://escalatingidentity.wordpress.com/ (April 30, 2012)。
[^f08-68]: Jasper Bernes and Joshua Clover, “History and the Sphinx: of Riots and Uprisings,” *LA Times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4, 2012.
## 八、和平主义者是谁？（8. Who Are the Pacifists?）
如今，推广非暴力的是一群极其多样的人。我试图挑选出那些在全球范围或在本国范围内影响最大的人作为例子：他们或是在传播“只许使用非暴力策略”这种排他性主张方面最有影响力，或是为非暴力行动提供了一个行之有效的范例。此外，我还列举了一些代表特定人群的例子，这些人群在传播非暴力理念、或在劝阻人们使用其他任何社会变革方法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在分析这些非暴力的典型倡导者、非暴力方法的支持者或非暴力纪律的执行者可能具有哪些共同特征之前，我就已经拟好了这份名单。换言之，我并不是挑选符合预设标准的例子；我所列出的，是那些（至少据我所知）自冷战结束以来为传播非暴力出力最多的人。[^f09-69]
尽管这群人彼此之间差异巨大，读者或许会注意到他们有几个共同特征。首先，名单上没有一个人曾因其对非暴力的坚持而遭受严重后果；事实上，他们几乎全都得到了主流社会的回报，其中好几位所占据的权力位置，部分正是建立在他们对非暴力的拥护之上。这足以驳倒和平主义者的一种说法，即我们的社会鼓励我们诉诸暴力。在我们起来反抗的那一刻，所有占支配地位的机构都会坚持要求我们保持和平。
另一个共同特征是，名单上许多人都以专家自居，并试图凭借这种专业身份对社会运动行使权威。这一特征与第三个特征密切相关：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尤其是那些专家，并不直接参与社会运动，也不参与他们试图从专家位置上加以指导的斗争。作为遥远的旁观者写作，他们常常暴露出自己对试图为之出谋划策的斗争极其无知。最后一个特征是，这些人中有许多是拿着报酬去参与——就他们实际参与的那点有限程度而言——他们正推向非暴力的社会运动的。他们是职业人士和钻营仕途者，他们与社会运动的调情往往只是个人晋升道路上的一级台阶。
### 吉恩·夏普（Gene Sharp）
当今最著名的非暴力倡导者大概要数吉恩·夏普。1953年至1954年间，夏普因抗议朝鲜战争征兵而入狱九个月。此后数年，他担任和平主义者A. J. 马斯特（A. J. Muste）的秘书，以及伦敦《和平新闻》（*Peace News*）的助理编辑。从那时起，他主要以学者身份（1968年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和社会运动分析者的身份活动，而不是作为直接参与者。他是马萨诸塞大学达特茅斯分校（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Dartmouth）政治学荣休教授，自1972年起在该校任教，并曾在哈佛大学国际事务中心（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ffairs）担任研究职位。1983年，他创立了爱因斯坦研究所，这是一个非营利机构，致力于“推进对世界各地冲突中战略性非暴力行动的研究与运用”，探索“其政策潜力，并通过印刷品及其他媒体、翻译、会议、咨询和工作坊来传播这些成果”。如前所述，爱因斯坦研究所曾获得福特基金会（Ford Foundation）、国际共和研究所（International Republican Institute）和国家民主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Democracy）的资助（后两者由美国政府出资），而夏普的博士研究有一部分是由国防部资助的。
吉恩·夏普因其对非暴力的坚持而得到了主流社会的丰厚回报。他从未成为镇压的对象——除非有人把一次自愿的、出于良心的服刑也算作镇压，而那次服刑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成了他通往一份报酬丰厚、声名显赫的职业生涯的跳板。夏普是知识精英的一员，2012年他甚至是诺贝尔和平奖的热门候选人；若获此奖，他将与亨利·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和梅纳赫姆·贝京（Menachem Begin）这样的大屠杀者和战争领袖共享这一荣誉。就夏普而言，这个奖项本会成为一场国际行动的又一环节，这场行动旨在把阿拉伯之春描绘成一系列乖乖遵循西方民主社会变革专家教导的非暴力运动。夏普被人不知羞耻地授予、而他自己也不知羞耻地领受了那些革命的功劳——而这些革命与他毫无关系，也并未遵循他的政权更迭模板。西方媒体对吉恩·夏普在埃及革命中影响力的报道，引发了一些埃及博主的强烈反弹。其中一位，记者侯萨姆·哈马拉维（Hossam el-Hamalawy）说道：
> 穆巴拉克的外交政策不仅遭到埃及人民的憎恨和鄙视，而且人们总是把埃及人民的处境与他们的巴勒斯坦兄弟姐妹的处境相提并论。后者才是最主要的灵感来源，而不是吉恩·夏普——我这辈子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是在二月我们已经推翻了穆巴拉克之后；而一无所知的《纽约时报》（*NYT*）竟愚蠢地把我们的起事归功于他。[^f09-70]
虽然一些民主团体和威权主义的穆斯林兄弟会（Muslim Brotherhood）散发过他的著作，但他的非暴力方法论在这场暴动中几乎不见踪影。这与夏普在自己书的封套上所作的自我吹嘘相去甚远——那段文字谈到“突尼斯、埃及、也门、利比亚和叙利亚，在那里，阿拉伯之春的领导者们将夏普的思想视为其运动的指路明灯”。他或许想当一个伟大的白人父亲，为蒙昧的阿拉伯人照亮他的“指路明灯”；但他声称自己的非暴力方法论不仅与埃及的暴动、而且与利比亚和叙利亚的暴动有任何亲缘关系，这只会让他显得像个自大狂小丑。
吉恩·夏普所推广的并不是革命，而是毫无任何社会内容的政权更迭。在所有按照他的方法成功完成“革命”的国家里，同样形式的压迫、剥削、贫困和国家暴力依然在发生。他留下的遗产不是革命，也不是人类境况的改善，而是他自己的自我推销，以及另一种形式的统治的扩散。很难说夏普的动机究竟是对名声的渴望（除了多次获得和平奖提名之外，他还被《进步》杂志（*Progressive Magazine*）誉为“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非暴力行动倡导者”），还是对民主的一种审美性迷恋——一种形式主义的神经症，认为全世界的人应当被民主政府、而绝不能被独裁政府所剥削、边缘化、饿死、囚禁、折磨、羞辱——一言以蔽之，统治。这完全可以合理地归类为一种精神错乱。
翻阅《从独裁到民主》（*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的书页，我们会发现大量证据，表明他的威权主义思维，以及他对自由、健康和福祉等至关重要的问题漠不关心。
他对选举唯一的关切是选举必须“自由”，而他所说的自由，是指不被操纵以偏袒某个政党。他对政党毫无批判，对大众媒体限制可接受政治意见的范围、并把任何越出这一界限的政党边缘化的权力毫无批判，对代议制这一概念本身与自由相抵触这一点也毫无批判。
他对资本主义或民主政府不作任何批判，而正是通过这些结构，公共之物——土地、水、森林、知识、技能、历史——从我们所有人手中被夺走、被圈占、被私有化、被专业化，然后再作为商品卖回给我们。在这些基本经济法则之下——它们在任何民主制度中都不会受到质疑，也不会被付诸表决——我们所有人都被剥夺了曾经与我们不可分割的东西，被剥夺了我们赖以生存的东西。资本主义以及部署和补贴资本主义的政府，无论是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都迫使我们依赖于那些由征服者所建立的机构和经济阶级，依赖于那些夺走我们生存之本、如今又迫使我们为他们劳动以买回原本属于我们之物的毫无生气的碎片的人。
夏普甚至没有在帮助穷人、免除债务、或建立保护人们免受经济剥削最严重摧残的结构这样肤浅的改良主义框架内讨论贫困问题。事实上，他把阶级间的联盟——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联盟——视为其非暴力方法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他列出的非暴力行动清单中，包括上层阶级、财产所有者、资本家和老板们的行动：从银行账户中提款、切断资金和信贷、拒绝缴纳税收、拒绝出租或出售财产、商人的“总罢工”，甚至还有工作场所的闭厂停工。这实在令人惊叹，因为其中好几项正是历史上富人用来控制工人阶级的策略。
夏普还列出了若干可由政府实施以实现非暴力变革的行动，这表明他对作为强制性权力结构的国家毫无批判。夏普也没有提出废除军队。让平民接受他的非暴力方法训练，可以“避免为国防建立强大军事能力的需要”（第121页），但显然，非暴力是军队的补充，而不是替代。
他也没有提出废除警察和监狱这样的杀人机构，废除大众媒体或公立学校这样的社会控制机构，或废除任何其他压迫性机构。恰恰相反，大众媒体是他的模板中不可或缺的要素。
他声称“非暴力斗争有助于政治社会的民主化”，因为它“不会再生产出一种受统治精英指挥的镇压手段”（第57页）；但夏普那肤浅的“政治社会”从未触及自我组织的问题，因此也从未取代或消除构成每一个政府——无论民主政府还是独裁政府——之组成部分的“镇压手段”。相反，那些借助一场为其效力的非暴力运动而上台的政党，接管了社会中早已存在的强制性机构——警察、军队、监狱、学校等等。在任何一场颜色革命中，运动都没有导致这些机构被废除（甚至连提出这样激进的行动都没有）。
如果非暴力的倡导者可以指责过去那些威权的、武装的革命创造了*新的*镇压机构（我们也提出同样的批评，尤其因为我们无政府主义者往往是被清洗的首要目标），那么我们也可以指责他们既没有废除、也没有从根本上挑战*现存的*镇压机构。按照吉恩·夏普所构想的革命进程，社会不会发生任何改变，唯一的变化就是积极争夺战利品的政党数量增多了。
而非暴力运动本身也在再生产威权主义思维。“必须为解放制定一个明智的总体战略计划”（第12页）。夏普的方法建立在一种等级化的抵抗运动之上，它具有金字塔结构和不容置疑的领导者。他从未讨论过存在多个计划的可能性，从未讨论过运动中持有不同战略的其他潮流，也没有讨论过如何处理运动内部战略或理论分歧这一可能出现的问题。事实上，在他这本关于创建民主“解放”运动的书中，辩论这个概念可疑地缺席了。相反，“抵抗领导者”——也被称为“抵抗计划者”——制定总体战略、起草计划，并“将其公之于众”（第81页）。夏普所设想的显然是一种与政党或军队相称的指挥结构：一小撮领导者作出统一的决定，而温顺如羊的群众去执行。“需要参与的大量民众如果既理解总体构想，又理解具体指示，就可能更愿意、也更能够采取行动”（第81页）。在这一框架中，群众不过是一个必需的要素，应当就总体构想（显然是在没有他们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对他们进行教育，并向他们解释他们的“指示”。
夏普是一个不知羞耻的威权主义者和军国主义者。他被恰如其分地称为“非暴力的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 of Nonviolence），他使用诸如“政治柔术”（第49页）这样的强硬说法，来给他那贫血的方法壮壮声势。夏普的非暴力群众不过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准军事力量，是不被信任可以使用暴力的平民——暴力是国家机构的专属财产，而他们必须与这些机构协同行动。他们不被信任可以形成自己的想法，而必须被说服去接受恰当的战略。
任何对“暴力”的使用（他并没有解释这究竟意味着什么）都是“适得其反的”。“非暴力纪律是成功的关键，无论独裁者及其代理人如何挑衅和施暴，都必须维持这一纪律”（第49页）。辩论与政治分歧在他的方法中没有位置，而暴力一旦出现，就被说成是政府代理人挑衅的结果。夏普把他的门徒训练成一种近乎斯大林主义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中，任何异议都被归咎于外部敌人的阴谋。在这一框架中，异议必须被压制和清除。如果夏普是当今在世的最有影响力的非暴力倡导者，那么难怪有那么多非暴力的支持者攻击我们这些选择以其他方式进行斗争的人，或者把我们暴露在警察的暴行之下。值得注意的是，夏普在书中从未谴责过对抗议同伴使用暴力。
他声称，“与暴力不同，政治抗命特别适合于切断”政府进行统治所需的服从。这是一个怪异的说法，而且他没有解释，为什么一场骚乱、一场起义或一场武装革命运动不构成对服从的更大程度的切断。事实上，使用非暴力的人往往对统治体系保持忠诚，只试图充当一个忠诚的反对派。而那些在社会战争[^f09-71]中不是作为受害者、而是作为战斗者来定位自己的人，则毫不含糊地否定了自己对权力的服从。夏普反对“暴力”的另一个肤浅论据（我们只能推测，他用这个含糊的概念指的是任何没有出现在他认可清单上的策略）不过是说，暴力会“把斗争转变为独裁者拥有压倒性优势的斗争”。
而在这里，我们发现了吉恩·夏普著作的核心矛盾。他假装用一句荒谬简单化的陈词滥调就赢得了与其他斗争方法的辩论。他在第一章中解释说，军事抵抗打击的是政府最强的地方，而非暴力打击的是政府最弱的地方。出于好几个原因，这算不上一个有理有据的论证。与大多数和平主义者的摩尼教式推理相反，斗争方法远不止两种，许多拥抱策略多样性的方法并不采取军事抵抗，而是采取民众起义、广泛的破坏行动以及其他手段。我们也可以翻阅历史上成千上万个政府确实被军事抵抗所推翻的例子，以此驳斥夏普关于这一选项不切实际的说法。但是，认真对待他的陈词滥调，仿佛它是一个值得辩论的观点，就忽略了一个更重要的问题。
吉恩·夏普的核心论点是：所有政府，甚至独裁政府，都不是靠军事力量进行统治，而是靠赢得被统治者的参与和顺从——借用一个说法，就是靠制造同意。换言之，即便按照夏普自己的框架，军事或警察力量也不是政府的强项。如果我们展开吉恩·夏普只是一笔带过的这个观点——他之所以一笔带过，大概是为了防止他那纸牌屋般的理论大厦崩塌——我们就会看到，社会控制中最发达的方面，也就是所有政府为了维持权力而最常使用的手段，是那些赢得人心、传播精英价值观、误导民众、使他们相信政府心系他们的最大利益、说服他们参与或至少服从的手段。国家的这种活动主要是由这样一个机构来执行的：吉恩·夏普从未质疑过它，而且依赖它来实现他的伪革命——这个机构就是媒体。
看起来，国家以一招令人叹服的政治柔术，利用了它的强项——它传播精英价值观（非暴力）的能力，以及使人们相信服从之必要（可以选择抗议，但绝不能还击）的能力——成功地劫持了那些本应反对它的社会运动，拧住它们的手臂，使它们为国家自身的目的服务。而且，尽管非暴力一向起着保护国家的作用，但在过去几十年里，精英的支持已经成功地从非暴力运动中清除了一切批判性或冲突性实践的残余——这些实践在过去至少还构成某种麻烦，或构成通向真正斗争形式的垫脚石——从而没有留下任何以任何方式挑战或质疑社会等级制度的东西。
### 美国军方（US Military）
从以下事实中，我们可以对非暴力的本质有所了解：在全世界范围内，为推广非暴力抵抗运动投入资源最多的机构，大概就是美国政府。2005年，正值针对美国占领伊拉克的武装抵抗最激烈之时，五角大楼被发现在进行一场耗资数百万美元的秘密宣传活动，花钱在伊拉克媒体上植入文章，这些文章被弄得看起来像是当地人所写，敦促伊拉克人使用非暴力策略来抵抗美国人。单单这一事实就足以让非暴力的一切论据和主张名誉扫地——要不是无视令人难堪的事实本就是相信非暴力的先决条件的话。
而这样的事实还在不断累积。我们还有美国政府资助颜色革命的例子，国防部资助研究非暴力政权更迭的博士生的例子，以及美国政府干预埃及暴动、鼓励非暴力的亲民主团体并试图把这场运动描绘成非暴力运动的例子。
在国内层面，也有许多城市市长和警察局长与非暴力活动人士合作、以确保大型抗议保持和平的案例。在2012年于佛罗里达州坦帕（Tampa）举行的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
> 坦帕警察局长简·卡斯特（Jane Castor）因主持了一场和平的2012年共和党全国代表大会而受到主流媒体的称赞。她与非政府组织以及倾向和平主义的抗议者密切合作，确保没有发生任何可能扰乱大会或给城市带来不良形象的负面事件。据《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报道，这场抗议“无政府少了，游行多了”。卡斯特本人得意地说她“需要一盒珠子。气氛其实相当欢乐”。对于警察、共和党人、市政府，以及那些不想与街头斗争或革命性社会运动扯上关系的民主党政客或高薪的非政府组织主管来说，这一良好结果都要归功于那些乐于与警察携手合作的和平主义抗议者。[^f09-72]
### 达赖喇嘛（Dalai Lama）
达赖喇嘛是一位国际名人和藏族人民的精神领袖，也是著名的非暴力象征人物。与吉恩·夏普或甘地不同，他并未对一种务实的非暴力方法的发展作出贡献，但他是非暴力与慈悲原则不知疲倦的代言人。
由于中国对其家乡的残酷占领，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流亡中度过，对于这一苦难，我丝毫无意轻视。但在流亡的严酷现实之中，他因倡导非暴力而得到了丰厚的回报。他普遍不批评当权者（中国政府除外，因为他身处其势力范围之外），这使他的和平讯息毫无威胁性，对于世界领导人、商业精英、中产阶级利他主义者以及社会等级底层的人们来说，都同样容易接受。
有些人觉得他的非暴力哲学感人至深，或许恰恰是因为上面提到的那种普遍的、不带批判的可接受性。另一些人则会指出，他的言辞陈腐而肤浅；或者指出，他对和平的承诺从未使他置身险境，也从未使他介入世界各地发生的任何一场残酷战争或占领——除了不时地轻声责备世界领导人几句，却从不点名道姓，把每一场冲突都框定为两个平等的、无法理解对方的双方之间的交锋，并使用那些世界领导人为掩盖他们所负责任的冲突之不平等性质而使用的同一套和平与对话的语言。归根结底，如果我们不承认某些对立的现实，或不对正在运转的压迫体系采取明确的反对立场，慈悲就是一个毫无意义的概念。
1989年，达赖喇嘛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
### 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
乔治·索罗斯是一位亿万富翁投资者和慈善家，已向慈善事业捐出80亿美元。索罗斯通过货币投机和商业交易积累了数十亿美元，并将其中一部分用于鼓励民主资本主义政府的扩散。1993年，他创立了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主要用于向他在东欧和前苏联的多个基金会拨款。索罗斯曾多次资助那些在西方资本主义框架内争取更民主政府的非暴力社会运动。好几个组织了颜色革命、并接受过吉恩·夏普的爱因斯坦研究所培训的活动团体，也得到了索罗斯的资助。人们普遍认为，索罗斯在推动匈牙利向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过渡方面功不可没。这位亿万富翁心目中的理想世界是什么样子，已经一清二楚了。
一般而言，大资本家（银行和投机者）偏爱民主政府，因为民主政府能增加他们的利润、降低他们的风险。独裁者可能毫无预警地实施资本管制或拖欠贷款，而民主国家通常允许银行技术官僚掌控其货币政策，并且没有一个可能反复无常、敢于违抗投资者的强人。
民主政府中的政治阶级已经自愿使自己依附于金融支持者。每隔几年就要面临连选连任，一个没有让投资者满意的政客将得不到他们维持权力所需的资金。这是一个绝妙的机制，因为政治阶级的成员本身也是有钱人，有自己的投资需要操心；也因为有效的治国之术取决于获得足够的资金，所以国家的首要关切之一就是不断筹措这些资金。
### 波诺与鲍勃·格尔多夫（Bono and Bob Geldof）
两人都是著名流行音乐人，都是大型慈善机构的创始人，都是和平策略的倡导者，都被英国王室封为爵士，也都曾获诺贝尔和平奖提名——波诺和鲍勃·格尔多夫是明星活动人士，他们利用自己的名气把自己塞进了反全球化运动的领导位置。慈善再生产着权力的动态关系，维持施舍者对受施者的支配，并再生产施舍者的价值观（而施舍者往往正是通过导致受施者贫困的同一剥削过程获得财富的）。因此，这两位流行歌星试图在那些多年来在非洲和欧洲成长起来的大型反贫困运动中行使权力，尽管他们在基层既无这些运动的经验也未曾参与其中，这倒也完全合乎逻辑。
他们解决贫困的高明办法，是组织电视转播的慈善音乐会，把世界的注意力引向这个问题，仿佛这只是一个无知或公众舆论的简单问题。他们谴责那些在街头斗争的人，那些在反抗资本主义后果的斗争中押上自己性命的人，而更愿意把一切都变成一场大秀。或许有些自大狂的鲍勃·格尔多夫声称自己动员了世界领导人认真对待贫困问题。好几年过去了，我们仍未看到这种所谓的回心转意带来任何结果，尽管格尔多夫和波诺一再因其对和平改良的承诺而受到赞颂和奖赏——在他们看来，这种改良进程必须自上而下地加以引导。“不管你喜不喜欢，我们这个世界上变革的推动者是政客。否则你永远只能站在帐篷外面往里撒尿。”[^f09-73]
### 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
2012年2月6日，记者克里斯·赫奇斯在网站《真相挖掘》（*Truthdig*）上发表了他那篇如今臭名昭著的文章《占领运动之癌》（“The Cancer of Occupy”）。这篇文章是对当时仍在进行的占领运动（Occupy）中无政府主义黑群（Black Bloc）的恶毒攻击。赫奇斯以运动参与者、以一个心系运动最大利益者的口吻写作，提出了一系列主张：黑群是一个受约翰·泽赞（John Zerzan）启发的团体或运动，而泽赞为之撰稿的《绿色无政府》（*Green Anarchy*）杂志卑劣到甚至批评了萨帕塔主义者；黑群成员憎恨左翼甚于憎恨那1%；黑群是一个建立在“超男性气质”之上的性别歧视团体；黑群的暴力为警察镇压提供了完美借口；人们应当采取行动，把这个癌症从他们的运动中清除出去。他大篇幅采访了作家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此人先前曾支持暴力策略，但后来谴责所谓的黑群无政府主义者，因为他们竟敢批评他（批评他表现得像个名人，批评他说一些人应该写书支持危险的策略、而另一些人应该去执行这些策略，批评他在环保运动中支持威权方法，等等）。詹森分明在舔舐受伤的自尊，公开把黑群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不宽容的暴徒，说他们把别人当作“人肉盾牌”。一言以蔽之，赫奇斯把黑群无政府主义者描绘为“罪犯”。
对赫奇斯这篇文章的回应迅速而广泛。几乎所有人都评论了赫奇斯在这一问题上令人难堪的无知。黑群不是一个团体，也不是一场运动，而是一种策略；作为一种策略，它主要用于匿名和可见性，只是有时才用于毁坏财产或与警察对抗（后者是许多参与者偏好的动机，但事实上，许多黑群行动都没有发生这类事件）。约翰·泽赞和《绿色无政府》与黑群几乎没有什么关系。尽管一些黑群参与者无疑读过泽赞或《绿色无政府》的文字，但并没有哪一种单一的政治视角或理论属于黑群。多年来，它的参与者所持观点的范围，要比我们在例如赫奇斯的雇主《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上所能看到的广泛得多（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纽约时报》也是另一份对萨帕塔主义者并不怎么同情的破报纸）。此外，泽赞和《绿色无政府》并不是赫奇斯所描绘的那种怪诞狂热分子，而是发表了不少对工业社会的合理批判的出版者。[^f09-74]
一些回应赫奇斯的占领者指出：在占领奥克兰（Occupy Oakland）——它大概是所有占领营地中最激进、最多元、最有活力、最具影响力的一个，也是黑群存在感最强的一个——黑群通常将自己置于警察与其他抗议者之间，名副其实地保护着他们，而不是把他们当作“人肉盾牌”；黑群远非一个“超男性气质”的空间，它包括一个女性主义与酷儿群（Feminist and Queer Bloc），后者在“入驻日”（Move In Day）的战斗性游行中是最活跃的队伍之一；而且，老人和年轻人，包括抱着婴儿的父母，都参加了无政府主义者的游行。讽刺的是，赫奇斯声称占领运动如此强大，以至于它创造出了“推着婴儿车的母亲和父亲都感到安全”的空间。他没有提到无政府主义者也是这一现象的一部分，也没有提到非暴力并不是这一现象的先决条件。
赫奇斯声称，占领营地之所以被关闭，是因为它们是非暴力的，而这构成了一种威胁。这是一种奇怪的推理，因为在别的时候他又声称，使用暴力让警察得以关闭运动。而更奇怪的是，毫无疑问，远非非暴力的占领奥克兰是全国最具威胁性的运动版本，是当局最竭力要关闭的一个，是被证明最难以关闭的一个（比非暴力的占领华尔街顽强得多），也是招致左右两派记者最多谴责的一个。奥克兰市长关丽珍（Jean Quan）是要求全国占领运动“与奥克兰划清界限”的众多权威人物之一，理由是奥克兰具有战斗性且毫不妥协，[^f09-75]而非暴力的倡导者们闻声而动，急于替统治阶级干活。
克里斯·赫奇斯并不是占领运动的参与者，但他利用自己作为精英记者的社会地位，试图充当运动的代言人。由于他的文章充满了错误和不实信息，也由于他的言辞与右翼的媒体攻击如出一辙，许多读者看穿了他。但更多的人仍然认真对待赫奇斯，而他也继续为运动撰写文章、鼓吹非暴力，并致力于将无政府主义者入罪。
在这一点上，右翼对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的攻击，与赫奇斯这样的非暴力支持者所开展的绥靖运动之间，唯一的区别在于：右翼试图将任何试图改变社会的社会运动入罪，而非暴力的支持者只试图将最激进的成分入罪，也就是那些寻求废除现存权力结构、而不是与之谈判的部分。
而克里斯·赫奇斯正是那个权力结构的一部分。作为《纽约时报》的资深记者，赫奇斯与事实之间那种松散的关系清楚地表明，他因战地记者工作而获得的普利策奖——这个奖以黄色新闻的发明者命名——实在是实至名归。
以典型的方式，他试图利用自己作为一个拿薪水的战争旁观者的职业身份，把自己装扮成战争问题的专家，进而装扮成暴力问题的专家。在与一位黑群策略的支持者辩论时，他正是用这种姿态来为自己那篇糟糕透顶的文章所受到的批评辩护的。在这场辩论中，他拒绝承认自己通过协助将他人入罪（使警察更容易逮捕他们、殴打他们、向他们开枪，或把他们长期关进监狱）而使他们暴露在镇压的暴力之下；他也拒绝看到——或者说在心智上无法看到——暴力是一个把截然不同的情境混为一谈的范畴。
他所报道的战争，都是不同威权力量之间的冲突，而他始终是以一个享有特权、受到保护的局外人身份在场。尽管战地记者是一份有些风险的工作（虽然从来没有他们说得那么危险），但它终究只是一份工作。赫奇斯在他所观察的冲突中从未有过切身利害，他从未为自己的自由或所爱之人的性命而战。总之，对于那些他拿着丰厚报酬去书写的冲突，他丝毫也无法理解。
但他以典型的精英主义方式，把自己装扮成专家。赫奇斯靠多年的战争窥视赚钱，写了《战争是赋予我们意义的力量》（*War Is a Force That Gives Us Meaning*）一书，2003年由超级出版商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旗下的一个出版品牌推出。显然，那家巨型企业并不觉得他要说的话有什么威胁性，那些评论了这本书、帮助它成为畅销书的众多杂志也不觉得。在这本书中，赫奇斯试图提出一个心理学论证，说明人们如何会对战争上瘾。他没有区分征服战争与解放战争，也没有作出任何其他可能使他的发现对那些正在为自身自由而斗争的人有用的区分。（在这方面，真正参与过此类斗争的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的著作要好得多。）他所做的，几乎不过是让一群安逸的读者间接地分享他的窥视。
赫奇斯似乎缺乏战略上的清晰，而正是这种清晰才可能让他从一生的间接经验中提炼出任何有用的东西。正如许多批评者所指出的，当他在2010年目睹希腊激烈的社会斗争时，赫奇斯几乎神魂颠倒：
> 为希腊人干杯。当公司掠夺和洗劫他们的国家时，他们知道该怎么做[……]发动总罢工。骚乱。封锁市中心。把那些混蛋赶出去。不要害怕阶级战争的语言——富人对穷人，寡头对公民，资本家对无产阶级。与我们大多数人不同，希腊人明白这一点[……]把希腊的骚乱看作一场争取解放的斗争吧。
但是，当美国的人们直接向希腊的同志学习、与他们直接团结斗争（而不是像赫奇斯那样当一个旁观者），使用了一些相同的策略——强度甚至连十分之一都不到——赫奇斯和其他“别在我家后院”者（NIMBYs）就惊慌失措，对此加以谴责，试图吓退其他人不去支持，并称之为“犯罪”。这可不是一个我们能够信任其意见的人。
整件肮脏的事情中最令人不安的，或许是克里斯·赫奇斯竟然一开始就在那些据称想要改变世界的人当中享有任何可信度。如果我们真的想要重新夺回对自己生活的掌控，废除资本主义，摆脱政府，清除一切阻碍人们组织自身事务、满足自身需求的障碍，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实现那个延续了几个世纪的梦想——*omnia sunt comuna*，“一切属于所有人！”——那么，每当某个高薪记者（而且还是来自这个星球上最有权势的媒体机构之一）跑过来开始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斗争时，我们的回应就应该是往他脸上砸一块馅饼。
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缺乏对媒体的批判，尽管在过去120年里，媒体一直是权力结构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是社会控制最重要的机制之一。诺姆·乔姆斯基（Noam Chomsky）和许多其他人发表了大量研究，揭示企业媒体如何误导我们，或训练我们透过一种偏袒权势者利益的透镜来看待世界。但问题还要更深。
大众媒体必须被废除。它们把某种本应是人人共享的日常活动——向彼此讲述我们的世界、核实事实、分享故事——变成了一种由精英机构控制并从中牟利的职业活动。它们使故事和信息的分享异化，并把它圈禁在一个分离的空间——电视屏幕、报纸——之中，这个空间制造出被动的旁观者，以及引导他们目光的特权叙述者。广播节目、印刷报纸或网络文章这些具体媒介，如果是我们所有人都能参与的项目，本可以拥有不同的社会意义；但在当前的等级社会中，媒体的总体只能起到使我们保持被动、训练我们透过权势者的眼睛看待世界的作用。事实是，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值得报道，即便——尤其是——我们能分享的无非是自己的生活有多么无聊或悲惨。如果新闻只是分享，那么我们就会清楚地了解到我们大多数人感到多么无力和不幸；而如果我们能够把这种信息当作新闻来传播，那将是对抗我们的无力感的第一步。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新闻”是一个被生产出来的领域，它把全部重要性都放在政客或银行家的行动以及名人的闹剧上。新闻是使我们沉默的机制。
而恰恰是这个机构，被非暴力的倡导者寄望于传播我们有尊严的抵抗的形象，为我们赢得更多支持。媒体永远不会这么做。一百万年也不会。在西班牙，媒体对和平的15M运动的报道，意在转移人们对日益高涨的罢工和骚乱浪潮的注意力，向人们示范应该如何抗议。一旦15M运动开始不守规矩，媒体就拨动开关，要么给它蒙上负面色彩，要么干脆让它从屏幕上消失。媒体从来没有在任何时候传播过运动中真正流传的思想。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美国的占领运动身上。
媒体为统治世界的同一批公司所拥有。它们不是我们的朋友。它们希望我们失败。如果我们真的想要做改变世界这样大胆的事情，我们就不能懒惰到依赖现存机构来传播我们的讯息。斗争的一项至关重要的任务，是创建我们自己的传播、反向信息和激进思想扩散的手段。没有这些，我们注定失败。我们不应迎合肤浅或安全的社会变革愿景，而必须挑战我们关于如何取胜的观念，最重要的是，必须为那些我们为了与富人和权势者较量而需要使用的斗争方法建立民众支持。毫无疑问，在那些反抗压迫的斗争十分强大的国家，在那些斗争令我们钦佩的国家，人们不害怕破坏行动，骚乱开始时他们不会逃跑，人们与警察搏斗时他们也不会绞手顿足。他们的斗争之所以更加强大，恰恰是因为他们完成了保持集体记忆鲜活这一至关重要的任务，抵抗了大众媒体所散布的失忆症。他们记得战斗性方法的漫长历史，记得这些方法属于他们，记得破坏行动一直是弱者最好的朋友，记得我们如今仍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都是我们靠还击赢得的。
### 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
丽贝卡·索尔尼特是少数几位真正在基层参与社会运动、而非以精英记者、学者或名人身份出现的有影响力的非暴力倡导者之一。值得肯定的是，她确实言行一致。需要指出的是，她的影响力大概源于她是一位成就斐然的作家，而不是（就我所知，我与她在一定程度上有过交集）因为她在实际的非暴力运动中为发展出一种有效的实践树立了鼓舞人心的榜样。我指出这一点，只是为了澄清她的角色，并强调我先前的论点：吉恩·夏普（Gene Sharp）的方法或许是唯一被有效付诸实践的非暴力方法，尽管如我们所见，其结果十分可怕。丽贝卡·索尔尼特倡导一种更激进、更投入、更坚定的非暴力行动形式，不过我感觉，鉴于这类行动在实践中停滞不前，她已在很大程度上转向了向意识形态对手泼脏水。
丽贝卡·索尔尼特不像吉恩·夏普和克里斯·赫奇斯（Chris Hedges）那样是一个钻营者或精英主义者。但我确实想引用她为非暴力所做的几个不那么诚实的论证，以指出即便是真诚的非暴力倡导者有时也会采用的那种卑劣话语。
在占领运动（Occupy）期间浮出水面的关于非暴力的争论中，索尔尼特于2011年11月14日在网站*CommonDreams*上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扔掉主人的工具，建造更好的房子：关于非暴力在占领革命中之重要性的思考”（“Throwing Out the Master’s Tools and Building a Better Hous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Nonviolence in the Occupy Revolution”），就此发表了看法。
她以和平主义者的惯常论点开篇：“暴力是常规的。暴力是警察使用的东西。暴力是国家使用的东西。”我不相信她不知道，暴力这一范畴——即认为反叛与镇压是一回事的观念——早已遭到全面批评，在大量研究、文章和亲历叙述中受到质疑。我也不相信她能指出任何一个来源，证明非暴力的倡导者已经能够表明所有暴力在历史上、社会上或心理上都是相同的。我怀疑，对许多人来说这是一种宗教信念，但无论如何，这一论点起到的是一种操纵的作用，是对一个无法辩护的范畴的煽动性使用。
从文章一开头，她就在断然宣称警察所做的与骚乱者所做的是一回事，但她没有把这一断言明说出来，因为她无法为其提供依据。换言之，索尔尼特是在有意识地对她的读者撒谎，并寄望于他们已经太习惯于煽动和伪逻辑，以致察觉不到。
索尔尼特接着声称，纽约市警察向和平抗议者——他们所做的不过是提高嗓门——喷射胡椒喷雾的画面“把整个国家都带动了起来”。她为此提供的证据是这些事件的视频在*YouTube*上获得的观看次数，而耐人寻味的是，并不是反对警察暴行的行动有任何增加。如果“整个国家［被］带动了起来”属实，那么也许他们只是待在家里提高嗓门，在制止警察暴行方面和纽约那些只会抱怨却听任其发生的和平抗议者一样毫无成效。
在下一节中，她声称“国家希望我们使用暴力”（我相信我已经援引大量证据[^f09-76]证明了事实恰恰相反，而索尔尼特并未提供任何证据）。接着她误导读者说：“当联邦调查局或其他政府机构渗透进一个运动或活动团体时，它们试图通过怂恿其走向更多暴力来破坏它。”在近来所有有据可查的联邦调查局挑唆案例中，实际发生的是：联邦调查局的线人说服一群受到严密监控的人去犯罪，然后在任何暴力行为发生之前就逮捕了他们。据我所知，非暴力的倡导者从未提供过任何文献证明警察机构鼓励战斗性的、非法的策略在运动中扩散；而另一方面，我们已经提供了大量有据可查的例子，表明政府和警察所做的恰恰相反：鼓励非暴力策略在运动中扩散。
我不相信丽贝卡·索尔尼特对所有与她的说法相矛盾的证据和分析一无所知。然而，她非但没有进行诚实的辩论，反而用铺天盖地的陈词滥调和毫无根据的指控掩盖了所有反驳论点，抹去了所有证据。
在文章的其他地方，索尔尼特撑起了两个我们已经处理过的有害神话：当“在一场示威、一场暴动、一场运动中，我们这一方爆发了暴力事件”时，那要么是“收了钱的渗透者”所为，要么是“某个糊涂家伙”所为。她在这里助长了那种认为蒙面骚乱者是警察挑唆者的阴谋论，这一理论已直接导致多人遭到殴打，或遭到逮捕并承受监狱系统的暴力。这是丽贝卡·索尔尼特不可能不知道的现象，这再一次表明，非暴力的支持者愿意使用暴力来压制他们的意识形态对手。索尔尼特也必定知道许多女性主义和酷儿对非暴力的批判，以及女性主义者和酷儿对战斗性和非法斗争方法的参与，包括在她所批评的奥克兰占领运动（Occupy Oakland）的核心之中。又一次，非暴力的绝对命令压倒了诚实，也压倒了她作为女性主义者在让姐妹们噤声时可能有的任何顾虑。
索尔尼特把拒绝非暴力归结为“糊涂”，也是在试图误导她的读者。她可以声称对非暴力的批评或对其他斗争方法的辩护是错误的，但如果她公开说这些思潮没有丰富详尽的理论支撑，那她就是在撒谎。
然而，诚实并非她的强项。她显然更喜欢煽动家的套话、陈词滥调、刻板印象和虚假的二分法。这似乎是非暴力固有的一种特质。她不去回应那些与她意见相左者的论证，而是试图让他们消失。这又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她在明知故犯地散布谎言。
在谎言之上堆砌操纵，她利用“多数”这一威权主义套话，来否定她所声称的少数人之行动的正当性：
> 身体暴力是一种通过造成痛苦、伤害或死亡来违背他人意志地胁迫他人的手段。它把他人的身体完整性乃至生命本身当作财产窃取，任由施暴者随意处置。由于我们运动中的多数人绝不会同意暴力行动，这类行动也是违背我们的意志强加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body politic）之上的。
撇开她那种颇成问题的、刻意触发情绪的语言，以及她把一个人的身体与“我们的政治共同体”作隐喻性混同不谈，我们还可以指出：她声称代表的奥克兰占领运动——尽管她并非参与者[^f09-77]——在其全体大会上同意了策略多样性的框架，并否决了强制推行非暴力承诺的企图。和大多数民主派人士一样，丽贝卡·索尔尼特对“直接民主”的承诺，在多数人做出错误决定时便不再适用。像她这样的煽动家、民粹主义者和威权主义者，总是相信多数人站在他们一边。我们可以揭示她的推理有多荒谬：既然美国的多数人口绝不会同意索尔尼特所追求的那些公认激进的愿景，那么她的政治活动就构成了对政治共同体的暴力强加。
索尔尼特选择了唯一一个多数人可能认同她的政治共同体，这绝非巧合：不是美国人口，不是世界人口，不是奥克兰的一般人口，也不是奥克兰占领运动，而是全国性的占领运动。我很想知道，她是否愿意诚实地回答：占领运动究竟在什么时候同意过，各地占领运动的所有决定都必须在一个全体占领运动大会上获得批准？当然，占领运动从来没有这样的决策结构。各地的占领运动都根据自身的独特处境做出自己的决定。又一个妨碍索尔尼特论证的事实。
和许多其他非暴力倡导者一样，丽贝卡·索尔尼特是个“邻避者”（nimby）。[^f09-78]她对全球北方与全球南方的运动采取双重标准，有些人可能会称之为种族主义的或殖民主义的：
> 我们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是意识形态上的和平主义者；对于墨西哥南部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叛军自卫的方式，我完全没有意见，也注意到这有时是多么令人悲哀地必要；我当然也不会规定叙利亚人或藏人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但在这个国家，公共场合的小打小闹式暴力不会带来任何有用的成果。
那取决于如何定义“有用”。当她谈到“从阿根廷2001年革命中学来的策略”时，她没有提到那场革命是暴力的。显然，我们不应当从其他国家的斗争中学习，也不应当与之发展真正的团结。它们之所以有用，仅仅在于可以被开采出来，为那些在享有特权的北美语境中舒适安稳的政治立场提供意识形态弹药。
*让阿根廷或叙利亚的穷人去直面军队、在斗争中献出生命吧，*邻避者说。*他们与我们对抗的是同一个体制，在某些情况下，指向他们的枪炮和经济政策就源自北美或欧洲——这都无关紧要。从他们的斗争中学习、并在这个国家战斗——甚至不是用同样的策略，而只是带着同样的对抗意识——简直是不负责任的，因为这里所有那些想要廉价大豆或廉价石油的人，那些在这个国家的城市居民起来反抗时站在警察一边反对穷人的人，就会不再支持我们，不再偶尔来参加我们组织的那些毫无麻烦的抗议，也不再给我们合作的非政府组织开支票。*
在后面一段中，她在短短几句话里塞进了好几个虚假的说法。无政府主义团体CrimethInc.曾写过一封批评占领运动中的非暴力的公开信，而据她说，这封信
> 实际上并没有举出暴力在我们近来的历史中取得任何成果的例子。你能举出一个吗？这些匿名作者似乎并不准备亲自行动，只是告诉别人去做（左翼中两位最知名的暴力鼓吹者也是如此）。尽管上面引用的那句诽谤说有特权的人反对他们，但他们用的恰恰是特权的语言。白人孩子可以干些疯狂的事，然后被轻轻打一下手心，或者顶多挨一顿揍；
在CrimethInc.广泛传播的许多其他文本中，他们确实举出了这样的例子。她声称这些匿名作者似乎并不准备亲自行动，这显然是错误的。事实上，CrimethInc.的政治写作远比丽贝卡·索尔尼特更多地建立在社会斗争的直接经验之上。与他们（一个庞大、无定形、并非清一色白人或年轻人的网络，由曾在某个时候参与过CrimethInc.出版物的人组成）相比，她不过是一个收入丰厚的作家、钻营者和看客。
她还声称，“左翼中两位最知名的暴力鼓吹者”只是说说而已。她没有点名，大概是怕被证明是错的，但我猜她指的是德里克·詹森（Derrick Jensen）和沃德·丘吉尔（Ward Churchill）。就德里克·詹森而言，他恰恰因此遭到了无政府主义者的全面批评。由于他显然承受不了这些批评，他倒向了另一边，协助记者克里斯·赫奇斯写了一篇抹黑无政府主义者的文章。与此同时，许多人已将詹森以旗手自居的那些生态无政府主义思想付诸实践。他们冒了巨大的风险，其中一些人进了监狱，而大多数人从未被抓获。从少数被抓获者的情况来看，生态无政府主义的破坏行动者同样参与地上的运动、免费诊所、园艺、外展工作、工作场所组织以及一系列其他活动。另一方面，沃德·丘吉尔确实参与社会斗争，并为伦纳德·佩尔蒂埃（Leonard Peltier）等因参与非和平主义斗争而承受镇压代价的人组织声援。但对于我们这些信奉策略多样性的人来说，比丘吉尔和詹森影响大得多的，是那些在世界各地不断发生的暴动和起义的核心地带产生的匿名文本。它们是为宣称对打击体制的攻击负责而发布的公报，或是那些因将这些信念付诸实践而身陷囹圄者的文字。
这正是关键所在：与非暴力的倡导者不同，革命斗争中战斗性方法的倡导者不可能是知名人物。我们不能一边与运动调情，一边像索尔尼特那样成为受人尊敬的职业作家。虽然秘密状态与匿名可见性之争仍在持续，但成为知名人物既不是一个选项，也不是一个目标。[^f09-79]
她那种为己所用的身份政治再一次使她歪曲了真相。稍作研究就会发现，那些将信念付诸实践的“白人孩子”中，就有埃里克·麦克戴维（Eric McDavid）和玛丽·梅森（Marie Mason）——两位无政府主义者，分别在服20年和22年的刑期，而他们所做的正是她声称只会换来打手心的那类事情。即便她知道玛丽·梅森——一位母亲，一个参与斗争数十年的人——她也不会提到她，因为她的政治立场的一部分，就是让任何与她那“暴力是男人的事”的教条相矛盾的女性噤声。
而且，尽管索尔尼特谈论的是奥克兰，她却无视了两年前因参与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骚乱而被捕的100人，其中三人面临严重的重罪指控——可不是打手心。这些人有白人、黑人和棕色人种，有女性、男性和酷儿，而她无视他们，因为他们与她的先入之见相矛盾。她也没有提到那些无政府主义者——策略多样性的倡导者——他们声援“奥克兰100人”（Oakland 100），确保他们不是孤身一人。然后她竟然还有脸谈论团结。
要揭穿索尔尼特在这一篇文章中所作的每一个虚假或误导性陈述，所需的篇幅会超过我认为她应得的，而且我越往下读她的文章，就越开始相信，认真对待她本身就是一个错误。除了少得惊人的例外，和平主义者对修辞的运用似乎只是对他们那种威权的、且常常是暴力的做法的补充——他们利用大众媒体、警察、社会习俗或自己的拳头来清除我们这些“坏抗议者”和“捣乱分子”。如果他们所说的与真相有任何相似之处，那至多也是巧合。我从亲身经历中知道，有许多非暴力行动的实践者真诚地致力于革命，并诚实地批评斗争中的不同倾向；但当我纵览过去几年非暴力的主要表现形式时，我不得不问：他们在哪里？
### 运动音乐人（Movement musicians）
一个可能为美国所特有的问题，是斗争中艺术家与战斗者之间的尖锐分野。在许多其他国家，那些歌唱反抗权威的人走下舞台后并不停止，事实上他们会把这些理念付诸实践。在巴塞罗那，一位颇有名气的无政府主义嘻哈艺人，就属于警察在2003年针对组建了武装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发动镇压时所锁定的圈子。在玻利维亚拉巴斯，2012年有三人在一项反恐调查中遭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政府陷害入狱，该调查针对的是作为抵抗一条新超级公路的行动之一部分而实施的若干起破坏行动、纵火和非暴力爆炸[^f09-80]。这三人都是不同朋克乐队的成员。[^f09-81]帖木儿·卡恰拉瓦（Timur Kacharava）——一位移民出身的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威权主义者，2005年在圣彼得堡被法西斯分子杀害——曾在一支摇滚乐队中演奏。毛里西奥·莫拉莱斯（Mauricio Morales）——2009年在智利圣地亚哥运送爆炸装置时身亡的无政府主义者——也是一位音乐人。
但在美国，艺术家们似乎会歌唱、绘画或编排关于斗争的戏剧，却不直接参与斗争中他们最为浪漫化的那些方面。而且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与运动的关系似乎纯粹是寄生性的。起初，他们靠运动为生，办演出或卖海报；如果他们“成功了”，便开始面向更广泛的受众销售，不再需要依赖昔日同志的团结。在没有成功故事的情况下，他们则扮演一种安抚性的角色，劝阻人们真正把他们常常浪漫化的东西付诸实践。
有很多次，所谓激进的游行乐队带领抗议队伍穿过街道，但当人们开始砸东西时，他们就停止演奏，要求停止暴力。这很奇怪，因为在其他地方，人们恰恰用音乐来营造战斗的氛围。在智利，在广受民众纪念的“战斗青年日”（Day of the Combatant Youth）上，传统的*廷库*（*tinku*）舞者和游行乐队制造声响，把人群鼓动起来，准备与警察搏斗。在柏林的五一节，乐队演奏是为了让人们为骚乱热身。我不确定美国的游行乐队是把他们的行动主义形式仅仅设想为一个免费的流动演出场地、把其他游行者只当作观众，还是出于某种未加解释的审美原因，认为音乐与骚乱不相容。即便艺术活动可以在时间和空间上与破坏性活动分开，激进艺术家们也会踩下刹车，例如Plan-it-X——一个至少在创立之初以激进自居的DIY民谣朋克唱片厂牌——在抵抗I-69公路建设的斗争中就扮演了和平警察的角色。
然后还有瑞安·哈维（Ryan Harvey），那位来自巴尔的摩的无政府主义民谣歌手，他写了一篇文章谴责2009年匹兹堡反二十国集团抗议期间的骚乱。他的文章已经被批驳得体无完肤。他的批评主要建立在骚乱与社区组织之间的虚假二分法之上，这一点尤其肤浅，因为哈维本人并未参与（一个常见的模式：参见克里斯·赫奇斯、吉恩·夏普和丽贝卡·索尔尼特），而且他显然不知道，为这次抗议进行组织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之一，已经开展了数月的社区外展工作，恰恰是哈维似乎愿意承认的那种。此外，在该团体对哈维文章的反驳中，他们提到，在他们集中开展外展工作的工人阶级街区，许多人支持反资本主义的抗议者，甚至加入了街头行动。哈维也没有提到，抗议中最暴力的阵营是酷儿无政府主义阵营，这又打破了一个关于暴力的刻板印象。
我想讲一个关于这类无政府主义音乐人之一的故事，他在埃及暴动之后到那里巡演，随后途经巴塞罗那。这个人歌唱革命，歌唱起来反抗、与权力斗争，他写歌、卖CD，内容都是关于过去发生的英勇斗争。他去埃及，据说是为了声援那里不久前的暴动（那是在2012年），他在那里举办了音乐会，并与许多参与者交谈过。我所了解到的是，他到达之后，对暴动有了更多了解，才得知这场运动远不像人们让他相信的那样和平，而是人们不得不使用大量暴力来保护自己免受警察和政府打手的侵害，他们付出了许多牺牲，而如今他们还得继续斗争，因为一个新的威权政府上台了。
从他的故事中可以明显看出两点。他遇到的埃及人对他们的斗争充满热情、全心投入，而他则相反，对于起来反抗权力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感到震惊和恐惧。他列举了所有的暴力、所有被烧毁的建筑、所有受伤和死去的人，并不断发问：*这值得吗？取得了什么成果？*这些并不是那场斗争的参与者在问的问题，他们似乎都同意这确实值得，而且显然仍在坚持。这些问题出自这样一个人：他对“斗争”的含义以及革命所伴随的一切牺牲抱有天真的想象；他正在发现，我们无法在短短几个月内取胜，我们的道路不会像歌里唱的那样轻松或美好；他有可能在与压迫性体制的共存中过得舒舒服服，并且也许更喜欢这样，而不是投身于为我们的生命而战的巨大承诺。
我还没来得及找他更深入地追问这些令我如此困扰的想法，这位音乐人就跑去了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在那里，矿工们在社会的全力支持下，正与警察展开激战：他们蒙面、封锁道路、吞下催泪瓦斯、放火，用弹弓、大威力烟花和自制火箭向警察射击。在此过程中，他们激励了整个西班牙，吸引了更多人加入反紧缩的斗争[^f09-82]，并鼓励其他人采取更具战斗性的策略，再一次证明了非暴力的支持者是错的。
### 安·艾肯法官（Judge Ann Aiken）
美国联邦法官安·艾肯只是众多认为异见者必须采取非暴力的政府当局人士之一。他们为什么希望自己统治的人保持和平，这根本不用动脑子就能想明白，尽管非暴力的阴谋论者继续假装联邦调查局正在进行一项让我们所有人都变得暴力的秘密阴谋（参见丽贝卡·索尔尼特以及第七章）。
艾肯正是那位判处激进生态主义者丹尼尔·麦高恩（Daniel MacGowan）七年监禁的法官，所涉罪行是地球解放阵线（Earth Liberation Front）的一系列纵火案，这些纵火没有伤害任何人，只损毁了与破坏环境的企业和机构相关的财产。2001年9月11日之后，联邦调查局将激进生态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列为国内反恐的优先对象。构成“绿色恐慌”（Green Scare）的主要镇压打击之一是“逆火行动”（Operation Backfire），它以参与此类纵火为由锁定了18人。他们的案件完全建立在告密者的证词之上——其中许多人已不再得到一个承认非法直接行动之正当性的社群的支持。丹尼尔是拒绝告密的人之一，但由于他和他的律师团队威胁要传唤有关非法监控的政府记录，检方同意不再寻求他们最初追求的终身监禁。
在给丹尼尔·麦高恩量刑时，艾肯法官以说教的口吻对他说：
> 不要只在方便的时候才搬出甘地。我希望你回到你的网站上，说出你是谁、你做了什么。［……］向年轻人传达这样的信息：暴力行不通。如果你想有所作为，就要有勇气说出你过去的生活是懦夫的生活……看着这些极有天赋、聪明的年轻人进来对产业造成损害，真是一场悲剧。[^f09-83]
幸运的是，这场镇压所针对的大多数人都能看穿其中的虚伪：一个法官把一个即将因践行自己的信念而被关进笼子的人称作懦夫。毕竟，法官才是终极的懦夫，是把道德说教硬塞进那些被他们攥住自由的人喉咙里的官僚[^f09-84]，他们靠把人送进监狱谋生，让人去忍受他们甚至无法想象的心理折磨，有时还有肉体折磨。“极有天赋、聪明的年轻人”应当能够看出，为什么一个掌权者会希望底层的人相信“暴力行不通”，并能够得出结论：一个从未参与过社会运动的法官，在试图指导我们什么方法有效、什么方法无效时，完全是在信口胡诌。
### 马克·库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
马克·库尔兰斯基是一位记者和作家。他曾供职于《国际先驱论坛报》（*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等大报，之后主要转向写书。2006年，他以一部包罗万象的著作《非暴力：一个危险观念的历史》（*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站到了非暴力一边，该书由兰登书屋（Random House）旗下的一家出版社大批量出版。
在这部大部头的开头，库尔兰斯基并没有给“暴力”下定义，却声称我们所有人都被灌输了使用暴力的观念，无论暴力究竟是什么。他对此唯一的证据是一个似是而非的语言学证明：声称不存在一个表示“非暴力”的词；在我们的文化中，我们只能把非暴力设想为对暴力的否定，而不能把它设想为一种独立的建设性实践。这完全是错误的。“和平”与“平和”这两个词分别代表积极的状态和行为，而且“和平”获得其现有含义，大概远早于“暴力”。我们的文化给了我们许多方式来表达库尔兰斯基声称无法表达的东西：*传播和平、为和平而努力、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化剑为犁、和解、做出补偿、恢复和谐、实行公民不服从*，等等。
诚然，“和平主义”如今的含义已不同于“非暴力”，并且已经与消极被动联系在一起。然而，在一些和平主义者决定用“非暴力”一词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之前，“和平”“平和”与“和平主义”曾是涵盖更广的词语。如果说和平主义已经与消极被动联系在一起，那要归咎于和平主义者自身的自满。如果说“非暴力”表达的是对暴力的否定，而不是某种本身积极的东西，那是其倡导者以及引入这一术语的人的过错。库尔兰斯基把这些缺陷归咎于主流文化，声称它不断训练我们接受暴力、对非暴力视而不见。那么奇怪的是，公立学校里的孩子们学习的是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和甘地，而不是马尔科姆·X（Malcolm X）、安吉拉·戴维斯（Angela Davis）、巴加特·辛格（Bhagat Singh）或其他许许多多的人。
事实上，暴力有着截然不同的种类，而强者的暴力——监狱、警察、雇佣劳动、劳动条件、污染、森林砍伐、对婴儿实施的性别重置手术、结构调整计划、不断上涨的食品价格、在“前同性恋”训练营中对酷儿青年的强制再教育、士绅化，以及一长串诸如此类的东西——并没有被正当地认定为暴力。它被常态化、被隐藏，被说成是自然而必要的，是社会和平的一个组成部分（社会和平是使主导性权力结构得以运转的那种同意与接受的基础）。在主流话语中，“暴力”一词专门留给那些扰乱社会和平的行为。与库尔兰斯基的说法相反，我们被训练成把非暴力的反叛视为令人宽慰的，而把暴力的反叛视为具有威胁性的或愚蠢的。从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到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Michael Bloomberg），世界各国领导人和政客都曾祝贺那些保持和平的抗议者。大公司也尽了自己的一份力。在2013年超级碗（Superbowl）期间一个令人垂涎的广告时段里，一则可口可乐广告呈现了一个戴兜帽的人在一扇看起来像银行橱窗的玻璃上喷涂“PEACE”（和平）字样，它是一组旨在温暖人心、令人安心的画面拼贴中的一幅。
尽管库尔兰斯基注意到了国家的暴力倾向以及非暴力与政府之间的不相容，但在谈论暴力革命时，他只关注那些试图建立新国家的革命者。由此，他完全回避了那个可能决定其假说成败的关键问题——他的假说是：威权主义是由使用暴力造成的。这个问题就是：那些以强力（用他的话说，以暴力）反抗一切形式权威的人，最终是否会重建权威？库尔兰斯基绕开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所举的暴力革命的例子都来自威权主义运动。关于俄国革命，他引用了托洛茨基（Trotsky），却没有引用马赫诺（Makhno）；他对西班牙内战只是一笔带过，并未讨论在那里作战的无政府主义者所取得的成就。
在他全书提到的一百多个例子中，他在非暴力周围营造出一种光环，使其显得有效，尽管他的许多例子都以失败告终。他的分析往往流于表面，他的大部分论断既无引证，也无佐证。我将拆解他的三个例子，以揭示他所使用的那种论证方式。
与许多非暴力倡导者不同，库尔兰斯基并不主张在民主社会内部按具体情境使用非暴力。相反，他声称，即便面对一心要灭绝你的敌人，非暴力也是合理的。对原住民的殖民就是这样一个灭绝过程。一般而言，那些以和平方式抵抗殖民或试图迁就欧洲定居者的原住民族都遭到了灭绝，而那些运用多种策略以强力进行抵抗的原住民族至今仍然存在，而且它们往往也是拥有最强大解放运动的民族。马普切人（Mapuche）、六族联盟（Six Nations，即易洛魁人［Iroquois］）、拉科塔人（Lakota）和海岸萨利什人（Coast Salish）都曾对殖民开战，许多人至今仍认为自己处于战争状态，他们代表着这个星球上最强有力的一些原住民斗争。其中一些民族，例如马普切人，在政府的严厉镇压之下，已经收复了相当一部分被窃取的土地。
库尔兰斯基在某处称赞宾夕法尼亚的和平主义贵格会教徒（Quakers）与原住民之间建立的那种关系：
> “如果贵格会控制了所有殖民地的立法机构，而不仅仅是宾夕法尼亚的，北美的历史［……］或许会有所不同［……］在北美，他们不仅试图以身作则向印第安人传授贵格会信仰，还直接向他们布道。”（第64页）
这就是他所举的抵抗殖民主义的例子？一个由和平主义者实施殖民的案例？搞什么鬼？
在下一段中，库尔兰斯基讲述了一位贵格会囚犯如何试图说服一群原住民囚犯相信和平主义的好处。后者对此表示怀疑，因为只要英法两个帝国不转向和平主义，他们如果不自卫就会被灭绝。而在前一页，库尔兰斯基指出，宾夕法尼亚殖民地在和平主义者控制期间，“把西部边疆的土地分配给好战的定居者”，而来自和平主义教派的殖民者“则得到了更安全的东部土地”。
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一幅令人极为不安、但却准确的非暴力图景。贵格会和平主义者并不质疑自己作为殖民者的角色。恰恰相反，他们定居在被窃取的土地上，他们实施殖民，他们让非和平主义者在西部边疆干脏活，并直接从这些种族灭绝行为中获益；他们毫不质疑地在一个压迫性体制中为自己开辟一席之地，同时试图让自己免受这种压迫所引发的冲突的波及。更有甚者，他们在原住民面前选择了一种道德优越的姿态，向他们*布道*，试图使他们皈依。鉴于再洗礼派（anabaptists）作为一个整体已经在他们的故土——欧洲——彻底未能发动一场革命，如今又结合着和平主义与殖民在北美避难，只要有一点点智慧，他们就会明白：他们并不是有东西可教的一方，而是有东西要学的一方。他们本可以背叛殖民社会，与原住民一起出走，学习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如何反击压迫，就像成千上万被掳掠来的非洲人和贫穷的欧洲人所做的那样——他们加入或组建了新的原住民族，例如塞米诺尔人（Seminole），后者进行了一场持续数十年、部分获得成功的独立游击战争。
归根结底，宾夕法尼亚的贵格会教徒很像入侵伊拉克期间的那些和平主义者：他们不希望发生战争，但也不希望伊拉克人奋起反击，不想停止开车，也不希望那些最直接参与战争的公司的财产被砸毁或被烧成平地。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也是库尔兰斯基关于殖民的那一章的主角。贵格会教徒未能说服英法两个帝国奉行非暴力。这一点不能怪他们：从来没有人说服过一个强势国家奉行非暴力，也没有人说服过整个机构讲道理。但我们当中有些人并不试图去说服砖墙。我们的提议是：当它们囚禁我们时，就摧毁它们。和平主义者唯一能做到的，就是说服我们这些真正在乎做正确之事的人——而国家、机构以及资本（Capital）之类的抽象力量从来都不属于这一类——解除自己的武装，放弃我们拆除支配我们的那些结构的唯一可能。
库尔兰斯基把切罗基人（Cherokee）的非暴力当作以有尊严的平和赢得敌对当局的一个例子：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作出了支持切罗基主权的裁决，国会议员戴维·克罗克特（Davy Crockett）为抗议《印第安人迁移法》（Removal Act）而离开了华盛顿。“这本会是非暴力与法治的一次伟大胜利，只不过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云云云云。法治向来站在统治者一边，而统治者从来不站在被统治者一边。机构向来能够压倒有良知的个人所作的决定。事实上，这正是机构的首要目的：确保统治者无需培植私人关系就能确保忠诚——那种培植私人关系的公式，只在比国家小得多的等级体系中才行得通。
切罗基人被迫走上了“血泪之路”（Trail of Tears），数千人死去；如果他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一位法官的判决上，他们从来就没有过机会。除了库尔兰斯基那个可悲的“只不过”之外，我们还应该审视切罗基人的非暴力。许多原住民族远比切罗基人和平，却被彻底灭绝了，没有任何法律仪式，也没有任何抗议的机会。为什么切罗基人得到了这种可疑的礼遇？因为他们是“开化的印第安人”，放弃了自己文化的一大部分去模仿欧洲人的服饰、经济、语言和社会制度。“原始纯粹的印第安人”或“高贵的野蛮人”这一神话所造成的危害，几乎与危险野蛮人的神话一样多。批评他们为适应种族灭绝的压力而做出调整，绝不是我该做的事。但值得指出的是：这一战略在切罗基人内部本身就有争议；它是一种以接受文化种族灭绝来试图避免失去家园或被彻底灭绝的战略；而这一战略失败了。
切罗基人赢得了抵御英国入侵的第一场防御战争，却输掉了第二场，战后英国人焚毁了许多村庄。此后，大多数切罗基人以自己没有足够力量抵抗为前提，决定同化。他们选择了库尔兰斯基所描述的非暴力，这既出于实用主义，也出于软弱与失败主义——为了求得安全，却没有意识到在国家面前没有人是安全的。而且——这绝非小节——他们在七年战争（Seven Years War）期间与英国人并肩作战，对抗与法国人结盟的原住民族；之后又与（白人）美国人——领头的正是安德鲁·杰克逊——并肩作战，于1814年镇压克里克人（Creek）的叛乱，而那场叛乱是特库姆塞（Tecumseh）组织的一场反抗定居者扩张的更大规模原住民暴动的一部分。
总之，切罗基人的非暴力是一次赤裸裸的失败；它并非基于纯粹原则的决定，而是一个紧随军事失败而来、并伴随着与征服者在经济、文化和军事上进行合作的决定。
库尔兰斯基声称：
> “在欧洲殖民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原住民进行非暴力抵抗的事件寥寥无几，这使得这种抵抗是否会奏效的问题悬而未决。”（第65页）
这是错误的。在无数场合，原住民选择逃走而不是战斗，他们抗议窃取其土地的企图，他们向欧洲定居者赠送礼物并寻求和解，他们回避参与强加于他们的奴役，他们在行刑队面前歌唱，诸如此类，不一而足。这些和平的策略有其用处，其中一些，尤其是逃走，延长了生存，但没有一种阻止了这场猛攻。库尔兰斯基接着说：“可以回答的是，他们尝试过的一切都没有奏效。”
值得注意的是，这位靠传播和平福音赚了大把钞票的畅销书作者，竟然有脸把原住民的抵抗称为失败。库尔兰斯基说起话来，仿佛原住民已经灭绝、他们的斗争已经全部失败。原住民仍在斗争之中。他们在历史上进行的许多战斗延缓了欧洲定居者的进攻，赢得了一小块一小块的自治地带，其中一些至今仍在他们手中。
原住民在如何抵抗的问题上做出了艰难的抉择，而这些抉择塑造了他们今天的抵抗可能。有时他们以和平手段抵抗，有时他们拿起武器奋起反击。不存在衡量这种抵抗的客观标准，对于我们这些并非原住民、因而站在外面往里看的人来说尤其如此。在某些时刻，人们必须在尊严与生存之间做出选择；看似自杀式的行动方针，在争取自由的斗争中可能是必要的；看似投降的做法，对于活下去、以便来日再战可能也是必要的。我们对切罗基人的抵抗提出批评，但愿能被原谅，因为这种抵抗包括了为殖民者出征、对抗那些奋起反击的人。区分作为局外人的批评与作为直接受影响者或直接参与者的批评，是很重要的；但归根结底，我们必须始终保持我们的批判能力，忠于我们自己的观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选择什么能激励我们，但很难理解为什么库尔兰斯基会被切罗基人所做的选择所激励。他的仰慕似乎是以抹去那些延续至今、并在战斗性方法之中包含了策略多样性的原住民斗争为前提的。
但库尔兰斯基没有谈论这些斗争。他转而把目光投向另一个大陆，讲述一位毛利人（Maori）领袖特·惠提（Te Whiti）如何在帕里哈卡（Parihaki）——今天被称为新西兰的那个国家北岛的一小块地方——领导了一场反对窃取原住民土地的非暴力抵抗运动。至少他还算诚实，承认了这场运动以失败告终。[^f09-85]特·惠提被捕，与他一起抵抗的毛利人被驱离，他们的全部土地都被窃取。但库尔兰斯基得出了一个奇怪的结论。
> “如果有更多的特·惠提，毛利人的命运会是怎样？面对伊斯帕尼奥拉岛（Hispaniola）上的非暴力抵抗，西班牙人和法国人又会怎么做？如果切罗基人或易洛魁人当中出了一个特·惠提，又会如何？”（第71页）
很难理解他设想的是，如果毛利人当中有更多的特·惠提，会发生什么。根据他自己的叙述，特·惠提被捕后，帕里哈卡的抵抗仍在继续，可见这场运动并不依赖于他。那些与特·惠提做着同样事情的其他人后来怎样了？他们像他一样被逮捕并被拖走，也像他一样失去了土地。
如果切罗基人当中有一个特·惠提，会发生什么？如果原版特·惠提的历史有任何参考价值，那么切罗基人仍会失去他们的土地，但或许他们当中会有更少的人拿起武器去对付正在抵抗的原住民；在最好的情况下，这意味着特库姆塞和克里克人会在对抗定居者的战斗中赢得更多胜利。这当然是一个令人欣喜的结果，尽管并不是非暴力的胜利。不过，更可能的情况是，安德鲁·杰克逊会干脆杀掉切罗基人的那位特·惠提。
如果豪德诺索尼人（Haudenosaunee，即六族联盟，被定居者称为易洛魁人）当中有一个特·惠提呢？他们拥有的土地大概会比今天更少，因为他们之所以免于灭绝，部分是靠有效的武装抵抗，部分是靠有效地挑动不同殖民列强相互争斗。在更晚近的时候，一个特·惠提也许会阻止他们通过1990年在奥卡（Oka）成功的武装对峙，重新掀起针对加拿大国家的原住民抵抗。但他们或许能得到一种安慰：在富有的白人记者所写的书中被正面提及。
毛利人存活了下来，其中一些人至今仍在抵抗殖民。库尔兰斯基声称，“人们认为特·惠提及其在帕里哈卡的运动阻止了一场本会意味着毛利民族终结的种族灭绝战争”（第70—71页），但他一如既往，既没有提供引证，也没有提出论证来支持这一点。总体而言，毛利人对殖民的抵抗是武装的、战斗性的，在特·惠提之前和之后都是如此。他们没有让欧洲殖民者轻易夺走他们的土地。他们的存活是他们所有抵抗选择的总和，连同其他因素共同造成的结果。用历史来做假设是困难的，但一个同时期的例子表明，不拿起武器并不能保证安全或生存。大约在毛利人遭受殖民的同一时期，爱好和平的塔斯马尼亚人（Tasmanians）被灭绝殆尽，男女老幼，无一幸免。
马克·库尔兰斯基没有进行任何比较分析。他没有考察帕里哈卡的毛利人是否比武装抵抗地区的毛利人保住了更多的土地。他没有探究这样一种可能性：和平的毛利人所获得的东西（如果有的话），是当局试图通过奖励和平来防止武装抵抗的结果。历史上有许多次，政府向和平运动让出一些微小的胜利，因为它们害怕不和平的运动会壮大；因此，这些胜利是通过策略多样性取得的，因为如果没有那些可怕的激进分子存在，政府根本没有必要与无害的和平主义者讨价还价。
如果库尔兰斯基做不出上述任何区分，那么他的研究唯一诚实的结论就是：毛利人的存活，是靠毛利人所采用的多种多样的方法赢得的——从枪击殖民者到和平地耕种被殖民者侵占的土地。但库尔兰斯基对诚实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证明自己的先入之见。
库尔兰斯基对大屠杀（Holocaust）的看法更加不诚实。他提出了一个很好的观点，并有实际研究作支撑：同盟国政府根本无意阻止大屠杀，而且在战前，同盟国政府和实业家们出于利润和反共（或者就西班牙和意大利而言，出于他们讨伐无政府主义者的十字军）的利益，积极支持法西斯分子。正如库尔兰斯基正确地表明的那样，第二次世界大战只有在最扭曲、最爱国主义的想象中才是一场“正义战争”。但他那预先设定的结论——非暴力既是应对法西斯主义的答案，也是应对大屠杀的答案——存在严重缺陷。“与战后流行的说法相反，大屠杀并不是被战争制止的。事实上，它是由战争引发的。”（第135页）库尔兰斯基试图通过表明纳粹灭绝犹太人的计划是在战争开始之后才付诸实施的来证明这一点。但他没有提出任何论证来表明是战争导致纳粹实施了大屠杀。一件事先发生，这一简单事实并不使它成为原因。他提到，在建立死亡营的计划之前，纳粹曾考虑把所有犹太人驱逐到马达加斯加，但由于战争破坏了大规模驱逐的可能性，该计划无法实施。读者被引导去想象：如果第二次世界大战得以避免，欧洲的犹太人或许就能得救。然而，库尔兰斯基自己也提到，马达加斯加计划是在战争已经开始之后才制定的，这意味着它从来就不是很认真的，因为在它被提出的那一刻就不切实际。此外，大规模驱逐本身仍然是一种种族灭绝行为，很难说是一个有利的结果。
在前面几页（第131—132页），他指出早在20世纪20年代，“希特勒（Hitler）就已明确表示［……］他打算入侵法国、吞并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并消灭‘劣等种族’”。在那一刻，这一点点信息帮助库尔兰斯基论证了他的观点：西方对希特勒的支持抵消了同盟国避免战争的努力。但仅仅几段之后，他就无视了死亡营与纳粹意识形态最早的形态——在和平时期形成的——之间是何等一致。按照库尔兰斯基的论证，纳粹不顾绥靖政策而发动战争是合乎逻辑的，因为他们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在许诺战争；然而纳粹开始灭绝非雅利安人——这同样是他们在20世纪20年代就许诺要做的事——却仅仅是一个巧合，因为我们被要求相信，纳粹只有在战时的暴力之中才可能构想出大屠杀。库尔兰斯基竭力把大屠杀说成是战争本身之暴力的产物：“只有在战时的隔绝与残暴之中［……］德国才敢于把集中营变成死亡营”（第136页）。然而，纳粹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敢于有系统地谋杀政治对手。他们在和平时期就已经敢于把所有犹太人、罗姆人（Roma）和其他人赶进隔都（ghetto）。法国和比利时等同盟国列强当然也敢于在和平时期于其非洲和亚洲殖民地实施大屠杀。事实证明，和平时期并不能为无权无势者提供任何特殊保护。人们或许可以接受“国家构成了一场针对社会的永久战争”这一论点，但这种分析往往会使库尔兰斯基的表述——以及整个非暴力——变得毫无意义。
库尔兰斯基的论证还有另一处缺陷（真是一位简练的作者，竟能在短短两句话里塞进这么多错误！）。为了宣称大屠杀是在战争*之后*才开始的——这一说法随后又被扭曲为战争*引发*了大屠杀——库尔兰斯基不得不以一些令人不安的方式改变大屠杀的含义。他只考虑大屠杀中的犹太受害者。在第130页，他提到纳粹政权早已开始有系统地屠杀左翼人士，但显然这并不符合他对大屠杀的理解，尽管那句名言众所周知：“起初他们来抓共产主义者……”他也没有提到，纳粹在战争爆发之前就已经开始对其他人群进行种族清洗。这些人根本不算数。字面意义上的不算数：库尔兰斯基采用了大屠杀有600万受害者的数字，这很奇怪，因为被纳粹死亡机器杀害的人有1200万甚至更多。事实上，通常只有无知者（这显然不包括库尔兰斯基）或者广泛宣传这一数字的人——锡安主义者——才会使用600万这个数字。锡安主义者的动机很清楚：他们有意为以色列国营造一种例外地位，使之成为所谓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单一事件之受害者的家园。这一姿态要求他们无视其他种族灭绝行为，无视大屠杀的其他受害者。这对一些欧洲国家也很方便，它们支持以色列，同时继续对非洲移民和罗姆人（Roma）推行纳粹曾使用过的某些政策（包括集体迫害、驱逐出境和集中营）。我不认为马克·库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是出于恐同或对罗姆人或任何其他人的仇恨。他只是在做一件似乎不可避免的事——当你相信人们解放自己只能用一种方法、而非多种多样的方法时，就会这样做：把事实搅成一团，在历史中挑挑拣拣，寻找那些——只要以正确的方式拼凑起来——似乎能支持你论点的零碎事实。
那么他的论点是什么？在为检验“大屠杀由战争引起”这一说法而不得不蹚过的种种错误信息之中，我们漏掉了库尔兰斯基核心的偷梁换柱。“与战后流行的说法相反，大屠杀并不是被战争制止的。事实上，它恰恰是由战争引发的。”他接着论证第二点，却从未为他“战争没有终结大屠杀”的断言提供任何支撑。因为即便他是对的，即便战争加剧了大屠杀，我们仍然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武装行动终结了大屠杀，而这将与库尔兰斯基认为一切暴力皆为错误的教条式信念相矛盾。
他不承认大屠杀是由纳粹国家的毁灭决定性地、并且唯一地终结的，反而提出了一个正确但无关的论点：英国、美国和苏联政府没有做出任何拯救犹太人（或罗姆人、女同性恋者、小写“c”的共产主义者）的努力。但他又指出，许多犹太人和波兰人的抵抗组织一再敦促盟国政府轰炸奥斯维辛（Auschwitz）和其他死亡集中营。这就奇怪了。我们读错了吗？库尔兰斯基弄错了吗？我们确定这些抵抗组织没有要求盟国抵制德国产品，或者对纳粹士兵唱歌，在通往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的铁轨旁种花吗？大屠杀的目标人群究竟为什么会想要对纳粹死亡机器发动军事攻击？
答案对所有人来说都显而易见。除了库尔兰斯基，他相信“被非暴力拯救的犹太人多于被暴力拯救的”（第133页）。他举的非暴力例子是什么？丹麦政府帮助数千名犹太人偷渡到中立的瑞典，由瑞典政府庇护他们。保加利亚政府拒绝驱逐本国犹太人。瑞典外交官瓦伦贝格（Wallenberg）向10万名匈牙利犹太人发放证件。法国一位新教牧师帮助数千名犹太儿童越境逃往中立的瑞士。每一个案例都以政府的抵抗为中心。这些政府拥有庞大的资源、边界、警察和军队。虽然这些军队或许不是纳粹的对手，但当德国在俄国遭受重创、在非洲陷入泥潭、在英国上空被击落、在诺曼底遭到入侵，并在法国、意大利、白俄罗斯、希腊和南斯拉夫被共产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游击运动搅得晕头转向（即便不是伤筋动骨）的时候，它并不打算在斯堪的纳维亚、瑞士或保加利亚再开辟一条战线。
库尔兰斯基没有举出任何一个由普通人在没有任何政府帮助的情况下开展的基层非暴力抵抗的例子。但这样的例子是有的。德国犹太人举行抗议。立陶宛犹太人以大规模静坐反对驱逐。好几座城市的犹太委员会拒绝服从。这些策略没有一个奏效。
库尔兰斯基声称：“独裁政权准备好了镇压武装抵抗，令它们手足无措的是不合作。”（第135页）这显然是错误的。纳粹把静坐的犹太人强行塞进运牛车，处决不合作的委员会成员，眼都不眨一下。另一方面，游击运动却把他们搞得焦头烂额。从巴尔干到比利牛斯山，他们破坏铁路线、营救囚犯、刺杀军官、炸毁工厂、击败整师敌军、解放城市，然后重新隐没于支持他们的民众之中，随时准备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再次出击。这些游击队员从死亡集中营手中救出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和其他人，而且往往没有任何政府的支持。他们解救了满载被驱逐者的列车，藏匿犹太人和激进分子。在波兰，一支游击队庇护了1000多名犹太难民，在保护他们安全的同时反击德国占领者。有趣的是，没有人会把他们的行动说成是非暴力的胜利，而瑞典政府——在一套以武力捍卫的边界之内保护犹太难民——似乎却是库尔兰斯基心目中非暴力的主要执行者。此外，还有在隔都和死亡集中营内部发生的破坏行动和起义。多座死亡集中营被囚犯起义全部或部分摧毁。鉴于这些集中营每周杀害数千人，奥斯维辛的焚尸炉哪怕只有一座停用一个月，都会挽救大量生命。索比堡（Sobibor）和特雷布林卡在1943年，即大屠杀灭绝阶段的早期，因叛乱而关闭，索比堡的反抗者中约有60人幸存下来。库尔兰斯基没有提及这些胜利。相反，他宣称大多数抵抗都是失败的：“他们或者被动地、或者以暴力抵抗迎接自己的命运，无论哪种回应都相当快地导致了他们的死亡。”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这又是一个谎言。基层的非暴力确实存在，而且是无效的，而暴力抵抗却挽救了无数生命。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更详尽地讨论了这种抵抗，而关于这一主题的一本好得多的书是耶胡达·鲍尔（Yehuda Bauer）的《他们选择了生命》（*They Chose Life*）。
为证明自己的观点，库尔兰斯基做了最后一搏，求助于无赖的最后手段：统计数字。以非暴力方式抵抗的丹麦拯救了其6500名犹太人中的绝大多数。另一方面，法国失去了其35万犹太人中的26%，荷兰失去了其14万犹太人中的四分之三，波兰则失去了其330万犹太人口中的90%以上，“尽管有波兰的武装抵抗和犹太人的武装起义”（第134页）。他没有探讨任何背景因素。读者看到的只有两个事实，仅此两个：一个国家是否以暴力抵抗纳粹占领，以及当地犹太人中有多大比例得救。
我已经指出，丹麦的犹太人是靠两个政府的行动得救的，而政府很难被视为和平的力量，尽管和平主义者向来对压迫者的暴力比对被压迫者的暴力更为自在。还有一些其他因素值得一提。首先，拥有那个惊人统计数字的丹麦，需要拯救的犹太人数量大约只有法国的2%。如果库尔兰斯基真的认为一个非暴力的法国能够秘密地把35万人运过高度军事化、宽21英里的英吉利海峡——这比把6000人运过丹麦与瑞典之间风平浪静、宽两英里的厄勒海峡（Oresund）要艰难得多——那么欢迎他把这话白纸黑字写出来，但他只会沦为笑柄。如果他以为英国或法国可以输送难民的任何其他地方会接纳数十万无家可归的犹太人，那他也错了。
实际情况是，法国游击队和犹太人抵抗运动取得了一项重要成就：在纳粹占领下拥有大量犹太人口的国家中，法国的犹太人存活率最高。他们之所以做到这一点，是因为他们运用多种多样的方法进行反击，从藏匿和转运难民到攻击纳粹。此外，还有大量犹太人被与法国游击队并肩作战的加泰罗尼亚（Catalan）无政府主义者所救。无政府主义者用来偷运逃亡者翻越比利牛斯山的路线，后来又被用来偷运反抗佛朗哥（Franco）政权所必需的武器和宣传品。法国游击运动既为那些想拿起枪或安放炸药的人提供了角色，也为那些想救治伤员、藏匿逃亡者、传递情报和物资、鼓动不服从的人提供了角色。它之所以如此有效，恰恰是因为这些多样的抵抗形式被安排得相辅相成。如果从事和平活动的人谴责那些从事战斗性的、更危险的行动的人——就像库尔兰斯基含蓄地做的那样——这就不可能实现。
荷兰游击运动在拯救犹太人口方面远没有那么有效。库尔兰斯基对其原因未作任何解释，只提到荷兰有“武装抵抗”。事实上，荷兰游击运动规模相当小，而且在战前，荷兰左翼和无政府主义者大多转向了和平主义，这意味着他们抵抗纳粹的准备要差得多（关于这一话题的更多内容见第九章）。更重要的是，荷兰是官僚体系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因此纳粹占领该国后，轻而易举地就找到了所有犹太公民。
波兰的悲惨记录无法像库尔兰斯基试图做的那样，用存在武装抵抗这一事实来解释。任何有批判性头脑的人都会问：如果关键因素是武装抵抗与非暴力抵抗的有无，那么在两个压倒性地选择武装抵抗作为方法的国家，犹太人口被杀比例分别为25%和90%，这种巨大差异又该如何解释？更有说服力的解释包括波兰的反犹主义以及纳粹的策略本身。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时，波兰人或许比德国人还要反犹，这意味着那里的330万犹太人与法国不同，无法指望任何别人来保护他们。他们要么自救，要么灭亡；考虑到他们人口如此之多，这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尤其是因为他们没有安全的国家可以逃往。那些幸存下来的波兰犹太人——而幸存的这10%远多于丹麦、瑞典、保加利亚和荷兰犹太人的总和——之所以能幸存，是因为他们拿起了武器，因为他们杀死了纳粹，因为他们炸毁了奥斯维辛的一座焚尸炉，因为他们在密林深处建立了解放区。而且与其他国家的犹太人不同，他们不得不对抗残暴的纳粹*特别行动队*（*Einsatzgruppen*），这种机动屠杀部队比死亡集中营还要“高效”。纳粹把整个波兰变成了一片屠场，这与金发的丹麦或未被占领的保加利亚的情况截然不同。与波兰犹太人的成就相比，库尔兰斯基那些关于外交官到来、把孩子们迅速带到安全地带的快乐故事，多少有点像童话。
不过，既然他给出了丹麦这个以非暴力有效抵抗纳粹占领的例子，我们就可以更经验性地检验他的假设。谁更拖慢了纳粹的战争进程？丹麦人还是南斯拉夫游击队？丹麦的不合作是否像南斯拉夫的武装抵抗那样牵制了同样多的轴心国师团？即便在南斯拉夫的解放区面积或游击区人口与丹麦的面积和人口相当的时期，答案也是响亮的“否”。纳粹轻而易举地占领了丹麦（这是历史上最短的地面战役之一），他们留在那里的士兵主要忙于防范盟军入侵，而不是试图压制国内抵抗。在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丹麦都是纳粹德国的一大资产，是其战争机器食物、军备和原材料的重要来源。南斯拉夫，或者法国的韦科尔（Vercors）等游击区，则不是资产，而是他们的眼中钉、肉中刺。
“如果他们想拯救犹太人，最好的机会本来是不去打仗。”库尔兰斯基说（第136页）。但他活在梦境里。早在德国入侵波兰之前，战争就已经在进行了。大屠杀是众多历史中的一个，它们表明，面对那些想要毁灭你的人，和平手段无法构成防御。它还表明，在国家之间的战争中，没有好人和坏人之分。正如斯大林与希特勒签订协议、西方工业家大举投资纳粹德国一样，美英冷战政权也成百上千地招募纳粹和维希官员来支撑他们的新秩序。第二次世界大战真正的英雄，是那些运用多种多样的手段颠覆或公开反抗占领（包括在某些情况下，反抗战争结束时盟国或苏联的占领）的异见共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犹太人、罗姆人和异见基督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主要参与者——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者和民主资本主义者——全都是坏人。他们全都是大规模杀人犯，全都是威权主义者，其中每一个都犯下了种族灭绝行为。那些胜利者——共产主义者和民主派——在战后的几十年里继续犯下种族灭绝行为。
法西斯主义者的暴行往往骇人听闻、一目了然。共产主义者的暴行，对于在冷战宣传中长大的人来说也已变得一目了然。西方民主政权的暴行则较不显眼，尽管它们造成的死亡人数比其余所有政权加起来还要多。大规模监禁的暴力、殖民主义的残暴，以及为维护强加于阿尔及利亚、肯尼亚、南非、朝鲜、越南、伊拉克和其他上百个国家的经济秩序而流的血，都只是开端。在美国式民主和资本主义取得胜利的时代，每年有数百万人死亡，因为公司拒绝以负担得起的价格出售药品（而这样的价格仍将远高于生产成本）。死亡的人更多，是因为蓄意推行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政策剥夺了地球上几乎所有人的粮食安全，把土地私有化，迫使那些曾经自给自足的人去种植经济作物或转向工厂劳动。
民主与资本主义的政权并不用死亡集中营杀人（尽管集中营一直是家常便饭）。它用政策和结构调整悄无声息地杀人，总是披着人道主义动机的外衣。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论证大屠杀的暴力是“平庸的”，恰恰是为了防止它被例外化，被变成某种特殊的、壮观的、独一无二因而遥远的东西。资本主义所实施的大屠杀造成了多得多的死亡，尽管这种暴力更加平庸，甚至更容易被忽视。
组织这种杀戮并从中获利的体系，是由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者强加的——他们招募有用的纳粹间谍和科学家，他们保护非洲和亚洲的殖民政权，他们解除并屠杀希腊、意大利、法国及其他地方的反资本主义游击队员，他们站在佛朗哥政权一边，帮助镇压最早的反法西斯运动之一：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
任何关于冷战中自由的讨论，都必须从这一认识出发。然而，库尔兰斯基在反抗共产主义政权的历史中挖掘非暴力抵抗的例子，却不提如果替代选项是西方民主，那么摆脱共产主义的自由究竟意味着什么。他又使出了一些惯用的虚假陈述和逻辑戏法，比如他把苏联的解体归功于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失败的非暴力抵抗，却不提1989年苏联在经历旷日持久的血腥斗争后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让我们再看一遍。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人民以非暴力方式抵抗苏联势力，但苏联入侵并获胜。1989年，经过多年的血腥战争，苏联败给了阿富汗的武装抵抗。同年年底直至1990年，苏联政权崩溃。除了不诚实之外，库尔兰斯基还能声称有什么动机，让他提及苏联垮台前二十年的一场非暴力运动，却对垮台同一年苏联的一场重大失败保持沉默？
当库尔兰斯基声称1968年镇压捷克人比1956年镇压匈牙利武装起义更损害苏联的正当性时，人们不禁要问他心目中指的是谁。在布尔什维克篡夺了俄国革命之后，在他们蓄意造成农民大规模饥荒之后，在他们的古拉格和政治隔离监狱之后，在他们背叛西班牙的革命事业之后，在他们对纳粹政权的绥靖之后，在他们于五十年代对世界各地革命运动采取保守立场之后，他们在1956年以军事手段镇压匈牙利革命，成了钉进棺材的最后一颗钉子，夺走了他们在具有批判意识的左翼人士中仅存的那点支持。它在意大利和英国的共产党内造成了重大分裂，受到联合国的谴责，并遭到加缪、萨特和E. P. 汤普森（E. P. Thompson）等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共产主义者的批评。我从未听说有哪位斯大林的辩护者以起义的武装性质为这次入侵开脱，库尔兰斯基也没有引用任何这样的人。除了那些最死不悔改的斯大林主义者——他们同样轻易地为镇压非暴力的捷克斯洛伐克开脱——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匈牙利人拿起武器是正当的。
1968年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入侵，让全新的一代人认识到苏联的铁靴倾向，但对于任何有历史感的人来说，那个政府的正当性早已受到无可挽回的损害。捷克斯洛伐克的非暴力抵抗没有做到的一件事，是为组织新型关系开辟空间，或者动摇苏联不可战胜的神话。匈牙利的反抗者通过筑起街垒、夺取武器，恰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击退了苏联的第一次入侵，用燃烧瓶摧毁坦克。俄国不得不调动规模大得多的部队才镇压下这场起义。但与此同时，人民议会已在匈牙利各地蔓延开来，创造了一次横向的自我组织的重要经验。匈牙利人自我组织的能力——创造出与日常生活中的服从和奴役截然不同的东西——与他们以武力夺取空间并捍卫这一空间的决定是相辅相成的。
然而，与他关于冷战的论证中的核心缺陷相比，库尔兰斯基的错误信息还算无害。显然，他把华沙条约组织和苏联政权的垮台视为该政权下人民的解放，无论是在东德、波兰还是俄国本身。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把非暴力抵抗视为一种成功。但苏联解体之前的那波非暴力抵抗浪潮，是民众意识到苏联正在丧失其迫使人们服从的力量。这种意识的传播，并非紧随1968年“布拉格之春”中失败的非暴力运动，而是紧随苏联在阿富汗的军事失败。非暴力并没有迫使苏联政府下台；它只是发出信号，表明这场游戏已经结束。共产党精英没有派出军队——那样做可能会引发真正的抵抗——而是决定一手操纵一场政权更迭。在苏联的大多数加盟共和国以及若干华沙条约国家，掌权的仍是同一批人，但他们得以成倍扩大自己的权力，使自己的财富远远超出旧政权下所可能达到的程度。即便在20年之后，俄罗斯、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仍由出身共产党的精英人物统治，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急剧扩大。人民被更彻底地整合进一个你死我活的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保护甚至更少。他们的生活依然像从前一样，完完全全受强大机构的控制，毫无自我组织的可能。非暴力究竟取得了什么成就？
库尔兰斯基重复了一个惯常的模式，又遗漏了这个故事的另一个重要部分。柏林墙于1989年11月倒塌，随之倒下的还有华沙条约组织，最终是苏联。正如库尔兰斯基所指出的，10月下旬和11月东德的抗议运动是非暴力的，最终政府决定让柏林墙倒下，而不是命令军队开枪。但他没有去看在非暴力抗议之前的那段时间里发生了什么。在此前的几周里，柏林和德累斯顿的人群发生了骚乱，用拳头、棍棒、石块和燃烧瓶与警察搏斗。紧接着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Mikhail Gorbachev）1989年10月初的历史性访问，人们再次走上街头发动骚乱。士兵被动员起来，为作准备，他们观看的影像资料不是1968年的布拉格，而是1956年的匈牙利和天安门广场（与官方历史和和平主义神话相反，那里包括了大规模骚乱、武装抵抗以及人群对若干士兵的私刑）。党的官员更担心哪种抵抗，这是一清二楚的。从这些骚乱中凝结而成的抗议运动基本上是和平的，即便在面对逮捕和殴打时也是如此，但它已经表达了一种威胁，展示了它能够做到什么。当总书记昂纳克（Honecker）准备动用军队镇压这场运动时，政治局中的温和派共产党人认为，动用军队可能导致一场全面起义（意思是：不和平的起义），于是他们要求昂纳克下台。运动保持和平这一事实意味着，在随后从一种威权政府形式向下一种形式的过渡中，它可以被控制住。
马克·库尔兰斯基讲述了一些关于非暴力抵抗的有趣、有时甚至动人的故事。问题在于，他把这些故事包装成一种论证，用以证明非暴力的优越和其他斗争方法的低劣。他从不分析那些其他方法，除了最肤浅的比较之外从不做任何比较，他把不理想的结果归咎于暴力，把理想的结果归功于非暴力，却从不论证任何因果链条，也不探讨背景因素。每当他超出单纯讲故事的范围、进入真正的论证时，他就会诉诸操纵、遗漏、以偏概全和纯粹的捏造。
库尔兰斯基讲的故事鼓舞人心，但绝不实用。他不深入那些对参与实际斗争的人有用的细节或战略思考。可以推想，那家印了天知道几十万册他的书的大出版公司，对鼓励更有效的革命运动并没有多大兴趣。我还会推想，消费这本书的大众读者首先获得的是内心的安宁。在这个社会冲突日益加剧的时代，只要大家手拉手、唱唱歌，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向当今的阿道夫·希特勒们和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们开战，每个人都会更安全。
为什么说服人们相信非暴力的力量对库尔兰斯基如此重要？无论原因是什么，他的信念和论证都并非来自在社会运动中的亲身经历。库尔兰斯基是一位收入丰厚的记者和作家，曾为一些最大的主流报纸撰稿，他的版税合同由一些最大的出版公司签下。他并没有为他舒舒服服（且有利可图）地鼓吹的那个理念冒过险，甚至没有为之献身。这并不意味着他是个坏人，也不意味着他的观点自动无效。然而，当我们辩论像非暴力这样的抵抗方法时，我们并不是在进行某种超然的、对抽象真理的探求。我们是在参与一场斗争，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人死去、遭受酷刑或身陷囹圄；在这场斗争中，许多人的生命悬于一线。
因为经验是关乎生死之教训的最好老师，所以一个人是从全身心投入、甘冒风险和作出牺牲的立场发言，还是从扶手椅的舒适和场边的安全处发言，这绝对是有区别的。
### 老派（The Old School）
尽管老派和平活动人士的投入程度更高，他们的影响力却似乎日渐式微，甚至在界定“和平主义”或“非暴力”这两个词究竟是什么意思的争夺中也已决定性地落败；即便如此，如果我不提及他们，那就是我的疏忽。在美国和英国，他们主要是基督教活动人士，比如天主教工人运动（Catholic Workers）、犁头运动（Plowshares）活动人士或基督教和平缔造者（Christian Peacemakers），其中一些人——尤其是前者——是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
在过去二十来年里有所作为的非暴力倡导者之中，几乎只有他们能合理地宣称自己拥有一种革命愿景。他们也往往比其他非暴力倡导者更加投入，常常过着公社式的生活，冒着生命危险从事人道主义工作，或者因在军事基地抗议或破坏军事装备而入狱。
虽然我与这一派别成员的分歧多于共同之处，但我也认为他们值得尊重。因此，我将把我的批评限定在那些能说明我为何认为这一派别无法回答斗争中的人们所面临的重大问题的方面。
首先，这个世界需要的不是更多的基督教。反威权的基督徒所做的人道主义工作，只会帮助基督教获得比它在历史上所应得的更好的形象，并且无意中与日益高涨的福音派浪潮或天主教会的复兴相互呼应，而后者一直是新殖民主义和社会斗争失败的得力帮手。尤其是在这类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最为活跃的拉丁美洲，资源开采公司持续不断的攻势，以及告密者或受雇线人在贫困社区和原住民社区中的扩散，部分正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原住民灵性或融合性灵性的侵蚀、日益狂热的教会中涌入的新一批皈依者，以及基督教的基本观点——地球是供我们开发利用的，我们的生命只是通往天堂途中的一个过渡阶段。此刻我正坐在南美洲一个原住民社区里写下这些文字，这个社区正在通过直接行动收复自己的土地；在这里，进行抵抗的社区成员把福音派基督教的传播——近年来在这里新建的两座教堂便是明证——与社区内部斗争的瓦解直接联系在一起（他们指出的另一个主要因素是该县选出了一位原住民县长）。社区不再团结一心，许多人追求的是欧洲意义上的个人经济进步，而不是粮食主权、对自己土地的集体控制和文化的复兴。几年前，他们赶走了警察，从一家木材公司手中夺回了数千公顷传统土地，但耕种这些土地以养活自己的努力已经停滞。他们原本似乎也有望阻止一家跨国公司想在该地区修建的一座新矿——那座矿将对他们的水和空气造成彻底的破坏——但现在社区的一部分人（包括基督徒和新县长）以就业和进步的名义支持这座矿。即便是推广一种进步得多的基督教愿景，也意味着社区的进一步瓦解，意味着那场种族灭绝的殖民工程的最终完成。
基督教与其统治的历史密不可分。这些联系甚至在它一些较为进步的倡导者身上也显而易见。激进基督徒的“团结”在很大程度上不过是复制既有权力不平等的慈善，其中一些家长作风之严重，几近种族主义。这种种族主义常常表现为把非暴力强加于他人的斗争。[^f09-86]
其次，基督教和平主义者长期缺乏战略，这很可能是因为他们主要从道德角度看待斗争，只要付诸斗争，他们就实现了自己的首要目标。他们缺乏战略的后果显而易见：他们——或许是最投入、最有可能鼓舞人心的非暴力倡导者——竟被如此边缘化，甚至被排除在非暴力实践的定义本身之外。非暴力已经变成了意味着新闻发布会、大规模抗议、媒体战略、偶尔的静坐、设法让世界各地的人们在同一天从银行账户里取出同样数额的钱、穿着同一种颜色的衣服涌上街头、“发推特”、告密，以及对那些试图砸银行的人拳脚相加或揭下他们的面罩。当今大多数非暴力倡导者并不真正懂得“化剑为犁”是什么意思（取决于他们来自哪个国家，他们甚至可能不知道犁头是什么），他们会认为把自己的血泼在一架喷气式战斗机上是荒唐的，甚至有点病态，他们可能会认为故意开吉普车撞向一艘正准备下水的核潜艇是暴力的，他们一般不谈论“在共同体中生活”，他们很可能不知道离自己最近的核武器设施在哪里，也不知道该如何着手破坏战争工具。
换句话说，在被一种精明得多的非暴力活动人士彻底挤出局之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最终成了非暴力大家庭里那个离群索居、古怪而令人尴尬的叔叔。他们对于谋求权力的运动政客没有多大用处，对政府来说又有点碍事，于是他们基本上被抛弃了。
缺乏战略这一点，在他们投入了大部分精力的那些斗争中也显而易见。在美国，基督教和平主义者参与最多的两场运动，是关闭美国陆军美洲学校（US Army School of the Americas）的运动，以及美墨边境一带的移民团结运动。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更详尽地讨论了前一场运动，这里只需说明：在其存在的几十年里，它并没有对拉丁美洲士兵和准军事人员的训练产生重大影响。有几个国家已经停止向该学校派遣士兵，但那是由国内社会运动推上台的新左翼政府做出的务实政策决定，而非美国的非暴力活动人士所致。例如，委内瑞拉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的社会主义政府停止参与美洲学校时，并不是在为和平而努力。它只是在消除一个风险，因为美洲学校在其历史上培训过大量后来对左翼政府发动政变的军官。与他右翼的同行们一样，查韦斯也动用准军事部队和军队对付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他对军事政变也毫无意见）。区别在于，他没有让他们在美洲学校受训。
在制止移民在美墨边境死亡的运动中，基督教和平主义者是主要参与者。但如果他们的介入是基于某种战略概念，而不是基于慈善或“作见证”的概念，他们本可以取得一些迄今仍遥不可及的重大成果。大多数美国人不知道的是，帮助某人非法越境，哪怕只是给他们指路，都已被严厉入罪，可能被判处监禁。通过“以身犯险”，他们很可能在几年之内就能赢得对协助越境者行为的实际去罪化。鉴于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绝大多数来自该国最具特权、最被视为“正常”的人口群体——年长的白人基督徒——只要每年有少数几个人因为给移民指路或递上一瓶水这样简单的行为而面临长期监禁，政府就很难为其适用该法律进行辩护。随后，与移民团结——以及越境者本身的处境——将会变得容易得多。
但总的来说，当基督教和平主义者选择违反一项他们认为不道德的法律并入狱时，其目的并不是使国家的镇压机器丧失正当性。其目的是刑期本身，刑期因“作见证”而赋予违法者道德上的满足。在这种逻辑中，冒入狱的风险之后又对刑期提出上诉是说不通的，因为相关活动人士已经决定要入狱了。这种态度把监狱正当化为一个可以发生道德成长的中立场所——就像俗话说的狮子坑——并且通过区分好的法律和坏的法律，使司法机器正当化，掩盖了法律本身的强制性质（我的意思是，即便是一部所谓好的法律也会腐蚀道德，因为人们遵守它是为了获得某种社会奖赏并避免惩罚）。
这样的实践还造成了一种奇特的——有人或许会说是虚假的——斗争图景，并在心理上把非暴力囚犯与所有其他囚犯区隔开来。只有这类非暴力活动人士才能选择何时入狱。在许多情况下，通过选择自己的罪行，他们甚至可以选择刑期的长短，这是一种量身定做的道德考验。这与其他囚犯所面对的现实完全不同，他们通常连自己何时获释都不知道。
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方法还消除了镇压的阴影。通过选择特定的时刻违法并向法律惩罚投降，他们无需面对警察栽赃陷害、搜查和逮捕的打击。他们不必太担心被监视或让国家得知他们的计划，因为他们只是在象征层面上试图破坏战争机器（在法庭案件中，他们中的一些人曾公开要求从轻判决，理由是他们用锤子敲打这枚或那枚导弹所造成的损害，用他们自己的话说，是“象征性的”）。他们其实不需要知道如何在镇压中生存，因为他们实际上面对的唯一后果就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后果。他们所参与的是一出道德剧。如果他们一旦变得不只是“战争贩子”（Masters of War）的麻烦，他们将没有任何实践或经验，能让他们承受警察用来对付那些与现存体制陷入不可调和冲突的人的那类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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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09-69]: 当然还有其他值得一提的人，例如乔治·莱基（George Lakey）、海伦·伍德森（Helen Woodson）或罗伊·布儒瓦（Roy Bourgeois），但要列出一份详尽的名单超出了我的能力。
[^f09-70]: Nabil Fahmy, http://www.arabawy.org/2011/04/17/fm-nabil-fahmy-this-revolutionactually-serves-israel-as-well/ (April 7, 2011).
[^f09-71]: 对于不熟悉这一术语的读者：这是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所持的一种观点，即资本主义和国家构成了一场往往不可见的战争，这场战争不断地针对我们所有人进行。资本主义的侵略性，以及民主政府理所当然地采用反叛乱治安战略这一事实，都支持这一观点。换言之，无论我们是否还击，社会战争都在针对我们进行。社会和平则是一种和平的幻象，当人们不还击、并接受统治阶级心系他们最大利益这一观念时，这种幻象便占据支配地位。
[^f09-72]: 引自网站 *In Defense of the Black Bloc*（《为黑群辩护》），https://violentanarchists.wordpress. com/2013/01/02/tampa-police-chief/。原文引用了《坦帕湾时报》（*Tampa Bay Times*）的一篇文章，该文称赞这位警察局长与抗议者合作，成功防止了大会受到任何干扰。
[^f09-73]: 口才了得的鲍勃·格尔多夫，引自 “Bob Geldof condemns lame and ineffective antipoverty campaigners,” *The Guardian*, http://www.guardian.co.uk/music/2010/apr/02/bobgeldof-anti-poverty-campaigners-starsuckers (2 April 2010).
[^f09-74]: 尽管我并不认同泽赞所有的论述框架、定义或证据标准，但我认为很能说明问题的是，主流或左翼的诋毁者几乎总是用以下两种方式来抹黑他：要么把他描绘成一个古怪的极端分子，却从不大段引用他的论证；要么声称他的原始主义愿景意味着大规模的、骤然的人口削减，同样不去回应他反对工业文明的论证。
[^f09-75]: Don Gato, “To Be Fair, He Is a Journalist: A Short Response to Chris Hedges on the Black Bloc,” *Revolution By the Book: the AK Press blog*, February 7, 2012.
[^f09-76]: 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我还引用了泄露出来的警方和联邦调查局文件，其中讨论了它们劝阻或化解暴力、鼓励非暴力的战略。
[^f09-77]: 我不知道索尔尼特是否在某个时候参与过奥克兰占领运动，但我可以肯定地说，她并不是一位持续的参与者；而且她和赫奇斯一样，是以一个疏离的、常常无知的看客身份在写作。
[^f09-78]: 写给错过了前面章节的读者：NIMBY是“Not In My Backyard”（别在我家后院）的首字母缩写。
[^f09-79]: 接着还有在这样的文本上署上自己名字的问题。过去的无政府主义者通常以自己的真名写作，除非确有因此被捕的危险，而这种事如今已不那么常见了。公开表达可能招致监禁的思想，是另一种形式的反抗与宣传，阿尔弗雷多·博南诺（Alfredo Bonanno）直到80年代仍在使用这种方式。利用匿名来减少政府掌握的关于我们的信息，即便在并不直接涉及监禁问题的情况下，也是个好主意，但一本匿名书籍的可行性远非简单明了。除非手工装订成千上万册，很少有作者能长期保护自己的身份，尤其是当他们与正式出版商打交道、电脑联网，或用电子邮件发送书稿时。在法国塔尔纳克（Tarnac）的一次大规模反恐行动中被捕的反威权共产主义者，被指控是一起重大破坏行动以及一本匿名的、主张起义的书的作者。恰恰是这本书的匿名性，使政府更容易把它描绘成一份犯罪文本；而作者们为了摆脱警方的构陷，却采用了一场与他们所倡导的那种不透明的、秘密的方法格格不入的公关运动。到头来，同伴和政府往往最终都知道作者是谁，而文本只对偶然读到它、可能想找同一作者其他作品的随便什么人保持匿名。匿名的一个真正好处，是它能防范那些想借作者身份在运动中换取地位或领导权的人。这一机制并不能阻止匿名作者在小圈子内获得地位——他们把自己置于一个“酷到足以知情”的小团体的中心（在这种情况下，匿名反而放大了作者的地位，因为知道谁是作者成了一种稀缺商品）——但它确实能阻止公众人物的兴起，即那些试图充当运动代言人的人，比如达尼埃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或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一个更直接的机制，是干脆以不信任的态度对待公众人物和高知名度的革命者，始终抨击自封的领袖或个人崇拜，并在斗争中把其他类型的活动看得比写作更重要。
[^f09-80]: 我用这个词是半开玩笑的，指的是一次没有伤害任何人、并且专门设计为只损毁财产的爆炸。
[^f09-81]: 为避免任何可能的误解，我想指出，三人中有一人在坐牢一个月后告了密，并因此被奖励以居家软禁。
[^f09-82]: 我想澄清，当我谈到反紧缩的斗争时，我指的是反对资本主义一个内在组成部分的斗争。有些人只关注紧缩的具体方面——工作岗位的流失、国家资助的福利和社会基础设施的丧失——许多矿工和大多数“愤怒者”（*indignados*）就是如此。另一些人则真正试图理解紧缩措施的根源和成因，他们与我们这些早在几乎人人都能找到一份体面工作、体制据称运转良好的年代就已经在街头与权威斗争的人一道，把紧缩与资本主义联系起来，他们斗争不是为了恢复先前的现状，而是为了铲除问题的根源，创造一个既不由残酷的不稳定、也不由空洞的资本主义繁荣来界定人们生活的世界。
[^f09-83]: CrimethInc. Ex-Workers Collective, “Greenscared? Preliminary Lessons of the Green Scare,” *Rolling Thunder* no.5, 2008.
[^f09-84]: 2001年我在一次反战抗议中被捕时，联邦法官判处了我六个月的最高刑期，原因是我是无政府主义者，是我指出了他的虚伪以及他的权威完全建立在国家强制之上，是我反驳了他那套陈腐的道德说教。对一个没有任何前科的人，因轻罪非法侵入的指控而判处最高刑期，这几乎是史无前例的——除非你认识到整个法律体系在政治上的报复性质。这位法官和大多数法官一样，心理水平相当于一个幼儿园恶霸：如果你的科学作业比他的好，他就把它砸烂；或者像一个朋友，吵了一架之后就把你借给他的玩具弄坏——只不过法官被赋予了支配人们生活的巨大权力。通常，国家会找来最幼稚、最迂腐、最病态的标本充当它的职能人员。和平主义者说我们的敌人也是人，这话没错，但我们应该诚实地承认，掌权者正是这个物种中最卑劣的成员。归根结底，我们的敌人是一个奖励卑劣行为的体制。如果我们有朝一日摧毁了这个体制，那些如今爬到顶层的人就会变得无害，因为没有人愿意和他们有任何瓜葛。
[^f09-85]: 为了先发制人地应对非暴力书评者的下一轮操纵（见附录），我要指出，我们可以把某一场具体的战争或运动称为失败，即便我们是局外人，是殖民国家的后裔（因此我们冒着这样的风险：错误地强加我们的标准，以为殖民者宣称的胜利就意味着被殖民者的失败，而事实并非总是如此）。我认为，库尔兰斯基的傲慢在于，他宣称所有原住民的抵抗都已失败，仿佛那是历史上已经翻过去的一页，而不是一场正在进行的斗争。他用如此宽泛的笔触，也抹平了原住民取得胜利的具体历史，例如红云战争（Red Cloud’s War）或劳塔罗（Lautaro）所进行的那些战斗。
[^f09-86]: 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中记录了家长作风的具体实例。
## 九、夺取空间，建立新的关系（9. Seizing the Space for New Relations）
我们的策略是否属于暴力，这个问题纯属浪费时间。贴这类标签是道德家、记者或警察的差事，坦白说，他们如何给我们归类，我们根本不必在意。
是时候向我们在争取更好世界的斗争中所使用的策略提出一个新问题了：它们是否具有解放性？在这个世界里，我们本该只做顺从的劳动者或被动的消费者；而夺取一处空间，总会伴随着初尝自由的狂喜，那种新获得的感受让我们明白——如果此前还不够明显的话——在民主与资本主义的虚假和平之中，我们并不自由。当我们把警察赶出自己的街区、在街头开起派对时，当我们占领公园或广场召开集会时，或者当我们接管自己的学校或工作场所——一个被设计成某种监狱来关押我们的地方——并决定如何改造它时，这种感受都可能出现。当那些被训练成受害者的人奋起反击那些被赋予伤害他们之社会特权的人（无论后者是警察、兄弟会男生、丈夫、商人、士兵还是其他人）时，他们往往也会体验到类似的解放感。
反叛者一旦取得胜利，便决定以威权式迫害的形式继续打击昔日的压迫者，那么这一刻，他们便背弃了自己反威权的主张。如果我们占领工作场所，只是为了让它继续运转、追逐同样的生产率目标，如果我们犯下成为自己老板的错误，那么那些围绕利润率召开的无休止会议所构成的自我剥削，便清楚地表明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解放这一标准在斗争的每个阶段都有用，而非暴力这一标准只会制造混乱。那些用暴力问题取代解放问题的人，最终与强制和秩序的力量结成同盟，这绝非巧合；而纵观历史，那些为全面解放而斗争的人，在有能力消灭敌人之时，也并未试图这样做。
在1866—1868年的红云战争（Red Cloud’s War）中，或者在马普切人（Mapuche）从16世纪一直延续到19世纪反抗西班牙殖民者的斗争中（这一斗争如今仍在继续，对象是19世纪80年代首次成功篡夺其土地的智利和阿根廷国家），原住民族拿起武器，对抗一个企图支配或消灭他们的敌对势力。这与国家之间的战争截然不同。前一个例子中的拉科塔人（Lakota）和夏延人（Cheyenne），以及后一个例子中的马普切人，都不是威权社会，他们作战也不是为了支配欧洲定居者，而只是为了捍卫自己的自由与独立。非暴力假说（而他们从不把它当作假说提出，因为那样就需要用历史记录去检验它）声称暴力会滋生更多暴力，但这两段历史证明该假说完全错误。拉科塔人、夏延人和马普切人拿起武器，杀死了几千名入侵他们的、实施种族灭绝的、掠夺成性的、贪婪的定居者，但他们并没有因此打开潘多拉的盒子，没有建立起威权体制，也没有开始更频繁地彼此施暴。恰恰相反，他们赢得了和平，赢得了在自己的土地上、以自己的文化自由生活的能力。在第一个例子中，这份和平持续了不到十年，咄咄逼人的美国政府便再度入侵，而这一次得逞了。在马普切人的例子中，他们对西班牙人的胜利带来了三百年的独立，其间点缀着一些断断续续的小规模战争或冲突，他们在其中抵御新的入侵。正因为他们决意反击，马普切人的斗争至今依然鲜活；他们运用抗议、封锁、直接行动、耕作、破坏行动、纵火，有时也动用枪支，成功地从占据其领土的地主以及国际木材、矿业或能源公司手中夺回了一部分土地。在收复的土地上，他们践行自己的文化和传统的集体农业，把获得解放的社会关系（重新）付诸实践。
在所有被传颂的非暴力胜利中，其倡导者从未声称带来了社会关系的根本变革、经济层面的变化，或者明确而普遍地摆脱资本主义的掠夺或政府的支配。而我们这些支持策略多样性的人，却可以宣称实现过这样的社会转变。最终的胜利尚未到来。只要资本主义和国家继续存在，我们就没有一个人是自由的。但在若干重要的战役中，我们壮大了争取自由的斗争，暂时将某个空间从国家控制下解放出来，并把公社式或横向的社会关系付诸实践。这些战役构成了重要的经验教训，我们需要把它们作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随身携带。
正因为过去有那么多革命遭到扭曲，我们需要把话说清楚。自由并不意味着赢得一位新的统治者或一个新的统治阶级。自由并不意味着赢得一套新的政府或组织体制，无论它多么理想。自由不是一种必须说服所有人接受的、最终的、完美的状态。自由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过程。自由是与我们的同伴和周遭环境协同，塑造自身生活的能力。在一个自由的世界里，一切社会组织都自下而上地产生于制定它的那些人的努力，而且没有任何组织是永久的，因为每一代后来者都必须能够改变和更新自己的周遭环境。
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把革命说成与现存秩序的断裂。一场强加新秩序的革命会抹去它所赢得的一切。革命必须是迈向这样一个社会的一步：这个社会处于永久的反抗之中，不接受任何主人，并不断地重新创造自身——它不是一个同质的整体，而是一个由互助、自愿联合与和谐冲突的纽带维系在一起的集体。
有人主张，改变世界必须通过渐进的演化或逐步的胜利来实现。我认为这种观点存在严重缺陷。复杂系统是以突变的方式从一个稳定状态进入另一个稳定状态的。自然界中的和谐并不是一种恒定不变的平静状态，而是一个在动态张力中维系自身的变化与冲突的场域。旧有和谐观中关于相互性、自我组织或自我维持的理想依然有效，但关于恒定不变与平静安宁的理想则不再成立。事实证明，冲突是一件好事，而毁灭，正如巴枯宁（Bakunin）大约一百五十年前所指出的，是一种创造性的力量。
就连进化本身也不是渐进的演变，而是一个由平静期构成、以突变方式转换的过程。当所讨论的复杂系统是这样一个社会——巨大的权力集中于极少数人手中，统治结构试图压制或驾驭一切威胁其强加之均衡的力量——那么几乎可以断定，任何真正的变革都将以突然的、剧烈的、暴力的转变形式发生；而任何看似逐步胜利之一环、看似朝正确方向迈出一步的东西，都只不过是一项已被统治体系驾驭、不会打破其均衡的改革。当然，导致断裂的那些力量将是历经数百年酝酿而成的。那个肉眼可辨的断裂时刻，也许只在短短几年间来去，但我们唯有通过毕生的斗争，才能积累起足以推翻现有权力结构的力量，以及创造更好世界的智慧。而在摧毁那些权力结构之后，还需要几代人的时间来为这个星球去除污染（拜资本主义所赐，有些地方将永远无法去除污染），来摒弃威权主义的、种族主义的和父权制的行为方式，来疗愈数千年积累下来的创伤，并学会在一张丰富的关系之网——既包括与他人的关系，也包括与地球本身的关系——之中照顾好我们自己。
断裂理论的一部分，是承认事情在好转之前会先变得更糟；因此，尽管革命是一项长期事业，但把希望寄托于渐进变革却是一种幻想。当前，资本家把地球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当作人质，他们总是在赔率最高的地方下注（拿我们的生命下注）。任何一个人民斗争强大的国家，都是资本家面临更高风险、获得更低利润的国家。希腊之所以没有经历那种强度的资本主义发展——那种发展本可以用德国或意大利盛行的空洞消费主义繁荣收买其民众——原因之一就在于那里的社会斗争始终强劲，以至于大规模的固定资本投资风险太大。
如果我们开始有效地斗争，反抗富人对我们生活的控制，反抗他们强加于我们的异化、污染和剥削，那么我们得到的回报将是贫困，因为资本外逃会把投资者送往那些人民更容易被支配的地方。
正因为国家不像资本那样灵活或流动，它们在镇压社会斗争时才如此睚眦必报。国家所统治的领土和人民，是它仅有的东西，它绝不会甘心放他们自由。因此，更强大的斗争也意味着更强大的镇压，警察乃至军队会试图通过恐吓我们、监禁我们、折磨我们或屠杀我们来迫使我们顺从。这是事情在好转之前会先变得更糟的另一个原因。为了推翻现有的权力结构，我们不仅需要强大到足以威胁它——这在过去二十年里相对而言只发生过寥寥几次——我们还需要强大到足以挺过资本主义将加诸我们的饥馑，并战胜国家将对我们释放的暴行。
西班牙内战提供了一段极其宝贵的革命历史。1936年7月，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将军发动军事政变，意图建立法西斯政府，消灭一直在震撼这个国家的革命运动。但军队在大约半个国家遭到迎头阻击，导致某些地区的国家权力崩溃，一场革命爆发，以及一场最终于1939年以法西斯胜利告终的内战。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
反叛工人中的大部分隶属于无政府主义劳工联合会全国劳工联盟（CNT），该组织拥有超过一百万名成员。他们在此前几年里已经武装起来，并在银行抢劫、与警察的冲突、以及抵御雇佣打手和破坏罢工者的自卫中学会了如何使用这些武器。凭借这些经验，他们在全国许多地方得以在公开战斗中击败军队。尽管在巴塞罗那等地，战斗在几天之内就已结束，革命全面展开，但必须指出的是，那里的无政府主义者数十年来一直在积蓄与国家斗争的能力，他们挺过了1909年和1934年失败的起义，经历了多年的独裁、镇压和地下状态。因此，这场革命既是突然的，也是渐进的。
在西班牙的一些地区，忠于民选政府的警察和军队单位阻止了政变；而在另一些地区——主要是加泰罗尼亚（Catalunya）、瓦伦西亚（Valencia）、阿拉贡（Aragón）和阿斯图里亚斯（Asturias）——阻止政变的则是武装起来的无产者。在这些地区，下层阶级将土地和工厂集体化，并组织起志愿的、非等级制的民兵与法西斯分子作战。他们创造了许多人眼中一个新世界的开端，一个外在于并对抗资本主义剥削的世界。在巴塞罗那这样的城市，战斗停止后没几天，工人们就让城市重新运转起来。工人们将自己的工作场所集体化——从有轨电车到工厂、酒店、捕鱼船队和医院，无所不包——赶走了老板，开始自行组织生产，提高工资和福利，降低交通等公共服务的价格，并组成代表团去采购物资、安排分配。在整个加泰罗尼亚，以无政府主义者为主的医务工作者工会建立了若干新的医院和卫生中心，为所有人提供医疗服务，包括那些资本主义医疗体系从来懒得理会的小村庄。
在阿拉贡、加泰罗尼亚、瓦伦西亚和卡斯蒂利亚（Castile）的乡村，农民将土地集体化，赶走了地主和神父，并废除了货币。有时，他们以票券安排食物及其他物品的分配，向每个家庭供应其所需的全部数量，同时也把粮食送往前线的工人民兵；在许多情况下，他们建立了公社，人们可以走进仓库自由取用所需之物，只需在本子上记一笔以便核查。[^f10-87]
在解放自己村庄的斗争中，农民杀死了相当数量的神父和地主，一些诋毁者利用这一事实把他们描绘成威权主义者。但这些处决应当放在具体语境中看待。当时，天主教会是统治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神父充当狙击手、从教堂钟楼上向工人或农民开枪是常见的做法（这正是1909年“悲剧一周”（Tragic Week）起义期间巴塞罗那焚烧教堂的导火索）。此外，在1932年至1934年卡萨斯别哈斯（Casas Viejas）、菲戈尔斯（Figols）和阿斯图里亚斯的工人和农民起义中，农民只是宣布实行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烧毁了地契，并告知神父和地主：欢迎他们与其他人一道耕作、和平生活，但他们不能再保有自己的权威。当军队开进来残酷镇压这些公社时，正是这些神父和地主向军队提供了几十名激进农民的名字，导致这些农民被处决。1936年起事时，农民杀死神父和地主中最法西斯化的那些人，是做了正确的事。
另一个例子证明了1936年拿起武器的那些人的战略选择是正确的。无政府主义工人最多的两座城市是巴塞罗那和萨拉戈萨（Zaragoza）。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是武装的，并且早已决定走起义道路。在萨拉戈萨，无政府主义者大体上没有武装，倾向于采取工会组织的战略，以建立一个更大的、能够逐步争取改善的工会。在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击败了军队，得以进行革命。在萨拉戈萨，法西斯分子在政变的头几天就取得了胜利，把所有激进分子和反叛工人押到行刑队面前。几个月之内，萨拉戈萨就再也没有无政府主义者了。[^f10-88]
凡是工人和农民拥有武器并懂得如何使用的地方，他们都能够夺取空间，开始创造一个新世界。但他们不信任自己能把革命进行到底。无政府主义者之间就如何击败法西斯威胁、如何支持革命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不幸的是，那些支持与左翼政党结成反法西斯共同阵线的人赢得了这场辩论。他们以俄国革命为鉴，想要避免像布尔什维克那样变得威权。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加泰罗尼亚和阿拉贡最强大的力量，却又害怕建立一种“无政府主义专政”，于是刻意决定不推进他们关于无政府主义革命的构想。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革命正由自我组织起来满足自身需要的农民和工人自发地进行着，而无政府主义者通过击败政府的武装力量，已经完成了他们那一部分的任务。现在他们只需防止革命被威权主义革命者收编。然而，CNT的代表越是与政党打交道、组织对法西斯分子的共同防御，他们就越是从政治权力的视角来看待革命。久而久之，他们与基层疏远了，开始以反法西斯团结和赢得战争之必要的名义给革命踩刹车。[^f10-89] 其他无政府主义者竭尽全力想要扭转这一路线，但其中最激进的人被重建起来的国家杀害或镇压。讽刺的是，CNT代表们想要避免变得像布尔什维克那样的愿望，却使他们与斯大林主义者同床共枕。[^f10-90]
尽管共产党起初在工人运动中只是一支微不足道的力量，但它很快就成长为在幕后控制共和国政府的主导力量。由于苏联几乎是唯一向反法西斯一方输送武器的国家，他们得以在马德里左右政策。法西斯分子得到了纳粹德国和法西斯意大利的慷慨支持，还有来自英国的秘密援助，而其他所有国家都保持中立，巴不得看到西班牙的无政府主义威胁被消灭。但斯大林主义者同样想要消灭这一革命威胁，正如他们在俄国消灭了它一样。而且必须指出，他们与其说是想让法西斯分子失败，不如说是想拖长冲突，以便与德国达成交易：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相应地，苏联的支持充其量只是不冷不热。他们只以换取西班牙黄金储备为条件才输送飞机和坦克；他们组织国际纵队，与其说是为了有效地打击法西斯分子，不如说是为了给自己提供一种阴险的手段，去除掉托洛茨基主义者、委员会共产主义者和持不同政见的社会主义者，并镇压无政府主义公社。他们还设立了秘密警察单位，并取缔了志愿工人民兵——那是对国家权威的另一重威胁。
最终，在法西斯军队终于征服整个国家之前，无政府主义革命就已被斯大林主义的镇压和CNT的官僚体制所粉碎。但这场革命在其繁荣之时，提供了一个鼓舞人心的解放与自我组织的范例，这一范例至今仍然鲜活，同时它也提供了若干关于革命战略的教训。
乔治·奥威尔（George Orwell）在《向加泰罗尼亚致敬》（*Homage to Catalonia*）中提到的一个问题，是西班牙革命难以获得国际支持。斯大林主义者是获得这种支持的主要障碍。他们控制国际纵队，用以筛选志愿者、支持自己的势力范围，甚至用以粉碎无政府主义地区的公社和集体组织。或许更具破坏性的是他们的国际宣传。他们通过其他国家的共产党及其附属工会，散布有关正在进行的革命的虚假信息，特别是指控无政府主义者是法西斯的挑衅者——这一抹黑多年来被他们修改、维持，最近又被移交给了非暴力的鼓吹者。
在布尔什维克夺取俄国革命之后，共产主义并未成为反资本主义运动中主导倾向的少数国家之一是荷兰。和西班牙一样，荷兰拥有蓬勃发展的反资本主义工人运动，而无政府主义者或许是其中最活跃、最有活力的潮流。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的无产阶级蓄势待发，足以向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提供他们所需的援助，帮助他们战胜那场最终扼杀了革命、把胜利拱手交给法西斯分子的斯大林主义镇压，[^f10-91] 那就是荷兰。然而，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恐怖之后，荷兰无政府主义运动走上了一条与其西班牙同志截然不同的道路。反军国主义成了荷兰无政府主义者的首要关注点，甚至成了他们的执念，而他们犯下了一个理论和战略上的错误：把反军国主义与非暴力混为一谈。加泰罗尼亚的无政府主义者可没有这么愚蠢。1909年，起初是为了抗议西班牙军队在北非进行的一场殖民战争——里夫战争（Rif War）中第二次梅利利亚战役（Second Melillan Campaign）的征兵而举行的总罢工，最终演变为巴塞罗那无政府主义者发动的一场全面起义，他们控制了这座城市长达一周。反军国主义如果是战斗性的，便会更加有效。
不幸的是，荷兰无政府主义者执迷于把战争视为资本主义独一无二的最坏特征，并得出了一个简单化的结论：要反对资本主义战争，就必须运用非暴力。他们对俄国革命的解读也循着这条思路：革命之所以腐化，不是因为它被一个威权政党所篡夺，而是因为它是军国主义的，是因为那里的同志们曾试图以武力推翻国家。
因此，当他们在西班牙的同志拿起武器阻击法西斯分子时，荷兰无政府主义者袖手旁观，眼看着他们遭到屠杀，只是偶尔发表一篇批评其军国主义手段的文章。总的来说，他们既不区分国家之间的战争与为摆脱国家而争取自由的战争，也不区分志愿民兵——其中军官没有任何特权，由士兵选举和罢免——与斯大林主义者强行建立的职业军队。或许是由于信息匮乏，他们也没有把俄国革命中的不同面向区分开来：一边是威权的红军和布尔什维克杀人如麻的秘密警察，另一边是乌克兰、喀琅施塔得（Kronstadt）和西伯利亚那些获得解放的无政府主义地区——那里没有大屠杀，没有古拉格，没有刑讯室，人们在自愿的基础上作战。
荷兰无政府主义运动是欧洲规模最大的无政府主义运动之一，却没有去西班牙与法西斯主义作战。由于德国和意大利把西班牙当作练兵场，佛朗哥的胜利成了在欧洲大陆其余地方开战的绿灯。荷兰的反军国主义无力阻止这一切。那些后来组成荷兰地下抵抗力量的激进分子，由于其非暴力的过去，效能明显较低。同盟国成功地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铲除了全欧洲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在某些情况下还在战争结束时屠杀激进的游击队员（或许——这是一个有待今后研究的课题——他们直接效仿了斯大林在西班牙树立的先例）。在整个欧洲大陆，战争之后是数十年的社会和平，革命运动销声匿迹，资本家的权力和财富呈指数级增长。荷兰无政府主义运动土崩瓦解，而曾经声势浩大的反军国主义潮流逐渐放弃了它所有的革命原则和社会批判，转向改良主义政治，最终湮没无闻——这似乎正是非暴力运动的宿命。[^f10-92]
类似的无政府主义革命经验，还有满洲新民府（Shinmin Province）——它兴盛了几年，最终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被日本帝国主义者、苏联和毛派的联合力量所粉碎，不过唯一详尽的资料是韩文的；还有在俄国革命期间由无政府主义游击队保卫、兴盛多年的乌克兰和西伯利亚中部的解放区。
今天那些解放空间、迈向革命的例子规模没有那么宏大，但对于当前的形势却有用得多。
在2008年12月的希腊起义中，数十万人走上街头，袭击警察，焚烧银行和警察局，占领或摧毁政府建筑。在随后的几个月里，许多城市的现实已经改变。邻里组织起集会，开始在经济困境中相互扶持，或者不经任何人许可就接管停车场，把它们变成菜园。自治的基层工会洗劫了雇主的办公室，迫使他们补发拖欠的工资或改善劳动条件。学生们阻止了大学里镇压性法律或紧缩措施的实施。艺术家占领了商业剧院，无政府主义者接管废弃建筑，开办新的社会中心。乡村社区则奋起抵制垃圾场、水坝或其他开发项目。
在所有这些现状被打断、新的社会关系被付诸实践的情形中，都是夺取空间的直接结果。普通人夺取空间的能力，完全取决于他们能否在公开对抗中击败警察，并从国家手中夺取对街道的控制。在2009年和2010年，希腊政府拥有镇压其中任何一项自由实验的军事能力，但这样做就有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冲突和骚乱，从而进一步削弱其权威，减少其金融后台的利润。我们创造一个新世界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战斗的能力。
一个类似的例子出现在截然不同的背景下：墨西哥瓦哈卡（Oaxaca）。2006年6月14日，警察试图镇压一场已经占据瓦哈卡市中心数周之久的教师罢工，瓦哈卡社会的大部分人——教师、学生、工人和原住民——奋起反击。他们用弹弓、威力强大的烟花、石块、燃烧瓶和路障保卫自己。按照一种常见的模式，和平活动人士和那些自封的运动领袖试图把这场运动描述为非暴力的，但正如在埃及一样，任何源自反叛内部的非暴力说法，都只不过意味着他们除此之外没有别的武器。然而他们以决心和勇气运用这些武器，击退了警察和准军事部队，占领了瓦哈卡州的大部分地区长达六个月。在那片被占领的空间里，他们创建了集会和集体，挑战原住民文化的商品化，克服了原本会把女性贬为二等参与者的父权制动态，创造出一个完整的自我组织的微观世界。他们之所以能做到这一切，与他们决定反击警察、甚至在十几人被实弹打死之后仍坚守街头密不可分。当墨西哥政府派出军队时，那些在瓦哈卡人民人民议会（APPO，the Popular Assembly of the Peoples of Oaxaca）内部建立起官僚机构的自封运动领袖力劝非暴力，并成功地散布了恐惧，让人们相信他们不可能获胜、必须拆除路障。但他们在那半年里所取得的一切，都归功于他们夺取并保卫空间的能力。[^f10-93]
在小得多的规模上（也正因如此，对于那些不太可能在自己居住的地方经历希腊或瓦哈卡那样的起义的人来说，或许更加鼓舞人心），我们有欧洲那些占屋社会中心的例子。在这些社会中心里，反资本主义者可以举办会议、辩论、电影之夜、聚餐、演出、音乐会和派对，或者开设图书馆、黑客实验室、工作坊、免费商店、健身房、自卫小组、另类医疗和疗愈中心、菜园和自行车修理铺，其中洋溢着互助与团结的精神，而非利润与异化。无论是在柏林、阿姆斯特丹、都灵还是巴塞罗那，这些社会中心之所以能保持自治、蔑视国家管制，都要归功于它们的自卫传统，即奋起反击国家驱逐它们或将它们体制化的企图。1986年和1987年在汉堡，当政府宣布计划驱逐港口街（Hafenstraße）的占屋者时，爆发了大规模骚乱，占屋点的匿名支持者甚至向几家大型百货商店投掷燃烧弹（在夜间商店关门之时），造成数百万美元的损失。这座城市的形象受损如此严重，以至于市长被迫辞职。
1996年，巴塞罗那警察驱逐占屋点公主影院（Cine Princesa）时，占屋者在市中心骚乱了数小时，迫使当局在今后驱逐占屋点之前三思而行。2002年，一场以锁链自缚（lockdown）策略为核心、大体上非暴力的抵抗，阻止了对巴塞罗那郊野占屋点坎马斯德乌（Can Masdeu）的驱逐，不过我们不应忘记那些在市中心砸毁一家麦当劳和其他商铺的匿名支持者。[^f10-94] 在此后的岁月里，警察很快学会了如何规避非暴力的锁链自缚策略，这种策略在其他任何场合都未曾成功，也不像骚乱那样对当局构成实实在在的威胁。自90年代末以来，非暴力防御策略在整个欧洲的占屋圈中蔓延开来，而强力抵抗则逐渐消失。在新的形势下，市政府可以随心所欲地驱逐或规管占屋点。以非暴力为盟友，占屋者除了在象征层面之外，已毫无防御能力。
资本主义在全世界的扩张，是由一部本质上属于军事行动的交响曲完成的。资本主义的顺畅运转，需要警察对一片领土实施有效的占领。归根结底，为了被剥削、被统治，我们必须被剥夺一切。这一剥夺过程已经持续了数百年，但它正以越来越密集的方式得到实现。凭借武力、一路留下累累尸体，国家圈占了公共土地，将森林和水源私有化，把传统技能——如治病、接生或教学——职业化，纳入排他性的机构之中，并惩罚无执照的从业者；它确立了对公共空间的控制，限制了我们使用这些空间的方式，将自治的交换网络定为犯罪，并强加有利于大工业的规章，使自给自足、粮食主权或手工技艺几乎成为不可能。
一个繁荣民主国家的公民，必然被种种关于*拥有*的景观所包围，却无法真正直接影响自己的周遭环境，也无法掌控任何事物。唯一被允许的活动就是买和卖。整个城市景观都献给了消费。城市越来越多地被设计成没有相遇空间或公共空间的样子，就连那些公共的东西也归国家所有。哪怕只是试图改变这一精心布置的整体的表面，也会被当作故意破坏而受到惩罚。要获得任何一小块空间的合法权利，只能通过购买——一切都被化约为其作为财产的地位——而即便如此，那些买得起的人也必须遵循资本主义和私有财产的积累逻辑，将其投入经济上有生产性的用途，因为政府会对所有权征税。这种税收往往被专门设计出来，目的就是让“非生产性”的财产重新回到市场流通之中。[^f10-95]
这个世界被层层无形的防护隔绝起来，仿佛冻结在玻璃之中；改变它的唯一途径，就是打破某样东西。
而开辟空间、创造某种全新的、能够自我维系的事物的唯一途径，就是夺取那个空间，扰乱法律与秩序之代理人的控制，砸穿沥青路面。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资本主义在收编那些试图提供替代方案的倡议方面何其灵活多变。资本主义确保没有任何东西是免费的，但租用或购买的选择总是多得很。人们想提倡何种不同的生活方式都可以，只要那种生活方式付得起房租。摆在我们面前的、用来聚集在一起、建设社区、进行创造、分享和交流的一切手段，都必须依赖积累的逻辑，并在某个环节上经过买卖活动。
吃本地食物，朋克或嘻哈之类的反文化运动，环保主义，甚至社会中心或无政府主义书展的理念，都可能变成资本主义所容忍乃至鼓励的最新消费时尚。本地食物变成又一个定价过高的市场细分；朋克或嘻哈被大唱片公司吸纳，催生出售卖时尚配饰的大公司，而音乐则丧失了其政治内容；环保组织悄悄地开始把发展这一因素当作首要标准，用“我们如何能在让投资于这片森林的公司继续赚取利润的同时，拯救这片森林的一部分？”取代了“我们如何能拯救这片森林？”这个问题；而社会中心或书展则不再致力于开辟一个分享思想、交流斗争话题的空间，转而把自己的全部运作化约为如何支付房租这个核心问题——而这个难题通常是通过售卖产品来解决的。
当斗争中从事创造性行动——正是那些资本主义能够收编并从中牟利的行动——的参与者，全心全意地拥抱斗争中破坏性的部分时，他们便造就了一股难以被轻易收编的力量。对现行体制的否定、摧毁压迫我们之物的决心，以及攻击权力的实践，使所有那些原本可能沦为单纯的生活方式选择、甚至创业项目的创造性行动，得以保有其革命潜能。
总而言之，一种战斗性的实践——我指的是运用破坏行动、具备自卫能力、有能力对抗法律与秩序的力量，以及决心攻击现存权力结构——使斗争中的人们能够夺取空间，让新世界的种子在其中开始扎根，并有助于防止这些自由实验被主导体制所收编。
创造新的社会关系的需要，还有一个无法在未来乌托邦中解决的即时面向。我们反抗现行体制，并不是因为我们期待有朝一日以一个更好的世界作为回报。国家如此强大，我们很可能永远不会获胜，资本主义文明很可能使这个星球变得不宜居住，或者新的技术很可能使反抗乃至简单的越轨都变得不可能。或者，说得不那么戏剧化一些，我们的反抗很可能继续失败，而我们不得不永远忍受这个悲惨的体制。
我不想制造任何虚假的希望，但我认为为胜利而战是重要的；然而比未来问题更加迫切的事实是：我们当中许多人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斗争就是生存，而与一个窃取我们的一切、只给我们参与对自身之支配的机会的社会同流合污，就不可能过上值得一过的生活。
许多被这个体制作为加害对象的人，此时此刻就需要自卫，而非暴力只会成为满足这一需要的障碍。吉恩·夏普（Gene Sharp）和许多其他非暴力的倡导者，对此时此刻的自卫需要保持沉默。被追问时，他们通常会抛出一句甘地或小马丁·路德·金的语录，但事情很清楚：此时此刻的自卫，或者与那些在种族主义警察或父权制社会的暴行面前保卫自己的人团结一致，在他们的斗争愿景中并不占据显著位置。
我们已经考察过美国针对警察杀人事件日益高涨的战斗性回应浪潮。就在我完成本章之际，亚特兰大又发生了一场新的反警察骚乱；这座城市的警察杀人事件远多于其应有份额，但在近来的记忆中却鲜有集体回应。在亚特兰大一个正经历严重士绅化的中心街区组织的一场反警察抗议，最终以邻里们袭击警车、把警察赶走而告终。耐人寻味的是，人们对这场抗议的反应严重分化。高收入的邻居谴责这场抗议，并继续与警察合作，按照自己的品味改造这个街区；而来自低收入公寓楼的老住户则更多地支持这场抗议，在许多情况下还参与其中。
反击警察，创造了一种集体自卫工具，用以抵御那些通常不受惩罚、被归咎于受害者、并很快被遗忘的杀戮。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骚乱促使加利福尼亚州有史以来第一次以谋杀罪逮捕一名执勤警察，这绝非偶然。
自卫也是反父权制斗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在我居住的巴塞罗那，激进女性主义者的主要活动之一，就是为女性和女同性恋者组织自卫课程。学到的技能可以用于与警察或法西斯分子的冲突，用于针对社会运动内部那些实施了侵犯却不承担责任之人的行动，或者用于在街头或派对上防御随机的袭击者。对于我们许多身为女性、女同性恋者、跨性别者或酷儿的同志来说，这些都是她们生活中真实而频繁的处境。自卫知识开启了个人解决的可能性——一个人独自就能赶走侵犯者或击退袭击者，而不必等待集体的回应；它也扩展了集体回应的范围，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一个无力自卫的大群体帮不上多大的忙。
巴塞罗那女性主义同志们的一个重点项目，是出版杂志《妓女与不屈者》（*Putas e Insumisas*，“Whores and Insubmissives”），它终于在2013年问世。她们汇编的文本全都围绕着一个禁忌且往往不可见的话题：女性对暴力的运用。她们呈现了许多女性杀死施虐男人的历史，其中一个案例是，一位女性帮助她村里几十名其他女性毒死了自己的丈夫，从而获得了寡妇所享有的相对自由。这个出版项目的开展，是基于这样一种认识：恢复那些被父权制史学窃取和抹除的斗争能力至关重要。它还聚焦于父权制国家对暴力的持续垄断，揭示杀死施虐者的女性如何受到司法体系的惩罚，其严厉程度超过施虐的男性，也超过出于其他动机而杀人的人。教训是清楚的：父权制社会希望女性成为被动的受害者，接受施加于她们的暴力，并依赖警察或慈善组织之类的统治机构来保护她们。她们决不能自行处理自卫、复仇或疗愈的问题。
在美国，“反击！”（Bash Back!）传播了酷儿自卫与复仇的实践。[^f10-96] “反击！”及类似酷儿行动的首要目标之一，就是以强力夺回同志骄傲（Gay Pride）。同志骄傲最初是为了纪念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1969年酷儿、跨性别者、女同性恋者和男同性恋者与警察搏斗的一系列冲突——但它早已被驯化，变成了一个商业化的活动，试图兜售一种新的常态，以及那些买得起这种常态的中产阶级同性恋者的融入。回应是什么？2011年在西雅图的“酷儿操酷儿”（Queers Fucking Queers）行动中，激进酷儿们发起了一场非法的舞会，袭击了警察，砸毁了一家银行和一家美国服饰（American Apparel）门店，破坏了一家雅皮士啤酒花园，总的来说，戳穿了这样一种观念：酷儿和跨性别者可以被和平地同化进一个父权制的资本主义社会，被合法婚姻和服兵役的权利收买。
> 起初只是一场舞会，很快就变成了一群反骄傲游行的喧闹酷儿的对抗性存在，有没有音乐几乎无关紧要，显而易见的是，在场的许多人最感兴趣的是在街头大声喧哗、桀骜不驯。以骄傲游行最初应当代表的那种方式——石墙的方式——出柜并骄傲。不管雅皮士LGBT社群那融入资本主义的议程如何，今晚再次清楚地表明：总有一些人永远不会屈服于统治阶级关于同化和“宽容”的美梦。[^f10-97]
其他激进酷儿行动还包括：搅乱恐同的巨型教会，痛殴恐跨的兄弟会男生，向酷儿和跨性别青年分发电击枪，甚至烧毁一名强奸并杀害跨性别者却逍遥法外的警察的住宅。
一些批评者试图暗示，这类行动是一种反常现象，甚至说实施这些行动的人并不真是酷儿，或者大多是白人男性。但暴力反叛和复仇行动长期以来一直是反父权制斗争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国家与非暴力在压制这些历史上又找到了一个共同点。重新发掘这些历史、传播它们、颂扬它们，是当今斗争的一个重要部分。这让那些在压迫性体制下长大的人知道自己有能力做什么，知道自己不是受害者，知道像他们一样的人在过去曾英勇地斗争过。对于我们这些在父权制下享有特权长大的人来说，了解这些历史同样重要。这样的反叛故事帮助我们重新校准自己的分析，承认那些我们被训练成视而不见的支配体系和斗争的重要性；它们帮助我们体会我们的姐妹、母亲、女儿、朋友和同志所经历的压迫与斗争；它们也清楚地表明，女性、跨性别者和酷儿并不需要我们这些被当作男人养大的人的保护。
父权制动员了一整套身体的、心理的、社会的和结构性的暴力来对付儿童和女性，对那些拒绝它所强加的角色或关系的人更是变本加厉。但它奖赏给男人或那些接受自身角色之人的特权是有毒的。这些特权并没有给我们发展与他人或与自己之健康关系的可能。我们所有人都有理由反抗父权制。
我把《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献给了一位朋友和同志——苏·丹尼尔斯（Sue Daniels）。苏是一位女性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她为自己参与的斗争投入了大量的精力、智慧和奉献。大约在我即将完成那本书的时候，苏被一位前伴侣杀害了。我曾经常与她谈论非暴力和抵抗，她也一直在为那本书帮我提供资料和想法。那本书中关于非暴力与父权制的一章，有一部分正是受她启发而写的，特别是她所强调的女性主义自卫，强调不必依赖男人或集体结构来保护自己免受父权制暴力的侵害。我写这两本书的希望之一，就是鼓励更多的人学会保护自己，打破警察和父权制共享的暴力垄断。
我们不是在为抽象概念而战。我们是在为自己的生命而战。对我们当中的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与那些令生活不值得一过的东西作斗争：苦难、心理压力、对我们环境的破坏、对我们身体的毒害、剥削，以及与我们周遭环境的异化。对另一些人来说，这在不同程度上意味着一场与那些随时可能将他们消灭的力量进行的战斗。
为了在斗争中保护自己，为了夺取那些我们得以开始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空间，为了摧毁那些正在杀死我们的结构，为了冲破那些将我们与我们的世界隔离开来的围墙，我们需要所有那些不会导致建立新监狱的策略。通过反击，我们已经开始颠覆支配性的社会关系。非暴力不足以应对摆在我们面前的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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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10-87]: 关于这些集体的更多内容，参见 Gaston Leval,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5)。原著 *Espagne Libertaire* (1936 —1939) 于1971年以法文出版。另见 Sam Dolgoff, ed.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Inc., 1974)。
[^f10-88]: 这一比较得益于 Miguel Amorós, *Durruti en el Laberinto* (Bilbao: Muturreko burutazioak, 2006)。
[^f10-89]: 米格尔·阿莫罗斯（Miguel Amorós）的书是这些批评的绝佳资料来源。只读英文的读者，可以试读 Stuart Christie 简明扼要的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 1927–1937*。
[^f10-90]: 参见 Augustin Guillamon, *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1937–1939* (Oakland: AK Press, 2001,)。
[^f10-91]: 这并不是说，只要战略得当，无政府主义者在西班牙的胜利就有保证。鉴于法西斯分子得到了两个强国的全力支持，他们的事业很可能注定失败。不过，如果有更多的外部支持，他们本会有更大的胜算。
[^f10-92]: 这段历史此前从未以英文发表过。我明白很少有读者能读懂一本荷兰文的书，但我引用它是为了提供一些关于我的资料来源的线索。这本书详尽而出色，我向任何能够将其译成英文的人推荐这项工作。Elly Kloosterman, *De Nederlandse anarchisten en de Spaanse Burgeroorlog. Hoe de Nederlandse anarchistische beweging uiteenviel door de gewelddadige strijd in Spanje tussen 1936 en 1939* (Amsterdam: Uitgeverij De Pook, 1979)。书名译为“*The Dutch anarchists and the Spanish Civil War. How the Dutch anarchist movement collapsed through the violent struggle in Spain between 1936 and 1939*”（《荷兰无政府主义者与西班牙内战：荷兰无政府主义运动如何因1936至1939年西班牙的暴力斗争而分崩离析》）。
[^f10-93]: 关于瓦哈卡反叛的更多内容，参见 Diana Denham and the C.A.S.A. Collective (eds.), *Teaching Rebellion: Stories from the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Oaxaca* (Oakland: PM Press, 2008)。这是一部对参与者的系列访谈，大体上偏向于基督徒、艺术家、非政府组织以及其他可能更容易被广大美国受众接受的人的声音。这本书可以被指摘之处在于：它忽视了反叛内部本身存在的非常丰富的冲突；它（在一种多声部拼贴的相对主义框架之内）不加批判地呈现了某些试图把这场运动粉饰为非暴力的说法；它还忽略了这场反叛中更具战斗性的方面。尽管如此，这本书很好地展现了反叛的创造性一面，而一位无意断章取义的公正读者将不得不得出结论：自卫在这场反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其中一篇访谈描述了为保卫占领而组建的团体，并详述了与准军事部队的激烈战斗；另一篇访谈则强调了路障的核心地位。而且，尽管这种冲突普遍被忽视，但其中一篇访谈讨论了运动政客企图接管APPO、使运动官僚化的种种尝试，以及一些反威权主义者为抵制这一点所做的事情。
[^f10-94]: 关于德国和意大利的自治运动及占屋之战的更多内容，参见 George Katsiaficas, *The Subversion of Politics: European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Oakland: AK Press, 2006)。关于荷兰，参见 Adilkno, *Cracking the Movement: Squatting Beyond the Media*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7)。（原版：Ravijn Books: Amsterdam, 1990）。关于对巴塞罗那占屋运动的简要评估，参见“*La calle desde el tejado: valoración de la okupacion en Barcelona como medida en una lucha anarquista*”（Barcelona: diffuse publication, 2009）。可在 http://www.alasbarricadas.org/noticias/node/13034 获取。
[^f10-95]: 以希腊为例，许多工人阶级在劳作一生之后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并把这些住房传给子女。政府蓄意开征一项年度住房税，许多房主根本负担不起。如果不能勒索人们为了在自己家里居住的权利而支付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工资，资本主义就无法运转。经济学家和银行家不喜欢人们拥有自己的住房、不必支付房租或房贷的想法。这项由经济学家和银行家建议开征的新税，导致许多希腊人失去了自己的住房，被迫去申请抵押贷款或开始支付房租。用上层人士的行话来说，这叫“提振经济”。当人们的生产性不够高时，政府就会这么做。而且我们也应该直言不讳：当人们根本不从事生产时，政府就会宣布其所有权无效，进行入侵，并把土地和资源送给那些会按照资本主义逻辑来使用它们的人。美国的建国者们为掠夺原住民土地辩护的理由，就是原住民没有把这些土地投入生产性用途，因此这些土地不构成财产。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培养的经济学家的建议下，皮诺切特（Pinochet）独裁政权把公共土地送给林业公司时，也使用了类似的手法。在约翰·洛克（John Locke）影响深远的哲学中，当一个人将其（仆人的）劳动与某物相结合、使之具有生产性时，财产便由此产生。这就是资本主义之下财产的本质。
[^f10-96]: 参见 Fray Baroque and Tegan Eanelli (eds.), *Queer Ultraviolence: Bash Back! Anthology* (Oakland: Ardent Press, 2012)。
[^f10-97]: 引自“Queers Fucking Queers Gets Wild in the Streets”，Puget Sound Anarchists, http://pugetsoundanarchists.org/content/queers-fucking-queers-gets-wild-streets (26 June, 2011)。
## 十、方法的多样性（10. A Diversity of Methods）
拒绝非暴力，并不意味着要跑到另一个极端，围绕暴力这一概念去构建一种革命实践。这样的实践或许会显得有趣而有价值，尤其是当暴力被理解为僭越——即通过在象征层面和物质层面打破社会规范而令人震惊、令人不安的东西——的时候。但对立面往往再生产出同一种逻辑；要作为对立面发挥作用，它们就必须存在于同一个范式之内。
### 策略多样性的优势（The advantages of a diversity of tactics）
策略多样性的概念包含若干观念，而非暴力作为一个更简单化、更不成熟的概念，是无力认识到这些观念的。非暴力给整个社会运动预设了一套限制。这种预设源于一种不成熟的抽象：在其中，斗争是被界定的、有边界的、可控的，是一张棋盘，人可以在上面挪动己方的全部棋子。
威权式思维无论在伦理上还是在概念上都是最不成熟的，它要求把复杂的现实简单化。国家之所以建立军队，部分原因就在于压制一个混沌世界的种种复杂性；而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则利用道德说教以及媒体和警察的压制力量，来压制社会运动中那些不符合其宏大战略的成分。
策略多样性的概念构成了思维上的一次质的扩展。它至少在潜在意义上承认：社会冲突不是一张我们能够控制甚至能够看清全部棋子的棋盘，而是一个无边无际、往往不透明的空间，其中有无数行动者，他们的欲望并不总是彼此相容，他们散布在一片本身就处于变动和迁移之中的地形上。
由于这一概念是为那些吸引了会使用截然不同、有时互不相容的策略的人们的抗议动员而创造的，它主要发展成了一个实用但有限的框架，用来规划一个多形态的抗议空间，让非暴力的封锁者、和平的游行者和黑群（Black Bloc）的破坏者都能走上街头，造成最大程度的扰乱，而又不相互妨碍。总之，它让人们得以选择自己的参与形式。
在追求这一目标的过程中，策略多样性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自己。通过就不同策略划定区域达成一致，抗议组织者协调出了这样的局面：数以万计的人能够包围世界领导人正试图决定我们未来的峰会会场，并同时运用和平游行、静坐、锁链封锁与三脚架、路障、在附近商业区制造骚乱以引开安保力量，以及与警察直接进行街头对抗等手段，对峰会加以封锁或扰乱。我猜想，这正是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在谴责它是不负责任的暴力骚乱者的工具时，对历史记录（格伦伊格尔斯、海利根达姆、圣保罗、温哥华、多伦多，等等……）只字不提的原因：因为一个运转良好的策略多样性框架证伪了非暴力的至上地位之说，让和平的活动人士能够与其他截然不同的抗议形式和谐共处地以和平方式行动，从而削弱了非暴力。在多样化的抗议中获得的和谐或互惠的经验证明，我们并不需要非暴力的保护，因为我们能够在不同方法之间创造出一种有益的平衡。策略多样性的成功迫使非暴力的倡导者在两者之间作出选择：要么参与一场更广泛的斗争，要么对一场规模更小、效果更差的斗争施加控制。其中叫得最响、最活跃的那些人压倒性地选择了后者。在很多场合，按照策略多样性框架组织起来的抗议都顺利进行，人们尊重了不同的抗议区域，但事后，非暴力团体的发言人却在媒体上谴责其他抗议者，把警察暴行归咎于他们，仿佛城市一处的警察仅仅因为城市另一处的某些人几个小时前砸了些窗户，就去殴打和平抗议者，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事。这种行为展示了非暴力的另一个本质特征：倾向于寻求安全而不是接受危险；倾向于为国家镇压辩护而不是反对它；并且倾向于吞下这样一种民主信念，即只要避免暴力就能避免镇压，就能不付出任何代价地进行一场革命。这真是讽刺，因为他们系统性地利用其形象、又大量审查其思想的那两位标志性人物，最终都为自己的努力送了命。不过，这话以前就说过了：非暴力是一种妄想。
### 策略多样性的局限（The limitations of a diversity of tactics）
这些和平主义者的回应尽管荒唐，却揭示了策略多样性的局限。要实现其全部潜力，这个抗议框架必须发展为一种以方法多样性为前提的斗争观。我们不能只在每年聚到一起举行大规模抗议时才进行这场辩论，因为那样一来，我们就把它降格为一个单纯的策略问题，把斗争的场域缩减为正式的大规模抗议，把斗争中的行动者缩减为那些投身于此类抗议的个人和团体。
虽然策略多样性框架中有非暴力的容身之地，但对斗争更深入的理解要求拆解非暴力。一场解放性的社会斗争不可能以单一的战略或哲学为基础来组织，因为所有从属于国家的不同人群，有着不同的历史、不同的可能性、不同的需要和不同的欲望。正如统一的解决方案、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乌托邦是不可能的（而且，如果历史可资借鉴的话，这样的乌托邦在实践中恰恰构成了最糟糕的独裁），统一的斗争同样是不可能的。
尽管策略多样性框架比非暴力留出了更多辩论的余地，它仍然倾向于以一种相对主义多元论的精神来限制辩论。这是因为它几乎完全是作为一个抗议框架被创造出来的。在一场大规模抗议中，许多不同的人聚集在一起，包括和平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进步派、美国式的自由意志主义者、怪人，以及其他人；往往还有以非政府组织和政党为形式的大量机构性存在。任何一种专门为调和这样一个空间而创造的策略多样性哲学，都无力质疑这一空间的中心主义或多元主义。但一场社会冲突远比它所催生的抗议广阔，而且并非所有在一场抗议中并肩游行的人，都站在某一特定社会冲突的同一边。
### 集中化的危险（The danger of centralization）
国家是一场延续了数千年、走向集中化的运动。我们需要打破这种集中化，为一千个不同世界的繁荣开辟空间。尽管反威权的理想长期以来受到精英及其御用科学家的嘲笑，但再也没有人能够否认：最明智的解决方案，是由地方行动者依据地方条件，并在能够借鉴长久的历史记录和其他地方的对照经验的情况下制定出来的。这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一个联邦式的或相互联结的世界的愿景相似——在那个世界里，没有任何结构凌驾于个人之上，也没有任何结构凌驾于由自由个人所创造的自由联合体与共同体之上；也与许多原住民群体的愿景相似——那是一个由许多不同民族居住的世界，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文化，并与其自然环境紧密相连。
非暴力和左翼主义都是这一自由愿景的敌人。非暴力之所以是，是因为它抹去了作为我们自身本质组成部分的种种斗争史，因为它不承认个人或共同体对自卫的需要，还因为它强加了一种统一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斗争形式。左翼主义之所以是，是因为它把自由等同于一种新型国家，却很方便地无视了这样一个事实：历史上没有哪个革命国家、没有哪个进步政府，是在不杀害或监禁其反对者的情况下登上权力宝座的。从俄国到尼加拉瓜的社会主义政府都曾监禁或杀害异见者，并加速了针对原住民族的种族灭绝进程，而民主政府则干脆延续了从其君主制前任那里继承下来的对穷人的战争。美国革命之后，美国政府一开局就声势浩大，镇压了培根起义（Bacon’s Rebellion）中负债的农民，并资助了一场疯狂的、种族灭绝式的西进扩张。正因如此，与十三殖民地有接触的大多数原住民族，要么置身于战争之外，要么站在英国人一边作战。
每一个自称要创造更好政府的人，最终想要的都是权力，而政府所行使的权力，正是从我们所有人那里窃取来的自我组织的权力，其目的恰恰是让政府能够推行它那些统一的解决方案，推行它那些我们必须被说服或被迫接受的高明主意。社会将永远充满冲突，而冲突可以——也应当——是健康的，但在政府统治下的社会被一种不可调和的对抗所分裂，因为统治者的存在就是以剥夺其他所有人为前提的。
在可预见的未来，我们将与非暴力的鼓吹者以及所谓更好的政府形式的支持者共享斗争空间。毕竟，国家直接资助并奖赏这两种立场。在批评他们的信念的同时，我们无法设想一场没有他们、也没有其他许多与我们不同的人参与的斗争（正如阅读本书、可能认同其基本论点的人，在其他许多问题上也会意见相左，也就是说，我们从来不是一个同质的“我们”）。我们必须找到与斗争中的其他人相处的方式。
但是，接纳其他人，不应意味着接纳他们可能为之工作的那些机构。在努力保持开放的同时，我们绝不能对过去的失败所提供的某些最明确的教训视而不见。在所有斗争空间中，至关重要的是传播对政党、非政府组织、工会[^f11-98]以及类似机构的拒绝。反全球化运动、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或美国的占领运动（Occupy）最伟大的成就之一，就是对政党的拒绝。这样的组织根本不值得任何信任。但有时，人们在某个非政府组织或工会里工作，同时又作为自主的个人参与斗争。在巴塞罗那的广场占领中，许多左翼政党的激进分子参与了进来，但民选官员或候选人是不受欢迎的。在街区议事会中，许多参与者是那两大曾签字认可紧缩措施的工会的成员，但他们是普通会员，常常对工会领导层持批评态度。
作为一种绝对哲学的非暴力，在一场多样化的斗争中没有容身之地，因为它无法尊重解放的多元性质。但是，那些个人偏好和平策略的人，甚至那些把革命理解为致力于和平、奉行不伤害哲学的人，都应当作为斗争的一部分而受到尊重。尊重的基础是承认他人的自主：无论我们偏好什么，他们都会以自己的方式为自由而战。我们批评我们尊重的人，因为我们认定他们足够成熟，能够接受批评，但批评的目的不是让他们皈依或变得和我们一样。我或许会批评和平的革命者低估了对抗与摧毁在革命中的作用，但这种批评的目的，是在我们的分歧相冲突之处进行集体学习，而不是把他们变成黑群无政府主义者。
非暴力违背了尊重的最低要求，因为它试图消灭他者，还因为其践行者经常与警察和媒体合作，把我们当中被他们贴上“暴力”标签的人入罪。但那些希望保持和平的人，并不必把自己的方法论强加于整个运动。
### 诸多活动，诸多愿景（Many activities, many visions）
在这场我们每个人都以不同方式理解的多形态斗争中，需要有一整套完整的活动。恢复我们与土地的联系，出版和传播我们的思想，辩论，了解世界以及在不同地方发生的冲突，破坏那些危害我们的环境和我们自身的开发项目，照料婴儿、病人和老人，养活和疗愈我们自己，学习自卫，自我教育，提供衣物和住所，支援囚犯，运营社会中心、出版社、网站和电台，创造一种自由至上的文化，学习如何在没有积累逻辑的情况下分享和交换，摆脱那些被强加于我们的角色，夺取空间并保卫它们，有能力在街头击败警察，让经济停摆，攻击统治结构，阻止强制驱逐，组织诊所和工作坊，建立安全屋和地下铁路，找回我们的历史，想象其他世界，学习如何使用武器和破坏工具，发展颠覆或抵御军队的能力，以备政府认定民主式镇压已不够用之时。这份清单可以一直列下去。
这些活动当中哪些是“暴力的”、哪些是“非暴力的”，丝毫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以其独特的方式适合于其中某些活动而不适合另一些，这取决于他们的性情、能力、经验以及他们对革命的看法。在我的革命愿景中，所有这些活动都是必要的。那些把非法的、战斗性的策略奉为偶像的人，由于看重其中一些活动甚于另一些，便错失了斗争的丰富性，也错失了斗争借以自我更新的种种方式。他们再生产了这样一种动态：和平主义者自我孤立，并寻求某种话语来为自己的优越性辩护——因为对立面总是相互再造。
在这一点上，我的论证分成了两路：一路是我个人的斗争愿景，另一路是能够容纳我的以及其他许多斗争愿景的总体框架。这个总体框架意在取代绝对的非暴力，或左翼政党的强制性统一，或简单化版本的策略多样性。
我自己的愿景是无政府主义的：我们为摧毁国家、资本主义和父权制而战，为创造一个由自由个人和自我组织的共同体构成的、去中心化的、异质的世界而战。我并不希望每个人都成为无政府主义者，但我相信，只要诚实地审视历史和当今世界，就足以表明：国家本质上是侵略性的、殖民性的结构，因而是其臣民自由的摧毁者，也是其邻人自由的威胁；自由是一项集体性的命题，只要还有任何人身陷囹圄，我们当中就没有人是自由的；而且，与基督教的道德说教和科学理性主义相反，我们是大地的造物，我们对大地所做的一切，也就是对我们自己所做的。将这些信念推向其自然的结论，便是这样一种信念：只要国家存在，只要当前这种毁灭生态的工业秩序继续运转，我们就不会自由。我们不必成为无政府主义者才能为这一革命愿景而战，但迄今为止，认识到这两种相互交织的结构与自身的自由和福祉不相容、并将这一认识付诸实践的运动，只有无政府主义者、某些原住民斗争、一些国家中未被体制化的农民运动，以及非洲的各种反工业斗争。
然而，自由不是一个目的地，也不是一种臻于完美的状态。许多革命者以共同的亲和性为基础来界定自己。他们认为，如果一个无政府主义者想要一个没有国家的世界，而一个社会主义者想要一个有国家的世界，那么他们实际上就毫无共同之处，现在也不应合作，因为将来他们会成为敌人。这种无懈可击的逻辑把我们想象成沿着一条直线朝向远方某一点运动的物体。在当下这一刻，几何上的巧合让我们靠得非常近，但精确的测量证明，我们的轨迹只会分道扬镳，而且用不了多久，这段距离就会变成一道无法逾越的鸿沟。历史似乎证实了这种逻辑；每当社会主义者掌权，他们都会清洗异端的革命者，因此他们从一开始就不可能是真正的盟友。但让我们把这种逻辑再往前推一点。仅仅因为两个人都自称无政府主义者，并不意味着他们想要同样的东西。一个人可能希望工人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中自我组织起来，而另一个人则可能反对劳动制度和工业体系本身。同样的分歧也可能出现在任何两个进步派之间：他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持什么立场？他们支持水电大坝还是风力发电场？于是，无政府主义者分裂为不同的倾向，比如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和绿色无政府主义者，而进步派则分裂为不同的组织或政党。但即便在这些更小的派别内部，仍然存在重大分歧，只是由于他们意见相左的那个抽象问题过于遥远，这些分歧才被遮蔽了。
一种不同的斗争分析并不根据我们的目标来界定我们，仿佛我们是在空间中坚定不移地运动的、主权的、彼此分离的个体。这另一种分析重视的是这样一个事实：我们在当下栖居于同一片斗争地形之上。自由、革命，不是未来的目的地或臻于完美的状态，而是一种与世界持续交互的实践。
我们所有人都在变化，我们所有人在很大程度上都是通过与他人的关系来创造自己的。我想说，最有效的解放斗争，是在上面列出的所有多样活动之间创造出一种互补性——相互支持的循环——的斗争。这意味着要找到种种方式，使我们的长处和短处以及我们各不相同的实践能够相互补充，让每个人或每股潮流都能*以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斗争。但我承认，许多与我一同走上街头的人并不认为重新与土地建立联系、照料老人、砸银行或者表演街头戏剧与革命有任何关系。一个进步派可能认为现政府应当为我们开设诊所。一个社会主义者可能对医院和西方医学毫无批评，并设想一个拥有更大的医院、更多的机器和更便宜的药品的工人政府。一个虚无主义者可能会争辩说，在统治结构尚未被摧毁的情况下去创建我们自己的自我组织的医疗保健，不过是被收编的配方。但事实是，他们谁也无法否认，在我们所有不同的斗争之间存在着一种互补性，无论它是共生性的还是适得其反的。
### 拒绝那些管理冲突的机构（Rejecting the institutions that manage conflict）
社会从根本上说是混沌的。我们不能、也不应该控制一切。认识到这一点，就意味着要尝试以这样一种方式来构想我们的斗争：让它能够得到同样身处街头的所有其他多样且不断变化的潮流的补充。只有当我们拒绝那许多用来控制、操纵和收编社会冲突的机构——政党、媒体、非政府组织、工会和警察——的参与时，这一点才能得到助益。当然，我们无法阻止这些机构在场。只要它们存在，我们就会与它们发生或直接或间接的接触。但如果我们对它们的角色保持清醒并直言不讳，我们就能阻止它们作为机构的参与，并鼓励它们的成员叛离。其中的关键或许在于准确地区分机构与个人。由于一个政党或非政府组织可以持有与某个个人相同的观点，在观念层面上与这些机构打交道就成了一个问题。与一个机构辩论是浪费时间，而与个人辩论，即使他们的想法在我们看来荒谬可笑，却往往是必要的。
机构是这样一种结构：它能够规训一个人，使其为机构的利益而非个人的利益行事。机构由人组成，但它们绝不是其各部分的总和。任何有常识的人都知道，你永远不能相信一个政客。这并不是因为政客在基因上有缺陷或者没有人性（尽管最糟糕的那类人往往会被政客或警察这一角色所固有的权力所吸引，与之同来的还有少数对如何改变世界抱有非常天真想法的人），而是因为机构的代表在扮演一个机械性的角色。他们交出了自己的判断力和裁量权，以便再生产机构的逻辑，而这一逻辑从根本上说就是扩展其自身的权力。警察所行使的权力与非政府组织所行使的权力截然不同，但警察在一个又一个城市里系统性地施暴于人，或者非政府组织系统性地出卖它们本应保护的穷人或野生动物，这都绝非巧合。[^f11-99]人被他们为之工作的机构所利用，就像工厂工人沦为其机器的附属品一样。
当我们承认我们所有人都受到了机构话语的影响时，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了。我们几乎所有人与电视的对话都比与真人的对话多。就电视而言，对话显然是单向的，但每当我们与一个机构展开对话时，情况总是如此。当我们表达不满时，一个政客也许会微笑点头，但说真的，我们与其坐下来和一个政客交谈，还不如在收音机上画个笑脸。当我们与一个机构交谈时，我们实际上并不是在和真实的人交谈，尽管它们使用人类代表制造了这种错觉。只有当我们采纳权力的逻辑时，才有对话的可能，但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就已经放弃了斗争，被机构吸纳了——无论我们是在和政客做交易，给非政府组织开支票，把我们的抗议拆解成新闻片段式的只言片语，还是允许警察帮我们规划游行路线。
由于我们的思维受到权威如此深重的规训，但也由于自由是一种始终存在的可能性，甚至那些为强大机构工作的人也可能倒戈，因此不可能在谁是作为真实的人在行动、谁是代表一台长着人脸的机器在行动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界线。我们当中许多人从来没拿过报酬却在为国家干活，而警察从来没有真正下班的时候，政客也从不停止竞选。首先，信任那些没有权力的人要安全得多：工会的普通会员，或者从未竞选过公职的党员。任何曾经有过一份工作或上过学的人，所受到的灌输和他们一样多，得到的回报也和他们一样少。
除此之外，在认识到并不存在清晰界线的前提下，我们只要表达对这些机构的拒绝，并以怀疑和敌意看待它们，就能为斗争创造一种健康得多的氛围。围绕慈善、自卫、媒体、景观式抗议、代表、决策以及我们想要什么样的世界的辩论，都需要展开。如果这些辩论能够在一个机构逻辑不占上风的空间里进行，在那里我们能够开始独立于机构的利益和话语去辨识和表达我们自己的欲望和信念，那么它们对我们的斗争而言就会连贯得多、有用得多。
这些辩论会影响我们，我们的实践也会随着经验而改变。我们当中有些人会走得更近，另一些人则会走得更远。我们当中没有人是在奔向一个稳定的目的地。把我们聚在一起的，不是一个共同的目标或哲学，而是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与那些最初把我们带上街头的社会冲突有着联系。
### 我们在社会冲突中的位置（Our place in a social conflict）
我们越能扩展相互尊重与团结的空间，我们的集体力量就越大，实现一种明智的互补性的潜力也就越大。从这个角度看，斗争至少有三个圈层，每一个都比下一个更大并包含着下一个。第一个是混沌的、无法控制的圈层，由所有以某种方式参与某一社会冲突的人构成，他们人数太多，不可能全部认识，又太过多样，不可能参与同一场对话。第二个是彼此相认的人的圈层，他们创造了一个相互尊重的场域，就团结原则达成了一致，以便创造出合作的最低可能性，尽管并非必要性（这第二个圈层有时被称为“运动”，尽管这两个术语并不总是重合）。第三个是朋友和同志的圈层，他们每天相互影响，即使不共享同样的思想，至少也共享辩论的措辞，并且创造了一起组织项目或集体决定其斗争实践的可能性。
只有在这第三个圈层里，个人才有可能直接影响他人所用的方法。在整个运动的层面上，或者更进一步，在整个社会冲突这一巨大的层面上，我们没有任何直接的途径去影响他人如何斗争。我们只有两种方法：一种是反威权的方法，即阐明自己的方法，希望他人受到启发，相信他们会汲取自己的教训并独立成长；另一种是威权的方法，即依靠媒体或警察之类的权力机构去规训那些与我们意见相左的人，或者创建一个诸如政党那样能够接管和控制整个运动的机构，并让那场运动之外的社会冲突的存在消失不见。只有当我们致力于前一种方法时，团结乃至单纯的尊重才有可能。这意味着放弃控制整个运动的野心，仿佛我们在下棋，而所有棋子都握在我们手里。
但是，在缺乏控制并接受所有其他参与者的独立性的情况下，我们如何与更大的整体相联系？考虑到其中所涉及的巨大距离，我们如何运用方法的多样性来增强我们的力量和效力？
一个完整的答案取决于任何特定的人为何而斗争。但我们可以探讨几个困难的领域，找到那些或许能让当前的策略多样性框架扩展为一种真正的、互补的方法多样性的材料。
### 斗争的去中心化（The decentralization of struggle）
第一步是认识到：任何斗争中都不存在中心空间，不存在一个所有斗争者都能出席的议事会，也不存在一个能够针对无限多样的情境决定恰当回应的会议。这一点使为社会运动民主地作出决策这一想法本身遭到了质疑——只要民主意味着集中化，而民主在历史上一直如此，在其主要倡导者的用法中也是如此。
例如，在1999年西雅图反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中，有一套非暴力准则。但谁同意了这些准则？在这个案例中，是工会和DAN，即直接行动网络（Direct Action Network）——一个承担了抗议前期准备工作中很大一部分的活动人士团体。凭什么可以把他们的决定正当地强加给那些从未参与讨论的抗议者？许多不属于DAN的人也为西雅图抗议做了准备。难道只有当他们是一个正式组织时，才被允许作出决定吗？难道唯一有效的决定就是在公开会议上作出的决定吗？那些没有时间前往西雅图、或者没法提前一个月开始参加会议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因为有全职工作就丧失了决策权吗？
而如果这些决定是由大多数抗议者作出的（事实并非如此），难道就意味着少数人不被允许独立采取行动吗？而如果我们谈论的是多数，那么是谁在做人口普查？总人口是多少？如果一个小团体开始组织一场抗议——而行动从来都是由少数人发起的，多数总是事后才出现——难道他们吸引来的志同道合者会多于他们意见相左的人这一点就无关紧要吗？如果大多数人不来参加议事会，是因为他们要上班，或者他们不同意那份号召，那么哪一个才是多数，是赢得投票的那个多数，还是从未在议事会上露面的那个多数？多数几乎总是由最先到场的那个小团体决定的，这难道只是巧合吗？至于工会，“工会决定”采取非暴力究竟意味着什么？一个工会是一个人吗？工会游行队伍中的一大部分人违抗命令，来到市中心，加入黑群一起骚乱，这又意味着什么？既然“工会决定采取非暴力”，他们就不再是工会的一部分了吗？如果一个人在会议上同意非暴力，然后在警察攻击他们的那一刻决定反击，他们是反民主的吗？哪一个决定更有效——是他们在正式会议上作出的决定，还是他们在现实情境中作出的决定？如果工会代表是选举产生的，如果工会主席拥有行政权力，而一个活动人士团体采用共识决，那么工会与活动人士团体之间的协议是哪一种决定——代议制的、独裁的，还是直接民主的？
所有这些问题都揭示出，围绕决策的种种民主标榜不过是一场闹剧。民主是一种用来作出看起来更具正当性的决定的机制，而不是用来作出更好的决定，也不是用来更公平地作出决定。
一切形式的统一决策，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其设计目的都是迫使人们遵守他们并不同意的决定。君主制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教导人们尊重统治者甚于尊重他们自己。民主制做到这一点的方式，是教导人们把集体的决定视为他们自己的决定（毕竟，我们全都是人民，而人民已经作出了决定）。民主政府和专制政府都拥有警察力量和军队，用来对付那些不遵守他们理应接受的决定的人。直接民主的社会运动没有这些镇压机器，但它们确实拥有排斥的道德权力。那些不遵守决定（包括那些他们从未参与其中的决定）的人，被描绘成暴力的外来者，说他们不尊重、危害甚至压迫正当的抗议者。如前所述，这正是DAN中的非暴力活动人士——比如索尔尼特一家——对那些在西雅图参与骚乱的人所做的事。他们把黑群描绘成凌驾于民主程序之上的威权主义外来者，仅仅因为后者自己作出了决定——往往也是通过共识，只是在另外的空间里；他们还无视了数量庞大的工会工人，这些工人违抗了自己的领导，加入了骚乱，或者至少采取了更具对抗性的姿态，因为这些工人的在场彻底戳穿了非暴力的叙事。
### 组织抗议与筹备抗议（Organizing a protest vs. preparing it）
集中化，无论是民主的还是其他形式的，都与一场自由的、横向的、多样的斗争相敌对。一个承认方法多样性的框架，意在同时克服非暴力的威权主义与政党或中央决策结构的专制。它还意在避免把一场具体的运动与整个社会冲突混为一谈，并超越正式抗议这一有限的空间。在所有这些方面，它都超越了策略多样性框架。然而，由于大型抗议是我们最常与那些使用不同方法的人相聚的空间，因此有必要讨论某些对于创造真正横向的抗议至关重要的观念——在这样的抗议中，参与者以团结的精神相互补充。
没有人拥有一场抗议。常有这样的情况：某个特定团体发出号召，并投入大量工作来组织这场抗议。但如果我们接受他们作为抗议组织者的叙事，那么按照逻辑，其他所有人就都只是一群绵羊，是一串被期待着出来实现组织者对抗议应该是什么样子的预设观念的数字。如果他们不在组织者之列，他们在抗议中就没有任何能动性。
我们应当使用的叙事是*筹备*抗议。发出号召的团体承担的任务是邀请更多人参与并让他们的参与更加便利，而不是规定这种参与应该采取什么形式。筹备工作包括：通过海报、互联网和电台上的公告、口耳相传、涂鸦或者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媒介来宣传这场抗议；发布一份号召，解释为什么需要这场抗议（这并不是其他所有前来参与的人的理由，而只是这个团体决定投入精力筹备这场抗议的理由）；可能的话，为从外地赶来的抗议者安排食宿；为受伤和被捕的抗议者安排医疗救护和法律援助；向不熟悉当地的人分发地图、传播本地知识，标出可能的抗议目标，标出重要的街区，比如那些正在经历士绅化的街区、经常遭受警察暴力的街区、有着悠久斗争历史的街区、当地精英居住的街区、金融区，等等。他们还可以准备一条游行路线，其他抗议者并不被迫遵循这条路线，不过如果他们没有想出更好的计划，不妨就照着走。
通过把这些活动仅仅视为抗议的筹备工作，我们就否定了任何一个小圈子以“组织者”身份宣称拥有一场抗议的权利。这是因为每一个参加抗议的人都以某种方式做了筹备，也许做得很少，也许做得很充分。那些最先开始筹备的人所从事的，与其他所有人是同样的活动；他们的计划和决定并不比其他人的更重要。一些亲和小组为一场抗议的行动计划倾注了大量心血。非法行动的计划通常不能与大群人分享，也不能在公开会议上分享，但这并不使它们比其他计划更缺乏正当性。那些没有参与起草最初号召的人所制定的计划，并不因为他们较晚加入这一过程就更缺乏正当性。
### 尊重与我们一同抗议的人（Respecting those we protest with）
如果我们承认一场抗议并不属于它的组织者，那么我们也需要更审慎地对待自己与其他抗议者的互动方式。通常所实践的那种“组织一场抗议”的观念，运用的是一种把人当作幼儿的逻辑：必须告诉其他抗议者该如何抗议、在哪里抗议、可以做什么、不可以做什么。正如马丁·路德·金的首席组织者之一贝亚德·拉斯廷（Bayard Rustin）所说：“组织一场群众游行，你得从一个难看的假设开始。你要假定每个来参加的人都只有三岁孩子的心智。”[^f11-100]
拒绝这种逻辑，需要每个人都更加成熟，这不仅意味着自己决定如何抗议，也意味着思考这些决定会如何影响他人。使用战斗性或危险策略的人可能犯下一些错误，从而损害相互尊重或团结。
其中之一，是在自己不熟悉的地方闹事。在任何有外地人参与的抗议场合，本地人都应尽力让外地人了解不同街区的特点，而外地人则应从本地人那里寻找线索，了解该如何行动、哪些才是正当的目标。不过，金融区并不是一个街区，那里充斥着给每个人的街区制造麻烦的机构和企业。它永远是可以攻击的对象，因为任何人、所有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攻击它。
然而，关于“外来捣乱分子”的指控，更多时候是媒体、警察和非暴力活动人士散布的谎言，而不是真实存在的问题。近年来大多数包含骚乱的重大抗议，至少在北美，都有一部分是由当地居民组织的，并且有大量本地人参与。在英国，导致伦敦发生骚乱的几次大规模学生抗议，参与者或许大多来自外地，但他们之所以前来捣毁执政党总部以及其他建筑，恰恰是因为那个将权威扩展到整个国家、作出伤害远在约克（York）的学生之决定的政府，就设在伦敦。如果有人不希望喧闹的抗议发生“在他们的城镇”，那他们就不应接受那些在世界遥远角落坑害人们的政府机构设在“他们的城镇”。前往另一个地方，去攻击一个在你家门口伤害你的机构，是完全正当的。
我们还应当审视“街区”这一建构，以及它归谁所有。如果一个街区协会谴责一场骚乱是外来煽动者所为，或是街区之耻，我们就会自动相信他们吗？许多街区协会由企业主或其他地方精英成员把持。如果只有十个人参与街区协会，而有二十名本地青年和一百名外地人参与了骚乱，那么这场骚乱正当吗？我知道好几个例子，像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NAACP）这样的大型全国性组织的“地方分会”，只由一两个人组成。如果警察在奥克兰（Oakland）杀害了一名黑人男子，随后他的几十个朋友和邻居与来自伯克利（Berkeley）和旧金山的一百人一起发动骚乱，而他的家人、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以及一百名同样来自奥克兰以外的活动人士谴责这场骚乱，我们站在哪一边？[^f11-101]全国有色人种协进会把自己呈现为代表美国全体黑人的组织。白人可以不同意它的政治立场而不被视为种族主义者吗？当我们的行动与种族动态、与受影响最深者和受影响较浅者之间的差异交织在一起时，我们必须保持敏感、谦逊，并对批评保持开放。但如果我们的框架鼓励我们求稳，使得无所作为比采取行动更能安全地避免被称为种族主义者，那我们就有严重的问题了。
与之相关的一个问题是，某个议题与某些人的关系比与另一些人更近。在一场反对紧缩措施的抗议中，每个受紧缩影响的人（实际上是整个社会）都可以成为主角。由于紧缩并不以同样的方式影响每个人，任何人都不应决定其他人可以如何参与。在一场学生抗议中，学生以及那些因经济或其他因素被排斥在学生身份之外的人，都应当能够发挥带头作用。但比如说，在一场声援原住民的抗议中，非原住民或许应当从原住民那里寻找指引，而不是强加自己的节奏或方法。任何时候，当某一独特斗争中的人们呼吁他人支持时，倾听他们想要何种支持、这种支持应是什么样子，是基本的礼貌。反过来，他们也应以尊重和团结对待支持他们的人，而不是把他们当作羊群或可供利用的资源，否则这种支持不太可能持久。而那些只以支持者或盟友身份参与他人斗争的人，应当问问自己：如果这个体制待他们如此之好，以至于他们没有任何个人理由去斗争，那他们到底在街头做什么？有时，声援抗议或行动是为远方的人组织的。2013年春天土耳其暴动期间，我参加了在美国一个小城镇发起的一次声援示威。召集这次抗议的人当中有一些土耳其移民。其中有几个人试图强加一种统一的话语，称土耳其的暴动关乎民主与人权。他们还把土耳其国旗用作那场斗争的象征。他们试图把抗议引向一条比该城镇惯常情况和平得多的道路，例如走人行道而不是占据街道。有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参与其中。他们中有些人在伊斯坦布尔（Istanbul）有朋友和同志，这些人从一开始就参与了塔克西姆广场（Taksim Square）的占领。这些无政府主义者温和地批评了把土耳其国旗用作斗争象征的做法，并喊出了批判资本主义、警察和一切形式政府的口号。民族身份竟如此轻易地被用来区分局内人与局外人，并将他们的想法本质化地划分为正当或不正当，这令人震惊，虽然可悲的是并不令人意外。仅仅因为生为土耳其人，一名抗议者就可以宣称代表一场他从未参与过的运动；而另一个族裔身份的人，尽管有朋友亲手促成了那场占领及随之而来的斗争，当他试图宣扬与其伊斯坦布尔同志相同的话语时，却可能被扣上不正当的局外人的帽子。
同样可悲而不令人意外的是，在场的一名白人左翼人士竟能以土耳其抗议者盟友的身份自居，以强加他自己的改良主义政治。他一度声称，抗议现场“所有土耳其人”都同意国旗是恰当的象征，这场运动只关乎人权与民主，因此无政府主义者在那里没有位置；换句话说，那些在土耳其暴动中大量存在且颇具影响力的话语与思想，必须出于对土耳其人的尊重，在美国的一场声援抗议中被噤声。但在这个案例中，就像在许多其他案例中一样，进一步的交谈揭示了另一种现实：在场的许多土耳其人并不赞同使用国旗，他们中的许多人还跟着喊起了那些反资本主义的口号。即便有人确实接受某次抗议中土耳其人所谓共识的无可置疑的有效性，这种逻辑也是可疑的。它把土耳其人推到台前，使其成为其国家一切事务的代言人，而不顾他们实际的知识、经验、阶级背景或其他上百种因素。一个土耳其人与另一个土耳其人之间不可避免的分歧必须被压制，以便投射出一种本质上属于土耳其人的立场或信念的形象。这一操作可以由该身份群体中的某人来完成，也可以由一个自称盟友的局外人来完成，但他们声称中立地支持的那个统一立场，总归是他们先入之见的投射。
声援土耳其的一场斗争，并不意味着建构出一个本质化、同质化的土耳其立场来加以支持。它意味着正确地认识自己与那场斗争的关系，并对那里的人们为之奋斗的思想作出某种承诺。而思想必须被认真对待。如果有些人，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土耳其，声称伊斯坦布尔的人们是在为民主和人权而战，我们就应当戳穿他们的虚张声势，而不是支持一种有害的浪漫主义。通过占领塔克西姆广场发起暴动的人，是违法者和罪犯，他们藐视了作为民主基石的正当程序。他们没有试图选举新的代表，甚至没有就那座公园举行全民公投。一小撮激进分子蔑视法律，采取直接行动占领了公园。其他人受此鼓舞而加入，但并没有任何成文的人权保障某一特定地点必须存在一座公园，否认国家在公园上建购物中心的特权，或允许人们违抗警察的驱散命令。世界上任何地方经批准的人权表述，都没有禁止警察清除棚户区或阻止人们睡在公园里；世界上也没有任何一个民主政府，会剥夺其警察部队对在街头筑起路障的人群使用催泪瓦斯之类“非致命性”武器的权利。
无论你喜不喜欢，伊斯坦布尔的激进少数派之所以鼓舞了全城、继而全国、继而全世界的人们，恰恰是因为他们把自己的信念置于法律之上，置于民主政府的正当程序之上。那些试图把这一切转译为一场人权斗争的人，如果我们也蒙上面、筑起路障、为保卫自己街区的绿地而战，他们很可能会是最先谴责我们的人之一。当这样的人喊出“塔克西姆广场无处不在！”的口号时，无论有意与否，他们都在说谎。他们不得不用漂亮话来掩盖塔克西姆占领者的犯罪性质，这一事实表明，他们已经在背叛这场斗争：他们把国家的守法与民主价值，置于暴动核心的直接行动与反资本主义价值之上。
反战抗议常常试图在完全没有个人关系的情况下，与远方的人们建立团结。可以采取何种行动，取决于当地条件，也取决于所声援的那场斗争中正在使用何种行动。例如，为声援争取西藏自由的运动而放火烧银行，就会有点奇怪，甚至是不尊重，因为那场运动绝大多数是和平主义的。在另一个极端，在声援伊拉克的反战运动期间，和平活动人士谴责对征兵站的破坏行动，或试图强制推行非暴力准则，则是完全不恰当的，因为伊拉克人自己并没有以非暴力的方式进行抵抗。
当然，我们选择与一场斗争中的某些成分团结，而从不与一场斗争的整体团结，因此美国的一群和平主义者没有理由不去与伊拉克一小群和平主义者团结，而不是与规模更大的武装抵抗团体团结，正如一些无政府主义者曾试图与伊拉克抵抗运动中为数不多的反威权或反资本主义民兵建立团结。而如果我们在一场遥远的斗争中找不到任何让我们感到亲近的成分，我们仍然可以、也应当采取行动去阻止战争（或阻止对他们土地的掠夺，或视具体情况而定的其他事）。这就不再是建立团结关系的问题，而变成了一个简单的问题：攻击使战争成为可能的东西——按照许多非暴力倡导者的说法，那是公众支持（历史记录将表明这是错误的）；按照另一些人的说法，那是征兵以及武器生产和运输的基础设施（这稍微不那么错误，尽管看起来在上个世纪，一个大国只有在面对有效的武装抵抗和部队叛变——两个密切相关的因素——时，才会被说服在占领战争取得有利结局之前结束战争）。
为了预先防止对上述论证的任何荒谬曲解，我想说清楚：仅仅因为伊拉克人使用了路边炸弹，并不意味着任何想要支持他们的人都应当这样做。首先，那些没有能力使用高度违法而危险的策略、而又不会全员立即被捕或被杀的人，或许就不应该使用这些策略。其次，我们永远不应使用我们在伦理上不认同的策略，比如可能杀死无辜旁观者的策略。不过我必须插一句：军事入侵会造成一种新的局面，在这种局面下，非战斗人员的死亡是不可避免的。这看起来或许像是双重标准，但我认为，在两种人的心态之间存在真实而重要的差别：一种人可能在社会和平时期决定接受附带伤害——这可以用冷冰冰的道德计算来证成，却无法用当时情境的情感现实来证成；另一种人则是在公开战争的局面下接受杀死旁观者的风险。而在公开战争这一艰难局面之内，在市场里放置炸弹以制造动荡的人，与用炸药瞄准占领军士兵、偶尔也造成路人死亡的人之间，存在着天壤之别。
第三，我们行动所处的心理与社会地形，也就是说，我们的行动向他人传达了什么，以及它们将如何引起共鸣或影响事态，在构思最明智的行动时，应当始终被赋予最高的重要性。
### 不伤害同行的抗议者（Not harming fellow protesters）
我们可能破坏最低限度的相互尊重与团结的另一种方式，是用我们的行动危及他人。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扔东西砸中了同行的抗议者。这种事竟然发生过，而且竟然有必要指出在参加抗议之前练习一下投掷这门精妙的技艺有多容易，或者在警察与抗议者混杂在一起时应避免投掷硬物，这实在令人难堪。当然，在与警察近距离对峙时，最合理的做法是让靠后的人投掷，而前排的人守住阵线或设法把警察推回去。但在想扔东西的人捡起石块、瓶子或油漆弹之前，他们应当确保自己能够命中目标，而不会砸到第一排的任何人。
其他的抱怨在于：战斗性的抗议者把人群当作发动骚乱的掩护，或在人们难以轻易脱身的地方、在小孩和其他更容易遭受警察暴行的人周围制造冲突局面。然而，这种担忧是复杂的。确实有过这样的情况：对抗性的抗议者投机地利用他人，丝毫不顾及他们的意愿或安危，只因为他们需要一个被动的人群来实现自己的策略，这是对团结的背弃。但同样常见、甚至更常见的情况是，骚乱开始时，一些抗议者留在现场，对玻璃碎裂的声音感到欣喜，沐浴在火光之中，可后来他们被捕了，便指责骚乱者危及了他们。虽然这种情况确实会发生，但一场骚乱毫无征兆、毫无逐步升温地凭空爆发，是相对罕见的（尤其是在那么多参与骚乱的人都是有备而来、蒙着面、愤怒地呼喊口号的情况下）。
一些斗争的安抚者超出了从身体上危及其他抗议者这一问题，谴责那些使其他抗议者面临被捕危险的人。虽然一个人确实可能做出某件直接而即刻导致另一个人被捕的事，但总的来说，这种指控是荒谬的。那些如其说辞所言“承担不起被捕风险”的人，就不应该去参加抗议。警察有时会一次性逮捕整整一个街区的抗议者，一抓就是一千人；或者根据人的外表抓人；或者因为某人在错误的时间出现在了错误的地点。有时，在连一块玻璃都没砸的抗议中也会有人被捕。只要你张开嘴批评现存秩序，你就冒着被捕的风险。更何况，我们并不能通过做好抗议者或坏抗议者来决定警察如何行事。警察做他们选择去做的事，有时这就意味着抓人。在一场抗议开始之前，警察就已经决定了他们的镇压战略。2003年在迈阿密（Miami）举行的反对美洲自由贸易区（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的抗议中，警察的战略是提前数周就开始恐吓抗议者，其中包括任意逮捕和酷刑。在华盛顿特区和纽约市的几次抗议中，警察选择了大规模预防性逮捕的战略。在旧金山，警察有时选择大量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和投射物，有时又选择降级处理。在英国，有好几年最常见的警察战略是侵略性的监控和社区治安，以劝阻违法行为。
如果第一种战略未能维持秩序，警察可能会中途改变战略，但我们永远无法控制警察是否决定抓人、打人，声称相反的说法都是不诚实的。把镇压归咎于那些采取行动的人，不过是为镇压辩护、将警察的肮脏勾当自然化的又一种方式而已。
至于对骚乱者躲进人群的抱怨，我们应当把事情放在适当的视野中来看。理想情况下，参与骚乱的人与想要进行和平游行或静坐的人之间，应当保持足够的距离，以免彼此冲突；而且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个案例是非暴力的倡导者同意了策略多样性的框架，随后对抗性的抗议者又把骚乱带进了本应是和平区的地方。但当情况变得复杂、你正被警察追赶时，有时你不得不躲进人群。说真的，人群本来就是干这个用的。几个世纪以来站在法律对立面的人们早已认识到这一点。正因如此，直到最近，工人阶级街区和乡村地区一直是绝佳的藏身之所。把城市和乡村空间的一切褶皱抚平，使之更加网格化或透明化，一直是国家主义城市化的一个主要特征。现代城市的设计就是为了防止人群的形成。当人群确实在抗议中形成时，就需要非暴力来使这些人群成为对违法者充满敌意的空间。如果我们任由这种情况发生，我们就会背叛被压迫者和边缘化人群的斗争史，站到他们的压迫者——那些自封的法律与秩序的执行者——一边。
拒绝给同行的抗议者提供掩护，要糟糕得多，是对团结更严重得多的背弃，因为那就是在与警察合作，帮助他们完成逮捕；然而这样的合作已经司空见惯。抗议组织者经常设置“安全警戒线”和和平纠察，其具体职能就是阻止坏抗议者进入人群，即便警察正紧追在他们身后。试图阻止某人在人群中扔石头是一回事——在某些情况下是威权的，在另一些情况下是合理的——但拒绝保护一个正在躲避警察的人，则完全是另一回事。
我们需要的是支持战斗性抗议者的人群。如果我们现在不加批判地接受人们的偏好，把可接受的策略交付一次性的投票，斗争将永远不会前进，因为大多数刚开始参与社会运动的人，并不接受那些被政府和媒体最严厉地污名化为犯罪的策略。而在他们接触到这些策略、亲眼看到并亲身感受到这些策略在实践中是什么样子之前，他们无法改变自己的偏好，也无法形成自己的判断。而只有当其他人不顾多数人的反对仍然使用这些策略时，这一切才可能发生。
### 非暴力一方对尊重与团结的背弃（Nonviolent breaches of respect and solidarity）
在界线的另一边，和平的抗议者也做了大量完全背弃尊重与团结的事情。告密本来根本不值一提，然而可悲的是，许多谈论改变世界或挑战体制的人，却把向警察提供信息视为可以接受的。对于那些奴颜婢膝到认为告密没问题的人，我们大概改变不了他们的想法，但在我们其余的人当中，我们需要把排斥告密者以及任何为告密辩护的人变成一种普遍做法。
和平主义者常见的那种强行扯下试图保护身份者面罩的做法，就是一种告密：它把一名同行抗议者的身份交给警察，使其面临牢狱之灾，尤其是在如今，在大多数对抗议进行常规监控的国家里，蒙面这一简单行为，即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政府监控，已经被定为非法。由于使某人面临牢狱之灾比往脸上揍一拳要暴力得多（后者通常过几个小时或几天就好了，而监狱却可能给人留下终生创伤），扯下同行示威者面罩这种卑劣做法，应当以同样的方式回敬。
下一个大问题是摄像头。每个人都需要认识到，什么都拍会危及同行的抗议者。我们还应当传播这样的批评：如果人人都拿着摄像头，那他们就不过是被动的旁观者，是在把自己的抗议变成纯粹的景观。手里多一台摄像头，就少一块石头、少一块标语牌、少一面旗帜、少一罐喷漆或少一沓传单，说真的，也就是少了一个任何积极意义上的抗议者。景观化的问题固然重要，但安全问题是根本性的。在抗议中拍摄，会使任何选择对抗性方法的人面临被捕和监禁的危险。这是对相互尊重与团结的严重缺失。而且，拍视频和拍照也会危及其他所有人。警察在那里不仅仅是为了逮捕违法者。他们在那里是为了帮助确保我们的运动失败。他们监视每一个他们认为可能对权威构成威胁的人，并为之建立档案。
这样的事在许多国家都发生过，今后还会再次发生：民主政府被独裁政权取代，而独裁政权利用的正是民主政府早已编制好的国家敌人名单。另一个现实是，在民主国家受到监控的移民会被驱逐出境，并在其母国面临更严重的后果。至于民主政府，新技术正在迅速赋予它们全面监控的能力，而它们毫不手软。鉴于脸书（Facebook）已成为执法部门收集社会运动数据的主要工具之一，大多数拍照的人只会把照片上传到他们那些愚蠢的脸书页面上，这一点意义重大。
许多人认为，有必要把摄像头用作对抗警察暴行的工具，或用于反信息与另类媒体。但对抗议者来说，一台摄像头比一枚燃烧瓶危险得多。任何人都不应在不清楚自己在做什么的情况下在抗议中使用摄像头。在警察监察（Cop Watch）团体、法律援助团体以及独立媒体中心（Indymedia）或其他反信息活动人士开始组织工作坊，讲授如何在不助长警察监控的前提下拍摄、如何编辑图像以抹去人们的可识别特征、何时可以把抗议者的面孔放上互联网、如何安全地存储、上传和删除图像之前，他们都不应带摄像头去参加抗议。在抗议现场，他们应当表明身份，好让别人知道他们不是警察或企业记者。而其他所有带着摄像头的人，都应被要求把摄像头收起来或离开。当然，我们无法阻止围观者拍视频或拍照，而且归根结底，如果每个人想保护自己的身份，就必须自己为此负责；但如果我们能在抗议内部劝阻使用摄像头，我们就会创造出一个对策略多样性——或者仅仅是一场积极的、非景观化的抗议——友好得多、而对警察监控不友好得多的环境。
许多非暴力活动人士可能没有意识到的另一种背弃团结的行为，是与警察合作规划游行路线，或申请抗议许可。在未能有效控制六七十年代的社会反抗之后，警察理论家发展出了社区治安的理念。其双重目标是：一方面树立一张友善的面孔，并建立在街区内部收集情报的另一种途径；另一方面发展出与抗议组织者合作的实践，散布一种警察与抗议者在公共秩序上拥有共同利益的幻觉。但如果好抗议者与警察联手，那就是为了进一步孤立所谓的坏抗议者并将其入罪。与警察一起规划游行路线，甚至只是提前把路线告诉他们，都是把强制性的和平主义施加于所有游行者的又一种方式，因为警察会竭尽所能把抗议者圈起来，保护银行和其他权力象征——反对毁坏财产和骚乱的人在宣称“暴力正是国家想要的”时，最好想想这一事实。
申请抗议许可，就是允许国家从我们的抵抗可能性中狠狠咬下一大口。那些申请许可的人，是在使这样一种观念正当化：我们上街需要请求许可；是在强化开放空间属于国家的观念（国家几个世纪以来一直试图强行推行这一观念，为宣示其主张杀害了无数人）；并且是在给予警察更多镇压反抗者的手段——在这里，就是交出申请许可者的姓名，一旦发生任何骚乱，便使他们面临刑事指控，从而制造出让抗议者自我管控的压力。
只要有可能，我们就应当非法地、未经许可地走上街头。这对于选择和平的人与对于选择冲突的人同样适用，因为从长远来看，赋予国家给予我们许可或规划我们游行路线的权力，会影响每个人的抗议能力。
为了让人们能够以不同程度的对抗和风险进行抗议，采用策略多样性框架的无政府主义者和活动人士形成了设立不同抗议区域的做法。例如，绿区用于群众抗议，黄区用于非暴力封锁，红区用于对抗性策略。这种做法在不少场合都效果良好。尽管这让警察知道该如何准备以防止骚乱，但使用多种方法和多种进攻计划的庞大人群，仍能够以机动胜过行动迟缓、等级森严的警察部队，并使一座城市陷入停摆。但这种做法也有一些弱点。它严重限制了自发性，限制了抗议者对意外情况作出反应的能力。它还实质上把实践不同的人隔离开来，使他们无法相互挑战，也无法改变这样一种现状：黑群（Black Bloc）和非暴力直接行动的抗议者只是少数派，旁边是一个与世隔绝的被动抗议者多数派，他们像羊群一样，追随着任何一个预算最多、或与媒体和警察关系最好的组织，由其来组织它们将宣传为主游行的那场游行。
遗憾的是，只要非暴力作为一种排他的、绝对的哲学仍然保有可信度，就不可能克服这些弱点，从而发展出一种成熟而有效的互补性。那些偏好使用和平方法的人，仍然必须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对抗、破坏行动、攻击和违法，一直都是斗争的一部分。战斗性的社会反叛者可以帮助传播这一观念，办法是不傲慢地把他人的方法置于低人一等的位置，不把和平策略贬低为单纯的支援，仅仅是他们眼中真正重要的战斗性策略的辅助。
### 和平策略与战斗性策略并肩（Peaceful and combative tactics together）
如果我们能够支持彼此参与斗争的形式，我们就能开辟出全新的可能性。2012年3月29日巴塞罗那（Barcelona）总罢工期间——距“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运动把大规模非暴力强加于正在进行的社会斗争还不到一年——人们显然已经受够了非暴力。当无政府主义者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者的游行队伍沿着豪华街道保罗·克拉里斯街（Pau Claris），从格拉西亚区（Gracia）走向位于市中心的加泰罗尼亚广场（Plaça Catalunya）时，人群中的人们砸开并焚烧了沿途经过的几乎每一家银行和奢侈品店。在加泰罗尼亚广场，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游行队伍，但队伍迅速融入了数以万计的庞大人群之中：青年与老人，移民与本地人，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进步人士以及其他人，他们都还没抗议够，却拒绝加入附近那些出卖工人的大工会所举行的群众抗议。有一阵子，人群平静但躁动不安。随后，年轻人开始在广场的一角焚烧垃圾箱并攻击警察，警察当时正在那里保护一座大型购物中心。当警察后撤时，人群向前涌去，骚乱再度全面展开。他们烧了一家星巴克、一家银行和那座购物中心，并与警察激战了数个小时。
此前在巴塞罗那，骚乱可能只有几百人参与，并且持续到警察赶到为止。这一次，有数千人直接参与，而且他们守住了阵地。警察无法把他们推回去（警察花了几个小时才夺回失去的那个街区，然后拿下广场的上半部分），而且由于数万人挤满了广场，警察无法从侧翼包抄或包围他们。正是在这里，我们发现了这场骚乱更为重要的特征。如果我们暂时把焦点从参与前线的人身上移开，就会看到，这个人群包含了多种多样的位置和参与的可能性。在广场中央，有老人和带着孩子的家庭；靠近上方，有人为骚乱者欢呼、向警察喝倒彩，有人帮忙抬走被橡皮子弹打伤的人，有人帮忙运送石块和其他投掷物，还有人在与那些四处走动、试图保护银行或给人拍照的和平主义者争论。
这场骚乱为一种更强有力的行动形式提供了一个范例，在这种形式中，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只要他们接受其他参与方式的正当性，并拒绝警察试图规定我们如何占领街道的企图。愿意的人可以反击银行、大企业和警察，回敬它们伤害我们的种种方式。如果他们不把其他抗议者视为对立面，而是视为同志，他们就更有可能以尊重的方式行事，不危及他人，并挺身而出保护人群免受警察侵害。在人群的另一端，和平的活动人士可以尝试封锁警察，或以静坐封锁一个十字路口。如果活动人士同意，另类媒体活动人士也可以在那里拍摄。在中间，人们可以唱歌、跳舞、为骚乱者和活动人士加油、在街道上作画、保护儿童和老人、照料伤员。而那些想要承担更具对抗性角色的人，可以给骚乱者运送石块、准备燃烧瓶，或者把试图拍摄骚乱者的记者赶出去。
这样的人群，一条多头的九头蛇，将比一支纪律严明的非暴力游行队伍或一群与他人隔绝的骚乱者强大无数倍。尤其是如果参与者培养出一种相互尊重和集体性的意识，人群就会享有一种独特的优势：泛中心性。人群中的每一个点都是它的中心，每一种参与形式都至关重要。那些在街道上作画的人，并不单纯是作为骚乱者或非暴力活动人士的支援而在那里，而是因为在街道上作画是他们为斗争作出贡献的方式。孩子们在那里，并不单纯是作为父母的附属品、需要保护的被抚养者，而是因为让他们成为斗争的一部分对我们所有人都很重要。而那些参与骚乱或封锁街道的人，也不仅仅是一场英雄之战的主角，他们同样在为人群服务，随时准备冒着自身危险去保卫更大的整体。
### 斗争的情绪（Moods of struggle）
非暴力的强加还堵住了发展方法多样性的另一条可能出路。正如并非每一次抗议都应当是和平的，也并非每一次抗议都应当演变为骚乱。我们需要一种共同的方式，去辨认并表达斗争中不断变化的情绪。我们需要培养一种集体的智慧：什么时候是进攻的恰当时机，什么时候是坚守阵地的恰当时机，什么时候该呐喊、制造声响，什么时候只需在场。有时我们必须走上街头去庆祝，有时则是去哀悼。有时是去进攻、去摧毁，有时则是去跳舞，或者去占领，或者去砸开沥青、开辟一座花园。
然而，每当两种不同的行动情绪发生冲突，非暴力的倡导者便在随之而来的讨论中注入了一种隐含的等级秩序。我们经常听到这样的说法：战斗性的抗议者“毁掉”了一场抗议。这种说法强化了一种观念，即抗议属于那些据称正当的和平抗议者，而违法者则是一股外来的、异己的力量。这是媒体的逻辑，是警察的逻辑，也是镇压的逻辑。在方法多样性之中，非常不同的人可以共同工作；但如果其中一些人认为自己拥有公共空间，规定别人应当如何参与这些空间，并强化政府关于暴力外来者的话语，那就不可能了。而这种话语一向被用来为更严厉的控制手段辩护并引入这些手段，其中包括殴打、逮捕、驱逐出境、酷刑、杀戮和监视——对象不只是所谓的坏抗议者，而是所有人。
假如那些偏好战斗性策略的人开始谴责和平抗议者“毁掉了我们的骚乱”，会怎样？假如有人来到“我们的”抗议现场，却没有也捡起一块石头或一罐喷漆，我们便设法让他们感到不自在、不受欢迎，甚至感到自己有罪，又会怎样？这种事从未发生过，这一事实表明，我们面对的并不是两个对立阵营之间对称的冲突。恰恰相反，那些偏好非暴力的人，其实践本身往往就建立在对他人的全然不尊重以及支配整个运动的企图之上。这不是大家只需和睦相处就能解决的问题。要让社会斗争向前推进，现存形态的非暴力必须被拆解。
做出不同选择的人并不会毁掉公共的抗议空间。重要的标准在于，一个人的行动是否伤害了该空间中的另一位参与者。不停拍视频、拍照片的抗议者确实伤害并危及了同伴。但那些一身黑衣去攻击银行的人，已经清楚地把自己与他人区分开来。如果附近有希望保持和平的抗议者，他们并没有危及这些人。在这种情境下，任何观看毁坏财产发生的旁观者都能看出谁在做、谁没有做，尤其当所有参与砸毁的人都身着黑衣、戴着面罩时。蒙面抗议者砸窗时，警察绝对没有任何合理借口去攻击和平抗议者。正是非暴力的倡导者发明了这样的借口：他们谴责同伴抗议者，隐含地为警察的行动开脱，而不是谴责警察。如果他们对其他抗议者确有批评，就应当在直接的对话中提出，或者在运动刊物、网站上发表书面评估。把他们的谴责喂给媒体，让那些他们声称想与之辩论的人失去正当性，这是不可原谅的。
采用多样方法的人们有可能以相互尊重与团结的精神共同斗争，平衡不同的活动和斗争情绪；但如果其中一些人把警察当作朋友，把主张违法行动的人当作敌人，那就不可能了。
由于警察、媒体和和平主义者夺走了我们反击的能力，我们首先必须重新找回这些技能。这是当务之急。只有当我们懂得如何战斗，才能明智地决定何时战斗。假装和平抗议与战斗性抗议眼下处于平等的地位——尤其是在如此多的体制压力不断鼓励前者、惩罚后者的情况下——只会让我们无法变得更强大。我们需要找回被偷走的抵抗工具，才能谈论平衡，才能运用真正的方法多样性。
与此同时，对于那些总是试图把其他斗争方法入罪或加以禁止的人，当他们对我们说“现在还不是时候”，我们实在不能信任他们。
### 运动的中心化（The centralization of movements）
以上这些要点涉及的是在抗议时刻发展出一种相互尊重的互补关系的方式。但斗争远不止于抗议。如果说没有一个大会能够容纳一场抗议中的所有人，那么对于整个运动而言就更是如此。没有任何办法能做出适用于一场斗争中所有人的决定，甚至没有办法知晓参与某一斗争的所有人。
因此，在更广阔的斗争领域中，阻碍相互尊重的方法多样性的方式之一，就是建立一个试图代表整个运动并为之做决定的大会或组织。作为相遇、辩论、协调或规划的空间，建立大会或组织往往是必要的。但是，没有一个大会是人人都能参与的，也没有哪一种组织风格能适合或包容每一个人。这类结构的倡导者需要始终牢记：他们不是整个运动，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更为粗鄙的是某些活动人士试图充当整个运动代言人的习惯。所幸，普遍存在的对领袖的不信任使他们无法造成太大危害，但仍值得重申：替那些完全有能力为自己发声的人说话，是不尊重的，也是不团结的。它用单一的声音取代了斗争中多元的声音、视角和经验。
企图将据称正当的决定强加于整个运动，不仅使多样的斗争形式边缘化，还为某个特定组织的领导层接管运动打开了大门。可悲的是，时隔这么多年，仍有许多托洛茨基主义、斯大林主义和毛主义的邪教式团体在等待一场可以由它们来领导的群众运动出现。收编并接管无产阶级运动，明明白白就是这些团体战略的一部分。许多派别甚至有得手的精巧伎俩，比如隐藏自己真实的政治立场、使用民粹主义修辞来赢得更多支持；设立由它们控制的外围团体，借此制造多数的假象；以及事先编排辩论剧本来操纵会议，由不同的成员假装互不相识，提出对立的论点，最后达成一个预定的妥协。2001年至2003年间美国的反战运动，在很大程度上就被一个斯大林主义邪教团体及其外围团体ANSWER所控制，后者又进一步建立了另一个外围团体，组织了规模最大的几次抗议。
这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派别的习惯。进步团体“真正的民主，现在就要！”（Real Democracy Now）在2011年西班牙的广场占领运动中也使用了其中一些同样的伎俩。令人瞩目的是，所有那些口头上附和民众对政党和等级制领导的拒斥、暗地里却只想着夺权的隐性威权团体，都一致支持中心化的结构。西班牙的广场占领结束后，所有威权团体都把精力投入到建立新的结构来取而代之，例如试图迫使街区大会接受它们所创建的一个中央协调机构的领导。如果不存在能够为整个运动做决定的中央结构，它们就没有可以控制和领导的东西了。
将单一的决策结构强加于整个运动之所以危险，还有另一个原因。有时，那些想要平息斗争的人会提议在公开大会上对是否使用暴力策略进行表决，仿佛这是一种公平的决策方式。但是，支持和平、合法的策略与支持战斗性、违法的策略之间并不对等。由于警察重重地站在非暴力一边，在公开大会上对违法策略进行表决或讨论是不安全的。在某些国家，包括美国和加拿大，哪怕只是举手投票赞成一项违法计划，都可能让你锒铛入狱。要讨论某些有风险的行动，秘密会议是完全必要的。然而，肤浅的民主修辞再一次阻碍了讨论。非暴力的倡导者常常用“搞秘密”“不受问责”之类的字眼来形容这类会议——这些批评原本是针对政府缺乏透明度而发的——目的是把决策推回到公开的全体会议中，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在那里占据优势。这是对修辞的操纵性使用，是对警察暴力的卑劣利用。政府替我们所有人做决定。与进步人士所说的相反，最大的问题在于它们偷走了我们自我组织的力量。无论它们对我们生活的决定是秘密做出的还是透明地做出的，它们做的仍然是本应由我们自己来做的事。相反，一个在秘密会议中策划行动的行动小组，并不是在替其他任何人做决定，只是在为自己做决定。说一个亲和小组不应被允许单独开会，就等于说女性、酷儿、有色人种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应被允许拥有自己的会议空间，等于说人们一般不应被允许自由结社，不应在中央大会之外拥有任何组织空间；或者说这类空间应当从属于中央大会，其一切倡议都需要获得更大机构的许可。
### 斗争的传统（Traditions of struggle）
并非所有决定都是在某个特定空间、某个单一时刻做出的。有些决定是在几代人的时间里做出的。流传给我们的少数几种斗争传统弥足珍贵。像五一节这样的传统节日，像罢工这样的抵抗传统。它们向我们讲述被偷走的一切，讲述我们从何而来、如何走到今天，以及我们如何赢得了自己所拥有的那一点点东西。
这些传统也可以成为如何行动的有益指引。但斗争的收编者总是试图抹去它们的意义。直到不久以前，五一节在美国几乎被遗忘了，而那个反叛之日的最近一次化身正是起源于这个国家。[^f11-102] 在欧洲及其他地方的社会民主国家，它被变成了一个官方的、由政府主办的节日，一个“劳动节”。但五月一日并不是对雇佣劳动的庆祝，而是对工人及我们的抵抗的庆祝，它纪念的是1886年那场规模浩大的总罢工，以及随后对参与组织罢工的无政府主义者的镇压——那场镇压以其中五人被判处死刑告终。五一节是一个反叛之日。谁也没有资格告诉我们要以和平、合法的方式来庆祝它。
最近，随着罢工在一些它们几乎已经消失的国家重新被使用，合法化、官僚化的工会，连同媒体和非暴力的倡导者，都告诉我们：要参加罢工，就必须保持和平、遵守法律。但罢工不是一种和平的活动。它不只是停工或抵制。最早的罢工会被处以死刑，自那以后，罢工也常常带来严重的后果。这是有原因的。罢工的目标不仅仅是不去上班，而是要让企业停摆，组织纠察线阻止任何其他人去上班，痛打任何试图越过纠察线的工贼（因为工贼是机会主义者，为了夺走你的生计会践踏你的斗争），并对公司进行破坏行动，直到它屈服。而总罢工走得更远。总罢工的目的是让整座城市停摆，如果是全国性的，就是让整个国家停摆。瘫痪交通，阻断商业，关闭所有工厂、商店、消费中心、高速公路、港口，切断电力，让游客滞留，设起燃烧的路障，如果警察试图恢复秩序，就给他们一记乌眼青。
罢工既不和平，也不民主。任何对此有意见的人，尽可以想怎么和平、怎么民主就怎么和平、怎么民主，但他们应当放弃自己的咖啡时间、抽烟时间和上厕所时间，跟病假和带薪休假吻别，交出他们的遣散费、加班费、工伤赔偿、退休金和医疗福利，自愿每周工作六七天、每天十二小时，夜班和节假日照同样的工资率上，并且在没有防护装备的情况下工作。许多美国读者在浏览这份清单时会想：这些福利里的大部分，他们本来就没有享受到。这是因为罢工作为一种抵抗工具已经失落了，因为自1950年以来美国几乎没有过几次罢工，70年代以来更是少之又少，因为再也没有人看不起工贼，甚至几乎没有人记得这个词是什么意思，还因为美国工人总体上以被剥削、被虐待、被欺骗、被贬低却从不反击为荣，或者照他们的说法：“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怕干活。”[^f11-103]
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为了生存而出卖劳动力的人，或者需要出卖劳动力却找不到工作的人，都有权利诉诸罢工，也都有理由让这一宝贵的工具复兴。同样，酷儿群体有权利要求同志骄傲（Gay Pride），也有理由掀翻那些在骄傲节上搞机会主义营销的商家的桌子，因为骄傲节是对石墙骚乱（Stonewall Riots）的纪念，而1969年许多骚乱者为之斗争的东西至今仍未实现。
并非每一种传统都是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的“雅典学堂”（athenaeum）传统在许多方面是社会中心的前身，它是一个用于教育、辩论和集会的场所。卡巴莱（cabaret）是好几个国家都有的传统，它是一个展示解放性艺术和突破边界的表演的时刻。守夜（vigil）是另一种具有和平性质的集会。带着烟花去参加烛光守夜的人，要么显然误解了这一传统的历史性质，要么是在有意不尊重组织者。在斗争中的同志去世时举行的送葬游行，可以是肃穆的场合，也可以是战斗性的场合。这大概应当取决于逝者生前从事何种活动、他们如何死去，以及他们的朋友和家人希望怎样。不过，这些不同的因素可能指向不同的方向。在警察杀人之后，媒体总能找到一位家属说他们希望以和平的方式回应。但说实话，我们当中有多少人希望由父母来决定自己的葬礼和墓志铭？当父母呼吁和平时，骚乱往往是由遇害者的朋友们发起的，而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最了解我们的是我们的朋友。但即便如此，国家对一个社会反叛者的谋杀影响着我们其余所有人，所以我们所有人都与如何回应休戚相关。
后一种情形表明，在自由意志主义的意义上，传统并不是一种确定的指引，因为在我们争取自由的斗争中，我们不接受强制性的或僵化的传统。在需要决定如何回应的时候，一个异质群体的各种愿望常常会相互冲突。但对于那些试图改造斗争传统、而不是践踏斗争传统的人——无论这种践踏是把五一节和平化，还是在烛光守夜期间砸银行——这种冲突更可能是一种丰富，而不是一种消耗。
### 从亲和到互补（From affinity to complementarity）
一旦我们接受斗争有不同的情绪，我们就可以通过恢复并进一步发展这些抵抗传统，为不同形式的斗争创造空间。如果对抗性的人从不去参加守夜，和平的人也从不去参加噪音示威或五一节庆祝活动，这就行不通。把我们分隔开来的某些分歧是很有道理的。在一场斗争中总会有另一些人，其政治立场令我们鄙夷，而且往往有充分的理由。但如果我们唯一尊重的人，是那些与我们有着完美亲和的人，那就充分暴露了我们自身的弱点。如果我们能在那些典型分界线（比如暴力/非暴力）的另一边找到朋友，找到我们至少部分尊重其愿景的人，我们就能为斗争创造新的可能性。这种联系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更为强健的整体，一个有着沉思、创造与毁灭之时刻的集体动物。正如我在前面写到的，我们策略库中的破坏性策略，赋予了斗争中所有其他至关重要的活动以更多的意义。它们清楚地表明，我们并不是在试图建立一个简单的替代方案，在世界一步步走向毁灭的时候守着我们的有机菜园和合作社过和平的生活。它们表明我们明白，资本主义有能力收编一切替代方案，我们必须在它毁灭我们之前毁灭它。它们表明，我们不会与现存体制做任何妥协，因为它与我们的幸福和生存根本对立，我们决意彻底铲除它。一个儿童照料集体、一幅涂鸦壁画、一场音乐会、一座社区花园、一间木工坊——如果这些项目不与斗争中冲突性的部分划清界限（媒体和警察会不断施压要它们这样做），而是拥抱那些其他活动，那么所有这些项目都会获得全新的意义。它们可以在审美上做到这一点——艺术家可以为囚犯和在斗争中死去的人绘制壁画，工坊和社会中心可以张贴骚乱的海报——也可以在物质上做到这一点——所有这些项目可以构成一个自我维持的共同体，一种互助的基础设施，让人们在与体制斗争的同时得以生存并养活自己。
### 共同对抗镇压（Standing together against repression）
由于国家竭尽全力将战斗性策略入罪，由于民主成功地从我们手中偷走了我们反叛的历史以及对所用方法的认识，我们斗争的一项当务之急，必须是重新掌握进攻的技能。从前，被压迫者和被剥削者懂得如何对权力的基础设施搞“扳手破坏”（monkeywrench）。国家或老板所需要的任何机器，他们都能让它停止运转。破坏行动是一门精湛的艺术，是我们已经失去的、我们历史与文化中不可或缺的要素。我们需要把它找回来。
但尤其在美国，政府已经成功地将大多数形式的破坏行动入罪到了极端的程度。就连纵火或激进的抵制这类经典行动，如今也被当作恐怖主义来惩处。一位无政府主义者玛丽·梅森（Marie Mason）因纵火烧毁一处基因工程实验室和伐木设备，正在服22年的刑期。数名动物权利活动人士因“动物企业恐怖主义”（Animal Enterprise Terrorism）被判入狱，刑期最长达六年，原因是他们运营了一个网站，鼓动对一家恶行尤为昭彰的动物实验公司进行激进的抵制。
考虑到大公司在法律的全面保护下，经常把小公司挤垮，将此作为其扩张的常规部分，而业主和黑心房东经常为了骗取保险金而放火烧自己的楼，这种对反恐政策的使用就显得格外荒谬。事实上，许多城市之所以仍然需要消防部门，为数不多的原因之一，就是为了补贴这种精英保险欺诈并保护公众免受其害，因为如今很少有现代建筑会意外起火。
恐怖主义是国家对反对它们的人所做的事，恐怖主义也是国家用来妖魔化和镇压某些抵抗形式的一种话语战略。在这两种意义上，恐怖主义都是国家的工具。在少数情况下，恐怖主义曾是弱者的一种战略，用以恐吓资产阶级、提高镇压的代价（如一百年前的无政府主义恐怖主义），或者用以惩罚统治国家、提高新殖民占领的代价（如当代的一些案例）。但后一种意义与今天的反资本主义运动几乎没有关系。在我们的经验中，恐怖主义是一个被召唤出来镇压我们的妖怪。
如果我们敢于挑战权威，我们就需要抵制反恐政治，抵制任何其他创设新法律或新警察权力、使镇压更加容易的企图。这些是政府用来使局面变得对自己有利的政治手腕。在许多场合，当人们对警察权力的扩张感到愤怒时，政府都撤回了所提议的措施，以免激起更激烈的抵抗。
可以预料，那些斗争方法不涉及较大被捕和入狱风险的人，不会在支持囚犯上投入那么多精力。但我们所有人都必须对警察权力的扩张和新镇压措施的出台做出反应。尽管这些措施总是被说成是针对违法者和暴力分子的回应，但每一项镇压措施都是对整个斗争的攻击。反恐法的使用就是一个绝佳的例证。首先，政府为制定并使用这类法律来对付基地组织（al-Qaeda）赢得了广泛的社会共识。接着，他们开始用这些法律来对付激进环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而后者所做的不过是一些简单的——尽管有力的——毁坏财产行为。纵火成了恐怖主义罪行。然后，政府开始在多起高度引人注目的诱捕案件中动用反恐法，对付参与占领运动（Occupy）等大型社会运动的无政府主义者。而且事情不会就此止步。2013年5月15日，就在本书即将完成最后润色之际，在反恐的政治化使用方面堪称先驱的西班牙，其警察以在脸书（Facebook）上发表煽动性言论为由逮捕了五名无政府主义者。大约同一时间，在美国，一名18岁、梦想成为说唱歌手的青年因为一条提及不久前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的脸书评论而被捕。
反恐法的问题并不是在它们开始被用来对付据称正当的政治活动人士时才出现的。问题从政府试图扩大其权力的那一刻就开始了。我们可能憎恶那些在人群中引爆炸弹的人的行为，但这种憎恶让我们去寻求政府的保护，是毫无道理的。国家不是我们的朋友，它也不是为了保护我们而存在的。它是看守鸡舍的狐狸，而我们就是那些鸡。如果说基地组织因蓄意杀害无辜者而应受谴责，那么国家就应当受到一百万倍的谴责。联邦调查局（FBI）在审讯期间处决了波士顿马拉松爆炸案一名凶手的朋友易卜拉欣·托达舍夫（Ibragim Todashev），而他们几乎用不着给出什么解释。在这个国家和其他国家，警察和军队每一天都在杀人，但与基地组织的战斗人员不同，他们是从强势和怯懦的位置上这么做的，而不是从弱势和绝对风险的位置上。
政府总是以将被用来对付恐怖分子、强奸犯、猥亵儿童者或毒贩为由，为新的镇压权力辩护。然后，它们总是接着把这些权力用在我们所有人身上。我们需要找到自己的自卫形式，来对付宗教原教旨主义者，以及那些可能在我们的社区里作恶的人。始终如一地反对镇压，正是这种自卫的一部分。
对于那些可能认为自己并非直接目标的人，镇压还有另一种影响。我们抵抗的可能性范围越是受到压缩，我们的斗争就越弱，我们的选择也就越没有意义。一些和平的活动人士认为，把另一边脸转过去，或者不戴面罩走上街头，是更有勇气的。但如果蒙面被入罪，任何形式的反击都受到严惩——如果把另一边脸转过去是任何人唯一被允许做的事——那么每个人都会受到影响，而不只是战斗性的人，因为不戴面罩或把另一边脸转过去，都不再是一种出于良心的选择。到头来，所有的懦夫都会不戴面罩、把另一边脸转过去，因为老大哥没有给他们任何其他选择。
### 和平者如何能从暴力中获益（How the peaceful can benefit from violence）
我们面对的不是两个平等的选项。尽管和平的人和方法也有其角色，但他们同样需要经历一场转变，以克服自身的被平息状态。许多至今拥抱非暴力的人或许会发现，他们这样做是出于软弱，而不是出于对和平的深切信守。
将不同的斗争方法结合、并置起来，对这一学习过程是必要的。被平息的人可以克服对反击的恐惧。而如果那些真正信守和平的人是对的，即我们中的一些人确实把暴力当作了拜物对象，那么他们就会以自己的榜样激励我们。如果他们未能激励我们，或许他们就会检视自己的假设。无论如何，只有当他们不与警察和媒体合作，不使用其他卑劣手段来压制、排斥或镇压我们时，这样的结果才有可能出现。
即便是那些认为自己不喜欢暴力的人，也会从策略多样性发挥作用时所创造出的更富活力的空间中获益。姑且不论那些犬儒的非政府组织——它们成群结队地涌向显然会发生骚乱的抗议，好在事后垄断随之而来的媒体关注，因为它们自己根本做不出任何有趣到足以引起关注的事情——当人们反击时，会出现一种胜利的感觉，一种对令人窒息的现状的打破。
过去几年间在巴塞罗那发生的两次少数派总罢工，说明了这种益处。2011年1月27日，以及2012年10月31日，规模较小的反资本主义和无政府主义工会在没有主要工会支持的情况下举行了总罢工。这造就了这样一种环境：离开岗位、走上街头的人较少，但这样做的人有着更激进的目标。在第一次罢工中，无政府工团主义工会和其他工会没有试图劝阻战斗性的活动，于是除了停工和大规模游行之外，还出现了燃烧轮胎的路障、破坏行动以及对银行的攻击。街头的情绪是一种力量与欢庆的情绪，这种情绪延续到了其他行动之中，成为接下来几个月里不断加速的反抗节奏的一部分。然而在10月31日，工会试图平息罢工。结果，更具战斗性的反资本主义者大多没有参加，那一天完全是和平的。它也彻底失败了，即便从工会和和平抗议者的角度来看也是如此。参与人数更少，几乎无人注意，还对接下来的几个行动日产生了打击士气的效果。
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方法多样性对所有参与者都更有效。
### 分开的空间（Separate spaces）
尽管抵抗镇压，连同组织罢工、占领街道、举行抗议以及日复一日地在斗争中维持我们自身，当我们以多种参与形式集体进行时，都会做得更好，但这一理想还很遥远。许多人仍然不接受战斗性的斗争方法，或者只看重他们自己的贡献，而肤浅的、裹着糖衣的革命愿景眼下仍占据主导。
与此同时，占据空间、分开工作可能是最好的做法。毕竟，让和平主义者进来，往往会导致斗争被平息。90年代，智利国家想要在阿尔托比奥比奥（Alto Bio Bio）修建一座水电大坝，那是马普切人的领土瓦勒马普（Wallmapu）中的一个河流地区。当地原住民开始以他们的传统方式抵抗大坝：在社群之间建立联系，采用直接行动和破坏行动，“打在资本主义的痛处”。[^f11-104] 出于与其他群体合作的考虑，马普切人邀请智利环保主义者与他们一同抵抗大坝。但环保主义者带来了他们的非政府组织倾向、他们的非暴力，以及一种殖民主义的智利人态度，认为自己比在那里生活了几千年的原住民懂得更多。他们还带来了他们更优越的资源、他们的金钱和他们的媒体经验，这让他们得以接管运动，并压制传统的抵抗实践。他们制造了大量的媒体关注，得到了摇滚明星的支持，把两位当地妇女变成了名人和斗争的象征，带着她们在南美和欧洲各地巡回演讲。他们几乎做成了所有事情，唯独没有阻止大坝。他们的方法中还有一部分，是压制任何违法的直接行动，并把注意力从这场斗争中的囚犯身上移开。尽管马普切人此前曾挫败过一些重大开发项目，这一次，由于他们非暴力的盟友，他们被缚住了手脚。大坝建成了，一条重要的河谷被淹没，土地和社群永远地失去了。
分开工作或许是必要的，但保持沟通渠道畅通，使得将来有可能共同工作——如果我们终有一天能克服那些使当下的合作不切实际的局限的话。但不共同工作并不一定是坏事。我们的实践不应当不断地受制于共识与妥协。和平行动的发展，不能依赖于那些想要攻击和摧毁统治结构的人的参与。同样，战斗性的、违法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发展某些破坏行动的实践之前，也不能等待别人跟上。统一是中心化与统治的特洛伊木马。只有当我们每个人都拥有一个自主的生态位，一种回应我们独特需要的斗争方法时，在更广泛的联盟中共同工作的好处才会成为现实。唯一自由的组织形式，是自由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协调。如果我们无法与最亲近的人一起发展出自己的实践，我们就永远无法在我们所有人之间发展出合适的实践。
有时，斗争中不同的人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分歧。例如，有些人相信革命是一个对抗性的、冲突性的过程，其中某些结构或社会阶级必须被推翻；另一些人相信革命必须以渐进的、进步的演化方式发生；还有一些人相信革命必须是一种千禧年式的缔造和平与和解的行动——很难在这些人之间找到共同点。面对这种无法弥合的鸿沟，如果不同的各方不可能干脆互不理睬，那就有必要确立一些基本的底线。和平的一方绝不应协助警察逮捕或监视战斗性的一方，战斗性的一方应确保绝不做任何在身体上伤害和平一方的事，而任何一方都不应阻止另一方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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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但革命不是一个短期的提议。它是我们为之献出一生的事业，既因为我们致力于以不同的方式生活，也因为我们投身于一场将跨越几代人展开的斗争。
作为一种强加于整个社会领域的排他性方法论，非暴力是革命的障碍，是国家手中的工具。但构成斗争的活动数不胜数，用来构想和协调这些活动的战略也不计其数。真的每个人都有一席之地。但并非每一种实践都是正当的。任何以统一之名试图强加同质性的实践，都违背了多样的斗争潮流得以共存所必需的团结与相互尊重之感。还有许多其他的陷阱可能阻碍我们之间联系的增长。但我们会在经验中学习。在许多地方，我们的斗争在过去几年里变得更加强大、更加明智。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辩论，从我们的错误和分歧中学习，并敢于采取行动，我们很可能会挺过未来岁月中的种种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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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11-98]: 完全有理由对以下两者加以区分：一是行业工会（trade unions），它们本质上是一个庞氏骗局、一个黑手党，或者左翼政党的一只手臂（有时三者兼而有之）；二是在工作场所中创建的基层工会（base unions），它们没有领薪水的脱产成员，也不接受政府资助。
[^f11-99]: 关于环保非营利组织与那些毁坏环境的产业之间的共谋——而这些组织据称正在努力保护的正是这个环境——可参见 Franklin Lopez 2011 年的纪录片《终结：文明——抵抗或死亡》（*END: CIV—Resist or Die*），其中对此有清晰的呈现。
[^f11-100]: E. Tani and Kae Sera, *False Nationalism, False Internationalism* Chicago: A Seeds Beneath the Snow Publication, 1985, p.106.
[^f11-101]: 奥斯卡·格兰特（Oscar Grant）骚乱中的情况并不完全如此，尽管这一假设情境显然既取材于那次事件，也取材于西雅图警察杀害约翰·T. 威廉姆斯（John T. Williams）之后的类似情况。
[^f11-102]: 作为抵抗之日的五一节，有着更古老的根源：它源于部分被天主教收编的异教春季仪式，也源于早期反封建、反资本主义的“颠倒的世界”（World Turned Upside Down）节庆。至于工人的五一节，1886年5月1日的总罢工常被描述为一场争取八小时工作制的罢工。这没错，但也具有误导性。鉴于当时劳工组织尚处于萌芽阶段，而老板们的力量相对强大，即便是像劳工骑士团（Knights of Labor）等团体所构想的八小时工作制这样的改良主义诉求，也可能显得具有革命性。至于作为罢工关键组织者的无政府主义者，尤其是在芝加哥的那些人，他们所坚持的战略旨在最终废除雇佣劳动、推翻资本主义，而许多其他工人也分享这一愿景。
[^f11-103]: 这是一位在印第安纳州干了一辈子的钢铁工人、公司走狗的原话，那是在他被老板们彻底坑害之后，听说法国工人举行了一场战斗性罢工时说的。供非美国读者参考：本段前文提到的“工伤赔偿”（workers’ comp）是法律规定的对工伤的补偿或赔付。
[^f11-104]: 这是那场斗争中一位参与者的话。
## 附录A：关于《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的评论（Appendix A: Comments on *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
本书在某种意义上是《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的续篇。那本书写于2004年，2005年出版，2006年扩充，次年再版。由于美国的反警察骚乱和占领运动（Occupy），以及英国的学生运动和托特纳姆（Tottenham）骚乱，围绕非暴力的辩论在英语世界再度升温，我曾考虑借此机会修订并重新出版它。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的思路相当直白。它首先驳斥了关于民权运动、印度独立运动、美国占领越南期间的反战运动以及反核运动的非暴力历史叙述和胜利宣称。在所有这些案例中，模式都很清楚：非暴力的倡导者把一场异质的、往往具有战斗性的运动粉饰成非暴力的；他们把部分的胜利、或重要但有限的成就描绘成最终的胜利，与国家异口同声地为一场事实上仍在斗争中的运动宣告圆满结局（当然，还隐瞒了非和平主义成分在争取到任何成果中所起的重要作用）。
下一章考察了非暴力对殖民主义、对镇压和收编解放运动的用处，以及白人进步人士利用非暴力来控制有色人种运动时表现出的家长作风与种族主义。“非暴力是国家主义的”一章考察了非暴力实践中的威权主义，考察了非暴力如何迎合国家平定和收编社会斗争的需要，以及政府和媒体为何相应地鼓励非暴力。“非暴力是父权制的”一章探讨了父权制社会平定被压迫者的迫切需要，并讲述了跨性别者、酷儿和女性的反叛故事，以期抵消对那段历史的噤声。
第五章探讨了非暴力为改变世界而提出的几种主要战略类型，并试图表明它们全都通向死胡同，正如多个历史例子所证明的那样。倒数第二章拆解了支持非暴力的最常见论点中的矛盾、操纵和不实之处，比如“暴力只会招致更多暴力”这类与历史记录相悖的陈词滥调。最后一章则就采用策略多样性的斗争形式提出了一些建议。
最终，我决定与其修订旧作，不如写一本新书。《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写作的背景，是一场日渐衰落的反全球化运动，其中无政府主义者的存在感不断增强，同时也有相当多较为传统的和平主义者参与。那时还没有出现推特（*Twitter*）和平主义者，吉恩·夏普（Gene Sharp）名下还没有那么多胜利，非暴力的当前形态也尚未定型——如今它已与“铸剑为犁”（plowshares）和公民不服从年代的模样毫无相似之处。我当时还使用了一套如今我已不再认同的分析框架和术语。归根结底，那本书是它那个时代的产物。
我想借这本新书的机会，回应针对旧书的一些批评。
首先是外部的批评。有几位评论者只想抹黑这本书。有人搬出了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这一老套的漫画形象。一位评论者声称这本书鼓吹恐怖主义，他引用的段落是我论证基地组织（al-Qaeda）在马德里的爆炸袭击比一百万人和平抗议更有力地促使西班牙结束了对入侵伊拉克的参与，却略去了我明确指出的那部分：这类爆炸袭击并不构成革命行动的榜样，因为冷酷地判处无辜者死刑在根本上是威权主义的。
一位在《左转》（*Left Turn*）上撰文的评论者反对说，我对“革命”的定义与切（Che）会给出的定义不同，接着又对我在书中所说的内容做了一系列不实陈述。[^f12-105]
转向更严肃的批评：有些人反对这本书的语气，它对非暴力活动人士的处理往往相当尖刻。语气问题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一方面，我认为在这些辩论中必须避免学院式的客气，仿佛我们谈论的是抽象概念，而不是生死攸关的事情。我认为，面对伪善、操纵、谎言、与当局的合作，以及装扮成老练的怯懦，愤慨不仅是可以允许的，而且是必要的。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反对这种语气的人一般并不试图证明我关于和平主义者伪善与合作的指控是错的，仿佛他们可以耍任何花招，而我们其他人却不能为此动怒。我想，他们中的一些人是既想往溪水里撒尿，又想从中喝水。
另一方面，团结需要一定程度的尊重。凡是我的批评之尖刻有失公允、构成了对真正献身于为更美好世界而斗争的人们的不尊重之处，都是我的错。希望那些感到不被尊重的人能够体谅我们许多人为何在这个话题上感到愤怒，也希望双方都能发展出一种更具团结精神的交流方式。
《新罗盘》（*The New Compass*）上的一篇书评指责我的书存在“一种无政府主义偏见，[它]在整部作品中如此压倒一切，以至于这一批判时而显得不过是无政府主义者的社群间论战，从而限制了它重启一场重要辩论的能力”。[^f12-106]这是我在本书中试图改进的另一个缺陷。“偏见”一词本不应带有任何负面含义，因为一切写作都反映着写作者的视角。我是一名无政府主义者，我书写斗争，不是作为一个假装客观的观察者，而是作为一名参与者。我的经验和思考来自无政府主义的视角，对于那些通常只读带有进步主义或资本主义偏见的作品的人来说，这可能令人震惊或刺耳。我不想隐瞒自己的立场，但我也想与不认同我信念的人交流，而且我知道读一本沉溺于自我审视和圈内暗语的小册子会有多烦人。希望我在本书中找到了更好的平衡。
《和平新闻》（*Peace News*）的编辑米兰·拉伊（Milan Rai）发表了一篇文章，批评这本书以及我所做的一次新书介绍。[^f12-107]他的书评有思考深度，但并不那么坦率。在提到他在我的介绍之后的讨论中所发表的一条意见时，他说：
> 我发言时，一开头就说，作为《和平新闻》［致力于非暴力革命］的编辑，我显然是“受了蒙蔽”，“在思维上隐含着国家主义”，而且作为一个有色人种，我有点太过享有特权了，以至于在暴力与非暴力的问题上无法持有有效的意见。
我觉得他不提我的回应有点不够光明磊落：我在书中明确说明，我的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作为整体的非暴力，而不是每一位倡导者和实践者（事实上，我还特意提到了一些我只怀有敬意、我的批评并不适用于他们的实践者）；而且我对种族主义的批评，明确针对的是以家长式方式使用非暴力的特定白人。
拉伊断言：“如果你要比较战略，那你就得确保它们有相同的目标（否则你无法比较它们）。”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在非暴力革命者与其他革命者之间进行任何战略比较都将是不可能的，因为他们显然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世界，并因此想要不同的东西。拉伊把战略说成通往既定目的地的道路，而我越来越不认同这种观点。我所用的比较基点是革命这一理念本身。在当时的反全球化运动中，以及在今天的其他社会冲突中，都能找到大量相信革命的人，尽管他们对革命的理解方式各不相同。正如我在本书中所澄清的，每个人实际上都想要不同的东西，即使他们有时使用相同的术语。在第一本书中，我未能把这一区分讲得足够清楚以避免误解，但我确实指出过，辩论双方的许多人都有类似的革命目标。正因为他们对革命意味着什么有不同的看法，比较才成为可能。这些看法反映在他们的战略中，反之亦然。当他们使用某种战略遭遇失败或困难时，这种经验可能改变他们的目标以及他们对革命是什么的理解。我们面对的不是固定的、彼此分离的目的地，而是相互关联、不断变化的流动实践。因此，最好使用一种灵活的、流动的“欲望相似性”概念，而不是固定的、在分析上更简单的“相同目标”概念。
尽管这本书的主体部分是对具有类似目标的不同战略之有效性的比较（例如在反全球化抗议内部、在民权运动内部、在结束越战的运动内部、在当代反战运动内部，以及许多其他例子），拉伊却声称我所做的唯一比较，是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WW）与意大利移民无政府主义者之间的比较。这一说法毫无根据，但从拉伊的角度来看却很方便，因为这样他就可以无视那些构成对非暴力主张之严厉控诉的直接比较，比如马丁·路德·金（MLK）在奥尔巴尼（Albany）运动中的失败，与骚乱爆发之后伯明翰（Birmingham）运动的成功之间的对照。拉伊无法为非暴力的这一失败作出解释，于是便对其视而不见。
在讨论他屈尊承认的那唯一一个比较时，他又提出了另一个成问题的论点。
> 格尔德洛斯的讨论没有把握到的是：意大利团体使用致命武力，是否使“红色恐慌”（Red Scare）时期的镇压**超出了原本可能达到的程度**。我的猜测（未经历史考察）是，西方社会运动的常识认为，暴力**确实**加剧了镇压，而爆炸袭击在今天也很可能使镇压升级。
正如我在《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中所指出的，当一场运动变得更大、更强或更有效时，镇压总是会加剧，这一教训在非暴力的历史事件中同样存在。而且正如所引的例子所表明的，IWW放弃破坏行动和暴力对抗的决定并没有减少政府的镇压。恰恰相反，政府利用了IWW被削弱的状态来*加剧*镇压。
近代历史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更清楚的例子。以欧洲共同市场（European Common Market）的国家为例——这是一个各组成单位在社会经济上大体相似、但各有独立政府的实体——大多数人都会同意，在过去二十年里，拥有使用战斗性策略的最强激进运动的国家可能包括希腊、西班牙和法国。没有人会认真地提出荷兰和英国，这两个国家的对抗性斗争经历了某种沉寂，而且和平主义者所占比例很高。
如果我们把第二个变量设定为镇压措施的加强以及更精密、更有效的社会控制技术的实施，结果就会走向相反的方向。希腊和西班牙虽然都像几乎所有国家一样，经历了社会控制技术令人不安的推进，却并不在这份名单上。希腊有效的无政府主义与反资本主义斗争使用了大量暴力，阻碍了政府实施新的镇压战略或监控技术的能力，有时甚至使其倒退。法国或许可以列入名单，但离榜首还很远。那些位置无可争议地留给了恰恰最为和平的那些国家：荷兰、英国，或许还有德国（这是另一个其冲突性社会运动已部分消失的国家——柏林之外——而且和平活动人士的比例很高）。荷兰和英国都可以被视为绝对监控的社会，其中所有居民都通过一个综合情报系统被追踪，这个系统包括摄像头、银行卡、公共交通、垃圾收集以及其他系统。
尽管武装的或危险的斗争无疑会促使政府加倍努力进行镇压——这是所有革命者都必须面对的事实[^f12-108]——但总的来说，我们可以断言以下几点：在镇压问题上，政府是主动出击的，而不是被动反应的；在社会和平时期，或面对大多是和平的社会抵抗时，它们对社会控制技术的强化，比面对战斗性抵抗时更为广泛。换言之，非暴力在系统层面上加速了镇压。当人们开始发动袭击、制造暴行时，政府往往被迫进行逮捕或以某种方式予以还击，但在为社会控制而重新改造社会的更深层面上，非暴力为镇压的质的推进创造了有利得多的气候。这一论断得到了历史的支持，同时也源于对国家之主动性质的现实评估。但像拉伊这样的非暴力倡导者，把国家描绘成一个只在回应我们的活动时才进行镇压的中立机构，从而为国家效了劳。他所提到的“常识”，是顺从公民眼中的国家图景。
拉伊用一种严重的歪曲来概括我的书：
> 所以，如果你致力于非暴力，教育、另类机构等等都毫无意义；如果你在搞爆炸和枪击，它们就极其有效；而即使你眼下没在搞爆炸和枪击，只要你在理论上致力于在需要时使用这类策略，它们就是至关重要的。
他以煽动的方式退回到暴力恐怖分子的漫画形象，反复念叨“爆炸和枪击”，尽管我在全书中提到了一长串其他策略。他那篇书评的戏剧性标题“炸弹客的战略”（A Strategy for Bombers）操纵得荒唐可笑，几乎是在将与他意见不同的人入罪。在2008年的英国，称某人为“炸弹客”基本上就是把他们标记给警察，并鼓动公众作出恐惧的反应。
拉伊声称我论证说教育或建设另类选择是“毫无意义的”。这是错误的，但他重复了好几次，而这向来是让谎言深入人心的好策略。接着，仿佛他在揭露一种伪善的双重标准，他说：“不过，等等，教育也不是完全没有意义”，并声称我认为除非伴随着爆炸袭击，否则一切都毫无意义。他在这里所歪曲的论点是：创造和教育的活动对于革命斗争都极其重要，但如果它们不伴随着抵御政府镇压、摧毁统治结构和破坏现存体制的能力，那么教育和另类选择的建设只会通向死胡同，无法实现革命。我非常详细地阐述了这一点，引用了多个历史事例来说明那条死胡同是如何形成的，并表明非暴力无法调动起所需程度的自卫与破坏行动。但拉伊对这一切视而不见。
如果要为他所有这些歪曲找一个出于善意的解释，那或许是这本书不合时宜的语气使他受到了惊吓，让他想象出一种咄咄逼人的、恐怖主义式的斗争方案，而不是我实际提出的那一种。他显然因为我竟敢提到爆炸袭击而大感震惊，尽管我的目的是在没有非暴力倡导者协助制造的那种震惊和道德恐慌气氛的情况下，自由地讨论一切可能的策略。拉伊和书中其他许多论点一样没有注意到：我从未鼓吹过爆炸袭击，而且在谈到造成旁观者死亡的爆炸袭击时，我特别对其提出了批评。
拉伊的结尾要好一些。在谈到我的介绍之后的讨论时，他指出听众中许多人对有效运用策略多样性抱有实际的疑虑，然后表示，要由非暴力的倡导者通过提出和展示有效的非暴力行动来指明道路。他在这两点上都是对的：由于有效的镇压，英国的战斗性实践和反资本主义斗争当时确实陷入了僵局；而如果非暴力想要赢回多年来失去的任何支持，它就确实必须推出一种有效的、或至少是鼓舞人心的实践。在那次辩论之后的几年里，事态已经清楚地表明，战斗性斗争重新找到了前进的道路，而非暴力的实践者仍深陷于同样的弱点之中。
除了已发表的书评，我还收到了许多对这本书的意见。最常见的意见之一来自非暴力的倡导者，说我把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混为一谈，可以说是拿同一根棍子把两者一起打了。我要具体说明：事实上，我是拿许多根不同的棍子打它们的。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并不是对某一种连贯的非暴力实践的集中回应，而是对任何将非暴力强加于社会斗争之企图的回应。它同时处理了许多各不相同的话语和实践。这种处理方式的连贯性存在于街头：在那里，我们这些为消除强加于我们斗争之上的限制而战的人，面对的是一大群名副其实的论点和反应——来自强大的机构，也来自我们身边的人——而它们全都以非暴力的价值为中心。
从任何一位具体的和平主义者或非暴力活动人士的角度来看，这本书很可能让人觉得不公平，因为他们会遭到大量批评的轰炸，这些批评针对的是他们并不认同的非暴力概念，还有大量回应针对的是他们可能从未采取过的姿态。我只能再次重申，我试图驳倒的每一个论点、陈词滥调、理由、话语、策略、战略和姿态，都是我在社会运动中亲身遇到过的。虽然任何一位非暴力活动人士都可能不认同我提出的许多批评，但我保证，每一个反对使用“暴力”的人都能在书中找到与自己相关的内容。
诚然，非暴力与和平主义的不同流派对革命有着截然不同的理解方式，我本可以把这些观点各自作为独立的整体来处理，而不是把它们放在一起批评。然而我感觉，这些流派中较为高调的倡导者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话语在街头混杂到了何种程度，术语的含义如何从一个活动人士到下一个活动人士就发生变化，以及典型的非暴力活动人士如何常常混用来自多个流派的理论和战略。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或许确实是截然不同的两样东西，但就连它们的理论家也说不清其间的区别。例如，吉恩·夏普和马克·库尔兰斯基（Mark Kurlansky）都倡导非暴力而非和平主义，但他们对非暴力意味着什么却有着天差地别的理解。
正如我在书中所说的，我批评的对象是自行选定的：一大批形形色色的团体和个人，尽管他们对非暴力这一概念的解释各不相同，却围绕着对它的共同承诺团结在一起。作家和理论家的传统做法，是优先对待纯粹形式的话语，即出自其他作家和理论家笔下的话语。但他们所书写的那些论点是在街头产生的，而不是在他们的书里。如果我们参与辩论的动机是作为斗争的参与者，而不是作为观念的分类学家，那么我们的对话就必须在那个话语相互碰撞、断裂与重组的混乱场域中进行。尽管对于某一非暴力或和平主义流派的某些忠实拥护者来说，这本书读起来可能令人失望，但我写这本书的目标并不是批判某一特定的思想体系，而是要打破一堆大杂烩式的非暴力形式对社会变革运动的钳制。
作为对这一点的简短反驳：他们批评我没有按照他们的定义来使用非暴力与和平主义这两个标签，这似乎颇具讽刺意味，因为他们经常把我们称为暴力的，而这离我们自己选择的术语还要更远，并且往往带着一种入罪的口吻。
我自己对《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也有一些批评。首先是一个相当表面的术语问题。大约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发表了对某种他们称之为“行动主义”（activism）的实践的批评。其中一些批评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但它们都提出了一个非常必要的观点。他们所痛斥的那种实践已经奄奄一息。在他们看来，行动主义意味着为做而做，是自行选定的专家们的公式化活动：它把社会冲突分割成彼此分离又相互关联的单一议题，每个议题都有其现成的团体或抗议形式，意在一边为所涉问题贴上一块创可贴，一边吸引新成员，以实现组织的发展，而这种发展据说会以某种方式让我们更接近革命。这种实践缺乏对社会冲突的取向，倾向于把战略简化到策略或运动（campaign）层面，把分析简化为一串糟糕的“主义”清单；而且它与大学和非政府组织的世界（许多这类活动人士从前者毕业后就去后者工作了）的契合度，远远高于它与对抗、冲突、镇压和起义的世界的契合度。
我用行动主义的语言写那本书，主要是因为我们许多人都认同上述批评，但并没有把它们等同于“行动主义”这个词。批评者把行动主义重新定义为他们不喜欢的某一套特定实践，这有点不公平，因为这个词此前从未被明确定义过，而且很多人把它与很多种实践联系在一起。把一种细致入微的批评简化为对术语的讨伐，是一种不幸的倾向。但事实是，行动主义是一个难看的词，用它来标记一种已经失效的实践也恰如其分。希望它会逐渐消失，不是因为它过时了，而是因为人们已经消化了这一批评。
至于用来指称与非暴力相对立的人和实践的术语，我选择了“militant”（激进的）。这是另一个难看的词，而且直到这本书被译成西班牙文，我才知道这个词最初是用来指工会和政治组织的积极成员的，不管他们在暴力问题上持何种立场。在本书中，我最终选定了“战斗性的”、“非法的”和“冲突性的”这几个词，试图用它们来指称一种从根本上具有对抗性、并准备好承担冲突的实践，而又不把它简化为道德主义的旁观者可能认定的其中的暴力成分。
与我在前一本书中使用行动主义语言相平行的是，我使用了一个反压迫框架，把权力划分为父权制、白人至上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这几个彼此独立的压迫体系。一方面，我认为这个框架有助于避免把一切社会等级从属于阶级等级、把一切压迫形式都简化为其经济层面的传统错误。它也有助于分析暴力与社会权力动态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非暴力与权威之间的多重盟约。但这样的框架也可能助长一种计算谁更受压迫、谁更享有特权的游戏：给对手贴上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的标签，通过把一种观点归类为“特权的”来使其失去可信度，这与庸俗马克思主义者把任何他们不同意的东西都称为“小资产阶级的”如出一辙。我认为，许多非暴力的倡导者在殖民主义的、家长式的态度或对历史上受压迫群体的受害者化方面存在严重问题，而我所转述的大部分具体批评都来自这些群体中的同志；然而我认为这是一个需要耐心对待的长期问题，而通过给那些真诚地（无论多么无效地）想要消除种族主义的白人贴上“种族主义者”之类的标签，我可能助长了一种动态：它抑制批判性思考，鼓励己方进行排斥或取消资格，并促使另一方寻找他们自己的侮辱和取消资格的说辞来回击。一个直接受到殖民主义或父权制等压迫体系打击的人，可以在他们认为合适的任何地方使用“种族主义者”或“性别歧视者”这样的词，但我们这些从这些体系中获得了特权的人，在批评同侪时或许应当更有耐心、更坚持不懈、也更谦逊。我想指出的书中另一个错误，是历史参照范围上的不足。这反映了当时很大一部分无政府主义运动的弱点——既体现在无政府主义出版商选择出版哪些书，也体现在我们其他人选择为哪些故事而兴奋——在谈论某些斗争时，我把焦点集中在了那些被浪漫化的、自视为先锋队的武装团体上。其他团体也参与了同样的斗争，还有一些并不以任何组织的名义行动的人。例如，六七十年代激烈的社会冲突，在美国被简化为地下气象员（Weather Underground）和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在意大利被简化为红色旅（Red Brigades）。一个复杂的局势被简化为单一组织的符号。那个组织的错误，甚至它的无关紧要（如果确实如此的话），都被抹去了，汲取战略教训的机会也随之丧失。
这样的战略教训之一，是对二战后发展起来的武装斗争实践的批判；这些实践主要由马克思主义团体发展起来，尽管早期也受到了反抗佛朗哥（Franco）政权的流亡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的重要影响。为了消除非暴力对暴力抵抗所作的全部妖魔化，也因为我不想强加一个并非直接产生于具体斗争经验的新伦理框架，我常常以一种冷冰冰的、脱离语境的方式谈论战斗性活动和武装行动，结果接近了非暴力和媒体所散布的暴力革命者的漫画形象，从而削弱了我自己的论证。为了避免用一个关于人们应当如何斗争的具体方案来限制策略多样性的概念，我最终把武装斗争模糊地描绘成非暴力的对立面，而抵抗的可能性本来是、也应当是无限的。
在我写那本书的时候，我无法获得那些从冲突本身的视角来考察这些历史冲突的更详尽的资料。当时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复制了左翼的圣徒传式叙述，把斗争与试图主宰斗争的组织混为一谈。幸运的是，我们似乎正在纠正这种倾向，尽管那些浪漫化的、先锋主义的叙述似乎仍然是畅销书。
还有最后一个细节我想修正。一位评论者提出异议说，20世纪10年代和20年代的IWW主要是由移民组成的。我曾指出，自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即*自治小组*〔*Gruppo Autonomo*〕的成员：我曾不准确地称他们为“加莱亚尼派”〔Galleanist〕无政府主义者，尽管他们的活动早于其最著名的理论家路易吉·加莱亚尼〔Luigi Galleani〕的出现）比他们在IWW中的同时代人更好地挺过了政府的镇压，这不是尽管、而恰恰是因为前者采用了非法的、秘密的实践，而后者在镇压面前转向了越来越和平的手段。在那一论证的语境中，我断言自治的无政府主义者几乎全是意大利移民，因而更容易遭受镇压。表面上看，这一点是不准确的，原因正是那位评论者所提到的：IWW的移民基础。然而，我认为这一论证的精神仍然是准确的。首先，许多IWW成员是德国人和斯堪的纳维亚人，他们在当时的种族等级中远高于意大利人，也不易受到我特别提到的那种“WASP仇外心理”的伤害。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显而易见，通过采取更和平的手段并放弃使用破坏行动，IWW并没有使自己免遭镇压，而只是成功地平定了自己。它放弃了自己的对抗立场，从而也放弃了其资本主义批判的精神本身。短短几年之内，它就几乎消失了。
同样，我们可以看到，大约在同一时期，西班牙的全国劳工联合会（CNT）之所以能够作为一个正常运作的反资本主义劳工组织存活下来，只是因为它诉诸了秘密实践，包括抢劫银行以充实罢工基金、以武装行动恐吓老板、报复性地杀死杀害过工人的警察和杀手，以及破坏行动。CNT不仅顶住了粉碎它的企图，还成长为全国最强大的工人组织，并很快引发了一场革命形势。CNT在IWW失败的地方取得了成功。它们对对抗的看法是造成这一差异的核心。[^f12-109]
关于《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我还有更多想要改动的地方，但写作的根本矛盾恰恰在此。思考永无止境，而一本书总有一天必须付印。
在过去八年里，关于这个话题的思考发生了很大变化，这反映了我们斗争中的巨大变化。反全球化运动曾经是许多关于非暴力和策略多样性之辩论的舞台，如今它要么已经消失，要么已变得面目全非。无政府主义者在许多国家登上了舞台，导致政府镇压加剧，并迫使媒体改变策略，从无视我们转向试图驯服我们。反资本主义及其更为包裹糖衣的替代品，如反新自由主义或“99%”，再次成为流行现象。从奥巴马（Obama）到莫拉莱斯（Morales）的政客们再一次俘获并背叛了人们的希望，这表明遗忘始终站在统治者一边，而记忆站在反叛者一边。许多新人正开始第一次参与社会斗争。而非暴力已经被决定性地重新定义为一种务实的政权更迭或改良主义：它把安全置于牺牲之上，寻求与警察和媒体等精英机构的迁就与合作——这些特征贯穿了整个20世纪的非暴力，但从未如此明显地占据主导。
《非暴力如何保护国家》试图与一种立场展开辩论，这种立场在我当时所处的环境中牢牢钳制着关于斗争方法的讨论。本书虽然话题相同，目标却不一样。非暴力与策略多样性之间的辩论已不再进行。非暴力的倡导者已经放弃了这场辩论。他们的实践在街头辜负了他们。他们没有回应对他们提出的严肃批评，甚至连他们用来代替有事实支撑之论证的陈词滥调都没有换过。但他们已经堕落到更低的深度，经常攻击、告发其意识形态对手，或散布针对他们的不实指控。他们还与警察、媒体、非政府组织（NGOs）和政府结成了更紧密的联盟，孤注一掷地试图争取更大一部分人群——这些人群正开始抗议，有时甚至开始对压迫他们的东西采取行动。他们中较好的那些人背弃了这场辩论，但没有使用任何那些卑劣的伎俩，而是出于一种单纯的个人需要去从事非暴力斗争；不过，他们也没有大声谴责其和平主义同伴的暴力与合作。
在界线的另一边，那些赞成策略多样性的人已经在他们的辩论中向前推进，浸润于几年来激烈的新反抗、新运动和新理论之中，以至于“策略多样性”这一术语如今显得陈旧得令人尴尬。但是，在参与这场辩论的人及滋养这场辩论的经验，与那些刚刚投身战斗的人之间，存在着一道鸿沟。后者被社会训练得以为唯一合法的反叛者就是顺从的反叛者，而他们在街头的经历又向他们表明：非暴力不仅有失尊严、毫无感召力，而且完全不足以实现他们的梦想。
本书的意图，是向那些已经开始质疑非暴力的人介绍那些非暴力与国家一道想要对他们隐藏的集体经验和历史；阐明非暴力在捍卫权力方面所扮演的系统性角色；并为一场正在进行的辩论作出贡献，这场辩论关乎如何参与一场总是包含无数视角、欲望和方法的斗争，而这种混合拒斥任何同质化的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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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12-105]: 这位评论者丹·霍洛维茨·德加西亚（Dan Horowitz de Garcia）是“骨干组织”（cadre organization）Bring the Ruckus的成员。他不实地声称：我没有解释为何把和平主义与非暴力混为一谈；我没有区分一种生活方式与一种方法；我写道民权运动什么也没赢得；我把那场运动描绘成同质的；我只提到过一次黑豹党；此外还有其他一些精挑细选的错误信息。他基于一个被故意曲解的句子，完全歪曲了关于父权制的整整一章，却对该章其余内容只字不提；他还作出一个奇怪的区分，即一种社会现象如果没有获胜，就不应被称为运动；他还扭曲了我提出的其他论点。我的回应（2008年5月）和原书评（2007年11月）均可在此处找到：http://www.leftturn.org/ author-response-review-how-nonviolence-protects-state
[^f12-106]: Michael Speitel, “Review: 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 http://new-compass. net/news/review-how-nonviolence-protects-state ( February 4, 2011).
[^f12-107]: Milan Rai, “Strategy for Bombers—a talk by Peter Gelderloos,” http://www.zcommunications.org/strategy-for-bombers-a-talk-by-peter-gelderloos-by-milan-rai ( February 2, 2008).
[^f12-108]: 在这方面，深入分析六七十年代德国和意大利的反资本主义武装团体为何未能顶住镇压，将会极其有用，尽管这样的分析大概不可能从非暴力的框架中产生。
[^f12-109]: 我们还可以提到阿根廷的阿根廷地区工人联合会（FORA），它与CNT类似，但战斗性要弱得多。FORA总体上未能顶住政府和准军事组织的镇压，这种镇压不成比例地削弱了该组织的无政府主义一翼，助长了它最终被改良主义和威权主义团体接管。
## 附录B：关于非暴力与策略多样性的材料（Appendix B: Materials on Nonviolence and a Diversity of Tactics）
### 团结与尊重（Solidarity and Respect）
[为2010年多伦多（Toronto）G20抗议而拟定]
### 序言（PREAMBLE）
我们本着团结与尊重走到一起，相信我们能够共同创造一场整体大于部分之和的运动。
我们都在为相似的目标而奋斗。我们正在为一个没有资本主义、性别歧视、阶级歧视、种族主义、殖民主义、同性恋/女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恐惧、环境破坏、健全主义（ableism）和年龄歧视的世界而努力。
我们相信，我们必须拥抱坦诚的讨论与辩论。我们相信，我们的运动足够强大、足够坚韧、足够成熟，能够容纳公开的意见分歧。我们相信，如果我们要真正建设一个社会公正的世界，就需要许多不同的策略、大量的创造力以及许多不同的路径。正是这一点，使我们即便意见不合也能够共同工作。
我们本着团结与尊重共同工作。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认可我们每个人所做的一切，也不意味着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意见一致。但我们会倾听彼此，会公开而坦诚地讨论我们的分歧；在必要时，我们会求同存异，并在遭受攻击时相互支持。
我们理解，人们在安全方面有不同的需求。一个人可能需要在别人的行动不会将其置于危险之中的情况下走上街头，而另一个人可能需要知道，如果他们被捕，无论国家指控他们做了什么，他们都会得到支持。我们知道，处理这些需求的方式是怀着尊重倾听彼此，努力理解彼此，并且即使意见不合也相互支持。
### 媒体关系（MEDIA RELATIONS）
我们不会替国家干活。我们不会协助它们分裂我们的运动、把我们的人当作替罪羊，或攻击我们的组织和成员。
我们相信，在我们的运动中，记者（尤其是另类媒体和运动媒体的记者）在这场讨论中有其角色。当他们怀着尊重、诚实、深思熟虑地写作，并顾及其工作的后果时，他们只会帮助我们彼此对话，帮助我们展开为赢得一个更好的世界而必须进行的辩论。
正是出于这一考虑，我们秉持以下原则（取自圣保罗原则〔St. Paul principles〕）。这些原则试图为我们作为组织者勾勒出一套共同的工作流程：
1. 我们的团结建立在尊重社会正义斗争内部的政治多样性之上。作为个人和团体，我们可以选择采用多样的策略和行动计划，但我们承诺以尊重相待；
2. 我们认识到，辩论和坦诚的批评对于我们运动中的政治澄清与成长是必要的。但我们也认识到，贬损我们的人会通过煽动和放大我们在策略、战略、个人和政治上的分歧来分裂我们。为了政治上的清晰和相互尊重，我们将只就我们自己的政治动机和策略选择发言，而让其他团体和个人为他们自己发言。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暴力攻讦、红色攻讦和恐吓宣传，以及在我们的运动之间制造不必要分裂的企图；
3. 在规划我们的行动和策略时，我们将注意在不同的策略之间保持适当的时间和空间间隔。我们承诺尊重彼此的组织空间，以及他们希望在该空间中采用的基调和策略。我们承诺尽可能清楚地传达我们的策略选择；
4. 我们反对国家对异见的任何镇压，包括监视、渗透、破坏和暴力。我们同意不协助针对活动人士及其他人的执法行动。我们反对那些旨在把抗议关进高度受限的“言论自由”区的提议，并将支持所有被捕者；以及
5. 我们将努力增进对我们共同社区、我们的邻居，尤其是贫穷的劳动人民、移民以及我们社会中其他边缘群体及其个人财产的尊重。我们也将努力增进对原住民以及我们在其上开展组织工作的这片土地的尊重。
*伤害一人即伤害所有人！*
### 退伍军人争取和平组织的非暴力准则（Nonviolence Guidelines from Veterans for Peace）
1. 我们将把对不公正的愤怒作为一种积极的、非暴力的变革力量。
2. 我们不会携带任何种类的武器。
3. 我们不会故意毁坏或破坏财产。
4. 我们不会使用或携带酒精或非法药物。
5. 我们不会奔跑或做出威胁性的动作。
6. 我们不会侮辱、辱骂或攻击他人。
7. 我们会保护那些反对我们或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免遭侮辱或攻击。
8. 我们不会在言语上或身体上攻击那些反对我们或与我们意见不合的人，即使他们攻击我们。
9. 我们通过言语、符号和行动所传达的态度，将是对我们遇到的所有人——包括警察、军人、广大社区成员以及所有游行者——保持开放、友好和尊重。
10. 作为非暴力行动的成员，我们将服从指定协调人的指示。
11. 如果某个人与行动组织者存在严重分歧，此人将退出该行动。
###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历史札记（Notes from a History on the 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
*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自1960年起成为美国民权运动中最重要的组织之一，负责了一些最具标志性的午餐柜台静坐及其他行动。一个印证了人们对非暴力反复提出的若干主要批评的事实是：那些声称该组织为成功范例的人，却很少援引它的真实历史。SNCC逐渐放弃了非暴力；他们的非暴力战略依赖于统治阶级的媒体，并依赖于获取权力结构成员的支持；而白人权力结构很快就学会了如何避免使用非暴力战略所依赖的那些可见的镇压行为和道德较量。这一历史教训产生于50多年前。非暴力的倡导者通过抹除历史来回避这一教训。以下是一部关于SNCC经历的运动史的节选：*
SNCC最初的宗旨声明将非暴力确立为该组织背后的驱动哲学。然而，事情从来没有那么简单。在早期，即静坐运动时期，非暴力行动得到严格执行，特别是在公开示威中，因为这是运动成功的关键。
为了从运动之外的白人和黑人那里争取支持，静坐需要营造出一种鲜明的道德优越印象。做到这一点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以和平主义来回应白人的残酷暴力。一些成员把这种哲学扩展到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认为仅仅为了自卫而携带枪支就是带有敌意的。
当SNCC开始在南方进行社区组织工作、不得不面对来自白人的持续的、可能致命的暴力威胁时，非暴力哲学的立足点便变得不那么稳固了。许多次，SNCC的办公室遭到当地白人的枪弹扫射或纵火焚烧。1963年，SNCC工作人员鲍勃·摩西（Bob Moses）和吉米·特拉维斯（Jimmy Travis）在试图鼓励黑人选民登记时，于密西西比州（Mississippi）格林伍德（Greenwood）附近驾车途中遭到枪击。特拉维斯中弹，险些丧命。
大多数SNCC工作人员在为该组织工作期间至少被殴打并投入监狱一次。结果，一度严格的非暴力准则被放宽了，成员们被非正式地允许为自卫而携带枪支。然而，这一原则在公开场合仍然得到坚持，因为它依然是一种有效的抗议手段。最终，白人开始理解这一策略，非暴力的力量随之减弱。白人开始意识到，SNCC对暴力压迫的和平回应，是其事业赢得支持的关键。
如果不再有公开的暴力可供SNCC去超越，SNCC的信息就会被削弱。于是，抗议者不再被公开殴打。取而代之的是，他们在报纸记者和电视摄像机无法触及的闭门之处遭到袭击和殴打。正如南方白人所期望的那样，隐秘的暴力压迫开始摧毁SNCC通过非暴力抗议精心建构起来的殉道者形象。在此期间，SNCC停止了定期举办非暴力研讨会，此后只是偶尔举办，直到1964年。
不久之后，哈莱姆骚乱（Harlem Riots）发生了。这是第一场城市种族骚乱，它把由黑人发起的暴力这一话题带入了公共辩论。这样的行动不再被想当然地认为适得其反。这一事件，以及最终黑人权力（black power）运动的兴起，导致了非暴力在SNCC中的衰落。[^f13-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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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
[^f13-110]: 摘自 http://www.ibiblio.org/SNCC/nonviolence.html。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
> 译注：书目条目保留原文。
Adilkno, *Cracking the Movement: Squatting Beyond the Media.* New York: Autonomedia, 1997 (Original Ravijn Books: Amsterdam, 1990).
Amorós, Miguel. *Durruti en el Laberinto*. Bilbao: Muturreko burutazioak, 2006.
Anonimas. *Putas e insumisas: Violencias femeninas y aberraciones de género: reflexiones en torno a las violencias generizadas*. Barcelona, 2012.
Anonymous. “After We Have Burnt Everything,” http://www.indymedia.org.uk/en/2009/08/435985.html (2009).
Anonymous. *Burning the Bridges They Are Building: Anarchist Strategies Against the Police*, Seattle: Rise Like Lions, http://riselikelions.net/ pamphlets/16/burning-the-bridges-they-are-building-anarchiststrategies-against-the-police (2011).
Anonymous. “Fire Extinguishers and Fire Starters: Anarchist Interventions in the #SpanishRevolution,” http://www.crimethinc. com/texts/recentfeatures/barc.php (June 2011).
Anonymous. “While the Iron is Hot: Student Strike and Social Revolt in Quebec, Spring 2012,” http://www.crimethinc.com/blog/2012/08/14/ the-2012-strike-in-quebec-full-report/ (August 14, 2012).
Anonymous. “Police Murder in Portland, anarchists respond with vengeance,” http://anarchistnews.org/?q=node/10921 (March 23, 2010).
Anonymous. *La calle desde el tejado: valoración de la okupacion en Barcelona como medida en una lucha anarquista*. Barcelona: diffuse publication, 2009. Available at http://www.alasbarricadas.org/ noticias/node/13034.
Anonymous. “We Are All Oscar Grant (?), Attacking White Power in Rebellions and Beyond” in *Unfinished Acts*. Revised Edition, Oakland, 2012.
Anonymous. *Down: Reflections on Prison Resistance in Indiana*. Bloomington, Indiana: anonymous publication, 2012.
Arrighi, Giovanni. *The Long 20th Century*. New York: Verso, 1994.
Ashen Ruins. “Against the Corpse Machine: Towards a Post-Leftist Anarchist Critique of Violence.” 2002. http://theanarchistlibrary.org/ library/ashen-ruins-against-the-corpse-machine-defining-a-postleftist-anarchist-critique-of-violence.
Baroque, Fray, and Tegan Eanelli (eds.). *Queer Ultraviolence: Bash Back! Anthology*. Oakland: Ardent Press, 2012.
Bernes, Jasper, and Joshua Clover, “History and the Sphinx: of Riots and Uprisings.” *LA Times Review of Books*, September 24, 2012.
Bisonette, Jamie. *When the Prisoners Ran Walpole: A True Story in the Movement for Prison Abolition*.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8.
Christie, Stuart. *We, the Anarchists! A Study of the Iberian Anarchist Federation 1927–1937*. ChristieBooks.com, 2000.
Churchill, Ward. *Pacifism as Pathology: Reflections on the Role of Armed Struggle in North America*. 1986 (published in book form by Arbeiter Ring, 1998).
Claustrophobia Collective. “Some Lessons from the Cincinnati Riots: from uprising to recuperation.” http://www.ainfos.ca/01/jul/ainfos00994.html (July, 2001).
CrimethInc. Ex-Workers Collective. “Greenscared? Preliminary Lessons of the Green Scare,” *Rolling Thunder* no. 5, 2008.
Croatan. “Who Is Oakland: Anti-Oppression Activism, the Politics of Safety, and State Co-optation” on the website *Escalating Identity* https://escalatingidentity.wordpress.com/ (April 30 2012).
Denham, Diana, and the C.A.S.A. Collective (eds.), *Teaching Rebellion: Stories from the Grassroots Mobilization in Oaxaca*. Oakland: PM Press, 2008.
Dolgoff, Sam, ed. *The Anarchist Collectives: Workers’ Self-Management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1936–1939*. New York: Free Life Editions, Inc., 1974.
Ealham, Chris. *Anarchism and the City: Revolution and Counterrevolution in Barcelona 1898–1937*. San Francisco: AK Press, 2010.
Fanon, Frantz. *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originally *Les Damnés de la Terre*, 1961).
Gato, Don. “To Be Fair, He Is a Journalist: A Short Response to Chris Hedges on the Black Bloc,” *Revolution By the Book: the AK Press blog*, February 7, 2012.
Gelderloos, Peter. *How Nonviolence Protects the State*.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7 [first edition was Harrisonburg: Signalfire Press, 2005].
____. “The Surgeons of Occupy.” *Counterpunch* February 9, 2012.
Guillamon, Augustin. *The Friends of Durruti Group 1937–1939*. Oakland: AK Press, 2001.
Katsiaficas, George. *The Subversion of Politics: European Autonomous Social Movements and the Decolonization of Everyday Life*. Oakland: AK Press, 2006.
Kloosterman, Elly. *De Nederlandse anarchisten en de Spaanse Burgeroorlog. Hoe de Nederlandse anarchistische beweging uiteenviel door de gewelddadige strijd in Spanje tussen 1936 en 1939*. Amsterdam: Uitgeverij De Pook, 1979.
Kurlansky, Mark. *Non-violence: The History of a Dangerous Idea*.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6.
Leval, Gaston. *Collectives in the Spanish Revolution*. London: Freedom Press, 1975. (The original, *Espagne Libertaire (1936 —1939)*, was published in French in 1971).
Marshall, Andrew Gavin. “10 Things You Should Know About the Quebec Student Movement.” *Counterpunch,* May 23, 2012.
Schwarz, AG, Tasos Sagris, and Void Network, (eds.), *We Are an Image from the Future*. Oakland: AK Press, 2010.
Sharp, Gene. *From Dictatorship to Democracy: A Conceptual Framework for Liberation*. New York: The New Press, 2012.
Shoatz, Russell Maroon. “The Dragon and the Hydra: A Historical Study of Organizational Methods” (2012).
Solnit, Rebecca, and David. *The Battle of the Story of the Battle in Seattle*. Oakland: AK Press, 2009.
Solnit, Rebecca. “Throwing Out the Master’s Tools and Building a Better House: Thoughts on the Importance of Nonviolence in the Occupy Revolution.” *CommonDreams.org*, November 14, 2011.
Stephan, Maria J., and Chenoweth, Erica. “Why Civil Resistance Works: The Strategic Logic of Nonviolent Resista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 33, No. 1 (Summer 2008).
Walia, Harsha. “Ten Points on the Black Bloc.” http://riselikelions.net/ pamphlets/14/10-points-on-the-black-bloc (2010).
Williams, Kristian. *Our Enemies in Blue: Police and Power in America*. Boston: South End Press, 2004.
Zig Zag. *Warrior Publications*, warriorpublications.wordpress.com.
## 版权与译本说明
**非暴力的失败（The Failure of Nonviolence）**
- **原书名**：The Failure of Nonviolence: From the Arab Spring to Occupy
- **副标题**：从阿拉伯之春到占领运动
- **作者**：彼得·格尔德洛斯（Peter Gelderloos）
- **年份**：2013
- **所据版本**：作者提供，依据 Left Bank Books 2013 年第一版（"Provided by the author, based on the first Left Bank Books edition, 2013"）
- **来源**：The Anarchist Library，（PDF：；翻译依据同一条目提供的全文源文本（.muse））
- **原作许可**：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3.0 未本地化版本（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3.0 Unported，CC BY-NC 3.0），
### 译本说明
本文件为上述作品的**非官方简体中文译本**，未经作者或原出版者审定或认可。译文力求忠实传达作者本人的论证与观点；书中的历史判断与政治结论均属作者观点，译者不作赞同或反驳。
译文对原作进行了翻译，属于原作的演绎作品。
### 译本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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