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异教徒的大地 # 支持开放获取 在开始阅读本书之前，请花片刻考虑向 punctum books 捐款。这是一家独立的非营利出版社。 https://punctumbooks.com/support 如果你正在阅读电子书，点击下方图片即可直接进入我们的捐款网站。无论数额大小，我们都心怀感激；你的捐助将帮助我们的愚人船继续航行。热心读者的捐赠，也将帮助我们保持公地开放，培育那些在别处找不到友善港湾的新作。没有你的支持，我们的冒险就无法继续。 开放获取万岁。  # 版权与出版说明 《异教徒的大地：特朗普主义与政治生态学》（Heathen Earth: Trumpism and Political Ecology）。版权 © 2017 凯尔·麦吉（Kyle McGee）。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SA 4.0）。这意味着，你可以以任何媒介或形式复制、再分发本材料，也可以重混、转换并基于本材料创作，但须清楚注明作者姓名（不得以暗示作者或 punctum books 认可你或你的作品的方式署名），不得以任何形式将本作品用于商业获利，且须以相同许可协议分发任何重混或转换后的改编作品。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2017 年由 punctum books 首次出版，银河系，地球。 https://punctumbooks.com ISBN-13: 978-0-9985318-8-5 ISBN-10: 0-9985318-8-X 美国国会图书馆在版编目数据可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 内页设计：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封面设计：Adrian Warner 与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 异教徒的大地 ## 特朗普主义与政治生态学 凯尔·麦吉（Kyle McGee） punctum books · 2017 中文初译 v0.1  # 献给 德里克（Derek） 泰勒（Taylor） 艾莉森（Alyson） 麦迪琳（Madilyn） 以及 林肯·罗斯（Lincoln Rose） # 目录 以下保留原书页码；电子版条目链接至相应译文。 - [前言](#pref) · 原书 xi - [致谢](#ack) · 原书 xiii - [引言](#intro) · 原书 15 - [第一章 特朗普的意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ch01) · 原书 25 - [§1 中心无法维系](#c1s1) · 原书 25 - [§2 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专制者的身体](#c1s2) · 原书 32 - [§3 黑暗因果性](#c1s3) · 原书 36 - [§4 专制法律的元语言](#c1s4) · 原书 43 - [第二章 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批判](#ch02) · 原书 49 - [§1 为批判提供正当理由](#c2s1) · 原书 49 - [§2 “脚踏实地”](#c2s2) · 原书 55 - [§3 主权划分](#c2s3) · 原书 61 - [第三章 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ch03) · 原书 69 - [§1 最黑暗的因果性](#c3s1) · 原书 69 - [§2 重奏诸种“终结”](#c3s2) · 原书 81 - [§3 地球灭绝是一项民族主义工程](#c3s3) · 原书 90 - [§4 战争与死亡政治](#c3s4) · 原目录 100〔译注：小节实起原书第 99 页。〕 - [§5 最实在者](#c3s5) · 原书 110 - [第四章 论集体义务](#ch04) · 原书 117 - [§1 使能动性移位](#c4s1) · 原书 117 - [§2 自然法与万国法](#c4s2) · 原书 125 - [§3 在领土与政治共同体之间](#c4s3) · 原书 135 - [参考文献](#bibliography) · 原书 145 - [判例与条约](#cases) · 原书 152 - [增补：延伸阅读](#addendum) · 原书 153 # 前言 民族主义的退却在两种眩晕的交会处成形，而特朗普主义正是它独特的美国变体：无地方性的眩晕与无土地性的眩晕。前者反映了地方逐渐解体，并被空间延展的抽象秩序取代：具体的距离、具有组织作用的边界、可辨识的身份，都被技术与经济所取消，这一切汇集于“全球化”一词。后者标志着可居住土地的逐渐消失，其原因包括海平面上升、日趋严重的沙漠化与干旱、野火、旱灾、洪水以及不可预测的天气事件，所有这些都见证着全球变暖的灾难。这两种现象同样具有政治性，而且越来越难以区分。在足够严重的眩晕状态下，国界的安全与熟悉感，以及某位电视直销推销员的空头承诺--他宣称，无论精英科学家说些什么，我们都不必改变生活方式--便可能显得十分合理。 虽然我承认，2016 年 11 月 8 日特朗普赢得选举时，我震惊了，但回顾过去十周，我意识到自己本不该如此。不只是因为我低估了选民的挫败感，并对此负有责任--我的确如此--更重要的是，面对从两个相反方向动摇现代西方宇宙观本身的力量，特朗普主义提供了一种替代选择。全球经济作为现代化的巅峰，伴随着严重不平等、腐败制度、殖民暴力与环境破坏的阴暗面；而生态崩溃作为现代性的谷底，则威胁着一切国家与一切市场的根基。在现实缓慢碎裂之际，从这一角度看，特朗普主义和其他民族主义运动会吸引庞大的支持者群体，实在再明显不过。特朗普主义许诺驱逐外国人，从全球精英手中夺回权力，恢复统一与平等；与此同时，对于从根本上质疑通常生计与消费方式的气候科学，它则怀疑乃至全盘否定其有效性。因此，它可以被视为针对全球市场与全球变暖这一有毒组合的解毒剂。当然，讽刺在于，特朗普主义应对这些危险的方式，只是加倍奉行最初制造了这些危险的鲁莽扩张逻辑。与药毒（pharmakon）的运作一致，解毒剂本身就是毒药。 无疑，无地方性的眩晕与无土地性的眩晕向现代政治文化提出了正当的挑战。它们要求一种足以回应其所表达的不公之严重程度的应对方式。已经夺取地球上最强大国家机器控制权的特朗普主义，将使这些不公进一步恶化。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本悔恨与哀悼之书：所悼念的不是我们失去的全球体，而是那种未能纠正这些不公、不可原谅的失败。但在写完此书之后--请注意：尽管我的莱布尼茨主义不可救药，本书并不以乐观作结--我至少理解了面前任务的艰巨与必要，尤其是抵抗与团结、斗争与创造。 2017 年 1 月 20 日 # 致谢 这不是一本我原本想写的书。但在 2016 年 11 月 8 日所在那一周的后半段，它以最严峻的必要性强加于我，直到 2017 年 1 月 20 日才肯放手。我深深感谢艾琳·乔伊（Eileen Joy），她立即接纳了这个雄心勃勃得近乎不合情理的项目，并在短促而紧张的写作期间始终陪伴着我。也感谢同行评审者，宽容地容忍本书打乱他们的日程，并提出详尽、富有洞见的意见。我还要感谢 punctum books 及其全体工作人员，感谢他们加快制作流程，并建立了一个开放程度令人钦佩的出版平台；在今天，这样的平台不可或缺。 我将一切归功于我的伴侣考特妮（Courtney），尤其感谢她对这个项目的热情，以及我们那些令人痛苦却又敏锐的深夜长谈，正是这些谈话让书中的论证得以成形。我也感激设计封面的 Adrian Warner 和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他们恰当地提醒我，必须记得真正的敌人是谁。本书迅速孕育成形，使我无法在工作坊和会议上检验其中的大部分论证。不过，下文的许多内容都源自一些研究，而我有幸曾向数个由出色学者组成的群体报告这些研究，包括在香港大学法学院、格拉斯哥大学法学院及巴黎政治学院举办的工作坊上。特别感谢组织这些活动的斯科特·维奇（Scott Veitch）、丹尼尔·马修斯（Daniel Matthews）、埃米利奥斯·克里斯托杜利迪斯（Emilios Christodoulidis）、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托马斯·塔里（Thomas Tari），以及各位与会者。 # 引言 这本由四篇短文组成的小书，写于 2016 年 11 月 9 日至 2017 年 1 月 20 日之间，是我在 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后，试图疏导并重新引导自身挫败、不敢置信与愤怒情绪的一次尝试。美国公众面前的两种选择，我都不支持：无论是预期克林顿政权下全球市场帝国主义的延续，还是预期特朗普政权下威权主权的再生。但截至 2016 年 11 月 8 日，即便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社会经济分层愈发严重，我也无法想象，除了一小群声势很大、主要来自乡村的选民之外，还会有更多人投票赞成否认全球变暖，赞成公开的种族主义、厌女、健全主义和宗教不宽容，赞成核重整军备，赞成与普京治下俄罗斯休战、并以黑手党般的方式坚持要求北约盟友支付保护费，从而几乎必然在中东及其他地区引发国际冲突。这种判断失败当然正体现了特朗普切入的政治情势，而且绝非仅限于美国的政治文化。英国脱欧、欧盟日益可能的分裂、法国玛丽娜·勒庞和国民阵线党的持续崛起，以及欧洲其他疑欧、反移民、民族主义政党的上升势头--其中许多获得俄罗斯利益集团的资助--都见证着右翼对民粹能量的攫取。用特朗普支持者的话说，这些能量长期以来一直被自由派统治精英忽视。我未能足够认真地对待特朗普，暴露了自己的天真，也不仅印证了这样一种说法：“受过教育的沿海精英”完全未能理解大量同胞的处境与感受；它更凸显出重新发明现有政治制度与联盟的紧迫性。布鲁诺·拉图尔说得对：“我们缺乏预见能力，正是这场剧变的主要教训：我们怎么会错得如此离谱？[…] 仿佛我们完全缺乏任何手段去接触那些甚至让我们难以命名的人：‘未受教育的白人男性’，那些‘被全球化抛下的人’；有些人甚至试图称他们为‘可悲的一群’。”[^intro-001] 然而，仍不明朗的投票模式，无法用简单的人口统计解释来说明：显然，“未受教育的白人男性”的动员不足以解释结果。除了未受教育或受教育不足的白人男性与女性之外，大量受过教育的白人男性与女性，以及教育和财富水平各不相同的非白人选民，包括拉丁裔选民（尤其是古巴移民），也投票支持了特朗普。我们必须学会接触的，并不只是未受教育的白人男性。2016 年美国总统大选可以理解为一次针对全球体的公投，也就是针对全球市场及以其为基础的中间派政治组织形式的公投。这些结构激起了跨越人口群体界线的动荡。[^intro-002] 在大选前后，特朗普主义是一捆极其不一致的愤怒言论，几乎不能算一套连贯的信息，更不用说一套连贯的政治。短短几周之后，即便当选总统特朗普撤回了某些最夸张的竞选承诺，他所提供的政治的一致性还是逐渐显现。这并非某些人所预料的全球化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丧钟（例如，科内尔·韦斯特说：“美国的新自由主义时代以一声新法西斯主义的巨响告终”[^intro-003]），而是对新自由主义的一次根本重组。可以将 2016 年大选解读为民族国家临终喘息的物质化，或全球体自身的自我保护机制（正如左翼曾把二十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解读为资本主义具有破坏性的自卫）；在下文中，我们会看到支持这些观点的推理。但这些判断似乎为时过早。把它视为一场更广泛的、针对全球体的公投的一部分，更为合理：因为它不是孤立现象（事实上，离开英国、欧洲，以及俄罗斯、印度、中国、土耳其、菲律宾和其他地方右翼民族主义／反全球化运动的视野，便无法理解特朗普主义）；因为阶级、种族、族裔、性别或其他常规“社会经济”身份标识，并不能轻易解释它；还因为这一观点避免了反历史主义，也就是说，它不要求我们按照“历史”的逻辑猜测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并能与任意数目的、相互竞争又彼此共存的历史性体制相容。 显然，特朗普主义预示着新自由主义与传统民族主义主权模式的融合：悖论在于，如果特朗普的声明与人事任命确实提供了线索，那么已经就位的后民族新自由主义机器，将被用于新的民族主义目标。在全盛时期，新自由主义使国家边境与文化边界趋于平坦，以便利资本的流动与增长；把民族国家降格为行政管理者，把政治降格为管理；使法律工具化与经济化；并提出一种以市场力量为根基的人类身份观（自我被视为“企业家”，植根于“经济人”的虚构）。特朗普主义与这一方案既有断裂，也有延续：为了强化民族国家，某些要素将淡出或被强行切除，但更多要素仍会留存。特朗普主义偏离新自由主义正统之处，在于重新把民族国家置于政治中心，并坚持其边界，即使全球资本的流动可能因此受损：这包括美国南部边境那道耗费惊人而具有象征意义的墙、进口关税，以及很可能发生的贸易战。这一切已经令达沃斯圈子陷入恐慌。特朗普主义进入权力中心，部分但并非完全出于经济原因：选民间悬殊的财富差距，帮助造就了一种政治文化，使反建制民粹主义--无论左翼还是右翼--可以决定性地扎根。对于克林顿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现状而言，经济不平等原本应该是一项能轻松用温和进步的方案加以掩饰的问题：以维生工资为最低工资、提供更多公共医疗选择、让公立大学免收学费、制定更积极的同工同酬立法，等等。但连这些不温不火的政策也没能在克林顿的竞选中落实。与此同时，一些人开始把开放边界与自由市场视为不平等的根源，特朗普便利用并放大这一叙事，以抵消克林顿所提供的中间派解决方案，乃至抹去这些方案所回应的问题本身的构成条件。移民劳动力易于获得--未必是“非法”或无证移民劳动力--会因劳动力供给扩大而产生可预见的后果：劳动成本，即工资，下降。加上企业离岸迁移、技术与非技术岗位的国际外包，这就成为支持特朗普的主导经济论证的基础。这种数量论证迅速转化为一种质量论证：依据种族、族裔与宗教，衡量不同人口群体的相对价值。它本来不必如此--当然存在历史悠久的反全球化思想传统，同时也是反殖民主义、反种族主义的，等等--但桑德斯出局之后，特朗普便成为唯一可信的讲述者；桑德斯这位民主社会主义候选人，本可以从左翼立场讲述这个故事。毫无疑问，仇外、种族主义、性别主义、伊斯兰恐惧症、对国内法和国际法的漠视、对公民自由的系统性否定，以及其他种种，都是特朗普故事的核心情节装置，绝不是借助经济因素便能删去的附带成分。无地方性的眩晕吞噬一切。 特朗普主义也代表着对全球变暖的一种回应，尽管这种回应是否定性的。无土地性的威胁--由于人口增长、海平面上升、沙漠化扩张、大气与气象节律失常等原因，根本没有足够的可居住、可耕作土地供所有人使用--在 2016 年的选举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媒体很少触及这一问题，克林顿竞选团队的回应也乏善可陈（它被等同于“科学”本身，正如克林顿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接受提名的演说中高呼：“我相信科学！”）。克林顿的处理方式，很容易使全球变暖被归类为精英技术官僚的问题，从而成为伪问题；特朗普则抓住了一股反智、反精英的潮流：全球变暖确实是一个虚假问题，其设计目的就是强化政府对你的生活方式的监管，并牢牢束缚美国的生产力。应付眩晕的一种方式，是寻找一小块稳定之处，哪怕只是暂时的；特朗普尽职尽责地提供了这样一块地方：国家边界、国家认同、国家伟大。 第一篇文章尝试初步阐述政治形势中的一些转变，以及特朗普主义在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之间进行的某些交换。这一新的要素组合--从左翼角度看，无疑集中了“两种世界各自最坏的一面”--有可能成为主权史与政治代表技术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第二篇文章追问批判作为政治行动有何用处，在这一不稳定的新组合的特定背景下，重新探讨我曾在别处论述的主题。它接续第一篇所讨论的代表问题，更完整地展开特朗普主义赖以立足的政治本体论，并开始指向另一种可能。第三篇阐明特朗普主义的政治生态学，我称之为“地球灭绝”，并将其与我称为“大地辩护论”的政治生态学作比较。问题不在于一方如何战胜另一方，尽管正如我所论证的，特朗普主义的死亡政治必须被理解为宣战；问题在于二者如何共存，而它们共存的状态正是本书书名的由来。最后，第四篇汲取关于代表、主权与生态的教训，用以思考我们已经变成了什么，以及还可能变成什么。集体义务这一概念为讨论提供方向，因为这里恰恰是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的薄弱之处：它只会切割和分裂公众，并不把他们连接起来。以为特朗普当选，是因为他成功团结了任何人，这种想法是错的。他之所以成为可行的选项，仅仅因为他煽动了族裔、种族、阶级等群体内部及彼此之间的不信任。无论如何，在政治中（乃至任何其他事物中）统一都是不可能的；可能的是联盟、联结、团结。我提出对集体义务的一种阐释，作为初步防范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地球灭绝的政治生态学这一有毒混合物的措施。我认为，使人同质化的人口统计无用，而且确实具有误导性，因为那些（可能）把公众联结起来的纽带，不断逃逸于其掌握之外。我们--这个尚未言明的集体--必须以实践使之生成的义务，坚定地具有析取性质：它们恰恰穿越特朗普主义赖以生存的那些分割与等级。 本书论证必然受到一个事实的限制：写作时，特朗普尚未就职。许多内容基于预期与预判，而非具体政策行动，或有关政府机构组织方式的具体决定的实施。在这个意义上，本书有意为时过早。它记录了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这段动荡时期：美国政治、全球资本主义和大地的未来充满不确定性。我没有修订论证，也没有处理 2017 年 1 月 20 日之后出现的新信息，因为这样做会损害本文可能具有的任何文献记录价值。无论愤怒带来多少动力，我都努力避免作最坏的假设，而只想从特朗普的竞选，以及当选之后的言论和决定中，推导出一些含义。不过，我确实假定特朗普的内阁任命将会获得通过，尽管我完全明白，许多被提名者面临重大障碍，包括税务与伦理问题、商业利益冲突、重罪指控、不称职和普遍的不受欢迎。 因此，遗憾的是，埃克森美孚首席执行官雷克斯·蒂勒森将成为美国的最高外交官。俄克拉荷马州司法部长斯科特·普鲁伊特，作为一位高举“州权”、直言批评联邦环保举措的人，与油气企业集团关系密切，自然也否认全球变暖的科学；在由气候否认者、保守派游说人士迈伦·埃贝尔主导的遴选之后，他将接掌环境保护署。得克萨斯州前州长、如今从达科他输油管道牟利的里克·佩里，坚持认为全球变暖科学是一团“虚假的乱麻”，科学家的警报不过是为不必要的研究经费提出要求；他将领导能源部。这个部门恰恰负责资助能源研究和制定能源政策，而佩里在自己那场失败的总统竞选中曾承诺将其撤销。本·卡森是一位退休神经外科医生，在任何层面都没有行政法经验，也不理解行政法，而且反对政府为穷人利益进行干预；他将掌管住房与城市发展部。破坏工会的快餐企业集团 CKE Restaurants 首席执行官安德鲁·普兹德，将主管劳工部。前高盛合伙人、对冲基金巨头、好莱坞投资者史蒂文·姆努钦，将以财政部长身份制定特朗普政府的经济政策；高盛联席总裁加里·科恩则将执掌国家经济委员会，与姆努钦的财政部密切配合，确保联邦政府的国内外经济政策符合总统议程。公开反对公共教育的贝齐·德沃斯将掌管教育部。媒体行家史蒂夫·班农将为总统提供咨询，无疑要确保这个民族得到它想要的全部马戏，即便福利经费削减使它连面包也没有。下文还会遇到其他同样令人费解、或干脆令人震惊的任命。坦白说，特朗普任人唯亲的选择，与其说是严肃而经过深思熟虑的行政任命，不如说是恶劣笑话，或是对“谁最能破坏这个或那个机构的使命？”这一问题的回答。但必须记住，这届政府仍未成形。还没有移民特别工作组围捕、拘留并驱逐数百万无证居民；还没有建起新的拘禁营；还没有委托兴建长城；还没有组建新的“非美活动”反情报单位；拦截搜身警务还没有在全国推行；还没有实施强制性的穆斯林登记制度；还没有新闻机构被逐出白宫，《信息自由法》还没有被废除；堕胎还没有成为犯罪；公共教育和公共卫生服务还没有被私有化；环境保护署、证券交易委员会及其他监管机构，还没有因削减经费而丧失效力，也没有被拆散当废品出售（尽管特朗普政府打算从执政第一天就削减环境法规，几乎可以确定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的地球科学经费将被取消、转而支持太空探索，而且 2017 年 1 月修改的预算规则似乎已为联邦政府把某些脆弱土地移交给渴求收入的各州奠定基础）；还没有部署核火炮；司法系统还没有塞满以已故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为模板的法官；白宫还没有变成特朗普集团的一个部门；美国的民主制度还没有被扭曲成服务于贝卢斯科尼式享乐宫殿的工具，也还没有成为一种普京式、不透明的寡头政治，里面尽是唯特朗普之命是从的忠臣。 然而，前景依旧黯淡。现有宪法制衡机制不大可能切实约束特朗普主义。共和党控制着国会两院，到 2018 年，它很可能获得国会的超级多数，也可能赢得足够多的州长职位，以召开并支配制宪会议，按自己的意愿修改宪法。许多事情取决于国会共和党人的操守，以及他们是否愿意把公共利益置于共和党利益之上。出于种种原因，接下来的四年势必重塑美国的政治、法律与公民生活，更不用说我们脚下的大地、与我们纠缠在一起的大气、海洋和生态系统，以及生命的物质条件本身。抵抗是必要的。我预期，四年结束时，足够的抵抗将给特朗普政府施加压力，使其避免最恶劣的越轨行为；但正如这次选举本身所显示的，没有什么是确定的。 ## 原注 [^intro-001]: Bruno Latour，〈非现实的两个泡沫：从特朗普的悲剧中学习〉（“Two Bubbles of Unrealism: Learning from the Tragedy of Trump”），Los Angeles Review of Books，2016 年 11 月 17 日，http://lareviewofbooks.org/article/two-bubbles-unrealism-learning-tragedy-trump/。 [^intro-002]: 在大选之后对特朗普现象所作的反思中，英国社会主义杂志《救助季刊》（Salvage Quarterly）的论述无疑最有说服力之一，恰恰因为它避免了以人口统计解释一切的诱惑。见 Salvage Quarterly Editors，〈萨图恩吞噬自己的孩子：特朗普总统〉（“Saturn Devours his Young: President Trump”），Salvage Quarterly，2016 年 11 月 11 日，http://salvage.zone/online-exclusive/saturn-devours-his-young-president-trump/。随后一篇关于“特朗普世”的文章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见 Salvage Quarterly Editors，〈华盛顿秩序井然〉（“Order Prevails in Washington”），Salvage Quarterly，2017 年 1 月 6 日，http://salvage.zone/in-print/order-prevails-in-washington/。金·穆迪在《雅各宾》撰文提出类似论点，并以更多选民数据佐证。他认为，新自由主义民主党人的右倾，解释了所有种族工人阶级选民的高弃投率。Moody，〈谁把特朗普送进了白宫？〉（“Who Put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Jacobin Magazine，2017 年 1 月 11 日，http://www.jacobinmag.com/2017/01/trump-election-democrats-gop-clinton-whites-workers-rust-belt/。 [^intro-003]: Cornel West，〈再见，美国新自由主义。新时代已经到来〉（“Goodbye, American Neoliberalism. A New Era Is Here”），The Guardian，2016 年 11 月 17 日，http://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6/nov/17/american-neoliberalism-cornel-west-2016-election/。 # 第一章　特朗普的意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 §1 中心无法维系 新自由主义的一项关键成就，是依照企业管理的模式重新界定选举政治：选民是消费者，政党是大型企业，政策纲领是产品。因此，为了获得最多选票，政党应当向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制定吸引最多选民的政策，而大体忽略“激进”的边缘。各种备选政策经过审查，以民意调查、问卷和焦点小组进行测试，提炼为电子表格，汇总、绘图并运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才选出一个版本，以政党的名义向公众推出。选举政治由此促进国内与国际稳定，巩固既有政治秩序：它的程序不会带来剧烈变化，因为那些会打破平衡、引入不稳定因素的“边缘”政策，在萌芽阶段便被消灭了；人们认为，这些政策可能疏远人数更多的中间选民，也就是那些对政治和政府事务漠不关心，或没有时间及其他资源投入其中的人。“人民”--在人民主权的意义上--被重新构成为竞选研究人员、智库、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等所制造的抽象物，其中较为极端的成分已经被滤除。这些做法所带来的普遍政治稳定，是资本高效流动的条件，有助于保持市场的相对可预测性。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实现稳定在理论上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中间派政治纲领取得支配地位，在理论上也就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在那些生产力对金融市场影响最大的发达国家。2016年美国大选表明，这种惯常叙事失效了，政治中心无法维系。 新自由主义从来无非是一组松散的政治论述，经由经济模型获得具体形式与科学正当性。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机构，以及颁布并执行其政治命令的国家，将它表述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连贯逻辑；然而，它不是，也从来不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或不可撼动的发号施令者。它的指令--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政治议事厅中形成、而后被归于它名下的命令词--始终是可以争辩的。但是，一小群行动者一直在极力保护这些指令，并成功剥夺了那个支离破碎、彼此失调的政治身体认真质疑它们所需的能动性。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选举政治版本一直假定：昏睡的大众被新旧媒体平台不间断的重复所催眠，又被私人事务压得无暇进行政治思考或行动，因此可以指望他们投下可预测的选票；既有政府机构会完好无损地度过每一次权力交接；塑造经济的政治选择也将不受干扰。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体：一个经过外科手术般肢解的政治身体，其肢体散布在全球体各处，而全球体是它唯一承认的领土。因此，新自由主义首先在于持续削弱并剥夺各类公众的能动性，而这些公众始终以数量方式被理解；其次在于这种全球性散布与无地方性。 面对这些强力牵引向中心的政治经济与媒体引力，大批美国人--并非全体美国人的多数，甚至不是投票者的多数，而是大约一半的选民--向这一无情运转的循环扔进了一把扳手。唐纳德·特朗普以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动荡为代价，采取了一种未经测试的做法，避开了--至少给人以避开了的印象--那些经过焦点小组精心打磨、修饰得干干净净的宣传话术。他没有像克林顿那样，以冷静而精于算计的方式，临床式地对着政党计算出来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人口量化样本讲话；他在竞选途中以夸张的推销术和闲谈般的口吻发言，掺入大量辱骂与粗鄙言辞，而这些话足以毁掉一场常规竞选。这句推销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未掩饰其倒退的民族主义议程，而是公开提倡以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政策基础，宣称这些政策将把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恢复他们往日的“伟大”。特朗普反复对他们说，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灾难性的贸易协议”，使他们成为被全球经济抛下的人；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一切继续沿着同样的轨道发展，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会让更多美国工人遭受同样的伤害--克林顿在撤回支持之前曾称它为“黄金标准”，而特朗普从不错过提醒选民这一点的机会。 （两位候选人都从未承认，零售、运输、货运以及其他产业中那些为替代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而出现的服务岗位，由于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处在被淘汰的边缘，更不用说提出任何具体政策来降低这些岗位流失的可能性。他们也都未曾承认，有必要遏制大规模的劳动临时化和合同化；这一过程已使许多行业的劳动者失去传统雇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保障、优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等。他们更远远没有触及经济地方化、全民基本收入和有计划的去增长等可能真正惠及工人阶级的举措。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看出，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真正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仍然致力于用市场化方案解决大多数公共问题；不过，与特朗普不同，克林顿甚至未能佯装对违反市场共识的替代方案感兴趣。）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全球资本主义使工人陷于赤贫，解决办法不是强化工人权利、提高企业利润税、推行持续的政府投资计划以重建公共部门，或采取其他“再分配”措施，而是自上而下推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自由市场摧毁了美国劳动者，所以就撕毁NAFTA、烧掉TPP，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迫使制造业岗位回流；与其他民族国家达成新的--内容尚未说明的--贸易协议，防止出现损害生产力的报复；加强边境安全，限制劳动力池被稀释；把那些将设法延续现状的内部人士、说客和精英逐出政府。其中一些指令直接取自“第三条道路”与克林顿主义之前的民主党策略；如果单独提出，也会得到进步派支持。但它们并非单独存在。在特朗普的总体纲领中，它们必然沾染与其相联系的其他政策主张的某些性质。其反自由贸易、近似福利国家主义的侧面，紧紧伴随着公开的裙带主义，即政治权力的腐败私有化。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特朗普向联合技术公司出售接近行政部门的机会一事上。联合技术公司是供暖与空调企业开利的母公司；在与特朗普团队私下会面并获得约700万美元税收减免之后，该公司被说服将约800个制造业岗位保留在印第安纳州。一项以逐家企业给予救济为内容的普遍政策，既不可行，也深深违背劳动者利益，因为工人被彻底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显然，如果工人自1980年代以来没有逐渐丧失一切有实际意义的谈判能力，联邦政府便无须出面进行这种个别谈判。）保护主义的侧面是大棒，与之相配的胡萝卜，则是接近政府的特权，以及税收和监管优惠。[^c1-001] 即便特朗普纲领中的反全球主义部分--尤其是旨在吸引心怀不满的桑德斯支持者的那一部分--也谈不上真正支持劳动者；这是一种经典的做法：收编民主的不满情绪，通过族群与种族分裂破坏劳动者团结。它面向的不是劳动者本身，而是民族认同，以及一个被同质化的“白人工人阶级”：据称，这个阶级已经被遥远发展中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本国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取代。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些非白人劳动者正在播撒分裂，并有可能使美国认同遭受无法挽回的丧失；而民主党却激烈支持他们，坚持要求全球化的白人受害者“容忍”这些破坏其经济生活的人。 这种残酷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被正确地解读为内在地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性质。但它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对（白人）劳动者权利与特权遭到清算的反应。它确实是对文化左派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述的一击，但把它一概斥为纯粹的白人至上主义，又过于简单。按照这种解释，移民通过扩大劳动力池压低工资，他们的到来不过是全球性原因在地方层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可见迹象。无论多元文化主义式的宽容具有何种道德或人道吸引力，它都服务于剥削白人劳动者的目的。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 > 要求停止让威胁我们就业的外国工人移民，当然是种族主义；然而，我们应当记住一个简单事实：移民工人［此处指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者］的流入，并非某种多元文化主义宽容所造成的结果。它实际上是资本用以遏制工人诉求的战略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乔治·W.］布什为墨西哥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所做的，比那些受工会压力牵制的民主党人还要多。[^c1-002] （我们还可以补充：在贝拉克·奥巴马任内，超过200万无证移民被遣返，但这从来不曾作为有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现象而受到赞扬。）依照这一观点，种族主义不过是掩盖了阶级斗争被转移的能量，或为其提供了一个平台；而阶级斗争才是政治的真正动力。 暂且撇开马克思主义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我们有必要考察特朗普所代表的那种对常态政治的打断，究竟具有何种性质。特朗普揭露的东西，归根结底与桑德斯揭露的相同：那个被默认为客观、自主、自然的“经济”，并不是某种处于“外部”、不受人类控制、仅仅服从自身目的论必然性的东西。它存在“于”非常尘世的、经验性的实践、政策决定、制度化的标准与务实偏好、模型与装置、法律政治经济理论，以及日常互动与物件之中。构造市场的实践和政策，产生了把财富向上再分配、并将其高度集中于人口中极小部分人手中的效果。这并非自然的必然性，而是政策选择。正如迪恩·贝克所指出的： > 不存在市场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境。政府政策会影响经济的产出水平。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明确地设计这些政策以实现某些目标，还是要假装没有注意到已经实行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我们如何判断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怎样推动或减缓经济，政府政策都在决定经济需求水平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c1-003] 乌戈·马泰与劳拉·纳德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段话同样令人难忘：“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穷人穷［……］。拥有不可持续消费习惯的是富人，不是穷人。把我们的星球引向毁灭的是富人，不是穷人。”[^c1-004]这一揭示，这个“因为”，具有地震般的震撼力；如果把最贫穷的99%人口束缚在原地的锁链，并非命运的锁链，而是偶然权力的锁链，那么，整个政治经济所依凭的地面便突然显露出纵横交错的断层。特朗普式民族主义把这一关于经济的人为性和建构性的洞见，导向与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议程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两者都植根于此。在2016年10月的一次竞选演讲中，指出这条因果联系的是特朗普，而不是克林顿；这段话后来又在电视广告中被重复得令人厌烦： > 是一种全球权力结构，作出了那些掠夺我们工人阶级、剥夺我们国家财富，并把这笔钱装进少数大企业和政治实体口袋里的经济决策。［……］这是一场为了我们国家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相信我。 ## §2 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专制者的身体 当然，若声称揭露新自由主义公开的秘密--市场的构造方式使最贫穷者（无论指最底层的1%还是最底层的99%）被迫受苦--便足以解释特朗普的选举胜利，那是荒谬的。首先，数字无法支撑一个关于非同寻常的选民动员的故事。投票率与此前历届总统选举大致相当，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普选票。数字也无法支撑一个关于基于阶级的反富人起义的故事，因为特朗普的选民中，各个经济阶级都占有相当数量。其次，要相信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许多人似乎总体上不关心政治，或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会在得知经济游戏遭到操纵后突然涌向投票站，即便操纵的结果对他们不利，也需要相当程度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促成每一位非教条式特朗普选民作出决定的众多影响与因素，已无从追溯。但使经济去自然化，确实为主权的一次新变异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变异常常既表现为诉诸国家利益，也表现为诉诸人性最低劣的偏见。 一般而言，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并不新鲜。通过个人崇拜、夸张的修辞与表演，以及景观那熟悉的诱惑来推行这种民族主义，也并不新鲜：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高度依赖意象的政治逻辑，通常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民族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无节制的威权主义，以及以传统社会保守主义论点为支撑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政策混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因为它召唤出了不同的政治身体：这里出现的，不再是新自由主义那些散布于全球体之上的一堆肢体，而是专制者身体的复活--一个为后全球时代重新发明的身体。 要理解政治发言回路中的这种转移，以及主权内容被掏空的过程，需要从特朗普本人在世界政治组织中的位置出发。 作为一个声名赫赫、狂妄自大、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特朗普统领着一个以欺骗商业伙伴、虐待员工、向政府隐匿资产而著称的跨国帝国。他玩世不恭地向失去原有位置的白人工人伸手--以夺走他们仅剩的东西：政治发言权--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近乎施虐。（我使用“失去原有位置的白人工人”这个说法，是因为这些人经常是特朗普公开宣称争取的对象，而不是因为落入这个抽象类别的人所投的选票足以解释特朗普的胜利；如前所述，它们解释不了。）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犯有他所抱怨的那些罪行，包括通过巨额竞选捐款从政客那里购买特殊的接近机会与优待、逃税、将美国岗位转移海外或外包、剥削工人等等。这种情况让许多人在初选和总统竞选期间都不看好特朗普参选，但它似乎反而增强了他的吸引力。原因并非如特朗普所称，他懂得制度如何运作，并且只有他能够修复制度--这不过是一套适合媒体消费的简短辩解--而是更为阴暗：他本人，以他的身体，代表着那种毁掉其许多支持者生活、撕裂他们社区的腐败，因此，对那些自称是全球资本主义游戏中的受害者和失败者而言，他是一个机会，或许是加入赢家一方的最后机会。以这种方式攀附专制者的身体，意味着一种绝望的企图，目的不是改善他们的物质处境--特朗普能否履行承诺，为这些工人恢复制造业和采矿业岗位，到头来并不重要--而是追溯性地认可和赞同那些曾横扫他们生活的破坏性力量。一种反常的 *amor fati*（爱命运）：于是，这一切便成了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这个重新出现、重新描画的政治身体中，是否还存在任何政治的东西？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注意，它所招引的话语具有怎样的语调。选举过后数日，特朗普的辩护士提出了一个公式：他的支持者认真对待他，却不按字面理解他；他的反对者（以及媒体）按字面理解他，却不认真对待他。除了为特朗普不可避免地撤回某些公然违宪的竞选承诺提供掩护之外，这个防御性公式还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政治发言的问题。认真对待特朗普，却不按字面理解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政治言说的确定内容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赋予言说性质的站位、速度和紧迫性。特朗普的许多话语在修辞上的过度决定或饱和，有利于人们“认真”而“非字面地”接受它们。这个公式因此使政治言说免受自由民主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原本已开始充当抵御专制言说的保障：你无法同一种没有内容的力量辩论，无法把它的提案提交技术官僚式的专家审查，也无法就它开展理性讨论。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偏离目标，就像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c1-005] 因此，政治发言的转移，在于掏空新自由主义中间派政治范式赖以成立的代表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言说的崩溃，而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闭合与圈禁形式。由此看来，过于简单的倒是马克思主义批判：专制政治言说的物质力量，绝不提供任何依据，让人把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至上主义、例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拆分开来。这些因素以加法运作，彼此联结、相互强化，但始终趋向一种激烈的分离性目的。它们唯一的政治价值，在于共同划出线条、边界、不可渗透的界限和“又大又美”的墙，在于分割、排斥与隔离，以便构成一个与其他总体相对立的封闭总体，而非“一个人民”本身。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使这些有机总体发生去疆域化：他们失去了稳定的蓝领工作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失去了记忆中或想象中繁荣、友好的社区，以及辛勤劳动带来的满足而安静的尊严；如今，他们在专制者的身体上再疆域化。那些从全球主义中获益，却察觉到它的收益空间正在收窄的人也同样如此--这种收窄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广泛社会意义上的：他们的子女眼下或不久后面对的高薪职位竞争日益加剧；或者他们认为，在各个经济阶层中，非本土居民正在越过本土居民；或者非本土居民自己也出于种种理由寻求关闭边界。他们把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态度看成压迫性的审查者，而不是接纳和开放的准则，并对它进行彻底的超编码；与此同时，他们必然也重塑了这种态度所依附的领土性家园（*oikos*）。专制主义的忠诚臣民不允许自己被逐步汇集起来；尽管他们打乱了人口统计分类，拒斥非白人的身份政治，尽管没有一种统一而自洽的政治逻辑支撑他们的凝聚，但围绕拒斥全球体而组织起来的专制政治言说之析取综合，要求专制者的身体被一次性地作为永久、统一、普遍、客观、自然的总体来称呼：他们共同占据着人类（或“人类”）中一个固定的阶层，在它之下，其他低于“人类”的群体同样由“自然”决定，安居于较低的位置。如此构成的民族，即专制者的身体，只有通过为自身建立与“自然”的直接关系，才得以存在并改变现有关系。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自然”占据着彻底超越性的空间，取得了创世神的神话位置。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新自由主义终结”之说甚嚣尘上；这种新的政治圈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政治身体的重构提出了这一问题，那并非因为一个国际交换的宏观经济体制已濒临瓦解，而是因为，那些组织各种行动者组合、使一个稳定宏观层面--一个统摄部分的整体--看似存在的政治经济论述，如今碰上了一个总体化的政治身体，而后者未必认同它的目的。然而，这次相遇--人们很容易将其误认为一场将毁灭地球的巨人之战（它也的确可能如此）--未必、也很可能不会导致冲突。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灵活的市场本体论虽被专制代表活动超编码并重新定向，却仍在运转；它将容纳专制者的到来，轻易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将其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免疫措施。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误把这看成资本回路中的短暂中断：当政治手段改变时，经济目的也会改变。贸易去自由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强烈暗示着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战略紧随其后。从历史上看，后者往往伴随前者：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人为保护的国内市场，曾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应当预期的，并不是一副民族主义面孔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触角四伸的专制主义。 ## §3 黑暗因果性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裂分析把双相性和偏执同专制机器联系起来。[^c1-006]无论这种症状性的关联具有何种价值，都值得注意：特朗普讨好大肆兜售偏执阴谋论的种族主义右翼，使他获得了一项战术优势，即能够利用一个隐秘、非官方的世界，那里充满了吕克·博尔坦斯基所谓的“黑暗因果性”。[^c1-007]这些是定性或分类的链条，与公众接受或能够接受的解释装置并不一致，而且断然拒绝后者。我暂缓讨论其中一种黑暗因果性--全球变暖是中国骗局的理论--在此集中考察另外两种：把移民确立为罪犯、把穆斯林确立为恐怖分子的等同链条。简·卡普兰在讨论特朗普与20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相似之处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的竞选极其成功地利用了穆斯林／恐怖分子与移民／罪犯这两组等式，并把切除作为两者共同的解决办法。”[^c1-008]“必须把他们赶走”；“一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在我们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穆斯林将被禁止入境：这些如今已耳熟能详的说法，或许比其他任何说法都更鲜明地，在当选与就职之间的这段时期投下了日益扩大的不祥阴影。 诉诸卑劣而毫无根据的猜疑，以蛮力与赤裸裸的镇压替代理性辩论，标志着“我们当下时刻的魏玛面向”。[^c1-009]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后，政治和法律理论家不安地绞着双手，看着布什政府与惊魂未定的国会采取严厉措施：《美国爱国者法案》、单边甚至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明确构成酷刑的审讯手段，以及对恐怖嫌疑人的无限期拘押（不管怀疑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如今知道，依据往往薄弱到如此程度：美国飞机投下传单，悬赏与恐怖行动有关的人，随后被排斥者和不受欢迎者便被搜捕起来）。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扩大行政权力的范围，建立秘密的无人机战争计划，[^c1-010]大幅扩张情报与网络安全行动，并大量使用行政命令这一工具，制定数百项有关工作场所、消费者、环境及其他事务的规章。[^c1-011]学者和评论者已经注意到，布什--奥巴马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与那些以同样方式开始、最终却以共和国覆灭告终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发生在由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马库斯·雷必达组成的联盟从元老院获得不受限制的制定与废除法律的权力--即《提提乌斯法》（*Lex Titia*）--之后；这个联盟是在恺撒独裁及遇刺之后结成的。后三头同盟是对恺撒刺杀者给共和秩序造成的打击作出的回应，它被授予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通过将有罪者绳之以法，重新找回伟大共和国的精神。在动荡的内战，以及竞争性权力诉求和不断变化的效忠关系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之后，屋大维很快成为无人挑战的领袖，把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凝聚在自己身后，并被授予统帅（*imperator*）奥古斯都之名，成为元首制的第一位皇帝。人们正确地把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早期同罗马的鼎盛联系起来； 这个不稳定、内部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覆灭，催生了科学的法律观念，[^c1-012]推动了建筑、文学及其他艺术的发展，[^c1-013]并产生了第一个“世界经济”。[^c1-014]然而，如果说奥古斯都代表着古代全球体的发明，那么，特朗普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全球体的去疆域化联系起来。 魏玛共和国也屈服于不受制约的法令机制。著名的1933年《国会纵火法令》，以回应被归咎于共产党人的纵火袭击为由，中止了不受拘押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一切通信的隐私保障和财产安全。它通过授权任意拘押纳粹的反对者、审查批评言论，成为最直接促成第三帝国崛起的法律装置。纳粹法律完全以这道法令为基础--根据魏玛宪法，它本身作为一道紧急命令颁布，无须国会批准--而且极权法律秩序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在形式上都是特权性的：正如纳粹发现的，要服务于执政党的长远利益，恐惧、恐怖和武断的强制规范，的确需要有组织的法制形式作为补充。 对行政部门的宪法性和结构性制约已经遭到侵蚀；特朗普继承了一个不透明的特权式监管国家，也继承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无情利用前任们创设的先例。[^c1-015]白宫的内阁任命完全符合这样一种前景：他的政府将走上一条类似道路--与罗马的历史轨迹相比，它更贴近魏玛的进程。参议员杰夫·塞申斯被任命领导司法部。塞申斯很可能把司法部的任务从挑战各州侵犯民权的行为，改为打击（某些类型的）犯罪，即毒品和非法移民，并放松对被指控实施种族主义暴力的警察部门的追究。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9月一次访谈中所承诺的，以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时期推出的方案为蓝本、覆盖全国的拦截搜身警务计划，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与此相关，还值得注意的是，堪萨斯州州务卿、特朗普过渡团队的（表面上的）成员克里斯·科巴赫，[^c1-016]曾协助起草亚利桑那州颁布的《支持我们的执法与安全社区法》，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类似立法。可以说，科巴赫的法律在对待无证移民方面，将拦截搜身又推进了一步，因为它允许警察要求任何人出示证明其合法居民身份的文件，并规定可以拘留拒绝或未能提供此类文件的人。如果这种对抗性强、侵入性高的警务得到特朗普政府认可，而没有受到其司法部的谴责或挑战，那么它可以预期出现的，恰恰就是历史上与法西斯统治相伴的那种街头暴力。 尽管司法部在移民法执行的政策层面具有裁量余地，负责边境巡逻以及执行移民法所需调查和实际行动的，却是国土安全部所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ICE在确保“移民”与“罪犯”成为同义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一样，ICE很可能仍将主要由行政行动来指挥。特朗普似乎执意实行的彻底转向，在于指示ICE积极锁定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正如greatagain.gov网站所称：“对犯罪外国人零容忍”），看起来连轻微违法也包括在内，而且完全不考虑个别情况，例如他们是否有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这一行动与其他措施结合起来--上述警务技术、生物识别出入境签证追踪、取消对所谓“庇护城市”的拨款（这些城市不因无证移民仅仅违反移民法而起诉他们）、在签发签证前加强审查，以及可能采取的、违反宪法的剥夺无证移民一切联邦宪法权利的措施--在“移民”和“罪犯”这两个类别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显然，在调查和遣返程序的每一步，证明自己不是罪犯的责任都已转移到移民身上。 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一等式并不新鲜，但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它将获得新的维度。竞选途中，特朗普持续而有策略地把伊斯兰教与恐怖活动联系起来，不附加任何限定或限制；当选后的那一周，他任命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弗林中将主管国家安全事务。弗林公开否认伊斯兰教是一种正当宗教，并援用专制者偏爱的一种有机体隐喻：它是“已经转移的癌症”，必须根除。事实上，按照弗林的说法，恐惧穆斯林是“理性的”。这里的新变化，在于把一种黑暗因果性--穆斯林实际上是一个非宗教邪教的成员，该邪教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侵入公民社会并用炸弹摧毁它--重新构成为明亮的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一种新的 *officium* 类别，即政治法律组织中的一种职分或位置；它由一套预先给定的期待界定，而占据者总是已经处于这些期待的约束之下。正如移民身份现在将总是已经被犯罪化一样，穆斯林也将如此；区别在于，穆斯林的在场应当激起的不是愤怒或怨恨，而是更切身、更致命的情绪--恐惧。 移民／罪犯和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两种形象，构成政治与法律元语言的重要变换：具体而言，是政治和法律内在的人类学的变换。[^c1-017]特朗普及其内阁接受这些等同链条，显然是把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原则提升到政府最高层。但这同时也改变了政治决策和法律推理的路径：它使生物身份与符号身份在潜在层面、先验地固结起来，并将其附着于一个特定职分。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我们姑且把这种获得官方承认的地位称为“威胁”。[^c1-018]以这种方式将特定身份制度化为普遍威胁，其突出之处在于：全部工作都已嵌入隐含的期待结构，因此由受威胁者来完成；“威胁”本身无须动一根手指，它早就有罪了。因而，仅凭自身存在，它就制造出一种不安全状态。“它”是恰当的代词：这是一种去人化技术，一种剥夺自我的做法。如果如亚历山大·韦赫利耶令人信服地论证的，美国的法律人格取决于不仅拥有财产、而且拥有自身的能力，那么，移民／罪犯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根本就不是人格形象。[^c1-019]它们是被去人化或排除于人之外的位置；在形式意义上，它们比任何其他当代法律主体，都更接近非洲奴隶的位置。 关于法律元语言的这些论点仅仅触及表面，因为法律的内在人类学并不是孤立运作的。它们值得进一步展开。 ## §4 专制法律的元语言 特朗普当选，把我从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项目中猛然拉开了；那个项目考察法律与非法律之间相互干涉的方式。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试图绘制法律的元语言地图。这里的元语言，并非纯粹概念性地说明法律是什么，而是扎根于具体实践，说明法律如何运作，以及法律存在者如何与技术、金融模型、图像和政治诉求等形形色色的其他事物相遇、试探、包纳、渗透并交换性质。以这种方式构造法律元语言，需要的不是一套强大的解释装置，而是布鲁诺·拉图尔所谓关联的“基础语言”；它的作用不是辨识原因或提出解释，而是放大行动者自身所进行的解释、排序、化约和替代工作。[^c1-020]这种进路所产生的法律理论，可称为“混合法律性”，因为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主张法律性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都整合着某种内在人类学、内在物质学和内在行动社会学的要素。因此，它们是混合的，同时也是复数的、迁移的、异形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专制法律体制中，某些黑暗因果性的显明带来了人类学上的转移； 但类似的转移，也发生在法律的物质学和行动社会学之中。法律人类学关涉人格角色、职分（*officium*）逻辑与人格化技术；法律物质学关涉有争议或可争辩的事项，以及法律存在者的流通；法律行动社会学则关涉那些生成法律边界的考验--它们通过分配、分派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而发挥作用，正如 *ordeal*（考验）一词的词源所提示的。专制代表的总体化逻辑，如何改变法律存在者的流通，以及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的分派？ 要把握这里涉及的物质学和社会学变换，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这种代表形式如何运作。如前所述，全球市场的去疆域化，是专制再疆域化的条件：新自由主义被撕裂的政治身体，是“民族”和“自然”这两个有机总体的原材料；全球市场本体论并未消失，而是在专制代表体制下重新得到固定，被占有、被超编码。因此，以市场装置来塑造法律纽带、分布特权与义务、执行法律，这种物质学层面的部署，依然是一项支配性的策略；[^c1-021]改变的是它们遵循的回路或轨迹。它们现在通过专制者；专制者可以厚颜无耻地把被认为有利的结果（符合“自然”要求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并拒绝为被认为不利的结果（不符合“自然”的结果）承担责任。这足以使经济重新自然化，抹去此前对其建构性的揭示。 市场装置以外的媒介生态也经历着类似变换。它们继续运作，把自身的性质--持久性、情感作用、不同类型的流动性等等--借给法律存在者，但它们现在必须通过专制者的身体。艺术作品（以及大众娱乐）、技术制品和其他中介法律存在者的表达性物质，如今都获得了专制者的许可印记；专制者已经意愿了那些构造日常生活与主体身份的特权和义务，因而使它们成为自然的。想一想特朗普政府打算实施的生物安全措施，其中不仅包括运用生物识别技术的出入境签证追踪系统，也包括实施其大范围移民改革、穆斯林登记及其他计划所必需的数据资料库和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从使用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正当隐私期待的基准正在迅速变化；就在几年前，消费者若像2017年这样允许企业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还不会被视为正常或自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对先验危险人物的法律分类（请想起移民／非法者与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些等同关系）：新的法律技术把这些分类投入流通，而这些技术又帮助稳定这些分类本身。结果同样是制造绝对必然性的效果。专制式自然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无论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世界多么牢固、有序，它们的规范默认值在构成上都是不稳定的--它们只是一个复杂的力量考验网络所产生的暂时结果，而这些考验仍在进行。 最后是法律的行动社会学：在这里，我们找到法律提供的程序、仪式、可诉性标准（即什么才算法律问题）和救济。关键问题在于，法治是否会得到维系，以及如何维系。如上所述，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宪法结构制约的侵蚀，已经暗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法治将进一步削弱。而过渡过程的不透明、特朗普在竞选时许诺“放开”诽谤法，以及特朗普当选后屡次试图压制异议--把反对示威斥为对特朗普“不公平”的“职业化”抗议，宣称《纽约时报》等声誉卓著的新闻机构对他抱有偏见，批评《汉密尔顿》和《周六夜现场》的演员表达异议，在当选后一次私人会面中痛斥CNN、NBC及其他媒体机构的高管和记者--再加上特朗普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令人震惊地拒绝回答CNN记者的问题，都在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再算上特朗普针对贡萨洛·库里尔法官史无前例的族裔攻击--这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针对特朗普及其特朗普大学公司的集体诉讼--共和主义传统中政治对法律的尊重便消失了。中心无法维系，还意味着：随着政治言说吞没这些机构所依赖的整套意义结构，以共识为基础、主体间的核验规范，以及帮助保护它们的媒体和司法机构，都趋于退化。这些迹象之所以涉及法律行动社会学，是因为它们暗示将会对新闻界、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施加新的法律限制，无论这些限制通过行政行动还是立法建立；同时，司法独立也将受到党派性挑战。这里，法律性的回路同样正在被重新塑形，以穿过专制者的身体，通过缩减公民自由等手段，使这种统治形式自然化，使不加批判的服从常态化。于是，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将由自利的专制分配自上而下地决定，建立一种新的法律真理经济；它隐藏在一个政治组织背后，而该组织比近代史上任何经民主方式产生的政权都更加不透明。法律元语言的这些转移，是特朗普治下更广泛的主权变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进行远比这篇粗略概览所能提供的更深入探究。我们将在最后一篇论述中回到这个主题。 *** 通过在“自然”与“民族”之间划出直接的谱系或传承线，通过使现代全球体去疆域化、并使有机总体在专制者身体上再疆域化--而这一身体本身，又经由想象性民族认同的镜面被构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发明建立在阴谋论和极度偏执的黑暗因果性之上的新等同链条，以及通过对市场本体论、其多元文化准则与法律性形式进行超编码，这种专制代表逻辑所做的，远不只是从某种更先进的主权形态倒退。它果断地占有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要素，把自己安置为原因，同时否认其他要素；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种融合中构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体。现在，我们转向支撑这一逻辑的政治本体论。 ## 第一章原注 [^c1-001]: 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应当注意，特朗普私人出资的安保队伍，以及他私人出资的情报行动--后者是他拒绝接受美国情报机构有关选举黑客丑闻报告的依据--同样朝着使行政部门私有化的违宪方向迈出了一步。国会审批与此类行政职能有关的预算，是立法部门限制行政部门的一种手段；如果特朗普在担任总统期间继续私人资助这些及其他职能，这些做法就会削弱宪法结构性保障的一个关键要素。 [^c1-002]: Slavoj Žižek, “Against the Populist Temptation”［《反对民粹主义的诱惑》］, *Critical Inquiry* 32, no. 3 (2006): 551-74. [^c1-003]: Dean Baker, *Rigged: How Globalization and the Rules of the Modern Economy Were Structured to Make the Rich Richer*［《被操纵的游戏：全球化与现代经济规则如何被设计为让富人更富》］ (Washington: Center for Economic and Policy Research, 2016), 29。诺姆·乔姆斯基在近期一次访谈中援引了贝克的研究。见 C.J. Polychroniou, “Trump in the White House: An interview with Noam Chomsky”［《特朗普入主白宫：诺姆·乔姆斯基访谈》］, *Truthout* (Nov. 14, 2016), http://www.truth-out.org/opinion/item/38360-trump-in-the-white-house-an-interview-with-noam-chomsky. [^c1-004]: Ugo Mattei and Laura Nader, *Plunder: When the Rule of Law is Illegal*［《掠夺：当法治成为非法》］ (Oxford: Blackwell, 2008), 197. [^c1-005]: 这一现象处于19世纪心理社会学家所发展的人群理论的核心。古斯塔夫·勒庞等人观察到，“意义界定最不清楚的词语，有时却拥有最大的影响力”；民主、平等、自由等可争论的词语带有“真正神奇的力量”（更不用说竞选途中被不间断使用的种族色彩浓厚的语言，以及含义开放的宣告和许诺），因为它们“综合了最多样的无意识愿望，以及实现这些愿望的希望”。因此，“理性和论证无法同［这些］词语与公式相抗衡。［……］它们在人们心中唤起宏大而模糊的图景，而正是这种把它们裹进晦暗之中的模糊性，增强了它们神秘的力量”（Gustave Le Bon, *The Crowd: A Study of the Popular Mind*［《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 [Mineola: Dover, 2002], 61-62）。从弗洛伊德到拉克劳，勒庞都是群体心理学理论家的重要对话者。拉克劳对该书及其他著作的讨论，有助于深入思考政治的民粹主义维度--特朗普主义及其他右翼民族主义运动已经利用这一维度，并将其推到前台。见 Ernesto Laclau, *On Populist Reason*［《论民粹主义理性》］ (New York: Verso, 2005). [^c1-006]: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反俄狄浦斯：资本主义与精神分裂》］, trans. Robert Hurley, Mark Seem, and Helen R. La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33. [^c1-007]: Luc Boltanski, *Mysteries and Conspiracies: Detective Stories, Spy Novels and the Making of Modern Societies*［《谜案与阴谋：侦探故事、间谍小说与现代社会的形成》］,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Polity, 2014), 144. [^c1-008]: Jane Caplan, “Trump and Fascism: A View from the Past”［《特朗普与法西斯主义：从过去看当下》］, *History Workshop* (Nov. 17, 2016), http://historyworkshop.org.uk/trump-and-fascism-a-view-from-the-past/. [^c1-009]: Andrew Sullivan, “America Has Never Been So Ripe for Tyranny”［《美国从未如此具备滋生暴政的条件》］, *New York Magazine* (May 2, 2016), http://nymag.com/daily/intelligencer/2016/04/america-tyranny-donald-trump.html. [^c1-010]: 尤其参见经诉讼及其他途径获得的白宫无人机相关法律备忘录汇编：Jameel Jaffer (ed.), *The Drone Memos: Targeted Killing, Secrecy and the Law*［《无人机备忘录：定点清除、保密与法律》］ (New York: New Press, 2016). [^c1-011]: 关于奥巴马监管行动的概览，见 Binyamin Appelbaum and Michael D. Shear, “Once Skeptical of Executive Power, Obama Has Come to Embrace It”［《曾经怀疑行政权力的奥巴马，如今转而拥抱它》］, *New York Times* (Aug. 13,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08/14/us/politics/obama-era-legacy-regulation.html. [^c1-012]: 阿尔多·斯基亚沃内在一部详细考察法律技术化历史的著作中研究了这一转变。见 Schiavone, *The Invention of Law in the West*［《西方法律的发明》］, trans. Jeremy Carden and Antony Shuga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c1-013]: 例如，见 K. Sara Myers, “Imperial Poetry”［《帝国诗歌》］, in *A Companion to the Roman Empire*［《罗马帝国研究指南》］, ed. David S. Potter, 439-52 (Oxford: Wiley-Blackwell, 2010). [^c1-014]: 这是斯基亚沃内的用语，我在此有所保留地使用它。见 Schiavone, *The End of the Past: Ancient Rome and the Modern West*［《过去的终结：古罗马与现代西方》］, trans. Margery J. Schneid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191-92. [^c1-015]: 重要的是，正如阿德里安·弗缪勒所证明的，美国行政法--约束行政部门的法律--无可挽回地遍布“黑洞”（以及“灰洞”），使行政部门免受有效司法审查，也因而免于其行为被判无效的威胁，在国家安全领域尤其如此。见 Vermeule, “Our Schmittian Administrative Law”［《我们的施米特式行政法》］, *Harvard Law Review* 122 (2009): 1095-149。行政国家的这一组成部分，与行政权力事实上的扩张相结合，有助于为潜在的独裁夺权扫清场地（不过应当指出，弗缪勒认为，鉴于行政人员所面对问题的复杂性与技术性，法律性从行政中的撤退或“放弃”是有益的）。我们之所以应当畏惧“国家安全紧急状态”，不仅是因为它造成的即时生命损失，也因为它预示着持久的无法状态。 [^c1-016]: 特朗普过渡团队否认科巴赫是获授权代表其谈论移民改革的成员--尽管科巴赫此前已经这样做了一周多--而科巴赫与特朗普小圈子究竟有什么正式关系，仍不清楚。［译注：本注原文将其姓拼作“Kolbach”，正文拼作“Kobach”；此处中文统一为科巴赫，保留原文拼写差异的说明。］ [^c1-017]: 内在人类学这一概念将在下一节展开，并将成为后续各篇论述的参照点。 [^c1-018]: 请注意，法律推理并非仅限于法律解释的正式机关--法院--所使用的技术；执法机关在制定内部政策和标准时进行法律推理，司法部及其他行政机关在评估拟议行动方针是否合宪或合法时进行法律推理，等等。 [^c1-019]: Alexander G. Weheliye, *Habeas Viscus: Racializing Assemblages, Biopolitics, and Black Feminist Theories of the Human*［《身体在场：种族化组合、生命政治与黑人女性主义的人类理论》］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4). [^c1-020]: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重组社会：行动者网络理论导论》］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c1-021]: 运输／变换法律存在者的“市场装置”，显然包括经济推理模板（刻写在法律构造中的主体性形式）、激励结构、经济标准（例如工资标准）和统计量度（例如贫困线），但也包括形形色色的其他组合，它们在新古典经济学中并无位置。 # 第二章　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批判 ## §1 为批判提供正当理由 以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方式构造的主权，将国家与市场融合起来，这种方式势必引发激进左派的批判。毕竟，这是一种公开挑战种族、族裔、性别和经济平等、公民权利及其他左派价值的构造，也毫不掩饰其分裂性、总体化的运作方式。当然，总体正是批判者最偏爱的靶子之一。因此，考察批判的前景似乎是适当的：询问它能够做什么，它的目的或存在理由是什么，同时也询问，是否有障碍正埋伏在前方。 来自各方面的声音--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等等--正在日益严肃地质疑历史悠久的批判传统。但是，至少在最好的情况下，结果并不是一种“对批判的批判”。例如，批判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和洛朗·泰弗诺，成功地大幅度相对化了批判的策略，表明批判与正当化远非某种高等职业的专属领地，而是在日常话语与专业话语中都发挥作用；他们也表明，与提出一种将被认可为可接受且有充分根据的证明相关的约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不同而又彼此不一致的价值经济，如何被用来支持或削弱特定行动或批评。[^c2-001]博尔坦斯基的讲稿《论批判》，不仅是《论正当化》的补充或延伸，更是一部出色的理论之作。这并不是因为它使批判失效或无法运作--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它耐心地探究批判操作的机制、批判与制度的关系、批判在世界中获得实际效力（或未能获得）的方式，以及支撑多种权力形式的政治形而上学。[^c2-002]博尔坦斯基指出，“相对化是批判的第一步”，但这里指的是对社会现实的相对化--“描述社会秩序的总体，预先假定我们要仿佛存在一个位置，能从那里把这一特定社会秩序与其他可能秩序相比较”；而批判社会学的做法，则是相对化批判所作的相对化。[^c2-003]这或许与初看之下的印象相反（“相对化批判所作的相对化”，不就是“对批判的批判”吗？）：结果是对解放社会学的一种嵌入其中、贴近对象、深入探究的扩充，它捕捉到那些贯穿总体与支配形式之建构过程、实际发挥作用的价值所具有的微妙可变性。这种“二阶”论述并不因此获得高高在上的地位，也不处于行动者占据的第一层、基础层之上的第二层；它反而在同一个、唯一的内在性平面中，获得了一种卷入更深、距离更近的反思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如果布鲁诺·拉图尔在评论批判社会学和社会建构论时如此不留情面--这些现代方案致力于破除偶像、揭去神秘面纱、作出指控式揭露，孜孜不倦地在文本中搜寻与杀戮阴谋共谋的线索，不断揭开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缝隙、裂纹和鸿沟--那并非仅仅要让无所不能的批判者尝尝她自己的药。归根结底，他的理由与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相同：增加一剂现实主义，让批判性介入更有机会真正介入现实。不存在某种“社会质料”；那种熟悉的（“批判性”）拓扑学，承认社会交往具有各自独特、相对自主的领域--它既是不平衡发展和结构因果理论的温床，也是自创生再生产理论的温床--却非常不适合这项工作。实际存在的，是大量转译与委托、强弱的考验、可变的样态化、化约与重复、强化与扩展，以及变形和形态生成的互动；它们或许会在经历多次中断与转向之后，最终成为一个社会--前提是，我们慢慢地、谨慎地汇集这些关联，不预先知道它们通向哪里、会做什么，而不是像涂尔干传统那样，多少有些随意地将它们聚合、划分到不同容器之中。 当然，这意味着承认批判以及任何其他探究方式所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拉图尔有一个重要论点，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倾听：批判实践者比她自己以为的更成功，因为她向世界释放的实体，如果建构得好，就可能获得它们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未必令人愉快。正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一样，社会学知识的回路不知否定为何物。正因为如此，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早就谴责社会学家，认为他们帮助自己声称要批判的那些支配行动者进行了“宏观构造”；[^c2-004]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事物“自身便可被化约或不可被化约为其他任何东西”。[^c2-005]无论是实用主义的批判社会学，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都不只是“借其他手段进行批判”。但两者对于批判的未来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它们各自以独特方式先于批判，跟随行动者，追踪关联与位移；而当批判终于登场，开始清理事务、迈出相对化这第一步时，它所发现的这些关联和位移，早已被真空密封在总体化的领域之中了。 至少有两股彼此交织的力量，推动着这些替代性或非传统的探究方式。首先，众所周知，批判容易被批判对象收编。人们担心批判工具可能被、或已经被其他利益所占有，并造成灾难性后果，这种担心有充分根据。最能揭示这一点的例子，仍是拉图尔在那篇著名的“关切之事”论文中指出的例子：从1990年代末直到今天，全球变暖否认者采取了强调“缺乏科学确定性”的策略，以逃避环境监管和减少碳排放的要求。[^c2-006]（创世论者同样主张，就生物进化论的有效性“教授争议”；烟草业则以兜售吸烟与癌症之间联系的“疑问”而闻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c2-007]）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的批判手段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代问题的挑战，恰恰因为那些问题已经吸收了这些批判手段！“整套博士培养项目仍然在运转，以确保优秀的美国年轻人费力学会：事实是制造出来的；不存在自然的、未经中介的、没有偏见的真理通道；我们总是语言的囚徒；我们总是从某个特定立场发言；等等。与此同时，危险的极端分子却在使用完全相同的社会建构论证，摧毁那些来之不易、可能拯救我们生命的证据。”[^c2-008]在《存在模式探究》及其他较近的著作中，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科学人类学家对科学实践所作的更现实、更有经验根据、更经过相对化的叙述，恰恰是恢复人们对科学制度和科学真理价值之信任所需要的东西--这与“科学战争斗士”的主张直接相反。[^c2-009]事实是建构出来的？当然；难道你还以为它们以完整成形的状态从天而降？如果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哪怕有几分接近人类学对诸科学的理解，像“气候门”这样的“丑闻”就不可想象。按照这种观点，将科学事实形成的过程公开，将稳定一组人类与非人类关系并扩大它们之间联系所需的艰苦集体劳动公开，将运作中的科学透明地呈现出来，将有助于恢复对诸科学及其使争论得以闭合之技术的信任。这也将转化为人们更能接受“气候争论”的结束；当然，这种情形甚至不会被识别为一场争论，而只会被看作正常的科学现象。 恢复对科学制度信任的努力，很容易被误解为替现状辩护。例如，暂且撇开这一论证对于挑战全球变暖否认论、创世论，以及从石棉、烟草到石油、天然气等产业的反科学议程所具有的效用，如果把相同论证用于法律或政治之类的情境，岂不就成了对法律或政治秩序的保守辩护？只要法学家更坦率地公开他们的偏见与牵连，公众便可重新信任司法机关的正直；只要政治人物少一些含糊、多一些直率，政治就不至于名声如此糟糕！换句话说，无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法律、政治或它们所属的制度；恰恰相反，需要的是回到过去的状态。 （我们暂且可以撇开这样一个反讽：20世纪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激进进步派，恰恰曾用这些论证来反对法律与政治机构固有的腐败，并呼吁改革或取代它们。）这种反驳毫无道理。它没有看到，对科学、法律或政治实践的人类学描述，恰恰质疑了相关机构的认识论基础。把这一论证的逻辑充分展开，就会得出结论：必须重新想象、重新设计这些机构，不仅要使它们与实际实践保持一致，也要让它们符合自己声称要保护的价值。例如，“科学”的认识论，对全球变暖否认论所代表的科学制度危机负有部分责任。我们无法恢复对现有设计下的科学制度的信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之上的。因此，借用一个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常用的比喻，对诸科学的人类学描述，是通往制度变革道路上的“必经之点”；这一点对其他实践也大体成立。目的远非仅仅捍卫现状，而是质询那些被我此前称作行动者自身“元语言”的东西所编码的价值，质询行动者实际实践所施行或预设的具体本体论，从而使那些引导制度误入歧途的认识论净化和合理化不再能够构成阻碍。 这将我们带到一个相关问题，即推动“后批判”进路的第二股力量：科学真理陈述所具有的强制效果。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科学话语要求人类服从的方式，是政治主张做梦也无法企及的，而这一直是驱动拉图尔工作的一个因素”。[^c2-010]当然，必须参照上文的论点对此加以限定：那些恶意的建构主义论证、游说活动，以及蓄意制造无知的无知学策略，恰恰是在尝试破坏（某些）科学话语的政治价值，而且经常运用批判的工具。但必须注意，它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愈加猛烈地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幽灵：按照这种认识论，存在一个独立的、非社会的、非文化的领域--“自然”--它是普遍的、永久的、外在的；某一种特殊的探究方式--西方科学--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通道进入它，仿佛占据着上帝视角。其论证是：既然受到审查的事实出自人类、太过人类的双手（更不用说仪器、研究经费、期刊……），它们就不可靠，在“自然”中扎根不足，以“科学”的标准衡量也不合格。因此，归根结底，这些例子甚至不构成一般规则的例外；一般规则仍然是，科学真理比公开承认自身政治性质的陈述更有力地要求服从，因为这些例子仍在依赖一种关于“自然”的政治理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把这些替代进路看作对批判的放大；前提是，我们依据批判的目的来理解它，而不是依照任何僵硬的方法论。批判的目的必须稍作移位，以确保它能在被收编之后继续存活。在本篇余下部分，我将从几个不同角度考察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的结构，汇集那些将构成其政治生态学的联盟；政治生态学是第三篇论述的对象。 ## §2 “脚踏实地” 如果你问普通的特朗普支持者为什么打算投票给他，或实际上为什么投票给他，你最先可能听到的理由之一，就是他“脚踏实地”（*down to earth*），他“有话直说”，他“毫不留情”。这种诉诸特朗普局外人、反建制地位的说法--危险地把蛊惑人心同真实坦率混为一谈--具有分析上的用处，因为它有助于展开这里运作着的政治本体论。我们必须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大地、怎样的坦率、怎样的凶猛，如此迷住了这些选民？在我看来，这些要素无法分开，而是以某种方式彼此交织。它们构成一块领土、一种修辞和一种情绪，三者浑然一体，是镀金堡垒中的一块块砖石。 在上一篇论述中，我们已经瞥见了特朗普主义的“大地”：专制代表的政治体制，依赖于将“民族”系在“自然”上的联系之牢固性。如我在那里所论证的，专制者的身体（为求清楚，也可称专制的政治身体），只能站立在它所宣称拥有的领土上；而这块领土，就是一个冷冰冰地客观、统一而普遍、永久且不可渗透的“自然”。只有这样一种“大地”，才能承受“民族”的矛盾诉求，并容纳它对自身的形象。毕竟，“民族”（Nation）与“自然”（Nature）有着共同的词根：出生、*natus*、诞生性。它们恰如其分地一同诞生：在深层意义上，“自然”总是民族主义的，而“民族”总是自然主义的。 那么，它的修辞呢？它同样是出生的标记，是本土主义的标记。本土主义、反移民的思维显然居于特朗普纲领的核心；不过此处，我们严格指的是组织其竞选活动、并显露出某种特定政治概念的修辞参数。暂且撇开演说的确定内容，特朗普给许多选民留下的印象，是他不受惯例和审查性准则（尤其是政治正确）的约束，而他们自己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特朗普那种“如电视所见”的自我表演，他过度夸大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言语吹嘘，将其仰慕者被禁止表达的野兽般的族群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暴力激情，在修辞上浓缩、在模仿上凝聚起来。充分拥有这些激情的特朗普，必然代表着某些美国人心目中“男人”应有的形象--同时是理想和拟像：不受束缚、毫不自抑、不臣服于任何人。关于特朗普选民的许多报道和访谈表明，宽容和基本礼貌的准则构成了沉重负担，要求这些人扼制、压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信念，以免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偏执者、恐同者之类的标签。这些观察并不必然与特朗普本人不宽容言论的内容存在因果关系；要点更宽泛：总体而言，特朗普的直言无忌，使其他人得以更公开地表达自己，而不顾被冒犯者的情感反应（或其他反应）。但基于对他人立场的同情性考虑而进行抑制、培养克制，不仅是体面最基本的要素，也与本土主义话语相反，因为后者依赖古老习俗筑起的围墙--没有外国人能够翻越的围墙。因此，除了民族主义和自然主义，我们还必须把本土主义加入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的组成之中。 最后，特朗普主义那凶猛的情绪又如何？显然，特朗普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其他人在一系列议题上的愤怒，并忠实地传达出一种义愤--其支持者觉得自己不仅无力表达，而且在结构上被排除于表达这种义愤之外。我在这里指的，不是政治正确的准则，而是民主政治的组织方式。那是被中间派政治建制排除在外的人群的狂怒、群众的噪声：因为“狂怒也属于众人，而且首先属于众人；众人奔涌四散，像洪水一样覆盖空间。［……］为了忘却狂怒中人群的挤压，压制众人和人口，人们才把愤怒的英雄和整齐有序的军队准备好、建造好、表现出来。”[^c2-011]一种反复出现的说法--事实上，特朗普本人也经常这样说--声称特朗普成功动员了庞大的人群、一个多样化的沉默多数，去对抗腐败的政治建制；暂且悬置这一说法的真值，仅特朗普集会的情感色调，就足以印证这样一种看法：某种受到压抑的众人，无论其构成如何，的确把特朗普塑造成了自己的狂怒英雄。米歇尔·塞尔以其不可模仿的嬉戏式迂回，帮助我们解开这里的关联：众人的噪声，是恶心、晕船在词源上的一条曲径，是一种航海现象；它没有稳定的地面，只有一艘 *naus*（希腊语中的“船”），而这又绝非与拉丁语 *natus* 毫无关系。在狂怒中，特朗普主义者暴露出自己那喧嚣的起源：恰恰是如今他们拒绝倾听、因而威胁着要再次吞没他们的海洋。另一种更深层的本土主义。 其他民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难道不也涌动着类似的喧闹声吗？这里的例子不断增多，但尤其让我们想起贝尔纳·斯蒂格勒对法国选民在2002年4月令人震惊地支持让--玛丽·勒庞的分析；这一结果把2002年5月的总统角逐变成了右翼候选人希拉克与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间的对决。2002年的勒庞，与2016年的特朗普一样，以排外的国家安全纲领参选，主张退出欧洲、迅速驱逐移民，并优待在法国出生的本土工人。国民阵线的政策和修辞令人厌恶，却仍得到数百万选民支持；斯蒂格勒从中察觉到法国选民中一种躁动的“不安生存”，并据此论证：造成这种状态，以及它所意味着的权利丧失和能力被剥夺的原因--至少相当一部分责任--在于符号交换使一切同步化、标准化的逻辑，包括它对政治、艺术与娱乐的殖民。[^c2-012]尽管斯蒂格勒的论证存在问题，尤其是其还原主义，但它有益地提醒我们，应当考察生存美学与符号异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滋养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这并不是说，同样的噪声、这种不安生存、这种晕船或眩晕，不能帮助界定并维系一种非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译注：原文在“not to deny”之后又使用“cannot”，否定结构疑有讹误；此处依据紧接着“相反”之后的论证，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理解。〕相反，2016年美国大选的悲剧之一，恰恰在于民主党没有以实质性回应给予这种噪声应有的尊严，而是主动使它噤声。我们将在第四篇论述中回到这一点，并探讨斯蒂格勒辨识出的这些论题（*topoi*）如何开启新的政治可能性。 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把 *natus*，即出生，奉为最高的神圣之物。我们已经把整座建筑分解为领土、修辞和情绪；它们共同见证了某种强迫性地重复出生创伤的冲动，渴望一个经过净化的“民族”重新诞生--回到他者出现之前那种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状态，并最终--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精神分析--回到惰性的、无机的状态。因此，领土被剥夺生命，修辞形式不再自抑，面对符号异化和中间派政治封闭的反应是狂怒。这种以出生为本的政治本体论，只能产生死亡的政治。 换言之，这个神话性的 *natus*，与另一个同样神话性的实体相配对：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驱力。像一位合格的现代人那样，弗洛伊德把死亡驱力（*Todestrieb*）关在一个生物--心理的围场中，声称它是从原初的无生命物质中形成的。[^c2-013]死亡驱力迫使有机体驶向自身的死亡；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等同于一种无生命的静止状态：“所有活的实体最普遍的努力”，就是“返回无机世界的宁静”。[^c2-014]我们应当从“实体”的这种“努力”中听到斯宾诺莎的 *co-natus*，即生命的内在力量；弗洛伊德揭示出，这种力量总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不过严格说来，只沿着那些“有机体自身内在的［……］返回无机存在的道路”。[^c2-015]它构造了整套心理经济，其特征是力比多的积累、移情行为、交换和投注、调节机制等等。但只须看一眼我们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电网、开采技术、工厂和工厂化农场、车辆，简言之，看一眼“自然”与“民族”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就能发现，同一种死亡驱力也在事物之中运作：在那些空间生态中运作--这些生态由弗洛伊德认定承载着死亡驱力的有机体所发明，或与这些有机体共同生产--并在它们为了维持自身存在而建立的化学循环及其他经济中运作。 在特朗普主义的庇护下，“民族”的回归，无疑是把确定性重新刻写进一个在方位与方向上日益含混的世界--一个全球体。正如弗洛伊德分析的重复强迫，特朗普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失控感；这种失控感困扰着的不仅是选民，也包括日益混乱、失去舵向的全球体本身。事实表明，全球体是无法被掌控的：如我们在上一篇论述中看到的，全球体的科学--经济学--背叛了其居民。在这一点上，应当注意到：科学事实的建构性被揭露，与经济不平等的建构性被揭露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平行关系。在两种情况下，处境化的、有争议的、不确定的关联与联盟，都激起类似反应：如果气候科学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它便不是源于“自然”的，因此是假的，所以不可容忍；如果经济不平等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它便不是源于“自然”的，因此是不公正的，所以不可容忍。这种推理依赖于批判理论家喜欢称作二律背反的东西：它预设（科学上的）虚假与（道德上的）不公正相等同，但这就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恰恰是它对“自然”的承诺原本要禁止的混合。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走得足够远，就会触及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宇宙中，生态学与经济学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自然”把世界组织成两类：第一性的、客观的、普遍的、坚实的事实，以及第二性的、主观的、特殊的、可争辩的价值。[^c2-016]但反对气候科学的动员--一种科学、政治和宗教话语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的动员--清楚表明，即便这一图式的支持者也不能完全相信它。要理解对气候科学的攻击（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图式正在发生转变，因为生态学这一“自然科学”正在、或正被人从“事实”一栏移到“价值”一栏。然而，这种转变本身就会使整个安排变得可疑：还有什么能比碳循环和岩石风化、藻华和海洋酸化更属于事实、更“自然”呢？与此同时，凭借20世纪所获得的数学装置支撑的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则不得不被说成正在从“价值”一栏迁移到“事实”一栏。然而，这同样只会引起更多疑问：还有什么比价值理论与价格指数编制、供需链条、激励结构和财富分配更具社会性、更加承载价值呢？随着全球体的到来，“自然”以及“社会”，作为解释世界的框架，正在失去可信性。这足以让人渴望童年、渴望初生时的单纯！ ## §3 主权划分 我们还没有足够深入地考察主权问题。从第一篇对专制代表体制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民族”构成专制者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代表能够穷尽它，甚至无法充分代表它。事实上，应当清楚的是：代表是由那些在“民族”中找到归宿的人生产出来的，同样，代表也为他们发言、领导他们，并由此把他们生产为被代表者。一个直接后果是，虽然不能将被代表者的罪行直接归罪于代表本人，但对于代表曾经招引、肯定、合法化或授权的那些行为，我们能够、也必须将责任归于专制者的身体，归于“民族”。因此，毫无疑问，即使特朗普（以及可能还有其他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在取得职位后，撤回那些推动其竞选的仇恨言论，并否认同那些高声支持他参选的仇恨团体有关联，他仍然要对它们的行动承担共同责任。从2016年11月8日起的几周中，已有数百起仇恨犯罪得到记录--其中许多是为庆祝特朗普当选而实施的，例如，把著名竞选口号与卐字符配在一起，或对口号略作改动，明说那些原本一直隐含其中的东西（如“让美国再次属于白人”），然后喷写或刻在女性、犹太人、黑人、拉丁裔、穆斯林和LGBTQ居民拥有的车辆及其他财物上。特朗普当选之后，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令人不安的事件，形式多种多样：学童在午餐时高喊“建那堵墙！”，建立ProfessorWatch网站来监视“左翼”教授，以及多次试图在卫生间和其他公共设施中模拟种族隔离（例如张贴“仅限白人”的标志）。这些都是经过委托、接力传递的主权行为。 “主权者”并非如施米特的著名定义所说，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c2-017]更确切地说，主权者是把例外与共同者划分开来的那个存在。主权划分首先是把“人类”与“自然”分开的划分。主权者会死亡，却又是人为的、技术性的、义肢性的、跨身体的、不可分割的、理性的和神圣的；它悬置了仅仅机械的、肉身性的、可分割的、非理性的“自然”的原初状态，并为自身保留动物性、生与死的权利。这样的主权首先属于“人”：他通过奠立、设立一个主权者，开创一种政治代表逻辑，从而把自己移出“自然”。主权决定，即诉诸非法律、恢复一个“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的“自然”的神圣权利，总是继主权划分之后而来。主权者通过划分、总体化、把臣民纳入一个新的政治身体，实施吞噬。[^c2-018] 另一种吞噬实践，则塑造出另一种政治本体论。共生与共生发生的生物学，把琳恩·马古利斯所谓“陌生者的亲密性”置于前景：也就是说，这种进化生物学理论解释遗传变异或创新时，诉诸的不是亲代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随后被自主的个体后代继承，再由它们的存活与否来检验；顺带说一句，这是一种将社会科学中的经济竞争、成本／收益和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进行生物学编码的方式[^c2-019]--而是诉诸横向转移或转导，由此让后代获得多样的、组合性的基因构成。[^c2-020]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叙述预设了（自私的）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可分离性；共生论的叙述则表明，进化发展通过联结、包裹、联盟和依附而推进。多细胞有机体远不是在一个与自身分离的环境中行进，而是本身就由其伙伴构成；这些伙伴从内部重塑它，而它也不断为了其他已经在场或尚未来到的存在者重塑这些伙伴。“在整个动物界发现共生现象，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古典的孤立个体性概念，转而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模糊了有机体的边界，也使本质性身份这一概念变得不清楚。”[^c2-021]正如人们所说，“一直到底”都是复合体、关联和关系性物质。从这个角度看，人为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工业化的非人类种族灭绝的一种委婉说法--所涉及的利害，应当显而易见。原来，环境从来无非就是那些同样占据这一片土地的他者、伙伴、盟友和生命线，而不是一个由自身规范（自然法则）支配的二阶或更高阶“系统”。规范始终在行动者自身之间重新协商：内共生体将它们的法则施加给原生生物，原生生物又反过来将自己的法则施加给内共生体，从而把呼吸、发酵与营养连接成一股他律的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共生者的法理学具有任何永久性或普遍性；相反，它们共同表述的规范，只对那些规范为之发明的特定生物合成考验有效。正如“人类”所发明的以人为中心的种种法律性一样，一体化、自主、普遍的“法律系统”（这里即“自然法则”）也是幻象。 因此，另一种非现代的主权本体论，将以不同方式运用划分：它不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确立固定、静态、持久的界线，不为原子论的人类学背书，而是在彼此结网的共生者集体之间，作出可移动、暂时、可修订的划分。结果是一种可分割、可渗透的主权；在另一种政治本体论中，这严格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借用并改写拉图尔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处处都是例外的主权概念，[^c2-022]因而也在一切事物中共同存在。许多--大多数--主权者完全缺乏获得承认、能够以其名义发言的政治代表（没有哪个“民族”为西南极冰盖或北极冰层、亚马孙雨林、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珊瑚礁、海洋及其他生态系统，或者动植物物种发言）；这表明的是现有政治代表制度有所欠缺，而非它们缺乏主权。[^c2-023]这些代表制度，即使一点一点地将主权权力让渡给“市场”，仍保留着特朗普主义所推进的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的大部分传统线索。最重要的是，主权不可渗透、不可分割的性质并未受到质疑，由此衍生的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政治人类学也没有受到质疑。个人主义与“人类例外”关系密切，或许是主权“民族”身体的一个结果，或一个谓项；这个身体被从多重主权中撕扯出来，而那些主权不断质疑它，并积极重塑它，正如上升的海洋重塑国家领土的边界。 “很快，民族国家声称对一块无论如何正在脱离其掌控的领土代表全部主权，就会显得与国王声称行使绝对权力一样奇怪。”[^c2-024] 我们在本节之所以开始质疑主权的本体论，是因为责任问题。坚持责任这一词汇十分重要，恰恰因为这里的“主权例外”--“人类例外”--本身就是一种回应：它回应的是集体依存的一种根本不确定的处境，这种依存既是跨国的，也是跨文化、跨时间、跨物种的；它还回应人类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人类／非人类的纠缠、主权的多重性，以及行星的有限性。换言之，这是一种否认自己是回应的回应，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移开目光”，却把自己装扮成面对族裔挑战与自由主义压迫时勇敢、独立的立场选择，是对唐娜·哈拉维所谓“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的彻底拒斥。[^c2-025]哈拉维善于把思想从窒息它的僵硬围场中震松；我们应当向她关于回应能力的思考学习。哈拉维讲述物质与符号不大可能发生的结合所展开的历险，不是为了描述而描述、为了虚构而虚构，而是为了增加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有能力回应超越人类的组合，与它们共同生成，回应那些出人意料的共生者与伙伴，以及其他熟悉的或陌生的亲族。回应能力的词汇，既不追求统一，也不追求权宜，而是连接性的、逐渐增生的。它是一种处境化的、肉身性的、经过实践的承认：存在者“彼此攸关”，[^c2-026]不是在“一”或“全体”的一般性、公理性意义上，而是在诸一、诸全体、诸多与诸少组成的多样体之中。因此，这恰恰是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无法容忍的，因为后者严格通过整体一块的主权划分来运作。要培养这种能力--重新拾取、延伸、转化并即兴应对深层与表层的不确定性、多物种的生存困局，以及共造的世界生成--就需要调谐于那种始终超出个体的东西--毕竟，有什么不超出个体呢？--更要调谐于超出“人类”本身及其“自然”的东西；伊莎贝尔·斯唐热以她特有的轻描淡写，称之为“关注的艺术”。[^c2-027]可耻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及其主流报道，几乎没有触及那一窝被方便地概括为“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的、达到灭绝规模的生态政治问题，更不用说被归入这些能指的众多更具体、同样具有毁灭性的生态现象，或与这些能指没有直接关联的现象，例如进入水道、土壤和空气的有毒杀虫剂与其他化学污染物，以及不负责任的塑料、“电子垃圾”及其他废弃物处理技术。至于这些现象给贫穷国家带来的不对称影响，更几乎无人提及。正如罗布·尼克松精辟地指出的，这种缓慢暴力由于环境时间的跨世代节奏，以及生态活动在空间上的错位，缺少景观性或戏剧性，因此很少能够介入由“突发新闻”驱动的媒体周期。[^c2-028]这些条件使培养回应能力的难度呈指数增长，并延续了（西方的、主权式的）自主幻觉--其中最重要的幻觉，是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回应。[^c2-029] 但任何存在者，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不会独自行动。有意与无意的后果、预见与未预见的副产品、派生的与原创的行动和变换，都会从任何事件发生之处如涟漪般扩散。我们尤其应当关注这些偶发事件与效果，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共生者；共生者接过我们的行动，重新转译，再将它们导向其他存在者，包括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些持续发生的变换，不使自己有能力回应那些超出我们的东西，就会完全错失生态经验那脆弱却富有韧性的组织：它由相互联结的行动／反应链条构成，这些链条像以慢动作拍打的波浪一样，回转到它们所连接的一切行动者身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写作者拾取并转化启动她写作的那条关联线索，小心避免用那些过快聚合起来的集合体和抽干能动性的“大原因”来轻率指代，从而误述其轨迹、丢失这条线索；科学家运输铭写，以便一点一点在相异的参照框架之间建立持久联系，而不是召唤那些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划分开来的空洞认识论，用来解释结果的稳定性；如此等等。问题在于回应那些攫住我们的东西，甚至变得配得上那些攫住我们的东西；这意味着放弃那些只会通过让我们得出“毕竟，一切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结论，来遮蔽并支配攫住我们之物的资源。 我们相对化得足够了吗？ ## 第二章原注 [^c2-001]: Luc Boltanski and Laurent Thèvenot, *On Justification: Economies of Worth*［《论正当化：价值的经济》］, trans. Catherine Port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c2-002]: Luc Boltanski, *On Critique: A Sociology of Emancipation*［《论批判：解放的社会学》］, trans. Gregory Elliott (Cambridge: Polity, 2011). [^c2-003]: 同上，45。 [^c2-004]: Michel Callon and Bruno Latour, “Unscrewing the Big Leviathan: How Actors Macrostructure Reality and How Sociologists Help Them to Do So”［《拆解大利维坦：行动者如何宏观构造现实，以及社会学家如何帮助他们这样做》］, in *Advances in Social Theory and Methodology: Toward an Integration of Micro- and Macro-Sociologies*［《社会理论与方法论的进展：迈向微观与宏观社会学的整合》］, eds. Karin Knorr-Cetina and Aaron Cicourel, 277-303 (London: Routledge, 1981). [^c2-005]: 这就是不还原原则。Bruno Latour, “Irreductions”［《不还原》］, in *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法国的巴斯德化》］, trans. Alan Sheridan and John Law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c2-006]: Bruno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 From Matters of Fact to Matters of Concern”［《批判为何耗尽动力？从事实之事到关切之事》］, *Critical Inquiry* 30 (2004): 225-48. [^c2-007]: 见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怀疑的商人：少数科学家如何在从烟草烟雾到全球变暖的问题上掩盖真相》］ (New York: Bloomsbury, 2010)；另见 Robert N. Proctor and Londa Schiebinger (eds.), *Agnotology: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Ignorance*［《无知学：无知的制造与消解》］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c2-008]: Latour, “Why Has Critique Run Out of Steam?”［《批判为何耗尽动力？》］, 227. [^c2-009]: Bruno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存在模式探究：现代人的人类学》］,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c2-010]: Kyle McGee, *Bruno Latour: The Normativity of Networks*［《布鲁诺·拉图尔：网络的规范性》］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6. [^c2-011]: Michel Serres, *Genesis*［《创生》］, trans. Geneviève James and James Nielson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54. [^c2-012]: 见 Bernard Stiegler, *Symbolic Misery*, Vol. I: *The Hyperindustrial Epoch*［《符号的贫困》第一卷：《超工业时代》］, trans. Barnaby Norman (Cambridge: Polity, 2014). [^c2-013]: Sigmund Freud, *Beyond the Pleasure Principle*［《超越快乐原则》］, trans. James Strachey (New York: Norton, 1961)。正是重复强迫，使弗洛伊德推断存在一种趋向死亡和无机状态的驱力。 [^c2-014]: 同上，56。 [^c2-015]: 同上，33。 [^c2-016]: Alfred North Whitehead, *The Concept of Nature*［《自然的概念》］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20). [^c2-017]: Carl Schmitt, *Political Theology: Four Chapters on the Concept of Sovereignty*［《政治神学：主权概念的四章》］, trans. George Schwab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5), 5. [^c2-018]: 见 Jacques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 Vol. I［《野兽与主权者》第一卷］, trans. Geoffrey Bennington, eds. Michel Lisse, Marie-Louise Mallet, and Ginette Michau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9). [^c2-019]: 见这篇出色的论文：Scott F. Gilbert, Jan Sapp, and Alfred I. Tauber, “A Symbiotic View of Life: We Have Never Been Individuals”［《生命的共生观：我们从未是个体》］, *The Quarterly Review of Biology* 87, no. 4 (2012): 325-41. [^c2-020]: 关于马古利斯思想的简短介绍，见 Lynn Margulis, *Symbiotic Planet: A New Look at Evolution*［《共生星球：重新审视进化》］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8). [^c2-021]: Gilbert et al., “A Symbiotic View of Life”［《生命的共生观》］, 326. [^c2-022]: 这描述了拉图尔思想中政治圆环的轨迹。见 Latour,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存在模式探究》］, 327-55；Latour, “What If We Talked Politics a Little?”［《如果我们稍微谈谈政治，会怎样？》］, *Contemporary Political Theory* 2 (2003): 143-64，尤见163页注10（163n10）。 [^c2-023]: 关于一项为海洋、森林、矿藏及其他非人类集合体提供政治代表的实验，见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 Eight Lectures on the New Climatic Regime*［《面对盖娅：新气候体制八讲》］,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Polity, 2017), Lecture Eight［第八讲］。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我分析了莱布尼茨政治与形而上学中的相对或分割主权概念，并论证这一概念延伸至非人类行动者。见 McGee, “Demonomics: Leibniz and the Antinomy of Modern Power”［《魔灵经济学：莱布尼茨与现代权力的二律背反》］, *Radical Philosophy* 168 (2011). [^c2-024]: Latour, *Facing Gaia*［《面对盖娅》］, Lecture Eight［第八讲］。 [^c2-025]: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thulhucene*［《与麻烦共处：在克苏鲁世结亲》］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哈拉维对人类世的紧迫性与回应不足的刻画，与这里的问题直接相关：“放弃思考能力意味着什么？这些被称为人类世的时代，是包括人类在内的多物种危急时刻：大规模死亡与灭绝的时代；灾难奔袭而来的时代，人们愚蠢地把灾难具体形式的不可预测性当作不可知本身；拒绝认识、拒绝培养回应能力的时代；拒绝及时置身于奔袭而来的灾难之中并面对它的时代；前所未有地移开目光的时代”（同上，35）。 [^c2-026]: 同上，132页。 [^c2-027]: Isabelle Stengers, *In Catastrophic Times: Resisting the Coming Barbarism*［《灾难时代：抵抗即将到来的野蛮》］, trans. Andrew Goffey (Ann Arbor: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5), 62。她解释道：“这里所说的‘使’，是指注意力并不关联于那些预先被认定值得关注的东西，而是一种创造义务的东西：要求我们想象、核查、设想后果，这些后果会牵动我们习惯于彼此分开的事物之间的联系。简言之，使自己给予关注，是说关注要求我们懂得如何抵制这样一种诱惑：把必须纳入考虑的东西与可以忽略的东西分开”（同上）。 [^c2-028]: Rob Nixon, *Slow Violence and 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缓慢暴力与穷人的环境主义》］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2-029]: 正是因此，直接影响美国各州的强烈风暴、野火、长期干旱及类似过程，仍然是生态危险最可见的迹象。它们得到主流媒体大量报道，尽管与空间上遥远地区发生的事件相比，其重要性（以及人员伤亡率）都相形见绌。结果，美国在其生产和消费实践中产生的（以及美国所控制的）碳、甲烷和其他排放，与其他地区海平面上升、冰层融化、海洋酸化和天气模式变化之间的联系，被遮蔽了。 # 第三章　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 ## §1 最黑暗的因果性 “全球变暖这个概念是中国人为中国人创造的，目的是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特朗普在2012年11月6日发推说。这只是特朗普关于气候骗局最出名的一条推文；一个网络档案收录了他在2012年11月至2015年10月间发布的100多条推文。这些推文直接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声称气候数据遭到“操纵”，还奇怪地指责环保“骗子”因为天气寒冷而不再说“全球变暖”，改用“气候变化”，诸如此类，冷嘲热讽，不一而足。[^c3-001] 仿佛是某种诗意的报应（或不公），就在特朗普当选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11-2015年全球气候》报告。[^c3-002]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证实，这五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此前的纪录由2010-2014年这五年保持），2015年则是截至当时最暖的一年，而2016年正朝着超过2015年的方向发展。[^c3-003] 报告指出，“2015年也是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无论采用1850-1900年还是1880-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ºC以上的第一年。”[^c3-004]（请注意，研究人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及其他组织呼吁协同行动，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平均值以上1.5-2ºC；现在看来，这一前景似乎已遥不可及。[^c3-005]）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还确认，2015年大气二氧化碳年平均浓度为400.0 ppm。[^c3-006]（2013年5月的某一天，全球CO₂日浓度首次达到400 ppm；2016年3月，全球CO₂月平均浓度首次达到400 ppm。）根据2015年《温室气体公报》，2004至2015年人类活动排放的全部CO₂中，44%仍被滞留在大气中，其余56%则由海洋及其他碳汇移除。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还提供了其他温室气体，以及北极冰融化速率（海冰范围为有记录以来最低，这意味着融化速率已经上升）、海平面上升速率（2015年创纪录；2011-2015年持续上升，西太平洋尤为明显）、降水异常、热浪、寒潮、热带气旋、洪水、干旱与强风暴的最新数据，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人为气候变化。[^c3-007] 本书无意复述气候科学；我援引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只是因为它恰好与特朗普当选同日发布。选举后，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比竞选期间更详细地谈及气候变化。面对一屋子的“自由派”记者，交易者特朗普比煽动者特朗普说得多得多。他的评论虽然散漫而含混，但这里仍将相关部分照录如下（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 **特朗普：**……不过，有很多聪明人不同意你们。我思想很开放。我会研究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即有关气候变化的事情］，我们会非常认真地看待它。不过，我保持开放的态度。 > > **阿瑟·苏兹伯格：**那么，先生，既然我们住在一座岛上，我想感谢您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风暴现在造成的影响，对吧？我们亲眼见过。确确实实。 > > **托马斯·弗里德曼：**不过，您对此确实保持开放的态度？ > > > **特朗普：**我的确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且阿瑟，我们一直都有风暴。 > > **苏兹伯格：**但没有这样的。 > > **特朗普：**你知道，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是在1890年代，98年。你知道，可以为不同的看法提出很多说法。我完全保持开放的态度。 > > 我叔叔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35年教授。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科学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他……很久以前，他有些想法--那是很久以前--他对这个问题有些想法。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确定究竟会不会有人真正弄明白。我知道我们有，他们说一边有科学，可另一边又有那些科学家之间互相发送的可怕邮件。那是在哪儿，日内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五年前？糟透了。他们被逮个正着，你知道，所以你看了会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告诉你：清洁空气极其重要。清洁的水，晶莹洁净的水，极其重要。安全极其重要。 > > 而且你知道，你提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我有一些非常、非常出色，而且非常成功的高尔夫球场。因为我的做法，你知道，我获得了那么多环保奖。我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获得了大量奖项。有时候我会说，其实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有些人会笑，而另外那些了解我的人知道，这是真的。开放的态度。 > > **詹姆斯·班纳特：**您说保持开放的态度，是说您只是不确定人类活动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您认为人类活动与此有关，还是无关？ > > **特朗普：**我认为目前……好吧，我认为存在某种联系。有某种，某种东西。这取决于有多少。也取决于它会让我们的公司付出多大的代价。你得明白，我们的公司目前没有竞争力。 > > 它们真的大多没有竞争力。大概四周前，我开始在很多演讲里加上一句小小的话：自［乔治］W.布什以来，我们失去了70,000家工厂。70,000家。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数字时说：“那肯定是打错了。不可能是70，不可能有70,000家，你都不会想到这里有70,000家工厂。”可它没有打错，是真的。我们失去了70,000家工厂。 > >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了。我们必须使自己具有竞争力。我们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有很多。 > > 那正越来越成为其中的原因。因为许多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与我们的总统或别的什么人订立协议，然后却不遵守协议，这你们知道。而它们的公司生产产品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我会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件事，我想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我想人们会听我的话，尤其是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我们会通知你们的。[^c3-008] “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我们的公司目前没有竞争力”，所以，美国究竟会采取措施避免全球生态崩溃，还是反过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过程恶化、加速，“我们会通知你们的”。削减碳、甲烷及其他有害排放，对开采活动、管道等施加严格限制，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只有一线渺茫的可能，那就是排放不会被提高到彻底自杀性的水平。选举后的特朗普--正是那个与阿尔·戈尔会面的特朗普，按戈尔的话说，这次为媒体消费而精心设计的会面旨在就环境问题寻找“共同点”--稍受推动便至少愿意做出放弃长期否认运动的姿态，当即承认，对他而言，这个问题始终是经济问题，而非生态问题。但是，被归在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标签下的诸种问题，具有不可化约的生态性与经济性--以及政治、法律、道德、认识论、历史等一系列性质，因为它们使一切教条式的学科围栏和界线都变得可疑。特朗普在选举前的否认言论与选举后的“开放态度”言论，在表面上互不一致，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却完全是一回事。 首先，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和阿尔·戈尔所采取的和解口吻，只不过又一次展现了特朗普那尽人皆知的反复无常和两面三刀；如果他承认的“联系”微不足道、毫无威胁，以至于仅仅构成一枚筹码，可以在一种广泛的环境去监管战略中被下注输掉--这种战略旨在促进国内生产力，并让包括数名特朗普内阁获提名者在内的化石资本家中饱私囊--那么，他的议程与任何名副其实的生态改革之间都根本不存在“共同点”。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组主张--选举前的否认主义与选举后的不可知论--都预设了一个丧失生命力的世界：在其中，自然无法作出反应；被动、机械的自然在本体论上与主动、有意图的人类相分离；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民族的经济利益仍有可能与那些侵入这些利益的自然过程取得平衡。下一节将会看到，从形而上学上说，这些言论预设了一个历史已经彻底终结的世界，以至于威胁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气候灾难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毫无原则、认为一切皆可摆上谈判桌的虚无主义者，正与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企业恶棍携手攀上政府最高层，这正是迄今最有力的证据。这样的发展只有在对末日已经过去抱有极端确信时才可能出现。 或许有人觉得，我对“自然”的批判有些过火；没有人真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我的评论所针对的只是稻草人。我真心希望事情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自然”是一个荒谬而粗制滥造的构造物。然而遗憾的是，我并未夸大或横加指责。人们很少以我赋予它的形式来为自然辩护，即把它当成一种能够表述为论题或主张的本体论或宇宙论基础。希望对某些人而言，仅仅把自然的主张明确陈述出来，就足以驳倒它们。但是，无论它多么错误、多么不现实，这种本体论或宇宙论基础都并不罕见。仅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即使在我猜想不久就会被称为“批判气候研究”的东西之中，也就是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大体上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话语中，我们也能找到它。我们最不该料到在这里遇见自然，然而它却在这里颇为自由地流通。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在他那部文笔出色的劳工与化石燃料社会史中，一再提醒我们：从来没有哪块煤靠自己压垮、撞倒或卷走任何人；煤、石油和天然气是通过特定的人类行动，才在物理化学和社会政治两种意义上成为力量形式的。[^c3-009] 这一无可辩驳的观察以其鲜明的简洁性颇具吸引力，马尔姆也从中推导出重要见解；但它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恰恰是因为煤、石油和天然气从来不曾脱离社会关联。不存在这些实体不受联结纽带牵系的情况。即使埋在地壳深处，即使尚不为地表居民所知，地质过程（埋藏和沉积、板块构造加热）与选择性分解过程（化学关系的分解将碳以外的元素排除，并吸收汞等其他化学物质），也会创造并改变各种关联；正是这些关联界定了煤的边界和形式，也界定了环绕并穿越它的地下水循环和化学循环。这些过程有助于集中并保存凝结在煤层中的太阳能，封存大量碳，从而维持煤在地下的存在，也会从地下水流中移除铀这类效力强、且往往危险的化学物质。如果一定要说煤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仅要考虑这样的地质和地球化学过程，还要考虑参与其生产和稳定的微生物与太阳的能动性。与地质和地球化学过程一样，这些也要求科学的工作；需要沉积学家、细菌学家、材料科学家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通过传感器和仪器、理论与充足经费的介入，约束这些能动性，以强制或欺骗的方式将它们征召进来，以稳定这些物质过程。[^c3-010] 所有这些过程共同制造出一个能量陷阱，一个集体性的非人存在；它由一种不同于其构成性诸能动性、慢得多的速度所界定。关注煤的物质性，就是捕捉它的力量联盟：它把哪些异质的力量、空间与时间束缚在一起，这些力量、空间和时间如何构成煤本身、界定它周围的世界，又如何在燃烧中得到释放。如果不关注劳动力、技术与工业经济的中介作用，就无法讲述煤的历史性；但把所有这些过程性的行动误认为非社会的，则是一种浅薄的人类中心主义。煤是一个碳社会。 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所谓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很容易把它打发掉--是因为，一旦能动性（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的）的曲折缠绕被压缩进自然这个黑箱（或黑石）中，就会错失一切。马尔姆对“自然史”与“社会史”的接合有着极为敏锐、不同寻常的感知；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再生产这一僵硬的二分法？在我看来，是因为在他的论述中--也不只在他的论述中--物质性已经被理想化。实际上，它是透明的，只是待在那里--直到人类劳动使它运动，这时它才获得人的维度。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东西本来就会是透明或惰性的（除非其他行动者合谋使它如此，而这件事本身也需要说明）；人类劳动被打上非人性质的烙印，与非人存在被打上拟人属性的烙印，同样经常发生。某个存在为了维持自身存在，需要经过其他存在；扩大而非缩减这些存在的范围，物质性便会失去其观念性，也就是说，它才成为唯物的。但是，唯物主义与“自然”互不相容。 不妨插入一个并非无关的旁论：马尔姆对那些常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话语，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显得不耐烦，值得注意。这个标签有问题--它先行断定结论，而且往往言过其实；尤其是，这些理论出色地承担了把技术能动性纳入考虑所必需的工作及风险，却通常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马尔姆似乎准备将其全盘接纳，认定它对于任何被贴上这一标签的理论，都构成不言自明的反驳。然而，事情比这复杂得多；甚至完全有可能同时既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又譬如是一位“政治决定论者”“神学决定论者”和“力比多决定论者”，因为关键恰恰在细节：究竟什么由哪些行动者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位置上，按照谁的标准、谁的情境化、谁的时间性，等等。全世界的决定论，联合起来！但要准备好放弃对普遍天意的任何僭称。 如此加倍关注物质性，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非常清楚：我依靠马尔姆的论述，是因为我欣赏它；我并不认为，马尔姆对物质的理想化必然削弱或动摇他所追索的19世纪英国历史因果关系的论证。但我确信，这种去物质化让马尔姆的故事更容易讲述，也更容易为了稳定一个线性的历史叙事而聚焦。其代价是丧失某种机会：那些与文本实际抽取的历史脉络相交错的多重历史谱系，未能得到追踪。马尔姆的叙事由此得到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声称，煤比水力“更适合资本”，仅仅是出于煤自身的性质--即马尔姆为了近似表达其物质性而说的“时空特征”：“通过人类劳动进入市场之后，存量的各个部分便在物理上自由流通，可以被燃烧，与其他燃烧者处于绝对的、甚至必然的分离之中。在这里，棉纺制造业者的私有财产找到了一种契合自身逻辑的能源：零散、分裂、易于集中和积累、可以分割。”[^c3-011] 对资本而言幸运的是，煤本身就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预先给定的参数成为商品；无需提出反过来的问题：煤及其所集中的物质力量联盟，是否以及如何也帮助塑造或精炼了那种逻辑。然而，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都应提出这一问题：不仅要问厚实的物质性如何被还原为单薄的对象或商品，还要问这些还原如何改变“生产方式”自身的“逻辑”？（教条式的唯心主义回答--“没有改变，完全没有！”--并不足够。离开它声称加以汇集的交易，生产方式就什么也不是。）看起来，要提出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把握那些维持某个存在--无论是煤还是资本主义--之存在的诸多存在的增殖。这样的探究未必会削弱马尔姆的论述，反而似乎可能强化其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是一种偶然的权力组织，而非经济必然性的逻辑。因为这些探究表明，煤的物质性对于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如何与化石融合，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资本主义要取得19世纪的形态，并在今天维持自身，就不得不持续经过煤这种存在。使资本被煤这类可携带、商品化的能源吸引的，并不是--或者不只是--资本自身的扩张运动；煤在物质上提供的可能性，也解释了资本的扩张运动。“资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蒸汽；[^c3-012] 取代这一点，或在这一点之外，还存在煤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资本。历史向量方向的这一差别绝非无关紧要：它标示的，是一个无懈可击、真正自主、自我再生产的经济体系，与一个脆弱、物质上受制于他者、反应性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别。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资本无可否认的贪婪--它那看似自我扩张、自我增殖的运动，以及它把自己（无疑也得到批判理论家的协助）化为普遍原因的准神秘能力？[^c3-013] 正统的解决办法，是把无止境的扩张倾向写入资本自身的逻辑或结构：这就是它的本性。但如果尊重资本在物质上的他律性，如果尊重马尔姆所谓资本的物质基底（例如煤）的物质性，呈现出来的便是另一幅图景。资本的贪婪不是一种内在倾向或先验结构，而是资本所体现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化--本身之有限性的标志。我们不应设定某种自然必然性，而需要追踪那些物质转化，那些有限的、总被打断、始终有限而又构成资本本身的经济化过程，以此把握资本的无限性。[^c3-014] 就此而言，化石不仅使资本得以实现其预定的历史命运，还使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实际从属（生产资料的革命化）成为可能；它赋予资本以命运。 无论如何，便携、可积累的化石燃料确实使英国工厂主得以有策略地将工厂安置在人口稠密地区，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储备，避免受流水或气流那大都不容商量的地理条件束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候危机的一个起源确实是劳工危机：我确信，马尔姆正确地在19世纪英国劳资关系中，找到了煤与资本邪恶联盟的一个关键历史源头。然而，如果不把物质性理想化，还会凸显出另一点：生产方式远没有它自称的那样机械僵硬。这不是在说，把它关闭并找到替代方案理应是多么简单--有人在回应相关论证时如此指责。[^c3-015] 这说的是，任何派别的反资本主义者都必须应对哪些属性。 现在，我们到了问题的核心。在高估资本的效力与自主性的同一个动作中，大地的能动性与回应能力被低估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化石化相当于煤与资本之间的属性交换，资本因此获得非同寻常的流动性。摆脱水力和风力等来源相对固定性的束缚之后，资本可以轻易迁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劳动条件，通过抛弃反抗或有组织的劳工来压低成本（压低工资）。但容易被忽略的是，正是这种流动性--它与全球市场的扩张，以及制造供出口而非本地消费的商品，密不可分--产生了遮蔽大地自身流动性的领土--空间构型。这种构型正是广延之物（res extensa），即全球化所预设，而全球化批评者往往全盘吞下的那种空洞、均匀的几何广延空间。[^c3-016] 陆、海、空贸易路线在这个全球体中纵横交错，取消距离的实在性（并忽略往返不息所需的巨量排放）；它不承认任何大地上的边境或界限，只由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差异加以标记。这个全球体对那些实际上或许维持着它的大气条件或物质条件，以及它可能排除的种种生态经验，毫无感知。 与这一广延中的全球体相对，强度中的大地正在升起。我们很快就会学到如何更好地辨认二者。 ## §2 重奏诸种“终结” 那么，民族又如何？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瞥见“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政治转变，即其市场本体论服从专制代表体制；但更深层的构造性位移也不应被忽略。特朗普主义--再次说明，这个词尤其但并非仅仅指即将就职的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目前在欧洲及其他地方不断再生产的整股民族主义政治浪潮，都属于它的语义视域，特朗普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形而上学与末世论运动的一个阶段。尽管美国乡村的支持者如此表达他们的自我理解，[^c3-017] 这场运动并不是对逝去岁月的简单怀念；它是对时间终结的狂热信奉。不仅是信奉，更是一种绝对的确信：末日已经来过又离去，最后的边疆已然抵达，历史已经结束。从历史的灰烬中重新取回民族，并没有抛弃市场本体论，而是在新的构型中把它与现代政治主权的本体论熔合：全球体被去疆域化，不过是为了在民族之上被再疆域化。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拆除国际交换体制，而是对它进行超编码、重新布线，使它始终通过专制者的身体。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对哈拉维所谓持续性（ongoingness）的觉醒，[^c3-018] 对我们所纠缠其中的多重时间性与大地历史性的觉醒，仿佛现代人对历史终结的信奉终于姗姗来迟地被推翻，仿佛历史自身从沉睡中醒来。恰恰相反，民族的崛起既然是对全球体、对无地方性与无土地性造成的眩晕的反应，它就将政治能量集中在这些身体之间的张力上，并撤去对大地的关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对民族的投注，是可以想见的对大地最强烈的攻击，因为大地以这种方式遭到决定性的消音，确确实实被否定了。 然而，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看，未来四年民族与全球体之间无论展开怎样的张力，都注定不过是使人分心的景观。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与那些畸形、不连贯、却不知如何维系到足以赢得选举的其他意识形态碎片一样）提供了一个集结点，一个汇聚分散人群的节点，一道想象的保护屏障；但在关键方面，它仅仅是全球体的一道烟幕，是一种隐秘的手段，用来赋权于特朗普支持者坚决拒斥的全球市场。特朗普主义是激进的民族主义；特朗普却从头到脚都属于市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进步派有理由担忧：一旦特朗普的支持者发现自己遭到大规模欺骗，他们就会到处寻找一位真正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人，并得出结论：要是这届政府肯听人民的话，那些工作本来就会回来，那些移民本来就会被逮捕，那些穆斯林本来就会被关进营地。（截至写作时，民主党似乎没有任何可信的计划来避免这一情景。）这一切都在扼杀大地的政治，进一步放大地球对化石资本已经荒诞不堪的依赖，把正常的政治话语推向越来越右的方向。下一位政治弥赛亚，将浸过石油而来。 布鲁诺·拉图尔的经典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提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植根于一种宗教现象。现代人是启蒙与认识论断裂的人民，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人民，是不可逆的时间之箭的人民，首先是进步的人民；一言以蔽之，是现代化的人民。现代人坚信：过去已被彻底克服，留在我们身后，不再有意义；我们--现代人--也已彻底将自己与那些他者、那些原始人、野蛮人、前现代人区分开来，后者不停地混杂自然实体与社会实体、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而我们已将政治与科学区分，终于踏上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确信在宗教中找到了其最有说服力的基础。现代性的一项标志性姿态，是把宗教限制为个人灵性，并在同一净化动作中，在人与上帝之间拉开无限距离，以此使宗教工具化。[^c3-019] 拉图尔将这种双重姿态称为“被划掉的上帝”。上帝缺席、退场、死亡，却又亲密而永恒。真正被“划掉”的是当下的时间性，因为这位上帝虽被请离舞台，却始终既在起源处，又尚待到来。也就是说，恰恰是现代人自己占据了上帝旧日的位置，将自己与自己的当下置于一个前现代的过去之后--他们把这个过去拒斥为无可救药地混淆一切的非理性乱团--又置于一个理性、纯净的未来之前，热烈拥抱这个未来，却从未抵达：“过去是物与人的混淆；未来则是不再混淆它们的状态。现代化就在于不断走出一个将社会需要与科学真理混为一谈的蒙昧时代，以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究竟什么属于无时间性的自然，什么来自人类，什么依赖事物，什么属于符号，终于会被清楚地区分。”[^c3-020] 拉图尔的《面对盖娅》第六讲重新讨论了这一主题。他沿着埃里克·沃格林关于政治宗教史的研究，将后来成为现代主义实现人间天堂的冲动，追溯到12世纪修士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著作；约阿希姆在父的王国与子的王国之外，又引入了第三个王国：灵的王国。[^c3-021] 约阿希姆引入的这一难以察觉的变异，并未被教会当局识破：“等待灵的王国，看来是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完美诠释；毕竟，道成肉身被界定为时间之中的永恒。”[^c3-022] 然而，约阿希姆却将这个由持剑天使带来的王国，变成了“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的终结”。[^c3-023] 等待“时间中的永恒”与“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两个相同的表述。前者标示了一种怯弱、犹疑、谦卑、不确定的宗教性在世方式，一种面对世界根本未完成性时的“恐惧与战栗”。后者则相反，标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灵及其继承者的侵入，尘世世界将获得完成、获得实现。生活在对末日的期待中是一回事；生活在末日实现之后，则又是另一回事。”[^c3-024] 因此，约阿希姆所开启的，是对即将来临的 终结作出历史预测，并以激进、暴力的方式将这些预测付诸行动的能力，乃至必要性。宗教上对于基督再临的不确定与期待--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那条脆弱的纽带，以信仰的形式呈现--转化为政治上的确信：灵的王国必将在尘世实现。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叠置，一举创造出一种全然陌生于宗教本体论的双重世界结构。[^c3-025] 无论借助宗教战争、宗教改革与乌托邦运动，还是借助技术科学与政治革命，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终结的尝试都一再失败；这个月下世界，带着其惰性物质与流逝时间，证明自己无法容纳灵的超越性。然而，由于现代人只能在大地世界中发现不完满、夭折、停滞的超越的迹象，这个世界本身也对他们失落了。生活在“终结的时间”之中，就是与不确定性、与当下的不确定性一道生活；面对生态灾难而生活，其真正具有宗教性的也正在于此。现代人并不生活在终结的时间中；他们带着绝对的确信，生活在末世结束之后、灾难之后。拉图尔甚至说，“如果现代性没有如此深刻地具有宗教性”，那么“使自己适应大地的呼声就很容易被听见。但因为现代性继承了末日”，[^c3-026] 于是，人们无所作为，或肆意诋毁气候科学，或以一种无力的伪异端姿态加倍排放。这种继承，再加上实现历史终结在历史上的失败，导致对世间万物的深深挫败感，甚至对这个世界的蔑视，以及对其历史性、物质性、反应性与大地性的全然麻木。它不断达不到某个理想，因而其自身的感知、能动性与内在性便遭到否认。重新拾起大地性的线索，努力捍卫大地及其主动／反应性的物质性，并努力使自己配得上它，这就是可称为“大地辩护论”的事业所指向的前景。正如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努力捍卫上帝的正义，大地辩护论者也为大地的正义发声。 然而，对那些生活在末世结束之后的人来说，大地--作为大地的大地--已经死了。他们看见信号，理解数据，仍然不行动；或者相反，他们行动得太多，呼吁振兴煤矿设施和燃煤发电厂（说成“清洁煤炭”，以安抚心存疑虑的人），并彻底解除对化石燃料产业的监管。他们恰恰因为确知终结已经到来，而毫无禁忌：他们倡导的是地球灭绝，而非大地辩护论。无论以论证、科学、彩色图表，还是以海平面上升、冰层融化、物种消失或大气读数的实物展示，都无法使他们相信自己正经历末日，因为他们早已将末日抛在身后。 说清楚一点，全球变暖否认主义与科学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方承认人为全球变暖，并将其视为大地上生命面临的存在性威胁；另一方则加以否认--或者否认表明变暖正在发生的气候科学，或者否认变暖现象的人为起源。双方的争议并不是科学争论。如今，数据汇编、面向普通读者的摘要、经过同行评议的分析、图表、照片，以及通常谨慎克制的科研人员和机构不同寻常的警告，都已广泛流传；但无论多少信息、任何科学会议或政府间机构，都不能使否认论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在“相信者”与“不相信者”之间不存在通往共识的理性路径，那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叫作一场争论，就并不恰当。环境保护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虔诚地呼吁“辩论”，而不要由“政府恐吓”那些不同意“相信”人为全球变暖者的人。[^c3-027] 而在我们辩论之时，地球在燃烧，空气令人窒息，水位在上涨，世界上的雷克斯·蒂勒森们则在清点进账。颇为讽刺的是，鉴于普鲁伊特呼吁消除“政府恐吓”，他获得提名的那一天，也正是忧心忡忡的能源部工作人员泄露一份74项问卷的日子。这份问卷由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发出，索取气候政策会议及参会者的详细信息、与这些会议及人员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列明所有参与编制奥巴马政府“碳的社会成本”指标的人员身份。这次调查看起来像是一次撒网行动，意在找出下一场“气候门”（即全球变暖否认论者可以蓄意曲解，以制造下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头条的邮件和备忘录），或者是一场狩猎行动，意在单独揪出那些倾向于“相信”全球变暖的能源部工作人员。 事实上，这场“争议”已不仅仅是表面的，而且是不沟通的。它如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如此--是两种平行的生态经验形态之间的结构性不重合：生态究竟是一种广泛分布、相互作用、非线性、不可预测、波动不定、循环流转的多元体，还是一个僵硬、紧密的统一体？是主动的物质性，还是死寂的物质？是一系列相互联结、关系性的、递归的行动--反应环路，人类行动通过例如非人地球化学循环那迷宫般、黏滞的中介而返回其源头，并使人类获得感知；还是一个牢固、可知、机械的总体，对人类行动全然无感？[^c3-028] 特朗普主义作出了坚决支持总体的决定。它的政治生态学将永久性、不可穿透性与普遍性赋予自然；其空间性只是广延，即广延之物。这样一种关于现实的总体化说明，为将特朗普推上权力宝座的排外身份政治，提供了必要的宇宙论基础。然而，它又深深依赖化石资本的流动地理。在这里，在对大地的歼灭之中，我们找到了全球体与民族彼此可怕的相互预设。 专制代表通过使权力自然化来运作，通过在神话与大众叙事中建立普遍者与专制者、自然与民族之间的一条直系谱系来运作。但当自然以我们已经看到的方式与化石资本交换了属性时，这种谱系就不可能不经过市场的过滤器；更确切地说，既然市场本身已被自然化，专制主义要维持下去，民族就必须扎根于其中。在这一点上，沿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析，专制者通过实施旧联盟与新联盟的联结性综合（将专制者设置为法律、经济、科学等回路中的必经之点），并通过一种析取性综合，使旧的血缘谱系（现代全球体源自普遍自然）溢入新的谱系（民族源自现代化了的自然），从而“将所有臣民汇聚到新的机器之中”。[^c3-029] 这只适用于全球化之后的专制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法律权力，早已致力于消除私人致富的一切障碍，包括公共福利；但特朗普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可称为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从属化。 如果如此，我们就应该追问，地球灭绝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使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必须生活在这个被他们的宇宙论系统性贬低的星球上。而且，作为金融圈人物，我们难道不该指望他们对冲风险、准备一套B计划，以防科学可信、化石燃料排放确实在推高全球气温、制造巨型风暴、摧毁作物产量、融化冰盖、抬升海平面等等，使地球踏上一条地狱般的轨道，飞奔向无可避免的死亡？这一期待在许多情况下落空，原因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相信地球工程解决方案会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正如娜奥米·克莱因有力地表明的，更是因为他们确信，避免未来最恶劣后果的最佳方法，就是现在积累更多财富： > 在富裕国家，我们将用昂贵的海堤和防风暴屏障保护主要城市，同时将大片由穷人和原住民居住的海岸线，留给风暴与上升的海水肆虐。我们很可能在全球尺度上照样行事，部署降低全球气温的技术修补方案，而这些方案对热带居民造成的风险，将远大于对全球北方居民的风险［……］。我们不会承认，那些因我们的作为（及不作为）而被迫逃离土地的移民，是我们的债权人；相反，我们的政府将建造越来越多高科技堡垒，采取更加严厉的反移民法律。 > > ［……］ > > 许多区域气候模型确实预测，富裕国家--其中大多数位于较高海拔地区--可能从略微变暖的气候中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包括更长的生长季，以及穿越融化中的北极冰层的更短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富人已经开始寻找越来越精巧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即将到来的极端天气侵袭。受超级风暴“桑迪”等事件刺激，新开发的豪华房地产项目正向潜在住户推销其昂贵的私人灾害防护设施--例如曼哈顿一处新公寓，从应急照明、天然气驱动的水泵和发电机，到13英尺高的防洪闸以及按“潜艇式”密封的防水房间，应有尽有。[^c3-030] 显然，为变暖不可避免而又不可预测的影响做好准备是明智的，但这与由最富裕的少数人、为最富裕的少数人建立灾害防护与减灾的私人新市场，完全是两回事。后者相当于一种战略：现在就把全球变暖当作商业机会来利用，以便在西方人遭受较贫困人群眼下正在承受的那类冲击之前，积累更多财富。化石牟利及其所伴随的大规模碳释放，与其他一系列产业顺畅地嵌合；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部门及在“地球工程领域”创新所需的技术与工程专长，也包括房地产、建筑、酒店服务、安保、保险等较传统的产业，更不必说农业企业了（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已经在开发旨在抵抗全球变暖某些影响的转基因种子）。更热的未来看来并没有那么暗淡：所以，钻探、压裂、开采吧，因为一如既往，危险只会使增长机会成倍增加。而在个人层面，富人及其后裔都会安然无恙。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列举了近期对穷人的伤害远比对富人严重的事件（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海地与曼哈顿的“桑迪”，孟加拉国与荷兰的海平面上升），并解释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事实上，只要地球上仍存在阶级社会--富人和特权者就会拥有救生艇，而绝不会有任何共同的灾难感。”[^c3-031] 富人可以安装发电机和防风暴基础设施，搭乘私人直升机与飞机绕开堵塞的交通，雇用私人安保人员对付暴乱者和抢劫者，雇用私人消防人员对付野火和纵火者。权力并不会在反乌托邦中消失；相反，这部电影我们早就看过。 ## §3 地球灭绝是一项民族主义工程 鉴于上述情况，全球变暖及其预示的生态崩溃，主要威胁的是国内与国际的穷人。其危险将最严重地侵袭低地国家、小岛屿国家、南方，以及贝都因人这样居住在赤道以北沙漠中的社群。某些非洲和中东国家，早已为无休止的国内冲突、不稳定的政治体制与无尽的外国干预所困扰，还将遭受饥荒与干旱的折磨。所有恐怖主义温床都会被烤干、饿垮、烧尽。排出的碳越多，那些人群流散、破碎或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过程中，他们还将经历新的气候驱动的内战，这些战争源于水等必需资源愈加稀缺。众所周知，唐纳德·特朗普拒绝披露他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鉴于其民族主义、反伊斯兰政策，以及他接连任命著名的亲化石燃料、否认气候变化者和军事战略家进入内阁，我们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加剧全球变暖事实上是伴随其复兴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来的新殖民军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情有可原。如上所见，崩溃的前景不仅有望增加美国最富者的财富，也有望将产油国中反抗的居民炙烤殆尽，在物理上撕裂他们的社区，使其领土不再适宜居住。通过以地球工程制造全球变暖，气候本身能够成为美国在无尽反恐战争中的主要武器。 这种地球工程用法与主流军事政策严重脱节。“地球工程”这个词通常指一些往往遥不可及的减缓技术，化石资本家和技术爱好者希望，这些技术总有一天能够中和或逆转大气中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我们用它来指有目的地使地球变暖。不过，这种用法却十分符合已知的特朗普军事议程，更不用说其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的经济政策，以及他那制造分裂、本土主义、好战的言论。他“比所有将军知道得都多”，那些将军不理解威胁，迄今也未能加以应对。他曾荒唐地谈论对穆斯林地区实施地毯式轰炸、杀死恐怖分子的家人。他首先承诺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力量，一场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令人作呕的火雨，将恐怖主义威胁永久铲除。按弗林中将的说法，伊斯兰是“一种已经转移扩散的癌症”，是伪装成宗教的暴力邪教。对特朗普而言，既然知道全球变暖对中东是一场灾难，对富裕美国人却是一种福音，这场可憎的、由化石燃料驱动的地球工程实验就再合理不过了。[^c3-032] 地球灭绝是一项长期工程，当然，特朗普至多只能任满两届，每届四年；但其政府在这段时间里采取的政策立场、达成的协议，将绰绰有余地确立一条路线，即使继任者有意彻底改弦更张，也难以将其逆转。[^c3-033] 以这种方式把气候武器化，与正在填满特朗普内阁的传统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特朗普主义身份政治极善于利用的白人民族主义／至上主义，完全一致，甚至还会促进并奉承它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全心信奉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眼中，尼罗河三角洲毁灭性的缺水与不断上升的气温相结合，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充足的水（幅员辽阔的中东／北非地区仅拥有全世界可再生水资源的2%），哪怕气温仅仅小幅上升，农家也不得不放弃大片土地，因为庄稼不再生长，而越来越高的温度又刺激害虫，将勉强长出的作物毁掉。食物和饮水匮乏已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必须迁徙，哪怕仅仅为了活下去；随后，他们或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面对令人难以承受的失业，或者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寻找通往一个尚有像样经济的新国家的道路。成千上万的气候移民已经在逃离这些国家。未经遏制的全球变暖，必将重创中东／北非的农业经济，摧毁社区，颠覆生活。在一位吹着空调、吃饱喝足、年收入六位数的美国人眼中，他／她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享有的特权与繁荣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而且正是这些定义了他或她的存在（我在这里坚持同时写出男性和女性，是为了避免一种误解，即特朗普主义仅由男性占有），那么，在某个层面上，这些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生命的毁灭，看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是由自然本身流出的后果：这些人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承担这一失败的代价。为什么他们失败了，而我们这些吃饱喝足的人，却取得了超乎最狂野想象的成功？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天然缺陷。再多的外援也帮不了他们，无法真正帮助他们。与其试图改善他们的境遇，不如稳固我们国内的经济，因为他们一再证明，自己无法真正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简而言之，他们根本就不真正是人。 我们或许希望，国际法会为这种等同于蓄意毁灭地球的道路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一极不人道的战略，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国际法障碍。遗憾的是，没有可执行的国际法律义务，要求美国采取措施对抗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美国与协定其他缔约方一样，必须制定“国家自主贡献”（NDC）。美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比2005年水平低26-28%。然而，它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当然，特朗普已誓言退出《巴黎协定》；即使这一尝试因技术性原因失败，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未能按协定要求报告，也只会带来非正式告诫这种微弱的法律后果。奥巴马总统依据《清洁空气法》颁布的行政命令《清洁电力计划》，对于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至关重要。该计划要求发电厂减少碳排放。特朗普提名领导环境保护署的斯科特·普鲁伊特，当时正率领一个由各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提起法律诉讼，质疑该计划的合宪性。让这项计划失败的办法有好几种，而让它存续的办法几乎没有。即便不考虑合宪性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环境保护署也必须执行该计划，而在普鲁伊特领导下，该局极不可能这样做。如果这项计划经受住法律挑战，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可以迅速通过法案，将其废除--这一举措将对环境法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后果。又或者，计划被裁定违宪，环境保护署拒绝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从而把为该法律辩护的负担，留给那些已经参与诉讼的州及地方政府介入方。 挑战全球变暖武器化最有力的法律基础，或许是《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美国于1980年批准了这一条约。它没有专门考虑人为全球变暖可能被加以刺激、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情况。但它禁止出于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这个术语的定义很宽泛：“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来改变地球--包括其生物群、岩石圈、水圈及大气圈--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任何技术。”[^c3-034] 在完全知晓气候后果的情况下增加化石燃料排放，可以说符合“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定义，也就是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来改变大气组成的技术。公约提供了一个非穷尽的例示清单，列举公约所称改变环境技术可能引发的现象：“地震；海啸；某地区生态平衡的紊乱；天气形态的变化（云、降水、各种类型的气旋及龙卷风暴）；气候形态的变化；洋流的变化；臭氧层状态的变化；以及电离层状态的变化。”[^c3-035] 拟议中对人为全球变暖的使用，符合上述不止一种条件。下一个要件看来也能满足：被禁止的技术，是那些“具有广泛、长期或严重影响”的技术。[^c3-036] 公约以一系列谅解解释相关术语。“广泛”是指“涵盖数百平方公里规模的地区”；“长期”是指“持续数月，或大约一个季节”；“严重”则是指“对人类生命、自然和经济资源或其他资产造成严重或重大的破坏或损害”。[^c3-037] 当所讨论的改变环境技术是武器化气候时，这三项似乎全部得到满足。接下来的问题是，拟议中对人为全球变暖的使用，是否构成“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用途［……］，作为毁坏、损害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c3-038] 尼日尔、阿富汗、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中东／北非国家，都是该公约缔约国；可以设想，它们可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并提交支持证据，以寻求公约的执行。最难满足的要件，是证明这种使用确实具有敌意，是蓄意毁坏、损害或伤害的手段。玩世不恭地否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或者宣称即使它正在发生，也与人类可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因果关系，只是辩护论述的第一层盔甲。安理会调查会不会认定，撤销环境监管、鼓励或采取其他措施强化碳排放，就构成对特定中东／北非国家蓄意敌对的证据？这种可能性很低。国际法不大可能对地球灭绝构成有意义的约束。 就连难民法也帮助甚微，因为传统上，联合国仅在传统战争或迫害的情况下承认庇护需要及不遣返义务，而不适用于气候战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甚至在2011年4月发表声明，解释说，就难民法而言，“‘气候难民’与‘环境难民’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准确或有用的名称，因此应避免使用”。[^c3-039] 难民署转而指向国际人权法（但同时指出，“逃离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能否达到现有人权判例法所确立的门槛”，从而触发不遣返义务，“仍有待观察”[^c3-040]），以及各国关于体面行为与合作的非正式标准，将其作为处理被迫生态迁徙的依据。 这不是说，当美国采取主动增加碳排放的政策时，国际社会将完全束手无策；但要看出怎样才能让它立即停步，确实困难。其他国家可以实施制裁或贸易限制，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例如，将美国资本冻结在海外，或实行禁运、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设置其他贸易壁垒，都会对特朗普在美国公众心中的可信度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考虑到一触即发的特朗普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核武库，还像漫画恶棍一样呼吁新的军备竞赛，这似乎不是一个令人乐于接受的选项。而且，它往往会在国际舞台上制造更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后者在国内总可以被包装成一种强有力的理由：在威胁过去之前维持现状。讽刺的是，在这里，与第二位布什总统任内的情况一样，政府自身才是不稳定的来源。使国内外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就是特朗普主义从布什与切尼治下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纠缠中学到的教训。 这一粗略分析，为全球变暖否认主义何以持续存在、并登上美国政府最高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且令人不安得多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否认主义所服务的，不仅是保护已经积累的财富，甚至不仅是让人口中最富裕的那一小部分进一步扩大财富；它也不仅仅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阻止财富再分配、避免国家干预经济事务、最大限度减少产业监管。我们只需要按字面相信史蒂夫·班农的话。他在大选后的第一次采访中（奇怪地选择了《好莱坞报道者》）解释道：“黑暗是好东西。迪克·切尼。达斯·维达。撒旦。那就是权力。他们［民主党、媒体］弄错时，只会帮到我们。他们看不清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时，就会帮到我们。”[^c3-041] 对此，我们是否也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要按字面理解”？将班农理解为承诺制造一颗确保毁灭地球的“死星”，或许过于“字面化”了。那会是无稽之谈，只是科幻小说；真正的死星早已存在，就在我们数量众多的化石燃料开采技术与加工设施之中，在我们的燃煤电厂、管道、由化石燃料供能的电网、商业和住宅的燃油燃气供暖系统，以及吞吃化石燃料的飞机、货船、半挂卡车、汽车之中。“黑暗是好东西”；当我们被那场围绕全球变暖是否真实的人造争论分散注意力，忙着“看不清［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时，突然间，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成了我们的国务卿，否认论者斯科特·普鲁伊特成了我们的环境保护署署长，而亲煤炭的气候怀疑论者赖恩·津克接任内政部长，大开闸门，让人们在联邦土地上钻探、采矿、压裂，并毁灭性地破坏那些绝对不可或缺的森林。这一战略的妙处就在于，推进它几乎不需要多少改变：只需强化一切照旧所产生的排放即可。旨在实现能源、交通及其他流动的现代化并加以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是合理的保护措施，因为这些流动维持着那些通常不受剧烈天气波动影响的美国社区；边境安全措施也是如此，它们旨在遏制可以预见的气候难民潮--这些人逃离的土地已经被淹没、变得干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适于居住。与此同时，在西非、北非和中东，随着居民逃离（或死亡），原本无法获取的自然资源可供开采；而在极地地区，钻探和压裂也变得容易得多。其他对资本流动更有用的脆弱国家，则产生新的气候安全需求，要由西方技术来满足，而资金来自西方银行发放的掠夺性贷款。 在全球体的时代，企业把生产迁移到中国、印度与孟加拉国，并不一定想通过迁移过程中增加的碳排放，使气候进一步失稳；这的确是事实。全球变暖加剧，是全球化石资本这场流动盛宴的非意图后果。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追求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南部边境墙与其说是遏止墨西哥／拉美裔移民的屏障，不如说是一个民族围栏，使富人同全球南方及其他一切在气候武器化中遭受附带损害的领土隔离开来。而这不可能不像一个“第四次转折”的阶段--这一转折正是现代约阿希姆主义者史蒂夫·班农热切追求的。 ## §4 战争与死亡政治 数十年来，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壳牌、皮博迪、科氏工业与英国石油（BP）等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以及美国石油学会（API）、美国繁荣组织、哈特兰研究所和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ALEC）等行业组织、亲化石燃料游说团体与智库，一直在私下发动一场针对气候科学、发展中国家和后代的战争。但特朗普当选，则是一份正式、公开的宣战书。我们应当感谢特朗普主义揭露了美国乃至西方诸民族及其存在方式的一个根本真相：“人民”的分裂，不仅在于表面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仅在于更深层的政治目标--譬如总统候选人反复吟诵的“这个国家应当成为什么”--而在于基础性的本体论或宇宙论层面。简而言之，在那些被民族标记过于仓促地统一起来的集体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我对特朗普当选的惊讶，就是这件事的一个指标。我十分清楚那些有组织地反对气候科学的行动、阴谋论，以及右翼以增长和不干预之名，试图破坏哪怕最起码的、与气候有关的公共卫生与安全监管。然而，直到选举之后，直到广泛阅读关于“特朗普选民”这一复合形象的材料之后，我才理解到：数千万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确实必定是骗局的世界里。而他们确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导向这一结论的，并非缺少细致分辨，而是投票这一行动，无论人们为它套上何种合理化解释。它必定是骗局，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缩减生产；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控制温控器；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天还会下雪；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否则，无土地性所带来的存在性眩晕将令人难以承受。 个别特朗普选民或许会反驳，全球变暖只是他们考虑的众多“议题”之一，他们判断它对自己并非至关重要，而且他们其实也认为全球变暖是真实的、由人类驱动的--但出于几个理由，这仍然是否认主义。它把生态误当成信不信的问题（生态其实是行动、责任与共存的问题）；它不仅使生态从属于经济因素，还使之从属于狭隘的私利；而且，其结果是将公然的否认主义送上最高政治职位。因此，假如选民在思想上接受全球变暖的现实，同时却拒绝按它所要求的方式作出回应 的可能性（无论出于经济、道德、宗教或其他理由），情况就更糟了。如果施行先于能力，如果行动决定存在，那么，任何个体化的事后合理化都不重要。特朗普、蒂勒森与班农明白，全球变暖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但他们判断，这同时是一个更大的资本主义机会，也是巩固全球政治权力的根据。不过，本节我关心的是特朗普主义宣布的那场政治生态学意义上的世界之战。 “异教徒的大地”，是我们为特朗普主义及其他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政治体制下这种生态战争状态所起的名字。[^c3-042] “异教徒”（heathen）并不只是“异教信仰者”（pagan）的同义词；它同时带有词源上和当代的意味，使其在此处尤其恰当。当然，它确实意味着“异教徒”：一个异教徒不承认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应当同时适用于她自己和指责她信奉异教的对话者。传统上，异教徒不承认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权威（这与不承认那位上帝并不是一回事），这使她与偶像崇拜和亵渎的罪相联系。因此，异教首先意味着一种无神状态，一种共同权威的缺失。“Pagan”所带有的乡野意味，也同样适用于“heathen”--“heath”就是一片原野--不过，在这里，原野并不特别肥沃，有些来源将其与古英语中表示荒地的词联系起来。乡土气息与粗野、不文明的举止，进一步构成了古代异教徒的形象。在这些性质之外，现代异教徒--包括但不限于以此为名的北欧新异教宗教复兴运动--又加入了种族或族群身份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北欧）种族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是以文化差异为根据，而是以通过出生血缘而依附于某片土地为根据。 异教徒的大地界定了一种存在状况，一种全然缺少共同认可权威的死亡政治纠缠。[^c3-043] 德里达对异教传统中的重要人物沃坦／奥丁作出一句切中要害的评论：“主权正是他的本质。”[^c3-044] 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特朗普主义或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代表或近似于古代或现代异教，也不是说特朗普支持者之所以算异教徒，是因为他们拒绝了某个我们却予以承认的世俗神祇的权威。真正的意思是：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到来，以及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两种政治生态学之间的冲突，多重的大地本身--既具有永久性、冷漠与普遍性，也具有脆弱性、感知性与大地性--连同其诸人民或ethnē（有些说法认为，这个词是“heathen”最初的希腊语词根），如今都卷入了一场可能将其化为贫瘠荒地的斗争。这难道不正是“主权的本质”：使之荒芜？ 若直截了当、毫不含混地说出来--特朗普政府将全球变暖视为一种毫无保留的资本主义好事，它有望让最富有的美国人进一步致富，同时推进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并通过一种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气候超距作用，损害或摧毁其敌人--地球灭绝命题势必引起怀疑。班农说“黑暗是好东西”，但这个论断已经超越黑暗，或许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毕竟，直接证据少之又少，无法充分证明全球变暖否认主义实际上是个幌子，旨在掩盖更黑暗的动机，并为驳斥“气候正被蓄意武器化”的指控提供根据。一旦被推到极端，这一命题就难以与其他黑暗因果性区分，例如特朗普主义所拥护的移民／罪犯、穆斯林／恐怖分子理论。这未必是我们愿意与之为伍的同伴。 不过，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只有在预设了以中间派方式组织政治的先验结构时，这一命题才显得难以置信。正如第一篇文章所见，中心无法维系：特朗普主义告诉我们，即便新自由主义市场装置仍然活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中心却已经死亡。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以反身性的方式为自己的政治奠定基础，因为我们曾赖以获得稳定的指南针已不再起作用。在中间派范式中，不可能理解地球灭绝命题的政治取向--在那个范式下，它不仅难以置信，而且严格说来不可思议。它必须被置于我们所谓的大地辩护论政治生态学之中。换言之，这一命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严苛的元政治问题：中心崩解之后，政治结构必须呈现什么样子，地球灭绝命题才得以被表达？全球变暖是一场仿佛以慢镜头展开的复杂社会--技术--自然灾难，它全然前所未有，因此，对它的政治解释不能借助既存的参照框架。[^c3-045] 地球灭绝是这样一种解释；然而，孤立地看，它无法被理解。它的意义来自它与自己声称要在宇宙论、政治、法律与道德意义上加以排除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大地辩护论。[^c3-046] 说中心无法维系，最终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之间作出选择；但首先，我们必须准备好说明，大地辩护论的政治生态学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它如何重新定向政治。只有这样，地球灭绝才在政治上变得可理解。 通过生态及其存在者、其范畴来进行政治争辩，有使生态科学变成伊莎贝尔·斯唐热所谓“新的主导故事”的危险。[^c3-047] 这相当于陷入我们已经批判过的科学主义形而上学，将某种先验不确定性原则提升为统摄性准则。我们不否认不确定性在政治与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但必须抵制这种诱惑：把一个以决定命运的“偶然性”为形式的新超越者奉为神圣。[^c3-048] 换言之，有必要坚持我们已经定义的物质性，坚持内在性、联盟、具体的持续性、有根基的斗争与地方性异议的价值。“大地辩护论”这个术语本身，也可能被听成终局性或普遍性的声调，仿佛它声称要在生态统一性的庇护下，消解一切分化与分歧。事实与此相去最远。相反，它表达的是：一切单一文化的拉平、一切类型的本体论净化，都是不能容忍的。它以多种存在方式的多元主义，以感知与联结、发明与更新的诸种技艺，取代任何主导故事：简而言之，是要求存在的新技艺。 莱布尼茨《神义论》背后隐藏的发动机，是这样一个定理：*omne possibile exigit existere*，一切可能之物都要求存在。[^c3-049] 误读这个定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把它当成关于最适者潜能存活的原始达尔文主义学说，或当成一种经济主义隐喻，使18世纪初欧洲扎根生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化。这些误读并非毫无成果，但它们错失了根本之处。这个定理必须与《神义论》对神圣选择的明确说明结合起来阅读：上帝选择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使之成为现实世界。在这一论证中，确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化环节，但它属于神圣选择定理的功能，而不是“要求”（exigentia）定理的功能：按照前一定理所包含的最优原则，现实世界就是那个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以必要形而上学法则的绝对最少数量，实现尽可能高程度的和谐与完善--也就是尽可能高的世界复杂性--的世界；最小投入产生最大产出。莱布尼茨研究者一直在与这两个定理之间的不一致搏斗：如果上帝选择最好的可能世界，那么，可能性存在者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相互争斗、努力，或阻止彼此进入现实？反过来，如果可能性存在者相互争斗、努力，并阻止彼此获得现实性，那么，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上帝选择并实现了一个世界？现实世界究竟如何被创造：由上帝通过他的选择，还是由诸可能者通过彼此的关系与协商？是经济化，还是增殖？是静态发生，还是动态发生？莱布尼茨似乎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关于无限智慧、专注于整体的超越性操作者（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包括灾害、灾难、不义与邪恶）；另一个关于众多提出要求的力量，它们在潜在层面彼此编排着通往现实存在之道路的可共存性。我一直对伯特兰·罗素那种不甚坚定的论证抱有怀疑：即应将莱布尼茨思想理解为分裂成教条的“公开”面向与激进的“私人”面向。但如果这一图式含有一点真理，或许就在这一特定的差异中。不论怎样组织莱布尼茨思想，有一点很清楚：按莱布尼茨的说法，上帝创造一个总体世界，但那些界定世界以及其中所发生之事的“造世界”活动，却是地方性的程序，即使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经过上帝的虚拟心灵。[^c3-050] 德勒兹认为，莱布尼茨代表了某个“精神病性发作阶段”；继它之后，神学理性失势，由工业化的兴起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一切原则都被丧失的神经症状态，譬如马拉美与尼采的著作所反映的情形：当神学理想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如何挽救它？“巴洛克的解决办法如下：我们要增殖原则--我们总能从袖口下面再抽出一条新的--由此改变它们的用法。我们不必问，哪个现有对象对应某个既定的明晰原则；而要问，哪个隐藏的原则回应任何给定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或那个‘令人困惑的案例’。原则本身将被反思性地运用。给定一个案例，我们便为它发明原则。这是从法律向普遍判例法的转变。”[^c3-051] 这里的判例法（jurisprudence），不应被理解为对纯粹法律原则预先规定的系统化或重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创造依附关系的发明性实践，新的原则可以从这些关系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接着解释，这种普遍判例法的技艺，与通常理解的法律不同，并不遵循直截了当的战斗或竞赛模式，而是一种“比起歼灭战，更接近游击战的非战斗”；在其中，“你不是要捉住对手、将他化为缺席，而是包围他的在场，以中和他，使他成为不可共存的，将分歧强加于他”。[^c3-052] 这种情境性原则的疯狂增殖，反对一切一般化与抽象解释，恰恰把“要求存在”的含义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判例法描述的，正是莱布尼茨在“*omne possibile exigit existere*”这一公式中赋予神圣地位的那些地方性的造世界活动。 这个公式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自身政治生态学的事情。首先，它帮助我们理解地球灭绝命题：如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隐藏原则，回应特朗普主义使全球变暖否认主义合法化、并将其推崇备至这一“令人困惑的案例”。我们所居住的不是机械、惰性的自然，而是相互作用、脆弱的大地；我们所代表的不是具有主权、统一的人类，而是某种不可避免具有地方性、由纠缠的人与非人所构成的集体。那么，对于眼前给定的对象，我们还能如何解释？这个对象就是：政府行政部门被种族主义者、排外者和化石资本家掌控；他们公开否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他们不仅打算取消现有温室气体排放监管，还要蓄意增加碳排放；他们十分确定，国际穷人，尤其是那些最可能与原教旨主义及恐怖组织结盟的人，将承担变暖的代价；他们深深鄙视伊斯兰，并将其视为应从人群中根除的癌症。在以中间派方式组织的政治中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一新构型中却变得无可否认：所有线索只有在地球灭绝命题中才汇合到一起。 然而，我们仍可能望而却步，并对这个命题的“强”版本和“弱”版本争论不休。强地球灭绝命题会声称，特朗普主义是一套行动方案，为了本质上军事性或其他敌对目的，而有意强化全球变暖；弱地球灭绝命题则会声称，特朗普主义出于本质上经济性或其他并非公开敌对的目的，被动地允许全球变暖加剧。后一个版本把地球灭绝视为各自独立、个体上理性的政策决定所造成的偶然、累积、非理性结果，难道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在这里，将地球灭绝与核战争中的“相互确保摧毁”相对照，很有启发性。E. P. 汤普森正确地指出，把意图或“犯罪性预见”归于冷战的统治精英，除了安慰无权者之外，几乎无济于事，因为毕竟不应指望这些精英下令将自己毁灭；相信某人在某地操纵一切，是一种否认政治局势特殊性的方式，而这种局势实际上是由分散力量未经计划、不受控制的并置所界定的。[^c3-053] 但地球灭绝没有同样的缺陷。毫无疑问，为当前历史时刻铺路的长期行动进程--蒸汽机的发明、制造业转向煤炭动力等等--充满偶然性与非线性互动，就像核军备竞赛之前政治、军事与产业联盟的融合一样。然而，在这里，统治精英相对而言隔绝于--或自认为隔绝于--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而且有望在经济与政治上都从其恶化中获益。与冷战不同，在这一局势中，安慰无权者的，恰恰是对非意图后果之根本偶然性的信仰；接受地球灭绝是一场历史意外，远比接受它是一项战略容易得多。 此外，从政治生态学立场看，强弱地球灭绝命题的区分似是而非，因为，鉴于已有大量气候数据表明危险的变暖趋势，以及其他证据，我们能够、也应当推断出意图；推定意图并不比实际意图更少应受谴责。无论如何，回到主题，这个命题的两个版本都不兼容以中间派方式组织政治的做法；二者都将政治结构拉向一个黑洞。 其次，莱布尼茨的公式还帮助我们解读这一新政治构型本身。主流媒体采纳一些轻巧的时髦词，试图为其赋予特征--“后事实时代”“另类右翼”等等--但这些词只能近似表达政治如今所处的无神状态（在缺乏共同认可权威的意义上）。公共 舆论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裂。不仅新闻机构--原先的主流正在变成边缘支流，与从前声名不佳、缺乏可信度的信息来源几乎处于同一层次--就连传统上值得信赖的政府机构，如中央情报局（它报告称，俄罗斯黑客蓄意帮助特朗普参选）和联邦调查局（它在选举前数日发布了与克林顿邮件有关的令人困惑的信件），更不用说那些体现官方承认全球变暖存在的机构（环境保护署、能源部、NASA、NOAA等），也都被主动卷入政治争辩，相比甚至仅仅选举前几个月，都更加难以声称自己拥有权威地位。你可以将其称为对公共机构、媒体、政府、科学、建制的信任危机；但无论如何诊断，有一项因素无法忽视：利用新政府的不透明性，各个领域中的黑暗因果链都在增殖。显然，当不可共存的系列汇合，而又缺少一个能够禁止它们共存的中央调节者时，事情就会如此发生。莱布尼茨曾以与“要求”定理相同的调子写道：“*quicquid existere potest, et aliis compatible est, id existere*”，凡是能够存在、并与其他事物相容的东西，就会存在；但这些其他事物中的一个，是一切可能系列共同的权威，也就是上帝。随着任何能够保证一致性的共同权威的丧失，政治世界变成了一个不一致性平面。因此，这绝非偶然：特朗普通过推特与公众作出“直接”、据称未经筛选的沟通（在这里，传播网络被特朗普改造成一种自我--技术义肢，媒介确实就是信息）；拒绝回答媒体那些未经审核、未受控制的提问；反复欺骗，将哪怕只有一丝批评意味的新闻报道斥为“假新闻”，不仅使特定新闻媒体失去合法性，也使它们赖以存在的、基于共识的意义结构本身失去合法性。通过这些做法，特朗普正在为自己定位，以占据共同权威的空缺位置--这是第一章讨论的专制代表逻辑的一个关键维度。 第三，莱布尼茨的公式提示了一种抵抗战略：与其期待打出一记决定性的致命重拳，让否认主义与地球灭绝命题归于灭亡，不如寻找办法，迫使它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新的拓扑结构，在其中，它们不再与任何现实的造世界活动可共存。这一战略预设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稳定性，而这似乎正是当下政治结构所缺乏的，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可以调节共存关系的区域：即便不是由某种神圣选择者来调节，也是由内在要求的具身斗争来调节。因此，有必要发明这种拓扑结构，刺穿专制者的身体，夺回其中的某一部分。简而言之：要现实；要求不可共存之物。 ## §5 最实在者 大地辩护论的目标，是构成一个具有最大实在性的世界，但仅仅指出自然或全球体的不足，并不足以抵达这个世界。大地辩护论始于这样的认识：实在的、最实在的东西--*ens realissimum*，最实在者--仍有待发明。奇怪的是，正如哲学家曾不得不论证上帝的存在，今天，他们不得不论证大地的存在。然而，神学理想建立于不可动摇的确信，而大地的实在，却只有在惊惧、不安、恐惧与战栗之中才能遭遇。 特朗普、蒂勒森、普鲁伊特、佩里、塞申斯与津克，这六个人物，有的明确否认全球变暖或其人为起源，有的虽未明言否认，却仍推动化石开采与消费的激进扩张；当他们占据有权重塑环境政策的政府关键职位时，[^c3-054] 气候研究人员终于开始像卷入战争的人那样行动。特朗普当选、任命一个极端反科学的内阁之后，更不用说能源部内部流转的那份令人警惕的问卷，研究人员开始向特朗普和公众发表公开信、签署请愿书、举行示威（甚至穿上作为道具的实验服），呼吁气候行动，并开始彼此低声讨论如何组织抵抗。律师们开始自愿向可能遭新政权或其更加肆无忌惮的企业盟友攻击的气候研究人员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其他人则提供金钱，以及数据库专长、服务器空间与其他数字资源，以填补他们无法再获取联邦资源之后将出现的空缺。他们谈论“战斗号召”，甚至谈论对海量联邦气候数据进行“游击式归档”，担心这些数据会在权力交接后陷入危险。佩里控制的能源部或普鲁伊特控制的环境保护署，还要过多久才会开始正式谴责全球变暖科学？研究气候还要过多久才会成为一种“非美”活动，值得展开反情报调查，犹如上世纪中叶针对共产党人，以及偏执官僚认为可能类似于或可能导致同情共产主义的一切事物的那些调查？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开始在极为相似的意义上谈论那些麻烦的“气候同情者”。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是国家的敌人，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唯一的选择，是开始准备应对不可避免的蓄意破坏、黑客攻击、监视、间谍活动、经费削减、数据销毁及其他战争行为。 拉图尔与斯唐热都曾以惊人的乐观态度，书写气候科学家的新处境。拉图尔甚至解释说，“在当前情势下，唯一前来照亮我们的微小希望之源”，恰恰在于“研究人员如今正在参与地缘政治”。[^c3-055] 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拥有盟友并不羞耻”，因为他们认识到利害关系的重大，也认识到自己被非自愿卷入的冲突有多么复杂。[^c3-056] 斯唐热同样提出：“我们不需要‘中立的’气候学家，我们需要正在斗争的气候学家；他们应当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缔结联盟，对抗那些将援引他们的知识，以得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一结论的人。”[^c3-057] 然而，拉图尔与斯唐热心中设想的舞台，与眼前有所不同，那是特朗普出现之前的舞台。当然，既然化石燃料产业是生态学最喧闹的反对者，他们的论证确实记录了科学与其从前的一位资助者--资本--的脱离。但他们无法充分记录科学与另一位至少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资助者--国家--脱离的程度，因为在特朗普主义到来之前，西方主要大国至少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尽管大多只是象征性的或无效的。气候学家，那些投身地缘政治的地球科学家，已失去这个至关重要的盟友，必须同时对抗两位过去的资助者。今天要求我们警惕的，并不是某种可能出现的命令式，不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而是气候科学家被迫沉默，或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的声音及其构建的气候学指涉链，遭到国家认可的歪曲。 拉图尔与斯唐热强调联盟的必要性，强调汇聚异质公众的联结性综合，以便遭遇大地并让其政治存在发声，这一点完全正确。要夺回专制者身体的一部分，仅仅援引“事实”是不够的。研究人员与科学家--作为地缘政治行动者--可以代表新的能动性，要求那些宁愿忽视或否认它们的人将它们纳入考虑；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特朗普主义对政治的重新组织，不仅允许无知与否认，还主动促进它们。气候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需要非科学领域的盟友：文学与艺术、法律与政治、经济与商业、新闻与媒体中的盟友。实在的构成，要求综合这些不同实践。 同样，仅仅在装置、电影、文本、宣言、法律理论、经济公式、技术、专题报道等中再现气候，也是不够的。这些都不可或缺，但迫切需要结成的联盟，是这些实践与穷人之间的联系；在地球灭绝的政治生态学之下，穷人可能失去最多。首要问题，是如何放大国内与国际穷人的造世界活动。他们也要求存在；而由于他们如此接近灾变，他们的要求便与大地的要求紧密相连。 在这方面，全球主义左派将一种特定的、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进步形象与平等主义政治混为一谈，遭到了严重失败。美国自由派沉迷于身份、名人、财富、光鲜的新技术（尤其是绿色技术），以及任何有望为其文化优越感提供正当性的东西；他们至多不过是假装致力于民主政治。他们真正珍视的价值--财富积累、社会地位等等--并不来自对平等主义或正义的任何投入，而来自对全球市场的投入。证据就是：数十桩骇人听闻的企业剥削丑闻，既未能在这些圈子里激起行动呼吁，甚至未能激起批评性回应，也未能冲击相关产品的销量。例如，在富士康巨型工厂的工作条件曝光之后，苹果设备的销量依然如此；在棕榈油种植园包括童工在内的工作条件曝光之后，百事、联合利华、雀巢及其他全球品牌的产品依然如此；在生产中使用童奴的事实曝光之后，主要巧克力制造商的产品依然如此。大型跨国公司的剥削性与破坏性实践，很少掀起政治波澜，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团体--当然也不包括民主党--愿意挑战它们，或为它们的受害者说话。随着克林顿竞选失败，这种平淡乏味的中间自由主义，连同它所预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方式，一同死亡了。 正如哈拉维所说，我们用什么故事来讲述其他故事，很重要。那些迫切需要得到表达的故事，应当反复而有力地勾连穷人的利益、碳饱和地球系统的波动性，以及排放的物质来源。气候数据并不足够；来自马尔代夫、图瓦卢、巴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国、印度，以及全世界三角洲和沿海地带的数千万气候难民与化石资本主义其他受害者的心碎叙事--更不用说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与新泽西--必须被延续、传播，并被人遭遇。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技艺，是通过电影或视觉形式延续这些叙事。例如，迈克尔·纳什的《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s*, 2010），镜头轮流停驻于谈论政治的人物、被反常天气事件围困的脆弱土地的影像，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流离失所或即将流离失所居民的访谈；或者珍妮弗·雷德芬探讨低洼的卡特雷特群岛消失的短片《太阳升起》（*Sun Come Up*, 2011）；又或者阿尔戈斯集体的民族志／摄影作品，[^c3-058] 通过视觉与文字讲述尼泊尔人、阿拉斯加人、孟加拉国人，以及其他濒危人群和土地的故事。这些及其他“提升意识”项目，不仅是给气候变化加上一张“人的面孔”，也共同表达了那些界定大地的气候--政治--经济环路日益增强的强度。这个具有强度的大地的故事，必须通过难民及那些缺乏资源来建设防护基础设施的国家的故事来讲述，也必须通过那些将其强度推向地球灭绝程度的政治与商业剥削来讲述。这些故事所传播的，不只是其内容；它们还传播着一张联结之网，一张将分散、异质的公众束缚在一起的集体义务之网。 然而，正如仅有科学并不足够，仅有艺术也同样不足够。必须承认它们的局限，以及它们需要得到补充。克莱因的结论无法反驳：我们需要的，至少是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具有交叉性的民众运动，将“范围尽可能广泛的盟友”联结起来--公务人员、消费者、退伍军人、工会、原住民社区、制造业工人、医护工作者、研究人员、学者、学生、艺术家、工程师等等，以及投身环保、反贫困、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工人权利、原住民权利、人权和其他项目及社会运动的行动者。[^c3-059] 毫无疑问，那些可以用来讲述反化石资本主义、反全球变暖故事的故事，那些能够恰当--哪怕始终是局部地--再现强度中的大地的故事，涵盖了整个反对性政治行动的范围。然而，如果那些目前在低洼地区以及干燥、缺雨的荒地上打一场正节节败退的气候战争的人，仍然大体上被西方进步派抛弃，那么，这样一场运动就有可能盘旋着陷入失序，或者干脆无法走出其原初的混沌。 随着土地在海平面上升、压倒性的风暴、令人瘫痪的干旱、不断扩张的荒漠化，以及吞噬一切的泥石流、洪水、沙尘暴和气旋面前消失，继续把克莱夫·汉密尔顿所谓这个“不服从的星球”，描绘为一个脱离其生产条件、由自我维持的抽象形式（契约、商业贸易路线等）所界定的、去肉身化的全球体，就变得愈发野蛮。但正如全球体试图掩盖的波动性所表明的，最实在者并非救世主。事实上，救世主的观念--无论是永久、可预测的自然，还是专制的民族，抑或弥赛亚式先锋--恰恰是必须失去信誉、被逼入角落、被包围，并被置于那些与它不相容的迫切要求之存在诉求之下的东西。一边是地球灭绝、自我维持的广延中的全球体，以及政治的专制再疆域化；另一边是大地辩护论、物质性的强度中的大地，以及集体义务：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 本章原注 [^c3-001]: 参见 http://www.trumptwitterarchive.com/#/archive/global%20warming。 [^c3-002]: World Meteorological Organization, “The Global Climate in 2011-2015”［《2011-2015年全球气候》］, WMO-No. 1179，见 http://public.wmo.int/en/media/press-release/global-climate-2011-2015-hot-and-wild。 [^c3-003]: 同上，第6页。海洋温度也同样如此；见同上，第7-8页。在这方面，气候否认论者已经开始部署反对话术：尽管2016年的变暖幅度极有可能仍将超过2015年（事实上，2017年1月18日，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NASA/NOAA〕的数据证实，2016年是截至当时有记录以来最热的一年），否认论者却声称，这完全是2014-2016年期间记录到的超级厄尔尼诺增暖效应所致，该效应已在2016年第三季度开始减弱。预计2017年不会出现与厄尔尼诺有关的增暖效应，因此，一旦2017年有任何气温测量结果比2016年低，否认论者就会据此宣称，这证明全球变暖不是人为造成的。这个论证可能出错的地方实在太多，这里不预先逐项驳斥；我提及它，只是因为在特朗普任期内，否认论者很可能会提出这一路线的论证，并由新闻媒体加以放大。 [^c3-004]: 同上。 [^c3-005]: 参见 Carl-Friedrich Schleussner et al., “Differential Climate Impacts for Policy-Relevant Limits to Global Warming: The Case of 1.5ºC and 2ºC”［《与政策相关的全球变暖限值之差异性气候影响：1.5ºC与2ºC的情形》］, *Earth System Dynamics* 7 (2016): 327-51。该文假设全球气温较工业化前平均值上升1.5-2ºC，评估其对生态和人类系统（极端天气事件、水资源可用量、多种作物的农业产量、海平面上升、珊瑚礁系统）可能造成的影响。论文的发现包括：“就全球极端高温而言，1.5ºC与2ºC的差别，标志着从当今自然变率的上限向一种新的气候体制的过渡……我们基于这组有限指标作出的评估意味着，在适应能力有限、特别脆弱的地区和社会群体中，1.5ºC与2ºC的气候影响差别最为显著。在增暖2ºC的情况下，热带沿海地区和岛屿可能同时遭遇以下影响：提供海岸保护、且作为生态系统服务主要来源的热带珊瑚礁几乎完全消失；整个21世纪海平面持续以高于当前的速度上升；以及沿海洪水和淹没威胁加剧。考虑到非洲和东南亚热带地区预计的人口增长与城市化趋势，在增暖2ºC的条件下，极端高温及作物减产的潜在风险尤其严重。气候变化影响与其他发展挑战相结合，对区域粮食安全构成根本挑战，并可能使若干国家或这些国家中的某些人口陷入新的贫困陷阱。” [^c3-006]: WMO，第8-9页。 [^c3-007]: 同上，第25-26页。 [^c3-008]: New York Times, “Donald Trump’s New York Times Interview: Full Transcript”［《唐纳德·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完整实录》］, *New York Times* (Nov. 23, 2016), http://www.nytimes.com/2016/11/23/us/politics/trump-new-york-times-interview-transcript.html。 [^c3-009]: Andreas Malm, *Fossil Capital: The Rise of Steam Power and the Roots of Global Warming*［《化石资本：蒸汽动力的兴起与全球变暖的根源》］ (London: Verso, 2016)。引用页码采用Verso电子书版。 [^c3-010]: 这些评论或许让人想起伊恩·哈金对岩石所作的令人难忘的讨论；参见 Ian Hacking,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究竟什么的社会建构？》］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86-206。 [^c3-011]: Malm, *Fossil Capital*［《化石资本》］, 150（着重为本书作者所加）。 [^c3-012]: 同上，第265页。 [^c3-013]: 按马克思的说法：“劳动保存价值的力量表现为资本自我维持的力量；劳动创造价值的力量表现为资本自行增殖的力量；总而言之，依照资本的概念，活劳动看起来是由对象化劳动使之运转的”；而当生产的规模扩大（更多工人、更多组织、更多机器），并将科学和技术的应用加入生产时，这一印象就大大“加强”，从而产生“资本的生产力”（Karl Marx, “Results of the Immediate Process of Production”［《直接生产过程的结果》］, in *Capital, Vol.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资本论》第一卷：政治经济学批判］,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1020-21, 1024）。 [^c3-014]: 这一论证在法律理论语境下见 Kyle McGee, “Actor-Network Theory and the Critique of Law”［《行动者网络理论与法律批判》］, in *Law and Philosophy*［《法律与哲学》］, ed. Thanos Zartaloudis (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 2017)。若在此进一步展开，就会严重偏离主题。 [^c3-015]: 例如参见 Benjamin Noys, *The Persistence of the Negative: A Critique of Contemporary Continental Theory*［《否定性的坚持：当代欧陆理论批判》］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0), 80-105。 [^c3-016]: 说清楚一点，我并不认为本次讨论中的主要对话者马尔姆犯了这个错误。事实上，马尔姆相当详细地讨论了资本的抽象空间。 [^c3-017]: 例如参见 Alexander Zaitchik, *The Gilded Rage: A Wild Ride through Donald Trump’s America*［《镀金的愤怒：穿越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的狂野之旅》］ (New York: Hot Books, 2016)；该书提供了一扇观察各地特朗普主义的准民族志窗口。 [^c3-018]: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与麻烦共处》］。 [^c3-019]: 例如参见 Bruno Latour, *We Have Never Been Modern*［《我们从未现代过》］, trans. Catherine Porter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38：“你因为世界正被机械化而愤慨吗？现代批判会告诉你那位创造者上帝：一切归属于他，是他把一切赐给人。你因为社会是世俗的而愤慨吗？现代批判会向你表明，灵性因此得到解放，而一种全然精神性的宗教要优越得多。你自称是个虔信者吗？现代批判会拿你开怀大笑！” [^c3-020]: 同上，第71页。 [^c3-021]: Latour, *Facing Gaia*［《面对盖娅》］，第六讲。 [^c3-022]: 同上。 [^c3-023]: 同上。 [^c3-024]: 同上。 [^c3-025]: 同上。 [^c3-026]: 同上。 [^c3-027]: Scott Pruitt and Luther Strange, “The Climate-Change Gang: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Lawlessly Rewards Its Supporters and Punishes Its Enemies”［《气候变化帮派：奥巴马政府违法奖赏其支持者、惩罚其敌人》］, *National Review* (May 17, 2016), http://www.nationalreview.com/article/435470/climate-change-attorneys-general/。 [^c3-028]: 此处使用的环路／总体构造见 Bruno Latour, *Facing Gaia*［《面对盖娅》］，第四讲。蒂莫西·莫顿也使用一种类似构造，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奇异”或诡异的环路，在其中“两个看似完全分离的层次［如地质与人类］翻转进入彼此”）；见 *Dark Ecology: For a Logic of Future Coexistence*［《黑暗生态学：走向未来共存的逻辑》］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2016)。 [^c3-029]: Deleuze & Guattari, *Anti-Oedipus*［《反俄狄浦斯》］, 198。 [^c3-030]: Naomi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这改变一切：资本主义对抗气候》］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14), 43, 44-45。［译注：所引英文为“higher altitudes”（较高海拔），此处据本书原文译出；结合纬度与气候的上下文，其是否为“higher latitudes”（较高纬度）之误，有待核对被引版本。］ [^c3-031]: Malm, *Fossil Capital*［《化石资本》］, 475。 [^c3-032]: 作为军事战略，这难道不是很可能适得其反，促使反美情绪在全世界汇合，进而支持它声称要削弱的那些武装组织吗？它难道不是很可能招致暴力，甚至引发一次“国家安全紧急状态”吗？答案显然是肯定的；无法排除这本来就是战略的一部分，尤其考虑到现成的特权国家机器。如果紧急状态没有自然发生，特朗普政府就必须编造一个。 [^c3-033]: 俄罗斯在这一战略中也扮演着角色。极度简化地说，这个地区不稳定地悬在几股力量之间：全球大国（美国及其主要由西方国家组成的盟友；俄罗斯及其由伊朗、伊拉克、叙利亚、中国等盟国构成、较不稳定的混合体）、“伊斯兰国”，以及地方力量（数国、尤其是叙利亚的亲政府力量与反叛力量；它们各自同美国阵营或俄罗斯阵营有关联，同时也可能或已知与“伊斯兰国”存在联系，具体情况因国家而异）。哪怕只有中度亲普京倾向的白宫，也可能采取措施，允许俄罗斯主宰该地区。而特朗普的白宫至少会中度亲普京：正如普京在2016年12月15日致特朗普的信中所表明的，俄罗斯期待“恢复不同领域双边合作的框架，并将［俄罗斯与美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协作提升到一个质的新水平”。2016年12月下旬，俄罗斯与伊朗外交官在没有美国或联合国参与的情况下，与土耳其代表会面--直到不久前，土耳其还是反对叙利亚阿萨德政权的美国盟友--开始为持续五年多的叙利亚内战寻求解决方案；这场内战源于要求阿萨德下台的“阿拉伯之春”运动。据报道，谈判取得了成果，而三方设想的解决方案，很可能让阿萨德或其他亲俄力量继续在叙利亚掌权。联合国主持的和平谈判计划于2017年开始，特朗普政府也将获邀参加；外界猜测，在谈判结果出炉之前，叙利亚将先成立一个临时过渡政府。当然，叙利亚稳定之后，俄罗斯会继续压碎该地区及更远地方的其他抵抗据点：叙利亚不是最终目标，而是起点，随后很可能接连出现新的干预，以扩大俄罗斯的影响。一旦确立主导地位，随着俄罗斯和美国的国家及企业政治力量在这一地区大幅扩展，俄美利益方就能围绕此前无法染指的资源--首先是石油--达成利润丰厚的交易。这些评论不应被理解为支持2016年12月至2017年1月期间由民主党高声宣扬、并在美国媒体流传，而根据仍不充分的“选举黑客攻击”指控。正如马特·泰比解释的，这些指控与2003年萨达姆·侯赛因的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错误说法极为相似；后者曾是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借口：“我们以前就被这样的故事烧伤过，后果是灾难性的。所以，令人惊讶的是，我们并没有更努力地避免再次受骗”（Matt Taibbi, “Something about This Russia Story Stinks”［《这则俄罗斯故事有些地方不对劲》］, *Rolling Stone* [Dec. 30, 2016],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features/something-about-this-russia-story-stinks-w458439）。尽管特朗普起初表达过类似看法，但在他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他承认，俄罗斯事实上可能对民主党全国委员会（DNC）的黑客攻击负责；不过，足以支持这一说法的事实仍未公开。 [^c3-034]: *The Convention on the Prohibition of Military or Any Other Hostile Use of Environmental Modification Techniques*［《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第二条（美国于1980年1月17日批准）。 [^c3-035]: 同上，《关于第二条的谅解》。 [^c3-036]: 同上，第一条，第1款。 [^c3-037]: 同上，《关于第一条的谅解》，(a)--(c)。 [^c3-038]: 同上。 [^c3-039]: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er on Refugees, “Summary of deliberations on climate change and displacement”［《关于气候变化与流离失所问题的审议摘要》］，第8段（2011年4月），http://www.unhcr.org/4da2b5e19.pdf。 [^c3-040]: 同上，第10段。 [^c3-041]: Michael Wolff, “Ringside with Steve Bannon at Trump Tower as the President-Elect’s Strategist Plots ‘An Entirely New Political Movement’ (Exclusive)”［《在特朗普大厦近距离观察史蒂夫·班农：候任总统的战略家正筹划“一场全新的政治运动”（独家）》］, *Hollywood Reporter* (Nov. 18, 2016), http://www.hollywoodreporter.com/news/steve-bannon-trump-tower-interview-trumps-strategist-plots-new-political-movement-948747。 [^c3-042]: “Heathen Earth”［《异教徒的大地》］是英国工业音乐先驱“悸动软骨”（Throbbing Gristle）1980年一部作品的标题。 [^c3-043]: 布鲁诺·拉图尔将政治生态学表述为一场“战争”：一方是依附于自然的“人类”，另一方是由盖娅召集的“大地之民”：“我知道如此直截了当地陈述问题是有风险的，但我不得不说，在人类世时代，人类与大地之民必须同意开战。用地质历史虚构的方式来说，生活在全新世时代的人类，与人类世的大地之民发生了冲突”（Latour, *Facing Gaia*［《面对盖娅》］，第七讲）。 [^c3-044]: Derrida, *The Beast and the Sovereign*［《野兽与主权者》］, 10。 [^c3-045]: 另一种观点将“气候末日”与其他末日并置，强调每一种末日所揭示的宇宙论不稳定性，见 Jairus Grove, “Of an Apocalyptic Tone Recently Adopted in Everything: The Anthropocene or Peak Humanity?”［《论近来一切事物中采用的末日语调：人类世还是人类峰值？》］, *Theory & Event* 18, no. 3 (2015)。 [^c3-046]: 希望这能说明，我们为什么一开始就选择将其称为“地球灭绝”，而不是使用一个地球灭绝者自己也可能认可的术语。本次讨论所传达的对其政治生态学的理解，必然带有党派立场；所选术语的一部分用意，正是反映政治言说这种无法根除的视角性条件，而不是掩盖它。 [^c3-047]: Isabelle Stengers, “Autonomy and the Intrusion of Gaia”［《自主性与盖娅的闯入》］,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2017)。 [^c3-048]: 关于偶然与必然之模态的相关讨论，见 Kyle McGee, “On the Grounds Quietly Opening beneath Our Feet”［《论我们脚下悄然裂开的地面》］, in *Reset Modernity!*［《重置现代性！》］, eds. Bruno Latour and Christophe Leclerq (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c3-049]: 参见 G.W. Leibniz, “On the Radical Origination of Things”［《论事物的根本起源》］, in *Philosophical Papers and Letters*［《哲学论文与书信》］, 2nd ed., trans. and ed. Leroy E. Loemker, 486-91 (Dordrecht: Kluwer, 1989)。 [^c3-050]: 值得注意的是，莱布尼茨甚至提出了哲学史上最具唯物主义色彩的存在者定义之一：存在者是“比任何与它不相容的其他事物，都能与更多事物相容的东西”。参见 G.W. Leibniz, *Logical Papers: A Selection*［《逻辑论文选》］, trans. and ed. G.H.R. Parkins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51。 [^c3-051]: Gilles Deleuze, *The Fold: Leibniz and the Baroque*［《褶子：莱布尼茨与巴洛克》］, trans. Tom Conley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3), 67。 [^c3-052]: 同上，第68页。 [^c3-053]: E.P. Thompson, “Notes on Exterminism, the Last Stage of Civilization”［《论灭绝主义：文明的最后阶段》］, *New Left Review* 121 (1980)。 [^c3-054]: 特朗普还提名了全球变暖否认论者担任对环境政策没有直接影响的内阁职位，包括汤姆·普赖斯（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本·卡森（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迈克·蓬佩奥（中央情报局）。其他获提名者--如赵小兰（交通部）、贝齐·德沃斯（教育部）与威尔伯·罗斯（商务部）--与煤、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有关联，但并未就此问题公开作出明确表态。尽管这些职位无权影响环境政策，但显然，各自都有权在自身领域内执行和解释这些政策。例如，可以预见，卡森领导的住房与城市发展部（HUD）会拒绝因水域侵入而在国内流离失所的环境移民提出的搬迁资助申请；比洛克西--奇蒂马查--乔克托部族的让·查尔斯岛分支就曾获得此类资助，其22,000英亩的岛屿已经被墨西哥湾吞没。 [^c3-055]: Latour, *Facing Gaia*［《面对盖娅》］，第七讲。 [^c3-056]: 同上。 [^c3-057]: Stengers, “Autonomy and the Intrustion of Gaia”［《自主性与盖娅的闯入》］。［译注：本条原注将“Intrusion”拼作“Intrustion”，此处保留原注英文拼写；完整题名见原注47。］ [^c3-058]: Argos Collective, *Climate Refugees*［《气候难民》］ (Cambridge: MIT Press, 2010)。 [^c3-059]: Klein, *This Changes Everything*［《这改变一切》］, 134。 # 第四章　论集体义务 ## §1 使能动性移位 在上一篇文章中，我们遇到了娜奥米·克莱因的论点：要抗击全球变暖，唯有一个尽可能广泛、把分散的地方依附关系综合起来的联盟体系才足以胜任。她那部充满激情、研究全球变暖与化石资本主义的著作，有很大篇幅通过聚焦当代环境行动者的实践及其近期胜利，来支持这一论点。她与示威者、组织者以及其他反对环境破坏的人相遇，由此浮现出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钻探、挖掘、水力压裂、爆破、铺设管道，以及用火车和卡车运输石油天然气之类的开采项目，越来越深入地侵入美国、加拿大和欧洲的居民社区，制造新的危险，使过去遥远的风险--油罐列车爆炸、石油泄漏与溢出、地下水污染等等--逼近西方人的家园；这些社区因而越来越积极地动员起来，既反对眼前某个具体项目，也反对其背后的开采主义逻辑。这些过去受到隔离保护的社区，开始正视化石资源开采所带来的物质后果可能或实际就在身边，于是愈发像发展中国家的那些社区：后者早已长期承受、也长期抵抗油气勘探开采的有害影响。克莱因在这里察觉到，某种“关于抵抗共同生态危机的跨国叙事”正在形成；[^c4-001]这个叙事形成于形形色色、分散各处、地理上彼此无关、极其地方化却又彼此相连的战场。她认为，这场被她称为“封锁地带”（Blockadia）的自下而上运动，其“决定性特征”是“与地方的联系”。[^c4-002] 特朗普当选之后，克莱因关于一场有机的、跨国气候社会运动的愿景，显得有些浪漫。数千万美国人投票支持一位公开否认气候变化的人；他们不仅没有认识到生态利害关系的严重性，而且直截了当地否定其现实存在。失去美国这一潜在盟友，对现有气候社会运动是一记毁灭性打击；显然，在它们重建有活力的公共领域的计划中，联邦政府不可或缺。人们还可以设想，这类群体能够推动中间派政治人物和监管者朝某个方向迈进：对勘探和开采实施更严格的限制，扩大公共卫生管制，开放公共教育与职业培训项目的参与渠道，转向可再生能源，等等。但要设想一个充斥着支持化石能源、否认气候变化者的特朗普政府，会屈服于类似压力，就困难得多了。 不过，这绝不是说，通过诉讼赢得的开采限制、在社区和城市等国家以下层级的环境规划中制定的限制，以及基层反对运动对特定项目、公司乃至整个行业的打击，已成过去，或已不再值得争取。相反，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在反对能源转移伙伴公司“达科他输油管道”的基层运动中形成的广泛联盟，就是一个典范。该管道原计划穿越北达科他州立岩苏族的领地；面对强大的民众压力，美国陆军工程兵团拒绝授予一项必要的地役权，项目因此暂停。数十个美洲原住民部落，与环保人士、公民权利行动者、反种族主义行动者、退伍军人、地方及全国政治人物，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原住民部落，共同反对这个项目，把它重新界定为对基本权利的多方面冒犯。但正如气候学家连先前享有的国家支持的表象都已经失去，环境战争机器也将不可避免地发现：它所对抗的不只是资本，还有一种专制的政治和军事权力；这种权力甚至比那些在偏远非洲和阿拉伯村庄钻探、通常不受监管的石油公司，更容易诉诸非理性暴力。在这一点上，我们必须注意，特朗普支持该管道项目，而能源转移伙伴公司的一位董事里克·佩里将执掌能源部；种种迹象都表明，行动者的胜利不会持久，项目一旦继续推进，同一批或新的受害者很可能随之出现。保持警惕和持续抵抗，将不可或缺。 立岩抗议留下的原则是：所缔结的联盟越多、越异质，受影响的公众就越能够清楚而充分地表达自身。立岩公众广泛吸纳盟友，这些盟友既关心结果，也关心镇压管道反对者所采用的手段；公众由此成功地把一场最初被界定为美洲原住民主权问题的争端，转译为一组更复杂、层层嵌套的议题：生态与人类健康、宗教自由、言论自由、免受国家压制、种族平等和族群尊严，等等。未来不久，无疑还会需要类似的努力。通过这一原则，狭窄的议题得到放大，微弱的声音得到扩音，相互分歧的利益汇集为广泛分布的能动性；我们不应忽略它。 除了基层反对运动，诉讼仍然是抗击全球变暖的重要资源；特朗普就职后，环境诉讼很可能变得重要得多。例如，普鲁伊特领导的环境保护署，必定会采取有争议的措施来破坏奥巴马政府的环境规则，从而产生司法审查的需要。不过，行动者已经开始以更有创造性的方式运用诉讼。前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气候学家詹姆斯·汉森，是最早对全球变暖发出警报的科学家之一：1988年，他向国会作了重要的公开证词，通过全球气温、海平面变化和冰盖融化来解释“温室效应”。如今，他是一宗正在美国俄勒冈联邦地区法院审理的联邦诉讼的原告。[^c4-003]汉森在诉讼中担任未来世代的监护人，与以自己名义起诉的年轻人，以及气候正义倡议组织“地球守护者”（Earth Guardians）联手。原告指控联邦政府、奥巴马总统及某些政府机构未采取必要行动削减碳排放，并请求法院命令被告实施一项计划，在2100年之前，把大气中的CO₂浓度降至不超过百万分之350（350 ppm）。被告和包括美国石油协会及其他能源业团体在内的若干介入诉讼者，于2015年请求驳回诉讼；但2016年4月8日，治安法官托马斯·M.科芬提交了一份论述有力的报告，建议地区法院驳回这一动议，令许多观察者震惊。[^c4-004]科芬法官认定，原告符合宪法关于诉讼资格的要求，提出的并非不可由法院裁判的政治问题，而且已经提出有效的实质性正当程序请求。数月之后，也就是总统选举结束仅两天后，地区法官安·艾肯也出乎观察者意料，发表了一份严谨、具有学术深度和历史意义的意见书，采纳科芬法官的建议，并在司法史上首次阐述普通法上的公共信托原则如何适用于碳排放和气候变化。[^c4-005] “朱莉安娜案”（Juliana）是一场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态公民权利诉讼，极大拓宽了抗击全球变暖的联盟。在加拿大，近年来也上演着类似的法律斗争，虽然其焦点较窄。加拿大最高法院2014年裁定，原住民族对未割让土地保有某种形式的主权；所谓未割让土地，就是既未通过条约签让，也未在战争中被征服的加拿大土地。[^c4-006]依照法院的说法，王室所有权--即根本所有权，政治主权的法律基础--受制于“在欧洲人到来之前已经占有并使用该土地的原住民所享有的先在法律权利”；这些权利是独立的法律利益，使王室负有信义义务。[^c4-007]由于原住民所有权是为了当代以及所有后代而持有的集体所有权，土地不得受到滥用，也不得以剥夺后代土地利益的方式开发。如果政府使用--或政府批准使用--受原住民所有权约束的土地，而这种使用不符合拥有该所有权的原住民群体的意愿，就必须满足若干条件，其中包括：这种使用必须符合王室尊重原住民所有权之代际性与集体性的信义义务。显然，这种原住民所有权概念，对于限制那些会毁坏加拿大广袤而资源丰富的土地的政府行动，具有重要而深远的后果。因此，有人宣称，原住民土地权是对抗化石能源产业与全球变暖的关键法律手段，因为它有助于确保碳继续封存在地下。 这些例子似乎都与克莱因把气候社会运动植根于“与地方的联系”的做法完全一致。我们应当问的是：如果地方对于气候斗争是如此根本的范畴，那么后者与特朗普主义那种关于诞生性、关于 *natus*（出生）的政治本体论，有什么区别？特朗普主义不也声称自己同“地方”存在深厚联系，所联系的是一个以种族统一和文化同质为标志的本土主义地方愿景吗？它对现代全球体的去疆域化，不正是围绕这一点展开的吗？克莱因所说的与地方的联系，以及这种联系所蕴含的与地方性、处境性、特定的时空节律相协调--这些节律不仅包括日出日落、季节更替，还包括动物在哪里、何时迁移，河流哪里水势强、哪里水势弱，哪里、何时鱼类丰富--与地方精灵（*genius loci*）相协调，与赋予地方精神以生命、顺应而非对抗生命流动的原住民知识、传统和技术相协调，构成了对化石资本彻底的无地方性的一种有效反击，也反击了那种消除距离的抽象空间：全球体正是建立在煤、石油和天然气这一没有根基的根基之上。然而，这并没有告诉我们太多关于此处“联系”或“地方”的含义。在回答上述问题之前，我们要先审视这两个概念，因为克莱因的论述尚未充分展开它们。 首先，这种联系难道至少不是一种依赖纽带，其特征与其说是权能、特权和权利，不如说是责任、负担和义务吗？特朗普主义规定的人类与自然的关系，狂妄自大、自信满满、剥削成性，因而实质上是单方面的；按照这种关系，人类--有别于种种被排除在考量之外的次等人类--无法控制的气候灾难，严格来说是不可能的。与此相反，这种纽带脆弱得令人发狂，具有反应性和回环结构，因而横贯存在者的整个光谱，每一个存在者都与自己所接续的存在者相缚。它们把各自的线索绞合起来，组成连续转化、反击和更新的链条，从彼此所负的义务中缓慢地构成世界。 其次，这里的地方并非就在那里，任人占取，而必须重新发明。拉图尔评论卡尔·施米特时指出，在现代法律传统中，通过确立根本所有权来奠立法律性的“土地攫取”（*Landnahme*），在这里被倒转了：是土地抓住并扣留了我们。[^c4-008]沿着施米特的思路，这似乎要求我们对法律的基础作思辨性的重思，因为，如果建立在占取土地之上的空间秩序（*nomos*）确实被从根基上动摇了，如果土地正在重新夺回空间，那么旧的法秩序就不再足够。事实上，这种安排秩序的方法、这种法律性形式、这种安置的技术，似乎应当对这场危机负有某种责任；它自身的解体也属于这场危机。这一倒转，以及旧法秩序信誉的破产，代表着法理学创新的机会--等右翼民族主义浪潮退去时，这个机会很可能已经被白白浪费，但它终究还是一个机会。在概念和哲学上，它不只是机会，更是一种必要性或义务：我们必须思考这种长期以来被视为理所当然、实则偶然形成的法律性模式的界限，并设想一种非开采、非剥削、非占有的法律性模式。 因此，地方不能按照旧法秩序规定的方式，被等同于一种民族认同、一个民族国家。领土扩张的装置，以及其中“封闭在边界之内的民族国家”，让位的并不是没有地方的全球体，而是“相互混合、彼此对抗、相互纠缠、相互矛盾的网络；任何和谐、任何体系、任何‘第三方’、任何至高天意，都不能预先将它们统一起来”。[^c4-009]大地辩护论的地方概念、领土概念，明显不同于自然和民族的地方、领土观念。依照这一概念，“一个行动者的领土，是一连串其他行动者；它必须同它们达成相处之道，而且若要长期生存，就不能缺少它们”。[^c4-010]这样的强度性领土，已经是一个尘世的政治身体。 不同于本土主义的依附，这些与地方的联系，这些必须重新发明其先行者，否则就会与一种不可持续的空间与权力秩序体系一道毁灭的纽带，并不会因为多重性、异质性和相互干涉而受到危害。恰恰相反，它们需要这些因素：单一性、同质性和本体论隔绝，才是生存与生态的灾难。没有任何行动者--无论专制者、民族还是自然--能够脱离他者的中介而维持存在；它必须能够同他者进入组合、交换属性、延伸自身的能动性。 我们该用什么名称来指称这种独特的“与地方的联系”？它不只是一种未加界定的联系，而是一种确定的依赖纽带，比起特权或权能，它更接近一种义务。它既不是财产所有者进行剥削的特权，也不是被剥夺者群体的制宪权力，而是一种构成性责任。它不只是一个处境化的地方，而是活着的、变化着的物质领土，由纠缠的人与非人、变动的自然与文化、动态的身体与符号组成。它意味着开采主义法秩序的移位，以及一个崭新政治身体、一种全新生态法律性模式的出现。15世纪英国法学家约翰·福蒂斯丘提供了一个有帮助的表述：法律把一个政治身体聚拢起来，使之保持一体，就像神经与筋腱把自然身体维系起来一样。[^c4-011]依照福蒂斯丘的托马斯主义词源学，法律（*lex*）源于 *ligando*（联结），而不是 *legendo*（阅读）；[^c4-012]因此，法律首先应被理解为维系一个人民、推动集体运动的神秘或政治韧带，而非规定好的共识。从西塞罗经契约论直至现代实证主义，社会约定论的法律解释一直推崇后一种观点。在福蒂斯丘的叙述中，这个起源故事经过了自然主义隐喻的过滤--它假定自然身体与政治身体同构。“韧带”一词几乎能够表达我们的意思，但它承载着一种有机体论色彩，并不适合这里的联系；它会让人忘记：政治身体是一个有待面对不确定性、通过一系列相互关联的转化而聚集和组成的身体，并非稳定且井然有序的既成事实。对于我们试图界定的这种联系，我找不到比“联结”（*ligature*）更合适的术语。这个词不仅汇集了约束、系缚、维系一体的相关含义，还通过自身的媒介维度--也就是词汇、排印与文学的维度--记录异质的能动性和存在模式在其中纠缠的生成回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它与“义务”（obligation）、“责任”（liability）和“联盟”（alliance）同出一根，而这些都是迄今讨论的关键术语。 “联结”就是一种扭转、绞合的运动，通过本体论上的相互干涉，把不同利益编织、束缚在一起。我们可以说，这些联结并不属于狭义或严格意义上的法律--它们从来不以这一面貌出现在法律教义中--但它们完全属于法理学，构成了法理学的真正对象。在接下来的讨论中，我将围绕这一构想与法律、尤其是环境法，以及政治身体问题的关系，进一步展开它。 ## §2 自然法与万国法 大地辩护论的政治生态学，要求从根本上重新思考自然法：毕竟，偏偏在环境已经消失、治理与管理的逻辑在全球变暖面前显露出无能的时候，我们所继承的恰好是一套新自由主义的环境治理和自然资源管理法律体制。再加上特朗普那个浸透石油的内阁，打算拆除现存的、旨在限制化石资源开采与消耗的微薄监管基础设施，重新考察自然法以及法律之本性的紧迫性，就只会进一步增强。 本书的读者很少会把美国环境监管赞颂为一种毫无疑问的善的力量。我想，没有人愿意看见环境保护署、国家航空航天局、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美国林务局，以及其他负责调查环境危险、执行环境法规的机构，被剥夺权力、取消经费，或彻底撤销；但我们大多数人恐怕也不会对它们寄予太多信心--至少在避免气候灾难这件事上如此。环境机构自成立以来一直遭受多大程度的监管俘获，人们相对清楚；与大多数其他领域相比，这似乎更严重地威胁着这些机构使命的实现。即使温和监管也牵涉巨大的商业利益，这一点便十分合乎逻辑：不同于卫生、住房、教育等其他监管机构，环境机构的行动往往直接切入生产率水平。它们以极微弱的强度传达一个真相：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与一颗适宜居住的星球，本质上互不相容。美国环境保护法布满结构性漏洞，鼓励采用行政伎俩--例如改变关键术语的定义，操纵影响标准含义与范围的基线假设--以及特殊照顾--例如拒绝对违法者执法，按照游说力度和政治捐款发放许可证与执照；更不用说全面的监管豁免，例如克林顿政府在行业赞助下，把深水油气钻探防喷器的检测频率降低50%，这是英国石油公司“深水地平线”灾难的重要一环。因此，美国环境保护法往往无非是把掠夺合法化。正如玛丽·克里斯蒂娜·伍德所写：“在政治压力下，把公共资源错误地转移给私人利益的过程，发生在环境法提供的合法化面纱之后。”[^c4-013]然而，虽然在评价法律对于建设适宜居住的星球、实现生态正义、构成迫切需要的政治共同体的作用时，必须考虑环境法所面临的局限与挑战，我们也不能断定它腐败得无可救药，或在构成上无力回应强度中的大地的需要。相反，我们应当确保法律仍是一种实验的实践，一门建立冒险而未曾预见之联系的艺术：也就是我们先前遇到的意义上的法理学。无论是因为法律被资本主义占用，还是因为其官僚性质，就在生态问题上放弃法律性，都是严重错误。即使国家越来越暴烈地退出自己的使命--培育强健的公共领域、富有活力的政治文化，以及一种珍视法律平等保护、珍视能够组成并维系多个并存公众之差异的公民生活模式--这一点也仍然成立。 话虽如此，法律性与生态之间必要的接合，大部分仍有待建立。相关文献汗牛充栋，还在不断增长，却往往始终停留在单一自然主义的宇宙论内部，安然奠基于超越性的自然法则。这个阶段的论点看起来仍然是：我们必须使自己的环境法与自然法相和谐。而正如上文所指出的，这恰恰发生在环境--更不必说自然--已经彻底消失之时。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大地辩护论的可能性；或者，进一步说，如果我们十分认真地对待自然的不可能性，进而对待自然／社会或自然／文化二分、事实／价值二分、人／非人二分等等的不可能性；如果我们变得足够敏感，能够感受到那些既支撑又威胁着我们的复杂非线性作用／反作用回路，对它们感到负有责任，甚至感到自己有能力“回应”它们，那么，事情就再清楚不过了：自然法没有什么可告诉我们的。恢复人类法与自然法之间和谐的呼吁，通常不过是企图重新把科学加冕为享有特权的治理认识论。[^c4-014]（这绝不意味着传统法律教义--例如“朱莉安娜案”法院所依赖的公共信托原则--在更新的法律性／生态接合中没有位置；但这确实意味着，为这些教义提供正当理由的法理学思维必须被重新构成，因为其中许多教义继承了一种自然主义宇宙论。） 那么，如果不向自然法低头，大地辩护论的法律性模式会是什么样？第一步，无论多么有违直觉，就是理解法律性不能还原为国家法。这一点看起来很接近自然法思想：后者认为，国家法不能穷尽法律本身，因为它必然建立在一种更具权威性的法律性之上，而这种法律性铭刻在普遍的自然自身之中。诚然，国家攫取了法律性，僭取了制定法律以及解释、施行法律的权利--人们希望它会公正地施行--但这并不等于创造法律性。政治理论家和法律理论家，带着他们教条式的基本规范（*Grundnormen*）和原初“社会事实”，常常在这项权利处结束探究；[^c4-015]然而，这项权利自身还具有内在的法理根据。 这些根据就是我们称为“联结”的纽带。它们是法律的原材料；此处法律被理解为一种原创的存在模式，而不只是补充性的工具或技术。国家、市场以及其他集体生活形式，可以采用并转译这些材料，从而延续自身存在。国家规定人的分类，制定行为标准和治理标准，安排各种程序与仪式；要产生国家自身愿意认可的转化，就必须遵守这些程序和仪式。而且我们还必须补充，现代国家赋予自己把这些职能中的任何一项委托给非国家行动者的能力。所有这些相当抽象的职能，都是通过操纵具体联结、接续发生的本体论组合和相互干涉来实现的。通过这三重职能--人类学的、物质学的、社会学的职能--国家法塑造出一个教义性空间，一个共同信念、共同常识和共同感受的结构化空间；理性无法穿透这一空间的边界。[^c4-016]这种教义性结构，把一种关于理性、能动性与权威的规范性愿景普遍化，同时又将它隐藏起来，使之不受质疑，躲开一切批判：它是一种天意，显得极为中立，却居于主体性的根部；只有它能够设立主体性并决定其命运。正是在这种教义性结构物质化的地方，基础法理空间打开了。 眼下的要点是：创造联结、创造法律性的，不是国家或市场；恰恰是不同存在模式之间形成的具体联盟，产生了富于创造力的联结法理学。这里的法律性概念不能与实证主义混为一谈。它不是围绕法律的有效性问题来构成自己的对象，不依赖法律之外的“社会事实”，也不坚持把法律同道德或其他存在模式严格分离。但它也不能与自然主义混淆。它不是围绕法律的正当性问题来构成自己的对象，不设定一个可以衡量实际法律或法律秩序的更高标准，也不把法律同道德或其他存在模式混合或合并起来。这种进路不以有效性或正当性为问题--二者都是生成的静态模型，也就是合理化或净化--而是把组织出教义性空间的种种生成回路本身作为问题。它所把握的，不是惯例，不是承认规则这类顽固的社会事实，也不是正义与善的理想原则，而是法律作为一种存在模式的原创性：法律被国家占用，却总是超出国家。它既不坚定地把法律与道德或其他本体论分开，也不热切地把它们统一，而是要求仔细审视它们的众多纠缠，使本体论多元主义成为一项根本承诺。 前面第一篇文章中，我们看到，特朗普主义的专制代表体制，承诺对法律进行新的民族主义超编码。在这个过程中，法律内在的人类学--正如阿兰·苏皮奥和吕克·博尔坦斯基等迥异的作者都会同意的那样，它使生物身份与象征身份相互凝结--发生了变化：它使某些令人不安的等值链神圣化，用来证明国家认可那些先前隐匿于不透明性之中的分类（黑暗因果性）是正当的，并为其赋予 *officium*，即公职权威。尤其是穆斯林／恐怖分子、移民／罪犯这些等同关系，有望取得客观的、制度性的法律现实--例如通过警务技术、宗教登记册、对来自穆斯林占多数国家的移民实行全面禁令、驱逐令、边境墙等，而未必需要立法或司法介入。由于这些形象以剥夺自我为前提，我们把它们新的法律地位称为“去人化”或“排人化”。不过，与受到这种去人化待遇的人团结一致，可以改变法律的人类学。国家确实宣称垄断了法律的使用，但它并未真正拥有这种垄断：它对于法律是什么、应当是什么有自己的理论，也有巨大而根深蒂固的权力，去建立和修订能够推进这些理论的制度安排；然而，它在构成上就不可能与法律完全重合。 对于法律内在的物质学和行动社会学，类似的论点同样成立。如我们先前所见，针对法律物质学的专制超编码，使特权和义务等法律存在者的流通自然化，并赋予它们一种必然性的光环。然而，这些存在者也并非只由国家创造。它们形成于最日常的互动中：从家庭、工作场所或社交媒体上的交谈，到市场交易，到与艺术作品的相遇，到礼拜，再到政治集会或占领。真实的联盟产生法律意义和法律力量，影响现有国家与非国家法律关系的网络。要维护这一论点，并不要求国家机关认可某个这样新生的法律构造，但我们不妨看看“朱莉安娜案”的法院如何扩展公共信托原则：它要求联邦政府承担信义义务，通过限制其容许进入大气的二氧化碳数量，来限制海平面上升和海洋酸度水平。公共信托奠基于罗马法对“空气、流水、海洋，以及因此而来的海岸”作为共有物（*res communes*）的认可；与任何其他法律教义一样，它在被法院“适用”的过程中，经历了某种特定转化。双方当事人在书面和口头论辩中，发展出彼此竞争的价值对象链--也就是各种要求被纳入考量的因素或事物--以解释和修改公共信托构造，调动先前的司法表述（先例与具有说服力的权威）、学术表述（专著、法学期刊、历史资料）、美国宪法及其被想象和重建的思想背景、全球变暖的科学知识、原告自己的经历、生活与生计、政府和介入诉讼的公司被指控的行为、当代环境监管的现状，等等。法院构建了自己的链条，而这条链恰好并不符合被告偏好的价值对象链--例如对联邦普通法创制的限制，以及先前拒绝把公共信托原则适用于联邦政府的司法表述--并认定原告已经提出一个可以成立的法律请求。要理解公共信托原则发生了什么，就必须同时考虑原告与被告各自的序列：对被告价值对象的拒绝，以及对原告价值对象的赞同，都成为该原则的一部分，后来的当事人与法院都必须同它们打交道。要理解为什么以这种方式被修改的是公共信托原则，而不是别的构造，就必须聚焦原告的理论。按照原告的说法，在提起诉讼时，联邦政府就已经有义务限制海平面上升、海洋酸化、大气中的CO₂浓度等等，却一直未履行这种义务，现有环境法规就反映了这一点。政府的行动，包括未采取措施减少排放，表达了其法律理论，即它对自身义务的解释。公共信托原则是对这一法理学义务的正式法律转译：这一转译从根本上重新构成该义务，增添或删减它在被写进诉讼文件之前可能具有的特征；而随着诉讼展开，依次经过各个阶段--简易判决、审判、上诉--它还将继续改变这一义务。从这个角度看，正式法律程序赋予具体联结的并不是法律性，而是教义上的具体规定性，后者可以在考验过程中逐步细化；它还赋予联结一段自身必须与之相容的历史。同样重要的是，具体联结本身也会大幅改变那些被用来容纳、表达、代表和重塑它们的教义构造，“朱莉安娜案”法院的公共信托分析就说明了这一点。[^c4-017] 这种观点是否把国家法工具化，把教义和程序降低为实现本质上非法律目的的纯粹载体？我不这么认为，因为要理解向教义的转译，就必须领会它如何在我于别处称为“法律形态转化”（*jurimorphosis*）的过程中重新构成联结。被重新界定的义务，必须获得新的属性，才能在法院或其他论坛中物质化，才能承受其他法律存在者的分量：它们由其他当事人、论坛自身，或许还有陪审团、证人，乃至任意数量的其他行动者来代表；这些行动者能够为某种尚未得到充分考虑的价值提出异议。法律的物质性与法律的客观性就是这样被制造出来的，而这个过程丝毫不是被动的或惰性的。 因此，新的法律存在者与新的考验，可以在没有国家介入的情况下产生；不过，由于国家与其他行动者具有广泛而深入的联系，把国家征召来支持一种法律理论，显然能够扩大其作用幅度。更进一步说，如果按照这一观点，实定法律法规是国家的法律理论，那么公司的实践就是公司的法律理论，个人的实践就是个人的法律理论。当然，并非任何实践都构成这样一种理论；我们指的是那些通过有意或无意地影响他者的依附关系，参与标准之关系性流通的实践。因此，一家石油公司搭建深水钻井平台、采取或不采取预防措施，一家化工公司把生产废弃物倾倒在没有防渗衬层的池塘里，这些做法都表达了它们对自己向邻近社区、生态系统、动物生命、监管机构等等所负各种义务的解释，划出向外辐射的责任之圈，甚至把未来世代和遥远人口等不在场的行动者也包括进来。当它们未能满足这些义务--义务由受到其不履行行为影响的人来解释--就必须追究它们的责任，让它们接受正式与非正式、官方与非官方的考验。同理，受到影响的人，或愿意代他们发言的人，必须运用所能支配的一切民主手段，创造新的考验，以公开请求救济--当然可以在法院和行政听证中，但也可以在街道、广场、营地、媒体论坛以及其他地方。 这种对法律存在者之非制度生活的看法，揭示了这些存在者若非如此就会部分或完全被遮蔽的一系列有趣特征。[^c4-018]眼下，最显著的含义或许是，这个论点建立了一种联系：一端是我们先前所说的生存性迫求--要求、权利--它在那些最容易受到全球变暖摧残者的世界构成活动中表达出来；另一端则是把这些迫求放大、传播，并延伸至新邻域的义务。这种把较不脆弱者与更脆弱者联系起来的义务，产生于一个至今仍在发生的、非制度性的历史侵害。忽略这根纽带，既是伦理上的失败，也是法律上的失败。 然而，如我们所知，是死亡为化石经济提供动力：不仅因为化石资源本身就是富含光合作用能量、已经分解的有机物残骸，也因为等到全球变暖的受害者--包括已经受害的人--感受到这一罪行的后果时，对此负有最直接责任的作恶者，早已不在人世。[^c4-019]正如许多批评者所哀叹的，全球变暖在空间和时间上的复杂性，似乎使责任归属变得遥不可及，仿佛发烧时的梦境，或干脆成为已无实际意义的问题。但在我看来，循着义务链深入追究，甚至把早已死去的行动者与其受害者的苦难联系起来，具有巨大的价值和重要性。哈拉尔德·瓦尔策在其清晰研究气候暴力的著作中指出：“无论看起来多么遥远，都迫切需要建立一个国际环境组织和一所国际法院--虽然等到它们成形时，这颗星球很可能已经又升温了几度。”[^c4-020]在该书很后面的地方，谈到这样一种机构时，他又提醒我们：“国际刑法根植于纳粹罪行造成的社会灾难，纽伦堡审判把这些罪行界定为‘反人类罪’。”[^c4-021]虽然他对国际环境法的前景感到沮丧--他准确地指出，“目前有关环境问题的国际协定，局限于自行施加的义务，而任何未履行义务的行为，都不会使一国承担受制裁的责任”[^c4-022]--但我想瓦尔策会同意：追溯并牢牢接起在大屠杀中被斩断的义务链，是一项具有历史重要性的法理事业。沿着相同方向，但也许更为雄心勃勃，拉图尔指向一种取代欧洲公法（*jus publicum Europaeum*）、即现代国际法律秩序的新法律性形式：大地公法（*jus publicum telluris*），“尚待发明……并且能够把盖娅的在场纳入考量，从而使我们能够限制未来战争的规模”。[^c4-023]这里勾勒的法理学，或许能够提供一个有用的起点--当然，不是通过描画一种抽象、潜在、未来的生态法律秩序，而是通过转移问题场域：从跨国机构退回到构成这些机构所预设的民主政治共同体这一事业。 ## §3 在领土与政治共同体之间 这样一个政治共同体的命运非常不确定；显然，它不能与任何现存国家或组织混为一谈，但它也不是纯粹虚构或遥不可及的乌托邦。它仍有待构成、设立和组织。然而，它持续坚持着--即使尚未现实存在--就在那些强度性领土之中：这些领土既是所有民主反对失控化石资本主义之活动的基础，也是大地辩护论之虚拟政治身体的基础。确实，全球体、民族和自然这些形象，以不同方式覆盖了这些领土，把它们据为己有，却只是为了消灭它们，把它们汇总为一些完全异己的总体；这些总体对于领土自身，以及组成领土的依赖纽带与联结网络，都格格不入。然而，总体化是有代价的。当然，必须排除那些不能整齐地放进预先给定的类别或图式之物，排除抵抗封闭、无法整合的东西；这种暴力必然造成损失，因而也造成不完整。但还有另一个代价，与前者相关，却容易被遗漏：要使一个总体持久，就必须不断重复巨大且毫不容情地限于地方的耗费。全球体、民族和自然，看起来全都毫不费力地漂浮在我们头顶，遥不可及；但它们没有一个能够自主或无限期地维持自身。它们那些尘世性得令人尴尬的根基，必须先被遭遇，之后才能被奴役、还原，并最终否认。换言之，总体化本身，是通过地方性的汇集过程发生的。“联结”如此令人着迷，一个原因恰恰在于：它记录了能动性在地方上的移位，记录了一连串彼此之间的关系（*inter se*）；这些关系界定或分配一个领土，由此使领土的倒转成为可能，或推动这种倒转。成为一个在专制者身体上疆域化的民族，是一种可能；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是另一种可能。前一种可能，是让构成性责任与集体义务在国家的庇护下僵化，凝结成一种以个人权利不可侵犯为前提的聚合性社会身份：一个整体及其部分。后一种可能，则是增殖各种抓住纽带的技术，抓住那根法律纽带（*vinculum juris*）：它以共同的线索，把义务人和权利人联系起来，无论他们是人还是非人。一条链、一个序列、一根绳、一条线，没有整体，也没有部分。 对法律寄予过多信任，无疑是天真的。如上文所见，环境法及其机构在履行使命时，既受到一般性限制，也受到其特有的限制。更广泛地说，人们普遍把法律视为一种内在保守的力量：为了回应全球变暖及其他生态危险，社会结构需要发生广泛而质性的变化，而法律通常更多地抵抗这种变化，而非推动它。不过，这些反对意见把法律本身等同于被国家攫取的法律。如果我们暂且搁置国家，下潜到国家法所继承的法理学层面，事情看起来就很不一样了。 即使是早已习惯把法律与国家融为一体的法律理论家，也发现了基础法理领域。例如，完全谈不上激进的韦斯利·纽科姆·霍菲尔德，最初就认识到，法律存在者占据着一种独特的关系空间。[^c4-024]霍菲尔德常常被或多或少、松松散散地与美国法律现实主义联系起来。所谓美国法律现实主义，是一大堆法律推理进路的混合体；它们唯一的共同点，是拒绝认为法律教义能为法院面前真实的法律问题提供确定的推理路线和确定答案。霍菲尔德也持续吸引着后现实主义学者的兴趣。[^c4-025]他执着地关注分析的清晰性与描述的充分性，这一点体现在他那著名的法律概念提炼中，也使他成为现实主义中的异类。他那抽象得近乎苛刻的图式，让人想到一种经过简化、进行系统还原的形式分析程序，某种法律符号学立方体。在霍菲尔德看来，法律存在者仅限于八种构造--权利、义务、特权、无权利、权力、责任、豁免、无能力--它们连接为对应的成对关系和对立的成对关系。霍菲尔德的图式虽被改用于许多富于冒险性的事业，其中包括E.亚当森·霍贝尔影响深远的“原始法”社会人类学，[^c4-026]却仍经常被批评过于枯燥，而且尤其未能有效切入法律话语。按照某些曾试图使用它、也就是把它转译为自身所用之人的说法，这一图式无法针对法院实际采取的做法提出值得推荐的替代方案，因此通不过实用性的检验。它所提供的，只是一套纯粹描述性语言；在某种意义上，它或许有助于使法律思维所需的概念与隐喻更加锐利或清晰，但终究不值得费力学习。 然而，实际情况更复杂。这种批评没有击中目标，因为霍菲尔德实际上颠覆了人们对法学研究的某些期待：他提供的，不是一套用来评价一连串法律理由的规范语言或分析模型，而是对组成这条链的每一次接续转化，作严格的内在模型化。他的描述性模型化，只使用现实的国家法律话语所提供的资源，来表述法律性的物质接合与连接件。霍菲尔德坚持这一点，他大段引用司法意见：其中有关关系被调动起来，以产生某种特定法律效果；并且他反复展示，国家法学家究竟如何、又恰好在哪里，丢掉了法律的线索。如果法律在本质上不过是主权者的命令，或者一种在程序、宪法或社会层面获得授权的表述，那么这些展示既不可能，也无法自洽。霍菲尔德引入的法律本体论意味着，国家法律性是对一种更原初现实的还原，是对原初法理关系的转译与扭曲；那些关系才是国家法的真实条件或根据。事实上，正因如此，霍菲尔德把财产、合同等许多熟悉的法律概念--在法律概念中，人们常以为它们是简单或基本的--称为更基础的法理关系组成的复杂集合体或复合物。这就意味着，这些概念可以被拆解并重新排列；它们不是基本现实，而是黑箱，其稳定依赖于其他行动者的表现，而这些行动者大多不在视野之内。 于是，大约就在弗洛伊德“发现”言语和梦的经验构成之下的无意识大陆的同时，霍菲尔德也在法律话语的国家构成之中，“发现”了基础法理的大陆。霍菲尔德有很多值得争论之处，但这一点不容争辩：基础法理领域，亦即法律存在者的真正场所，不能还原为国家的法律。[^c4-027]通过把这些关系形式化，霍菲尔德将其重新塑造成某种封闭的自我指涉体系。姑且撇开这种进路的缺点，它有一个好处：有助于卸下国家强加给法律性、原本不属于法律性的负重。这样，霍菲尔德的法理关系图式，解除了法律对现代性至高价值的从属，从道德到市场，再到国家自身，都包括在内。剥离了超越性--这种超越性完全是国家攫取的产物--法律也许显得无力矫正战争状态，无法弥补共同认可之权威的彻底缺失，无法应对那种预示荒原的无神状态；而这些，恰是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之政治生态学的标志。但只有当人们认为，对这种状态的可行回应必须遵循现行规范，并且把这场战争理解为简单的双边冲突时，情况才是如此。两个假定都不成立。 这里，让我们转回政治，考察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各自内在的政治策略，会很有启发；二者在一个重要方面不同。特朗普那场极端分裂的竞选，依赖一种可称为“排斥性析取”的技术：它例如沿种族界线切分经济阶级，沿性别界线切分种族，沿经济界线切分性别，等等；通过调动黑暗因果性，扰乱可预测的人口分类编码。因此，选后反复议论那些把特朗普送进白宫的“白人工人阶级男性”，就不得要领。此类断言依赖一种流行的中间派人口同质化模式，而2016年总统选举恰好帮助证明了这种模式的失效。对排斥性析取的回应，不是克林顿式地诉诸稳定、经国家认可的身份盒子，而是“包容性析取”：一种同时肯定所设想的分界两侧，却不使一侧坍缩进另一侧的政治逻辑。析取，无论是排斥性还是包容性的，都会使静态或统计性的集合体破裂；但排斥性的变体依照新的区分原则重新分配它们，而包容性的变体则依照生成中的变化、过渡状态重新分配它们。排斥性析取是广延的（或外延的），因为它二分、排序、统一：一个整体及其部分；包容性析取是强度的（或内涵的），因为它增殖差异：“一切都在分裂，却是分裂到自身之中。”[^c4-028]被析取诸项之间的距离没有被取消，而是被肯定；但这距离又不限制其中任何一项的运作或身份。一项并不与另一项同一，而是被安置在另一项的末端，把广延性的距离转化为强度性的“之间性”。包容性析取，并不是说阶级、性别、种族及其他身份标记融化为没有差别的团块，而是说，它们之间先前遭到排禁的区域，变得可以居住。归根结底，这就是“团结”这类词语的含义：没有任何身体占据这一强度光谱的终点，但所有身体都横贯其中；随着广延性析取策略所造成的压力、其驱逐力量不断增长，各个身体取得部分性的身份。 正是这种“之间性”，这种按照包容性析取模式实践的团结，说明了联结法理学何以能够回应无神的政治生态状态。成为一个政治共同体，其秩序不由部分／整体或个人／共同体关系，而由“之间性”来安排，就意味着：以争取大地的斗争之名，主权例外、原子式的冷漠与疏离，以及其他超越性的标志，让位于生存的纠缠和集体义务。 社会心理学家告诫，对于全球变暖这样一个庞大的问题，不要诉诸债务、负担或损失这一语义视野中的任何概念--当然包括义务、责任和受束缚性。他们说，呼吁必须用利益、改善和收获的语言表达：为了更好的未来、更好的气候、更好的世界而努力。但我们很容易看出，这类呼吁只是再生产了不受约束的增长逻辑。这种意识形态话语仿佛是精心安排来确保危机延续的：它所构成的框架，使已知的具体解决办法--有计划地降低全球经济增长，对化石资源开采以及碳和其他温室气体排放实行强制限制，转向可再生能源，北方向南方基础设施投入大量资金--严格来说都无法实现。不出所料，主流环保人士、生态现代主义者、大型慈善基金，正是这套进路的典范。依照我们的主张，把焦点放在联结法理学、责任与集体义务上，就是要直击这种为地球灭绝的政治生态学提供支撑的狂躁逻辑。与其表面的积极性相反，压抑这些负担与脆弱性的策略，并不是捍卫生者的策略。它是以其他手段延续的死亡政治。 黛博拉·达诺夫斯基和爱德华多·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在思索菲利普·K.迪克的杰作《尤比克》（*Ubik*）以及“世界末日”的前景时指出，在《尤比克》中： > 物体衰老得越来越快，直到我们最终明白，死亡并不像我们以为的那样，是一个我们与之进行极度不对称战争的外部敌人，而是内部敌人：我们已经死了，生命才是转移到了外部的东西。……当我们以为自己正在捍卫生者的世界时，我们早已被死者的视角俘获。[^c4-029] 达诺夫斯基和维韦罗斯·德·卡斯特罗并不接受灭绝主义的阴郁气氛，也不接受它在形而上学上的对应物--消除主义。相反，他们的书在与哲学、文学、人类学展开的漫长生态对话中，丰沛地提出一个问题：什么样的修辞和情绪，才适合大地辩护论的政治本体论？令他们着迷的世界“终结的时间”，并不是（原始）化石资本主义中那些已经死去者的时间性。正如我们所见，后一种时间性，只会加深、扩展“终结已经到来”这种解除抑制的确定感；真正的问题，却是思考并栖居于终结的当下时间。唯一能够与这种不同的时间性相称的修辞语域，是启示录式的，它催生一种宗教性情绪。恐惧、焦虑、犹疑、不确定性给其情感染色，但这种方式既不与诞生性的政治本体论重合，也不与必死性的政治本体论重合，既不归于出生，也不归于死亡。因为这里的问题，不是这个或那个，不是非此即彼，而是生者的空间，是作为虚拟性寓居于两者之间的政治共同体。 构成这个政治共同体，涉及的不只是这个联盟空间的建筑问题--这是一个需要另行讨论的广阔主题--还涉及本书开篇提出的问题；那个问题起自布鲁诺·拉图尔的一项观察：我们该如何“学会遭遇”民族之民、地球灭绝之民？我在第二篇文章中指出，特朗普主义的政治本体论，通过利用一种喧嚣不安，显露了它的情感调谐；我把这种不安比作恶心或晕船，贝尔纳·斯蒂格勒则在谈及2002年法国选民中类似的不安时，把它称为某种“活得不好”（ill-being）。民主党人忽视了这种不安，这是无法辩护的；他们错误地以为，选民已经接受自己的政治与象征异化。恰恰相反，我们应当欢迎并庇护这种公民的噪声，因为它产生于、并回应着那些使地球灭绝之政治生态学成为可能的不公。无地方性与无土地性所引发的双重眩晕，必须转化为政治、道德和法律资源。 如果我们谈论启示录式的修辞和宗教性情绪，并不是为了重新引入一个总调度者，而是为了在终结之时间的标志下，重新系起（*re-ligare*）我们的依赖纽带。然而，只要那些发现自己漂泊无依于全球体海洋、又在民族与本土主义边界中找到坚实地面的人，被贬低或被剥夺正当性，这一点就仍然抽象得无法实现，因为他们的问题也是我们的问题。如果我们继续不能认识到这一点--不仅要认识到我们有共同的政治问题，如剥削、权利被剥夺、异化、歧视等等，还要认识到那些也许是“他们”特有的问题，如种族主义、本土主义和恐伊斯兰的偏见、种种例外主义等等，同样也是“我们的”问题，因为我们相互依赖，并有义务共存--那么一切都将失去。[^c4-030] *** 乔治·奥威尔在1945年的一篇文章中提出了一条规则：“当主要武器昂贵或难以制造时，这样的时代往往会是专制时代；而当主要武器廉价而简单时，普通人就有机会。”因此，坦克、战机和原子弹是“本质上专制的武器”，而火枪、步枪和弓箭则是“本质上民主的武器”：“复杂的武器使强者更强，而简单的武器--只要还没有对付它的办法--就给弱者装上利爪。”[^c4-031]奥威尔的规则意味着，今后不会再有任何时代不属于“专制时代”，因为他的那些“民主武器”似乎不大可能卷土重来。毫无疑问，通过地球工程式全球变暖而实现的气候武器化--不论其背后的敌对意图是实际存在还是依法推定--系统性地削减环境保护，以及标志着特朗普主义的种族主义、本土主义、仇外的移民、警务和公民权利改革，都必须被描述为本质上专制的。 但是，与其看主要武器的性质，也许我们应该看看抵抗的性质。给弱者装上利爪的民主武器，其威力或许与其说取决于军事技术的状态，不如说取决于构成反专制力量的联系之密度。真正的民主武器--联盟、集会、占领、罢工、抗议、游行、示威，尤其是现身，特别是为那些无权现身者而现身[^c4-032]--通过在实行地球灭绝的国家之外召唤出一个新的政治共同体，来反对一切政治隔绝与人口同质化；后两者只会滋养专制者。 ## 原注 [^c4-001]: 克莱因，《这改变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262。 [^c4-002]: 同上，295。 [^c4-003]: *Juliana, et al. v.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et al.*, No. 6:15-cv-1517 (D. Ore.)（朱莉安娜等诉美利坚合众国等案，美国俄勒冈联邦地区法院）。 [^c4-004]: 参见 *Order & Findings and Recommendation*（命令、事实认定与建议），*Juliana*, No. 6:15-cv-1517, Dkt. No. 68 (D. Ore. Apr. 8, 2016)。 [^c4-005]: 参见 *Opinion and Order*（意见与命令），*Juliana*, No. 6:15-cv-1517, Dkt. No. 83 (D. Or. Nov. 10, 2016)。 [^c4-006]: *Tsilhqot’in Nation v. British Columbia* (2014) 2 S.C.R. 256, 244 SCC 44 (June 26, 2014)（齐尔科廷民族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案）。〔译注：原文“244 SCC 44”照录，疑为原书著录笔误。〕 [^c4-007]: 同上。 [^c4-008]: 拉图尔，《面对盖娅》（*Facing Gaia*），第七讲。 [^c4-009]: 同上。 [^c4-010]: 同上。 [^c4-011]: Sir John Fortescue, *De Laudibus Legum Anglie* [*The Commendation of the Laws of England*]（《英格兰法律礼赞》），S.B. Chrimes 译、编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42), 31：“诚然，使一群人成为一个人民的法律，类似于自然身体的神经；正如身体由神经维系，这个神秘身体也由法律联结并统一为一体，而法律一词源于‘ligando’。这个身体的肢体与骨骼，象征着共同体赖以维系的真理之坚实基础；它们通过法律保存自身的权利，正如自然身体通过神经做到这一点。” [^c4-012]: 福蒂斯丘的推理属于托马斯主义，但这种词源学--把 *lex* 追溯至 *ligando*--绝不限于这一传统。阿奎那只是接续了在他之前拉克坦提乌斯与奥古斯丁所追寻的线索。然而，与一种广泛流传的理解相反，认为法律性的关键维度在于其约束力，这个论点并非源于拉克坦提乌斯。相反，其源头是卢克莱修，他在《物性论》（*De rerum natura*）中宣称，要“把灵魂从宗教（或迷信）的纽结中解放出来”［*religionum nodis animum exsolvere pergo*］。这形成一种颇具讽刺意味的转折，因为拉克坦提乌斯的目标，是把复杂的 *religio* 概念从异教徒手中夺过来，以便把法律与宗教的概念，奠基于将基督徒信众系于上帝的虔敬纽带之上。正是卢克莱修这一主张令拉克坦提乌斯着迷；他赞赏这句话对 *religio* 含义所作解释的精妙。参见 Lactantius, *Divine Institutes*（《神圣教义》），Anthony Bowen、Peter Garnsey 译 (Liverpool: Liverpool University Press, 2003), 277。 [^c4-013]: 参见 Mary Christina Wood, *Nature’s Trust: Environmental Law for a New Ecological Age*（《自然的信托：新生态时代的环境法》）(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4)，尤其68-122；该书详细阐述了环境保护法自由裁量模式无法克服的缺陷。 [^c4-014]: Fritjof Capra and Ugo Mattei, *The Ecology of Law: Toward a Legal System in Tune with Nature and Community*（《法律的生态：走向与自然和共同体协调的法律体系》）(Oakland: Berrett-Koehler, 2015)，以及伍德的《自然的信托》（*Nature’s Trust*），都是落入这一陷阱的法律思想的突出例子。 [^c4-015]: 例如，尼尔·麦考密克把注意力引向宪政政治，视其为法律性基本规范的非法理基础。参见 MacCormick, *Institutions of Law*（《法律制度》）(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7), 57。汉斯·凯尔森恐怕是唯一坚持这一基础具有法理性质的人，但也正因如此，他使之无法进入法律分析。这解释了为什么我们在概念上需要一种有别于法律分析的莱布尼茨式法理学。 [^c4-016]: 对皮埃尔·勒让德而言，教义性标示着一种对权力的无意识依附，一种效忠关系--值得注意的是，效忠与联结、义务、联盟等术语属于同一序列--它通过再现性的话语手段维系，仍处于社会惯例的领域之内：这是一个“无法证明却又神圣不可侵犯的真理”的领域，“这些真理的连贯性及其规范后果，仅仅取决于它们碰巧得到了社会的认可，而不取决于别的任何东西”。见 Legendre, “Appendix: Fragments”（《附录：片段》），Anton Schutz 译、编，收入 *Law, Text, Terror: Essays for Pierre Legendre*（《法律、文本、恐怖：献给皮埃尔·勒让德的论文集》），Peter Goodrich、Lior Barshack、Anton Schutz 编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147。“教义性”也是阿兰·苏皮奥的重要范畴；他为法律辩护，称之为“教义的最后庇护所”。见 Alain Supiot, *Homo Juridicus: On the Anthropological Function of the Law*（《法律人：论法律的人类学功能》），Saskia Brown 译 (New York: Verso, 2007)。 [^c4-017]: 关于环境侵权诉讼中集体诉讼资格认证动议的类似而更全面的分析，参见 Kyle McGee, “On Devices and Logics of Legal Sense: Toward Socio-Technical Legal Analysis”（《论法律意义的装置与逻辑：走向社会技术法律分析》），收入 *Latour and the Passage of Law*（《拉图尔与法律的通行》），Kyle McGee 编，61-92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c4-018]: 其中某些特征将在后续著作中探讨；若在此处理，就会偏离主题。 [^c4-019]: 参见 Stephen Gardiner, *A Perfect Moral Storm: The Ethical Tragedy of Climate Change*（《完美的道德风暴：气候变化的伦理悲剧》）(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c4-020]: Harald Walzer, *Climate Wars: Why People Will Be Killed in the 21st Century*（《气候战争：人们为何将在21世纪被杀害》），Patrick Camiller 译 (Cambridge: Polity, 2012), 82。 [^c4-021]: 同上，167。 [^c4-022]: 同上。 [^c4-023]: 拉图尔，《面对盖娅》（*Facing Gaia*），第八讲。 [^c4-024]: Wesley Newcomb Hohfeld, “Some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ions as Applied in Judicial Reasoning”（《司法推理中应用的若干基本法律概念》），*Yale Law Journal* 23 (1913): 16-59。我无法在此深入讨论霍菲尔德的思想，但会在后续著作中这样做。这里的勾勒只是冰山一角。 [^c4-025]: 例如，杰克·巴尔金把霍菲尔德理解为法律关系的“符号学家”，参见 Balkin, “The Hohfeldian Approach to Law and semiotics”（《法律与符号学的霍菲尔德式进路》），*University of Miami Law Review* 44 (1990): 1119-42；皮埃尔·施拉格近期的一篇导论文章，也强调霍菲尔德图式有助于拆解法律概念所承载的社会经济、政治与审美价值，参见 Schlag, “How to Do Things with Hohfeld”（《如何用霍菲尔德做事》），*Law & Contemporary Problems* 78 (2015): 185-234。在施拉格看来，霍菲尔德方案的首要价值，在于它说明：“法律的概念架构，不仅明确分配了那些［社会经济的、政治的］利害，而且在最初将这些利害概念化、形式化、命名时［也就是提供争议语法时］，它就已经实行了一次分配”（同上，217）。 [^c4-026]: E. Adamson Hoebel, “Fundamental Legal Concepts as Applied in the Study of Primitive Law”（《原始法研究中应用的基本法律概念》），*Yale Law Journal* 51 (1942): 951-66。 [^c4-027]: 霍菲尔德在其对普通法与衡平法原则的研究中，确实指出，“在任何主权国家，归根结底，只能有一个真正法律的单一体系”，但这绝不是说，“真正法律”必须以“主权国家”为前提。相反，他在这里只是观察到，国家法律性预设了上段讨论的还原操作。见 Hohfeld, “The Relations between Equity and Law”（《衡平法与普通法的关系》），*Michigan Law Review* 11, no. 8 (1913): 557。 [^c4-028]: 德勒兹与加塔利，《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85。 [^c4-029]: Déborah Danowski and Eduardo Viveiros de Castro, *The Ends of the World*（《世界的终结》），Rodrigo Nunes 译 (Cambridge: Polity, 2017), 43。 [^c4-030]: 借用洛朗·德·叙特尔的说法，我们也许有些过于“享受自己的绝望”了（私人交流）。毕竟，特朗普主义难道不是左派重新发明自己、找到自己、巩固并加倍集体努力以造就更公正世界的机会吗？但我看不出，特朗普主义为何不能推动一场重新焕发活力的抵抗运动：它清楚地理解自己抵抗的是地球灭绝的灾难，并在修辞上通过一种预防性的启示录主义前进。 [^c4-031]: George Orwell, “You and the Atom Bomb”（《你与原子弹》），收入 Orwell, *The Collected Essays, Journalism and Letters of George Orwell, Vol. IV: In Front of Your Nose, 1945-1950*（《乔治·奥威尔散文、新闻与书信集》第IV卷：《就在你眼前，1945-1950》），Sonia Orwell、Ian Angus 编，6-10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68)。〔译注：此注所列卷名年份为1945-1950，原书书目条目则为1945-1960；两处均按底本保留。〕 [^c4-032]: 参见 Jacques Rancière, *Disagreement: Politics and Philosophy*（《歧义：政治与哲学》），Julie Rose 译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9)；Judith Butler, *Notes Toward a Performative Theory of Assembly*（《集会的施为理论札记》）(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5)。巴特勒的论证有时把自己锁进一种以权利为中心的话语，将义务与规范性视为次要范畴或压制方式；这是我的论述所反对的。不过，共同的目标远远压过了这些差异。此外，她对于身体脆弱性（第4章）和政治暴露（第5章）的解释，与上文勾勒的构成性责任概念产生了富有成效的共鸣。 # 参考文献 Appelbaum, Binyamin, and Michael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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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itish Columbia*〔齐尔科廷民族诉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案〕(2014) 2 S.C.R. 256, 244 SCC 44 (June 26, 2014).〔译注：“244 SCC 44”按底本照录，疑为原书著录笔误。〕 # 增补：延伸阅读 由于本书编写时间紧迫，我未能兼顾几篇与本书核心主题相关的优秀文章，其中许多直到2017年1月20日之后才发表。下列选列了我遗憾未能讨论的部分文章。不言而喻，这并非一份穷尽性的清单。 Anderson, Perry (February 2017). “Passing the Baton.”〔《传递接力棒》〕*New Left Review* 103. http://www.newleftreview.org/103/perry-anderson-passing-the-baton/. Dawson, Ashley (November 29, 2016). “Trump Eats the Planet.”〔《特朗普吞噬地球》〕*Verso Books Blog*. 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2973-trump-eats-the-planet/. Foster, John Bellamy (February 1, 2017). “Trump and Climate Catastrophe.”〔《特朗普与气候灾难》〕*Monthly Review* 68, no. 9. http://www.monthlyreview.org/2017/02/01/trump-and-climate-catastrophe/. ------ (April 1, 2017). “Neofascism in the White House.”〔《白宫中的新法西斯主义》〕*Monthly Review* 68, no. 11. http://www.monthlyreview.org/2017/04/01/neofascism-in-the-white-house/. Greenwald, Glenn (November 9, 2016). “Democrats, Trump, and the Ongoing, Dangerous Refusal to Learn the Lesson of Brexit.”〔《民主党人、特朗普，以及持续而危险地拒绝汲取英国脱欧的教训》〕*The Intercept*. http://www.theintercept.com/2016/11/09/democrats-trump-and-the-ongoing-dangerous-refusal-to-learn-the-lesson-of-brexit/. Leonard, Sarah, and Rebecca Rojer (March 8, 2017). “Housekeepers versus Harvard: Feminism for the Age of Trump.”〔《家政工对抗哈佛：特朗普时代的女性主义》〕*The Nation*. http://www.thenation.com/article/housekeepers-versus-harvard-feminism-for-the-age-of-trump/. McKibben, Bill (January 23, 2017). “With the Rise of Trump, Is It Game Over for the Climate Fight?”〔《随着特朗普崛起，气候斗争是否已告结束？》〕*Yale Environment 360*. http://e360.yale.edu/features/with-the-ascent-of-trump-is-it-game-over-for-the-climate-fight/. Streeck, Wolfgang (April 10, 2017). “Trump and the Trumpists.”〔《特朗普与特朗普主义者》〕*Inference* 3, no. 1. http://www.inference-review.com. Taibbi, Matt (March 22, 2017). “Trump the Destroyer.”〔《毁灭者特朗普》〕*Rolling Stone*.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features/taibbi-on-trump-the-destroyer-w473144/. Toscano, Alberto (February 2017). “Notes on Late Fascism.”〔《晚期法西斯主义札记》〕*Historical Materialism Blog*. http://www.historicalmaterialism.org/blog/notes-late-fascism/. Verso Books (January 31, 2017). *The Anti-Inauguration: Building Resistance in the Trump Era*.〔《反就职典礼：在特朗普时代建设抵抗》〕http://www.versobooks.com/blogs/3074-free-ebook-the-anti-inauguration-building-resistance-in-the-trump-era/. # 原电子书出版信息 punctum books 自发的学术燃烧行动（spontaneous acts of scholarly combustion）。 麦吉，凯尔（McGee, Kyle） 《异教徒的大地：特朗普主义与政治生态学》 Heathen Earth: Trumpism and Political Ecology punctum books，2017 ISBN: 9780998531885 https://punctumbooks.com/titles/heathen-earth-trumpism-and-political-ecology/ https://www.doi.org/10.21983/P3.0170.1.00 # 中文版制作说明 本稿为“中文初译 v0.1”，由 Codex AI 翻译，并由未参与相应初译的另一 AI 对照英文底本复核；未经独立人工终审，非官方译本，不代表作者或出版社认可。制作日期为 2026 年 10 月 13 日。本译文依据原书 CC BY-NC-SA 4.0 许可制作，并以同一许可分享；须署名、不得商业使用、改编须以相同方式共享。 底本为 punctum books 2017 年英文第一版《Heathen Earth: Trumpism and Political Ecology》，作者 Kyle McGee。底本文件实际 160 个物理页，出版社目录标为 158 页。本译文涵盖其中全部实际文字材料：捐赠说明、版权、献辞、目录、前言、致谢、引言、四章正文、原注、参考文献、判例与条约、延伸阅读及末页出版信息。底本中的纯空白页不机械重印；其位置保存在源页映射与可编辑稿标记中。 原书正文在 2016 年 11 月至 2017 年 1 月写成。对特朗普政府的预期、政治判断及人事任命叙述，均按原作的写作时点翻译；未以其后的事件改写。本书保留作者的观点和措辞，制作说明不构成对其论断的背书。 版式保留原作 5 × 8 英寸开本、单栏排版、章首留白、简洁页眉页脚及黑白正文。为适应中文篇幅，分页重新安排；原页下注集中到相应章末，注号与内容全部保留。目录所列页码明确指原书，并链接到对应中文章节或小节。书目保留原文著录并附中文题名，原文疑误以译注明示。 范围横线与破折号采用 ASCII 排版适配：范围使用“-”，破折号使用“--”；数字、字母及其他标点的意义保留。 封面以真实原封面为基础，经图像编辑工具中文化，保留红黑倒置城市、白框、五颗星及出版社标志的视觉语言，图像纹理为 AI 改编并非像素级复刻；准确文字同时保存在可编辑稿与可检索标题页。封面原设计署名 Adrian Warner 与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内页原设计署名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博斯《愚人船》原图保留并中文化图注。电子底本末页是出版元数据页，不是原封底；本次未取得独立原封底，未将新编页面冒充原封底。 正文采用思源宋体风格的 Noto Serif SC，标题采用 Noto Sans SC；字体以 SIL Open Font License 1.1 授权。中英文强调使用对应字重及为中文版排版生成的倾斜字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