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去增长辩护：观点与微宣言  ## 为去增长辩护 观点与微宣言 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著 亚伦·范辛特扬 编 2017年3月 ## 开放出版 本书作为开放公地出版，免费提供。编辑与排版花了六个月时间。欢迎在 [indefenseofdegrowth.com](http://www.indefenseofdegrowth.com) 捐款，帮助我们收回部分工作成本。你也可以在[Goodreads](https://www.goodreads.com/book/show/34115163-in-defense-of-degrowth)撰写书评，以此支持我们。 本书材料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许可（CC BY-NC 4.0）。 依此许可，你可以自由： **分享：**以任何媒介或格式复制和重新分发这些材料。 **改编：**重新混合、转换这些材料，并在其基础上创作。 但须遵守以下条件： **署名：**你必须作出适当署名，提供许可链接，并说明是否作了修改。你可以用任何合理方式满足这些要求，但不得暗示许可人认可你或你的使用方式。 **非商业性使用：**不得将这些材料用于商业目的。 〔译注：许可链接为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本地中文初译依据2017年3月官网电子版制作，作了中文翻译、重新分页、注号连续化与封面文字中文化；译稿不代表作者或编辑认可。完整制作说明见卷末。〕 ## 《为去增长辩护》推荐语 > “吉奥尔戈斯·卡利斯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去增长思想家之一，得知他将免费提供这部文集，我非常振奋。无论你对这个主题有多熟悉，书中引人入胜的评论、大胆的分析和富有创造力的政策工具，都一定会深化你的思考。” > > ——娜奥米·克莱因，《改变一切》（*This changes everything*）和《休克主义》（*The shock doctrine*）作者 > “《为去增长辩护》……说明了为什么本书作者及其所属的巴塞罗那研究群体，已成为这一重要事业无可争议的世界引领者：为一个名副其实地需要改变一切的时代，创造新的经济想象与可行框架。” > > ——阿图罗·埃斯科瓦尔，《遭遇发展：第三世界的形成与瓦解》（*Encountering development: The making and un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及《与大地共感共思》（*Feel-thinking with the Earth*）作者 ## 献辞 献给我的母亲玛丽亚。我为她写作，也与她一同写作。 ## 原书目录 〔译注：右栏忠实保留原书目录所印数字。原目录沿用了与正文不一致的分页，例如“序言”列为10，实际从印刷页3开始；第4章漏列页码。这些数字不是中文版页码。中文版请使用PDF章节书签导航。〕 | 篇目 | 原目录页码 | | --- | --- | | 序言 | 10 | | **第一部分：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 | | 1. 为激进环境主义辩护 | 16 | | 2. 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 25 | | 3. 左翼应该拥抱去增长 | 33 | | 4. 让我们少一点生产力 | 原书未列 | | **第二部分：反对生态现代主义** | | | 5. 走错路的政治生态学 | 54 | | 6. 生态现代主义为什么错了 | 58 | | 7. 与敌人互发推文 | 65 | | **第三部分：重新思考经济** | | | 8. 哈佛之战，或者，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 | 72 | | 9. 倡议一种政治生态经济学 | 76 | | 10. 《华尔街之狼》与资本主义精神 | 85 | | **第四部分：（去）增长、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 | | | 11. 资本主义存在增长的必然要求吗？ | 90 | | 12. 社会主义增长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 95 | | **第五部分：政治与政策** | | | 13. 是的，没有增长，我们也能繁荣 | 104 | | 14. 没有增长的西班牙凯恩斯主义？ | 111 | | 15. 休闲的权利 | 114 | | 16. 星期五休息 | 118 | | 17. 巴塞罗那的新公地 | 131 | | 18. “共享”经济不是公地 | 133 | | 19. 一位支持去增长的教宗 | 139 | | 20. 没有增长的社会：《一无所有》中的星球 | 141 | | **第六部分：对话** | | | 21. 去增长之辩 | 148 | | 对《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的十四篇回应 | 148 | | 回应：为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辩护 | 160 | | 22. 去增长社会里的树还会生长吗？ | 167 | | 篇目 | 原目录页码 | | --- | --- | | 超越增长与去增长的双重简化（安迪·斯特林） | 167 | | 回应：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增长（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 176 | | 23. “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吗？ | 181 | | “去增长”：一个有问题的经济框架（布赖恩·迪恩） | 181 | | 为什么去增长已经超出了它的名字（凯特·拉沃思） | 185 | | 凯特，你错了：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 189 | | 24. 去增长将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 | 193 | | 一种非常乐观的去增长版本？（布赖恩·戴维） | 193 | | 为地中海精神辩护（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 204 | | **第七部分：来自（欧洲）南方的视角** | | | 25. 增长的诅咒：猛虎如何变成了 PIIGS | 210 | | 26. 希腊式采掘主义 | 214 | | 27. 让城市岛屿化 | 217 | | 延伸阅读 | 220 | | 实用网站 | 223 | | 作者的学术出版物 | 224 | ## 序言 本书收录了我在过去四年写下的观点文章、报刊文章和博客文章，目的是向学术圈以外的读者传达我的思考与研究。我写作有三个原因。首先，我想向大学之外的人表达，也想与他们对话。我希望确保，我与巴塞罗那“研究与去增长”网络的朋友共同发展的思想，不会被锁在学术期刊的付费墙后。其次，我感到有必要介入公共讨论：面对席卷南欧的动荡、混乱，却也充满希望的局面，我想做点事，让局面有所不同，哪怕改变极其微小。第三，我想抛出并试验一些尚未成熟的想法，不必先走完漫长的学术程序：查阅文献、考察前人的论述、以证据检验假说，诸如此类。理性与严谨各有适当的场合和时刻，直觉与激情也有其用武之地。有些文章传达的是有充分根据、获得经验支持的论断；有些只是提出概念和想法，供别人进一步探究，或仅仅以情感呼吁另一种行动方向。 写这些文章并不轻松。我已经掌握了写学术论文并使之发表的技艺，却从来没有人教我怎样写一篇朋友也能读的文章。我的学术写作有时很笨拙，但这没有关系，因为评判我的作品的，也是些写得笨拙的人。可一篇笨拙的博客文章，根本不会有人读。试着把自己的思想说得简单一些，却发现办不到，那真是一个难堪的真相时刻。你再也不能把自己的困惑藏在复杂概念、晦涩语言或精巧数学背后。你说的话，要么有道理，要么没有。如果没有，或者即使你觉得有道理，也无法表达得让人明白，随之而来的便是挫败，甚至沮丧。但当意思终于通顺，语言与情感合拍时，又是何等满足！我觉得《哈佛之战》（第8章）和《华尔街之狼》（第10章）就达到了这样的状态。 这些文章写于不同时间，面向不同读者，怀着不同目的。有些更学术，有些更直接。同样的想法可能在不同文章中，以不同形式、不同措辞反复出现。我愿意把这看作同一音乐动机的不同变奏：此处这样演奏，彼处换一种方式，而不是把同一段副歌翻来覆去地重复。 我们把这部文集分成七部分。第一部分包含四篇用浅显语言介绍去增长观念的文章。它们写于我对去增长的思考发展的不同阶段，也面向不同读者。我把它们称为“微宣言”：它们满怀激情地支持去增长，却不声称拥有宏大理论或通常与宣言相伴的确定性。对于尚不熟悉“去增长”这个如导弹般有冲击力的口号背后核心主张的读者，它们是进入本书的入口。 第二部分的三篇文章，让去增长与其头号对手——生态现代主义——展开对抗性的对话。生态现代主义相信，所有环境与社会问题最终都可以靠应用技术解决，而现代技术造成的问题，只有更多现代技术能够解决。我认为，它在事实和概念上都站不住脚，尽管有时颇为滑稽。 第三部分讨论经济学，但三篇文章的内容和范围差异很大。首先，我讲述一段鲜为人知的历史：20世纪70年代初，异议声音如何被逐出经济学领域与大学校园。接着，借用我们新近出版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vocabulary.degrowth.org](http://vocabulary.degrowth.org)）所发展的概念与想法，我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五项原则。然后，我转身做影评人，描述马丁·斯科塞斯《华尔街之狼》中资本的谜团与魔力。 第四部分收录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去增长的未成熟思考。第五部分转向去增长的政治及其政策，从十条政策准则出发，接着作一系列简短介入，议题从工作分享、西班牙“我们能”党的凯恩斯主义政策，到AirBnb、教宗的《愿祢受赞颂》通谕，以及巴塞罗那新市政府所点燃的希望。 第六部分回应批评。正是在这些交锋中，我自身主张的细微差别与不确定性才显露出来。常见批评既关心去增长是否必要，也关心这个词是否有吸引力、能否动员人。有时，两类批评——甚至我自己的回应——会把两个问题混在一起。我确信，去增长所表达的内容是成立的，我们主张的转变也是必要的。对于这个词本身，我虽为其使用辩护，却没有那么确定。不过，毫无疑问，这两个问题的讨论都仍然开放，并在继续。 第七部分，我回到家乡。我用三篇原本以希腊语写成的文章收尾，讨论我出生和成长的国家希腊。几年前，把注意力放在希腊，可能显得特立独行、过于个人化，但如今已不再如此。 经历大萧条的希腊，已经成为经济危机最恶劣形态的象征，也体现着欧洲和西方正在出错的一切。我在这里分享三段思考，一位旅居海外的希腊人的一点浅见。 文中的思想，是多年来在巴塞罗那自治大学环境科学与技术研究所（ICTA，[icta.uab.es](http://icta.uab.es)），以及巴塞罗那“研究与去增长”集体（[degrowth.org](http://degrowth.org)）内部讨论与辩论的过程中形成的。我感谢R&D的所有伙伴，以及ICTA的同事和学生；尤其感谢我的好友兼合作者贾科莫·达利萨与费德里科·德马里亚，我关于去增长的大部分思考，都是与他们共同发展起来的。我也感谢刊登这些文章的各媒体编辑，以及合写文章的各位共同作者。 本书由亚伦·范辛特扬编辑、排版并出版。他不只是把文章凑在一起：他认真阅读、打磨文字、补充语境，使整部书超过各篇文章相加的总和。没有他，就不会有这本书。 本书所有文章，最初都发表在不同新闻媒体、网络杂志和博客上，其中若干篇与朋友、同事合写： 《为激进环境主义辩护》于2011年发表于《Nous Horitzons》。 《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于2015年发表于“大转型倡议”（The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网站。 《左翼应该拥抱去增长》于2015年发表于《新国际主义者》（The New Internationalist）网站。 《让我们少一点生产力》收入《去增长：新时代词汇》，与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合写。 《走错路的政治生态学》于2015年发表于ENTITLE博客。 《生态现代主义为什么错了》于2015年发表于ENTITLE博客。 《与敌人互发推文》于2015年发表于 [Degrowth.de](http://Degrowth.de) 博客。 《哈佛之战，或者，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于2014年发表于《Adbusters》。 《倡议一种政治生态经济学》于2015年作为全体大会讲演，在利兹举行的欧洲生态经济学会第11届会议上发表。 《华尔街之狼与资本主义精神》于2014年发表于The Press Project。 《资本主义存在增长的必然要求吗？》于2015年发表于ENTITLE博客。 《社会主义增长是自相矛盾的说法》于2015年发表于ENTITLE博客。 《是的，没有增长，我们也能繁荣》由“研究与去增长”网络共同撰写，2014年发表于《El Diario》，随后译出，于2015年发表于The Press Project。 《休闲的权利》于2013年发表于Greeklish。 《星期五休息》与尼古拉斯·阿什福德合写，于2013年发表于《欧洲金融评论》（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巴塞罗那的新公地》于2015年发表于西班牙版《赫芬顿邮报》。 《“共享”经济不是公地》于2014年发表于The Press Project。 《一位支持去增长的教宗》于2015年发表于《先锋报》。 《没有增长的西班牙凯恩斯主义？》于2015年发表于《卫报》。 《没有增长的社会：〈一无所有〉中的星球》于2012年发表于“人类与自然中心”网站。 《去增长之辩》于2015年发表于“大转型倡议”网站。本章包含以下作者回应的节录：尼古拉斯·阿什福德、莫里·科恩、赫尔曼·戴利、阿尔·哈蒙德、迈克尔·卡尔伯格、拉杰什·马克瓦纳、玛丽·梅勒、罗伯特·佩尔克、理查德·罗森、蒂尔曼·桑塔里乌斯和安德斯·韦克曼。 《去增长社会里的树还会生长吗？》于2016年发表于STEPS中心网站。本章包含安迪·斯特林的一篇文章节录，以及我本人的回应。 《“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吗？》由三篇文章组成。第一篇由布赖恩·迪恩撰写，2015年最初发表于News Frames博客。第二篇由凯特·拉沃思撰写，第三篇由吉奥尔戈斯·卡利斯撰写，均于2015年最初发表于乐施会博客“从贫困到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 《去增长将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收录布赖恩·戴维与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两篇文章，均由Feasta于2014年发表。 《猛虎如何变成PIIGS》于2014年发表于The Press Project。 《希腊式采掘主义》于2015年发表于The Press Project。 《让城市岛屿化》于2013年发表于Greeklish。  > 我并不是提议回到石器时代。我的用意既不是反动，甚至也不是保守，而纯粹是颠覆。乌托邦的想象力似乎同资本主义、工业主义和人类人口一样，被困在一个只有增长、没有回头路的未来里。我所要做的，不过是想出怎样把一头猪放到铁轨上。 > > ——厄休拉·K. 勒古恩 图：埃米尔·库斯图里卡电影《黑猫白猫》的剧照。 ## 第一部分：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 1. 为激进环境主义辩护 > **作者说明：** 本文为加泰罗尼亚刊物《新视野》（Nous Horitzons）而写。该杂志隶属一个得到加泰罗尼亚政党“加泰罗尼亚倡议—绿党”（Iniciativa per Catalunya Verds）支持的基金会。文章写于2011年，是我早期尝试用相对简单的语言，概括和阐明自己在较为学术性的文章中想表达的去增长理念的成果之一。核心论点是：去增长首先意味着环境主义重新激进化，回到1970年代绿色运动的激进根源；也正因此，它回应了“可持续发展”这一去政治化的话语。 #### 愿景 可持续去增长，指公平地缩减生产和消费，同时增进人类福祉、改善生态状况。[^n001] 我们这些书写去增长的人所设想的未来，是各个社会量其生态条件而生活，实行本地化的经济，通过新的民主制度形式，更平等地分配资源。在这样的社会里，人们将不再非得“不增长就灭亡”。物质积累不再占据文化想象的中心。对效率的优先强调，将由对充足的关注取代。组织生活的原则将是简朴、自主共生（conviviality）和分享。创新将不再为了技术本身而追逐新技术，而是致力于新的社会与技术安排，使自主共生而俭朴的生活成为可能。 #### 我们为什么应该去增长？ 1. 为了避免气候灾难、生态系统破坏和资源枯竭。仅靠技术改进和简单的行为改变，做不到这一点：经济的规模也必须缩小。[^n002] 在工业化的300年间，经济增长与多种资源使用及环境损害一直高度相关，最明显的是能源使用和二氧化碳排放。近来少数使二氧化碳排放或物质流趋于稳定的国家，大多位于欧洲；它们做到这一点，要么是因为经济遭受冲击，如前共产主义国家，要么是把消费品的生产转移到别处，如英国等国。在斯德哥尔摩和里约环境大会之后，各国政府商议多年，以“可持续发展”为名写下不知多少文字；但二氧化碳排放真正出现下降，却是在2008年以后，原因是最近这场经济危机。 2. 增长已不再经济合算；GDP增加，未必增进人类福祉。[^n003] 心理学家和经济学家的研究表明，无论幸福还是基本福祉——例如公共卫生和教育——都只在达到某个水平之前，与经济增长相互关联。过了这个水平，增长的回报便不断递减；再多的经济增长，也不能让它们得到改善。我们越跑越快，却仍停在原地。多数西方社会，早在几十年前就到了这一平台期。可是，我们仍投入越来越多的自然资源和劳动资源，生产新的小玩意和消费品。对使用者而言，这些东西带来的福祉改善即使存在，也微乎其微；对生产它们的人，或被迫处理我们丢弃的船只、电脑、手机等废物的人，却造成可怕的影响。生活在石油、金属开采或废物处置前沿地区的社区，今天就已经身处地狱，[^n004] 根本不必等到气候变化来临。而这一切毫无所得：推动这场消费主义狂热的西方，其大多数人今天并不比二三十年前更幸福；公共安全与社会保障、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全都停留在原有水平，而且在当前危机的作用下迅速恶化。那么，经济产出——也就是生产与消费——为什么还必须不断增长？ 因为资本主义经济的设计，就是仅仅为了不崩溃，也必须增长。[^n005] 债务、养老金、就业，全都依赖持续的经济增长。但这合理吗？物质世界里的任何其他事物，都没有被设定为无限增长。我们的经济制度是一种需要纠正的异常。 #### 怎样去增长？ 可持续去增长，不等于经济衰退或萧条，也就是在增长驱动的制度内部，发生没有计划、非自愿的经济收缩。那种收缩会造成毁灭性的社会后果，我们并非对此视而不见。可持续去增长指的是一种有意实施的过程，通过协调一系列社会、环境和经济政策与制度，平稳地走上“繁荣的下行之路”，[^n006] 确保生产和消费减少的同时，人类福祉得到改善，分配也更加平等。 为了促成这样的去增长转型，人们正在讨论各种具体而切实的方案。[^n007] 这些方案既包括现行制度内部的政策和制度改革，例如大幅改造金融机构，设立资源使用和污染的上限及禁区，暂停兴建基础设施，征收生态税，实行工作分享、缩短工时，并保障所有人的基本收入和社会保障；也包括在制度之外创造新空间的构想，例如生态村、合作居住、合作生产与消费、各种分享制度、社区发行和管理的货币，以及易货和不使用货币的市场交换。“退出经济”，为简朴、分享和自主共生创造新空间，是去增长运动的行动口号。[^n008] 这些非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始终与资本主义经济并存于后者的边缘。我们甚至可以推测，过去的经济危机之所以让人们感受较轻，恰恰是因为还存在各种非资本主义的社会支持网络，它们没有受到核心货币经济衰退的影响。传统上，这些非货币的互助与团结网络，一直在危机时期支撑着人们的生计。近些年来，它们遭到侵蚀，被不断扩张、力图把一切不具有货币价值之物都商品化的资本主义经济吞没；正是这一过程削弱了社会的韧性，使金融危机迅速转化为社会危机。 危机来袭时，非资本主义的替代形式会重新活跃起来。在我写作所在的加泰罗尼亚，大量新颖的实践正在涌现：从巴塞罗那及其他城市各街区不断增加的城市食物菜园，到日益扩大的生产—消费食品合作社网络，再到SostraCivic这样的合作居住组织，以及蒙塞尼（Monseny）的EcoSeny等地方货币。[^n009] 同样值得一提的，还有巴塞罗那生机勃勃的占屋运动：人们占据废弃房屋，把它们改造成共同生活、面向社区的生态生活替代范例。[^n010] 这些并不局限于加泰罗尼亚的行动，正是克里斯·卡尔森所谓的“当下乌托邦”（nowtopias）：[^n011] 在当下成为现实的乌托邦。这种“另一种生活”不只是可能；它已经在“巨兽的腹中”形成。[^n012] 问题在于：它能否延续并扩展，形成真正的去增长社会？ 摆脱资本主义经济，建设当下乌托邦，并不是田园式生态主义在呼吁人们回到某个从未存在过的乡野往昔。这当然是一项浪漫的事业，而这没有什么不好：在这个冷血、自我毁灭的个人主义功利主义时代，我们恰恰需要一点浪漫。当下乌托邦不只是“生活方式的选择”；对参与者而言，它们是有意识的“生活计划”，也是政治行动——有些人的行动有明确而自觉的政治意图，另一些人则是无意识、含蓄地如此。然而，如果没有政治和制度层面相互配合的变革，让这些实践得以繁荣，“退出经济”就不太可能自行成为大众运动。限制经济扩张、为其他生活计划腾出空间的制度，是当下乌托邦的先决条件。 当然，资本主义的核心制度，以及支配它的政治和经济精英，不会袖手旁观，任由制度从内部被拆解而不作抵抗。一旦“当下乌托邦”开始超出目前那少数投身其中的坚定活动者，向更广泛的人口扩展，制度就会破坏、反对，必要时还会压制那些想要“退出经济”的人。当下乌托邦和新经济的运动，要么发展成强大的社会与政治运动，要么消亡。仅仅逃离是不够的；沦为无足轻重之物的危险十分迫切。逃离正在失灵的资本主义制度，本来也不是什么特别新鲜的事。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一卷论原始积累的章节中就指出，15世纪意大利北部最早的雇佣工人，在可能是有史以来第一次资本主义危机的打击下，曾大批逃离城市，回到乡间，种菜谋生。当然，这种求生式的逃离，几乎没有改变资本主义的历史轨迹，也没有改变雇佣劳动在其中的作用。去增长并非——仅仅——关于逃避现实的“生态村”和菜园；它关乎建设新的“城市村落”，[^n013] 而且尤为关键的是，关乎在政治上捍卫它们：也就是在城市中建设以改变城市本身为目标的当下乌托邦。制度行动与草根行动，是彼此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环境主义者对绿色增长的幻想 许多在绿党、非政府组织或学界具有影响力的环境主义者，没有参与创造超越资本主义增长经济的政治替代方案，却坚持用“技术修补”摆脱当前的生态—经济困境。他们所设想的，是一个以效率和新的环境友好技术为基础、不断非物质化的“绿色增长”未来。这里的幻想是：只要改用可再生能源、有机农业和污染治理，替代依赖化石燃料及物质开采的“肮脏”工业发展，资本主义经济就能一如既往地增长。[^n014] 很多人把希望寄托在效率上，无论是更好的技术，例如节能汽车或混合动力汽车，还是个人的节约行为，例如更换灯泡、改造住房、减少用水，等等。 这些技术创新和社会道德劝诫策略，早已摆在人们面前，却没有奏效。这有其充分的原因：凡已实现的效率收益，通常都会重新投入，以推动进一步增长。一些分析者将其称为“反弹效应”，即消费减少，最终却反弹为更多的消费。更省油的汽车跑得更快、更远。我们在家中使用节能灯省下的钱，被拿来坐飞机，到更遥远的地方度假。19世纪燃煤蒸汽机时代的经济学家斯坦利·杰文斯就指出，技术效率的提高，导致煤炭用得更多，而不是更少。效率使资源更便宜，于是需求上升，新的技术也会出现，以利用这些价格低廉的资源。只要我们仍然身处增长经济之中，效率和节约所意味的，就只是资本积累，并再投入下一轮增长。 物理学家兼经济学家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n015]指出，地球上财富的首要来源是太阳能。虽然太阳能流将延续极其漫长的时间，工业社会所依赖的地下存量，却迟早会耗尽。化石燃料一经燃烧，就无法回收，因此不断需要新的供应。熵也随之增加。虽然熵增所带来的退化无法避免，但及时而平稳地从存量能源转向流量能源，可以抑制这一过程的速度。可再生能源技术捕获能量流，却不能逃脱物理定律；它们也要消耗能源和资源，例如稀有金属，也要占据空间。可再生能源的能源投资回报率（EROI），远低于石油和天然气；后两者提供的剩余能量，曾充当工业革命的“无形劳动”。环境主义者算出50年后需要多少能源，便宣称可全部由可再生能源满足，这犯了一个关键的事实性错误：他们忘记计算，生产和维护可再生能源设施本身，需要消耗多少能源。 上述论述并不是要否定可再生能源的用途，也不是否定从石油和碳存量转向太阳能与风能之流的必要性。它只是提醒我们：以太阳能和风能为基础的未来固然可能，但那必然是一个更简朴的未来；确切地说，一个去增长的未来。 #### 从务实环境主义走向激进的去增长环境主义 更令人不安的转折是，近来越来越多自称“务实”的环境主义者开始支持核能，把它称作应对气候变化和石油峰值的最佳办法。盖娅概念的提出者詹姆斯·洛夫洛克，把核能倡导为“唯一的绿色解决方案”。考虑到发表的时机，更具争议的是：《卫报》享誉全球的环境记者乔治·蒙比奥特，在3月23日写文说明“福岛事故如何让我不再担忧，并爱上核电”。被《时代》杂志评为2008年“环境英雄”的泰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甚至宣告环境主义已经“死亡”，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后环保主义，务实地接纳核电——以及“旧”环境主义的其他敌人！（关于生态现代主义的更多讨论，见第二部分。） 加入其他反核环境主义者的行列，把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斥为“叛卖者”，把洛夫洛克当成逐渐失去理智的老人，把蒙比奥特看作故意挑衅的记者，是很容易的。但这里发生的事情，比这些更大。他们的亲核立场，或者蒙比奥特对核能的眉来眼去，并非异常，而是环境运动演变的逻辑结果。至少从1980年代初“务实派”战胜“原教旨派”——尤其是在德国绿党内部——以来，这场运动为了政治上的权宜之计，放弃了激进根基，最后却无路可走。环境主义者没有在政治上捍卫另一种组织社会的方式，而是陷入了一场技术性的、去政治化的争论：如何在不损害经济、不改变现行政治秩序的前提下，最好地管理环境。 但这是一条死路。的确，从技术角度看，在现行资本主义经济的坐标之内，诺德豪斯和谢伦伯格可能是对的，而我并不觉得自己有能力对此作出判断。在煤炭和核能之间，核能完全可能没有那么糟。福岛这样的核事故，其代价或许低于煤炭开采和气候灾难造成的人类与环境代价。当然，他们在这里没有把核能生产和核废物处置本身所消耗的能源，以及它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计算在内；而且，人们不禁要问，我们究竟如何估算、比较核能与煤炭各自夺去的生命？更关键的是，他们说得完全正确：仅靠可再生能源，无法维持目前这个规模的工业经济。如果为了产生同样的经济产出，我们到处安装分散式的地方能源设施，其环境影响同样会十分可怕——想象一下，遍地风车，河流上布满水电坝。 可是，环境主义如今就只剩下这些了吗？在两种可怕的恶之中，务实地选一个较轻的？我们该明天死于煤炭，还是后天死于核废物？遗憾的是，环境主义确实沦落至此：从“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边缘地区的地方发展，到食物、水、能源、气候变化等每一项资源问题，无不如此。提出问题的方式惊人地相似：我们要采矿，还是要旅游？要大众旅游，还是高端生态旅游？要填埋场，还是焚烧炉？人们难免会想，今天做一个环境主义者究竟有什么意义，为什么不干脆让科学家安静地工作，由他们决定核能和煤炭究竟哪个代价更高？ “亲核环境主义者”这个说法的荒谬，让我们看清：问题不在答案，而在提问的框架。这个框架先验地认定经济必须保持既定规模并继续增长，不论付出什么代价，也不论它究竟有多大实际用处。“务实”——原文如此——环境主义者的叙述中，缺少保罗·阿里耶斯所说的“导弹选项”（missile option）：[^n016] 一种更简朴、规模更小、以共同生活为基础的经济。它的确能够由可再生能源支撑，也能够提供有意义的生计；它俭朴而自主共生，虽然物质商品和舒适享受比今天少得多，福祉却多得多。“务实派”很快就把它斥为不切实际的田园幻想。他们不在乎这样一个事实：不过几十年前，我们使用的资源比今天少50%，当时的生活却远非田园生活。在他们看来，当前的消费水平仿佛上天所赐，设想我们可以回退，简直不可思议。那么，现在正该想想那些不可思议的事了。 #### 结语 我希望，这篇文章已使读者相信，去增长并非天真或缺乏根据地呼吁回到田园往昔。它是激进环境主义在知识与经验基础上的成熟发展；激进环境主义的根基，始终是创造另一种社会—生态和政治—经济秩序。去增长摆脱了深层生态学者那种非政治性的误解，即被动顺从一个内在平衡的“大地母亲”，提出了建构另一种社会—生态未来的激进政治计划。这样的未来更加简朴，是出于明智的选择，而不是出于对自然法则的被动服从。 按斯拉沃热·齐泽克对激进计划的理解，去增长正是一项激进政治计划：它挑战并力图改变我们社会的意识形态坐标本身。它攻击现代社会的准宗教图腾——无论这些社会是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即经济增长。[^n017] 与过去失败的激进计划不同，去增长并不只提供实现人类梦想的新方法；它改变的是梦想本身。[^n018] 如果今天还有谁称得上务实，那就是激进的去增长当下乌托邦实践者。至于那些自封的“务实派”，就让他们继续争论文明走向灭亡的最优道路吧：该走核能这条路，还是煤炭这条路？让他们去琢磨。 [^n001]: Schneider, F., Kallis, G., & Martinez-Alier, J. (2010). “Crisis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11-518. [^n002]: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003]: Daly, H. (1996).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n004]: Martinez-Alier, J., Kallis, G., Veuthey, S., Walter, M., & Temper, L. (2010). “Social metabolism,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languages.” Ecological Economics, 70(2), 153-158. [^n005]: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006]: Odum, H. T., & Odum, E. C. (2008). A prosperous way down: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n007]: 见[www.degrowth.eu](http://www.degrowth.eu/)；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008]: Latouche, S. (2009).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n009]: 精彩的纪录片《向加泰罗尼亚致敬II》（Homenatge a Catalunya II，[www.homenatgeacatalunyaII.org](http://www.homenatgeacatalunyaII.org)）展示了这些及其他行动。该片是乔安娜·科尼尔（Joana Conill）和曼努埃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加泰罗尼亚开放大学（Universitat Obierta de Catalunya）开展社会学研究的成果。 [^n010]: 关于科尔塞罗拉山占屋活动的生态—经济评估，见Cattaneo和Gavalda，2010；关于巴塞罗那占屋运动的历史，见Cattaneo和Tuleda，2014。Cattaneo, C., & Gavaldà, M. (2010). “The experience of rurban squats in Collserola, Barcelona: what kind of degrowt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81-589. Cattaneo, C., & Tudela, E. (2014). “¡El carrer es nostre! The autonomous movement in Barcelona, 1980-2012.” In B. Van der Steen (Ed.), The city is ours: squatting and autonomous movements in Europe from the 1970s to the present. PM Press. [^n011]: Carlsson, C. (2008). Nowtopia: how pirate programmers, outlaw bicyclists, and vacant-lot gardeners are inventing the future today. AK Press. [^n012]: Castells, M. 2011. “Otra vida es possible.” La Vanguardia, 2 April 2011, p.19. [^n013]: Latouche, S. (2009).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n014]: UNEP. (2011). Towards a green economy: Pathways to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and poverty eradication.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n015]: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n016]: Ariés, P. (2005), Décroissance ou Barbarie. Golias: Lyon. [^n017]: Castoriadis, C., & Murphy, J. (1985). “Reflections on ‘rationality’ and ‘development’”. Thesis Eleven, 10(1), 18-36. [^n018]: Žižek, S. (2011).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Verso. ### 2. 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 > **作者说明：** 这是一篇较新的文章，2015年为波士顿的“大转型倡议”（Great Transitions Initiative，GTI）撰写。2013年，我去看望好友、同事、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阿什福德时，在特勒斯研究所结识了GTI团队。他们为“大转型”构建情景，做着出色的工作，同时也邀请人们就重要议题展开辩论。于是，我们讨论了：去增长究竟是不是可持续情景的必要组成部分——这是我的立场；还是说，我们应该对增长问题不持预设立场，用其他概念描述未来情景——这是部分对话者的立场。在本文中，我尝试更充分地论证去增长，勾画没有增长的社会及向其转型的长期愿景。第21章收入了对本文的一些批评，以及我的回应。 无论在名称还是理论上，去增长都明确以使环境主义重新政治化为目标。可持续发展及其近来的化身“绿色增长”，把不同未来愿景之间真实的政治对立去政治化。它们把环境问题变成技术问题，许诺双赢的解决方案，许诺那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在不损害环境的情况下，让经济增长永久持续。去增长倡导者认为，使社会生态化，并不是实施一种不同的、更好或更绿色的发展，而是想象并实践能够替代现代增长型发展的愿景。本文考察这些替代方案，并寻找有助于向没有增长、却繁荣而公平的世界转型的草根实践与政治变革。 #### 生态与现代性的冲突 环境与增长之间的冲突无处不在。对于“开发者”而言，增长的价值不容置疑：为了扩大经济，就必须进行更多采矿、钻探、建设和制造。站在开发者对面的，是激进环境主义者和当地社区；往往只有他们，才会质疑“一个只有增长、没有回头路的未来”是否不可避免。[^n019] 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在这种对开发项目的反对中，看到了对现代性将手段与目的分离的根本否定。[^n020] 激进环境主义者认识到，生态强调人与人、人与非人世界的相互联系，因此从根本上与那种分割、征服的增长相冲突。 可持续发展这一主流话语的兴起，实际上抹去了生态所承诺的激进可能性。1992年地球峰会形成的可持续性概念，消解了环境与增长之间的冲突，使之去政治化。从那以后，政府、企业和“务实”环境主义者之间的协商，都以新市场和新技术能够同时促进经济增长与保护自然系统为前提。环境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归入技术改进的领域，成了专家和政策精英的领地。 十年前，人们提出“去增长”这一挑衅性的说法——一个所谓的“导弹概念”——来挑战环境主义的去政治化，攻击“可持续发展这个自相矛盾的组合”。[^n021] 为积极的计划采用一个否定性的词语，是有意为之：去增长要颠覆增长值得向往这一观念，由此辨认并质疑我们迈向真正可持续世界时必须直面的意识形态，即增长的意识形态。去增长理论家呼吁“退出经济”，邀请人们放弃经济主义思维，建构能够实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然而，仅仅提出其他经济模型，并不足够。我们还必须质疑，是否存在一个叫作“经济”的自主领域。“自由市场”并不是自然过程；它是通过有意识的政府干预建构起来的。使经济重新政治化，需要经过艰苦斗争实现制度变革，让经济重新接受民主控制。 #### 想象去增长 去增长的倡导者，并不提供某一幅蓝图来替代今天这个以增长为中心的“自由”市场。他们的目标，是开辟概念空间，以想象并实践多种不同的未来；这些未来共有的目标，是以正义、公平的方式，缩减富裕经济体及其物质流的规模。减少这些物质流，很可能会使按当前方法衡量的GDP下降。但去增长并不等于衰退或萧条；那是我们用来描述增长经济中负增长的词语。相反，去增长涉及重新思考社会的组织方式，“限度”“照护”和“耗费”等概念，正标示着这一思考。[^n022] 去增长的主张，一般包含集体性的限制，例如碳排放上限，或银行100%的准备金要求。它们被理解为“自我限制”：通过集体决策，决定不去追求一切可能追求的事物。此外，只有规模与复杂性受到限制的社会制度，才可能由人们直接治理，而不是由技术官僚精英代替民众治理。化石燃料和核能之所以危险，不只是因为它们造成污染，还因为：一个能源密集型社会，如果依赖越来越精密复杂、由官僚和技术官僚管理的技术系统，久而久之，就会越来越缺少民主和平等。因此，许多去增长倡导者甚至反对高速铁路或工业规模风电场之类的“绿色”巨型工程。 照护可以成为一种以再生产而非扩张为基础的经济的标志。再生产，通常指家庭内部维持生命周期的活动；但更广泛地说，它包括一切维持和恢复的过程。在现行经济中，照护劳动仍按性别分工，价值遭到低估，被挤入正规经济的阴影。去增长要求平等分担照护劳动，并让社会重新围绕照护组织起来。照护经济之所以劳动密集，恰恰因为人的劳动赋予了照护以价值。因此，它既有可能抵消今天不断增加的失业，也有助于形成更具人情的社会。 耗费（dépense）是指社会剩余的非生产性支出。各种文明如何分配剩余，也就是如何支出超出满足人类基本需要的那一部分，决定了它们的根本特征。埃及人把剩余用来建造金字塔，藏人用它供养一个不事生产的僧侣阶层，中世纪欧洲人用它修建教堂。这是一项分析性的观察，我并不是建议我们今天重复这些支出！在当今资本主义文明中，剩余被积累、投资，以创造更多增长，耗费则转移到了私人奢华消费行为之中。由于仅仅限制过度消费，反而会刺激更多储蓄和投资，去增长设想大幅减少剩余，并把它用来建设一个节庆的社会：公民自行设计新的、无害的方式花掉剩余，以此增进共同生活，创造集体意义。 #### 去增长势在必行 大量证据表明，增长如何同时威胁环境与社会福祉。[^n023] 持续的经济增长，使我们更可能超出行星边界所界定的安全运作空间，让所有人的生活更加艰难，尤其是最脆弱的人。虽然“绿色增长”近年来成了热门词语，它仍然自相矛盾。它对提高效率的强调，制造了一个悖论：资源需求减少，带来成本下降，而供求关系的简单运作，又导致资源消费反弹。[^n024] 这正是资本主义基本动力的一部分：生产率提高，腾出的资源被投入，以创造更多增长。 事实也正在证明，富裕国家持续的经济增长，有损福祉。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观察到的，“恶祉”（illth，即拥堵、犯罪和其他不良副作用）的增长，与GDP所衡量的财富增长一样快，甚至更快。[^n025] 在富裕国家，改善福祉的是再分配，而不是增长。增长永远不能满足人们对地位性商品的渴望；只有再分配和新的价值观，才能做到。 那么，贫穷国家中那些尚未享受到增长好处的人呢？全球北方的去增长，可以为全球南方提供生态空间。例如，对北方实行严格的碳排放上限，改善南方的贸易条件，有助于补偿过去的碳债和资源债，在南北方之间重新分配财富。而且，南方的经济增长威胁着其他非货币化的谋生方式，制造贫困，反过来又使更多增长显得“必要”。因此，北方去增长，可以为南方其他世界观与实践的繁荣腾出空间，例如拉丁美洲的美好生活（buen vivir），或非洲的乌班图（ubuntu）。它们是发展的替代方案，而不是发展的替代形式。 #### 去增长转型的种子 随着正规经济陷入危机，去增长的替代实践已开始兴盛。其中包括城市菜园中的食物生产、合作居住和生态公社、替代性食物网络、生产者—消费者合作社和社区厨房、医疗及养老育儿合作社、开放软件，以及分散式的可再生能源生产与分配形式。这些替代实践，常常伴随新的交换形式，甚至得到后者的支持，例如社区货币、易货市场、时间银行、金融合作社和伦理银行。[^n026] 这些项目展现了去增长的多个侧面。它们推动经济更加以地方为基础，缩短生产与消费的循环；它们强调再生产与照护，满足使用价值，而非追求利润；它们以自愿活动取代雇佣劳动。它们没有内在的积累和扩张倾向，与正规经济中的对应活动相比，资源密集程度也较低。这些“公地实践”培育团结和具有人情的人际关系，创造共同的、非货币的财富。 正如这些不同的供给形式所示，去增长转型将在很大程度上自下而上地展开。然而，要推动人们采用这些实践，也需要广泛的制度变革。例如，有保障的基本收入，将使所有人都能分享国民财富，保障每个人的基本生计，并腾出时间从事无酬活动。配套实施就业保障政策，国家就能为所有想工作的人，提供有益于共同福祉的工作。缩短每周工时、在不降低月薪的前提下分享工作，同样能对抗失业，并腾出更多闲暇和开展公地实践的时间。实施这些政策，可以减少经济上的不安全感，而无须进一步的经济增长。 超越增长的转型，将意味着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因为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积累与扩张。[^n027] 去增长转型，很可能沿着与以往经济制度转型相似的模式展开。资本主义从封建主义中兴起，是因为新的经济实践和实体——企业、公司、贸易合同、银行、投资——与支持它们的政治和制度发展相互结合；后者包括废除君主制和封建特权、圈占公地、自由民主，以及保护私有财产的法律。 同样，当经济增长接近极限时，当代的草根实践与制度变革，也可以为现行制度的转变播下种子。去增长倡导者认为，深化民主是去增长转型必不可少的一环。他们欢迎民众直接民主的实验，例如占领运动中的实践。他们设想的制度，将直接民主和委托式民主的要素结合起来，例如阿希什·科塔里倡导的“激进生态民主”。[^n028] 去增长转型将与20世纪的革命截然不同，不仅因为它在性质上将坚定地坚持非暴力与民主，还因为它的目标不只是资本主义，也包括生产主义。退出增长，需要退出资本主义；但退出资本主义，并不必然带来退出增长。20世纪的社会主义制度，改变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却没有改变以大规模生产和消费为目的、开发资源并积累剩余的基本目标。 #### 治理去增长 尽管去增长理论相当丰富，其倡导者仍在努力处理规模与治理问题。他们优先强调重新本地化，期待它涌现并繁荣，进而形成能够从内部改变国家的全国性政治运动。然而，对地方自治的向往，与在更大尺度上采取行动的需要之间，存在张力。一定程度的层级结构不可避免，因为在条件优越和条件较差的地区之间，重新分配负担与资源，需要在更广的地理层面进行协调与决策。实际上，上面讨论的某些去增长改革，具有很强的干预性，需要国家采取有力行动。 同样，去增长运动内部的讨论，也很少涉及全球尺度的治理。考虑到气候变化、自由贸易和无休止的全球竞争等问题处于核心地位，这种缺席颇为奇怪。许多去增长倡导者似乎认为，在国家层面限制贸易和资本，就能使一个国家摆脱全球经济力量；或者，把地方草根行动的效果加总起来，普遍的全球变革便会随之发生。但这些发展都不太可能出现。例如，如果没有限制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国际协议，仅仅把各地的低碳行动加在一起，无法应对气候变化。 在占主导地位的新自由主义体制之下，全球相互依赖，使任何国家都不可能独自进行去增长转型。这样做，将面临资本外逃、银行和货币崩溃、资产贬值、公共机构和安全机构瓦解，以及政治孤立的沉重惩罚。这些后果，会破坏一个国家独自平稳收缩经济的能力。同样，如果某一国家或国家集团成功缩减其经济规模，很可能会导致全球资源价格下降，使其他地方的消费出现反弹。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摆脱增长，是一个全球性的集体行动问题。去增长转型要获得成功，就必须是全球性的。 #### 结语 去增长所要求的承诺，不只是保护自然，或管理、减轻资本主义的影响，也包括创造另一种社会生态，以及一种根本不同的行动基础。 从这个新视角出发，反对巨型项目的环境主义者，无须再进行成本—收益核算，或设计迎合增长的替代方案。他们只需明确指出，这些项目不适合他们想要生活的世界。他们可以说：替代方案是存在的，它的名字就叫“去增长”。 [^n019]: 这句话出自厄休拉·勒古恩（1982）。她的社会科幻小说《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1975）生动展现了一个去增长世界。另见本书第20章《〈一无所有〉的星球》。Le Guin, U. (1982). A Non-Euclidean View of California as a Cold Place to Be. Dancing at the Edge of the World: Thoughts on Words, Women, Places (pp. 80-100). Grove Press. Le Guin, U. (1974). The Dispossessed. New York: Harper & Row. [^n020]: Latour, B. (1998). “To Modernize or to Ecologize? That’s the Question”. Remaking Reality: Nature at the Millennium. Noel Castree and Bruce Willems-Braun (Eds). New York: Routledge, 221-242. [^n021]: Latouche, S. (2009).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关于尚未出版的法语文献的综述，见Fournier，2008。“去增长”（法语décroissance）一词的选择，受到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雅克·格林瓦尔和伊沃·伦斯合著书名的启发（Georgescu-Roegen等，1979）。关于把去增长视为一项“假说”，见Kallis等，2012。Georgescu-Roegen, N., Rens, I., & Grinevald, J. (1979). Demain la décroissance: Entropie-écologie-économie. P.-M. Favre. Fournier, V. (2008). “Escaping from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degrow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8(11/12), 528-545. Kallis, G., Kerschner, C., & Martinez-Alier, J. (2012).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172-180. [^n022]: D’Alisa, G., Demaria, F., & Kallis, G.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n023]: Daly, H. (1996).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译注：官方同包EPUB在这两项书目前另有说明：“见D’Alisa等，2014，其中引用了Daly，1996及Jackson，2009。”〕 [^n024]: Alcott, B. (2005). “Jevon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54(1), 9-21. [^n025]: Daly, H. (1996).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n026]: Conill, J., Cárdenas, A., Castells, M., Hlebik, S., & Servon, L. (2012). Otra vida es posible. Practicas económicas alternativas durante la crisis (incluye DVD) (Vol. 9). Editorial UOC.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ittmer, K. (2013). “Local currencies for purposive degrowth? A quality check of some proposals for changing money-as-usual.”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54, 3-13. [^n027]: 资本主义可以经历非自愿的负增长，但不能持久；否则，不平等和社会政治不稳定会加剧，并出现被强加某种专制统治的危险。 [^n028]: Kothari, A. (2014). “Radical Ecological Democracy: A Path Forward for India and Beyond”. The Great Transition. 取自[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radical-ecological-democracy-a-path-forward-for-india-and-beyond](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radical-ecological-democracy-a-path-forward-for-india-and-beyond)。 ### 3. 左翼应该拥抱去增长 > **作者说明：** 本文于2015年为《新国际主义者》（The New Internationalist）杂志网络版撰写，政治色彩更为鲜明。我写作时心目中的读者，是左翼社会和政治运动中具有生态意识的参与者。我的论点是，新的左翼再也不能奉行生产主义和发展主义。随后，我反思了欧洲新左翼中一些有希望，以及另一些不那么有希望的发展。 #### 起源 在思想上，去增长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70年代欧洲大陆的政治生态学。安德烈·高兹于1972年谈到décroissance，质疑资本主义能否与地球的平衡相容，因为“实现这种平衡……物质生产的去增长是必要条件”。[^n029] 高兹认为，如果我们不思考“没有增长的平等”，社会主义就会被简化为“资本主义以其他手段继续存在——中产阶级价值观、生活方式和社会模式的延伸”。[^n030] 《明天，去增长》（Demain la décroissance）是1979年一本尼古拉斯·乔治斯库－罗根文章译集的书名。[^n031] 他是移居美国并在那里任教的罗马尼亚人，也是生态经济学的先驱，主张经济增长会加速熵增。当时，正值石油危机与罗马俱乐部引发关注的年代。但对欧洲大陆的“红绿”思想家而言，增长极限首先是一个政治问题。与马尔萨斯主义对资源枯竭、人口过剩和制度崩溃的忧虑不同，他们所向往的，是拉下资本主义列车的紧急刹车；或者用厄休拉·勒古恩的话说，“在那个只有增长、没有回头路的未来的铁轨上，放上一头猪”。[^n032] 2000年代初，里昂的活动者在反对巨型基础设施和广告的直接行动中，重新举起décroissance这个口号。经济人类学教授塞尔日·拉图什，一直大力批评非洲的发展项目；他通过自己的著作普及了这一口号，呼吁“终结可持续发展”。[^n033] 对法国知识分子保罗·阿里耶斯而言，去增长是一个“导弹式词语”，一个颠覆性的词：它质疑那个被视为理所当然的观念，即基于增长的发展值得向往。[^n034] 围绕《去增长》（La Décroissance）月刊，逐渐形成一个人数虽少、却坚定投入的去增长者网络。[^n035] 这个词进入了法国的政治辩论，[^n036] 甚至有人尝试建立去增长政党，只是未获成功。[^n037] #### 今天的去增长 这一新的观念从法国传播到意大利、西班牙和希腊。2008年，就在西班牙危机爆发前，加泰罗尼亚去增长活动者恩里克·杜兰，从39家银行贷款，“征用”了492,000欧元。他把钱交给社会运动，谴责西班牙投机性的信贷制度，以及它所推动的虚幻增长。 从2008年的巴黎开始，一系列兼具学术会议与社会论坛性质的国际聚会，把去增长引入英语世界。2014年9月，3,500名研究人员、学生和活动者聚集在莱比锡，参加第四届国际去增长大会。活动既包括讨论增长与气候变化、葛兰西式资本主义批判或每周20小时工作的专题会议，也包括在燃煤电厂外举行公民不服从行动，以及教人自制面包的课程。 同行评审期刊中不断增加的学术文献，[^n038] 支持了去增长的几项核心主张：照常增长，就不可能避免灾难性的气候变化；资源使用与增长脱钩，存在根本限度；在发达经济体中，增长与福祉改善已经脱节；增长的社会和心理代价日益上升。 近期研究强调，复合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必然要求，[^n039] 也就是戴维·哈维所说的资本主义最致命的矛盾；[^n040] 这些研究还探讨，在没有增长的后资本主义经济中，如何维持就业或平等。 政策建议包括碳排放上限、暂停开采、公民基本收入、缩短每周工时、收回资源公地、债务大赦，以及彻底重构税制：以碳税取代所得税、设定薪酬上限、征收资本税。借由要求“不可能”的事情，这些安德烈·高兹所谓的“非改良主义的改革”，呼唤着制度转型。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指出的，当资本主义已无法容纳社会民主主义改革时，这些改革就是革命性的。 在政治上，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制度变革的必要性，也认识到这需要形成一场“运动的运动”，或一个被剥夺者的联盟，包括全球社会正义运动与环境正义运动的联合。去增长与资本主义不相容，但它同样拒绝所谓“社会主义增长”的幻想：仿佛一个理性的中央计划经济，会神奇地带来技术发展，使合理增长得以实现，又不损害生态条件。秉承高兹的精神，去增长者批评那些社会主义同道：他们更容易想象世界的终结或资本主义的终结，却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想象不了增长的终结。 #### 另一条路 对另外一些人而言，“去增长”主要意味着日常的、政治化的生活实践。2015年，我们在雅典举行了为期三天的去增长论坛，有数百人参加。参加者不只有学者、环境与人权活动者，以及激进左翼联盟、绿党和“反威权”左翼的成员，还有来自希腊乡间的返乡耕作者、有机农民，以及人民诊所、城市农业等团结经济中的许多一线实践者。在巴塞罗那，去增长以一些项目为代表，例如坎马斯德乌（Can Masdeu）：这是一个被占据的住所，在工人阶级社区诺巴里斯拥有菜园网络，并有着为“住房权”行动的历史；另一个例子是加泰罗尼亚综合合作社（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拥有600名成员和2,000名参与者。 这家合作社也为有机食品和手工艺品的独立生产者与消费者提供联合平台，为生态公社居民安排居所，经营合作企业，以及发行自身货币的区域交换网络。 国际大会的发起人、巴黎“研究与去增长”智库的创始人——该智库现已迁至巴塞罗那——弗朗索瓦·施奈德，体现了去增长的混合特征：他拥有工业生态学博士学位，却曾牵着一头驴，在法国步行一年，向那些困惑地拦住他的路人解释去增长。如今，他住在法兰西与加泰罗尼亚边界的坎德克雷什（Can Decreix），那是一座只具备基本生活条件的房子，也是俭朴生活的实验与教育中心。 有人把它称为一场草根去增长“运动”，但大会的参加者并不是一群具有共同纲领或统一目标、紧密团结的人，[^n041] 我们的人数也还没有达到一场运动的规模。与“反全球化”运动不同，这里没有一座等待冲击的世贸组织大楼，也没有一项等待阻止的自由贸易协定。去增长提供了一个口号：它能动员、联结各种各样的人和运动，为他们赋予意义，却不必成为他们唯一的、甚至主要的视野。它是一个观念网络；用我们最近一本书中的说法，它是一套词汇，越来越多的人感到，它说出了自己关心的问题。 #### 要再分配，不要增长 新的左翼必须是生态的左翼，否则就根本称不上左翼。正如娜奥米·克莱因所说，环境变化对左翼来说同样“改变一切”。[^n042] 资本主义要求不断扩张，而这种扩张以剥削人类和非人世界为前提，对气候造成不可逆的破坏。非资本主义经济，必须在收缩的同时维持自身。但没有增长，我们如何重新分配，或保障有意义的工作？目前，还没有具体的“去增长经济学”。令人遗憾的是，凯恩斯主义仍然是左翼——甚至马克思主义左翼——处理政策问题时最有力的工具。但这是1930年代的经济学，那时，无限扩张还既有可能，又值得向往。 既然已没有能让所有船只都浮起来的潮水，现在就该重新思考：哪条船能得到什么。面对皮凯蒂的r>g难题，[^n043] 左翼的回应不应该是“我们会提高g”。毕竟，我们一直想让r去增长，也就是减少资本积累！皮凯蒂本人算不上生态主义者，却也不相信更高增长的可能性。再分配，是没有增长的21世纪的核心问题。 左翼必须从增长的想象中解放自己。任何事物按复合速率增长，都会迅速趋向无穷；这是一个荒谬而危险的想法。增长这个观念，与资本主义不可分割。它是这个制度给自己制造的梦想所起的名字，即物质充裕的梦想。[^n044] GDP原是为统计战争生产而发明的，[^n045] 后来演变为“客观”衡量和确认美国在冷战中取得“成功”的指标。[^n046] 增长，就是资本主义所需要、所理解、所做的事。正如加雷思·戴尔指出的，[^n047] 社会主义政治从来不是追求抽象交换价值的数量增长，而是关乎具体事物、具体的使用价值：就业、体面的工资、有尊严的生活条件、健康的环境，以及人人享有教育、公共卫生和清洁用水。这些都需要资源，但没有任何理由表明，它们需要资源以每年3%的速度永远扩张。 还可以提出一个更强的论断：我们左翼希望看到“增长”的事物，并不会带来总量增长，除非我们彻底重新定义作为经济活动加以衡量的对象；但那就只是文字游戏了。均等地分配财富，使用比通常所需更多的人手和头脑，让环境和人们闲下来，花时间互相照护：这些都是向生产率和增长征收的“税”。降低生产率，我们完全可能过得更好。[^n048] 但工业化的起飞，靠的是把剩余集中在少数人——资本家或国家——手中，把利润重新投资以实现更多增长，而不是把财富分给每个人，或让牧场与化石燃料闲置。 #### 改变梦想 这也许令人难以接受。毕竟，我们很多人经常以增长之名，倡导平等、民主、充分就业、最低工资、教育或可再生能源——诸如此类，不一而足。人们相信，一个替代唯利是图的资本主义制度的制度，会更加“理性”，能把资本主义所做的事做得更好，甚至做得更多。这在政治上是错误的：正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左翼不能把自己耗尽在实现同一套梦想的新方法上，而必须改变梦想本身。这在事实上同样错误：战后重建与追赶的“光辉”——原文如此——时代已经结束。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债务驱动的凯恩斯主义，无论是棕色还是绿色、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的，能够让它复活。这与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具有灾难性后果，是两件不同的事。我们要再分配、民主和平等，但不是以增长之名。 去增长复活了恩里科·贝林格“革命的节制”的精神，一种出于团结而生的节制。给汽车提供动力、为住宅供暖，甚至为医院和学校供能的石油，也正是摧毁秘鲁亚马孙地区或尼日利亚生计与森林的石油。这一点，不必教宗提醒我们。[^n049] 选择贝林格过去、教宗如今所说的“节制”生活，理由在于：我们“这里”的行动，影响着“那里”的人和生态系统。不是因为资本主义机器的原料快要用光——这是马尔萨斯主义者的忧虑；也不是新自由主义者声称的那样，因为“我们的生活超出了自己的负担能力”。他们所谓的“我们”，指的是使用福利国家服务的99%，而不是他们那些靠资本生活的1%。 从去增长的视角看，问题不是全球北方消费得比生产得多，或像凯恩斯主义者所说的，生产得比消费得多。问题在于，它的生产和消费都超过必要的程度，代价却由全球的、以及其内部的“南方”、其他生命和后代承担。少生产、少消费，就能减少对他者的伤害。这是社会正义和环境正义的问题：从全球1%那里“收缩并再分配”给其余人；在较小程度上，也要从10%那里这样做，其中包括欧美的中产阶级。这种对节制、简朴的呼唤，可能会与东西方许多文化中潜藏着的有关“美好生活”的常识产生共鸣。它能把对“过度”的常识性批评，从紧缩政策拥护者手中夺回来；后者正虚伪地利用这种批评，为倒退性的政策辩护。 #### 政治的可能性 去增长是一个主要在行动者之间流传的关键词。在希腊和西班牙，它引起了无政府合作主义者与生态公社主义者的共鸣，其中包括激进左翼联盟或“我们能”党等政党青年基层组织中的许多人。在被占领的广场上，以及由此生长出来的团结经济中，这个词虽然不占主导地位，却始终在场。在绿党内部，它重新唤起了“可持续发展”出现以前，激进的“原则派”与务实的“现实派”之间的旧有分歧。欧洲绿党重新走向激进化的一个迹象，是在欧洲议会拥有席位的西班牙Equo党明确支持“后增长”议程；该党的欧洲议会议员也撰文支持去增长。[^n050] 英国绿党的全国竞选活动，虽然没有采用这个名称，精神上也体现了“后增长”或“去增长”。 在企业媒体主导的环境中，公开呼吁去增长，无异于在选举中自杀。要让去增长成为广泛接受的常识，还需要更多基础工作。目前，一个激进政党越接近执政，就越可能与去增长划清界限。巴勃罗·伊格莱西亚斯曾签署倡导去增长的“最后呼吁”宣言。[^n051] 但正如《经济学人》赞许地指出的，[^n052] 随着“我们能”党走向成熟，它抛弃了“去增长”和“反资本主义”等较为“疯狂”的观念。这与拉丁美洲新左翼的经历，明显如出一辙。科雷亚或莫拉莱斯，曾在原住民运动和生态运动的支持下当选；这些运动的哲学与去增长相近。但一旦上台，现实政治和以增长为基础的再分配政治，就决定了他们必须迁就资本，以采掘主义驱动经济。 我们会希望，至少欧洲的新左翼政党不要把增长作为核心目标。毫无疑问，危机会重新确立增长的社会想象，这一次，它被当作进步的目标。加泰罗尼亚的一位“我们能”党行动者曾对我说：“在当前的危机中，我们只能谈增长。”然而，事实并非全然如此。这需要勇气和想象力，但并非不可能。“巴塞罗那共同体”（Barcelona en Comú）赢得了市政选举，其纲领中一次也没有提到增长。这可能与去增长及相关观念已在巴塞罗那的公民社会中有机扎根，以及这座城市繁荣的替代性团结经济有关。 我的许多朋友和同事参与了该党的纲领制定。纲领承诺实行公民收入、绿色税收、收回绿地、设立市属能源合作社、减少资源使用与废弃物，以及提供社会住房。新市长阿达·科劳最初作出的决定，就包括暂停新建酒店，以及终止申办2026年冬季奥运会。桑蒂·比利亚是一位志向远大的年轻保守派，曾任加泰罗尼亚环境部长至2015年。他指责科劳领导的是“一个去增长政党”[^n053]——却没有提到，就在几个月前，为了在气候变化讨论中跟上最新的国际观念，他本人也曾在议会中正面评价去增长。 #### 没有增长的凯恩斯主义？ “我们能”党的经济纲领，由两位信奉社会主义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维森斯·纳瓦罗与胡安·托雷斯——起草。他们经常撰写反对去增长的评论文章。幸而，纲领避免了明确提及增长。这是否意味着，“没有增长的凯恩斯主义”还有空间？我曾论证，答案是肯定的。[^n054] 我们可以设想，在经济整体收缩的格局下，通过财政和税收政策，把资源转向劳动阶级，以及绿色、照护或替代性活动，推动有需要的人进行低强度消费。这几乎算不上凯恩斯的愿景，但也许适合长期停滞的经济。 当然，国家不同于财政职责有限的市政府：没有增长，一个国家可能难以为福利服务提供资金。然而，至少在原则上，我看不出有什么充分理由，能说明医疗或教育费用必须每年增长2%或3%——也就是所谓必要的增长率。收回外包服务、撤销昂贵的采购，禁止大型工程，或将预防保健、儿童照护等服务分散化，与团结网络共同承担，都有极大的节约空间。古巴和哥斯达黎加等较贫穷的国家，也拥有世界一流的公共卫生和教育。提高资本税，也可以弥补去增长造成的财政收入损失。 没有增长的福利，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还没有左翼政党敢于思考，究竟要怎样才能将它付诸实践。 一个主要障碍是债务。没有增长，债务占GDP的比重就会上升。随着偿还的可能性下降，借款利率会飙升。这就让去增长的凯恩斯主义显得不那么可行。没有增长，公共债务迟早必须通过法令或通货膨胀，进行重组或核销。这有历史先例。但这样做过一次，就不能一再重复。没有新的债务，财政扩张的空间就有限。 公共债务问题的紧迫性，或许能解释西班牙与希腊之间的差异。激进左翼联盟的崛起，起初曾点燃“另一个世界”可能到来的希望：该党的基层，尤其青年，主要由更重视生态的“合作主义者”组成。他们与去增长的精神相近，把希望寄托在一种可以说尚未充分界定的“团结经济”上。然而，党的所有高层干部，都毫无保留地赞成增长，并将它表述为紧缩政策的替代方案。在与欧元集团的谈判中，他们曾短暂尝试推动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提出的“增长条款”：希腊将把债务偿还与增长挂钩。这样的要求已经被视为“极端激进”；谈论一种没有增长的团结经济，就会显得比疯狂还要疯狂。 #### 团结经济 一些外国评论者曾梦想，对“三驾马车”说“不”、退出欧元区，会为去增长转型和团结经济开辟道路。[^n055] 然而，希腊并没有任何政治力量提出这种主张。激进左翼联盟中支持恢复德拉克马的左派，如今已另组名为“人民团结”的政党。他们是热忱的生产主义者，其领袖担任能源部长时，环境记录糟糕，其中包括新增国内煤炭生产、向工业提供燃料补贴的计划。尽管希腊的团结经济扩张惊人，也取得了重要成就，它依旧是一场边缘的社会运动，规模远小于西班牙；其网络也不足以在过渡时期满足民众的需求。退出欧元区后，实现平稳的经济收缩并不大可能：正是对过渡期间进口食品或药品短缺，以及经济混乱的恐惧，吓得亚历克西斯·齐普拉斯签署了一份新的备忘录。 像日本这样的国家，财政和货币独立，能够以本国货币发行债务并为其融资，更有条件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维持就业与福利。日本已经十多年没有增长；只有在经济学家眼里，那才是“失去的”十年。但当然，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不可想象的，日本也在竭尽全力重启增长——迄今收效甚微。 由于无法想象，有政治力量会凭借去增长议程而上台，一些去增长者主张，变革只能来自基层，而非国家，走的是一条“非自愿”的道路：当经济停滞、缺乏增长带来危机时，公民将自行组织起来。我同意，去增长转型不大可能是自愿的，也不大可能以“去增长”的名义发生；它将是一个适应经济实际停滞的过程。不过，我无法想象，如果不同时掌握国家政权，不让公民社会与政治社会、基层实践与新制度相互促进，这一过程如何能够实现。 或许没有哪个左翼政党敢公开质疑增长，但我很难想象，从长远来看，无论愿意与否，欧洲左翼如何能够避免思考没有增长时该怎么办——它不同于拉丁美洲的左翼，无法指望大宗商品泡沫。增长不仅在生态上不可持续，而且正如从皮凯蒂到劳伦斯·萨默斯及“长期停滞论者”等经济学家所公开承认的，对于发达经济体，增长也越来越不可能实现。[^n056] 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是野蛮的。去增长还不是一种明确的理论、计划或政治运动。然而，它是一个时机已至的假说，也是一个左翼再也无法回避的假说。 [^n029]: Bosquet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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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整座城市……你根本看不到它的尽头……马克斯，让我停下来的，不是我看见的东西，而是我没有看见的东西……在那座向四面八方蔓延的城市里，什么都有，唯独没有尽头……拿钢琴来说。琴键有开始，也有结束。你知道一共有88个……它们不是无限的，你才是无限的。在这88个琴键上，你能创造的音乐是无限的……可你让我走上那座舷梯，展开一副有几百万个琴键的键盘，而……它们没有尽头，那键盘是无限的。可如果键盘是无限的，你就无从演奏音乐。 > > ——电影《海上钢琴师》 早在2013年11月，时任英国首相戴维·卡梅伦，就曾在伦敦金融城市长宴会上发表一场令人难忘的演说，呼吁紧缩和“根本性的文化转变，却坐在一张金色宝座上，这种矛盾让许多评论者难以下咽”。[^n057] 卡梅伦谴责游手好闲，诉诸英国勤奋工作的传统价值。“简单地说，”他说，“如果有能力的人可以领钱闲坐、不去工作，任何国家都不可能长期成功。”卡梅伦指出，高额福利把人困在失业之中：“一代又一代本可以工作的人，被制度辜负，困在福利之中。”他承诺要降低福利，任何人都不会从闲着或少工作中得到回报：“我们正在确保，你每多工作一个小时，每多做一份工作，境况都应该始终变得更好。”在卡梅伦的演说中，国家是问题，而非解决方案；国家必须收缩、变得精简，并将自身职责限制在制定和执行规则，把创造财富留给市场与私营部门。他的演说是在颂扬私人企业：“英国经济应该以企业精神为基础……我们需要支持、奖励、颂扬企业精神……确保它处处得到推动，在学校得到提倡，在学院得到传授，在社区受到赞美。”[^n058] 大约在同一时期，著名经济学家保罗·克鲁格曼评论了劳伦斯·萨默斯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演说。萨默斯提出了美国经济陷入“长期停滞”——即长期零增长状态——的幽灵。[^n059] 克鲁格曼认为，这是流动性陷阱的结果，因此政府支出至关重要。理想情况下，这种支出应当具有生产性；但克鲁格曼认为，即使是非生产性支出，也比什么都不做好。重要的是让流通运转起来。像凯恩斯提议的那样，把钱或黄金藏进山洞，再让企业去挖。虚构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外星人威胁，把钱花在军事防卫上——这是克鲁格曼“个人最喜欢”的办法。或者让美国企业“把所有员工都装备成半机械人，到处都是谷歌眼镜和智能手表”。 即便这不能带来回报，“由此产生的投资热潮，也会让我们在若干年间拥有高得多的就业率，而不造成真正的浪费，因为所动用的资源本来会闲置着”。[^n060] 这两种至今仍主导着我们时代公共辩论的话语——紧缩话语和刺激性支出话语——表面上似乎天差地别。卡梅伦呼吁前所未有的文化转变，实际上却是在重新援引洛克对新兴资产阶级的训诫，也就是马克斯·韦伯后来所谓的“新教伦理”：努力工作，拒绝自我放纵和享乐。卡梅伦暗示，这样资本才会积累，企业才会创造财富。 在当前形势下，毫无疑问，卡梅伦这样的方案具有阶级偏向，将财富向上再分配。劳动阶级被要求勒紧裤带，接受失去那些原本由公共财富免费或补贴提供的服务，好让富人不必承担更高的税负，来维持缺乏增长时的公共财富。相较之下，凯恩斯主义方案似乎把劳动阶级的就业放在首位；它提倡公共支出，至少在原则上似乎不具累退性，即使这些支出并不流向通常所谓的公共服务。 然而，我们认为，这两种话语的共同点，比它们的差别更能说明问题。卡梅伦和克鲁格曼关心的都是“投资”。前者认为，只要让市场更有信心相信国家支出受到控制，就能释放投资；后者希望国家向经济注入资金，启动投资。他们在“怎样做”上意见不同，但都希望看到资本重新流通和扩张。两者共有的第二个特征，是对“闲置”的厌恶。在卡梅伦看来，问题是工人闲着，以及国家为了支持他们闲着而浪费资源。在克鲁格曼看来，问题是资本闲置，以及本可以投入生产的资源遭到浪费。卡梅伦认为问题出在不工作的工人，克鲁格曼认为问题出在不流动的资本。 相反，我们这些去增长倡导者，并不害怕闲着。保罗·拉法格挑衅性的“懒惰权”，是我们的灵感来源。[^n061] 拉法格在1883年论证，一个开发了如此多资源的社会，当然能够把闲暇的权利，从少数富人扩展到每个人；一百年后，安德烈·高兹进一步阐述了这一点。[^n062] 我们去增长者也不害怕资本闲置；我们渴望它闲置。去增长意味着让资本慢下来。资本主义的本质，是不断把剩余重新投入新的生产。在工业主义社会中，财富就是可以再次投入的东西。 克鲁格曼和萨默斯提议的支出，短期内看似浪费而且没有生产性，长期来看却具有生产性：这是一种功利性的支出，目标是让资本增值，避免闲置，重启其流通与增长。更糟的是，他们的提议隐含着这样一种假设：公共政策不应介入生命意义和政治共同体的创造。相反，我们认为，当前的社会生态危机，迫使我们通过社会性的耗费，超越资本主义无意义的增长。耗费指的是集体真正共同作出的支出：花钱举办一场共同的宴庆，决定供养一群精神人士谈论哲学，或让一片森林保持闲置；严格从经济意义上说，这些支出没有生产性。耗费的实践“烧掉”资本，将其移出流通领域，使资本慢下来。这种集体的“浪费”，不为了个人效用，也不为了资本效用。它希望成为政治性的。它提供一个过程，使共同体能够理解并界定“美好生活”，把个人从虚幻而无意义的私人化生活中解救出来。 耗费会引起恐惧，不仅在紧缩政策的支持者当中，也在凯恩斯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和各种激进派当中，包括许多生态主义者。看看人们对卡梅伦演说场景的反应就知道了。进步派惊恐不已，因为首相站在奢华的大厅中，四周都是金制家具，却呼吁紧缩。我们则并不特别在意这种奢华支出，尤其当它来自伦敦金融城法团这样成立于中世纪的公共机构。市长大厅里的黄金，是一种非生产性支出，体现了资本主义以前那个逝去时代的反功利本质。对于凯恩斯主义者，这幅景象令人震惊之处，在于闲置财富的展示；我们却不这么看。真正的矛盾，不在于卡梅伦身处金色家具之间却呼吁紧缩，而在于他呼吁一个奉行紧缩的国家，却身处一个象征着君主不忌惮耗费的时代的地方。 市长大厅是公共耗费的一种形式。 我们不希望重现这种形式，但也不会因其本身而加以责难。我们知道，伦敦市政厅里的黄金，是大英帝国剥削工人、殖民地与生态系统的产物。我们反对这种剥夺和耗损。社会剩余可能是、而且往往确实是剥削的结果，但并不必然如此：公共财富可以在没有剥削的情况下创造。批评卡梅伦演说的进步派，谴责的是财富展示与紧缩呼吁之间的矛盾。事实上，这些财富来自剥削，与卡梅伦呼吁紧缩——也就是进一步剥削工人——之间，实在谈不上什么矛盾。 许多生态主义者会发现，很难接受非功利性的资源浪费，因为他们的社会想象与自然稀缺的观念结合得太紧密了。但稀缺是社会性的。从石器时代以来，我们拥有的就已经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的东西。萨林斯所说的原初富裕社会，[^n063] 并没有经历稀缺；不是因为它们拥有很多，而是因为它们不知道稀缺意味着什么，并认为自己始终拥有足够的东西。它们将采集所得消耗掉，从不积累。稀缺要求节约和积累；这就是为什么工业社会的常识认为，稀缺是人类最主要的问题。这也就是为什么，稀缺是资本主义必不可少的条件。我们想对节俭的生态主义者说：把资源浪费在公共建筑的黄金装饰上，或者在盛宴中喝掉，总比把它们“善加利用”，进一步加快新资源开采和环境退化，要好得多。这是逃脱杰文斯悖论的唯一办法：我们的效率越高，节省的资源越多，随着资源成本下降，最终消费的也越多。驱动增长的是积累，而不是浪费。即使社会由节俭的人组成，社会代谢规模缩小了，仍会存在剩余；如果不想重新启动增长，就必须把这些剩余耗费掉。 对于那些担忧资源连基本需要都不足以保障，更别说无用地浪费的人，我们要指出，目前耗费在泡沫和地位争夺的零和博弈中的资源，数量惊人；它们的目的，无非是资本流通——实际上正是克鲁格曼所呼吁的。经济学家如今意识到，泡沫并不是反常现象；它们对资本主义和增长至关重要。想想职业体育、电影与商业化现代艺术、金融服务，或各种地位性消费，花掉了多少资源。 这种消费包括最新的汽车、住房或电子产品，它们唯一而短暂的价值，就在于自己是最新的。尽管大量资本流通于体育和艺术的融资、营销，一场足球赛的乐趣，和五十年前人们以业余身份参与体育时相同；一部电影或一幅画，今天也并不比那时更好。“人人都有法拉利”是增长那难以实现的梦想；但当人人都有法拉利时，法拉利就成了那一代人的菲亚特。经济学家呼吁限制这种围绕地位性消费展开的零和竞争，以便释放资源用于真正的增长。我们则希望释放这些资源，保障基本需要，再用剩下的资源举行共同的宴庆，从而肯定新时代的政治性。 资本主义话语，一方面在社会层面指责“生产要素”的闲置，另一方面却推动浪费性消费的私人化：个人可以喝得酩酊大醉，在赌场输光积蓄，为身边人举办有香槟和鱼子酱的私人派对，通过奢侈爱好或炫耀性购物耗尽积累的资源，或租用俊美男女的身体，举办纵欲的贵宾派对。所有这些私人化的耗费，都以个人自由的名义得到许可：每个人都可以在私人领域中，徒劳地寻找生命的意义。现代社会一个不容质疑的前提，是人人都有权积累超出基本需要的资源，并用它们实现自己所认定的“美好生活”。其结果是，这个制度必须不断增长，才能给每个人提供追求这一权利的机会，正如它在抽象意义上所声称的那样。 现代性的这一核心特征，也影响了许多马克思主义流派。它们以人人享有物质丰裕的生活，将集体解放的梦想推向极致。现实存在过的社会主义政权发现，每个人的基本需要完全可以得到满足。但在这样做的同时，它们压制了私人耗费，也否定了社会化耗费——不算阅兵式和为斯达汉诺夫式官僚举行的表彰仪式。我们这里提出的假说是：正是对私人耗费和社会耗费的双重取消，导致了这些政权的社会性失败，并最终使之崩溃。 在我们设想的去增长社会中，耗费将重返公共领域，而节制将成为个人的特征。这里，我们受到意大利共产党历史上的总书记恩里科·贝林格使用“节制”概念的启发。他把它称为“革命的紧缩”，与今天保守而强加于人的紧缩截然相反。我们并不是以财政赤字、生态限度或道德理由的名义，呼吁个人节制。 我们的呼声，并不是保守派那种新教式的呼声。我们主张节制，是基于这样一个前提：独自寻找生命意义，是一种人类学幻觉。想想那些拥有一切之后却陷入抑郁、不知道该如何度过一生的富人。独自寻找意义是一种幻觉，它会导致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因为它无法由所有人持续地共同实现。我们设想的去增长社会中的节制主体，并不追求私人积累物品，因为他或她希望摆脱独自寻找生命意义的必要。可以说，人们应该少把自己看得那么重要，摆脱无限选择那令人难以承受的重负，享受自由的生活。电影《海上钢琴师》中的钢琴家出生在大西洋邮轮上，选择不下船，因为他满足于船上的世界，以及对钢琴演奏的精通。就像本文开头引文中的钢琴家，节制的主体深知，不该渴望一架琴键无限的钢琴。像那位钢琴家一样，他或她永远宁愿选择有限的船，也不要无限的城市。节制的主体，在关系之中而非自身之中发现意义。摆脱了独自寻找生命意义的任务，他们就能投入以照护、再生产和闲暇为中心的日常生活，参与由民主决定的社会耗费。从人类学意义上说，这样的去增长主体已经存在。尚待回答的问题，是它如何能够扩散和复制；但这是政治问题，不是个人问题。 “个人节制—社会耗费”这一组合，将取代“社会紧缩—个人过度”这一组合。我们的辩证性社会想象，在政治一词的深层意义上，是政治性的。不妨把它与克鲁格曼据称具有“政治性”的经济学比较：他像兰佩杜萨《豹》中的人物一样，想改变一切，甚至虚构外星人，只为让一切维持原样。[^n064] 这确实是当代政治经济学的悖论：它必须不具有政治性，也就是说，它不得参与生命意义的构建；生命意义被留给个人及其私人网络处理。我们则坚持认为，一旦基本需要得到保障，正是在共同决定“耗费什么”的过程中，人们才能构建“美好生活”的意义，释放新时代的政治性。意义的领域，始于必需的领域结束之处。去增长社会必须建立新制度，通过共同选择，一方面将资源用于基本需要，另一方面将资源用于不同形式的耗费。政治性并不终结于基本必需得到满足；它恰恰从这里开始。我们仍然需要在共同的宴庆、奥林匹克运动会、闲置的生态系统、军事支出或太空旅行之间作出选择。 民主和协商制度将承担更沉重的责任，因为增长与持续再投资的教条，一直回避一个困难的问题：一旦我们拥有足够多的东西，究竟想做些什么？政治经济学将重新关心神圣之物。而让多数人紧缩、少数人独享的经济，将变成让所有节制之人共赴盛宴的经济。 [^n057]: Hardy, R. (2012, 13 November). “It was hard to stomach David Cameron preaching austerity from a golden throne.” The Guardian. 取自[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nov/13/david-cameron-austerity-public-sector-cuts](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3/nov/13/david-cameron-austerity-public-sector-cuts) [^n058]: Cameron, D. (2013). “David Cameron’s Lord Mayor’s Banquest speech: in full.” The Guardian. 取自[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economics/10442263/David-Camerons-Lord-Mayors-Banquest-speech-in-full.html](http://www.telegraph.co.uk/finance/economics/10442263/David-Camerons-Lord-Mayors-Banquest-speech-in-full.html) [^n059]: Summers, L. (2013). “Transcript of Larry Summers speech at the IMF Economic Forum.” 取自[https://www.facebook.com/notes/randy-fellmy/transcript-of-larry-summers-speech-at-the-imf-economic-forum-nov-8-2013/585630634864563](https://www.facebook.com/notes/randy-fellmy/transcript-of-larry-summers-speech-at-the-imf-economic-forum-nov-8-2013/585630634864563) [^n060]: Krugman, P. (2013). “Secular stagnation, coalmines, bubbles, and Larry Summers.” New York Times. 取自[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3/11/16/secular-stagnation-coalmines-bubbles-and-larry-summers/?_r=0](http://krugman.blogs.nytimes.com/2013/11/16/secular-stagnation-coalmines-bubbles-and-larry-summers/?_r=0) [^n061]: Lafargue, P. (1969). The right to be lazy. Solidarity Publications. [^n062]: Gorz, A. (1994). Capitalism, socialism, ecology. Verso. [^n063]: Sahlins, M. (1995).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Sociological World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dings on Society, 2. [^n064]: Di Lampedusa, G. T., & Colquhoun, A. (2007). The leopard. Pantheon Books.  > “生态主义运动始终反对核能，不仅因为它无可争议而且可怕的环境风险与影响，也因为它不符合这一运动关于美好而公正生活的愿景……激进生态主义者的假说，正如伊万·伊里奇所说，是‘社会主义将骑着自行车到来’。” *图片：稻草人驱赶迁徙鸟类，让它们远离巨大的有毒尾矿池——艾伯塔油砂开采的副产物。Pembina Institute / Flickr。* ## 第二部分：反对生态现代主义 ### 5. 走错路的政治生态学 > **作者说明：** 我写这篇文章，是为了回应2015年发表的《生态现代主义宣言》。正如我在第一、二章中解释的，如果说去增长有什么核心，那就是反对生态现代主义的技术管理式社会想象。突破研究所凭借其《生态现代主义宣言》，把对技术管理式修补方案的迷恋，推向了逻辑上的终点，或者说，扭曲的极致。其论点是：环保主义者应当提倡那些否认任何环境问题的人也在提倡的东西——核能、转基因生物、集约化农业和城市化——因为科学其实告诉我们，表面上看似“反环保”的事物，实际上有利于环境。我读到这份宣言时，对这种话语游戏，以及这种后现代、后环保主义的超现实主义，感到震惊。但当我发现，一些我所敬重的激进政治生态学者，竟然是突破研究所的研究员时，我十分困惑；幸好其中一位布鲁诺·拉图尔，后来讥讽了这份宣言。本文写给ENTITLE博客，一个由欧洲政治生态学网络研究人员发起的政治生态学博客。我有幸在2011至2015年间协调过这个博士生培养项目。文章尝试理解，政治生态学中的哪些东西，可能使人支持生态现代主义者所表达的观念。 “后环保主义”智库突破研究所的《生态现代主义宣言》，[^n065] 从政治生态学者熟悉的前提出发。[^n066] 地球已成为人类的星球。外面不存在野生的自然。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并不断改造它。我们生产什么景观，保护什么、不保护什么，都是选择的问题。然而，大多数政治生态学者，即使其中最“现代主义”的人，面对由此得出的生态现代主义议程，也会感到不安——至少我希望如此：核能、转基因农业和气候地球工程，而且这一切竟然都是以保护“荒野”的名义…… #### 我们怎么走到了这里：支持核能的政治生态学？ 宣言的哲学前提，部分可以追溯到“后环保主义”的支持者布鲁诺·拉图尔的著作。[^n067] 对拉图尔而言，人类与自然之间没有、也不应当有任何分离。拉图尔认为，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现代过，因为现存的现代性，一直试图把人类从自然中解放出来，并忽视人类对自然的影响。要变得真正现代，我们必须最终为自己的产物及其影响负责：我们应当控制自己创造的技术“弗兰肯斯坦”，而不是不敢创造它们。 斯拉沃热·齐泽克在论证“自然并不存在”时，也用了相近的语调：“我们身处技术之中……而且我们应当坚定地留在其中。”[^n068] 对齐泽克和拉图尔而言，我们不可能回到与自然之间尚未异化的关系；我们应该加倍努力，掌控自己的异化。齐泽克的共产主义政治，与后环保主义者那种绿色、带有某种国家主义色彩的资本主义，天差地别。但我担心，就我们与非人世界之间的代谢关系而言，无论控制这种代谢生产手段的是私人、国家还是公社，结果都一样。 声称“核电站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仿照戴维·哈维关于纽约市没有任何不自然之处的名言——就有重演苏维埃政权逻辑的危险。在那里，只要生产由人民进行、为了人民，环境问题就不存在。因此，我们有必要对“生态”采取立场。 生态现代化倡导者也不例外：如果去掉“生态”二字，他们的宣言就成了纯粹的现代化号召，为核能本身而提倡核能。为了使标题中的“生态”名副其实，宣言表演起理论杂技，声称更加集约地使用技术，会以某种方式释放空间与资源，用来保护荒野。这不仅在事实上有误，也与宣言的总体前提相矛盾：外面并不存在独立于我们的野生自然。 与拉图尔相反，宣言依然把自然当作实现目的的手段，更加集约地利用这一种自然，以拯救另一种野生自然。它还假定，我们“在这里”进行的资源开采与改造，会以某种神奇方式，不影响“在外面”的自然。实际上，这份宣言正是拉图尔所批判的现代主义1.0：它仍然以把自身与非人世界分离的观念为前提。 吊诡的是，拉图尔自己的著作，可以帮助我们摆脱生态现代化倡导者。毕竟，写下“现代化还是生态化——这是个问题”的人，正是他。[^n069] 的确，与生态现代主义者不同，拉图尔认为，这一“挑战向我们提出的要求，远不止拥抱技术与创新。它要求我们，用我称为‘构成主义’的现代性观念，取代现代主义的现代性观念〔注：这也是他年轻时所称的‘生态主义’〕；这种观念，既不把人类发展的过程视为摆脱自然的解放，也不视为离开自然的堕落，而是将其视为与形形色色的非人自然，越来越紧密相连、越来越亲近的过程。”[^n070] 拉图尔或齐泽克的错误就在这里——明知他们永远不会读到我的文章，我姑且斗胆这么说。承认我们与自然的异化，承认我们有能力参与生产新的社会—自然，并不能在逻辑上推出，我们应该追求更多“控制”，或更多、更庞大的技术。 我们可以通过多种方式，与“非人自然……越来越紧密相连”。[^n071] 我们也可以通过多种方式，生产技术以及与之相伴的社会—自然。我们可以选择一个自行车的世界，或一个宇宙飞船的世界；我们可以选择一个由自制风车供能的世界，或由核电站供能的世界。每一种选择，都意味着与非人世界建立不同的联结和关系。没有什么能证明，给河流筑坝、用它来发电，比沿河岸散步或与河流交谈，更能让我们与它联结。 生态主义运动始终追求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之间的一种不同联结。它倡导更小的规模、更直接的联结，也就是伊万·伊里奇所谓的“自主共生”关系：技术由使用者自己掌控，而不由其他人代为掌控。生态主义运动始终反对核能，不仅因为它无可争议而且可怕的环境风险与影响，也因为它不符合这一运动关于美好而公正生活的愿景。 与齐泽克相反，激进生态主义者的假说，正如伊万·伊里奇所说，是“社会主义将骑着自行车到来”：大规模技术系统，创造了一个分裂为专家和使用者的社会。前者很容易就变成官僚或老板，控制并占有这个系统的剩余。一个由核能驱动的社会，不可能是平等者的社会，也不可能是互助的社会。 生态主义者关于限制增长的呼吁，被错误地视为呼吁与自然和谐共处，让“自然”不受干扰。我并不否认，许多生态主义者确实以此为理由主张限度，但我认为他们错了。相反，正如我们在别处论证过的，[^n072] 限度应当建立在另一种基础上：充分意识到我们有能力继续追求一切可以追求的东西，却选择“不这样做”。 我们生态主义者，不想制造放射性或转基因的弗兰肯斯坦。这种“不这样做”，是对我们希望创造的世界所作的肯定选择：在那里，我们共同过着更简朴的生活；那是联结而非断裂、靠近而非疏远、耦合而非脱钩的世界。那是我们能够控制控制者的世界。这是一种生态的愿景。 选择从来如此，至今未变。现代化还是生态化？这是个问题。 [^n065]: Asafu-Adjaye, J., Blomquist, L., Brand, S., Brook, B., DeFries, R., Ellis, E., … Lynas, M. (2015). “An ecomodernist manifesto.” 取自： [http://www.ecomodernism.org/manifesto-english/](http://www.ecomodernism.org/manifesto-english/) [^n066]: 政治生态学是一个范围广泛的跨学科学术领域，研究者考察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与环境问题之间的相互作用。具体而言，政治生态学者试图把环境问题理解为权力问题：谁获益，谁受损？这部分意味着承认，不存在任何在人类介入之外的“自然”：社会并不与环境分离，自然始终具有政治性，并受到强大利益的塑造。 [^n067]: Latour, B. (201is 1). “Love your monsters.” Breakthrough Journal, 2, 21-28. [^n068]: Žižek, S. (2011). “Nature does not exist.” [视频] 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GeDAZ6-q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GeDAZ6-q4) [^n069]: Latour, B. (2007). “To modernize or to ecologise? That is the question.” The Politics of Interventions, 249. [^n070]: Latour, B. (2011). “Love your monsters.” Breakthrough Journal, 2, 21-28. [^n071]: 同上。〔译注：官方同包EPUB将此注展开为：Latour, B. (2011). “Love your monsters.” Breakthrough Journal, 2, 21-28.〕 [^n072]: D'Alisa, G., Demaria, F., & Kallis, G.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 6. 生态现代主义为什么错了 > **作者说明：** 在这里，我摘下政治生态学者的帽子，戴上生态经济学者的帽子。目标相同：揭示生态现代主义的谬误。本章的基本论点是，生态现代主义的科学错了。生态现代主义者把效率／强度与规模混为一谈。更加集约地使用现有资源，会导致更多而非更少的资源使用，因为资源的相对成本下降了，而且集约利用提高生产率所节省下来的东西，又会被重新投入更多的资源使用。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历史模式，也是生态现代主义者希望加速推进的模式。 《生态现代主义宣言》是“后环保主义”智库突破研究所主持发表的最新、也最富远景的文件。大约八年前，我第一次在伯克利听到该所创办人泰德·诺德豪斯和迈克尔·谢伦伯格演讲，阐述他们关于“环保主义之死”的主张，这也是“后”这一前缀的由来。演讲的前半段，我一直想着，自己多么赞同。他们声称，环保主义者必须放弃那种存在一种原始自然、我们必须与之和谐共处的观念。他们说，我们不断改造自然，创造什么样的世界，是选择的问题。他们也批评“大型绿色”非政府组织的职业化，以及这些组织蜕变为既得利益集团，争取这样或那样的立法成果，却失去了早期绿色运动所追求的系统性变革全景。我完全赞同，无须补充。接下来，我以为他们会谈增长与资本主义，谈环保主义者可能希望创造的世界，谈面临的政治选择，以及为了实现系统性变革，他们必须与劳工、女权或社会正义运动结成什么联盟。 并没有。他们端出来的，反而是一个由政府资助的“阿波罗计划”，惊人地混杂了批判理论、政治自由主义和技术丰裕主义。它不是再把我们送上月球，而是把我们带到一个由核电站供能、靠转基因生物养活的地球。原来，后环保主义者偏爱的盟友，是孟山都和核工业。这种充满矛盾的大杂烩，在新宣言中继续上演。 #### 为无论如何都会发生的事写一份宣言 这份文件，开篇就是对技术进步、集中化生产和城市化的颂扬。 它向我们保证，人口正在接近峰值——这是真的——资源消费也是如此——这不是真的。他们主张，如果把我们带到今天的那些力量继续运作，“土地利用变化、过度开发和污染，可以在本世纪达到峰值并下降”。那么，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写宣言？答案是“加速”进程。这一定是第一份以提前几年实现结果为目标的宣言。那为什么要加速呢？啊，言下之意，是因为问题正变得失控。那说明我们的状况并没有那么好，对吧？有没有可能，我们需要的不是加速历史的列车，而是像瓦尔特·本雅明那句令人难忘的话所说的，“拉下紧急制动闸”？ #### 把效率与规模混为一谈 我们被告知：“城市在高效满足物质需要、同时减少环境影响方面，表现远远优于农村经济。”这里，把效率与规模混为一谈了。城市生产每单位产品，可能使用较少资源，但总量上生产得更多，使用的资源也更多。这正是为什么，随着城市化，生态足迹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实际上，宣言援引的“生态足迹”指标，本来就是为了计算城市消费在多大程度上延伸到了边界之外。“城市只占地球表面的1%到3%，”宣言说。是的，但其余97%的改变，很大程度上正是城市造成的。 我们还读到：“人类祖先用来满足需要的技术，对环境的人均影响要大得多。”其“证据”，是在更新世，美洲原住民清除了森林，并把哺乳动物猎杀至灭绝。如果古老技术的人均影响确实更大，那么中国工业化带来的，就应当是人均排放、能源或资源使用的下降，而不是上升。在所有地方，无一例外，从农村经济向城市／工业经济的转型，都伴随着资源与能源使用的总体增加，而非减少；无论按绝对量还是按人均量衡量，都是如此。这一点，不应与另一个事实混淆：随着经济增长，每单位产品的环境影响会下降。唯一使用量下降的资源，是森林；但这与转向化石燃料有关，而不是森林利用效率的提高。所谓森林转型对生物多样性的影响，至少也值得质疑。 当然，如果让800万纽约人分散到乡村，并完全按照在纽约的方式生活，环境影响总量会高得多。如果纽约人通过捕猎哺乳动物、清除森林，来追求目前的生活水平，那就更加糟糕。 但要点恰恰在于，“我们的祖先”或住在乡村的人——美国那种郊区化的乡村除外——根本无法达到城市那样的物质消费水平。他们消费得少，恰恰因为乡村生活的生产率低于城市。如果你必须自己取水，或自己养牛、挤奶，就不会淋浴，喝的奶也会更少。每单位产品的生产率更低，你所能生产的就更少。狩猎采集社会，不论总量还是人均量，消费的资源都少于农业社会，而农业社会又少于工业社会。作者们称颂的新技术效率与规模经济，与他们想要逆转的资源使用规模扩大，存在因果关系。 这是经济过程的一个基本方面：生产率和效率，推动增长。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家喜欢它们。所谓“杰文斯悖论”，[^n073] 是说资源使用效率提高，会压低其价格，导致更多资源使用；它只在环保主义者的思维方式中，才是个悖论。集中化生产和新技术，释放出劳动力与资源，用于更多生产和更多资源使用。这毕竟就是资本主义的魔力。这就是增长起飞的源头。这也就是为什么生态足迹不断扩大，以至于这些作者不得不写下他们的宣言。如果城市化与技术进步真能奏效，我们就不会在这里谈论气候变化了。 宣言暗示，现代经济随着成为物质负担更轻的“知识经济”，增长与资源使用之间的联系，可能正在断裂。然而，脸书和谷歌在屏幕上看似轻盈，它们的服务器却已经成为最大的能源消费者和碳排放者之一。培养下一代布林和扎克伯格，或者为将发明下一代互联网的军事和大学实验室供能，都需要大量自然和人力资源。所有这些成本，都被隐藏了。美国能源使用没有增加，并不是因为技术效率与非物质化使其达到峰值，而是因为美国经济从中国进口服装，把服务器放在挪威。 作者们认为：“人类可能因为不再需要自然来满足自身需要，而放过自然，就像他们可能出于明确的审美与精神理由，放过自然一样。”问题是，在资本主义之下，自然从来不会被放过。如果它暂时免于利用，就会变得更便宜。 随后，消费端的创新和广告就会创造新的需要，确保多余的自然被用于获利，包括出于“审美理由”开展的旅游。只有设定限度的政治行动——把这片土地留在流通之外，为公共利益封存这项资源，让那里的石油留在地下，或为这些排放设定上限——才能放过“自然”。但这与所有监管和制度变革一样，需要社会斗争。它不会因为技术进步与“现代化”，就自动发生。它是反对这种现代化的斗争。 #### 哲学大杂烩 文本的哲学和认识论立场自相矛盾，或许暴露了各位作者之间不同的看法。宣言一开始承认，地球已经成为人类的星球，也就是“人类世”。的确，外面没有野生的自然。然而，不知怎的，宣言的目标却又是“为自然腾出更多空间”，让地球“重新野化”和“重新绿化”。 第五节论证，我们认识“自然”的方式，即通过科学来认识自然，受到我们自身建构的塑造，因此取决于我们自己的选择。没错。然而，整份宣言都充满了对科学力量的盲目信仰，相信科学能解决任何可能出现的问题，同时又不断援引科学，证明这一种或那一种技术比另一种更好。 作者们说，他们“出于对自然世界深深的爱与情感联结”而写作——又一次，预设“外面”存在一个自然世界，而他们刚刚才说过它不存在。“保护荒野、生物多样性和多姿多彩的美丽景观〔对谁而言美丽？〕，需要与它们建立更深的情感联结。”但宣言本身又破坏了这种基于联结精神的保护理由，因为“问题恰恰在人类对自然环境持续的依赖”。看来，宣言呼吁减少与自然的物质联结，增加“情感”联结。然而，在它所设想的、经过转基因改造的城市天堂里，没有前一种联结，又如何产生后一种联结，并不清楚。靠玩《人猿泰山》电子游戏吗？ 其中一位作者提醒我，法国哲学家布鲁诺·拉图尔，曾撰文支持“后环保主义”的“突破”。[^n074] 追随拉图尔，可以让宣言在认识论上更加一致，但也会使作者们冒着疏远荒野保护主义者的风险，而他们显然希望说服这些人。 的确，拉图尔本人认为，宣言所提倡的那些新技术，是联结非人自然的一部分；他认为，对增长设置限度，是一种脱离。但他在这里误解了对限度的呼吁。限度未必意味着脱离。它是一种手段，使不同的、可能更强烈、在性质上也不同的联结成为可能。没有什么能证明，为河流筑坝、用它发电，比限制筑坝，让我们能够沿河岸散步或与河流交谈，更能把我们与河流联结起来。 无论如何，这些哲学上的复杂问题，已经超出宣言的处理能力。作者们最后得出结论：无论一个人如何看待自然——按他们的说法，各种看法都没问题——让经济活动与自然“脱钩”，都会更好，就此打住。 #### “人为选择” 作者们反复提到，在如何改造景观、保护什么而不保护什么的问题上，要作出“人为选择”。那么，他们自己的选择是什么，他们的政治主张是什么？这些从来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依我看，是为现代化而现代化。用技术哲学家雅克·埃吕尔的话说，就是毫无限度地追求一切能够追求的东西。[^n075] 而且，他们喜欢庞大的现代技术。要水坝，不要风车。要核能，不要太阳能。为什么这样，始终不清楚。我们听到，“不幸的是”，由于“土地使用规模”，“大多数形式的可再生能源”都无法胜任。然而，不知怎的，水电大坝却很好，“尽管它们的土地……足迹非常大”。他们在这里，把“人为选择”伪装成了客观科学，而且是糟糕的科学。德国、日本或加利福尼亚关闭核电站的决定，是“适得其反”的。为什么？因为不知怎的，核能是“清洁”的。那么，开采和运输铀，建设、运行和拆除核电站，或处理核废料，所需要的全部能源和产生的全部碳排放，又该怎么算？[^n076] 如果按核电站的整个生命周期计算，核能就远非“清洁”，甚至连它究竟是否产生了任何能源剩余，都远不清楚。 但对于一份宣言来说，这些细节太具体了。[^n077] 偏爱核能、水坝或转基因生物，是作者们的“人为选择”；我可以接受这个事实，尽管我更希望他们不要用半科学的推理，或保护“荒野”的说辞来掩饰。即便如此，他们仍欠我们一个“为什么”的答案。他们为什么向往一个遍布核电站和放射性废物掩体的星球？为什么希望与非人的放射性越来越紧密相连？核能的未来，究竟有什么让他们如此兴奋，以至于盲目相信，我们的文明永远有能力拥有处理核电站和核废料所需的资源？在生态现代主义的未来里，地震或文明衰退，都被排除了吗？ #### 现代化的另一面 宣言所赞颂的现代化益处——更高的物质生活水平、更长的预期寿命等等——在时间和空间上的局限，远比作者们所承认的更大。殖民化的暴行和两次世界大战，并不是什么现代化倡导者应该引以为荣的事；险些发生的核浩劫也一样。如果它真的发生，我们今天就不会在这里讨论宣言了。作者们有理由赞扬生育、生活和劳动条件的改善，但这些改善集中在世界很小的一部分，即欧洲与美洲，也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场极端的现代灾难之后的一小段时期：法国人喜欢称之为“黄金三十年”，而奇怪的是，宣言作者把它们称为“1950年代的计划谬误”。 宣言丝毫没有提到，是劳动阶级争取到了公共卫生或免费教育，这些并不是从增长和技术进步中自然滴落下来的。它也丝毫没有提到，有证据表明，从1970年代开始，在世界那些已经“现代化”的地区，例如这份宣言所针对的美国，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它丝毫没有提到，增长的社会和环境成本已经超过收益，也不再提高自我报告的或客观测量的福祉。 那为什么还要追求增长？大概因为增长可以被追求。毕竟，这就是现代的含义。 而且，请别再对我说那种家长式的论点：全球北方出于对世界“穷人”的关心和团结，必须增长，因为没有“我们”的增长，他们也无法成长。过去，在他们没有增长的时候，“我们”似乎也增长得很好。实际上，我们的增长，靠的是剥削他们廉价的劳动力、掠夺他们的资源，并把自己的成本转嫁给他们。坐在大学舒适的扶手椅里，我不觉得自己有资格，替“世界上那些辛苦得直不起腰的农业穷人”——原文如此——说他们想要什么；生态现代化倡导者也不该自认为有这种资格。 #### 支持去增长与公地 这就引出了我自己的“人为选择”。如果我们想减小经济的足迹，那就缩小整体经济的规模，并寻找办法，让这一转型在社会上可持续：用蒂姆·杰克逊的话说，就是没有增长也能繁荣。[^n078] 如果我们想让土地休养，那就组织起来，把土地变成公地，并将其中一部分留作非生产用途。 这种对去增长的呼吁，既不是呼吁与自然和谐共处，也不是呼吁让“自然”安静下来。它不是向增长的外部限度屈服，而是因为我们不喜欢增长所生产的那个疏离的世界，一个由其他人以我们的名义控制的世界，因而限制增长。 一个社会有意识地、共同决定自我限制，而不诉诸精灵与图腾、神明与君王、图表与曲线，就是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所说的“民主”的本质。文明下一步所必需的，是这个，而不是生态现代主义那种不断加码、不断加速的老一套。 [^n073]: Alcott, B. (2005). “Jevon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54(1), 9-21. [^n074]: Latour, B. (2011). “Love your monsters.” Breakthrough Journal, 2, 21-28. [^n075]: Ellul, J. (1967).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Vintage books. [^n076]: Lenzen, M. “Life cycle energy and greenhouse gas emissions of nuclear energy: A review.” Energy conversion and management 49, no. 8 (2008): 2178-2199. [^n077]: Diaz-Maurin, F., & Giampietro, M. (2013). “A “Grammar” for assessing the performance of power-supply systems: Comparing nuclear energy to fossil energy.” Energy, 49, 162-177. [^n078]: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 7. 与敌人互发推文 > **作者说明：** 这是一篇比较轻松的文章，写于前两篇文章发表后，我在推特上与突破研究所的支持者进行一系列交锋之后。我主要是在友善地打趣生态现代主义者，但这里也有一个严肃的认识。我意识到，这份宣言的核心、决定其成立与否的前提，是假定存在一种丰裕、无限、天使般的能源，能够永永远远地驱动一个不断现代化的星球。炼金术士应该会喜欢这个。 嗯，真是有趣的一周！发表两篇反驳《生态现代主义宣言》的文章后，我被卷入了推特国，与一群惊人的人物展开交锋。 首先登场的是突破研究所的领导者。我与他们进行了文明的对话：日本的GDP，以及它到底有没有增长；太阳能与核能的能源投资回报率（EROI）；或者在深夜，像朋友隔空喝啤酒聊天那样，谈福岛的生活，以及它与非洲乡村相比如何。 接着，一支拥有“牛气冲天”学位的科学痴迷者大军登场。他们拿我不知道的研究把我淹没。证明核能安全而清洁的元分析。展示鲸鱼、兔子和老鼠数量上升的图表——如果你不明白，这是脱钩的证据。我挑选对自己有利的研究来反驳，他们便扔来更多同样精挑细选的研究。我决定打住。不是因为“摘樱桃”摘得腰疼，而是因为我意识到，对话者是突破研究所的研究员，正在做他们的工作；不像我，在推特上浪费时间。 然后，一群像是直接从费里尼电影里走出来的马戏团人物登场。有人用“托尔”（Thor）这样的昵称——一位钍的超级英雄，口号是“核能？好啊，请来一点！”他们叫我“环保佬”。他们告诉我，福岛的放射性水平，比法国蔚蓝海岸还低；只要我付旅费和日语课的钱，他们就愿意搬过去。最有艺术气息的时候，他们会发出福岛照片，看起来像一座森林覆盖的伊甸园。最煽情的时候，他们会发出1960年代美国核反应堆的复古夜景照。 认识这个“拥核派”的平行宇宙，可能让人沮丧。毕竟，不管我多么努力，写下什么，我都不觉得自己能让一个叫“托尔”的家伙相信去增长的优点。 不过，从积极的一面看，多年前在伯克利上的冥想课，终于有了回报。“深深吸一口气……现在，慢慢地，呼出来……”“释放你心中的愤怒。”这让我省去了麻烦，没有在推特上发出福岛烈焰熊熊的照片，也没有编造“拉斯塔法里小鹿斑比”之类的虚构人物，去辱骂“托尔”。 而且，是的，这一周我的确也学到了很多。 #### 是核能，笨蛋！ 尤其是，我更明白了生态现代化倡导者的主张。可以用三个词概括：“核能、核能、核能。”“脱钩”和“非物质化”这些术语，把我弄糊涂了。这份宣言，并不是通常那种提高能源效率的呼吁。“集中化而清洁的能源生产”之类的中性措辞，只是委婉说法。它呼吁的，就是用核能替代化石燃料，如此而已。在集中化反应堆中生产出丰裕而无限的能源，会让经济不可阻挡地增长，无论在这里，还是在世界其他最需要增长的地方。碳将变得不再必要，被搁置一旁；土地将腾出来，留给野生生物。其余一切——城市化、对自然保护主义的批判等等——都是宣言次要的补充想法。宣言成立与否，全在其核能论点。 我费力地用五个词长的推文争辩：这一论点，是第n次方的幻想。当然，如果炼金术士的梦想成真，我们找到了无限、清洁而安全的能源，就能让人类免于大多数自然与社会之害！唯一的问题是，现实世界并不是这样运作的。过去的“替代”——从林木转向化石燃料，或生态现代化倡导者最爱的那个神话：从鲸油转向煤油[^n079]——并没有减少环境破坏，而是扩大了它。森林幸免了，气候遭殃了。乔治斯库－罗根的关键洞见，并不是增长存在熵的限度；即使存在，这种限度在我们所处的时间尺度内，也没有那么切近。他的洞见是，能源使用速率的提高，不可避免地加快无序，也就是“熵”的增长。石油初被发现时，看起来相对“清洁”，却搅乱了气候。核放射性会带来什么混乱，并不难猜。 即使这些技术专家是对的，即使核能迄今已被证明“安全”——原文如此——随着反应堆数量指数增长，事故数量也只会增加。 还要考虑，核反应堆从目前所在的最发达经济体，或像乌克兰这样正任其腐朽的国家，扩展到希腊或非洲、拉丁美洲大多数地方等无核国家，会带来什么后果。要实现宣言的愿景，即让世界其余地区依靠石油之外的丰裕能源增长并趋同，这种扩展必不可少。假定从现在直到永远，所有国家都有能力处理核反应堆、拆除工作及其废物，其间涉及的风险，我连想都不敢开始想。更别说，向世界“欠发达”地区输出复杂核技术，会带来的社会关系变化和新形式的殖民主义。 #### 对核能的欲望 当然，这些合理的论证，说服不了那些梦想生活在福岛、觉得白色防护服和防护面罩很美的退休工程师。上一篇文章中，当我写到对核能的“欲望”时，我还不知道自己距离真相这么近。或许有过度精神分析之嫌，但这种欲望，与一种现代的控制性社会想象紧密相连：强大的男性工程师，随心所欲地控制不驯服的女性自然。 但“生态”现代化倡导者呢？那些并不把核能本身当作目的的人呢？依我看，他们不过是把一种荒谬推到了逻辑终点：既想保护“自然”，又按照现代性盛行的思维方式，拒绝接受任何“限度”。若不诉诸无限而清洁的能源幻想，这个立场便无法维持。对突破研究所的生态现代化倡导者而言，那是核能；对绿色增长倡导者而言，那是太阳能和风能。总得有某个东西，而且这个东西必须是真的。否则，他们就不得不去思考那不可想象的事物：一个没有永久增长的世界，一个有限度的世界。 #### 当我们说自己是“生态主义者”时，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一周，我还学到一点：我们这些自称“政治生态学者”的人，在澄清自己如何理解“生态主义者”一词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我写那两篇文章的动机，实际上并不是说服突破研究所那群人，而是弄明白，那些我所敬重的学者，怎么会与突破研究所走到一起。难道我们对于何谓生态主义者，有如此不同的定义？支持核能的生态主义者？生态主义运动的根基，恰恰就是反对核能。 如果“生态”并不是把青蛙和松树保存在某种不受人类影响的、原始而稳定的状态——我们一致同意，这种状态并不存在，也从未存在过——那它究竟是什么？我的文章暗示，生态意味着人与人之间、人与非人之间，具有不同质量和结构的联结。文章也指向科尼利厄斯·卡斯托里亚迪斯的主张：“生态不是‘热爱自然’，而是人类自我限制的必要，而这才是真正的自由……”但这并不是哲学家关于生态所能说的最后一句话；毫无疑问，我还有多得多的功课要做。 前提是，我能从推特上挤出时间。 [^n079]: Kovarik, B. (2008). “The whale oil myth.” Environmental History. 取自[http://www.environmentalhistory.org/brilliant/bioenergy/the-whale-oil-myth/](http://www.environmentalhistory.org/brilliant/bioenergy/the-whale-oil-myth/)  > “被发明出来的抽象，并不因此就不那么真实。不论多么不完善，它们都可能代表与实际经验相对应的事物和过程。如果我们依照幻想行动，幻想就会变成现实。想想以神的名义发动的战争。神可能是幻想；你的尸体，却再真实不过。又或者，为了把GDP推高几个点，而被紧缩政策牺牲掉的那些人的生命。” *图片：Maison modéle（样板房）。* ## 第三部分：重新思考经济 ### 8. 哈佛之战，或者，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 > **作者说明：** 2012年，我已经是一名教授，却决定重返校园，到欧洲新古典学派的圣地之一——庞培法布拉大学的巴塞罗那经济学研究生院——学习宏观经济学。我发现，自己不仅是经济学学生，也成了经济学家共同体及其入门仪式的“民族志研究者”。我亲眼见到，年轻经济学家如何被规训进入自己的学科。我看到，当同学们尝试提出政治问题，或质疑所用模型的基础和假设时，教授如何以间接、有时也相当直接的方式训诫他们。我也认识到，数学在经济学学科中的工具性作用：我亲身体验到，它如何培养不安全感，如何让我们迟疑，不敢提问或批评，担心自己对模型理解不够、掌握不够，无资格发言。经济学是从什么时候变成这样的？替代理论、方法和观念，是何时被清除的？异议之声，是何时被压制的？批判性的凯恩斯主义或马克思主义理论，到底怎么了？为什么我们的硕士课程，完全听不到它们？不久，我就找到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发生在1970年代初的哈佛。这个故事，解释了经济学如何成为……经济学。 据说，经济危机已经让经济学界开始反省。危机发生五年后，经济学家的回应却仍然是同一套老办法。通过“制造新泡沫”来提振经济。“削减繁文缛节。”“让世界其余地区的金融自由化。”为什么经济学家总是错得这么离谱？ #### 创新以多样性为养分，但经济学缺乏多样性 蒂亚戈·马塔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的博士论文中，讲述了这门学科历史上一段少有人记得的插曲，[^n080] 揭示了多样性如何在经济学中被扼杀。1968年，一群年轻的激进经济学家——1960年代校园动荡和反战运动的产物——开始撼动这门学科。 他们在激进政治经济学联盟的组织下，呼吁让经济学政治化，指责经济学同行忽视重要问题，“成为精英实现其不正当目的的工具”。他们拒绝今天已成为经济学口头禅的“边际主义方法”，因为它接受资本主义的基本制度，只致力于改善其管理……而且只是边际上的改善。 这群人的前锋阵地，在哈佛。尚未获得终身教职的阿瑟·麦克尤恩、塞缪尔·鲍尔斯、赫伯特·金蒂斯和托马斯·韦斯科普夫，开设了一门课程，名字颇能说明问题：“资本主义制度：冲突与权力”。年长的哈佛教师认为，这门课有辱门楣。但那仍是1960年代，经济学还没有成为今天的经济学。哈佛的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是一位非传统的政治经济学家，也是年轻激进派的重要盟友，当时担任美国经济学会会长。加尔布雷思警惕经济学沦为一种信仰体系，并在1972年的会长演说中，支持这一“新生的、表达能力尤其出众的一代经济学家”，支持他们提出政治上重要的问题。并不是所有人都赞同。 随后几年，一场将年轻激进派逐出高层职位的运动展开了。一份又一份合同，一次又一次终身教职申请，都被拒绝；哈佛四人也在其中。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萨姆·鲍尔斯。他是同代人中最杰出的经济学家之一，后来发表的研究也证实了这一点。1973年，他的终身教职申请，以19票对5票被否决。他获得了系内最显赫成员的支持：J. K. 加尔布雷思，以及诺贝尔奖得主瓦西里·列昂惕夫和当时尚未获奖的肯尼斯·阿罗。其余两张赞成票中，有一张来自阿尔伯特·赫希曼。不久前，我在波士顿参加了一场纪念讲座，他的传记作者讲述了此事，这才让我注意到整个哈佛事件。 温和派经济学家赫希曼，于1974年心怀苦涩地离开哈佛，去了普林斯顿。列昂惕夫在哈佛任职三十年，培养过保罗·萨缪尔森和罗伯特·索洛等保守派重量级人物，也于1975年离开，去了纽约大学。加尔布雷思在哈佛度过半个世纪之后，于1975年退休；阿罗则去了西海岸。鲍尔斯终身教职遭拒，以及列昂惕夫、加尔布雷思、赫希曼和阿罗的离去，终结了哈佛教师中温和派与保守派之间那场著名的争斗。争斗涉及的不只是终身教职，还有大学治理和学生占领行动，并曾使该系在1970年代初陷入僵局。 年轻激进派，没有他们那些地位更稳固的年长支持者那么幸运。他们被挤到了声望较低的大学。 纽约新学院和马萨诸塞大学阿默斯特分校等地，成为激进派的避难所。马萨诸塞大学给了鲍尔斯建立一个研究所的机会，让他接纳从哈佛、耶鲁及其他地方被赶走的年轻激进派，例如马克思主义者斯蒂芬·雷斯尼克和理查德·沃尔夫。 美国经济学会判定，除了发现联邦调查局介入的案例之外，清除激进派并无政治动机。然而，在许多教职决定中，否定激进派研究质量时，经常使用的理由恰恰是：他们的研究具有“政治性”，不够科学。在这些终身教职争斗中，经济学的科学性与客观性，逐渐被界定为数学形式主义，而且还是特定类型的数学形式主义。鲍尔斯和金蒂斯这样的人，本来就很擅长数学形式化；真正的要求，是建立在所谓“新古典”假设之上：世界由一群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自利个体构成。这种在分析之前，就预先把世界看成由新自由主义主体构成的视野，被认为是中性的；偏离它，则被认为出于意识形态动机。 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名言，为这种中立性辩护：即使假设错了，重要的也是对推导出的命题进行经验验证；当然，对于作出过分激进假设的人，这一点并不适用。但随着学科高层和享有声望的期刊清除了激进派，那些令人不安的问题和命题，也就无人检验了。成千上万的研究，反复灌输新自由主义命题，披上晦涩数学的外衣，未入门者无法穿透；而能够核验它们的激进派，已经寥寥无几。随着经济学被新自由主义观念主导——今天，这门学科顶级期刊发表的最左翼观点，也位于民主党的右边——异议者最终另立影响力较小的非正统学派，或转入地理学等其他学科。毫无疑问，保罗·克鲁格曼或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等曾经的建制人物，确实大声谈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以及不受约束的资本主义的弊端。 但这既太少，也太晚。他们在研究最活跃的职业生涯中，几乎没有研究过这些问题；而他们面向大众的书籍，在学科或课程体系里，也得不到重视。年轻经济学家，则没有条件在自己的系里提出类似主张……至少，在他们也拿到诺贝尔奖之前不行。 下次，年轻的经济学学生走出课堂抗议时，可以提醒教授们哈佛的故事：今天经济学所教授的东西，并不是高尚的思想交锋的结果，而是政治权力与强制力量的结果。因此，这门学科如此整齐划一、如此抗拒变革，不足为奇。 经济学已经成为宗教的世俗对应物。它有一个彼此纠缠的网络，由经文——教科书、门徒——学生、传道者——教授组成。他们受到训练，毫不质疑地相信自由市场的至高地位，并虔诚地努力，在每一种情境下证明这一点，抵御不信者。就像先前的教会与神职人员一样，建制经济学家不会自行改变。随着周围的世界改变，他们只能变得过时，成为过去的遗物。幸而，这件事看起来正在较早、而不是较晚地发生。 [^n080]: Mata, T. (2009) “Migrations and boundary work: Harvard, radical economists, and the Committee on Political Discrimination.” Science in Context 22, no. 01: 115-143. ### 9. 倡议一种政治生态经济学 > **作者说明：** 本文是我2015年7月在利兹举行的欧洲生态经济学学会第十一届国际会议上，全体大会演讲的基础。后来，我又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和牛津发表过不同版本。撰写这次演讲时，我有两个目标。第一，我想把政治生态学的一些洞见，带入（生态）经济学。第二，我想厘清，我们这些书写去增长的人，其研究究竟呈现了一种怎样的经济理解。这里存在一个悖论。去增长，如塞尔日·拉图什的著作所示，是对万物经济化的批判，也是对这样一种观念的批判：外面存在一个名为“经济”的独立系统，有其自身的法则和规律，如果不加理会，我们就只能自食其果。拉图什的去增长，恰恰呼吁摆脱这种“经济主义”，将经济重新嵌入社会、政治和生态。另一方面，去增长的大量文献，不可避免地讨论着通常被界定为“经济”的问题：增长的限度、债务、生产率和失业，等等。我通过提出一种经济理解，来处理这个悖论：将政治生态学的建构主义，与生态经济学的唯物主义结合起来。 今年，我们很高兴出版了一本关于去增长的书。封面是一座花园。而这本书，的确也是一座由相互交织的观念组成的花园。把去增长呈现为一套连贯统一的理论与实践，会失之真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几位编者选择了词汇集的形式。我们邀请读者，漫游于彼此联结的关键词之间，自行理解去增长是什么。 在这里，我想为推进一种更连贯的去增长理论，作出贡献。并不存在一种公理化的去增长经济理论，也不应该有这样一种理论。我的方法有所不同：我回过头来审视我们的书，以及去增长文献，解读其中所呈现的独特经济观。 我认为，这种经济观，比我们在生态经济学中使用的标准模型更复杂。在后者中，经济被视为一个配置与分配的领域，受到外部生态系统的限制；这个生态系统向它提供资源，并吸收它的废物。相较之下，我将论证，在去增长文献中，经济被理解为一种具有政治性、多样性和物质性的发明；关键问题不是稀缺，而是剩余。 这篇文章也许显得过于理论化，需要读者耐心。我希望，它不会太抽象、太深奥。为了让你相信它的现实关联，我将展示，这一理论如何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增长及其替代方案。 #### 经济的发明 那么，第一条原则：经济是一种发明。对于具有生态思维的人来说，这听起来或许太建构主义了。并非如此。塞尔日·拉图什在《经济的发明》中论证，这是一个历史事实；遗憾的是，这本书还没有译成英文。[^n081] 但我们究竟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开始认为外面存在一个叫作“经济”的自主系统？按照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家蒂莫西·米切尔的说法，时间近得令人意外。[^n082] 在1940年代以前，“经济”（economy）的意思，是节约；在我的母语希腊语中，这个词至今仍保留着双重含义，既指一个系统，也指节约的行为。“国民经济”的概念，是1930年代的发明，诞生于战时生产规划，以及通过控制货币供给来避免危机的追求之中。这与国民核算和GDP等新的表述、衡量工具密不可分。新的机构——国民经济部——被建立起来，治理这个新系统。GDP发明于廉价石油供应似乎无限的时期，它想象了一种纯粹由交换价值构成的经济。米切尔在《碳民主》中论证，与由物理数量构成的经济不同，GDP经济从构想之初起，就是一种在理论上能够无限增长的经济。 被发明出来的抽象，并不因此就不那么真实。不论多么不完善，它们都可能代表与实际经验相对应的事物和过程。如果我们依照幻想行动，幻想就会变成现实。想想以神的名义发动的战争。神可能是幻想；你的尸体，却再真实不过。又或者，为了把GDP推高几个点，而被紧缩政策牺牲掉的那些人的生命。 生态经济学家重新发明经济，把它看成一个受到生态系统深刻限制的系统，这可能是一种更好的抽象。但它同样是一种不完善的抽象。我们这一发明的命运，并不只取决于它对现实的建模有多准确，也取决于它是否能按照自身的形象，塑造制度与现实。在一个设有碳排放上限的世界里，生态经济学模型会更好地表述经济。 这里，我要澄清一点。我并不否认，我们通常理解为经济活动的那些过程——生产、消费、交换等等——是真实存在的。我依循经济人类学者的研究所论证的是：用这些词来理解这些实践，例如把吃苹果视为消费，把耕种土地视为生产，进而将它们统括为同一种现象，即“经济”的组成部分，这种特定理解，并不是普遍真理，而是我们资本主义文明所作的一种特定概念化和抽象。它可能适合、也可能不适合自身的目的，但它毕竟是一种历史地产生的抽象。 #### “自由”市场的政治建构 第二，去增长文献中的经济，具有政治性。它不是一个由供求规律支配的独立系统。卡尔·波兰尼早就论证过，想象中的自由市场并不存在。[^n083] 自由市场不断地通过国家干预和强制执行，被建构出来。想想，为了核算或交易生态系统服务，需要多么复杂的制度。或者想想，使中央银行摆脱政治控制的做法。这需要政治干预。它并不是中性或自然的演变；它有赢家和输家，也带来巨大的分配后果。 在生态经济学中，当我们论证所谓的有效配置，以及商品和服务的最终价格，取决于产权的初始分配时，确实承认了经济的政治性；因为这种分配本身就是政治性的。然而，我们往往仍在复制一种经济主义的区分：一边是外部存在的经济，拥有自身的规律和过程；另一边是政治过程，负责分配前一过程的成果，或为之设置限度。我们想象一个仁慈的规划者，理应听取我们的诊断，使集体利益最大化。我们需要转向波兰尼式的分析，使政治性及其变化，成为研究的一部分。 #### 看见多样的经济 第三，正如女性主义经济学者吉布森－格雷厄姆所论证的，经济是多样的。[^n084] 它可见的部分，是由私有产权、雇佣劳动、市场交换和逐利企业组成的资本主义经济。但在表面之下，还存在丰富的替代形式。替代性的工作，以及无偿劳动。合作社等替代性企业，或社会中心等非资本主义社团。公平贸易等替代性市场，或易货、赠礼、捐赠等非市场交换。朋友或家庭成员之间的无偿帮助与相互照护。吉布森－格雷厄姆用一座冰山来呈现这一点。可见的顶端，是用货币估值的市场经济；水面之下，是女性、照护工作者、志愿者、合作社成员等人所做的一切不可见工作。吉布森－格雷厄姆批评她们所谓的“资本中心主义”分析方法，认为，如果我们只关注冰山顶端的资本主义经济，忽视现实存在的经济多样性，就会把资本主义实体化，并帮助它再生产自身。 然而，吉布森－格雷厄姆的分析，还应当补上对资本主义与非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理解。这种关系，常常是对抗的，或彼此漠视的；但也很常见的是共生关系。资本主义不断通过汲取非资本主义实践的无偿劳动，或通过吸纳这些实践，以货币衡量其价值，将其纳入资本积累的循环，来更新自身。生态系统服务、待客之类的馈赠，或家庭照护劳动，越来越多地被标上价格，纳入GDP经济。原本自愿开展的共享经济，其创造力正为资本主义注入活力，正如沙发冲浪变成了Airbnb。 历史上，资本主义一直靠把新的、尚未商品化的关系纳入自身领域，来维持和扩张。但在危机时刻，社会会反抗自身被当作商品。波兰尼在1940年代论证，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就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反向运动。今天，被占领的广场、替代性团结经济、反紧缩政党，也属于这种运动；但日益兴起的排外民族主义者，同样如此。 #### 经济的生态 第四，经济与一切人类事物一样，具有物质性和生物物理性。人的手和脑，不会凭空工作。它们使用能源与原材料，产生废物。对生态经济学家而言，这种代谢视角并不新鲜，我也没有太多补充。但我不同意，我们把经济，乃至社会，表述为最终受到一个外部生态系统限制的东西。 生态经济学家经常援引乔治斯库－罗根的熵定律。[^n085] 人类像其他生命形式一样，从环境中获取能量和物质，将其代谢为有用的产品与废物。在这一过程中，高品位能量以低品位热的形式永久散失，熵随之增加。熵定律提醒我们，生命有一个方向。到了某个时刻，高品位能量将会耗尽，熵将占据上风。从长远来看，我们都会死。但这个长远，究竟有多远？幸运的是，非常、非常远。地球是一个开放系统，太阳还能提供五十亿年的充足能量。但乔治斯库－罗根指出，太阳能与化石燃料之间，有一个巨大的区别。太阳能是一种流量。化石燃料是一种存量。化石燃料就像“瓶装的光合作用”。一拔开瓶塞，它们就释放出来了，无法再循环。释放它们，加快了经济，也加快了熵增。相比之下，太阳的能量巨大，却受到流入速率的限制。它更像雨，而不是水库。要把如此分散的能源集中起来，必须消耗能量并占用空间。 我们不应把熵定律，误读为迫在眉睫的限度的诊断。考虑到太阳能和再循环，地球上的活动是否存在某种终极限度，是可以质疑的。即使存在，也是数十亿年后的事，眼下不能合理地成为我们的忧虑。我从乔治斯库－罗根那里保留的洞见，是在某些地点和时刻生产秩序，会把无序或熵转移到别处。任何增加能量吞吐量的技术修补方案，例如核能，迟早都会在某处加速熵增。 与把经济视为从根本上受生态因素限制的观点相比，我觉得理查德·诺尔加德的共同演化隐喻更有用。[^n086] 将自然视为快要枯竭的水库，与共同演化的观点不同。共同演化意味着，我们不断塑造环境，又不断被自己塑造过的环境所塑造。人类活动不断改造生态系统，然后无论好坏，都要适应自己的改造。像筑坝的河狸一样，我们人类是新自然的共同生产者。但我们是力量极强的生产者。问题不是，人类作为一个整体是否能在气候或资源灾难中生存下来，而是，谁将在何处、以何种方式，与怎样的非人自然共同生活。这归根结底是正义问题，而不是资源方面的技术细节问题。 我在这里，并没有抛弃限度的观念。但我把限度视为政治选择的对象，而不是外在地强加给我们的东西。我们希望限制生产和消费，是为了把更好、更平等的环境传给孩子，而不是因为东西快要用完。面对不确定性，我站在石油峰值、磷峰值和气候变化那难以成立的算术这一边。但这既说明了事实，也说明了我对于限度的渴望。 限度，或者更准确地说，自我限制，应当与稀缺区分开来。稀缺是一个问题很多的概念。为了超越增长，生态经济学也应当超越稀缺。尼古拉斯·泽诺斯指出，稀缺概念的出现，恰恰发生在资本主义创造出前所未有的物质丰裕之时。[^n087] 这并非巧合。稀缺与资本主义相伴而行。资本主义通过圈占公地、强化地位不平等，生产稀缺；又承诺通过发展生产手段，解决稀缺。经济学宣称，自己的使命就是研究稀缺。而由于需要被假定为无限，稀缺从定义上说，也就成为永久的。永久稀缺，不同于临时短缺或人口超出承载能力，是资本主义的发明。过去的文明并不知道稀缺，也没有表示它的词。 稀缺是愿望的函数，而不是自然条件的函数。对柏柏尔人而言，撒哈拉沙漠并不稀缺。马歇尔·萨林斯表明，石器时代没有稀缺。[^n088] 不是因为资源丰裕，而是因为人们找到了知足生活的方式。自我限制与分享，能够化解稀缺。一个有限的世界扼住我们需要的想象，处于现代经济学的核心。它是资本主义和增长存在的理由。我们必须摆脱它。 #### 剩余的非生产性支出 关于经济的第五条原则，是我们在去增长一书的后记中提出的。这一观念认为，关键的经济问题，是过剩，而不是稀缺。 我们从法国哲学家乔治·巴塔耶那里借用了这个思想，[^n089] 经由的是奥诺弗里奥·罗马诺在书中的贡献。[^n090] 所有社会都有剩余。即使沙漠里的柏柏尔人，也偶尔举行宴庆。所有社会的生产，都超出维持其自身再生产所必需的程度。这种绝对剩余，应当与相对剩余或社会剩余区分开来。后者指雇佣劳动或家庭劳动无偿提供的额外工作和服务；作为生态经济学家，我们还可以补充，活跃的或已经化石化的生态系统，在没有得到补充的情况下所提供的东西。如果雇佣劳动者的全部劳动都得到补偿，就不会有剩余利润。 政治经济学的核心问题，是剩余的分配。但除了分配，同样重要的问题，是剩余的支出。石器时代的人，只是任其存在。埃及人用它修建金字塔，中世纪的人用它装饰教堂和宫殿。藏人则将其用于闲暇与精神生活。剩余的用途，赋予每个社会以自身的本质和目的。资本主义文明的关键创新，是把剩余投入进一步生产，创造更多剩余。这就是增长起飞的来源。增长是资本主义的本质。 然而，剩余必须不断耗散。当它过度积累时，耗散就可能具有破坏性：战争，或贬值。凯恩斯的关键洞见在于，要变得稳定，资本主义经济就需要为剩余规划非破坏性的出口。消费的普遍化与私人化，新的、人为需要的创造，正是这些稳定了战后的资本主义。耗费，也就是剩余的支出或耗散，被私人化了。每个人都分到其中的一小部分：狂饮派对、游泳池和暑期度假。它们都是非生产性支出。消费主义，成了资本主义提供的快乐与意义。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剩余不是真实的。我经常被告知，没有化石燃料，我们面临的将是匮乏，而非过剩。但做什么的匮乏？如今有那么多人为需要，那么多戴维·格雷伯所说的“狗屁工作”。[^n091] 它们都是消耗石油剩余所带来的巨量财富的方式。可再生能源满足所有人的基本再生产需要，并留有剩余，这并非不可想象。 生态经济学有一种标准观念，认为我们能够确定最佳规模，并恰好消费那么多。这是一个非常技术官僚式的想法。即便在化石燃料出现以前，社会也浪费着巨额剩余。想想中国长城或金字塔，或者苏丹和大君们金碧辉煌的宫殿。 > **作者说明：** 我发现，人们竟然如此经常地把这些例子的使用，误解成我们主张，这些非生产性支出形式值得向往，应当重现。我对埃及法老使用奴隶劳动建造金字塔，并无好感。我在这里提出的，不是规范性论证，而是分析性论证：每个社会都有以非生产方式处置的过剩。由此，才提出一个规范性问题：一个平等的去增长社会，将如何处置自己的剩余？ #### 结论 现在，让我用这五条原则，思考经济增长及其替代方案。生态经济学家已经研究了经济的物质性。但这只是我强调的经济五个构成方面之一。我们表明了，能源和资源如何影响或限制经济增长，也表明了，为什么非物质化经济在实践中比在理论上困难得多。我们记录了增长的影响，尤其是在世界的大宗商品开采前沿地带，其记录见于《环境（不）正义地图集》。[^n092] 但我们也应该把增长理解为一种近期的发明，并追溯其起源。增长并不是一个跨越历史的目标。经济学家不断延续着马尔萨斯陷阱的神话：两千年的停滞，一种所有文明都试图摆脱、但只有我们这个文明成功摆脱的陷阱。增长，的确是资本主义文明创造的东西。其他文明，从未想到要追求增长。GDP把资本主义制度已经在生产的东西，计算出来并实体化。它把一种结果，变成一种意识形态。摆脱增长，需要重新发明、重新核算、重新表述经济。 第二，增长与新古典经济学占据主导地位，并不是因为它们在思想与事实的高尚较量中获胜。政治力量按照这些观念的形象，塑造了世界。这些观念很强大，但并不是因为它们真实。恰恰因为它们强大，才必须被当作真实。任何替代方案，都必须按照自身的形象改变制度。实行碳排放上限，或缩短工时，首先是政治斗争与政治转型的问题。 生态经济学必须超越向并不存在的仁慈规划者进言的做法，参与对现实世界政治的分析，以及旨在推动转型的行动研究。 第三，增长与商品化密不可分。增长包括，把过去未被核算或免费提供的东西计入账内。然而，这是一个自相矛盾的过程。将原本无偿补贴经济的东西商品化，无论是女性劳动还是生态系统服务，都会推高账面数值，但只能持续一段时间。长期来看，它是对增长征收的一种税。正如波兰尼指出的，创造虚构商品，会破坏这些东西本身的供给。[^n093] 在危机时期，社会会反击，试图收回经济，并使之去商品化。看看那些受危机打击最严重的国家里，公地、城市菜园、时间银行、社区货币等形式如何蓬勃出现。一个新经济，正在从基层被重新发明出来。我们作为生态经济学家的工作，就是提供有助于它繁荣的概念和模型。 最后，增长从根本上说，是一个产生剩余、再将其投入进一步增长的过程。去增长必须在不损害社会福祉的情况下，逆转这种动力。这可能包括，像蒂姆·杰克逊所提议的那样，在某些部门，尤其医疗、教育或艺术中，有意降低生产率。[^n094] 或者，让某些人力和自然资源保持闲置，将它们移出积累的循环。工作分享、基本收入与收入上限、碳税或碳排放上限，都是在不再增长的经济中，重新分配剩余的制度。 然而，后增长或去增长的文明，还必须重新思考，如何支出自身的剩余，不论这剩余多么微小；并按照一种新的本质与新的目的，支出它。 [^n081]: Latouche, S. (2012). L’invention de l’économie. Albin Michel. [^n082]: Mitchell, T. (2011).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New York: Verso. Mitchell, T. (2014). “Economentality: how the future entered government.” Critical Inquiry, 40(4), 479-507. [^n083]: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 [^n084]: Gibson-Graham, J.-K. (2008).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13-632. [^n085]: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n086]: Norgaard, R. B. (2006). Development betrayed: The end of progress and a co-evolutionary revisioning of the future. Routledge. [^n087]: Xenos, N. (1989). Scarcity and modernity. Routledge. [^n088]: Sahlins, M. D. (1974). Stone age economics (Vol. 130): Transaction Publishers. Sahlins, M. (1995).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Sociological World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dings on Society, 2. [^n089]: Bataille, G. (1933). “La notion de dépense.” La Critique Sociale, 1(7). Bataille, G. (1988). The accursed share (Vol. 1, p. 22). New York: Zone Books. [^n090]: Romano, O. (2014). “Dépense.” In G. D’Alisa, F. Demaria, & G. Kallis (Eds.),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pp. 86-89).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n091]: Graeber, D. (2013). “On the phenomenon of bullshit jobs.” Strike! Magazine, (2013), 10-11. [^n092]: 参见[www.ejatlas.org](http://www.ejatlas.org) [^n093]: Polanyi, K. (1957).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 of Our Time. Beacon Press.“虚构商品”一词由卡尔·波兰尼提出，指土地、劳动和货币等事物：无论是否存在私有产权、利息、国家银行、税收等市场制度，它们都存在，却仍然被当作商品进行交易。结果是，支撑这些事物存在的社会关系与环境资源，从市场活动中脱嵌，并最终遭到侵蚀。 [^n094]: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 10. 《华尔街之狼》与资本主义精神 >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的风格，与前面几篇很不一样。我从会议上的理论演讲，转向一篇更有激情的评论，谈一部牵动我情绪、让我着迷的电影：《华尔街之狼》。看这部电影时，我恰好正在读戴维·哈维的《资本之谜》。令我震动的是，电影以视觉形式捕捉的，正是那本书用理论概念描述的东西：资本主义的魔力与疯狂，为增长而增长的魔力与疯狂。 《华尔街之狼》很可能是第一部真正捕捉到晚期资本主义精神的电影。戴维·哈维所说的“资本之谜”，[^n095] 曾让一代代知识分子无法捉摸。影片凭借持续不断的狂热节奏，揭示了资本的残酷本质：金钱追逐更多金钱，越来越快。不多，也不少。 罗伯特与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在《多少钱才够？》中认为，资本主义“没有意义”。[^n096] 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饰演的那匹狼——乔丹·贝尔福特——则从字面意义上说，也丧失了感觉，始终处于吸毒后的亢奋。贝尔福特就是资本的化身。金钱不断流经他的双手。他销售、投资、获利，购买汽车、直升机和游艇，把它们撞毁、弄沉，再买新的，吸可卡因，付钱嫖妓，再次投资，赚更多的钱，把钱偷偷运出去，把钱抛向空中。就这样继续下去。这一切都没有意义，因为让钱流通，本身就是意义。当那匹狼向他那群疯癫的同伙解释，每个人都想发财时，其中一人想起，有一个阿米什人“只想做家具”。狼停顿了一下，仅仅一瞬。“搞什么……你不想赚钱吗？谁不想赚钱？”他冲其他人吼道。“那还用说，我们当然想赚钱！”疯子们大声回应。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赚钱，永远不要停下来问为什么。有钱的生活，总比没钱好，对不对？在影片这场令人难忘的戏中，贝尔福特那些着了魔的合伙人，仿佛一个异教部落，在交易大厅里，随着金钱的节拍捶打胸膛。 故事开头，一位由马修·麦康纳饰演的资深华尔街交易员，传授给年轻的贝尔福特生意诀窍。他告诉贝尔福特，重点不是投资有用的东西，甚至不是替客户获利；重点是让客户不断投资。让他们以为自己赚到了，但绝不要让他们兑现。他警告说，因为一旦兑现，整件事就变成真的了，我们也就有麻烦了。资本主义经济，难道不已经变成了这种不真实的循环？无穷无尽的泡沫集合，唯一的目的就是让金钱流通，而那些对佣金上瘾的人，则捍卫着这些泡沫。 这里，我想到的不只是华尔街或房地产。巨量而且不断增加的金钱，围绕职业体育、商业化艺术等奇观流通。但一幅画，比五十年前更好吗？一场足球赛，比五十年前更有趣吗？或者想想，为了追逐最新的汽车、最新的潮流，投入了多少无穷无尽的资源。也许有一天，人人都会有一辆法拉利，但那时它就是那一代人的菲亚特。金钱不停流动，毫无意义。经济学家告诉我们，它必须流动，经济才不会崩溃。 靠毒品驱动的狼，也在狂热地奔忙；只要停下，哪怕一刻，他就会倒下。工人、学者、移民和百万富翁，我们都在不断移动，换地方、换住房、换工作，越来越快，以免跌倒，随着资本那听不见的鼓点起舞。资本主义并不是拥护者和反对者眼中那个出于善意的计划。更可怕的现实是，资本主义是一个疯狂的笑话，由金钱瘾君子兜售。他们根本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自己正在做的事，只知道自己正在做，而且必须继续做。与电影不同，那架即将坠毁的直升机驾驶舱里，没有驾驶员。掌舵的是贝尔福特。 一些批评者指责，这部电影没有道德中心；它美化贪婪。艾琳·琼斯在《雅各宾》杂志撰文，对斯科塞斯“兴高采烈地颂扬有钱混蛋”，表达厌恶。[^n097] 好吧，你看到的是对有钱混蛋的颂扬，还是对他们的揭露，取决于你的视角。聪明的斯科塞斯，正从这种模棱两可中赚得盆满钵满。我喜欢这部电影；一个想像那匹狼一样发大财的销售员，也喜欢。在我看来，重要的却不是斯科塞斯本人的政治立场，而是他对人类学细节不可或缺的关注，以及坚持从主角的视角讲述故事。正是这两点，成就了电影史上对资本主义怪诞性最尖锐的刻画。斯科塞斯选择不作道德说教，是恰当的，因为我们社会的问题不是贪婪，而是资本；资本就是资本。 资本不认识道德限度。当贝尔福特的妻子质疑他从穷人身上牟利时，他甩掉了她。当联邦调查局探员上门时，他试图行贿。然而，电影的悖论在于，贝尔福特并没有呈现为一个“坏人”。他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反社会者。他之所以反社会，并不是由于某种内在的心理缺陷，而是因为他把这个制度要求我们所有人做的事——无休止地追求财富——推到了逻辑极限。而且，他像资本主义一样，充满磁力。即使是戴维·哈维这样的批评者，也像之前的马克思一样，在资本主义的魔力及其无情的创造性破坏面前，怀着恐惧与赞叹，惊异不已。 影片没有道德上的收束，因为资本主义是一出尚未落幕的戏。就像贝尔福特本人，资本主义制造泡沫、经历崩盘，但尘埃落定之后，又清清白白地走出来，厚颜无耻地教训人们，哪里出了问题，该怎样修补。起诉贝尔福特之后，联邦调查局探员乘坐破旧地铁回家，脸上那意味未定的苦笑，也写在我们所有人的脸上：我们坐在破败的公共基础设施中，思索着这场危机。庆幸怪物绊了一跤，不满它没有彻底倒下，同时依然被它耀眼的魔力攫住。 [^n095]: Harvey, 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n096]: Skidelsky, E., & Skidelsky, R. (2012). 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 Penguin UK. [^n097]: Jones, E. (2014). “Crocodile tears of the Wolf.” Jacobin Magazine, 14.  > “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会自觉作出决定并制定计划，过一种知足的生活；也会集体耗费掉生产中的剩余，让自身脱离增长的循环。” 图片：Leanda Xavian／Flickr。 ## 第四部分　（去）增长、资本主义与（生态）社会主义 ### 11. 资本主义存在增长的必然要求吗？ > **作者说明：**本文及下一篇文章为Entitle博客而写。起因是“大转型倡议”请我评论约翰·贝拉米·福斯特的一篇文章，以及我随后与作者进行的一次简短邮件交流。在我看来，去增长不仅批判资本主义的增长，也批判各种形式的经济增长。只要资本主义还是唯一的现实选项，这一区别就不那么要紧。但一旦我们开始设想资本主义的替代方案，或推行据称能让资本主义变得更具“社会主义色彩”的具体政策，这一区别就重要起来。我在本文及下一篇文章中提出的论点是，社会主义增长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说法：追求并实现增长的社会主义，最终会重新产生资本主义的运行机制。增长不仅在资本主义之下不可持续、不可取，在任何其他可以设想的社会制度之下也同样如此。 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最近发表了一篇出色的文章，题为《马克思主义与生态学：大转型的共同战线》。[^n098]福斯特主张一种稳态的（生态）社会主义。他认为：“在资本积累的体制下，要建立一种以够用为原则、满足集体需要的制度，显然在任何实质意义上都不可能。”他接着说：“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制度，内在地指向尽可能大规模的积累，以及物质和能量的吞吐。”“经济增长——以其较为抽象的意义而言——或资本积累——以较为具体的角度看待——……不可能在不扩大地球系统裂隙的情况下发生。”“社会，尤其是富裕国家的社会，必须走向稳态经济，而这要求转向一种没有净资本形成的经济。” 原则上，我赞同。从直觉上看，也根据我们对资本主义的经验，这完全说得通。经济增长是在资本主义之下出现的，而且它与物质和能源使用的增长几乎呈1∶1的关系。不过，请容许我在概念上再较真一点，目的是推进和加强福斯特的论证，而不是削弱它。 首先，我认为有必要区分福斯特一口气提到的几个不同概念。 1. **物质吞吐量增长**，即能源和材料使用量的增长。 2. **经济增长**，即GDP的增长，或其他可以设想的、衡量生产活动规模的指标的增长。 3. **资本积累**。从马克思主义的角度，我们可以把资本定义为通过商品生产来寻求更多货币的货币，即M-C-M′循环；把资本积累定义为将剩余价值重新投入后续资本增值循环的过程。 4. **“资本主义”**。沿着福斯特的马克思主义进路，而不是侧重私有财产、雇佣劳动与信贷机构的制度主义进路，我们可以将其定义为一种M-C-M′循环无处不在且占据支配地位的制度，即福斯特所谓的“资本积累体制”。但是，判断“支配”程度的标准含糊不清，显然会带来棘手的问题：某些资本主义制度是否比另一些更少资本主义性质，或更多社会主义性质？一种体制是否会、又在何时不再是这种体制？例如，古巴的部分经济确实允许M-C-M′循环存在。这很可能就是马克思避免谈论“资本主义”的原因。但若连某种参照都没有，我们就无法评估福斯特关于资本主义内存在增长必然要求的命题。 福斯特主张，资本主义内在地指向物质吞吐量增长。更确切地说，他认为：a）经济增长内在地带来物质吞吐量增长；b）资本主义内在地指向经济增长。下面分别来看。 #### 经济增长与物质吞吐量增长 我同意，经济增长伴随着物质吞吐量增长，资本主义之下尚无两者绝对脱钩的例子。这是因为生产除了使用人类劳动，也使用材料和能源。所谓“生产率提高”，包含着用化石燃料替代人类劳动的过程——想想拖拉机就明白了。 然而，一位主流环境经济学家会反驳说，可以通过提高效率、实施替代——例如用可再生能源替代化石燃料——以及从初级生产转向高价值服务业的结构变化，在保持增长的同时减少材料和能源使用，即使目前尚未做到。这样，生产出更多价值时，物质吞吐量并不需要等幅增加；例如米其林星级餐厅或互联网公司。 我会这样回应这位环境经济学家：效率提高会出现“反弹”，即“杰文斯悖论”，[^n099]因为生产率提高带来的收益被投入更多增长；服务中包含大量能源和材料，而服务型经济体从世界其他地方进口这些能源和材料时，往往并未将其计入；替代虽然有可能实现，却无法维持增长，因为可再生能源或核能所提供的“净能量”——生产出的能量减去生产过程所用的能量——远低于化石燃料，因此生产率和增长都会下降。 不过，要注意两点。第一，我的论据是经验性的。我无法给出一条基于经济理论的内在“规律”，从逻辑上证明增长与物质吞吐量永远相联。福斯特曾在别处提出“资本主义下环境退化的绝对一般规律”。[^n100]其基本意思是，在竞争的推动下，资本家会设法以尽可能低的成本利用环境，从而使环境退化。 要注意，马克思主义的“规律”——例如资本倾向于把劳动者压榨到只能维持生存的程度——最好理解为结构性趋势，是以“其他条件不变”为前提的条件性判断，而非不可避免的结果。事实上，其他条件并不会保持不变：劳动者能够组织起来，争取更好的条件；生产率提高能够降低生存成本，并将部分收益分配给劳动者；诸如此类。 同样，如果可再生能源变得比化石燃料更便宜，或低物质投入的活动变得比资源密集型活动更有利可图，那么从理论上说，资本主义可以实现脱碳或去物质化。我认为这种情况不大可能，但目前还拿不出一条内在规律。 第二，我的论据并不专属于资本主义，而适用于任何可以设想的替代制度。无论在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之下，我所反对的那种“绿色增长”都不大可能实现；我将在回应的第二部分再谈这一点。无论在资本主义社会，还是在各种“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没有观察到经济增长与物质吞吐量增长的绝对脱钩。 #### 资本主义的“增长必然要求” 福斯特的第二个论点是，资本主义内在地指向经济增长。[^n101]这取决于我们如何理解“指向”和“内在”。 如果把资本主义定义为资本积累，又把资本积累定义为增长，那么资本主义当然内在地指向经济增长。但这不过是一种语义上的同义反复，而且与资本主义经济体增长表现不一的证据相矛盾。除非我们赋予资本主义一种它并不配有的经济优越性，声称除了经济周期和定期发生的危机之外，它注定会在长期持续增长。 正如皮凯蒂借助奥斯汀和巴尔扎克的作品提醒我们的那样，在18、19世纪，资本享受着5%的高回报率，经济却停滞不前。[^n102]如今，希腊经济已萎缩三分之一，但巨额利润仍在产生。从总量积累来看，资本主义表现不佳；但在“三驾马车”指令下进行的制度变革，正在扩展资本主义制度和M-C-M′循环的领域。 这种情况如何发生？首先，我们知道，资本规模不仅通过生产剩余价值而扩大，也通过剥夺，以及从劳动者向资本的再分配——紧缩等等——而扩大。因此，即使没有经济增长，资本也可以增长，至少可以一直持续到劳动者的报酬只够维持生存这一界限，而大多数发达经济体离这个界限还很远。 其次，即使总量资本积累运转失灵并在下降，仍有一部分资本家会继续投入金钱，赚取更多金钱，即利润。有些资本家的利润可能下降，另一些人的利润却完全可能增加。竞争驱使个别资本家不断谋求利润，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总能成功。一个停滞或收缩的经济体中，仍有许多个别资本家获利，这完全可能。 希腊正在发生的，就是这两种情况的混合。即使增长为负，资本积累仍在继续。首先，紧缩与圈占以有利于资本的方式重新分配价值。而在寡头和少数设法存活下来的资本家利润上升的同时，许多其他资本家的利润缩水，或已经倒闭。 我说稳态或衰退的资本主义有可能存在，并不是在意识形态上替资本主义洗白。我的意思是，不存在这样一条“内在”规律：资本主义必定产生增长，或一旦无法增长就不能存续。没有增长的资本主义呈现出丑陋的面貌，而资本主义在大多数时期和地方确实就是如此：企业破产、失业、生活水平下降、公地被圈占、剥夺加剧，以及不平等上升。 一个资本主义经济体能够承受多久希腊式的“大萧条”，才会崩溃并变成某种更好或更坏的东西？大概不可能无限期承受。但是，没有任何经济“规律”表明，资本主义会无须那些为改造它而斗争的人的能动作用，便自行走向终结。而且，识别出一条“规律”，也无法告诉我们多少有关转型方向和性质的信息。 因此，不存在抽象意义上的必然要求；只有一个具体意义上的要求：如果资本主义无法带来增长和良好的积累条件，它在政治和社会上就会变得不稳定。增长缓解了分配冲突，让资本家的日子更好过；这就是为什么很难想象，在强大的资本家利益集团统治之下的国家，会自愿追求去增长或稳态。然而，当增长越来越难以实现，停滞成为新常态时，一场反向运动——福斯特倡导的“由……环境无产阶级发动的社会与生态革命”——就变得更有可能。 [^n098]: Foster, J. B. (2015). “Marxism and Ecology: Common Fonts of a Great Transition.” *The 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取自：[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marxism-and-ecology](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marxism-and-ecology)。〔译注：本条原注题名写作Fonts，正文写作Fronts；分别保留原书写法。〕 [^n099]: York, R. (2006). “Ecological paradoxes: William Stanley Jevons and the paperless office.” *Human Ecology Review*, 13(2), 143。 [^n100]: Foster, J. B. (1992). “The absolute general law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under capit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3), 77-81。 [^n101]: Harvey, D. (2010). *The Enigma of Capital and the Crises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n102]: Piketty, T. (2013).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Belknap Press。 ### 12. 社会主义增长是自相矛盾的说法 在这篇评论的第一部分，我提出，资本主义与稳态或收缩的经济并非必然不相容。这样的状态虽可能不稳定，也很丑陋，却会增加一种社会力量崛起的可能性，由这种力量来改造并超越资本主义。在本文中，我转而想问：资本主义的终结，是否必然带来可持续的去增长，并继之以稳定的稳态？如果不是，又需要什么条件才有可能做到？ 福斯特认为，社会主义比资本主义更适合稳态经济。但什么是社会主义？一个非资本主义制度，并不必然就是社会主义制度。降低资本积累与剩余价值，也就是M-C-M′循环的普遍程度，或许甚至将其彻底消除，是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 用马克思主义的术语，可以说一个充分条件是消除剩余价值。消除剩余价值，意味着由生产剩余的人集体占有剩余，从而消除剥削。工人的产出，总是超过仅仅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水平。如果工人占有这一超出部分，也就是剩余，并用来满足自身作为人的需要，那么它就不会成为剩余价值。 “占有”不能按字面理解为，每位工人都占有自己恰好所在的工厂或办公室产生的剩余。倘若如此，就会有来自盈利工厂的富工人，以及来自生产率较低工厂的穷工人。因此，必须在某个更高层次——地区、国家等等——进行占有和再分配；问题的重心也就转向民主过程，即“工人”如何通过这一过程界定集体需要，决定怎样分配产品和剩余。社会主义者之间存在分歧：最好通过中央计划经济，还是通过更加分散、参与程度更高的经济来完成这项任务？[^n103] 就“增长必然要求”而言，这样定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会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吗？如果像我所论证的那样，这种要求并非不证自明，而是取决于具体条件，那么答案就是：要看情况。一个没有增长的社会主义经济，不太可能变得“丑陋”，因为不会出现破产、裁员之类的事，也不会有资本家为增长而游说。 另一方面，如果社会主义经济依赖国际市场为其支出筹资，或它的稳定有赖于以不断增加的产出来支撑与资本主义对手的军备竞赛，那么增长可能就是必要的。尤其是，如果这个制度的合法性取决于其不断增加产出、满足人类不断增加的物质需要的能力，那么缺乏增长也就意味着政治和社会不稳定。 有人可能会说，人为的需要是资本主义制造的；没有资本主义，需要就会得到满足。然而，无论在马克思那里，还是在当代社会主义思想的许多部分中，都找不到“需要会得到充分满足”这一原则。在这些思想中，需要被视为无穷无尽，而“加速”的呼声依然响亮。 还要注意，这样定义的社会主义经济与增长之间并不存在不相容。即使没有剥削和资本积累，经济增长以及物质吞吐量增长仍然可以继续。只要工人不把全部产品都消费掉来满足眼前的需要，而是将其投资以增加生产、满足明天更高的需要，增长就可以继续。 #### 社会主义增长并不会更绿色 社会主义经济中的“剩余—（再）投资—增长”过程，[^n104]与资本积累非常相似。唯一的区别是：既然它由工人自己而非资本家控制，并且面向工人的需要，那么在形式上就可以说，不存在剩余价值，也不存在资本积累。这里的资本，是马克思主义意义上处于运动中的剩余价值，并非通常所说的机器和货币；后两者显然会增加。但经济增长和物质吞吐量增长确实存在。 这种情形，大致描述了东欧集团“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经济：它们有大量增长，却在形式上没有剩余价值或资本积累。事实上，这些经济体很可能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因为国家官僚机构取代了资本家，从工人身上获取剩余价值，并在没有直接民主控制的情况下加以投资。但这一事实并不推翻我的论点的逻辑：以集体的、社会化的方式控制剩余和投资，仍然可以产生增长。 我最近在法国共产党前领导人乔治·马歇1973年写的《民主的挑战》（*The challenge of democracy*）一书中，读到了“社会主义增长”这个概念。在回应生态主义者和罗马俱乐部时，马歇认为，资本主义的GDP增长是坏的，因为它为了利润而破坏地球，却不满足人民的需要；但另一种以满足人类需要为导向的“社会主义增长”，则无须受到限制，因为它服务于集体的真实需要。在他看来，当时的苏联就是一个例子：它在产出方面超过西方，同时又满足公民的真实需要。 马歇的观点并非过去时代的遗物，也许他对苏联的赞美除外。在西班牙，两位有生态意识的社会主义经济学家比森斯·纳瓦罗（Vicenç Navarro）与胡安·托雷斯（Juan Torres）——负责起草“我们能”党经济纲领的二人组——反复撰文反对去增长，措辞与马歇大致相同。[^n105]下面，我来拆解他们为社会主义绿色增长辩护的两个论点。 第一个论点是，与资本主义经济不同，真正的社会主义经济能够既增长又绿色。换言之，它可以更好地组织去物质化，使经济增长与物质吞吐量脱钩。他们的论证承认，脱钩和增长的去物质化是可能的，[^n106]即接受环境经济学的“绿色增长”命题；随后又补充说，只有一个不受利润驱动的、“理性的”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带来这样的绿色增长。 正如我在这篇评论第一部分所论证的，有一些原因使绿色增长不大可能适用于任何类型的经济，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主义还是其他制度。这与经济扩张的物质需要，以及可再生资源递减的能源回报有关。我看不出“理性”如何能神奇地改变这一切。这又引出了问题：什么是“理性”？社会主义制度究竟会在多大程度上更加理性，或在推动技术变革方面更加有效、更富创造性？当然，这里还假定存在一种能够解决环境问题的技术修补办法。 有什么能够保证，理性民主过程的结果，不会是先增加物质产出、以后再照顾气候？或者，把代价转嫁到别处，以提高我们自己的物质生活水平？而如果绿色化在技术上原则可行，我们为什么又如此肯定，资本主义不能把“绿色化”变成有利可图的事业，让自身的不理性发挥有益作用？ 第二个论点是，社会主义经济不会关心GDP，而会关心人类的真实需要。GDP只有在以利润为基础的经济中才是有意义的指标，因为它是把各家企业的核算逻辑汇总起来的结果。因此，可以设想，社会主义经济会在减少物质吞吐量的同时，让自己所定义的福祉“增长”。 但这是在玩语义游戏。当然，如果我们把经济的目标定义为彼此说“早上好”的次数，那么转眼之间就能把增长变得像天使一样纯洁，并让它与物质吞吐量脱钩。但这不过是一个核算把戏。真正的问题仍然是，实际生产和物质吞吐量会发生什么。除此之外，我也看不出，社会主义经济为什么要让互道早安的次数，以几何级数无限增加。更严肃地说，我不明白，作为生态社会主义者，我们为什么要费心挽救“增长”这一观念，[^n107]无论是给它加上“社会主义”还是别的形容词；这个观念在资本主义的社会想象中居于如此核心的位置。 有人可能会说，增长问题确实无关紧要，一个假想的社会主义国家只需以民主方式决定自己的需要，并予以满足，无须关心增长。但是要注意，对于气候，或那些往往以牺牲自身环境和健康为代价、供应初级商品的社区来说，X国是否以民主方式决定自己需要排放碳、开采他们的材料，其实没有多大区别。 #### 通过去增长走向生态社会主义 因此，一种生态社会主义的回应，只能先拒绝“（社会主义）增长”这一概念，再提出：社会主义制度能够更好地组织一条“繁荣的下降之路”，即让物质和能量吞吐量去增长，直到达到稳态。 这并不意味着每一种活动都要减少。它可能意味着增加某项活动，例如火车或太阳能板，同时通过减少另一项活动，例如汽车生产或核电，来加以抵消。这里绝不是不关心增长问题，而是要求民主过程自觉聚焦于社会代谢的调节，[^n108]以及经济活动和物质吞吐量的下降与稳定。 资本主义并不适合这一任务，因为缺乏增长时它会不稳定。但这提出的不只是笼统地呼吁终结资本主义，或转向社会主义，而是一个具体问题：后资本主义经济会具备哪些特定制度，又会优先满足哪些欲望，使其能够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保持稳定？在我看来，这是去增长经济学，或生态社会主义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此外，社会主义经济若要达到稳态，不仅应消除剩余价值，还应耗费掉生产中超出满足生产者基本需要的全部剩余。这是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和我在我们最近那本关于去增长的书的后记中构建的论证，借鉴了乔治·巴塔耶的“耗费”（dépense）概念，即非生产性支出。[^n109] 换言之，要实现福斯特倡导的那种“稳态社会主义”，集体占有剩余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充分条件。充分条件是，不把任何超额部分或剩余重新投入更多生产：所有产品都应由工人消费掉，无论现在还是以后。 唯有这一条件，才能满足福斯特所说的“净资本形成为零”。这里的资本采用广义定义，而不是马克思主义形式上的定义。净投资为零时，经济及其物质吞吐量就不会增长，就是如此。这并不排除把投资从某些部门或活动重新配置到另一些部门或活动。 有人可能会说，这种零积累、零投资的稳态构想，才是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真正愿景。但我希望自己已经论证清楚：这只是理解社会主义的一种可能性，也确实是与稳态生态社会主义相容的那一种。还有另一种实际上居于主导地位的生产主义愿景，认为人类需要永远无法满足，主张通过集体占有和重新投资剩余，在未来增加生产，并使生产更加符合生态要求，以满足这些需要。这种愿景中的社会主义，是一种由集体控制、为集体服务的理性化资本主义。 零积累、零投资需要两个条件。第一，社会接受人类物质需要可以得到充分满足这一原则。我们的物质需要是有限的，尽管仍然可以通过发展艺术、游戏以及其他不依赖大量物质的精神活动，在质的层面上不断充实生活。第二，集体设计出有意义且有趣的方式，耗费人类活动不可避免地产生的剩余。 正如巴塔耶所说，社会和“政治”所关心的，恰恰就是如何耗费剩余的问题。一个只建铁路和太阳能板的社会，并不值得生活于其中。一个既建铁路和太阳能板，又把剩余浪费在狂欢节上的社会，或许才值得。从这个角度看，社会主义不仅是对生产的民主控制和规划，也是由剩余的生产者，对剩余的支出与销毁实行民主控制。 因此，社会主义并没有某种内在特性，会使它必然追求去增长和稳态经济。的确，与资本主义不同，没有什么使社会主义经济在缺乏增长时必然不稳定。此外，以需要而非利润为着眼点，通过民主决定生产，使可持续的去增长成为可能。但并非必然。 事实上，“社会主义增长”观念的悠久传统，以及社会主义知识分子坚持增长能在社会主义之下变得绿色的主张——其措辞与资本主义绿色增长倡导者大致相同——表明增长的社会想象完全可能在资本主义终结之后存续，正如它曾在“现实存在的社会主义”之下存续一样。真正的生态社会主义，会自觉作出决定并制定计划，过一种知足的生活；也会集体耗费掉生产中的剩余，让自身脱离增长的循环。 [^n103]: 例如，参见戴维·哈维与西蒙·斯普林格关于无政府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辩论：[http://progressivegeographies.com/2015/06/10/simon-springer-and-david-harvey-debate-marxism-anarchism-and-geography/](http://progressivegeographies.com/2015/06/10/simon-springer-and-david-harvey-debate-marxism-anarchism-and-geography/)。 [^n104]: Marx, K. (1990). “Chapter Twenty-Four: Conversion of Surplus-Value into Capital” (B. Fowkes, Trans.) *Capital, Volume I*. Penguin Books。〔题名中译：《资本论》第一卷，第二十四章“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 [^n105]: Kallis, G. (2015). “Podemos party’s plan to ‘stimulate consumption’ needs more ambition.” *The Guardian*。取自：[http://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2015/jan/15/spain-podemos-should-further](http://www.theguardian.com/sustainable-business/2015/jan/15/spain-podemos-should-further)。 [^n106]: Foster, J. B., Clark, B., & York, R. (2010). “Capitalism and the Curse of Energy Efficiency: The Return of the Jevons’ Paradox.” *Monthly Review*, 62(06)。 [^n107]: Latouche, S. (2009).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n108]: Clark, B., & Foster, J. B. (2010). “The dialectic of social and ecological metabolism: Marx, Mészáros, and the absolute limits of capital.”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24(2), 124-138。 [^n109]: D’Alisa, G., Demaria, F., & Kallis, G.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 “或许是为了挑衅他的岳父卡尔·马克思，保罗·拉法格曾主张，工人阶级不该争取工作权，而应争取此前一直为资本家独享的‘懒惰权’……工人只有减少雇佣劳动，才能最终解放自己。” 图：老彼得·勃鲁盖尔，《安乐乡》（*Het Luilekkerland*）。 ## 第五部分　政治与政策 ### 13. 是的，没有增长，我们也能繁荣 > **作者说明：**本文写于一个具体的政治背景：“我们能”党在西班牙崛起，其竞选议程正向外开放。作为去增长倡导者，我们常被告知，我们很善于批判经济增长的问题，却很少提出究竟应当怎样做。本文是我们巴塞罗那“研究与去增长”网络的一次尝试：提出假设中的西班牙绿色新左翼政府可以落实的具体政策。我先用英语写出初稿，再与R&D的朋友们共同修改、充实，译成西班牙语，在《日报》（*El Diario*）发表。曼彻斯特的马克·伯顿并不知道我最初用英语写作，又把西班牙文译回英语，结果比我的原稿还好。英文稿刊于《生态学家》和娜奥米·克莱因的“The Leap”网站，受到广泛关注。此后它又被译成多种语言，在海外报刊发表，尤其包括法国《解放报》和德国《星期五报》。这些建议并不新颖，它们早已存在；或许新意在于，以去增长，也就是无增长的繁荣，作为新的战略方向。我们并没有天真到以为这些政策明天就会实施，也并未真正指望“我们能”党这样的政党采纳它们，尽管我们或许过于乐观地抱有这种希望。我们希望把这些建议明确提出，说明至少在理论上，经济上存在别的选择；能否实现，取决于社会动员和激进的政治变革，而非有没有想法。左翼朋友当然批评我们太乌托邦，以为这样的改革能够在资本主义内部实施。我们更愿意把这些建议称为“非改良主义的改革”：一旦落实，制度本身的轮廓也必须随之改变。这些改革如此简单、如此合乎常理，却被现行制度弄得仿佛不可能实现，恰好揭示了这个制度的不合理。 在新近出版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中，我们提出：在发达经济体，经济增长不仅越来越难，而且在社会和生态上都不可持续。为了安抚增长之神，全球气候、福利国家和延续已久的社会纽带，无不成为牺牲品。 各国人民像绝症患者一样，被要求无休止地忍受痛苦，只为了让本国经济的GDP数字再增加一点点，维持那1%人口的利润。 理论上，增长是为了偿还债务、创造就业，或增加穷人的收入。实际上，我们已经增长了几十年，却依然债台高筑，年轻人没有工作，贫困程度依旧居高不下。我们曾为增长而借债，如今又被迫为还债而增长。 去增长呼吁社会想象摆脱一种意识形态的殖民：未来仿佛只有增长这一条路。[^n110]去增长不同于经济衰退。它提出一个假设：没有经济增长，我们同样能够实现繁荣。[^n111] 换句话说，我们可以拥有有意义的工作，而不必依赖无止境的增长；可以维持运转良好的福利国家，而不必让经济规模逐年扩大；可以增进平等、消除贫困，而不必年复一年积累更多金钱。 去增长挑战的不只是资本主义的后果，更是它的精神。资本主义不承认界限，只懂得扩张，在创造的同时毁灭。资本主义无法安定下来，也不知道怎样安定下来。它什么都能卖，却卖不了“更少”。 对于希望超越资本主义、又不愿重演现实社会主义（或者有人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之威权与生产主义经验的激进左翼，去增长提供了一套新的叙事。 欧洲正在出现一股新左翼，从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到希腊、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它的“新”既指思想，也指成员的年轻。这股左翼会同时成为绿色左翼，从去增长思想获得启发，提出另一种合作经济模式吗？还是会像拉丁美洲的新左翼一样，在全球资本主义的需求驱动下，复制资本主义的扩张逻辑，只把跨国企业换成本国企业，让民众分得的残羹稍微多一点？ 许多认同本书思想的人告诉我们，去增长的批判听起来有道理，但建议太模糊，而且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付诸实践。想象世界终结，甚至资本主义终结，似乎都比想象增长终结更容易。 就连最激进的政党，也不敢说出以D开头的那个词——degrowth——甚至不敢质疑增长是否值得追求。为了打破增长的魔咒，我们巴塞罗那“研究与去增长”网络[^n112]决定，把去增长理论中涌现的一些政策建议系统整理出来；这些政策在我们新近出版的书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以下十项建议，是我们针对西班牙和加泰罗尼亚的情况提出，并提交给“我们能”党、联合左翼、加泰罗尼亚共和左翼、人民团结候选人党（CUP）和Equo等进步政党的。它们针对的背景具有特殊性，但经过一定修改与调整，也适用于其他地方，对欧洲各地的激进左翼和绿色政党都有参考意义。 1. **公民债务审计。**不能强迫一个经济体增长，以偿还过去助长虚假增长的累积债务。必须开展民众参与的债务审计，不仅重组债务，还要取消其中一部分；这应成为一种真正民主的新文化的一部分。无论在西班牙还是其他地方，债务减免都不应由储户和养老金微薄的人承担代价。收入和资产丰厚者的债务不应被豁免。为了投机而放贷的人应当承担损失。债务降低后，碳排放和资源使用上限（见第9项）将确保它不会成为进一步增长和消费的机会。 2. **工作分享。**将每周工时缩减至32小时这一水平，并制定计划，支持愿意促进岗位分享的企业和组织。应当作出安排，让减少工作时间带来的工资损失只由收入最高的10%人群承担。配合环境约束和下文的税制改革（见第4项），这样释放出的时间就较难被用于物质消费。〔译注：原文为“reduce the working week to at least 32 hours”，其中“至少”的修饰方向不够明确；此处保留32小时的政策数值。〕 3. **基本收入与最高收入。**为西班牙所有居民设立每月400至600欧元的最低收入，无须满足任何要求或附加条件。近期一项研究表明，西班牙不必大幅改造税制，就可以做到这一点。[^n113]为筹措资金，应将这项政策与其他税制和劳动改革结合起来，提高收入较低的50%人口的收入，同时降低最高收入10%人口的收入。任何人的最高收入，无论来自劳动还是资本，都不应超过基本收入的30倍，即每月12,000至18,000欧元。 4. **绿色税制改革。**建立一套核算制度，逐步把以劳动为主要税基的税制，转变为以能源和资源使用为税基的税制。可以降低最低收入群体的税负，并通过碳税补偿。对最高收入实行90%的税率——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就曾普遍采用这种税率。高额所得税与资本税将遏制地位性消费，消除赚取过高收入的激励，而后者正是金融投机的养料。通过遗产税，以及对不以实际使用为目的的财产征收高税来处理资本财富，例如个人的第二、第三套住房或大地产。 5. **停止补贴和投资高污染活动，把释放出来的公共资金转向清洁生产。**将私人交通基础设施（例如新公路和机场扩建）、军事技术、化石燃料或采矿项目的公共投资和补贴降为零。把节省的资金用于改善城乡公共空间，例如广场和无车步行街，并补贴公共交通与自行车租赁计划。支持在地方民主控制下发展小规模、分散式可再生能源，而不是由私人企业控制的集中、庞大设施。 6. **支持另一种以团结为基础的社会。**通过补贴、免税和立法，支持西班牙蓬勃发展的非营利合作经济部门，包括替代性食物网络、基本医疗合作社和网络，以及住房共享、信贷、教学、艺术家和其他劳动者的合作社。支持互助小组、共同育儿和社会中心，推动照护与创造活动及其场所摆脱商业化。 7. **优化建筑物的使用。**停止兴建新住宅，修复既有住房，促进住房得到充分使用。在西班牙，可以对废弃、空置和第二套住房征收很高的税，并优先将SAREB管理的住房用于社会用途——这些住房属于西班牙房地产危机后银行重组安排所接管的资产。如果这些措施仍不够，政府可为社会用途征收私人投资者的空置住房。 8. **减少广告。**效仿格勒诺布尔，对公共空间内允许设置的广告制定严格限制。优先保障信息提供，大幅减少商业使用。设立委员会，控制大众媒体获准刊播广告的数量和质量，并按相应目标对广告征税。 9. **设定环境限度。**为西班牙二氧化碳排放总量和物质资源使用总量设定绝对的、逐步下降的上限，包括进口产品中隐含的排放与材料，而这些产品往往来自全球南方。上限可以用二氧化碳、材料、水足迹或耕作面积来表示。对取水量、总建成区面积、饱和地区旅游企业的牌照数量等其他环境压力，也可设定类似限度。〔译注：原文“total quality of material resources”中的quality按上下文应为quantity，此处译为“总量”。〕 10. **不再用GDP作为经济进步的指标。**如果GDP具有误导性，就应停止使用它，寻找其他繁荣指标。仍可收集并使用货币与财政方面的国民核算统计，但经济政策不应再用GDP目标来表述。必须展开关于福祉本质的讨论，重点在于应当测量什么，而不仅是如何测量。 这些建议相互补充，必须协调实施。例如，设定环境限度可能降低增长并造成失业，而工作分享与基本收入结合，则能使就业创造和社会保障摆脱对经济增长的依赖。 将投资从污染活动转向清洁活动，并改革税制，将确保经济变得更绿色；与此同时，不再用GDP核算经济表现，转而采用繁荣指标，就能让这场转型被视为成功，而非失败。 最后，改变税制并控制广告，将缓和地位竞争，减少增长不足带来的挫折感。投资公地和共享基础设施，将使我们无需增长便能增进繁荣。 我们不指望左翼政党把“去增长”当作自己的旗帜。我们理解，骤然挑战根深蒂固的常识有多困难。但是，我们确实希望激进左翼政党朝正确的方向迈步，实行我们提出的这些好政策，而不论它们对增长有何影响。我们希望真正的左翼政党不要把重启经济增长当作目标；也希望它们事先有所准备，想清楚一旦经济拒绝增长，自己应该怎么办。例如，在当时南欧的政治局势下，这种期待合理吗？既合理，也不合理。 “我们能”党11月发布的经济政策草案（见第14章），包含许多与上述议程一致的内容。文件没有把增长设为战略目标，甚至不提GDP。它建议把每周工时缩短到35小时，为失业者设立有保障的最低收入，减免一部分家庭和公共债务，并推动投资向照护、教育和绿色经济转移，把通过“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满足基本需要作为首要目标。 这项政策可以更进一步：把税负从劳动转向资源，设定环境限度，控制广告，普及基本收入，并思考如何把西班牙蓬勃发展的团结经济推广到所有人，以改革福利国家。这类经济正在为医疗、照护和教育提供可行而成本低廉的办法。 相比之下，在希腊，沉重的债务，以及摆脱“三驾马车”强加的紧缩与结构调整政策的迫切需要，使人们更难无视增长——这些政策在社会层面造成了灾难。 激进左翼联盟提出减免部分希腊公共债务，以此反对紧缩，这是正确的。遗憾的是，它把债务减免的目标理解为重启增长，并采纳了约瑟夫·斯蒂格利茨的“增长条款”建议，即用增长带来的资金偿还剩余债务。 激进左翼联盟提出欧洲新政，支持能够推动希腊增长的公共投资。但与“我们能”党不同，它没有谈“绿色”新政，也没有谈从传统产业转向清洁产业，或从资源密集部门转向照护和教育。 在欧洲现有力量格局、市场专制以及德国对紧缩政策的执着之下，就连激进左翼联盟这套斯蒂格利茨式方案，也被当成“激进”方案。除非希腊发生剧烈的社会政治事件、欧盟发生政治震荡，否则其实现的希望很渺茫。 假设激进左翼联盟有朝一日能够实施其战略，问题是：如果债务重组之后，所宣称的增长仍不出现，它会怎么办？ 它会退回左翼版本的紧缩政策，就像法国奥朗德的“社会主义者”面对同样问题时所做的那样吗？ 它会进一步强化当前以采掘为导向的发展模式，为了资源、出口和旅游开发希腊的环境吗？即使这违背了其政治基础的意愿，而这些人恰好站在当前反对采掘项目斗争的前线？ 还是会停下来，倾听投身希腊蓬勃发展的团结经济的年轻人，尝试理解这些预示未来的地方实验，思考如何把它们推广成整个国民经济的新事物？这绝非易事，但激进左翼本就不该选择容易的道路。 [^n110]: Kallis, G., & March, H. (2015). “Imaginaries of hope: The utopianism of degrowt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2), 360-368。 [^n111]: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112]: 参见我们的网站：[www.degrowth.org](http://www.degrowth.org)。 [^n113]: Arcarons, J., Domènech, A., Raventós, D., & Torrens, L. (2014). “Un modelo de financiación de la Renta Básica para el conjunto del Reino de España: sí, se puede y es racional.” *Sin Permiso*。原文链接：[http://www.sinpermiso.info/textos/un-modelo-de-financiacin-de-la-renta-bsica-para-el-conjunto-del-reino-de-espaa-s-se-puede-y-es](http://www.sinpermiso.info/textos/un-modelo-de-financiacin-de-la-renta-bsica-para-el-conjunto-del-reino-de-espaa-s-se-puede-y-es)。 ### 14. 没有增长的西班牙凯恩斯主义？ > **作者说明：**这篇文章写于2014年末，也是一次尝试：将去增长争论中的一些想法，与具体的政治时刻和任务联系起来，也就是“我们能”党经济纲领的筹备。我为《卫报》的“重新思考繁荣”博客写作，面对国际读者，但其中大多数观点此前已经用西班牙语发表。本文关心的问题与第3章相同：新左翼能否摆脱生产主义和增长主义，把一种无增长的繁荣之新想象付诸实践？我的回答是：能够，但它没有这样做。至少还没有。 紧缩还是刺激？金融危机之后，人们争论的就是这个问题。然而，这已经是一个过时的问题。 无论通过紧缩还是刺激，重启增长都可能已不再可行，而且肯定不可持续。我们这个时代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保障繁荣。不过，别对执政的保守派或社会自由派抱太大希望。对他们而言，放弃增长崇拜不可想象。但是，欧洲正在崛起的新左翼会有所不同吗？ 西班牙“我们能”党由一批来自大学和被占领广场的三十多岁年轻人组成，最近发布了自己的经济纲领。纳瓦罗和托雷斯两位教授起草的文件，并没有倡议无增长的繁荣，但其结果可能正是如此。事实上，它的目标是“刺激消费”。 但与凯恩斯不同，它要刺激的并非任意消费，而是有需要者的基本消费。资本和最高收入将面对更高的税，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将受到限制，失业者将得到最低收入保障。如果增长结束，从仍然相当可观的共同财富中保障所有人的基本生活，就至关重要。没有增长，再分配便不可或缺，否则财富只会积累到那些已经更富有的人手中。 繁荣要求对污染部门实行娜奥米·克莱因所谓的“选择性去增长”，同时让可持续部门蓬勃发展。“我们能”党的纲领要求暂停西班牙以腐败著称的大型基础设施项目，将公共资金转向清洁产业和可再生能源；它承诺支持照护、教育与合作社。在没有增长时，这些部门具有优势，因为它们不需要不断增加的利润。 文件还寻求通过激进的银行改革，以及针对金融交易和短期股票交易的类似托宾税的税制，[^n114]放缓投机资本的活动，将投资引向小企业和劳动阶级。 作者们承认，照护和教育也许无法立即提高GDP。不过，他们相信，长远来看，这些活动将增加广义的经济活动。我对这一点能否实现持怀疑态度。但无论对增长有何影响，这些建议本身都是好的。 然而，如果“我们能”党像这份报告一样不再关注GDP，就需要新的繁荣指标来衡量成功；还应更认真地思考，一旦经济活动拒绝增加，怎样保持稳定。 没有增长，而工作又日益电脑化、自动化，劳动者就会变成冗员。文件正确地提出每周35小时工作制：在一个不增长的经济体中，只要每个人少工作一些，就能创造更多岗位。[^n115]支持照护与教育也同样正确：这些“生产率较低”的活动既能密集地吸纳就业，[^n116]又能提供更高的社会价值。[^n117] 但“我们能”党放弃了对基本收入的承诺，改为只向找不到工作的人保障最低收入，这是错误的。基本收入确保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作为一项公民权利，它消除了失业的污名。它不会削弱工作的动力，因为就业者也能领取。但是，与失业救济不同，即使你希望少工作一些，把更多时间留给家庭、照护、休闲、志愿活动或政治工作，也同样可以领取。研究表明，西班牙无需激进改变税制，就能够为每人提供400至600欧元的基本收入。[^n118] 没有增长，债务就无法偿还。不能强迫一个经济体以不自然的方式增长，去偿还过去为推动虚假增长而承担的债务；必须取消一部分债务。豁免谁的债务，是一个民主决策问题。损失应当由投机者承担，而不是由小储户承担。“我们能”党的政策确实呼吁，通过公民协商，重组和取消西班牙的家庭与公共债务，但对具体办法却只字未提。 债务减免可能像厄瓜多尔那样，重新启动不可持续的增长。从工作中释放的时间和基本收入，可能被花在电视机、小玩意和周末乘飞机旅行上。相反，纳瓦罗和托雷斯希望实现的是“生态上可持续”的消费。遗憾的是，目前还不清楚，他们的建议为何以及如何会产生这一结果。 如果不可持续的增长违背其初衷而恢复，“我们能”党将怎么办？在这一点上，它应当走得更远。首先，应设定明确的生态界限，例如西班牙碳排放和原材料使用的上限，并把进口消费品中隐含的那部分也计算在内。 其次，应压缩广告，将其逐出公共空间，正如格勒诺布尔市最近作出的决定。[^n119]最后，为鼓励可持续消费，应逐步把税负从劳动转向资源使用，[^n120]并使这种转移有利于收入和消费水平较低的人群。碳税可以与基本收入的资金来源挂钩。 没有增长，公共收入也会停滞。“我们能”党的经济政策文件或许承诺建立高效的公共部门，但除了未受腐败侵蚀的新人的善意之外，它并未提出削减、私有化和外包之外的替代办法。它错过了一次机会：与西班牙蓬勃发展的合作经济建立联系。在这一领域，各种群体自行组织起来，为医疗、教育、食物、住房和照护提供负担得起的办法。这些办法能够降低福利国家的成本，并帮助它改革。 总体而言，“我们能”党的政策引领我们朝正确方向前进。不过，它还可以，也应该，走得更远。 [^n114]: 托宾税以诺贝尔奖得主詹姆斯·托宾命名，最初指对所有用于短期投资的货币兑换征税，目的是限制汇率波动，缓冲全球金融市场对小国的冲击。如今，这个词已被用来指任何惩罚短期交易的“罗宾汉税”：降低投机者对一国市场的影响，并帮助把财富从金融业再分配给民众。 [^n115]: Schor, J. B. (2012). “Exit Ramp to Sustainability: the plenitude path.” *Revistes Cientifiques de la Universitat de Barcelona*, 1。 [^n116]: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117]: Graeber, D. (2014). “Caring too much. That’s the curse of the working classes.” *The Guardian*。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r/26/caring-curse-working-class-austerity-solidarity-scourge](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4/mar/26/caring-curse-working-class-austerity-solidarity-scourge)。 [^n118]: Arcarons, J., Domènech, A., Raventós, D., & Torrens, L. (2014). “Un modelo de financiación de la Renta Básica para el conjunto del Reino de España: sí, se puede y es racional.” *Sin Permiso*。原文链接：[http://www.sinpermiso.info/textos/un-modelo-de-financiacin-de-la-renta-bsica-para-el-conjunto-del-reino-de-espaa-s-se-puede-y-es](http://www.sinpermiso.info/textos/un-modelo-de-financiacin-de-la-renta-bsica-para-el-conjunto-del-reino-de-espaa-s-se-puede-y-es)。 [^n119]: (2014, 26 November). “Grenoble: Europe’s first ad-free city.” *Euronews*。原文链接：[http://www.euronews.com/2014/11/26/grenoble-europe-s-first-ad-free-city](http://www.euronews.com/2014/11/26/grenoble-europe-s-first-ad-free-city)。 [^n120]: Daly, H. (2011). “What should we tax?” 原文链接：[http://steadystate.org/what-should-we-tax/](http://steadystate.org/what-should-we-tax/)。 ### 15. 休闲的权利 > **作者说明：**本文为希腊博客[Greeklish.info](http://Greeklish.info)而写。散居海外的希腊知识分子在这个网站用希腊语和英语讨论与希腊有关的问题。我尝试用简单的语言，说明为何应缩短工时。这项主张与“三驾马车”向希腊政府提出的建议针锋相对。 我们常谈论新政，却往往忘记罗斯福总统在大萧条期间推行的一项更重要的改革。罗斯福率先实行五天工作周，将每周工时从48小时减为40小时。想法很简单：如果每个人少工作一些，大家就会有更多工作，失业也会减少。雇主并不喜欢，但罗斯福威胁采取更严厉的措施后，他们接受了。诺伊曼、泰勒等人在《经济学杂志》和声望卓著的《美国经济评论》发表的研究估计，罗斯福的政策最初增加了270万个就业岗位，长期净增降为110万个，而月工资并未降低，也就是说，时薪提高了。战后，所有发达经济体都效仿美国，将星期六设为休息日。希腊也在1982年采取了这一做法，作为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社会主义政府首批“革命性变革”之一。我至今记得，父母告诉我星期六不用上学那天，我有多高兴。 几十年来取得的劳动权利，如今正受到威胁。2013年8月，希腊政府提出一项允许商店星期日营业的法案，引发教会反对；星期六休息的权利早就丧失了。从新闻报道判断，恢复每周六天工作制，也是“三驾马车”与希腊政府协商的各种方案的一部分，尽管它披着工时“灵活性”这种更中性的外衣。当然，在危机和失业时期，灵活性意味着雇主的权利。事实上，对许多希腊私营部门雇员而言，五天工作周早已成为过去：他们每周工作远超40小时，却没有额外报酬。对大多数雇员来说，整个8月都休假的日子已经是遥远的记忆，如今最多只能休上几个星期。 据说，这些变化是为了降低劳动力成本，帮助希腊经济恢复竞争力。这种想法背后有两个未说出口的假设。第一，希腊危机源于生产率低，致使经济缺乏竞争力；第二，增加工时就能提高生产率。 正如我与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尼古拉斯·阿什福德最近在《欧洲金融评论》发表的文章所论证的，这两个假设都是错的。[^n121] 首先，希腊的债务问题源于加入欧元区后的低借贷成本，而低借贷成本本身又服务于维持GDP增长所需的廉价资金。如果希腊是西方唯一负债的国家，我们或许会说，这与本国无疑偏低的生产率有关。但传统工业国意大利，以及直到不久前还在崛起的经济强国西班牙，也同样负债累累。两国都有极具竞争力的跨国企业。爱尔兰遭遇着与希腊同样的债务危机，尽管就在2008年，它还因转向信息经济而被称为生产率奇迹。英国和美国也债台高筑。廉价资金的泡沫，与各国生产率没有关系。相反，这个泡沫是资本主义制度为了维持自身再生产所需的异常增长率，而采用的临时解决办法。债务与一国人民勤劳或懒惰无关，否则日本人何至于欠下那么多债！ 其次，与那些暗示希腊人懒惰、应当多工作的说法相反，经合组织2008年——即危机之前——的最新统计显示，希腊人的工时已经超过欧盟15国中的任何其他国家：每位希腊劳动者年工时接近2,100小时，而工时最短的德国和荷兰约为1,400小时。这意味着德国人或荷兰人懒惰吗？当然不是。发展意味着让人们从工作中解放出时间。长工时和廉价劳动表明的是不发达与依附，而不是经济竞争力。 我与尼古拉斯·阿什福德的研究回顾了统计研究的最新成果。这些研究表明，工时较短的国家对环境的破坏较小，公民也更幸福，而且这并不取决于增长水平或其他社会经济差异。我们发现，缩短工时不仅创造新的工作岗位，还为创造性活动腾出时间，提高一个国家的文化水平。自由时间孕育创新、新思想、政治讨论、艺术创造，以及健康社会所必需的社会交往与联系。 经济学家这些新自由主义的守护者，反对向劳动者作任何让步，对此持不同看法。他们并不真正关心环境、人们的心理健康、生活满意度或文化。他们关心的是“经济”，关注缩短工时如何提高企业的劳动力成本。成本上升，产出就会减少，就业也会减少。同时，劳动变贵，企业更有动力用机器替代工人，这又是就业可能下降的一条途径。我们引用的研究（见下一章）确实证实，长期来看，缩短工时带来的就业收益会消退，但仍留下一些新增岗位——新政的例子中，从270万个降至110万个。简单说，理论上，从每周五天改为四天工作制，也许每五名雇员就能增加一个岗位，实际却可能每三十名雇员才增加一个。但即使如此，那仍是一个新岗位！在年轻人可能永久丧失就业能力的危机时期，其重要性不可低估。何况，缩短工时还有许多经济之外的益处。 或许是为了挑衅他的岳父卡尔·马克思，保罗·拉法格曾主张，工人阶级不该争取工作权，而应争取此前一直为资本家独享的“懒惰权”。去增长运动的先驱安德烈·高兹从理论上发展了这一思想。他认为，社会主义不能仅从生产资料的集体控制中产生，因为在复杂的生产组合中，雇员与劳动产品、生产管理之间一定程度的异化不可避免。工人只有减少雇佣劳动，才能最终解放自己。凯恩斯曾预言，未来的技术进步会让他的孙辈每周只工作15小时。20世纪80年代初，许多思想家也在谈论“工作的终结”。凯恩斯预见的技术进步确实出现了，但过去二三十年，我们却越干越多。为什么？凯恩斯无法预见新自由主义的反攻，以及70年代以后劳动权利和集体组织受到的侵蚀。没有强大的劳工运动要求缩短工时，罗斯福或资本家绝不会让出一部分利润，把它转化为工人阶级的休闲。牟利依赖于让工人以尽可能少的报酬，做尽可能多的工作。 凯恩斯的预言有一天会实现吗？我们会受益于技术进步，越工作越少，还是会退回19世纪，大量人口失业或在非人的条件下劳动，只有少数富有的懒汉享受休闲？在希腊，公民、社会运动，乃至教会，正在发声反对资本主义侵蚀自由时间。几年后，我们每周将工作多少小时？这取决于他们的斗争能否成功。 [^n121]: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亦见本书第16章。 ### 16. 星期五休息 > **作者说明：**本章以更学术化的方式阐述上一章的论点。2013年访问麻省理工学院时，我与同胞、希腊裔美国人尼古拉斯·阿什福德共同写成本文。它以一项文献综述为基础：2012年，我与迈克·卡卢什、休·奥弗林和杰克·罗西特在庞培法布拉大学攻读宏观经济学硕士期间，开展了这项研究，作为毕业政策研究的一部分。（当我们提出每周工作四天有利于欧洲经济时，教授们那铁青的脸色，我永远忘不了。）尼古拉斯加入团队，帮助我们准备向《可持续性》期刊投稿的初稿。他坚持一点：缩短工时不应伴随减薪，也就是应提高时薪。在危机和劳动阶级遭受攻击的背景下，如果劳动者与环保人士的诉求要汇合，这一点十分重要。去增长倡导者常担心，倘若工资不相应下降，释放的时间只会导致更多物质消费，刺激更多增长与环境破坏。本文认为，在工资不变的情况下，没有理由一定会如此，因为需求与消费也会保持不变。配合绿色税制改革，从工作中释放的时间可以转向更生态的活动。在生产率不断提高的条件下，一个稳定而不增长的经济，只有通过减少工时才可能实现。 支持缩短工作周的理由主要有三条： 1. 每个已就业者少工作一些，就意味着失业者可以获得更多工时。[^n122]工作分享可能让经济体即使不增长，也能维持甚至增加岗位数量。[^n123] 2. 历史上，生产率提高曾带来工时缩短，但过去二十年，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的这一趋势已经停止，甚至逆转。[^n124]这些生产率收益中的一部分，可以重新转化为劳动者获得解放的时间与休闲。[^n125] 3. 工时减少可能带来较少的生产、较少的消费，以及更多可供休闲的自由时间，从而减少破坏环境的活动与碳排放。[^n126] 然而，经济学家一直怀疑对工时作出规制，更不用说缩短工时。他们担心这会提高劳动力成本，压低产出。他们认为，长期来看，这可能让工作变得更少，而不是更多。[^n127] 相比之下，环保人士热烈支持这项建议。[^n128]第一，它能够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保障就业（理由1），使以应对气候变化为名的经济约束不致破坏社会稳定；[^n129]第二，它承诺减少消费（理由3）。 本文采取的视角与大多数经济学家及环保人士不同。我们认为，任何一项具体的缩短工时政策，在经济、社会和环境上的影响都不确定，取决于下文讨论的背景条件。缩短工时很可能增加一些就业，尤其是在短期内。不过，与部分环保人士不同，我们主张将工作周缩短为四天，而不改变周工资；换句话说，我们要求提高时薪。如果缩短工时要以现有劳动者降薪为代价，那么这实质上是在提议：让他们变穷以拯救环境，并给他们更多休闲，而他们真正需要的却可能是可持续的收入获取能力。须注意，这种工作分享，实质上是劳动阶级内部从就业者向失业者转移财富，而不是从资本所有者与富人向劳动阶级转移财富。 在当前金融危机中，主要问题是失业增加、劳动者获取收入的能力下降，以及大批中产阶级消失。下文将说明，为什么不减薪的工时缩短可能创造更多就业并改善就业条件，以及为什么，只要配套实施其他改革，它也可能有利于环境，尽管这与通常的看法相反。 #### 对就业的益处 在欧洲当前的政治气候中，趋势与工作分享相反：放松工时限制，必要时将工作增加到每周五天以上。[^n130]部分理由是，欧洲正经历生产率危机；生产率较低的经济体，可以通过增加工时而不同比提高时薪，增强竞争力。但是请注意，实际上生产率最高、最富有的国家，恰恰工作得更少。如图1所示，工时较少的并非“懒惰”的PIIGS——这个缩写指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用来称呼经济危机后较弱的五个欧元区国家——而是生产率较高的德国和荷兰。这并不说明少工作就能提高一国的生产率，而是说明一国越具生产能力，就越能为劳动者释放时间。历史上，至少在欧洲，更多休闲始终是进步与改善生活的标志。工作更多，反而可能是经济和社会倒退的表现。正如上一章所述，危机中缩短工时也有历史先例：大萧条之后，美国总统罗斯福于1933年推行大规模工作分享计划，到1936年，它成为每周40小时工作制的法律，[^n131]并逐渐成为其余发达国家的常态。大萧条时期的理由是，这将创造更多新岗位；令人惊讶的是，在当前危机中，这一论点却消失了。  **图1：经合组织国家的工作时长，2008年（数据来源：OECD Stat）。** 横轴：2008年全年工作时数；刻度为0至2,400小时，每200小时一格。国家自上而下为：荷兰、挪威、德国、卢森堡、法国、比利时、丹麦、爱尔兰、瑞典、西班牙、英国、芬兰、澳大利亚、加拿大、葡萄牙、新西兰、日本、美国、意大利、土耳其、希腊、韩国。 〔译注：原图有一条红色竖向虚线，但没有说明其含义的图例。原图未逐条标出工时数值，本译稿保留图形，不据像素估算并补造精确数据。〕 如今这一论点大多缺席，是因为多数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已经确信，工作分享必然陷入“劳动总量固定谬误”。这种谬误把一国经济中可供分配的工作量当成固定总量。事实上，可供分配的工作量会随着劳动成本变化。一个简单的企业层面理论模型，可以说明工作分享为何可能事与愿违。劳动成本既包括固定部分，也包括可变部分，因此减少每位劳动者的工时，会提高平均每小时生产成本。[^n132]固定成本包括培训新员工的费用和社会保障缴费。如果缩短工时同时提高每小时劳动报酬，无论是工资、固定成本还是协调成本上升，投入品的价格都会进一步攀升。这可被看作对生产率直接征税。结论便是：缩短工时会降低企业的生产率、产出，进而降低就业，除非同时大幅降低时薪，或通过其他生产率改善来抵消。[^n133] 然而，这种“劳动总量固定”的批评，部分是在打稻草人。严肃的缩短工时倡导者，从未声称劳动总量固定，也未声称工时减少会带来一比一的就业增加。[^n134]他们只是认为工作分享会减少失业。这是一个温和得多的命题。数据支持它吗？ 直观上，我们知道，在大多数国家，从六天工作周转向五天工作周，并未伴随令人不安的就业损失，情况反倒相反。不过，仍有可能是其他混杂因素独立地增加了就业，掩盖了工作分享造成的下降。一项对20世纪80年代德国工作分享政策的评估发现，虽然这项政策带来了约1.1%的就业增长，但与同期没有类似政策的美国增加1.7%这一“反事实”相比，增幅较小。[^n135]尽管如此，德国的工作分享计划在维持月工资不变，也就是提高时薪的同时，仍确实增加了就业。而按前述简单模型，这本应对产出和就业产生严重的负面影响。 对大萧条期间工作分享就业效应的研究发现，就业确有增加，尽管长期增幅低于政府预期。缩短工时在短期内让270万人重新就业。长期来看，工资率上升抵消了部分潜在就业收益，将总增量降为100万个岗位。[^n136]但毕竟仍然多出了100万个岗位。正如泰勒的研究所总结的：“通过法定缩短工作周来实行工作分享，可以成为应对严重周期性失业的一项有效短期工具。”即使工作分享只有短期益处，只要它能使一部分原本可能在危机中永久退出就业市场的人保持参与，这些益处依然很重要。 当前衰退的一大风险是，相当一部分年轻人脱离劳动力队伍的时间过长，以至于可能永久丧失就业能力。[^n137] 在简化的企业层面模型中，这种持续的就业增益，只能来自抵消性的生产率改善。须注意，在凯恩斯主义模型中，收益也可能来自需求侧：就业和工资上升，引起需求与产出增加。一个重要问题是，少工作在多大程度上会让工人的生产能力提高或下降。为便于讨论，需要区分劳动生产能力的改善——例如技能提高或疲劳减轻，让工人本身更能生产——资本生产能力的改善——技术进步使资本更能生产——以及资本替代劳动。[^n138]第一种变化提高工资，而第二、第三种变化则压低工资、增加利润。缩短工时可能通过以下方式提高劳动生产能力：减轻工作场所中的疲劳；把工作集中在一天、一周中产出较高的时段，也就是减少在办公室“闲待”的时间；在需求高峰时段更灵活地调配劳动；释放可用于终身培训与教育的时间；释放可投入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时间；吸引看重较好工作与生活平衡的海外创造型劳动者。[^n139] 同样也有理由认为，工作分享可能降低劳动生产能力：生产能力较低的劳动者进入劳动队伍；每项任务涉及更多工人，增加协调、拥挤和交易成本；通过工作获得技能的时间减少；那些更看重辛苦工作、高收入机会的海外劳动者离开。从企业角度看，固定成本（社会保障缴费）、时薪，以及随着失业下降而上升的劳动成本，也可能提高用工支出。[^n140]劳动成本上升又可能推动资本或能源替代劳动，使生产率提高却没有提高劳动本身的生产能力，并在长期导致就业和工资下降。[^n141] 以上分析表明，很难预测某个具体情境中会发生什么，因为难以预见上述因素如何相互作用。即使产出减少，只要缩短工时足以提高劳动生产能力，工资仍可能上升。人们可以使用各种数学形式和带有限制性假设的简化模型，说明某种结果会在什么条件下出现。我们认为，这样做增加的价值不大。历史观察可能是更好的政策依据。历史表明，在工资维持不变时，就业最初大幅增加，随后增益逐渐缩小。积极因素总体上似乎占据主导，但随着时间推移，劳动成本上升和资本替代劳动会削弱这些效应。如果从六天缩减到五天时确实如此，那么问题是，再进一步缩短工时，是否仍然如此。与每周21小时工作制这样的雄心勃勃的建议相比，[^n142]我们提出更谨慎、边做边学的办法：先减少一天，降至每周32小时。即使其他目标都未实现，这项政策仍有一个主要吸引力，就是短期内促进就业。 法国采用每周35小时工作制后，对大多数劳动者而言，在一段时间内至多取得了暂时而适度的经济收益，对一些人则并不成功；对工作条件和性别的影响也有好有坏。[^n143]海登[^n144]详细分析了这种缩短工作周、部分保留工资的做法：它通过降低向雇主征收的工资税来实现。因此，维持工资水平并非把财富从雇主转给劳动者，而是间接从纳税人转给劳动者。即使如此，工时灵活性的让步，仍允许雇主在任何一周临时要求雇员调整时间，包括晚间和周末工作。 劳动者，尤其低薪和低技能者，面对工作时间要求的不确定性，再加上加班报酬减少，更多休闲的好处因此受到削弱。总体就业水平基本没有变化。[^n145] 如果采用超越购买力的更广泛福祉观，支持缩短工时的理由就更有力。假如戴利[^n146]是对的，发达经济体的经济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即社会成本大于社会收益，那么产出和消费减少未必是坏事。减少气候变化的有害影响，是降低产出的充分理由。问题在于，能否在减少产出和消费的同时增加福祉，也就是实现所谓“可持续去增长”。[^n147]从工作中释放时间以供休闲，很可能增加福祉，尤其因为这些时间可以投入社会资本、人力资本或文化资本。在个人层面，经验估计显示，控制其他个人特征后，工时与生活满意度或幸福感呈负相关，而且男性的收益更大。[^n148]阿莱西纳等人[^n149]使用德国社会经济追踪调查（GSOEP）的个人生活满意度资料，以及“欧洲晴雨表”中欧洲各国的比较数据；两种分析都发现，在控制收入等其他因素后，工时较短与生活满意度较高相关。他们还使用集体谈判协议作为工具变量，证明在国际比较中，各国工时与生活满意度之间的负相关依然成立，以此处理反向因果的疑虑，即可能是本来更快乐的人或国家选择少工作。这些经验发现说明，欧洲人可能通过减少工作时间获得更高福祉。如果大家的休息日安排协调一致，少工作带来的满足感很可能更强：人们通常喜欢共同度假、一起过周末。 这种“社会乘数”效应——同伴享用的休闲越多，自己的休闲效用也越高[^n150]——可能放大工作周从五天缩为四天的好处。它为政府介入提供了依据，也为统一安排释放的时间提供了依据，例如多设一天休息日：“星期五休息”，或者“圣星期一”。当然，调整后的周工资能在多大程度上保障获得必需品与服务，将显著影响结果。 总之，在维持周工资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工时，很可能增加原先失业者的就业机会，也能在不损失收入获取能力的情况下增加休闲，改善现有劳动者的工作与生活条件。在劳动者各方面都遭受损失的危机时期，这种非货币形式的福祉收益，是缩短工时的又一理由。 #### 对环境的益处 最近重新兴起的工作分享建议，主要来自环保人士，但缩短工时的环境益处并非一目了然。第一，劳动力市场趋紧、工资上升，可能促使更多资本替代工人，提高能源和资源强度。[^n151]第二，如果工作分享把收入和收入获取能力再分配给低收入者，而低收入群体的消费倾向较高，那么消费可能增加。第三，休闲不一定有利于环境。亨利·福特让工人星期六休息，目的是让他们购买更多商品、开他的汽车去旅行，而不是让他们少消费。人们有更多自由时间和休闲，是否就会转向资源强度较低的活动，并不清楚。一般而言，休闲可以伴随密集消费，而市场提供的休闲服务往往资源密集：如果闲暇增加而偏好不变，资源消费就可能随之上升。打个比方，办公室的灯虽熄了，旅馆房间的灯却亮了。[^n152] 不过，上述结果没有一种是必然的。首先，如果缩短工时使工人本身的生产能力提高，工资上升就不必导致资本或能源替代工人。而且，如果能源和资源价格因自然稀缺、人为设定的稀缺（例如二氧化碳排放上限），或绿色税收而上涨，就可能出现相反结果：与资本或能源相比，雇用工人的相对成本优势可能增加。价格波动在这里很重要。一般的市场价格波动有利于资本而非劳动者，因为需求低时，让机器闲置的成本低于解雇工人；需求高时，也不必临时雇用生产能力较低的劳动者。但如果能源与贸易运输成本波动过大，劳动可能更受青睐。哪种效应占上风，一开始未必知道。 第二，一方面，在劳动生产能力不变的前提下，缩短工时会减少产出，以及原先已就业者的一部分消费。这对环境可能有利：生产更少，可消费的东西也更少。另一方面，如果雇用了更多工人，他们又会提高需求与产出，产生相反效应。 第三，穷人往往把收入中较大的比例用于消费，富人则倾向于储蓄和投资更大的比例。减少储蓄与投资，是否比新受雇、原先贫困的劳动者增加消费更有利于环境，并不明显。如果储蓄减少使采掘项目少于原本会出现的数量，那么减少储蓄的净环境效应可能为正。通过工作分享增强穷人获取收入的能力，不一定会导致总体环境资源使用增加。 第四，对原本每周工作五天的人而言，释放的时间是否会以有利于环境的方式改变休闲消费模式，尚不清楚。一种可能是，这些时间转向低强度的自主共生活动，例如散步、阅读、与朋友玩耍。此外，时间匮乏的家庭更倾向于使用节省时间的器具与技术，它们通常环境强度更高，尽管每单位产品的效率可能更高。交通和备餐是两个明显例子：时间被压缩，与资源使用更加密集相关。工作时间减少，意味着通勤需求下降，工作场所的能源、水等消费减少。[^n153] 假如生产和服务设施也会缩短营业时间，那么缩短工时很可能减少公共建筑和办公楼的能源消耗，并减少通勤，而这些都是温室气体排放来源。[^n154]当然，必须把所有这些效应与另一种情形比较：由更多劳动者承担工作，并将其全部工作相关成本与总消费变化计算在内。 经验证据显示了什么？初步证据表明，在控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气候和人口等因素后，工时下降与人均生态足迹和能源消费的下降呈正相关。[^n155]然而，这些研究没有控制反向因果，例如可能是环境恶化让人们工作更多；也没有控制“遗漏变量偏误”，即工资等第三个变量的变化同时影响工时与环境损害。在唯一一项采用更适合减少此类误差的方法、使用29个高收入经合组织国家数据的研究中，较短工时往往伴随较小的生态足迹、碳足迹和二氧化碳排放。[^n156]因此，初步证据说明，控制劳动生产率、劳动参与率和气候等因素后，工时与人均生态足迹和能源消费正相关。 如果工时政策配合把税负从劳动转向消费、能源或污染的政策，那么缩短工时更可能有利于环境。这样会使自主共生活动相对于物质消费更具优势，也会使资源强度较低的项目比资源强度较高的项目更值得投资。[^n157]而且，劳动税下降会降低劳动成本，使就业增加更有可能发生。 #### 结论 缩短工时，能否增加就业和收入获取能力，使经济更健康，同时不增加破坏环境的生产与消费？本文揭示了这个问题有多复杂。只有先对以下事项作出假设，才能预测以工时为重点的政策：劳动者会怎样使用自由时间，例如是否采取环境友好的方式；工时缩短如何影响劳动生产能力和劳动成本；工资、收入和受雇人数怎样变化；不同产业、职业或企业规模之下，缩短工时的实施与执行会有何差异。此外，政策效果高度依赖工会的谈判力量，以及可能同时实行的环境与社会政策，例如终身教育计划或绿色税收。它们会影响劳动者如何使用额外闲暇，也会影响企业与劳动者如何回应新的工时限制。我们的结论是：急于否定缩短工时、或主张延长工时的主流经济学家和新自由主义政客是错的；但环保阵营中那些不考虑可能使政策失效、甚至与自身目标背道而驰的因素，便呼吁缩短工时的人，也可能错了。 然而，超出这些复杂因素，仍有一项有力理由：在技术不断进步、资本生产能力不断提高的经济中，劳动者应当越工作越少。不过，为确保劳动者与穷人有经济能力获得足够的必需品与服务，要么工资必须提高，要么必须让他们有机会拥有资本。[^n158]2008年金融泡沫破裂之前，这种情况越来越少，因为盈余重新投入了新商品与更多消费，而没有转化为更多休闲和更高工资。 如果经济产出本身不再是一国的目标，那么缩短工时的主要忧虑——可能降低产出——就未必是坏事，因为劳动者可以保持同样的收入获取能力，同时拥有更多自由时间。换言之，生产率收益可以转向自由时间，而不是进一步进行有害环境的积累。问题是：现有劳动者会怎样使用释放的时间，新雇用的劳动者又会消费什么？如果消费的是物质与能源密集的商品和服务，环境收益可能有限。如果更多消费转向自主共生活动，净效应就可能为正。生态税，或对自主共生基础设施的投资，例如游乐场、公共广场、教育和文化活动，可以进一步引导消费转向低强度、环境友好的活动。 仅仅规定缩短工时，并不足够。首先，必须通过政府政策确保，工时缩短不是以劳动者或穷人的利益为代价：缩短工时不应伴随减薪。其次，工资不变而自由时间增加，可能带来更多物质消费，因此需要其他政策，使激励转向自主共生、环境友好的消费。最后，我们生活的世界远非最优或理想世界，任何缩短工时的政策，都可能带来意料之外、不希望发生的后果。例如，如果政策没有同样适用于服务业劳动者，体力劳动者和公共部门雇员就可能蒙受损失，重演法国的情况。又如，若政策导致资本和能源替代劳动者，或者工厂与服务迁往劳动更便宜、工时更长、环境顾虑更少的地方，就业、工资和环境状况都可能恶化。 因此，我们建议先把缩短工时作为缓解失业的临时措施；随着其他结构性变革推进——税制改革、扩大劳动者与穷人获得资本的机会，以及对自主共生基础设施的投资——通过试错逐步改善。采取临时性、试错式办法是合理的，因为在未来能源昂贵的世界，资本生产能力可能下降而非上升，我们或许又不得不增加工作，而不是减少。 [^n122]: Schor, J., & White, K. E. (2010). *Plenitude: 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 New York: Penguin Press。 [^n123]: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124]: Lee, S., McCann, D., & Messenger, J. C. (2007). “Working time around the world.” Geneva: ILO。 [^n125]: Skidelsky, E., & Skidelsky, R. (2012). *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 Penguin UK。 [^n126]: Coote, A., Franklin, J., & Simms, A. (2010).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另见Schor, J., & White, K. E. (2010). *Plenitude: 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 New York: Penguin Press。 [^n127]: Fitzgerald, T. J. (1996). “Reducing working hours.” *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32(4), 13。Hunt, J. (1999). “Has work-sharing worked in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117-148。 [^n128]: Coote, A., Franklin, J., & Simms, A. (2010).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129]: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130]: Traynor, I. (2012). “Eurozone demands 6-day week for Greece.” *The Guardian*。原文链接：[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2/sep/04/eurozone-six-day-week-greece](https://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2/sep/04/eurozone-six-day-week-greece)。 [^n131]: Taylor, J. E. (2011). “Work-sharing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Did the ‘President’s Reemployment Agreement’ Promote Reemployment?” *Economica*, 78(309), 133-158。 [^n132]: Fitzgerald, T. J. (1996). “Reducing working hours.” *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32(4), 13。 [^n133]: 同上。〔译注：官方EPUB展开为：Fitzgerald, T. J. (1996). “Reducing working hours.” *Economic Review-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32(4), 13。〕 [^n134]: Walker, T. (2007). “Why economists dislike a lump of labor.” *Review of Social Economy*, 65(3), 279-291。 [^n135]: Hunt, J. (1999). “Has work-sharing worked in Germany?” *The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4(1), 117-148。 [^n136]: Taylor, J. E. (2011). “Work-sharing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Did the ‘President’s Reemployment Agreement’ Promote Reemployment?” *Economica*, 78(309), 133-158。 [^n137]: Krugman, P. (2012). *End this depression now!* Norton & Company。Lee, S., McCann, D., & Messenger, J. C. (2007). “Working time around the world.” Geneva: ILO。 [^n138]: Ashford, R., Hall, R. P., & Ashford, N. A. (2012b). “Broadening capital acquisition with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s a means of sustainable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October-November 2012): 70-74。 [^n139]: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 [^n140]: 同上。 [^n141]: Rezai, A., Taylor, L., & Mechler, R. (2013). “Ecological macroeconomics: An application to climate change.” *Ecological Economics*, 85, 69-76。 [^n142]: Coote, A., Franklin, J., & Simms, A. (2010).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n143]: Ashford, N. A., Hall, R. P., & Ashford, R. H. (2012a). “The crisis in employment and consumer demand: Reconciliation with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Environmental Innovation and Societal Transitions*, 2, 1-22。 [^n144]: Hayden, A. (2006). “France’s 35-Hour Week: Attack on Business? Win-Win Reform? Or Betrayal of Disadvantaged Workers?” *Politics & Society*, 34(4), 503-542。 [^n145]: Estevao, M., & Sa, F. (2008). “The 35-hour workweek in France: Straightjacket or welfare improvement?” *Economic Policy*, 23(55), 418-463。 [^n146]: Daly,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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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 [^n153]: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Knight, K., Rosa, E. A., & Schor, J. B. (2013). 12. “Reducing growth to achieve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role of work hours.” *Capitalism on Trial: Explorations in the Tradition of Thomas E. Weisskopf*, 187。 [^n154]: 不过，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社会乘数效应”，以及劳动者能否协调共同休息日。如果工作分享并不改变办公室或商店实际开放的小时数和天数，那么缩短工时可能使每个营业小时需要更多雇员，从而增加通勤。 [^n155]: Hayden, A., & Shandra, J. M. (2009). “Hours of work and the ecological footprint of nations: an exploratory analysis.” *Local Environment*, 14(6), 575-600。Rosnick, D., & Weisbrot, M. (2007). “Are shorter work hours good for the environment? A comparison of US and European energy consumptio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Health Services*, 37(3), 405-417。 [^n156]: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 [^n157]: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 [^n158]: Ashford, R., Hall, R. P., & Ashford, N. A. (2012b). “Broadening capital acquisition with the earnings of capital as a means of sustainable growth and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 *Th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October-November 2012): 70-74。 ### 17. 巴塞罗那的新公地 > **作者说明：**这篇短文原本是为加泰罗尼亚最大报纸《先锋报》的科学家评论专栏写的，由内乌斯·卡萨胡阿纳译成西班牙语。专栏希望加泰罗尼亚各大学的科学家简短分享自己的研究见解。文章限400词，所以本文很短。我在文中提出，意外赢得市政选举的激进左翼运动型政党“巴塞罗那共同体”（Barcelona en Comú），体现了公地理论。《先锋报》没有接受这篇文章，于是我投给《赫芬顿邮报》，在那里发表后被分享了五千多次。有人告诉我，报纸希望这个版面刊登更“科学”的内容，而我的文章属于政治。 巴塞罗那已经成为欧洲的技术创新之都。“巴塞罗那共同体”也有望让它成为社会创新之都。公地理论是21世纪最新颖的思想。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埃莉诺·奥斯特罗姆证明，公地并不必然走向悲剧，也不一定要私有化或交由国家管理。她研究的社区，更多时候能够找到办法，汇聚力量，设计自己的制度，并可持续地治理共享资源。 “巴塞罗那共同体”的核心，就是把城市重新取回，作为一项公地。它的纲领打算将供水和能源服务恢复为公地，建立社区货币，并确保所有人都能获得公民收入。它提倡自行车与汽车共享，收回对角线大道等公共空间，把它们与蓬勃发展的城市菜园网络一起转变为绿色公地。它希望让经济重新扎根本地，发展合作经济；把共同照护置于中心，增加公共托育中心。它将文化视为公地，希望把巴塞罗那建成开放软件之城；还希望让公众参与市政预算与审计，就像此前让公众参与制定竞选纲领一样。 如果这些目标实现，巴塞罗那很可能成为欧洲第一个真正的共享经济体。经济学家在19世纪关心的“如何生产更多货币财富”，已经过时。21世纪的经济学将讨论如何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实现繁荣。发达经济体面临长期停滞的未来。增长不仅越来越难，而且在生态上不可持续，正在破坏气候和生态系统。繁荣要求找到新的办法，公平分享我们已经生产出的丰裕财富。 我们需要的不是损害环境、耗尽公共预算的法老式庞大基础设施，而是小规模、负担得起、能让所有人都宜居的城市改造。在去增长研究中，我们考察各种创新建议的影响，从生态金融、基本收入、缩短工作周和替代货币，到交换网络与食物网络。 能够生活在一座即将把这些新思想付诸实践的城市，令人振奋。 ### 18. “共享”经济不是公地 > **作者说明：**本文的灵感来自我与伴侣阿玛莉亚的讨论。当时，她正在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攻读媒体与传播学博士，研究所谓“共享经济”中的信任如何形成。她关心的问题之一，是AirBnb这样的公司如何把“社区”和“共享”话语用作商业策略；更具体地说，是这种共同体意识在营造信任环境中发挥什么作用，因为没有这样的环境，这些平台根本无法运作。我写完批评AirBnb及其“共享”社区话语的文章后，几位在AirBnb转租公寓的朋友来找我讨论，试图解释自己为什么这么做，为自己辩护。其实，他们完全不必解释。我自己也一样。在希腊，我和家人把度假屋和雅典的主要住宅都放在AirBnb上出租。家人的养老金大幅缩水，如果没有AirBnb的收入，我们就付不起日益增加的房产税，也无力维护房屋。本文并不是要从道德上责怪在AirBnb出租房子的人。我想做的是认清AirBnb究竟是什么：它不是共享经济，而是一家庞大、利润极高的公司。我想，这一点现在已相当明显，但当时未必如此。我记得，一位2010年在巴塞罗那去增长大会上认识的朋友给我发邮件，赞叹AirBnb是多么了不起的共享实验，鼓励我“加入”。问题不在于我们这些通过AirBnb出租房屋的人，而在于迫使我们这样做的制度。 前一年，全球有超过30万套住宅和房间通过AirBnb网站出租，接待约400万人。当我决定帮父母出租我们在锡罗斯岛的度假屋时，惊讶地发现附近每两栋房子就有一栋已经挂上AirBnb。说2013年夏天有半个希腊都在AirBnb网页上“待租”，也不算太夸张。 AirBnb与其他网站一道，被归入所谓“共享经济”：例如Uber，让司机在城内短途出行时与乘客共乘；又如源自希腊的Cookisto，让业余厨师提供送上门的家常饭菜。蕾切尔·博茨曼的书名很能说明问题：在这种新经济里，“我的就是你的”。[^n159]我提供自己的房子，你也提供你的；你为我做饭，或者我给别人做饭。使用取代了拥有。 据说，在这种“共享经济”中，我们不再购买新的消费品，而是在自己用不着时，合作分享已经拥有的东西：从房间、住宅、汽车、自行车，到家电、电钻，甚至狗——BorrowMyDoggy网站就提供这种服务。当然，借入、借出和顺手帮忙并非新鲜事。新的是它们如今能够达到的规模。新的在线社交平台，让交换不仅发生在朋友和邻里之间，也发生在来自世界各地、素不相识的人之间。 与资本主义中的一切新事物一样，创造也带来破坏。这种新经济正在扰乱既有行业。2014年6月，伦敦因一万名出租车司机罢工而陷入瘫痪。[^n160]他们开车到市中心示威，抗议Uber的低价可能让自己失去生计。理论上，Uber司机应该是普通人，在自己出行时顺路载客，赚些外快。实际上，大多数司机原本就是出租车司机，利用法律空白开车载客，不必支付保险或牌照费用。 出于类似原因，纽约和旧金山的酒店业者指责AirBnb进行不公平竞争。[^n161]平台上的房东不用缴纳市政税，无须满足成本高昂的安全规定，还可以在任何地方经营，不受规划部门划定的旅游活动区域限制。 人们很难同情出租车司机和酒店业者，也很难因为“共享经济”压低了这些往往定价过高的服务价格而感到惋惜。但这里涉及一个更深层的问题：法律法规的存在自有理由。市政税为公共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而游客也会使用这些设施。规划部门限制一座城市内出租房间或出租车的数量，是因为如果没有限制，居民的生活可能变得难以忍受。 我在巴塞罗那有许多朋友，亲眼看着自己的公寓楼彻底改变：忽然间，自己成了周围AirBnb出租房中的唯一常住户，周末游客的聚会吵得人无法入睡。巴塞罗那市中心的租金飞涨，因为房东发现，通过AirBnb出租比长期出租公寓更赚钱。新的“创业者”先租下公寓，再转租到AirBnb上，推高了房价。 限制新酒店的分区规定，曾是巴塞罗那社区运动的重要斗争阵地。但随着不受监管的AirBnb房源铺天盖地地出现在几乎每一个角落，改变城市的形态与人口构成，这些斗争成果如今都失去了意义。 监管部门正在慢慢跟上。巴塞罗那市政府因AirBnb为没有出租许可的公寓刊登广告，对其处以象征性的三万欧元罚款。今年8月，巴塞罗内塔社区出现自发的居民抗议，反对不受监管的出租活动；此后，市政府开始逐户检查，查封没有许可的出租公寓。[^n162]纽约当局已开始驱逐转租并非自己所有的公寓的人；旧金山当局则对违法短租提起诉讼。 AirBnb以及Uber等受到监管者关注的公司回应说，过度立法可能把创新扼杀在摇篮里。如果出租一个房间或顺路载客，也必须像酒店或出租车那样取得牌照，这些共享活动在经济上就无法成立。 AirBnb正在纽约开展大规模广告宣传，[^n163]提醒纽约人它带来的好处，尤其是收入。AirBnb、Uber等公司动员自己所谓的“社区”，组织用户参与反向抗议。这套“社区”与“共享”话语，不仅把监管争议包装成追求另一种经济的浪漫斗争，借此动员人们；它还被用来论证，这些企业不同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因此理应得到监管者的区别对待。果真如此吗？ “共享经济”的倡导者认为，这些企业带来多方面的社会效益。首先是环境效益：人们可以租用已有的汽车或搅拌机，而不必购买新生产的产品。他们认为，共享越多，对环境有害的新生产就越少。AirBnb住宅的能耗低于酒店。 其次，这种新经济增进了人与人的交往。人们可以住进别人家里，而不是企业经营的酒店，认识房东的家人，了解当地习俗。我们不再是彼此疏离的消费者，而成为“同侪”，或“产消者”：既生产又消费，并在这一过程中彼此建立联系。 最后还有经济效益。倡导者认为，原本在经济上闲置的生产力，例如不用的住宅或汽车，被投入流通，提高了经济效率。住宿、交通等服务的成本降低了，饱受经济冲击的中低收入阶层也获得了新的收入来源。AirBnb表示，在网站起家的旧金山——也是运营历史较长的城市——房东平均每年可赚约9,300美元。[^n164]AirBnb如今在遭受危机打击的南欧蓬勃发展，绝非偶然。 但另一方面，若考虑其他因素，要求监管特殊待遇的理由就显得薄弱。第一，AirBnb本身就是一家和其他公司一样的资本主义企业，估值为100亿美元。它目前每年数千万美元的利润，预计今后几年将达到每年十亿美元。这家公司在本文写作时只有600名员工，成本相对较低，主要用于软件开发和运营，却有可能覆盖极其庞大的市场。 它有可能控制全球短租市场，每笔交易都抽取10%至15%的佣金。在线社交网络不仅让远方的人彼此相连，也把原先分散、局部的市场变成全球市场。由此产生的利润是任何地产中介都不敢想象的天文数字，却集中在少数企业家与风险投资家的口袋里。这种现象在历史上恐怕鲜有先例。因此，有人把AirBnb之类的公司称为“中间商黑手党”，虽有夸张，却也颇能说明问题。 第二，AirBnb上发生的大多数交易，都是涉及金钱的纯粹租赁。把它们称为“共享”，进而主张不应监管或征税，不过是委婉的包装。它们就是普通的经济交易。在AirBnb租房，究竟哪里是共享？为什么通过AirBnb租房叫“点对点”，通过普通租赁市场租房就不是？ 在AirBnb的租赁经济中，各式小型中间商不断涌现：有人先租房，再通过AirBnb转租；也有公司抽取一定比例的收入，替你包办出租所需的一切，从布置家具到管理房源信息。在自己家里接待一个人，期待有一天也去对方家里做客，是一回事；收钱出租或付钱租住，是另一回事。 第三，也是最糟糕的一点，是AirBnb、Uber等网站披着“共享”的话语外衣，创造出一种由缺乏保险保障的劳动者组成的新非正规经济。他们的全部生活都可供出租：从汽车、住房，到在TaskRabbit之类的网站上收费做杂务的双手。出租车司机、清洁工等整个职业群体，正在进入不受监管、不纳税、没有保险的新黑市。与被大力宣传的交往和共同体一同到来的，或者说取而代之的，是那些原本还在经济之外的最后一点社会生活，也被商品化了。 如今，只要价格合适，一切皆可出租，从空房间到闲置的煎锅。再没有什么可以免费提供。在家里招待朋友有了“机会成本”，待客之道的价值因而受到侵蚀。 AirBnb的租赁经济，与城市菜园、时间银行或沙发客所代表的真正共享经济并不相同。后者的使用者切实分享自己的劳动、资源与资产，没有金钱居中，关键是也不谋利。租赁经济是共享经济在资本主义中必然出现的商品化版本。危机为新的互助与共享形式创造机会时，AirBnb等企业看到了把这些机会变现获利的可能。 至于环境，我不确定“不让任何东西闲置”是否真有那么好。“共享经济”动员一切，把一切投入流通，不惜代价维系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Uber汽车为了找乘客而不断四处兜转，这不是我心目中的可持续未来。 总之，AirBnb是租赁中介。它与其他资本主义企业一样，而且确实非常创新、非常成功。我们应当把它作为这样的企业来对待、监管、划定经营区域并征税；从中获利的人也应受到同样对待。对于不以此为业，或不从中赚钱的人，可以给予豁免。由于网站会记录一切，根据所提供服务的频率、时长和金额，很容易作出判断。 出租不等于共享：它应受监管，也应纳税。 [^n159]: Botsman, R., & Rogers, R. (2010). *What’s mine is yours: The Rise of Collaborative Consumption*. New York, USA: Harper Business。 [^n160]: Sparkes, M. (2014). “London cab drivers promise ‘chaos’ in strike over Uber app.” *The Telegraph*。原书链接：[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10888838/London-cab-drivers-promise-chaos-in-strike-over-Uber-app.html](http://www.telegraph.co.uk/technology/news/10888838/London-cab-drivers-promise-chaos-in-strike-over-Uber-app.html)。 [^n161]: McGarvey, R. (2014, 2 July). “Airbnb smackdown: Hoteliers go to war and you are the winner.” *Main Street*。原书链接：[https://www.mainstreet.com/article/airbnb-smackdown-hoteliers-go-war-and-you-are-winner](https://www.mainstreet.com/article/airbnb-smackdown-hoteliers-go-war-and-you-are-winner)。 [^n162]: Pellicer, L. (2014, 16 July). “Barcelona’s crackdown on Airbnb renters.” *El País*。原书链接：[http://elpais.com/elpais/2014/07/16/inenglish/1405501012_966041.html](http://elpais.com/elpais/2014/07/16/inenglish/1405501012_966041.html)。 [^n163]: Gokey, M. (2014). “AirBnB’s new ad campaign aims to convince New Yorkers it’s good for their city.” *Digital Trends*。原书链接：[http://www.digitaltrends.com/mobile/airbnbs-new-ad-campaign-new-york-city/](http://www.digitaltrends.com/mobile/airbnbs-new-ad-campaign-new-york-city/)。 [^n164]: Geron, T. (2012). “Airbnb Had $56 Million Impact On San Francisco: Study.” *Forbes*。原书链接：[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2/11/09/study-airbnb-had-56-million-impact-on-san-francisco/](http://www.forbes.com/sites/tomiogeron/2012/11/09/study-airbnb-had-56-million-impact-on-san-francisco/)。 ### 19. 一位支持去增长的教宗 > **作者说明：**这是我第二次尝试为《先锋报》写科学评论，这次成功了。我猜，赞美教宗是一回事，赞美阿达·科劳又是另一回事。 教宗方济各在最近发表的环境通谕中写道：“人们已经很容易接受无限或无止境增长的观念，而它对经济学家、金融家和技术专家具有极大吸引力。这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即地球的物产可以无限供给，结果使整个星球被榨干，突破一切限度。”他由此认为：“现在是时候接受世界某些地区减少增长，以便为其他地方提供资源，使其实现健康增长了。”[^n165] 这一次，科学站在教宗一边。生态经济学家已经证明，没有廉价石油的大丰收，20世纪的增长奇迹就不可能发生。然而，增长也有代价。关于幸福与真实进步的研究，印证了教宗的判断：“过去两个世纪的增长，并不总是带来全面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改善。”[^n166]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大多数发达国家的GDP持续增长，但幸福、福祉与工资一起陷入停滞。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认为，增长已经变得不经济了。 科学家警告我们，气候变化将造成灾难；毫无疑问，其原因是不断增长的经济以越来越快的速度排放碳。我们尽可以幻想碳市场、地球工程，或者撒哈拉沙漠里的太阳能板，但截至目前，可能真正减少碳排放的唯一因素，只有去增长。 人们常对我说，去增长在政治上不可能实现。正如教宗所言：“一种只关心眼前成果、得到人口中消费主义群体支持的政治，会被驱使着创造短期增长。”然而，问题不止于此。对于那些被设计成“不增长就死亡”的经济体，缺乏增长可能造成灾难，但不必非如此不可。“没有增长的繁荣”有其他途径：分享工作，设立基本收入与最高收入，重新配置公共资源和投资，对碳征税而不对劳动征税，限制碳排放总量，或限制私人银行创造货币。 许多没有宗教信仰的人，也会同意教宗的话：“回归这种简朴，能让我们停下来，欣赏细微的事物”；“如果自由而自觉地践行，这种节制便具有解放作用。”[^n167]要创造条件，让越来越多的人过上简朴而充实的生活，就需要能够带来根本转变的政治变革，也需要终结对越来越多增长的自毁式追逐。 [^n165]: Francis, P. (2015).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原书链接：[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n166]: 同上。〔译注：官方EPUB将此条展开为同一篇2015年通谕的完整书目及相同网址。〕 [^n167]: Francis, P. (2015).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原书链接：[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 20. 没有增长的社会：《一无所有》中的星球 > **作者说明：**2012年，“人类与自然中心”邀请包括我在内的一组生态经济学家，各写一篇短文回答：“我们如何才能在没有经济增长的情况下，创造一个成功的经济体？”几年前，我在伯克利的朋友兼同事李·沃登把我带进厄休拉·勒古恩的世界。我一直惊讶于她的小说《一无所有》中无政府主义星球阿纳瑞斯，与去增长文献预先勾勒的未来愿景之间的相似之处。写完这篇文章后，我决定更认真地研究勒古恩，并发现已有大量文献讨论她的作品，尤其是《一无所有》，其中包括专门论述该书环境、稀缺和增长观念的著作。安德烈·高兹本人也指出，阿纳瑞斯是对生态无政府共产主义社会最生动的描绘之一，把它的诱惑与陷阱一并呈现出来。我对这部小说，以及它所预示的激进地理图景的思考，后来与于格·马尔什合写成文章，发表在美国地理学家协会的学术期刊上。[^n168]那是我最引以为傲的文章之一。这篇博客文章是完整论文较早、较简单的版本。 受科学训练的规训，我的想象力很贫乏。把去增长运动中涌现的各种主张列出来，再假装它们构成了一幅连贯的愿景，既不诚实，也很无聊。因此，让我描述一位想象力更丰富的人所构想的愿景。 欢迎来到阿纳瑞斯：厄休拉·K. 勒古恩获奖的同名社会科幻小说中，“一无所有者”的星球。[^n169]在与地球相似的乌拉斯星球爆发革命之后，革命者组织了一次大规模出走，前往邻近的阿纳瑞斯定居。然而，那是一个贫瘠干旱的地方： > 人类谨慎地冒着风险，让自己适应这里狭窄的生态空间。如果捕鱼但不太贪婪，如果耕作并主要用有机废物施肥，他们就能融入其中。但他们无法再容纳别的生物。这里没有供食草动物吃的草，也没有供食肉动物吃的食草动物；没有昆虫为开花植物授粉，带来的果树全靠人工授粉。[^n170] 阿纳瑞斯用风力生产能源。水和热都很稀缺，人们极其审慎地节约使用。没有什么被浪费，一切都循环利用。 定居者带来的价值观，帮助他们在这个有限的生物圈中生存。分享与赠予所构成的互助，是组织社会的原则。阿纳瑞斯没有私有财产。人们可以“有”东西，却不“占有”东西。“自私自利”是严重的骂人话，靠交易“牟利”被视为最恶劣的反社会行为。 阿纳瑞斯由一个个小型城市中心及外围聚落拼接而成。每个聚落遵循“有机经济”的原则，尽可能依靠本生物区域的资源维生，也就是周边的水、风和土壤。不够时，资源便按照需要在各地之间流动。阿纳瑞斯没有边界，也没有地方身份认同；个人可以、而且经常在聚落间迁移。因此，没有必要抢占和控制资源，也不必虚报自己的需要。 城镇中稀缺的设施由大家共享。这里没有私人住宅，只有宿舍，每间公共居室住四五个人；也有供希望保有私密空间的情侣或家庭使用的单间。每座宿舍都组织大型公共食堂，或者由工人合作社经营，食堂劳动者也有专业协会。这里有许多开放的公共空间和游乐场，当然，地面是干沙。有限的水在公共浴室中共享，人们每天在那里见面交往。出行依靠电气火车和小型巴士，也有很多自行车，以及少量全体居民共享的汽车。旅行需要好几天，邮递通信也是如此。制造作坊设在城镇里，门就朝向城市的主要广场。 生产通过自愿组成的合作社和协会来组织。每个人都有自由加入生产组织，或自办生产事业。由于没有利润可赚，也没有可资本化的财产，人们没有动力把规模扩大到超出日常满足与充实所需的程度。每十天，每个阿纳瑞斯人必须拿出一天做公共劳动。人们每十天工作六到八天，每天四到七小时。 工作是自愿的，但几乎人人都工作，因为其他可做的事不多，而不工作的人又深受鄙视。一台中央计算机把劳动者对岗位的偏好，与不同合作社的需求进行匹配。人们发展自己的专门技能，同时也定期承担清洁、建设和维护公共设施等共同任务。每四年，每个阿纳瑞斯人都要用六个月时间，为沙漠植树，或完成其他大型公共工程。这里没有工资。食物、住房、取暖和交通等基本需要由集体提供，其余需要则由人们发挥创造力来满足。资源分配由中央委员会协调，各聚落设有分支机构。委员会直接向公共食堂供应食物，组织公共工程建设。委员以抽签方式产生，任期较长的成员则由民主选举产生；没有人长期掌权。 艺术、纯科学和人文学科在阿纳瑞斯蓬勃发展。由于没有利润可赚，也没有知识产权，这里没有应用科学，生产技术也没有进步的理由。阿纳瑞斯人从乌拉斯带来了技术、设备和先进知识。他们保存并更新这些资源，却没有扩展它们。 阿纳瑞斯没有军队，也没有警察。那么，是什么让社会维系在一起？没有人威胁要入侵阿纳瑞斯，因为无利可图，也没有人愿意住在那里。没有财产，也就没有盗窃。偶发的个人暴力由共同体加以约束。千万别误会：对于反社会行为，间接的惩罚和制裁多得很；强烈的共同体伦理和一整套规范，让每个人守规矩。搭便车、“自私自利”，或想占有东西的人，会被共同体排斥。他们可以自由离开城镇；但如果想独占，就得独自生活。阿纳瑞斯人称这些人为“私有者”，集体不会为他们提供保障。 按照乌拉斯的标准，这里的生活艰苦、肮脏而节俭。但阿纳瑞斯人彼此拥有，由共同的过去与命运联结起来。丰年时，节庆很多，人们消耗并享用剩余，因为阿纳瑞斯不为投资积累财富。可一旦干旱到来，年景不好，就实行配给，人们也可能被派去做自己讨厌的工作。阿纳瑞斯人很少挨饿，但挨饿时，所有人一起挨饿。 阿纳瑞斯并非伊甸园。这里一切透明，除非离开，否则无法躲开他人的目光。这里不适合隐居者、孤独者或个人主义者。对被排斥的人而言，阿纳瑞斯就是地狱。对那些想与众不同、推进知识边界或发挥个人创造力的人而言，它也可能令人窒息。权力已经横向分散，但仍不可避免地有人获得了进入核心分配机构的特权。每遇一次干旱，官僚机构便进一步扩张，蚕食自愿结社的空间。这里没有警察或肉体暴力，却有残酷而无形的思想警察、共同的理性和一张规范之网，使每个人即使自以为自由，也依然恪守本分。不过，一切也仍然可以重新争取。不断有集体组织涌现，公开批评集权、中央委员会和新生精英，建立自己的替代结构；它们的口号是“不断革命”。 阿纳瑞斯是乌托邦，还是反乌托邦？它是去增长愿景吗？它是吸引我的未来，还是我预测地球正在走向的后末日景象？ 勒古恩的成就在于，她既没有给出乌托邦，也没有给出反乌托邦。她如实描写了一个以另一种方式组织起来的人类社会，包括它的好与坏，或用安德烈·高兹的话说，包括它的陷阱与诱惑。[^n171]科幻不是预测我们将走向哪里，也不是规定我们应该去哪里；它为想象打开可能性。勒古恩邀请我们思考：如果没有财产、金钱和政府，又必须在生态限度内生活，我们的人生会是什么模样？关键并不是主张我们应该没有金钱和财产，也不是预测我们正走向生态灾难，而只是迫使我们思考原本不可想象之事。当我们已在脑海中“看见”它，就能重新考虑现在可以改变什么，不再为想象设限。[^n172] 勒古恩编织起来的许多观念，都出现在去增长讨论之中：工作分享、缩短工时、共居、交通和消费共享、横向与直接的决策方式、生态限度与生物区域主义、开放边界、生产和消费合作社、保存技术而非推进技术、节俭，以及在节庆中消耗剩余。[^n173] 其中一些已经付诸实践。我写作时身处巴塞罗那，这里有出色的市政共享单车系统，也有蓬勃发展的有机食品生产者与消费者合作社。在“五月十五日”运动——或称“占领”运动——中走上巴塞罗那广场的人们，要求直接民主，并实践横向的决策方式。我相信，一个繁荣而不增长的经济体，其未来必然要经过这样的倡议与改革，即使最终结果不可能、也没有必要与阿纳瑞斯完全一样。 阿纳瑞斯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未来吗？对欧洲和美洲各类生态公社、共居计划中践行去增长的人而言，阿纳瑞斯的生活一定有某些惊人的熟悉之处。[^n174]尽管在他人眼里可能十分艰苦，他们却喜欢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如阿纳瑞斯人一样。归根结底，阿纳瑞斯之美取决于观看者。读完这部350页的小说后，我站在主人公一边：他最终宁愿在阿纳瑞斯生活、为改变而斗争，也不愿留在乌拉斯。你应当亲自阅读、思考，并作出自己的判断。 [^n168]: Kallis, G., and March, H. “Imaginaries of hope: The utopianism of degrowt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 no. 2 (2015): 360-368。 [^n169]: 厄休拉·K. 勒古恩是最多产、最成功的科幻作家之一。她对其他社会世界的想象并非偶然：她是现代人类学奠基人之一阿尔弗雷德·克罗伯的女儿。Le Guin, U. (1974). *The Dispossessed*. New York: Harper & Row。 [^n170]: Le Guin, U. (1974). *The Dispossessed*. New York: Harper & Row，第186页。 [^n171]: 关于勒古恩的方法、其背后的政治观念及其贡献，更学术性的讨论参见：Davis, L. and P. Stillman, Eds. (2005). *The new utopian politics of Ursula K. Le Guin’s The dispossessed*. Lexington Books。 [^n172]: 关于乌托邦思考，以及它在政治和当代社会生态替代方案讨论中的作用，一部出色的学术论著是：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n173]: 读完《一无所有》后，我在生态哲学家安德烈·高兹的一本书中看到一条脚注。高兹被视为去增长运动的思想参照人物之一；他也认为，勒古恩笔下的阿纳瑞斯，是他所见过对节俭、不增长、无等级社会最生动、最充分的描绘。有意思的是，高兹在那篇文章中否定了阿纳瑞斯式的可能性，即把当代复杂社会大幅简化。他主张在现有组织方式内推行激进的生态社会民主改革，把资本主义关系限制在工业生产的有限领域内。 [^n174]: Cattaneo, C., & Gavaldà, M. (2010). “The experience of rurban squats in Collserola, Barcelona: what kind of degrowt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81-589。Lietaert, M. (2010). “Cohousing’s relevance to degrowth theories.”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76-580。  > “假如埃及最初拥有一立方米的物品，并让这些物品每年增长4.5%，那么在其三千年文明结束时，它将需要25亿个太阳系来存放这些东西。” 图：Shawn Clover／Flickr。 ## 第六部分　对话 ### 21. 去增长之辩 > **作者说明：** 以下评论来自一些知名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他们参加了“大转型倡议”（Great Transition Initiative，GTI；[www.greattransition.org](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围绕我讨论去增长的文章（本书第2章）组织的讨论。GTI平台的使命是发起并承载批判性讨论。我的文章共收到十四篇不同的回应。这里收录其中一部分回应的缩写版，随后是我的反驳。 #### 对《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的十四篇回应 〔译注：原标题称“十四篇回应”；本版实际收录以下十一位回应者的节录，作者说明亦称只选录其中一部分。〕 #### 尼古拉斯·阿什福德（Nicholas Ashford） 我必须承认，在第二届去增长大会上，我曾向吉奥尔戈斯·卡利斯表达过一种担忧：人们尚未认识“去增长”的积极之处，就可能先对这个词产生负面反应。我也不同意“可持续发展”是自相矛盾的说法；自相矛盾的是“可持续增长”。这里遵循的是赫尔曼·戴利对增长与发展所作的重要区分。就我而言，如果这场运动被称为“直面增长”，它在实现变革的过程中也许可以少背一些包袱。我还不愿放弃“可持续发展”这一具有统合作用、涵盖一切的构想。 写完《技术、全球化与可持续发展：工业国家的转型》（*Technology, Globalization,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ransforming the Industrial State*）之后，我逐渐觉得，“工业国家的转型”更适合做正标题，而不只是副标题；它也更能描述去增长运动。去增长运动的一些批评者抱怨，它对于哪些事物必须改变讲了很多，却很少提供如何改变的蓝图。 我们都知道，有些产品和服务不仅受到补贴，其价格也没有计入它们给经济和个人带来的全部环境、社会及经济成本。这些就是扭曲与负外部性的例子，结果是生产或供应过多。因此，要么为公共利益投资成为社会自愿奉行的文化规范，要么政府就必须制定法律、规章和计划，纠正这样一种状况：有人由于无力支付，而得不到必需的商品、服务、教育和就业机会。范登贝赫提出，我们应该关注自己希望发生哪些改变，而不是聚焦于增长本身，这话有道理。 就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而言，从实际出发，我不确信我们究竟能否实现一种“可行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或“退出经济”。不过，一种有边界、更有人情味，并重视重新分配经济和政治权力的资本主义，是能够实现的。起点应是加深我们对工业国家各种可能选择的理解。我不会加入那些断言我们正走向毁灭的末日预言者；但我们确实一直在沿着经济和政治断层分裂、割裂社会，并使中产阶级空心化——这绝不是好景象。北方式增长在全球南方的扩张，以及人口增长，很可能让北方任何来得及采取的行动都显得微不足道。因此，我们必须设计一种不同的模式，让南方能够仿效，并提供资金和技术援助，推动其在全球采用。直面增长、使工业国家转型，可以把我们团结到这项努力之中。 #### 莫里·科恩（Maurie Cohen） 我一直觉得一个事实很值得注意，卡利斯的文章再次提醒了我：我们这些主要用英语工作的人，在设想不同的未来时面临一大障碍。去增长讨论清楚展示了这一点：讨论的出发点，就是对法语词 *décroissance* 的一种不甚优雅的译法。随着 *dépense*（法语意为“财务支出”，但在日常用法中常指“非生产性支出”）、*ubuntu*（恩古尼班图语中的词，意为“人的善意”）和 *buen vivir*（一个西班牙语表达，比近似的英语说法“美好人生”或“美好生活”更能唤起联想）等术语的引入，情况更加复杂。语言学家称这类词为借词。它们已成为英语论述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这种论述还需要通过造出“负财富”（illth，由生态经济学家赫尔曼·戴利提出）和“公地实践”（commoning，由历史学家彼得·莱恩鲍提出）等措辞来进一步激活。 从这些词源上的曲折中，我们能看出什么？语言映照着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组织制度。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及政治越来越深地渗入我们的集体意识，我们——尤其英语世界中的人——已经失去了顺畅谈论无增长世界的能力。如果我们连词汇都难以找到，又怎么表达自己，让别人听懂呢？在我看来，这种状况显现出我们何等贫乏。 即使那些现成可用、描述充足状态的词——俭朴、审慎、节约、节俭——在通俗用法中也已变得如此惹人反感，以至谨慎的学者干脆把它们放在一边。 此外，我承认，去增长这个概念正如卡利斯所说，“并不等同于衰退或萧条”；但这一概念的倡导者可以更有力地处理当前正在收缩的经济体所面临的实际挑战。这样的介入，会让去增长思想家与主流宏观经济学展开更密切的交锋。任何每天读新闻的人都知道，有用的案例并不稀缺。日本经济的退潮已经延续了一代人以上。欧洲相当大一部分地区再次陷入“负增长”——这本身就是一个相当奇怪的说法——俄罗斯、阿根廷等国也是可供考察的确切例子。我完全理解，纯粹意义上的去增长意味着有目的、有计划的收缩过程；但鉴于目前对增长主义的执着，我们不大可能遇到这种情形。这项建议意味着，去增长研究共同体的成员需要更务实。 最后，尽管去增长论述大谈制度转型，我读来却发现，它还不够具有系统性。去增长不能仅仅是启动和推崇小规模实验，哪怕这些实验作为通过实践展示概念可行性的办法很有用。在当代这个还原论盛行的世界里，很少有人理解能源子系统、金融子系统、农业子系统等领域之间的相互联系，但在实际运作中，这些领域紧密相连。比如，若不弄清对银行实施百分之百准备金要求会给其他子系统带来哪些影响，以及这些子系统会如何反过来作出反应，那么谈论建立这种制度就是徒劳。多数传统学者能够继续保持这种自负，因为他们很少走出各自封闭的学科地盘；但着眼于庞大社会技术系统之制度变革的有远见的思想家——我想绝大多数去增长支持者都属于这一类——需要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 赫尔曼·戴利（Herman Daly） 我要感谢吉奥尔戈斯·卡利斯，对“去增长运动”目前的思想作出了令人信服的概括。这场讨论很有启发性；我将主要在其他人也已提出的论点上继续展开。 1. 我们欢迎欧洲传来反对增长主义的强劲而年轻的声音。他们的目标是摆脱我们这条自杀式增长道路，把生态足迹减至可持续的水平，并作出公正的分配。我热情支持这一目标，也希望他们在推进它时，能比我们其他人迄今取得更大的成功。 2. 正如其他人已经指出的，“去增长”这个名称不太恰当，不过一件事一旦开始，就很难改名。从长远看，无论正增长还是负增长都不可能持续。稳态至少能维持很长时间，虽然也不是永远。 3. 去增长目前对人口增长关注太少；当人口增长源于净移民流入时尤其如此，西欧和美国就是这种情况。过去一些去增长著述似乎主张开放边界政策，却没有试图给出有理有据的论证。对于如此根本的政策立场，他们最好说清楚。全球化抹去了商品流动的国界——自由贸易——以及资本流动的国界——资本自由流动——如今也越来越多地抹去人员流动的国界——自由移民。卡利斯讨论了“全球治理”的问题，却没有真正表明，他究竟赞成还是反对作为增长驱动力的全球化。我认为，全球治理需要一个由国家组成的联合体。但如果商品、资本和人员可以随意跨越国界，那么国家作为政治单位就基本上解体了，也就没有什么可以联合起来的了——剩下的只有全球公地之上的后民族国家企业封建主义。去增长倡导者很可能正在尝试就这些困难而有分歧的问题形成内部共识；他们尚未达成共识，是可以理解的。 4. 在绝对脱钩这一棘手问题上，生态经济学家认为GDP与物质吞吐量的联系相当紧密，与福祉的联系却较松；新古典经济学家则认为，GDP与物质吞吐量的联系较松，与福祉的联系却很紧。这里显然有开展实证研究的空间。不过，我认为基本政策并不十分取决于研究结果。我们首先应该限制物质吞吐量。如果GDP与它联系较松，政治上就比较容易；如果联系很紧，福祉仍然可以提高，因为在满足基本充足的需要之后，福祉本来也不大依赖GDP。 在美国和西欧，GDP增长既是在衡量财富的增长，也同样是在衡量负财富的增长。政策重点应是公正分配和高效配置，而不是扩大宏观经济的规模；宏观经济应当收缩一段时间。这似乎与去增长的观点相一致。 #### 阿尔·哈蒙德（Al Hammond） 扭转增长的方向，不仅可行，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很可能发生；但与资本主义这台经济引擎脱钩，以及与某种意义上的增长脱钩，却不可能。事实上，我们远未面临资源危机，反而淹没在廉价资源之中——石油、天然气、阳光。而且，科学与技术变迁持续加速，显然可能是塑造增长方向的最佳希望之一。二十年内，我们很可能拥有电网级储能电池，以及效率超过35%或40%的太阳能装置。我们很可能拥有极其强大的合成生物学，不仅提高粮食产量，也提高其营养含量，并改变许多慢性病的状况。借助高温超导磁体，我们甚至可能得到可行的核聚变能源。我们还将能通过移动设备使用无限的信息和计算能力；运气好的话，这会转化为人人可用、真正有效的自学系统。在我看来，教育革命，以及女性角色不断扩展的转变——美国女性成为合法公民并获得投票权，至今还不到一百年——才是未来五十年真正重大、也真正充满希望的转型动力。 我的部分看法来自目前同麻省理工学院合作的一个项目，它让我得以窥见科学能够走向、正在走向何方。除非你密切关注，否则真的很难把握，几十个领域的知识前沿正在以多快的速度推进。因此，如果我们在接下来的三四十年里能够避免全球战争或类似的社会全面崩溃，我认为，世界上有见识的意见所形成的力量，很可能确实会把变革推向更积极的方向。举个简短的例子：谁能想到，美国对同性婚姻的接受，会比二十年前使吸烟变得不为社会接受的观念转变扩散得还快？这就是我所说的软变量：它们的变化速度可以远远超过能源和基础设施这些硬变量。 这番话说得过于简略——更细致、更微妙的论证并不短——但我建议，我们寻找的是使曲线转向的办法，而不是把它折断。 #### 迈克尔·卡尔伯格（Michael Karlberg） 经济显然需要一个更连贯的概念框架，为政府监管者及自我规制的市场参与者确定方向和作出决策提供依据。在这一点上，去增长的符号意涵是有限的，因为它所暗示的是一种限制性的消极愿景——什么不该做——而不是关于经济的、能够开创新局面的积极愿景——什么应该做。 当然，我们需要把隐喻性的概念转化为实际的经济政策和实践，而这并非易事。但只有在一个连贯的概念框架之中，这项工作才能开展，才能激发行动、动员民众、吸引制度支持。在这方面，我怀疑去增长能否提供一个足够宽广的总体框架。 #### 拉杰什·马克瓦纳（Rajesh Makwana） 这是一篇围绕去增长这一极其重要问题的出色文章。它作了全面概述，避免了只着眼于全球问题的地方性解决办法。显然，支撑去增长观点的愿景与原则，可以为有关地球极限以及迫切需要一种经济发展新范式的讨论作出重大贡献，尤其因为它内在地就是一种直接挑战新古典经济学的政治立场。 不过，就如何促成大转型的争论而言，我觉得去增长很可能是个使人分心的问题。作为一种能够动员全球公民运动，或推动达到所需规模的制度变革的通俗框架，去增长是有限的。除了去增长社会中究竟还有哪些事物需要增长——看似矛盾的是，其中甚至可能包括GDP——这类担忧之外，一个关键问题是它消极而缺乏吸引力的表述。 在相互联系的世界中，任何大转型都必须建立在具有真正变革潜力、能够动员空前广泛支持的普遍原则之上。地球上将近一半的人仍生活在每天两美元的贫困之中；如果把贫困线上调，这个人数还会显著增加。去增长的诉求不大可能吸引最贫穷、最被剥夺权利的人；而他们恰恰是大转型最大的受益者，他们的支持因此对于形成“运动的运动”至关重要。 我建议，可以用分享的概念与实践来重新表述去增长之辩。分享体现了再分配、参与等关键概念，同时也暗示，我们必须在“一个地球的生活”的限制内生存。例如，我们可以谈创建一个“分享社会”“分享地球”，甚至“共享地球经济学”。这种更积极的表述，有助于开展一场关于充足的重要讨论：让“够用”的伦理，与追求“更多”的物质主义文化相对照。它也契合任何向去增长社会转型都必须包含的、与分享有关的许多改革——卡利斯在文章里已经提到其中一些——从重新分配财富、权力和工作，到分享知识、土地和自然资源。尤其是全球分享这一框架，呼应了一种日渐广泛的认识：如果人类要在资源有限的地球上创造和平繁荣的条件，就必须在国际层面共同努力。 至于经济增长这个核心问题，与其把去增长当作政策框架或集体诉求来推进，也许更应该促使政府降低对GDP增长的优先重视，使它不再被视为通往繁荣的万灵药。公共政策应转向更恰当的目标和指标，在地球极限这一总体全球框架下，着重实现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不过，正如卡利斯正确指出的，除非各国政府找到更有效的全球问题合作方式，并改革全球治理体系，使它比目前更具包容性和民主性，否则这一范式转变就不可能发生。 #### 玛丽·梅勒（Mary Mellor） 我尤其欢迎卡利斯文章中的两点：对照护的关注，以及认识到除了地方层面之外还需要在其他层面开展工作。 我想先谈几点关于照护的问题： 1. 我觉得，许多去增长支持者没有意识到，如果没有炊具、洗衣机、热水、吸尘器等家用设备，照护工作会是多么沉重的负担。这不是主张保留这些设备，而是说，家务会占去一天中的许多时间。在大多数共同体中，这项工作落在女性身上。相关文献中，男性作者花了那么多篇幅，欢迎闲暇时间的增加，这让我不安。 2. 医疗和其他公共服务不容易地方化，特别是专科诊疗和专门培训。 3. 地方社会往往一直在压迫女性；性别平等的许多进展，恰恰在于挣脱这种束缚。 4. 从更积极的角度看，没有理由说，满足需要的供给经济不能建立在照护这种财富来源之上；我们可以在资源意义上去增长，同时在照护意义上增长。 关键在于货币从哪里进入经济。目前，新货币通过投资／贷款、利润／还款这一商业循环出现，然后点滴流入公共服务。我的建议是扩大公共货币循环，即创造公共货币——公共／社会支出——通过税收收回货币。如果把这些钱投向教育或照护，教育或照护就会成为财富来源，货币再从中流入商业部门。量化宽松表明，货币当局可以多么轻易地创造新货币；它们只需把钱给人民，而不是银行。新自由主义所称的赤字，更适合被理解为超额公共支出，即尚未通过税收抽走、仍在流通中的货币。这种无债务货币可以用于使用价值的交换。 #### 罗伯特·佩尔克（Robert Paehlke） 我很欣赏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及其引发的讨论。我对经济增长的看法，与卡利斯阐述的观点有所不同。概括地说，如果去增长意味着能够坦然接受缓慢增长，我欢迎它；但我不认为经济收缩是必要的，也不认为它很可能发生。 只要能源与原材料使用的增长得到逆转，我对以货币衡量的经济增长就持开放、不作定论的态度。我接受伍珀塔尔研究所的研究，认为这是可能的。我觉得，可以对能源、物料投入和废弃物产出征收“吞吐量”税来实现。这种观点与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思路相距甚远，却确实为经济增长以及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留下一些空间。成功限制能源与物质吞吐量，会不会使经济增长停止？归根结底，我并不排除赫尔曼·戴利所称的“天使化”国民生产总值的可能性。也就是说，物质吞吐量下降，并不排除经济缓慢增长的可能，至少未来二十到五十年如此。 某些产品、服务和部门当然会显著收缩，包括采矿、化石能源、航空旅行，以及笨重低价商品的跨洲运输等等。其他相对温和的部门则不会受到严重冲击，虽然它们需要通过采用新的生产方法、更耐用的产品和回收投入品来作出调整。 第三类情况就有意思了。这里我的看法又与卡利斯略有不同。他把地方食物、可再生能源以及人与人之间的照护看作去增长范式的一部分。我还会在这张清单上加上其他部门，包括新媒体。卡利斯认为，这些事业往往是去货币化、非营利的；我则觉得，它们同样经常具有创业性质，而且通常规模较小。 在我逐渐形成的理解中，这种“新经济”既不是反资本主义，也不是去增长。它是一个新的经济领域，提供有意义的工作，而且常常把工作带到最迫切需要它的年轻人那里。参与者愿意谋得不错的生计，但他们同样希望在这一目标与社会、环境方面的考量之间取得平衡。在更理论化的层面，我开始区分既有的、由大企业主导的经济，以及由具有环境和社会意识的组织引领的新型创业活动。 这些众多转变的净结果会是增长还是去增长？我不作定论；我只是觉得，我们事先无从知道。我们知道，许多大企业会受到挑战，有些会消失。不过，某种形式的资本主义本身很可能存续。企业家适应的速度，对于改变经济至关重要。我们最大的挑战，是找到办法，阻止大企业几乎按字面意义那样占有政府，阻挠必要的变革。如果允许人们创新和适应，人类非常善于寻找满足人的需要、甚至一时兴致的其他办法。 #### 理查德·罗森（Richard Rosen） 如果问的是，相当富裕国家的经济在不久的将来应该做什么，而答案是“去增长”，那么我们问错了问题。我们需要更细致地理解，可持续发展——而非可持续增长——对于近期和较长远的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因此，如果“去增长”意味着未来几十年GDP应当下降，我们就需要采取一种分析方法，更具体地分解GDP的构成。 我认为，即使在富裕国家，经济中的某些部分，如教育、医疗、养老和艺术，也显然需要大幅增加。有机食品生产同样如此，尤其是那些富裕国家的许多穷人目前买不起的营养食物。在思考“去增长”时，我们必须考虑富裕国家内部收入不平等的影响。 对于世界其他地区，上述部门更需要加快增长。 判断GDP增长或下降是否可取，更好的办法是考察：GDP的哪些部门需要增长、哪些应该缩减；在全球哪些地方、什么时间发生；又应持续多久。未来几十年，全球GDP逐年的净变化会怎样，谁也说不准；但只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可持续，而且世界的生态系统能够足够迅速地恢复健康，挽救大多数正在消失的物种，避免气候变化显著加剧，这个净变化究竟怎样，实在并不重要。 此外，从政治角度看，我觉得“去增长”这个词极不恰当，因为它更可能让人拒绝支持其背后政治主张中合理的部分，而不是把人吸引过来。世界上绝大多数人所拥有的商品和服务，都不足以维持体面而可持续的生活；“去增长”这个词必定会让他们以为，这项主张打算使他们永远无法拥有那样的生活。然而，按我前面所说，就真正需要做的事情而言，这种拒斥完全没有必要，也传达了错误的信息。如果我们讲清楚，世界目前生产的“坏东西”需要少一些，“好东西”需要多一些，就更容易在政治上与人沟通。然后，我们便能聚焦于真正重要的争论：哪些是“坏的”，哪些是“好的”；每个地区希望或需要各有多少；以及如何实现这些目标。 #### 蒂尔曼·桑塔里乌斯（Tilman Santarius） 我很喜欢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文章，也很享受这场富有启发的讨论。有两个问题令我尤其感兴趣。 首先，这场讨论似乎反映出一种有趣的跨大西洋差异：为什么去增长之辩如此“欧洲化”？诚然，美国有不少科学家和非政府组织代表支持去增长，也产生了一些很好的出版物。但总体而言，它在这里似乎仍是一个很小的领域。相比之下，大西洋另一边的去增长却蔚为风潮。如今多数与去增长有关的出版物来自“老欧洲”；在去年的莱比锡去增长大会上，来自欧洲各地的2700位参与者创下了纪录。 其次，我们能否对增长保持不作判断的态度，或支持持续的绿色增长，全都取决于脱钩问题。（国民总）收入能否与能源和资源消费脱钩？文献通常区分绝对脱钩与相对脱钩。 但我认为，对于生态足迹很高的工业化国家而言，这个问题已经过时了。相对脱钩已不再是一个可选项，因为我们早已处于超载之中；不过，对于贫穷且资源使用量低的国家，相对脱钩这一概念也许仍有意义。如果能源和资源使用只是缓慢下降，例如下降幅度与GDP增长幅度相当，那么绝对脱钩也可能不够。我们需要在不到四十年的时间内，把资源使用和温室气体排放降至原来的十分之一。因此，工业化国家实际上需要的是“激进的绝对脱钩”：假设GDP继续以年均3%的速度增长，那么资源和能源使用的下降幅度就必须数倍于GDP的上升幅度。 我不确定是否真有去增长支持者要求立即开始收缩经济。相反，正如吉奥尔戈斯·卡利斯指出的，去增长是一种愿景，一次范式转变。这种范式转变从一个事实出发：激进的绝对脱钩，总的说来是乌托邦式的。这当然不会使我们面临的任务更轻松。如果平均增长率降到3%以下，现有的养老基金、公共支出、金融市场等制度都必须重新思考。挑战极其巨大。向环境可持续性转型，所要求的远远不只是制定环境政策。 可是，如果激进脱钩行不通，什么才是可行的替代方案？“绿色增长”、选择性增长或智慧增长等，在20世纪80年代本来会是很好的概念。可惜现在已经是2015年，生态足迹却一直、一直、一直在上升。站在悬崖边缘，只是走慢一点、走得聪明一点，或穿上环保的鞋子，是不够的。 #### 安德斯·韦克曼（Anders Wijkman） 多年来，我一直追随并支持赫尔曼·戴利，也积极参与罗马俱乐部的领导工作，因此，我当然十分赞同这样的观点：有限地球上不可能有无限增长。不过，回到1972年的《增长的极限》报告，有必要指出，报告主要质疑的并不是增长本身，而是人类不断扩大的足迹。 当时，这一足迹还处于地球边界之内。但此后的发展造成了超载，也让气候变化、重要生态系统的过度使用、资源耗竭和生物多样性丧失等方面的处境越来越危险。大部分超载源于工业化国家浪费型的生活方式。贫困仍然猖獗，超过30亿人每天靠不到2美元生活。 消除贫困需要能源和材料。围绕这些问题的南北紧张关系不可低估。近年来，我参加了相当多有关资源效率的会议，来自南方的参与者所表现出的敌意十分明显。很多人把一种资源使用更高效的经济视为对自身发展的威胁。 讨论必须考虑这一点，避免采用使争论两极化的语言。 技术能够、也将会帮助提高资源效率。迅速的技术转变，即经济数字化，提供了许多机会。能源技术的进步同样如此，特别是太阳能和储能。但仅靠技术不够。我们需要重新分配财富和收入，也需要价值观的转变，摆脱由过度消费主义支配的文化。不过，在我看来，要在“去增长”的口号下实现这一切，将会非常困难。 正如蒂姆·杰克逊在《无增长的繁荣》（*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中所写：“增长在环境上不可持续，而去增长在社会上不稳定。”我们建立了一个增长不可或缺的社会，无论谈的是企业、就业、税收、政府预算、金融市场，还是养老基金。整个社会都坚决反对去增长。 但还有另一个更多属于个人层面的问题。多数人都希望自己参与的事情增长，绝不希望相反。增长本身不是消极的。消极的是，人们只重视并衡量增长的数量，而不重视其质量。 一个重大问题——我们谈论它已有几十年，却始终没有变化——是如何衡量增长。GDP绝不是衡量财富的好指标。相反，它有很多缺陷。我们竟然不逐年评估自然资本存量如何变化，这简直是一场灾难。 我们希望许多事物增长：公共交通、可再生能源、健康、教育、自然资本等等。用一组福祉目标取代GDP，其中包括稳定的气候和健康的生态系统，我们就能开始朝正确方向前进。 改变商业模式，提供服务而不是出售更多东西，转向循环经济，我们就能让企业部门朝正确方向前进。 因此，我们确实可以做一些积极的事，开始改变航向。这类改变在性质上是积极的，大众不会像看待去增长那样，把它们视为消极的事物。马丁·路德·金博士没有一个“噩梦”；他有一个“梦想”。 在我看来，只有积极的叙事才能带来变革。而迄今为止，这种叙事一直缺席。 因此，与其发起去增长运动，我更希望我们共同发展一种积极叙事，在其中以质量而非数量的方式讨论增长和发展。毫无疑问，限制能源与物质吞吐量，必须成为这一叙事的一部分。但战略必须认识到短期去增长的危险——按杰克逊的说法，就是“社会上不稳定”——也必须认识到，规划一条在长期具有可信度的转型路线有多重要。 #### 回应：为去增长这一替代方案辩护 去增长是一个“导弹式概念”，旨在打开一场被“可持续发展”共识压制的讨论。我的观点引发了如此活跃的交锋，说明它做得不错。下面我将回应五类总体批评，澄清并推进去增长的论证。 ##### 去增长具有颠覆性 第一类批评认为，去增长代表一种“限制性的消极愿景”（迈克尔·卡尔伯格），是噩梦而非梦想（安德斯·韦克曼）。这取决于观看者的眼光。对于参加莱比锡去增长大会的3500人而言，增长才是正在经历的噩梦，去增长则是梦想。去增长扰乱了那种把增长视为好事的常识性目光。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论证的，增长的社会成本大于其收益。凯文·安德森和娜奥米·克莱因则表明，它让我们更接近气候灾难。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它作为一种积极愿景加以维护？ 一些评论我文章的人提出了两个理由。第一，去增长吓到了许多仍相信增长是好事的人。第二，“整个制度都坚决反对去增长”（安德斯·韦克曼）。好吧，如果科学家和教育者的职责是讨好舆论、迎合当权者，那么地球至今还会是平的。正如塞尔日·拉图什所说，去增长是针对世俗神祇“增长”的无神论主张。在现代社会，增长取代了宗教，为一切集体事业赋予意义。去增长有意采取颠覆姿态，颠倒什么被视为好、什么被视为坏。“去增长”这个词起初在某种语言里可能并不好听。问题在于让它变得好听。如果以《卫报》最近一篇认为去增长是个“可爱的词”的文章来判断，那么我们正在取得成功。[^n175] 去增长不是最终目标。“分享”“公地”或“自主共生”（conviviality），都是去增长共同体使用的积极愿景。但如果这些未来要成为现实，就会伴随着物质和能源吞吐量的大幅下降，以及一种根本上“更简单”的生活方式。对“增长”的执迷，是大转型的主要障碍。克服对去增长的恐惧，把少拥有一些所带来的哀伤化为喜悦，是第一步。 ##### 少一些坏东西＋多一些好东西＝去增长 理查德·罗森等许多人提出的第二类批评认为，坏的不是增长本身，而是目前这种不经济的增长。在大转型中，照护、可再生能源和有机食品都需要增长。罗森主张，我们需要“少一些‘坏’东西……多一些‘好’东西”。谁会不同意呢？问题始于，我们觉得好的东西，别人却觉得坏。自由主义体现于“可持续性”这类共识性概念之中，宣称自己在相互竞争的利益面前保持非政治的中立。去增长则相反，它是一种有立场的主张：那些通常被算作“增长”的东西——高速公路、桥梁、军队、水坝——对“我们”去增长支持者而言是坏的；那些在进步的时间箭头上被视为过时的东西——共同体制度、新鲜的本地食物、小型合作社或风车——则是好的。也许，“去增长”并不是表达这一点的完美词语。即便如此，它也比“可持续性”或单独使用的“转型”之类中性词更好；后者是非政治的，任何人都可以把它们挪为己用。 “好东西论”的另一个问题，是它仍以增长的方式表述。年增长2%，就会让某样“东西”每35年翻一番。如果埃及最初拥有一立方米的物品，并让它们每年增长4.5%，那么在其三千年文明结束时，它就需要25亿个太阳系来存放这些东西。永久增长，即便增长的是有机食品，也很荒谬。是时候抛开增长这套用语，转而关注那些需要繁盛起来、在数量和质量上足以满足基本需要的好东西了。 我怀疑，罗森所主张、我也赞同的经济改造，能否维持增长。如果能够，那么就意味着绝对脱钩是可能的：经济活动继续增长，资源使用却下降。蒂尔曼·桑塔里乌斯和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在评论中解释了，为什么这种情况不大可能发生。 我再补充三个理由。 第一，可再生能源经济产生的能源盈余，即能源投资的能源回报，将少于化石燃料经济。能源盈余较低的经济会更加劳动密集，因此也会更小。 第二，对经济作静态、分部门的观察，具有误导性。表面看来，可再生能源、教育和健康部门贡献的GDP增加，军事部门贡献的GDP减少，似乎就等于GDP的净增长，而且是“天使化”的增长。事实并非如此。太阳能板、医院或大学实验室，都是漫长生产链的终端产品；这些链条使用的初级与中间投入品，往往能源与资源密集。我举的例子也许有些过度引申，但英国具有标志意义的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得到的补贴就来自靠武力保障、经苏伊士运来的石油。 第三，假设从一个资源密集的SUV经济，转向由普锐斯汽车和Kindle阅读器组成的“无重量”经济，吞吐量会下降，但只是一时。一旦转型完成，这个普锐斯—Kindle经济无论多么节省资源，进一步增长仍然会增加吞吐量。 赫尔曼·戴利说“这里有开展实证研究的空间”，是对的。我愿意追随罗伯特·佩尔克，对于转向“好东西”将如何影响GDP，保持“不作定论”的态度。不过，对于“未来全球GDP逐年的净变化究竟怎样……并不重要，只要人们的生活越来越好、越来越可持续”（理查德·罗森）这个判断，我没有把握。“我们”也许希望不作定论，但那些维护依赖增长的既得利益的保守派并不如此，看看他们对气候立法的反应就知道了。而且，“我们”也许不在意GDP升降，但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GDP下降是有问题的，希腊就是例证。如果大转型要发生，我们就必须思考哪些制度及社会政治过程，能让可能伴随它而来的去增长在社会上持续下去。 ##### 超越GDP，就是超越增长 第三类批评认为，问题在于GDP，而不在增长。如果我们只计算经济提供的好东西，例如“按摩”，把“石油泄漏”之类坏东西排除在外，就没有理由不希望增长了。 首先，无论增长的是什么，即便是“天使化”的GDP，永久增长都是一个荒谬的目标。我并不向往这样一个地球：人们疯狂地互相按摩，提供足以满足25亿个太阳系的按摩服务。 其次，GDP计算的是对当前经济制度真正重要的东西：资本流通，无论来自何处。欧盟决定把毒品和卖淫计入GDP，却不把无偿照护劳动计入其中，就是例证。GDP计算货币化价值的总量。企业利润和公共财政收入靠的就是它，这也是政府想要确保并稳定下来的东西。这个指标是一种附随现象；它是社会制度的结果，而非原因。因此，即使著名经济学家不断批评GDP，它仍然屹立不倒。 我同意鲍勃·纳多的看法：主流经济学以还原论方式，执迷于把一种叫作效用、也就是“金钱”的同质数量最大化，这本身就是问题的一部分。但我还想更进一步。新古典正统的兴起与巩固，必须放在其社会背景中理解：首先是增长主义的胜利，随后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把金钱最大化，才是这个制度所关心的。正如塞尔日·拉图什所说，经济学家就是增长宗教的祭司；这话虽有些夸张，却切中要害。另一种经济学，将是向另一种社会制度转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 “我们”应该去增长，但不是为了让“他们”增长 许多人在评论我的文章时指出，对于世界上仍生活在贫困之中的大部分人而言，去增长并不适用。他们的论点是：“我们”这些富裕、营养过剩的北方人，也许必须去增长，但“他们”这些贫穷、营养不足的南方人，仍然希望增长，也需要增长。这是延续增长主义意识形态最有力的话语，必须将其抛弃。 我们每个人，在某种程度上或某些时期，都会觉得自己是“南方人”。我的希腊同胞告诉我，去增长不适合我们，因为我们如今贫穷而且身处危机。美国那99%的人有充分理由认为，应该去增长的是那1%，好让自己能够增长。即使向百万富翁调查，需要多少钱才会感觉经济上安全，他们通常也会说，是自己现有财富的两倍，无论实际收入多少。相对地位的比较，驱动并不断延续着对增长的追求。各收入阶层的经济不安全感，让每个人都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以免跌倒。而在经济危机中，当生活水平骤降、不安全感加剧时，对增长的追求又会以最强烈的方式重现，不过这一次，它成了进步事业。去增长永远都不会有合适的时机。 地球上那些无法获得水、公共卫生等基本物品与服务的人，也许占了多数；他们理应得到这些东西，而这可能需要更高的能源和资源使用量。 不过，这件事不必以增长这种荒谬的方式表述。它涉及的是再分配与充足。“我们”需要去增长，好让更接近充足精神的“南方”宇宙观和政治替代方案繁盛起来，例如 Sumak Kawsay 或 Ubuntu。南方的替代方案，在思想上被发展主义殖民，在物质上则被采掘产业殖民；这些产业以增长之名带来了破坏和贫困。 对于处于经济危机中的国家，我提出同样的逻辑。在希腊，我们不需要靠增长走出经济危机。我们需要提出扎根于希腊传统的其他充足模式，并将其化为具体制度，让我们能够不依赖增长而繁荣。 我对那些以他人之名说话的人保持警惕。他们提醒我，事情不像我这个精英知识分子所想的那样：“穷人”（原文如此）梦想的是等离子电视和法拉利，我们不能剥夺他们的梦想。我认识的多数人，包括我自己，确实有物质主义梦想：如果我们要在这个以相对地位为中心的社会里，继续做有尊严、有安全保障的成员，社会就会把这些梦想强加给我们。所幸，我们也渴望更简单的生活、共同体、友谊，以及许多与增长想象相冲突的东西。问题是，如何改变社会结构和制度环境，让后来这些愿望得以实现，而不是满足我们最糟糕的占有欲。 ##### 超越增长的转型，就是超越资本主义的转型 资本主义是一套产权、金融与交换制度的组合，它创造无休止的竞争，迫使企业不增长便死亡。这种动态产生的盈余，又不断被重新投入进一步的增长。一个没有增长的社会，仍然可能有市场、某些形式的私有财产，或货币。但正如爱德华·斯基德尔斯基和罗伯特·斯基德尔斯基所说，一个不增长、资本不再积累的经济制度，无论人们想给它起什么名字，都已不再是资本主义。产权、信贷和就业制度必须经过根本的重新配置，使整个制度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也能稳定下来。公民基本收入、公共控制货币等提案，就是这样的激进改革。 把经济考量与社会、环境考量结合起来的良性企业，例如蒙德拉贡或诺和诺德，“是罕见的例外”。艾伦·怀特在评论中指出了这一点，而这自有其原因。在资本主义经济中，最后的底线是利润。只有少数企业能够迎合具有社会责任意识的消费者，并以此扩大市场份额，从而兼顾环境和社会关切。正如乔治·蒙比奥所说，资本主义能卖很多东西，但它卖不了“更少”。 如果大公司象征着全球化的增长经济，那么分享型合作社就是地方化去增长经济的标志。罗伯特·佩尔克指出，他所了解的分享型企业未必信奉去增长价值观，也会追求一定利润。我的论点不是关于行为，而是关于结构：在一个不再增长的经济中，不依赖利润永久增长的劳动者或消费者合作社，具有天然优势。某些分享型企业具备适于去增长转型的特点，但并非全部如此。我区分了分享经济与AirBnB等资本主义公司的“出租经济”[^n176]；后者无论多么创新，都在复制寻租和不断创造盈余的动态。 ##### 关于人口与移民的一段岔论 我把赫尔曼·戴利视为自己的思想导师，虽然从未见过他。除了他对移民的立场，我几乎在一切问题上都赞同他。我们通过电子邮件交流过；正如他在评论中所要求的，我还欠他一个更“有理有据的论证”。这里先谈几点想法。 第一，如果我们关心的是地球，而不只是那些碰巧位于我们“想象的”民族共同体边界内的森林与河流——借用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部经典著作中的说法——那么移民就是好事。发达经济体使用资源的效率高得多。在给定收入水平下，与其等人们原来的经济体增长、变得更高效，不如让他们来到已采用高效技术的地方；这样可以节约更多资源。 第二，对于戴利所主张的南北方收入在全球范围内的“收缩与趋同”，移民和侨汇是一种迅速而节约资源的机制。 第三，没有证据表明，人口更多或移民更多的国家，会对自身环境造成更大破坏。人口、富裕程度与技术之间，以复杂方式相互影响。劳动与资源具有一定替代性；印度农村人口增长放缓，可能导致杀虫剂和燃油拖拉机的使用增加。哪一种对环境更坏，谁也说不准。在一个有限的地球或国家内，人口不可能无限增长，但反馈机制会确保人口不会无止境增加。在欧洲，以及越来越多的亚洲地区，生育率正在下降，人口注定会达到峰值。 第四，人口增长放缓、本地人口受教育水平提高，造成低薪杂务所需的廉价劳动力短缺。移民流入发达经济体，是资本主义对此作出的回应。没有证件、没有保障的移民，压低了劳动成本。和戴利一样，我也担忧“后民族国家企业封建主义”的前景。但回应办法，不应是把移民挡在门外，以此保护他们免遭剥削。移民是问题的结果，不是原因；问题在于全球化，以及资本无休止的增长需要。需要修正的是原因，而不是结果。 最后，人们离开出生地，在地中海上冒生命危险，不是为了好玩，也不是出于贪婪。他们这样做，是因为故乡的条件令人无法忍受。北方为确保资源供应而发动的殖民战争，以及北方过度消费所造成的生态系统退化，与此不无关系。可以提出一项人道主义论证：北方应该接纳那些它在南方助推产生的社会环境难民。 ##### 结语 安德斯·韦克曼援引蒂姆·杰克逊的话说：“增长在环境上不可持续，而去增长在社会上不稳定。”奇怪的是，他用这句话来反对去增长，坚持认为未来只有一条路，即依靠某种技术或社会奇迹，让增长变得可持续。一位评论者，阿尔·哈蒙德，为不远的未来将有水培、合成生物学、核聚变和超级计算机能力而兴奋不已。别把我算进去。我原来那篇文章的要点，就是这样的未来既不可持续，也没有必要，而且并不可取，至少对我们这些自认是去增长支持者的人而言如此。技术修补把成本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转嫁给他人、环境和后代。气候变化正是我们过去技术成就留下的遗产。我对杰克逊的理解不同：既然进一步增长不可持续，我们就必须推动那些能让去增长稳定下来的系统性和制度性变革。 [^n175]: Poole, S.（2015年1月30日）。“Steven Poole: beware growthspeak.” *The Guardian*。取自：[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an/30/steven-poole-growthspeak-general-election-looms](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an/30/steven-poole-growthspeak-general-election-looms)。 [^n176]: 参见本书第18章。 ### 22. 去增长社会里的树还会生长吗？ > **作者说明：** 萨塞克斯大学教授安迪·斯特林是他那一代最杰出的可持续性科学家之一。在加入萨塞克斯大学科学政策研究所之前，斯特林长期投身环保运动；他的研究集中于国际环境治理、权力关系和科学政策。2015年2月，我在萨塞克斯大学作了一次演讲，由STEPS中心和全球政治经济研究中心主办，安迪到场听讲。2015年4月至2016年3月，我获得利弗休姆访问教授资助，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工作。安迪对我这次演讲的回应分三篇发表于STEPS中心网站，总题为《超越增长与去增长的双重简化》。以下节选经过编辑，使行文连贯，其后附上我的反驳。 #### 超越增长与去增长的双重简化（安迪·斯特林／Andy Stirling） 最近，我有幸听了吉奥尔戈斯·卡利斯的一场精彩演讲。主题是“去增长假说”；围绕这个假说，一场重要的全球行动者与学者运动，眼下正在蓬勃增长——颇具讽刺意味！ “去增长”有力地批判了所谓经济必须持续增长的观念。面对日趋不平等的消费所造成的全球性大规模破坏与不公，去增长批判转而设想让经济活动的总体规模普遍收缩；衡量这种规模的，并不是广义上的社会价值，而是狭义的货币价值。 那么，尽管我尊重这一分析及其许多倡导者，为什么对它所意味着的一切，我仍感到如此不祥？尽管这场研讨会的讨论十分丰富，我最强烈的感受却是：这将造成后果重大的自我挫败。其明显错误既在战略上，也在战术上；既涉及实质分析，也涉及实际影响。 这是很重的话，因此有义务加以解释。那个遭到忽略的核心问题虽然远非新颖，却非常简单：这难道不都取决于具体情况吗？增长……或去增长……究竟是什么的增长与去增长？ ##### 什么样的去增长？ 吉奥尔戈斯有力地拆解了那些人为建构、服务于政治权宜之计的货币概念；他正确地指出，当今资本主义的大多数增长观念正是围绕这些概念编造的。但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形态都同样痴迷于将货币视为价值的唯一裁判。而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崇拜的极强易感性。 尽管如此，吉奥尔戈斯像其他去增长分析者一样，正确地指出：那些塑造货币指标、令其看似天然清晰的实践与制度，实际上受到高度制约，目的在于巩固既有的特权与权力结构。没有那套塑造经济指标并赋予其意义的庞大基础设施，经济剩余、货币价值、财务会计或国内生产总值等抽象概念，都会十分模糊。 当然，货币的暴政在实践中远非抽象。它通过多种强制权力与刚性结构，最终通过有组织暴力的威胁加以施行。这也解释了，相关政治力量为什么如此压迫那些被它边缘化和剥夺的人，以及所有因害怕遭受这种排斥而受其控制的人。任何对世界切合实际的理解都必须承认这一点。吉奥尔戈斯对此的论证同样极具说服力。 但在一个日益不平等的世界里，对背后的政治动力形成切合实际的理解，至关重要。当前占据霸权地位的增长观念之所以被如此强硬地贯彻，并不是因为货币价值是一种不言自明的物理量；甚至也不是因为货币直接代表了伤害的物质表现。 相反，正如吉奥尔戈斯也充分强调的，可以说不平等本身，就是那些塑造制度的力量中的重要因素；这些制度又决定货币价值，以及以货币价值计量的增长。这些力量反映了某些强大利益群体的诉求；把多样的社会价值压缩为狭窄得多的货币形式，会使它们获益。只有如此，社会活力与多样性才会变得便于由最有特权的利益群体攫取。 ##### 聚焦经济价值 换言之，经济增长教条一再强调必须不断增加的货币价值，之所以呈现出如今的量值，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为了让不平等不断积累，使塑造这些价值的结构与利益群体受益。在这种有害而倒退的意义上，被主动追求的不平等，既是增长模式的结果，也是其驱动力。 在支持并强化这些政治动力的努力中，没有什么力量比塑造认知本身更强大。于是，强大的压力随之出现，推动公众形成这样一种理解：唯一可以想象的增长，就是用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价值定义——一种高度取决于政治条件的定义——所衡量的增长。 毕竟，没有什么牢笼比让笼中人相信“别无选择”的牢笼更难逃脱。因此，如果连批评也用相同参数来界定，对这种自成一体、单维的经济主义价值观的现有霸权来说，那便是一场胜利！ 这正是我认为“去增长批判”问题很大的一个关键原因。按照吉奥尔戈斯等人的表述，它即便出于最好的用意，也太容易让人们把过多的注意力进一步集中于它打算批判的那些数量上——物质消费和经济价值。而“去增长”这个词还似乎混淆了问题与解决办法，仿佛在批判所有种类的一切增长，这就加剧了问题。 这样看待去增长，非但无法颠覆货币价值的现有霸权，反而可能强化它。把狭义经济增长无可置疑的负面因素，与所有其他社会价值的增长混为一谈，就仿佛一切增长都必然以货币计量。或者，这暗示：如果积极的社会成长中有某个方面可以用货币衡量，那么它也一样糟糕。 这些印象有可能在潜意识中巩固恰恰由霸权本身施加的那种“别无选择”的宿命论，助长而非抵抗其背后的不平等动力。 ##### 多种多样的增长 奇怪的是，吉奥尔戈斯演讲的重心几乎完全落在增长的单一、狭窄的物质维度上，并以货币价值加以计量。之所以说奇怪，是因为他与其他如此狭义地界定去增长的倡导者一样，已经清楚表明：与当前占主导地位的全球资本主义以倒退的方式痴迷的货币指标相比，还有许多社会价值可以积极得多、进步得多。 例如，吉奥尔戈斯正确而明确地指出，当今世界的“幸福”与“寿命”水平，都有巨大的改善潜力。换言之，就连在他看来，至少这些其他类型的价值，以及帮助实现它们的文化、制度和实践，也确有增长这一进步要求。 这一点至关重要。在吉奥尔戈斯提到的幸福与寿命之外，还必须加上平等、健康、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等社会价值。如果赋予社群定义自身价值的能力，还会出现更多。我们完全可以有意义地期待这些进步价值一一增长。 许多这样的特质——以及它们的反面！——在人们的社会生活体验中，至少和构成货币价值基础的复杂而模糊的抽象概念一样具体。货币价值表面上很精确，但它们号称反映的那些物质生产模式，实际上要模糊得多，也更取决于观察视角和结构。 假如过去几百年来，精英们曾将如此多的注意力集中于这些其他社会价值，那么，围绕它们一定也能发展出文化、制度、实践与方法，使人产生同样具体、精确、可量化的印象。现代经济制度并非使社会价值形式化的唯一方式。 ##### 价值的力量 例如，在不同时空中，正是对“恩典”“高贵”“虔敬”或“同志情谊”等价值的虚假而僵硬的断言，帮助贯彻了同样鲜明的特权与压迫形式。这些价值一旦离开其文化语境，可能会被视为毫无意义，但这丝毫不会削弱它们如同货币价值一样、在各自政治环境中塑造各种动力的力量。 增长的多重含义，也不限于货币价值之外的多种社会价值。即使按照以物质消费或货币价值衡量的狭窄标准，朝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取得积极进展，也必然意味着某些实践、技术和部门要实现指数式增长。 ##### 具有进步意义的增长领域 因情境而异，具有进步意义的物质增长领域可以包括：和平解决争端、开源种子、生态农业、土地集体持有、合作社企业、可再生能源、社区公用事业、基层创新……等等。对任何关心如何进步地转型为公正且可持续社会的人而言，这些领域都需要大幅增长。 这里的意思不是说，与这些转型相联系的诸多可能的替代价值指标，任何一个都会自然而然地具有进步性。只要有机会，既有权力和特权势力就会——也确实在——对各种社会价值的构成施加服务于自身便利的压力，包括“正义”“幸福”，也包括任何技术或实践。某个特定框架究竟具有多大倒退性或解放性，最主要取决于它所生长的政治环境具有怎样的解放性质。 因此，与增长的支持者和——令人遗憾地——许多去增长批评者共同采用的那套单一物质参数化方式相比，显然存在一种压迫性更小的方式来对待增长：更加多元地理解社会可能成长的诸多方式与价值，以及那些根本不同的成长方式。解放的希望，就在于为相应的政治创造、争辩与实验打开多元空间。 而且，即使不全盘接受这一论证，也足以从根本上改变当下两极化的增长／去增长之争的关键特征。那么，为什么我所见证的那类讨论，往往仍如此忽视这些意涵？似乎有时还有更具体的遮眼布在起作用，例如有意识地表演一种批判者身份所带来的安慰与诱惑？ 对一个四面受困的左翼而言，这或许可以理解。但争取从不公与环境破坏中解放出来，是一种过于严肃的责任，不容陷入这种自我放纵。围绕去增长的问题太重要，不能仅仅缩减为一句口号。 ##### 迈向转型 当然，吉奥尔戈斯本人并没有这样做。去增长分析最鼓舞人心的地方，在于它间接凸显了多种生活与工作的方式，让我们能够更轻柔地对待地球、彼此相处。 在这类文献的许多地方，“去增长”这一过度简化的旗号下，真正倡导的是意义深远的进步政治转型，迈向根本上更公正、更可持续的社会。我敬佩这些抱负，并坚定地与之站在一起。 但恰恰是这种共同的承诺，让我极其忧虑：“去增长”这种狭窄的否定性框架，采用与经济增长本身相似的参数，究竟是不是倡导这些多种多样、既可能又必要的增长的最佳方式？ ##### 超越增长／去增长的陷阱 同这一领域的其他人一样，吉奥尔戈斯反复、不加限定地坚持：一般意义上任何种类的增长，都必然包含不可能实现的无限愿望，因而终将遭遇不可避免、不可妥协的物质极限的约束。 对于不加限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愿景而言，这当然成立。但若要普遍适用于所有种类的增长，就必须同样把它们看作单维的、数量性的、永无止境的。这种思维方式，具有讽刺意味地又与推动货币增长霸权实行压迫性简化的思维方式相近。如同政治生活的其他领域一样，两极对立的双方似乎拥有比自己想象中更多的共同点！ 吉奥尔戈斯曾举出一些非物质、非货币社会价值的对照例子，这些例子其实已经非常清楚地显示：增长可以是一个比那种令人沮丧的零和计算所暗示的更细致、更微妙的过程。但他没有继续探究。因此，除了价值多元性带来的挑战，去增长批判似乎还有一种危险：忽视“增长”一词可能意味着的诸多复杂过程。 增长一定有极限吗？以健康、平等、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等重要的人类价值为例，增长的方向、构成——因而也包括其计量方式——不仅是多元的，正如我在上一篇文章中所讨论的，而且必然与情境、关系相关，并不断变化。它们既涉及变化尺度的差别，也涉及不同的拓扑结构。 然而，“增长”仍然适合描述这些更复杂的现象。毕竟，人们在日常语言中谈论“个人成长”，或关系、社群、团结的成长，用的正是这种多维含义。朋友叫你“长大一点”时，并不是让你“长高一点”！他们说的是形态，而不是大小。那么，为什么连批判性的增长观念，也必须被压缩为这样一种单一、单维、物质化的经济主义形式？ 公允地说，显然吉奥尔戈斯和他的同道很清楚这一切。在演讲以及随后的问答中，关于这一点的讨论相当细致。然而，去增长的核心叙述仍反复强调：任何种类的增长，都必然意味着某种不切实际的无限想象。 同时又反复断言，以这种方式看待的任何增长，都不可避免地受到其自身纯粹数量极限的严格约束。复杂性似乎又消失了；它与新自由主义式地坚持某条单一而不可妥协的“底线”之间的相似性，以一种奇怪而隐蔽的方式渗透进来！ ##### 形态的增长 事实上，自然界与社会世界中充满了超出这些狭隘想象的增长方式。再举些例子：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的形态增长呢？比如，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物种间的共同演化、个人的经历、关系中的共情、社群内部的网络、艺术运动中的感受力、传统中的知识，以及文化中的新价值？ 这些都不是单纯的数量，也无法还原为单一指标。它们属于拓扑结构，而非数量尺度。承认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否认严格的生物物理极限，或在拓扑结构明确时否认增长的数量维度。它们就是不同。因此，狭窄的、以数量为基础的去增长观念，可能压制的不仅是对增长多元性的认识，还有对增长不同形态的认识。 因此，尽管必须遏制当前碳排放量或物质消费量等增长所产生的毁灭性影响，静态而单一的数量极限观念，却根本不适用于许多其他增长。“极限”对于拓扑结构的增长，并不必然具有意义。什么算作形态的增长，取决于情境；而关键问题就在细节之中。 所以，再问一次：为什么狭隘的去增长论证，如此严重地忽视这些更复杂、更为多样的增长维度、拓扑结构和动态过程？提出这个问题，并不是要否定任何情境中的所有单一量化形式，而是促使我们思考：我们需要多种衡量方式，让每一种超越其他方式的局限。 如果只是从过分狭窄的“增长”观念，翻转到构成方式相似、同样狭隘且僵硬的数量化“去增长”观念，那么，我们可能更多地是在阻碍进步，而非促成进步。 ##### 寻求替代方案 结合前两篇博客讨论的问题，这些就是我认为有必要质疑去增长批判的原因——尽管我认同它背后的诸多动力。我相信，这些批评的意涵既影响深远，又非常切实。 若暗示对于一种被假定为单一的增长，唯一替代方案是同样狭隘、构成方式相似的数量化“去增长”，就会造成一种深层印象，可能无意间巩固了“别无选择”的霸权压力。而这又有可能引发适得其反的反应。 因此，狭隘的“去增长”批判若只是把批判对象的术语倒转过来，就可能适得其反，强化现实政治中现存的货币价值霸权。 这一切令人惊讶的地方在于：替代方案如此清晰。政治可能性的杯子不是半空，而是半满！要求从根本上重新界定增长、使之多元化，而不是不加区分地否定任何增长，并不需要向当今依赖碳、沉迷消费、病态不平等的资本主义社会中那些贫乏的增长观念作出妥协；对它们的有力批判仍然可以保留。我们需要超越当前这场增长辩论。 当然，这对于积极行动的许多具体启示，与狭义去增长所导出的启示是共同的；去增长社群在支持这些行动方面，也做了大量出色工作。但如果对增长有更为多元的理解，便可能显著提高这些行动的成效、改善其现实政治前景，并降低其被颠覆的风险。 ##### 可持续发展目标 例如，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便提供了一个当下可行的起点。尽管存在诸多缺陷和不当妥协，许多SDG指标仍界定了多种非货币数量，连全球治理的高层机构也强调它们必须增长。这是一个利用“虚伪的文明化效应”的机会；如果只是狭隘地强调“去增长”，可能会错失它。 因此，主张以全新的方式思考、谈论和实践增长，使其比单纯的货币价值更为多元、更为复杂，并非白日梦。选择不仅在于“增长或去增长”，也在于为“多种增长”开展充满活力的民主斗争。 这也不必然意味着否定一切物质增长。对被排斥的社群，以及那些被边缘化的绿色基础设施而言，物质增长与经济增长必不可少。因此，多种增长的路径不一定像去增长那样，意味着拒绝以狭义经济标准衡量的增长。 相反，多种增长分析意味着：重新塑造并平衡按传统经济标准衡量的活动，同时让多样的文化、制度、实践和衡量方式发挥远为突出、活跃的作用。它们构成的社会价值多元性，远比当前资本主义攫取所依赖的货币或物质消费更为丰富。事实上，通过打开更广阔的政治空间，多元性本身就能推动可能赋权于人的突破性变化。 这些替代性的战略可能，也似乎带来了重要的战术优势。许多政治群体会因觉得“去增长”批判暗含不加区分的狭隘性而疏远它。无论这种印象是否正确，对其简单拒绝任何增长的怀疑，都可能削弱可持续性和社会正义运动的行动能力。 与其丧失动员这些潜在盟友的任何可能，不如运用其他形式的、多元的“多种增长”批判，来挑战狭隘的货币霸权。这样能够为广泛联盟提供更坚实的基础，而有效的进步转型始终需要此类联盟。 ##### 不只有“增长”或“去增长” 最后，我欣赏并赞同吉奥尔戈斯本人潜藏的乐观精神。事实上，我认为，狭隘的去增长批判恰恰可能侵蚀这种积极进步的能量。我们所挑战的倒退势力，偏爱一种据称单一、因权宜之计而强加的尺度；我们的选择并不只是这条尺度上的“增长或去增长”。 必须抵抗的，正是这种受限的单维选择本身所具有的贫乏与生硬。进步政治需要更彻底地挣脱狭义经济增长的束缚；不是把它倒置，而是让它多元化。我们需要的不是去增长，而是超越增长（outgrowth）。 #### 回应：为什么我们需要去增长（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我十分感谢安迪·斯特林借我在萨塞克斯大学演讲之机参与讨论。我尤其感谢他建设性的参与，以及评论和批评中同道交流的语气。 安迪认为：“选择不仅在于增长或去增长，也在于为多种增长开展充满活力的民主斗争。”但我认为，他在这里误解了我的论点。我批判的是“经济增长”的观念与实践——这里是首字母G大写的Growth——它已经具有非常具体的含义与物质影响。我并不反对一般意义上的任何或一切“生长”，例如孩子长成大人，或种子长成树木。 安迪列举了即使我们放弃经济增长，仍需要“增长”的许多事物：“平等、健康、福祉、正义、可持续性、照护、自由、充实感、教育、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生活质量”，以及“神经元之间的连接、物种间的共同演化、个人的经历、关系中的共情、社群内部的网络、艺术运动中的感受力……” 坦白说，我不理解安迪为什么坚持用“增长”来表述这些愿望。平等需要实现，或者接近，而不是增长；正义、可持续性或自由也一样。充实感、“人类的繁荣发展”和经历要“增长”？这是什么意义上的增长？在所有这些领域，我们谈的都是质的变化，是涌现、变化与演化的形态——安迪比我了解得多——而不是增长。从任何有意义的词义来说，物种之间的共同演化都不是一种“增长”现象。毕加索的作品和戈雅的作品一样好，戈雅的作品又和古希腊或古埃及雕塑一样好；那么，在哪一种意义上，谈艺术的“增长”才有意义？ 安迪说：“我们说长大，并不是指长高。”正是如此：树木或儿童不需要以每年2%—3%的复合增长率无限生长。而幸福或福祉的上限是……“10”。再说一遍，我在演讲中批判的，也是我们去增长社群批判的，是资本主义对无限经济增长的需要——它是每家企业为了在资本主义经济中保持竞争力而必须实现的增长的总和。大卫·哈维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诸种矛盾中最致命的一种。我还要补充：这是人类在这个星球上繁荣发展所面临的最致命威胁。 ##### 不可持续性与增长 安迪说，“同这一领域的其他人一样”，我反复、不加限定地坚称，不可持续性是“一般意义上任何种类的增长的必然结果；它包含不可能实现的无限愿望，因而终将遭遇不可避免、严酷的物质极限”。 第一，我没有批评一般意义上的所有“增长”；我不反对某些可再生能源或社会保障供给的增长，但同样，它们只能增长“到”某个水平，而不是以复合增长率无限增长。 第二，正如我为“大转型倡议”所作的更详细论证，见上一章，“我们”——左翼生态主义者——希望看到的那些事物与服务的“增长”，不大可能促成GDP总量的增长，因为它们必定会降低生产率。只要我们准备好在没有增长的情况下运转，并相应地改变制度结构，这完全没有问题。安迪称赞的“可持续发展目标”，却回避了必要的根本性社会重组：只有经过这种重组，我们才能在一个没有增长、物质与能源使用大幅减少的世界中繁荣发展。 第三，我谈的不仅是“物质极限”。任何量以复合增长率增长，都会迅速奔向无穷大，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谬的命题。有谁怀疑，不妨算一算。[^n177]经济增长很快就会终结——如果它还没有终结的话——无论原因是生态极限，还是如哈维所说，无法不断找到新的投资出路。[^n178] 最后，我说反对任何种类的增长时，指的是任何种类的经济增长：无论绿色的、非物质的、天使般的，还是社会主义的。这些增长愿景都认为年度增长率应当恒定，而且不宣告任何终点；它们全都荒谬。 安迪认为，这一批判只适用于“不加限定的新自由主义经济增长愿景”。不，它确实适用于一切经济增长愿景——新自由主义、凯恩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绿色或社会主义。它确实适用于所有没有明确回答“什么时候才算足够”的政治方案。除了经济活动无上限地增加，我不知道经济增长还有什么其他定义；神经元或共情的增长，并不是经济增长。 ##### 增长与其他制度 正如安迪所说，“资本主义之外的制度，也表现出对经济增长崇拜的极强易感性。”我想，他这里指的一定是苏联阵营，而不是前资本主义社会形态或原住民文明；据我所知，后者并没有增长崇拜。 人们可以争论：“社会主义”制度是否真的不是资本主义，或者是否属于国家资本主义——即国家精英积累剩余，再将其投资于进一步增长；也可以争论，在军备竞赛背景下，它们在多大程度上陷入了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的增长竞争。 但毫无疑问，经济增长是资本主义的发明。它既是一种意识形态，也是一种随资本主义兴起而出现的现象。此前的文明并不把生产、消费和交换看作一个统一的“经济系统”，也不认为这种系统需要加速商品与服务的流通。安迪说：“并非所有资本主义形态都同样痴迷于将货币视为价值的唯一裁判。”也许如此；我猜他指的是斯堪的纳维亚资本主义，或战后英国工党的实践。但据我所知，没有哪种资本主义变体拒绝追求经济增长和无限扩张。 ##### 一个思想网络 安迪强调了“认知……的力量”的重要性，并提出一个成立的观点：去增长若以同样的单维价值参数来定义自己的批判，便可能强化现有霸权。我与凯特·拉沃思就去增长的认知问题进行过详细辩论；随之展开的讨论，见本书下一篇，其质量不亚于我们的任何学术文章。 与安迪之间的误解，似乎部分源于：他接触去增长文献的主要渠道，是我的这次演讲。演讲中我已经非常明确地表示，我将自己的目标限定为对经济增长意识形态的“无情批判”。因此，我使用经济增长自身荒谬的单维标准来批判它。由于只有40分钟，而且希望让听众带走一个核心信息，我没有详细展开去增长文献所倡导的替代方案；然而，只有先让我们的想象力与制度结构摆脱对GDP增长的单维追求，这些方案才能蓬勃发展。在我们最近的书中，我们提供了一座替代方案的“花园”——所以封面才那样设计——以及一系列鼓舞人心的能指，从“公地”“自主共生”，到“耗费”“照护”。去增长是一个思想网络，而不是增长的单维倒影。 ##### 令人不安的批判 最后，安迪提到了“有意识地表演一种批判者身份所带来的安慰与诱惑”，并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有责任避免“陷入这种自我放纵”。他说明，这一评论并不是针对我；但既然它针对的是去增长社群中我的朋友和同事，我就不能让它轻轻带过——而且我更不明白，为什么去增长社群中唯独我可以被豁免。 首先，我实在不确定，逆流而上、明确批判经济增长与资本主义，究竟有什么令人安慰的。当然，身处一个社群能够帮助你不那么害怕；生活在欧盟也有帮助，至少眼下如此。世界其他地方的增长批评者与生态主义者，即使在印度或土耳其这样的民主国家，也没有这种特权。但请相信：听着一位美国畅销书作者兼电台谈话节目主持人直接引用我们的书，把去增长者——其中竟然还包括奥巴马总统……——贴上国家敌人的标签，说我们想要终结美国梦，这绝不令人安慰，也绝非什么自我放纵。[^n179] 其次，我不认为，我的学生倡导去增长，会比制作漂亮的经济模型，或写“可持续性”之类更无害的话题，更容易建立学术事业。 第三，我确实佩服那些阻拦燃煤电厂或新建机场公路的“增长拒绝者”的勇气。把生命中的几个月乃至几年花在监狱里，没有丝毫自我放纵可言。 ##### 可持续发展目标带来了希望吗？ 最后，我不确定，“可持续发展目标……提供了一个当下可行的起点”——安迪的原话——究竟是怎么回事。可持续发展是一个空洞的能指，已经伴随我们二十年；在这期间，环境管制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放松，每一条环境战线都发生了倒退，通常还以经济及其增长的名义进行。 固守这种过时、不触动冲突、去政治化——即掩盖了我们想生活在怎样的世界中的真实对立——的议程，这种没有实际效果、已被建制完全吸收的议程，又怎么不算自我安慰呢？ 如果这场交流让人以为，我和安迪站在彼此对立的阵线上，那么让我说清楚：并非如此。我们都同意，经济增长不是出路；我们也都展望一个平等的未来，让照护、团结、正义、社会网络与公地蓬勃发展。 安迪承认：“货币的暴政在实践中远非抽象。它通过多种强制权力与刚性结构，最终通过有组织暴力的威胁加以施行。”面对如此强大的力量，去增长社群需要安迪这样的人所拥有的思想资源、帮助与贡献，才能让社会想象摆脱增长拜物教的殖民。我不确定，指出那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一旦放弃经济增长，许多事物仍可能需要增长——是不是提供帮助的最佳方式。 [^n177]: Rowan, M. (2014, 27 February). “We need to talk about growth. (And we need to do the sums as well).” 取自 [http://persuademe.com.au/need-talk-growth-need-sums-well/](http://persuademe.com.au/need-talk-growth-need-sums-well/) [^n178]: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179]: Levin, M. (Producer). (2015, 13 August 2016). “Mark Levin explains the degrowth movement.” 取自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LWuJVMoIA](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TLWuJVMoIA) ### 23. “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吗？ > **作者说明：** 延续安迪·斯特林关于“去增长”一词具有误导性的批评，本章再收录两篇针对这一术语认知层面的批评。第一篇来自布赖恩·迪恩，他从认知框架的角度展开讨论；这一领域研究人们如何因概念呈现方式不同而作出不同反应。其中最重要的是乔治·莱考夫的工作；他最近出版了《别想那只大象！》[^n180]，也就环保运动如何被呈现写过大量文章。布赖恩·迪恩师承莱考夫，经营着一个名为“新闻框架”（News Frames）的博客，发表对当下议题的思考，为行动者如何更好地向公众表达诉求提供有益见解。以下文章解构“去增长”一词，并说明其问题何在。第二篇作者凯特·拉沃思，是牛津大学环境变化研究所的经济学家。她以对行星边界研究的贡献著称，目前正在撰写《甜甜圈经济学：像21世纪经济学家一样思考的七种方式》，将由兰登书屋出版。我在伦敦接受利弗休姆资助的那一年认识了凯特；她邀请我为牛津大学2015届环境变化与管理硕士项目作开学讲座。凯特喜欢我关于去增长的论证，但同样不认可这个词本身。2015年12月，我们在邓肯·格林广受欢迎的乐施会博客“从贫困到权力”（From Poverty to Power）上，就“去增长”一词是否有用展开辩论。我的回应也部分回应了布赖恩·迪恩提出的一些批评，或者至少说明：他对这一问题的框定，没能改变我大脑中的突触。 #### “去增长”：一个有问题的经济框架（布赖恩·迪恩／Brian Dean） “去增长”一词越来越多地被用于指称某种环保运动。虽然它可能是一个有效的标签，能够把观点相近的人团结起来，但就如何建立能够获得广泛认同、替代保守派所框定的“常识”的观念而言，它几乎无视了认知框架领域的所有建议。 我在此前一篇讨论经济“增长”框架的文章中，提到过这个问题。[^n181] 对那篇文章的反应不一：有些人“领会”了，另一些人似乎认为我只是在谈语言。我们必须提醒自己，认知框架关乎我们如何思考、如何形成世界观。几十年来，由于文化中的反复重复而不断强化于神经回路中的观念、信念与印象，并不能仅靠使用一种反对性的语言就消除，当然也有例外。[^n182] 记住这一点，下面从“增长”的基础说起，列出“去增长”的若干问题。 ##### “增长”框架的基础 - “经济”的“增长”，是乔治·莱考夫所说的一种本体隐喻。说得直白些，我们借助“同一类型的实体或物质”来思考那些无法直接把握的事物，比如无法测量的复杂性。[^n183]于是，数百万人各不相同的活动，被汇总为一个名为“经济”的单一实体，具有统一的“增长”属性。 - 这种隐喻性框定存在一些重要弊端；至少自国内生产总值被确立为一种“度量”以来，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意识到这一点。例如，“增长／不增长”的粗糙二元逻辑，仿佛“经济”只有两条路可走。又如，“增长”这一总量指标制造出一种危险的统一性幻觉，仿佛不同的“经济活动”——其度量彼此无法调和——可以有意义地揉合为一个单一数量指标。 - “增长”作为多种人类活动之“总和”不断增加的隐喻，排除了质的差异。因此，它把滋养生命与摧毁生命的活动混为一谈，两者都可能被计为“增长”。反复聚焦“增长”，会降低质性框架在认知中的重要性，例如用来区分创造福祉或破坏环境等不同活动类型的框架。 - “增长”极其容易被理解为自然且美好的，而缺乏增长则被视为糟糕、不自然的。这种观念普遍存在、根深蒂固，不大可能仅靠宣传“去增长”是好事，或类比某些增长被视为坏事的特殊情况——例如疾病扩散——就将其扭转。 - 市场意识形态与新教工作伦理相互强化着一种观念：“增长”是“效率”“纪律”“生产率”“勤奋工作”等的结果，也是对它们的道德回报。这套道德框架体系深深植根于我们的文化。 ##### “去增长”的问题 - “去增长”并不是一个不同于“增长”的框架；它包含同样一套概念隐喻：一个实体，即“经济”，一个单一总量指标，即“增长”，以及一项自上而下的政策，其首要目标是增加、减少或稳定“它”。对“经济”而言，“增长”与“去增长”都是单一的数量目标。 - 尽管直接否定——例如“去增长”否定“增长”——在逻辑上似乎能够削弱某个框架，但它会在大脑中激活这一框架，强化其物理的、神经层面的基础。而且，通过认知语言学家称为“相互抑制”的过程，对强化或否定某个框架的持续关注，会抑制其他替代框架。 - 通常以国家为单位、把总量作为数量指标的“增长／去增长”框架，会同时强化市场资本主义和保守民族主义的概念图式。 - 民族主义图式包括思考“国家利益”时使用的“国家即个人”隐喻。在保守派框架中，这意味着国家之间的竞争；“国家利益”，也就是经济健康与军事实力，关乎财富与权力总量的最大化。这与国家经济“增长”，即“增长／去增长”的框定，相互关联、相互强化。 总之，用“增长”来思考“经济”的方式，在重要方面被“去增长对抗增长”的叙事强化了，包括对其他框架的抑制。在那种可称为保守派“直觉式”常识的观念中——经济“增长”与市场框架经过数十年的文化重复，使其广泛传播——“去增长”会让人“觉得”极不自然、邪恶，并且削弱国家。 如果“去增长”的倡导者还没有醒悟，我建议他们阅读并认真思考莱考夫的文章《为什么我们如何框定环境至关重要》。 > 永远不要接受右翼的框架：不要否定它们，不要重复它们，也不要围绕反驳它们来组织论证。那只会激活大脑中的这些框架，帮助他们。[^n184] ##### 附记 我收到的几条回应显示，有人混淆了对“增长”框架的批判，与对被当成现实的“增长”本身的反对。这类似于把地图与其所描绘的地域混为一谈。两位回应者都立刻坚称，自己批判的是框架，也就是把“增长”加总起来的隐喻的不充分性；可紧接着，他们又坚持反对“增长”，仿佛它是一种可触摸的现实，与自己前面的说法相矛盾。我认为，这种矛盾产生于：通过概念隐喻来思考，是一种新方法；一不留神，我们就容易退回到把旧框架当作实物的思维中，尤其是面对“增长”这类牢固确立的框架。 #### 为什么去增长已经超出了它的名字（凯特·拉沃思／Kate Raworth） 去增长让我困扰的地方是：我实在无法说服自己使用这个词。 不要误会：我认为，去增长运动正在处理我们时代最深刻的经济问题。我相信，以无止境的GDP增长为目标而组织起来的经济，会破坏我们赖以生存的行星生命支持系统。因此，我们必须改变经济核心中的政府、企业与金融体系那种依赖增长的设计。从这一立场出发，我认同去增长运动的许多分析，也支持它的核心政策建议。[^n185] 我有意见的不是其思想立场，而是它的名字。 原因有五个。 ##### 1. 不再停留于导弹 去增长阵营的朋友告诉我，这个词是有意挑选的，具有挑衅性，是用来引发辩论的“导弹词”。我理解，也同意冲击与不协调感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倡议工具。 但根据我与各种各样的人讨论经济未来的经验，“去增长”是一种十分特殊的导弹：烟幕弹。把它扔进一场对话，就会引发广泛的困惑和错误假设。 如果你想说服某个人，他以增长为中心的世界观已经相当过时，那么就需要细致论证。但每当“去增长”这个词冒出来，我就发现，剩下的谈话都花在澄清它意味着什么、不意味着什么的误解上。这不是倡导变革的有效策略。如果我们认真想要推翻以增长为中心的经济思想的支配地位，那么“去增长”这个词就是胜任不了。 ##### 2. 界定去增长 我必须承认，我始终没能完全确定这个词的含义。按照 [degrowth.org](http://degrowth.org) 的说法，它指的是“缩减生产和消费的规模，同时增进人类福祉，改善地球上的生态状况与公平”。听起来不错，但还不够清楚。 我们说的是经济物质体量的去增长——消费了多少吨东西——还是以GDP衡量的货币价值的去增长？这种区别至关重要，却很少被明确说清。 如果说的是缩减物质吞吐量，那么连“绿色增长”阵营的人也会赞同这一目标。因此，去增长需要说得更具体，才能显示自身的区别。 如果说的是缩减GDP——在这一点上，绿色增长与去增长显然分道扬镳——那么去增长究竟意味着GDP冻结、GDP下降、对GDP如何变化无所谓，还是干脆宣告根本不应该计量GDP？这些说法，我都曾在去增长的旗号下听到过；但它们十分不同，具有十分不同的战略后果。没有更明确的解释，我不知道该怎样使用这个词。 ##### 3. 向莱考夫学习：否定性框架赢不了 认知科学家乔治·莱考夫，是研究框架的性质与力量的权威。框架，就是我们通过所选择的词语和隐喻激活的世界观，而通常我们对此并无意识。他数十年来的研究表明：如果仍使用对手的框架，我们便不大可能赢得辩论。他的书名《别想那只大象！》[^n186]恰恰说明这一点，因为它立刻就让你想到那个——你知道是什么——东西。 这在政治中如何起作用？以税收辩论为例。很难反对“税收减负”，也就是为富人减税，因为“减负”这个积极框架听起来实在太令人向往；反对它，只会强化税收是一种负担的框架。更明智的办法，是用自己的积极术语重新表述问题，例如倡导“税收正义”。 去增长是否落入了这个陷阱？在最近的一次网络研讨会上，我有机会亲自向乔治·莱考夫提出这个问题。他当时正在批评占主导地位的“增长”经济框架，于是我问他，“去增长”是否是一个有用的替代说法。他立即回答：“不，不是。首先，它就像‘别想那只大象！’——‘别想增长！’这意味着我们会激活增长的概念。当你否定某件事时，你就强化了这个概念。” 说清楚些，我知道去增长运动代表了许多积极、赋权于人的事物。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与吉奥尔戈斯·卡利斯主编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内容丰富细腻，收录了环境正义、自主共生、合作社、简朴、自主和照护等许多精彩词条；每一个都是积极框架。让我望而却步的，不是罐子里的内容，而是罐子上“去增长”的标签。我愿意接受其余全部词汇，只是不接受这个标题。 ##### 4. 是时候驱散烟雾了 暂且对“去增长”这个词作最善意的理解，假定导弹已经落地，而且发挥了作用。运动正在壮大，有专门推进其思想的网站、书籍与会议。这很好。我们迫切需要这些辩论和替代性的经济思想。但总会有一个时刻，烟雾应当散去，需要有一盏灯引导我们穿越迷雾，一个值得追求的积极目标。我们需要的是灯塔，而非导弹。我们也需要给这座灯塔起一个名字。 在拉丁美洲，人们称之为“美好生活”（buen vivir），字面意思是好好生活，但其含义还要丰富得多。在非洲南部，人们谈论“乌班图”（Ubuntu）：相信一种普遍的分享纽带，将全人类联系在一起。英语世界的语言拥有超过一百万个词，难道不能试着找出一个同样鼓舞人心的说法吗？这当然不容易，但这正是需要下功夫的地方。 蒂姆·杰克逊建议使用“繁荣”（prosperity），其字面意思是“事情如我们所愿地发展”。[^n187]新经济基金会以及许多人，则用“福祉”（wellbeing）来框定它。[^n188]克里斯蒂安·费尔伯建议“共同福祉经济”（Economy for the Common Good）。[^n189]还有人从亚里士多德开始，就选择“人的繁荣发展”（human flourishing）。[^n190]我认为这些说法都还没有完全切中要害，但它们无疑朝着正确方向前进。 ##### 5. 事关重大，还有很多要讨论 当前在去增长旗号下展开的辩论，是21世纪最重要的经济辩论之一。但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因为这个名字让他们退却。我们迫切需要用一种能吸引广泛参与的方式，表达一个替代性的、积极的经济愿景。以下是我目前想到的最佳表述： > 我们现有的经济需要增长，无论它是否让我们过得好。 > > 我们需要的经济应当让我们过得好，无论它是否增长。 这算“去增长”吗？我其实不知道。但我知道，每当我在辩论中这样表述，许多人就会点头，而讨论很快就转向：当今政府、企业、金融与政治的设计，如何将我们锁在一个非增长不可的经济之中；以及需要做些什么，才能摆脱这种锁定，转而在维护生态完整性的同时追求社会正义。 如果我们终究要形成足以改变主导性经济叙事的关键力量，就必须重新框定这场辩论，吸引更多人加入。 以上就是我认为去增长已经超出其自身名字的五个原因。 我猜想，去增长阵营的一些朋友会对这篇博客——我自己的小导弹——感到恼火、沮丧，或叹一口气：又来了，我们又得把基本概念解释一遍。 如果如此，请留意：当你发现自己不断需要解释基本概念、反复澄清同样的误解，就说明思想的呈现方式出了问题。 相信我，答案就在名字里。是时候换一个新框架了。 #### 凯特，你错了：去增长是一个有说服力的词（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我的朋友凯特·拉沃思“无法说服自己使用”去增长这个词。以下是我使用它的九个理由。 ##### 1. 定义明确 “去增长”已经足够明确。它当然不比“平等”更模糊，也不比“经济增长”更模糊——增长的是福利，还是活动？是货币化的活动，还是所有活动？如果只是货币化活动，我们为什么要在意？除了批判永久增长的荒谬，去增长还意味着，从富裕者开始，减少全球的碳足迹和物质足迹。 “绿色增长阵营”也希望实现这种减少，但它认为GDP增长是其必要条件，或者至少与之相容。去增长则不这么看：GDP很可能也会下降。如果我们为了过得好而做正确的事，例如设定碳排放上限，如果我们把利润经济转变为照护与团结的经济，那么按GDP衡量的经济就会缩小。凯特同样呼吁“让我们过得好、无论它是否增长的经济”，并主张让我们摆脱增长的“锁定”。德国人把这称为“后增长”，我对此没有意见。但这个词多少美化了挑战的规模：把能源或物质使用量减半，并改造、稳定一个收缩的经济，而不仅仅是“不增长”的经济。“去”增长中的冲击感提醒我们：不能既保有蛋糕，又把它全部吃掉。 ##### 2. 与合适的人展开合适的对话 你是否有过这种感觉：“我和这些人待在同一个房间里，到底是在干什么？”耳边听着“双赢”，眼前看着图表：随着市场把“外部性”内部化——原文如此！——社会、环境与经济在爱的三角关系里彼此拥抱。好吧，如果你投出“去增长”这枚导弹，就不会被邀请进这些房间。这是好事。马克思不会惦记着与资本家同桌，去说服他们接受共产主义。 为什么要假装我们意见一致？我从没有过一场关于去增长的无聊或混乱的对话，眼前这场就是例子。情绪高涨，核心问题被提出来：我们在进步中失去了什么吗？过去有什么能留给未来？制度变革有可能吗，又如何实现？但要展开这些对话，你就需要了解去增长，并为之辩护。 ##### 3. 任务尚未完成 凯特请我们想象，“导弹”“已经落地，而且发挥了作用”。问题在于，导弹确实落地了，但还没有发挥作用，因此尚未到“继续向前走的时候”。微软的拼写检查仍不停地把degrowth改为regrowth。左右两派都把去增长视为异端。经济学家一听到“去增长”，就面如死灰。生态现代主义者描绘一个由核能驱动、由转基因作物供养的物质无限丰裕的未来，占据新闻头条。最近一本书把去增长者称为“马尔萨斯主义者”、生态紧缩主义者和“崩溃色情上瘾者”。连激进左翼联盟这样的激进政党，都曾喊出“增长还是紧缩”的口号。增长意识形态比以往更强大。20世纪70年代，对增长的批判广泛存在，政治家愿意考虑它，经济学家至少觉得自己必须回应。 ##### 4. 一个充满活力的社群已经存在，这是不可逆转的事实 在巴塞罗那，我们二三十个人经常见面，阅读和讨论去增长，做饭喝酒，去森林，也去参加抗议。除了去增长把我们聚在一起之外，几乎所有事情我们都有分歧。在莱比锡举行的第四届国际会议上，有3,500名参与者，大多是学生。闭幕全会之后，他们跟着乐队走上商业街，举起反消费主义的标语牌，并封堵了一座煤炭工厂。来自世界各地的年轻人想来巴塞罗那研究去增长。如果你亲身感受到这股不可思议的能量，就会发现去增长是一个美丽的词。但我也理解，在别的环境中使用它有多困难：在伦敦访问半年之后，我觉得自己成了那个执意谈去增长的古怪、尴尬的人。 ##### 5. 为什么我们必须一直积极？ 我来自地中海。那里的进步看起来不同；那里的文明在几个世纪前就已达到顶峰。塞尔日·拉图什说：“去增长被看作消极的东西；在一个要求人不惜一切代价‘积极思考’的社会里，这是不可原谅的。”“要积极”是北美人的发明。请让我们“消极”一点吧。我受不了那么多幸福。悲伤、牺牲、照护、荣誉：生命并不只是感觉“更好”。 对于心灵上的南方人，无论来自全球北方还是南方、东方还是西方，这种不断改善、不断提升的观念始终显得别扭。不理性地耗费我们自己和我们的产物，拒绝改进、拒绝变得“有用”，自有它的魅力。否定自己的重要性，是对增长核心中的新教伦理的一剂解药。让我们抵抗必须积极的要求！ ##### 6. 我不是语言学家 莱考夫教授说，我们不能告诉别人“别想那只大象！”，因为他们会想到一只大象。我有什么资格质疑他？但转念一想，无神论者反对神灵的斗争做得相当不错；想要废除奴隶制的人也是如此；不幸的是，要求“去管制”的保守派也一样。他们把某种否定性的东西变成自己的战斗口号，瓦解了对手主张中那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善。酷儿运动把一个侮辱性称呼变成了自豪。这就是颠覆的艺术。有哪种语言学理论解释它吗？ 这与莱考夫批评美国民主党人的情况不同。民主党人接受共和党人的框架，只提供比较温和的替代方案，例如“少一点紧缩”。“绿色增长”就是如此；去增长则是对增长的颠覆性否定：一只蜗牛，而不是一头瘦一点的大象。[^n191]《卫报》的语言专栏作家斯蒂文·普尔觉得去增长“可爱”。[^n192]当大多数人认同他，觉得蜗牛很可爱时，我们就走上了“大转型”的道路。 ##### 7. 无法被收编 “美好生活”听起来很棒。谁不想“过得好”？拉丁美洲人确实将其牢记于心：连接巴西与厄瓜多尔、穿越亚马孙地区，并沿途植入“创意城市”的公路，是一项“美好生活”工程；玻利维亚的核能计划，是美好生活规划的一部分；委内瑞拉的一张信用卡，也叫“美好生活”。这让我想起了“乌班图可乐”。没有人会以去增长的名义修建公路、建造核反应堆、发放更多信贷，或销售可乐。正如乔治·蒙比奥在一篇文章里所说：资本主义什么都能卖，唯独卖不了“更少”。 去增长会被紧缩主义者收编吗？有可能，但不大可能；紧缩总是以增长为理由。没有增长，资本主义就失去正当性。会被反移民者收编吗？很可怕，但并非不可能；法国已经有人试过。这正是我们不能放弃这个词的原因：我们必须发展并捍卫它的内容。 ##### 8. 它不是终点 无限去增长，与无限增长同样荒谬。关键是废除增长之神，建设一个足迹较低的不同社会。为此，确实有一座“灯塔”：公地。[^n193]但必须是规模缩减后的公地。点对点生产和共享经济同样使用材料与电力。去增长提醒我们：不能既保有蛋糕，又把它全部吃掉，即使那是一个通过数字化制造出来的蛋糕。 ##### 9. 它让我的研究更聚焦 我努力与生态现代主义者、绿色增长者、增长经济学家，以及马克思主义发展主义者，争论增长是否可持续。这种坚持为去增长辩护的做法富有成效，因为它催生了别人不会提出的研究问题。当然，我们在理论上可以使用更少的材料；但那么，为什么物质足迹仍在增长？在一个收缩的经济中，工作、社会保障和货币会是什么样子？深信绿色增长的人，不会问这些问题。 凯特并不深信绿色增长；她赞同我们的十项去增长政策建议：[^n194]工作分享、债务大赦、公共货币、基本收入。但她问，为什么一定要以去增长的名义提出？因为我们承担不起保持中立的代价。无论研究还是设计，将这些建议视为刺激经济、重启增长的手段，还是管理并稳定去增长的手段，区别都极其重大。 去增长仍然是一个必不可少的词。 [^n180]: Lakoff, G. (2014). *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n181]: Dean, B. (2014). “The economic ‘growth’ frame – and its opposition.” 取自 [https://newsframes.wordpress.com/2014/08/27/economic-growth/](https://newsframes.wordpress.com/2014/08/27/economic-growth/) [^n182]: 在某些情况下，直接反对似乎是唯一的办法。例如，直接反对奴隶制时，奴隶制框架当然会在我们大脑中被激活和强化。这会损害反奴隶制事业吗？如果奴隶制已经普遍被视为不道德、不可接受，显然不会。但在一个社会尚未达到这一点之前呢？你或许应该思考，奴隶制这类事物，与“经济”的“增长”这类事物，在概念隐喻和抽象程度上有什么不同。也请考虑我关于[反工作](https://newsframes.wordpress.com/2014/12/02/antiwork/)的文章。使用一个反对工作的词，我是否自相矛盾？还是说，否定一切工作的想法明显荒谬，以至于我一定是在尝试某种“游击本体论”，仅仅为了激发思考或辩论？ [^n183]: Lakoff, G., & Johnson, M. (2008). *Metaphors we live b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p. 25. [^n184]: Lakoff, G. (2014). *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n185]: Kallis, G. (2015). “Yes, we can prosper without growth: 10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New Left.” *Common Dreams*. 取自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5/01/28/yes-we-can-prosper-without-growth-10-policy-proposals-new-left](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5/01/28/yes-we-can-prosper-without-growth-10-policy-proposals-new-left) [^n186]: Lakoff, G. (2014). *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n187]: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n188]: NEF. (2015). “Well-being.” 取自 [http://www.neweconomics.org/issues/entry/well-being](http://www.neweconomics.org/issues/entry/well-being) [^n189]: ECG. (2016). *Economy for the Common Good*. 取自 [https://www.ecogood.org/en](https://www.ecogood.org/en) [^n190]: Wikipedia. (2016). “Eudamonia.” 2016年8月14日检索，[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daimonia](https://en.wikipedia.org/wiki/Eudaimonia) [^n191]: Poole, S. (2015, 30 January). “Steven Poole: beware growthspeak.” *The Guardian*. 取自 [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an/30/steven-poole-growthspeak-general-election-looms](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an/30/steven-poole-growthspeak-general-election-looms) [^n192]: 同上。 [^n193]: Helfrich, S., & Bollier, D. (2014). “Commons.” In G. D’Alisa, F. Demaria, & G. Kallis (Eds.),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n194]: Kallis, G. (2015). “Yes, we can prosper without growth: 10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New Left.” *Common Dreams*. 取自 [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5/01/28/yes-we-can-prosper-without-growth-10-policy-proposals-new-left](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5/01/28/yes-we-can-prosper-without-growth-10-policy-proposals-new-left) ### 24. 去增长将是自愿的，还是非自愿的？ > **作者说明：** 布赖恩·戴维著有《信条：危机世界中的经济信念》。他长期从事社区组织工作，也参与Feasta智库的活动，目前住在英国诺丁汉。戴维为我参与主编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撰写了一篇深入书评。以下是该书评的删节版，其后附上我的回应。 #### 一种非常乐观的去增长版本？（布赖恩·戴维／Brian Davey） ……我认为，这本书本应探讨：去增长是否主要会是一个非自愿的过程。让我试着解释，我所理解的区别是什么。 所谓“自愿去增长”，我指的是一种未来愿景，人们推广它，是因为认为它优于增长经济。例如，它包含一些变革建议，而在把增加产出视为所有问题的解决办法的增长经济中，这些建议得不到关注。伊万·伊里奇的“自主共生的工具”就是一例：创造某种工具，使“关系、认可、快乐，以及总体上的美好生活获得空间，从而减少对工业化和消费主义体系的依赖”，正如马尔科·德里乌在他撰写的章节中所解释的。因此，我所谓的“自愿去增长”，主要是一种法国思想，有时被称为“自主共生式去增长”（décroissance conviviale）：一种对社会的文化与社会批判，对社会可能如何存在的另一种“想象”。 所谓“非自愿去增长”，我指的是这样一种未来观：无论我们喜欢与否，生产经济终究都会收缩，可能以混乱的方式，也可能通过崩溃。因此，去增长运动的任务，就是尽可能为这种收缩做好准备，并减轻其冲击。与其说这是社群和社会主动选择反对增长，不如说是社群寻找办法，应对经济终究收缩时必然遭遇的困难。例如，转型运动——本书几乎没有提及它——一直认为，“能源下降”会在不远的未来发生，而让社区做好应对准备，是一项紧迫任务。 在应对这一被我这样的人视为终究会发生的过程时，转型运动强烈主张，要尽量把局面变好。它希望“将不得已之事化为美德”，在风暴的乌云中寻找希望。有人提出，人们或许会惊讶地发现，生活质量其实能够提高。因此，转型运动也致力于复兴社区、社会关系和多种创造力。它倡导的项目，例如城市园艺，与自主共生式去增长并无二致。但其出发点与其说是选择一个不同于增长经济的社会，不如说是在未来收缩所带来的艰难条件下，把即将发生的事情尽量处理好。 在我看来，本书的一个弱点，是没有充分揭示并强调这些区别。实际上，多种未来都有可能。例如，我们可以设想：非自愿去增长已经发生，即物质生产收缩了，但速度仍不足以使碳排放以所需速率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仍然需要“封顶与分享”（cap and share）制度来加快减排，也需要物质生产的自愿去增长，以加速这种非自愿收缩。 减少允许开采的化石燃料数量，让大部分燃料留在地下，会使经济去增长。但仅靠这一点，恐怕不足以避免失控的气候变化。因为二氧化碳已经超过限度，任何新增排放都会加剧危险。因此，必须从大气中移除大量二氧化碳。这是另一项紧迫的未来任务。然而，移除二氧化碳即使可能，也大概只能通过大规模土地修复与恢复植被，运用永久农业等生态设计方法，将二氧化碳锁定在生物质中。在我看来，碳移除或碳封存应该成为另一个独立章节的概念。但书中没有，也没有考虑增强碳汇。 概括以上几点的一种说法是：编者汇集的是一个主要持乐观态度的去增长版本。我不认同这一看法。将编者的思路与丹尼斯·梅多斯的态度相比较，很有意思；梅多斯是1972年《增长的极限》研究团队仍在世的成员之一。20世纪90年代，他不再相信人类能够充分应对增长极限的危机，并认为如今崩溃已不可避免。 澳大利亚学者格雷厄姆·特纳已经进行了30年和40年的追踪研究，将1972年《增长的极限》计算机模型在“一切照旧”情景下的预测，与实际发生的情况进行比较。他的结论是，两者基本吻合，而且转折点将在2015年出现。[^n195] 区分自愿与非自愿的转型十分重要。如果转型不是至少部分地非自愿发生，就极不可能有足够多的人主动朝去增长者认为至关重要的方向调整生活方式。同时，我们所描述的，是一个死亡率将会上升、令人不愉快的历史时期。 ##### 风险厌恶、前景理论与生活方式组合的瓦解 丹尼尔·卡尼曼的“前景理论”[^n196]也是本书缺少的一个观念。它表明，人们围绕他所说的“参照点”来组织生活；当需要从这些参照点后退时，人们会表现出强烈的“风险厌恶”。参照点可以是一个人已经习惯的收入水平，因此也包括日常生活中的支出数额，即某种大致适应该收入水平的生活方式所对应的花费。我的理解是，收入下降不受欢迎，不仅因为拥有的东西减少了，也因为人们必须调整生活细节的组织和管理，形成新的支出模式，而这需要思考与注意力。花的钱减少了，但思考钱要花在哪里的时间却增加了。这是一种不受欢迎的额外心智负担。若变化很大，就必须调整每小时、每天、每周的整套购买模式，并可能影响居住环境、关系、日常交通安排等。 正如编者在后记中所写，稀缺是社会性的，社会能够生产远超基本需求的东西；这样写当然可以，但没有回应人们安排日常生活时最担忧的问题：如何让自己的“生活方式组合”保持足够的平衡，以免生活陷入混乱。生活处于平衡状态的大多数人，其收入大致能够满足居住需要，居住条件又必须适合其关系状况，比如适合与伴侣及受抚养人同住。这些条件必须与工作及其收入、时间要求和通勤要求相匹配，也必须与工作技能及家庭责任相匹配。平衡生活需要心智与情感上的劳动；一旦这种平衡似乎要瓦解，就会令人恐惧。 最大的恐惧，是一场全面的生活危机，使所有这些事情同时崩解。例如，一个人失去工作之后，可能无法偿还债务——比如房贷——或支付租金，因而失去住处。在随之而来的压力与实际混乱中，他的关系也可能破裂。上一次经济崩盘期间，许多人最终无家可归，独自住在帐篷或汽车里。还有许多人精神崩溃，也就是完全失去方向，情绪极端激烈，无法正常生活。[^n197] ##### 作为“救生艇安排”的实践项目 全面危机的问题在于，大批人可能发现自己陷入了上述处境，因而需要城市农场、食品合作社、维修养护工坊、重返土地项目、替代货币等“救生艇”安排，让自己不至于沉没。他们需要这些项目提供新的社会关系，使自己能够重新开始、恢复信心、“再造生活”。我觉得，多数人会因为选择拒绝增长经济，而加入这些项目、围绕它们组织生活，这不太可信；当然，会有一些人如此。但如果增长经济正在崩解，人们届时加入这些项目，就并非不可信。我见过社区花园对有心理健康问题的人能有多大价值。 在全面崩溃之前，大多数人仍会与主流经济捆绑得太紧。但一旦崩溃发生，局势就会非常危险，这些项目必须已准备好接纳并支持人们。因为当所有选项看起来都很糟时，人们就会失去风险厌恶，准备放手一搏：例如把剩下的一点财产拿去赌博；或者，在更根本的意义上，加入犯罪团伙或极端主义运动，以生命为赌注。 ##### 韧性：另一个缺席的词 描述这组问题的词是“韧性”。不幸的是，韧性也是本书中缺席的概念。韧性关乎一个人的“生活方式组合”、一个社群或一个社会，在灾难性崩溃之前，能够承受多少压力而继续运转。它关乎系统中的临界点或阈值；这些临界点或阈值，反映了系统的复杂程度与相互依存程度。 塞尔吉奥·乌尔贾蒂所写的“熵”一章，本应使这一点清晰起来；该章讨论低熵能源在维持系统中的作用。经济和社会系统中的低熵能源供应，不只是为了生产足够多的“东西”。在“枢纽相互依赖关系”中——即交通系统、交易与金融系统、计算机控制的生产系统，以及全球供应网络中——能量转换用于维持一整套极其复杂的组织结构持续发挥功能。如果能源不在了，复杂性就会退化，系统停止运作，组织分崩离析。 这里的关键问题是：当能源与资源供应冲击扰乱枢纽间的依赖关系时，这些相互关联的结构究竟有多大韧性？系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应对能源及其他资源投入的减少，但超过某个限度，就可能彻底崩溃。当组织安排完全崩解时，可能什么也生产不出来，因为工人失业、生产系统闲置、银行破产，一切停滞。那时不是石器时代水平的生产，而是完全没有生产。没有，一点也没有，什么都没有。〔译注：原文依次使用德语“Gar nicht”、法语“Rien du tout”和加泰罗尼亚语“Res en absolute”反复强调。〕 以下引文出自我在Feasta的同事大卫·科罗维茨，揭示了问题所在： > 2000年9月，英国卡车司机不满柴油税上涨，封锁了炼油厂与燃料配送站。加油站依赖准时制补给，因此影响迅速显现。封锁开始后不到两天，英国约半数加油站已无油可供，对工业与公用事业的供应也开始受到严重影响。最初的冲击落在运输上：人们无法上班，企业无法获得补给。随后，影响开始扩散到整个系统。 > > 抗议在五天后结束；此时，超市开始出现库存告罄，制造业的大部分部门即将停工，医院开始只提供急诊服务，自动取款机无法补充现金，邮政服务也受到严重影响。超市和加油站出现了恐慌性抢购。据估计，第一天过后，全国总产出平均损失了10%。令人惊讶的是，在扰乱最严重的时候，英国公路网上的商业卡车交通量，仅比平均水平低10%—12%。[^n198] 请注意，商业卡车交通量只减少10%—12%，英国社会就几乎要分崩离析。不难想象，某些紧急状况会让许多人的“生活方式组合”瓦解。 气候变化、气候政策、超调、非自愿去增长、崩溃、风险厌恶、惯性、韧性……在我看来，这一整组概念与词语都应该出现在这本词汇书中，但它们没有出现。 ##### 一本用英语写成的法国书？ 这本去增长著作汇集了51篇极短的文章，作者几乎全是学者，其中16位来自巴塞罗那大学。虽然它声称是第一本关于去增长的综合性英语文集，但对于去增长的含义，它呈现的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种南欧学术视角。这反映在编者的选题中；他们显然深受法国左翼思想家的影响。因此，在我看来，许多章节与部分英国、美国作者所写的章节放在一起，显得不太协调，因为这些作者中有些人从不同的分析前框架出发。我并不反对一本书的作者具有不同出发点，但这使编者承担一种特别责任：帮助读者理解这些差异。这也让我好奇，英国和美国作者会怎样看待书中那些自己未参与撰写的部分。 由此，我要谈到本书中确实出现的一个词，也是编者似乎格外热衷的词：“耗费”（dépense）。编者讨论这一概念的篇幅超过其他任何概念，尤其在后记中，他们最后两句突然变成了法语口号： > Vive la décroissance conviviale. Pour la sobriete individuelle et la dépense sociale. > > 自主共生式去增长万岁。为了个人的节制与社会的耗费。 既然社会耗费被如此突出地强调，理解它显然十分重要。如果要让这一概念“可操作”，我们就需要知道，如何在见到“耗费”时认出它。实际上，读完之后，我依然觉得自己不清楚它的含义。 我理解“耗费”的一部分困难在于，它又是一个来自法国传统的词，而我对此并不熟悉。保留法语“dépense”，而不干脆译成英语“expenditure”（支出），就会让读者以为它包含更复杂的含义，必须投入更多努力才能把握。 不幸的是，下了很大功夫之后，我仍不能完全确定自己理解了这个词。我也不确定，自己是否理解了“耗费”一章的作者奥诺弗里奥·罗马诺和编者希望人们在去增长语境中怎样理解它，因为这未必与巴塔耶的理解相同。下面，我尝试把这一思想转成某种自己能够理解的术语，但并不能完全确定是否把握正确。 增长意识形态的动机基础之下，是主流经济学的稀缺观念。如果商品和服务永远不足以满足人类需求，似乎就意味着，生产得越多越好。这就是支持增长的简单论证。因此，去增长倡导者会被巴塔耶吸引，是可以理解的；他将稀缺观念颠倒过来，在他的思路中，经济的问题不是如何处理稀缺，而是如何处理“过剩”。 按照巴塔耶的说法，能量“极度丰裕”，远远足以满足生物或人类的基本物质需要。利用能量来满足这些维持生存的基本需要的那部分劳动，可以被视为“役使性的”：它服务于、也仅仅再生产着我们的动物性存在。当我们决定如何处理超过最基本需要的剩余时，才进入一个自由领域，在“超越役使性的能量形式”中真正运用自由。 对罗马诺与编者来说，这是他们希望置于“去增长”核心的关键概念。编者向我们保证，稀缺“是社会性的。自石器时代以来，我们拥有的东西，就已经超过维持基本生活水平所需”。 问题在于，我们没有满足于个人的基本生活水平，再以民主方式组织大家如何共同“浪费”剩余，用于发展人性的非役使性目的；相反，我们积累剩余，并将其投资于进一步扩大生产的新技术。于是，我们让“经济”生产越来越多东西的能力不断增长，直到它威胁生态系统。与此同时，我们把浪费剩余的过程私有化、个人化了。“随着社会的个人化，个体通过小规模的权衡承担浪费的负担：从性变态，到酗酒、赌博和炫耀性消费。”[^n199] 那么，替代方案就是保障每个人过上朴素的生活，并将“耗费”——对社会剩余的非生产性使用——社会化。 这个表面上颇具吸引力的思想，或许可以换一种方式表述：如果想停止增长，就必须停止积累生产性资本。也就是停止创造更多技术装置和基础设施，不再让它们在转换能量的同时，将更多物质吞吐最终转化为更庞大的废物流。在收入不高的情况下，大多数人不会有足够的钱储蓄；任何剩余都会交给民主机构支配，但不得用于会使经济增长的生产性事务。按照编者的说法： > 我们想对节俭的生态主义者说：与其“善用”资源，进一步加速新资源的开采和环境退化，不如将资源浪费在公共建筑的黄金装饰上，或在盛大宴饮中喝掉它们。这是逃脱杰文斯悖论的唯一途径。推动增长的是积累，不是浪费。即使在一个人人节俭、社会代谢规模缩小的社会中，仍会存在剩余；如果不想重新激活增长，就必须把这些剩余耗费掉。[^n200] 我想，自己领会了这里论证的大意，但不能完全确定已经充分理解。部分原因是，我不确定“能量”一词究竟指什么：它是否就是因石油峰值而正变得稀缺的那种能源，还是这里采用了更宽泛的词义？另一个让我不确定的原因，是这一分析背后隐含着一种我同样不理解的心理学。例如，罗马诺认为，“个人化的耗费”没有达到足够的规模： > 大量能量仍未得到使用，继续流转，并给人类带来压力。由于缺少制造有意且象征性的灾难的工具——即仪式性的集体耗费——增长社会的居民开始梦到这些灾难，并渴望一场“真正的”灾难。[^n201] 这里似乎不仅是在说，耗费是一种消散资源、使之不被经济积累的手段，也是在说，耗费具有管理大众情绪的功能。如果我理解得没错，那么这里描述的就是治疗师所说的“宣泄”：释放强烈情绪，从而获得缓解，否则这些情绪可能被引向真正的破坏。 ##### 如何让耗费可操作？ 如果我对这些思想的理解正确，那么接下来就有一大堆问题。例如，社会耗费如何组织、如何管理？如何决定、由谁决定，什么是可以接受的基本供给水平，什么又是应当销毁的“过剩”？如何识别“过剩”，然后在以无用的方式“浪费”之前将其“社会化”？我想，通过保障基本收入并设定最高收入，再以税收收走其余部分，我们可以把这部分称为“过剩”。但作者真的想把这些过剩全部花掉，一点也不投资吗？例如，所有建筑和其他公共基础设施，一如既往地都会折旧；难道不应该留出资源用于维修与更换吗？设备需要更换，而替代设备又是“升级版”时，也会产生“增长”。这在耗费的框架中应如何定位？ 此外，“社会耗费”究竟是什么？在最后一页，编者列举了一系列例子：集体宴饮、奥林匹克运动会、闲置的生态系统、军事开支与太空旅行；他们还提到，民主与协商机构在这些选项之间作选择时面临的压力。 我先搁置“闲置的生态系统”是什么这个问题，转而提出其他问题。作者隐含地相信，“民主与协商机构”能够对抗军工复合体，阻止它索取剩余，这令我惊讶。 考虑到既有权力结构，如果个人节制与社会耗费的观念没有变成最新版的“面包与马戏”，那才令人吃惊。大众最多只能维持非常基本的生活水平，而政治精英则会为最新到访的国家元首举办宴会，把所有人拉进大型表演活动，人人身穿制服、手举火炬，聆听上等人的咆哮。或者，资源可以被“浪费”在欢乐的节庆中，让顺从的“文明人”得到娱乐；而那些不顺从、不文明、因而“显然”是一切社会问题根源的人，则被放在圆形竞技场中央，由狮子撕成碎片。这在引导和管理大众情绪，以及消除剩余方面，都会极其有效。难道这些不算社会耗费吗？在乔治·巴塔耶的思想中，它们似乎确实算；对他而言，社会化耗费还包括阿兹特克帝国由国家组织的人祭。 ##### 结语 在我看来，弄清去增长究竟是自愿还是非自愿的过程，并把这一区别纳入相关词汇，非常重要。如果它是自愿的，那么就随之产生一些问题：例如，我们需要知道，为了回应气候危机，应该怎样推动、激励和管理这一过程，以何种速度、何种方式进行。也可能出现另一种情况：即使去增长由于能源下降而非自愿发生，其速度仍不够快。为此，可以通过气候政策推动去增长，减少允许从地下开采的化石燃料数量。 如果去增长是非自愿的，就会产生另一组问题：社会和经济能否经受这一过程而不发生灾难性崩溃？本书描述的多种项目与政策，又能做些什么，让公众能够在能源下降过程中生存下来？许许多多的人会发现，自己的生活方式组合承受着巨大压力、正在瓦解，这将引发强烈恐惧和“负面”情绪。 “耗费”这样的概念，有助于提醒我们：“剩余资源”可以被“投入”某些事物，进而影响大众情绪，因此影响社会稳定或冲突。然而，能源下降很可能让社会经历各种阈值与临界点，带来极其颠簸的过程；那么就必须追问，在下降途中究竟还会有多少“剩余”或过剩。将资源“投入”“资本积累”，理论上确实可能重新启动经济增长，但前提是找到了新的能源。 在能源投入迅速缩减的社会中，增长不大可能发生。相反，对于现有资源，所需要的是把它们投入帮助人们应对困境的社区项目与活动，也就是直接投入我所称的“救生艇项目”。那种相当模糊的“社会化耗费”呼吁，存在一种危险：它可能被解释为支持国家集中剩余资源，让余下资源继续掌握在军队、国家官僚与特权内部人手中。他们声称要在艰难时期维护“秩序”，同时又利用资源展示权力，为自身权威增添戏剧性的装饰，从而支撑这一主张。我不认为这会是一个好主意…… #### 为地中海精神辩护（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 亲爱的布赖恩： 非常感谢你为我们的书撰写如此深思熟虑、深入细致的评论。我十分感激，你投入时间与精力如此仔细地阅读，并批判性地讨论书中的内容与论证。你的批评都有充分理由，也建立在对我们意图的正确理解上；尽管我并不总是同意你的观点，而且觉得我们的写作视角略有不同。 是的，你所谓“非自愿”的去增长，与我们对去增长所采取的“政治化”理解，确实存在区别。请注意，我们从未使用“自愿”这个词，甚至在“简朴”词条中也没有。在卡斯托里亚迪斯的意义上，“政治的”意味着一种先于范式的观点：人类创造自己的历史，而不是受制于那些不可改变、预先决定命运的外部力量，所能做的最好事情也不只是适应。“政治的”还意味着关注分配问题，避免笼统地说“我们”。“我们”不会同等地遭受气候变化的伤害，“我们”对这一问题所作的贡献也并不相同。例如，理查德·布兰森通过航空与太空旅行，为气候变化作出了很大“贡献”；而在他那些封闭式庄园里，他却能很好地隔绝未来的气候与社会灾难。 在这一点上，正如你正确注意到的，我们确实不认同“非自愿”——或者说得更准确些，“生存主义”——的去增长观。这种观点认为，无论我们喜欢与否，增长都即将结束，“我们”最好为了生存而准备适应，变得“有韧性”。这样框定问题，掩盖了我们并非承担同等责任、也并非同样脆弱的事实；它为以威权方式把“我们”从灾难中拯救出来打开了可能；它还在政治上削弱人们的力量与动员，因为它暗示，我们无法改变制度及其轨迹，只能做好准备，“与同伴一起求生”。 那种关于气候灾难“总在即将到来”、却始终没有到来的话语，并没有有效动员人们采取行动。正如你在文章中敏锐分析的，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剧烈重组人生计划与社会结构，而大多数人不愿这么做。你的回应是：当别无选择、灾难已经发生时，“他们就会这么做”。我们怀疑，这不会自动发生。社会环境灾难已经到来——我正在希腊写这封信——但我们看到的并非适应，而是压迫与冲突。缺少积极愿景时，面对灾难，许多人只会退缩、关闭边境、接受那些许诺拯救他们的“领袖”，并试图把代价转嫁给别人，必要时甚至动用暴力。 社会变革若要发生，就需要一种愿望，并将其具体化为替代性的政治愿景。这种愿景的驱动力，应是对享受生活的追求，而不是对迫近灾难的恐惧，也不是纯粹的生存主义精神。如果因为我们是南欧人，就为“增长的极限”之争带来了迫切需要的“享受生活”视角，那是好事。布赖恩，我不理解你为何把它当成这本书的弱点。而且，考虑到我们的国家当下经历着远非“令人愉快”、完全非自愿的灾难，我们的乐观反而值得肯定。 也请注意你自身的矛盾。如果气候灾难、去增长，以及未来为我们准备的任何事情，都是“非自愿”的，而我们所能做的最好事情，就是在“转型城镇”中变得“有韧性”，那么，你所提出的国际性“封顶与分享”制度，或任何其他减缓气候变化的行动，又有什么意义？封顶与分享是一种自愿且具有深刻政治性的行动；要使它制度化，必须认真动员并组织人们。没有关于未来的积极政治愿景，这怎么可能实现？如果未来已经预先决定，又为什么要这样做？按照你的逻辑，我们只能任由气候变化发展，同时做好适应与求生的准备。如果不是为了创造一个更美好、更愉快的明天，为什么现在就要行动？如果我们不相信原则上能够改变未来，也就是不相信自己并非外在“非自愿”力量的奴隶，而能够创造自己的历史，又为什么现在就要行动？ 我们不喜欢这种非政治化的非自愿／生存主义视角，并不意味着我们淡化了真实存在的“增长极限”。我们的目标，是把乔治斯库－罗根、奥德姆与赫尔曼·戴利的“极限”文献——我们三人在巴塞罗那的生态经济学学派中，正是在这一传统下接受训练的——与我们较晚接触的法语及“南方”文献的“词汇”和概念结合起来，包括卡斯托里亚迪斯、高兹、伊里奇、巴塔耶和埃斯科瓦尔等人的思想。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这是第一本关于“去增长”的英语著作。去增长远远不止英语世界的“增长的极限”文献。 你关于我们在书中使用法语词的评论，有些偏离要点，也与你自己的论证相矛盾。就以你举的“dépense”为例。如果我们把它称作“expenditure”（支出），其含义反而会让读者完全困惑。Expenditure在英语中有明确含义，却无法涵盖巴塔耶想谈的一切。我们称它为dépense，这使你觉得自己不理解，因而必须仔细阅读我们的章节，以及巴塔耶的原著，才能弄懂它是什么——而你确实理解得非常好！这恰恰是保留法语原词的用意。 关于我们对耗费的主张，你理解得对：我们希望质疑永恒稀缺以及外在极限的假设，我们认为这是现代性、资本主义与新古典经济学的核心观念；我们转而主张，问题始终是管理过剩，也就是决定如何处置剩余。这，而且只有这一点，才是我们的主要论点。纳粹庆典、苏联阅兵、西藏僧侣，以及阿兹特克人的食人仪式，在某种意义上都属于耗费，但其中有些值得肯定，有些则不值得。正是如此：我们并没有把耗费提升为一种规范性原则。非生产性支出是所有社会的核心特征，也是社会赋予自身意义的方式；这是一项观察，而不是一项提议。去增长社会应当发展自身特有的耗费形式，与资本主义社会的耗费形式有所不同，同时减少部分积累，增加耗费。 你提出了很多成立的问题：“哪种耗费”“在哪里”“怎样进行”“如何定义剩余”？这些正是我们希望后记引发的问题与辩论。后记并不是这本书的结论与封闭，而是提出一个新的——而且我们承认，尚未充分发展的——思想，希望促成新的辩论与研究。你这篇出色的书评和辩论，让我觉得我们成功了。 [^n195]: Turner, G. M. (2012). “On the cusp of global collapse? Updated comparison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with historical data.”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1(2), 116–124. [^n196]: Kahneman, D., & Tversky, A. (1979). “Prospect theory: An analysis of decision under risk.” *Econometrica: Journal of the econometric society*, 263–291. [^n197]: 参见我为2008年4月18—19日在巴黎举行的“为生态可持续性与社会公平而经济去增长”会议撰写的论文：[http://events.it-sudparis.eu/degrowthconference/en/themes/](http://events.it-sudparis.eu/degrowthconference/en/themes/)。我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因为我不是学者，负担不起参会费用。 [^n198]: Korowicz, D. (2013). “Catastrophic shocks through complex socio-economic systems: A pandemic perspective.” *Feasta*. 取自 [http://www.feasta.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Catastrophic-shock-pandemic2.pdf](http://www.feasta.org/wp-content/uploads/2013/07/Catastrophic-shock-pandemic2.pdf) [^n199]: Romano, O. (2014). “Dépense.” In G. D’Alisa, F. Demaria, & G. Kallis (Eds.),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pp. 86–89).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n200]: D’Alisa, G., Demaria, F., & Kallis, G.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p. 218. [^n201]: Romano, O. (2014). “Dépense.” In G. D’Alisa, F. Demaria, & G. Kallis (Eds.),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pp. 86–89).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原住民群体……要的不是增长，而是‘美好生活’（buen vivir）。自亚里士多德论述它以来，这个说法对我们希腊人而言就并不陌生。遗憾的是，我们也许必须承受拉丁美洲人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承受的同等苦难，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智慧。” 图：“沥青之下，是沙滩” ## 第七部分：来自（欧洲）南方的视角 ### 25. 增长的诅咒：猛虎如何变成了 PIIGS > **作者说明：** 这篇文章用希腊语写成，面向 Greeklish 网站的希腊读者。2008 年，我刚到巴塞罗那，在兰布拉大道的一处报亭前读着《金融时报》的头版；如今想来，恍如昨日。当时《金融时报》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德国经济，称它为“重病号”。两年后，德国成了“增长引擎”。在病号变成引擎的同时，猛虎也变成了猪。我的论点是，希腊和其他欧洲国家的危机并非源于缺乏增长，而是源于增长。假如我有时间就此写一篇学术文章，我会把它命名为“增长的诅咒”。 短短几年，恍如数个世纪。2004 年，《经济学人》为爱尔兰这个“凯尔特之虎”的奇迹喝彩，希望其他地方也能效仿。2008 年，也就是我来到巴塞罗那的那一年，〔译注：原文作“the year that Barcelona arrived”，疑有笔误；此处据本章作者说明理解。〕萨帕特罗执政下的西班牙正在庆祝本国 GDP 首次超过意大利。同一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告诉我们，希腊经济欣欣向荣，未来几年仍会保持强劲。 后来的发展，大家多少都知道。几年后，猛虎变成了 PIIGS。[^n202] 分析师们成了事后诸葛亮，突然想起自己曾在那些得意洋洋的预测下面，用脚注写过的一点保留意见：希腊隐瞒了不断扩大的财政赤字，西班牙和爱尔兰存在房地产泡沫。按照占主导地位的叙事，辉煌的增长同时伴有一些缺陷，而这些缺陷导致了增长的终结。但我们能确定，这些问题独立于增长，而不是增长本身的结果，甚至不是增长的前提吗？ 奥地利经济研究所（WIFO）所长卡尔·艾金格在考察为什么某些经济体遭受危机打击的程度远甚于其他经济体时，发现一国受危机打击的程度，与其危机前的借债规模（公共和私人借债）及贸易赤字存在统计相关性。[^n203] 这并不出人意料。相比之下，更有意思也更出乎意料的发现是：一国危机前的增长率越高，危机后的衰退就越严重。这怎么可能呢？ 让我们聚焦希腊的例子。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我国经历了一段漫长的人均收入停滞期。[^n204] 这种停滞始于 1974 年的石油危机，但安德烈亚斯·帕潘德里欧政府实行财富再分配政策，并对公共物品进行投资——当然，债务也在同时增加——使普通希腊人的生活水平得以在国民收入没有增长的情况下提高。希腊与其他发达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经济体并无根本差异：随着战后“黄金”时期结束，这些经济体在 70 年代及此后也经历了 GDP 增长率下滑。按照经济理论，当一个经济体正在从灾难中恢复，或一个相对贫穷的经济体——比如今天的中国——正在向较富裕的经济体趋同时，增长率会比较高。但在基本的增长过程完成后，增长率往往会稳定在较低水平。一个只有一辆汽车的国家再增加一辆，比一个拥有 100 万辆汽车的国家把汽车数量增加到 200 万辆、再到 400 万辆、800 万辆，以此类推，要容易得多。 各国如何应对这种结构性的经济停滞，解释了它们如何受到危机影响。对希腊和其他相对贫穷的欧盟国家来说，90 年代初的问题不仅是摆脱停滞，还包括在货币联盟即将建立之际，与更大的经济体实现“趋同”。对西米蒂斯政府而言，趋同是其所有政策的目标。事实上，从 1995 年到 2007 年，希腊的增长率对一个发达经济体来说异常高：每年约为 3%—4%，并在举办奥运会的 2004 年达到顶峰，增速高达 6%，可谓十足的“中国式”速度。 这个“奇迹”是怎么发生的？很简单，靠的是增加公共借债，为政府支出融资。加入货币联盟和采用欧元，提高了希腊的信用，降低了借债成本。从希腊加入货币联盟后的几年一直到危机发生，政府支出占 GDP 的比重似乎没有上升；我们不应被这个事实迷惑。政府支出与 GDP 以同样的速度增加，比例才会保持稳定；除非 GDP 的增加直接来自政府支出，否则两者未必会以同样的速度增长。 我们做的事情，并不比爱尔兰、西班牙，甚至美国或英国更糟；这些国家依靠私人借债而非公共借债，以及房地产泡沫来维持增长率。唯一的区别是，由于希腊经济具有很大一部分活动须经由国家运作的特点，希腊借债的主体是国家，而在其他国家则是雇主和家庭。国家把钱投入市场，结束了停滞期。早在 2002 年，时任总统西米蒂斯〔译注：原文职衔为“then-President”，此处照录。〕就坚持认为，必须维持已经很高的增长率，才能与欧盟其他国家趋同。[^n205] 他声称，国家投资计划、欧盟援助资金和奥运会将推动经济发展，促进希腊企业和银行向巴尔干半岛其他地区扩张，使希腊成为东南欧的地缘经济核心。 从表面上看，至少在危机到来之前，没有人觉得有什么问题，因为即使不采用创造性会计，公共债务占 GDP 的比重也一直保持稳定。于是就有了 IMF 在 2008 年的赞扬。然而，整个经济都建立在借贷与增长的循环之上：我们借债以实现增长，又靠增长来维持债务占 GDP 的稳定比重。全球危机使增长终止、借债成本飙升，这个循环也就断裂了。 我不认为希腊国家对经济拥有那么大的控制力，能够决定自己在什么时候需要多大幅度的增长。我主要说的是一种动态过程，以及多种条件的汇合。危机前的历届政府通过政府支出，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这一过程；而对于本来可以采取的预防措施，政府却肯定什么也没有做。增长使工资得以上涨，并向欧洲其他地区的工资水平趋同。欧元带来的生活成本急剧上升，使这成为一项迫切需要。一个经济体正在“增长”、正在“趋同”——这正是既定目标，也是所有人都在赞扬的事情——政府为什么要给它踩刹车呢？ 有些人也许会说，问题不在增长本身，而在于希腊增长的基础已经腐烂。有些人说，我们需要“健康的增长”；另一些人说，需要“智慧增长”。遗憾的是，我不知道有哪个发达经济体，无论智慧还是愚笨，能够在健康的基础上实现每年 2%—3% 的增长。随着金融泡沫破裂，有关美国在 20 世纪 90 年代经济生产率据称有所提高的神话，以及爱尔兰的“技术奇迹”神话，也一起破灭了。尽管信息技术领域发生了革命，尽管巨大的泡沫甚至使 GDP 数字产生误导，美国过去几十年的增长率与 50 年代或 60 年代相比，仍然相形见绌。如果罗伯特·戈登等经济学家是对的，那么对发达经济体来说，持续增长的时代已经结束。[^n206] 即使是罗伯特·卢卡斯这样政治立场保守的经济学家——他们相较于戈登自认为是乐观派，期待技术进步永不止息——谈论的年增长率也只在 1.5%—2% 左右。[^n207] 希腊若要开始减少债务，就需要高于利率——也就是债务增长速度——的增长率。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我们希望获得约 5% 的低利率；也就是说，要开始偿还债务，我们大致需要超过 5% 的增长率。一个从灾难中恢复的经济体，或许可以在短期内达到这种不自然的增长率。但要维持下去，就需要新的泡沫和新的贷款。而正如艾金格的研究所表明的，泡沫越大，随后的破坏也越严重。 当我听到 2008 年希腊政府那些关于增长、趋同和现代化的宏伟计划时，我觉得自己走进了一台时光机。历史正在重演。遗憾的是，这次不是闹剧，而是悲剧的延续。 [^n202]: 这个缩写后来被用来指称金融危机后大为衰弱的五个欧元区国家：葡萄牙、意大利、爱尔兰、希腊和西班牙。 [^n203]: Aiginger, K. “Why growth performance differed across countries in the recent crisis: the impact of pre-crisis conditions.” *Review of Economics and Finance* 1(4): 35-52. [^n204]: Gogos, S. G., Mylonidis, N., Papageorgiou, D., & Vassilatos, V. (2012). “Greece 1979-2001: A (first) Great Depression seen from the basic RBC model perspective.” *AUEB–Department of Economics, Working Paper Series*, 01-2012. [^n205]: 2002, 20 August. “Εμμονή Σημίτη στη σύγκλιση.” *Kathimerini*. 访问日期：2016 年 8 月 14 日。[http://www.kathimerini.gr/127129/article/epikairothta/politikh/emmonh-shmith-sth-sygklish](http://www.kathimerini.gr/127129/article/epikairothta/politikh/emmonh-shmith-sth-sygklish) [^n206]: Gordon, R. J. (2012). *Is US economic growth over? Faltering innovation confronts the six headwinds* (No. w18315).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n207]: Lucas, R. E. (2014). “The Wealth of N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获取地址：[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Ogx_JF9ww](https://www.youtube.com/watch?v=5oOgx_JF9ww) ### 26. 希腊式采掘主义 > **作者说明：** 我们在巴塞罗那的团队由胡安·马丁内斯－阿利耶带领，以研究世界各地的生态分配冲突和环境不公而闻名。胡安的名著《穷人的环境主义》（*The environmentalism of the poor*）追踪了资本主义经济的“代谢”——也就是为生产和消费提供动力的物质——以及在原材料开采地和废弃物处置地，当地社区、企业与国家之间发生的冲突。胡安这本写于 2003 年的书中，大部分围绕采矿、石油、人工林或工业废弃物发生的冲突，都出现在受剥削的边缘地区，以及全球北方的前殖民地：拉丁美洲、东南亚或非洲。在这篇文章中，我试图理解：“商品前沿”为什么会重新出现在那些自以为处于中心的地方，比如我的祖国希腊。写作时，在希腊北部哈尔基季基半岛的斯库里埃斯村，示威者与保护一座新金矿开工的警察之间，正爆发激烈的街头冲突。在报纸上，保守派和“进步人士”都在兴奋地谈论本国在爱琴海尚未勘探的石油财富，以及这些财富如何能够让国家摆脱危机。那时（2012 年），黄金和石油价格都处于历史高位。但正如我在文中所预测的，这股对采掘业寄予厚望的热潮可能很快就会结束，事实也确实如此。这篇文章的一项核心见解仍然适用：危机和债务会让原本无法触及的自然资源变得可供开采。在市场经济中，“穷人卖得便宜”：他们廉价出售的不只是身体，还有自己的环境。 在人们的普遍想象中，石油和黄金藏在地下。某个幸运的家伙——而且总是个“他”——有一天偶然撞见它们，就发了财。 现实要平淡得多。矿产也许就在我们脚下，却未必真正“可用”。在资本主义经济中，只有利润超过成本，开采才有意义。利润取决于矿产能在市场上卖多少钱。成本包括工资和机器运转的费用。矿藏越深，开采成本就越高；杂质越多，加工就越昂贵；开采造成的破坏越大，取得法律许可就越困难，成本也越高。 随着石油和黄金价格处于历史高位，可开采的石油和黄金忽然“更多”了。这么多“财富”之前都藏在哪里？哪里也没藏，它们一直都在那里。只是现在，开采得越多，收益就越大；找到更多矿藏也更加有利可图，所以企业投资勘探，储量持续增加。 然而，无论矿产价格涨得多高，唾手可得的果实都已经被我们吃掉了。新发现的储量位于偏远地区，而且更不洁净。想想亚马孙森林中的石油，或加拿大阿尔伯塔省的油砂吧。人们开发新技术，以便钻得更深来采油，或开采品位更低的金矿，但这些技术的成本都很高。 于是，经济危机对投资者成了好消息。俗话说，“穷人卖得便宜”。资源权利金和税收是跨国投资者的一项主要成本。希腊、塞浦路斯这样的负债国家，愿意像急售资产一样，把自己的权利廉价让渡出去。环境和健康法规被视为成本，于是人们借助“快速通道”和其他法律之外的程序绕过它们。[^n208] 自然环境或人们的健康不再是有待保护的价值，而成了成本和加快投资进度的障碍。低工资则是投资者得到的额外好处，不过可能不是最重要的好处，因为采掘业大多是资本密集型产业。 总部设在珀斯的 Glory Resources 公司董事长杰里米·拉索尔（Jeremy Wrathall）在向彭博社谈论黄金投资时说：“由于危机前的政治局势，希腊几乎没有经过勘探，实在匪夷所思。”[^n209] 很难知道他指的是哪种“政治局势”。那种“匪夷所思的政治局势”，大概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民主和法治——任何有尊严、不愿折价出卖自己的发达国家都具备的特征。与任何欧盟国家一样，希腊曾有环境法律，而这些法律意味着，你不能想在哪里、什么时候挖金，就在哪里、什么时候挖。也许曼哈顿同样没有经过勘探，但拉索尔先生恐怕不会想到去那里找金子。 希腊今天经历的，是从发达国家倒退为采掘主义国家，类似于许多拉丁美洲国家在 20 世纪 80 年代经历的过程。采掘主义国家的唯一职能，就是向全球经济提供廉价原材料，而且往往以本国人民和自身发展为代价。 爱琴海实际上的石油储量也许很少，或者低油价会使这些石油再次变得“无法开采”，这只能算一点小小的安慰。金价也可能很快暴跌，哈尔基季基的公民反抗也可能使从地下采金的成本变得过高。然而，令人难过的事实依然是：希腊政治精英和相当一部分民众，竟如此轻易地奔向采掘主义的梦想。为了醒来时能够重返 20 世纪 90 年代那种幸福而空洞的繁荣，他们随时准备拿一切有价值的东西去冒险。 从危机中吸取教训了吗？没有。这一切都是为了轻松赚钱，笨蛋。过去是股票，现在是黄金和石油。要想象一次大规模漏油把爱琴海染黑，比起设想我们或许可以共同辛勤劳动，并以这个国家丰裕的朴素之美为满足，竟然更容易。 拉丁美洲的知识分子和原住民群体亲身体验过开采的“好处”，已经超越了采掘主义，甚至超越了“替代性发展”，如今谈论的是“发展的替代方案”。他们要的不是增长，而是“美好生活”（buen vivir）。自亚里士多德论述它以来，这个说法对我们希腊人而言就并不陌生。遗憾的是，我们也许必须承受拉丁美洲人在过去三十年间所承受的同等苦难，才能达到他们那样的智慧。 [^n208]: “快速通道”指希腊以法律形式引入的一项安排：对于具有“国家重要性”的投资，可以暂时中止那些会拖慢投资进度的法定程序要求。例如，事先批准所需的环境影响评估，往往要花很长时间才能完成，或者需要在高等法院中经过漫长诉讼。如果一项投资进入“快速通道”，就意味着项目可以在影响评估完成之前启动。 [^n209]: Biesheuvel, T. (2012, 10 October). “Greece Welcomes Gold Miners to Rank First in Europe: Commodities.” *Bloomberg*. 获取地址：[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2-10-09/greece-welcomes-gold-miners-to-rank-first-in-europe-commodities](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2-10-09/greece-welcomes-gold-miners-to-rank-first-in-europe-commodities) ### 27. 让城市岛屿化 > **作者说明：** 这是一个我一直珍视的研究项目中唯一写成的文章。尽管做了多年访谈，也积累了民族志笔记，这个项目至今仍未真正成形。我感兴趣的是希腊群岛：它所孕育和代表的、以增长为基础的发展模式之外的替代可能，以及它如何遭遇这种发展，并被这种发展改变。还是个孩子时，我与家人、朋友一起快乐地度过夏天，在爱琴海岛屿的海岸和石板街道上，第一次遇见了“去增长”——这里取这个词非常宽泛的意义，指一种亲近自然、简朴、有尊严而充满玩趣的生活想象。如今我已经意识到，这场与我都市化生活的“他者”的浪漫相遇，本身就是改变这个“他者”的过程的一部分。我、我的家人和朋友，作为既主动又被动的主体，卷入了一个历史过程：我们逃往的那些天堂，恰恰在这个过程中被士绅化、郊区化。我们浪漫的凝视赋予了那些荒僻岛屿以价值，把它们变成资本积累的黄金地段。我希望通过研究，更好地理解资本主义如何从差异中抽走差异，以及我们这些向往其他世界的人，如何参与了让那些世界对资本变得有价值的过程。反过来，我也想理解：与差异、与其他世界的存在相遇，如何在这一过程中改变我们，让我们成为“回到家乡”创造不同世界的主动行动者。 20 世纪 30 年代，诺贝尔奖得主奥德修斯·埃利蒂斯的诗歌，帮助爱琴海诸岛进入了希腊民族想象的中心。此后，旅游业和度假住宅的发展，尤其在过去二十年间，给希腊大部分岛屿带来了剧烈变化。想象中的往日岛屿与今天的岛屿之间，存在巨大的鸿沟。仅圣托里尼这座面积 170 平方公里的岛屿，在 2013 年夏天就迎来了 200 万人。如今，我夏天去最喜欢的岛屿，总免不了与其他常客仪式般地交换怀旧记忆：“你还记得那时候……”“这家老咖啡馆也关了……”“如今的游客并不懂得欣赏这座岛真正的样子……”我们这些雅典人讲述的岛屿故事，是“危机中的天堂”：自从我们自己发现它们，它们就成了失落的天堂。 这种关于“发展之前”的天堂的叙事，与大多数当地人的主流叙事相去甚远；他们一次又一次要求更多“发展”：铺上沥青的道路、更好的港口、通往雅典的更快捷交通，以及机场、医院和电力。岛民希望自己的岛屿更像城市，也就是说，他们希望消除与雅典之间的差异和距离；但我们有些城里人想要的恰恰相反：让岛屿尽可能保持与城市的不同。假如可以，我们希望爱琴海的小岛仍然遥远而难以抵达，保留土路，没有电灯，好让我们能看见星星。我们梦想着，岛民继续靠土地生活，并免费提供真诚的款待。 当然，上述对当地人与雅典人的并置，是一种漫画式的夸张；岛民与外来者之间的界限日益模糊，就更是如此。岛上的本地居民把越来越多的闲暇时间，尤其是冬天的时间，花在雅典——如果他们没有去泰国或加勒比海度假的话。另一方面，许多外国人和雅典人，尤其是退休者，还有越来越多因危机而离开城市的年轻人，一年中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岛上。在正在形成的混合型岛屿社会中，对于什么才是真正的发展，人们有着不同看法。我在岛上见过许多年轻人，他们拼命抵抗全球化的力量，努力维护和改善自己家园中最珍爱的事物：从传统乐器、民间节庆，到果园和爱琴海建筑。即使是那些从旅游业获益最多的人，也会哀叹岛屿社会肌理的改变和“旧日生活方式”的消失，尽管他们可能既无法说出，甚至也无法想象，事情还能怎样发展，又该如何做到。 我不打算在这里讨论岛屿上可以发生哪些改变。对此我有一些想法，但我毕竟只是一个偶尔到访的人。岛屿的改变，应当由在那里生活和从事生产的人去想象、去实现。我关心的，是岛屿对“城市”可能意味着什么——也就是我生活和从事生产的那座或那些城市。我的想法是：如果有些岛民梦想着自己的岛屿变得更像城市，那么我们这些热爱岛屿的城里人，为什么不敢设想自己的城市也能变得更像幻想中的岛屿呢？在一个日益城市化的世界里，也许唯有让城市“岛屿化”，才能使岛屿不至于彻底城市化。 许多同样热爱岛屿的人，会觉得这一切太理论化了，甚至也许毫无必要。他们会说，岛屿上夏日体验的美，就在于它的短暂：他们从不希望一年到头都像夏天那样生活。他们想要的是暂时逃离，并非改变自己在城市里的日常生活。他们想要假期，不想要政治。 遗憾的是，这种逃避的欲望恰恰会使自身落空。许多年轻人把岛上的一个夏天体验为一场短暂的革命，一次对非异化生活的品尝：赤裸着走在海滩上，在星空下睡觉，忘记时间，不使用金钱，到海里捕鱼作为食物。然而，只要他们九月回到城市，穿上西装，设好闹钟，刷信用卡，去超市，这一切就结束了。资本主义在这种逃离资本主义本身的强烈欲望中，找到了巨大的获利机会。暂时逃离的人越多，利润也就越多。自由露营不可避免地变成了客房出租，好客变成了旅游业，岛屿的荒地变成了房地产投机的黄金地段。被商品化的不只是革命；任何潜在的城市社会变革欲望，也被疏散到一次短暂、虚幻的逃离之中，反过来强化了现状。 如果逃避无路可走，那么怎样才能把岛屿带入城市？这个问题值得追问。究竟是什么在激发我们对岛屿的幻想，又怎样才能让每个人在城市里也拥有它？是不同的生活节律吗？是我们懒惰的权利吗？是因为我们曾经能在岛上吃到来自土地和海洋的天然有机食物吗？又或者，是因为在岛上，人人相识，互道早安？是那些充满交往乐趣的城镇广场和石板小巷吗？是我们可以没有奢侈品，过简单生活吗？如果如此，为什么不去想象系统性的转变，使这一切也能在我们的城市中实现，而不只存在于乡间的“别处”？ 让我用更乐观的方式作结。也许我们甚至不必想象，只须环顾四周，看看城市里已经发生的事情。岛屿已经在塑造城市，因为我们这些雅典人每到秋天，都会从岛屿带回一些东西。对许多朋友而言，正是某个岛上的夏天，让他们意识到自己都市生活中那些多余的东西，以及简朴的价值。正是在一个岛上的夏天之后，许多人决定扔掉电视。我见过朋友辞去公司的工作，降低消费，转向更简单的生活，并为此作出种种牺牲。的确，有少数人成了永久的逃避者，冬天勉强过活，等待夏天；每个夏天，他们都旅行得越来越远，去发现一个新天堂，而他们自己又将启动这个天堂的毁灭过程。但另一些人不再等待夏天来发动自己的个人革命。他们把岛屿带进艺术，把岛屿的价值观和节奏带进工作。他们与别人合作，把车库用地改造成公共广场，把市中心的闲置土地开垦成果园。他们建立馈赠和物物交换网络，创办食物或住房合作社，共同提供医疗，或共同照顾孩子与老人。他们占领广场，主张自己的城市权利。 正如巴黎 1968 年的一句口号所说：“沥青之下，是沙滩。” ## 延伸阅读 Alcott, B. (2005). Jevons’ paradox. Ecological Economics, 54(1), 9-21. 〔题名中译：杰文斯悖论〕 Ariès, P. (2005). Décroissance ou barbarie. Golias. 〔题名中译：去增长，或野蛮〕 Bataille, G. (1933). La notion de dépense. La Critique Sociale, 1(7). 〔题名中译：耗费的概念〕 Baykan, B. G. (2007). “From limits to growth to degrowth within French green politics.” Environmental Politics, 16(3), 513-517. 〔题名中译：从增长的极限到法国绿色政治中的去增长〕 Carlsson, C. (2008). Nowtopia: how pirate programmers, outlaw bicyclists, and vacant-lot gardeners are inventing the future today. AK Press. 〔题名中译：当下乌托邦：海盗程序员、法外自行车骑士与空地园丁如何在今天创造未来〕 Cattaneo, C., & Gavaldà, M. (2010). “The experience of rurban squats in Collserola, Barcelona: what kind of degrowth?”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81-589. 〔题名中译：巴塞罗那科尔塞罗拉城乡交界占屋的经验：这是一种怎样的去增长？〕 Coote, A., Franklin, J., & Simms, A. (2010). 21 hours: Why a shorter working week can help us all to flourish in the 21st century. London: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题名中译：21小时：缩短每周工时为何能够帮助我们所有人在21世纪蓬勃生活〕 D’Alisa, G., Demaria, F., & Kallis, G.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 〔题名中译：去增长：新时代词汇〕 Dale, G. (2012). “The growth paradigm: a critique.” International Socialism, 134. 〔题名中译：增长范式：一种批判〕 Daly, H. (1996). Beyond growth: the economics of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Beacon Press. 〔题名中译：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 Daly, H. (2011). “What should we tax?” 取自：http://steadystate.org/what-should-we-tax/ 〔题名中译：我们应当对什么征税？〕 Daly, H. (2013). “A further critique of growth economics.” Ecological Economics, 88, 20-24. 〔题名中译：对增长经济学的进一步批判〕 Dean, B. (2014). “The economic “growth” frame – and its opposition.” 取自：https://newsframes.wordpress.com/2014/08/27/economic-growth/ 〔题名中译：经济“增长”框架及其对立面〕 Ellul, J. (1967). The technological society. Vintage books. 〔题名中译：技术社会〕 Foster, J. B. (1992). “The absolute general law of environmental degradation under capitalism.” Capitalism Nature Socialism, 3(3), 77-81. 〔题名中译：资本主义下环境退化的绝对一般规律〕 Foster, J. B., Clark, B., & York, R. (2010). “Capitalism and the Curse of Energy Efficiency: The Return of the Jevons Paradox.” Monthly Review, 62(06). 〔题名中译：资本主义与能源效率的诅咒：杰文斯悖论的回归〕 Fournier, V. (2008). “Escaping from the economy: the politics of degrowth.”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ociology and Social Policy, 28(11/12), 528-545. 〔题名中译：逃离经济：去增长的政治〕 Georgescu-Roegen, N. (1971). The Entropy Law and the Economic Process. Cambridge. 〔题名中译：熵定律与经济过程〕 Georgescu-Roegen, N., Rens, I., & Grinevald, J. (1979). Demain la décroissance: Entropie-écologie-économie. P.-M. Favre. 〔题名中译：明日去增长：熵、生态与经济〕 Gibson-Graham, J. K. (2006). A postcapitalist politic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题名中译：一种后资本主义政治〕 Gibson-Graham, J.-K. (2008). “Diverse economies: performative practices forother worlds”.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32(5), 613-632. 〔题名中译：多样的经济：创造其他世界的施为性实践〕 Harvey, D. (2000). Spaces of hop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题名中译：希望的空间〕 Harvey, D. (2014).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题名中译：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 Jackson, T. (2009).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Routledge. 〔题名中译：无增长的繁荣：有限星球的经济学〕 Jackson, T. (2012). “Let’s be less productive.” The New York Times. 取自：http://www.nytimes.com/2012/05/27/opinion/sunday/lets-be-less-productive.html?_r=0 〔题名中译：让我们的生产率低一些〕 Kallis, G. (2011). “In defence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70(5), 873-880. 〔题名中译：为去增长辩护〕 Kallis, G. (2015). “Yes, We Can Prosper Without Growth: 10 Policy Proposals for the New Left.” Common Dreams. 取自：http://www.commondreams.org/views/2015/01/28/yes-we-can-prosper-without-growth-10-policy-proposals-new-left 〔题名中译：是的，没有增长我们也能繁荣：给新左翼的十项政策建议〕 Kallis, G., & March, H. (2015). “Imaginaries of hope: The utopianism of degrowt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2), 360-368. 〔题名中译：希望的想象：去增长的乌托邦主义〕 Kallis, G., Kalush, M., O’Flynn, H., Rossiter, J., & Ashford, N. (2013). “‘Friday 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4), 1545-1567. 〔题名中译：“星期五休息”：缩短欧洲的工时〕 Kallis, G., Kerschner, C., & Martinez-Alier, J. (2012).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172-180. 〔题名中译：去增长经济学〕 Klein, N. (2015). This changes everything: Capitalism vs. the climate. Simon and Schuster. 〔题名中译：这改变一切：资本主义对抗气候〕 Kothari, A. (2014). “Radical Ecological Democracy: A Path Forward for India and Beyond”. The Great Transition. 取自：http://www.greattransition.org/publication/radical-ecological-democracy-a-path-forward-for-india-and-beyond 〔题名中译：激进的生态民主：印度及其他地区的前进道路〕 Lafargue, P. (1969). The right to be lazy. Solidarity Publications. 〔题名中译：懒惰的权利〕 Lakoff, G. (2014). The All New Don’t Think of an Elephant!: Know Your Values and Frame the Debate.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题名中译：全新《别想那只大象！》：认清你的价值观，框定辩论〕 Latouche, S. (2009). Farewell to growth. Polity. 〔题名中译：告别增长〕 Le Guin, U. (1974). The Dispossessed. New York: Harper & Row. 〔题名中译：一无所有〕 Martinez-Alier, J., Kallis, G., Veuthey, S., Walter, M., & Temper, L. (2010). “Social metabolism,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languages.” Ecological Economics, 70(2), 153-158. 〔题名中译：社会代谢、生态分配冲突与估值语言〕 Mitchell, T. (2011). Carbon democracy: 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 New York: Verso. 〔题名中译：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 Mitchell, T. (2014). “Economentality: how the future entered government.” Critical Inquiry, 40(4), 479-507. 〔题名中译：经济治理理性：未来如何进入治理〕 Norgaard, R. B. (2006). Development betrayed: The end of progress and a co-evolutionary revisioning of the future. Routledge. 〔题名中译：被背叛的发展：进步的终结与对未来的协同演化式重新构想〕 Odum, H. T., & Odum, E. C. (2008). A prosperous way down: principles and policies. University Press of Colorado. 〔题名中译：繁荣的下降之路：原则与政策〕 Rowan, M. (2014, 27 February). “We need to talk about growth. (And we need to do the sums as well.).” 取自：http://persuademe.com.au/need-talk-growth-need-sums-well/ 〔题名中译：我们需要谈谈增长（而且也需要算算账）〕 Sahlins, M. (1995). “The original affluent society.” Sociological Worlds: Comparative and Historical Readings on Society, 2. 〔题名中译：最初的丰裕社会〕 Schneider, F., Kallis, G., & Martinez-Alier, J. (2010). “Crisis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Introduction to this special issu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6), 511-518. 〔题名中译：危机，还是机遇？为实现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性而推动经济去增长——本专刊导论〕 Schor, J., & White, K. E. (2010). Plenitude: The new economics of true wealth. New York: Penguin Press. 〔题名中译：丰裕：真正财富的新经济学〕 Skidelsky, E., & Skidelsky, R. (2012). How much is enough?: money and the good life. Penguin UK. 〔题名中译：多少钱才够？金钱与美好生活〕 Turner, G. M. (2012). “On the cusp of global collapse? Updated comparison of The Limits to Growth with historical data.” GAIA-Ecological Perspectives for Science and Society, 21(2), 116-124. 〔题名中译：全球崩溃已近在眼前？《增长的极限》与历史数据的更新比较〕 Žižek, S. (2011). “Nature does not exist.” 〔视频〕 取自：https://www.youtube.com/watch?v=DIGeDAZ6-q4 〔题名中译：自然并不存在〕 Žižek, S. (2011). Living in the end times. Verso. 〔题名中译：活在末世〕 ## 实用网站 法国去增长网站：http://www.ladecroissance.net 法国去增长党：http://www.partipourladecroissance.net 研究与去增长网络：www.degrowth.org 重要去增长出版物目录：http://www.degrowth.org/publications 去增长媒体资料库：http://www.degrowth.de/en/media-library/ 弗洛朗·马尔切莱西（Florent Marcellesi）关于去增长的文章：http://florentmarcellesi.eu/category/decrecimiento/ 《去增长：新时代词汇》（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一部书）：http://vocabulary.degrowth.org/ ## 作者的学术出版物 如果你无法获取某篇论文，又希望得到一份副本，请发送电子邮件至 giorgoskallis@gmail.com。 Asara, V., Profumi, E. and G. Kallis, 2013. “Degrowth, democracy and autonomy.” Environmental Values, 22: 217-239. 〔题名中译：去增长、民主与自主〕 Ashford, N. and Kallis, G., 2013. “A four-day workweek: A policy for improving employment and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in Europe.” European Financial Review, April- May 2013: 53-58. 〔题名中译：每周工作四天：改善欧洲就业与环境状况的政策〕 Calvario, R. and Kallis, G., 2016. “Alternative food economies and transformative politics in times of crisis: Insights from the Basque Country and Greece.” Antipode. 10.1111/anti.12298 〔题名中译：危机时期的替代性食物经济与变革政治：来自巴斯克地区和希腊的启示〕 Cattaneo, C., D’Alisa, G., Kallis., G and C. Zografos, 2012. “Degrowth futures and democracy.” Futures, 44: 515-523. 〔题名中译：去增长的未来与民主〕 D’Alisa, G. Demaria, F. and G. Kallis (eds), 2014.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Routledge-Earthscan. （已有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加泰罗尼亚语、巴西葡萄牙语、希腊语、荷兰语及克罗地亚语译本）。 〔题名中译：去增长：新时代词汇〕 Kallis, G., 2011. “In defense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70: 873-880. 〔题名中译：为去增长辩护〕 Kallis, G. 2013. “Societal metabolism, working hours and degrowth. A comment on Sorman and Giampietro.”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8: 94-99. 〔题名中译：社会代谢、工时与去增长——评索尔曼与詹彼得罗〕 Kallis, G., Gomez, E. and C. Zografos, 2013. “To value or not to value? That is not the question.” Ecological Economics, 94: 97-105. 〔题名中译：估值，还是不估值？问题不在这里〕 Kallis, G., Kalush, M. O’ Flynn, H. Rossiter, J. and N. Ashford, 2013. “‘Friday-off’: reducing working hours in Europe.” Sustainability, 5: 1545-1567. 〔题名中译：“星期五休息”：缩短欧洲的工时〕 Kallis, G. Kerschner, C. and J. Martinez-Alier, 2012. “The economics of degrowth.” Ecological Economics, 84: 172-180. 〔题名中译：去增长经济学〕 Kallis, G., Martinez-Alier, J. and R. Norgaard, 2009. “Paper assets, real debts. An ecological economic exploration of 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5 (1/2): 14-25 〔题名中译：账面资产，真实债务：对全球经济危机的生态经济学探究〕 Kallis, G. and H. March, 2015. “Imaginaries of Hope: the dialectical utopianism of degrowth.” Annals of the Association of the American Geographers. 105 (2): 360-368 〔题名中译：希望的想象：去增长的辩证乌托邦主义〕 Kallis, G. and Sager, J., 2016. “Oil and the economy: A systematic review of the literature for ecological economists.” Ecological Economics, 131: 561-571. 〔题名中译：石油与经济：面向生态经济学家的系统性文献综述〕 Martinez-Alier, J., Kallis, G., Veuthey, S., Walter, M. and L. Temper, 2010. “Social metabolism, ecological distribution conflicts and valuation languages.” Ecological Economics, 70 (2): 153-158. 〔题名中译：社会代谢、生态分配冲突与估值语言〕 Otero, I., Kallis, G., Aguilar, R. and V. Ruiz, 2011. “Water scarcity, social power and the production of an elite suburb.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water in Matadepera, Catalonia.” Ecological Economics, 70 (7): 1297-1308. 〔题名中译：水资源短缺、社会权力与精英郊区的生产：加泰罗尼亚马塔德佩拉的水政治生态学〕 Schneider, F., Kallis, G. and J. Martinez-Alier, 2010. “Crisis or opportunity? Economic degrowth for social equity and ecological sustainability.”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18: 511-518. 〔题名中译：危机，还是机遇？为实现社会公平与生态可持续性而推动经济去增长〕 Sekulova, F., Kallis, G., Rodriguez-Labajos, B. and F. Schneider, 2013. Degrowth: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38: 1-6. 〔题名中译：去增长：从理论到实践〕 Videira, N., Schneider, F., Sekulova, F., and G. Kallis, 2014. “Improving understanding on degrowth pathways: an exploratory study using collaborative causal models.” Futures. 55: 58-77. 〔题名中译：增进去增长路径的理解：运用协作因果模型开展的探索性研究〕 van den Bergh J.C.M and Kallis, G., 2013. “Growth, agrowth or degrowth to stay within planetary boundaries?” Journal of Economic Issues, XLVI (4): 909-919. 〔题名中译：为保持在地球边界之内，应选择增长、增长无关论还是去增长？〕 ## 《去增长：新时代词汇》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 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吉奥尔戈斯·卡利斯 编 去增长拒斥增长的幻象，并呼吁让遭到经济主义话语占据的公共辩论重新成为政治问题。它是一项倡导由民主引领生产与消费收缩的事业，目标是实现社会正义与生态可持续性。 本书以简明、易懂、便于阅读的方式，全面概述去增长的主要议题与重大挑战。此外，它还提供一组关键词，帮助读者介入当下的政治辩论，并在地方、国家与全球等不同层面提出具体的、受去增长启发的方案。 由此形成了英语世界中对去增长议题最全面的论述，也成为这一领域的权威国际参考书。 > “……对许多人来说，‘去增长’意味着种种倡议：它们提出资本主义积累的替代方案，并在更具合作性的基础上重建我们的再生产。因此，致力于建立非剥削关系的人需要查阅这本书，因为它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地图，指向各种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世界。” > > ——西尔维娅·费代里奇（Silvia Federici） > “在这样一个历史时刻，政治、经济和知识界的领袖向我们保证，任何根本性的事物都已不能再被质疑；此时，再没有什么比这本讨论去增长的书所代表的思想与行动的运动更重要了……” > > ——戴维·格雷伯（David Graeber） > “这本书是去增长经济学领域对经济理论与实践的呈现和讨论最为透彻、最具洞见的著作之一。它是一场革命性的尝试：把人类与自然真正当作重要的存在，由此理解经济。” > >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 > “这是一部发人深省、视野广阔、充满活力且极富独创性的分析之作；在去增长的争论中，它是一本必读书。” > > ——卡伦·巴克尔（Karen Bakker） 如需更多信息或购买本书，请访问 http://vocabulary.degrowth.org/。  〔译注：原书所附《去增长：新时代词汇》封面。英文书名为 *Degrowth: A Vocabulary for a New Era*；编者为贾科莫·达利萨、费德里科·德马里亚和吉奥尔戈斯·卡利斯；出版社为 Routledge〕 ## 中文初译制作说明 本书为非官方、AI辅助的全书中文初译v0.1，制作日期为2026年10月4日。原作者为吉奥尔戈斯·卡利斯（Giorgos Kallis），编辑为亚伦·范辛特扬（Aaron Vansintjan）。中文翻译、文本整理与重新排版由Codex辅助完成，未经人类译者逐句终校，不代表原作者、编辑或图片创作者认可，也不声称是中文首译。 底本为作者网站公开提供的2017年3月电子版《In defense of degrowth: Opinions and Minifestos》。这不是作者2011年的同题期刊论文，也没有以2018年纸本版替换内容。官方发行包地址为 [https://indefenseofdegrowth.com/public/In_defense_of_degrowth_book.zip](https://indefenseofdegrowth.com/public/In_defense_of_degrowth_book.zip)。PDF是正文、图像、题辞与版式的优先依据；同一官方发行包的EPUB用于辅助辨认连续段落、网址和书目。固定PDF的SHA-256为448a32aa919d61ba66f60374811df51a4b493c3c1be0f0cbd385b6af857809e3。 原PDF有117个物理页。其中首尾是单页，中间115页为左右对页，总计232个逻辑页面。本译稿的来源标记逐一登记这些页面；10个原始留白页面没有被误当作缺失正文。中文版按中文阅读需要重新分页，保留原版5.5×8.5英寸的单页尺寸、单栏、衬线正文、章节层级及分部题图。中间留白不作机械复制，原书真正的白色封底保留为本PDF最后一页。本说明属于新增材料，放在封底之前。 本译稿收录前置书名、开放出版说明、许可、推荐语、献辞、原目录与序言，七部分共27章及其作者说明、原文对话中其他作者的文章、题辞、图片署名，全部209条原注，以及延伸阅读、实用网站、作者学术书目和卷尾书籍广告。原书第21章保留“十四篇回应”的题名，但本版实际选录十一位回应者；原作者说明已明确其中有节录，译稿不从外部另补未收录的文章。 原PDF的注号按页重新从1编号；官方EPUB将209条注释连续编号。本译稿采用后者的连续编号1至209，并将原页下注集中放在相应章节末，提供正文与原注之间的双向链接。原注的“同上”按上下文保留；若补充官方EPUB展开的书目信息，使用“译注”加以区分。其他必要说明同样用“〔译注：……〕”标示，不冒充原作者文字，也不加入原注编号序列。 原目录所印页码与原正文不一致，中文版保留这些数字并明确提示；它们不能用于定位中文PDF。中文PDF提供独立章节书签。规范Markdown中嵌入的来源标记，以及随附的逐页映射记录，用于回查固定英语PDF。 七幅分部题图、一幅工作时长图和卷尾广告书封共九幅内容图像完整保留。第16章图1的国家名、坐标含义和图题另有中文对照；没有根据条形像素推算并补造原图未标出的精确数值，也没有为无图例的红色虚线擅加含义。正封面通过内置图像编辑工具把原文字改成中文，保留灰绿底色、紫色楼体、黄色窗带及黑窗的构图关系；生成式编辑可能造成细微纹理变化，不能宣称与原图逐像素相同。末页原本没有独立图案或文字，不借用另一版本的封底。 原版权页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4.0许可（[CC BY-NC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明确允许分享和改编。本译稿沿用相应署名与非商业性使用条件。电影剧照、摄影、引用和广告封面保留书内署名，当前收录依书级许可声明作覆盖解释；没有逐一取得或核实每项材料的独立上游授权。本译本不作销售。 原书各篇的写作时间不同。文中的“今天”“目前”、数据、政治人物职务、企业估值、政策建议、预测以及争论，均属于原文的历史语境，没有被更新为2026年的事实。可以确定的文字提取错误，依据原页修复；原著疑误另记并在必要处解释，不悄悄修改作者论断。有限的中文书目检索尚未确认本书已有完整中文译本，这不构成不存在译本的证明。 排版核查用于确认文字、注号、图片、链接与页面边界的完整性；视觉检查用于发现拥挤、裁切、缺字和不合理分页。这些检查不能代替学术译校，也不证明原著事实或论证正确。用于正式引用、研究或进一步出版前，应结合固定英语底本逐句复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