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义的基础设施 # 支持开放获取 在开始阅读这本书之前，请花一点时间考虑向独立的非营利出版社 punctum books 捐款： https://punctumbooks.com/support/ 如果你正在阅读电子书，可以点击下方图片，直接前往我们的捐款网站。无论金额多少，我们都心怀感激；这将帮助我们的愚人船继续漂浮。热心读者的捐助还将帮助我们保持公地的开放，并培育那些在别处找不到友好港湾的新作品。没有你的支持，我们的冒险便不可能继续。 开放获取万岁。  # 版权与版本 《起义的基础设施》。版权 © 2018，杰夫·尚茨（Jeff Shantz）。本作品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reative Commons BY-NC-SA 4.0 International）。这意味着，你可以自由地以任何媒介或形式复制和再分发本材料，也可以重新混合、转换并在本材料的基础上创作，但须明确将作品归于作者（不得以暗示作者或 punctum books 认可你或你的作品的方式署名）；不得以任何形式利用本作品谋取商业收益；而且，对于任何重新混合和转换，你必须以相同的许可协议分发你的改作。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2018年首次由 punctum books 出版，银河系，地球。 https://punctumbooks.com ISBN-13：978-1-947447-42-4（纸质版） ISBN-13：978-1-947447-43-1（ePDF） 美国国会图书馆控制号（LCCN）：2018940293 美国国会图书馆编目数据可向美国国会图书馆查询。 书籍设计：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中文版制作说明：据2018年英文初版完整翻译；中文初译与独立 AI 对读由 Codex 完成，未经人工终审，非官方译本。中文改编沿用 CC BY-NC-SA 4.0。此处署名不表示作者或出版社认可本译本。 # 此处有怪物  # 起义的基础设施 杰夫·尚茨（Jeff Shantz） Insurrectionary Infrastructures 中文初译 v0.1 # 献辞 献给伊娃·乌雷塔（Eva Ureta） 打碎他们的窗户，建设我们的基础设施 # 目录 [导论](#introduction) [危机](#introduction-s01) [一个基础设施的时代](#introduction-s02) [继续前进](#introduction-s03) [第1章 把斗争带离街头：从仪式到抵抗](#ch01) [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ch01-s01) [工会](#ch01-s02) [结语](#ch01-s03) [第2章 无政府主义的后勤：在行动主义与起义之外延续抵抗](#ch02) [准备是关键](#ch02-s01) [起义](#ch02-s02) [后勤无政府主义](#ch02-s03) [第3章 我要一场暴动：街头上的我们与他们](#ch03) [走上街头：从示威、抗议到暴动的行动形式](#ch03-s01) [论社会控制与国家暴力](#ch03-s02) [暴动的集体意识：突破心理禁制](#ch03-s03) [第4章 起义的呼声](#ch04) [论起义主义](#ch04-s01) [暴力问题的误导](#ch04-s02) [为起义建立社区联系](#ch04-s03) [结语](#ch04-s04) [第5章 走向街垒？街头有限的基础设施](#ch05) [街垒的鼎盛时期](#ch05-s01) [邻里的必要性](#ch05-s02) [在街头](#ch05-s03) [第6章 保护我们自己：论自卫的必要性](#ch06) [集体自卫](#ch06-s01) [武装欲望](#ch06-s02) [镇压](#ch06-s03) [不是建党之时：论错误的结论](#ch06-s04) [群众的，还是行动者的？](#ch06-s05) [将有流血](#ch06-s06) [第7章 起义的基础设施：进攻与防御的基地](#ch07) [通过自主活动打破霸权](#ch07-s01) [邻里大会](#ch07-s02) [基层组织与自发罢工](#ch07-s03) [论起义的基础设施](#ch07-s04) [徒劳的象征](#ch07-s05) [关于再生产劳动的一点说明](#ch07-s06) [结论](#ch07-s07) # 导论 对资本主义的抵抗始终存在。随着经济与政治情势的变化，以及力量对比在斗争之中、通过斗争发生转移，抵抗的性质与类型也会随之改变。某些历史性运动会使斗争与抵抗加剧或强化（例如1848年的革命、1917年至1919年的革命，以及20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的兴起）。在这些时刻，人们学习的进程会发生变化，往往是迅速而剧烈的变化，一些重要问题也因此带上更加迫切、无法回避的紧迫性。在这些时刻，那个被著名地表述为“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的对立选择，会变得格外鲜明。此时，关于抵抗与斗争性质的问题也更加尖锐。 对许多人而言，当下这个白人民族主义、种族主义排外情绪、右翼民粹主义和原初法西斯主义日益高涨的时期，就是这样一个斗争加剧的时刻。在美国，它促成了特朗普（Trump）当选，以及特朗普主义和所谓“另类右翼”的崛起——后者是旧式种族主义民族主义的新表现；在其他地方，它体现为法国的玛丽娜·勒庞（Marine LePen），以及加拿大要求对移民实施种族主义“价值观测试”的呼声。 斗争的迫切要求与必要性变得清晰起来，因此，我们必须看清积极前行的道路，在战略和战术上作出稳妥判断——远离野蛮，走向某种我们或许称之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无政府主义的事物。组织工作的问题，以及组织起来的各方力量如何对比的问题，都十分重要。同样重要的，还有不属于军事力量的大多数人，如何反抗一个受到各级军事力量保护的制度——从城市警察到帝国主义军队。我们的力量在于人数众多，但我们仍然孤立而分裂；这反映了资本主义市场中原子化的生活，在这样的市场中，生存成了个人各自追求的事情。 对一些人而言，目前仍是一种停滞：示威、街头游行、集会等熟悉的抗议形式反复上演，只是现在开始尝试把规模扩大，而且取得了一些成功。“女性大游行”以及围绕特朗普就职典礼、在典礼前后动员起来的“他不是我的总统”等抗议，正体现了这一点。 许多立场更激进的人，尤其是一些无政府主义者，则表现出一种可以理解的、在原有基础上进一步增长的不耐烦。这是一种正当的渴望：要起义，要向现存社会结构放火，而且就在此刻。早在特朗普崛起之前，起义的吸引力就已攫住了许多无政府主义者；它其实表达了对国家主义和资本主义应有的厌恶与憎恨，也表达了这样一种认识：这个制度每天都在给人们造成无法承受的伤害。从非常真实的意义上说，我们等不起。然而，这种渴望所表现出的回应，其动力既来自对形势的准确判断——力量对比、权力场域、资源分布、成功的能力、胜利的前景——也同样来自满怀希望的愿望与一厢情愿。 有一点可以确定：尤其在北美，2015年至2017年的事件，已经促使持各种反资本主义立场的人重新重视并聚焦组织问题，也聚焦建立资源以维持和扩大斗争的迫切需要。此时，反动势力已经组织和动员起来，而且正在充满活力、伴随暴力地加速扩大这种组织和动员。仅仅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时刻早已过去。满怀希望和愤怒的渴望，虽然能带来种种满足，却既不充分，也会误导人。事态的利害似乎已经加重，错误的后果也可能更加严重。不过，这不能成为无所作为或陷入瘫痪的理由。我们采取何种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 危机 资本主义是一种建立于危机之中、并通过危机发展起来的社会制度。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持续而常态化的特征，是大多数人的生活状况：经济危机、政治危机、环境危机、文化危机，等等。这并不令人意外，因为资本主义就是一个有组织的暴力剥夺体系，它以暴力剥夺的不断扩张为目标，也依赖于这种扩张。 这种危机的很大一部分，在于人类共同体与生存资料的分离。17世纪启动资本主义发展、并通过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体系向全球暴力扩张的公地圈占，所做的正是这件事。它具有双重作用：一方面，使人们与维持自身生活的共同体能力和集体能力相分离，也就是与生活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相分离；另一方面，使人们依赖资本主义劳动力市场，以向资本出卖劳动力作为生存的基础——找到工作，否则就挨饿、无家可归。人们及其共同体同生活必需的资源和基础设施相分离，使反复发生的危机成为全球大多数人生活中的永久特征。 与此同时，具体的国家政权还运用专门而独特的权力，在受剥削和受压迫者的共同体内部制造、管理危机。它们能够通过政策和计划，把特定共同体当作制造危机的目标，摧毁萌芽中的反对或抵抗。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时期，就是国家通过人为建构的危机——有策略地制造危机——来管理工人阶级的时期。沿用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思路，我把新自由主义下的这种国家形式称为“危机国家”，其目标是制造工人阶级的不稳定处境与绝望，尤其沿着种族化的界线展开，但并不限于此（见Shantz 2016）。这不同于福利国家的管理主义形式：后者把吸纳工人阶级作为化解阶级冲突的机制。危机国家，是赤裸裸的社会战争。 特朗普政权是一个典型至极的危机国家：它运用行政命令，针对工人阶级中某些特定、尤其脆弱的群体，将他们妖魔化并施以惩罚。虽然有人误把特朗普政府描述为混乱无序，但有理由相信，它是在有战术、有战略地使对手陷入危机，并作为资本中建设部门的代表，实现自身利益；史蒂夫·班农（Steve Bannon）等政府领导者把这称为“经济民族主义”。使人迷失方向、扰乱秩序，是特朗普政府的惯常运作方式，而非错误或无能——事实上，这正是它们的能耐所在。 特朗普白宫在发布移民禁令行政命令时，完全就是要制造恐慌与绝望。这是典型的危机国家举措：破坏工人阶级共同体的稳定，使其分裂、困惑，并对其施压。它意在催生一种被动反应的政治，一种绝望应对的政治。根据《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 Businessweek）的一篇文章，特朗普的战略顾问史蒂夫·班农特意把命令的发布时间安排在星期五下午，而且事先毫无预告。班农预料，周末不用上班的特朗普反对者会举行公开抗议。据彭博报道，这正是他所希望的，而事实也确实如此。文章援引一位政府高级官员的话说，这种构想是：大规模但象征性的抗议，几乎无力阻挡禁令，却会激励特朗普的支持者，使他们在“自由派”的反对面前，围绕兑现竞选承诺而团结起来。 特朗普白宫接连发布反动的行政命令，正是在有策略地向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之中播撒危机，当然，尤其针对种族化的共同体。其效果是让反对者不断陷入慌乱，不断在事后作出反应。同时，它也诱发某种形式的动荡——但这种动荡仍然发生在表达异议或愤怒的熟悉场域，而非组织和建立替代方案的场域。它让反对者忙于应对，无法主动建设。面对看上去十分紧迫、而且往往确实十分紧迫的危机，战略的发展与战术行动也在不断应付之中被消耗殆尽。 在整个新自由主义时期，国家和资本使工人阶级共同体陷入慢性或急性危机的能力，基本上没有受到挑战——至少没有受到有意义而持久的挑战。特朗普政权大幅扩大了危机国家手段的施用范围，或许也显著加快了施用速度。这是一种公开以危机实施统治的形式。 因此，与以往任何时候一样，如今都迫切需要建设社会基础设施：既能够抵御并克服危机，又有可能使危机国家本身陷入危机。当资本的建设部门推进它自己的项目时，我们也必须发展我们的项目。 ## 一个基础设施的时代 从许多方面看，这是一个基础设施与后勤的时代，也是一个围绕基础设施与后勤展开激烈斗争的时代。工业资本与新自由主义国家正同时通过基础设施开发项目实现扩张。在化石燃料经济最后的喘息之中，这一点尤其体现在极端能源项目上。我们能从油砂开发、水力压裂、管道建设、水坝、铁路修建、公路和港口扩建中看到这一点。目的在于开采极端能源，把它们运往市场，并为工业生产提供动力。 从许多方面看，特朗普总统代表着资本的基础设施部门、建设部门。除了管道、煤炭和一般意义上的化石燃料之外，他的承诺与优先事项还包括开发所谓的“褐衫队式”（镇压性）基础设施：看守所、监狱、拘留中心、边境墙，等等。还要注意，他上台之初就提议增加540亿美元的军事开支，即使美国已经面临战争造成的巨额债务。 然而，与此同时，那些可能反对这一切的力量——那些也许把起义说得过于轻易的力量——自身拥有的基础设施，或者建设、使用自身基础设施的经验，却少得可怜，根本不足以发动它们希望进行的战斗。它们甚至缺少最基本的自卫基础设施与资源，无法抵挡更加狂热的右翼的攻击，更不用说抵挡一个机械化的军事国家。这个国家已经在美国各地的警务行动中，或者像袭击立岩保护水源者这样的殖民情境中，表明它会毫不犹豫地向所谓“本国平民”动用这种力量，而且采取致命手段，无论这些人参与的是消极的、或“和平的”抗议，还是其他形式的行动。 可喜的是，对禁令行政命令的回应不止于惯常的抗议，也显示出一些重要基础设施可能正在形成。人们动员并组织起来，阻止遣返，或为被扣留在机场的人提供法律支持。教会向来走在建设自身基础设施的前列——尽管这些基础设施通常当然不是用于起义的——它们为移民组织庇护网络，是正确的做法。这些都是重要的例子。 ## 继续前进 这是一本关于起义的书，关于终结资本主义及推动它的国家的炽烈动力。它也是一本关于基础设施的书，关于如何建设并维持共享的集体资源，以便让资本和国家走向它们理应遭遇的终结。没有多次起义，就不会有革命。起义是革命的必要组成部分，却不是充分条件。要让起义发挥这一作用，就必须把根基扎在受剥削和受压迫共同体的需要、抱负与愿望之中，也必须具备资源基础——起义的基础设施。 这当然仍然是在呼吁起义；更确切地说，是呼吁受剥削者和受压迫者奋起。但它也是在呼吁进行严肃的建设工作和组织工作，如果前一个主张要在现实中具有任何意义，这些工作就非做不可。它不能只是一种希望，也不能只是一种宣传——无论是“行动宣传”还是其他宣传。对于起义意味着什么、会带来什么，不应抱有幻想。对于至少需要什么，才有可能把起义推进到底，也不应抱有幻想。同样有必要认识到，行动者的起义——街头战斗、强硬的直接行动等等——并不等同于人民的起事、共同体的暴动等。 这并不是说，起事可以、或者将会事先得到充分规划和组织。当然不会如此。当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共同体站起来说“受够了，就是受够了”的时候，起事便会发生。行动者、组织者和各种激进人士应该尽自己所能，并且必须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支持他们。 这并不是建议人们等待永远不会到来的完美条件，也不是要他们推迟集体表达愤怒，直到某个神话般“时机成熟”的时刻。我们需要认识到的是，当起事确实发生时，就必须已有基础设施，才能保卫它们、维持它们、照顾人们、为斗争供给养分，并最终从防御性运动转向进攻性运动。我们还需要追问：我们拥有哪些资源，能够满足这些需要？又该如何建设这些资源？恰恰因为起事发生时，条件不会完美，甚至不会理想，所以这样做更加重要。面对更强大——或至少武装程度更高——的敌人，需要做得更多，才能让起事真正拥有一战的机会。 许多起义主义者正在参与基础设施建设，并且勤勉认真。希望这里的论述能鼓励他们的工作。另一方面，也可以说，或许有太多专注于基础设施建设、做着出色工作的人，会忘记最终目标是起事，是推翻现存秩序。我在各种情境中都见过这种情况。基础设施应当支持推翻现存秩序，并为以更好的事物取而代之提供基础——那是属于我们的事物，由我们创造，为我们服务。这里的想法，并不是在这个制度继续存在时，于其中划出一小块舒适空间，供自己生存。 有些基础设施显然是持续不可或缺的：医疗照护资源、可靠的食物供应、住所、自主的能源、自卫资源，等等。另一些则会在紧急情况下被推进：庇护空间与网络、新的地下铁路、安全屋。正如工团主义者长期主张的，确保这些基础设施的最佳方式之一，就是把已经在提供这些资源的工人组织起来——护士、急救人员和医生，农业与食品工人，替代能源工人，建筑工人，等等。没有必要从零开始，在隐蔽网络中完整地重建这些基础设施。但这些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 起义的基础设施，是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共同体、是工人阶级实现自治与自决的基础。在此时此地的日常生活中，要过上有尊严的生活，就需要它们。对于那些可能提出替代方案、超越当前由国家强制维系的资本主义制度的运动与起事而言，它们至关重要。 建设较长期的基础设施、发展战略与战术、以及起义等问题，同以战斗性动员应对眼前生存威胁的问题，并不是一回事。人们可以、必须，也必将动员起来，在街头迎战法西斯分子和白人至上主义者。无论纳粹何时何地出现，都应当集体给他们迎面一拳。警察以及其他专制的混蛋应该被赶出校园，就像黑色方阵在伯克利对米洛（Milo）及其谄媚追随者所做的那样。 在当前这个时期，对许多人而言，事态的利害已经加重。然而，我们所面对的挑战始终存在。力量对比，仍然和以往一样重要。 ### 参考文献 Green, Joshua. 2017. “Does Stephen Miller Speak for Trump? Or Vice Versa?” Bloomberg Businessweek. February 28. https://www.bloomberg.com/news/features/2017–02–28/does-stephen-miller-speak-for-trump-or-vice-versa.［约书亚·格林：《斯蒂芬·米勒是在替特朗普说话，还是恰恰相反？》，《彭博商业周刊》，2月28日。］ Shantz, Jeff. 2016. Crisis States: Governance, Resistance, and Precarious Capitalism. Earth: punctum books.［杰夫·尚茨：《危机国家：治理、抵抗与不稳定的资本主义》。地球：punctum books。译注：原版将本条与前条网址粘连排印，此处分列，网址日期中的连接号仍按原版保留。］ # 第1章 把斗争带离街头：从仪式到抵抗 2011年的占领运动动员，让许多人重新看到人民运动复兴、以及建立国家资本主义安排之替代方案的希望。近期反对特朗普的动员，以反就职典礼抗议的形式，同样带来了反对运动重新振兴的希望。然而，在北美，恐怕很少有哪种反复出现的现象，能像行动者实践中对街头抗议与示威的偏重那样，显露出行动者亚文化与更广泛的工人阶级和贫困共同体之间的巨大距离。这里存在一种照本宣科的仪式主义，把街头示威和公开表达异议置于其他战略和战术之上。然而，大规模示威若只是把原子化的个人聚集起来，背后并没有真正的基础、也没有支持动员的基础设施，那么它们的实际影响就微乎其微。正如詹姆斯·赫罗德（James Herod）所指出的： > 可是，反对运动却一次又一次被这类行动所吸引。我们把它称作“走上街头”。然而，我们无法在街头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只要我们仍然只在街头，而对手却通过政府、公司和警察这样的持久组织运作，那么我们就永远是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橡皮子弹的承受者；而在北美和欧洲以外的世界几乎所有地方，迎接我们的还会是真子弹、凝固汽油弹、毒物和炸弹。（2007，原书第3页） 从1999年西雅图以来的峰会抗议，到2011年发起的占领运动，再到反对特朗普的“他不是我的总统”抗议，波澜壮阔的另类全球化斗争浪潮，如果不建立真实的联系，不转向在工作场所和邻里中争取控制权的斗争，那么极有可能——甚至几乎可以确定——会失去势头，平息下来，或滑向改良主义。作为社会变革斗争的场域，工作场所、邻里与家庭，在很大程度上被当下的行动者运动忽视或放弃了（Herod 2007）。即便存在工作场所斗争，它们也受制于官僚化的主流工会；这些工会专注于同雇主谈判妥协。家庭组织工作在很大程度上被激进行动者忽略了——那些退回到自己的集体住宅里的人除外，但这些住宅是私有化的、与外界脱节的。在那些以较传统、较狭窄的方式关注经济和政治的运动中，心理健康与身心福祉问题得到的关注太少。 ## 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或者应当认识到——为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更好世界而斗争，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它们必须能够击败国家和资本；与此同时，又必须在当下为未来社会提供基础设施或根基。事实上，后一过程将成为击败国家和资本的工作中一个根本组成部分。 通过抵抗的基础设施，运动将建立替代方案；但同样重要的是，运动还将具备捍卫这些新社会形态的能力。这些抵抗的基础设施将直接对抗国家资本主义的权力。因此，必须保卫它们，使其免遭往往十分野蛮的攻击。关键的推动方向，是改变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场域：从防御姿态——对精英的政策和实践作出反应，或者仅仅表达异议——转向进攻姿态——挑战统治结构，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运动需要从抵抗的位置，转向主动变革的位置。 迫切需要把决策权从政府官僚机构、议会、公司高层办公室和董事会会议室中拿出来，转移到工人阶级和穷人的自治大会之中。也有必要让行动主义走出示威和抗议这些非常态的领域，扎根于工人阶级和穷人社会生活的日常情境与每日经验之中。 这样做既能满足住所、教育、健康和身心福祉方面的实际需要，也能拓展对更广泛替代方案的愿景，激发人们想象或看到新可能性的能力。 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将在实际工作和未来愿景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运动。它也将挑战统治精英，迫使他们处于被动应对的位置，而不再只是一味进攻、信心满满。这样的抵抗基础设施，会改变制定战略和进行动员的可能性。它们可以为拒绝或反制国家与资本的制度及实践提供基础，从而也许使示威变得不再必要。与此同时，我们也能发展自己的手段，去过自己渴望的生活，而不只是反对威权制度。 变革既必须着眼于控制生产资料，也必须着眼于控制再生产资料。仅仅关注工人控制，会使共同体无法有效而高效地分配资源，满足更广泛的社会或生态需要。与此同时，没有对生产资料的控制，共同体控制也只会是徒劳，是幻想。更进一步说，如果把家庭继续保留为私有化的领域，就会强化不平等的性别劳动分工，并强化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批判的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划分。至少，在缺乏工人对产业的控制时，邻里大会将不断流失成员，因为他们不得不迁往别处寻找就业机会。 新的社会世界不可能从零建立，也没有必要从零建立。互助关系，以及人们围绕工作与个人兴趣组织起来的现有联合——俱乐部、小组、非正式的工作场所网络，甚至亚文化——都可能成为资源。与此同时，即便到了今天，工人阶级和穷人的邻里与家庭仍然需要许多基础设施；许多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只有松散、非正式的联系。在公寓群中，各个家庭可以通过直接大会彼此联结，组织共享资源。这些资源可以包括做饭、维修、洗衣、医疗照护、教育、分娩室和娱乐设施。 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鼓励人们以新方式思考革命性变革。在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的路径中，行动就在组织之中，而不是仅仅采取熟悉的街头组织或抗议行动形式。必须事先已有基础设施，否则激进或革命性的变革将不可能实现，或者会造成灾难。关于预先存在的革命基础设施的必要性，同样可以指出：即使是总罢工这样更大规模的动员，在没有抵抗基础设施的情况下，也不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在总罢工的条件下，必需的商品和服务会缺位。如果没有替代性的联合，或者没有占领并运营工作场所以满足人类社会需要的能力，水、能源、食物和医疗服务就将无法供应。而这类接管本身，也需要预先存在的基础设施。 ## 工会 需要真正替代方案的基础设施之一，就是工会。工会一直处于工人阶级斗争的核心，无论是在工作场所还是在共同体中；但它们长期以来也是一股使人趋于保守的力量。对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工会已经丧失了它们也许曾经具有的任何解放能力。事实上，对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来说，工会从来就不是以摆脱资本主义为目标的；少数工团主义工会所树立的范例除外，例如北美的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Industrial Workers of the World），或全国劳工联盟（Conféderation Nacional de Trabajo，CNT）。 从某些方面说，工会究竟能发挥多大的激进作用，已经不再是一个有实际意义的问题，因为美国和加拿大各行业的工会组织率已经下降到极低水平。目前，美国非政府工作场所的工会组织率为8%。工会运动很可能不会复兴，至少不会以其过去为人所理解和认可的形式复兴。当然，重点绝不是重建工会：既然如此，我们为什么要期待它们的表现，会与此前条件下的表现不同？重点是，在广泛的斗争中，建设工人阶级基层运动的力量。 因此，新的工人阶级工作场所联合或组织形式，已经有了敞开的大门和腾出的空间。然而，为填补这一空白而进行的尝试，仍然只是断断续续、带有试验性质。有些开局未能成功，另一些则显示出某种希望。最有希望的那些尝试，指向基层行动者与战斗积极分子的汇合。 工会管理劳动和工资关系，并不反对这种关系。它们所代表的是工作场所之外的官僚结构，而不是工作场所内部工人民主、自由的联合。事实上，一旦这类联合在工作场所中出现，并挑战管理层和所有权，主流工会往往就会设法压制或解散它们。 工会很容易被收编，事实上也主动将自身纳入收编，最后几乎只成了管理合同和一系列劳动条件的中层管理者——这些条件涉及薪酬、工时、岗位说明和休假。工会变成了针对会员自主活动的规训机构。它们阻止或管理罢工、劳工行动、破坏行动与占领行动。它们还动员力量对付旷工。与此同时，经由法律赋予正当性的正式工会结构，只是劳动者历史上在工作场所开展的各种努力之一。 没有某种工作场所组织工作，就不可能有有意义的工作场所罢工。工作场所中的战斗性组织，需要由基层成员建立的替代形式，例如机动支援队、工作组和直接行动小组。这些替代形式中，有一些已经取得不同程度的发展与成功，我在别处曾经讨论过（见Shantz 2009）。 ## 结语 无政府主义组织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反资本主义斗争的场域，转移到新的战场，而不是留在抗议的街头和占领运动的城市广场。对建设性的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必须介入三个主要斗争场所：邻里、工作场所和家庭（见Herod 2007）。在这些领域成功开展组织工作，既应提供击败国家和资本的手段，也应在当下创造新世界，而不是等待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种转向必须同时包含进攻与防御战略。 运动太频繁、也太长久地陷入防御性或被动反应的斗争：回应一项项有害立法或破坏性的公共政策，或者反对某些特定的公司及政府做法。这类追求主导了全球北方运动与行动者的视野。它使行动方式变得陈旧，无法激励人们，反而带来挫败感和士气低落：人们机械地重复仪式，以回应他人从外部作出的决定，而不是主张直接参与者自身内在的、自然生长出来的需要与愿望。相反，运动需要肯定自己对更好世界的愿望与愿景。 更进一步说，街头抗议的仪式几乎不能真正挑战权力或不平等结构。通常，它们只是强化了这样一种观念：自由民主制度容许表达异议和不同看法的空间。人们不妨质疑，究竟应向单一议题运动、街头示威和公共土地上的营地投入多少精力、资源与时间。安大略省一位前右翼省长，在面对大规模街头示威时，曾轻蔑地说：“我不理会抗议。”他的确没有理会。出面处理的是他的警察部队。 然而，示威、抗议和公共占领这类壮观的仪式性事件，却支配着行动者的想象和组织愿景。这种对示威的执迷，已经阻碍了自由民主社会中几代人的社会运动。当前时期提供了一些新的、令人鼓舞的突破口——对于那些反对并试图超越国家与资本的激进观点和运动而言，这是机会之窗。要利用好这个时刻，就必须认真审视那些根深蒂固、已经支配运动的仪式，尤其是从动员程度较低的时期遗留下来的那些仪式。 ### 参考文献 Herod, James. 2007. Getting Free: Creating and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Autonomous Neighborhoods. Boston: Lucy Parsons Center.［詹姆斯·赫罗德：《获得自由：建立民主自治邻里联合体》。波士顿：露西·帕森斯中心。译注：原版英文题名印作“Creating and Association”，此处保留其原文著录。］ Shantz, Jeff. 2009. “Anarchy at Work: Contemporary Anarchism and Unions.” WorkingUSA: The Journal of Labor and Society 12(3): 71–85.［杰夫·尚茨：《工作中的无政府主义：当代无政府主义与工会》，《WorkingUSA：劳动与社会期刊》第12卷第3期，第71—85页。］ # 第2章 无政府主义的后勤：在行动主义与起义之外延续抵抗 社会抵抗已经陷入某种僵局、某种困境，即使国家正把紧缩作为一种长期治理体制强加于人。在北美，各种运动仍然从应对一个危机奔向应对另一个危机，而组织工作则围绕相当狭窄的项目展开。过去20年的另类全球化政治，设想反对力量会自发涌现：社会内部蕴含着自身覆灭的种子，只需让它们发芽。两种观点构成了这种认识的框架：一种是起义主义的观点，试图寻找一星火花——也许是一场暴动——来启动起事，调动“外面”早已存在的愤怒；另一种是预示性的观点，试图通过向人们展示“更好的方式”来鼓舞他们。这两者都与以运动为基础的活动、与抗议和表达异议的惯常方式相配合。面对积极进攻且资源充足的对手所带来的挑战，两者现在都不适应，过去也一直不适应。 以运动为基础的动员，也就是行动主义，是不够的。社会运动与社会动员——更广泛地扩展到各个共同体之中——之间，确实存在差别。当然，两者也有联系；然而，至少在北美，当前的运动仍在艰难地尝试超越反对性的行动主义，也就是“运动主义”，走向抵抗、走向社会动员。有必要从公共广场转向邻里。 ## 准备是关键 运动获得广泛的吸引力与支持，并不是因为观点正确、因为具有公认的“行动主义”面貌，或因为点燃了起义火花，而是因为满足了需要，并赢得了胜利。许多人加入运动，是出于寻找共同体或安全感、争取切实收获的愿望，而不是因为信奉运动所宣扬的特定原则。有组织的替代方案，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能够提供归属感与共同体感。无政府主义者保罗·古德曼（Paul Goodman）在20世纪60年代的动员背景下坚持认为，必须发展明确的、着眼实际功能的解决方案（2010；Shantz 2014）。健康诊所、学校、衣物和食物供应、社区设施以及青少年娱乐，都是运动曾经有效争取到的基本资源。抵抗的基础设施，为建立广泛支持提供了后勤基地。在国家镇压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运动高潮之后，许多这样的基础设施遭到了摧毁，或者被解散。“打击犯罪战争／禁毒战争”在其中发挥了作用。今天，北美各地的邻里基础设施正在瓦解，我们从不缺乏可以着手工作的地方。 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精英、专家和专业人士的重视，以及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行政官僚机构的支配，阻碍了人们发挥自己的决策能力。人们受到规训，习惯于寻求专家的建议和意见。这体现在《奥普拉》（Oprah）等日间脱口秀的流行，以及自助类读物的大量出现：专家在其中告诉人们，该如何完成基本的生活任务。社会学家海迪·里姆克（Heidi Rimke）等批评者指出，在国家资本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政治体制中，这也是一种治理或自我规制的形式（2016）。正如古德曼所指出的，这会使人们在机会出现时，还没有准备好品尝自由（2010）。 一旦人们发现，既有体制的结构不愿或无法满足基本需要，而替代方案又已出现，他们就会为摆脱这些结构而斗争。当局清楚这一点；只要看起来正在发生这样的事情，即使还处于早期阶段，它们通常也会以镇压作出回应。国家对各个城市占领运动的回应，只是最近的一个例子。 孙子（Sun Tzu）那句著名的话告诉我们，战斗在开打之前，胜负便已决定。准备是关键。必须具备赢得切实胜利与物质成果的能力。人们必须看到结果，并且有理由相信，自己在社会斗争中的组织工作和积极参与，能够以真实而有意义的方式改善生活。无政府主义者必须能够帮助人们及其共同体发展能力，满足国家无法、也不愿满足的物质需要。黑豹党在美国各个城市组织的共同体生存计划，为此提供了重要范例。 非精英群体的成员，需要有机会改变我们彼此之间的经济交往方式。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空间与场所，在那里练习相互合作，并扩展我们已经参与其中的合作形式，而不是被经济环境迫使着，以竞争、操纵、“你死我活”或“弱肉强食”的方式行事。这些实践，以及为开展、扩展这些实践而建立空间与场所，都是使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的过程的一部分。要克服贪婪与欺骗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这并不是在为某一种组织类型代言。亲和小组也能成为一种重要的制衡力量或防壁，抵御人们在追求享乐时逃避责任的社会倾向。亲和关系有助于形成支持责任、问责和承诺之伦理的条件。这些小组建立在深厚的信任、忠诚、义务和可靠性之上。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提供了一个紧密的同伴群体，能够对成员施加一定程度的“同伴压力”。同样重要的是，它们也满足了人类对安全感和社会力量感的需要与愿望。 与此同时，无论起义主义者抱有怎样美好的愿望，小团体都无法引发群众起事，无法“制造革命”，也无法创造出促成群众反叛的条件。迫切需要发展并组织后勤支援基地，让它们能够动员、支持和维持可能成为革命斗争的行动，而不是眼看着不满消散在无效却具有宣泄作用的起义或暴动之中。这样一来，起事和反叛便能够扩展，持续得更久，并产生更具积极影响的结果。 ## 起义 起义主义的观点在某些无政府主义圈子里获得了一定声势，拥护者也颇为高调。起义话语中的许多内容，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中心”（foco）理论：由一小群献身革命的人来促发起事。然而，在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环境下，这样的路径在很大程度上无异于自杀，尤其是在缺乏能够维持更广泛集体运动与战斗性斗争的真正抵抗基础设施时。 属于“我们这一社会群体”——工人阶级——的大多数人，甚至不会使用手枪，更不用说在真实起事中必然需要的任何战斗能力上运用真正的武器了。大多数反资本主义行动者，包括激进左翼在内，连枪都打不准；而右翼民兵与美国全国步枪协会的成员，却熟练得足以致命。 不应把这误解为对非暴力的呼吁。当前社会本身就是以暴力组织起来的。这里的选择，并非暴力与非暴力之间的选择，而是在于双方参与暴力的力量如何对比。比起言辞，暴力至少能给人某种申雪感。但大胆的暴力行动会适得其反；用政治犯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的话说，它们在很大程度上只会把现有权力表现为“在军事上不可战胜的”。 当人们能够看到成功的现实可能性时，就会积极回应革命理想。当他们斗争并获胜时，信心与士气就会增强。当他们屡屡失败时，投入与承诺就会减弱。反复失败，会让人们习惯性地相信自己不可能获胜，进而产生失败主义和回避。如果运动没有做好战斗准备，就很容易被当局镇压。这反过来又强化了运动无法获胜的信念。开展组织工作，却不为抵御当局而准备革命性的自卫，实际上就是在使人们成为失败主义者。失败会强化后天养成的悲观主义。 在发达资本主义的环境中，起义——它不可避免地会提出武装斗争的问题——没有群众基础就无法开展。要确保这种基础，就必须建立起稳固持久的抵抗基础设施。没有植根群众的政治运动，游击行动便是徒劳的。 ## 后勤无政府主义 有人说，后勤决定战略。对于激进运动而言，还有大量后勤工作要做。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就是准备好后勤能力，以扩大反对国家与资本的斗争。国家和资本能够承受个别而互不相连的异议或抗议行动所造成的影响，却无法容忍公开的阶级战争所造成的影响。 约翰·杰拉西（John Gerrassi）在谈到黑豹党时指出： > 只要他们的战斗性仍然针对个别警察力量，斗争（以及帝国的反应）就相对温和。休伊·牛顿（Huey Newton）被诬陷犯有过失杀人罪，其他一些黑豹党人也遭到逮捕；但一旦黑豹党开始通过对抗整个制度来领导阶级战争——例如早餐计划，它表明了两个关键问题：白人社会养不活黑人儿童；黑人革命却能做到——对黑豹党的骚扰便转变为企图将其斩尽杀绝：警察突袭了黑豹党在旧金山、洛杉矶、西雅图、丹佛、芝加哥、纽约及其他城市的办公室；到1969年底，他们杀害了28名黑豹党人，将数百人投入监狱，并［摧毁］了整个领导层。（1971，原书第32页）［译注：引文首句括号内原文为“end empire’s reaction”，其中“end”疑为“and”之误，此处按“以及帝国的反应”译出；方括号承袭原引文。］ 我们这些反对国家与资本、与之斗争的人，必须准备好保卫自己。理解国家的性质，就意味着知道：凡是它感到自身权威和权力受到威胁之时、之地，它就会发动致命攻击。革命性的群众斗争必须同时具有后勤、经济、政治与文化各个层面。研究过去的革命便会发现，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失败。抵抗文化支配，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许多左翼及另类全球化运动偏爱的关注点，但它无法代替对经济、政治与军事支配的抵抗。 即使处于帝国主义最残酷的军事权力之下，抵抗力量也能够通过在邻里、在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中建立稳固基地而取得成功。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建立服务于民众需要的经济计划。我把这些计划称为抵抗的基础设施：它们包括学校、健康诊所、食品分发中心，等等。准备工作与可靠的基础设施都十分迫切。同样迫切的，还有协同开展工作，以及建立能够让那些常常彼此孤立的组织者聚到一起的场所。 正如保罗·古德曼所论证的，我们需要能够取代国家与资本、而不仅仅是反对它们的计划——经济的、政治的、文化的和后勤的计划。在他看来，“行动主义”从实务计划转向抗议，注定会失败，即使只是为了满足地方性的物质需要，也是如此。尤其在工人阶级受压迫的各个群体中，需要许多覆盖范围更广的基础设施。仅仅从事鼓动工作是不够的，尽管在斗争低潮或去动员时期，也许人们会如此行事。没有准备、没有坚实基础的起义，不过是幻想。 在当前的情境中，在希腊和西班牙等社会机构已经崩溃的地方，它们已部分地被民众互助项目所取代。在群众起事之前的时期，人们通过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已经作好了准备，而且这些基础设施也为起事提供了基础。 ### 参考文献 Goodman, Paul. 2010. Drawing the Line Once Again: Paul Goodman’s Anarchist Writings. Oakland: PM Press.［保罗·古德曼：《再度划定界线：保罗·古德曼的无政府主义文集》。奥克兰：PM Press。］ Rimke, Heidi. 2016. “Mental and Emotional Distress as a Social Justice Issue: Beyond Psychocentrism.” Studies in Social Justice 10(1): 4–17.［海迪·里姆克：《作为社会正义问题的精神与情绪困扰：超越心理中心主义》，《社会正义研究》第10卷第1期，第4—17页。］ Shantz, Jeff. 2014. “Seeds Beneath the Snow: The Sociological Anarchy of Paul Goodman, Colin Ward, and James C. Scott.” Contemporary Sociology 43(4): 468–73.［杰夫·尚茨：《雪下的种子：保罗·古德曼、科林·沃德与詹姆斯·C.斯科特的社会学无政府主义》，《当代社会学》第43卷第4期，第468—73页。］ # 第3章 我要一场暴动：街头上的我们与他们 “暴动”一词通常用来描述集体性的反叛、动荡或失序行为，其中往往发生财产损坏或破坏，以及／或者针对人身的暴力。暴动一般出现在城市街道或城镇广场等公共空间，但也可能发生在监狱等封闭空间。暴动通常被描绘成缺乏协调、自发且无组织的行为，不过，近来的许多研究表明，暴动可能包含事先策划，而且常常会在发生过程中形成自身的逻辑和相互协调的团结形式。暴动由各种原因引发；愤怒的主要指向或起因不同，暴动的类型也不同。其中包括经济暴动（例如围绕食物或住房的暴动）、政治暴动（例如反对政府镇压、征兵或征税的暴动）、“种族暴动”（基于族群或文化差异），以及体育暴动（发生在球队获胜或失利之后，或者涉及球队支持者之间的冲突）。暴动通常包含针对特定目标的财产破坏，而这些目标被认为代表着造成某种不满的原因，例如跨国公司、商店或政府大楼。目标随暴动的起因或动机而变化。 无论暴动的主要起因是什么，暴动研究者普遍承认，暴动通常具有经济或阶级层面。经济匮乏或不满往往促成暴动爆发。一些评论者（参见 Barnholden）认为，在以经济、政治不平等为特征的阶级分化社会这一社会经济背景下，暴动将是经常发生、无法避免的事件。 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等从社会结构视角立论的社会学家认为，暴动一类活动可以发挥社会安全阀的作用，让非精英阶层以有限的、不会从根本上威胁社会的方式，释放因社会、经济或政治不满而积聚的愤怒。对于这些社会学家而言，暴动是在阶级分化且不平等的社会中可以理解的现象；暴动的爆发可以成为有用的预警信号，提示社会必须在遭遇更大规模的动荡或破坏之前作出改变。倘若没有暴动之类偶尔发生的爆发，社会愤怒可能引发更彻底或更激进的爆发。 ## 走上街头：从示威、抗议到暴动的行动形式 政治示威的发生有各种原因，包括无法进入政治和／或经济决策渠道，对统治精英或当局不满，渴望社会变革，或者更简单地，只是公开表达对统治做法的异议。 示威可以指向激进乃至革命性的目标，例如推翻国家政权或财产所有者；法国和俄国的革命就推翻了土地所有与统治的封建秩序。示威也可能较为温和，为不那么剧烈的目标而动员，例如人们谋求社会改革或政策变化，或者只是试图公开表达对统治者或政府的反对。 示威也呈现出多种形式。它们的持续时间、强度、涉及的活动范围、组织程度、攻击性、动机，以及参与者和支持群体的构成，均可能不同。参与者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背景，常见的有工人阶级、农民、穷人、宗教群体、族群与种族少数群体，甚至还有心怀不满的精英群体成员。 有些示威相对自发，未经计划，持续时间也短。这可能是对某项被认为令人不满的法律获得通过或某项法院裁决的即时反应，也可能发生在工人收到即将失业或工作场所即将关闭的通知之后。大多数示威则经过策划和组织，针对持续更久的不满、关切，或者经济、政治政策与做法。 抗议常常反映出目标与机会之间，或者期望、希望与人们实现目标的手段之间的落差。当人们感到无法或再也无法通过讨论、辩论和民主对话来实现社会变革时，抗议和暴动就会发生。政府或警方试图阻止或打击公开表达异议的反应，往往会使这种表达更为激烈，引起暴动、暴力、反叛，乃至革命。 当代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常规政治抗议，很少涉及暴力行为或财产破坏。在全球化时期变得更普遍的直接行动抗议，则确实会以特定公司或企业权力的象征为目标，例如在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银行会议的抗议中，对星巴克咖啡店和耐克商店的袭击。〔译注：原文此处写“世界银行”；本章后文谈同次西雅图抗议时写“世界贸易组织（WTO）”。此处保留原文。〕 有些示威只要被安排在一个受限制的空间中举行，就可以得到化解。人们可以聚集、宣泄情绪，感到自己获得了力量或参与了公共事务，然后散去。 在加拿大这样的国家，体育暴动比政治暴动更常见，尽管前者往往也与政治问题重叠。然而，美国这样的自由民主国家，却以暴动和起义反复爆发为特征。一些评论者认为，这反映出美国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更大，极富者与极贫者之间的鸿沟更深，阶级与地位的分化也更尖锐（包括种族与阶级的交叉，以及贫困的种族化）。 在自由民主政体中，当更广泛的社会斗争展开、有组织的异议更普遍、社会运动更活跃时，暴动就会更加频繁。20世纪60年代，暴动和公众起义相当常见。其中包括由反抗警察暴力而促成的、具有明确政治性质的行动，例如1968年芝加哥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期间的暴动，以及次年同城的“愤怒的日子”行动。这些暴动，以及部分由暴动促成的激进运动，影响了美国政治，并被认为对美国撤出越南发挥了一定作用。也有更自发的爆发，它们同样植根于政治上的挫折，例如1968年小马丁·路德·金博士（Dr. Martin Luther King Jr.）遇刺后发生的暴动。仅1967年一年，美国128座城市就发生了150多起暴动。 美国最引人注目、最臭名昭著的暴动中，许多是所谓的“种族暴动”。事实上，“种族暴动”一词本身就产生于19世纪末的美国语境。美国历史上破坏性最大、最声名狼藉的种族暴动包括：1866年的孟菲斯；1901年的伊利诺伊州斯普林菲尔德；1917年的东圣路易斯；1919年的芝加哥；1919年的奥马哈；1921年的塔尔萨；1943年的底特律；1943年洛杉矶的“佐特服暴动”；1967年的底特律；1967年的纽瓦克；1968年的阿克伦。最初，“种族暴动”用来指多数种族、族群或文化群体中的一群人，针对一个或多个少数群体的成员（个人或集体）发起并实施的群体暴力。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词语已经开始用于涉及种族、族群或文化少数群体成员的集体暴力公开爆发的情形。虽然对此类事件的通俗称呼，以及政府使用的称呼，都强调暴动的种族化方面，但批评者指出，现代种族暴动几乎总有经济原因。其中包括失业、就业歧视、住房不足、经济萧条或经济转型（例如转入战时生产的时期）。 为回应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暴动，美国政府设立了多个委员会，研究暴动和城市暴力的起因。1968年的克纳委员会（Kerner Commission）得出了一个引起争议的结论：60年代种族暴动的主要诱发因素，是占多数的白人群体成员持续实施的种族主义，其中包括经济与政治权力机构内部的系统性种族主义。经济状况在少数群体社区内部造成了深切的不满；但在发生某个种族主义事件之后——往往包括多数群体成员针对少数群体成员实施的暴力——愤怒才被煽动为主动的攻击行为，而这个事件又会经由传闻和公开呈现被放大。 随着另类全球化运动及其抗议活动兴起，暴动在自由民主国家中变得更加频繁。在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民众动员，常常以直接行动和针对企业财产的破坏为特征，尤其针对耐克、星巴克、麦当劳等跨国公司的财产。此类抗议中备受关注的是所谓“黑色方阵”无政府主义者的活动；这些行动者统一身着黑色服装，以免被警方发现或辨认。警察的攻击、暴力逮捕，以及对政治示威者不加区别地使用催泪瓦斯、胡椒喷雾和水炮，在全球资本会议举行的城市中心引发了暴动。在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抗议中，以及在攻击性的警务做法之后，都曾爆发暴动；最著名的例子，是1999年世界贸易组织（WTO）会议期间的西雅图，以及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FTAA）谈判会议期间的迈阿密。在处理迈阿密示威中的抗议者时，警方和安全机构发展出了应对另类全球化示威的所谓“迈阿密警务模式”。此后的全球资本会议期间，这种模式也被用于对付民众，其内容包括：建立多个机构联合指挥的网络；大量购买并部署通常是新型或试验性的监控设备；利用心理战行动败坏抗议者名声；将无政府主义者与恐怖分子或罪犯联系起来；大规模逮捕并关押在临时设施中；破坏行动者的媒体中心和住宿空间；预防性逮捕；对抗议者使用非致命性武器；在围栏和路障后面建立军事化区域；以及把大批人长时间围困在小街或公共广场上，随后实施大规模逮捕。批评者认为，恰恰是这些做法推动了示威的激进化，从而提高了暴动活动发生的可能性。 对于一些评论者，尤其是受马克思主义影响的评论者而言，暴动是“原始”反叛的形式；它在动员公众的不满方面十分重要，却无法带来真实、持久的社会变革。暴动虽然表达了阶级愤怒，却缺少政党之类能够在较长时期内集中和引导这种愤怒的组织形式。对于从概念上拒绝政治政党之必要性的无政府主义评论者而言，更恰当的理解是：暴动是起义的时刻，可能激发更广泛的社会动荡，并提升针对经济不平等或国家镇压的批判意识。无论如何，对无政府主义者来说，暴动是更大规模革命行动的必要先声，不能轻率地斥之为“原始”。 ## 论社会控制与国家暴力 20世纪60年代广泛而且往往激烈的社会政治斗争，迫使各国重新思考社会控制的方法。最常见的建议，是扩大警察队伍的规模，并通过提供先进技术、武器和训练，使警察军事化。美国警察权力扩张中的关键机构，是执法援助署（LEAA，Law Enforcement Assistance Administration）；它的设立旨在通过新技术和新策略，把警务活动拓展到全国范围。部分由于 LEAA 的政策，原先为战争而开发的军事技术与武器，逐渐在美国各警察部门中得到发展，警察组织也呈现出强烈的准军事性质。 美国最早的现代警察队伍，形成于工业化东北部的工业城市中心。随着一波波求职移民涌入、城市不断扩张，面对阶级冲突，这些警队的主要重点是“维持城市秩序”。批判理论家追问：维持的是谁的秩序？从不平等、自由权利、自由或剥削的角度看，这种秩序又是什么样的？ 针对抗议的警务活动，主要盯住穷人和工人阶级的活动，而不去关注企业犯罪、污染、生态破坏或工作场所不公等精英活动，从而巩固并扩大了社会中不平等的阶级结构。 历史上最具攻击性的警务活动，发生在由工人阶级、穷人和种族化少数群体组织并参与的示威中，这并非巧合；这些群体也包括美国和加拿大的原住民。直到20世纪60年代的反战抗议，这样的攻击性警务才被用于对付中产阶级或出身优越的学生。在21世纪的另类全球化抗议中，攻击性警务针对着多种不同群体，这反映了这些运动由各种共同采取行动的参与者构成的多元特点。 批评者认为，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给精英——那些控制财富和资源的人——提供了一种机制，用来压制非精英重新分配财富与资源的企图。这类警务为维持阶级社会中的财富与权力不平等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巩固了现有的不平等财产权，并把议会民主有限的政治程序巩固为优先或享有特权的政治表达形式。在这些得到认可、等级森严的渠道之外，其他政治形式则被当作越轨、威胁，甚至犯罪。 美国历史上有大量案例表明，地方商人能够影响、甚至控制警方，使其对付罢工工人。在警察历史的早期，资本就已调动警察骚扰纠察线、破坏工人罢工。罢工是对剥削与经济匮乏的回应，然而警方却没有被派去对付雇主，以终结这些有害条件。警察破坏罢工，保护的是工业家的利益。这样的行动意在瓦解工人阶级对资本权力的抵抗。利用警察破坏罢工，还把工人的集体组织和集会界定为犯罪行为，而非经济或政治行为。 州级警力的组建就是为了对付罢工工人。1866年，宾夕法尼亚州成立了煤铁警察（Coal and Iron Police），用来控制罢工的煤矿工人与钢铁工人。1905年，该州又成立了一个用于破坏罢工的州警察机构。这些正式的州级力量赋予破坏罢工以合法性，而私人保安由于缺乏作为公共秩序维护者的国家授权，无法声称自己拥有这种合法性。 破坏罢工和瓦解工会，也是私人警察与保安的职能，这一点在平克顿侦探事务所（Pinkerton）的历史中体现得最为明显。 同样，美国南方最早的警务形式包括所谓“奴隶巡逻队”，可追溯到1712年的南卡罗来纳州。这些巡逻队的职能，是管束奴隶并防止奴隶暴动。黑人一旦被抓到违反任何法律，就会受到即决惩罚。 美国城市警察由城镇地方层级管理的社区警力，转变为按全国性体系和标准组织的军事化力量，这与20世纪60年代“法律与秩序”成为全国政治议题的变化有关。这一变化的动力，很大程度上来自60年代显而易见的社会冲突和抗议：先是民权游行与抵制运动，继而是反战运动与学生抗议。“禁毒战争”一类社会反动行动，明确以瓦解黑人权力运动，以及黑人工人阶级社区中起义基础设施的组织工作为目的。这一冲突时期，发生了多次城市起义，以及底特律、华盛顿特区、洛杉矶瓦茨地区等城市或城区中反对种族主义的所谓“种族暴动”。对这些运动的报道，把焦点放在失序的戏剧性表现上并加以强调，而非深层问题和行动者自身的观点。 暴力镇压民权游行的警务图像，例如伯明翰布尔·康纳（Bull Connor）所率警队的行动，使美国社会和海外公众感到震惊与反感，促使更多人加入运动，也引发了约束地方警察、改变社会结构本身的呼声。这些图像成为那个时代最令人震惊、最经久不衰的一部分。面对主要由当地社区普通居民、而非激进行动者和组织者组成的非暴力抗议人群，警方动用了警犬和水炮；这使公众舆论转而反对警察和南方各州政府，并增强了抗议者有关不公、种族主义与不平等的指控。 警方把抗议者描述成危险分子，说他们属于边缘团体或是对社会心怀不满的成员，对社会的“正常”运转或生活方式构成威胁。在某些情况下，“职业抗议者”之类措辞被用来贬低组织者，暗示他们并非在提出正当关切，而是出于自身利益行事；这已经成了特朗普政府的一种主要说辞。在多伦多，前警察局长把采取直接行动的反贫困团体定性为“恐怖分子”，并试图使仅仅加入这些团体也成为违法行为。对警务的关注，可能使注意力转向技术性程序和策略，而不是扩大社会正义、终结不平等的迫切需要。 即便谈到特定暴动中的抢掠，大多数抢掠和社区暴力行为也并非随机或“毫无意义”，实际上，它们针对的是那些历来欺骗或盘剥当地居民的商家。尽管如此，20世纪60年代的暴动还是被用作地方警务军事化的理由。 在另类全球化示威，以及要求加强这类示威的安全与警务控制的背景下，也出现了类似的过程。面对扩大民主化与平等的诉求，保守派要求“节制民主”，并主张使用警察压制日益壮大的社会运动。重组警察队伍和警务工作，以在维持公共秩序的同时限制民众动员，就是这种回应的一部分。 批判理论家把对示威的警务控制视为阶级斗争的一种表现。这些理论家认为，警务随民族国家一同产生，是为了保护掌权者的物质利益和社会利益。当掌权者试图控制、规训其他群体时，就会出现对抗议的警务控制。 自现代警务最早出现时起，警察就经常被调来驱散罢工工人、冲散纠察线。大量研究表明，19世纪那些被认定为“暴动”、因而遭到警方干预的集会，许多实际上只是罢工工人的聚集。针对这类“暴动”，显然不只是公共秩序问题。恰恰相反，镇压罢工展示了警务如何为经济精英服务。警察以控制暴动为幌子破坏罢工，是为了挫败工人阶级对雇主的抵抗。 在全球化抗议的时代，警方不再只是企图用警棍、防暴队和胡椒喷雾等传统手段直接遏制抗议者——这些手段在1999年西雅图抗议，以及2000年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示威中失效了——而是在世界银行或 WTO 等全球机构举办活动时，于示威发生之前就制定围控策略。2000年，在安大略省温莎市反对美洲国家组织（OAS）的抗议中，一道安全围栏封闭了预定举行会议的会展中心周边几个街区。正式代表从底特律乘直升机到达会场。走近围栏的抗议者随后遭到胡椒喷雾喷射。这种封闭会场周围几个街区的围栏，在2001年魁北克城反对 OAS 的抗议中再次成为人群控制手段。在那里，抗议者在三天的示威中遭到数千枚催泪弹的轰击。警方还动用了水炮和橡胶子弹。 ## 暴动的集体意识：突破心理禁制 社会学家还指出，暴动通常不像从外部看到的那样，是无组织、无条理的事件。借鉴涂尔干的社会学家认为，人群中的参与者会形成自身的价值与信念体系，用来组织自己的活动并赋予它们正当性。由此，人群中产生了一种集体意识（conscience collective），或共享的价值体系，它能够影响暴动的发生和／或走向。尤其是当警察或被视为外来者的人侵入人群时，可能引发防御性的反应，从而助长暴动活动。社会规制瓦解，暴动参与者之间出现新的交往结合形式和集体情感，为更大规模的暴动活动提供支持。 绝大多数人日常遵守社会规范或规则，以及社会期望或惯例。各种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制裁，支撑着关于正常与道德的观念。持续的社会化培养出人们面对权威时倾向于服从、尊重和默许的习惯性反应。要突破层层社会化，就必须使感知和意识发生显著转变。 鉴于不公、腐败、剥削、不平等和压迫的程度之深，抗议、反叛和抵抗竟然没有更频繁地成为社会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或许令人惊讶。更令人费解的是，普通人挑战当局以及政治或经济精英的事情，竟然相对少见。以强有力的方式直接抵抗政府行动的人，就更少了。 人们即使违反微不足道的社会规则或惯例，也会感到心理上的禁制；由此可见，抵抗国家的要求会有多困难。这需要勇气、信念，以及对可能性或可行性、目的或效果的感知。人们必须克服行动的内在障碍，也必须克服外在障碍。 国家与统治精英拥有一整套战略、策略、方法和技术，来控制、限制、阻遏和化解非精英或公民的抵抗与反对。警方在处理示威时，曾在不同时期利用人们抵抗国家要求时所感受到的道德禁制。在特定情境下，例如至少从2003年起加拿大多伦多的反贫困示威中，警方会走近老年示威者和带着年幼孩子的父母，仅仅因为他们出现在政治示威现场，就质疑他们的责任感和判断力。此外，警方还暗示参与者可能面临暴力或人身伤害的风险。更进一步，如在多伦多，警方曾威胁父母：如果他们仍带着孩子留在示威现场，孩子就可能被带走，儿童服务机构也可能介入。强硬的回应可能使人不愿再参加未来的示威。同样，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也是在提醒人们当局始终活跃而警觉。 这种集体意识能够表达出强烈的“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抗议者以严厉的眼光看待对手，把他们视为必须对抗和战胜的敌人。有意思的是，这种“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也是警察亚文化中一个受到充分研究、早已被认识并被反复评论的特点。因此，警方的严厉行动可能启动一个不断升级的循环：双方各自强化“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抗议者和警察内部的团结与不满感都进一步增强。对示威实施警务控制，可以使双方都产生社会凝聚感和群体认同。 往往正是大规模警力的出现和／或攻击性的警务行动，刺激抗议者自己变得更激进或更具攻击性。这可能促成或强化“我们对他们”的情绪，使警察与抗议者站在公开对立的立场上相互面对。 种族暴动通常由少数群体社区中涉及警察的事件引发。一般是警方在该地区发生了实际存在或被认为存在的不当行为，或某种攻击行为。作为对警方的回应，暴动可能升级，出现枪击、纵火和暴力等激烈行动。警察和军队也从自己这一方参与暴力升级。调查美国20世纪60年代种族暴动的克纳委员会指出，美国在60年代和70年代的几乎每一次这类爆发，都由某次具体的警察暴力引发，而事发社区已经世世代代承受着这样的暴力。〔译注：本段有关委员会调查年代与所述事件年代的表述照录原文。〕 限制性做法可能引发更广泛的反叛，因为更多公民感到集会权或表达自由受到限制，因而沮丧或愤慨。反叛包含对统治当局的武装反对，并可能引发革命，带来重大的社会与政治变化。 ### 参考文献 Ellsworth, Scott. 1992. *Death in a Promised Land: The Tulsa Race Riot of 1921*. Baton Rouge: 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应许之地的死亡：1921年塔尔萨种族暴动》〕 Hobsbawm, Eric. 1965. *Primitive Rebels: Studies in Archaic Forms of Social Movements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 New York: W.W. Norton.〔《原始的反叛者：19世纪和20世纪社会运动的古老形式研究》〕 Lynch, Michael J. and Raymond Michalowski. 2006. *Primer in Radical Criminology: Critical Perspectives on Crime, Power and Identity*. Monsey: Criminal Justice Press.〔《激进犯罪学入门：关于犯罪、权力与认同的批判视角》〕 Mackay, Charles. 1960. *Extraordinary Popular Delusions and the Madness of Crowd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非同寻常的大众幻想与群体疯狂》〕 Sugrue, Thomas J. 2005. *The Origins of the Urban Crisis: Race and Inequality in Postwar Detro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城市危机的起源：战后底特律的种族与不平等》〕 Shantz, Jeff. 2011. *Active Anarchy: Political Practice in Contemporary Movements*. Lanham: Lexington.〔《行动中的无政府主义：当代运动中的政治实践》〕 Tepperman, Lorne. 2006. *Deviance, Crime, and Control: Beyond the Straight and Narrow*. Don Mill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越轨、犯罪与控制：超越循规蹈矩》〕 Tuttle, William M. 1996. *Race Riot: Chicago in the Red Summer of 1919*. Urbana-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种族暴动：1919年红色夏季中的芝加哥》〕 # 第4章 起义的呼声 起义在许多行动者的想象中仍占据核心位置，尤其是在许多自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当中。的确，如前所述，当代无政府主义内部存在一股强大的起义主义倾向。 然而，尽管起义能够有力地激起振奋与情感释放，起义的图像也具有强烈的视觉戏剧性，但起义几乎没有希望推翻国家资本主义结构。起义的时刻虽然释放了义愤——对不公与压迫的呐喊——却通常也提供了使国家与资本获得正当性的掩护，让它们得以倾泻道德说教式的谴责，并重新申明资产阶级的文明礼法。 我目前居住地区温哥华近来的暴动证明，国家对起义时刻的回应，压倒性地表现为镇压、监控，以及推动工人阶级人口实行自我规训。例如，在2011年温哥华冰球暴动之后，工人阶级民众受到压力、劝诱和鼓励，成为告密者：大量暴动录像在公共、私人和社区的各种场所公开播放，人们被要求从中认出任何自己认识的人，并将其举报。 正如温哥华令人痛苦地展示的那样，监控摄像头的普及、个人所持录制设备的激增，以及“体面”公民令人失望地乐于举报邻居和同事，意味着起义事件的许多参与者将很容易被捕，并往往被判处长期、通常又不成比例的刑罚。 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Shantz 2012），如果缺少相关的社会背景，以及与同伴积极投入的关系——这些本可以构成理解和认同起义行动之必要性的基础——人们就很容易以被动反应的方式回应，采用社会已经视为正常的措辞，表达对这些行动的道德愤慨或困惑。 ## 论起义主义 在进步行动者、无政府主义者、共产主义者等群体的资源与自卫能力尚不发达的当下，起义这一概念显得颇为奇特。在反动力量和萌芽中的法西斯主义至少已拥有充足武装、而且组织程度不断提高的背景下，它就更加值得质疑。 认真谈论起义，意味着必须能够调动某种作战能力，这也包括使用武器。考虑到真正起义的要求，以及起义反对者——其中包括右翼武装民兵团体——已经具备的能力，这一点无法回避。谈论起义，就意味着他们会开枪。而你最好也准备好还击，至少在某些情境中如此。 尽管他们可能永远不会承认，大多数起义主义的倡导者实际上所提出的观点，与切·格瓦拉（Che Guevara）的“游击中心”（foco）理论相吻合：由一小群献身革命者煽动起义。在当前发达资本主义的城市环境中，这既不切实际，也十分危险。尤其是在真正有意义的抵抗基础设施缺失或发育不足的情况下。 北美的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连枪都打不准，尽管自特朗普当选以来，特别是夏洛茨维尔事件之后，有些人开始学习。右翼民兵和美国全国步枪协会成员在使用武器方面“熟练得危险”（Johnson 2011，87）。与此同时，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认为，右翼民兵和生存主义者的阶级性质，表明其中一些人可能成为潜在盟友。他们对垄断资本主义抱有一种尚未成形而且混乱的反对态度。这种态度被阴谋论、偏执和宗教原教旨主义所遮蔽，显然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教育。不过，我们或许不应对此寄予太大期望。 如果没有以群众为基础的政治与经济组织工作，游击行动就是徒劳的。在发达资本主义背景下，武装斗争或起义不能脱离具体条件而运作。要发展这样的基础，就必须建立抵抗的基础设施。行动就在组织工作之中。 ## 暴力问题的误导 再次强调，这绝不是在反对所谓的暴力。国家资本主义与定居殖民主义，从一开始就始终内在地具有暴力性。这是它们的奠基性特征，也是其鲜明标志。它们通过剥夺、驱逐、占领，以及对土地和劳动的剥削所形成的暴力，被发展起来并组织成形。这一过程持续不断。警察、保安与军队的日常暴力，维持着这个通过掠夺进行积累的制度。在国家资本主义背景下，没有战争并不意味着存在和平（社会战争才是现实）。 如果承认反抗和革命的必要性，那么暴力问题就是战略或策略问题。正如弗里德里希·恩格斯（Friedrich Engels）那句著名的话：“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译注：原文将此句归于恩格斯，此处保留原归属，未据其他版本作静默校改。〕暴力问题是从属的。更根本的是，一场起义运动或一种起义倾向如何组织自身，又如何确定行动的重点。暴力必须只以从统治阶级手中夺取经济和政治控制权为目标，使广大民众能够治理自己的生活。 涅恰耶夫（Nechaev）之类人物借无政府状态之名，兜售反社会、策略上贫乏的暴力；他们的“革命虚无主义”，源于对阶级力量的不当评估，以及脱离工人阶级社会力量者的绝望。值得注意的是，某种虚无主义又在年轻一代中流行起来：他们被资本主义所伤害，留下熟悉的“没有未来”之感，却与那些能够为另一种未来提供真实可能性的基础设施和资源缺乏联系。面对寻求激进变革者所遭遇的重重困难，悲观虽然可以理解，却无法成为革命组织工作的基础。不能理解社会中的阶级力量，就会走向受雇牟利的活动或虚无主义，并丧失革命目的。有一种倾向，是在缺少政治纪律和教育的情况下美化暴力。而纪律与教育恰恰来自扎根于社区基础设施的日常组织工作。 社会是在暴力中构建的。选择并非在暴力与非暴力之间，而在于双方从事暴力的力量对比。与语言相比，暴力至少能带来某种伸张正义的感觉。然而，大胆的暴力行动会适得其反，其主要作用是把现存权力表现为“在军事上不可战胜”（Johnson 2011，104）。 ## 为起义建立社区联系 革命者必须与工人阶级和穷人的社区相联系。正如约翰逊所说：“没有群众支持，就不可能有群众运动；我们的斗争如果不是面向群众的，就什么也不是。与人民隔绝、与人民为敌，我们就成了军阀——比敌人好不到哪里去”（Johnson 2011，107）。而这种联系，不会通过那些据说具有解放或教育作用的起义行动（在没有背景或基础的情况下）神奇地形成。 这涉及起义主义关于“行动宣传”的观念，以及鼓舞人心的行动会激发行动的假定。最有效的宣传，是建立满足人们需要的能力，同时增强反抗现有剥削与压迫制度的能力。 人们认识到，社会斗争和社会冲突的经验，对于改变人们的看法和理解，以及改变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使其走向团结与互助——至关重要。许多人明白自己的社会处境是不公平、不公正、具有剥削性的。他们知道自己受到了欺压，也知道这样不对。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当中的阶级意识，比通常被承认的更多。更罕见的是，他们知道对此能够做些什么，或者有合理的信心——更不用说期待——相信存在可以实现而且有意义的替代方案。而这种差距，一部分直接来自起义基础设施的缺失——来自它们遭到的摧残与衰落。 阶级意识，是在人们日常斗争的真实世界经验中发展起来的。它不是由左翼或激进者生产出来的东西。集体共享的基础设施，可以使它得到充实，并持续支撑它。无论如何，意识是矛盾的；在行动之前，既不需要也不可能存在完美的意识。这是对唯心主义路径的一项基本反对意见。 只有“使他们看到并感受到革命性变革的物质利益与必要性”，才能赢得那些并非行动者的社区成员的参与和热情（Johnson 2011，91）。必须有切实可见的胜利与物质收益。人们必须看到结果，并有理由相信，组织起来、积极参与社会斗争，将会以真实而有意义的方式改善他们的生活。组织者必须能够帮助人们及其社区，发展出满足物质需要的能力，而这些需要是“敌方国家不能也不会满足的”（Johnson 2011，91）。 黑豹党在美国各地城市组织的社区生存项目，为此提供了重要例子。对拉希德·约翰逊而言，这还有远为深刻的意义： > 这就是建立稳固群众基础的具体方法：人民军队可以从这一基础出发，并在其中有效开展行动；运动也可以从中吸收工作者与战士。（2011，91） 非精英群体的成员需要机会，去改变我们在经济上彼此互动的方式（Johnson 2011，98）。因此，我们需要一些空间和场所，来练习彼此合作，扩展我们已经参与的合作形式，而不是被经济处境迫使以竞争、欺骗、支配或报复的方式行动。合作实践，以及为开展和扩展这些实践而建立空间与场所，都是使我们的价值观和社会关系发生革命性变化这一过程的组成部分。要克服贪婪与欺诈的资本主义价值观，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要让人们对革命思想作出积极回应——而他们会这样做——就必须使他们看见某些现实的成功可能。战斗并取胜，会增强信心和士气，也会提高继续战斗的能力。失败则训练人们预期更多失败。它助长失败主义与失望，并使人走向防御与回避。胜利很重要，认真思考如何赢得有意义的胜利，至关重要。 如果组织者没有做好战斗的准备，就会轻易被当局压倒。这进而强化了运动不可能获胜的信念。开展组织工作，却不准备以革命自卫来对抗当局，实际上就是在把人们培养成失败主义者。约翰逊认为：“人们看到抵抗是可能的，就会作出回应”（Johnson 2011，115）。 反资本主义组织者不能在真空中布道。必须发展出明确、切实发挥作用的解决方案。运动需要“通过社会服务项目，在物质上触及广大群众，使他们看见斗争的必要性，并给他们一些值得为之斗争的东西”（Johnson 2011，133）。反资本主义组织者必须投身群众性项目，亲自动手。他们必须围绕满足人们自身的需要，把人们组织起来。仅仅从事鼓动工作是不够的，尽管在斗争低潮或去动员化时期，或许会如此行事。仅有对资本主义与帝国主义的批判分析，并不足够。 广泛的群众吸引力和支持，来自满足需要与赢得胜利。诊所、学校、衣食供给、社区设施和青少年娱乐，是必须提供的一部分必要服务。在某种意义上，不存在微不足道的胜利。即使看似细小的成功，也可能代表重要进展，尤其是在建立人们的信心，使他们感到斗争并非浪费时间与精力方面。对许多工人阶级和穷人而言，失败的经历实在太过频繁。在学校、工作中，在住房裁决机构或福利部门面前的失败，使他们预期失败并接受挫败。这可能助长心理学家所说的“习得性无助”。胜利，哪怕是看似微小的胜利，也能打破这种绝望或徒劳之感。我亲眼见过许多人几乎立刻发生转变：从焦虑的怀疑者变成坚定的斗争者，而促成转变的事情，不过是在福利案件的申诉中获胜，在工资争议中成功对抗恶劣的老板，或因驱逐令成功对抗房东。 许多人加入运动，是因为渴望找到共同体或安全感，而不是因为信奉运动宣扬的某些具体原则。有组织的替代方案，至少必须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提供归属感与共同体感。约翰逊认为：“只要给予人们客观获益、安全与共同体的感受，就能动员他们支持几乎任何事业，或至少对其保持中立——哪怕是社区露天毒品市场这样适得其反的事情”（Johnson 2011，161）。一旦人们看见建制结构不愿或无力满足基本需要，而替代方案又已经出现，他们就会斗争，以摆脱这些结构。 当局明白这一点；一旦出现这类迹象，即使还在早期阶段，通常也会以镇压回应。国家对各城市“占领”运动的回应，只是近期的一个例子。 迫切需要发展并组织后勤支持基地，以便动员、支持和培育那些可能发展为革命斗争的活动。否则，不满就可能消散，或变成制度压力的安全阀——只不过宣泄一下而已。起义与反叛本可以得到延展，持续更长时间，并带来更具积极影响的结果。 尽管起义主义者怀有最美好的愿望，小团体也无法引发群众起义、“制造革命”，或创造通向群众反叛的条件。国家与资本能够承受个人的、彼此脱节的异议或抗议行为所带来的影响，却无法容忍阶级战争的影响（Johnson 2011，309）。我们最好再次回想约翰·杰拉西（John Gerassi）关于黑豹党及其战略、策略所作的审慎评论，前文已经引用过。失败强化了习得的悲观。正如约翰逊所说： > 当我们真的敢于挑战不利局面时（却完全缺乏协调统一，也没有重视战略、策略与后勤），我们又被训练得相信——这也并非毫无根据——他们条件反射般的暴力、他们的报复，将残酷而广泛到这种程度：我们的抵抗所引发的痛苦，根本不值得我们付出这番努力。因此，失败导致悲观，任何为了群众自由而开展成功斗争的念头，都被瓦解了。（2011，142—143） 此外，胜利的结果是，“他们的士气和参与抵抗的愿望达到了意想不到的高度”（Johnson 2011，115）。准备工作和可靠的基础设施，是迫切的需要。正如约翰逊所说： > 显然，不能盲目信任一群缺乏自觉、没有组织的人，期待他们能够自发地知道如何解决复杂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和社会问题，知道需要作出哪些改变，并随后采用正确的方法实现这些改变。这就如同期待一群人自发地动员出一支军队，并迅速击败另一支训练精良、补给充足、指挥得当的军队一样荒唐，而前一群人却没有懂得如何组织一切相关因素——战术、后勤与战略——的战略领导者，无法把这群人锻造成一支有效的战斗力量。领导、指导、组织与纪律不可或缺。（Johnson 2011，231） 共享的基础设施，为共同斗争提供空间与资源，并强化共同的关系。在共同生活的各个领域——工作场所、社区等等——都需要基础设施。起义的基础设施，为在国家与资本之外进行集体生产和集体生活提供了实验。 当来自不同社会背景的人一起确定、追求并实现我们自己的目标与利益时——而不是像资本主义工作场所那样，被迫共同工作来满足资本的价值需求——我们就能看见，自己与其他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有着共同利益；更进一步，我们也有能力按照自己的条件发展替代方案。我们的利益与需要——食物、住所、衣服、健康、教育、愉悦、欲望、爱——在很大程度上是相同的，而在现有国家资本主义条件下又大多得不到满足。 ## 结语 起义主义者常常悲叹：运动尚未成为起义就被收编，在发展成全面起义之前就已丧失势头。然而，这些起义主义者很少意识到，原因并不只是自由派与非政府组织玩弄收编把戏（尽管这些确实存在），而是缺少起义的基础设施；只有这些基础设施，才能提供维持势头、重新燃起火焰，以及持续支撑起义能量与冲动所必需的支架。正是它们能将冲突扩展为普遍的反抗。正是这些起义基础设施，支撑着起义力量，并把它们与其他冲突中从事同类斗争的人联系起来。 人们往往过于关注自由主义压灭起义火焰的毯子，而不是能够给火焰提供燃料的起义基础设施。同时，起义主义者把行动本身——通常是戏剧性的街头爆发——视为怯懦的解药，认为它会像野火般蔓延。在北美的现实背景下，事情却很少如此发展。 正如无政府主义组织者詹姆斯·赫罗德（James Herod）所说：“等一切结束，这些起义主义者会和往常一样去上班，或者再次站进领取救济的队伍。什么也没有改变。什么也没有组织起来。没有建立任何新的联合体”（2007，29）。除了可能影响保险费之外，对资本的冲击微乎其微。赫罗德追问：“就算失去整座城市，资本家又有什么好在乎的？他们承受得起。他们只需要封锁火灾区域，等大火烧尽，进去随意逮捕几千人，然后离开，让‘暴动者’尽力去应付自己被毁坏的社区”（2007，29）。 起义能够自发点燃火星、让资本主义燃烧起来，也许还是最后一次燃烧——无政府主义革命者或许应该抛弃这种观念。我们不妨以赫罗德毫不浪漫的说法作结：“起义无法摧毁资本主义。我甚至不认为统治阶级还会害怕它们。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在街头横冲直撞，烧掉自己的社区，尽情抢掠所有本地商店。他们知道这不会有什么结果。他们知道，盲目的愤怒终究会自行耗尽”（2007，29）。 有必要建立并维持能够支持持续进攻性斗争、而不是被动反应性斗争的基础设施。正如赫罗德所说：“缺少的是地方层面的自由联合、自由议事会。如果把这些也加入其中，我们就会开始取得进展。我们就可以从各条战线攻击统治阶级”（2007，31）。目标并不是创造一个能够被现有结构容纳的替代方案，而是动摇并摧毁这些结构。 ### 参考文献 Johnson, Kevin “Rashid.” 2011. *Defying the Tomb: Selected Prison Writing and Art of Kevin “Rashid” Johnson*. Montreal: Kersplebedeb.〔《抗拒坟墓：凯文“拉希德”约翰逊狱中写作与艺术选集》〕 Shantz, Jeff. 2012. *Green Syndicalism: An Alternative Red/Green Vision*. Syracuse: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绿色工团主义：另一种红色／绿色愿景》〕 # 第5章 走向街垒？街头有限的基础设施 或许，起义最伟大的形象——最广为人知的起义基础设施——就是街垒；直至今日，它仍鼓舞着起义主义者。巴枯宁（Bakunin）站在巴黎和德累斯顿街垒上的故事形象，继续激发着当代无政府主义者的浪漫想象。街垒在19世纪欧洲的起义中发挥了核心作用，也在作家、艺术家和起义者心中引起持久的共鸣。街垒这一英雄主义象征与巴黎公社联系在一起，尽管它在那场起义中实际使用得很少。 “街垒”（barricade）一词来自 barriques，也就是木桶。1588年5月12日巴黎的“街垒日”中，装满泥土以增加稳定性和坚固程度的木桶，发挥了关键作用。这为后来的街垒提供了范式。士兵的前进就此被阻挡。起义与革命的传说和想象中的街垒，包括1917年的彼得格勒、1919年的柏林、1919年的慕尼黑、1936年的巴塞罗那、1937年的马德里，以及2011年的开罗。与昔日荣耀之间的浪漫联系，是1968年5月10日巴黎街垒的推动力。 街垒是一种应时而生的基础设施，是随着起义涌起而形成的临时防御和据点。即使不是为了主动进攻，它也至少是生存与脱身所必需的。利用街头现成的物品——过去是手推车、马车和街边摊位，如今是汽车、卡车、垃圾箱、报箱，而砖块与铺路石则始终都在——街垒能够迅速、自发地增长，提供一种必需的保护形式。它们也能够迅速、相对容易地蔓延。更重要的是，它们确实能够奏效——在一定程度上，也在一定时间内。 对埃里克·黑曾（Eric Hazen）而言，胜利的街垒“是那些把镇压力量钉在原地、使其行动瘫痪，并最终把它们扼制到无能为力的街垒”（2013，ix）。然而，这位历史学家却不得不得出结论：街垒的历史“不过是一连串失败”（2013，x）。那些曾经取得的胜利，也只是昙花一现，最终又被逆转。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大革命实际上极少使用街垒。 黑曾认为，街垒并不是常规的防御工事。在他看来，它的特殊优点“在于增殖，并形成一个横贯城市空间的网络”；这种“迅速倍增的能力”，可以使街垒成为进攻性工具（2013，ix）。正如黑曾所思考的： > 整个19世纪，街垒都是起义的一种象征性形式：撬起一条街的铺路石，推翻一辆车，堆起家具，就是发出一个信号，表明自己战斗、并肩战斗的决心。街垒形成网络，把战斗者联系起来，使斗争获得统一，即使没有领导者或总体计划也是如此。（2013，123） 然而，面对现代机械化国家的力量，这种象征性形式几乎提供不了什么自卫范式。尽管如此，它依然是起义主义者心照不宣的防御希望；这些人相信，一场街头战斗就能引发反抗国家与资本的起义。 ## 街垒的鼎盛时期 历史学家黑曾所说的“第一批无产阶级街垒”，是1831年里昂纺织工人筑起的（2013，53）。而且必须指出，工人拥有武装，并能够俘虏同样拥有武装的里昂国民自卫军。当军队试图进攻城市时，街垒挫败了他们。这里同样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邻近居民从街垒所在地区的家中，将石块和瓦片如雨点般砸向士兵的头顶。这些绝不只是街道障碍。不到一天，起义者就夺取了里昂城。 起义很快遭到击败，因为政治愿景的缺乏，以及跨行业、跨社区治理经验的不足，妨碍了无产阶级力量的巩固（Hazen 2013，57）。政府此时已把军队集结在城门外，解除了工人的武装，并逮捕了主要组织者（Hazen 2013，57）。因此，在无产阶级起义的很早阶段，就已经凸显出一条教训：在起义之前，必须拥有联邦式治理的经验。此后，这条教训一直存在，尽管起义的愿望充满希望。同样值得注意的是，后来在总罢工等其他情境中，这一教训反复重演；在那里，工人必须接手许多此前由政府或企业指导的日常供给和社会服务活动。 事实上，里昂起义之后，无产阶级开始在城市中建立抵抗的基础设施；他们自发地认识到社会资源的必要性，也认识到这些资源的匮乏对起义失败的影响。合作社运动扩大了，社会网络和激进工人阶级报纸也随之发展。结果，几个月之后，城中发展出了一场总罢工。随后又发生了一场起义，可惜最终以无产阶级溃败告终。尽管如此，数量不多、武器简陋、没有协调和指挥的工人，仍借助街垒将8,000人的军队阻挡了约一周。 在1848年巴黎起义中，民众一边修筑街垒，一边洗劫国民自卫军的军械库。这次起义也表明，社区的重要性，以及武装防御的运用，是起义的核心。 巴枯宁本人这样描述他从比利时抵达后不久、2月24日发生的事情： > 这座巨大的城市，这个欧洲文化的中心，突然变成了一片狂野的高加索。在每条街上，几乎到处都是如山般筑起、直达屋顶的街垒；在这些街垒之上，在石块与受损的建筑之间，是穿着工装罩衫、满身火药熏黑、武装到牙齿的工人，就像站在自家屋顶上的格鲁吉亚人一样〔……〕。而在这无边的欢乐、这陶醉之中，所有人都变得如此温柔、如此有人情味、如此和善、诚实、谦逊、有礼、友爱而聪慧；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在法国看到，即使在法国，也只有巴黎才会如此。（转引自 Hazen 2013，73） 这便是1848年蔓延全欧洲的烈火的开端，《共产党宣言》不过是这场烈火的一项政治产物。无论如何，黑曾指出，巴黎的火星之所以演变为1848年的“民族之春”，是因为它落在了早已充分准备好的引火物上（2013，75）。其中值得注意的起义之一，是3月的米兰起义。在那里，团结一致的民众发动了一场惊人的起义，连续战斗了五天。被唤醒的城市居民，成功地把驻城的13,000人军队赶了出去，而统率这支军队的，正是凶残的奥地利陆军元帅拉德茨基（Radetzky）（Ginsborg 2004，11）。 除那些已经发展出激进网络资源的地区外，各地的诉求都局限于民族统一。在拥有这些资源的地区，人们则坚持要求民主自由和武装人民（Hazen 2013，76）。这再次表明，起义基础设施是不可或缺的。激进思想不会因为某个鼓舞人心的行动就凭空出现。“行动宣传”的观念，以及与它相关的起义，预设公众中已有一部分人准备好“读懂”、理解并认同这种宣传。而这只有在讨论和辩论的空间已经得到培育、相关讨论与辩论已经展开的地方，才会发生。激进主义要生长、繁荣并扎根，就必须拥有培育它的土壤。 在一次又一次起义中，专制主义的军队面对起义者撤退，却并未受到削弱。这后来被证明是致命的。到1848年底，专制秩序已经恢复（Hazen 2013，79）。 值得注意的是，在1849年的德累斯顿起义中，恰恰是巴枯宁本人，对街垒能否充当适宜的起义基础设施，作出了严峻的评估。他的朋友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同样目睹了这场起义，用他的话来说： > 筑满街垒的德累斯顿老城，对旁观者来说倒也算得上有趣的景象。我怀着惊讶和厌恶观看着，注意力却突然被巴枯宁吸引：他从藏身处走出来，穿着黑色长礼服，在街垒之间徘徊。但我以为他会对眼前景象感到高兴，那就大错特错了；他看出了所有防御措施幼稚而无效，并宣称，他对这种局势唯一能感到满意的，是自己不必再为警察操心，可以平静地考虑到别处去的问题。（转引自 Hazen 2013，81） 瓦格纳本人对于街垒能否持续支撑起义，也给出了并不热情的评价。用他的话说：“另一方面，坚持守卫德累斯顿那些相互孤立、筑有街垒的街道，除了给这场斗争添上一种城市暴动的性质之外，实在不能带来多少东西，尽管人们是以最大的勇气坚持下去的”（转引自 Hazen 2013，82）。因此，没有人怀疑起义主义者的精力或投入。然而，仅靠希望、愤怒和勇气，仅靠行动的诗意，无法使他们持续下去。他们需要起义的基础设施。 1848年2月的巴黎，标志着街垒最后一次真正取得胜利的时刻（Hazen 2013，85）。正如黑曾指出的：“从那以后，所有以街垒为战术基础的城市起义战斗，都将遭到失败”（2013，85）。城市战斗的性质，以及国家进行城市战斗时能够调动的资源，已经发生根本变化。到了这个时候，随着炮火的发展，已经很清楚：这类起义只能是防御性的——短暂，而且致命。 然而，当代起义主义者想要发动的，正是这样的行动，并把它看作对制度的某种重大打击。奥古斯特·布朗基（Auguste Blanqui）又曾这样回顾：“当起义者坐在铺路石后面抽烟斗时，敌人依次把全部力量集中到一个据点，再集中到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以这种方式把起义一块一块地消灭”（转引自 Hazen 2013，96）。 六月的街垒遭到摧毁，至少10,000名起义者被屠杀之后，布朗基作出了如下严厉评价。在他看来： > 没有领导中心或总体指挥，战斗者之间甚至没有协商。每座街垒都有自己特定的一群人，人数或多或少，却总是彼此孤立〔……〕。常常连一位指挥防御的领导者都没有。战斗者只是随心所欲。他们想留下就留下，想离开就离开，想回来就回来。夜里，他们回家睡觉〔……〕。“各守各的岗位，一切就会好起来，”那些最坚定的人这样说。这种奇特的推理，源于大多数起义者都在自己的街区作战；这是一个重大错误，失败之后会产生灾难性的后果，尤其是招致邻居告发。因为在这样的体制下，失败不可避免。（转引自 Hazen 2013，95） 请注意，布朗基的看法，与许多有关街垒和地方性的观点相反。他没有论证一种替代路径，也没有说明它为何会更有效。 在托克维尔（Tocqueville）看来，1848年6月的街垒不是政治斗争，而是阶级斗争——用他的话说，是一场“奴隶战争”，这个词用得很好（转引自 Hazen 2013，86）。托克维尔注意到了这类街头战斗中能够涌现的协调。他说： > 这是我国历史上，也许也是任何其他国家历史上，曾发生过的最伟大、最奇异的事件；说它最伟大，是因为在四天中有十多万人参与，并有五名将军被杀；说它最奇异，是因为起义者作战时没有战斗口号、领导者或旗帜，却展现出令人惊叹的协调能力和军事技能，连经验最丰富的军官也为之惊讶。（转引自 Hazen 2013，85） 今天，人们把街垒记作巴黎公社的象征；巴黎公社在1871年3月18日至5月28日之间持续了七十天。然而，历史学家埃里克·黑曾指出，街垒只在公社的最后一周才发挥作用。更少有人记得的是，巴黎之所以陷入孤立、成为阿道夫·梯也尔（Adolphe Thiers）的目标，是因为利摩日、马赛和纳博讷的公社，都在几天内被镇压了。 一位持批判态度的参与者勒弗朗赛（Lefrançais）得出结论，公社内部的威权倾向导致了失败，因为集权妨碍了为防御而进行的自主组织。他说： > 自那时以来过去的二十五年，只使我更加确信，这一少数派〔主张分权的批评者〕是正确的；如果无产阶级不摆脱共和国，就永远无法真正解放自己。共和国是威权政府的最后一种形式，而绝不是危害最小的一种。（转引自 Hazen 2013，110，注2） 当政府军进入巴黎时，防御的确重新振作起来，但那时显然已经太迟（Hazen 2013，110）。防御没有准备好，必需的防御基础设施要么缺失，要么发育不足。勒弗朗赛指出，某处街垒上有大炮和机枪，但八周之内，甚至没人想到要清理它们，也没人费心去做这些必要的工作（Hazen 2013，112）。 ## 邻里的必要性 较能长期存在的街垒，会在需要守卫某条街道、某个社区、某个地区的生活方式，而且已有网络、资源与基础设施可供使用的地方出现（Hazen 2013，x）。这些地方也已经存在某些联系、情感和世界观；用埃米尔·涂尔干的话说，就是强烈的集体意识。正如我在别处论述过的，这些共享的世界观，需要一个使其成长和繁荣的生态系统。抵抗的基础设施，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孵化空间。 其中涉及街头劳动者和社区青年。这些方面恰恰是抗议式起义所缺少的；这类起义可能被认为伤害了街头劳动者或当地青年，因为他们会更广泛地承受警察与国家报复的影响。政治起义不同于民众反抗。 不过，早期街垒中的关键，是来自邻近房屋和公寓的支援——弹药支援：居民从高处的窗户和屋顶，把石块和其他物品扔向军队。 对于那些通过社会关系、共同历史和共同利益联系在一起的社区的重要性，黑曾作了较长的说明： > 最后，城市居民的分布格局也变了。传统街垒是在一条街上，由那条街自己的居民——男人、女人和孩子——筑起来的；他们也在当地或附近工作，而且准备死在那里。随着城市生活被资本主义方式组织起来，这种街道村落消失了。无产者被迫到距离住处越来越远的地方工作，斗争的场所转移到了工厂，在那里堆起铺路石便毫无意义。（2013，126） 现代城市宽阔、开敞的大道，比起旧欧洲狭窄、蜿蜒的街道，更不适合街垒（Hazen 2013，125）。 ## 在街头 起义把街头当作主要战场；历史学家埃里克·黑曾认为，这种看法与城市本身一样古老（2013，ix）。然而，我们必须追问：在远程武器主要掌握在先进机械化国家手中的当下，还能这样理解街头吗？空中优势也带来了更多疑问，即使只是直升机和无人机这种基本层面的优势——它们如今已部署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萨里等主要城市中心——也进一步使人质疑，街垒和缺乏基础设施的起义是否可行。 然而，在北美当下组织活动与组织结构不断被建立、又被瓦解的背景下，除了街垒，当代起义主义者能够利用的资源甚至更少。而在这些情境中，大多数起义行动都是草率的临时应对和自发行为，结果无论如何还是要依赖匆忙搭起的街垒。 我曾在街头战斗中亲眼目睹、亲身参与这些事情：从2000年华盛顿特区反对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反全球化示威，到2001年6月15日多伦多的警察暴动，再到2001年遭到催泪瓦斯和水炮袭击的魁北克城抗议，以及2010年温哥华反对奥运会的动员（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场合）。凡是参加过这些战斗的人，都会熟悉那种匆忙场面：人们急着推倒并拖出大型垃圾箱、报箱、垃圾桶、广告牌等等，只为阻止警察推进。 当代起义必须阻断、妨碍能源、信息和通信的流动。它们的场所应是铁路线、码头与后勤节点，而非街道。正如我在别处写过的，其手段不是起义，而是破坏行动（Shantz 2016）。 ### 参考文献 Ginsborg, Paul. 2004. *Silvio Berlusconi: Television, Power and Patrimony*. London: Verso.〔《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电视、权力与家产》〕 Hazen, Eric. 2013. *A History of the Barricade*. London: Verso.〔《街垒史》；作者姓名按本书原文拼写保留。〕 Shantz, Jeff. 2016. “Sabotage and the Flows of Capital: Communities Resist Assaults on Nature.” *Fifth Estate* 395. https://theanarchistlibrary.org/library/jeff-shantz-sabotage-the-flows-of-capital.〔《破坏行动与资本流动：社区抵抗对自然的攻击》〕 # 第6章 保护我们自己 *论自卫的必要性* 反抗国家与资本的人必须做好自我防卫的准备。理解国家的本质，就是要知道：无论何时何地，只要它感到自己的权威与权力受到威胁，就会发动致命攻击。革命性的群众斗争必须既是军事斗争，也是经济、政治与文化斗争，而且必须以群众为基础。对以往革命的研究表明，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因素，都会导致失败。 即使面对帝国主义最残酷的军事力量，抵抗力量也能通过在人民之中建立稳固的基础而取得成功（Johnson 2011, 30）。实现这一点，要靠建立满足民众需要的经济项目。这些项目就是我所说的抵抗的基础设施，包括学校、医疗诊所、食品分发中心，等等。拉希德·约翰逊（Rashid Johnson）举的一个例子是哈马斯所做的工作。它们的一切工作都发生在一片狭小且容易进入的空间内。美国和加拿大的空间要广阔得多，一些地区较难被安全部队进入，却仍可取得大量资源。 工人阶级和受压迫者必须发展联合的组织结构，协调各自的工作，把往往彼此孤立的组织者联合起来。需要建立能够排挤敌方的经济、政治、文化和军事项目（Johnson 2011, 31）。需要在工人阶级中受压迫的群体内部，建立以群众为基础的基础设施。 抵抗文化支配，是20世纪末与21世纪初许多左翼人士和另类全球化运动所热衷的议题，但它不能取代对经济、政治和军事支配的抵抗。个人的投入并不足够。需要共同的观念——需要意识形态。缺少这些，人们就容易失去斗争的主动性。如果行动依赖某个意志坚定的人物或发动者，那么一旦这个人物被移除或调走，行动的势头就会消散。 自唐纳德·J. 特朗普（Donald J. Trump）当选美利坚合众国总统以来，社区自卫问题重新受到重视，尤其是在遭受种族化压迫的社区之中：这些社区既是国家暴力的主要针对对象，也是右翼私刑团体暴力的主要针对对象。政治左翼也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这些问题，尤其是无政府主义与反法西斯主义行动者，也就是 antifa 行动者。 ## 集体自卫 近些年来，行动者圈子里谈到自卫问题时，通常是在个人主义的基础上提出的。因此，至少可以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一些无政府主义自由空间或自由学校就划定专门时段，开设个人自卫课程，进行武术训练或街头实用自卫训练。一些无政府主义空间还会在周末或晚间充当各种武术的道场，教授柔道、合气道、巴西柔术，等等。 在一些地区，反法西斯主义行动者成立了邻里守望组织，抵御法西斯主义者、种族主义者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行动，并在特朗普主义反革命出现后，承担基本的社区防卫工作。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我曾参与的反种族主义行动（Anti-Racist Action）组织就在许多城市和街区发挥过类似作用。到某个时候，这些组织可以与医护人员一道，成为替代国家警务力量的基础，其依据是关怀、团结与互助，而不是惩罚与镇压。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一些团体把个人自卫引向了武装的方向，开展正确使用枪支的训练，并定期进行打靶练习。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这样做早就具有合理性。不管人们如何构想革命，任何革命都不可能无需反国家、反资本主义力量拿起武器保卫自己。更直接地说，在右翼中许多人十分熟悉各种枪支使用方法的情形下，这些训练几乎肯定是有用的。美国左翼与进步力量被解除武装，已被证明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也是非暴力道德主义占据主导地位所造成的影响）。 这些都是有用的尝试，而且在右翼乃至原初法西斯主义暴力以及民族主义攻击不断上升的时期，很可能是必要且不可或缺的。人们很可能需要保护自己，抵御新纳粹或白人至上主义者对个人的袭击。或者，人们也许只是希望，一旦有机会揍一个纳粹，自己知道正确的动作方法。 而且，更关键的是，在受剥削、受压迫的社区之中，确实存在正当的社区自卫传统，其中包括武装自卫。只要提到黑豹党、罗伯特·F. 威廉斯（Robert F. Williams）和黑人武装卫队（Black Armed Guard）就足够了。如今，人们早已忘记，奥地利社会民主党曾拥有庞大的武装翼，即奥地利保护同盟（Austrian Schutzbund）；它是20世纪30年代全世界规模最大的工人阶级民兵组织之一（遗憾的是，恰在纳粹威胁日益加剧时，该党却将它遣散了）。这些都应当成为当下组织工作的范例。威廉斯1962年的著作《持枪的黑人》（Negroes with Guns）应当成为当下的必读书目（同时也要认识到其中父权制的失误与局限）。值得注意的是，威廉斯依靠了大批黑人退伍军人，这或许能为今天的组织者提供一个提示。那些所谓和平主义者和非暴力原教旨主义者，也早已忘记，罗莎·帕克斯（Rosa Parks）曾在威廉斯1996年的葬礼上致悼词。 然而，这些例子说明，要支持对个人或群体袭击之外的更广泛威胁的抵抗，自卫还需要更多资源与基础设施。需要资源中心和物资供应，需要医疗保健、医疗用品和照护人员。“无政府主义的医生和护士在哪里？”仍然是一个重要问题。还需要安全屋，以及安全屋网络。 需要一种能够迅速发动罢工的防卫方式，为遭受攻击的社区提供支持。这意味着，有能力动员足够多的工人，使关键工作场所停工，以支持社区防卫（具体是哪些工作场所，要视城市、城镇等地点，以及当地经济和地理条件而定）。还需要动员各个街区，在遭到袭击时提供支持与掩护。这也可能包括社区层面的罢工与抵制（拒缴租金、停止消费，等等），或具有战略意义的不服从和扰乱行为（洗劫一家杂货店、接管一座加油站，等等）。 ## 武装欲望 通过武装进攻来击败国家与资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工人阶级不可能拥有各大小政府所控制的那种火力水平，而且也不应该想要拥有。那会造成对人力、自然资源和物资的巨大浪费，也会把社会关系塑造成等级制和威权式的关系。与此同时，武装防卫仍将是必要的。 把游击战作为凭武力夺取国家权力的战略之一，不会奏效。这是一种失败的战略，其结果将是国家权力的延续。这种方法基于一个错误假设：资本与国家不会为了消灭游击队而杀害平民。相反，近期历史表明，它们会毫不犹豫、毫无悔意地奉行这样的政策。国家的军队会占领领土、使人流离失所，并对整个社区施加暴力，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已经说明了这一点。 然而，一些抱有浪漫幻想的年轻人仍然想把这种战略带进野兽的腹地。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那些日渐衰退的运动内部，也存在过这样的诱惑。毫不奇怪，随着占领运动消散并被镇压，这一做法又成了一种被提出的选择。这将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自由民主国家拥有巨大的火力，并配备了新的监控与镇压技术。这样的方法本身并不孕育新世界（Herod 2007, 25）。相反，它为资本提供了一种新的方式，去妖魔化正在兴起的激进运动，并煽动人们对它们的恐惧——再一次把无政府主义者描绘成恐怖分子。 基础设施将需要得到保卫，而武装斗争在特定情境中也很可能既必要又有效。在近来的群众斗争中，情况无疑就是如此，例如埃及之春期间对解放广场的占领。关键在于，其他方法与战略必须构成反资本主义抵抗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基础。无论如何，北美的社会运动距离对国家或资本形成那种足以使实质性的武装斗争成为问题的威胁，还相当遥远。 绝不能由此推断出，这里是在根本上信奉非暴力，并把它当作不可动摇的原则。非暴力在战术和实践上都是一条死路。正如詹姆斯·赫罗德（James Herod）所说： > 非暴力是一个暴力统治阶级的重要意识形态武器。这个阶级用它来安抚我们；它利用自己的大众媒体，不停地宣扬非暴力。这种修辞之所以是有效的武器，是因为我们所有人（但他们不是）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和平的世界里。我们最好谨慎地规划一条穿越这片沼泽的路线。（2007, 5） 基于非暴力的战术，例如非暴力公民不服从，也是如此。无政府主义组织者詹姆斯·赫罗德对抗议的评价很有启发性。在赫罗德看来： > 公民不服从的行动无法摧毁资本主义。它们有时能够作出强有力的道德表态。但面对不道德的人，道德表态毫无意义，因为他们充耳不闻。因此，蓄意违反一项法律并遭到逮捕的行为，在真正打破统治者的权力方面，价值是有限的。（2007, 29） 从定义上说，战胜国家与资本就会涉及暴力。而且，在各个层面上，都需要认真组织起来的集体自卫。 ## 镇压 对政治犯拉希德·约翰逊来说，“群众参与或同情有组织的战术性武装抵抗，是唯一一种真正危及帝国权力的斗争形式”（2011, 293）。抵抗的基础设施为建立群众支持提供后勤基地。在国家镇压了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斗争高潮之后，许多这样的基础设施遭到摧毁和／或被解散。国家与资本会有针对性地设法把武装阵线与群众隔离开来。 “打击犯罪的战争”在其中发挥了作用。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Daniel Patrick Moynihan）曾建议尼克松政府，通过将武装阵线的形象犯罪化，来部分地实现这个目标。和今天一样，革命活动被塑造成恐怖主义。与此同时，政府还协力瓦解下层民众的草根支持，并用中产阶级对社会秩序的顺从和道德主义来取代它。最先由尼克松发起的“打击犯罪的战争”，目标在于阻止有组织的武装抵抗以及工人阶级和贫困青年——尤其是黑人青年——的激进战术蔓延。 在 NSC 46 中，政府明确表示，20世纪70年代黑人争取经济正义的斗争如果继续发展，就需要由政府实施暴力镇压，以稳定工人阶级与贫困社区的社会关系。NSC 46 指出，这种做法在美国国内外都会被“误解”，并可能给政府带来更多麻烦（Johnson 2011, 314）。那些自身利益系于进入并维护资本主义市场的中间阶层精英，削弱并最终取代了草根领导层中的工人阶级与穷人。 革命活动和武装斗争战术遭到妖魔化与贬损。既有制度被说成是满足社会需要的途径，而人们的精力则被引向以国家或市场为基础的制度与实践。正如约翰逊所指出的： > 随之而来的大规模监禁、犯罪化、警力与监控的集中，以及特别针对城市贫困黑人的庞大监狱工业复合体，都是帝国有意识采取的战术回应，目的是压制受压迫阶级中的反殖民、反资本主义与革命热情。（2011, 298–99） ## 不是建党之时：论错误的结论 英国社会主义工人党（Socialist Workers Party）、加拿大国际社会主义者（International Socialists）、美国国际社会主义组织（International Socialist Organization）等宗派主义社会主义团体，长期以来都主张，巴黎公社或匈牙利起义等斗争的失败，说明需要一个集中的政党来协调抵抗并转向进攻。这并不是应当得出的结论。它倒更像是一种极端的确认偏误。这些人是想要一个政党的建党者，因此，他们在每一次失败中看到的都是政党的缺席，以及未来建立政党的必要性。 应当从中得出的论点，并不是需要一个政党来管理人民。相反，这些案例以及其他案例揭示了一系列问题，其中包括：在起义之前，需要有自主组织与自主决定的经验。它们也说明，需要改变道德观念与心理禁忌，例如在暴力或尊重权威等问题上。至少，它们说明必须打破非暴力与和平主义的霸权，因为这种霸权束缚抵抗，使人们反复自我怀疑，缺乏自信。除非政党有可能发展反霸权的观点，并提供一些共同资源（包括武器和弹药，但这些宗派团体没有一个在组织这类资源），否则政党就是无关紧要的——是一种干扰。真正需要的是具有一定实践与经验的起义的基础设施，通过工作场所和街区中彼此联结的大会（如果你愿意，也可以称为联邦式大会）来加以协调。 起义的基础设施包括团结经济，借此以非货币、非慈善的方式向社区提供支持。这是一种团结与互助的经济。它可以建立在自主管理的工作场所之上，当然也可以包括从剥削性的工作场所解放出来的物资与设备。这又构成一个理由，促使我们在各种工作地点建立稳固的工作场所网络和工人阶级网络。 ## 群众的，还是行动者的？ 这绝不是说，受压迫或受剥削的群体与社区应当等待才去反抗，或者不应在他们认为必要的时候、或在情势迫使他们行动的时候奋起。完全不是。群众起义能够、也确实会极快地推动事态发展，改变形势与可能性。它们能够、也确实会改变学习曲线。 这里要说的是，行动者的起义、街头战斗、激烈抗议、破坏行动等，并不是群众的或人民的起义，不应将两者混为一谈。它们对于社会结果的影响也不相同。更进一步说，它们并不具有同样的社会变革、抵抗与革命潜力。它们的影响可能大体上是消极的——导致镇压加剧（针对甚至并未参与其中的社区与团体），引发受压迫和受剥削者的误解与轻蔑（这些人可能因针对行动者行动的反应而遭到挫折，或承受其主要后果）。 与此同时，也可以说，无论如何，在拥有充足资源和基础设施来支持、保卫它们的地方，无论行动者的起义还是群众起义，都更有可能生存、维持、扩大或成功。而在起义、暴动——乃至激烈抗议——期间和之后，防卫始终都是必要的。这个基本事实无法绕过。 有人认为，行动者的一次起义或激烈抗议，会成为点燃燎原之火的火星，或者成为进一步激起反抗的“行动宣传”，这种想法并未得到事实的印证。这种说法，是保守派所偏爱的“外来煽动者”论调的无政府主义版本。 并不是所有反抗资本主义社会日常侮辱与伤害的愤怒行为（砸碎商店橱窗、烧毁警车，等等），在影响或后果上都相同；它们也未必就是起义行为——尽管就个人而言，我可能会非常欣赏其中每一种行为（而且我永远、永远不会劝任何人不要烧毁警察的任何财物）。 底特律、弗格森或洛杉矶的一个黑人街区因任何一次警察暴力和制度性种族主义事件而奋起，与坚持起义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在学生抗议或反奥运示威中攻击消费文化的象征之间，无论在性质、强度还是切身相关性上，都存在实质性的差别。黑色方阵并不等于黑人起义。 ## 将有流血 无论如何，绝不能忘记，无论主张起义主义还是不主张起义主义，无政府主义者都同样是无政府主义者；正因如此，他们都渴望并谋求废除国家与资本。这从定义上就意味着，他们承认：根本性的、实质性的社会变革会涉及一定程度的暴力——没有任何国家曾经自愿废除自身——而谋求社会变革的群体，始终有必要进行自卫，因为他们将会（正如他们已经在遭受的那样）成为国家暴力的目标。 所有无政府主义的目标，都不是消除社会斗争中的暴力（考虑到国家的本质，这种追求徒劳且不可能实现），而是限制国家代理人及其私刑支持者加诸穷人、受压迫者与受剥削者的暴力和伤害的数量、程度与范围。这也是强调起义的基础设施的部分原因。非物质的（情感的）与物质的资源和空间，不仅是保卫遭到攻击的社区与工作场所所必需的，也是组织可能且必要的进攻所必需的。 ### 参考文献 - Herod, James. 2007. Getting Free: Creating and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Autonomous Neighborhoods. Boston: Lucy Parsons Center.〔中文题名：《获得自由：建立民主自治邻里联合体》。译注：英文题名中的“and Association”为原书著录，疑为“an Association”之误，此处保留原文。〕 - Johnson, Kevin “Rashid.” 2011. Defying the Tomb: Selected Prison Writing and Art of Kevin “Rashid” Johnson. Montreal: Kersplebedeb.〔中文题名：《抗拒坟墓：凯文“拉希德”约翰逊狱中写作与艺术选集》。〕 # 第7章 起义的基础设施 *进攻与防御的基地* 无政府主义者认识到，为一个超越国家资本主义的更好世界而进行的斗争，必须同时在两个层面展开。这些斗争必须能够击败国家与资本，同时也必须在当下为未来社会提供基础设施或根基。事实上，后一过程将是击败国家与资本这项工作的根本组成部分。 通过抵抗的基础设施，运动将会建立替代方案，而且同样重要的是，能够保卫新的社会形态。这些抵抗的基础设施将直接对抗国家资本主义的权力，因此，它们需要得到保卫，抵挡往往十分野蛮的攻击。 核心的推动力，是把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阵地从防御的位置——回应精英的政策与实践，或仅仅表达异议——转向进攻的位置——挑战统治结构，并提供可行的替代方案。运动需要从抵抗的位置，转向主动变革的位置。无政府主义者詹姆斯·赫罗德（James Herod）鼓励无政府主义者主动建立新的社会关系，而不只是抵抗国家与资本的攻势。无政府主义者需要把精力投入进攻战略，而不是防御性的应对（后者构成了行动者所做事情的绝大部分）。 无政府主义革命者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反资本主义斗争的阵地，转向新的战场，而不是停留在抗议的街头与占领运动的城市广场。对赫罗德和其他建设性无政府主义者而言，无政府主义者必须参与的斗争，主要有三个场所：街区、工作场所和家庭。 在这些领域开展成功的组织工作，应当能够提供击败国家与资本的手段，同时也在当下创造新世界——而不是等待一个后资本主义的未来。这一转变必须既包含进攻战略，也包含防御战略。 运动以被动回应或防御性行动为导向，已经太久了。它们也变得主要只是在表达反对。它们能够动员起来，发声反对或抵制某些具体的国家或企业做法，或挑战糟糕的立法。但它们没有为未来提供鼓舞人心、真实而物质性的愿景，甚至不能让人认真地窥见一个正在形成的新世界。它们很少采取进攻、突破边界、设定议程（或提出新的议程）。全球北方的许多运动活动都是如此。而那些渴望改变、迫切需要改变的人，不会被反对政治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沦为的那种机械重复的仪式所吸引。 而且，问题不止于此。反对政治的仪式化，实际上根本没有形成多少反对力量。它们不挑战不平等、压迫或剥削的结构，不使掌权者颤抖。它们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一边使人泄气，一边强化自由民主神话中关于参与以及尊重异议的虚假观念。因此，我们必须质疑：运动究竟把多少工作和资源投入到了街头抗议，以及诸如占领运动这样的其他大体上具有象征性的行动之中。 安大略省前右翼省长迈克·哈里斯（Mike Harris）曾面对群众示威和象征性罢工；面对大规模街头示威时，他轻蔑地说过一句广为人知的话：“我不理会抗议。”然而，示威、抗议和公共空间占领等引人注目的事件，却支配着行动者的想象与组织愿景。这种对示威的执迷，已经阻碍自由民主国家的社会运动好几代人了。正如赫罗德提醒我们的： > 对抗议与示威的这种偏爱，贯穿了整个20世纪60年代；运动一次又一次前往华盛顿特区，走上街头。我们仍然像孩子，只会“大闹一场”。我们还不是能够集会、共同思考、盘点选择、制定战略，然后出击的成年人——既击败敌人，又建立我们想要的世界。（2007, 3） 赫罗德指出，社会运动所采用的大多数主导战略，并没有使我们在废除资本主义的目标上前进多少。主流的政治途径——尤其是自由主义政党和社会民主主义的途径——仍在作出虚假的承诺，声称可以毫无痛苦地重新调整现有社会制度，并通过与精英妥协、寻求渐进改革来实现社会进步。 有些途径——例如列宁主义先锋队政党、社会民主主义的选举主义和游击战争——应当被抛弃。从全球150多年的经验中，这一点应该已经十分清楚。另一些途径，例如罢工、起义和占领，则应被组织为更广大战略的一部分，在工作场所、街区与家庭中发展自由联合——所有这些都指向更广泛的社会重建。 ## 通过自主活动打破霸权 资本与国家控制着大量资源，用来塑造并框定公众的舆论、情感和价值观。除了大众媒体、电视、广播、电脑、报纸和电子游戏，还有学校教育、选举制度、企业对文化的支配，以及工作场所中的信息传播。 一个由所谓权威和专家——而且他们常常是自封的——所支配的社会，往往会使人怀疑自己作决定的能力。这是行政官僚机构权力所产生的影响，而这种权力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几乎所有领域。人们变得习惯于服从权威，或者即使是个人决定，也要诉诸专家。从脱口秀到自助读物，专家的增殖已经极为广泛，在新自由主义的自我约束与自我规训体制下尤其如此。这是一种治理形式，要求我们依照专业化的算法与观念构想来监控自己。 我已经提出，后勤决定战略。这就是建设起义的基础设施的意义所在：准备必要的后勤能力，并为反抗国家与资本、希望有朝一日超越它们的行动，打开新的可能性。如前所述，孙子认为，战斗尚未开打，胜负就已决定。组织与准备确实仍是关键。 近来，在更广泛的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斗争中，出现了各种尝试替代性社会经济组织形式的实验。这些实验为资本主义的经济理性提供了替代方案，哪怕仅仅处在萌芽状态（Shorthose 2000）。反对资本主义全球化的运动、这些运动发展出的基于亲和关系的组织，以及它们对自我赋值活动的强调，不仅表明了对全球资本的经济理性及其国家支持的反对，也表明了对这种理性之外的经济、社会与政治替代方案的渴望。 这些实验超越了抗议政治稍纵即逝的表现形式，开始着手提出一种替代性的基础设施：既满足维持斗争中运动的日常需要，也提供一个空间，使人们能够发展社会、经济与政治关系，预示着人们希望用来取代当代资本主义特有关系的那些关系。 詹姆斯·肖特霍斯（James Shorthose，2000, 191）认为，这些“微型实验”呈现出“一种更为友善共生、可持续的未来的潜力，同时赋予个人能力，使他们能够在变幻莫测的市场之外，保持更强的经济安全感，并拓展自主的领域”。“源自这种富于想象力的态度的微型实验，试图扩大人们对自身经济与社会生活的实际民主控制，并使他们能够拓展创造力与自主决定的能力”（Shorthose 2000, 192）。安德烈·高兹（Gorz，1983）认为，所需要的不是一个新的、连贯的政治方案，而是发展能力、改变社会发展逻辑的机会。 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显示了反对力量的资源能够以多快的速度、多大的广度发展起来：1999年西雅图反对世界贸易组织（WTO）的抗议之后，独立媒体网络迅速兴起。独立新闻与讨论网站在世界各地涌现，并在众多地方情境中催生了一系列替代媒体项目，其中包括 Indymedia、rabble.ca、resist.ca 和 riseup.net。 一个新的社会世界不可能从零建起，也没有必要如此。人们围绕工作与个人兴趣已经组织起来的互助关系和既有联合——俱乐部、团体、非正式的工作场所网络，甚至亚文化——都能提供可能的资源。与此同时，即便在今天，工人阶级和贫困街区及家庭也仍然需要许多基础设施，而许多工人在工作场所中只有松散的非正式联系。 公寓住宅区蕴含着许多可能性。它们已经让大量工人阶级与受压迫者彼此毗邻，共处于重要的生活空间之中。他们可以通过直接大会组织起来，发展共同资源，包括烹饪、维修、洗衣、医疗保健、教育、分娩室和娱乐设施（Herod 2007, 11）。在正在兴起的租户权利组织工作中，以及我以前居住的多伦多帕克代尔（Parkdale）街区高层公寓里成功进行的拒缴租金行动中，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些努力的实例。 ## 邻里大会 大会是让人们直接参与特定社区决策的集会，这些决策支配着他们的社会生活（Herod 2007, ix）。让参与式决策居于核心地位，将使新的社会关系区别于目前支配国家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式或威权式关系。面对面作决定的大会，是在家庭之外重新组织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更大规模的联合，都根植于或建立在这一核心社会单位之上（Herod 2007, x）。 自主的关系将实行自治，却不完全自给自足。这并不是一种自足封闭的状态。不同单位之内及其相互之间都会有交往，会赠送礼物、交换物品，并以各种方式分享资源。 资本主义权力依赖匿名与孤立的条件。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与罗伯特·帕克（Robert Park）等社会学家已经认识到这一事实。即便是埃米尔·涂尔干（Emile Durkheim）这样的保守派理论家，也注意到了资本主义劳动分工中有机团结的这一关键特征。 多数城市及其组成街区，都缺少集会与开会的空间，让居民能够聚在一起，对影响自身生活的根本问题进行讨论、辩论并作出决定。这是资本主义社会缺乏真正民主和公共交往的建筑学表现——公共议事广场的缺席。 ## 基层组织与自发罢工 同样，如果缺少抵抗的基础设施，总罢工也不可能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正如赫罗德所指出的： > 总罢工无法摧毁资本主义。甚至就它能够持续多久而言，也存在一个大约六周的上限。再往后，社会就开始解体。但由于总罢工者甚至没有考虑过通过替代性的社会安排重建社会，更不用说建立这些安排，他们就不得不回到工作岗位，仅仅为了生存，为了不挨饿。政府所要做的，只是等到他们撑不下去，也许再作出一些让步来安抚群众。这就是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1968年在法国所做的事。（2007, 27） 在总罢工的条件下，基本服务必须得到维持。如果没有替代性的联合组织，或者没有能力运转工作场所以满足我们的社会需要，水、能源、食品与医疗服务就无法获得。在这种基础上，罢工维持不了多久。罢工需要预先存在的基础设施与后勤能力。能够促成有实际意义的社会罢工行动的工作场所组织，包括基层成员的替代组织形式，例如机动小组、工作组和直接行动小组。 劳工罢工的起义形式，就是自发罢工（未经工会授权）。自发罢工是不经许可的罢工。在工会已被合法化（也被驯服）、受到法律约束、罢工条件也被法律限制的时期，它是非法的罢工。自发罢工表达了工人的反叛需要与欲望：超越他们作为工人的受限地位，通过提出超出与老板签订的集体协议、劳资联合委员会或正式认可的申诉程序所容纳范围的需要，成为完整的人。 自发罢工同时反抗老板、工会官僚和合同管理者。它是一场由下而上的工人运动，既由工人自主决定，也使工人自主决定。自发罢工把工人的需要置于法律和集体协议的要求之上，因为它是工人自身的奋起。自发罢工也从根本上挑战资本与劳动的关系，因为它不接受老板的权利和所有权主张以任何方式控制或限定工人及其劳动的行动（无论是通过集体协议、合同、法律框架，还是其他方式）。 ## 论起义的基础设施 迫切需要把决策权从政府官僚机构、议会、企业高管办公室和董事会议室中移出，将它重新安置到工人阶级与穷人的自治大会中。也需要把行动主义从示威与抗议这些非日常的领域带出来，使它植根于工人阶级与穷人社会生活的日常情境和每日经验。 这既能满足住所、教育、健康与福祉等实际需要，也能激发更广泛的替代愿景，增强想象或看到新可能性的能力。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将在实践与愿景两个方面直接影响运动。它也会挑战统治精英，迫使他们陷入被动回应，而不能只是采取主动、自信的进攻姿态。这样的抵抗基础设施，会改变制定战略与开展动员的可能性，甚至可能使示威变得没有必要。正如赫罗德所说： > 如果我们已经把自己重新组织成邻里、工作场所和家庭大会，并且正在那里为夺取权力而斗争，那么，我们就有一个基地，可以由此阻止新自由主义之类的统治阶级攻势。如果这时我们选择走上街头示威，这种示威就会具有某种实际威力，而不只是一个孤立、短暂、几乎可以被统治者置之不理的事件。我们将不只是在抗议，而是在抗衡。我们必须以一种能够让自己拥有抗衡他们的力量的方式来组织起来，不只是抗议他们，还要拒绝他们，使他们的力量失效。定期聚集到世界峰会抗议统治阶级的亲和小组、非政府组织（NGOs）或孤立的个人，无法做到这一点；只有植根于正常日常生活的自由联合才能做到。（2007, 2–3） 变革必须着眼于控制再生产资料，同时也要控制生产资料。如果只关注工人控制，就会使社区无法有效且高效地分配资源，满足更广泛的需要（社会需要或生态需要）。与此同时，如果不控制生产资料，社区控制也将是徒劳的，只是一种幻想。更进一步说，如果让家庭继续作为私有化的领域存在，就会强化不平等的性别分工，并强化公共与私人领域的二分，而无政府主义者通常正是批判这种二分的（Herod 2007, 13）。至少，在工人没有控制产业的情况下，邻里大会将不断失去那些不得不为了找工作而搬迁的人。 建设抵抗的基础设施，会激发思考革命性变革的新方式。在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的方法中，行动就在组织之中，而不是采取人们熟悉的街头组织或抗议行动形式。正如赫罗德所说： > 应当这样思考革命：一个民众群体把自己重新聚合起来（重新安排、重新构成、重新组织自己），在家中、工作中和街区中形成自由联合。资本家会与此斗争。他们可能宣布这些会议非法，用武力打散会议，逮捕参会者，甚至谋杀到场的人。但只要我们下定决心，他们就无法阻止我们把自己重新构成为我们想要的那种社会世界。（2007, 16） 必须有预先存在的基础设施，否则，激进的或革命性的变革将不可能发生（或者会造成灾难）。关于预先存在的革命基础设施的必要性，我们或许可以同意赫罗德的说法： > 工作场所的联合组织必须是常设的大会，拥有多年的经验，才有可能成功。它们不可能是在危机最深重的时刻、或总罢工进行到一半时才突然出现的新形式，而此时，一个强大的政府仍在幕后伺机而动，其完全正常运作的军事力量仍支持着它。（2007, 26） 抵抗的基础设施能够帮助人们扎根于特定社区和地方斗争，反抗国家与资本，争取新的安排，而不是停留在短暂的单一议题运动之中。这可能成为一个重要进展，并带来进一步的成功。正如赫罗德所指出的： > 然而，我们之中有数百万人没有根，与某个具体地点或地方社区十分疏离。我们是商品化劳动力市场所造就的庞大原子化个人群体的一部分。我们的政治活动往往也反映了这一点。我们倾向于作为无所依附的抗议者行动。但我们可以开始改变这一点。我们可以开始让自己扎根于当地社区。（2007, 31） 抵抗的基础设施的建设，将使具体运动获得持久性，也使它们获得否则无法达到的行动广度，并增加将各场斗争相互联结、使之推广开来的机会。在赫罗德看来：“然而，我们许多人可以开始在工作中、家中和街区中建立自由联合。这样，我们通过单一议题运动去制止不喜欢之事的斗争，就可以与我们确实想要的东西结合起来。而且，我们会拥有强大得多的力量，去制止我们不喜欢的事。我们的单一议题运动可能因此更为成功”（2007, 31）。 起义当然会是激进社会变革中必要、甚至不可避免的组成部分。但是，如果在工人阶级与受压迫者的社区中，缺少抵抗的基础设施来为这些行动提供背景、支持与防卫（无论在物质上还是道义上），那么起义就不过是让人们发泄一些情绪、释放一些愤怒的安全阀（这本身当然有价值，但并没有推进革命目标）——而且要付出很高的代价。 在近来起义产生了实际影响的情境中，例如希腊，社区中、尤其是特定街区中的支持性基础设施，让即便有限的起义也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和力量。 ## 徒劳的象征 象征性抗议与公民不服从，是无权者的政治，或者是那些对社会状况感到愤怒、但面对国家资本主义权力时缺乏替代方案的人的政治。正如赫罗德所说： > 但它们基本上是无权者的行动。无权的个人当然必须使用一切可用的战术。但这正是问题所在：既然通过采用不同的战略（建立具有战略意义的联合组织），我们就可以变得有力量，不必沦落到只能对那些我们无权参与制定、并认为不公正的法律进行公民不服从等无力的行动，为什么还要一直保持无权的状态呢？（2007, 29–30） 抗议，甚至大规模示威，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试图让那些没有羞耻心的人感到羞耻。象征性行动试图对那些认为道德指控无关紧要的人提出道德指控。这样的行动几乎毫无意义，并不对掌权者构成真正的挑战。它们唯一的影响，以及所能取得成果的上限，都局限于可能提高一些认识——而且前提还得是有人注意到它们。这些行动依赖大众媒体，把参与者的信息交到了企业媒体的手里，而这些媒体没有理由同情运动或其信息（甚至没有理由去理解或准确报道它们）。 示威对社会运动而言，已经变得像宗教仪式一样。尽管它是最无效的形式之一，却成了最常见的组织行动形式。正如赫罗德所概括的： > 一般来说，示威甚至几乎不能让资本家感到难堪，更不用说使他们害怕或受到损害。示威通常只是请愿的一种形式。它们就某种不满向统治阶级请愿，实际上是在乞求统治阶级改变政策。它们的设计目的，并不是从资本家手中夺走任何权力或财富。示威只持续几个小时或几天，随后，除极少数例外，一切又恢复原样。即便示威偶尔争取到一次让步，这种让步通常也很小，而且维持不了多久。它们并不建立一个替代性的社会世界。相反，它们大多只是在提醒统治阶级：需要调整手段或发明新措施，以应对正在出现的反对力量。（2007, 32） 而且，示威还会大量消耗组织团体本已有限的人力、精力与资源，挤占那些更紧迫却也更困难的任务所需的时间。 除了这些考虑之外，象征性示威与抗议，还让组织者产生一种虚假的成就感，以及误导性的影响力感。一场有一千人参加的示威，会被组织者视为成功，但实际上，这类行动对经济与政治精英以及掌权者的真正影响，微乎其微，甚至根本不存在。完全可以说，即使行动者彻底停止举行示威，对现实中的组织工作以及反抗国家与资本的斗争，也几乎不会产生影响，甚至毫无影响。正如赫罗德所指出的： > 我们的反对没有实际威力。为了让抗议有一点咬合力，我们就必须重新组织自己、重新调整方向，在地方层面扎根，把自己集结起来。这样，当我们走上街头示威，反对统治阶级的举措与项目时，抗议背后就会有某种力量，而不只是高喊的口号、展开的旗帜、举起的标语牌、街头冲突和巧妙的木偶。如果我们的要求得不到满足，我们就有能力采取行动。那时，当我们高喊“谁的街道？我们的街道！”时，我们的话可能就不再只是白日梦。（2007, 32） 相较于组织、参与示威以及示威后复盘所投入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投入抵抗的基础设施的却相对很少。如果运动要从表达异议、提出请愿，转向动员一股抗衡国家与资本的力量，这方面的分配就需要改变。正如赫罗德所提议的： > 与其总是走上街头游行，抗议这个、反对那个（同时让警察给我们拍照），我们还不如留在家中，建设我们的工作场所、邻里与家庭联合组织，直到它们强大到足以直击资本主义的心脏。我们无法在街道上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世界。（2007, 33） 一个重要的基础设施发展方向，是建立新的决策安排。这正是占领运动动员的真正力量与意义，也是其中无政府主义思潮所传达的真正而紧迫的信息。 这使它们有可能比常规示威与起义，甚至比抵制和破坏等直接行动更为有效。受占领运动启发的运动，在多大程度上推动了新的决策过程，并提供了将这些过程扩展到其他行动领域的手段，就在多大程度上，对反抗国家与资本、争取新社会关系的组织工作实现了重要的转变。 ## 关于再生产劳动的一点说明 某些起义主义观点偏爱起义而轻视基础设施，这或许与更广泛的组织工作中的父权制和性别歧视偏见有关。令人瞩目的街头行动，长期以来被优先重视为健康、精力充沛的男性的领域。相较之下，日常再生产、照护与供给这些平凡工作就较少被浪漫化，而在运动中，这些工作又往往由认同自身为女性的人承担，或由她们负责兜底。 街头战斗令人兴奋、热烈、激动，也充满风险。它们使人分泌肾上腺素与令人愉悦的内啡肽。基础设施建设的日常工作则可能考验耐心，使人疲惫，当然，有时甚至令人无聊。它确实会有这样的时刻。 当起义主义者把日常组织工作的政治说成无聊之事，同时浪漫化行动的刺激感时，他们部分地也是在说，人们的日常生活和需要的满足是无聊的（这既轻蔑，又带有家长作风），并且忽视了为维持和准备那些行动时刻而完成的大量工作（以及事后对人的照护）。 而且，不要弄错：在运动与项目内部，这往往是一种性别化的兴趣与活动分工。不过，维持性的工作也是行动，我们不应忘记这一点。这并不是说，行动者工作中存在整齐划一的性别分割。事实上，在每一场起义和革命运动中，都能看到街头挤满了奋勇斗争的女性。任何人、所有人，都可以以各种方式享受街头战斗。这里要说的是，在行动者圈子里，日常工作由认同自身为女性的人承担的比例过高。 ## 结论 对许多无政府主义组织者而言，“摧毁资本主义，更多在于从社会层面重新安排我们自己（重建我们的社会关系），而不是传播某一套特定观念”（Herod 2007, 36）。迫切需要的不是从事宣传工作，而是与邻居和同事会面，组成联合组织，从中开展有效而持久的组织工作。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都在为国家与资本的制度寻求组织上的替代方案。正如赫罗德所说： > 无政府主义者始终呼吁建立由工人与农民自主管理的合作社。长期目标一直很清楚：废除工资奴役，消灭一种仅仅围绕资本为自身而积累来组织的社会秩序，并用自由人的社会取而代之；在这个社会里，人们以民主、合作的方式，自主决定其社会世界的形态。（2007, 40） 无政府主义的目标必然需要具体的手段来追求并实现。这些手段包括新的社会安排与联合，以及新的组织形式。赫罗德认为，建设性无政府主义的方法，就是把资本主义从内部掏空，或者用他的话说，把它的内脏挖掉。这并不是一种全面的正面进攻，不是要在起义性断裂或革命的某一瞬间夺取国家或推翻制度。 然而，它确实是一种主动进攻、富于战斗性的战略。它以发展替代方案与资源为基础，为人们提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之外的选择。因此，这种方法有一个积极而创造性的——建设性的——基础。这是一种独特的革命性社会变革途径。正如赫罗德所提出的： > 事情必须这样来做。这是一种可信、现实的战略。如果认为，我们可以在一夜之间，在危机之中，在所谓革命期间或资本主义崩溃之时，创造一个具有良好社会安排的全新世界，那就是鲁莽的。我们的新社会世界必须在旧世界内部、并在与它的对抗中成长，直到强大到足以拆除并废除资本主义关系。这样的革命绝不会由于不可抗拒的历史唯物主义规律而自动地、盲目地、必然地发生。它将会发生，而且只有在以下情况下才会发生：因为我们希望它发生，因为我们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知道我们希望怎样生活，知道在能够那样生活之前必须克服什么障碍，并且知道如何区分我们的社会模式与他们的社会模式。（2007, 38–39） 这绝不是退出社会，也不是试图逃离资本，到一个想象中的别处——某个公社或亚文化之中——生活。它关乎拒绝的行动，必然需要包括拒绝为工资而劳动。它也需要得到保卫，抵御镇压与强制。起义需要基础设施。 ### 参考文献 - Gerassi, John. 1971. The Coming of the New International: A Revolutionary Anthology. New York: The World Publishing Company.〔中文题名：《新国际的到来：革命文选》。〕 - Herod, James. 2007. Getting Free: Creating and Association of Democratic Autonomous Neighborhoods. Boston: Lucy Parsons Center.〔中文题名：《获得自由：建立民主自治邻里联合体》。译注：英文题名中的“and Association”为原书著录，疑为“an Association”之误，此处保留原文。〕 - Shorthose, James. 2000. “Micro-Experiments in Alternatives.” Capital and Class 72: 191–207.〔中文题名：《替代方案的微型实验》。〕 # 出版信息  尚茨，杰夫（Shantz, Jeff） 《起义的基础设施》（Insurrectionary Infrastructures） punctum books，2018年 ISBN：9.7819474474e+012 9781947447424 ［译注：以上 ISBN 行按底本末页原样保留，包括科学记数法形式；准确的纸质版与 ePDF ISBN 见本译本版权页。］ https://punctumbooks.com/titles/insurrectionary-infrastructures/ https://www.doi.org/10.21983/P3.0200.1.00 # 中文初译制作说明 本译本据杰夫·尚茨《Insurrectionary Infrastructures》（punctum books，2018年英文初版，ePDF ISBN 9781947447431）制作，标记为“中文初译 v0.1”。翻译范围包含底本的封面、前附材料、导论、七章正文、各章参考文献及末页出版信息。底本没有独立索引或文后注释章节，正文采用作者-年份引用。 本书保留原版红、黑、白封面、黑色倾斜条带章题、单栏衬线正文和宽留白的设计语言，并按中文阅读需要重新分页。目录数字为本中文版实际页码；正文引文中的页码均指所引文献的原页码。装饰页与无内容空白页不机械复印，其位置保留在源页映射中。原书徽记和出版社标志完整保留，图下附中文释义；《愚人船》图像及署名保留，图注中文化。 底本不含可识别的原封底，所访问的出版社资料亦未取得原封底；末页出版信息没有被当作原封底，本译本未另造封底。封面经 AI 图像编辑中文化；书籍设计署名仍归原设计者 Vincent W.J. van Gerven Oei。 全文已由未参与对应段落初译的另一 AI 对照英文底本复核，并进行了结构、文字保存、链接目标及实际页面检查。AI 复核不等于人工终审。译文和中文排版改编以 CC BY-NC-SA 4.0 提供；保留原作者与出版社署名，不表示其认可本译本。制作日期：2026年10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