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实验室读本 2 ## 超越炒作 Inte Gloerich Geert Lovink Patricia de Vries 编 INC 读本第11号 中文初译 v0.1 # 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 ## 原版版权与制作信息 编者：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文字编辑：Ed Graham 封面设计：Anastasia Kubrak 版式设计：Inte Gloerich EPUB 制作：Inte Gloerich 印刷：Drukkerij Tuijtel，Hardinxveld-Giessendam 出版：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阿姆斯特丹，2018年 ISBN：978-94-92302-19-9 ## 联系方式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电话：+31 (0)20 595 1865 电子邮件：info@networkcultures.org 网站：www.networkcultures.org 订购纸本或免费下载本书：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加入 MoneyLab 邮件列表：listcultures.org/mailman/listinfo/moneylab_listcultures.org。 订阅 INC 通讯：networkcultures.org/newsletter。 本书得到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及众多众筹捐助者的支持。我们特别感谢 Josephine Bosma、May Hen 和 Peter Lunenfeld 的慷慨捐助。《货币实验室读本 2》是“状态机器”（State Machines）项目的一部分。该项目获得欧盟委员会的资助。本出版物仅反映作者的观点，欧盟委员会不对其中信息的任何使用承担责任。 感谢 INC 的每一位成员，感谢所有作者的贡献，感谢 Ed Graham 敏锐的文字编辑眼光、Anastasia Kubrak 精彩的设计，感谢 Leila Ueberschlag 和 Nicoleta Pana 成功组织众筹，也感谢“状态机器”项目的合作伙伴 Aksioma、Drugo More、Furtherfield 和 NeMe 富有启发性的工作。 本出版物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许可（原文标为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ShareAlike 4.0 Unported，CC BY-NC-SA 4.0）。许可内容见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 # 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 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编 INC 读本第11号 ## 已出版的 INC 读本 INC 读本系列由网络文化研究所根据会议投稿编辑制作。该系列提供 EPUB、PDF 版本，并印制2,000册。 INC 读本第10号：Geert Lovink、Nathaniel Tkacz、Patricia de Vries 编，《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MoneyLab Reader: An Intervention in Digital Economy），2015年。 INC 读本第9号：René König、Miriam Rasch 编，《查询社会：关于网络搜索的思考》（Society of the Query: Reflections on Web Search），2014年。 INC 读本第8号：Geert Lovink、Miriam Rasch 编，《不像我们：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Unlike Us: Social Media Monopolies and Their Alternatives），2013年。 INC 读本第7号：Geert Lovink、Nathaniel Tkacz 编，《批判性视点：维基百科读本》（Critical Point of View: A Wikipedia Reader），2011年。 INC 读本第6号：Geert Lovink、Rachel Somers Miles 编，《视频漩涡读本 II：超越 YouTube 的动态影像》（Video Vortex Reader II: Moving Images Beyond YouTube），2011年。 INC 读本第5号：Scott McQuire、Meredith Martin、Sabine Niederer 编，《城市屏幕读本》（Urban Screens Reader），2009年。 INC 读本第4号：Geert Lovink、Sabine Niederer 编，《视频漩涡读本：回应 YouTube》（Video Vortex Reader: Responses to YouTube），2008年。 INC 读本第3号：Geert Lovink、Ned Rossiter 编，《我的创造力读本：创意产业批判》（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2007年。 INC 读本第2号：Katrien Jacobs、Marije Janssen、Mateo Pasquinelli 编，《点击我：网络色情研究读本》（C’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2007年。 INC 读本第1号：Geert Lovink、Soenke Zehle 编，《交流失联读本》（Incommunicade Reader），2005年。 所有 INC 读本，以及《网络笔记》（Network Notebooks）系列、《INC 长文》（INC Longforms）和《按需理论》（Theory on Demand）等其他出版物，均可免费下载和阅读。见 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 中文初译制作说明 本稿为《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MoneyLab Reader 2: Overcoming the Hype）的完整中文初译 v0.1，依据网络文化研究所2018年英文版制作。原书编者为 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ISBN 978-94-92302-19-9。以出版社282页PDF为权威底本，同版EPUB辅助恢复自然段。译文经过另一AI的独立全文对读，尚未经过独立人工终审；本稿不是出版社发行或认可的中文版本。 译文保留正文、原注、参考文献、会议材料、作者简介、前后附文和图像内容。学术书目保留可检索的原文著录；人名和网址一般保留原文，机构名按语境译出或保留原名。原书页下注改排为各篇章末原注，编号和回链保留。目录中的页码为原书印刷页码，点击篇名进入中文对应章节；本稿自身页码见页脚。源页映射定位至包含相应原页内容的自然段或图像，不代表中英逐行或逐页等长。 版式沿用原版开本、灰色大标题、细线页眉、单栏正文与红色几何图形与深蓝底色的封面语言，针对中文调整字号和留白。封面及真实原封底的背景经图像工具适配，中文正文以可检索文字排入；附录17幅信息图中文化，并另附可检索的图中文字。正文中的摄影、艺术作品、界面截图与二维码保留原图，配以可辨认文字的完整中文对照，以保存原始图像证据及二维码形状。低清网络图节点、截图渐隐末行及医疗账单缩略图细字，原文件不足以完整辨读，均在邻近文字说明，不猜补。 原书物理第22、29页存在源文本损坏或残句，译文保留可辨内容并加译注；其他发现的原书疑误同样与译者说明区分。PDF与EPUB之间的漏注、错位注号、书目漏项和署名差异，依PDF核正，并保留差异记录。书中价格、统计、平台状态及链接均属原书写作时期的内容，未改写为当前事实。 原出版物标示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许可（CC BY-NC-SA 4.0）；本中文改编稿遵守相同条件。原书对第三方图像的说明仍然有效：Erica Scourti 与 Amir Chasson 的图像原注标为“经艺术家许可转载”，Mark Lombardi 图像原注标为“仅供教育用途，无意侵犯版权”。这些是原出版物的陈述，不构成给予本译稿的新授权，也不能据此推定第三方图像均受整书CC许可覆盖。附录继续保留设计与图像来源署名。本译本未取得第三方图像独立再利用的授权，上述三幅图像在网页与 EPUB 版中未收录。 初译与制作：Codex；独立对读：未参与相应初译的AI复核者。中文初译 v0.1，2026年10月。 # 目录 本目录保留原书印刷页码；点击篇名可跳至中文译文。 [《货币实验室读本 2》导言：超越区块链与网络货币的炒作](#chapter-u003)　7 Inte Gloerich, Geert Lovink and Patricia de Vries ## 更新数字经济 [乐观现实主义：金融与预期的政治化](#chapter-u004)　14 Patricia Reed [死亡资本主义与反向图像](#chapter-u005)　23 Nina Power [体验货币](#chapter-u006)　31 Nathaniel Tkacz and Pablo R. Velasco ## 区块链批判 [区块链与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分布式再生产](#chapter-u007)　43 Robert Herian [来自去中心化货币世界的明信片：三部曲](#chapter-u008)　52 Jaya Klara Brekke [链上的爱](#chapter-u009)　64 Max Dovey ## 表演未来金融 [算法神秘主义与金融科技行动主义之间的当代艺术](#chapter-u010)　74 Martin Zeilinger [作为媒介的金融化：关于后区块链艺术的思辨札记](#chapter-u011)　87 Laura Lotti [它在看（走向金融视觉文化史的札记）](#chapter-u012)　101 Emily Rosamond [好莱坞电影如何呈现金融危机](#chapter-u013)　115 David Hollanders [艺术的墓穴、货币的解密、被加密的共同性与加密货币的问题](#chapter-u014)　121 Max Haiven ## 对宏大方案的批判 [会交易的物：物联网如何改变支付](#chapter-u015)　138 Rachel O'Dwyer [数字支付全景监控时代的现金](#chapter-u016)　146 Brett Scott [废钞的恶魔：让“信任”这种货币在非正规经济中贬值——一份民族志记述](#chapter-u017)　159 Tripta Chandola [先是艺术，后是悲剧：关于个人众筹与创意创业主义的一点看法](#chapter-u018)　172 Silvio Lorusso [数据悖论：反贫困战争如何变成对穷人的战争](#chapter-u019)　185 Nathalie Maréchal ## 金融想象中的替代方案 [如何让数字经济合作社化](#chapter-u020)　197 Trebor Scholz [全民基本收入是让你变得更穷的新自由主义阴谋](#chapter-u021)　215 Dmytri Kleiner [不稳定性是当下，全民基本收入是未来](#chapter-u022)　221 Patrice Riemens [论强度性自主发行：经济空间机构与 *Space* 平台](#chapter-u023)　232 Economic Space Agency [共同福利，或共同财富的福利](#chapter-u024)　243 General Intellect ## 附录 [比特币的10个神话](#chapter-u025)　252 Eduard de Jong、Geert Lovink、Patrice Riemens [平台合作社](#chapter-u026)　257 [货币实验室会议](#chapter-u027)　274 [作者简介](#chapter-u028)　277 # 《货币实验室读本 2》导言：超越区块链与网络货币的炒作 **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 从一处到另一处，走向那些依然敞开的众多地方，那里有困惑与黑暗，也有缝隙与狂喜……——Wisława Szymborska，《迷宫》（Labyrinth） 欢迎阅读《超越炒作》。这第二部货币实验室读本探查那些萌生、升腾、坠落、焚毁的数字货币迷因。自 2013 年诞生以来，货币实验室（MoneyLab）项目一直在探索数字货币与金融实验。我们质疑种种顽固信念：从加尔文主义式的紧缩、增长和规模扩张，到无需信任的自动决策与暗网自由；从对往昔岁月的（无政府）资本主义之梦，到新自由主义创业精神及其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同类的独门秘方。 全球金融危机进入第 10 年，要分清旧酒与花哨的新瓶，依然是一项困难却至关重要的任务。我们必须在那些看似替代方案的事物中认出占统治地位的金融体系。增长、规模和自由市场等新自由主义概念与信条，常被重新裹进「可持续」「平行」「地方经济」「合作社」「颠覆」「全民基本收入（UBI）」及「灵活性」之类神秘化、去政治化的包装纸，然而其中要么缺乏结构性、系统性的批判，要么批判未中要害，要么巧妙地虚晃几招，绕开了它。正如 Frédéric Lordon 所写，我们是「甘愿为资本做奴隶的人」；[^u003-001]倘若相信那些信徒，我们很快就会由基于互联网的自主支付系统或全民基本收入获得（新）自由。 随着中央银行的垄断崩解，货币本身的定义也成为争夺对象。货币实验室把区块链技术、网络货币及其他价值交换实验视为政治争论与可能性展开的空间。设计基于互联网的支付模式和基于网络的收入模式，是一项政治工程，也包含同等重要的美学议程。货币实验室向设计师、极客、研究者、艺术家和行动者提出问题：技术加速时，批评能够发挥什么作用？我们又怎样携手带来改变？ 过去几年，昔日有关网络世界的幻想，以更新的、自动化的形式重新燃起，化为关于不可战胜的去中心化区块链和英雄般的加密货币的故事。它们被宣扬成一个焕然一新的数字价值存储平行宇宙，既能抵御任何风暴，也能克服绵延不绝的全球金融危机。Brett Scott 的这条推文大体概括了货币实验室对这场炒作的批评：「加密逻辑入门：比特币值得持有，因为它会变得更值钱。为什么会更值钱？因为会有更多人开始使用它。但他们不也只是在持有，而不是使用吗？是，不过我们终究会用它的。用来干什么？兑成美元套现。」[^u003-002]对许多人而言，这样批评比特币无异于毛式自我批评。不断「揭露」金融方案的泡沫本质，并没有多少思想上的分量。对金融科技投机者而言，加密货币不存在更深的价值，只有囤积一段不确定的时间之后买卖获利的可能。对他们来说，以太坊也只是另一种金融资产，在「集体私利」的名义下不断累积。 数字货币究竟如何融入互联网更广泛的架构，他们丝毫不关心。投机狂热使有关理想的数字货币应当怎样设计的更大范围讨论完全停滞。剩下的只有钱包与交易所的安全问题，以及加密货币在危机国家（例如委内瑞拉）中的应用、作为勒索软件的付款方式，以及作为（非法）跨境交易的载体。 尽管区块链技术提供了一些有趣的未来图景，它的大部分潜力却已被商业物流吞没。去中心化的自由软件路径在这一过程中被挤到了边缘。遗憾的是，这些新玩具往往在意识形态上已经受损，甫一问世便毫无生机，或在早期就被一小撮试图搭上加密货币热潮的基金经理腐蚀。区块链技术也引发了关于公民隐私及金融监控兴起的新忧虑；而随着无现金社会日益逼近，人们又重新发现纸币的优点。由于加密货币迄今未能胜任支付系统，我们必须拓宽基于互联网的替代收入模式这一议题，把社区筹资、订阅支持（例如 Patreon）、地方易货交换、移动货币，以及与投机性加密货币脱钩的区块链方案纳入其中。 上链、自动化、无线、数字化、无现金：货币已成为虚拟交换媒介、界面，以及又一种投机资产，因而极易受到政治潮流、股市崩盘之类的突发故障、基础设施瘫痪、计算失误、网络战争、勒索软件和自然界五种元素的冲击。 我们与 Yanis Varoufakis 一起说：不存在非政治的货币。[^u003-003]同样，也不存在非政治的危机。自 2008 年「危机」以来，金融行动主义一直在欧洲的人民政党中发挥作用，要求透明、开放、更民主的治理形式。无论左右，民粹主义政策的形成，都内在地围绕着一种普遍愿望：让政治摆脱金融腐败。随着广受支持的人民政党接近赢得选举多数，这类去中心化、自下而上的运动能带来什么经验？争取全民基本收入与透明参与式预算的运动，也应放在公众对金融腐败和经济不平等日益觉醒的背景中理解。政治改革遍及欧洲，地方和国家政府内部已出现一些小幅改变，但这些改良是否只是在修补一个破损的体系？ 对于激进女性主义、朋克、无政府主义的《SCUM 宣言》（Scum Manifesto，1967）的作者 Valarie Solanas 而言，真正的解放并不来自经济平等。这部作品兼有讽刺、政治科幻和檄文的性质，宣称经济平等不过等于「共同管理这堆屎」。因此，Solanas 主张一种可以称为没有货币体系的全自动化社会。她颇为切中要害地指出，我们面临的真正挑战，是认同金钱—劳动体系的人与彻底拒绝这一体系的人之间的冲突。[^u003-004]五十年后的今天，金钱—劳动体系依然陷在系统性病症与各种类型、各种程度的压迫所构成的泥沼里，泥水已淹到鼻孔。自动化既被看作天堂之门，也被看作末日倒计时。对财富分配、贫困、不稳定性与问责的关切，同时催生了政治民粹主义与金融反文化。如果我们想要的是「整间该死的面包房」，而非喂鸟剩下的面包屑，就必须直抵核心，重新想象、重新定义货币本身的权力。 金融黑箱已深深刻入公众想象；要为 99% 的人呈现切实可行的替代方案，几乎从未有过比当下更有利的环境。合作平台、去中心化技术与直接民主运动，都表明人们正在深入尝试重新平衡财富和权力的分配。随着人们对贫困、不稳定性、避税天堂、算法投机和金融犯罪的反抗不断增长，今后的挑战是找到改进并维持这些金融实验的方法，做到比「更好地失败」更多。 在过去十年经济异议的喧嚣中，有些人勇闯「屎堆」，发明实际可行的方案来保护生计，设计分配价值、谋取生活的新方法。他们没有等待传统立法作出改变，而是试图把智能合约写入去中心化系统，以此改变治理。面对不断增长的去中心化服务需求，程序员和设计师迅速作出回应：搭建充分利用网络规模的基础设施，并依赖数据库，以智能合约执行新的治理形式。艺术家则在这些努力中提供视角，思考集体所有制如何带来保障，或如何设定合同和许可条款，使公平收入成为可能。 平台合作社不只是对剥削性按需商业模式在伦理上负责任的替代：它们还提供了实际方案，为「多余阶层」（unnescessariat）带来社会保障和公平收入。作家与出版者也努力创造可行方案，绕过攫取利益的平台垄断。音乐人同样迫切希望重塑这一产业：为了消灭盗版，它把数字流媒体变成了一种含混不清、挣不到钱的收入模式，只服务于平台的支配地位。他们都加入了日益壮大的不稳定创意劳动者阶层，急切地寻求退出策略，摆脱那些抽走并集中利润的剥削性平台垄断与不公平许可。从点对点（p2p）分发模式到集体盗版，再到印刷与数字出版，这些实践都展示了人们凭直觉寻找的、在数字经济中求生的替代途径。货币实验室继续研究这些以及其他尝试，探讨如何绕开并克服紧缩经济中的挑战。 > 看在上帝的分上，别听密码学家的理财建议。——Matthew Green 货币实验室走出了旧式政治经济学批判。揭示金融科技软件中的金字塔骗局和寄生逻辑，是正当的，但还算不上改变的策略。在与 Krystian Woznicki 的对话中，Brian Massumi 说明了如何通过「冒险资本」超越加速主义的议程——后者试图凭借信息技术创新在智谋上胜过资本主义。新模式（经济空间局在本读本中也进一步阐述了它）「将由集体拥有，不分割成个人股份，而且只用于推进集体的活动」。这里进一步推进的一个核心观念，是无需信任的合约自动执行，目的在于「拒绝任何正式决策程序，无论它以投票还是共识为基础」。其构想是「激活在个体下层层面涌动的倾向……产生一种不可还原的集体性、完全以事件为基础的生命剩余价值」。在这一语境中形成的术语包括「事件衍生品」（event-derivative）与「发生货币」（occurency）。总体目标是「劫持失控投机金融的尖端工具」，比投机者更具投机性，把金融资本黑暗赌场式的寄生逻辑变为礼物经济。[^u003-005]货币实验室在这里的路线，是让激进批判与同样激进的想象相结合。我们绝不接受把我们无情的否定性攻击，与所谓建设性的新纪元实证主义对立起来。众所周知，货币实验室的实验超越善恶，不接受任何「思想禁令」（Denkverbot）。 我们需要批判地理解「金融智识」的性质。所有这些替代尝试，在社会层面如何表达自身？我们生产的不只是软件与平台。我们这个正在形成的阶级非常清楚，互联网及其基础设施已不再是一种工具，不再是通往其他目标的手段。数字领域之外不再有货币。生产也无法再被置于网络中的数字流动之外。过去，极客摆弄冷僻的操作系统，没人在意。今天，极客正在进入极具吸引力又危险的地带。他们以学徒身份进入一座浮士德式工坊，数字炼金术士在那里凭空（只是要耗费能源……）创造货币。让我们回到歌德，看看这一幕将如何收场。是不是该重写、更新你自己的歌德了？你同意 Johan Sjerpstra 的话吗：「当我处于加密的心境时，我想到的是犯罪」？ 2015 年第一部货币实验室读本讨论了支付系统、货币理论、批判性货币，以及推动我们金融想象的项目；第二部读本则更新了对平台合作主义（Trebor Scholz）等替代模式、全民基本收入争论（Patrice Riemens；Dmytri Kleiner）和无现金社会（Brett Scott）的讨论。第一部读本提出的公地货币设想，如今已嵌入更广泛的「共同福利社会」（Commonfare society）概念，以对抗普遍存在的不稳定性（General Intellect），为医疗手术众筹的行动就是这种不稳定性的体现（Silvio Lorusso）。2015 年，我们还在问网络银行是否真正的杀手级应用。如今，我们已目睹印度废钞计划带来的严酷后果（Tripta Chandola）。《巴拿马文件》和《天堂文件》表明，通过税收蒸发／逃税真正大发横财者位于金融等级的顶端；然而美国政府仍不断加码打击小额福利欺诈，压缩穷人的个人自由（Nathalie Maréchal）。货币与金融工具通过数据捕获和监视，让社会服从其自动化愿景（Emily Rosamond）；与此同时，大众对金融行业的再现仍无法超越华尔街（反）英雄的史诗叙事（David Hollanders）。 两部货币实验室读本都有两条突出的路径。首先，对金融科技内部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倾向的批评，并非出于某种怨愤，而总是与替代性实践相结合。第二个角度，是我们把艺术家和艺术项目放进整体图景的方式。本书中的艺术贡献既非插图，也非孤立的作品。我们把艺术看作一种载体，借此聚焦价值创造与交换最根本的要素。话虽如此，货币实验室并不想重复浪漫主义的陈词滥调，幻想艺术天才能逃脱西方资本主义文明在政治与气候上的耗散。我们重申，我们并不相信自动化劳动力或区块链货币会建立一种植根于公平、爱与团结的新全球社会秩序。我们的确希望拓宽解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批判空间，[^u003-006]扩大数字领域非资本主义想象、概念、活动及价值交换的范围与多样性。因此，有些作者批判性地探讨了各种兴起或衰落的实践：它们曾被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者粉饰、忽略或高估。另一些作者则致力于拓宽我们的经济想象。综合来看，这些工作为超越炒作作出必要贡献，也反驳了那些无法想象自己维护的资本主义牢笼之外还有替代方案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者。 我们从这种预先因复杂性而退缩的姿态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谈起（Patricia Reed），进而提出一些问题：我们如何想象自己置身于一个名为死亡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之中（Nina Power）？当数字货币以应用程序的形式侵入生活，存储并交易于与我们亲密相伴的智能设备上时，会发生什么（Nathaniel Tkacz 与 Pablo Velasco）？我们如何穿透笼罩着所谓颠覆性金融技术的算法神秘主义（Martin Zeilinger），看见它们延续的权力关系（Robert Herian）？我们何以走到了区块链婚姻的愿景面前，把誓言当作智能合约（Max Dovey）？区块链上的反叛与觉醒能否颠覆「代码即法律」（Jaya Klara Brekke），或者，经济空间能否被编程为本质上具有模块性与灵活性的结构（Economic Space Agency）？把代币化当作艺术形式（Laura Lotti），以及艺术的金融化（Max Haiven），都已成为现实。面对那些以算法为基础、受市场驱动、日益独立地交易的物联网物件，人类能动性意味着什么（Rachel O'Dwyer）？ 金融科技在我们的血脉中奔流，在脑海中卷起概念的旋风，呈现出我们的想象力与政治空间所能带来的各种可能与替代方案。欢迎回到货币实验室。 ### 参考文献 Fisher, Mark.《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别无选择吗？》（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London: Zero Books, 2009. Lordon, Frédéric.《资本的自愿奴隶：斯宾诺莎与马克思论欲望》（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 New York, NY: Verso Books, 2014. Massumi, Brian, and Krystian Woznicki.《平面之后：关于运动、感知与政治的对话》（After the Planes: A Dialogue about Movement, Perception and Politics）, Berlin: Diamondpaper, 2017. Solanas, Valerie.《SCUM 宣言》（Scum Manifesto）, New York, NY: Verso Books, 2004. Varoufakis, Yanis.《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吗？》（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 [^u003-001]: Frédéric Lordon，《资本的自愿奴隶：斯宾诺莎与马克思论欲望》（Willing Slaves of Capital: Spinoza and Marx on Desire），New York, NY: Verso Books, 2014。 [^u003-002]: @Suitpossum，「加密逻辑入门：比特币值得持有，因为它会变得更值钱。为什么会更值钱？因为会有更多人开始使用它。但他们不也只是在持有，而不是使用吗？是，不过我们终究会用它的。用来干什么？兑成美元套现。」（原帖以 “Crypto logic 101” 起首），Twitter 帖文，2017 年 11 月 13 日上午 9:38，https://twitter.com/Suitpossum/status/929991744648810496。 [^u003-003]: Yanis Varoufakis，《弱者只能承受他们必须承受的一切吗？》（And the Weak Suffer What They Must?），London: Penguin Random House, 2016，第 98–99 页。 [^u003-004]: Valerie Solanas，《SCUM 宣言》（Scum Manifesto），New York, NY: Verso Books, 2004。 [^u003-005]: Brian Massumi and Krystian Woznicki，《平面之后：关于运动、感知与政治的对话》（After the Planes: A Dialogue about Movement, Perception and Politics），Berlin: Diamondpaper, 2017，第 146–147 页。 [^u003-006]: Mark Fisher，《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别无选择吗？》（Capitalist Realism: Is there no Alternative?），London: Zero Books, 2009。 # 乐观现实主义：金融与预期的政治化 **Patricia Reed** 距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高潮已将近十年，我们可以看到两种并行而令人痛心的现象。一方面，金融部门对资本权力（或「金融权力」）的掌控似乎几乎没有减弱。[^u004-001]银行得到了救助，金融「服务」恢复了「一切照旧」；更普遍地说，尽管某些政策文件另有说法，[^u004-002]紧缩与增长（债务与信用）这一对堪称新自由主义典范的阴阳，仍然作为经济进步的「必要」信条延续着。另一方面，我们也见证了大众对当今悬殊不平等的意识提升；部分原因在于遍及全球的抗议运动（尤其是「占领！」运动及其广为人知的「我们是 99%」口号），也在于现存秩序随着时间推移不断伸出触角，造成了切实的物质性与生存性后果。危机余波带来了许多左翼人士一直呼吁的结果：新自由主义神话的意识形态承诺，在大众心目中贬值了。它的「内在矛盾」，以及无法兑现涓滴式繁荣承诺的事实，早已超出学术论述的围墙，变得显而易见。然而，这本应成为一个关键契机，通过政治动员迈向社会经济正义的替代前景（哪怕只是温和的结构调整）；我们看到的却是可怕得多的新法西斯主义政治现实的出现。为什么我们没能抓住这一意义重大的神话贬值时刻，把一个服务多数人的新社会经济模式变成政治议题？这个或许显得天真的问题，当然有许多答案；毫无疑问，有强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和个人从现状中的危机及社会动荡中获益。然而，若把这种令人衰弱且倒退的「变化」，完全归结为个人贪婪与私利的问题，归结为道德领域中的问题，同样天真。我想把注意力引向两个相互交织的因素；在我看来，它们在塑造当下政治景观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我还想探讨，新的社会经济构想如何通过对我们时代的一项显著特征——时间性本身的转变——提出诉求，获得中观政治的潜能。[^u004-003] 简而言之，阻碍这一意识形态贬值时刻发挥变革能力的两个关联因素，是可以称为「因复杂性而退缩」的倾向，以及不断把资本主义自然化的做法（Mark Fisher 将其命名为「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他强调，这种顽固性可以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范式崩溃后继续存在）。[^u004-004]让我们先从第二种表述说起，因为它会进一步推动第一种倾向。 ### 僵化的未来性 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所标示的不只是经济处境，更广泛地说，它是一种政治认命的「氛围」，否定任何其他社会经济结构情境的可能性。这种「氛围」渗透有意识和无意识的生活，也渗透文化生产领域（音乐、艺术、电影等）：我们看到的并非无边界的创新——资本主义的一项前提——反而仿佛陷入了怀旧瘫痪，不断循环翻拍和流行文化复兴；[^u004-005]重大的技术发展退化为琐碎的消费小玩意。[^u004-006]在这种氛围中，精神困扰与疾病也不断蔓延，成为这种自然化所要求的行为准则带来的衰弱性症状。人被迫「从内部治理自己」，完全依赖创业者式的自立，去成功适应世界。这种自然化被内化为唯一符合人之「天性」的体系；而这幅「天性」图景既自我指涉，又自我强化，强迫人进入狭窄的模具，让通过竞争来积累的动机，与我们「固有」的自私和私利相互同构——这些社会偏见正是新古典经济学的支柱，而新自由主义又建基于后者。在这个框架中，资本主义被奉为唯一契合人类「本性」的体系；主张别的可能性，就等于陷入愚妄，几乎像是在对抗地球引力这一事实。Fisher 的诊断相当尖锐：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之所以使政治僵化，是因为它扼杀了我们的想象力和视野的边界。由此可以推出一条公理：如果未来性始终是一项政治工程，而政治陷入僵局，那么我们的未来本身便已被取消——我们稍后还会回到这一点。 ### 因复杂性而退缩 使我们无法把握新自由主义这一贬值时刻的第二个因素，是我想称作「因复杂性而退缩」的倾向。面对全球化造成的衰弱性后果——这里只从负面意义理解全球化，即猖獗的金融化与公司化——我们看到人们退回民族主义：它以通过孤立主义改善经济的保证为基础，并与认同本质主义相结合。这些倾向可被理解为对全球化复杂性的一种反射动作（同样仅从负面理解全球化）：让事物变得更简单、可把握且（相对）直接，以此回应当今互联现实的难以驾驭。由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将一种压倒性的政治无能感灌输给我们，我们除了灾难和反乌托邦，便没有任何可期待之物。既然无从向前看，就只能回头；目光紧盯浪漫化的历史——那只是极少数人的历史，或根本不曾存在的历史——以十足的威斯特伐利亚式国家主权劲头，「再次伟大」。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滋养着对复杂性的退缩；它对政治变革的钳制，使任何达到反霸权规模的变革诉求都变得不可思考、不可感知、不可想象。它把我们锁在至多只能算温和的尺度之内，与我们试图挑战的体系的规模不相称。介入复杂性当然不能保证因果立竿见影，也不能保证结果「可修复」或完全确定。但退出复杂性，就放弃了反霸权的潜能；这里的反霸权，被理解为能动性（人类意图）与结构（非人因素）之间一种涌现的现象，而非预先设定的模板。[^u004-007]当下理论景观也常常回响着这种绝望，密布着从阴郁到恐怖、没有未来的诊断。从它们细致勾勒的进程令人难以反驳这一点来说，这些思考颇为准确。然而，尽管它们声称反对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其描述的笃定和不愿提出替代方案的姿态，难道不会无意间强化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本身那种「没有变化的变化」吗？[^u004-008]这些情形表明，如果单凭批评（把批评当成目的）或道德拒斥，而不为其他可能性的欲望想象和／或功能图式作出贡献，就无法实质性地挑战资本主义霸权。理论生产若拒绝介入提出方案的工作，物质实践或对正义未来作推想的实用路径，便几乎没有乐观的生长空间。正如 Rory Rowan 所写，当今（非）政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乐观主义的缺席，「……可能默默地为保守派传授的个体化安静主义教诲提供正当性；他们告诉我们，『小而幸福的生活』能将我们从集体变革的危险妄想中解救出来……正如盲目乐观可能为现有权力形式润滑一样，同样盲目的悲观也可能阻碍反抗这些权力所必需的集体能力。」[^u004-009]这里主张的是一种乐观现实主义：并非一厢情愿地认定「进步」必然到来，也不认为英雄般的意志就能实现变革，而是让乐观扎根于我们进行人为建构的能力。[^u004-010]也就是说，扎根于政治的可塑性：政治嵌入现实并受其约束，而现实既有一部分可由我们建构，同时又对我们漠然，并有不因我们而变的性质。 ### 使（反）社会神话去自然化 继续之前，我要强调一个重要之处。从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与复杂性退缩这两股力量的结合中，我们可以看出，任何替代性的社会经济范式，不仅需要为新体系建模，还需要彻底拆解有关「人性」的（反）社会神话的自然性；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一神话不断被践行、被体现于身体与组织之中，并得以运行。如果一味主张把经济体系当成某种外在之物来重塑，就会强化 Evgeny Morozov 所谓的硅谷「解决方案主义」教条，认为仅凭科技创新就能解决问题。[^u004-011]这种解决方案主义在新自由主义内部如鱼得水，也能厚利可图；它或许能缓解症状，却丝毫不触动根本原因。例如，Fitbit（或任何活动追踪器）可以告诉我们应当多运动，或提示我们血压偏高，却完全不触及社会经济乃至精神层面的环境：在现存生活要求的霸权下，压力和时间匮乏——对忙碌的高度推崇——是日常后果。解决方案主义把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问题，转变为私人行为问题，仿佛靠个人就能克服（再自律一点！）。这恰恰强化了维系新自由主义的个人责任和自我治理取向。鉴于解决方案主义的不足，要过渡到一种尚不存在的体系——我们可以暂称其为「后资本主义」，因为还不知道它是什么，也就不知道如何命名——需要在两个层面上行动：一方面从外部改变体系本身（估值、凭证化、分配、生产、劳动、交换等），另一方面从内部改变我们对「人」的集体自我理解。利用观念的理想性与物质现实之间的纠缠关系，[^u004-012]「乐观现实主义」必须在人的自我理解与物质功能机制这两条相互渗透的路径上扎根。 任何社会秩序模式都需要身体、观念和过程来维持——无论那些观念上的倾向是被明确认识，还是通过日常姿态默默体现。对这些模式的习惯化，通过正反馈强化了其潜在假设，把社会概念规范化为一种近似自然的秩序。我们所处的新自由主义秩序的逻辑也不例外：它需要构成它的人类行动者（以及他们参与其中的系统），在一个自然化神话的环境中行动。这些神话对于凝聚社会不可或缺，但它们始终是人为的，也始终可以修订。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中，这些描绘我们作为人究竟是谁的神话已被僵化，被视作唯一能容纳我们「本性」的体系；极其残酷而讽刺的是，这种让我们的「本性」得以实现的方式，却在毁灭连最基本的生命维持都离不开的生物圈。作为一种去自然化的要求，乐观现实主义必须从把规范（神话）与事实分开的工作开始。这项工作可以用「异化」的概念概括：明确规范与事实之间的鸿沟，不是为了达成某种科学事实性的终极目的，并以此作为社会的引导性前景，而是为了重新训练我们所需的社会凝聚神话，使其朝向对多数人的照护。作为一种从「现有」抽离并朝向「可能」的能力，异化不应再仅被理解为切断联系的负面力量；我们必须接纳它的抽象能力，从眼前被自然化的逻辑中分离出来，投身对未来可能性的推想，而这需要关于人之「既定性」的陌生神话。 ### 让衍生品的时间性运作起来 当政治在想象与基础设施／结构两种形式上都陷入停滞时，它对未来性的把握就被取消了。[^u004-013]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未来绝对地消失了，而是意味着未来被挪出了政治领域。今天，我们能在哪里找到未来？从权力与实际运作的角度看，未来已被金融这一范畴收编：未来消解（并分叉）为期货／诸种未来。要描述金融化范式，就必须强调它带来的时间运作方式的特殊转变；这远比通常那种仅仅哀叹「速度失控」的说法复杂。Elena Esposito 已清楚指出，在资本主义的经典形式中（如工业生产），现在是为未来而牺牲的，因为人会把当前利润重新投资，以增加未来收入。在金融中，这一时间关系被颠倒了：人们现在就花掉预计在未来某个日期才会积累起来的钱。[^u004-014]在更良性的形式中，以信用为前提的金融可以「在当下利用未来的开放性［强调为本文作者所加］」[^u004-015]——这意味着，人们对未来施加约束（由信用累积的债务／还款责任），以建构一个更加繁荣的未来；如果没有率先施加这种约束，那个未来便无从实现。[^u004-016]这个过程指出了今天建构未来性所涉及的运作及权力动态背后的递归性。 Suhail Malik 把衍生品作为界定性对象，用来解析那一组被称为「金融」的一般运作，并强调预期在政治经济学这种重新组织的时间性中的力量：人们预期尚未到来的未来中的一个价格，并把那个未来（不可知）的可能结果转化为获利的操作。[^u004-017]可以说，预期的力量并不是对未来会怎样盲目下注（并等待）；把金融简化成「赌博」的类比并不充分。恰恰是预期的实施（或强制落实），即投资，不仅影响并塑造未来的实现，还改变着现在，因为预期为现存、当下的各种可能性设置了约束或促成条件。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 Esposito 所说的「回溯性因果」：结果（已实现的未来）依赖于原因，而这些结果本身又以施为的方式充当那些原因的因果性行动者。[^u004-018]Armen Avanessian 与 Malik 把这种激进的时间转变从纯粹金融扩展到一般社会；他们的「时间复合体」模型适用于整个大规模、整合的资本主义社会。时间复合体标示出未来对现在的操作化作用，它成为「当前判断、计算和行动的条件［例如］大数据中的预测分析、衍生品，［以及］全球供应链」，建立起一个未来先于现在的秩序；在这个秩序中，推想模式成为计算基础设施促成的一种社会技术条件。[^u004-019]在这一时间秩序里，惯常的理性失效，因为我们可能拥有的一切准知识，总以未知事物、以风险的形式存在。这促使 Malik 呼吁一种与复杂社会相称的「风险理性」：我们可以思考未来，却无法知晓未来。这种思考未知未来的能力，就是预期性；正是衍生品的逻辑（作为金融的符码），界定了复杂社会特有的运作方式与因果模式。预期作为尚未实现的未来而发挥作用，这种逻辑就是计划的实施——我们知道，它不仅是对未来的主张，也是对现在的主张。这使 J.W. Mason 坚持认为，必须把金融的这种构成性特质政治化： > ……金融体系是……资本主义下自觉计划得到最充分发展的地方。用熊彼特的话说，银行是苏联计划机构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的私人对应物。它们的贷款决策决定了哪些新项目能够分得社会资源，也会暂停——或执行——「市场」对亏损企业的「裁决」。 > 社会主义纲领必须回应金融的这两面。如果我们想逐步减少以金钱积累来组织人类生活的程度，就必须反对金融的权力。我们拥抱金融中本已内含的计划，因为我们要扩大有意识选择的领域，缩小盲目必然性的领域。[^u004-020] 让金融的预期运作社会化这一呼吁，正是乐观现实主义所把握的内容。这是一种身在其中的立场，策略性地回应组织当代现实的因果可供性，使未来（以及现在）摆脱极少数人的垄断，或者说，解除对它的取消；在金融现有的设计中，只有这极少数人才是受益者。呼吁金融的预期功能社会化，也必须把不确定性本身作为风险理性加以政治化。因为我们知道，在任何复杂系统中，结果从来都不完全确定，更接近于引导方向、赋予权重和导航。此外，劫持金融逻辑，使其服务于社会化而非私人的手段／目的，也意味着摆脱作为经济治理理性的稀缺逻辑——它表现为紧缩。金融部门所创造的财富总量约为全球 GDP 的 20 倍，[^u004-021]这表明当下有一种被工具化的非理性正在起作用。尽管金融把未来近似的「开放性」转化为获利操作，其设计本身却已限制了那些偶然的可供性可能成为什么，使之符合它所塑造的个体化获利激励。金融衍生品的功能虽能施展塑造未来的力量，但若受到私人收益「界面」的约束，就始终只能惠及少数人。如此一来，未来未知事物的激进偶然性便被驯化，在事前与事后都被强行塞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可供条件之下、被「自然化」的私利模具；收益照着自身逻辑的形象被制造出来。如果在金融之下，我们的现实从未像今天这样容易受到虚构的——非现实的、预期性的——程序影响，那么，现在就是把这种能产生实际效果的回溯性因果模式政治化，并对这一运作提出主张的时候。 当代现实中，不确定性的推想力量和时间因果模式使未来的偶然性拥有前所未有的能动性；但只要它仍束缚在金融目前设计的界面范式中，我们的未来就仍只会有利于（越来越）少数的人。在其重要著作《堆栈》（The Stack）中，Benjamin Bratton 超越了我们习惯的屏幕式、带文字按钮的图形用户界面，从一般意义把界面定义为「两个复杂系统之间任何支配其交换条件的接触点」，其中「图式加计算等于界面」。[^u004-022]此外，界面不仅能使复杂性变得可驾驭（即回应复杂性退缩的问题），促进互动式的可接近性，在不同领域之间双向调解信号的转换；最重要的是，界面会「确定并限制」导航的可能性，把那些可能性的意义「叙事化」。[^u004-023] 由于界面的政治双向运作，这里存在一种与金融权力同构、不可低估的潜力；我们不能忽视叙事性预期的力量，以及其他……嵌入那些导航限制之图式构建的力量。［译注：原版此处文字损坏，原样为 “of other ionose sight of th”；不据猜测补写。］当然，这不是提倡「理想式」乐观，仿佛我们只要重新叙述一个「更好的世界」就行，仿佛利害完全属于想象、完全可塑，任凭虚构程序摆布。现实同时由我们塑造、对我们漠然，又有不因我们而改变的性质；我们随后为反向吸纳而提出的叙事，需要调动这些约束。叙事力量要在政治上、实质上参与界面的相互作用，也必须进入理想性与现实之间的相互作用；不是把那里当成梦幻奇想的空间，而是使预期性分枝延展。也就是说，不只是呈现或叙述一种新的、公正的社会经济秩序会是什么样，还要实施这种新过渡所提供的预期，作为一种相应的……［译注：原版此处文字损坏，原样为 “onionnting or nar”。］预期性作为一个流动而不确定的概念，始终不可知，从来不无风险，却始终包含潜能。诚然，这种潜能易变，既可能受乌托邦承诺影响，也可能受反乌托邦承诺影响。它制约着……［译注：原版以下句群文字损坏，完整保留为 “It conditions the very he veryonthout risk, but always potential. To be sure, this potentialfuturity can never be an excuse for inertia nertiaxcuseout risk, bution and social speculation.”。可辨部分包括「未来性绝不能成为惰性的借口」与「社会推想」，但句法与连接关系不可可靠恢复。］未来始终只能是偶然的、预期性的；仅仅因为不能保证结果就放弃以其他方式塑造它，是一种悲观的认命，否认既定之物的可变性，是观念的钙化；眼下，这种钙化确保了金融权力下政治的停滞。只有那些未受现有界面既定条件严重威胁、甚至可能从中获益的少数人，才「负担得起」这样的悲观。我们需要异化那些关于人类究竟是谁、什么激励着我们这些社会性动物的自然化神话，以便将它们反向吸纳；重新训练我们的界面，走向以集体照护为前提的未来性模式，摆脱那种自我封闭、自给自足且使人衰弱的叙事。 ### 参考文献 Arendt, Hannah.《论革命》（On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3. Avanessian, Armen and Suhail Malik.〈时间复合体：后当代〉（The Time-Complex. Postcontemporary）, Fear of Content, Berlin Biennale 9, 2016, http://bb9.berlinbiennale.de/the-time-complex-postcontemporary/. Brassier, Ray.〈无处的视角〉（The View from Nowhere）, Journal for Politics, Gender and Culture 8.2（2011 年夏）。 Bratton, Benjamin H.《堆栈：论软件与主权》（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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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4-010]: Hannah Arendt，《论革命》（On Revolution），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63，第 20 页。 [^u004-011]: Ian Tucker，〈Evgeny Morozov：「我们正在放弃所有制衡」〉（Evgeny Morozov: ‘We are abandoning all the checks and balances’），The Guardian，2013 年 3 月 9 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3/mar/09/evgeny-morozov-technology-solutionism-interview. [^u004-012]: Ray Brassier，〈无处的视角〉（The View from Nowhere），Journal for Politics, Gender and Culture 8.2（2011 年夏），第 6–23 页。 [^u004-013]: Mark Fisher，〈未来的缓慢取消〉（The Slow Cancellation of the Future），演讲，MaMa，克罗地亚萨格勒布，2014，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CgkLICTskQ. [^u004-014]: Elena Esposito，〈不可预测性的建构〉（The Construction of Unpredictability），Fear of Content，Berlin Biennale 9，2016，http://bb9.berlinbiennale.de/the-construction-of-unpredictability/. [^u004-015]: 同上。 [^u004-016]: 同上。 [^u004-017]: Armen Avanessian and Suhail Malik，〈时间复合体：后当代〉（The Time-Complex. Postcontemporary），Fear of Content，Berlin Biennale 9，2016，http://bb9.berlinbiennale.de/the-time-complex-postcontemporary/. [^u004-018]: Elena Esposito，《期货的未来：金融与社会中的货币时间》（The Future of Futures: The Time of Money in Financing and Society），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1，第 16 页。 [^u004-019]: Suhail Malik，〈为什么需要理性主义艺术〉（Why a Rationalist Art），Glass Bead 主办的演讲，Les Laboratoires d’Aubervilliers，巴黎，2016 年 2 月 20 日，http://www.glass-bead.org/audio-research/suhail-malik/?lang=enview. [^u004-020]: J.W. Mason，〈让金融社会化〉（Socialize Finance），Jacobin，2016 年 11 月 28 日，https://www.jacobinmag.com/2016/11/finance-banks-capitalism-markets-socialism-planning/. [^u004-021]: Randy Martin，〈舞蹈与金融——社会动觉与衍生品逻辑〉（Dance and Finance—Social Kinesthetics and Derivative Logics），演讲，EMPAC，纽约州特洛伊，2013 年 10 月 9 日，http://empac.rpi.edu/events/2013/fall/other-words/randy-martin. [^u004-022]: Benjamin H. Bratton，《堆栈：论软件与主权》（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5，第 220 页。 [^u004-023]: 同上，第 219 页。 # 死亡资本主义与反向图像 **Nina Power** 我们依然淹没在图像之中。一类是资本主义对自身的图像——或许是永不停歇、以光速穿行全球的一系列电脉冲；另一类是我们对自身与资本主义之关系的图像。我们可能把自己看成「后资本主义」主体、公民、消费者、被新自由主义化的个人，或集体、公社与社群的成员、宗教或族群的成员、政党的成员，或地理性的存在，甚至某种国际主义、全球人文主义或宇宙整体的成员。如何理解我们是谁——孤立的身体、集体身体的一部分、抑郁的主体、劳动者、照护者——极为重要；我们如何理解自身与那些个人无法控制的更广大抽象物之间的关系，也极为重要。同样，我们如何回应那些以我们之名、却未必以所有人之名谈论的未来，也让我们形成关于可能性的图像。面前最艰难的任务之一，是厘清某些特定世界图像意味着什么：哪些资本图像来自资本自身，哪些来自它的替代方案？哪些抽象伤害我们，哪些给我们带来希望的图像？我们应当描绘什么，又应当如何行动？敌人在哪里——就在面前，还是藏着？谈论未来时，我们是在宣称自己相信什么？当周围的当下已有这么多沦为废墟，我们还敢谈论未来吗？ 近年来的左翼主张呼吁，以强有力的建设性努力促成某些未来：在那里，自动化将取代可怕的工作，全民基本收入将确保没有人——或至少某些国家的人——陷入绝对贫困；从网络到政府的平台，将由对未来拥有可持续方案的人接管，以对抗那些为了极少数人的利润而试图耗尽地球、奴役人类的人。[^u005-001]随着旧图像——尤其是无产阶级——的死亡，Paul Mason 这样的「后资本主义」思想家试图描述新的政治主体：「信息资本主义创造了数百万身处网络中的人；他们在经济上受剥削，但全部人类智慧与他们只有拇指一划之遥。它由此创造了历史上一个新的变革主体：受过教育、彼此连接的人。」[^u005-002]这些受过教育、相互连接的人处于生产链的一端，是一种精明的消费者。这些「新主体」会带来什么变化？他们是否必然要忘记手指滑动的那些设备是经由怎样的路径生产出来的？相互连接的人是否就对反动观念、邪教式思维或仇恨免疫？Franco「Bifo」Beradi 把他所谓「迫近的战争」分成三个方面： > 第一条战线是新自由主义权力，它正收紧对治理的掌控，推行紧缩和私有化议程。第二条战线是反全球化的特朗普主义，它以白人的怨愤和工人阶级的绝望为基础。第三条战线主要发生在幕后：不断壮大的恐怖主义死亡帝国，它有宗教偏执、民族愤怒和经济策略等各种形态，我将其称为死亡资本。[^u005-003] 这一诊断混合了政府权力、经济策略、种族政治、宗教冲动和暴力。Bifo 描述的「战争」令我们立刻感到熟悉；我们可以指出一些图像、力量和行动主义，试图直接以一种战斗性的和平反对它：呼吁重返社会民主政治、公共服务重新国有化、由政府资助教育；反种族主义政治，以及以美国、英国和其他地方的「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为形式的「第二次民权运动」；面对民族主义与宗教暴力，无休止地呼吁宽容。然而，死亡资本究竟是什么？Bifo 在别处这样描述： > 新自由主义的放松管制，为一种全球死亡经济体制打开了道路：无所不包的竞争法则取消了道德准则与法律规制。撒切尔的新自由主义哲学从最初阶段起，就规定了个人之间的战争。霍布斯、达尔文与哈耶克全都被召唤来，为社会文明的终结、和平的终结提供概念。忘掉大规模暴力实施者身上的宗教或意识形态标签，看看他们真正的本质。拿锡那罗亚贩毒集团和「达伊沙」（Daesh）来说，把他们与黑水公司、埃克森美孚作比较。他们的共同点比你想象的多得多。他们有一个共同目标：投资当代经济中最刺激的产品——恐惧、恐怖和死亡——从中榨取尽可能多的钱。死亡资本主义正在成为世界的经济秩序。[^u005-004] Bifo 以一句严酷的判断作结：「最后，是自杀。」[^u005-005]依他所言，新自由主义本来就建立在霍布斯「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的复活之上，如今又让位于死亡新自由主义，后者企图从「恐惧、恐怖和死亡」带来的刺激中获利。[^u005-006]毫无疑问，战争、毒品、性、人口贩运和恐怖主义，都利润丰厚。这些生意制造出的个体与集体尸体，有时会以图像形式流传，只要它们被认为既足够能让人接受，又足够震撼——想想叙利亚库尔德男孩 Alan Kurdi 的影像：他溺亡后的尸体被国际媒体塑造成骇人的标志。但这些图像似乎没有产生政治深度，只引起短暂、惊恐而感伤的反应。西方民众并未向难民敞开家门，或为开放边境与安全通道而行动，而是在几天之内就忘了这些图像。死亡资本主义也通过死者的图像获利；我们可以把它谈作一种视觉场域，而不只是一种经济趋势。我们还可以在这里稍作停顿，提出一个跨越经济学与美学的问题：「恐惧、恐怖和死亡」究竟为何令人兴奋？为何这些情绪与存在状态会有市场？虚构的与真实的暴力图像，怎样让这些原始恐惧和力量在某种意义上变得值得欲求，并促使这种观念物质化？ Achille Mbembe 关于「死亡政治」的研究，对于思考政治核心的真实关系极其重要。他写道：「我们不必把理性视为主体的真理，而可以转向其他没那么抽象、更具触感的基础范畴，例如生命与死亡。」[^u005-007]Mbembe 以政治、暴力与死亡的关系为中心解读黑格尔、巴塔耶与福柯，指出任何有价值的历史观都必须承认奴隶制的核心作用：「奴隶的人性呈现为一个影子的完美形象。事实上，奴隶处境源自三重丧失：失去『家园』、失去对自身身体的权利、失去政治地位。这三重丧失等同于绝对支配、出生关系的异化与社会性死亡（被彻底逐出人类共同体）。」[^u005-008]Mbembe 说，奴隶被保留性命，却永远处于一种「受伤状态」。[^u005-009]他认为奴隶的生活是一种「生中之死」。把 Bifo 与 Mbembe 的分析结合起来，我们可以说，死亡资本主义不只是从暴力与恐惧中获利，更以暴力与恐惧为前提。如果要理解死亡与生命何以同时处于美学和经济学的核心，我们就必须从这个角度看待整个人类历史，无论这两者怎样佯装美好或正常。 我感兴趣的是，如何思考一种反死亡资本主义；它首先必须认真对待这种经济所建构的主体与苦难。我关心一种能够认识暴力图像之力量、拒绝认为所有图像都等价的美学。我们也许犬儒地「对一切都开放」，担忧审查，关闭安全搜索，以能够观看血淋淋的暴力、能够「承受」最暴烈的谋杀、强奸和酷刑场面为傲。但如果因为看了太多电影、玩了太多游戏，就丧失区分真实暴力与虚构暴力的能力，我们便很容易成为死亡资本主义的猎物。不过，提出这个论点又很难避免显得道德说教或好管制。可是，我们应该记住，自己已经生活在这样一个网络世界：有人拿着极低薪酬，替我们挡住某些图像。Facebook 的「内容审核」人员主要在菲律宾工作；他们必须观看「色情、血腥内容、涉及未成年人的内容、性招徕、性身体部位／图像、种族主义」，在用户看到之前删去这些图像与文字。[^u005-010]这项工作的心理代价极其沉重，许多员工很快就精疲力竭。我们也许会主动寻找让自己惊恐、恐惧的图像，但许多劳动者没有选择。 承认自己参与了暴力话语与图像的生产和再生产，我们就能开始谨慎地思考和工作，消解维系死亡资本主义的嗜痛欲望。但当这么多革命图像本身也浸透鲜血时，这怎么可能？也许最能象征死亡资本主义的图像之一就是斩首／断头——尤其是「伊斯兰国」在视频中使用它，警告西方人和其他穆斯林，同时招募那些嗜血欲已被激发的人。如果我们关注斩首图像——毕竟，农民曾对君主做过什么，革命者曾对敌人做过什么？——我们是否也在助长 Bifo 认为构成死亡资本主义核心的同一种「恐惧、恐怖和死亡」？ 面对录像斩首的暴力，我想重新唤起一些积极无首主义的观念，思考从一开始就没有头颅的政治主体。霍布斯《利维坦》（Leviathan）那幅著名卷首插图——君主的头颅与众人构成的身体——也许是我们把国家理解为字面意义的「头」与比喻意义的国家「首脑」时最清晰的图像，当然也是最古老的图像之一。我们知道，或者说，我们被要求知道，没有头，身体便会死去。但众人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头；王冠失去了他的「冠」，并不会让这些头全都停止工作。在《内战》（Stasis）中，Agamben 讨论了历史上对霍布斯《利维坦》（1651）著名卷首图的各种解读，并指出，在为查理二世准备的手稿中，组成利维坦身体的小人转向外侧，面对君主；而在另一幅主要版本的卷首图里，他们抬头朝向主权者的头部。因此，这两个版本实际上呈现了「相同」的图像，只是面向不同读者。Agamben 指出，图中的利维坦似乎处于陆地之后，可能在海中或海上方；因此，这个「有死的上帝」并不居于城市之内，而在城外，处在某种无人之地：「共同体（Common-wealth）——政治体——并不与城市的物理身体重合。」[^u005-011]图中的城市也没有人，因为人们全都组成了主权者的身体。 这两幅卷首图也许已有 366 年历史，但我认为，它们至少能告诉我们两点。其一，我们不应太急于放弃主权和国家的概念，即便平台与科技资本主义似乎向我们呈现着水平主义和全球主义的模式。国家具有压制性——监控国家、卧底警务和边境管制——而私有化与特许经营并不会削弱国家的最终权力。统治阶级所充当的头颅，是一个虚假的头颅；它假装我们需要它，实际上却寄生在劳动者的身体上。斩首之所以显得如此难以接受，还有其他原因。弗洛伊德在 1922 年的短文〈美杜莎之头〉中指出，简单地说，「斩首＝阉割」。对斩首的恐惧是一个高度性化的问题。他接着写道：「因此，对美杜莎的恐惧是一种与看见某物相联系的阉割恐惧。许多分析已使我们熟悉它发生的场合：一个迄今不愿相信阉割威胁的男孩，瞥见女性的生殖器——可能属于一个成年人，四周有毛发，实质上是他母亲的生殖器。」[^u005-012]依照这个分析，女性早已被斩首，是无头的。那么，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承担被斩首者、无头者（以及无阳具者！）的角色？由此会出现怎样的政治？ 无声的头颅，被暴力取下的头颅：这里也许存在某种力量。我们怎样从那些试图一再斩首我们的人手中，夺回这种总已被斩首、被阉割的位置？在 1936 年的〈纲领（关于《无头人》）〉中，巴塔耶写道：「在动物世界的反讽中，并通过一个无首宇宙的显现，实现个人存在的普遍完成；那是游戏的宇宙，不是国家或义务的宇宙。」[^u005-013]纲领最后一点说：「肯定暴力与侵略意志的价值，因为它们是一切权力的基础。」[^u005-014]对暴力本性的理解，甚至对它的肯定，支撑着巴塔耶对无首宇宙的呼吁；其中，人、战争与劳动，以及义务、罪责或强迫……［译注：原版句法残缺，原句为 “one where man war and labour out of duty, guilt or coercion.”；这些词之间的谓语及肯否关系不能可靠确定，故不猜补。］巴塔耶从接受毁灭和暴力出发——「参与对现存世界的毁灭，同时睁眼看向即将到来的世界」[^u005-015]——其方式也许不符合我们仍想抓住的和平主义、人文主义和保存事物的残余情感。但与此同时，它承认侵略这一现实，是人类生活的一项根本特征，甚至可能是最根本的特征。无首主义，若被理解为一个无头宇宙的显现，是一种游戏式的、创造性的事业：那是没有规则的宇宙，尽管那些想领导别人的人需要发明规则。它像厌恶君主制国家一样厌恶法西斯国家，同时又深知哪些力量可能使后者掌权。 资本喜欢假装自己无首，仿佛网络自发地从市场生成；但紧缩已经向我们展示，它需要国家榨取那些没钱的人，以救助金融，并把金融资源重新导向上层。资本假装憎恶国家，却需要国家来维护它的自我形象。对于许多人，剥去一切公共性质的国家只剩压制：法院、监狱、边境、难民营。认真考虑废除这些装置，过一种集体的、无国家的生活，会意味着什么？是死亡资本让我们一想到这种无首存在，便立刻将其想象为匮乏和暴力。但正是死亡资本制造了匮乏与暴力的条件，复制这些条件并从中获利，从食物到图像，再到其他一切。对于构成这样一个世界的能量，我们拥有什么图像？我们还没有充分思考，各种能量如何构成经济与政治，以及我们关于技术未来的图像，无论由谁管理——国家还是跨国公司——如何依赖于对能量是什么、从何而来的预设。巴塔耶在别处这样说： > 人忽视自身生活的物质基础，这仍使他犯下严重错误。人类开发给定的物质资源，却像现在这样，把它们限定为解决眼前困难的手段……由此为自己所运用的力量规定了一个这些力量不可能拥有的目的。超越我们的直接目的，人类活动实际上追求着宇宙那无用而无限的完成。[^u005-016] 死亡资本是否企图以尽可能具破坏性的方式，假装掌控了我们生活的物质基础？它是否是资本主义产生的过剩能量，被重新送回一个毫不介意把痛苦和屠杀变现的体系？在巴塔耶看来，太阳为人类提供了无须交换的能量模式：「我们的财富的起源和本质由太阳辐射赐予；它散发能量——财富——而不要求任何回报。」[^u005-017]死亡资本主义是否在一轮黑太阳的图像下运行？在政治和经济分析中，我们太常忘记天空，把「地平线」的语言让给蒙尘的哲学，把天穹让给宗教。如果反过来想象天空就是我们的「头」，我们就不再需要那些一面假装俯视、同时从事一切最腐败勾当的首领。死亡资本主义是一头多头怪兽，每个头都开始与其他头相似。但它们忘记了能量从何而来，宁愿沉溺于最具破坏性的冲动。我们这些不相信首脑的人，仍可以抬头望向天空，寻找这样一幅世界图景：它懂得，不必靠贩卖暴力为生，也能理解暴力的力量。 但我们也可以转向另一个神话角色、另一头多头怪兽：九头蛇。正如 Peter Linebaugh 指出： > 从 17 世纪初英国开始殖民扩张，到 19 世纪初本土的工业化，统治者不断借用赫拉克勒斯与九头蛇的神话，描述对日益全球化的劳动体系强加秩序有多么困难。他们把被剥夺财产的平民、被流放的重罪犯、契约仆役、宗教激进派、海盗、城市劳动者、士兵、水手与非洲奴隶，分别称作怪兽众多而不断变化的头颅。然而，这些头颅虽然最初由赫拉克勒斯式的统治者组织起来从事生产，却很快在彼此之间发展出反对统治者的新合作形式，从兵变和罢工，到骚乱、起义与革命。[^u005-018] 死亡资本主义的恐怖、人类暴力的历史，以及通过奴役和剥削把恐怖变成经济活动，似乎不可逾越。然而，我们必须更善于解读那些使我们失去反抗能力、让我们成为这种暴力共谋的图像，转而观看和思考不靠暴力繁荣、也不助长暴力的其他世界的图像：那位置介于无首主义与多头九头蛇之间。这样的立场不会假装破坏性图像和行动不存在，或认为必须忽略它们；它理解这种世界观的诱惑与力量。我们不应设法让自己免于接触可怕图像，也不应依赖别人替我们完成筛选图像的艰苦劳动，而应培育强有力的政治图像，辩证地逆转死亡资本主义的欲望。侵略或许是人类生活的核心特征，但理解它，就能应对它，使它远离残酷，转向同情与照护。[^u005-019] ### 参考文献 Agamben, Giorgio.《内战：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Homo Sacer, II, 2]），Nicholas Heron 译，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 Bataille, Georges.《巴塔耶读本》（The Bataille Reader），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编，Oxford: Blackwell, 1997. Berardi, Franco ‘Bifo’.〈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有出路吗？〉（The Coming Global War: Is There Any Way Out?）, e-flux journal 69（2016 年 1 月），http://www.e-flux.com/journal/69/60582/the-coming-global-civil-war-is-there-any-way-out/. _____.《未来能力：无能的时代与可能性的地平线》（Futurability: The Age of Impotence and the Horizon of Possibility）, London: Verso, 2017. Chen, Adrian.〈把阴茎照与斩首视频挡在你的 Facebook 动态之外的劳动者〉（The Laborers who keep Dick Pics and Beheadings out of your Facebook Feed）, Wired，2014 年 10 月 23 日，https://www.wired.com/2014/10/content-moderation/. Freud, Sigmund.〈美杜莎之头〉（Medusa’s Head）, 1922. Linebaugh, Peter, and Marcus Rediker.《多头九头蛇：水手、奴隶、平民与革命大西洋的隐秘历史》（The Many 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0. Mason, Paul.〈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开始〉（The End of Capitalism Has Begun）, The Guardian，2015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17/postcapitalism-end-of-capitalism-begun. Mbembe, Achille.〈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Libby Mientjes 译，Public Culture 15.1（2003）。 Srnicek, Nick and Alex Williams.《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 London: Verso, 2015. [^u005-001]: 参见 Nick Srnicek and Alex Williams，《发明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London: Verso, 2015。 [^u005-002]: Paul Mason，〈资本主义的终结已经开始〉（The End of Capitalism Has Begun），The Guardian，2015 年 7 月 17 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5/jul/17/postcapitalism-end-of-capitalism-begun. [^u005-003]: Franco ‘Bifo’ Berardi，《未来能力：无能的时代与可能性的地平线》（Futurability: The Age of Impotence and the Horizon of Possibility），London: Verso, 2017，第 41 页。 [^u005-004]: Franco ‘Bifo’ Berardi，〈即将到来的全球战争：有出路吗？〉（The Coming Global War: Is There Any Way Out?），e-flux journal 69（2016 年 1 月），http://www.e-flux.com/journal/69/60582/the-coming-global-civil-war-is-there-any-way-out/. [^u005-005]: 同上。 [^u005-006]: 同上。 [^u005-007]: Achille Mbembe，〈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Libby Mientjes 译，Public Culture 15.1（2003），第 14 页。 [^u005-008]: 同上，第 21 页。 [^u005-009]: 同上，第 21 页。 [^u005-010]: Adrian Chen，〈把阴茎照与斩首视频挡在你的 Facebook 动态之外的劳动者〉（The Laborers who keep Dick Pics and Beheadings out of your Facebook Feed），Wired，2014 年 10 月 23 日，https://www.wired.com/2014/10/content-moderation/. [^u005-011]: Giorgio Agamben，《内战：作为政治范式的内战》（Stasis: Civil War as a Political Paradigm [Homo Sacer, II, 2]），Nicholas Heron 译，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15，第 27–29 页。 [^u005-012]: Sigmund Freud，〈美杜莎之头〉（Medusa’s Head），1922。 [^u005-013]: Georges Bataille，〈纲领（关于《无头人》）〉（Programme [Relative to Acéphale]），载《巴塔耶读本》（The Bataille Reader），Fred Botting and Scott Wilson 编，Oxford: Blackwell, 1997，第 121 页。 [^u005-014]: 同上，第 121 页。 [^u005-015]: 同上，第 121 页。 [^u005-016]: Georges Bataille，〈普遍经济的意义〉（The Meaning of General Economy），载前引《巴塔耶读本》，第 183 页。 [^u005-017]: Georges Bataille，〈普遍经济的法则〉（Laws of General Economy），载前引《巴塔耶读本》，第 189 页。 [^u005-018]: Peter Linebaugh and Marcus Rediker，《多头九头蛇：水手、奴隶、平民与革命大西洋的隐秘历史》（The Many Headed Hydra: Sailors, Slaves, Commoners and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Revolutionary Atlantic），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0，第 3–4 页。 [^u005-019]: 本文部分内容取自此前为 2017 年阿姆斯特丹 Sonic Acts 艺术节所做的工作。 # 体验货币 **Nathaniel Tkacz 与 Pablo R. Velasco** ### 应用化 「支付领域」的行业研究者与人类学家正在谈论一场「支付的寒武纪大爆发」。[^u006-001]Bill Maurer 解释说，之所以称为寒武纪，是因为「新的身体形态、对现有结构的适应，以及日趋多样的零售支付生态中的新关系，正在同时形成」。[^u006-002]对支付领域感兴趣的读者，想必熟悉其中一些付款或其他转账方式：从 M-PESA 到 Venmo，从比特币到支付宝。虽然它们并非全都依赖那一组我们（仍）称为手机的技术，但若没有这些数字设备在先前的爆发，我们是否还会谈论这样的支付大爆发，就很值得怀疑。 支付领域正在发生的一部分变化，是手机变得像货币：手机替代现金或卡片等其他货币物件。当然，这绝不是简单的替换：手机变得像货币，同时也意味着货币变得像手机。由于手机始终已经是一组技术或技术栈，货币正在经历什么，以及更广泛地说，这对（政治）经济意味着什么，远非一目了然。 Maurer 指出，通过手机进行支付涉及「对现有基础设施的改造」。例如，仅在手机硬件层面，他就指出支付软件如何以不同方式使用手机的摄像头、显示屏和耳机插孔，而这些原本都不是为支付而设计的。除了这些新颖的物质性改造，随着付款、转账、预算、兑换、投资等货币实践日益编码为软件，至少同样重要的变化正在发生：货币正在「应用化」。 要理解支付领域的这场「爆发」，另一个办法恰恰是查看各大应用商店；人们确实会发现，过去五年，货币相关应用迅速增长。[^u006-003]英国 Natwest、Barclays 或 Lloyds 的网上银行服务以应用形式，与 Paypal 等支付处理商并列。比特币钱包种类繁多；新一代「智能」或「挑战者」银行和支付应用，如 Monzo、Monese、Yolt，也纷纷出现。还有第一方平台应用，例如 Android Pay 与 Google Wallet，或 Apple Pay 与 Apple Wallet。作为平台—应用动态关系的一次进一步的分形迭代，Apple Wallet 本身又被塑造成一种微型平台，即「钱包即平台」：用户可以连接其他应用（British Airways、Starbucks、Hotels.com、Expedia、Airbnb、Eventbrite 等）。Wallet 会「把登机牌、票券、奖励卡、优惠券和礼品卡存放在同一个地方」。[^u006-004] 这些货币应用把钱推拉向不同方向。它们以不同方式编码货币的功能，把 Viviana Zelizer 等作者提出的货币带有「标记」的社会学理论操作化：[^u006-005]有跨境转账应用；有储蓄和理财应用；有送礼的、有表达嬉戏姿态的、有赌博的、有零售支付的、有用于特定平台交易的；还有用于此地、此店、此物、此刻，为你而且仅仅为你花钱的。[^u006-006]货币作为「一般等价物」的观念，被处于情境中的、作为「具身互动」的货币取代。[^u006-007]于是，各种各样的货币情境都可以被应用化。关于货币应用化，有许多可谈之处：它如何重新配置硬件和基础设施；如何重新排列行业及其参与者——银行、移动网络运营商、软件公司、商家等——制造新的联盟与竞争者；如何成为货币空间私有化的一部分；又或者，它如何扩展货币的物质性并增强（或没有增强）其功能，同时模糊货币作为物件与作为过程或环境之间的区别。下文我们只讨论一种在我们看来是货币「成为体验」的过程：也就是货币作为体验，被纳入特定设计技术与框架的过程。我们将看到，体验（设计）指导着绝大多数货币相关应用的制作。它是一种做事方式，是一套或多套原则及相应方法。体验也是评估应用的标准，是新应用得以诞生的「价值主张」。因此，转向体验，有助于理解这场所谓寒武纪大爆发的文化逻辑。它为我们提供了一条思路，思考货币在通过手机被再媒介化时发生了什么，以及从政治经济和文化经济的角度，在哪里可以找到批判当下的着力点。 ### 体验 货币早已是设计的对象，无论在材料、防伪还是象征意义上；但化为应用之后，整个货币领域都受到一种特定设计的中介。货币正在成为用户体验的一个子集。透过用户体验这副镜头，货币通常被赋予的功能——媒介、尺度、储藏等——依然存在，但它们的存在以货币如今同时又成为别的东西为条件。这一新的体验中介「层」并未取消其他功能，不过，正如我们将看到的，货币也不再一如往常。在这里，体验是什么？至少有两条轨迹汇聚于作为体验的货币：一条属于经济，另一条以设计为基础。 体验作为经济概念的重要性，也许最早由 Alvin Toffler 在《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中探讨。[^u006-008]Toffler 写到「体验产业」的兴起：它专营的不是商品，也不是服务，而是体验；体验又反过来成为中介其他价值来源——商品与服务——的核心： > 银行家、经纪人、房地产公司和保险公司，将采用精心挑选的装饰、音乐、闭路彩色电视、人工调制的味道与气味，以及最先进的混合媒介设备，来强化（或中和）即便最日常交易也会伴随的心理刺激。任何重要服务，在行为工程师团队对它进行分析、改善其心理负荷之前，都不会提供给消费者。[^u006-009] 在这个意义上，体验横跨当代「文化产业」的很大部分，并始终明确地属于经济关系。它看似一种额外层次，类似于当时人们对设计本身的理解；但 Toffler 也设想了这些体验更自由地游动：「可以说，体验是蛋糕上的糖霜。不过，随着我们走向未来，越来越多的体验将完全凭自身的价值出售，就仿佛它们是物品一样。」[^u006-010] 《未来的冲击》出版约 30 年后，Joseph Pine 与 James Gilmore 写出了颇具影响力的《体验经济》（The Experience Economy）。[^u006-011]他们同样把体验与商品、服务区分开： > 体验代表一种已经存在、但过去未被明确表述的经济产出类型。在说明企业创造什么时，把体验从服务中分离出来，会为非凡的经济扩张打开可能性；这正如承认服务是一种独立而正当的供给，曾在工业基础衰退之际催生出充满活力的经济基础一样。[^u006-012] 对这些作者而言，体验被单列为一种新的「价值单位」，通过「大规模定制」产生；在这里，「每一家企业都是舞台，因此工作就是戏剧」。[^u006-013]大规模定制通过不同形式的「舞台化」来实现。这听起来像是把 Erving Goffman 的重要著作《框架分析》（Frame Analysis）操作化了——后者用戏剧作为主要例子，阐释日常体验的「框定」——因为事实正是如此。[^u006-014]《体验经济》读起来像一个商科本科生误选了社会学课程，把 Goffman 当成商业导师来读。结果，员工和经理被重新想象为演员，工作场所被重新想象为各类剧场。身处动态环境？策略是即兴剧场。熟悉的、常规的情境呢？平台剧场。Pine 与 Gilmore 认为，随着工业生产撤出过度发达国家，服务业也触及极限，体验的舞台化「提供了未来经济增长的关键」。[^u006-015] 到了 2011 年《体验经济》再版时，作者已经可以把苹果写成新的体验大师：「如今哪家商店令每一位购物中心业主和开发商都羡慕？苹果。为什么？顾客显然不只是为商品而涌入，也为了店内体验……」[^u006-016]再版一年之后，Carmine Gallo 在《苹果体验》（The Apple Experience）中，用一整本书叙述了这一发展。[^u006-017]Gallo 继续依赖戏剧隐喻，讨论剧本和舞台布置、英雄和反派，同时又扩展了体验的坐标。例如，在专讲创造「惊叹时刻」的一章中，读者开篇便看到神经科学家 John Medina 的题辞：「对于一段体验，大脑对其中情绪成分的记忆，比对任何其他方面的记忆都好。」[^u006-018]体验的舞台化开始明确指向一个有认知、有情绪的行动者；至少在这一章中，体验设计的任务是创造「富含情绪的事件」。苹果那则著名的超级碗广告《1984》，被重新解释为典型的「惊叹时刻」。关于这则广告，无论还有什么可说，它显然可以被解读为一种体验主张，正如旁白宣告的那样：「你将看到，为什么 1984 年不会像《一九八四》。」[^u006-019] 体验作为被设计的遭遇，以及作为经济价值来源，这两条轨迹在苹果达到顶峰。当然，作为「价值单位」的体验与作为设计实践的体验交织甚深，但仍可以区分。为「用户体验」而设计，[^u006-020]恰恰是一种实践，是有别于其他设计传统的一种设计方式；在其中，有关体验的经济考量退居背景，只在设计过程的特定时刻重新出现。 用户体验（UX）设计属于人机交互（HCI）所谓的「第三范式」；Steve Harrison、Deborah Tatar 与 Phoebe Sengers 曾对此作出有影响力的描述。[^u006-021]他们把第一范式概括为由工程和「人因」主导，重在「优化人机适配」；第二范式基于认知科学，关注计算机与「人类心智」如何互动；第三范式则被描述为「现象学矩阵」，将情感、具身性、情境意义、价值观与社会问题等纳入考虑。[^u006-022]在对这段历史的另一种解读中，微软研究者 Jonathan Grudin 用「自主选择使用」的兴起来界定第三种「面貌」——用他自己的术语。[^u006-023]他的思路与个人电脑、以及后来的移动设备的兴起相关：这些设备把计算机带出工作场所，也带出工作实践本身。自主选择使用，是工作之外的使用；至少在某些方面，它被重新配置为消费。[^u006-024] 随着计算性物件日益进入日常生活，也就是计算日益「无处不在」，「第三范式」的研究获得了更大影响力。[^u006-025]施乐 PARC 的人机交互研究者开展了先驱工作，包括 Lucy Suchman 的「情境行动」与 Paul Dourish 的「具身互动」；他们对早期人机交互路径的工具主义和笛卡尔主义基础提出有力批评，同时借助社会学与现象学的洞见推进自身议程。[^u006-026]为人机交互第二个「认知」范式奠基的 Donald Norman 修正了早期立场，也开始关注「情感化设计」等问题。[^u006-027]在第三范式里，技术用户的形象被彻底改写；如今描绘他们的情境，更接近 Geertz 笔下的巴厘岛斗鸡，而非昔日形式化的认知任务和办公室工作流程。[^u006-028]Norman 等人甚至批评「用户」一词本身，认为它深受旧范式污染。Norman 开始倡导普通的「人」，认为技术「应当让开」——所谓不可见范式；其他人则提出，UX 应当去掉「U」，只关注体验。于是，用户与情境明显变得更为丰厚；声称了解用户，也获得了新的经验坐标。用户如今被置于更广泛「用户旅程」之中的「用户情境」里；他们处于充满丰富体验的世界，而设计任务就是聚焦这些体验。即便「真实」用户没有出现，设计师也会发明细节丰富、却实质上虚构的人物或「人物画像」。在这一系列变化中，产品与服务仍然重要，但体验设计从体验这一位置出发，再倒推回产品或服务。 借鉴行为心理学的洞见，交互设计的认知路径早已假定用户并非理性，这一假定延续到体验范式。这并不是说认知路径假定用户非理性，而是把完整的一系列认知「行为」都纳入讨论。实际上，第二范式的前提正是：设计师与工程师不能事先假定用户会按设计意图来使用；通过界面实现 Engelbart 式的「增强」人类智力，并非理所当然。[^u006-029]《别让我思考！》（Don’t Make Me Think）[^u006-030]和《认知设计》（Designing with the Mind in Mind）[^u006-031]等行业书籍，提供了为认知上有缺陷的用户进行设计的实用建议。 这种非以理性为前提的、行为性的用户，构成当代大量交互设计的基础；创造一种期望的体验，要以它诱发特定行为的能力来评估。在这里，为塑造行为而设计体验，明确融合了社会文化、心理学与行为经济学洞见；研究充分的「助推」形式就是一例。[^u006-032]在体验设计层面，最阴险的认知行为路径表现为「黑暗」设计模式：它们故意利用用户的认知弱点来欺骗、误导用户。[^u006-033]然而，刻意助推与欺骗，只是那些本来就被设计为引导认知的体验中最显眼的实例。 因此，尽管用户的想象体验、被设计体验与实际体验具有丰厚性，作为设计对象的用户体验仍必然残留一种工具性。体验被设计出来，是为了「作用于」用户，引起变化或达成预设结果。认知虽然不是设计的唯一目标，却是决策与其他较低层级反应的所在，[^u006-034]因而认知要素往往受到优先重视。例如，行为经济学家如今倾向于谈论设计「选择架构」：建造物质环境，鼓励某些特定选择而非其他选择，同时生产一个积极主动、进行决策的用户；这样的用户被理解为决策者，而且必须作出决定，才能验证（选择）架构的前提。 这种认知行为用户扎根于行为心理学；在那里，心智或心理被放进黑箱。心理学的认识方式转而围绕受控实验展开，重点是观察受试者的认知行为。[^u006-035]把心智黑箱化，并优先采用一种特殊的经验主义，这吸引了一代经济学家：他们对检验新古典经济学所依赖的、据说会使效用最大化的个人产生兴趣，并通过实验动摇了经济学核心的这个理性人物。[^u006-036]在体验范式中，这种心智黑箱化获得了新的具体形式和新的功能。 设计过程完全可能涉及定性甚至民族志式的研究，但当人们实际使用货币应用、用户与体验真正交接时，这个过程很适合行为洞见及其方法，因为真实用户通常只被记录为一系列数字痕迹。也就是说，用户也许身处一段拥有丰富象征意义的体验「之中」，但交互却以一串数据信号的形式经界面反馈回来。[^u006-037]早期网页设计几乎未曾意识到数字交流的「信息生成」维度，[^u006-038]如今的体验却塞满各式行为数据点；它们既被用来衡量体验的表现，例如转化率，也被当成开展实验的一组坐标。[^u006-039]A/B 测试与多变量测试会向不同用户投放略有差别的界面版本，再按预定标准衡量产生的行为。它们恰恰把体验视为不断展开的实验，并把行为视为构成体验的材料；行为不仅是「认识」的基础，也是行动的基础。随着应用实际用户规模扩展至数百万，这种后民族志、后人口统计学的用户——作为数据信号的用户——走到设计考量的中心。[^u006-040]的确，当最初设计出来的体验及其在民族志意义上丰厚的用户被放归数字日常的野外，行为数据的规模化，以及把体验重新框定为实验，表明第三范式也许正在变成别的东西。这些混合的「体验—实验」（experiements，原文造词），日益成为平台资本主义创新的运作方式。在数据驱动的体验—实验中，我们谈论的简直是一种近乎盲目的创新。数据与设计混合而成的权威，取代了熊彼特式的英雄企业家。体验经济由行为的无形之手引导。 「支付领域」的寒武纪大爆发，是作为交换的货币的一次内爆，也是作为体验的货币的再生。体验成为独特的价值主张——确切说，一个卖点——货币领域的各类应用都可以据为己有。体验是舞台化、表演、写剧本，是被工具化的戈夫曼式框定；它是新的「价值单位」，是《1984》式的「惊叹时刻」。但它也是与设计实践结合的一种具有民族志丰厚度的世界观。体验关乎人们身在何处——具身、情境化——关乎他们拥有什么——情感、情绪、行为——也关乎设计主动（再）创造、作用和实验的对象；体验徘徊于方法论与世界观之间。 ### Apple Pay 要考察货币被重铸为体验的过程，让我们回到苹果。Apple Pay 在 2014 年 iPhone 6 发布会上首次公开亮相。在对当时的新款 iPhone 6 作完总体介绍后，苹果首席执行官 Tim Cook（重新）漫步上台，宣布他「想谈一谈一个全新的服务类别」。[^u006-041]他停顿良久后继续说：「它的一切都关乎钱包。」他身后的屏幕上出现一个厚实的黑色皮钱包，稍稍张开，露出几张银行卡和凌乱的纸钞。他继续说：「我们的愿景，就是替代它。」Apple Pay 被呈现为实现这一愿景的第一步。观众先听到美国支付行业的概况：年交易额 4 万亿美元，每天处理 2 亿笔交易；随后 Cook 的话锋一转：「也就是说，每天有 2 亿次，我们手忙脚乱地寻找信用卡，经历一个相当陈旧的支付流程。」他播放了一段短而略显刻意的视频：一位女性在商店用 Visa 银行卡付款；她翻找钱包，卡片很难从卡槽中抽出，需要出示身份证件，磁条读取失败；卡片与收据一并退回，两样东西又都需要收好。银行卡及其磁条技术遭到全面抨击：它已有「五十年历史」，「过时而脆弱」，「卡片很容易丢失，或遭盗用」。 Cook 接着承认，许多人已经尝试创建能在支付行业站稳脚跟的移动钱包，却都失败了。他问：「这是为什么？」 > 因为事实证明，大多数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一开始就着眼于建立以自身利益为中心的商业模式，而不是关注用户体验。我们喜欢这种问题。这正是苹果最擅长的事。 观众再次看到那位女性在店内付款的情境。这一次，她拥有 Apple Pay。到了收银处，店员再次报出总额。她把手机靠近无线支付终端，把拇指按在 iPhone 的指纹扫描器上。轻轻一声提示音，确认交易完成。「就这样！」Cook 宣布。然后又说：「就这样！」他再放一遍视频，以防观众刚才「眨了下眼」而错过。此时，Cook 将舞台交给软件与服务高级副总裁 Eddy Cue，让后者讲解所有技术细节。这些细节对于评价 Apple Pay 的实际功能当然很重要，但主要工作已经完成。「就这样」就是 Apple Pay 的「惊叹时刻」。 第一段视频中，Cook 把支付确立为体验的剧场：一位在商店里的女性，一个手提包，一个钱包；一名店员，一张柜台，商品与袋子，刷卡终端与收银机。它涉及语言与手势交流，以及一系列身体动作——抓取、整理、刷卡、抽拉、瞥视、阅读等等。磁条卡成为主要反派，钱包、刷卡终端和身份核查在旁助阵。Apple Pay 作为低调的英雄登场，改写剧本，引领用户踏上一条新的、更简单的旅程。 对于这一重新编写的体验在策略层面的行为维度，我们不打算过多推测。但仅仅时间上的改变——就这样！——想必已与所谓购买或转化「漏斗」相关，尤其是在最终付款环节。它还可能通过减少消费者反思的机会，影响用户的「当下偏差」——决策时偏重眼前。其实并不需要这样推测，因为苹果在开发者网站上公开宣传 Apple Pay 的行为效果，让早期采用者见证改用 Pay 的好处。[^u006-042]看看其中一些证言： > Groupon 的一位产品经理：「Apple Pay 促进了更多实时交易，提高了转化率，并增强了 Groupon 的整体移动体验。」 > Indiegogo 的一位产品总监：「使用 Apple Pay 后，我们的转化率增长了 250%。」 > Chairish 的一位「产品副总裁」：「有了 Apple Pay，我们的转化率变成了三倍。」 > Fancy 的首席执行官：「Apple Pay 顾客的购买频率比其他用户高 30%。」 每条证言之后，苹果的文案人员都进一步阐释：「新顾客轻点一下就能购买优惠商品」；「DoorDash 团队消除了新用户结账体验中的阻力」；「有了 Apple Pay，无须选择支付方式，也不必输入数据，从而实现最佳顾客体验」；「因为首次体验更好，顾客回来得更频繁」。Apple Pay 的「价值主张」就是改善付款体验，从而提高销售转化率。也就是说，作为体验货币，Apple Pay 承诺比其他支付方式更频繁、更有效率地离开所有者的手中——或者手机中？ ### 批判的坐标 Apple Pay——或者 Android Pay、Samsung Pay、支付宝、微信支付、Paypal 等——能否确立支付领域「杀手级应用」的地位，相比体验货币整体兴起这一趋势，只是次要问题。支付领域以及更大的应用生态之中的竞争，正在围绕这种重写体验的方式形成。我们该如何理解体验货币？ 体验货币理应令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家不安，因为它预先就把一个行为性的、非以理性为前提的行动者引入市场。也就是说，体验货币在促成市场活动的过程中，就已作用于用户。行为经济学也发现自己处境尴尬：它从行为心理学借来的洞见，本来是为了比新古典路径更好地解释经验上的经济活动，如今却已被写进经验现实本身。因此，从这个位置解释经济现实，会遭遇某种本体论循环。换言之，行为经济学迎来了自己的「引擎，而非相机」时刻。[^u006-043]这不至于让太多货币实验室的读者感到不安，因为他们来自更具批判性和创造性的视野。事实上，这说明体验货币的经验现实可以成为弹药，用来反对上述解释经济活动的方法。但我们也可以提出更根本的问题。 随着苹果、谷歌、阿里巴巴、腾讯等继续进军银行、支付、转账以及其他传统上由银行和信用卡公司把持的服务，全球金融与数字文化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消失。以这些参与者及其体验干预为基础来批判政治经济学，意味着什么？当市值最高的五家上市公司中有四家——苹果、Alphabet、微软与亚马逊——都在实验体验货币时，这个问题便十分紧迫。当批评的对象是体验经济时，批评应当是什么样？我们能从这些体验贩售者身上学到什么？未来的干预必须学习并作用于这种体验领域的最新实践。 ### 参考文献 Angel, Gary. *衡量数字世界：用数字分析推动更好的数字体验（Measuring the Digital World: Using Digital Analytics to Drive Better Digital Experiences）*, 第 1 版, Upper Saddle River, New Jersey: Pearson FT Press,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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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6-003]: 当然，总体而言，苹果 App Store 与谷歌 Play Store 的应用数量都显著增长。 [^u006-004]: Android Pay 与 Apple Pay 虽然作为各自应用生态的原生产品拥有显著竞争优势，但两者取得的市场进展都无法与中国同类服务相比。例如，据报道，支付宝拥有 4.5 亿用户，占中国 5.5 万亿美元移动支付市场的 54%。其主要竞争对手是微信支付（WeixinPay 或 WeChat Pay），目前占有 37% 的市场。参见 Louise Lucas, ‘蚂蚁金服称日活跃用户翻倍（Ant Financial claims doubling of daily users）’, *Financial Times*, 2017 年 5 月 17 日, https://www.ft.com/content/8925ad98-3add-11e7-821a-6027b8a20f23?mhq5j=e2. [^u006-005]: Viviana A. Zelizer, *经济生活：文化如何塑造经济（Economic Lives: How Culture Shapes the Economy）*,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Viviana A. Zelizer, *货币的社会意义：零用钱、工资、贫困救济及其他货币（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u006-006]: Wendy Hui Kyong Chun, *为了保持不变而更新：习惯性新媒体（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Habitual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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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6-041]: Apple, *苹果——2014 年 9 月发布会（Apple - September Event 2014）*, 2014,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38IqQpwPe7s.; 说明：下文所有对 Tim Cook 的引用均取自这段视频。相关部分从第 43 分钟开始。 [^u006-042]: Apple. ‘Apple Pay——苹果开发者（Apple Pay - Apple Developer）’, https://developer.apple.com/apple-pay/.; 说明：下文所有证言均取自本页。 [^u006-043]: Donald Mackenzie, *引擎，而非相机：金融模型如何塑造市场（An Engine, Not a Camera: How Financial Models Shape Markets）*, 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 2008. # 区块链与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分布式再生产 **Robert Herian** 经济学家 Joseph Stiglitz 在讨论计算机操作系统时指出：「正如大家说同一种语言非常方便，大家使用同一个操作系统也非常方便。」[^u007-001]他说的是一个简单明白的道理。如今看来，他接下来的话，清楚呼应了分布式账本技术（DLT）或区块链研究，以及借助金融科技市场向多个领域发展应用的主导趋势：「世界各地互联程度日益提高，自然会带来标准化。垄断了被选中标准的人便会受益。」[^u007-002]区块链目前也许还不是由某个经济主体拥有或掌控知识产权的标准，但由主要传统金融机构和科技企业组成、希望从中获利的联盟，确实越来越多。然而，在不远的将来，情况还会如此吗？如果区块链技术最终由某一家科技巨头控制，真的有关系吗？ 在极短的时间里——可以说就是过去三到五年——区块链迅速崛起，俘获了全球资本家与企业家狂热的想象。如今，无数这样的参与者纠缠在一起，你争我抢，激烈竞争，力图在最新一轮自我满足式的技术创新中获胜。几乎完全由夸张言辞驱动，又因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而出现与技术本性相反的趋势——边缘技术实践逐步中心化、聚集——区块链正迅速成为一种有利可图的主流手段，生产资本主义想象所要求的剩余干预、积累、剥削与再生产。在「创新」与「进步」双重旗号下，在发达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如今想象自己身处的所谓第四工业时代，区块链已成为凭借「改变世界」的技术再生产资本家阶级权力的时髦手段。[^u007-003]区块链创新的推进势头凶猛，截至 2016/17 年，风险资本投资已达数十亿美元，创下纪录。[^u007-004] ### 资本与「颠覆式」创新：一场创业者的恋爱 区块链作为资本家阶级权力再生产手段的问题，并非始于技术本身，也不终于技术本身，而在于人。设计、建造这项技术的人，也许只把区块链当作智力挑战。我们能在多大程度上，把例如编写软件或搭建平台的人，与企图利用技术的人区分开来？后者不只是为了在短中期内获得个人财富，也是为了体验成为积极经济主体这一过程本身的刺激。如果这两种人恰好是同一个人，即所谓科技企业家，区分就更加模糊。对于这群热衷科技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与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区块链技术提供了开拓新市场的机会，并使 David Golumbia 所说的「广泛的攫取性和剥削性商业实践」成为可能，最终「增强公司与资本的权力，使之超出民主政治体试图约束它们的范围」。[^u007-005]讨论技术时，人们容易忘记背后的人；同样，这些人也很容易藏在技术后面，最终利用技术既促成又掩盖自身欲望与动机。这些欲望可能与技术表面上的目标——或者至少与他们告诉世界的目标——截然不同。 从工程角度看，一种基本技术形式能有多种不同用途，就是技术创新的圣杯，正如前面引述的 Stiglitz 所言。但这些创新在经济上的表现，同样令许多人欣喜，原因很简单：如果无须花时间或金钱改变技术，就能使其适合多种应用，那么你很可能得到了一种成本效益很高、组织上十分高效的技术「组织形式」。[^u007-006]如今指出资本坚持以新代旧，已经是老生常谈；它可能通过物质淘汰，也可能通过其他犬儒式的非物质手段，操纵个人的主观欲望，例如广告、营销等。但我们必须认识到，在这里，为新事物让路——或强行推出新事物——究竟代表什么：这是一个深刻的意识形态过程，且往往极其犬儒，它决定利益只落入少数人之手，并通过不断制造（所谓）问题与（必需）解决方案之间的张力，推动资本家阶级权力继续前进。 与 HBO 热门喜剧《硅谷》的滑稽情节相似，企业家关于进步与创新的叙事，充满异想天开和梦幻般的逻辑：问题总已与解决方案对应，反之亦然，无穷无尽。在这一点上，资本家阶级权力再生产的核心，是必须召唤愿意参与问题对解决方案游戏的个人来履行职责。不过，企业家与 Louis Althusser 笔下被询唤的经济主体相似，不仅回应资本主义的召唤或呼喊，还把欲望对象安置在资本内部的理性与（非）逻辑中。企业家爱上创新，享受它的承诺；创新成为他们的「热情」。[^u007-007]于是他们告诉自己，重要的是创意而非收入，同时又在成功与失败的循环中，寻找那个足以保证他们发大财的伟大创意。[^u007-008] 企业家与资本家的目标，始终是发掘能「颠覆」、能创造更多竞争与市场的创新和技术。区块链正是这种「颠覆性」技术的典型，因此成为资本与创新这场持久爱情故事的最新篇章。但重要的是，不要把技术与创新混为一谈。后者「正是资本主义的构成所在，也是每一个资本主义企业必须身处其中的东西」。[^u007-009]创新与进步一样，植根于历史偶然性与权力叙事。Jill Lepore 说：「创新的观念，就是剥去了启蒙抱负、擦净了二十世纪恐怖、摆脱了批评者的进步观念。颠覆式创新则更进一步：它针对自己描述的那种诅咒，许下获救的希望——颠覆吧，你就会得救。」[^u007-010] 不过，让我们坦诚一点：在许多为之欢呼的语境中，所谓技术革命与颠覆完全是空洞概念。首要原因是，它们实际上什么也没有颠覆。相反，所谓颠覆性技术维持并强化现状。在我看来，颠覆很多时候是彻底保守的。为什么？仅仅因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即基础结构——也正是技术之所以被开发和部署的根本原因——面对所谓宇宙级颠覆力量时，始终原封不动。颠覆不仅常常是一项保守事业，而且无非是在房间里重新摆放家具，却试图让人相信换了一个房间。Althusser 所说的那种关系没有发生任何变化，无论激进还是其他变化：「（上层建筑）上面『楼层』发生的事情，归根结底由经济基础中发生的事情决定。」[^u007-011]资本主义远未被创新动摇，反而像危机之后一样，因企业家的修修补补而蓬勃发展；这些企业家喜欢相信自己正在改变世界，是社会正义的捍卫者。正如 Joseph Schumpeter 所说——虽站在争论的另一边——创新作为技术变异，只是「不断地从内部革新经济结构」。[^u007-012] 经济基础蓬勃发展，体现着自亚当·斯密以来支撑资本主义、基本未变的观念与实践。创新从未打断资本雄心的条件或正常进程，恰恰相反。经济主体热衷于拜倒在神一般的市场力量脚下，吟诵不断变化的技术创新咒语；他们展示的爱，一次又一次强化资本，使它焕发活力。技术也许改变了，但在这个过程中，改变的只有技术。那些围绕欲望、需要与动机——即「问题」——以及被动员来回应它们的技术——即「解决方案」——展开的叙事，仅仅受到细微而无效的扰动。叙事本身又可以被资本不断改写，甚至被资本「利用」，例如为持续创新的快感辩护，解释为什么更多个人和企业应当以创新之名沉迷于风险。Lepore 说：「颠覆的倡导者与循环论证颇为投契：一家成熟公司如果不颠覆，就会失败；如果失败，一定是因为它没有颠覆。初创公司若失败，那就是成功，因为大规模失败正是颠覆式创新的标志。」[^u007-013] 既然颠覆只能在自身逻辑与理性的边界内得到真正理解，那么，把它理解为一场自恋故事，也许最合适。作为一种精神，颠覆服务于资本家阶级自我关涉的需要与欲望。因此，我们可以把它看成一种自我满足式的自恋，最终强化资本的意识形态统治。企业家是创新的传教士，也是资本天然的步兵、叙述者与讲故事的人。他们以近乎宗教的狂热构建叙事，为创新而创新辩护，把创新奉为「善」。然而，企业家鹦鹉学舌般地重复某项技术将改变世界、造福全人类的陈词滥调，只会让他们显得更加虚伪。更重要的是，这凸显出这些故事的伪装背后，是资本的基本要求在引导企业家的欲望。硅谷的知识核心斯坦福大学的一位计算机科学毕业生，在校刊请他评论自己在那里经历的企业家动机与初创文化的真相时，这样说：「企业家喜欢『把它包装成我们要改变世界……很多时候，找不到更好的词，那就是胡扯』。他说，『说到底，人们想赚钱。』」[^u007-014] Joseph Schumpeter 说：「我们已经看到，企业家的职能，是利用一项发明，或者更一般地说，利用一种未经尝试的技术可能性，生产新商品，或以新方式生产旧商品，从而改革或革新生产模式。」[^u007-015]他把企业家描绘成革命者，但让我们再问一遍：除却表面，企业家真正有兴趣改变什么，更不用说反抗什么？企业家以资本之名承担风险、作出牺牲，而他们身处的情境恰恰是展示风险与牺牲的竞技场。失败，而非成功，成为从事真正现代商业实践的必要条件。仿佛西西弗斯的神话已经成为现代企业家的生活原则，而区块链世界不过是这场戏上演的最新舞台。 ### 技术 > 效率 > 垄断 两百年来，资本主义针对技术角色与地位所采用的策略，基本没有变化。这也呼应了 Althusser 关于（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根本永恒性的说法：「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具有一种结构与运作方式，使之成为非历史的现实，也就是全历史的现实；意思是，那种结构与运作方式恒定不变，在一切可称作历史的过程里，都以相同形式出现。」[^u007-016]两百年间，许多技术被投入资本的服务之中，其中有些已证明可以用于多个产业领域。 19 世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时，蒸汽动力就是经典例子；如今，区块链等多种计算形式似乎也满足了同样的跨领域标准。由于成本效益高、效率高，这些技术带来的成功，可以直接归因于加速创新的欲望，以及它们用更少劳动投入生产更多剩余的能力，也就是 André Gorz 所说的向后推移「足够的边界」。[^u007-017] 效率只是衡量创新成功的一种尺度。然而在当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效率已成为商业（和社会）领域是否正常运作的首要尺度。简言之，在生活各处，高效就是好，低效就是坏。这一判断植根于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即「使利润最大化，促进无止境的资本积累，并再生产资本家阶级权力」。[^u007-018]在资本主义下，创新已成为提高效率的代名词，也成为汇聚各种优势的代名词；资本谋求这些优势，以确保支配所有社会、文化与政治领域。因此，以完美的、乌托邦式的竞争市场为形式的「自由主义经济理论的奠基神话」，就真的只是神话。[^u007-019]相反，经济理性的逻辑，资本所追求的优势聚集，最终指向别处：垄断。[^u007-020] 即使像 Ludwig Von Mises 这样看似激进地宣扬资本主义去中心化自由本质的人，也不免承认垄断在资本主义理性中难以摆脱。Von Mises 承认，资本主义权力集中于垄断，说明自己的资本家同伴已经找到赚取更大利润的方法；而这毕竟正是目标。[^u007-021]既然利润是目标，它也就是最终必须尊重的东西。因此，考察创新能够促成什么时，不能以竞争与市场增长为标准，至少不能把它们当成目的本身，而应从整合与垄断的角度考察。[^u007-022]毕竟，竞争与市场内在地充满风险、不确定（不可预测）和混乱；这些特征都威胁利润，从而也威胁与之相伴的资本家阶级权力再生产。如果能完全避开竞争和市场，或者使其不像普通的竞争和市场那样运行，例如成为基本无风险的实体，那么资本主义下的经济理性最终就会朝这个方向拉动。企业家会为他们的资本家主人铺平这条路。正因如此，资本十分偏爱确定性与不变性；两者都可以在没有竞争的垄断中实现。[^u007-023] ### 区块链的（去）中心化 区块链随加密货币在 2007/08 年间崭露头角。它对于解决所谓「双重支付」问题至关重要，也代表了一种匿名、安全、分布式、去中心化交换实践的新路径，使加密货币社群得以绕过主流、传统、既有的中心化资本主义模式——也就是 Satoshi Nakamoto 所说的「不通过金融机构」。[^u007-024]然而，区块链迅速进入最新一轮迭代，即区块链 2.0，人们期待它所帮助解决的，远不止金融交易问题。对一些人而言，目标是全面恢复互联网的去中心化构成。[^u007-025] David Harvey 说：「去中心化是维护高度集中权力的最佳手段之一，因为它把这种集中权力的本质，隐藏在个人自由的表面之下。」[^u007-026]这短短一句话，完美描述了我们被告知区块链应当实现的目标，以及它实际上正被改造来为资本服务、实现的目标。去中心化确实是区块链运作方式的一种结构现实。这没问题。但如果最终指导区块链研发，且更重要地，为它提供资金的欲望，都趋向中心化，甚至很多本来就扎根于中心化，那么去中心化就会迅速成为中心化的工具。 作为意识形态形式，加密货币大体处于极端自由意志主义与无政府资本主义的范围之内。[^u007-027]这便是当代形式的区块链生长出来的土壤。区块链 2.0 拥有同样的基因，却受到主流、正统得多的资本主义形式的影响。这意味着更多资本主义、更少无政府主义。此外，Nakamoto 所提出的对正统金融模式的「颠覆」，并未变成对资本主义基本逻辑的真正颠覆；后者仍支撑加密货币与区块链的研究、开发和使用。因此，在服务于资本家主人的企业家手中，区块链提供的是让某些网络和系统（重新）中心化的手段，而非让它们去中心化的手段。[^u007-028] 区块链似乎与资本家阶级权力的集中趋势，也就是资本追求垄断这一事实相抵触。信徒们相信，它在分布式、去中心化的计算节点之间，再生产新的自由与自由意志主义的阶级权力。[^u007-029]依照资本主义的自由主义神话，更多市场、更多竞争有助于抵消垄断和中心化的威胁；区块链据此创造了去中心化的完美幻象。那些坚持把去中心化当作区块链自由意志主义资格之本质的人，被误导了。[^u007-030]每个碎片化节点被「当代资本主义的力场」俘获，反而在维持资本主义经济理性的统治中发挥作用。[^u007-031]有一点可以肯定：如今区块链已经牢牢成为传统资本主义机构的玩物，也成为各种初创公司的玩物；它们来到餐桌前乞讨面包屑，以满足自己对失败的欲望。正如 Lepore 所说，风险资本家与投资者告诉「在初创公司工作的暴发户」：「忘掉规则、义务、良心、忠诚、对共同财富的意识。如果你创办的企业成功了，就把它卖掉，拿钱走人。别回头。别停步。颠覆别人，否则就被别人颠覆。」[^u007-032] 创新一直以来都「立即被视为开辟经济增长新途径」，抵消经济扩张有极限这一点对资本的威胁，并由此宣告一种新的、不断扩大的「由技术视野拓宽所强加的愿景」的到来。[^u007-033]然而，如果我们多数时候面对的真相确实是为创新而创新，那么它便跨立于野蛮与文明之间的界线上；正如 André Gorz 所说，它造成了对「任何一种机器的技术命令不加批判的服从」。[^u007-034] 区块链的研究、开发与使用，处处渗透着资本家阶级权力。它远非全然新奇，也未在社会经济世界引发激进转变——企业家喜欢把这种转变想象成「颠覆」。至少就目前所见，区块链不过可以被加入那份被征召为资本服务的技术长名单，以强化并保证资本家阶级权力的再生产。甚至 Joseph Schumpeter 所谓仅仅「从内部」革新资本主义的「创造性破坏」，也反映出区块链真正所属的那类「创新型」资本主义策略。[^u007-035]因此，区块链真正值得被理解的方式，只能以资本主义的根本目标为背景。要理解区块链现在及不远将来所牵涉的利害，核心就在于批判这项技术及其社会文化影响，而不是不加批判地崇拜新事物。 ### 参考文献 Althusser, Louis. *论意识形态（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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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7-003]: 有些评论者认为，与其说这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又一场工业革命。例如世界经济论坛创办人兼执行主席 Klaus Schwab。参见 Klaus Schwab，《第四次工业革命》（The Fourth Industrial Revolution），New York, NY: Crown, 2017。 [^u007-004]: 参见 James Ovenden, ‘2017 年区块链主要趋势：这项举世瞩目的技术将走向何方？（Blockchain Top Trends in 2017: What lies ahead for one of the world’s most exciting technologies?）’, *The Innovation Enterprise,* 2016 年 11 月 29 日, https://channels.theinnovationenterprise.com/articles/blockchain-top-trends-in-2017. [^u007-005]: David Golumbia, *比特币政治：作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软件（The Politics of Bitcoin: Software as Right-Wing Extremis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p. 69. [^u007-006]: David Harvey, *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London: Profile Books, 2015, p. 92. [^u007-007]: Louis Althusser, *论意识形态（On Ideology）*, London: Verso, 2008. [^u007-008]: 硅谷流行用「自力更生创业者」（bootstrappers）称呼那些想从零建立公司的企业家。这一经典形象源于 Horatio Alger 在 19 世纪晚期创作的小说：他以底层人物凭勇气和机智攀登繁荣阶梯的故事，描绘美国梦的浪漫主义。 [^u007-009]: Joseph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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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7-018]: Harvey, *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pp. 96-97. [^u007-019]: 同上, p. 132. [^u007-020]: 垄断化倾向并不仅仅指个人或公司完全控制某种资源，也会采取更隐蔽的形式，例如垄断租金和定价，其作用是限制某些商品的生产（例如参见 Joseph E. Stiglitz，《不平等的代价》〔The Price of Inequality〕；Thomas Piketty，《二十一世纪资本论》〔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Arthur Goldhammer 译，Cambridge, MA and London: 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尽管形式隐蔽，仍能看出单一的逻辑：以其独特的效率为前提。因此，个人为自己获取最大利润的一种最经济、也就是最高效的方式，是不让别人接触那些利润的来源。 [^u007-021]: Ludwig Von Mises, *自由主义：古典传统（Liberalism: The Classical Tradition）*, Bettina Bien Greaves 编,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05, p. 65. [^u007-022]: 就连 Schumpeter 也承认这一点。例如参见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第 68–69 页。 [^u007-023]: 在某种程度上，法律是一种社会组织形式，资本长期期待它让（商业）世界更确定、更可预测。另一方面，面对技术扩张，法律往往显得十分保守；法律与技术之间某些相当无效的关系，也无助于改善这一形象。英格兰和威尔士电子产权转让系统未能实施，便是经典例子。例如参见 Michael Cross，〈律师协会支持改革「分散注意力」的电子产权转让法〉（Society backs reform of “distracting” e-conveyancing law），The Law Society Gazette，2016，https://www.lawgazette.co.uk/news/society-backs-reform-of-distracting-e-conveyancing-law/5057115.article。 [^u007-024]: Satoshi Nakamoto,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2008,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p. 1 [^u007-025]: 参见 Kelliher, ‘失败的特权（The Privilege to Fail）’, p. 8 [^u007-026]: Harvey，*资本主义的十七个矛盾及其终结（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 [^u007-027]: 例如参见： Samuel Edward Konkin III, *新自由意志主义宣言（New Libertarian Manifesto）*. Koman Publishing, 1983,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20223021118/http://agorism.info/NewLibertarianManifesto.pdf; 以及 Fiona Kelliher，〈失败的特权〉（The Privilege to Fail），第 9 页。 [^u007-028]: 中心化在此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恰恰因为例如 Hayek 这样的人往往把它看作、说成反资本主义（共产主义）倾向的症状，而非资本自身的最终目标。然而，作为资本主义经济理性以及把效率视为积累和利润最大化之关键的逻辑的产物，作为垄断的中心化，显然为资本主义利益相关者所面对的竞争与市场之混乱不确定性（「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换言之，如果在与市场中的其他利益相关者协商，和将资源、财富与权力最终集中整合到一双手中之间作选择，资本主义的逻辑与理性偏爱后者。正如马克思在界定「集中规律」时所说：「资本在一只手中聚集为巨大的总量，是因为它在别处从许多人的手中被夺走。」（Karl Marx，《资本论，第 2 卷》〔Capital, Volume 2〕，London: J.M. Dent & Sons Ltd., 1930，第 691 页。） [^u007-029]: 正如 David Golumbia 所说：「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的角度看，政府——所有政府，而非仅仅我们所指斥的当下某个做错事的『坏』政府——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削减那种内在地属于消极意义的自由……所谓『自由』，无非就是免于政府的『自由』。」（David Golumbia，《比特币政治》〔The Politics of Bitcoin〕，第 6 页。） [^u007-030]: 对于寻求让政府完全退出网络空间的无政府资本主义者，区块链看似代表一项突破。但至少从左翼批判的视角看，国家撤退留下的真空，可能比现在更甚地被经济理性的阴险力量填满；这些力量殖民并蚕食政治。在区块链的开发或控制中，国家也许不是最好的力量选择，但资本主义这一替代方案也谈不上改善。不过，两种立场都能掩盖那种产生去中心化的中心化。 [^u007-031]: Lorenzo Chiesa and Alberto Toscano, ‘圣爱与无神论的匿名宗教（Agape and the Anonymous Religion of Atheism）’, *Angelaki Journal of Theoretical Humanities* （第 12 卷，第 1 期，2007 年 4 月）, p. 118. [^u007-032]: Lepore，〈颠覆机器〉（The Disruption Machine）。 [^u007-033]: Robert Heilbroner, *世俗哲学家（The Worldly Philosophers）*, London: Penguin, 2000, pp. 102-103. [^u007-034]: Gorz，*经济理性批判（Critique of Economic Reason）*，第 87 页。 [^u007-035]: Schumpeter，*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 来自去中心化货币世界的明信片：三部曲 **Jaya Klara Brekke** ### 第一部分：异化，我爱你 *巴塞罗那市中心，一间六楼办公室，2015 年* 阳光从窗户倾泻而入，照亮了一群人的面孔：市议会的行动者、本地比特币创业者、Faircoin 无政府主义者、Freecoin 狂人，[^u008-001]以及一些头脑清醒、极其投入的互补货币组织者。 有时，单独一句话便会盖过原本十分深刻的大量交谈。所以，在尽情谈论那句自那个下午起就一直回响在脑海中的话之前，我要先快速记下那些深刻之处。这只是为了告诉你：巴塞罗那那个春日里，确实有很多有趣、振奋人心的讨论，涉及诸如： - 不同货币设计的政治含义； - 如何以一种「合作证明」的协作流程，通过自动轮流挖矿，取代比特币用于验证交易的「工作量证明」共识协议中的竞争性挖矿；[^u008-002] - 多重签名的加密货币钱包，如何让共同持有的数字钱包，也就是「货币图腾」，成为可能；[^u008-003] - 函数式编程语言，以及让代码更接近自然语言，如何帮助复杂系统变得易于理解； - 这为什么对于赋权于人、让人参与系统开发至关重要，因为这些系统，包括未来的货币基础设施，正日益塑造他们／我们的生活； - 巴塞罗那市如何致力于开发一种用于减贫和公共服务的社会货币；[^u008-004] - 与会者有需要也有兴趣弄清，服务于不同功能和地理区域的这些货币，如何在某种共同银行中彼此对接，以促成一个货币生态系统；[^u008-005] （……还有很多很多，对我的思考、写作和演讲产生了影响。[^u008-006]） 交谈与演讲就这样继续，吧啦，吧吧吧啦，区块链；突然，有趣的讨论发生了超现实的慢镜头转折，我听见： > 那么，我们就能拥有真正自由的市场了！ 稍稍倒回去：说这句话的人在进步派巴塞罗那市议会「巴塞罗那共同体」（Barcelona En Comu）工作，负责社会货币项目，这是他讲完一个故事后的结论。他一直在说明，如今技术让人们能够创造做各种好玩、有趣之事的货币。举过几个例子之后，例如会自毁的货币——我同意这很有趣，它部分涉及「滞留费」的概念，[^u008-007]即货币随时间贬值，从而鼓励流通而非积累——他又举例说明，这类货币如何让我们给「真正重视的东西」赋予「价值」。在他提出的情境中，一个孩子画了幅画，社区里的几个人、祖父或邻居，可能确实珍视它；那么，为什么不真正为它估值，把它转成价值代币呢？接着就能拿代币去当地酒吧，买点本地酿的啤酒……由任何人自由地给我们珍视的一切赋值，而不是由银行或老板决定什么值得珍视；于是我们就能拥有 > 真正 > 自由的 > 市场。[^u008-008] 不过，把这个简短例子——那天下午随口抛进讨论的一次笨拙脑洞和文字游戏——理解成市议会关于社会货币的立场，是不公平的。它并不代表那种立场，巴塞罗那社会货币也不是本故事的主题。不，我在这里想谈的，是区块链技术如何似乎把许多人卷进了关于货币、市场、权力与技术的奇怪、矛盾且完全意想不到的立场，以及我如何努力重新站稳脚跟。 让我愣住的，是这个人竟如此兴高采烈地想把孩子画画纳入生产活动的循环与要求之中。 这位市政主义行动者的话虽然不代表政策本身，却指向一种更广泛的主张：可能将新形式的活动、为「社会公益」所做的工作等货币化。它也指向创造新货币，以激励社区需要的努力，同时缓解失业增加、福利支持减少所导致的收入匮乏压力。其背景一方面是对科技巨头通过数据市场把我们的社会关系与日常活动变现的批判：回应之道是，要求它们为这些从中获利的活动支付工资；更好的办法则是，从这些公司手中夺回系统，交给公共机构运营，发明新货币，确保这类工作从此得到报酬。另一方面，把这个分析沿无政府主义方向延伸，就会问：既然可以通过点对点网络自己运营，为什么还要交给公共机构？ 我也许赞同这种情感——用适当的工资，给予原本可能是剥削／攫取的处境以尊严——但很难看出，这怎么不会同时扩大工作的领域，以及被认为可以交易的东西的范围。突然间，我们不是在限制不得不工作的时间，不是让某些珍视之物置于市场动力之外，而是把通常构成闲暇的活动变成了可交易之物。 这里我不打算重复别人已经表达过的批判，[^u008-009]即区块链如何成为再生产新自由主义主体性的终极工具；它大致是说： *区块链技术爆炸式地到来，把新自由主义炸成细小碎片；这些碎片没有消失，反而像雨一样落下，刺入我们每个人和我们的东西，把一切物品变成资本／资产，把一切努力变成工作／金融投机。* 这其中确有刺人的真相。我的朋克朋友每天查看比特币汇率图，把投资组合分散到 NEO、[^u008-010]OMG、[^u008-011]Dash[^u008-012]和 Ether，[^u008-013]结伙成立资产管理合作社之类的组织；[^u008-014]而其他无政府主义伙伴正研究如何将易货经济数字化并扩大规模。这个想法与金融科技创业者的雄心有种诡异的契合：他们不只想创造「物联网」和「货币互联网」，还想创造我们或许可称为自动化的「物经济」的东西，使「任何物件都能出租、出售或共享——无需中间人」。[^u008-015]（一个真正自由的市场——就连货币本身也被去中介化，由自行交易的物件和相互扣合的声誉系统取代？） 在政治层面，以及这些新行为和发展对于权力、对于将平等获取资源和团结互助制度化的努力意味着什么，仍有很多问题有待厘清。我有一部分并不介意看见朋友们找到别的「快速致富」办法，无论是自己动手投机，还是新的就业形式；他们有些人在近年的经济低迷中手头拮据。赚钱能让人感到棒极了的自主力量。我也认为，主体化的过程仍然开放，比简单复制资本主义逻辑／主体性复杂得多。目前，很难看到投机行为复制之外的更多东西，因为我们正处于淘金热之中：每个人都头也不抬地狂奔，想捞到一点（后面的故事会继续谈）。但眼下，货币垄断已经被打破；至少暂时，某些实验正在进行，既不掌握在国家手中，也不掌握在公司手中。[^u008-016] 随着比特币和区块链的发明，[^u008-017]货币变得可编程、开源。此后的岁月里，它在计算、货币、治理与记账这一新的交汇处激发了大量实验与创造。这个新领域让我们能够极其精细地（重新）编程货币媒介：从什么构成价值创造活动、如何测量它，到为交换的手段与条件设定参数——什么能花、在哪里花、由谁花。这也意味着，货币的设计与编程使越来越复杂的行为工程成为可能，以能够专门针对某些人而不针对另一些人的方式，奖励某些行为而非其他行为。 货币——价值储藏、交换手段，还是社会工程？我这样说，不是要对当代社会作阴郁评论，而是提醒大家：不要以为通过区块链货币做好事的热切意图，必然产生预期效果。尤其是那些以贫困和穷人为「目标」的努力——「目标」这个词本身，也许就泄露了什么。 我只想提出一个希望有帮助的概念，用来思考区块链与新货币设计中旋转、变化的权力动态：获取权。 是什么让一种货币有力量？是它让人获得物品、接触他人、享有服务、进入场所。选择要把什么货币化、什么不货币化，是权力。通过特定货币允许或禁止获取，是权力。货币越通用，力量越大。我们最熟悉的是国家货币，它使人在特定领土内获取东西；而美元出现在其他领土，则成为帝国存在的证据，等等。但可编程货币也能／将会越来越精细地，依照不同行业、产品系列、人口特征、行为、品牌、声誉、身份等，来中介获取权。 过去在某一领土内普遍适用的东西，将分裂成层层不同的获取权。这未必坏；「货币生态系统」确实意味着这一点。然而，开发和设计这类新政治经济体系时，必须认真分析差异化获取权如何关联不平等、身份，以及个人／集体历史。获取特定商品或服务的差异化条件，可以使人失权、受到压迫，也可以赋权于人、同时排斥他人，这取决于你是否是有权决定获取条件的那个人。正是在这里，不平等深刻影响着差异化获取权的效果。 事实上，在巴塞罗那当地一次社区街头聚会的私人谈话中，一位市议员表达过其中一些担忧：任何面向穷人的社会货币项目，都有逐渐滑向行为工程的危险。例如，获取报酬的条件是表现良好，而且只能在认证商店购买某些商品。她说，理想的社会货币项目应当追求普遍获得公共服务，包括中产阶级在内，而不是根据受到细密监控的个人或阶级条件来决定。这只是举一个例子。 那么，我怎么会爱上异化呢？那天下午，在巴塞罗那的六楼，我一度觉得，超级剥削的自由市场唯一好的方面——你懂的，就是「自由」的那一部分——正在消失；一大群笑眯眯的行动者一边告诉我这是为了共同利益，一边把我锁在一份关于过去所有烂事的不可变记录上。我意识到，我喜欢冷冰冰的现金根本不在乎我、不在乎你、不在乎任何人的这一点。无论你是谁，它都是供所有人使用的公共设施。[^u008-018] 货币被归咎于许多事情。它被看成万恶之源，制造贪婪，在生产努力与需求满足之间塞进一个冷漠媒介，从而制造异化。然而，挣到钱所做的事与花钱的能力之间那道间隙——正是异化的属性，货币作为普遍平等化手段的属性——确实也意味着一种平等：一个被社会排斥的人，拿着一枚一英镑硬币，可以像受人尊敬的牧师一样花掉它。某种自由，使人免受他人专横意见的摆布。这未必坏。千万别误解：我不是说现金或市场是中立的。我的观点恰恰相反：现在货币可以重新设计，决定效果的会是具体偶然条件，而非意图；因此，不能只依赖现成的政治经济假设，而应关注这些条件。 在自动化的全球网络技术背景中，试图把市场人性化，可能发生奇怪的事情。那天下午，我脑中的画面大致是：易货＋区块链＝也许把村庄最糟的一面与大都会最糟的一面拼在一起；交易由不可变的声誉系统担保，村中老奶奶压抑人的闲言碎语，经由超级互联的节点瞬间传遍全球，披上客观性的外衣，再通过异化的智能合约系统，执行差异化、精细定制的暴民审判。这只是再举一个对区块链技术的反乌托邦投射。我的意思是，一旦装备上强大联网技术所提供的可能性，对更广泛社会福祉的关心，很快就可能变成阴险的事业。 那天下午在巴塞罗那，我突然对现金生出一阵过早的怀旧。没人在乎我是谁，没人在乎钱从哪里来，我可以在悠闲的星期天早晨拿它买一份土耳其番茄炒蛋（menemen），感觉真好。异化，我爱你，而且已经开始想念你了。 ### 第二部分：献给那些永远无法成为对等者的人 *比特币 GitHub 代码仓库，2017 年 8 月 1 日* 比特币国度早已把这一天标记为一场持续约三四年的激烈冲突的高潮，以及可能最终解决冲突的时刻。争议涉及比特币区块链上区块数据大小的现有硬性上限：1MB。是否应提高它，怎样提高？就在今天，协议将通过硬分叉与软分叉，[^u008-019]分成几个版本，分别决定这个问题以及项目整体发展的前路。 其他作者已经写过出色、信息丰富的文章，说明这个在某些人眼中也许十分晦涩的技术问题具有怎样的政治性，以及它实际上如何反映对去中心化、权力与治理截然不同的理解。[^u008-020]我在这里想谈的故事稍微更具「元」层面。在我看来，比特币扩容冲突真正关系到的是：新型主体性可能如何形成。[^u008-021] 比特币于 2008 年首次作为点对点电子货币系统的方案提出。它令人着迷地结合网络技术、密码学，以及一套通过某些基本市场逻辑为自身安全买单的系统架构。其设想是：我们可以不再需要银行等权威，来担保陌生人之间的关系与信任，而用密码学证明取代这种信任，从而通过对等者的网络运营全球货币系统。 此后，无论在参与的人数、地点、组织与公司数量，还是流经系统的价值方面，这个实验都大幅增长。如今，它面临扩容问题。如果你阅读加密货币新闻网站、[^u008-022]Twitter、[^u008-023]Reddit 的讨论串[^u008-024]及 Medium 上的评论，[^u008-025]会看到扩容冲突源于一种担忧：由于被验证的交易区块大小有硬性限制，交易数量不断增加，网络正在堵塞。因此，一些人主张提高硬性上限；另一些人则警惕这可能使网络某些方面中心化，所以开发了其他方案。[^u008-026] 关键是，对于去中心化与扩容意味着什么，以及哪些用途、功能和系统未来目标最重要，存在不同版本的理解。有些人想击败现有支付系统（Pay-pal、Visa、Mastercard），即使这个过程可能使网络某些方面中心化；另一些人则想暂缓这种雄心，以继续走向完全不同的东西。他们或许更愿意把比特币设想为一个庞大、依然开放、没有预定结局的科学实验，[^u008-027]而非——或者不只——新的全球支付系统。 让我们细看「规模」这个词。规模有许多不同含义：数量、大小、体积与地理分布的增加。我想给规模概念引入另一个方向：差异化。随着比特币网络成长，用户、用途与角色日益分化，这意味着网络性质发生改变，权力问题也随之改变。 我的意思是：一个系统要成为对等网络，就得有一个由——嗯——对等者组成的网络。人们通常与点对点联系起来的假定，比如水平性、权力去中心化、中立、平等与开放，只有在参与者确实互为对等者时才成立。随着越来越多人投入其中，与系统不同方面互动并开发它们，这些应用、互动与人将彼此不同，拥有不同的能力、经验、本领与需求；而且，喂，他们不一定运行完整客户端，不一定贡献代码，也不一定分叉代码库。 这段话献给所有永远不会、或永远无法成为对等者的人。他们可能正忙着做别的有用事情。 「对等者」（peer）是一个有趣的词，它可能既指人，也指技术网络中的节点。在比特币里，对等者是验证并保护网络的矿工和全节点，但这个词也指向作贡献的人、开发者与研究者等等。确实有一个异常活跃、生机勃勃的真正对等者网络，在维护、实验和开发比特币。但我敢说，如今与基础设施的大多数互动，已不来自矿工或全节点，而来自使用交易所与钱包交易的人；他们甚至可能连密钥都不掌握。 *扩容冲突不只关乎增大区块链上的区块大小，也关乎比特币已经达到这样一种规模：我们无法再把它看成由对等者组成。* 这场冲突，以及如今这一基础设施所牵涉的高昂利害，提出了对开发者、矿工与全节点所作决策的问责问题（见 #UASF）。基础设施的某些方面为此提供了出色基础：代码「提交」与贡献透明，开发者邮件列表完全公开，为想深入了解的人准备的术语表与指南数量也令人印象深刻。但从这种开放性中获益，需要相当程度的知识、时间与兴趣；而扩容冲突中那些巨大分裂与模糊传言，并不容易理解。许多人最后只能在不同人的说法之间选择信任某一个人——对于一个号称无需信任的系统，这颇具讽刺意味。[^u008-028] 也许可以公允地说，很多非对等者的互动，来自我们可称为「自己动手的金融投机者」的用户；他们理当对自己卷入的风险负全责。某种意义上，这个项目始于一个令人兴奋的实验，参与的科学家、密码学家和黑客，实际上只需对自己、自己的好奇心与摆弄技术的兴趣负责。当然，这种成分至今仍在；项目到目前仍是爱好者们一项庞大的协作努力。他们为什么要操心这些人？ 如果这套基础设施真的要成长，要拥有投机以外的用途，同时忠于非国家、非公司的情怀，那么现在也许就该承认并思考在此过程中形成的新主体性，以及他们并不都会成为对等者这一事实。那么，我们认为哪些人属于这个新共同体，又如何照顾他们？他们是「用户」，还是别的什么？如果国家据说对「公民」负责，公司对「顾客」或「客户」负责，平台对「用户」负责，那么点对点网络对谁负责？点对点网络扩展时，如何处理差异化，以及依赖系统的非对等者的出现？从没那么阴谋论的角度看，监管可以被视为对这种状况的回应，目的是确保问责。但肯定可以想出更有趣的办法来问责、照顾差异与不同能力；这些办法应比法律的长臂让人舒服，不会陷入繁琐报告的黑洞，也不会变成自动化的村中老奶奶声誉系统…… 除非这些问题得到解决，在那之前，对非对等者而言，这项「去中介化」工程实际上是再中介化：不过把一组中介——银行、政治家和法律体系——换成另一组——开发者、计算机科学家和网络技术；甚至更糟，再加上一层中介与复杂性。 ### 第三部分：保持觉醒，保持自由 *最近，古老欧罗巴某处的一间咖啡馆* 这两个故事有什么共同点？它们其实都在警惕双面话。我并不反对把双面话当作一种狡黠策略，甚至拿它当犬儒式营销伎俩，我也没有那么反感。但若是无意识地使用——你，在骗自己——朋友，那就不可原谅了。 有一种感觉：我们正处于独特时期，印钞机的大门被猛然打开，而警察跑来之前，我们的时间有限。字面上的警察？当然，也许是。[^u008-029]但我的意思更宽泛，更接近 Rancière 所说的：治安秩序，即某种秩序形式的重新确立。 与「治安秩序」相对——让我们继续借用一下 Rancière——他理解的「政治」，是既定秩序受到扰动、[^u008-030]被重新协商，新主体性作为得到承认的行动者涌现的时刻。Rancière 称之为「可感之物的重新分配」：字面上说，在特定空间里，什么和谁可被看见，谁被计入其中，谁能够行动，都发生了改变，并在新空间之间重新分布。这个加密货币时代无疑与此呼应：新主体性正在出现，新空间正在被实际建造；原本不该有能力做某些事的人，例如发行新型货币、授权交易，如今正在热情地做这些事，为这些行动界定新条件与新空间。 但是，等等，我们现在到底在哪儿？我们在古老欧罗巴某处的咖啡馆，与我同坐、正小口吃蛋糕的，是一位欧盟委员会专家顾问，也是一位备受尊重的计算机工程教授；一位成功的区块链企业家也即将加入。摆一点知识分子的姿态，联络一下人脉，话题绕到了哪些重大主题与问题最迫切，以及怎样安排研发资金最合适。计算机工程师说：「听起来无聊的税收问题，也许实际上是最紧迫、最值得解决的。」这是那次谈话中我一直记住的话。 我会换一种说法：严格来说，问题在于再分配；税收是今天我们拥有的那个不太灵巧的解决办法，用来保障共同持有的、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服务和财富。但我同意，再分配绝对是最迫切、最值得以有意义且有效的方式解决的问题之一。 再分配问题回应了许多去中心化与地方自治项目——好吧，如果你属于那类混蛋，也可以说个人自治项目——常常忽略的一点。这也是我在这个短篇故事中多次试图说明的：原本存在的不平等与资源获取条件，意味着看似进步的东西很容易扭曲成噩梦。看起来像「啊！真好！地方自治与权力去中心化」的东西，实际上可能只是风险的去中心化。根本不存在平整、公平的竞技场：有些地方的土地肥沃丰饶，另一些地方却遭污染、满是毒物。 如果你发现自己在这些闪亮的新架构面前两眼放光，热情地为一台自动实现乌托邦的机器作贡献，请花一点时间眨眨眼、眯起眼，再看看自己在做什么：它真的能够、应该，或者将来会兑现某个网站横幅上的承诺吗？保持觉醒，这样当警察敲门时，你才能保持自由。 迄今，我在加密领域看到的再分配努力有两种策略。一种是集体投机，目标基本上是利用一个机会窗口，使用并滥用加密泡沫，套现，再把钱交给缺钱的团结互助项目。另一种是创造货币。货币系统可以有许多不同的设计与编程方式。面对一个可能性飞速扩展的领域，我们迫切需要相关知识，尤其需要意识到各种具体偶然条件和系统间接口所产生的扭曲效应。我相信，能够跨越尺度与学科，描绘这些条件关系的货币设计师，将作为一个新职业受到强烈需求。如果有一些才华出众、敏锐且有同理心的人，能认真研究再分配以及跨尺度组织团结互助，那将太好了。 那么，如果警察来了，逮到我们浑身是墨、满地是纸，会发生什么？秩序的重新确立会是什么样？我们何时知道淘金热结束了？显然，有一种可能是，这些（庞氏？）方案干脆崩溃；我们疯狂印出的钞票一文不值，加密货币突然失去价值，泡沫破灭，郁金香，[^u008-031]回到欧元、美元等等。或者，印钞机的主人——国家还是私人银行？——带来警察，为我们使用印钞机订下条款和条件，也就是监管，限制某些人和某些用途的准入。 又或者，故事出现一个有趣得多的转折：这项新技术确实证明自身可行，使真正的「可感之物的重新分配」成为可能；新主体性由此出现，获得参与塑造、治理共同持有的全球基础设施的能力。比特币最初以网络现金的形式向世界亮相。在一个正走向私人控制、监视式电子支付系统的世界中，无论是否赞同它的无政府资本主义协议设计与投机倾向，这都是一项高尚的提议。但区块链虽然最初为支持这种网络现金而发明，实际上却容许对货币、货币流动及其条件进行细致得多的设计与控制；在演化中，这些彼此矛盾的可能性向各个方向爆发。在初创狂热之中，在那些改变人生、赚大钱啊赚大钱的机会旋涡之中，请记得保持觉醒：眼下真正的问题，是开发一种既不是公共设施（现金）、也不是私人基础设施（经由银行的电子支付）的全球货币系统。这既是治理问题，也是密码学属性、货币设计与技术功能的问题。它确实是一个实验，会带来许多危险、无意、笨拙、奇怪的结果，同时又提出了所有恰当的问题。 ### 参考文献 Blanchar, Clara. ‘尽管西班牙央行疑虑，巴塞罗那仍将拥有自己的社会货币（Barcelona Contrará con una Moneda Social Propia Pese al Recelo del Banco de España）’, *El Pais*, 2016 年 11 月 15 日, https://elpais.com/ccaa/2016/11/14/catalunya/1479126762_781950.html. ‘D5.5 数字社会货币基础设施的实施（D5.5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Social Currency Infrastructure）’, *Dcentproject.eu*, 2015 年 9 月 30 日, https://dcentproject.eu/wp-content/uploads/2015/10/D5.5-Implementation-of-digital-social-currency-infrastructur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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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rdum, Aaron van. ‘隔离见证，第一部分：一次巧妙改动如何大幅提升比特币潜力（Segregated Witness, Part 1: How a Clever Hack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itcoin’s Potential）’, *Bitcoin Magazine,* 2015 年 12 月 19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segregated-witness-part-how-a-clever-hack-could-significantly-increase-bitcoin-s-potential-1450553618/. _____. ‘论共识，或为何比特币区块大小涉及政治权衡（On Consensus, or Why Bitcoin’s Blocksize Presents a Political Trade-Off）’, *Bitcoin Magazine,* 2016 年 1 月 15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on-consensus-or-why-bitcoin-s-block-size-presents-a-political-trade-off-1452887468/. _____. ‘为何对比特币的某些改动需要共识：比特币的 4 个层次（Why Some Changes to Bitcoin Require Consensus: Bitcoin’s 4 Layers）’, *Bitcoin Magazine,* 2016 年 2 月 26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why-some-changes-to-bitcoin-require-consensus-bitcoin-s-layers-1456512578/. [^u008-001]: 我是在原初意义上使用 freaks 一词，而不是指「怪胎」（可参看 Shelton 的漫画《神奇毛茸茸怪人兄弟》〔Fabulous Furry Freak Brothers〕）。 [^u008-002]: 参见 Thomas König 与 Enric Duran, ‘FairCoin2 白皮书（FairCoin2 White Paper）’, *Fair-coin.org,* 2016 年 6 月, https://fair-coin.org/de/faircoin2-white-paper/. [^u008-003]: 参见 ‘D5.5 数字社会货币基础设施的实施（D5.5 Implementation of Digital Social Currency Infrastructure）’, *Dcentproject.eu*, 2015 年 9 月 30 日, https://dcentproject.eu/wp-content/uploads/2015/10/D5.5-Implementation-of-digital-social-currency-infrastructure-.pdf. [^u008-004]: 例如参见 Clara Blanchar, ‘尽管西班牙央行疑虑，巴塞罗那仍将拥有自己的社会货币（Barcelona Contrará con una Moneda Social Propia Pese al Recelo del Banco de España）’, *El Pais*, 2016 年 11 月 15 日, https://elpais.com/ccaa/2016/11/14/catalunya/1479126762_781950.html. [^u008-005]: https://bankofthecommons.coop/. [^u008-006]: 参见 http://distributingchains.org 与 http://www.jayapapaya.net. [^u008-007]: 我衷心鼓励所有人探索滞留费货币的历史及社会影响。例如，Lietaer 对滞留费以及中世纪欧洲惊人繁荣的精彩发掘，见 B. Lieataer，《货币之谜：超越贪婪与稀缺》（The Mystery of Money: Beyond Greed and Scarcity），Munich: Riemann Verlag, 2000，第 140–203 页；另见 http://www.lietaer.com 及 https://dcentproject.eu/wp-content/uploads/2015/03/design_of_social_digital_currency_publication.pdf ，以及 https://dcentproject.eu/wp-content/uploads/2014/06/D3.4-Field-research-currency_FINAL-v2.pdf。 [^u008-008]: 令人惊讶的部分原因是，进步左翼的政治经济学通常会认为「自由市场」是个神话，因为市场事实上高度依赖警察执法、亲商的政府政策和法律程序。加密货币中的自动化治理与法律观念也不例外；只是这类规制的某些方面会以某种方式被编码，以自动执行。它并不比政府更接近某种「自由」或「自然」状态，只是一种根本不同的治理形式或方法。 [^u008-009]: 例如参见 Rachel O’Dwyer, ‘革命将（不会）去中心化：区块链（The Revolution will (not) be Decentralized: Blockchains）’, *Commons Transition,* 2015 年 6 月 11 日, http://commonstransition.org/the-revolution-will-not-be-decentralised-blockchains/ 与 David Golumbia, ‘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Bitcoin as Politics: Distributed Right Wing Extremism）’, in *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MoneyLab Reader: An Intervention in Digital Economy）*, Geert Lovink, Nathaniel Tkacz 与 Patricia de Vries 编,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015: pp. 117-131. [^u008-010]: https://neo.org [^u008-011]: https://omg.omise.co [^u008-012]: https://www.dash.org [^u008-013]: https://www.ethereum.org [^u008-014]: 我自己也参与这些活动，所以请留意，不要把这段话理解为对朋友们的批评。 [^u008-015]: 例如参见 https://slock.it [^u008-016]: 至少对比特币而言，迄今如此。它是第一个区块链项目，至今仍主要是一项由计算机科学家、程序员与爱好者社群运行的实验。 [^u008-017]: 参见 Satoshi Nakamoto, ‘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Bitcoin.org*, 2008 年 10 月, https://bitcoin.org/bitcoin.pdf. [^u008-018]: 关于现金私有化的有益洞见，参见 Brett Scott，〈留住现金：急于将支付数字化很危险〉（Hang on to your Cash. This dash to Digitise Payments is Dangerous），The Guardian，2017 年 9 月 13 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commentisfree/2017/sep/13/cash-digitise-payments-money-cashless/。 [^u008-019]: 分叉指对协议作出某项改变，而网络中可能并非所有人都赞同，因此不同节点运行不同版本。硬分叉是使协议与旧版不兼容的改动，实质上把网络分开；软分叉则仍与旧版兼容。参见 https://www.btcforkmonitor.info/。 [^u008-020]: 尤其参见 van Aaron van Wirdum, ‘论共识，或为何比特币区块大小涉及政治权衡（On Consensus, or Why Bitcoin’s Blocksize Presents a Political Trade-Off）’, *Bitcoin Magazine,* 2016 年 1 月 15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on-consensus-or-why-bitcoin-s-block-size-presents-a-political-trade-off-1452887468/ 与 ‘为何对比特币的某些改动需要共识：比特币的 4 个层次（Why Some Changes to Bitcoin Require Consensus: Bitcoin’s 4 Layers）’, *Bitcoin Magazine,* 2016 年 2 月 26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why-some-changes-to-bitcoin-require-consensus-bitcoin-s-layers-1456512578/. [^u008-021]: 这里我选择「主体性」一词，而不是「身份」「人物角色」或「自我」，是因为它既内在又外在，既个人又政治；它既由我们身处的系统与情境塑造，也由个人演化、决定和发展塑造。它通过我们参与的系统、在与这些系统的关系中形成。 [^u008-022]: 参见 van Aaron van Wirdum, ‘论共识，或为何比特币区块大小涉及政治权衡（On Consensus, or Why Bitcoin’s Blocksize Presents a Political Trade-Off）’. [^u008-023]: 例如参见 @sthenc, ‘坦白：在进一步了解比特币如何运作之前，我曾短暂支持 Bitcoin Classic。（Confession: I was briefly a Bitcoin Classic supporter, before learning more about how bitcoin works.）’, *Twitter 帖文*, 2016 年 12 月 4 日, 凌晨 12:11, https://twitter.com/sthenc/status/805187632929964032. [^u008-024]: 例如 VonnDooom, ‘有没有信息丰富的 BTC 与 BCH 比较文章？（Informative BTC vs BCH Articles?）’, *Reddit*, 2017 年 8 月 6 日, https://np.reddit.com/r/BitcoinMarkets/comments/6rxw7k/informative_btc_vs_bch_articles/. [^u008-025]: 例如参见 Valery Vavilov, ‘保持冷静，继续比特币（Keep Calm and Bitcoin On）’, *Medium,* 2016 年 1 月 18 日, [https://medium.com/@BitFuryGroup/keep-calm-and-bitcoin-on-4f29d581276](https://medium.com/@BitFuryGroup/keep-calm-and-bitcoin-on-4f29d581276) 或 Mike Hearn, ‘比特币实验的结局（The Resolution of the Bitcoin Experiment）’, *Medium,* 2016 年 1 月 14 日, https://blog.plan99.net/the-resolution-of-the-bitcoin-experiment-dabb30201f7/. [^u008-026]: 参见 Aaron van Wirdum, ‘隔离见证，第一部分：一次巧妙改动如何大幅提升比特币潜力（Segregated Witness, Part 1: How a Clever Hack Could Significantly Increase Bitcoin’s Potential）’, *Bitcoin Magazine,* 2015 年 12 月 19 日, https://bitcoinmagazine.com/articles/segregated-witness-part-how-a-clever-hack-could-significantly-increase-bitcoin-s-potential-1450553618/. [^u008-027]: Jaromil 见于 ‘Kaiser 报告：让比特币再次伟大（夏日解决方案 E1099）（Kaiser Report: Make Bitcoin Great Again (Summer Solutions E1099)）’, *Youtube*, 2017 年 7 月 20 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iXAaa_cvbk&feature=youtu.be/. [^u008-028]: 「无需信任」指一种即使内部行动者不可信仍能运行的系统概念。这个原本属于计算机网络的理念，被假定能够应用于其他领域：有了区块链，人就不必在交易和账户余额问题上信任机构、银行或权威，因为它们会被密码学证明取代。 [^u008-029]: 例如参见 E-Gold 的故事。 [^u008-030]: 我只想声明：虽然我曾经喜欢「颠覆」，现在已不再喜欢。这个词已被彻底收编，用来追逐竞争优势，而非打开新的行动与存在空间。相反，不管喜不喜欢，我们都不断以各种方式被颠覆。如今，保存似乎比颠覆更激进。 [^u008-031]: 参见 1619–1622 年的郁金香狂热——比特币批评者最爱引用的一段历史。［译注：年份按原文保留。］ # 链上的爱 **Max Dovey** *本文首刊于《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u009-001]* 比特币交易 = 5ff791ac0c4e4f04cceefe178e9a25ae2f0eb00f30d5eb4cd73aaea0d345f541 / 十六进制（Hex）= 6a1d57652077696c6c207368617265207468697320736f6c656d6e20766f77 / ASCII 文本 = We will share this solemn vow〔我们将共同许下这庄严誓言〕 / $ 708.93 - $ 708.75 / 交易费 = $ 0.19 / (231 字节) / 86653 次确认 / 17ePTBvtX6msSC6jqPbgacyvo6r5QttWkM / 16Cz5s37SwhThspFfQZCE8ttYpmVRx6miJ 比特币交易 = c20f6b396208cadc951a33cd1ee7ce4a8b8c7cc1bfffcc22eb9156eb0af68dae / 十六进制（Hex）= 6a247769746820657665726c617374696e67206c6f766520696e206f7572206865617274732c / ASCII 文本 = with everlasting love in our hearts,〔怀着心中永恒的爱，〕 / $ 79.97 - $ 79.78 / 交易费 = $ 0.19 / (238 字节) / 86653 次确认 / 1FoJPn8mHZTeiPhLpzxWe29ds5MWhEPvXG / 1C6MFsat54HeD51uzjbVSbL6YdsQWVJh3D 比特币交易 = 1be8855420bf4cbb4b0e23a74e42f6c04195d78ab149fb0a5f67df216739e2a9 / 十六进制（Hex）= 6a1566726f6d20746869732076657279206d6f6d656e74 / ASCII 文本 = from this very moment〔从此时此刻起〕 / $111.97 - $111.78 / 交易费 = $ 0.19 / (223 字节) / 86652 次确认 / 1DYcB34vPPSD1Ex93FEV73TWpizHB7yKjP / 12X8o3ZKWXAqF1J111fLiaxH9PCnMNzzFm 比特币交易 = 017202287321d49bdd4a793d5a1a112d3fd853df193b97b0578797a759f1552f / 十六进制（Hex）= 6a18756e74696c206f7572206479696e6720627265617468732e / ASCII 文本 = until our dying breaths.〔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 $124.65 - $124.47 / 交易费 = $ 0.19 / (226字节) / 86653 次确认 / 1EV4qtBCUAVGmd99uFJoNDetQVYWq39jcE / 198Yi4E4M4TtTWDVGtmx54aP11kt6Hb1FN > 无论顺境逆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区块链永存。——David Mondrus 与 Joyce Bayo 的结婚誓言[^u009-002] 对许多人来说，用比特币主持婚姻，听起来就像在商业街的银行外第一次约会一样浪漫。但人们以各种方式开发比特币、区块链与密码学，来封存爱情、管理婚姻等公民事务，这显露出一种更深的虔诚：把区块链技术当成新的教会与国家。自 2014 年首场比特币婚礼以来，伴侣们不断在区块链上表达爱意，改造婚姻契约；从把誓言加密写入比特币支付，到设计「智能合约」，将联网设备与存储在区块链上的编码合约结合起来。尽管最初一些婚礼由少数极端比特币狂热者举行，此后更广泛的加密社群运动中出现了进一步实验；这场运动旨在扩大一种主张的可行性：区块链能够作为治理技术取代中央权威。透过比特币婚礼，我们看见的不只是个人对区块链所暗含的永久性与可行性的投入，更是对区块链理想的精神承诺：相信它不只会改变法律安排，还会开启一种技术绝对主义的治理模式，挑战并绕过传统权力组织。比特币婚礼是一场布道的开端，试图说服社会，把区块链视为社会管理的替代系统。它象征着加密社群内部一种更广泛的文化，超越政治野心，显露密码学协议的精神维度：信念、信仰以及软件主权的表演性行动，成为对技术原教旨主义的生活承诺。 > 自由意志主义者觉得婚姻最浪漫的是什么？合同。——Reddit 用户 engelk[^u009-003] 有记录的第一场比特币婚礼，是 Joyce Bayo 与 David Mondrus 在佛罗里达迪士尼世界举行的。二人站在一台比特币自动取款机这一另类祭坛前，通过它相互支付，附上备注：「无论顺境逆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区块链永存。」在这里，比特币被用来巩固对区块链账本永久性的信念。不过，不熟悉底层技术的人若问，为什么不用信用卡，把誓言改成「无论顺境逆境，直到死亡将我们分开，因为 Visa 永存」，也情有可原。用比特币自动取款机替换祭坛，象征着一种不断增长的雄心：利用加密、密码学与区块链数据库，把金融交易不仅当成付款，也当成契约协议。印度尼西亚的 Oscar 与 Yenni 以类似方式举行婚礼，却把长得多的誓言编码成十六进制字符串，写入一连串交易。每笔交易都含有一个十六进制字符串，转换为 ASCII（美国信息交换标准代码）后，就显现出他们个人化、加密的誓言。Oscar 向十八个任意账户转账超过 2,000 美元，通过一系列比特币支付，把誓言编码进若干区块。每个区块平均要 10 分钟才能确认，所以验证誓言的过程，会比 David 与 Joyce 的单笔支付更长；也许，把誓言分布在多笔支付中，表示爱情更加持久。两场婚礼的新郎 David Mondrus 与 Oscar Darmawan，都是知名比特币投资者；这种宣传噱头往往是为他们的经济利益策划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场婚礼都很成功，在加密货币新闻网站上广泛传播，Oscar 还因举行首场印度尼西亚比特币婚礼获得了证书。[^u009-004]David Mondrus 是一家比特币珠宝店的首席执行官，因此，那场婚礼看起来是一次精心安排的机会，推广他当时出售的二维码戒指（遗憾的是，「red box jewels」似乎已不再上线）。[^u009-005]  图 1. BTC 戒指（http://thebtcring.com，2015）。 对于这些新郎，比特币婚礼是抬高心爱加密货币市价的一种新奇方法；然而，这些象征行动也揭示出对比特币的个人虔诚，并把对区块链永久性的信念引向精神维度。当用于验证比特币交易的密码学过程「工作量证明」变成「爱的证明」，还有哪些情感、关系与社会纽带可以重新配置成区块链交易？婚姻是较受欢迎的一种被密码学重构的公民安排；加密誓言只是合约编程实验的起点，后续还将包括财产权，甚至离婚自动化。  图中文字译文：Oscar 与 Yenni 的婚礼庆典；OY；Oscar & Yenni；2015 年 9 月 26 日，星期六。 图 2. Oscar 与 Yenni 的婚礼请柬（http://bitcinwedding.com，2015）。 我曾与爱丁堡大学设计信息学系一起，参与设计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婚礼应用；我们以一种名为「GeoCoin」的地理定位加密货币为基础制作原型。[^u009-006]GeoCoin 平台把 GPS 数据与加密货币数字钱包相连，让用户根据位置与移动来设计金融或经济安排。我们开发了一份智能合约，使人们能够彼此建立临时共享银行账户，而支出受位置数据约束。它像婚姻一样，把个人连接起来，依照身体的邻近程度共享财务。应用取名 Handfastr，源自中世纪非正式的「结手婚」（handfasting）习俗：一种无需牧师或教会主持庄严仪式也有效的临时婚姻安排。[^u009-007]Handfastr 使用 GPS 数据执行智能合约——存储在区块链上、可自行执行的脚本——当两人或更多人处于同一物理空间时，就能使用同一数字钱包并花其中的钱。Handfastr 这类基于区块链的智能合约，与前述比特币婚礼的区别是：比特币仪式通过一笔或一系列金融交易一次性发生，而智能合约是一段包含规则与条件、能够在一段时间内持续执行的代码。不妨把比特币婚礼看成仪式，把智能合约看成由此产生的婚姻，需要法律才能解开和撤销。  图中文字译文：Handfastr 使社群能够拥有仅适用于某个地理地点的共同资金，而且只有所有人都在场时才能花用。 图 3. Handfastr（Corina Angheloiu、Max Dovey、James Stewart，2016）。 程序员也开始实验如何用智能合约处理——甚至预先判断——夫妻离婚或分居的条件。对急于证明网络化治理切实有效的区块链程序员而言，把涉及财产、所有权和使用权分割的法律程序写成代码，是这些工具顺理成章的应用。常见的态度是，区块链技术使个人从教会和国家等中心化权力中解放出来。然而，我们应当批判反思这类智能合约系统实验，并追问：究竟想把哪些安排变成自主治理系统？ 婚礼与离婚只是众多正被工程化为区块链合约的公民和法律程序中的一种。把这一发展视为一条源于冷门密码朋克邮件列表的政治轨迹的一部分，很值得思考。在《比特币政治：作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软件》（The Politics of Bitcoin: Software as Right-Wing Extremism）中，David Golumbia 强调了极端自由意志主义的自由市场态度，如何推动密码学与技术去实现更大的个人自由。[^u009-008]这个社群的雄心如今已不止于不受监管的货币；转向比特币婚礼与区块链治理，催生了「加密主权」观念：区块链软件、协议和加密提供了奠基理想，人们据此建立、实验排他性的主权国家。以太坊等区块链平台——它让人们在可承载、执行智能合约和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的定制区块链上编写、开发代码——鼓励程序员设想，如何用去中心化账本创建基于共识的系统，实验建立非等级组织。我认为，削弱国家和教会等制度权力的自由意志主义征伐，仍是驱动区块链文化很大部分的主导政治意识形态；与此同时，某些子社群内部正形成对不同软件的坚定虔诚，滋养着关于加密主权、无边界民族主义与区块链原教旨主义的雄心愿景。 > 「我的目标是从下面接管政府（take_under）。让他们请我们进去，做几件事。最终，政府会在区块链上自行替换自己。」（BirdsPointOfView 回应「用以太坊创建一个数字政党？」讨论串的评论。[^u009-009]） 以太坊是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平台，明确鼓励开发者在投票系统、法律应用与民主组织方面开展实验，通常统称为「治理 2.0」应用。例如，以太坊首页展示了如何「在区块链上建立民主」的图示指南；许多应用用这一平台展示替代治理结构，通过非等级式投票达成共识。[^u009-010]让人能够创建「不可阻挡的应用」的结果，是如今以太坊社群中很大一部分人都怀有雄心：设想区块链、DAO 与智能合约如何取代传统国家政府。 以太坊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 坚信，以太坊有朝一日会成为「世界计算机」，或可通过去中心化应用管理公民，也可把事实上的编码法律，与连接物联网（IoT）设备的自执行软件结合起来实现这一点。虽然在以太坊 Reddit 社群中，很多「从下面接管」政府的实验仍只是推想性的思想实验，Bitnation 却已展开最活跃的加密主权实验之一：通过设在具体地点的使馆、比特币身份证公民身份，以及「区块链驱动的司法管辖」，建设其所谓「去中心化、无边界、自愿加入的国家」。[^u009-011]在试图把一切现存法律转码成编码的自执行合约时，Bitnation 也尝试了智能合约婚礼。这份名为 Smart Love（智能之爱）的合约，把「传统婚礼」的承诺转成 3 项明确协议： - 承诺证明：维持持久的关系。 - 接纳证明：朋友、家人以及更广泛的社群接纳这一结合。 - 支持证明：相互支持，包括共同承担风险、分享回报。[^u009-012] Smart Love 实验又一次探问了普通法和公民法律可以在多大程度上改写为编码的智能合约。应用界面把智能合约的部署嵌入聊天消息客户端，让表情符号及其他符号触发不同各方之间的编码合约。与通信应用整合，把编码合约隐藏在通信技术之中，企图让消息互动和表情符号成为「普通法」的触发方式。这种「普通法」的权威只能通过大量用户采用而形成；在那之前，连开发者也承认，它目前仍纯属象征。[^u009-013]问题依然是：如今「权力民主化」的营销策略，能否有效说服别人参与「去中心化无边界国家」，以支持主权民族国家？［译注：原文此处作 “in favour of sovereign nation states”，正文依字面译出；这一表述与本段讨论去中心化国家替代主权民族国家的论证方向似乎冲突，可能存在原文错误。若依上下文，则可能意为转而选择去中心化国家而不再选择主权民族国家，仍待进一步核实。］虽然 Bitnation 这类自己动手的实验还在起步阶段，却几乎没有什么能遏制区块链社群对于加密主权和去中心化治理潜力的雄心。 区块链社群对最终「从下面接管」政府机构的信心，既结合了自由意志主义政治情绪，也结合了对区块链不受治理之自主性的精神信仰。2016 年 6 月，一个拥有超过 10,000 名成员的 DAO 流失逾 5,000 万美元，这种信仰受到检验。以太坊基金会陷入两难：要么介入并硬分叉（把所有交易回滚到所称黑客攻击之前的某个时点），要么继续运行、允许与攻击有关的交易成立，失去大量投资者与资金。多数人投票选择介入，动摇了区块链作为不受监管自治实体的奠基哲学，结果社群因不同区块链理念与哲学而分裂。由此出现的、也与本章主题有关的，是一小群死忠结盟，表达对以太坊「不受监管」这一根基的忠诚；他们拒绝承认新分叉，因为它是（人类）干预的产物。这群人继续在受到攻击影响的区块上交易，形成了一个虔诚的区块链纯粹主义者群体，与以太坊分家，被称为「以太坊经典」（Ethereum Classic）社群： > 让全世界知晓：2016 年 7 月 20 日，在区块 1,920,000 处，我们作为一个由主权个人组成的社群，因共同愿景而团结一致，继续维护原始以太坊区块链；它真正不受审查、欺诈或第三方干预。我们认识到，区块链代表绝对真理，因此坚定支持它，支持其不可变性与未来。我们并非轻率地发表这一宣言，也并非没有预先考虑自身行动的后果。[^u009-014] 这份《独立宣言》在许多方面都很有意思。首先，它揭示社群之间不同加密哲学的冲突，也表明当事情不按计划发展时，能有某个人介入修复「不可阻挡的应用」，是有用的。其次，它凸显一种初生爱国主义的语言，代表区块链社群中正在出现的主权，以及某些个人对不同区块链阵营的极端虔诚。 乍看之下，比特币婚礼似乎只是公开表达爱意的猎奇行动；但如我所指出的，它们为「独立声明」之类进一步的准宗教、初生爱国主义行动铺路。这些加密主权的语言行动并非孤立发生；它们出现于区块链技术不仅被金融部门，也被非政府组织与政府机构采用的时期。Bitnation 创建去中心化无边界国家的实验，引起爱沙尼亚政府如此强烈的共鸣，以至于双方如今正通过电子居民计划合作提供无边界公民身份。[^u009-015]这表明，加密社群中起初新奇、怪异或更极端的幻想，如何出现，并在（跨）国家层面融入政府。要阻止这些项目，甚至只是批判性地反思它们，首先就必须阐明并认真对待推动这些应用扩散的政治与精神动机。做不到这一点，我们最终就会迷上区块链的「革命潜力」，[^u009-016]却不去面对那些发起并推广电子公民身份、婚姻合约、独立声明等项目的激进子文化与极端原教旨观点。其结果是，创造性与想象潜力被主导的加密霸权俘获、预先决定；要在这一空间实验和设计，而不遭遇面向不同加密文化的精神性或极端原教旨主义，会变得更加困难。我们距离区块链葬礼、区块链出生登记、区块链病历还有多远？如今已经可以把自己的 DNA 基因组编码到区块链上；[^u009-017]这也许会推动进一步实验，探讨生物不朽如何激发对区块链永久性及账本来世的更多精神关系。分析主权、信仰与婚姻中的爱国主义行动，应当帮助我们批判、反驳区块链社群中一些较极端成员的主张，并意识到那些根本上推动区块链从银行与商业走向教会与国家的精神信仰。 ### 参考文献 ‘一对伴侣将用区块链缔结婚姻，我很荣幸主持仪式（Couple to use Blockchain to Contract Marriage. I'm Honored to be Officiating）’, *Reddit,* 2014 年 9 月 25 日, https://www.reddit.com/r/Bitcoin/comments/2hffwd/couple_to_use_blockchain_to_contract_marriage_im/. CuttieSark, ‘用以太坊创建一个数字政党？（Using Ethereum to Create a Digital Political Party?）’, *Reddit,* 2016 年 10 月 1 日, https://www.reddit.com/r/ethereum/comments/55dxnq/using_ethereum_to_create_a_digital_political_party/. ‘爱沙尼亚电子居民计划与 Bitnation DAO 公证合作（Estonia E-Residency Program & Bitnation DAO Public Notary Partnership）’, *Bitnation,* 2015 年 11 月 27 日, https://bitnation.co/blog/pressrelease-estonia-bitnation-public-notary-partnership/. Golumbia, David. *比特币政治：作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软件（The politics of Bitcoin: software as right-wing extrem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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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hmat and Ori, ‘印度尼西亚纪录博物馆（MURI）向 Bitcoin.co.id 首席执行官颁发特别奖（Indonesian Record Museum (MURI) Bestowed a Special Award at CEO Bitcoin.co.id）’, *Steemit,* 2016 年 7 月 5 日, [https://steemit.com/bitcoin/@rahmat/2gwcng-indonesian-record-museum-muri-bestowed-a-special-award-at-ceo-bitcoin-co-id](https://steemit.com/bitcoin/@rahmat/2gwcng-indonesian-record-museum-muri-bestowed-a-special-award-at-ceo-bitcoin-co-id). ‘智能之爱（Smart Love）’, *Bitnation,* 2016 年 11 月 5 日, https://blog.bitnation.co/smart-love/. Tapscott, Don and Alex Tapscott, *区块链革命：比特币背后的技术如何改变货币、商业与世界（Blockchain Revolution: How the Technology Behind Bitcoin is Changing Money, Business and the World）*, London: Portfolio Penguin, 2016. ‘以太坊经典独立宣言（The Ethereum Classic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The Ethereum Classic Community,* 2017, https://ethereumclassic.github.io/assets/ETC_Declaration_of_Independence.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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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9-004]: Rahmat and Ori, ‘印度尼西亚纪录博物馆（MURI）向 Bitcoin.co.id 首席执行官颁发特别奖（Indonesian Record Museum (MURI) Bestowed a Special Award at CEO Bitcoin.co.id）’, *Steemit,* 2016 年 7 月 5 日, [https://steemit.com/bitcoin/@rahmat/2gwcng-indonesian-record-museum-muri-bestowed-a-special-award-at-ceo-bitcoin-co-id](https://steemit.com/bitcoin/@rahmat/2gwcng-indonesian-record-museum-muri-bestowed-a-special-award-at-ceo-bitcoin-co-id). [^u009-005]: http://www.redboxjewels.com. [^u009-006]: http://geocoin.site/. [^u009-007]: ‘大不列颠与爱尔兰婚姻史（History of Marriage in Great Britain and Ireland）’,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History_of_marriage_in_Great_Britain_and_Ireland. [^u009-008]: David Golumbia, *比特币政治：作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软件（The Politics of Bitcoin: Software as Right-Wing Extremism）*.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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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09-017]: ‘用比特币给自己做备份（Make a Backup of Yourself Using Bitcoin）’, *Genecoin,* http://genecoin.me/index.html. # 算法神秘主义与金融科技行动主义之间的当代艺术 **Martin Zeilinger** 在近年来涉及加密货币、区块链与分布式账本技术（DLT）的艺术作品中，Simon Denny 的《区块链远见者》（Blockchain Visionaries）与《区块链未来国家》（Blockchain Future States，均作于 2016 年），也许最为知名。这些作品在 2016 年柏林双年展和纽约 Petzel 画廊的重要位置展出，受到评论界与大众相当广泛的关注。两件作品合起来，构成一大片雕塑、展示柜、画布作品、游戏文化物件及视听材料的排列。[^u010-001]所有组成部分都以带有玩趣的纪实模式制作，意在向观众介绍相关技术。两件作品的抱负，是「捕捉」区块链计算与商业正在发生的变化的「本质」；[^u010-002]考虑到这些变化的本质究竟是什么远未明朗，这无疑是一项重要而雄心勃勃的事业。已有评论指出 Denny 的路径存在一个问题：[^u010-003]艺术家很少用通俗语言阐明区块链的底层技术，而是选择聚焦其出现与持续发展的叙事。技术细节可能引出对区块链技术政治的讨论与批判；聚焦区块链叙事，至多产生对区块链修辞的批判，最坏则只是模仿这些修辞。如此，相关技术运作方式的关键方面可能遭到忽略，或继续被遮蔽。 面对这一庞大而复杂的主题，Denny 的作品没有提供亟需的批判评论，而是主要关注开发区块链服务与应用的公司和企业家的「励志故事」。[^u010-004]艺术家多次表示，最吸引他的是关于这些技术「正在被讲述的故事」。[^u010-005]这使《区块链远见者》和《区块链未来国家》与流行的区块链议题处理方式趋同：把金融技术叙事化，本来可以澄清和批判之处，却往往变得神秘，从而显得不够精确、缺乏批判。 在别处，Denny 曾表现为数字资本内部运作的敏锐而有洞见的批判观察者，例如他近期为《艺术文本》（Texte zur Kunst）撰写的文章。[^u010-006]这使上述两件作品相对缺乏批判的路径更值得注意。这类作品的目标，是否是放大同样浅薄的金融技术接触方式——也许以戏仿模式——来批评它，从而让人注意到经常充斥区块链大众讨论的修辞？还是说，这些作品只是同类修辞的延伸，是错失了认真批判的机会？考虑到这些问题，本文将以 Denny 的作品为背景，讨论当代艺术与新兴金融技术的关系。我将探讨一些接近可称为「金融科技算法神秘主义」的创作路径：用突出金融技术的奇幻、魔法、不可知品质，来取代对其技术、意识形态与社会经济层面的讨论。循此路径，比特币很容易显得是「神奇的互联网货币」，[^u010-007]分布式账本技术的复杂性也容易使其计算基础显得超人。正因如此，以金融科技行动主义对抗算法神秘主义，变得愈发重要。  图中文字译文：r/bitcoin（比特币讨论区）；神奇的互联网货币；加入我们。 图 1. Reddit 用户 /u/mavensbot 制作的「神奇的互联网货币」迷因。 ### 召唤 Nakamoto 的魔法 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及相关去中心化计算，从一开始就笼罩着神秘色彩。约在 2008 年，化名「Satoshi Nakamoto」的人发表一篇影响巨大的白皮书，施下后来催生比特币的计算咒语；围绕这次施法的诸多情境，恰好能够制造并放大加密货币和其他区块链应用的神秘与玄奥品质。白皮书作者的真实身份至今未获确认，滋养了五花八门的阴谋论；材料发表紧随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或者说，那是一次整合？——而来，当时对全球经济状况的看法已两极分化；白皮书所概述的思想，强调了主导金融体系背后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的缺陷与不平等，同时又设想创造规模同样惊人的新财富；最后，Nakamoto 白皮书催生的技术似乎没有明确的意识形态方向，因而准备好支持从极端保守到极端进步的各种激进项目。 Denny 的区块链相关作品模仿、映照流行的技术叙述，直接借用了环绕区块链的许多神秘品质。例如，一个展示柜专门表现 Nakamoto 的未知身份，形式上让人想到科普展览或学术会议的海报展示，内容却直接迎合围绕此人的阴谋论。Denny 用广受欢迎的儿童游戏系列《宝可梦》（Pokémon）[^u010-008]作为解释区块链的框架，也有类似作用：在看似澄清主题的过程中，主要功能却是淡化其复杂性。总体而言，他对模糊区块链修辞的映照，提出了当代艺术在识别、揭露当前环绕区块链的虚构故事时应扮演何种角色的问题。当代艺术家与评论家社群，其中许多人想必批判全球资本，是否同样痴迷于那些延续新兴金融技术之魔法与神秘的叙事——也就是马克思货币拜物教之谜的更新版？当代艺术如何穿透主导的金融科技神秘主义，使艺术不再复述大众叙事中令人迷惑的故事，而能发展出真正批判的视角，从金融科技神秘主义走向金融科技行动主义？ 距 Nakamoto 约十年之后，加密货币技术如今已在专业与通俗语境中得到充分记录和解释。似乎已经没有必要把它们当成从数字天堂降下、或从数字地狱升起的神话实体。然而，大量例子仍表明，这项技术的神秘品质被有意延续，甚至放大。例如，Bitcoin Golem 是一家新成立、却又已倒闭的加密货币交易公司；无论名称还是投资回报承诺，例如「永久每小时 1%」，都完全超凡脱俗。[^u010-009]再看分布式计算系统以太坊：[^u010-010]它围绕名为「Ether（以太）」、带有神秘联想的价值代币交易而建，用两个悬浮、半透明的金字塔作为标志，并深深卷入一个迫近的算法金融清算日——以太坊超越比特币——大众称之为「大翻转」（The Flippening）。[^u010-011]这样的语言只会巩固区块链应用的神秘地位，而非挑战它。当代艺术若想有意义地参与数字资本论述，就必须承认有义务批判性地介入对象，无论是通过施为性的、也就是技术性的手段，还是通过叙事的变调与颠覆。仅仅记录、带着玩趣地采用令人混淆的叙事，并不够。 艺术，尤其是实验艺术与先锋派，始终在探查那些更制度化的框架难以记录的政治和社会经济发展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也始终尝试在日常生活中重新夺回激进性；Peter Bürger 曾对此作出令人难忘、虽有争议的表述。[^u010-012]在新兴金融技术，尤其是区块链的语境中，这可能意味着什么？第一个例子，可以想到荷兰艺术家 Femke Herregraven 自 2015 年开始、持续进行的《畸形波》（Rogue Waves）系列。[^u010-013]这组雕塑围绕计数棍这一物件展开，可称之为印刷术之前的账本。计数棍作为储存金融信息的模拟装置，被古代文化用来记录交易和持有量，例如在骨头上刻痕；它在拜物对象与金融技术之间达到一种奇特平衡。在 Herregraven 的雕塑里，棍变成了长方形、带雕刻的铝杆，刻着有关通过高速交易实施非法算法股市操纵的信息。艺术家由此把计算性的金融活动与数据转成物理形式的可视之物，创造出审美对象；其看似优美的图案，描摹着数字资本的恶意。值得注意的是，她选择一种古老物件类型；它像货币本身一样具有图腾性质，在这里被用来批判违规交易实践。 ### 技术乌托邦主义催生算法神秘主义 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技术在 Nakamoto 白皮书中首次出现时，是对现有金融技术与经济理论侧腹的一次细致、尖锐的刺击，是在数字资本地平线上酝酿的一场具有乌托邦规模的风暴。它触发的实验与创新洪流，很快呈现神秘主义的维度。也许这并不奇怪：对外行、甚至许多专家而言，区块链应用的核心要素——算法加密、无需信任的交易、去中心化信息存储、自执行合约、去中心化自治组织——想必像来自非现实与超人领域、令人困惑的召唤术。 因此，主流区块链神秘主义的例子俯拾皆是。多数都厚厚涂上口号与图像，召唤难以想象的财富：它仿佛在信息比特混沌的宇宙翻涌中某处形成，产生穿过虚拟星际空间漂浮的财宝。除了已提及的、把比特币描绘为神奇互联网货币的网络迷因，还可以列举：把以太坊创办人画成能召唤财富的圣贤的图像——常见于「EthTrader」等讨论串，也常被用来配 Vitalik Buterin 的访谈；[^u010-014]不断以预言修辞包装主流金融科技「金融分析」，例如「2,000 美元的比特币（以及其他 9 项 2017 年区块链预测）」；[^u010-015]以及在评论加密货币领域当下发展时，频繁引用圣经意象。[^u010-016]Denny 的作品把金融科技信息与西方主流文化中极受欢迎的虚构作品结合，反映了这种修辞；例如，他把以太坊创办人 Vitalik Buterin 称为「加密货币圈的卢克·天行者」。[^u010-017]  图中文字译文：ethereum（以太坊）。 图 2. Reddit 用户 /u/earthquakequestion 制作的、描绘 Vitalik Buterin 的「Etherium Lambo」迷因。 在某种程度上，这些例子与技术乌托邦思想有关：人们认为基于区块链的金融服务将带来激进改变。[^u010-018]然而，它们为传统技术乌托邦主义增添了一个重要维度，代表修辞重心的重要转移。技术乌托邦主义往往以革命性变化的语言为特征，因此具有重要的政治维度；它关联着对某项技术真实或想象的掌握，以服务共同利益。但当区块链技术被赋予神秘品质，被说成魔法、异世界或超人的东西时，认为技术可被用于好的、激进用途的乌托邦信念，就会让位于算法神秘主义的假定：无论好坏，相关技术都存在于人类控制范围之外——顺带一提，这也是号称「不可腐化」的区块链系统的一大卖点——而且它几乎像神一样，近于不可知。 许多例子表明，这些品质如何通过或明或暗的修辞与叙事强化。前述加密货币交易公司 Bitcoin Golem，就极好地展示了这一构想。这家如今已经倒闭的公司，最近被揭露为骗局；它向投资者许诺极不现实的利润，仿佛仅凭对加密货币单位图腾式的拥有——也就是「投资」——就能实现。它的网站于 2017 年 3 月以一个伦敦商业地址注册，运营时一如这类网站的典型做法，对公司结构语焉不详，对投资方案如何运作同样含糊。[^u010-019]例如，据说最多只向 50 名投资者开放的「黄金计划」，许诺最低存入 0.12 个比特币，8 天后便获利 12,000%。任何对宗教史或蒸汽朋克科幻略有兴趣的人都知道，魔像（golem）是一种近乎不可摧毁的自动机，常由许多无定形碎片构成；在理想条件下不可腐化，却也可能危险地失控。作为一种神秘机器人，魔像近乎神灵、不可战胜，只听从那些能重写用于启动和关闭它的加密触发符的人；在希伯来神秘主义中，这个触发符称为 shem。这听起来很难算安全，更别说万无一失的金融技术。当一家加密货币交易企业叫作 Bitcoin Golem，经营者又不解释神奇系统如何运作，只召唤难以想象财富的奇幻修辞时，从技术乌托邦主义转向算法神秘主义的条件便完全具备了；事实上，对底层技术的任何认识和信任，都会依赖被神秘化的虔诚。可以说，Denny 的一些作品也似乎体现了类似路径，尤其是借流行游戏来描绘创业型、超级资本主义的分布式账本技术应用时。用《宝可梦》解释区块链，暗中把游戏世界的奇幻品质赋予了技术。在宝可梦电子游戏中，以及漫画、电视节目和收藏品等众多叙事版本中，主角与玩家不断寻找那些赋予系列名称的、有价值的超自然生物，并像强大图腾一样虔诚崇拜它们。在 Denny 作品延展的隐喻中，宝可梦变成超自然加密货币的单位，加密货币交易本身则变成游戏。由此暗示，底层分布式账本技术是一种玄奥、奇幻的现象；如同宝可梦，以及宝可梦现象本身，尽管极其流行，外行人仍难以把握。技术在这里被幼儿化，想当然的游戏特征被推到前景，严肃的社会经济关切则遭到忽略。[^u010-020] 当区块链技术应用与产品的算法神秘主义，不像以太坊命名惯例、主流广告策略或 Denny 某些作品的游戏文化语境那样明显时，它就经常采取伪教育形式。结果是，出现了大量加密货币「学院」；其中许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猛烈投放广告，出售号称提供知识的材料，如工作坊、研讨会、静修营、小册子等。这些材料几乎总被包装成启蒙式、半宗教的教义，许诺让人对加密货币交易顿悟。眼下挤满我 Facebook 动态的一些供给如下——平台算法以真正神秘的方式解释我的研究兴趣：注册于塞舌尔的交易平台 Remitano，展示一条横幅广告，一枚金色加密硬币印着比特币与无穷大符号，漂浮在群星之间。图片挑逗我订阅一系列工作坊，成为身家数百万的「加密创业家」（CryptoPreneur）！点一下鼠标，一个干脆叫「加密货币学院」（CryptoCurrency Academy）的组织，在横幅照片上用全大写挑衅地问：「谁控制货币的创造？」[^u010-021]暗示学院完全有能力传授这种神一般的力量。这个组织又与 OneCoin 相连；后者是一个被广泛报道为精心骗局的加密货币平台。最近，有关部门叫停了它在澳门面向用户与投资者举办的大型年度大会；此前的宣传图像借用米开朗基罗的《创造亚当》壁画，暗示加密货币与资本主义财富的神圣结合。[^u010-022]总部位于直布罗陀的 OneCoin，由导师般的「Ruja Ignatova 博士」领导，主要通过出售数字小册子形式的教育材料运作。这些材料似乎意在向用户灌输玄奥的信仰体系，维持其专有交易平台与货币系统；后者实质上像金字塔骗局一样运作。 许多区块链相关「学院」的一大共同特征，是它们被建成神殿而非教育机构：它们培育一种假定，即用户需要「学习」加密货币，再以各式异教般的加密金融教理问答满足这种欲望；通常是付费订阅的信息材料，许诺让人有特权加入受启蒙者的内圈，成为真正信徒。关键在于，这很少包括关于底层技术本身的详细信息。围绕交易展开的区块链技术，在这里被设定为难到近乎不可知，于是区块链应用再次转向神秘。正如上教堂据说能让我接触上帝的话，却不保证我真能理解，加入现有许多算法神秘主义加密货币教派之一，是选择相信一种技术，而非认真尝试理解它。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围绕交易技术与平台的文字和视觉修辞，即使包装成伪解释，也依旧强化、放大模糊性，延续前述算法神秘主义。 Denny 的某些作品借用了这种修辞，以伪纪录模式引述它，模拟前面讨论过的神秘化态度与神秘主义态度。他 2016 年 Petzel 画廊展览的核心组成部分，是画廊宣传文字所谓的「雕塑信息图」。[^u010-023]有些信息图把以太坊创办人 Buterin 这样的区块链「远见者」提升到神秘领域，另一些则把 Nakamoto 这类难以捉摸的金融科技人物拉进现实。总体而言，这一路径把推测内容重塑成貌似纪实的内容，吸引观众注意被讨论技术的神秘维度。项目包含的一段短片是很好的例子。它以令人想到电视专题广告的方式概述区块链技术特征：互联的信息节点构成一个风格化地球，漂浮于宇宙中；画外响起浑厚男声，也完全可以是在讲宗教、深海奥秘或外太空：「区块链就是真理。它是一个系统，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参与真实、广阔、奇妙、不断变化的人类互动图景；它只由我们自己治理，由属于所有人、反映所有人的代码促成。」[^u010-024]据 Denny 说，视频的目的在于「以非常基础的层次解释技术，同时通过部分采用宣传片式手法，让解释置于语境之中，包括把［区块链背后的］某些经济和意识形态假定强调为既定事实」。[^u010-025]但结果就像前述伪教育加密货币学院的产品，感觉更像咒语而非解释，更像教理问答而非提供知识。 ## 非金融科技的金融科技与当代艺术的批判角色 《卫报》的一篇评论把 Denny 描述为制作「粉丝艺术」的「科技金融追星族」，并说他在这个项目中把画廊当成「崇拜」重要区块链人物的「祭坛」。[^u010-026]Denny 证实了这种看法，例如他说：「我是创业文化的粉丝。艺术家也是一门生意……与创业相关的价值观让我感到十分亲近。积极性极高的人、风险极大又不稳定的创意，与效率和指标混合在一起。还有什么比这更美？」[^u010-027]这里可以把一个问题抛回艺术家：既持这种观点，你对区块链的视角，与 OneCoin 的伪教育骗局小册子，或 Bitcoin Golem 之类公司的奇幻承诺，有何区别？据 Denny 所言，《区块链未来国家》和《区块链远见者》都想让观众有所了解。然而，如前文所说，艺术家采用敬畏、神话化的姿态，除了把区块链审美化、延续含混叙事，几乎没有产生关于加密货币问题的批判洞见。Denny 表示，对他而言，采取「如果」的推想立场就是批判立场：「如果我们按照［技术］被宣传时的条件，按照那些提出观念、建设基础设施的社群所提供的条件接受它们，会有什么后果？」[^u010-028]我怀疑，这样的立场是否能成为有效的修辞策略，为区块链相关技术与政治「打开问题和讨论」，[^u010-029]又是否能传达怀疑态度、激发开放心态——而新兴金融技术的入门者恰恰应被引向这些品质。 带有算法神秘主义色彩的区块链话语，往往忽视或无视一种必要性：必须以分析方式面对相关新兴技术，并批判性地意识到其社会经济含义。算法神秘主义赞颂据说可以从这些技术获得的好处，以及据说可以与之和谐共存的状态，却不接受有必要理解、批判追问这些技术及其产生的社会政治现实。在追逐利润、利用金融技术知识匮乏的主流语境中，笼罩区块链的神秘主义是可以理解的：在那里，修辞是一种策略，旨在诱使用户陷入不可预测、高风险的「投资」活动。相较之下，介入新兴金融技术的艺术实践有机会——在我看来，也有义务——揭露问题、探索替代方案。它们必须讲究策略，穿透营利骗局令人迷惑的修辞，而不是模仿它。实验艺术实践始终发挥着实验室的作用，人们可在其中发现、挑战新兴技术的意义、轮廓与界限；金融科技领域已有许多例子，例如前述 Femke Herregraven 的作品。 在非分布式账本技术的语境中，广受讨论的罗宾汉合作社（Robin Hood Coop）是一个有力、尽管存在争议的例子：它用定制算法模仿成功投资业务的行为，探究金融技术的批判含义。[^u010-030]是的，要准确理解这个团体的「寄生」交易算法与「行动主义」对冲基金，如何能够被框定为艺术项目，并不容易。关键在于，罗宾汉合作社既是艺术，又不是艺术；由此产生的争论与矛盾，为批判思考和批判实践打开了极富生产力的场域。尽管叫这个名字，严格来说它并不偷任何东西，而是从自己复制的、有利可图但伦理上腐败的资本主义投资策略中受益。如果这减损了项目作为艺术品的地位，它无疑也提出重要而令人不适的问题：一方面关乎所用技术；另一方面关乎批判本身的性质、艺术界对体系的顺从，以及激进创作实践的界限。 在区块链技术语境中，这类实践会是什么样？毫无疑问，基于区块链的数字艺术有巨大潜力，开展同样充满争议、艰难而有效的批判。具体而言，它或许最有力量触及艺术品的价值与估值、独特性、可拥有性及可交易性——商业区块链应用也被设计来公开、直接处理这些问题。重要的是，这类艺术实践必须置于前面所说四处可见的神秘化修辞之外。一种办法也许是，创作并不记录、叙事化或审美化区块链的作品，而像罗宾汉合作社一样，通过复制或模仿制造颠覆性的变调和批判辩论场所。这意味着，艺术作品以富有生产性的方式介入 DLT，并可能塑造 DLT 会成为什么，因为作品自身也开放于成为 DLT。从这个意义上，用金融科技并不必然意味着成为金融科技——再看罗宾汉合作社便是如此。 一些使用新兴金融 DLT 的最有趣艺术项目，意在探索技术如何削弱传统所有权结构的某些方面：例如艺术物件的所有权，艺术生产、流通和分配方式的所有权，以及对评估艺术产出并为之估价的机构的控制。最终，这也许有助于我们思考如何重新配置——或放弃？——这些结构；例如，观念艺术在 20 世纪中叶的几十年间就一直尝试这样做，却没有成功。[^u010-031]如果认真把区块链视为批判艺术创作的基底，就需要一种严谨、批判地介入技术的艺术，来探索并揭示其能力、界限与潜在危险。这已开始采取的一种形式，是自我拥有的艺术品，例如《植物体》（Plantoid，2015）和 terra0（2016）；两者都曾在 Furtherfield 近期的「新世界秩序」展览中展出。[^u010-032]过去几年，批判与创作社群广泛讨论了 Plantoid。它是一座基于区块链的雕塑，能够控制以比特币表示的自身财富，管理自身存在，并用这笔资本委托制作自身的更多复制品，再将它们出售，使作品扩张、成长。循着类似原则，terra0 是一片自我拥有、自我管理的森林，旨在以可持续方式管理自身存在与生长。两件作品既是金融科技，又不是。与它们接触，有助于理解底层技术的功能；但最终，它们也打开了更宽广、更深远的探究路径。它们帮助我们重新思考区块链，更普遍地说，迫使我们重新审视 DLT 时代艺术作品的性质。认真面对 terra0 之类作品提出的问题，以及它们对 DLT 极为严谨、拒绝神话化的介入，会带来艺术家与作品关系的新视角，以及艺术在世界中的新能动性。这不只是让艺术与其机构和市场脱钩，或让艺术面对它们时更有力量。更可能从探索中出现的，是一种基于区块链的艺术：恰恰由于它直接介入金融技术，它才不只是金融技术。因此，区块链固然可以服务于艺术金融化，[^u010-033]反过来也可能使艺术无法被金融化。这也许能把可腐化、偏私、贪婪、自私的人类从交易方程中排除；毕竟，我们必须记住，消除金融机构作为不可避免中间人的地位，本就是区块链最初的承诺。于是，有意义地介入区块链的当代艺术，应当必然朝向艺术品的激进解放，探索艺术品相对于艺术家可能具有的一种新能动性。这样，当代艺术或许能够重新以乌托邦模式运作，以多种方式转向行动主义工作。作为一种正在出现的、非金融科技的金融科技，这无疑比前述算法神秘主义更可取。 ### 参考文献 ‘艺术家 SIMON DENNY 正在塑造柏林的颠覆式初创文化（Artist SIMON DENNY is Shaping Berlin’s Disruptive Startup Culture）’, *032c,* 2014 年 1 月 31 日, https://032c.com/2014/artist-simon-denny-is-shaping-berlins-disruptive-startup-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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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gal, Howard.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The Technological Utopians）’, in *想象明天：历史、技术与美国的未来（Imagining Tomorrow: History,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Joseph Corn 编,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Simon Denny’, *Petzel,* 2016 年 9 月 8 日, http://www.petzel.com/exhibitions/simon-denny3. Skinner, Sam. ‘区块链未来国家——Simon Denny 访谈（Blockchain Future States – An Interview with Simon Denny）’, in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 Ruth Catlow, Marc Garrett, Nathan Jones, and Sam Skinner 编, London: Torque Editions & Furtherfield, 2017. Tripathi, Ajit. ‘2,000 美元的比特币（以及其他 9 项 2017 年区块链预测）（A $2,000 Bitcoin (and 9 Other 2017 Blockchain Predictions)）’, *Coin Desk*, 2017 年 1 月 4 日, https://www.coindesk.com/2000-bitcoin-9-2017-blockchain-predictions/. Weiner, Andrew. ‘Simon Denny 的《区块链未来国家》（Simon Denny’s “Blockchain Future States”）’, *Art Agenda,* 2016 年 10 月 25 日, http://www.art-agenda.com/reviews/simon-dennys-blockchain-future-states/. Zeilinger, Martin. ‘作为「货币化图像」的数字艺术：在区块链上执行知识产权（Digital Art as “Monetised Graphics”: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Blockcha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6),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347-016-0243-1. _____. ‘关于区块链你一直想知道的一切（却不敢问 Mel Ramsden）（Every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Blockchai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Mel Ramsden)）’, in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 Ruth Catlow、Marc Garrett、Nathan Jones 和 Sam Skinner 编, London: Torque Editions & Furtherfield, 2017. [^u010-001]: 作品视听记录见 http://www.e-flux.com/architecture/superhumanity/68703/blockchain-future-states/ ；http://www.petzel.com/exhibitions/2016-09-08_simon-denny/ ；以及 http://bb9.berlinbiennale.de/participants/simon-denny/。 [^u010-002]: Isabella Kaminska, ‘区块链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 2.0（Blockchain as Gosplan 2.0）’, *Berlin Biennale*, http://bb9.berlinbiennale.de/blockchain-as-gosplan-2-0/. [^u010-003]: 例如参见 Andrew Weiner；他对 Denny 的作品作出了较为尖锐的评论。Andrew Weiner，〈Simon Denny 的《区块链未来国家》〉（Simon Denny’s “Blockchain Future States”），Art Agenda，2016 年 10 月 25 日，http://www.art-agenda.com/reviews/simon-dennys-blockchain-future-states/。 [^u010-004]: 参见 Kaminska, ‘区块链作为国家计划委员会 2.0（Blockchain as Gosplan 2.0）’. [^u010-005]: 例如参见 Sam Skinner, ‘区块链未来国家——Simon Denny 访谈（Blockchain Future States – An Interview with Simon Denny）’, in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 Ruth Catlow, Marc Garrett, Nathan Jones, and Sam Skinner 编, London: Torque Editions & Furtherfield, 2017, pp. 141-155. [^u010-006]: Simon Denny, ‘独自面对市场（Face the Market on Your Own）’, *Texte Zur Kunst* 106 (2017), pp. 124-133. [^u010-007]: Paul Bars, ‘神奇的互联网货币：一则 Reddit 广告如何使比特币达到 1000 美元，并启发《南方公园》的美术部门（Magic Internet Money: How a Reddit ad made Bitcoin hit $1000 and inspired South Park’s art department）’, 2013 年 2 月 18 日, [https://medium.com/@paulbars/magic-internet-money-how-a-reddit-ad-made-bitcoin-hit-1000-and-inspired-south-parks-art-b414ec7a5598](https://medium.com/@paulbars/magic-internet-money-how-a-reddit-ad-made-bitcoin-hit-1000-and-inspired-south-parks-art-b414ec7a5598). [^u010-008]: 关于 Denny 使用宝可梦图像的详细视觉记录，请访问 Petzel 画廊网站：http://www.petzel.com/exhibitions/2016-09-08_simon-denny/。 [^u010-009]: Bitcoin Golem（原网址 https://bitcoingolem.com）在 2017 年夏季停止运营，距当年 3 月成立仅几个月。不过，在网上以公司名称搜索图片，仍能找到该网站的大部分内容。 [^u010-010]: 参见以太坊项目主页：https://ethereum.org/。 [^u010-011]: 追踪这一过程的一个好去处，是 Flippening Watch 网站：https://www.flippening.watch/。 [^u010-012]: 参见 Peter Bürger, *先锋派理论（Theory of the Avant-Garde）*, Minneapolis, M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4. [^u010-013]: 关于 Femke Herregraven 作品的记录，见她的网站：http://femkeherregraven.net/rogue-waves-ii-scar-tissue/。 [^u010-014]: 例如参见 John Frost, ‘与 Vitalik Buterin 谈下一代加密货币（Interview With Vitalik Buterin About Next Generation For Cryptocurrencies）’, *The Coin Telegraph*, 2015 年 12 月 8 日, https://cointelegraph.com/news/interview-with-vitalik-buterin-about-next-generation-for-cryptocurrencies; 一则流行的 Ethtrader 帖文见 https://www.reddit.com/r/ethtrader/comments/6tamgo/what_is_the_origin_of_the_vitalik_jesus_lambo/. [^u010-015]: Ajit Tripathi, ‘2,000 美元的比特币（以及其他 9 项 2017 年区块链预测）（A $2,000 Bitcoin (and 9 Other 2017 Blockchain Predictions)）’, *Coin Desk*, 2017 年 1 月 4 日, https://www.coindesk.com/2000-bitcoin-9-2017-blockchain-predictions/. [^u010-016]: 例如参见 http://i.imgur.com/QJcqH3A.jpg. [^u010-017]: 参见 Nadja Sayej, ‘Simon Denny：用宝可梦解释区块链的艺术家（Simon Denny: the artist explaining blockchain with Pokémon）,’ *The Guardian*, 2016 年 8 月 26 日,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2016/aug/26/simon-denny-artist-blockchain-pokemon. [^u010-018]: 参见 Howard Segal, ‘技术乌托邦主义者（The Technological Utopians）’, in *想象明天：历史、技术与美国的未来（Imagining Tomorrow: History, Technology and The American Future）*, Joseph Corn 编,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86. [^u010-019]: 见本章原注 9。 [^u010-020]: 另见 Max Haiven, ‘在金融化的宝可梦经济中成长（Coming of Age in the Financialized Pokéconomy）’, 2016 年 7 月 12 日, https://maxhaiven.com/2016/07/12/pokeconomy/. [^u010-021]: 参见 https://www.facebook.com/OneCoinCryptocurrencyNow/. [^u010-022]: 参见 ‘OneCoin 澳门全球活动被中国有关部门禁止（OneCoin Global Macau Event Prohibited by Chinese Authorities）’, *Behind MLM,* 2017 年 4 月 28 日, http://behindmlm.com/companies/onecoin/onecoin-global-macau-event-prohibited-by-chinese-authorities/. [^u010-023]: 参见 ‘Simon Denny’, *Petzel,* 2016 年 9 月 8 日, http://www.petzel.com/exhibitions/simon-denny3. [^u010-024]: 视频嵌于 http://www.e-flux.com/architecture/superhumanity/68703/blockchain-future-states/。 [^u010-025]: 参见 Sam Skinner, ‘区块链未来国家（Blockchain Future States）’, p. 142. [^u010-026]: 见本章原注 11。［译注：此交叉引用按原文保留；原注 11 指向 Flippening Watch，与正文《卫报》评论不符。依正文内容，可能应指原注 17 的 Nadja Sayej 文章。］ [^u010-027]: 参见 ‘艺术家 SIMON DENNY 正在塑造柏林的颠覆式初创文化（Artist SIMON DENNY is Shaping Berlin’s Disruptive Startup Culture）’, *032c,* 2014 年 1 月 31 日, https://032c.com/2014/artist-simon-denny-is-shaping-berlins-disruptive-startup-culture/. [^u010-028]: 参见 Sam Skinner, ‘区块链未来国家（Blockchain Future States）’, p. 144. [^u010-029]: 同上 [^u010-030]: 参见 http://www.robinhoodcoop.org/. [^u010-031]: 参见 Martin Zeilinger，〈关于区块链你一直想知道的一切（却不敢问 Mel Ramsden）〉（Everything You’ve Always Wanted to Know About the Blockchain\* (\*But Were Afraid to Ask Mel Ramsden)），载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前引书，第 287–296 页。 [^u010-032]: 参见 http://furtherfield.org/programmes/exhibition/new-world-order. [^u010-033]: 参见 Martin Zeilinger, ‘作为「货币化图像」的数字艺术：在区块链上执行知识产权（Digital Art as “Monetised Graphics”: Enforc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on the Blockchain）’, *Philosophy & Technology* (2016), https://link.springer.com/article/10.1007/s13347-016-0243-1. # 作为媒介的金融化：关于后区块链艺术的思辨札记 **Laura Lotti** > 今天有两个艺术市场。一个仍受价值等级体系调节，即便这些价值已经带有投机性质。另一个则无比近似金融市场中漂浮不定、无法控制的资本：它是纯粹的投机，是为了运动而运动，除了违抗价值规律之外，看不出任何目的。这第二个市场与扑克或夸富宴有诸多共同之处——它仿佛价值超空间里的一出太空歌剧。我们应该为此感到震惊吗？不。这里没有任何不道德的东西。正如当代艺术已经超越美与丑，市场本身也超越善与恶。——Jean Baudrillard。[^u011-001] > 艺术在生产出来时就是商品，并非出售时才成为商品。——João Enxuto、Erica Love。[^u011-002] ### 引言 随着新自由主义经济体中艺术资助范式的转变，资助日益成为私人机构和企业的专属领域，艺术与金融的关系在艺术话语和实践中也越来越突出。[^u011-003]艺术金融化始于20世纪60年代第一批大型专业投资者进入艺术投资领域之时，并不是新现象。然而，过去十年间，它的专业化、标准化以及“艺术投资科学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u011-004]旨在把艺术变成投资组合分散配置和对冲通货膨胀的工具。换言之，金融化把艺术变成了一项资产，可以与任何其他可交易商品通约。艺术界对此既抗拒又着迷，也更加意识到市场动态渗入艺术环境肌理的程度。这是因为，艺术资产恰好体现了当前金融化逻辑与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它暴露出市场估值方法的内在限度：这类方法通过量化、标准化和通约化，试图把文化与审美价值的异质性压平到价格这一尺度之上——但又无法将它们全部纳入。[^u011-005]另一方面，它凸显了当代艺术在计算技术中介的文化中的“衍生”处境：如今，无论社会还是经济层面的艺术评价，都遵循与衍生品市场逻辑高度吻合的算法规则。[^u011-006] 艺术家和文化实践者认识到艺术与私人金融利益的纠缠，开始探索区块链技术和加密代币提供的新可供性，[^u011-007]以提出当前范式的替代方案。代币是区块链架构去中介化逻辑的内在组成部分，使人们能够以点对点方式创造和传输可编程的价值单位。下文将进一步说明，在基于代币的网络中，每一次由区块链中介的*互动*都对应着一笔发生在既有金融市场之外的*交易*；这预示着通过区块链，一切事物的金融化将变得更加无处不在。然而，近期的艺术项目——如下文将讨论的 *BitchCoin* 和 *terra0*——清楚表明，这也为艺术领域带来了新的社会与金融可能性；更广泛地说，任何试图通过创造与发明，从当代金融生态系统中争取自主性的事业，都可以从中获得这些可能性。 本文认真看待代币化的承诺（及其危险），设想一种基于区块链的未来：通过代币实现的金融化无缝融入日常生活的肌理。由此，本文提出问题：后互联网艺术曾突出揭示当前网络文化中当代艺术衍生处境的审美与运作维度，那么艺术的“后区块链”未来究竟会是什么样？我的意思是：假如艺术的生产和流通过程依赖区块链技术，而不是当前的互联网技术栈，这意味着什么？它会孕育哪些倾向，又如何利用这些倾向实现艺术的自主性？考虑到加密生态系统尚处萌芽阶段，这个问题或许显得过早。然而，区块链正日益吸引艺术家、技术人员和资本家的想象，因此艺术领域通过这项技术本身，着手探讨后区块链艺术的可能性，已变得至关重要。正如 *BitchCoin* 和 *terra0* 所显示的，只有承认艺术资产内在的金融化本性，以及它嵌入社会与金融关系网络的事实，艺术才可能站在新的组织方式的前沿，走向这些新技术所预示的一种可能的未来。因此，这些札记坦然接受其提议的思辨性质：借助区块链技术带来的可供性，金融化在未来既成为一种艺术形式，*也*成为自主项目的推动力量。 ### 衍生艺术与区块链技术的承诺 作为如今已被历史化的一种风格，“后互联网艺术”处于网络技术带来的新可供性与金融化的交汇处；与它相应的审美，使艺术环境新的衍生处境显现出来。后互联网艺术兴起于全球金融危机之后，应对艺术对象生产与流通条件的变化——从物质性和劳动密集，转向毫不掩饰的非物质化与流动化——揭示了当代艺术“信息环境”的内在矛盾。[^u011-008]后互联网艺术家承认，艺术领域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的算法模式，把数据解析、排序和匹配为关系的指标，借此判断什么算是艺术，以及它值多少钱。此外，他们还批评这种自动化排序方式通过维持稳态的反馈回路，消解艺术的批判锋芒，从而揭示再现作为数字环境中一种批判方式的限度。Ben Vickers 在与 Brad Troemel、Artie Vierkant 的对谈中，结合 Facebook 信息流的逻辑准确提出了这个问题：“在人们看不到的地方，一个生成性系统已经被开发出来，用以挖掘全世界数百万用户隐含和外显的行为……迫使用户通过 Facebook 经过金融权重调整的算法这一透镜，体验所有社会关系。”[^u011-009]Vickers 的观察准确概括了后互联网艺术内在的“衍生”处境：它如同金融工具，随其自身运作领域的关系性而波动，却从不触及那个它理应置身其中的底层现实。[^u011-010] 原因在于，金融化向艺术的延伸，不能脱离数字网络平台来思考；在当前范式中，正是这些平台提供了生产、分配和收割社会、文化与经济价值的基底及基础设施现实。[^u011-011]这一范式与万维网基础设施的范围重合：价值通过协议层（例如 TCP/IP、HTTP、SMTP）免费开放的沟通可供性而生成。然而，少数技术巨头（如 Google、Facebook、Amazon 等）集中占有信息，于是这些价值立刻在应用层被捕获，并重新汇集为可交易的数据。[^u011-012]在这种情境下，什么算是艺术，要通过应用层对信息互动过程——例如艺术家、艺术品与网络之间的关系——进行离散化、自动化和商品化来评价。这些信息过程以点赞、转发、标签、分享等形式代表“欣赏”，同时也推动着艺术市场核心的估值方法，因为它们也在声誉与注意力经济中被变现，而我们似乎无法摆脱这种经济。这揭示了金融化逻辑的复杂性及其内在的网络性质：价值、逻辑、意义和治理的观念，以特定方式编织进计算架构，而该架构创造并维系着当前的权力体系。 为了挣脱与市场逻辑的纠缠，艺术家开始探索区块链技术的可能性，以及它对点对点、去中介化的价值创造与传输的承诺，希望以此超越艺术金融化。关于区块链协议的技术讨论不在本文范围之内；这里的目标，是凸显这种特殊数据结构为数字网络中价值的生成与分配开启的新的金融可能性——也包括社会与审美可能性——它们预示着“去中心化商业模式的黎明”。[^u011-013]使之成为可能的是所谓的代币。广义而言，代币是以代码实现的点对点价值单位，不仅能够代表加密货币，也可以代表任何其他数字资产——亦即任何可交易商品的数字表征，从黄金等实物，到计算能力和云存储空间——尤其是那些支撑代币自身价值的资产。比特币代币首次让价值能够在点对点网络中去中介化地生成和传输，从而“终结了对货币的禁忌”；[^u011-014]而以太坊代币则借助智能合约，以点对点、可编程和自动化的方式传递特定权利。[^u011-015]智能合约与法律合同有根本区别，[^u011-016]它是编码协议（也称协议代币），其逻辑和自动执行规则由底层区块链强制实施，整个过程完全自动化，并独立于既有金融体系。相比之下，去中心化应用（dApps）代币代表的是与区块链相分离而存在的资产。这些资产可以是法定货币、黄金、物联网设备，也可以是下文将阐明的艺术生产本身等新型资产，表达这些事业所固有的升值潜力。协议代币与 dApps 代币共同构成了在区块链技术之上建设新型去中心化生态系统的基础工具。[^u011-017]以太坊智能合约提供高度可编程性，因此每种代币的属性与功能都可以按照其预期用途进行调整，例如供应量、发行方式、通胀率、经济逻辑和使用方式等。比如，代币可以用于接入网络、奖励对该网络的贡献，或者作为组织内部去中心化治理的手段。 代币通常通过挖矿，或参与新型众售而向公众发行。挖矿是指通过计算过程生成代币，比特币和以太坊就是如此；这种众售又称首次代币发行（ICO）。它类似于更主流的首次公开募股，即私人公司向公开市场发行自身股票。首次代币发行是一种去中心化的股权众筹：小型项目在市场上自行发行或提供代币，代表项目可能带来的未来效用与价值，通过与发行参与者建立权益关系来筹资。因此，业内人士把 ICO 融资模式称为“打了类固醇的 Kickstarter”；[^u011-018]它极大拓宽了小型社群和个人的社会与金融可能性，并有可能颠覆初创企业生态中传统的融资范式。基于以太坊、备受瞩目的首次代币发行激增，正是这种新可能性的证据：其融资额最近已超过风险投资，并使所有加密货币的总市值突破了1750亿美元。[^u011-019] 在这个生态系统显著波动之际，加密技术拥护者赞美代币带来的新能力，[^u011-020]但艺术与文化理论界的一些声音反对刚刚兴起的、借助区块链将一切代币化的趋势，因为它把金融化逻辑预设为代币经济的根基，因而使这一逻辑更加严重。例如，媒体艺术家兼技术专家 Salvatore Iaconesi 正确地指出，区块链和代币等技术是“推动‘生活交易化’的强大作用者”，[^u011-021]不加批判地采用这些技术，可能把社会肌理溶解进算法网格之中，而这个网格最终将支撑我们被区块链化、金融化的生存。不过，我并不想全盘否定区块链技术与加密代币的新意，而是提出：代币化作为一种新的点对点社会金融实践，为艺术乃至整个文化领域摆脱金融市场的榨取逻辑、探索自主性，开辟了重要的新实验路径，因此必须以具体方式认真应对。下一节讨论的两件作品 *BitchCoin* 和 *terra0* 展示了不同策略：当代艺术家如何借助基于区块链的代币，巧妙重新占有并*重新编程*金融化手段，利用艺术的衍生处境。后互联网曾成为当代艺术新文化金融格局的审美——这种艺术具有双重衍生性，既衍生于今天艺术信息环境底层的经济估值过程，也衍生于计算估值过程——而这些项目指向后区块链的视野：艺术接纳其固有的经济地位与角色，并由此通过去中心化的组织模式，找到利用它的新方式。 ### *BitchCoin* 与 *terra0*：作为艺术形式的代币化 在目前涉及区块链技术的诸多艺术项目中，有两个特别突出：它们巧妙实验代币为“自我金融化”开启的新社会金融可供性，使艺术家能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表达并收获自己作品的价值。这就是 Sarah Meyohas 的 *BitchCoin*（2016），以及 Paul Seidler、Paul Kolling 和 Max Hampshire 的 *terra0*（2016）。前者突出加密代币的特殊性质，带来新的社会、金融与审美可能性；后者强调代币经济的生态维度，即关系性或生态系统维度。由此，这两个项目都展示了代币如何为以金融本身为媒介的艺术实验开辟新机会，以非还原的方式表达艺术等异质价值形式的经济地位——这种地位必须按照其自身条件来理解。 *BitchCoin* 大体借鉴比特币的模式，是一种以艺术家的摄影作品为支撑的加密货币。像比特币一样，*BitchCoin* 依赖公共区块链，也需要挖矿；不过在 *BitchCoin* 的情形中，艺术家已在画廊预先挖出了代币。每枚币价值100美元，能够永久兑换 Meyohas 摄影印刷作品中的25英寸，涵盖她目前和未来的全部作品。*BitchCoin* 恰如其分地在一个探讨预测的展览中推出，是一种特殊代币：它充当艺术支持的货币，也就是一种商品货币，而其背书恰恰来自将艺术生产过程本身商品化。由此，*BitchCoin* 强调了加密代币最少被讨论的一面：它既不是比特币发明者最初定义的电子现金，也不是自由意志主义边缘群体所设想的“数字黄金”，而是共同项目中的一种流动权益份额。这里的权益，不仅指严格金融意义上的股票或股份，而更广义地指一种相互持有利益的经济关系：合作双方共同承担风险，也分享收益。[^u011-022]从这个角度看，*BitchCoin* 是赋予人们获取艺术家作品未来价值之权利的代币，同时也能按当前市场价值自由交易。 *BitchCoin* 强调艺术家作为文化价值生产者的角色，并把观众视为投资者，从而建立一种新模式：收藏者可以直接投资于艺术家职业生涯未来的成功，同时也让 Meyohas“在自己作品的供给、需求与价格中拥有一份权益”。[^u011-023]因此，BitchCoin 本身也是一种投机装置，使投资者和收藏者能够成为艺术家职业生涯的利益相关者，也能够押注她未来的成功。从这一立场出发，与把艺术对象视为价值储藏手段的传统观点不同，[^u011-024]*BitchCoin* 指向代币提供的可编程性，使艺术家能够将艺术视为不断生成价值的“流动商品”——价值并非只在它作为一件有限的产品于金融市场交易时才产生，而是从生产的那一刻便开始生成。这一认识对于理解当代艺术的金融化特征至关重要。此外，它也为艺术家探索区块链所提供的、新兴的去中介化价值传输可供性，进而摆脱艺术底层的制度金融环境、取得自主性，打开了新的可能。 该项目承认艺术处于充满经济利益的社会文化环境之中，因而为艺术与市场的纠缠提供了非传统却可以立即运作的处理方式。*BitchCoin* 承认艺术对象固有的金融化性质——它体现在艺术生产过程被商品化（也就是被代币化）的形式中——同时确认艺术家作为文化生产者的角色，并接纳且利用艺术的衍生处境：艺术家*通过*自己的艺术，掌握金融化的手段。在她的展览开幕时，以仪式化方式向市场推出 *BitchCoin*，便体现了这一点；这一做法类似于前文提到的首次代币发行，甚至比它更早。*BitchCoin* 使艺术家能够“自行发行”代币，以之作为自身艺术与文化价值的指标。它意味着 Meyohas 利用比特币内在的逻辑，把自己的艺术过程金融化，由此创造出一个新环境：人们在她自己的作品中持有权益，为艺术家及其支持者开辟一个正在形成的可能性空间。 *BitchCoin* 探索加密代币为艺术家自我金融化提供的可供性，而 *terra0* 则把这一逻辑推进一步，强调代币经济的生态维度。智能合约带来了协调激励和自动协作的新可能，使这类经济展现出从无到有建立新价值生态系统的潜力。*terra0* 由 Paul Seidler、Paul Kolling 和 Max Hampshire 发起，是一片经过技术增强、拥有自身的森林；它能以以太坊区块链为基础发行自己的代币，凭借这一能力实现自治。项目把艺术理解为“自主行动、自给自足的经济单位”，[^u011-025]并试图创作一件同时也是完全自主的“一份资本”的艺术品。[^u011-026]由此，它明确地试验自我金融化，使森林从经济剥削的被动对象，转变为为了自身利益而主动运用自身资源的行动者，最终能够买下自己。 *terra0* 本质上是一个构建在以太坊之上的去中心化应用。应用通过智能合约自动管理森林资源，把传感器、开放数据预言机和人工智能机器人结合起来，使森林能够自行运用自身价值。*terra0* 很好地展示了基于区块链的代币经济在网络价值的生成和流通方面带来的范式转变：它首次为去中心化项目提供了可编程的金融引擎。按照这一系统的经济逻辑，森林从最初的利益相关者手中获得对自身的法定所有权，因此具有自主性，却仍欠着购买土地的项目发起者的债。为了赎回自己，*terra0* 在以太坊上发起首次代币发行，出售代表未来木材销售收益的代币。作为一个软件应用，*terra0* 利用以太坊区块链所支持的去中心化权益持有，在治理和价值分配上发挥潜力；它接受以太币来运行自己的合约，从而直接支持基础设施的发展，基础设施又为应用层的繁荣提供可靠服务，最终惠及整个生态系统。最知名的加密货币钱包和交易平台之一 Coinbase 的联合创始人 Fred Ehrsam 写道：“在这里，这一现象已经超出了一种新的筹资方式。项目正在*创造自己的经济生态系统*，让整件事运转起来。”[^u011-027]换言之，*terra0* 采用代币化——即网络化、去中心化和金融化——的方式管理和运用自身，为作为艺术的自己开启新的融资范式，既不属于公共机构环境，也不属于私人机构环境。它来自对共同项目的参与：通过代币化权益关系构成的网络，代币持有者能够投入支撑项目所提供价值的价值体系，即实现一片自主森林——拥有自己、管理自己的森林——的可能性。 此外，*terra0* 揭示财产权作为主体化和权力关系的法律、经济及社会运作机制所具有的多维性，强调点对点自动化技术将在不久后的后区块链未来，对既有的所有权、人格与自主性观念提出挑战。它不仅通过资本自我管理做到这一点，也触及艺术与经济意义上行动能力及自主性本身的定义，指向一个后人类未来：生态系统服务和艺术等能够生成价值的异质过程，可以以十分具体的方式被代币化、自动化，并相互联结。项目目前止于森林管理自身资源这个案例，但在并不遥远的未来，通过可编程代币实现金融化，或许会让森林在自然资本市场交易自身，自主地与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企业和当地社群建立金融、社会及法律关系。森林甚至可以通过人工智能机器人设定的悬赏，把软件开发和维护众包给开源社群。更进一步，由人工智能驱动的自主森林，甚至可以在金融市场做空那些侵占其领地、破坏其完整性的企业——最终消解艺术、生态、经济与政治之间的界限。 * 这两件作品预示了艺术家驾驭金融逻辑、具体改变整个当代艺术市场动态的可能。它们揭示并运用加密代币的多面性和去中心化性质：它既是商品货币，也是通货、权益，以及分布式治理的单位；在相互承认的价值体系基础上，它们由此创建点对点网络中最低限度、可编程的互动协议。在上述案例中，这两个价值体系分别是艺术家的职业生涯和森林的自我管理。具体而言，*BitchCoin* 使 Meyohas 当前及未来艺术生产的估值过程得以去中介化并分布出去：这些潜在价值作为代币的支撑，被直接发行给她的观众。*terra0* 把这个逻辑提升到生态系统层次，以自我运用实践补充自行发行；由此，项目指向艺术家通过代币化，实现艺术价值自动化与自主化的新方式，即借助可编程权益份额分配潜在收益，使艺术能够在生态系统中自主流通。这两种策略——自行发行，即艺术家发行自身价值的能力；自我运用，即自动化、透明地管理艺术价值配置和流通的可能性——对于艺术从底层技术金融基底出发建立自主系统的计划至关重要，而所采取的方式恰恰是占有并重新编程现有的金融衍生品逻辑。 与衍生品一样，代币也是投机性工具，因为它们是抽象协议，代表“对尚未在时空中实现的事件世界提出的权利主张”。[^u011-028]同时，衍生品由于其抽象性质而具有内在的关系性；在非常具体的层面，它们通过这样一种力量运作：“通过连接赋予潜能的力量，使关系液化与凝固、使连接获得或失去潜能的力量，因此也是塑造日常生活运动可能性（并受这些可能性塑造）的力量。”[^u011-029]然而，与当前的衍生品形式不同，区块链代币确实能够编码并计量独特的价值体系，而不把它们压缩到驱动当代金融的唯一尺度——价格——之上。代币提供一个指标，用来表达支撑每一种特定*类型*的首次市场发行的价值，并把它写入区块链分布式账本。Meyohas 的 *BitchCoin* 正是如此：它为艺术家摄影作品的未来价值提供表达和分配的单位。此外，代币使衍生品成为点对点和开源的，从而扩展其网络化、关系性及生成事件的特性。因此，使用者——艺术家、初创企业、自主主义者——能够独立于全球金融世界，对塑造生态系统生成的社会与经济关系类型进行编程。这样，代币释放了衍生品建构未来的潜能及其组织可供性，使这些新社会金融形式的发明者和参与者受益。*BitchCoin* 以艺术支持的加密代币形式发行艺术家自身的价值；*terra0* 为森林自我管理设定具体的经济协议。两者分别通过这些方式，使观众、收藏者和画廊服从*各自*的经济逻辑，而非相反。由此，*BitchCoin* 和 *terra0* 共同播下后区块链未来的种子：通过发行自己的价值体系、编码用于自我运用的经济逻辑来利用金融化，为创造自主环境开辟新天地。 ### 走向后区块链艺术：从赚钱到提出要约 *BitchCoin* 与 *terra0* 通过区块链技术及智能合约提供的新可供性，对艺术对象和过程进行去中介化与重新编程，从而增强其流动且天然网络化的金融化特征。具体而言，*BitchCoin* 指向代币的多维性：它能够表达异质的价值形式，并按其原本性质分享它们；*terra0* 则展示了艺术家以及任何自主主义项目，通过代币经济能够建立并参与的新型去中心化生态系统的完整范围。因此，它们使我们得以窥见一个或许并不遥远的后区块链未来：代币化，以及它在自行发行与自我运用方面提供的新可供性，将通过自动化智能合约，成为艺术自主性的条件。后互联网曾成为当代艺术衍生处境的审美；而艺术的后区块链视野，必须承认其内在的经济地位，同时超越当前范式的限制。如 *BitchCoin* 所示，代币让传统货币形式突破边界，因为它使货币可以计量艺术这样的生成过程。它提供打开时间视野的手段，使人们能够无限期地获取艺术家自身不断升值的价值，由此为她和她的利益相关者创造新的关系可能性。*terra0* 扩展了这一逻辑，把自行发行与自我运用实践写入网络，使生态系统能够围绕一个共同项目——让森林拥有自己——结晶形成。两件作品通过实验代币经济的设计与逻辑，展示艺术家如何把金融用作创造性工具，利用区块链代币的新可供性，分配当前金融范式无法计量的社会、文化、审美与生态价值。 后互联网艺术时代仅限于揭示艺术对象不断变化的性质，以及其生产与流通的流动条件；与之形成关键区别的是，*BitchCoin* 与 *terra0* 都通向后区块链未来。这个未来正视艺术对象作为商品的性质：它从生产过程中就可以被代币化，而后随着艺术信息环境中艺术家、艺术品和观众的网络化努力而升值。换言之，两个项目都表明，艺术家若要摆脱当前具有榨取性的计算范式、寻求自主性，就必须同时在“衍生”层面——自行发行与估值——和“基础设施”层面——组织平台——迎接挑战。因此，它们不只是揭露行星尺度计算下艺术对象及过程的衍生处境，而是以此为出发点，通过区块链技术的可编程性与开放性，操纵艺术环境更深层的肌理：把金融化作为媒介，借助代币为自己编程新的信息环境与组织形态。 因此，艺术的后区块链视野不仅在于表达*赚钱*的艺术——如后互联网艺术所做的那样，拥抱艺术对象如货币般在网络与市场中流通的流动性。更广泛而言，它关乎*提出要约*的艺术，即精心制作并编程代币：把用于相互持有利益的去中心化金融工具（流动权益）提供给公众，创建点对点的价值生态系统。*BitchCoin* 和 *terra0* 的首次代币发行都表明，制作要约的艺术对应于区块链代币的这样一种能力：设定自身的流通条件和互动协议，借助金融工具设计自我运用的条件，再通过分布式的流动权益和治理单位释放这些工具；人们交易这些单位并与之互动时，新的价值生态系统就被编织出来。由此，人们能够向世界发行价值，并让同伴根据可编程规则承认它，而这些规则又保障该价值生态系统的自主性。这些项目允许自行发行剩余价值，并自动控制对剩余价值的自我运用，借此把金融化的可供性当作自己的表达媒介，播下这样一种未来的种子：自主性可能通过自行收获自己的价值而实现。因此，区块链革命及初现的一切事物代币化趋势，不仅能在创作艺术*作品*方面，而且能在生成艺术*世界*方面为艺术开启新可能；这些世界是按照艺术家与社群自主生产的逻辑及价值运作的生态系统。这意味着，如果当代艺术无法与衍生品的社会文化逻辑分离，艺术家可以通过实验区块链，成为自身金融化的主动行动者，而不是我们熟知的艺术世界金融化中的被动对象。也就是说，正如这些艺术项目所展示的，对抗一切事物金融化的方式，是*穿过*它，而不是试图抵抗它。 当然，这一主张充满危险，尤其是我们已看到，这些众包环境中的动态似乎再次复现旧有的权力不对称。这至少部分可能源于当前区块链在可扩展性和互操作性上的技术限制：共识速度低、进入成本高，导致只有大型投资者能够进入；[^u011-030]大型应用又无法完全采用链上解决方案，由此引发链下交易的安全问题。通过代币化将一切金融化，可能带来极大风险，例如为资本积累提供新的作用面和市场，在注意力经济中产生更猛烈、更深入毛细血管般的榨取形式，从而强化熟悉的动态。去中心化技术的确不会自动使权力去中心化，[^u011-031]因此，建设后区块链未来的道路——并不只是艺术的未来——必须认真面对本文提出的令人眩晕的赌注：通过区块链夺取金融化手段，为自主项目服务，同时面对这可能带来的所有危险。其中包括应对现有区块链方案的限制，处理它们可能如何阻碍这些富有远见的事业充分实现。然而，随着新的有希望的项目不断涌现，艺术家继续探索去中心化技术的潜力并使之为自身谋益，仍然极为重要。因此，艺术的后区块链前沿也意味着开启关于代币化的伦理审美维度、以及价值体系互操作性的问题。区块链不是万能药，只是一种有待实验和运用的新武器。我们还缺少使去中心化未来实现深层互操作性的手段，而 *BitchCoin* 与 *terra0* 则展示了加密代币带来的可能：以创造性和思辨性方式实验金融化，创造的不仅仅是艺术作品，更是许多个可能的、能够互相协作的艺术世界。[^u011-032] ### 参考文献 Arvidsson, Adam. ‘Facebook and Finance: On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Facebook与金融：论衍生品的社会逻辑）’,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6 (1 November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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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hail Malik 与 Andrea Phillips 把这一转变描述为从“公共关怀”精神转向私人“艺术之爱”的精神，后者如今推动着艺术市场价格的动态。Suhail Malik and Andrea Phillips, ‘Tainted Love: Art’s Ethos and Capitalization（被污染的爱：艺术精神与资本化）’, in *Art and Its Commercial Markets: A Report on Current Changes and with Scenarios for the Future（艺术及其商业市场：当前变化报告与未来情景）*, Maria Lind and Olav Velthuis （编）, Berlin: Sternberg Press, 2012, pp. 209–40. [^u011-004]: 关于艺术金融化历史进程的全面概述，参见：Olav Velthuis and Erica Cosl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rt（艺术的金融化）’, in *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 Karin Knorr Cetina and Alex Preda （编）,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u011-005]: 这是由艺术对象本身的性质造成的：它是在缺少监管、并不透明的金融环境中，一种流动性差且成本高昂（包括储存与保险费用）的商品。参见：Clare McAndrew （编）, *Fine Art and High Finance: Expert Advice on the Economics of Ownership（美术与高级金融：关于所有权经济学的专家建议）,* New York: Bloomberg Press, 2010. [^u011-006]: 我曾以稍有不同的进路讨论这一点，见：Laura Lotti, ‘Contemporary Art, Capitalization and the Blockchain: On the Autonomy and Automation of Art’s Value（当代艺术、资本化与区块链：论艺术价值的自主性和自动化）’, *Finance and Society* 2.2 (19 December 2016), pp. 96–110. [^u011-007]: “可供性”（affordance）是我使用的一个工作术语，涉及事物与对象的提议性特征，以及它们通过形式与运作塑造新用途和行为模式的潜能。心理学、人机交互、工业设计及人类学等多个学科都使用这一概念。在交互设计的奠基著作之一 Don Norman, *The Design of Everyday Things（日常事物的设计）*,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2 [1988], p. 9 中，Norman 把可供性定义为“事物被感知的及实际的属性，主要指那些决定事物究竟可能如何使用的基本属性”。他还指出，对象的可供性“传达关于其可能用途、动作与功能的信息”（p. 82）。此处我使用这一术语，是为表达区块链和代币等数字对象通过使用及运作方式带来的新社会与经济可能性，它们影响感知与行为。 [^u011-008]: 策展人 Ceci Moss 把艺术的信息环境定义为今日网络文化所使之成为可能的“艺术家、艺术品与网络之间动态的交换过程”，它涵盖文化和技术关系，也包括制度与金融关系。Ceci Moss, ‘Expanded Internet Art and the Informational Milieu（扩展的互联网艺术与信息环境）’, *Rhizome*, 19 December 2013, http://rhizome.org/editorial/2013/dec/19/expanded-internet-art-and-informational-milieu/. [^u011-009]: Brad Troemel, Artie Vierkant, and Ben Vickers, ‘Club Kids: The Social Life of Artists on Facebook（俱乐部孩子：艺术家在Facebook上的社交生活）’, *DIS Magazine*, 2012, http://dismagazine.com/discussion/29786/club-kids-the-social-life-of-artists-on-facebook/. [^u011-010]: 关于衍生形式关系性质的出色阐述，参见：Melinda Cooper, ‘Turbulent World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与环境危机）’,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7.2-3 (2010), pp. 167–90. [^u011-011]: 关于经由当前网络中介的社会与金融动态之间的关系，另见：Adam Arvidsson, ‘Facebook and Finance: On the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Facebook与金融：论衍生品的社会逻辑）’,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6 (1 November 2016), pp. 3–23. [^u011-012]: Joel Monégro, ‘Fat Protocols（胖协议）’, *Union Square Ventures*, 8 August 2016, http://www.usv.com/blog/fat-protoc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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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1-015]: 这是因为以太坊是一部“通用机器”，能够计算任何单一图灵机可以处理的问题。为了做到这一点，以太坊用自己的基础设施取代比特币的区块链。 [^u011-016]: Josh Stark, ‘Making Sense of Blockchain Smart Contracts（理解区块链智能合约）’, *CoinDesk*, 4 June 2016, http://www.coindesk.com/making-sense-smart-contracts/. [^u011-017]: Melon, ‘The Difference Between Protocol Tokens and Traditional Asset Tokens（协议代币与传统资产代币的区别）’, *Medium*, 20 April 2017, https://medium.com/melonport-blog/the-difference-between-protocol-tokens-and-traditional-asset-tokens-89e0a9dcf4d1; Albert Wenger, ‘Crypto Tokens and the Coming Age of Protocol Innovation（加密代币与即将到来的协议创新时代）’, *Continuations*, 28 July 2016, http://continuations.com/post/148098927445/crypto-tokens-and-the-coming-age-of-protocol. [^u011-018]: Balaji S. Srinivasan, ‘Thoughts on Tokens（关于代币的思考）’, *news.21.co*, 27 May 2017, https://news.21.co/thoughts-on-tokens-436109aabcb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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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1-021]: Salvatore Iaconesi,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Life（生活的金融化）’, *Startups & Venture Capital*, 3 September 2017, https://startupsventurecapital.com/the-financialization-of-life-a90fe2cb839f. [^u011-022]: 关于权益关系的讨论，参见：Robin Hood Cooperative, ‘Equity, Options, Assemblage: Robin Hood 2.0（权益、期权与组装体：罗宾汉2.0）’, *Future Art Base,* 1 May 2015, https://speculativematerialism.files.wordpress.com/2015/06/robin-hood-grey-paper-april-2015.pdf. [^u011-023]: ‘Where 6: “Prediction,” with Sarah Meyohas（Where 6：“预测”，与Sarah Meyohas一起）’, *Wherecam Tumblr,* http://wherecontainer.tumblr.com/post/110308568730/where-6-prediction-with-sarah-meyohas-bitch. [^u011-024]: Velthuis and Coslor,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Art（艺术的金融化）’. [^u011-025]: Paul Seidler, Paul Kolling, and Max Hampshire, ‘terra0’, *GitBook*, 2016, http://book.terra0.org/；另见：Leila Ueberschlag, ‘Terra0: The Self-Owning Augmented Forest（Terra0：拥有自身的增强森林）’,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9 September 2016, http://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2016/09/29/terra0-the-self-owning-augmented-forest/. [^u011-026]: Ueberschlag, ‘Terra0: The Self-Owning Augmented Forest（Terra0：拥有自身的增强森林）.’ [^u011-027]: Ehrsam, ‘Blockchain Tokens and the Dawn of the Decentralized Business Model（区块链代币与去中心化商业模式的黎明）’；着重号为本文作者所加。 [^u011-028]: Cooper, ‘Turbulent Worlds: Financial Markets and Environmental Crisis（动荡的世界：金融市场与环境危机）,’ p. 179. [^u011-029]: Cooper, ‘Turbulent Worlds（动荡的世界）’. [^u011-030]: 这个以太坊 Reddit 子版块的帖子对此解释得很清楚：lordofthemists, ‘How to Attack the Ethereum Network Using a Malicious ICO | A Malicious Smart Contract Could Congest the Network to Unusable Levels for Upwards of Seven Days（如何利用恶意ICO攻击以太坊网络｜恶意智能合约可能使网络拥塞到无法使用，持续七天以上）’, *Reddit*, July 2017, https://www.reddit.com/r/ethereum/comments/6iw2c8/how_to_attack_the_ethereum_network_using_a/. [^u011-031]: Richard D. Bartlett, ‘Blockchain Doesn’t Decentralise Power（区块链并不会使权力去中心化）’, *Enspiral Tales*, 8 September 2017, https://medium.com/enspiral-tales/blockchain-doesnt-decentralise-power-5918c168e6f6. [^u011-032]: 利益关系说明：Laura Lotti 正与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ECSA）合作。ECSA 是一家位于奥克兰的初创企业及分布式组织，正在开发后区块链生态系统，旨在使区块链摆脱可扩展性及互操作性方面的内在限制，从而向我们之间已经存在的关系的流动性开放这一范式。本文的一些想法已经开始被写入代码。‘Economic Space Agency’, 2017, https://economicspace.agency/。 # 它在看（走向金融视觉文化史的札记） **Emily Rosamond** 近年来，我们目睹资本主义一个新阶段的出现。Shoshana Zuboff 如是主张。她创造了“监控资本主义”一词，描述一种新的积累体制：企业家调动了解网络用户的新手段，直接干预用户习惯以谋取利润。新的“数字原生”企业利用用户的“数据尾气”获利——即用户无意间留下、能够揭示其部分网络习惯的信息。[^u012-001]例如，监控资本主义最突出的先驱 Google，早期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业务活动副产品的既有数据尾气盈利，便重塑了商业模式。它向用户提供表面上免费的电子邮件服务，由此分析用户数据，并以触达高度细分受众的承诺吸引广告商。用户的网络兴趣和行为——被分析成仿制主体性的数据集——实际上出售给了 Google 的广告商；广告商通过 Google 的 AdWords 项目，在在线关键词拍卖中竞购显著位置。随后，Gmail 用户便可点击自动匹配其兴趣的关键词，而赢得 AdWords 拍卖的站点被排在最醒目的位置。如 Zuboff 所言，监控资本主义“出人意料且往往难以辨读的榨取、商品化和控制机制……实际上把个人从自身行为中放逐，同时制造行为预测与改造的新市场”。[^u012-002]Zuboff 的理论反驳了把“大数据”理解为纯粹技术构造的看法。[^u012-003]她坚持认为，数据分析体现一种权力关系，必须作为金融体制的一部分来理解。 随着监控资本主义站稳脚跟——至少眼下如此——我们该如何理解其审美意涵？监控资本主义体制建立了新的非人格化方式，来*观看*用户兴趣的实时流动，并把金融价值与这些观看行为联系起来：通过数据集重构主体性，使之变现。这些想象和干预主体性的新方式，不可避免地改变了主体性形成的文化景观。近年来，艺术家回应了这些变化，搅动新旧体制之间的边界；正是在这些体制中，习惯成为要紧之事，主体性获得意义。例如，Erica Scourti 的《AdWords中的生活》（*Life in AdWords*，2012—2013；我在别处曾作更详细讨论[^u012-004]）展演了两种装置之间的持续互动：日记与 AdWords 算法。艺术家的兴趣模式通过这两种装置得到见证并获得价值。近一年中，Scourti 通过 Gmail 账户把日记发给自己，并对着网络摄像头表演由此出现在收件箱里的关键词清单。（“歌词歌词。感到疲倦。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中文字转写：“排序：预设／日期／字母顺序／播放次数／喜欢／评论／时长”；六个视频标题依次为《AdWords中的生活：2013年1月》《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12月》《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11月》《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10月》《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9月》《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8月》，每项均标注“1年前”。 图1。Erica Scourti，《AdWords中的生活》（屏幕截图），2012—2013。[^u012-007] 总是感到悲伤。感到抑郁。健康饮食食物。音乐与歌词。”[^u012-005]）她兴趣与行为的片段，经算法见证者折射成旨在促成潜在销售的关键词，成为监控资本主义时刻的典型。一个自动化的主体性分析者介入 Scourti 的生活，恰恰占据她用自己的语言表达自身之处：看似私密、但更准确地说是被私有化的收件箱空间。不过，尽管这件作品实验了主体性被商品化的新方式，它绝不假定商品化与主体性之间的关联是新的。相反，它让我们注意到文学与监控资本主义两种自我技术之间持续不断的冲突；因为日记本身也是生产复杂内在性的工具，而如果 Deidre Shauna Lynch 等理论家的论述可信，那么，文学中对复杂内在生活的建构，与18世纪国际贸易推动的商品文化扩张紧密相连。在商品化更深的历史中，我们又发现一个时刻：在英格兰及其他地方，随着物品以新的国际规模流入，人们观看地平线之外的世界、从遥远处辨认活动与交换模式的能力大大扩展。Lynch 认为，与这些条件相应的主观经验，是围绕何谓私人生活、以及如何使其真正私密，出现了一系列新的危机与问题。复杂文学人物——内在生活的典范——的发展，帮助人们调和新近国际化的商品流动与私人生活观念。[^u012-006]Scourti 的作品恰恰通过指向一段更深的历史，成为监控资本主义时刻的象征：受金融影响的自我认识方式构成一个不断变异的领域。她的作品表明，监控资本主义理解并因此重塑主体性的方式，如何与较旧的技术达成奇异且充满冲突的一致；那些技术曾将主体性纳入商品化的轨道。 这里，我想延续自己在 Scourti 作品中看到的历史计划，进一步考察这一新金融监控体制深层的审美历史。我不想停留在 Zuboff 聚焦的21世纪时刻，而希望从寻找监控资本主义出人意料的文化前史开始。在大数据时代之前很久，艺术作品和叙事曾如何追问金融利益本身怎样“看”世界？下文是一个可能宏大得多的项目的初步尝试，我或可称之为金融视觉的文化史。为了初步理解几个世纪以来金融视觉如何变化，我将选出来自几个颇为不同文化时刻的作品：Thomas Bridges 的《一张钞票的历险》（*The Adventures of a Bank-Note*，1770—1771）；Mark Lombardi 的《叙事结构》（*Narrative Structures*，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及 Amir Chasson 那些把卑微、比例略失调的商人，与抽象图表并置的双联绘画（2009—2010）。我认为，这些作品可被理解为非人格化金融视觉历史的一部分。它们由一个简单的审美／叙事学构想周围积聚的复杂感知与概念任务所激发：“它在看。”如果细致分析这些作品如何建构一个会“看”的金融之“它”，它们或许能够改变我们理解本时代观看行为与估值行为之间新关系的语境。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Mark Lombardi，《George W. Bush、Harken Energy与Jackson Stephens，约1979—90年》（第5版），1999。[^u012-010] 以下论述源于我对 Zuboff 理论重要性的深切认识，以及拓展其审美、文化意涵的迫切感；但这也需要偏离她的理论化方式与目标。对 Zuboff 而言，监控资本主义根本性地背离了新自由主义时代对市场的设想——例如 Hayek 把市场视为“本质上不可言说、不可知”的东西。[^u012-008]在她看来，20世纪经济的“信息赋能”（informating）——通过智能机器使经济拥有丰富信息——带来了根本转变：自动化技术（如用于超市自动结账的扫描设备）也会生成数据，而这些数据可用来改变技术自身运作于其中的系统。智能自动化工具能够“创建组织运作的广阔总览”，随后反馈到系统，改变各项活动被协调、被当作整体构想的方式。[^u012-009]尽管监控资本主义在许多方面的确是一种根本转变，我仍想考虑上述主张的另一种可能。假如不把经济的信息赋能视为全新的事物，而是设想：从第一批钞票到第一批衍生品，金融产品每一次发展转折都变得更加抽象，同时也以新的方式具有信息性，因为其流通与使用生产了非人格化观看世界的新方式，形成关于整个系统的视野，情况又会怎样？在我希望暂时提出几个片段的这段历史中，监控资本主义属于一条更古老的轨迹：想象金融如何“看”。以下几个片段来自叙事和视觉技术的一项遗产，它们实验着金融对非人格化视觉的主张。 ### 《一张钞票的历险》 若要为监控资本主义寻找早期先驱，Thomas Bridges 的系列小说《一张钞票的历险》再合适不过。Bridges 在1770年出版了《历险》的前两卷，1771年又出版后两卷。[^u012-011]在这套作品中，一张钞票以第一人称讲述自己从一个口袋传到另一个口袋的旅程。Bridges 的故事属于18世纪的“物叙事”：由物品作为第一人称主角的小说。作品既表达见证货币社会生活的愿望，也体现对货币流通与被理解为一种流通的叙事形式本身之间关系的着迷。《一张钞票的历险》及18世纪中期其他类似故事，探索了可以说自此之后作家较难触及的叙事可能：既包括用第一人称描写货币，也包括从货币视角观看人类角色时出现的、至少在当代看来相当激进的扁平化。如 Deidre Shauna Lynch 指出，18世纪中期的人容易把钞票想象成拥有自身的流通历史，这与当时钞票的物理形式有关。1797年《限制法案》促使英国采用统一、匿名的纸币之前，汇票由特定银行签发，持有人须背书转让给第三方，而第三方再背书转让给另一方，如此下去。[^u012-012]因此，票据本身通过不断累积的背书清单，见证其先前活动。不过，这些叙事对“发现自己身处一个新商业世界的读者和作者”也很有用；这个世界“被新的贸易路线和信用形式所改变，充满吸引目光、掏空钱袋的奇异商品”。[^u012-013]Lynch 指出，货币既充当叙事形式的载体，也在这个新近商品化的世界里，代表对价值标准的社会共识。[^u012-014]第一人称钞票使经济系统人格化，同时又把个别的人类行动者从属于非人格化的流通。 Bridges 以轻快笔调叙述钞票与主人之间的一连串互动，以及他们听到的故事、遇见的物品。例如第四卷中，钞票描述了与 Derbyshire 先生相处的时光，后者的心“像羽毛一般轻盈”。[^u012-015]一天晚上，Derbyshire 先生和朋友坐在长椅上，看见一位时髦漂亮的女士与一名穿着异常古怪的男子同行；朋友便讲起这对奇怪搭档如何相识。男子是一艘在非洲海岸贩卖奴隶的大船的船长，一次难得上岸，来探望刚与这位时髦女士结婚的表亲。他想打扮得体面，却不熟悉陆地习俗，于是请裁缝、帽匠和法国理发师为自己装扮。理发师用一顶奇怪的白色假发遮住他的黑发，声称这正是最新时尚。船长来到表亲家，被领进客厅等候。在那些陌生的家庭用品中，他发现一面大镜子，十分惊讶：他此前没见过自己的镜像，也认不出穿着新衣、戴着假发的自己。他走向镜子，想看看这个盯着他的陌生人究竟是谁，却撞破了镜面，惊慌之下向后跌进扶手椅，把一把吉他压扁了，接着又碰翻甜点杯，让它们落了一地。女主人见此情景，责骂仆人把疯子放进屋；最后丈夫赶来，解释这确实是自己航海的表亲。她颇有眼力，看到船长诚实、真挚而不做作，从此很喜欢与他来往。这里，叙事形式描绘了交换带到一起的商品、习俗与人的碰撞，并将之置于三个感知视野中：朋友的、Derbyshire 先生的，以及钞票的。这些讲述故事的嵌套层次，使某些行动者，无论物或人，处在极近的“特写”中——镜子与吉他甚至近得过头——另一些对象，如奴隶船，则在极远的背景里。钞票的非人格化视觉在这些偶然听来的故事中，挑选出极端的前景与背景。 我们如何进一步理解这个故事中货币观察世界的方式，与叙事形式本身作为一种流通之间的关系？Alex Woloch 的叙事理论或许有所帮助。在研究19世纪现实主义小说时，Woloch 把叙事空间描述为众多人物争夺有限的叙事注意力与重要性的场所。[^u012-016]他认为，次要人物反身性地提醒人们注意叙事注意力的限制，发挥着小说中无产阶级的作用。如果把这一思路移入《一张钞票的历险》的叙事领域，我们可以说，除钞票本身之外，所有人物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次要的：没有谁能长时间占据情节的注意力。他们共同把社会呈现为被交换串联起来的无数特殊性，把经济交换本身呈现为遭遇的混乱——总是伴随对物品和外表的误解。叙事空间的形状由钞票的被动性与主动性之间的相互作用决定。它无法决定落入谁手中，也常常重复这样的构想：本想多讲一点某个故事，却被带走得太快。它受流通的集体能动性推动，被动地偶遇自己所讲述的叙事线索。但在这种被动性的构想之内，钞票又明确选择聚焦哪些故事，并对所描绘的人物形成倾向。因此，它让货币交换与道德亲近感发生相互作用。 这种相互作用建立在钞票对主人品格的“感知”与辨识之上。感知与辨识的层层关系把钞票的观察与其他人物的观察连接起来，而且往往彼此嵌套。例如，钞票观察 Derbyshire 先生与朋友的交谈，其中又包裹着船长及其陆上表亲的观察。嵌套的感知框架，令刻画、讽绘他人的人物与被讽绘的人物，在叙事容纳程度上形成区分。大致说来，那些进行感知、自身却很少被刻画的人物——首要是钞票，其次是 Derbyshire 先生——与那些仅在小说叙事空间中被感知或被讽绘的人物之间的区别，表达了他们在感知和道德层面与钞票的相对距离。实施购买、从而获得钞票的人物，也把握着叙事的语调，得以对叙事的中立性提出主张。然而，钞票与持有者视角之间的叙事亲近性，并非平均分配给每个主人。例如，比起它更“喜欢”的 Derbyshire 先生，钞票对主人捕鼠人 John 就疏远得多。（John 对老鼠怀着一种不合基督徒精神的愤怒。）除了与货币的距离区分了小说中的观察者与被观察者之外，钞票与*某些*主人之间的道德和性情亲和——即钞票觉得其中一些人是*好人*——又制造了更紧密的视角亲和。因此，小说把经济交换表现为人物刻画的喜剧性碰撞和不同世界观的相遇，同时也把经济表现为钞票流通与一种基于亲善倾向的再现经济之间的关系。 在这场亲和关系的喜剧碰撞中，我们发现一种把金融视为聚焦作用的理论。钞票为故事聚焦，勾勒其感知范围与道德亲近对象。叙事空间表达了理解整个交换系统的新方式：从钞票同伴的极近前景，到奴隶船的极远背景。后者被理所当然地视为商品交换的背景条件，只借由钞票偶然听闻的船长旅程，才略微进入注意范围。Zuboff 主张，信息赋能经济通过数据生成系统信息是新现象；但如果通过《一张钞票的历险》中货币的“眼睛”观看，我们就会发现一种叙事表达：在当时，正是从货币交换本身的视角出发，才产生了理解世界及其商品的崭新方式。《历险》属于监控资本主义漫长文化前史的一部分，体现着这样一个构想：货币是聚焦者，它生产认识的新配置，*它在看*。所以，虽然在当下监控资本主义时刻的金融视觉领域，确有许多信息、经济和技术上的新发展，但它们与早期钞票周围所积聚的新系统性知识之间，是程度之差，而非种类之别。此外，在这个金融视觉图式中，还出现了一组涉及权力的金融与聚焦问题：谁能够宣称自己与货币的非人格化凝视相亲近？金融视觉与谁的利益和视角一致？谁又被投到背景中？ ### Mark Lombardi 的《叙事结构》 现在，让我们思考这些围绕金融视觉叙事而积聚的问题，在更接近当下的时期如何被重塑。当然，过去几十年间，叙述国际金融的任务已经远比 Bridges 时代复杂。经济发生了根本转变：从交换逻辑转向投资和信用逻辑。衍生品——把许多投资打包以对冲风险的金融产品——的发展令人目眩。英格兰银行时任金融稳定主管 Andrew Haldane 在2009年曾打趣说，结构性信用等金融创新旨在分散投资、降低风险，却造成这样的情况：最终投资者“知道其投资组合中公司名字的可能性，并不比知道自己那根稀奇古怪的热狗里牛或猪的名字更大”。[^u012-017]对于抵押债务凭证（CDO）等某些结构性信用形式，投资者若要确切了解资金投在了哪里，就需要研究十亿页以上的资料。[^u012-018] 由于国际交换的复杂性，一些问题又增添新的困难：谁能声称自己可以叙述全球金融？全球金融如何被看见？它又如何观看？Mark Lombardi 描绘全球金融网络的绘画，试图介入这些问题。如果 Bridges 的《钞票》叙事建构了嵌入其中的第一人称经济视角，把经济聚焦在流通钞票的抽象感知范围内，那么 Lombardi 的绘画恰好相反：它们对数量惊人的金融交易、联系和影响建构全知视角。他称之为《叙事结构》的图解式绘画，记录复杂的金融丑闻、国际洗钱计划及其他邪恶权力运作。作品建立在大量研究之上，包括 Harken Energy 丑闻：George W. Bush 的亏损石油公司被 Harken 收购后，他被指涉嫌内幕交易，而收购主要为了让他进入董事会并利用其广泛政治联系；还包括储贷协会丑闻：20世纪80至90年代放松监管之后，一些陷入困境的美国储贷机构——许多拥有知名董事，并与中央情报局关系密切——把自身变成庞氏骗局。Lombardi 在成熟期作品中使用一致的图例，表示个人与企业之间金钱、影响及权力的流动。他的绘画追踪根茎状、弥散的网络。[^u012-019]如果 Bridges 笔下钞票记录的金融交易，代表了把社会作为整体来想象的尝试，那么 Lombardi 的绘画便将类似关切转译到另一个时代：新近体验空前规模进口商品的读者与作者所觉得引人注目的，已不是日常遭遇中的碰撞——尽管它们受金融影响——而是复杂的跨国结构性信用体系的出现，以及伴随它们从看似“开放”、网络化交易结构中涌现的关键角色所构成的全球精英。这些结构正因弥散，既隐藏精英，也帮助复制他们的特权。这些绘画通过创造观看全球金融复杂网络的新方式，尝试理解全球化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权力同时分散*且*集中的现象。 Lombardi 通过实验叙事形式本身来探索这一关切。[^u012-020]他的绘画可被视为既现实主义又抽象：它们以姓名作为叙事中的静态支点，因而具有现实性；但动作与事件本身在画面中又是空缺，主要被线条与箭头取代，因而又是抽象的。Hobbs 指出，画中事件的抽象化，解释了许多观众试图“阅读”时的挫败感：他们仿佛只得到一个事件建筑，却几乎没有关于事件的解释。[^u012-021]然而，Lombardi 以这种方式抽象叙事，创造了一种元事件，即权力与影响的结构；它在这里被呈现为某种*人物结构*，是可辨认个人和机构之间的联想游戏。把事件化约为线条，也使他能在同一叙事结构中处理多条“情节”。他的《叙事结构》应对金融流动性对叙事结构的挑战，必须以文学与图像经验模式的混合形式呈现。画中描绘交换与影响流动的箭头和线条，大体类似于 Bridges《钞票》中的叙事本身。不过，为回应高度复杂的国际金融世界的要求，Lombardi 制造的是元交易叙事。《叙事结构》想象一种观看金融的新的非人格化凝视：它能够对复杂交易网络的总体提出综合把握，因而或许可以提供建立行动主义立场的感知基础。通过极端“拉远镜头”，把交易与影响综合成权力图解，Lombardi 建构出一个把隐秘金融流动尽收眼底的非人格化他者。从这个位置、从这一见证行为中，才可能对抗那被无数纤细的影响与交换线索所隐藏的金融权力集中。 ### Amir Chasson 与破裂的金融视觉 这种累积冲动——把金融领域诸要素总体化的欲望——代表了晚期资本主义中动员非人格化金融视觉主张的一种方式；Lombardi 的情形发生在监控资本主义转向本身之前。另一种可能的进路却与这种总体化目标相反：它设定金融视觉的破裂，并分离出一个接触点，在那里，人类感知的要求与金融装置“观看”的方式，相互瓦解对方立足的基础。在以柏林为基地的以色列艺术家 Amir Chasson 的绘画中，我们发现对个人在商业和金融叙事中角色的另一种分析。他在2009—2011年的双联绘画系列中，画出略显局促的男人的近写实肖像：他们大概是商人，多数置于纯色背景前，仿佛在肖像摄影室摆姿势。肖像旁边是具有肌理和层次、描绘抽象图解与图表的画布，似乎在传递金融或社会学信息，却没有可帮助理解的语境资料或图例。这些作品依靠鲜明对比运作：肖像与图解之间的对比，图解画布粗粝的绘画肌理与其“冷静”、精确描绘的对象之间的对比；更细微的还有肖像所维持的照片写实主义构想，与细看时有意笨拙的处理之间的对比。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3。Amir Chasson，《十维四面体》（*Ten dimensional tetrahedron*），布面油彩与家用涂料，2011。[^u012-022] 眼睛浸没在对比之中，却寻找相似性。目光在成对画布间往返，在脸与图解之间建立形式、叙事或概念上的过渡。从四面体伸出的箭头，似乎呼应着一个中年男人略向上仰的下颌；一幅地形图描绘相对平坦表面上冒出的尖锐不规则起伏，代表了肖像作为空间描述装置的想法：它通过拉出鼻子、面颊和眉部，使平面变形，将空间平面转为面部平面。图解中的空间线索牵动着肖像，仿佛在为后者的空间姿态略施妆容。 面孔为图解注入可能的叙事。这些是图解所呈现的社会学、数学或金融工作“背后”的思想家的面孔吗？他们是图解图像所压抑之物——卑微、被心理化的个人，承受这种非人格化信息精确性带来的特权与负担吗？Chasson 画中的肖像实践了商人肖像形式所暗示的向上欲求，这部分建立在投射信心之上；如 Sianne Ngai 所说，信心正是资本本身的情感调性。[^u012-023]但信心——也许可以说，属于面孔与图解两种断言形式的信心轨道——在这里瓦解了，因为它在充满矛盾与扭曲的面孔和表面上展开。这种过满，一面拉扯面孔，一面在被笨拙地挤到坑洼表面上的图解里舞动，阻断自信姿态必须展示的情感一致性。这些如此饱满的脸，时而可理解，时而不可理解；有时聚焦为一张脸，有时又被五官奇异的自主性扯到无法辨认。 Chasson 肖像中感知所发生的事，似乎奇异地近似于 Oliver Sacks 在遇见罹患罕见神经疾病的病人的叙事中记录的感知运作。例如，Sacks 描述一位患者：由于视觉皮层局部肿瘤或明显退行性过程，他视力很好，却常常完全无法完成从看见到识别的认知跃迁。他能区分特征，却无法把握一张完整的脸、一个人格形象或一幅画。[^u012-024]Sacks 的叙事拆解所谓“正常”感知，揭示复杂关系与认知程序的某些层次：只有这些程序就位，人们才会把自己如何*知道*所见之物视为理所当然。[^u012-025]通过瓦解正常感知，这些叙事为思想实验提供沃土：从人身上减去人格形象、抽象地感知世界，可能意味着什么？ Chasson 的抽象图解是否也有一副面相？肖像通过其特征与整张脸之间缓慢而顽固的关系，拆解正常、透明的感知，并把*自身的*抽象施加于图解。它要求我们认识到，理解金融及其他信息权力的任务，在某些我们未必具备能力感知的意义上，也是一种面相学任务。它重新追问：什么样的感知可以把金融的面相自然化，使它的“脸”清晰起来？在信息过度饱和的时代，正如 Frederic Jameson 所描述的，理解全球化金融是一项规模空前的任务：“思考一个如此庞大的系统，以至于人类通常用来定位自身的那些自然形成并在历史中发展的感知范畴，无法将它包容。”[^u012-026]面对这种复杂性，Chasson 的作品暗示，把复杂信息综合为某种理解的任务，可比作从信息到*其*面相的感知跃迁。这些画作似乎暗示，所需要的或许是建构局部研究对象，使感知去自然化；在这一过程中，对象自身又可能产生建构、拆除并重建金融面相的手段，把金融渡送到可知的边缘。Lombardi 以总体化视角——一个全知、会“看”的“它”——回应国际金融的复杂性；Chasson 则使金融视觉破裂，把它嵌入观看双联画的行为，瓦解人类感知中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由此，他邀请我们追问：金融视觉如何超越某些人倾向于假定为自然的人类面相识别能力？又如何重新思考，艰难想象金融究竟怎样观看，可能意味着什么？ ### 结语 我认为，在监控资本主义中，我们越来越熟悉被新型自动化、非人格化、金融化视觉形式所支配的经验。在这一体制中，即便监控的凝视施加于个人最私密的习惯、倾向与兴趣，它仍然具有深刻的非人格性。Erica Scourti 的《AdWords中的生活》——与上述 Chasson 的进路存在一些相似之处——提出，为理解主体性如何围绕这些评估装置被重新配置，一种新的感知任务正在浮现：想象各种已被理解为“个人”一部分的感知类型，与不断演变、把自身的非人格化视觉形式施加于个人生活的金融系统之间的接触点。我认为，这项任务要求一种有关金融视觉深层历史的理论。这种理论必须始终记住视觉顽固的非人格性，即会“看”的金融之“它”的自主性；但也必须记住，叙事声称与金融自主观看方式一致，这种主张本身就是权力的凝练表达。谁声称自己接近金融的非人格化凝视，或与之相亲和？要理解金融权力的新形式如何在审美层面运作，就必须牢记这些问题。 《一张钞票的历险》、Lombardi 的《叙事结构》以及 Chasson 的双联画，代表了处理金融视觉相关问题的三种可能路径：嵌入其中的、拟人化货币的第一人称视角；以全知视角包裹全球金融的叙事结构；以及质疑特征与面相之间、面孔与图解这两种看似截然不同的复杂信息之间的感知裂隙。在 Bridges 的叙事中，经济拥有感知；在 Lombardi 的叙事中，经济被转化为可感知之物；Chasson 的绘画则指出人类感知在理解金融视觉时的不足。这些作品建构金融想象，以不同方式让人注意到金融视觉的非人格性，从而挑战以往理解艺术与政治经济关系的许多方式：把艺术还原为货币利益的单纯“反映”或“表达”；把艺术视为一套物化符号和实践的表达，借趣味与炫耀性消费划定阶级位置；或更广泛地视为“泛资本主义”异化的表达。监控资本主义的到来，要求我们更细致地研究那个非人格化、会“看”的金融之“它”。关注人们理解金融视觉所依据的复杂叙事与视觉构造，可以把迫切需要的注意力引向积累体制自身如何辨认其主体。 2014年，Trevor Paglen 指出，文化实践者迫切需要重新思考我们理解视觉的方式，并考虑试图想象机器如何观看时，有什么利害关系： > 我们这些对视觉素养感兴趣的人，需要花些时间学习并思考机器如何用非人的眼睛观看图像，训练自己像机器一样看。为此，我们很可能必须把人类的眼睛留在身后。[^u012-027] Zuboff 或许会补充说，我们还必须仔细思考，新的积累体制如何围绕这些机械观看行为积聚起来；或者按我的说法，把范式从机械视觉转向金融视觉。更进一步，我们必须记住，非人格化的金融视觉既不是纯粹机械性的，也不是纯粹金融性的。通过开始汇集金融视觉文化史的一些片段，我希望让人们注意到视觉、主体性与叙事构想的复杂性：在任何理解“它在看”的尝试中，这些构想都不可避免地相互交织。 ### 参考文献 Bridges, Thomas. *The Adventures of a Bank-Note, Vol. IV（一张钞票的历险，第四卷）*, London: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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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2-001]: Shoshana Zuboff,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大他者：监控资本主义与信息文明的前景）’*,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 (2015), p. 79. [^u012-002]: Zuboff, ‘Big Other（大他者）’, p. 75. [^u012-003]: Zuboff, ‘Big Other（大他者）’, p. 75. [^u012-004]: Emily Rosamond, ‘Technologies of Attribution: Characterizing the Citizen-Consumer in Surveillance Performance（归属技术：在监控表演中刻画公民消费者）’,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erformance Arts and Digital Media* 11.2 (2015), pp. 148-164. [^u012-005]: Erica Scourti, ‘Life in AdWords: March 2012（AdWords中的生活：2012年3月）’, https://vimeo.com/album/1944360/video/39677781. [^u012-006]: 参见 Deidre Shauna Lynch, *The Economy of Character: Novels, Market Culture and the Business of Inner Meaning（人物的经济：小说、市场文化与内在意义的事业）*,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8. [^u012-007]: 图像经艺术家许可转载。 [^u012-008]: Zuboff, ‘Big Other（大他者）’, p. 78. [^u012-009]: Shoshana Zuboff, *In the Age of the Smart Machine: The Future of Work and Power（智能机器时代：工作与权力的未来）*, New York: Basic Books, 1988, p. 9. [^u012-010]: 本次转载仅供教育用途，无意侵犯版权。 [^u012-011]: 当时英格兰还有几部以硬币和钞票作为第一人称的流行故事，包括 Helenus Scott 的《一枚卢比的历险：其间穿插亚洲与欧洲的各种轶事》（*The Adventures of a Rupee, Wherein are Interspersed Various Anecdotes Asiatic and European*，1772）和 Charles Johnstone 的《克里萨尔，或一枚几尼的历险》（*Chrysal,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uinea*，1760年出版，1765年又出版两卷）。也有一些更晚近的叙事，追随同一张钞票或硬币，穿行于人、地点和情境之间。例如 Bresson 最后一部电影《金钱》（*L’Argent*，1983），大体改编自 Tolstoy 中篇小说《伪造的息票》（*The Forged Coupon*，1910年首次出版）的第一部分；以及 Marguerite Yourcenar 的小说《一枚钱币走过九双手》（*A Coin in Nine Hands*，1934）。 [^u012-012]: Lynch, *The Economy of Character（人物的经济）,* p. 97. [^u012-013]: Lynch, *The Economy of Character（人物的经济）,* p. 24. [^u012-014]: Lynch, *The Economy of Character（人物的经济）,* p. 96. [^u012-015]: Thomas Bridges, *The Adventures of a Bank-Note, Vol. IV（一张钞票的历险，第四卷）*, London: T. Davies, 1771 （由 Nabu Public Domain Reprints 重印）, p. 2. [^u012-016]: Alex Woloch, *The One Vs. the Many: Minor Characters and the Space of the Novel（一与多：次要人物及小说空间）*,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3. [^u012-017]: Andrew Haldane, ‘Speech: Rethinking the Financial Network（演讲：重新思考金融网络）’, Bank of England, 28 April 2009,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archive/Documents/historicpubs/speeches/2009/speech386.pdf, p. 16. [^u012-018]: Haldane, ‘Speech（演讲）’, p. 17. [^u012-019]: 这些作品与 Hans Haacke 早期的系统理论／制度批判作品关系密切，最著名的是《截至1971年5月1日，Shapolsky等人的曼哈顿地产持有：一个实时社会系统》（*Shapolsky et. al Manhattan Real Estate Holdings, a Real-Time Social System, as of May 1, 1971*，1971），这些作品对 Lombardi 影响很大；但在这里，Haacke 所设想的复杂性被推进到几乎难以想象的程度。Herbert Ross 写道，这些绘画“根据全球主义理论和根茎状权力图式，更新了历史画。在这些作品中，[Lombardi] 以一种建立在较少中心化、更多偶然性权力渠道之上的新模式，取代了历史画至关重要的主根理论——即伟大人物是重要事件的发起者”（Ross，见 Robert Hobbs（编）, *Mark Lombardi: Global Networks（Mark Lombardi：全球网络）,* New York: Independent Curators International, 2003, p. 13）。 [^u012-020]: 如 Hobbs 所写：“我们可以假设，Lombardi 的叙事与叙事研究扩大的范围相当吻合，而且实际上把它推向一个新方向，因为他画出的弧线取代了故事的核心要素，即行动。”（Hobbs, *Mark Lombardi*, p. 47。） [^u012-021]: Hobbs, *Mark Lombardi*, p. 47. [^u012-022]: 图像经艺术家许可转载。 [^u012-023]: Sianne Ngai, *Ugly Feelings（丑陋的感觉）*,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62. 如 Ngai 指出，Melville 的故事说明，信心可以作为一种实际上无人感受到的情感，在资本主义交换场景中流通：一个行动者把它虚假地投射给下一个，如此往复。 [^u012-024]: 例如，当这位音乐家拿到一只手套，被问及这可能是什么时，他把它描述为“一个连续的表面……向自身内折”，可能是某种容器。被问到这一内折表面究竟能装什么时，P.博士笑着喊道：“它可以装它的内容物！”随后猜测，也许它可以充当钱袋，装五种不同大小的硬币。如 Sacks 所说，他“像计算机那样理解世界，凭借关键特征与图式化关系”。Oliver Sacks, *The Man Who Mistook his Wife for a Hat and Other Clinical Tales（错把妻子当帽子的男人及其他临床故事）*, New York: Harper Perennial Library, 1990, p. 8. [^u012-025]: 尽管他的工作当然指向神经活动的重要性，Sacks 从不把病人的经验归因为纯粹的神经学因果关系；相反，他坚持家访，密切观察病人如何在自己的世界、关系与物品之间行动。 [^u012-026]: Frederic Jameson, *The Geopolitical Aesthetic: Cinema and Space in the World System（地缘政治美学：世界体系中的电影与空间）*, Indianapolis: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2. [^u012-027]: Trevor Paglen, in ‘Safety in Numbers?（数量带来安全吗？）’, Jorg Heiser （编）, *Frieze*, 12 March, 2014, https://frieze.com/article/safety-numbers. # 好莱坞电影如何呈现金融危机 **David Hollanders** ### 引言 大金融危机（GFC）催生了数部关于金融业的好莱坞大片。2008年之后，至少出现了四部以这场危机为题材的大制作电影。如果以 IMDb 为准，最好的是《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u013-001]，评分8.2；其次是《大空头》（*The Big Short*）[^u013-002]，7.8分；《商海通牒》（*Margin Call*）[^u013-003]，7.1分；以及《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u013-004]，6.2分。 如果评判标准是影片能否对大金融危机说出有意思的见解，排序其实应该完全倒过来。娱乐不等于分析，也不应取代分析。事实上，这四部电影都证明，所有大制作电影都面临一个内在限制。好莱坞电影通常由情节驱动、事件密集、充满悬念，并以观众容易认同的角色为主角。当这些影片把一种缓慢且不均衡地展开的政治经济局势戏剧化时，虽然这一局势由2008年雷曼兄弟倒闭之类的事件构成，却通常不能轻易地被归结为这些事件。 尽管如此，四部影片中的三部，确实对后布雷顿森林秩序迄今最大的裂缝提出了一些有意思的见解。大金融危机嵌于凯恩斯主义布雷顿森林妥协瓦解的结果之中，因此酝酿已久。1971—73年，Nixon 违背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把美元与黄金挂钩、把西欧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承诺。耗资巨大的越南战争，使美国从债权国变成债务国。自此，美国不得不向世界其他国家借款。解决之道便是自20世纪70年代展开的金融化。华尔街确保外国资本投向美国，并从中抽取可观比例。不配合的国家总还可以遭到占领，但很多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便能说服这些国家把公共部门私有化，采取对投资者友好的姿态，并把储蓄投到华尔街。当然，流入的金钱并未到达大多数美国人手中：过去三十年，美国工资一直停滞。转向金融服务、同时远离生产——生产被外包到墨西哥和中国的低工资地区——主要使华尔街富裕起来。对普通美国人来说，唯一的办法，即便只是暂时的，也是借钱。与工资不同，美国消费没有停滞，因为私人债务空前繁荣：华尔街银行向人们放贷，让他们为自己需要、但最终无力负担的房屋、大学学位和汽车融资。 1973年之后的金融化，是其中三部电影的主题。它们还有一个好处：把近代历史上最大的抢劫案告诉更广泛的公众。大金融危机首先是一场劫案：银行使国家私有化，国家帮助并纵容银行，公民却不得不埋单。这一点无论强调多少次都不为过。不过，这些电影没有充分分析它为何发生，以及它如何与当下政治时刻相交织。因此，影片没有展示的东西，与展示的东西同样重要。但让我们先仔细看看四部影片及其长处。 ### 《华尔街之狼》（The WoWS） 《华尔街之狼》（2013）的 IMDb 评分最高。它的确是四部影片中最直白的一部，描绘一个小骗子——由 Leonardo DiCaprio 饰演——如何靠坑蒙拐骗挣下一笔小财富。他把恐吓、诱惑与赤裸裸的欺诈结合起来，咄咄逼人地兜售仙股。主角不仅是骗子，而且堕落到了骨子里：他吸可卡因、歧视女性、自私自利，而观众被邀请从他的角度看事情。对 DiCaprio 这个角色的认同并不持续全片，因为接近结尾时，主角彻底失控、名誉扫地，因此至少多数观众不会完全认同他。 尽管如此，不必是弗洛伊德主义者也能看出，主角几乎把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的所有隐秘欲望都付诸行动。他是异性恋白人男性，沉溺于种种重大罪恶：性、毒品、说谎、欺骗、支配；而且带着那种有时确会伴随不受挑战的特权而来的魅力。最终，DiCaprio 的角色没能逍遥法外，而是进了监狱。因此，《华尔街之狼》本质上是发生在金融业的道德寓言。即便 WASP 男性也可能走得太远，所以要小心自己的愿望——但我们还是会这样向往。性、毒品和挥霍的狂欢是否有趣，取决于个人口味；显然许多人觉得有趣。然而除此之外，影片根本谈不上分析危机，甚至谈不上分析道德。 影片令人不安地把金融危机简化成一个人的传记，而且这个人不过是条小鱼。他小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金融界的联邦调查局”——会对他采取行动。因此，他与那些偷盗欺诈却不受惩罚的大多数银行家相距甚远。他在各方面都是异类，是烂苹果，是让人爱上鄙视的家伙，是例外。他是加了几分魅力的烂苹果——那是打破规则者的魅力。他是你希望成为、但最终又庆幸没有成为的那个人。 这一切在分析上都不充分，因为苹果，无论是否腐烂，都不是令人满意的分析单位：必须观察树木，乃至森林。当然，金融业充斥堕落、淫乱与谎言，我也毫不怀疑这些恶习在那些区域格外集中。但它们是症状，而不是病根。反过来说，年轻男性赚大钱、冒大险——虽然用的是别人的钱——在没有实质监督的环境中运作，被媒体喝彩，至少2008年之前如此，上司又来自 WASP 兄弟会；如果他们*没有*变得堕落，那倒十分奇怪。任何充分的分析，都必须提高一两个层次。银行家究竟是如何、又为什么首先就能处于挥霍、投机和盗取他人金钱的位置？ ### 《大空头》 尽管《大空头》（2015）也没有回答这个最后的问题，它已经比《华尔街之狼》有意思得多。影片呈现三位资产管理人——演员包括 Christian Bale、Ryan Gosling 等——他们在2005年认定存在巨大的房地产泡沫，房价已高于停滞的工资最终能够支撑的水平。然而，投资银行仍在大量交易金融产品，即所谓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其价值直接建立在房价不断上涨的基础上。于是，资产管理人决定通过做空投资银行大量交易的 MBS，押注房地产市场下跌。如果判断正确、房价确实下跌，他们就会赚上一大笔。影片的大部分情节围绕他们能否成功展开。当然，主角最后做到了，赚走了很多钱。 影片完全从资产管理人的视角出发。他们是影片中的英雄，或者至少被塑造成英勇人物。由此形成的孤胆英雄对抗大反派的故事，远比《华尔街之狼》有趣，因为反派是一群投资银行。不过，这种设置仍有问题。首先，资产管理人也是金融业人士；他们据说是好人，却完全出于金钱动机行动，从而确认了资本主义精神。当然，他们全是男性，观众很容易把他们视为英雄；他们又都是白人、受过良好教育的都市人，几乎所有银行家都是如此，这进一步便利了这种认同。被银行欺骗、诱入债务的受害者缺席了。这些被 Hillary Clinton 称作“可鄙之人”（deplorables）的人，在故事中没有声音，因此也被剥夺了任何政治能动性。 积极的一面是，《大空头》从与银行作对者的视角讲故事。银行在这里明确站在错误的一边，也理应如此。但银行同时仍是匿名的：它们是大灰狼，因此也缺乏清楚的行动主体性。它们就是在那里，就是坏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大空头》是“烂苹果”寓言的一个版本，只不过如今华尔街储存着几十只烂苹果，而一些勇敢的、尽管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资产管理人挺身对抗它们。研究成果： ### 《商海通牒》 IMDb 的投票者把《商海通牒》（2011）排在《华尔街之狼》和《大空头》之后。我不同意。《商海通牒》走到了《大空头》未曾涉足之处：它直视野兽的眼睛，进入投资银行内部，展示欺诈的解剖结构及其系统性质，展示有组织犯罪。影片把一家虚构银行的困境戏剧化，灵感来自投资银行贝尔斯登与雷曼兄弟的崩溃。这家假想银行的董事意识到，包括前述 MBS 在内的金融产品被严重高估。如果继续持有这些一文不值的资产，银行就会破产；如果赶在垃圾次贷的消息曝光之前，把它们卖给毫不知情的投资者，如养老基金，他们就能毫发无损地脱身。当然，银行选择了后者。 《商海通牒》展示这一决策过程，包括指定替罪羊——恰巧是一名女性，由 Demi Moore 饰演。替罪羊承担所有责任，当然换来的是一笔“金色降落伞”离职补偿。影片的力量，在于展示出售无价值证券这种罪行*如何*被实施；这与《华尔街之狼》所描绘的违法行为并无不同。Jeremy Irons 饰演的首席执行官想让公司生存下去，这可以理解。Kevin Spacey 饰演的中层只不过服从命令。年轻员工并不真正清楚发生了什么，也照命令办事，并因此得到丰厚奖赏。而唯一对这一切持怀疑态度的人，早已被解雇。这是个人无法挑战的系统，并不像《大空头》暗示的那样可以；《商海通牒》展示了这一点。它展示那个自称金融业、却滋生犯罪的区域。 这并不意味着《商海通牒》毫无缺陷。影片再次追随男性白人银行匪徒的动机，再一次把所有受害者化为无声的匿名者。而且，影片描绘的是一家银行的困境。虽然这家银行可被看作以部分代表整体，却也呼应了烂苹果论，只是把层次提高一级。问题不在于某家银行有欺诈行为，而在于包括监管者、记者、学者和政治人物在内的整个政治经济系统如何运作。《商海通牒》仍暗示，一位善意的首席执行官可能做出与 Jeremy Irons 所饰罪魁不同的决定，事情就会好转。但投资银行虽然是系统重要且获利的一环，却并不控制系统。最后，它们也不得不随之起舞，当然也乐于如此。 ###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S: MNS）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2010）是《华尔街》（1987）的续集，评分最低，原因不难理解。占据很大篇幅的爱情故事既与主线脱节，本身又乏善可陈。Shia Labeouf 与 Josh Brolin 所饰角色的师徒关系，远不及《华尔街》中 Charlie Sheen 与 Michael Douglas 那段从崇拜转为厌恶的关系引人入胜。所以，是的，影片部分段落很无聊。 不过，如果片中没有几个出色场景，Oliver Stone 就不成其为伟大导演了。在最重要的场景里，影片描绘了美联储——美国中央银行——内部的会议：有史以来最大的政治抢劫案在那里实施。2008年，7000亿美元毫无附带条件地被注入金融业；这就是由高盛银行家转任财政部长的 Paulson 所推出的“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这些所谓“救助”拯救了所有大型银行，包括高盛；影片中的投资银行似乎正以高盛为原型。 因此，Stone 直接深入源头，来到“教父中的教父”（*capos di tutti capi*）的会议。他展示了无法展示的东西，因为这些事情无法被知晓：中央银行家并非选举产生，不受问责，不能被罢免，秘密运作，会议纪要也不公开。Stone 进行虚构。他表明，银行家与黑手党的区别在于前者是合法团体。任何仍让这些银行家留在原位的体制改革，都算不上改革，只是在为其赋予合法性。任何针对《华尔街之狼》中骗子那样的小鱼，甚至针对一家投资银行的改革，都不过是那句话的变奏：“为了让一切维持原样，必须让某些事情发生改变。” ### 结语 虽然《华尔街：金钱永不眠》是这组影片中最有意思的一部，却并不完美。除了上述多余场景，受害者再次匿名，这依然是个问题。然而，这还不是它或其他几部影片最大的问题。四部影片最严重的限制，都来自情节驱动叙事的束缚。电影以及一般意义上的讲故事，都需要情节、事件、主角和行动。但如何展示一场并非一个事件、甚至并非一连串事件的危机？ 这场危机是民主资本主义危机最新的顶点，而后者至少酝酿了50年。越南战争不仅摧毁了美国可能尚存的最后一点道德地位，也使战后凯恩斯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共识失去立足点。随后，20世纪70年代见证了新自由主义计划的兴起：它因拒绝福利国家而是“自由主义”的；又因决心不去限制国家权力、而是用国家权力建立一种以金融化为特征的裙带式*替代品*资本主义，而是“新”的。2008年，被国有化的不是银行，而是被私有化的国家。与其说银行家抢劫国库，不如说他们原来就直接拥有国库。美国国家把7000亿美元扔给银行。欧洲银行则要么获得直接救助——例如荷兰国家买下资不抵债的荷兰银行 ABN AMRO 的股份——要么得到间接救助：欧洲中央银行、IMF 和欧盟委员会结成所谓“三驾马车”，自2010年起代表法国与德国银行充当讨债人，强制执行银行对资不抵债的希腊国家的债权，把希腊扔进债务人监狱。释放日期被推到不明的未来：要等到希腊全部公用事业以甩卖价卖给德国银行、工资和养老金遭大幅削减、全部劳动权利被撕毁之后。 《大空头》《商海通牒》和《华尔街：金钱永不眠》揭示了我们当前政治困境的若干方面。影片展现银行恶行带来的不安，是书籍与文章难以传达的，也有潜力吸引更广泛公众参与。但它们没有传达全局。当然，多数好莱坞导演并不以此为目标，即便有，电影公司也不会允许。不过，像 Oliver Stone 这样批判性强、积极介入的导演，也同样遭遇内在限制。尤其在这里，每位导演都面对戏剧化的一般难题：如何讲一个故事，而不让它成为圆满自足、自圆其说，并以幸福、至少不太悲惨的结局收场的故事？而对大多数人来说，至少这一点很清楚：大金融危机不会有幸福的结局。 ### 参考文献 《商海通牒》（*Margin Call*） (导演：J.C. Chandor, 2011). 《大空头》（*The Big Short*） (导演：Adam McKay, 2015). 《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导演：Martin Scorsese, 2013).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导演：Oliver Stone, 2010). [^u013-001]: 《华尔街之狼》（*The Wolf of Wall Street*） (导演：Martin Scorsese, 2013). [^u013-002]: 《大空头》（*The Big Short*） (导演：Adam McKay, 2015). [^u013-003]: 《商海通牒》（*Margin Call*） (导演：J.C. Chandor, 2011). [^u013-004]: 《华尔街：金钱永不眠》（*Wall Street: Money Never Sleeps*） (导演：Oliver Stone, 2010). # 艺术的墓穴、货币的解密、被加密的共同性与加密货币的问题 **Max Haiven** 正如我在第一本《货币实验室读本》中所论证的，货币是想象力的媒介。[^u014-001]人们常把货币视为平凡而基本的物质，其特征是可替代性、易用性、广泛认可和法律地位；但货币也深刻影响着我们想象何物、何人具有价值。反过来，货币依靠个人与社会持续不断的想象劳动，重新确认自身的力量，尤其是在非物质货币和法定货币的时代：它们离开资本主义交换，就没有任何可能的使用价值。由此，我曾主张，我们需要重新评估并深化对货币改革的期望：在某个层次上，所有“修复”货币的方案，无论多么技术官僚化，都在内部加密封存着深层的意识形态与哲学假设。如果不把这些假设挖掘出来，我们通常会在规划新制度、为之行动时，复制或重新铭刻当前制度的弊病。 记住这一点，我想在这里通过一个乍看有些奇怪的问题，重新讨论价值、想象力、货币与权力：在艺术经历迅速而剧烈金融化的时代，艺术今天的命运，能教给那些运用最新技术工具开发所谓“自主”加密货币的人什么，帮助他们认识前方的陷阱？这里的关键，再次是追问*价值*与*想象力*之间的关系；任何深入考察当今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希望改变乃至废除它的人，都会为这一关系所困扰。[^u014-002]然而，为了接近答案，我们必须暂时离开货币理论与哲学那复杂而诱人的大教堂，走下埋藏尸体的地下墓穴。 * 新加坡的 *Le Freeport* 隐藏在工业园蜿蜒的道路间，紧邻机场停机坪，距离边境警察驻地仅一个街区。它孤立于邻近建筑之外，被层层刀片刺网围住。这是一座专为储藏艺术品而建、戒备森严的豪华仓库。世界各地存在几十处此类自由港，多数位于欧洲，但 *Le Freeport* 的规模、抱负与设计别具一格。 如果持有邀请，你可能先通过对讲机与卫兵交谈，获准通过数道最先进的安检门，才进入园区，看到那座黑红相间的设施。随后，还要通过比任何机场都严格的一连串检查站。你要把护照放进双向抽屉，递给单向玻璃另一侧办公室里看不见的卫兵。彬彬有礼的工作人员会让你把口袋里的东西倒进小盒子，连同随身包放进 X 光机，同时身体通过 L3 全身扫描仪。价值数百万美元的尖端安保设备，以及光滑、镀铬、灰红相间的现代主义风格，共同营造出一种失重的当代感，一种武器化的中立性：金融流动性本身的美学。 2017年1月，这批珍藏的看守带我进入 *Le Freeport* 巨大的中庭。中庭被一件特别委托创作的巨型雕塑缠绕，四周是完全相同的安保门。这位坦率、好奇而风度翩翩的看守解释，安全只是所有这些基础设施的次要目标。设计师与建筑师尽可能紧密地同世界领先保险公司合作，确保这座距离亚洲最繁忙机场之一的停机坪仅数米的建筑，呈现一个几乎零风险的环境。无论如何，他开玩笑说，就算窃贼真能突破最先进的安保，又能去哪里？新加坡是一座高度军事化的岛屿，只有两座桥与马来西亚相连，其余四面环海。 向导告诉我，对访客进行“极端审查”的主要原因，与明星建筑师的设计及巨型中庭雕塑的理由相同：这是一种金融剧场。它不仅要让富裕客户相信，自己的艺术珍宝在墓穴里安然无恙，还要让他们相信，自己拥有值得受到如此关切的对象，并投资保护它们，因此也是有价值、值得尊敬的主体。像 Foucault 的全景敞视监狱一样，这种超级安保、无限监控的黑暗乌托邦装置，不仅控制空间，也制造主体。[^u014-003] 这里加密封存着数量无法查明的文化珍宝，从精巧且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瓮器，到印在 A4 纸上的观念艺术作品。“我们不知道，也不想知道金库里有什么。”看守告诉我；他自己也惊叹于职业中的讽刺与矛盾。他解释说，自己的工作是向 *Le Freeport* 的客户提供大小随需而定的房间，确保其现在及永远维持摄氏22度、55%相对湿度——除非另有要求——并尽可能无风险。客户选择在其中封存什么，是他们的私事，国家只保留极少监督。技术上说，豪华仓库中的物品处于新加坡领土，但只要不从正门离开设施、进入实际的新加坡，所有者就不必纳税：仿佛物品仍停在机场停机坪上，而 *Le Freeport* 享有从后门直接通往停机坪的特殊通行权。备用发电机随时准备应对极少发生的断电；无水灭火系统会抽走房间里的氧气，以氮气替代，确保内部的艺术藏品不会受损。 至少可以说，这里的责任链十分模糊。[^u014-004]建造设施的瑞士公司又分设一家管理公司经营它；管理公司再把空间出租给佳士得，以及其他专门从事艺术品销售、储存、搬运和修复这些精细、隐秘业务的公司。博物馆、收藏家、画廊，或上述任何一方设立的空壳公司，都可能雇这些公司储藏艺术品。墓穴里究竟有什么，谁都只能猜测，但我们可以相当确定，里面必定存着昂贵的艺术作品。所有权记录与所有者本人一样，可以位于世界任何地方。可以确定的是，*Le Freeport* 设在新加坡，是为了利用这个准威权资本主义城邦的独特位置——靠近中国，却又不太近——其以严格著称的法律、受过高等教育且英语为母语的军事化人口、符合新自由主义国际条约的透明财产法体系，以及最重要的一点：邻近蓬勃发展的亚洲、尤其中国的艺术市场。 假设 *Le Freeport* 里确实有艺术，那它就是艺术的墓穴。这里有三个相互交织的意思。 首先，自由港本质上是密封、无风险的区域，可以安放艺术品，确保它们纯粹作为投资工具保值。[^u014-005]虽然 *Le Freeport* 设有观赏室，真正目的却是把艺术移出尘世流通，同时保留它纯粹金融性或投机性的流通。这样封存的艺术对象可以一寸也不移动，但所有权却可能被出售或转让数千次。因此，自由港是全球金融化资本主义的一种建筑，将艺术加密封存于墙内。墓穴不仅是坟墓：它封存死者，是为了使死者仍能以某种方式存活。我们为死者筑墓，是为了使生者牢记其价值，让其萦绕于想象之中。 其次，自由港把艺术加密为某种货币：艺术作为一种金融代码存在于世界，是可转移、可转手经营的数字化操纵资产。像公共广播中传输的编码词语一样，金融化艺术仍传递意义与价值，但只传给握有解密钥匙的人；此处就是那些富有到可以买下作品，把它运往别处、重新开箱作为艺术的人。艺术这种出了名缺乏流动性的资产、资本主义桀骜不驯的孩子，在这里被液化为市场物质。这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跨国通信网络和计算能力的兴起：它们被用于创建覆盖全球的金融、物流与法律基础设施生态，把*任何东西*，哪怕艺术这种如此独特、不服管束的事物，都转为无差别的投机商品。[^u014-006] 最后，自由港依照资本的条件、在资本自身的经济和价值秩序中，把艺术变成纯粹观念对象，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完成了“艺术之死”的任务，而先锋派从未做到。在 Peter Bürger 的权威分析中，这些艺术运动旨在废除艺术与生活的分离，将其作为政治鼓动，寻求把人类创造力从艺术制度及其选定主角——那些有幸或有特权被认定为“艺术家”的人——所组成的镀金牢笼中释放出来。[^u014-007]20世纪后半叶，激进艺术家为此引领艺术自身的“非物质化”，发展了观念艺术、行动主义艺术、行为艺术、制度批判和参与式艺术实践。[^u014-008]*Le Freeport* 及其所属的金融化秩序似乎取得了成功，而且部分建立在艺术家的激进劳动之上：他们坚持，艺术无需物理在场或痕迹，也能作为改变社会的力量发挥作用。但在 *Le Freeport*，艺术融入了金融化的日常，面向的不是解放，而是可怕的权力与不平等。从这个意义上说，自由港是艺术解放梦想的坟墓或墓穴。 事实上，新加坡这类自由港的兴起，是一个更广泛趋势的组成部分：把艺术转为金融化操纵的目标和投机财富的生成器。自大约17世纪出现我们称为“艺术”的事物以来，它就与金钱纠缠在一起。富人的趣味与要求——他们往往是金融家和投机者——塑造西方艺术史的发展，并促使“艺术”显现为人类成就、活动与生产的独立领域，区别于工艺、装饰或媚俗品。[^u014-009]艺术是资本家阶级再生产的重要载体，艺术欣赏和收藏则成为在精英世界培育归属感、区隔与声望的手段。[^u014-010]但过去，艺术作为资产的流动性出了名地差：很难找到既与你趣味相投、又有现钱付款的买家。并且，艺术市场向来不透明、腐败，令圈外人困惑；今天在很大程度上仍如此。 过去十年，世界各地因金融致富的所谓“高净值人士”（HNWI）大量增加，*Le Freeport* 等机构对此作出回应，设法提高艺术市场流动性。这包括各种“创新”：如梅摩指数这类号称反映艺术投资趋势的价格指数；[^u014-011]提供最新价格信息的在线艺术追踪和定价应用及网站；艺术保险与抵押贷款的发展，使收藏者能利用艺术品／投资的价值加杠杆；银行和金融机构越来越乐于接受艺术作为投资与抵押品；艺术销售集中到少数具有全球品牌的大型画廊手中；艺术博览会扩散至全球金融都会，从沉闷的行业展会演变为豪华大型活动；拍卖市场基本由两家雄心勃勃的公司主导，同时新兴在线拍卖与销售平台不断增殖；甚至出现艺术投资基金——虽被过度炒作却仍意义重大——基本上允许许多投资者纯粹为投机价值而共同购买艺术品。[^u014-012] * 不过，我们对“艺术金融化”常有的愤慨应当有所节制。首先，金融化虽然真实存在，艺术却远非其最重要的受害者，无论艺术受亵渎多么伤害我们的浪漫情怀。我曾论证，金融化指经济、政治、社会学与文化层面转向金融主导及影响的一种变化。资本主义金融部门不仅对其他企业、民族国家政策，以及粮食、土地、住房和水等事物的价格具有巨大权力；金融的“逻辑”、代码、衡量方式、隐喻与方法，也开始渗入并重构各种社会机构，如大学、慈善机构和公共部门服务，同时塑造日常文化生活。[^u014-013]艺术为什么应该享有特殊豁免？ 如 Suhail Malik 所论证的，艺术金融化并不是令人震惊的规则例外；它实际上能告诉我们许多关于当今金融市场自身性质的事情。[^u014-014]我们假定，与其他根本上具有某种物质价值、更加“有用”的商品不同，艺术价格纯粹来自它对收藏者和艺术机构的象征与关系价值。但 Malik 主张，今天的“新自由主义金融化”——这是我的术语，不是他的——以货币远远超出任何“现实世界价值”指涉的增殖与力量为特征。正如 Randy Martin 所指出的，衍生品合约等金融对象对经济拥有真实权力，却似乎完全脱离使用价值或劳动力的任何有形“现实”。[^u014-015]既然如此，Malik 认为，艺术市场荒谬的把戏、神秘的做法和恶劣交易，*并非例外，而是典型*，展示当今金融如何运作：它是多重交织、相互依赖、经制度再生产的象征估值与定价行为的产物。和当代艺术价值一样，金融产品价值——尽管业内人士大肆夸耀——也是相互竞争的价值主张的任意显现；这些主张建立在表征、巧妙幻象、审美操纵，以及相互交叠的社会和制度圈子中的私人及职业关系之上。 我大体同意这一判断，但并不相信今天的资本主义货币，即便已经高度金融化、武器化，也完全放弃了与底层某种“真实”价值形式的关系。Malik 的分析借鉴 Jonathan Nitzan 和 Shimshon Bichler 的理论，他们复杂的论证被概括为一句看似简单的话：“资本即权力。”[^u014-016]也就是说，席卷世界、涌来退去的狂暴金钱洪流，最终并不源于某个特定泉源，而是不停翻腾。货币是权力的武器，货币的力量则来自有权者将之武器化。 这与另外两种更常见的货币起源及权力理论形成对照。第一种是古典自由主义及传统新自由主义观点：货币只是人类自然的物物交换行为的一种复杂演化。生产者带着不同商品来到市场交换，为了便利，便同意以某种商品作为通用参照，帮助完成所有交易，克服各种困难。对新自由主义者而言，货币诞生的这一神话时刻定义了货币的性质；今天金融化的法定货币，不过是这种倾向更复杂的表达。[^u014-017] 相反，Marx 的货币观质疑这一货币起源图景中的平和安宁，指出在资本主义下，被带到市场上的商品是剥削工人的结果。[^u014-018]货币内部加密封存着这种剥削的残余，并在世界中运作，使更多剥削成为可能。它是威胁，也是奖赏，把不占有财产的生产者——无产阶级——征召到不从事生产的所有者——资产阶级——的意志之下。对 Marx 而言，货币也是*资本*本身在尘世中的显现或外观：资本是资本主义积累经济背后的系统性存在，是资本主义社会关系的总体，使自己成为几乎一切人类活动的手段与目的。 Nitzan 与 Bichler 提出“资本即权力”，同时反对上述两种框架。一方面，它拒绝古典自由主义、如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观点，即货币只是中立工具；货币实际上被有权者——包括帝国主义民族国家和进行剥削的资本家——使用并操纵，以进一步巩固、再生产或扩张其权力。另一方面，这一进路也拒绝马克思主义观点，即货币最终源于对工人的剥削，以扭曲形式代表他们被窃取的劳动力。相反，Nitzan 与 Bichler 认为，尽管资本主义剥削仍在发生，货币也使它成为可能并加以奖励，但货币本身最终并不是受压迫或受剥削劳动的表达。 这一主张当然有很大价值，尤其是在金融化时代，货币价值似乎越来越依赖金融货币投机，以及帝国主义国家之间对汇率与法币供应的操纵。当未到期衍生品合约的规模——它们本质上可以像货币一样发挥作用——超过全球 GDP 这个本已失真的指标数千倍时，很难再主张“货币”，无论它是什么，是人类某种基本交易交换倾向的“放大版”，如新古典经济学所言；*或者*说，它是投入商品生产、被劫持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的数量，如 Marx 所言。 不过，出于理论和政治两方面原因，我仍忠于劳动价值论的某些维度，以及 Marx 的坚持：我们应把劳动视为一切财富的来源，因而也被加密封存于货币形式之中。[^u014-019]在理论上，我警惕那种认为今天的货币只是任意权力关系游戏之产物的观点。我认为，我们必须牢牢把握这样一个现实：货币是协调、调节和组织全球资本主义系统的手段，即便这种组织混乱、荒谬，并被病态危机纠缠。不贬低资本主义国家非常真实的权力，同时也不忘记“资本主义”这个形容词，我们会看到，除了资本，地球上没有别的力量创造出今天这样的货币形式，更没有别的力量将货币抬升为其所创造世界的始与终。我同意货币从不中立，但在资本主义下，再生产货币并被货币再生产的力量，就是资本主义；即使我们追随货币进入其金融极端状态，也必须牢记资本主义的特殊性质，以及它对劳动剥削的依赖。 其次，我认为把货币放在劳动之外思考，可能犯下危险的政治错误。如 Harry Cleaver 所说明，Marx 写作《资本论》，尤其是第一章关于商品与货币的论述，是为了把概念武器交给工人阶级。[^u014-020]它实质上反驳了歌颂财富与权力的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工人是世界一切财富的来源，因此只要共同行动便拥有力量；他们不但天然有权收回财富，也有权在大规模层面重新想象价值的性质。工人有责任否定对自身的否定，推翻使自己悲惨、受剥削、被异化的制度。我与古典马克思主义者不同，把劳动和价值理解得更宽广。劳动这个词在许多方面名不副实，常被局限于工业制造；我认为，更有成效的理解，是把劳动看作富有想象力的合作能量：它既发生在正式工作场所，也发生在社会再生产领域，即生养孩子、维系家庭与社群，无论是否获得工资。[^u014-021]我最终不把“价值”视为可用劳动小时衡量的固定事物，而是视为资本主义积累驾驭、塑造并扭曲价值观领域的方式。也就是说，资本主义改变我们想象何物、何人有价值，并依赖这种改变。[^u014-022]我们如何以个人和集体方式想象价值，与我们如何合作、为哪些目的合作，存在辩证关系。资本主义最终试图把这种合作塑造为自身再生产的服务者。 因此，我把货币视为劳动中想象与合作维度的墓穴。货币作为资本的尘世显现，把我们的合作能量转换为凝固形式——即便仍然非物质化——再把它作为获取合作成果的手段返还给我们。这就是 Marx 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最终意义：我们与自己作为无产阶级、合作创造者所创造的东西如此异化，以至于它不再作为我们自身的创造物出现，而仿佛被赋予超自然价值。[^u014-023]货币这种原初商品，既是这一过程最终的显现*与*促进者，也同样是商品拜物教最终的显现与促进者。[^u014-024]David Graeber 把 Marx 的理论与19世纪人类学家 Marcel Mauss 的思想交织起来，指出我们手持货币时，实际上握着自身梦想的赝品：我们集体力量的一个碎片，以魔法物品的形式返还给我们。[^u014-025]如我在第一本《货币实验室读本》的文章中所说，这就是货币为何是想象力媒介，也是涉及金钱的艺术为何如此有力的原因。当我们解开封存在货币中的集体合作潜能时，就像劈开原子：无尽的力量等待释放。[^u014-026] * 我给出这段过于简略的理论说明，是为了明确下一步如何拆解“加密封存”的概念，最终重新考察加密货币的政治与潜力。 我借用这个词经 Jacques Derrida 阐释的精神分析意味。[^u014-027]Derrida 依据 Nicholas Abraham 与 Maria Torok 对 Freud 的重读，以“加密封存”命名这样一个过程：某个系统——语言、哲学或社会——的构成性、不可缺少的部分，必须被封在一个结构、一个墓穴之中，而其生死状态不明。Abraham 与 Torok 都是反对拉康式转向的弗洛伊德派执业精神分析师；对他们而言，加密封存发生于某些患者身上，他们曾目睹——未必亲身承受——由偶像化人物造成的创伤。[^u014-028]他们重读 Freud 对化名“狼人”的病人的分析，认为患者的言语之所以加密，是因为他在成长的敏感时刻，目睹自己敬爱的父亲对心爱的姐姐实施性虐待。[^u014-029]为了保护作为无意识中心要素的偶像化父亲对象，他把它加密封存在心灵之中，使这一投射保持在既生且死的状态。症状上，狼人对与内部墓穴有间接关系的某些词句表现出厌恶，于是其陈述成为加密讯息，等待他与 Freud 在分析过程中解密。但加密封存的重要特征，是动员一切心理资源来避免解密，因为他害怕揭开底层创伤，被迫在不再拥有那个封存对象的情况下重建整个心灵。与此同时，狼人自己也被封进自己的墓穴：由于心灵围绕墓穴中保存的失落对象建构，实际上被关在墓穴里、既死且活的正是心灵本身。 我不打算长篇讨论并质疑精神分析的方法与理论，但墓穴隐喻可能非常有用，尤其按 Derrida 赋予它的宽广含义来理解：加密封存，是将投射与依恋的失落对象秘密维持在既生且死状态的过程。这种内在封存向外表现为加密的言语或表达，逃避乃至主动避免解密，以维持生死之间的系统或结构。熟悉 Derrida 作品的人不难想象，在他看来，某种最终的解密与从墓穴中彻底解放是不可能的。他用拱门的隐喻——法语中它与墓穴一词同源——说明墓穴实际上是一个相互支撑系统的一部分。因此，Derrida 所谓解密，不是揭露或发现某种“真正”的最终意义，而是投入解构过程，揭示这种相互依存的建筑结构。 如同墓地里的墓穴，艺术与货币都是功能性概念，表面看来稳定、永恒，或许带着忧郁，但无论如何都庄严宏伟。像城市中心的陵墓——大型公共墓穴——一样，艺术与货币在晚期资本主义意识形态环境中居于显赫位置，如同帮助我们在集体概念空间中导航的公共纪念物。它们通常被完全视为理所当然。即便受到考察，沿用这一隐喻，也只是评论墓穴本身的建筑特征：美学或经济学把艺术和货币当作稳定范畴来处理。我的进路相反，是追问内部封存了什么，有什么既活且死的东西被扣留其中。 马克思主义的回答，当然也总是劳动。Marx 自己确实提供了十分贴切的隐喻：活劳动与死劳动。简言之，活劳动是 Marx 用来描述充满生命力、具有合作性的人类能量形式的范畴；资本主义试图驾驭它，把它转成可交换为资本的商品。[^u014-030]死劳动则是其结果：通过暴力驾驭活劳动创造的商品，是人类合作的本质凝固成被迫的形式。这些商品、这些死劳动，继而成为资本主义剥削活劳动的装置的一部分：成为工人为了生存必须购买的商品，成为资本主义积累的异化基础设施——工厂、机器、住房存量、道路——最终成为资本本身，包括尤其重要的资本最终显现：货币。资本本身，就是劳动在其自身创造的系统和结构之中，并受其支配的可怖的不死统治。货币是这种剥削与异化最终的残余表达，*也是*使之再生产的载体。 从这个意义上说，货币可以被理解为加密形式的“共同性”（the common）。Eli Meyerhoff 解读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Cesare Casarino 的作品，区分“共同性”与“公地”（the commons）；这一区分也出现在 Antonio Negri 和 Michael Hardt 的著作中，但未被定义。[^u014-031]公地在历史上当然指英格兰保留给农民自给自足使用的土地；其破坏和圈占，对资本主义诞生，以及一个依靠工资和商品而非公共土地与自给自足生存的无产阶级的兴起至关重要。[^u014-032]此后，公地一词开始指称各种以集体、民主和平等方式管理的“资源”。[^u014-033]对诺贝尔经济学纪念奖得主 Elinor Ostrom 而言，公地代表国家与市场之外，管理资源使用及获取的第三种选择。[^u014-034]对许多女性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批评者和活动者而言，公地既是社会变革的方法，也是其前景：在当下建设和夺回住房、教育、健康、土地等共同资源，预示并帮助奠定未来更深刻的全系统变革。[^u014-035] 共同性是公地现实性的虚拟联结，是每一次实际公地实验或实例背后的力量或潜能。对 Casarino 与 Meyerhoff 而言，共同性代表遍布社会、孕育着的公地导向活动的潜能。事实上，资本主义为了自身再生产、以积累私人利润为名，恰恰试图组织、收编与控制共同性。它是在资本主义经济中被投入工作的原始力量，但它不再生产自主、民主的社会生活，而被迫为市场再生产商品。货币作为最高商品及商品交换媒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代表共同性的异化：它是共同性的墓穴，共同性在其中既活着——作为生产商品的“活劳动”——又死去——作为商品、机器形式的“死劳动”。 * 那么，如何从货币的密文中解出共同性？如何逃离或避开金融化的掌控？一个被积极倡议并实验的办法，是发展加密货币。本书其他章节以不同程度的热情，对此作了详细讨论。 这些货币背后的乐观主义，在于技术上出现了一种组织货币的方法：既不需要黄金、盐或香烟那样承载价值的物理对象，也不需要集中权威来监管记录交易与储蓄的账本。[^u014-036]这类创新有各种实用场景，例如国际汇款——如今被西联汇款这样的殖民时代公司垄断——或向压迫性政权下抗争的群体提供国际团结资源。事实证明，这些发展也有助于社群尝试部分脱离剥削性的全球经济，建立可靠的本地交换系统和支持团结经济的微型经济。[^u014-037]加泰罗尼亚综合合作社（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也许是最成功的例子之一，尽管其数字货币没有采用高强度密码技术，十分简陋——而且请注意，尽管如此，它运行得很好。[^u014-038] 不过，尽管加密货币技术有这些更实用的用途，绝大多数拥护者似乎仍执着于它所预示的一场看似革命性、划时代的转变。[^u014-039]部分原因很简单：今天加密货币是激烈投机的对象，虽然通常只涉及极小部分人或投资者。如艺术界一样，投机经济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名不副实的炒作，许多真诚信徒、江湖骗子和趋炎附势者都急于提供这种炒作。不幸的是，如 David Golumbia 以比特币为重点所说明的，炒作背后往往是一种极右、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主义的货币与社会观；它主要把国家及“依赖”国家的人，看作资本主义不能正常发挥作用的原因。[^u014-040]对这一范式的追随者而言——他们大多不知道自己的意识形态有着阴暗、种族主义的来历——去中心的“自主”货币将把国家从方程式中移除，让市场“自然”运作，把我们带进传说中任人唯贤社会的和平：有才能和决心者得到奖励，人人都得到更好结果。[^u014-041] 依照这种主导进路，加密货币旨在为货币解密。按照其逻辑，货币本质上是纯粹、中立的工具，由人类自然的劳动分工与物物交换倾向演化而来。在神话般的“从前”与肮脏的“如今”之间，货币的中立性遭到破坏或加密：它的代码与价值被另一套代码和价值覆盖。有人认为，货币被国家加密：创造和操纵货币的权利被政府严密囤积、垄断，用来再生产自己的权力。另一些人认为，货币加密来自大银行及金融企业的权力，它们利用对市场及政府的影响阻碍竞争。因此，即便加密货币建立在最新密码技术之上，它们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上所承诺的，却是为货币解密，使它回到最初的源代码。 相反，我在这里提出的货币观，核心是货币从来不是中立或纯粹的倾向。不仅如 Nitzan 与 Bichler 所坚持的，货币始终是权力的武器；也如我所论证的，货币在资本主义下获得非常特殊的性质，这些性质在金融化中依然存在，实际上还强化并复杂化。概括来说，货币是我们自身梦想的伪币，是我们的想象合作潜能以扭曲、虐待性的形式返还给我们。它既是资本主义的生命血液，也是资本主义规训、异化和剥削我们的手段。在资本主义下，货币成为不容质疑的统治力量，成为社会关系的手段与目的。金融化不仅是积累循环的加速，也代表这一逻辑渗入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艺术金融化是这一趋势的风向标：即便据称无目的、非工具性的艺术行动领域，也被转成利润生成器和投机对象。 从这个角度看，为货币解密意味着什么？意味着采取集体行动，使我们能在资本主义内部、对抗它并超越它，行动、合作和生产价值。意味着通过创造和维系具体公地，或如 Massimo De Angelis 所说的公地化过程，把今天封存在货币中的共同性解密。[^u014-042]意味着创建替代性的、非资本主义的团结经济。意味着对统治性的资本主义机构进行破坏、颠覆和夺取。这一切都是为了创造越来越多的机会，让人们摆脱对资本主义的依赖，建立新关系、新社群、新的自主社会政治形态，以及新的社会再生产与关怀方法。 加密货币及底层区块链技术有可能帮助我们实现这些目标。它们可以成为管理手段，以透明、高效方式协调本地小规模倡议中的合作能量；不过，我并不确信这需要多数此类货币所坚持的那种程度的密码安全性。 此外，如果结合可视化与叙事化的发展，这些技术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社群面临的全局性问题，并作出民主、公平的决定。它们也能帮助我们想象并创建倡议之间的网络，在超越资本主义货币的世界中，实现合作的复杂协调。例如，这些技术如何帮助我们想象并实施一种全球性、至少跨地方的系统，管理与分配高度专业化或脆弱的商品，如计算机或易腐药品，超越目前那套对工人、消费者及地球进行骇人剥削的全球流水线和物流主系统？ 当我们聚焦共同性与公地问题时，就会发现众多应用。关键在于理解，这些应用必须从团结与斗争的物质土壤中生长出来，而非来自拥护者的奇幻想象。现实是，我们其实不需要更多“创新”；我们需要开发者做那些相对不浪漫的工作：培训并帮助非技术人员使用技术，改善用户界面，改造和普及已有技术。此外，我们需要更多人直接参与争取集体解放的基层斗争，而不是浪费自己的时间和我们的资源，试图为没人请他们解决的社会问题，提供技术驱动的“解决方案”；也不是以完全不挑战、不改变现有权力结构的方式来“颠覆”事物。 那些愿意举起加密货币旗帜的人，应当花时间审视前面过于简略讨论的艺术先锋派的命运。他们离经叛道而充满希望的作品，每件都拥有令人钦佩的理论与政治深度，如今却被加密封存在 *Le Freeport*；它仿佛金融化资本主义适应与收编能力的一座阴郁纪念碑。[^u014-043]个人主义的出色抵抗或创新，无论多么机巧，都很容易被重新卷入系统：这正是系统演化与生存的方式。要挑战系统，就必须转而参与解密共同性的工作，使我们能够以非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合作，并由此生产非资本主义的价值。 ### 参考文献 Abraham, Nicholas, and Maria Torok, *The Wolf Man’s Magic Word: A Cryptonymy（狼人的魔词：隐名术）*, Nicholas Rand 译,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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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Report on Current Conditions and Future Scenarios（当代艺术及其商业市场：当前状况与未来情景报告）*, Maria Lind and Olav Velthuis （编）, Berlin: Sternberg, 2012, pp. 209–240; Emily Rosamond, ‘Shared Stakes, Distributed Investment: Socially Engaged Art and the Financialization of Social Impact（共享权益、分布式投资：社会参与艺术与社会影响的金融化）’, *Finance and Society* 2.2 (19 December 2016), pp. 111–26; Steyerl, ‘Duty-Free Art（免税艺术）’; Mark C. Taylor, ‘Financialization of Art（艺术的金融化）’, *Capitalism and Society* 6.2 (9 January 2011); Olav Velthuis, *Talking Prices: Symbolic Meanings of Prices on the Market for Contemporary Art, Princeton Studies in Cultural Sociology（谈论价格：当代艺术市场价格的象征意义，普林斯顿文化社会学研究）*,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Olav Velthuis, *Cosmopolitan Canvases: The Globalization of Markets for Contemporary Art（世界主义画布：当代艺术市场的全球化）*,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Art and Finance Report 2016（2016艺术与金融报告）’. [^u014-013]: Haiven, *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金融化文化）.* [^u014-014]: Suhail Malik, ‘The Ontology of Finance: Price, Power, and the Arkhéderivative（金融本体论：价格、权力与原衍生品）’, in *Collapse Vol. VIII: Casino Real（崩塌第八卷：真实赌场）,* Falmouth, UK: Urbanomic, 2014, pp. 629–811; Malik and Phillips, ‘Tainted Love: Art’s Ethos and Capitalization（被污染的爱：艺术精神与资本化）’. [^u014-015]: Randy Martin, *Knowledge LTD: Towards a Social Logic of the Derivative（知识有限公司：迈向衍生品的社会逻辑）; Dick Bryan and Michael Rafferty, Capitalism with Derivatives: A Political Economy of Financial Derivatives, Capital and Class（衍生品资本主义：金融衍生品、资本与阶级的政治经济学）*,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6. [^u014-016]: Jonathan Nitzan and Shimshon Bichler, *Capital as Power（资本即权力）,* London: Routledge, 2009. [^u014-017]: 关于这一立场的激进人类学批判，参见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债：最初的5000年）*,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u014-018]: Anita Nelson, *Marx’s Concept of Money: The God of Commodities（马克思的货币概念：商品之神）*,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Costas Lapavitsa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货币与金融的政治经济学）,* London and Basingstoke: Macmillan, 1999. [^u014-019]: 在这里，我总体上赞同 David Harvey 同样尝试透过这一视角解释复杂金融、货币与经济变化的诸多努力；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资本的限度）*, 第2版,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David Harvey, *The Enigma of Capital（资本之谜）,*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 David Harvey, *Seventeen Contradictions and the End of Capitalism（十七个矛盾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Oxford and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u014-020]: Harry Cleaver, *Reading Capital Politically（政治地阅读资本论）,* Edinburgh and San Francisco: AK Press, 2000. [^u014-021]: 在这一视角中，我受到下列著作启发，包括 Massimo de Angel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ism（历史的开端：价值斗争与全球资本主义）*,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2007; Massimo De Angelis, *Omnia Sunt Communia: On the Comm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capitalism（万物共有：论公地与向后资本主义的转型）*, London: Zed, 2017;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零点革命：家务劳动、再生产与女性主义斗争）*, Brooklyn, NY and Oakland, CA: Common Notions (PM Press), 2012; George Caffentzis, ‘On the Notion of a Crisis of Social Reproduction: A Theoretical Review（论社会再生产危机概念：理论述评）’, in *Women, Development, and Labor of Reproduction: Struggles and Movements（女性、发展与再生产劳动：斗争与运动）*, Giovanna Franca Dalla Costa and Mariarosa Dalla Costa （编）, Trenton, NJ and Asmara, Eritrea: Africa World Press, 1999, pp. 153–88. [^u014-022]: Max Haiven, *Crises of Imagination, Crises of Power: Capitalism, Creativity and the Commons（想象力危机、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创造力与公地）*,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2014. [^u014-023]: Stephen Duncombe, ‘It Stands on Its Head: Commodity Fetishism, Consumer Activism, and the Strategic Use of Fantasy（它倒立着：商品拜物教、消费者行动主义与幻想的策略性运用）’, *Culture and Organization* 18.5 (2012), pp. 359–375. [^u014-024]: Nelson, *Marx’s Concept of Money（马克思的货币概念）.* [^u014-025]: David Graeber, *Toward and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迈向价值的人类学理论：我们自身梦想的伪币）,* New York: Palgrave, 2001. [^u014-026]: Brian Massumi, *The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Economy（经济尽头的力量）*,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5. [^u014-027]: Jacques Derrida, ‘Foreword: Fors: The Anglish Words of Nicholas Abraham and Maria Torok（序言：Fors——Nicholas Abraham与Maria Torok的Anglish词语）’, Barbara Johnson 译, in Nicholas Abraham and Marie Torok, *The Wolf Man’s Magic Word: A Cryptonymy（狼人的魔词：隐名术）*, Nicholas Rand 译,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u014-028]: Nicholas Abraham and Maria Torok, *The Wolf Man’s Magic Word: A Cryptonymy（狼人的魔词：隐名术）*, Nicholas Rand 译,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6. [^u014-029]: Sigmund Freud, ‘From the History of an Infantile Neurosis（一个婴儿期神经症的历史）’, in Peter Gay （编）, *The Freud Reader（弗洛伊德读本）*, New York: Norton, 1995. [^u014-030]: Jason Read, *The Micro-Politics of Capital（资本的微观政治）,* Albany, 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3, pp. 6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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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son, *Commoners: Common Right, Enclosure and Social Change in England, 1700-1820（公地使用者：英格兰的公地权、圈地与社会变革，1700—1820）*,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 [^u014-033]: Peter Linebaugh, *Stop, Thief!: The Commons, Enclosures, and Resistance（站住，小偷！公地、圈地与抵抗）,* Oakland, CA: PM Press, 2014; David Bollier and Silke Helfrich （编）, *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 A World Beyond Market and State（公地的财富：超越市场与国家的世界）*, Amherst, MA: Levellers Press, 2012; David Bollier and Silke Helfrich （编）, *Patterns of Commoning（公地化实践的模式）,* Commons Strategies Group, 2015. [^u014-034]: Elinor Ostrom, *Governing the Commons: The 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 for Collective Action（治理公地：集体行动制度的演化）*, Cambridge and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0; Max Haiven, ‘The Commons Against Neoliberalism, the Commons of Neoliberalism, the Commons Beyond Neoliberalism（反对新自由主义的公地、新自由主义的公地、超越新自由主义的公地）’, in Simon Springer, Kean Birch, and Julie MacLeavy （编）, *The Handbook of Neoliberalism（新自由主义手册）*,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16. [^u014-035]: Silvia Federici, *Revolution at Point Zero: Housework, Reproduction, and Feminist Struggle（零点革命：家务劳动、再生产与女性主义斗争）*, Brooklyn, NY, and Oakland, CA: Common Notions (PM Press), 2012; Massimo De Angel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ism（历史的开端：价值斗争与全球资本主义）*,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2007; De Angelis, *Omnia Sunt Communia: On the Commons and the Transformation to Postcapitalism（万物共有：论公地与向后资本主义的转型）*, London: Zed,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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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4-037]: 参见 Primavera de Filippi and Samer Hassan, ‘Measuring Value in the Commons-Based Ecosystem: Bridging the Gap between the Commons and the Market（衡量以公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弥合公地与市场之间的鸿沟）’, in Geert Lovink, Nathaniel Tkacz, and Patricia De Vries （编）, *Moneylab Reader: An Intervention in Digital Economy（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 Amsterdam: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2015, pp. 74–91, http://networkcultures.org/blog/publication/moneylab-reader-an-intervention-in-digital-economy/. [^u014-038]: Claudio Cattaneo and Aaron Vansintjan, ‘A Wealth of Possibilities: Alternatives to Growth（丰富的可能：增长的替代方案）’, *Brussels: Green European Foundation*, 2016, http://gef.eu/wp-content/uploads/2017/02/GEF_BackgroundStudy-screen-ok.pdf; Hirota Yasuyuki, ‘Monedes Socials i Complementàries（社会货币与互补货币）’, *Oikonomics* 6 (2016), http://oikonomics.uoc.edu/divulgacio/oikonomics/ca/numero06/dossier/yhirota.html. [^u014-039]: Nigel Dodd, ‘The Social Life of Bitcoin（比特币的社会生活）’,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即将出版（2017）, http://eprints.lse.ac.uk/69229/1/Dodd_The%20social%20life%20of%20Bitcoin_author_2017%20LSERO.pdf. [^u014-040]: David Golumbia, *The Politics of Bitcoin: Software as Right-Wing Extremism（比特币的政治：作为右翼极端主义的软件）*,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6. [^u014-041]: A. Maddox, S. Singh, H. Horst, and G. Adamson, ‘An Ethnography of Bitcoin: Towards a Future Research Agenda（比特币民族志：迈向未来研究议程）’, *Australian Journal of Telecommunications and the Digital Economy* 4.1 (2016), http://wombilical.net/ajtde/2016-03-v4-n1/a49. [^u014-042]: De Angelis, *Omnia Sunt Communia（万物共有）*. [^u014-043]: 关于金融化资本主义如何部分通过复杂方式捕获先锋派能量而生成，参见 Shukaitis, *The Composition of Movements to Come（未来运动的构成）*; Luc Boltanski and Eve Chiapello,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资本主义的新精神）*, Gregory Elliot 译,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5. # 会交易的物：物联网如何改变支付 **Rachel O'Dwyer** > 当我的钱包连上你的钱包，它的性质必然有所改变。……10年后，我的智能钱包和你的智能钱包将彼此交谈，而我们不会再那么多地参与其中，也不会受到打扰。——David Birch[^u015-001] 18世纪文学充斥着关于沉默无生命之物的故事：开瓶器的内心生活、礼帽隐秘的欲望、手表的一天、风筝的所见，或别针的所闻。这类被称为“物叙事”的作品中，有一支讲述货币代币的秘密生活，虚构故事追踪纸币迂回的旅程及它们遇到的人。Mary Poovey 观察到，“会说话的钞票”如何照亮当时经济交换中发生的各种社会契约与遭遇。[^u015-002]著名作品包括 Thomas Bridge 的《一张钞票的历险》（*Adventures of a Bank Note*，1759—1775）[^u015-003]，以及 Charles Johnstone 的《克里萨尔，或一枚几尼的历险》（*Chrysal;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uinea*，1760—1765）。[^u015-004]Chrysal 向读者讲述自己在秘鲁一座矿山被锻造的时刻，以及在一双双手之间传递时遇到的人和事。会说话的钞票透露出这样一种想法：交易的物料是活的，具有感知，并不只是交换中“沉默无生命的道具”。这些物品不仅服从当前持有者的愿望；它们本身就是行动者，有所求、有欲望；与其他物品相遇互动时，它们促发行动；它们观察并记录所接触的一切，也同样可能背叛主人，或揭发他们。 物始终介入市场的建构。它们交易、买卖、干预、监测、计算、流通和抽象化。如 Viviana Zelizer[^u015-005]，以及近期 Bill Maurer 和 Lana Swartz 的研究所示，[^u015-006]经济中介由大量不同物件组成：从纸质代币和硬币，到支票、本票、计账筹、加密狗、塑料卡片和电脉冲。物始终已经是“市场装置”，是塑造经济的物质与话语组装体的一部分。[^u015-007]不过，今天我们的物品的确在经济交换中走到前台。经合组织目前估计，到2020年，将有约250亿件联网物品上线。[^u015-008]这些设备的一种用途，是移动支付或“环境式”支付：除了惯常的信用卡和支票簿，还能用别的物品支付，iPhone、Fitbit、汽车、冰箱、相机和鞋子，都来到收银台前。 这篇短文呼吁：不只像新唯物主义者早已主张的那样，把联网物品看作政治上活跃、参与塑造话语与行动的存在，还要把它们看作*经济*行动者，参与塑造交换、价格、商品生产与流通，以及债务和信用关系等市场要素。随着“会交易的它们”不断增多，我们可以开始追问：联网物品增殖、走到交换前台，市场将如何转变？不仅人类，物品也进行交换与交易，意味着什么？它们出现在市场，如何强化算法和数据驱动的市场决策趋势？例如，物品将如何协商信用、风险与价格的建构？人们又会信任私人物品，让它们代自己交易吗？ ### 我们的物品在交换中发挥更大作用，未来也会继续如此 就像普适计算的兴起及其对隐形计算的承诺，[^u015-009]如今关于“无缝”、无摩擦、环境式商业的讨论承诺：随着物联网（IoT）兴起，交换的混乱将隐入背景。汽车驶近收费站时，你再也不必在口袋里翻找合适的硬币，也不必排队与收银员无聊寒暄，说那条裙子多么适合你。智能物品将来到市场前台，代表人类用户，甚至独立于用户，交易、抽象和计算。这种介入不仅发生在销售点，不仅是一碰手腕，或 RFID、蓝牙设备的一次权威点头，而是遍及整个市场。 联网物品越来越多地中介交易，或代表用户，或自行出手，这有时称为机器对机器（M2M）支付。我们大概已熟悉一些例子：非接触式支付的增长、自动支付高速公路使用费的电子收费，以及 Amazon Dash 按钮的发展。手机、手表和 Fitbit 也授权店内购物；家用器具和白色家电补充日常必需品；汽车悄无声息地购买燃油、停车位和维修；智能电网与基础设施购买、交换能源资源和数据，或参与碳交易。[^u015-010]当物来到市场前台，它们制造新型货币与支付基础设施，也可能使我们全新理解交换的社会性：“它们”如何交易、协商、易货和结算，以及围绕这些活动形成怎样的规范、实践与协议。水壶想要什么？冰箱向吸奶器买了什么？你的烤面包机在怎样评价你的信用？ 大多数人与人之间的交易由法律和社会规范组织，例如议价、讨价还价和价格形成的规范；由纸币、信用卡等代币中介；由银行等历史悠久的机构支持，使我们能够与不认识的人合作和交易。未来，人与物、物与物之间的交易，可能主要由软件定义的规则组织。许多技术人员已经倡议使用智能合约，[^u015-011]不仅为了保护大量联网设备产生的数据，使其免遭黑客攻击或政府监控，[^u015-012]也为了让物与物之间的买卖交易自动化。按这种论点，记录在区块链上、旨在自动执行财产权使用和转移条件的智能合约，将允许连入物联网的对象——汽车、房屋、能源基础设施等等——以预定义方式出售或出租。想象一辆自动驾驶汽车：它能被租用，以手机或可穿戴设备中的个人数据付费，用智能钥匙开启，并储存部分利润，支付燃油、维修和停车位费用，全部依照预先规定的规则运行。 自主的机器间交易不仅引发安全问题——近期由打印机和婴儿监视器动员起来的分布式拒绝服务攻击（DDoS）已展示了这一点——[^u015-013]也引发交换文化问题。谁希望交易变得隐形，或“隐入背景”？人们对所有物的物质依恋或心理社会依恋，又将如何塑造这些交易的性质？体重秤或衣柜镜子会让你想购物吗？相比项链或汽车，你更可能信任冰箱来授权交易吗？ ### 物将改变市场，并生产新的市场 最近另一个趋势，是物质对象交易自身产生的剩余能力，例如能源、多余计算处理单元、闲置带宽，或对其生产的某种功能或服务的访问权。2016年的行业会议 Money 2020 强调，物联网如何促进这种*物质潜能*的市场。这一趋势在共享经济中已很普遍：所有者可通过出租车服务交易汽车的闲置运力，出租家中空房，甚至出售空余时间。不过，在许多联网设备同时交易的新想象中，一件物品可能把几乎*任何*“物”的权益拿来换取其他任何东西。例如，想象一把每逢下雨就出售自身股份的雨伞——在中国并不太离奇，那里雨伞租赁已开始运作——或者一处类似 Airbnb 的房产，租金不断波动，又反过来投机并购买附近盈利初创企业的股份。“会交易的它们”想象联网物品具有某种流动性：我们的闲置物料可以摆脱物质外壳，摆脱一切令其笨重、或用 Yochai Benkler（2004）的说法令其成为“块状”的东西，转为纯粹价值或信息，成为按需经济的原料，在其中万物各得其所，各就其位。 正如那枚几尼 Chrysal 所观察的，类似货币的物品，拥有奇特的“进入当前持有者心中、读出他们生活全部秘密的力量”。[^u015-014]“物叙事”围绕这样一种想法建构：假如硬币能说话，天哪，它能讲多少故事！联网设备出现后，物品如今交易着自己的所见与所经。它们不仅买卖其他物品，也以其他物品作为交易手段；同时，它们正发展技术，协商出售或交换所收集的关于自身使用、用户及更广泛环境的数据。于是，复杂“数据市场”围绕联网设备组装起来：网络化物品发展新的协议与实践，评估并自主交换从关系纠缠中收集的材料。数据成为可以兑换商品、服务或其他数据集的货币。必须开发复杂匹配系统，评价、定价这些数据，并使之可转移。有时数据被交换，有时被出售，有时转成法币、通话时长或忠诚度积分等其他价值。一台洗衣机、一只水表和一套过滤系统，例如可以围绕用水数据交换建立市场关系。一件自我追踪的健身可穿戴设备、一台冰箱、0%脂肪酸奶和一家网络零售商，可以交易相关行为及交易数据，换取积分或优惠券等奖励。如果我们已经熟悉物联网“冰箱买牛奶”的小故事，那么这里，联网冰箱就可能把用户杂货消费的数据提供给零售商，换取未来食品购买折扣。 ### 联网物品也介入计算与抽象 智能设备将界定并介入价格形成，以及信用、风险等金融工具的建构。我们的物品正在学会记账。我们大概已经熟悉高频交易、定价算法等算法装置如何重塑市场，也知道它们可能如何严重出错，例如2010年闪电崩盘和伯克希尔哈撒韦股票的异常；而如今，智能物品及其数据集也将介入。虽然这仍主要是前瞻性实践，[^u015-015]从联网物品获取的数据，尤其可穿戴设备与家用设备的自我追踪数据，可能很快影响健康保险费定价。用可穿戴设备提供个性化保险，不仅生产能够精确界定风险的数据，还会递归地塑造所有者的行为，使公司能够优化人们如何运动、饮食、发生性行为与购物。 联网之物构成的互联网也将参与信用计算。我们物品的隐秘模式与社会生活，如今可能决定我们是否有资格获得抵押贷款或其他贷款。手机、交易及社交网络数据，已经在面向“银行服务不足者”的信贷中发挥重要作用。Zest Finance、Kreditech 等公司，根据从移动支付、设备使用及社交媒体取得的多个联网数据点放贷。汽车、可穿戴设备和家用设备等联网物品，如今还提供更大程度的数据监测，可以根据社会关系图谱、生物识别数据或物联网提供的物流数据设计信贷产品。专门为中小企业提供小额贷款的 Kabbage 就是其中一家。它利用每个申请者超过5000个数据点决定贷款条件：既包括已有信用及手机数据，也包括从商用车辆、GPS日志、商品制造、退货率和供应链获取的数据。 ### 物如何反击？ 今天，联网物品在财产转移与流通、价格形成与估值，以及信用和风险的计算及分配中发挥作用。当物开始彼此交易、成为经济行动者时，我们应该思考这对市场未来的意义。可以说，这里的新意是物品特殊的物质性，以及它们与人的亲密联系，而不只是市场过程中的算法治理进一步强化。 随着物更加活跃，种类繁多的数据采集之物围绕日常用户及其交易不断增殖，市场变得更动态，也更难读懂和拆解。问题不仅是算法治理和大数据将如何塑造市场未来，也在于各种物质文化将如何参与塑造往后的经济。物并不只是更多软件材料或数据储存库，它们也是拥有自身心理社会叙事的活跃对象。[^u015-016]换句话说，未来具有重要性的，或许不只是物作为拥有计算及联网能力的市场装置的地位，也包括它独特的物质文化，以及人们与它的关系和依恋。 如果物联网成为支付的核心，我们也将与自己的物品、与市场纠缠得更深。如同高频交易算法和在线定价机制等其他算法市场装置，物如今被“设计为检测并响应［不只是用户与日常互动的节奏，也包括］市场节奏”。[^u015-017]交换的社会性，如今包含许多非人之物的社会生活、协议和倾向。可以说，这让嵌入这些系统的人或用户很难抽身，或“退出”金融系统——假如这种退出曾经可能的话。 MacKenzie 等人呼吁我们考虑市场的物质性：其物理、技术与身体性质。[^u015-018]在 MacKenzie 的研究中，这涉及地理位置、距离以及有线信号的物质性，如何帮助建构价格。随着会交易的物不断增加，我们应当考虑联网设备的物质特性可能如何塑造和介入市场。我们需要思考这些行动者实施交换时的社会经济生活：它们“将一些物从另一些物那里拆下，又把它们附着到别的物上”。[^u015-019]温度波动与细菌有机体会如何塑造冰箱的交易方式？环境条件如何改变租赁市场的具体情形？智能汽车如何推高或压低燃油投机？物品如何与人一道工作，影响我们的心情、决定和性情？ 物会如何开始反击？同样重要的是，我们可以开始思考，物品如何妨碍或抵抗市场中的商品化。物联网遭黑客攻击的故事，以及 @internetofshit 这类诙谐发现，开启了一种经济抵抗的想象，而这种抵抗在性质上可能特别属于非人。就像 Mirai 僵尸网络攻击中背叛主人的家用设备，物品可能反击，改变交换文化，或干脆抵制。我们应考虑，物品——商品、矿物、金属、塑料、传感器和执行器——不仅可能妨碍*经济人*的意志，还可能展开自身的经济轨迹、行为与“欲望”。 ### 参考文献 Borch, Christian, Kristian Bondo Hansen, and Ann-Christina Lange, ‘Markets, Bodies, and Rhythms: A Rhythmanalysis of Financial Markets from Open-Outcry Trading to High-Frequency Trading（市场、身体与节奏：从公开喊价到高频交易的金融市场节奏分析）’,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33.6 (2015). Brody, Paul, and Pureswaran Veena. ‘Device Democracy: Saving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设备民主：拯救物联网的未来）’, *IBM*, September 2014. Bridge, Thomas. *Adventures of a Bank Note（一张钞票的历险）*, New York, NY: Garland Pub., 1759-1775. Dunne, Anthony. *Hertzian Tales（赫兹故事）*, London: MIT Press, 1999. Johnstone, Charles. *Chysal;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uinea（克里萨尔，或一枚几尼的历险）*,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1760-1765. Maurer, Bill. ‘Late to the Party: Debt and Data（迟到的参与者：债务与数据）’, *Social anthropology* 20.4 (2012). Maurer, Bill, and Lana Swartz （编）, *Paid, Tales of Dongles, Checks and Other Money Stuff（已支付：加密狗、支票及其他货币物件的故事）*, Boston: MIT Press, 2017. MacKenzie, Donald, Daniel Beunza, Yuval Millo, and Juan Pablo Pardo-Guerra. ‘Drilling Through the Allegheny Mountains: Liquidity, Materiality and High-Frequency Trading.（钻穿阿勒格尼山脉：流动性、物质性与高频交易。）’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5.3 (2012). McFall, Liz.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ised Insurance Pricing in the Age of Wearable Devices（可穿戴设备时代个性化保险定价的政治）’, 论文草稿, 2017. Muniesa, Fabian, Yuval Millo, and Michel Callon,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市场装置导论）’,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2 (2007).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信基础设施与服务政策工作组,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eizing The Benefits An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物联网：把握益处、应对挑战）’, 部长级小组2.2背景报告,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ICCP/CISP(2015)3/FINAL&docLanguage=En. Poovey, Mary. *Genres of the Credit Economy（信用经济的文类）*,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Rotman Zelizer, Viviana A.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货币的社会意义）*,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Weiser, Mark.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21世纪的计算机）’, *Scientific American* 265.3 (1991). [^u015-001]: David Birch, 转引自 Bill Maurer, ‘Late to the Party: Debt and Data（迟到的参与者：债务与数据）’, *Social anthropology* 20.4 (2012): 474-481. [^u015-002]: Mary Poovey, *Genres of the Credit Economy（信用经济的文类）*, London: University of Chicago, 2008, p. 148. [^u015-003]: Thomas Bridge, *Adventures of a Bank-Note（一张钞票的历险）*, New York, NY: Garland Pub., 1759-1775. [^u015-004]: Charles Johnstone, *Chysal; or, the Adventures of a Guinea（克里萨尔，或一枚几尼的历险）*, London: Printed for T. Becket, 1760-1765. [^u015-005]: Viviana A. Rotman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货币的社会意义）*,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 [^u015-006]: Bill Maurer and Lana Swartz （编）, *Paid, Tales of Dongles, Checks and Other Money Stuff（已支付：加密狗、支票及其他货币物件的故事）*, Boston: MIT Press, 2017. [^u015-007]: Fabian Muniesa, Yuval Millo, and Michel Callon,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市场装置导论）’.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2 (2007): 1-12. [^u015-008]: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通信基础设施与服务政策工作组, ‘The Internet Of Things: Seizing The Benefits And Addressing The Challenges（物联网：把握益处、应对挑战）’, 部长级小组2.2背景报告, http://www.oecd.org/officialdocuments/publicdisplaydocumentpdf/?cote=DSTI/ICCP/CISP(2015)3/FINAL&docLanguage=En. [^u015-009]: 例如参见 Mark Weiser’s ‘The Computer for the 21st Century（21世纪的计算机）’, *Scientific American* 265.3 (1991), pp. 94-104. [^u015-010]: Visa Ready Program 等倡议与硬件制造商及零售商合作，把令牌化／安全支付整合进各种日常无线物品。 [^u015-011]: 智能合约是记录在区块链上、旨在自动执行财产使用与转移预定义规则的合约。 [^u015-012]: Paul Brody and Pureswaran Veena. ‘Device Democracy: Saving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设备民主：拯救物联网的未来）’, *IBM*, (September 2014). [^u015-013]: 2016年10月21日，Mirai 僵尸网络被用来协调针对云端互联网性能管理公司 Dyn 的全球 DDoS 攻击，导致 Airbnb、HPQ、《卫报》、Visa、Xbox Live、Twitter、Amazon 以及更多服务中断。这次攻击的重要之处在于，黑客瞄准的并不是我们通常理解的“个人电脑”，而是一批看似无害的设备：打印机、婴儿监视器、IP摄像机及数字录像机。僵尸网络攻击那些几乎只有出厂默认密码保护的物联网设备，取得访问权限，并征用这些物品协同攻击主要互联网平台。感觉就像家用设备的复仇。这凸显了物联网基础设施危险性的问题，尤其安全与加密问题；当涉及交易数据时，这些问题更加重要。 [^u015-014]: Johnstone, 前引文献, (1760), p. 3. [^u015-015]: Liz McFall, ‘The Politics of Personalised Insurance Pricing in the Age of Wearable Devices（可穿戴设备时代个性化保险定价的政治）’, 论文草稿, 2017. [^u015-016]: Anthony Dunne, *Hertzian Tales（赫兹故事）*, London: MIT Press, 1999. [^u015-017]: Christian Borch, Kristian Bondo Hansen, and Ann-Christina Lange, ‘Markets, Bodies, and Rhythms: A Rhythmanalysis of Financial Markets from Open-Outcry Trading to High-Frequency Trading（市场、身体与节奏：从公开喊价到高频交易的金融市场节奏分析）’,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33.6 (2015): 1080-1097. [^u015-018]: Donald MacKenzie, Daniel Beunza, Yuval Millo, and Juan Pablo Pardo-Guerra. ‘Drilling Through the Allegheny Mountains: Liquidity, Materiality and High-Frequency Trading.（钻穿阿勒格尼山脉：流动性、物质性与高频交易。）’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5.3 (2012): 279-296. [^u015-019]: Fabian Muniesa, Yuval Millo, and Michel Callon, ‘An Introduction to Market Devices（市场装置导论）’, *The Sociological Review* 55.2 (2007): 1-12. # 数字支付全景监控时代的现金 **Brett Scott** 你烧不掉数字货币，除非准备纵火。要烧毁数字法定货币，你得前往工业园，烧掉巴克莱这样的大银行戒备森严的数据中心。但即便如此，它们仍有备份；要彻底烧尽数字货币供应，你必须摧毁所有银行和中央银行的数据中心。我们日常使用的数字英镑、美元和欧元，并不住在你的电脑或手机里。它们作为记录，印刻在银行控制的巨大计算机阵列上，由冷却系统和发电机照料。你的笔记本电脑或智能手机，只负责与这些中央枢纽互动。 现金却可以烧。2008年蝙蝠侠电影《黑暗骑士》中，Heath Ledger 饰演的小丑烧掉一座小山似的现金，展示自己对普通罪犯那种小气贪婪有多么不屑：他们寻求的是手握纸美元的物理确定性。囤积现金的欲望——如史高治叔叔在钱仓里游泳——是一种防御性的恐惧表现，试图建立对他人及环境的直接控制缓冲。 然而，可焚烧这一点揭示了现金与数字货币之间的关键区别。毁灭某件东西，需要个人对它拥有自主处置权。你无法烧毁数字货币，原因很简单：你并不直接控制它。 ### 现金与货币 我第一次仪式性地献祭现金，是在加利福尼亚沙漠的一场音乐节上。纸币燃起蓝绿色火焰，我对社会产品的索取权化为缕缕烟痕。这类焚烧仪式有助于照亮货币政策隐秘的黑暗技艺。货币不是价值储藏物，而是代币化的索取权，使你能够获取、控制或调动存在于商品与服务中的价值。烧钱并不毁灭价值，而是烧掉你*控制*他人劳动产品中所含价值的能力。 现代经济的核心，是一出分成两部分的戏。真实的人借助技术，使用真实材料，生产真实商品与服务。但这些真实价值并不直接在市场中交换。相反，一方即“卖方”交出特定的真实商品或服务，换取“买方”付出的代币；这些代币让卖方在未来有权获取别人提供的、潜在商品与服务的一般集合。换言之，当前且特定的价值，被交换为对潜在且一般价值的*索取权*。整个资本主义系统都建立在这一基本社会算法之上。它形成一张庞大、互联、交易交织的网络：无数真实事物，响应货币代币的运动而流动；代币又赋予人们获取一组潜在真实事物的权利。 在这种情境下，干预货币系统的权力，就是控制底层价值及生产它的劳动如何流动的手段。中央银行通过商业银行扩张或收缩货币供应，意在间接控制人们的身体、思想和情感，动员他们生产价值，或让他们慢下来。 然而，我们生活在两种货币模式之中。现金是我们的实体代币系统，是可以焚烧的那一种，需要手工转移以完成交易。另一种是银行数据中心。在那里，货币代币采取“数据对象”的形式，是由一个权威记入账本的符号；这一权威被赋予力量，通过记录使货币单位存在，并替你“记分”。这就是银行账户。我们不实际搬运这种货币，而是向银行发送信息，例如通过手机，请它修改数据，以此“移动”货币。你与房东各自的银行若同意修改账户，降低你的分数、增加房东的分数，货币就“移动”到了房东那里。 后一种私人发行的数字银行货币，比现金占据优势得多，占英国货币供应的90%以上。[^u016-001]但我们思考货币的方式，总带着物理性。我们说钱在“移动”“流动”，说“存入”“储存”以及“借出”钱，仿佛它是某种粮食。许多经济学教科书仍坚持，货币的核心特征之一是“便携性”。在 Google 图片搜索输入“money”，你会看到大量实体*现金*图像；输入“digital money”，就会看到现金溶解为数据，或穿过电线飞行的图片。即便在数字领域，我们仍执着于现金形式。 于是出现一种思维与语言的滑移：“货币”与“现金”混在一起。David Wolman 2012年讨论“即将到来的无现金社会”的书，题为《货币的终结》（*The End of Money*），仿佛现金终结就等于货币本身终结，而不只是其中一种形式的终结。人们用“废钞／去货币化”（demonetisation），而不是“去现金化”（de-cashification），来指印度政府2016年撤回纸币的行动。 这种混淆渗入媒体。2016年“巴拿马文件”泄露，网站宣称揭示逃税的“政治人物、罪犯，以及隐藏其现金的流氓行业”。[^u016-002]它本该写“隐藏其数字银行存款的流氓行业”。配套文章展示男人交递装满美元纸钞的行李袋，而不是自动化系统修改离岸银行账户的数据条目。 因此，执着于“现金就是货币”，同时意味着对数字货币保管者视而不见。人们把数字货币想成现金新出现的“升级”，而不是银行运营的一套完全平行的系统。数字货币并非现金的升级，而是昔日银行家用羽毛笔书写的旧账簿的升级。很少有人认识到，现金是我们抵挡完全由商业银行主导的货币系统的最后几道防线之一。 ### 对现金的战争 在这种混淆背景下，我们看到企业与政治力量协同行动，试图拆除这道防线。按布道者所言，正在到来的“无现金社会”仿佛未来主义日出，以卫生洁净的数字救赎之光，洗掉那些肮脏纸钞。正是为回应这种有缺陷、令人迷失的公共叙事，我发表了两篇广受关注的文章：《对现金的战争》[^u016-003]与《赞美现金》。[^u016-004] 两篇文章中，我试图传达的核心之一是：“无现金社会”本质上是“银行支付社会”的委婉说法；在那种社会，你必须依赖银行业来转移钱款。把银行数字货币系统称为“无现金”，就像把纯现金经济称为“无银行社会”。让人注意不存在什么，便把注意力从实际存在什么上移开了。 有三类商业利益集团会从这种社会受益。第一是银行业本身，它控制着无现金社会中人们必须使用的底层银行账户基础设施。第二是 Visa、Mastercard 等大型支付公司，它们促成银行账户之间的货币转移，更准确地说，是修改。第三是更广泛的金融科技行业，在这套系统之上建立服务，例如接入基础设施的手机应用和支付设备。 虽然关于无现金社会的预言由来已久，金融科技行业近年来的经济实力与政治影响却日益强大。它们与 Visa 等既有寡头玩家一道，纯粹出于自身利益向现金发起攻势。这个不断壮大的游说集团，试图利用媒体与广告力量，逐渐侵蚀公众对现金的依恋；其攻势也在塑造政治精英的态度。例如2017年，欧盟委员会突然认为有必要研究实行现金限额，即限制可使用的现金金额。[^u016-005]欧盟推动《修订支付服务指令》（PSD2）等立法，鼓励银行与金融科技公司更深整合；表面看来，这威胁单个银行，整体上却意在强化建立于银行体系之上的整个数字金融生态。创新势头与现金等旧系统被置于对照之中。数字支付行业把自己表现为在侧幕等待接手的角色，使这类政治推动比过去更为可行。 然而，推动无现金化的政治力量，并不只是金融企业俘获国家当局的结果。政府官员也有自己的理由。银行支付社会迫使人们所有货币转移都经过银行体系，因此能更广泛地监测交易。这被视为打击犯罪与恐怖主义融资的进步，但在某些国家，监控政治颠覆与反对力量的前景也十分突出。还有税收。一位高级税务官员曾在喝酒时随口告诉我，他们推动无现金化，是为了更好监测小企业和个人的收入支出。最后还有货币政策层面：央行希望有更大权力实施受到现金阻碍的政策形式，尤其通过负利率远程侵蚀银行账户余额，促使人们花钱。 我们看到数字支付公司、银行、中央银行与政府正在结成联盟。这些强大利益集团以传遍四方的声音，平静宣称无现金化不可避免，从而影响公众态度。以大量正面数字支付信息淹没公众的公开宣传，只是这种声音的一部分。更微妙的文化霸权形式——主流报纸报道英格兰银行的现金研究，或体面的首席执行官在 BBC 谈论欧盟现金限额争论——重复并强化现金危险、过时的负面叙事。 许多忙于日常生活的人，对现金没有强烈意见或忧虑，更不会走上街头主张消灭现金。但我与人讨论这个问题时，常听到他们重复主流口号：无现金化不可避免。问为什么不可避免，他们往往模糊地提到走向数字支付的某种“自然进步”。问这种“进步”的动力是什么，他们会说“人们就是喜欢科技”，或“数字支付相当方便”。 便利叙事很常见，却在两个方面有问题。首先，现金不方便并不是显而易见的。我曾经历现金系统失灵的情境：21世纪初莫桑比克某些偏远城镇现金严重短缺，以及津巴布韦的情况。但这些社会的非现金支付也存在严重问题。在许多经济体中，现金极易使用，不必事先开立银行账户、等待卡片、满足最低支付额等等。 其次，不便并非现金的内在属性，而是支持现金的基础设施遭忽视或撤除时，出现的情境属性。换言之，可以故意让现金更难使用，从而*制造不便*与烦躁。例如，欧洲多个国家的银行正减少自动柜员机和网点数量，[^u016-006]使取现者受挫，又让数字支付相形之下显得容易。随后，它们把这种由自身制造的不便，展示为数字支付优越的理由。印度“废钞”风波之后，Visa 在当地发起 #KindnessIsCashless（善意无需现金）宣传。视频[^u016-007]里，一位沮丧的老教师排长队取现，随后被学生“解救”：学生教他使用手机数字支付应用。宣传小心避开了这样一个事实：印度现金系统的低效，正由印度政府自己一手安排。 ## 打破非此即彼的叙事 如果我站在听众面前说：“希望能够使用数字支付的人请举手”，多数人都会举手。人们觉得数字支付有用。但如果我说：“希望取消使用现金这一选择的人请举手”，大家就会犹豫得多。我们在各种情境，比如网上购物，或许享受数字支付的好处，但许多人并不觉得日常当面购买使用现金本身有何问题。如果可以选择，他们更愿意让现金保留为一个*选项*。 然而，无现金社会的倡导者正在精心组织叙事，把“数字支付”与“没有现金”融为一体，框定为二元的非此即彼选择。他们描绘一个全现金世界，让它与全数字世界对立，再得出全数字世界优越的结论。事实上，最佳选择应当是两者均可使用的混合支付系统。 一个类比会有所帮助。20世纪初的汽车布道者或许豪言“汽车就是未来”，并预言马车等其他交通形式消亡。事实上，世界第一则汽车广告于1898年由 Winton Motor Carriage Company 发布，口号就是“不再需要马”。[^u016-008]数字支付游说集团现在对现金做着同样的事，把它说成支付世界的马车，在所有方面都不敌数字支付。 但换一种类比，我们就能把故事倒过来。让自行车登场。自行车早于汽车存在，但现代社会仍然*两者并用*。我们承认它们在不同情境各有利弊，也珍视两者都可获得。不过事情还不止于此。交通发展的后续历史中，汽车带来拥堵、交通事故、污染与城市蔓延等大问题。在这种背景下，自行车反而成为汽车所致问题的*解决办法*。回到货币，现金不是支付的马车，而是自行车。数字支付眼下被描绘成未来，但它开启某些极为负面的可能，我们也许必须依靠现金解决。 这些可能是什么？有三个问题必须立即指出。第一，现金终结很可能意味着无所不包的金融全景监控系统的开始，国家和企业可用它广泛监视、追踪和操纵个人。第二，完全数字化让我们暴露于大得多的毁灭性金融网络攻击及数字犯罪风险。第三，无现金化带来新型数字金融排斥：凡缺乏能力与控制货币体系的私营商业机构之数字官僚系统互动的人，都可能被筛除。 眼下似乎很少有人理解这些，而无现金游说集团也毫无兴趣告诉你这些阴暗面。讽刺的是，它们实际上在论证相反的事情。以“优于现金联盟”（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为例：这个游说组织表面上由联合国资本发展基金运营，但由花旗银行、Visa、Mastercard 等机构发起并资助。[^u016-009]其主要论点是，数字支付能帮助贫困处境中的人。这本身没有问题：当然，如果我生活在全现金经济中，新添一种数字选项的确可能使我受益。但它们选择自称“优于现金联盟”，而非比如“建设数字支付联盟”，就有点像公共汽车倡议自称“优于自行车联盟”。为什么标题重点是攻击现金，而不是展示数字方式如何成为农村现金经济的有益补充？ 一个心存怀疑的观察者浏览其网站后，可能会认为，这是借人道主义项目名义代表支付行业利益的门面组织。它几乎不透明披露执委会实际成员；调查发现，来自 PayPal、Ripple、Square 等公司的一批现任或前任支付业人士在为其提供建议。其目标受众包括各国政府、非政府组织，以及在发展中国家雇用员工的跨国公司。它们把企业视为推动数字支付的支点，例如那些在较贫穷国家外包生产、用现金支付基层员工的大型服装品牌。我遇见的一位孟加拉国纺织业企业家告诉我，联盟中的一家企业成员向供应商施压，要求以数字方式发薪。 我们不必把这看作阴谋。推广数字支付的组织聘用数字支付公司员工的专业服务，本来合情合理；这些员工也比多数人更容易相信数字支付的美德。但显而易见，它们专门片面歌颂数字方式的潜在好处，忽视潜在负面后果，再与把现金解读为穷人“负担”的负面说法对照。尽管事实是，现金目前恰恰是那些被银行服务排斥者赖以生存的货币形式。其表述的每个要素，都旨在把数字支付与无现金化联系起来，而不是把数字支付呈现为现金的可能补充。 最令人费解的是，优于现金联盟做到这一切，却从未真正明确论证现金为何有害。现金的恶只是被暗示、被影射，留给读者自己推断，仿佛明显到不值得提。其核心口号“数字很好”被如此照亮，恰好投下“现金危险”的阴影。 对西方世界富裕城市居民而言，这或许显得平凡无害，但讯息十分隐蔽有害，因为它掩藏对正规性的价值判断。它假定，被拉入大型企业和国家当局主导的主流世界，显然更优越；社会中不属于该世界的部分，根本不该合理存在。现金经济似乎是个失控的黑暗领域，人们必须从中获救；如果救不出来，他们便是不受欢迎的人。这种观点容易在深浸特权机构的人群中滋长：他们在其中居于体面位置，经济利益取决于机构持续成功。这种视角没有给广阔的边缘灰色地带留空间：被正规经济排斥的人、站在官方法律错误一侧的人，以及依靠小规模非制度活动谋生的人，例如街头艺人。 ### 捍卫社会进步的灰色地带 讽刺的是，社会进步——假如我们相信它存在——需要灰色地带。2017年8月，我在加利福尼亚州阿拉米达的“加密货币—大麻沙龙”演讲，这场活动把加密货币行业与大麻行业聚在一起。当时加利福尼亚正推进大麻合法化，种植者谨慎迈入合法、体面生意的世界。多年来，现金使大麻行业得以存活，让它在政治活动者推动合法化时仍能繁荣。对许多活动者而言，“毒品战争”不仅徒劳，更是不公：国家试图压制那些有益于人类的古老植物物质，却任意接受推销危害更大产品的烟草与酒类企业。活动者把大麻合法化视为人类向前迈出的进步一步。 从这个角度看，现金不只是便利了“毒品犯罪”——合法化前种植大麻的分类——也让一个行业活得足够久，等到法律更新。若没有现金，行业可能无法发展，也就没多少东西可合法化。数字支付牢笼的约束，会在它来得及展示益处之前杀死它。在某种意义上，现金培育了一种如今已取得合法地位的实践。 然而问题在于，美国银行和支付公司受联邦监管约束，而它优先于各州法规。因此，加州合法大麻企业难以获得银行账户或支付公司服务。在这种情境下，它们如今觉得自己“被迫”使用现金，无法享受数字支付的好处。大量现金带来安全问题，而且既然要纳税，它们还被迫把成捆纸钞亲自送到税务局。那个让它们生存了数十年的货币形式，如今被看作“负担”。 但这说明了重要一点：现金是弱者、被排斥者的货币形式。如果你刚成为体面精英社会的一员，却被迫使用现金，就会觉得自己*错过了*更先进的形式。回到类比，这就像同一阶层其他人都有汽车，只有你被迫骑车。自行车不再像朋友，不再是“有总比没有好”，而被说成“缓慢”“粗陋”；你大喊：“为什么我不能有车！”但习惯有车之后，你或许会重新看待自行车。与汽车的长途能力和速度搭配，自行车显得灵巧、短途高效、维护需求低等等。视角实际上取决于处境。不想*依赖*自行车，与说自行车不该存在，是两回事。事实上，没有自行车，汽车可能越来越显得压迫。 ### 资本主义市场算法中的第三方恶意软件 在无现金的银行支付社会，交易从来不只有产品买家与卖家。总有第三方，一个必须在买卖双方之间传递钱款的中间人。这赋予中间人——银行及 Visa、Mastercard 等支付网络——巨大权力。它们可以看到你的交易，以及何时、何地进行。而且，如果不喜欢你的交易内容，它们有权阻止。因此，金融监视与金融审查都成为可能。当 Visa、Mastercard 和 PayPal 决定不让人们向维基解密捐款时，[^u016-010]它们审查的不只是维基解密，也是所有因道德召唤而想支持该组织的人。 指出公然强硬的支付把关与监视案例，相对容易让人警觉。但更隐蔽的问题，也许并不在于是否真有一个“老大哥”在看你。无现金社会会制造一种普遍感受：自己*可能*正被注视。这就是*全景监控*的本质。全景监控的要点不是观看你，而是让你内化“自己被看着”的信念，并据此自我调节行为。如果能让人监视自己，就不必雇用监视者大军。 为这种监控效果辩护的人总说：“没什么要隐藏，就没什么可害怕。”但我们珍视隐私，不只是为了隐藏。许多人喜欢拥有自主性的感觉，希望能够作出私人的经济决定，不必总有权威在肩后盯着。监控社会让成年人觉得自己像不值得信任的小孩子。 这种对监控的忧虑，是现金战争暴露市场自由意志主义哲学裂缝的一条途径。个人隐私可能受到旧式国家现金保护，难道不讽刺吗？私有化支付系统允许国家更广泛监测交易，难道不讽刺吗？ 但现金战争还给自由意志主义理论家提出第二个棘手问题。如果每笔一般市场交易都必须通过一个特定的私人支付公司市场，而这些公司未必有动力让所有参与者交易，整个市场将如何运作？备受珍视的“国家对市场”思想大厦开始吱嘎作响，因为越来越明显，国家通过维护使市场能运作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市场。现代资本主义交换的一半——货币——具有公共组成部分。现金是 M0 货币，是基础货币、后备货币、最后依靠的国家货币。商店借记卡系统崩溃时，你用它；作为陌生人身处外国时，你用它。用私人商业银行发行的反复无常的数字承诺取而代之，对老牌资本主义也有风险。 因此，在无现金社会炒作的背景下，我们也看到对“国家数字货币”的猜想同步兴起。[^u016-011]如果确实走向无现金化，而私人数字支付中介又不值得信任、无法保障市场体系为所有人运作，那么创建公共数字支付基础设施、保障人人交易能力的压力就会出现。眼下选择在商业银行数字货币与国家现金之间，但想象中的未来之争，则在银行数字货币与国家数字货币之间。 不过，不同于国家现金，国家数字货币同样可能成为监视和监测的载体。担心被困在支付处处可监看的牢笼里，激发了最初建立非国家、非银行数字货币的尝试。早期隐私货币项目 Digicash 的创始人 David Chaum，在1983年论文《用于不可追踪支付的盲签名》中指出： > 一方面，如果第三方知道某个人每笔交易的收款人、金额和支付时间，就能揭示大量关于此人行踪、交往和生活方式的信息。例如，想想交通、酒店、餐馆、电影、戏剧、讲座、食品、药品、酒、书籍、期刊、会费，以及宗教与政治捐款等支付。[^u016-012] Chaum 这样的密码朋克敏锐意识到国家滥用这些数据的可能，也意识到企业滥用的可能。不断增加的数据允许对个人进行精细画像，开启越来越微妙、先进的操纵形式。这一推动持续迅猛发展，大型科技公司与大型金融企业合作，创建混合数字支付系统。Google 等公司已有位置与搜索数据，加上支付数据，会大大深化对个人的了解。随着机器学习与预测分析兴起，这些合并数据集成为燃料，用来生产把你导向未来特定路径的产品与轻推。这也正是那种逐渐潜入脑海的感觉的来源：看似善意、却令人不安地专横、无处不在的企业管家，正在“帮助”和引导我们。它或许便利，却也可能缓慢侵蚀个人能动性与清晰独立的思考。 ### 反对自动纠正：捍卫违法的权利 Digicash 的传统如今由比特币、Monero 和 Zcash 等延续，它们成为银行与国家数字支付系统之外的替代选择。这让它们处于一个多少出人意料的位置：与国家现金站在同一边，模仿其灵活性与匿名性，也因而与通常被认为以现金为王的犯罪地下世界产生关联。 “现金属于犯罪领域”仍是现金战争中最普遍的论调之一。要反驳，可以论证现金用于许多犯罪之外的事情，犯罪数字被夸大，或者即便它便利犯罪，其好处也足以抵偿。 但把现金等同犯罪的叙事，还有更深层的问题，涉及更大的利害。随着数字领域扩张、渗入生存的每个方面，偏离规范的途径正在关闭，威胁我们法律道德的根基。在 Ursula Le Guin 的科幻经典《一无所有》（*The Dispossessed*）中，无政府主义星球 Anarres 的少年谴责对立的资本主义星球 Urras 的国家与企业等级制度。其中一人问： > 你真的愿意生活在这样一个社会里吗：没有责任、没有自由、没有选择，只能服从法律，或者不服从后接受惩罚？你真的想住进监狱吗？ 他们的意思是，如果一个社会中，不遵守法律就自动招致惩罚，那么生活在那里本质上等于坐牢。我们在当前社会没有这种感觉，是因为不遵守法律*并不*自动导致惩罚。中间有一个概率不定的缓冲区，让我们可以冒险，并可能侥幸脱身。高速公路上超速的人不会总被抓住。违法者与执法者之间的猫鼠游戏，让守法者因自己选择遵守法律而感到有德。如果你无法违法，或者违法自动使你获罪，就不能因不违法而感到有德。没有猫鼠游戏的世界，法律就是一堵硬编码、自动执行的电网，遵守法律不再留有个人责任的空间。 正因如此，我们需要保护并维护“违法的权利”。没有它的世界，就是“行为自动纠正”的世界，而企业数字支付系统正是这种自动纠正得以落实的载体：自动标记税务违规、自动处罚交通违章者、自动封禁政治异议者。 ### 全自动资本主义的互联网 人们开始担忧无现金监视与金融排斥，促使《现金的诅咒》作者 Kenneth Rogoff 等反现金鼓吹者，在巡回世界知识沙龙演讲之前，先发制人的营销材料先行。一则伦敦政治经济学院演讲广告承诺，这位教授将讨论取消现金带来的问题，“从对隐私和价格稳定的担忧，到为穷人提供有补贴的借记卡的需要”。[^u016-013] 姑且认为 Kenneth 是对的。我们并非无法想象，可以充分解决或减少一切货币流动私有化、数字化所伴随的问题，并建立保护措施。 但把目光投向遥远未来。现金挡在全自动资本主义的道路上。我们已看到经济系统在生产层面日益自动化，企业使用机器人和传送带；随后，管理与协调也自动化了，包括工作流程和物流的算法，以及悬在较小参与者之上、替他们配对的巨大数字平台企业。但在*交换*层面，许多交易仍由人手完成，或保持有机性。为了交换，我们仍须经历认知决策过程，有时还要社会互动。传统经济学家正是在这里想象他们的“理性行动者”：按照金钱预算衡量产品，判断是否物有所值，或许还讨价还价。 要让资本主义完全自动化，成为真正非人的机器系统，不仅要自动化生产、管理和协调，也要完全自动化交换。这要求卖方、买方及支付过程均自动化。这就是冰箱从路过的无人机那里买牛奶的物联网乌托邦，也是你静静驾车经过时，面部识别自动触发收费公路付款的世界。越把这一进程推远，个人便越异化，成为被动参与者，看市场在周围展开。 或许我们会看到一种赛博朋克式二元经济：现金在地下艰难生存，成为那些试图保留市场中最后一丝人类情感联系者的货币。或许我们会浪漫地讲述一个想象中的过去：那时市场里还有热血沸腾的价值争论。 但也许不会走到那一步。你看，虽然烧不掉数字货币，却完全可以把它关掉。我们喜欢把自己当作电气数字技术之神，但如果依赖化石燃料的输电线路中断，无现金经济就会迅速窒息。也许无现金社会是一场肮脏的激进阴谋，是终极特洛伊木马：让所有人依赖数字支付，再弄坏电网，看系统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倒下。 ### 参考文献 Barrdear, John, and Michael Kumhof. ‘The Macroeconomics of Central Bank Issued Digital Currencies（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学）’, *Bank of England*, July 2016,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research/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6/swp605.pdf. Borroz, Tony. ‘July 30, 1898: Car Ads get Rolling（1898年7月30日：汽车广告上路）’, *Wired*, 30 July 2009, https://www.wired.com/2009/07/dayintech_0730/. ‘Building a New Economy Where People Really Take Control: Our Agenda for Change（建设由人们真正掌控的新经济：我们的变革议程）’, *New Economic Foundation*, http://neweconomics.org/about-us/. Chaum, David.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用于不可追踪支付的盲签名）’, *Taxable Anonymous Libre Electronic Reserves (TALER)*, https://taler.net/papers/chaum-blind-signatures.pdf. ‘EU Initiative on Restrictions on Payments in Cash（欧盟关于限制现金支付的倡议）’,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consultations/eu-initiative-restrictions-payments-cash_en.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ATMs) (per 100,000 Adults)（自动柜员机数量，每10万名成年人）’,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B.ATM.TOTL.P5. ‘Resource Partners（资源合作伙伴）’,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join-us/resource-partners. Scott, Brett. ‘The War on Cash（对现金的战争）’, *TheLong+Short*, 19 August 2016, http://thelongandshort.org/society/war-on-cash. ---. ‘In Praise of Cash（赞美现金）’, *Aeon,* 1 March 2017, https://aeon.co/essays/if-plastic-replaces-cash-much-that-is-good-will-be-lost. ‘The Curse of Cash（现金的诅咒）’,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lse.ac.uk/Events/2016/11/20161123t1830vOT/The-Curse-of-Cash. ‘The Panama Papers: Politicians, Criminals and the Rogue Industry that Hides their Cash（巴拿马文件：政治人物、罪犯及隐藏其现金的流氓行业）’,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https://panamapapers.icij.org/. Visa India. ‘A Teacher and Student’s #KindnessIsCashless Story - Visa（一位老师与学生的“善意无需现金”故事——Visa）’, *YouTube,* 23 February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pAtMgKdPw. ‘Where Does Money Come From? A Guide to the UK Monetary and Banking System（货币从何而来？英国货币与银行体系指南）’,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12 December 2012, http://neweconomics.org/2012/12/where-does-money-come-from/. ‘WikiLeaks: Banking Blockade and Donations Campaign（维基解密：银行封锁与捐款行动）’,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IMG/pdf/WikiLeaks-Banking-Blockade-Information-Pack.pdf. [^u016-001]: 参见 ‘Where Does Money Come From? A Guide to the UK Monetary and Banking System（货币从何而来？英国货币与银行体系指南）’, *New Economics Foundation*, 12 December 2012, http://neweconomics.org/2012/12/where-does-money-come-from/. [^u016-002]: 参见 ‘The Panama Papers: Politicians, Criminals and the Rogue Industry that Hides their Cash（巴拿马文件：政治人物、罪犯及隐藏其现金的流氓行业）’, *International Consortium of Investigative Journalists (ICIJ)*, https://panamapapers.icij.org/. [^u016-003]: 参见 Brett Scott, ‘The War on Cash（对现金的战争）’, *TheLong+Short*, 19 August 2016, http://thelongandshort.org/society/war-on-cash. [^u016-004]: 参见 Brett Scott, ‘In Praise of Cash（赞美现金）’, *Aeon*, 1 March 2017, https://aeon.co/essays/if-plastic-replaces-cash-much-that-is-good-will-be-lost. [^u016-005]: 参见 ‘EU Initiative on Restrictions on Payments in Cash（欧盟关于限制现金支付的倡议）’, *European Commission*, 2017, https://ec.europa.eu/info/consultations/eu-initiative-restrictions-payments-cash_en. [^u016-006]: 参见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utomated Teller Machines (ATMs) (per 100,000 Adults)（自动柜员机数量，每10万名成年人）’, *The World Bank*,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FB.ATM.TOTL.P5. 统计展示每10万名成年人拥有的自动柜员机数量。丹麦、爱沙尼亚、芬兰、荷兰、挪威、西班牙、瑞典、冰岛、爱尔兰、拉脱维亚、立陶宛、奥地利、比利时、希腊和法国均出现下降，其中一些非常显著。统计显示，自2010年以来，整个欧元区每10万名成年人拥有的自动柜员机数量明显下降。 [^u016-007]: 参见 Visa India, ‘A Teacher and Student’s #KindnessIsCashless Story - Visa（一位老师与学生的“善意无需现金”故事——Visa）’, *YouTube*, 23 February 2017,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ISpAtMgKdPw. [^u016-008]: 参见 Borroz, Tony. ‘July 30, 1898: Car Ads get Rolling（1898年7月30日：汽车广告上路）’, *Wired*, 30 July 2009, https://www.wired.com/2009/07/dayintech_0730/. [^u016-009]: 参见 ‘Resource Partners（资源合作伙伴）’, *Better than Cash Alliance*, https://www.betterthancash.org/join-us/resource-partners. [^u016-010]: 参见 ‘WikiLeaks: Banking Blockade and Donations Campaign（维基解密：银行封锁与捐款行动）’, *WikiLeaks*, https://wikileaks.org/IMG/pdf/WikiLeaks-Banking-Blockade-Information-Pack.pdf. [^u016-011]: 例如参见 John Barrdear and Michael Kumhof. ‘The Macroeconomics of Central Bank Issued Digital Currencies（中央银行发行数字货币的宏观经济学）’, *Bank of England*, July 2016, http://www.bankofengland.co.uk/research/Documents/workingpapers/2016/swp605.pdf. [^u016-012]: 参见 David Chaum,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用于不可追踪支付的盲签名）’, *Taxable Anonymous Libre Electronic Reserves (TALER)*, https://taler.net/papers/chaum-blind-signatures.pdf. [^u016-013]: ‘The Curse of Cash（现金的诅咒）’,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http://www.lse.ac.uk/Events/2016/11/20161123t1830vOT/The-Curse-of-Cash. # 废钞的恶魔：让“信任”这种货币在非正规经济中贬值——一份民族志记述 **Tripta Chandola** > 我们这门生意，没法赊账，也不能以物易物。我们的身体原本就是提款机，如今却和城里所有其他提款机一样，没钱了。——Govindpuri 居民、性工作者 Pooja，谈废钞的影响。 Pooja 和 Akki 住在南德里安置社区 Govindpuri 的15巷。她们先前住在三个营地之一；这三个营地共同构成、也被人们口头称为 Govindpuri 贫民窟（下简称 GP），以其与合法社区的空间邻近性作为标识。其中一个最早形成的营地，就在 Pooja 和 Akki 家对面。她们所有官方证件仍登记着那里的地址。贫民窟居民身份使她们能够领取不同计划的补贴，尤其是子女教育补贴。她们因从事性工作，才决定在社区这一侧租房：这使她们摆脱持续的社会审视与评判，也让客户感到“安全、自在和信任”。两人都与伴侣同住，但她们才是家庭的经济支柱。 我初识她们时，她们还是不到20岁的年轻姑娘。我当时在 GP 从事博士研究，被当地声景强烈吸引、充满动力，却并不总有把握表达研究问题或议程；居民愿意花时间听我漫谈，让我深感谦卑。与 Pooja、Akki 相识就是其中一次相遇，此后我们的关系、对彼此生活的兴趣与温情，一直稳固持续。她们相差几岁，但无论年龄差还是确切年龄都很难看出来。理解边缘生活的运作方式，需要认真面对她们作为性工作者的历史、地理与协商经历，这也是必要的；但在这里，我聚焦的是她们作为不稳定商品的身体，与作为不稳定网络的信贷收息生意之间的交会，后者是她们金融投资及未来保障的支柱。 信贷收息生意，口头上称 *byaaz ka business*，字面意思也是“利息生意”，按照可协商的利率与期限，向有意借款者放贷。这些贷款生意在整个社群中形成信用和债务联系的拼接网络，由特殊乃至奇特的实践、协商技巧，以及一夜暴富或惨重失败的奇幻故事缝合起来。 在信用和债务这两种网络中，信任作为货币，以及它能够被积累、流通与运用的程度，决定着各自的地位和可获得的利益。 早在我们尚未受特定研究议程引导、只是交谈互动的时候，Pooja 和 Akki 就不断强调职业生活中“信任”的重要： > 姐姐，我们的 dhanda——口语可指任何生意，但大众文化里常指性工作——看起来好像全凭碰运气。还有人以为我们站在路边招揽客人，可我们从没这么做过。入行最先学到、也必须依靠的一件事，就是加入可信的网络。我们通常得去别的城市，在陌生旅馆和房子里，与各种背景的男人打交道：政客、流氓、打手等等。若身边没有可信的人，我们就把自己置于巨大危险中。在德里，多数客户不是熟客，就是经人介绍来的。连他们也要能“信任”我们，才会成为常客；否则，正如确有发生的那样，有些人会被勒索，或被威胁以第376条起诉……有时我们也得亮出这些牌，让客人守规矩。 过去十年，我近距离见证了两人因职业而不得不经历的诸多风波：包括一人在远离德里的山地度假区遭枪口威胁，她们落脚的斋浦尔旅馆遭突击搜查，以及进入执勤警察的视线；并不止这些。然而，克服重重障碍的同时，Pooja 与 Akki 始终努力改善生活，取得她们作为贫民窟年轻文盲女性、仅凭已有机会所不可能达到的改善。作为研究者及她们的对话者，我的用意不是把性工作者不得不承受的暴力*正常化*，而是坚持：以性工作谋生的现实与经验，不能被压缩为单一的压迫和剥削叙事。 *Byaaz ka business* 的原则，是以可协商利率和期限向有意者借出款项。利率与期限并非任意决定，而是对应信贷收息网络当下的“行情”。这些交易的支柱，是债权人，尤其是借款方能够建立的“信任”货币。我还会回到“信任”作为货币维系这些网络的重要性，以及废钞如何破坏建立信任的过程，由此造成长期断裂，或许也带来创新与发明的需要。不过，此处首先要承认，*byaaz ka business* 运作于非正规实践和网络之中，属于“大体处于政府监管和支持之外的一组活动”。但处于“制度”视野之外，并不意味着网络及其交易本身缺乏规则。 现在先回到 Pooja 与 Akki 的故事。她们以及网络中许多其他人，把投资 *byaaz ka business* 视为职业活动与金融投资的逻辑延续，并非纯属巧合或图方便。这两种参与，都容纳了她们因处在“制度和国家规制”之外而遭遇的不稳定性。前者性工作是非法的，使从业者面临受迫害的威胁；后者 *byaaz ka business* 虽不严格违法，却因被指涉及黑钱及非法活动而受到类似审查。 过去十年，Pooja 与 Akki 通过对利息生意精明而及时的投资，积累了足够资金购买黄金、送孩子上私立学校，并维持“体面”生活。就连仍住在贫民窟的大家庭，也以对其职业选择保持克制沉默和距离的方式接纳她们，尤其因为两人向家人提供经济支持。 直到2016年11月8日，尽管清楚作为性工作者的交易、以及非正规网络中的金钱往来都具有不稳定性，Pooja 和 Akki 不仅在经济和社会上感到安全，还计划终于迈出“大”一步，投资房产。 那个 *manfoos raat*——不祥之夜——起初被 Pooja、Akki 和许多人当成某种 *mazaak*，一个玩笑。随着影响不断展开，Pooja 说它“抽走了我们脚下的地面。以前即便有警察、突击搜查以及所有那些麻烦，我们也从没这么无助过。生意不由我们掌控，钱也不由我们掌控。受损最严重的是 vishwaas，也就是信任，更不用说我们必须承受的羞辱”。 在那个“不祥”的夜晚，印度总理 Narender Modi 通过国家媒体向全国讲话，以如今已成其标志的高度表演性、夸张风格，宣布废钞（*notebandi*）： > *社会的某些部分为了自身私利，散播腐败之恶。他们无视穷人，将利益据为己有……* > *一个国家的发展史，总会来到人们感到需要强有力、果断行动的时刻。多年来，这个国家一直感到，腐败、黑钱和恐怖主义是不断溃烂的伤口，拖住我们迈向发展的步伐……* > *兄弟姐妹们：* > *为了打破腐败与黑钱的掌控，我们决定，自今晚午夜，即2016年11月8日起，目前流通的500卢比和1000卢比纸币将不再是法定货币。这意味着从午夜起，这些纸币不能再用于交易。反国家、反社会分子囤积的500和1000卢比纸币，将变成一文不值的废纸。诚实、勤劳者的权利与利益将得到充分保护。我向大家保证，100、50、20、10、5、2和1卢比纸币及所有硬币，仍将是法定货币，不受影响……* > *我一再看到，普通公民必须在接受不诚实与忍受不便之间作选择时，总是选择忍受不便。他们不会支持不诚实。* > *让我再次邀请大家，为这场净化国家的宏大献祭作出贡献，就像排灯节时你们打扫周围环境一样。* > *让我们不计暂时的艰难／让我们加入这场正直与信誉的节庆／让后代能够有尊严地生活／让我们对抗腐败与黑钱／让国家财富惠及穷人／让守法公民得到应得的份额。／我对印度12.5亿人民充满信心，确信国家必将成功。／非常感谢。多谢。*[^u017-001] ### 解读利息生意 *Biyaaz ka business* 即通过付息筹集现金、再收息放贷的实践，字面意为“利息生意”，构成 Govindpuri 贫民窟非正规货币交换方式的支柱。三个营地的大多数居民，都以某种方式参与过这些网络，多半是筹借从几百卢比到更大金额的贷款。 贫民窟居民依赖这些非正规信贷网络的原因很复杂，植根于特定物质条件：他们作为贫民窟居民、文盲，而且通常缺乏现金、信用记录和抵押品，与银行等不同机构和行动主体打交道。废钞后，城市穷人之间可获得及流通的现金匮乏，立即引发恐慌；人们将原因之一归结为穷人未被纳入正式网络，尤其银行机构。但城市穷人主张并掌握自身财务命运的现实，远为复杂曲折。 贫民窟居民解释对这些网络的依赖时，常提到几个重要原因：其中的“信任”，能够接触放贷者，以及不论数额、时间和紧急程度，都能方便获得现金。 但货币交换的非正规性质，并不意味着其所依托的社会结构与网络也松散随意。实际上，这些交换在贫民窟有自己的历史，这既赋予它们作为可行、可靠经济实践的持久性和稳固性，也在借贷双方之间积累“信任”。 废钞计划的众多议程之一，是把人口中的重大部分，即城乡穷人，纳入正规银行网络、部门与实践。高度强制地推进这一话语和议程时，支持废钞的分析往往把非正规网络妖魔化。在这种将城市穷人纳入正规银行网络的想象中，他们身处的社会结构与实践——此处即贫民窟的物质环境——被认定缺少社会、文化和政治的凝聚性与坚实性。贫民窟的非正规货币交换实践，因而被认为与使其得以繁荣的社会秩序共生；于是，人们试图同时把两者正规化，作为一项规训议程，把这些空间及居民改造成配合、负责任的公民。 所以，把作为城市穷人代表群体的贫民窟中的非正规货币交换实践，与社会秩序的非正规性等同起来，并非不含蓄意：它否认边缘空间中已然牢固、成形，且带有自身冲突与政治的社会结构的正当性。 Govindpuri 的非正规货币交换网络十分丰富，确实，“集体”的成员，也就是当地居民，可以在国家规范和结构之外轻易取得现金。但能否进入网络、可获信用额度、提供的利率与允许的逾期时间，由借款人的社会位置——种姓、宗教、政治联系——可信度——在更大网络中的联结和嵌入程度——以及担保物的价值决定。担保物并不真正被“抵押”，但租房者相较拥有两间住房的人，承受的利率更高、信用额度更低。而且，并非任何手里有余钱的人，都可以随意开始借给别人。 我询问直接或间接参与利息生意的社区成员，包括债权人、投资者和借款人时，他们认为贷款能否批准、能否谈到期望利率，一个重要因素是有意借款者在社群中的信任与地位。我问一些长期交往的债权人，他们如何把信任货币化，据此斟酌贷款额与利率。边缘空间中的信任，通常通过共同体感、宗教联系以及同为贫民窟居民的共同困境而流通、积累。社群中的地位，也影响债权人与债务人之间的协商，但它并非仅由集体归属和共同困境建立。地位依据个人或家庭在社区居住时间、社会网络及信用历史来评估。 除这些考虑外，担保物决定贷款数额及利率。担保包括配给卡的有效性、是否拥有 *jhughi*（棚屋）、房间数量、是否有闲置房间出租，以及一张以贷款人为收款人的划线转账支票。例如，某人拥有棚屋，也有有效配给卡证明，就不仅能借到更高金额，利率也更低，还可能通过协商免于交出划线转账支票。 还款并不通过银行转账进行。要求划线转账支票，是为了施加额外压力，因为票据遭拒付可导致出票方遭刑事追诉。全部借款还清后，这些担保物会返还借款人。 新迁入者在 Govindpuri 某营地租房，若想借钱，额度不会超过一定数额，却要承担极其高昂的利率，常达22%，利息按日或按周支付。迁入者通常无法向债权人提供划线转账支票，此时，该租户要么请永久居民作担保，要么每天偿付算好的利息。 然而近几年，这些担保被认为不够，尤其面对租户及迁入者时——他们往往最急需现金，也就可以被索取任何利率。如今，借款人必须交存配给卡和／或选民身份证原件。在追踪利息生意的几年里，我只遇见过两次借款人“离开”、没有还清债务的违约：一次是19岁姑娘与情人私奔；另一次是来自尼泊尔的外来工一去不返。两次金额都不到5000印度卢比。 非正规网络中积累的“信任”，因此是一项对社会、文化和财务历史进行精密校准的工程。债权人依其业务规模，雇有充当讨债打手的“小伙子”，但上门通常是“温和提醒”，从不旨在羞辱借款者／客户。Govindpuri 一位重要债权人 Shakeel 解释：“无论如何，我们总能收回钱。大家都知道，如果赖账或逃跑，就再也难以在这里的社群立足。但我们也知道住在这里的人承受什么压力，我们属于同一个地方。逼迫他们还钱，不仅完全冷酷，也会坏了生意。” ### 失去“信任”：奔走银行与废钞之间 废钞行动第三周，一个下午，我与 Navjeevan 营地的几位女性讨论影响，更重要的是试着理解 *notebandi* 究竟意味着什么。“我真以为那是个玩笑。”一位干瘦老妇说。另一位补充：“所有旧钞会怎样？我从没想过钞票也有寿命，也会死。”有人附和：“以前真没想过，有零钱也会觉得自己富有。”讨论大致就是这种语气，一半认真，一半玩笑，但我们没有谁忽略事态的严重性。 谈话很快转向去银行的经历[^u017-002]，以及废钞迫使大家排队这件事。在场女性都有银行账户，多数在“总理人民财富计划”（*Jan Dhan Yojna*）[^u017-003]之前就开了户，但很少去银行，去时也多结伴成群。过去几年，我详细讨论过居民，尤其在场女性，与“正规银行实践”的接触及经验，话题通常围绕她们去银行的经历展开。 从焦虑、“*bayaankar sar dard*”（头痛欲裂），到无助——“*kutch samaaj mein hi nahin aata hai*”（什么也弄不明白）——再到愤怒：“*saale, humse aise baat karte hain ki hum insaan hi na hon*”（他们跟我们说话，好像我们不是人），即便废钞之前，Govindpuri 女性去银行也充满不安，时时被提醒自己是贫民窟居民。这些女性携带着、也被囿于贫民窟化的身体；她们不识字，边缘生活仿佛用不可擦除的墨水刻在身上。在所有国家机构中，银行[^u017-004]作为贫民窟居民与主流网络相接触的空间，会最直接、最强烈地唤起被剥夺权利的感觉。“这里不把我们当回事，穷人得不到尊重”，是城市穷人谈去银行时最常表达的感受之一。 废钞公告迫使这些女性中的一些人，虽非所有人，都得去银行。多数人领取某种国家养老金，此处通常是老年或寡妇养老金。但去银行主要不是取款，而是替自己、家人及更广网络中的他人，兑换被宣布不再合法的500和1000卢比纸币。回顾与废钞紧密相关的银行经历时，令她们恼怒的，与其说是等待、排队甚至打乱日程，不如说是不得不向国家“*bheek*”——乞求施舍——自己的钱。她们常说：“*Ek tho saala paisa nahin, us par bhi jo thoda bahut hai uske ke liye bhi maara-maari*”（这是我们自己的钱，拿回来还得受罪）。 略有跛脚的 Lela 阿姨这样形容等待：“在那里，就意味着不能在别处。”她特别指废钞后在银行排队。“不能在那里”意味着日常惯例被打断；应对办法是依赖社会网络，通常是巷子里几户家庭构成的近邻网络，轮班确保家务、跑腿，尤其照看孩子等事务顺利进行。 在银行等待，让 Navjeevan 营地的女性想起近十年前排队取水的日子。后续谈话不断建立对照：都需要准备器具——那时是塑料瓶和容器，如今是塑料卡，即 Aadhar 身份卡、选民证；都要根据排队位置估计能得到多少，也都会在排队时发生争吵。 如我在博士论文中所阐述的，准备、排队和等待取水具有一种社会性，不能仅从匮乏角度看待。在这里，人们主张并重新校准社会、文化和政治身份及空间，这又影响居民协商日常生活的方式。同样，废钞后到银行排队造成的时空“断裂”，也必须置于边缘者持续应对日常协商的语境中。 因此，Govindpuri 居民的讨论迫使我们更投入、更深入地理解贫困如何在结构、社会和政治上被维系，更重要的是理解穷人如何表达这一困境。她们明确区分排队取水与排队办银行事务，分别是“zaroorat”（需要）与“haq”（权利），体现了强烈的自我感：“排队取水是我们的需要，是不得已；可站在银行门口，要回本就属于自己的东西，是羞辱。他们对穷人的态度，让这更难堪。” ### 没有现金的身体与跳票的支票 废钞最初两周，Pooja 与 Akki 的生意严重萎缩。常客多来自经商家庭和中产家庭，同样受现金紧张影响，不再来找她们。她们这样解释：“以前少了几千块，他们很容易交代，特别是对妻子。现在每分钱都被盯着，怎么解释？他们打电话来，同情我们，有些还相当担心，可他们又能怎么办？”一些客户提出用旧500和1000卢比纸币支付服务费，但两人无法接受。 废钞一宣布，当地市场就能通过“抽成”，把旧纸币“换”成仍合法的100卢比纸币。换一张500卢比，收费100卢比。多数日薪工人通常是外来者，不识字，也没有银行账户，至少在本城银行没有；他们几乎或完全没有选择，只能承受损失。而且，他们负担不起损失一天工资，到银行外排队换钞。 Pooja 与 Akki 的家庭按天购买米、豆、蔬菜和牛奶等必需品。两人已在当地住了几年，因此现金紧张初期，还能凭善意与当地地位赊购必需品。那段时间，我经常与她们相处，也与更广网络中认识多年的其他人待在一起。虽然明显感觉事情不对，废钞带来的阴霾和绝望还未真正笼罩下来。多数女性把生意淡下来的这段时间，当作应得的假期。 随着废钞重创利息生意，先前稳固的社会和财务地位及投资受到动摇，事态的严重性才真正逼近家庭。Pooja 与 Akki 遭遇双重打击：借出去的钱收不到月息，向她们放贷的讨债者又来骚扰。两人在利息生意中的参与及投资，是在“债权人”和借款人角色之间精明、机巧、富有创新地周旋。实际上，她们会以可协商的8%—10%利率，向“大人物”即大债权人筹集较大款项，通常可达100000印度卢比。随后，她们再把钱分成小额，以更短期限、明显高于自身付息水平的利率，重新贷入利息生意。 视借款人的需求、期限和担保而定，利率可高达每月22%。过去十年，Pooja 与 Akki 借助对这些交错重叠信贷网络的巧妙投资，显著改善财务状况，也由此拓展了自己可获得的机会。 两人从上个十年起就有银行账户，却很少用来交易。服务报酬不通过账户收取，投资也主要放在利息生意里。近几年认真投入这门生意后，银行账户最重要的用途，是借款时开支票，同时要求有能力开票的借款人，也提供支票作担保。 如前所述，支票拒付会引来刑事追诉，这种说法通常仅仅作为威胁使用：所有参与者都知道，诉讼漫长烦琐，金额又往往不大，不值得诉诸法律。失去有效身份证件、面临刑事追诉，以及最重要的失去债权人“信任”，这些共同赋予非正规网络韧性与稳固性。 11月8日夜间宣布废钞后，Govindpuri 非正规货币交换网络的维系遭到重击。不仅因为流通货币不足，更重要的是，确保“信任”的精密校准工程受到挑战。废钞之后几周，一项公告称，政府正考虑对所开支票违约、拒付，即跳票，采取更严厉措施，包括向出票方发出一个月通知之后，即便案件尚未结案，也可能逮捕。 废钞第二周，Pooja 与 Akki 的业务仍很有限，维持家庭日常运作开始成为严重问题。店主拒绝超过限度的赊账；她们手头仅有的几千旧钞已被换掉，即便要支付换钞佣金。利息生意毫无收益。借款人无法归还本金或累计利息；尽管两人轮流几乎每天上门，也看得出对方同样绝望，无法施加过分压力。 Akki 说：“我们当然会去，常常吵起来，互相骂，可还能怎样？他们就是没钱。我们这么坚持，只因为债权人在身后紧逼，可又能怎么办？我们一起做这生意这么久，从没有这么糟。钱、信任、尊重，我们都失去了。债权人开始派‘小伙子’来，频繁得就像我们去找向我们借钱的人一样。这些年来，我们从没这么受辱、这么无助。” Pooja 试图向当地公司抵押金首饰借款，这是贫民窟里负担得起的人另一种常见做法。但她被告知，不仅贷款利率高达24%，钱还将转入银行账户，并以现金交给她们［译注：原文如此；下文却说明必须受限额约束自行提款，疑漏否定词］。这在两个方面都不可行：高利率意味着可能无力偿还、失去首饰；转入银行账户也无法纾困，因为当时每日提款额仍限于2500卢比，而且还得银行确实有现金。 无法应付严重财务危机，Akki 决定接下斋浦尔一份为期两周的工作，Pooja 则留下守住德里的局面。她们预计 Akki 此行可赚80000印度卢比，把其中一半还给债权人，先安抚他们，直到局势稳定。 Akki 外出期间的一天，Pooja 也出门办事，两名“小伙子”上门，“再次提醒”到期款项。废钞前及期间，我在她们家时都见过这些人。即使 Pooja 与 Akki 各自的伴侣——两人均无业——在场，也总由家中女性应对。这些互动虽旨在展示实力，通常伴着友好打趣和温和催款。 但这次两人都不在，款项已逾期近两个月，Pooja 的伴侣又冷淡寡言，不肯作任何保证，惹恼了债权人。他们试图联系 Akki，却联系不上；害怕她们已跑路，债权人于是把 Akki 开出的远期划线转账支票，存入自己的银行。 ### 讨论 在即时、日常的物质生活中，人们叹息的与其说是缺少可交易的钱，或者说零钱，不如说是它对货币交换网络的影响。这些网络是贫民窟维持生活的生命线，尤其对于没有固定工作和稳定就业的女性。受影响的包括标会团体如何运作，非正规信贷收息网络中流通的投资或金钱，以及“副业”。后者包括但不限于接附近“进出口”工厂的缝纫活、偶尔从事性工作，以及类似 *beech ka kaam* 的零活；它们虽不确定，却是女性重要的就业和收入形式。 因此，废钞机制已经并仍在持续释放的恶魔，迫使女性做的并非思索应对这场“灾难”的新策略，而是调用积累的生活经验知识与策略：她们一直把贫困生活过成一连串持续、相伴发生的灾难性事件。 当居民意识到500和1000卢比纸币不再合法，而要兑现价值又必须经历漫长、艰难且“羞辱”的过程时，最初把废钞视为“外科手术式打击”的“兴奋”，开始转为审慎。行动第一周，居民反应呼应“民意”：“当然是好举措，国家所有黑钱终于要被处理了；腐败将不再存在；为了国家好，我们可以忍受一些痛苦。”在最初亢奋阶段，废钞所迫使出现的“断裂”，即没现金与排队，并未威胁 Govindpuri 日常生活的结构。这些困境对居民并不“新鲜”；人们认为，“*jo thoda bahut saheyega woh sambaal lega*”，只要忍一忍、坚持住，就能渡过潮水。 然而，尤其对生活在不稳定条件下的人，日常生活并非个体、处境、结构、中断和意外之间整齐折叠好的协商。不同因素、行动者和事件彼此共同依赖，使穷人的日常有韧性，能够“创新、临场应变并最终克服”断裂；这种能力常被赞为 *juggad*，但这种赞美本身有问题。而这些因素同样运作于使穷人处境不稳的相同或相似的不稳定领域之中。 不过，穷人必须在其中协商日常生活的网络具有不稳定性，不应被误认为网络缺乏韧性。这些网络，因而也是穷人生活的韧性，是经过精细平衡与协商的“信任”行为：它积累于长期、持续、共同的贫困经验；积累于为了获得往往最基本的资源，而不得不不断与权力结构周旋；也积累于共同经历的边缘性。边缘性隐蔽而广泛地影响他们眼前、延伸、想象以及向往中的自我所在，进一步拉大他们与权力结构所在之地的距离。 把生活在不稳定与边缘处境中的人所珍视的信任货币，视为处于正式逻辑和推理之外的一种任意性，确实很诱人，也是一种普遍倾向。但这种看法是被刻意——既通过制度，也有系统地——延续的，其唯一根据，不过是贫困是一篇难读的文本，而愿意用心读它的人少之又少。 ### 参考文献 ‘Here's the Full Text of Modi's Speech on the Discontinuation of ₹500 and ₹1,000 Bank Notes（莫迪关于停用500和1000卢比纸币演讲全文）’, *Huffington Post*, 9 November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in/2016/11/08/heres-the-full-text-of-modis-speech-on-the-discontinuation-of_a_21601525/.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PMJDY)（总理人民财富计划（PMJDY））’,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人民财富计划）*, https://www.pmjdy.gov.in/scheme.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人民财富计划）’,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adhan_Mantri_Jan_Dhan_Yojana. ‘Prime Minister to Launch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Tomorrow: To Dedicate Mobile Banking Facility on Basic Mobile Phones to the Nation（总理明日启动人民财富计划：向全国提供基于普通手机的移动银行服务）’,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7 August 2014,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109113. [^u017-001]: 演讲全文参见： ‘Here's the Full Text of Modi's Speech on the Discontinuation of ₹500 and ₹1,000 Bank Notes（莫迪关于停用500和1000卢比纸币演讲全文）’, *Huffington Post*, 9 November 2016, http://www.huffingtonpost.in/2016/11/08/heres-the-full-text-of-modis-speech-on-the-discontinuation-of_a_21601525/. [^u017-002]: 媒体把废钞报道为“灾难”，聚焦排队场景，抓住大众想象，也提供共同词汇，使人们能够通过分享经验，把自己放进叙事。 [^u017-003]: Pradhan Mantri Jan-Dhan Yojana（P.M.J.D.Y），即“总理人民财富计划”，是印度的国家普惠金融使命，旨在确保人们以可负担方式获得金融服务，包括银行储蓄与存款账户、汇款、信贷、保险和养老金。这场普惠金融行动由印度总理 Narendra Modi 于2014年8月28日启动（‘Prime Minister to Launch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Tomorrow: To Dedicate Mobile Banking Facility on Basic Mobile Phones to the Nation（总理明日启动人民财富计划：向全国提供基于普通手机的移动银行服务）’, *Press Information Bureau, Government of India*, 27 August 2014, http://pib.nic.in/newsite/erelease.aspx?relid=109113）。他此前已在2014年8月15日首次独立日演讲中宣布这一计划（‘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人民财富计划）’, *Wikipedia*, https://en.wikipedia.org/wiki/Pradhan_Mantri_Jan_Dhan_Yojana）。更多信息见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 (PMJDY)（总理人民财富计划（PMJDY））’, *Pradhan Mantri Jan Dhan Yojana（总理人民财富计划）*, https://www.pmjdy.gov.in/scheme。 [^u017-004]: 公立医院和教育机构也是令人不适的互动空间，但其中的权利被剥夺感没那么强烈，因为这些空间里的中产阶级存在不那么突出。 # 先是艺术，后是悲剧：关于个人众筹与创意创业主义的一点看法 **Silvio Lorusso** ### 为一切众筹 众筹是做什么的？可以设想，若被问到这个问题，大多数知道这个词的人——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61%的美国人从未听说过它[^u018-001]——会提到创新产品或服务、专辑发行、纪录片、书籍、电子游戏或漫画。换句话说，人们倾向于把众筹与科技初创企业、创意产业的事业联系起来。 关于筹资额最高众筹项目的数据，部分印证了这一假设。[^u018-002]除前十名中大量独立开展、或经以太坊进行的加密货币相关项目外，多数项目都由 Kickstarter 或 Indiegogo 承载；这两个平台通常用于资助创意或创新活动。当然，巨额筹款会吸引相应规模的媒体关注，在通过大新闻机构聚集大量公众与财务成功之间，建立反馈回路。Pebble 就是如此：这个智能手表创意通过三轮独立 Kickstarter 众筹，累计筹得超过4000万美元。但这一巨大的众筹成就，并未阻止公司在运营四年后关闭。 众筹通常与创造力和创新联系起来，另一个原因在于其起源。向互联网用户募集款项的做法，最初主要是资助艺术事业的手段。英国摇滚乐队 Marillion 的美国巡演就是一例：1997年，歌迷在线捐赠的60000美元让巡演成为可能。[^u018-003]在这个早期案例中，网络筹款尚未成为流程化的过程，它提醒我们，众筹本身就是首先在艺术语境中实施的创业想法。借助众筹，原本与观众之间的非正式交换，被变为商业模式。二十年后的今天，培育社群被视为众筹的基本特征之一。[^u018-004] 这些音乐人的管理冲动，为维也纳经济学家 Joseph Schumpeter 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概念增添一层含义：新商品、技术、组织类型等侵蚀既有经济结构，并创建新结构。[^u018-005]与歌迷的关系本就是艺术家实践的一部分，因此利用这种关系募集捐款，是一种以艺术和创造性成分为根本的金融发明。众筹起源于一个*创造性地*削弱中间人角色与地位的想法，进而发展为*创意创业主义*的表达：“创意”与“创业”之间没有清晰边界。更具体地说，前者成为后者的功能，反之亦然。如乐队回忆： > 然后我们解雇了经理人。我们给数据库里的6000名歌迷发邮件，问：“你愿意预先购买专辑吗？”多数人回答“愿意”。……这就是后来被许多人成功模仿的众筹模式，其中最成功的包括 Kickstarter。 令人惊讶的是，尽管众筹有艺术渊源，媒体也反复报道创新，网络捐赠的主要去向却既非前沿技术，也非艺术作品，而是个人筹款。美国捐赠者中，68%曾为帮助困境中的个人而发起的项目捐款，只有34%资助过新产品，30%选择支持音乐人或其他艺术家。[^u018-006]此外，专注社会及个人项目的 GoFundMe 平台，在2016年就突破累计30亿美元的筹资关口；Kickstarter 则晚一年才达到。[^u018-007] GoFundMe 并不是唯一主要致力于个人众筹的平台。还有 YouCaring、GiveForward，甚至 Indiegogo 也有名叫 Generosity 的配套慈善众筹平台。核心业务是否使它们与 Kickstarter 等平台不同？它们是否体现了不同于艺术和发明众筹网站的筹资逻辑？换句话说，为医疗急难与为物联网小设备请求资金，是否存在根本区别？以下几节描述一系列项目，揭示个人众筹如何鼓励、并在某种程度上要求创意创业主义。我特别关注这些“自我企业家”发起的项目，因为他们在承受众筹机制的同时，也以不同方式拓展其范围。 ### 作为媒体公司的无薪实习生 如今，在多种职业领域，实习都是开启生涯为数不多的可行路径之一。原本旨在提供学习经验的实习，因此被重新定义为最终找到工作的机会。需求旺盛，公司与机构——即便是地位稳固的组织——也能轻易提供低薪乃至无薪实习。换言之，实习被理解为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必要投资。不难看出，无薪实习如何加剧阶级优势：只有具备足够*财务耐力*的人，才负担得起这个进入职业生活的入口。[^u018-008]  图中文字转写：左栏“赴爱尔兰的无薪实习”；“已筹得 $2,765，目标 $6,500”；“嗨！我叫 Kate，是威斯康星大学奥什科什分校23岁的学生。最近我得到了一次实习机会……”；“＋阅读更多”。中栏“坦桑尼亚乡村的无薪实习”；“已筹得 $1,915，目标 $5,000”；“亲爱的朋友们，我是一名国际事务研究生，已获准参加坦桑尼亚姆贝亚地区的实习……”；“＋阅读更多”。右栏“Hailey 在华盛顿特区的无薪实习”；“已筹得 $1,170，目标 $2,500”；“我叫 Hailey，今年19岁，目前住在犹他州盐湖城。我是勤奋、有抱负、投入的艺术家……”；“＋阅读更多”。［图片原有渐隐效果使末尾文字不能完整辨读；省略号标记可读范围的终点。］ 图1。GoFundMe 上的无薪实习众筹项目。 其他人怎么办？他们必须想出*创造性*解决办法，众筹就是其中之一。写作时，在 GoFundMe 搜索“unpaid internship”（无薪实习），得到近500条结果；泛指实习的项目则超过10000个。项目页面上，年轻毕业生对镜头微笑，热情描述兴趣和学术成绩，同时列出具体资金需求。说明有时是精心铺陈的推介，有时是极简短文案，形成一种日记、简历与商业计划交汇的混杂文类。这种新文学已有自己的写作手册，例如 GoFundMe 关于成功开展教育相关众筹的指南。[^u018-009]  图中文字：“但这对你有什么好处？” 图2。Clement Nocos 众筹推介视频的画面。 Clement Nocos 的故事既是为无薪实习众筹的典型，又是一个特殊案例。2016年，来自加拿大的公共政策硕士毕业生兼行动者 Nocos，获准参加一项备受尊崇的联合国实习。他略带讽刺地称之为“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u018-010]唯一的问题是：实习没有薪水。考虑到纽约这类城市高昂的生活成本，这成为决定性的难题。 Nocos 选择 Indiegogo 的“为人类善意而设”的附属平台 Generosity，因为它没有到期日，可以添加“回馈”，还能定期拨付筹得款项。为吸引注意，他制作一段四分钟视频，解释人们为什么应向他的项目捐款。作为政治学者，他为使视频有效，精心设计讯息来娱乐观众：加入几张经过 Photoshop 处理的自身照片，配以老派嘻哈音乐的讽趣插段。他还运用宣传策略，例如只请求实际所需金额的一半，或向特别慷慨的捐赠者赠送联合国马克杯——“非卖品！”项目说明像网站的常见问题区，包括“我为什么要帮你？”“你需要什么？”等。页面底部列出开支明细，每月250美元用于食品。他的努力还包括一场“机巧的社交媒体宣传”；平台不断强调公开分享更新，几乎把这当作不可或缺。  图中文字：“$12,000”。 图3。Nocos 众筹推介视频的细节。 Nocos 在 Medium 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解释了众筹的原因和结果。[^u018-011]用他的话说： > 似乎只有投身艰辛的实习循环，才能取得那种工作经验；而如今，这种经验显然已成为至少获得一份不稳定入门工作的必要条件。 他仍须应付学生债务，因此把众筹描述为资助实习的唯一可行选择：“为什么众筹？我还能有什么办法？”筹备项目时，他发现自己并非唯一试图以众筹支付实习的人，因此“觉得有必要做出差异”。于是，他开办博客和播客，讨论联合国实习的艰辛，迄今12期。目标6000美元，一年多只筹得不到2000美元。回顾经验，起初就对众筹持怀疑的 Nocos，只能确认最初感觉。他谈到社交媒体疲劳，也提到不得不向同样常陷困境的朋友求钱的不自在，最终认为：“对于那些为无薪实习寻求金钱、以代替劳动收入的人，众筹市场实际上已经把自己挤出了空间。” 尽管收获微薄，Nocos 的努力产生了额外结果。没过多久，自我宣传就转成对无薪实习本身的批判。在播客“The Internship Grind”（实习的磨砺）中，他讨论公平实习倡议、Ross Perlin 的《实习生国度》（*Intern Nation*），并访问当时正在拍摄关于无薪实习与不稳定性的纪录片《无薪之举》（*An Unpaid Act*）的 Nathalie Berger 和 David Leo Hyde。但回顾这些活动，他谦逊地承认，“自私地”为个人事业游说，与处理结构性处境之间，存在暧昧矛盾： > 但坦白说，这个播客并不全是为了记录现代劳动力市场这种糟糕怪现象。从某种意义上说，它刻意为我自己服务，目的是让自己的众筹项目受到关注，更容易被潜在捐赠者看见。 Nocos 在自己的项目中扮演什么角色？他知道众筹成功与用户能否像媒体公司那样运作密切相关，于是同时充当文案作者、视频制作者、社交媒体经理和会计。 ### 行动号召遇上行动主义 在个人众筹平台上，手臂骨折、心脏移植或罕见病的故事并不少见。这些项目的目标从几千美元到50多万美元不等。来自阿肯色州的25岁摄影师 Kati McFarland 请求60000美元。她患有埃勒斯—当洛综合征，一种会造成昏厥、疲劳、胃瘫痪等多种并发症的遗传疾病。她这样概括自身状况：“几乎无法行走／站立／进食，而不出现严重疼痛／脱臼／呕吐／昏厥。”[^u018-012]  图中文字：“查看图片库”（VIEW GALLERY）。［底部医疗账单和便笺仅作为缩略图出现，原图分辨率不足以完整辨读其中细字。］ 图4。McFarland 众筹项目图片库的细节。 父亲突然去世后，McFarland 发现自己独力应付远超国家补助的医疗开支，因此在 YouCaring 发起筹款。这个平台与 GoFundMe 不同，不从捐款抽取费用。[^u018-013]她的项目看起来没有 Nocos 那么精心设计：页面没有视频，只有几张接受治疗的照片，以及费用截图。说明前半部分遵循惯常的个人故事写法，后半部分却是充满医学术语、极为细致的费用明细。考虑到互联网用户习惯的短暂注意力，不难理解为什么经过7000多次转帖与分享，她才达到1200美元的初步目标。  图中文字：“每次分享可筹得 $37”；“分享到 Facebook”；“2.5K 次分享”。 图5。Generosity 界面的细节。 McFarland 参加国会议员 Tom Cotton 的讲话活动后，事情发生了变化。Cotton 坚决反对奥巴马医改，即新上任的 Trump 政府试图废除的医疗法案。活动中，她发言告诉议员，没有《平价医疗法案》提供的保障，自己会失去生命：“我会死，这不是夸张。”她问他，是否不仅承诺废除法案，也承诺建立适当替代。这时，观众爆发热烈掌声。Cotton 试图回避问题，众人反复高喊“做好你的工作”，表达不满。[^u018-014] 这段发言上传网络后，在一定程度上病毒式传播。随后，她发现筹款以惊人的速度增长。与此同时，多个电视新闻节目邀请她讲述经过；她在节目中强调，要求人人获得医疗的集体诉求，需要有具体面孔。但这项努力也没有脱离对众筹项目的宣传，毕竟对她而言关乎生死： > 我本来还想说很多事……可惜我只能集中精力，硬把这个筹款链接塞进去——大概惹恼了 Don Lemon——但碰到医疗账单，你就得做必须做的事。[^u018-015] 当然，McFarland 因发言得到媒体注意，推动项目捐款增加。同时，她的故事也成为所有因不明智政策而受威胁患者的象征。与 Nocos 类似，她必须应对一个高度暧昧的空间：个人宣传，与揭示结构性缺陷的努力并肩而行。 ### 先是艺术，后是悲剧 约2007年，网络开始流传一张迷因：一个海滩上的孩子，手里攥着一把沙子，脸上满是自豪。图片被称为“成功小孩”（Success Kid），至今仍被用来表达挫败，或描述自己“赢了”的情境。[^u018-016]2015年，这张迷因中的男孩 Sam Griner 已8岁，借自己的网络人气，为父亲的肾脏移植筹资。GoFundMe 项目只有一张 Sam 站在中间的全家福，以及对不幸遭遇的简要说明，最终筹得超过100000美元，使移植得以进行。值得注意的是，The Verge 把这条消息归入娱乐栏目。[^u018-017] 尽管结局圆满，这段遭遇也可读作一个警示故事，说明社交与新闻媒体注意力在个人众筹中的角色。一系列多少有些任意的标准，会提高项目成功概率，却并不保证成功。毕竟，病毒式传播还谈不上是一门科学。GoFundMe 自己那些过于笼统的建议，也印证这种模糊：“避免模糊照片……写一个抓人且具有描述性的标题。哪个更好？‘我需要钱！’还是‘Julie 抗癌集结’……第二个，对吧？”[^u018-018]标题必须“抓人”，才能从大量正在进行的项目中脱颖而出。在这种情境下，获取一项应急的非正规保障手段，变成竞赛；网络媒体素养就是宝贵的竞争优势。  图中文字：“CH”；“$25”；“Chris Ho”；“27个月前”；“1［爱心］”；“一张精彩的照片，无数次启发并鼓舞我的人生。来自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祝福，愿你的手术一切顺利！”；“分享”。 图6。一位捐赠者给“成功小孩”父亲的留言。 如作家 Alana Massey 指出，医疗众筹代表了20世纪80年代以来筹款最激进的转变。当时也发生着另一次关键变化：慈善机构将模式转向以个人为单位的赞助。捐赠者不再被请求“资助贫困儿童”，而被邀请“资助*一个*贫困儿童”。[^u018-019]众筹网站也内含这种团结的单个化，它常被视为优点，因为提供了“帮助一个具体的人、改变一个人生活的机会”。[^u018-020]此外，众筹平台允许捐赠者与受益者直接联系，强化了这种以个人为单位的关系。 考虑到不少项目电报般简短的文风，可以设想，其中许多只面向已经知道问题的家人朋友。在这种情况下，众筹提供便利界面，帮助协调筹资。但更常见的愿望，是触达一群陌生人，因此也要争夺他们的注意力。而这群人的选择，很可能反映多种偏见。[^u018-021]其中一种与个人众筹结合时，听起来格外阴郁：幸存者偏差，即只关注过去成功的经验，忽略其他经验的习惯。[^u018-022]如作家 Anne Helen Petersen 所说：“众筹满足需求的能力很出色——但只是某些类型的需求、某些人的需求。”[^u018-023] 娴熟使用网络媒体，有助众筹成功。记者 Luke O’Neil 强调这一点：“我最近常开玩笑，以前觉得自己把人生浪费在 Twitter 上了，但等到我不可避免地需要为手术众筹时，它也许还真派得上用场。你得拼命推销。你得营销。你得建立自己的品牌。”他还直接类比医疗众筹与科技创业生态，讽刺地把 GoFundMe 用户呈现病史的方式，与初创企业的刻板叙事联系起来，暗示呼唤慈善心与向风险投资公司推介之间的相似：“把你的癌症当作科技初创公司在网站‘关于我们’栏目里讲述的起源故事。”[^u018-024] O’Neil 的评论揭示了众筹自称的内容中立：无论用它资助“Coolest Cooler”（最酷冷藏箱），还是缓解整个人生历程中浮现的艰难，都是如此。[^u018-025]Indiegogo 介绍 Generosity 的方式，显示众筹如何仅通过扩大目标群体，就被普遍化： > 2008年，我们创建 Indiegogo，想法很简单：给人们力量与资源，把创意变成现实。多年来，我们欣喜地看着发明者、音乐人、讲故事者与行动者，不断拓展最初愿景的边界。……用户仿佛无穷的同情心与创意精神启发我们挑战自己，做得更多——这一次，为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和事业：从缝隙中漏下的人，需要第二次机会的人，处在边缘的人。Generosity 帮癌症患者支付账单，帮学生支付学费。Generosity 把人道援助推进到新的国家，帮助非营利组织迅速推进事业。Generosity 填补艰难月份末尾的缺口，支援风暴过后的村庄。[^u018-026] 换句话说，众筹重复自身：先是艺术，后是悲剧。但在这一过程中，它保留了艺术和创新筹款的宣传语言及创业机制：例如“回馈”、强制般的社交媒体轰炸、借用广告的策略，以及 Ian Bogost 所指出的某种真人秀外观。[^u018-027]这些方面曾受到艺术家兼行动者 Josh MacPhee 的批判，而在关乎生存的筹款中，它们仍然存活： > 我们的目标——我们的**命令**——是把自己和自己的项目，硬化为凝聚、讨喜、可销售的商品。我们醒来就是品牌，欢欣鼓舞地赞美这些扁平、像标志一样的自我版本。干净、高效，边角柔和圆滑，表情如消过毒的 Helvetica 字体。这些新形式外表如此光滑迷人，又承诺帮助我们实现社会里最后残存的人权——当企业家的权利——还有什么理由不爱它们？[^u018-028] ### 悲伤的创业者 在 MyCreativity Sweatshop 活动上，美国小说家 Bruce Sterling 作了题为“发生在音乐人身上的事，终将发生在所有人身上”的演讲。他把音乐人描绘为“创意血汗工厂重伤诊所里的零号病人”，将其视为创意工作者所承受不稳定性的先锋。他也思考把众筹用作维持实践的手段，结论是这不算好主意，因为“群众缺乏想象力”。[^u018-029]Brett Neilson 与 Ned Rossiter 指出，许多人把创意工作者视为*最典型的*不稳定主体。[^u018-030]如今，*创造性*解决方案正成为应对各种不稳定处境的关键手段，我们或可把 Sterling 将音乐人描绘为矿井金丝雀的说法，读作令人警觉、异常生动的预言。GoFundMe 等网站的众筹发起者，可以被看作创意工作者：其媒介正是自己的逆境，实践由包含管理与推广的创业态度支撑。 网络上满是指称特定企业家类型的标签：小孩企业家（kidtrepreneurs）、独行企业家（solopreneurs），甚至机器人企业家（botrepreneurs）。看着这些项目，似乎不稳定性越强，创业主义就越不由自愿。[^u018-031]因此，我们可以再造一个混合词，指称个人众筹网站的用户。其中许多人是“悲伤的创业者”（sadtrepreneurs）：他们不情愿地，至少是心情矛盾地，像企业家一样行动。对他们而言，成功运营项目所需的创造力，不是解放力量，而是与生计乃至生存相连的策略性必需。 以创业方式实施的“创意”活动，越来越成为义务，远非单纯出于个人热情。越来越多人不情愿地加入一种新的创意底层，其媒介正由成员的个人需求组成。被迫的创意创业主义，能否与真实的不适表达结合？能否通过不稳定性做公关，同时反对使人陷入不稳定的过程？在这一阴郁图景中，Clement Nocos 与 Kati McFarland 的故事反映一种迫切愿望：把仅盯着个人苦难的注意力，转向造成这些苦难的更广泛结构条件。这样的努力，值得发起一场宏大的众筹吗？  图中文字：Laura Marsh（已认证），@lmlauramarsh；“关注”。“要是有一个人人都往里缴钱的大型 gofundme，帮助任何需要医疗救治或失业［保障］的人，那会怎样？”“2017年5月29日，上午1:21”；“22,887 次转推”；“71,208 次喜欢”；底部互动计数“1.4K”“23K”“71K”。［方括号内‘保障’为依语境补足，原图文字止于 unemployment。］ ### 参考文献 Bogost, Ian. ‘Kickstarter: Crowdfunding Platform Or Reality Show?（Kickstarter：众筹平台还是真人秀？）’, *Fast Company*, 18 July 2012, https://www.fastcompany.com/1843007/kickstarter-crowdfunding-platform-or-reality-sh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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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8-031]: 我把创业主义与不稳定性之间的相互关系称为‘创业不稳定阶层’（entreprecariat）。参见 Silvio Lorusso, ‘What Is the Entreprecariat?（什么是创业不稳定阶层？）’, *The Entreprecariat*, 27 November 2016, http://networkcultures.org/entreprecariat/what-is-the-entreprecariat/。 # 数据悖论：反贫困战争如何变成对穷人的战争 **Nathalie Maréchal** 本文部分改编自 Nathalie Maréchal 的《起初，他们冲着穷人而来：对福利领取者的监控何以成为不受质疑的惯例》（‘First They Came for the Poor: Surveillance of Welfare Recipients as an Uncontested Practice’），*Media and Communication* 3.3（2015年10月20日）。 ### 引言 政府的一项主要职能，是向有需要的人提供某些福利（金钱、物品或服务）。我们称之为“福利国家”。有些需要是普遍的（洁净的自来水、国家安全），另一些则只适用于某些人群（只有儿童上公立学校；只有房屋所有者能获得房主税收抵免）。国家收集个人数据，以了解人们属于哪些类别，进而决定他们应获得哪些福利。有时，国家还会收集额外数据，以了解某个项目运行得如何，以及可以怎样改进。理想情况下，这种监控旨在把资源分配到适当的地方，最大限度增进人的福祉、减少浪费。遗憾的是，现实并不总是如此。美国的贫困救济制度（“福利”）就表明：监控制度可以只衡量精英关心的事（福利欺诈），却忽视常识与基本人道可能强调的事（减轻贫困），从而强化压迫性的社会结构。 ### 监控社会 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监控无所不在的社会，而大多数人对此要么并不知情，要么并不在意。至少存在三种相互关联但又彼此不同的“监控集合体”：福利国家的残余、国家安全国家，以及监控资本主义。有些人对任何涉及自己的数据收集都感到不安，另一些人则认为，政府与企业要正常运转，就必须进行一定程度的监控。国家需要知道某座城市里生活着多少儿童，才能确保教师数量足够；执法机构也有正当理由，例如依法窃听犯罪嫌疑人的通讯，以便起诉他们。与此同时，企业在知道顾客是谁、想要什么，以及愿意为此支付多少钱时，往往能够提供更好的服务。 反感并抵抗监控有很多充分理由。其中一个理由是：监控制度是围绕特定目标设计的，但这些目标对被监控者而言未必清楚，他们未必赞同，也未必能从中受益。制度一旦建立，就会获得自身的生命，不顾一切地复制自己的逻辑，即使这种逻辑有悖常识。本文以美国的贫困救济项目——也称“福利”——为例，说明一种建立在错误前提上的大规模监控制度，实际上如何使贫困延续，并使自己无法学会怎样消除贫困；其中关键的错误前提，就是认为防止欺诈比消除贫困更重要。制度不遗余力地搜寻关于穷人的每一点信息，以核实他们是否值得救助，却又刻意不提供有助于更有效管理这些项目的数据。这是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以收集信息为指导原则的制度，几乎没有产生能够为公共政策提供实质性依据的数据。 ### 我所说的“监控”是什么 我所说的监控，是借助联网数据库，对人们的日常生活与惯常活动进行常态化数据收集与观察——也就是 Roger Clarke 所说的“数据监控”。[^u019-001] 许多单次数据收集事件——一次网上搜索、一次租车、一枚指纹——单独来看都相当微不足道。当人们说自己“没有什么可隐瞒的”时，通常是说，他们无法想象自己日常生活中平淡的数据点会让别人产生兴趣。对孤立的数据点而言，这往往确实如此。然而，当数十亿个数据点汇集在庞大的联网数据库中时，它们便获得了价值。数据静静地存放在庞大的储存库里，也不是主要问题。重要的是，人们拿这些数据做什么。大数据分析、数据科学、数据挖掘，指的都是复杂的发现操作，使监控机构能够把零散信息拼接起来，形成洞见并据此行动。这些行动可以有很多形式：发放政府福利、下令对疑似恐怖分子目标发动无人机袭击，或者展示一条“更相关”的广告。 自 Edward Snowden 在2013年披露美国政府对互联网的监控以来，政府出于执法、情报或国家安全原因开展的监控就受到了广泛关注。Snowden 文件显示，这类监控常常借助企业的数据收集展开，其途径包括 PRISM 等秘密计划、执法部门公开提出的用户信息请求，以及公然要求查看某些旅行者的社交媒体账户。违宪的政府计划本身就应受到抵制；但同样必须记住，政府机构对无限制数据访问的渴求，是由私营部门促成的。 事实上，过去四分之一个世纪见证了监控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壮大。这是一种建立在“大数据”之上的、“高度有意为之且影响深远的全新积累逻辑”，其“目标是预测并改变人的行为，以此创造收入和市场控制力”。[^u019-002] Google 是最早将互联网用户数据变现的大型公司之一；没过多久，广告就成了新兴科技公司的默认商业模式。[^u019-003] 监控资本主义影响着社会制度，甚至影响民主本身。有人指称，在2016年“英国脱欧”公投和美国总统选举期间，私人和／或外国利益集团通过社交媒体平台操纵选民；这些指控使人们重新关注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等互联网巨头的权力。 第三种常态化的大规模监控，涉及国家安全领域以外的政府机构，尤其是负责提供社会福利的机构——我称之为“治理监控”。在最理想的情况下，治理监控旨在回应公众需求，公务人员会设立保障措施，使公民免遭隐私侵犯和人权损害。富裕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登记与身份识别系统，都是这一“监控集合体”的基石。在此之外，收集哪些数据、如何使用这些数据，都高度依赖具体情境。有些国家认为，某些信息太危险，根本不该收集。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包含宗教归属信息的人口登记被用来杀害超过600万犹太人；此后，许多欧洲国家禁止收集宗教、种族或族裔数据。这既给监测族裔群体间的各种差距带来困难，也无法阻止许多形式的歧视；但大屠杀的经验让许多欧洲人认识到，收集此类数据的风险大于潜在收益。 随着社会联系日益紧密，人们即使做一些平常小事而不留下数字痕迹的情况，也越来越少。大部分活动都记录在某处的某个数据库里。数百万互联网用户在日常活动中产生的“数字废气”，被互联网公司加以挖掘；这些公司的数据库又成了各国政府的目标，政府迫切希望通过合法和法外手段，将这些数据用于自己的目的。[^u019-004] 互联网行业以外的公司，也在大量积累关于用户、顾客以及其他人的数据，并借此获利。数据经纪体系如此复杂、如此不透明，以至于我们根本无法确知，监控社会这台控制论机器究竟掌握了我们每个人的哪些情况。[^u019-005] 治理监控、国家安全监控和监控资本主义的平行逻辑，共同指向一个不远的未来：所有人类活动都被记录和监测，人们被按照数据库掌握的信息归入不同类别。随后，人们会依据被分配的类别受到不同对待，例如机场额外安检、公共补贴和定向广告。这就是法国哲学家 Gilles Deleuze 所说的“控制社会”，[^u019-006] 也是 Kevin Haggerty 和 Richard Ericson[^u019-007] 所说的“监控集合体”：一个“仅有部分协调的汇合体，由当代许多不同的实践与过程构成；这些实践与过程记录、监测、定位、追踪、观察，而且确实会识别个人，以便为他们建立画像，并挖掘他们的个人数据作进一步分析”。[^u019-008] 在这里，使用“监控”一词未必是在作道德判断。这个词可以随情境不同而带有正面、负面或中性含义。例如，公共卫生监测（譬如流行病学家所理解的那种）显然有益，而窃听反对党领导人则更偏向负面。停车库的监控摄像头既可用于善（预防或侦破犯罪），也可用于恶（偷偷记录配偶的进出）。事实上，许多形式的监控和“数据监控”是现代社会正常运转的必要条件。在不少情形下，“监测与评估”可以准确替代“监控”一词。负责公共或私人计划、项目的人，会用数据检查是否达到目标，或寻找提高项目效率的办法。很少有人会在原则上反对这种策略。问题出在：掌权者决定只衡量对他们重要的事情——其他什么都不衡量。美国社会福利制度提供了一个令人痛心、也令人沮丧的例子：当制度只衡量精英关心的事（这里是福利欺诈），却忽略常识与基本人道可能强调的事（这里是减轻贫困），会发生什么。 ### 监控穷人：美国福利国家 必须认识到，美国社会福利的历史，与其他富裕国家类似项目的历史并不相同。欧洲国家从19世纪末起就开始提供由国家经营、税收资助的社会安全网和劳动保护，而美国精英的主流观点却认为：救助穷人只会助长懒惰和其他不良行为；社会达尔文主义则会确保，只有那些职业伦理最优、道德品格最佳的人才能兴旺繁衍。大萧条之后，Franklin Delanoe Roosevelt 的“新政”通过一系列项目与过去决裂，其中包括通过大型公共工程创造就业的工程振兴署，后更名为工程计划署（WPA）；为老年人和残障人士提供退休保障的社会保障计划；以及其他许多统称为“福利”的扶贫项目。[^u019-009] 社会保障计划旨在照顾那些活到老年的人——与今天相比，当时这类人的数量相对较少。除此之外，新政的福利项目旨在替代缺席、去世或因其他原因丧失能力的父亲的收入，使母亲能够继续担任家庭主妇和孩子的主要照料者。必须指出，由于项目管理者在结构层面和个人层面存在种族主义，有色人种女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在福利领取者之外。[^u019-010] 几十年后，Lyndon Johnson 的“伟大社会”计划，包括反贫困战争和民权立法，在减少贫困黑人获得救助所遇到的结构性障碍、以及使福利制度制度化方面，发挥了很大作用。20世纪60年代，作为 Johnson 旨在消除贫困、纠正结构性种族不公的“伟大社会”倡议的一部分，福利救助项目进一步扩展。因此，反贫困战争与政府落实民权运动诉求的努力交织在一起。到 Johnson 政府任期结束时，美国似乎已走上减轻——即使未能消除——贫困的道路。[^u019-011] 然而，随着美国黑人争取获得福利项目的资格，[^u019-012] 公众心中典型的福利领取者形象，也从独自抚养孩子的英勇而贤良的白人寡妇，转变为懒惰、滥交、离经叛道、并且完全出自虚构的黑人“福利女王”；Ronald Reagan 把这一形象塑造成了神话。[^u019-013] 在共和党 Nixon 时代“南方战略”的背景下，应把保守派对扶贫项目的攻击理解为白人至上主义意识形态的一部分。 20世纪70年代、80年代和90年代初出现了两项广泛的社会变化，后来对福利制度至关重要：一是家庭结构和福利名册人口构成的改变；二是信息管理技术的进步。[^u019-014] 离婚与单亲养育更加普遍，阻碍贫困有色人种获得救助的一些结构性障碍被拆除，避孕手段的普及也让单亲母亲身份越来越像一种选择，而非不可避免的悲剧。结果，美国公众及立法者越来越不愿向穷人提供支持，尤其不愿支持贫困的黑人单亲母亲；她们越来越被污名化为懒惰、滥交、不配获助的人。Reagan 等人鼓吹的“福利女王”说法，也加剧了针对美国穷人的偏见和污名。[^u019-015] 与此同时，联网数据库使对大规模人口进行分类和监控成为可能，而且可以跨越市、县、州人类服务机构的行政边界。当削减福利开支的动机增强，同时监控福利领取者的技术能力提高时，结果只能是监控进一步加强。在1996年大选前，Bill Clinton 与 Gingrich 领导的共和党人达成协议，要“终结我们所熟知的福利制度”。反贫困战争让位于对穷人的战争。 1996年的福利改革法案，其正式名称——《个人责任与工作机会协调法》（PRWORA）——本身就颇能说明问题。它更关心向穷人，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传达个人道德方面的信息，而非设计以证据为基础的干预措施，为美国人提供最基本的生活水准，更遑论让家庭持久脱贫。正如 Brendon O’Connor 指出的：“PRWORA 的序言公开说明，它主要致力于克服非婚生育和福利依赖造成的问题。此外，该法案声称，它的目的是强化婚姻、个人责任和工作伦理。”[^u019-016] 真正减少贫困根本不在议程之上；它的指导原则不是满足美国穷人的基本需要，而是防止欺诈。[^u019-017] Clinton 的福利改革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几乎所有父母都应外出工作，养活自己的孩子，即使他们在劳动力市场上能挣到的工资低于托育费用。到20世纪90年代，女性参与劳动已根深蒂固；认为福利应向贫困的无夫母亲提供收入，让她们能留在家中抚养孩子的观念，已不再被美国公众接受。在许多人看来，一边外出工作一边独自抚养孩子的困难，不过是在缺乏丈夫实际与经济支持的情况下生育这一“不负责任选择”的自然后果。我们将看到，限制贫困女性在性与生育生活方面的选择——这或许是人类生存中最个人、最私密的领域——是美国福利制度的一项功能，而非一个缺陷。 因此，福利制度的优先事项并非减轻贫困，而是确保凡是能够工作的人都领不到公共救助——不管他们是否正在上学或照料幼儿。制度把短期自立置于提供长期脱贫工具之上。福利水平低得可怜，[^u019-018] 家庭必须另寻收入才能维持收支。结果既是普遍的欺诈，也是个人和家庭依法有权领取的福利被广泛地利用不足。[^u019-019] 1996年法案为个人领取福利设置了期限，施加工作要求，并大幅收紧资格规则。由联邦经营的“抚养子女家庭援助”（AFDC），被各州实施的“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取代。根据 PRWORA，联邦政府向各州提供明确激励，促使它们让尽可能多的福利人口投入工作。各州还可以自行规定比 PRWORA 设想的更严格的资格规则和更短的领取期限。[^u019-020] 该法案还通过要求单亲母亲指明子女生父，以及对家庭的 TANF 给付设定上限，赋予州政府深入女性个人生活和性生活的权力。后者意味着，“领取者如果在参加 TANF 项目期间生育更多孩子，不会得到任何额外的钱”。这些“家庭规模上限”通过禁止将新生儿纳入福利计算，试图阻止女性在领取福利期间继续生育。这暗含着：只有已婚父母生育的孩子才是“合法”的，而领取福利的母亲所生的孩子，按定义便不是“合法”的。在 PRWORA 的谈判期间，“大量讨论把‘非婚生育’描绘为美国最紧迫的社会问题，并迅速归咎于作为其根源的‘福利’”。[^u019-021] 法案起草者希望共同抚育孩子的父母结为夫妻；若没有婚姻关系，他们便决意更严格地执行子女抚养费要求。全国性计算机追踪系统的实施，使跨州寻找不与孩子同住的父母并扣押其工资变得更容易。无法或不愿指明孩子生父的母亲，可能失去 TANF 资格。从所谓“不负责任的父亲”那里追回的钱，除了转交家庭的50美元外，不是给孩子或母亲，而是给州政府，用以偿还原本就应由父亲负担的抚养支出。因此，母亲在经济上完全有理由拒绝指认孩子的父亲。[^u019-022] 各州也“可以自行决定拒绝向未婚少女母亲提供福利”，“可以强制少女母亲上学”，并“要求未婚未成年人同父母或监护人一起生活”，才能获得救助[^u019-023]——无论这是否最符合年轻母亲或孩子的利益。与此同时，“法案要求联邦政府每年花费5,000万美元，在美国学校开展一项新的禁欲教育计划”，[^u019-024] 并“对减少非婚生育数量的州给予财政奖励，条件是该州的人工流产数量没有相应增加”。[^u019-025] 然而，尽管 PRWORA 如此强调防止贫困未婚女性生育，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促进禁欲之外的避孕方法的使用或可负担性。PRWORA 真正试图消灭的问题，不是儿童贫困，甚至也不是父亲缺位，而是贫困女性——尤其是贫困的有色人种女性——在神圣婚姻界限之外的性行为。 ## 没有被收集的数据 各级政府的福利机构花费巨额资金，交叉比对数据库、追查福利欺诈热线提供的线索、进行毒品检测、实际跟踪监视穷人并依法起诉他们，名义上是要通过切断对福利骗子的给付来节省纳税人的钱。然而，几乎没有人努力衡量这些福利项目在真正减轻贫困方面究竟有多大成效。 自1996年以来，福利管理的分散结构，使得获得可在全国范围比较的福利人口、福利水平数据集，或防止欺诈与执行资格规定的成本数据，几乎不可能。由于福利项目由各州按县管理，联邦政府几乎无权监督或批判性评估福利水平是否充足、官僚流程是否合理，或在保障最贫困者获得体面生活质量方面的投资回报，更遑论帮助人们持久脱贫。例如，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保存的统计资料，衡量的是支出和受益者人数；它并不试图说明福利项目在多大程度上满足领取者的基本需要，也不说明项目管理得好坏。实际上，各州是以能把多少有需要的美国人从福利名册中剔除来衡量项目成效，而不问这些家庭此后遭遇什么。许多人只是丧失资格，于是停止获得援助。 关于福利与贫困的官方统计，以错误的方式衡量错误的事情，因而制造出不符合事实的“知识”：隐藏真实问题（饥饿、贫困），却凸显想象出来的问题（非婚生育、吸毒、欺诈等）。联邦统计并不衡量贫困的普遍程度及其人的代价，而是聚焦项目管理。例如，《提交国会的第十份 TANF 年度报告》指出，2011年四口之家（两名成人加两名儿童）的联邦贫困门槛是22,811美元，当年21.9%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1,610万名），2011年的儿童贫困率比2000年高5.7个百分点。但报告没有提到 TANF 或其他福利项目是否成功减少了贫困中的美国儿童人数——更不用说成人——也没有提到需求得到满足的比例。即便报告作者似乎也意识到了数据的局限，指出实际上只有少数贫困家庭得到了其应得的援助： > 符合资格家庭的参与情况 > 尽管许多人把 TANF 个案数量的下降视为福利改革成功的标志，但符合资格家庭的参与率急剧下降，也让人担忧它作为安全网项目的有效性。HHS 使用城市研究所的一个模型，估算根据各州规则符合援助资格的家庭中，实际获得 TANF 援助的比例。 > 如图2-E及附录表2:3所示，这一参与率数据表明：符合资格的家庭中领取 TANF 的比例，从1995年的84%下降到了2009年的32%。[^u019-026] 根据这些数字，理应能够把实际发放的福利与它原本要缓解的需求进行比较，但这种比较并没有进行。报告最接近这一做法的地方，是图9B“所有有子女家庭的收入贫困缺口，1997−2011年”。贫困缺口指的是，把所有贫困家庭的收入提高到贫困线所需要的钱数。然而，报告只提供有子女家庭的数据——这显示出对贫困成年人的漠视——而且既不按州，也不按任何其他类别细分。这些数字传达的事实是：2011年，需要765亿美元才能让所有美国儿童摆脱贫困；但报告止步于此，没有提供任何有助于实现这一目标的信息。 有关 TANF 的联邦统计例子，说明了一个更广泛的现实：对福利项目的评估，强调支出等投入，却忽视项目产出和其他人的福祉指标。从公共行政角度看，这有其道理：法律要求卫生与公众服务部收集并报告这些统计数字。但问题仍然是，它为什么不*同时*提供人的福祉指标？此外，某项实践由法律强制要求，可以解释它为什么存在，却不能构成道德或伦理上的正当理由。与许多其他情形一样——例如对揭弊者的法律保护——美国乃至更广泛的后现代社会，都缺乏一种机制，来调和合法之事与伦理或道德正当之事之间的鸿沟。 现有福利数据流最严重缺失的信息，可以归为三类：需求的范围、社会安全网满足了其中多少需求，以及防止欺诈的成本收益分析。人类历史上最富裕社会里的如此多成员仍有匮乏，这是应受谴责的；福利项目应依据满足这些需要的成效来评估。按州、县及不同人口维度细分的数据集和表格，若能考察前两类指标，就能揭示不同群体之间的结果差距，从而支持有针对性的补救。最后，防欺诈方案的有效性也应得到系统评估。成本高于节省金额的方案应被取消，其经费应重新投入福利给付。例如，2009年，加利福尼亚州审计长发现：“早期欺诈识别活动带来的可衡量节省，在 CalWORKs 项目中超过这些工作的成本，而在食品券项目中则接近收支平衡。”[^u019-027] 按这一逻辑，早期欺诈识别对 CalWORKS 而言是一项有价值的投资，对食品券项目却并非如此。更多州与地方审计人员、监察长应开展此类分析，并推动管理福利项目的机构同样这样做。 ### 结论 这个关于美国福利制度的简短案例研究，说明了控制论监控制度如何以错误的方式衡量错误的事情，进而制造不符合事实的“知识”：掩盖真实问题（饥饿、贫困），却凸显想象出来的问题（非婚生育、吸毒、欺诈等），从而延续既有的社会不平等。 对福利领取者的监控，压倒性地关注贫困女性的性与生育生活；查床、家庭规模上限，以及旨在抓出女性与无亲属关系男性同住的家访等做法，都体现了这一点。此外，贫困女性——而且越来越包括工人阶级女性——被剥夺获得避孕手段的机会，却又因怀孕而遭到羞辱和惩罚。随着堕胎医疗服务受到越来越多限制，传递给贫困女性的信息就是一个简单的二选一：结婚，或者禁欲。与此同时，贫困男性在很大程度上被排除于援助之外，因为大多数福利项目旨在支持儿童，连带支持其照料者——尽管后者也只是勉强获得支持。人们期望贫困男性与福利制度发生联系的主要机制，是子女抚养费的追缴。 矛盾的是，现实中福利欺诈确实普遍存在：既因为福利不足，也因为几乎不可能遵守那些卡夫卡式的福利规则。但与此同时，个人和家庭依法有权领取的福利也普遍没有得到充分利用。[^u019-028] 福利制度，尤其是“贫困家庭临时援助”（TANF）项目的指导原则，不是确保人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而是通过迷宫般的经济状况审查和申报要求来防止欺诈。[^u019-029] 各州以从福利名册中剔除多少有需要的美国人来衡量项目成功与否，根本不问这些家庭此后怎样。大量社会科学研究表明，美国福利制度的指导逻辑，并非贫困家庭的实际福祉，而是*因为穷人贫穷*就惩罚他们，把他们树立为警戒他人的例子，以阻止其他人也变穷。[^u019-030] 美国福利政策深受许多美国人对公共救助领取者的错误认识困扰。公众反对福利的立场，深深植根于种族主义的历史遗产。[^u019-031] 事实上，对社会安全网的反对，与“福利领取者绝大多数是黑人”这一错误看法相联系。[^u019-032] 反过来，关于福利及其受益者的信息与数据流，又妨碍纠正这些错误认识。制度一刻不停地搜寻穷人的每一点信息，以核实他们是否值得救助，却又刻意不提供能够帮助更有效管理项目的系统性数据。这是一个惊人的悖论：一个以收集信息为指导原则的制度，几乎没有产生能为公共政策提供实质性依据的数据。 美国福利管理是一个必须打破的恶性循环。只有当国家及组成国家的官僚开始用对人的影响因素，而非经济上节衣缩食的指标来衡量成功时，有意义的政策改变才有可能。鉴于美国的政治局势，公民社会应率先行动，尽可能制作这些数据集；或许可以聚焦某个州或地方辖区，再以这些数据向相关公共部门行动者指出他们自身数据的相对不足。立法和监管改革也同样必要。一旦县、州和联邦机构评估福利项目时，依据的不再是成本有多低、获得支持的人有多么少，而是人的需要是否得到满足，以及家庭是否在长期实现经济自立，我们就能开始建设一台控制论监控机器，让数据收集、行动和调整构成的良性循环持续下去。 ### 参考文献 Bussiere, Elizabeth. *剥夺穷人的权利：沃伦法院、福利权利与美国政治传统（(Dis)entitling the Poor: The Warren Court, Welfare Right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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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19-018]: 任何善意讨论福利欺诈的做法，都必须首先承认福利不足。以加利福尼亚州为例，截至2011年，联邦政府确定的三口之家适足照料最低基本标准为每月1,135美元。三口之家初次申请资格的最高收入为1,224美元，意味着收入超过这个数额的家庭没有资格获助。家庭必须已经远低于贫困线，才有资格申请救助。资产上限为2,000美元（包含老年人的家庭为3,000美元），另允许每位持驾照者拥有一辆汽车——这要求家庭几乎卖掉所有资产。无收入三口之家的每月最高福利为638美元（非豁免）或714美元（豁免），只比政府认定维持生存所需金额的一半略多。相比之下，麻省理工学院的“生活工资计算器”项目估算，这样一个家庭在加利福尼亚州维持收支，每年需要54,764美元，或每月4,564美元。参见 Amy K. Glasmeier、Eric Schulteis，《美国的贫困：生活工资计算器（加利福尼亚州）》（‘Poverty in America: Living Wage Calculator (California)’），*MIT*，2015，http://livingwage.mit.edu/states/06。 [^u019-019]: Gustafson, *骗取福利（Cheating Welfare）*. [^u019-020]: O’Connor, *美国福利制度政治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ystem）*. [^u019-021]: 同上。 [^u019-022]: 同上。 [^u019-023]: 同上， 第230页. [^u019-024]: 同上， 第231页. [^u019-025]: 同上。 [^u019-026]: ‘贫困家庭临时援助项目（TANF）：提交国会的第十份报告（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 Program (TANF): Tenth Report to Congress）’, *U.S. 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 12 December 2013, http://www.acf.hhs.gov/programs/ofa/resource/tenth-report-to-congress. [^u019-027]: Elain M. Howle, ‘社会服务部：CalWORKs 与食品券项目缺乏成本效益评估，并错失改进各县反欺诈工作的机会（Department of Social Services: For the CalWORKs and Food Stamp Programs, it Lacks Assessments of Cost‑Effectiveness and Misses Opportunities to Improve Counties’ Antifraud Efforts）’, *California State Auditor,* November 2009, https://www.bsa.ca.gov/pdfs/reports/2009-101.pdf. [^u019-028]: Gustafson, *骗取福利（Cheating Welfare）*. [^u019-029]: 同上。 [^u019-030]: Elizabeth Bussiere, *剥夺穷人的权利：沃伦法院、福利权利与美国政治传统（(Dis)entitling the Poor: The Warren Court, Welfare Rights, and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University Park, PA: Pennsylvania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Virginia Eubanks, *数字死胡同：信息时代的社会正义斗争（Digital Dead End: Fighting for Social Justice in the Information Age）*, Cambridge, MA; London: MIT Press, 2012; John Gilliom, *穷人的监督者：监控、抵抗与隐私的限度（Overseers of the Poor: Surveillance, Resistance, and the Limits of Privac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1; Gustafson, *骗取福利（Cheating Welfare）*; O’Connor, *美国福利制度政治史（A Political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Welfare System）*; Piven and Cloward, *规训穷人（Regulating the Poor）*; Karen Seccombe, *“你以为我开凯迪拉克吗？”：福利领取者对制度及其改革的看法（‘So You Think I Drive a Cadillac?’ Welfare Recipients’ Perspectives on the System and Its Reform）*, 第3版, Boston, MA: Allyn & Bacon, 2011; Joe Soss, *不受欢迎的诉求：美国福利制度中的参与政治（Unwanted Claims: The Politics of Participation in the U.S. Welfare System）*, 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2. [^u019-031]: Linda Gordon, *受到怜悯却无权获助：单亲母亲与福利史（Pitied but Not Entitled: Single Mothers and the History of Welfar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Jill Quadagno, *福利的肤色：种族主义如何破坏反贫困战争（The Color of Welfare: How Racism Undermined the War on Povert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u019-032]: Martin Gilens, *美国人为何讨厌福利：种族、媒体与反贫困政策的政治（Why Americans Hate Welfare: Race, M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Antipoverty Policy）*, Chicago, IL: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 如何让数字经济合作社化 **Trebor Scholz** 过去几年，由投资者资助的互联网企业持续不减地进军送餐、居家医疗、家政清洁和数据录入等市场领域，为顾客提供备受欢迎的即时便利。只需看看 Uber 应用基于地理定位的叫车功能，以及朋友间分摊车费、自动拼车等功能就知道了。与过去靠招手、电话和口哨叫出租车的低技术方式相比，这些技术功能是实质性的进步。对 Uber 司机的潜在好处也很明显：她可以想工作时就工作，应用也让别人容易找到她。公司让司机和乘客一样接受五星评级制度，这可能保护司机免受虐待。车费和其他费用自动扣收，避免了找零时的尴尬。一方面，Uber 的模式确实有一定益处，为处于工作间隙的人，以及其他迫切需要较为灵活工作的群体，提供赚取补充收入的机会。另一方面，如今已有一类专门的书籍、新闻报道、博客文章和研究论文，为攫取型平台经济造成的伤害提供了充分证据。[^u020-001] 弊端清单很长，包括低廉报酬、掠夺性市场行为、诸如“灰球”屏蔽之类的违法运营[^u020-002]，以及厌女的工作文化（想想 #susanfowler）。劳动者提起诉讼，要求把他们从独立承包人重新归类为正式雇员；印度也有数千名 Uber 和 Ola 司机罢工。在南非开普敦，Uber 司机起诉该公司，而且很可能建立一个合作社所有的平台。[^u020-003] 除了少数城市以及欧盟法院的一项判决这些显著例外，地方当局和政府一直热切地拥抱攫取型平台经济。[^u020-004] 尽管得克萨斯州奥斯汀顶住 Uber 和 Lyft 的压力，巴塞罗那也在制定有利于更公正共享经济的政策之际屡次罚款 Airbnb，这些努力仍有待发展为协调一致的全球反对行动。 ### 经济并没有为大多数人发挥作用 我们为什么需要平台合作社？讨论平台资本主义时只考虑平台，就如同为了说明福特主义而狭隘地研究流水线机械原理一样不足。平台经济与劳动状况，以及平台合作社所挑战的市场失灵和资本主义更广泛的问题，密不可分。 *收入不平等。* 共享经济出现在刻意推行的紧缩冲击背景下，这并不奇怪；这些紧缩接连发生于20世纪70年代的全球通货膨胀、80年代的公共债务激增，以及2008年金融崩溃之后。资本所得的增长超过劳动所得，收入不平等持续扩大。[^u020-005] 2015年，62人掌握的财富，相当于35亿人的财富总和。[^u020-006] 在大多数国家，女性在经济处境居于后半部分的人群中所占比例过高。此外，服务业以最低薪的劳动者为主，催生了一种新封建的仆役文化。2014年，美国黑人户主家庭的调整后收入中位数为43,300美元，白人户主家庭则为71,300美元。[^u020-007] *平台垄断与监控变现。* 网络已经跌到谷底；权力与监控的集中，同 Tim Berners-Lee 于1989年构想的万维网背道而驰。网络效应和数据集中赋予平台公司令人忧虑的权力，削弱了竞争，并制造出巨大的权力不对称。为什么网络财富的主要受益者应当只是少数所有者和投资者？这个问题不仅关乎在数字经济中为生计辛苦工作的人，也适用于 Google、Facebook、Twitter 或 Microsoft 的用户：他们无法控制那些组织自己生活的平台。劳动者和互联网用户在自己无从选择的条件下辛劳，为自己无法罢免的首席执行官工作。 *数字工作场所缺乏民主。* 民主是硅谷话语的核心，但它距离在网络上成为现实还很远。20世纪，政治民主的事业在许多国家取得进展；然而，工作场所民主的观念却绕过了数字工作场所。事实上，由应用中介的工厂车间里的劳动者，只要不符合国家劳资关系委员会对“雇员”的定义，就无法作为共享经济劳动者组织工会和开展集体谈判——这使劳工运动所争取的民主成果倒退了一步。[^u020-008] *停滞的权利。* 在 TaskRabbit 等数字劳务中介平台上工作的人，每笔交易支付30%的中介费；然而，作为独立承包人，他们享受不到工伤补偿、失业救济、医疗保险，也不受《公平劳动标准法》的最低工资保障。[^u020-009] *工资停滞。* 过去40年，大多数美国劳动者的实际工资停滞不前，人们越来越觉得资本主义不利于大多数人。#FightFor15 运动最初关注快餐业劳动者，后来诉求扩展为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超过100%；这一变化说明，1991年设立的每小时7美元25美分标准已无法维持生活。数字中介工作模式连现有的这点微薄保护也要规避，使问题更加严重。 *系统性种族主义。* 消费者也发现自己同样置身无人保护的环境；非裔美国 Airbnb 房客通过 Twitter 上的 #AirbnbWhileBlack 标签表达挫折感。[^u020-010] 一项研究发现，非裔美国用户的订房请求获接受的可能性，比白人用户低16%。[^u020-011] 另一项研究表明，有色人种叫出租车困难的问题，也持续存在于网约车平台：名字“听起来像非裔美国人”的用户，在 Lyft 上等待接受订单的时间更长，在 Uber 上被取消行程的次数则多一倍。[^u020-012] *选择的神话。* “灵活劳动者”不仅包括 Uber 司机，也包括咖啡师、众包劳动者、快餐厨师、模特和兼职教授。平台经济中的劳动者可以决定何时工作；但所谓选择，不过是决定一天中的哪14个小时工作，以及在哪个低薪平台工作，几乎谈不上什么选择。 *离开直接雇佣。* 过去几十年，美国劳动力市场越来越转向互联网。2016年，估计有5,500万美国人从事自由职业，反映出一种稳定的转变：从直接雇佣，转向由独立承包人主导的经济。同年，24%的美国人报告曾从数字平台经济中赚钱，而这一经济越来越受“五巨头”主导。[^u020-013] *隐形劳动。* 某清洁服务平台在纽约地铁里的广告夸耀：“曼哈顿486,679块地板，一尘不染。”支撑应用运转的专业清洁工却不见踪影——仿佛只需在手机上滑一下，你的公寓就自然变干净了。法学教授 Marion Crain 强调：“不可见性会对劳动者及其身体产生实际影响。假如劳动者在象征层面不可见，那么就没有人会看到他们的健康状况。”[^u020-014] *风险转嫁给劳动者。* Airbnb 是最大的酒店经营者，却不拥有任何酒店；Uber 是最大的出租车公司，却不拥有任何汽车。Uber 司机并没有与乘客“分享”自己的汽车：这些公司出租的是劳动者自己拥有的资产。固定资本折旧的成本被外包给了劳动者。共享经济公司依靠你的汽车、公寓、劳动，而且尤其依靠你的时间运转。Uber 和 Airbnb 是物流公司，所有参与者都向这个中间人交钱。 *残障人士的权利。* 有残障的美国人也成了平台经济的受害者。在规模扩张过程中，Uber 坚称，自己作为科技公司，履行《美国残障人士法》要求的责任完全落在其签约劳动者身上。加利福尼亚、得克萨斯、亚利桑那和伊利诺伊州的诉讼，促使 UberASSIST 等服务出现；但路上的无障碍车辆数量，远远达不到持牌出租车公司必须提供的水平。[^u020-015] 残障人士以“没有我们的参与，就不要替我们作决定！”为口号展开抗争。 *市场占用社会互惠。* 曾经处于市场交易之外的社会实践，如今受制于资本。加拿大技术专家 Tom Slee 观察到：“共享经济正在把一种严酷、放松监管的自由市场，扩张到我们生活中此前受到保护的领域。”[^u020-016] 共享经济本可以造福构成它的社群与个人，但攫取式投机导致的结果，与 BlaBlaCar、Couchsurfing 等当初提出的设想大相径庭。 *反文化的烟幕。* 零工经济正演变成一种危险的幻想；电视剧《硅谷》的讽刺准确得令人害怕。如今，仍会被攫取型平台经济的共享表演及其欺骗性的“同侪”话语蒙蔽的人，已经不多。共享经济的垄断企业把自己宣传成一位 #woke 的觉醒朋友，由首席执行官念出“我们彼此相连”的画外音，再以令人困惑的环境可持续性或“占领华尔街”典故收尾。它们的社群经理劫持的不只是开源与点对点项目的价值和社会资本，也包括合作社运动的价值与社会资本。创新的语言同样是这种话语混淆的一部分。一家公司若主要着眼于为股东创造短期收益，怎么能算创新？我们需要淡化这种创新，转而推动对更广泛、长期的影响、实际需要，以及以人为中心的经济的关注。 太多时候，所有这些挑战——从不平等到剥削——似乎都指向一种不可避免的劳动未来：不平等显著加剧，数字经济掌握在区区四五个参与者手里。保守派经济学家 Tyler Cowen 在《平庸时代的终结》（*Average is Over*）中，向我们展示了这一趋势的一种可能终局。他预测，很快就会出现一个占人口10%至15%的超级阶层，年收入超过100万美元。对于处于底部的85%，他设想的年收入则大致为5,000–10,000美元。[^u020-017] 在 Cowen 的图景中，我们无法阻止这样的未来：美国一个极小的“超级精英阶层”享受极其有趣的生活，其余人则被免费互联网和低薪零工麻醉，艰难地熬下去。 但劳动的未来绝非没有争议。既然这种经济并未为大多数人发挥作用，对其他经济模式的需要就既显而易见，又迫在眉睫。现在是合作社向平台资本家说真话的时候了。它们可以重新构想互联网中介的经济，使其为所有利益相关者谋福利，而不只是为股东谋利。 ### 赢家通吃经济的人性化替代方案 平台合作主义是以其他手段来组织经济。它是一场新兴但不断壮大的政治与经济运动，把合作社运动的价值同互联网技术——应用、平台和协议——结合起来，建设更公平的劳动未来。以自由软件运动的成功为基础，合作社成员、技术人员、工会活动者和自由职业者，正在创造一种植根于民主所有权、可以在不远的将来实现的具体替代方案，以取代攫取型共享经济。 平台合作社通过分散应用、协议或网站的权力，让收入低且不稳定的家庭能够从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的转移中受益。这一模式避开了“一键解决”社会问题的信念，把合作社丰厚的传统与价值同新兴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有望激发真正的创新。 平台合作社由最依赖它们的人——劳动者、用户及其他相关利益相关者——拥有和治理。最常见的平台合作社，通过网站或手机应用运营，促进商品或服务销售，与平台经济中的其他企业并无不同。平台合作社以多元、平等的所有权和劳动者自治为价值基础，力图创造一个有尊严、可持续的数字经济。平台影响着哪些人的生活与生计，平台合作社就把控制权交还给哪些人，以实现早期互联网的民主化愿望。 *平台合作社建立在一种行之有效的经济模式之上——它就在我们身边，显而易见却常被忽视。* 平台合作社以合作社商业模式为基础。合作社为攫取型经济提供了一种清晰而成功的替代方案，其历史可追溯到1844年在罗奇代尔成立的织工消费合作社“公平先锋社”。今天，合作社理解企业必须回应所有利益相关者的需要：不仅包括为它们工作的男女，也包括依赖它们的消费者，以及这些人生活的社群。合作社追求可持续性，以实例证明，掠夺性市场之外的选择是可行的。 迄今为止，美国合作社创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提供了250亿美元的工资与福利。每三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是合作社成员。[^u020-018] 合作社拥有及附属的保险公司，为2.33亿美国人提供服务。[^u020-019] 在全球范围内，AC Hardware、REI Coop、Ocean Spray、Mondragon、美联社和巴塞罗那足球俱乐部都广为人知；但由于它们很少对外展示合作社价值，公众很少意识到它们是合作社。 全球合作社企业雇用了2.5亿人。[^u020-020] Mondragon 经常被引用为在竞争市场中蓬勃发展的合作社实例，它是1956年在西班牙巴斯克地区成立的劳动者合作社联盟。它由劳动者所有，却并非由劳动者管理。[^u020-021] 截至2013年底，它在金融、零售和教育领域雇用74,061人。Mondragon 合作社以人文主义的企业观念联结在一起，其总经理的薪资不超过本合作社最低工资的五倍。相比之下，沃尔玛首席执行官的薪资，是沃尔玛劳动者工资中位数的1,034倍。[^u020-022] *现有的平台合作社与更大的生态系统。* 平台合作社能够克服不平等、盘剥众包劳动者、系统性种族主义及隐形劳动等挑战吗？几个例子可以勾勒平台合作社生态系统的概貌。 劳务中介 *Up & Go* 是一个平台，把用户与低收入移民女性提供的专业家政清洁服务联系起来；这些女性组织在地方合作社中。[^u020-023] 平台由使用它的女性共同拥有和治理。作为所有者，她们决定如何向客户提供服务。在企业平台抽成25%至50%的市场中，Up & Go 的95%利润归劳动者所有。Up & Go 为低收入社群提供有尊严的工作机会，并在一个以拉丁裔和非裔美国女性为主的行业中提供生活工资，惠及她们的家庭与孩子。 音乐流媒体网站 *Resonate* 提供一种由区块链技术驱动的“边听边拥有”模式。[^u020-024] Resonate 是一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给予各方民主控制权：艺术家占45%，听众占35%，员工占20%。在播放量为100,000次时，合作社支付给音乐人的报酬比 Spotify 高200%。 *Fairmondo* 是面向德国和英国、提供合乎伦理的商品与服务的合作社在线市场。它由买家、卖家、劳动者和投资者等不同利益相关者共同拥有；他们依照一人一票原则，对平台实行民主控制。[^u020-025] Fairmondo 颇具争议地将自己描述为 Amazon 和 eBay 的合作社替代方案，目标是挑战这类“赢家通吃”的市场。 *MIDATA* 是一家总部位于苏黎世、由合作社所有的在线平台，希望成为成员医疗数据的交换平台。成员利用一个开源应用，可以有选择地、安全地与医生、朋友和研究人员分享医疗数据。营利性研究人员在经用户同意后使用其数据，需要支付由合作社协商确定的费用。这些资金用于合作社的开发和管理，全部剩余资金都投入由合作社选定的公益项目。合作社希望以医疗数据作为概念验证，证明合作式数据汇集能够提供一种安全方式，将用户数据变现，以增进社会利益。 *Green Taxi Coop* 于2015年成立，是一家使用手机应用的合作社出租车服务。[^u020-026] 它有800名成员，其中包括来自37个国家的移民。[^u020-027] 美国通信工人工会第7777地方分会帮助他们扫除了监管障碍，并把一间地下室办公室租给 Green Taxi Coop。合作社向每位司机收取2,000美元启动资金；今天，它占有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网约车市场的三分之一。 这五个例子可以帮助你理解平台合作社的多种形式，但还有更多。对我来说，2014年是一个思想转折点：我提出了平台合作主义的概念，但当时还没有这一生态系统的名录。不过，很快就很清楚，作为一个生态系统，支持平台合作社的组织同样是重要行动者。它们提供的服务包括支付系统（例如 GratiPay[^u020-028]），或者 Loomio 这样的民主决策工具。[^u020-029] 得益于 Internet of Ownership 团队的工作，如今已统计出全球近200家平台合作社及相关组织。[^u020-030] 这些企业经营短租、交通、数据、金融、食品、治理、家庭服务、音乐和新闻等领域。平台合作社是支撑更公平劳动未来的一部分骨架。 ### Stocksy United 让我们仔细看看 Stocksy。2000年初，Bruce Livingstone 创办了图库摄影公司 iStockphoto，几乎立即实现盈利。[^u020-031] iStock 是首个此类网站，并逐渐支持起一个活跃的自由摄影师社群。2006年，Livingstone 以5,000万美元把公司卖给美国最大的图库图片机构之一 Getty Images。仅仅三年后，Livingstone 就辞职了。[^u020-032] Getty 收购后的第一年，把收入的29%支付给摄影师，这在当时属于图库摄影师的平均水平；但后来，这一比例最终降到仅有14%。[^u020-033] Livingstone 后来解释，自己被迫辞职，是因为拒绝执行损害 iStockphoto 社群利益的利润最大化政策。[^u020-034] 社群内的紧张加剧，iStockphoto 供稿者要求摄影师在公司拥有代表权，但 Getty Images 拒绝了。[^u020-035] iStockphoto 的第四名员工 Brianna Wettlaufer 谈到那段时期时说：“所有人的经历都一样。他们感到自己的权利被剥夺了。他们不再受到创作上的激励。那种魔力消失了。”[^u020-036] 2013年3月，Livingstone 和 Wettlaufer 用出售 iStockphoto 所得的资金，创办了新的图库摄影网站 Stocksy United。对他们二人而言，Stocksy United 是一个机会，可以根据在 iStockPhoto 的经历建立更好的平台。二人选择合作社模式，以保护摄影师利益，并确保类似 Getty Images 的收购，若未获合作社多数成员支持就不可能再次发生。[^u020-037] Wettlaufer 说：“我们意识到，这一次可以换一种做法。我们可以带着一种确保艺术家受到公平且合乎伦理对待的模式进入市场。”[^u020-038] *运作方式。* Stocksy United 注册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因为美国法律限制过多，无法高效管理向全球各国摄影师的付款。[^u020-039] Stocksy United 的960多名成员居住在65个国家，因此，有利于全球运营的法律是必要前提。[^u020-040] 如果全球性平台合作社要更普遍地挑战那些每进入一个国家市场就设立公司的投资者支持型企业，就迫切需要与地方政策制定者合作，建立能够支持它们的监管框架。 Stocksy United 把成员数量维持在较低水平，是合作社为实现可持续扩张而作出的战略决定。它最初有500名摄影师，后来才再开放500个名额；但每年仍收到约5,000份申请。 > 许多其他机构有超过100万名供稿者；到了这个规模，每个人都在上传同样的东西，只不过换了10种拍法，大家争抢那一笔销售，因为利润被分得太薄。我们想把人数保持在足够低的水平，让每个人的作品集能够持续增长，收入也能同样增长。[^u020-041] 据 Livingstone 说，这种缓慢增长让合作社成员能够建立个人层面的认识，在 Stocksy United 的论坛上相互通信，并帮助形成紧密团结的社群。当摄影师不再参与讨论，或开始减少投稿时，这些人际关系便让管理层能够主动联系并解决问题。为了确保这些联系不被破坏，潜在申请者会依据他们与现有供稿摄影师的差异受到特别评估。Livingstone 指出：“如果有人以某种风格拍摄某类内容，而我们又引进一个做同样事情的人，那就不再是合作关系——它会变得非常竞争。”[^u020-042] 2015年，Stocksy United 收入达790万美元，是2014年的两倍；其中超过一半，即430万美元，用于支付版税。[^u020-043] 大多数图库摄影公司支付销售额的15%至45%，而 Stocksy United 支付给摄影师的比例，非独家授权为收入的50%，独家授权则为75%。[^u020-044] 2015年也是平台首次出现收入盈余的一年，使其能够向合作社成员发放200,000美元股息。[^u020-045] 这一趋势延续到2016年：合作社实现1,070万美元销售额，得以发放300,000美元股息。[^u020-046] 作为一家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Stocksy United 章程规定三类成员分别享有不同比例的盈余：创始人与全职员工各获得5%，供稿摄影师获得90%，按每位摄影师在平台上的收入比例分配。[^u020-047] Stocksy 团队不打算让摄影师人数超过1,000人，因此它依赖这个相对较小群体的产出。他们必须提供符合 Stocksy 标准的产品。为此，合作社开展线上培训，向摄影师展示如何拍摄会被接受的照片；这一过程既培养摄影师的才能，也提高产品价值。Stocksy United 投资于自己的摄影师，而不是陷入让无数摄影师凭越来越低的报价与海量图片相互竞争的逐底竞赛。持续教育，是我在2014年为良好的数字劳动提出的原则之一，也是 Stocksy United 商业模式的一部分。 *所有权。* Stocksy United 是一家生产者合作社，其形式与“劳动者所有”的合作社相近但又不同。劳动者所有的合作社以个人为成员基本单位，把成员归为合作社雇员；而生产者合作社通常由独立经营者组成，他们共享合作社所有的基础设施，以获得规模经济的优势。[^u020-048] 例如，属于生产者合作社 Land of Lakes 的农民，共同分担加工和分销设施的成本，也共享销售产品的品牌名称；但他们仍是独立企业，并大体保有各自独立的市场渠道。[^u020-049] 同样，Stocksy United 的摄影师成员不是雇员，而是独立生产者；他们共同拥有推广和销售其作品的平台。Wettlaufer 说，之所以选择生产者合作社模式，是因为摄影师虽然希望有一个公平、合乎伦理地对待自己的作品销售渠道，却往往对合作社模式本身所提出的要求不感兴趣。[^u020-050] Stocksy 管理层正在学习如何让成员参与，向他们介绍合作社模式，并使成员所有者更有共同治理的意识。 申请成为合作社成员的人，必须通过 Stocksy 网站提交作品集供审核。从中选出的艺术家会收到联系，要求进一步提交完整分辨率的样片。[^u020-051] 将合作社成员上限定为1,000名摄影师，使平台可以密切观察成员的贡献；这也是 Stocksy 支持职业摄影师，而非只会批量制造廉价、“图库味十足”产品的人的目标的一部分。[^u020-052] *治理。* Stocksy United 的治理结构分为三组，各组参与合作社运营的程度不同。A 类由创始人和高级顾问组成。B 类是员工，也就是负责日常运作的人。C 类是摄影师。重大决策——例如修改利润分享条款或商业战略——会提交年度成员大会表决，任何成员都可以提出决议案。[^u020-053] 以成员投票为基础的决议模式，不仅要求组织透明，也给予成员在整体运营方面切实的发言权。当成员以400票对4票表决修改扩展授权的利润分享办法，同意把支付比例从100%的利润份额降至75%时，决议过程的实际潜力表现得格外清楚。[^u020-054] 成员决定把价值重新投入合作社，而不是由个人留存；Wettlaufer 说，那是“一个真正值得骄傲的时刻——每个人都真正致力于对公司最有利、也对他们自己最有利的事情”。[^u020-055] 1,000多人聚在一起讨论战略规划，听起来可能令人望而生畏；但 Stocksy United 的记录表明，以成员为基础作出决议的方法是可行的。合作社并非总像某些批评者说的那样需要做更多工作。（或如 Oscar Wilde 所说：“社会主义的问题，在于它占去太多个晚上。”）Wettlaufer 说：“关键在于你把努力投向哪里；因为说到底，经营一家企业，你总要对某个人负责；如果能选择对谁负责，我总会选择成员。”[^u020-056] Stocksy United 与传统图库摄影网站的区别，在于它重质量而非数量。Wettlaufer 说，合作社成员为平台只拥有700,000张照片而感到自豪；在一个把供图数量看作成功关键的行业里，这个数字非常低。[^u020-057] 合作社成员利用私人频道查看新投稿，通过赞成或反对票决定哪些适合网站。[^u020-058] 内容策展人拒绝约50%的照片投稿，视频内容的拒绝比例还要更高。[^u020-059] 目标是避免陷入 iStockphoto 创造的微图库行业的数量陷阱。Stocksy United 在图库摄影行业中占有某种声誉卓著的位置。它已向《财富》500强中的124家企业出售照片，[^u020-060] 作品也见于《Elle》和《Glamour》等杂志。[^u020-061] 合作社向摄影师支付公平报酬，并给予他们参与运营的发言权，因而得以避免逐底竞赛，生产它所谓的“可持续图库作品”，使平台目录增长时，作品价值不被稀释。[^u020-062] ### 兑现承诺 平台合作主义诞生才几年；它仍是一种尚未得到充分验证的经济模式，但其文化影响已不容忽视。合作主义者在基层开展工作；学者也超越了倡议和鼓舞人心的文章，创建了一个聚焦平台合作主义的新学术研究分支：在新型组织形式与创业方法方面，哪些有效，哪些无效。[^u020-063] 婴儿潮一代的退休浪潮迅速临近，企业主可能愿意接受劳动者收购；因此，把陈旧基础设施转变为平台合作社，也成为扩展这一模式的可行战略。同样，接管经营失败、原由风险资本资助的平台，也成为一种可能的改造途径。 #WeAreTwitter[^u020-064] 运动启发了许多记者、技术爱好者和合作社领导者，去思考我们最依赖的平台的所有权与治理问题。这场运动已为人所知。作为一项实际提案，它只取得了有限成功：2017年5月，Twitter 股东表决是否讨论将平台转变为用户所有的合作社。超过4%的 Twitter 股东投票赞成讨论提案，因此它如今可以在下一年的董事会会议上再次讨论。 ### 平台合作社模式的优势 与传统创业模式相比，平台合作社在市场竞争和社会效益方面都有许多优势。 *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 劳动者共同拥有并掌舵合作社，因此受到免于剥削的保护。在 Fairmondo 等平台合作社中，预算和其他财务数据对成员透明。 *留人成本更低。* 在通过所有权、透明度与控制权保护劳动者免受剥削的平台上，留人不那么成问题。考虑到 Uber 的攫取性做法，50%的司机在六个月后退出平台，只有4%的司机坚持满一年，这不应令人惊讶。[^u020-065] Stocksy 表明，摄影师若得到优厚报酬、培训机会，并能对平台上发生的事发表意见，就会留下来。 *收入盈余转交给成员。* 攫取型平台把收入盈余视为再投资的资本，或分给投资者的股息。相反，许多平台合作社在年末将盈余返还成员所有者。2015年向成员支付200,000美元股息的 Stocksy 采用了这种模式；Fairmondo 也是如此，它把年度盈余的25%返还成员。 *失败率更低。* 80%的合作社能够熬过开业后的前五年，而其他所有权模式的企业只有41%。[^u020-066] 一方面，这可能因为劳动者合作社本身比传统企业更具生产力，“员工工作得‘更好、更聪明’，生产组织也更高效”。[^u020-067] 另一方面，对合作社使命的信念，也能让企业维持足够久，直至取得成功。Fairmondo 如今已能自给自足，但其传播负责人 Christian Peters 形容，此前 Fairmondo “主要靠在那里工作的人的理念支撑”。[^u020-068] *资金在地方社群中流动。* 企业平台利用中介地位，从劳动者收入中抽取高额租金。这意味着，本应在每笔交易的地方参与者之间流转的大部分资金，被从社群中抽走。 *反对短期主义与必须增长的逻辑。* 以“退出”而非可持续经营为动力的硅谷模式已臻完善：1）投资一家初创企业；2）把技术开发到刚好足以扩大用户群；3）卖给更大的公司，换取丰厚回报。这种思维方式，培养出短期主义与不惜一切代价追求增长的信徒。 *合作式数据公地的前景。* Facebook、FitBit 和个人基因分析服务23andMe 等依赖用户数据变现的营利公司，并不为用户创造的宝贵数据付费。实质上，人们在从事无偿的数据劳动。与公司不同，合作社的优势在于，它们明确以相互受益为设计目标。健康数据合作社 MIDATA 希望让用户聚在一起，把自己产生的健康相关数据变现，尤其是我们每个人数量都相同的遗传数据。MIDATA 会把全部收入盈余捐给公益项目；与此同时，共同创始人 Ernst Hafen 指出，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合作社能够为当地人口带来可观收入。在“隐私是权利还是商品”的更广泛讨论中，合作式数据公地已触手可及。 ### 尽管存在障碍，优势仍然成立 平台合作社的普及面临几项关键障碍，给模式扩展带来困难，但这些障碍绝非不可克服。 *资金。* 在没有风险资本投资的情况下获得资金，是平台合作社面临的最大挑战。迄今，创始成员、多方利益相关者合作社的成员，以及基金会资金，常常承担启动成本的大头。平台合作主义联盟与 Outlierventures.io 正试验一种平台合作社加密代币，可用于向自由及开源软件（FLOSS）程序员付费。如果平台合作社的代码库能够自由授权给其他合作社，重复成本便可大幅降低。 *治理。* 分散各地的劳动者如何治理，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不过，平台合作社正在遵循一名劳动者一票的模式，探索新的劳动者代表机制；目前还没有占主导地位的形式出现。治理模式着眼于 Loomio 之类工具，以及通过选举董事会成员，让不同利益相关者获得民主代表权。 *营销。* 平台合作社可用的营销资源，与 Uber、Airbnb 等现有巨头相比微不足道；后者花费数百万美元，在各个城市培育网络效应。Crowdacting 等游击营销项目，也应利用传统合作社庞大的社会网络。[^u020-069] *价值主张。* 平台合作社必须始终关注强有力的价值主张。它们需要建立有尊严的工作实践，同时对消费者形成足够吸引力。 *网络效应。* 用户群越大，平台价值就呈指数增长。平台积累的数据越多，算法效率就越迅速提高。对此，一种解决办法可能是建立地方合作社联盟：各合作社在本地扩大规模，同时受益于参与更大的网络。另一种可能是，平台合作社在进入尚未开发、规模小到不足以引起“五巨头”兴趣的市场时，取得最大成功。 *监管。* 最后，现有平台在监管领域取得的突破，有某种双刃剑效应。例如，Uber 挑战禁止无牌网约车服务的地方规定，为网约车平台合作社打开了空间；但这些平台也能够游说取消有利于平台合作社的规定。 更广泛的问题仍然存在。合作社历史上的某些劣势，能否被平台合作社的技术可供性抵消？哪些民主治理模式能有效回应零工劳动者分散各地的现实？为什么选择进入数字经济的合作社相对较少？仅仅投票选董事会就足够了吗？是否存在被忽视的融资方案，例如区块链驱动的社会货币和加密代币？哪些界面设计模式能够抵消 TaskRabbit 等线上劳动力市场中有害的种族关系？哪些行业最有望推动这一模式增长？推动20世纪合作社运动的经济民主原则，如何进入当今新兴数字经济，并在其中加速发展？这类平台在实现可持续性的同时，数字经济的投资者怎样才能获得公平回报？鉴于不同形式的价值创造，可能在长期而非短期显现，我们怎样找到一种超越成败二分法的分析框架？ 平台合作主义可以补救资本主义的某些侵蚀性影响，提醒我们：劳动能够增进人的尊严，而非贬损人的体验。平台合作社不是治愈平台资本主义全部弊病的万能药。它们必须与团结经济、公地运动、共益企业、绿色行动者、地方主义运动及其他各类努力结合起来。大家有共同的斗争，平台合作主义可以为反对剥削这一共同敌人贡献自己的力量。现在是把一些伦理的丝线编入21世纪劳动织物的时候了。 ### 参考文献 ‘如何成为 Stocksy 供稿者（About Becoming A Stocksy Contributor）’, *Stocksy.com*, https://www.stocksy.com/contrib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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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20-015]: 也出现了“多伦多模式”等新进展：当地市政府实际上要求 Uber 为残障人士的乘车提供补贴；但此类做法仍寥寥无几。 [^u020-016]: Tom Slee, *你的就是我的：反对共享经济（What’s Yours Is Mine: Against the Sharing Economy）*,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5, p. 11. [^u020-017]: Tyler Cowen, *平庸时代的终结：推动美国走出大停滞时代（Average Is Over: Powering America Beyond the Age of the Great Stagnation）*, New York: E.P. Dutton & Co, 2013. [^u020-018]: National Cooperative Business Association, ‘建设合作的未来（Building a Cooperative Future）,’ *NCBA*, 2014. [^u020-019]: 同上。 [^u020-020]: ‘事实与数字（Facts and Figures）’, *International Co-operative Alliance*, http://ica.coop/en/facts-and-figures. [^u020-021]: George Cheney, *工作中的价值：Mondragon 员工参与面对市场压力（Values at Work: Employee Participation Meets Market Pressure at Mondragon）*,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9. [^u020-022]: ‘透视首席执行官薪酬：信息图（CEO Pay in Perspective: Infographic）’, *Payscale*, http://www.payscale.com/career-news/2013/03/ceo-pay-in-perspective-infographic. [^u020-023]: 参见 https://www.upandgo.co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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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020-053]: Trebor Scholz and Nathan Schneider (eds), *由我们改造，由我们拥有：平台合作主义的崛起，劳动未来与更公平互联网的新愿景（Ours to Hack and to Own: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 New York City: OR Books, 2016.​ [^u020-054]: Anna Bergren Miller, ‘访谈（Interviewed）’。 [^u020-055]: 同上。 [^u020-056]: Brianna Wettlaufer, ‘以 Stocksy United 看线上社群中的权力与伦理（Power and Ethics in Online Communities with Stocksy United）’, 讲座，科罗拉多大学博尔德分校，科罗拉多州博尔德，2016年9月15日, https://livestream.com/accounts/983593/events/6351458/videos/135862964. [^u020-057]: Nuno de Silva, 关于 Stocksy United 的报告，作者现场笔记，2017年5月23日。 [^u020-058]: 同上。 [^u020-059]: 同上。 [^u020-060]: ‘平台合作社 Stocksy United 收入翻倍至790万美元（Platform Co-Op, Stocksy United, Doubles Revenue to $7.9M）’, *Business Wire*, 8 June 2016, http://www.businesswire.com/news/home/20160608005340/en/Platform-Co-Op-Stocksy-United-Doubles-Revenue-7.9M. [^u020-061]: Amy Cortese, ‘零工经济的新变化（A New Wrinkle in the Gig Economy）’。 [^u020-062]: Brianna Wettlaufer, 关于 Stocksy United 的报告，作者现场笔记，2017年5月23日。 [^u020-063]: 越来越少的千禧一代愿意忍受传统结构中的身心耗竭。自上而下的企业越来越招不到人才。平台合作社可以怎样安排自身结构，以欢迎这些年轻专业人士？它们怎样才能吸引离开公司体制的人？ [^u020-064]: 参见 http://buytwitter.org. [^u020-065]: Chantel McGee, ‘报告称一年后仅4%的 Uber 司机仍留在平台（Only 4% of Uber Drivers Remain on the Platform a Year Later, Says Report）’, *CNBC*, 20 April 2017, http://www.cnbc.com/2017/04/20/only-4-percent-of-uber-drivers-remain-after-a-year-says-report.html; Chris Tomlinson, ‘问题出在 Uber 和 Lyft，而非城市规则（The Problem is with Uber and Lyft, Not City Rules）’, *Huston Chronicle*, 10 May 2016, http://www.houstonchronicle.com/business/columnists/tomlinson/article/The-problem-is-with-Uber-and-Lyft-not-city-rules-7450937.php. [^u020-066]: ‘2015年合作社经济：英国的所有权议程（The Co-operative Economy 2015: An Ownership Agenda for Britain）’, *Co-operatives UK*, http://www.uk.coop/sites/default/files/uploads/attachments/co-op_economy_2015.pdf. [^u020-067]: Virginie Perotin，转引自 Odin, ‘劳动者合作社比普通公司更具生产力（Worker Cooperatives are more Productive than Normal Companies）’, *Generational Theory Forum*, 13 May 2016, http://generational-theory.com/forum/thread-68-post-416.html. [^u020-068]: Felix Weth、Christian Peters、Merlint 及 Fairmondo 员工与作者的讨论，2015年。 [^u020-069]: 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u6tqZqoh8DY. # 全民基本收入是让你变得更穷的新自由主义阴谋 **Dmytri Kleiner** *本文最初发表于 Furtherfield。[^u021-001]* 基本收入常被宣传为一种能够解决不平等、减少人们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依赖的理念。然而，它实际上会加剧不平等，削减惠及大多数人的社会项目。 在2016年温尼伯两年一度的全国大会上，加拿大自由党通过了一项支持“基本收入”的决议。这项题为“减贫：最低收入”的决议列出如下理由：“加拿大贫富之间日益扩大的差距，将导致社会动荡、犯罪率上升与暴力。……在卫生、司法、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节省的开支，加上培养能够自立、缴纳税款的公民，将远远抵消这笔投入。”[^u021-002] 左翼许多人对全民基本收入等提案感到兴奋，是因为这些提案承认经济不平等及其社会后果。但仔细审视全民基本收入（UBI）预期如何运作，就会发现，它旨在为取消社会项目和把社会服务私有化提供政治掩护。自由党的决议也不例外。它呼吁“在卫生、司法、教育和社会福利方面节省开支，同时培养能够自立、缴纳税款的公民”，[^u021-003] 明确意味着削减社会支出和私有化。 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支持 UBI 已经很久。它早期的倡导者之一，就是新自由主义的守护神 Milton Friedman。在《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中，[^u021-004] Friedman 主张用“负所得税”来提供基本收入。他先声称私人慈善是减贫的最佳方式，并赞美那些在19世纪资本主义鼎盛时期为穷人提供慈善救济的“私人……组织和机构”，然后把私人慈善的消失归咎于社会项目：“政府福利活动扩张的一项主要代价，是私人慈善活动相应衰落。” 对 Friedman 及其众多强大追随者来说，贫困的原因是资本主义还不够多。因此，他们的解决方案是提供“基本收入”，以此消除社会项目，并用私人组织取而代之。Friedman 明确主张：“如果实行这一办法，来替代目前那些目标相同却杂乱拼凑的措施，行政总负担肯定会减轻。”[^u021-005] Friedman 接着列出他希望取消的部分“杂乱拼凑”的措施：各类直接福利支付与项目、老年救助、社会保障、受抚养儿童援助、公共住房、退伍军人福利、最低工资法，以及公共卫生项目、医院和精神卫生机构。 Friedman 还用了几个段落，忧虑依赖“基本收入”的人是否应拥有投票权，因为获得政治权利的受助者，可能投票要求更多钱和服务，代价却由不依赖这些援助的人承担。他以英国养老金领取者为例，得出结论：他们“至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摧毁英国的自由，或其以资本主义为主的制度”。[^u021-006] 另一位著名的自由意志主义 UBI 倡导者 Charles Murray，持有与 Friedman 相同的观点。在接受 PBS 采访时，他说：“美国一直很擅长帮助有需要的人。它并不完美，但一直做得很好。近年来，这些关系受到福利国家的削弱；在我看来，福利国家把公民文化掏空了。”[^u021-007] 与 Friedman 一样，Murray 把看似有效的私人慈善的消失，归咎于福利国家。 Murray 补充说：“首要规则是，基本保障收入必须取代其他一切——它不是附加项目。所以不再有食品券；不再有 Medicaid 医疗补助；你可以把整张清单逐一划掉。那些都不剩了。政府给钱；人类的其他需要，就由邻里、社群、组织中的其他人来处理。我觉得这很棒。”[^u021-008] 对卡托研究所而言，取消社会项目是“全民收入”含义的一部分。在一篇讨论芬兰试点项目的文章中，该研究所把 UBI 定义为：“废除现有福利制度，向每位成年公民发放相同的现金福利，不附加其他条件或资格标准。”[^u021-009] 而事实上，芬兰正在考虑的各种方案，都受到同一约束：基本收入的金额，不得超过它所取代项目所节省的开支。 ### “基本收入”不会减轻贫困 从社会福利角度看，把从医疗到住房、从儿童抚养到老年救助的社会项目，替换为基于市场和慈善的供给，显然会形成多层级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最贫困者也许能负担某些住房和医疗，但显然远少于富人——最关键的是，无法保证这些收入足以满足他们对医疗、托育、教育、住房及其他方面的实际需要；而这些需求只能通过营利市场与私人慈善来满足。 著名且备受尊重的经济学家 Hyman A. Minsky，专门考察 Friedman 的提案是否真的能改善穷人处境，撰写了《负所得税的宏观经济学》（*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u021-010] Minsky 研究一种“社会红利”的结果，即“向每一个活着的人，不分贫富、就业与失业、年轻与年老，按照权利支付一笔指定的货币收入”。[^u021-011] Minsky 明确证明，这种计划“即使在预算平衡的情况下也会造成通货膨胀”，[^u021-012] 而且“价格上涨会侵蚀穷人福利的实际价值……并可能给收入有限的家庭带来非预期的实际成本”。[^u021-013] 这意味着，通过 UBI 之类工具赋予公民的任何购买力提升，都会被必需品价格上涨完全吸收。 UBI 很可能不会减轻贫困，反而会加剧贫困。核心推理相当简单：人们为住房和其他必需品支付的价格，本来就取决于他们付得起多少。想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分配住房：最穷的人住最差的房子，最富的人住最好的房子。给社群里的每个人，无论贫富，都多一些钱，并不会让最穷的人获得更好的住房，只会推高住房价格。 如果 UBI 像 Friedman 设想的那样，以其他社会项目——例如医疗或托育——为代价，那么住房成本上升，就会从此前由社会提供的其他服务中吸走资金，迫使收入有限的家庭以接受更差或更少的托育或医疗为代价，来改善不达标准的住房，或者反过来。一个残障人士若因行动需要而必须额外花钱获得无障碍住房，基本收入余下的部分，可能不足以负担其同样需要的额外医疗。然而，取代经济状况审查及满足特定需要的专项计划，恰恰是 UBI 的核心主张。 认为只要不加区分地给人们发钱，把一切社会需要的供给留给公司，就能解决资本主义内部的不平等，这种想法极其可疑。对于 Murray、Friedman 这样提倡资本主义的人，这种观点并不意外；但它与反资本主义不相容。UBI 最终会落到资本家手里。我们需要的一切，仍将依赖这些资本家。然而，要真正减轻贫困，就必须让生产能力致力于为社会创造实际价值，而不是让逐利投资者的股东价值最大化。 ### 另一种基本收入并无可能 许多人并不否认：建制派倡导 UBI，只是为了取消社会项目；但他们设想，另一种基本收入是可能的。他们要求一种不理会 Charles Murray 所主张交易条件的基本收入，希望在其他社会项目之外再增加 UBI，包括须经经济状况审查的福利、住房保护、教育和托育保障等。这种观点忽略了问题的政治维度。提议在既有项目之外增加 UBI，是把“用保障收入替代社会项目”的普遍共识，误认成“增加社会项目”的广泛支持基础。然而，这样的广泛基础并不存在。 1943年，战时“充分就业”政策得到广泛支持，Michal Kalecki 写下了一篇卓越的文章《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u021-014] Kalecki 开篇写道：“如今，绝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即使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可以通过政府支出计划确保充分就业。”[^u021-015] 虽然他谈的是充分就业，也就是“一个足以雇用现有全部劳动力的计划”，[^u021-016] 但对 UBI 也一样。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会同意，为所有人保障收入的计划是可能实现的。 然而，Kalecki 最终认为，充分就业政策会遭到放弃：“维持充分就业会引发社会与政治变化，给企业领袖的反对带来新的动力。确实，在永久充分就业的体制下，‘解雇’将不再发挥纪律惩戒作用。老板的社会地位会被削弱，而工人阶级的自信与阶级意识则会增强。”[^u021-017] 如果允许资本家继续垄断商品供给，那么劳动者与资本家、或者富人与穷人之间的冲突，就不可能仅靠给人们发钱来绕开。这种想法忽略了政治斗争：劳动者力图维持或扩展“基本收入”，资本家则力图降低或取消它，以加强自己凌驾于劳动者之上的社会地位，保护“解雇”的权力。 企业领袖会竭尽全力反对增加劳动者的任何社会福利。在他们的统治之下，只有一种 UBI 是可能的：Friedman、Murray、加拿大自由党，以及所有希望让劳动者服从老板的人所支持的那一种。UBI 将不断遭受攻击。既有社会项目有经过规划的结果，深植于社会，难以消除；而 UBI 不过是一个数字，一个可以削减、取消，或者任由其落后于通货膨胀的数字。 UBI 不会减轻贫困，还会把社会必需品变为逐利产品。要真正应对不平等，我们需要充分的社会供给。如果我们希望减少经济状况审查，以及对资本主义雇佣关系的依赖，可以通过供给能力规划来实现。我们的政治诉求，应要求为所有人提供足够的住房、医疗、教育、托育，以及一切基本生活必需品。我们需要提出并争取的，不是基本收入，而是基本结果——生存与正义的权利，而不仅是消费的权利。 ### 参考文献 Friedman, Milton.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Hughes, Charles. ‘芬兰将以基本收入实验开辟新领域（Finland to Break New Ground with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CATO Institute*, 9 December 2015, https://www.cato.org/blog/finland-break-new-ground-basic-income-experiment?utm_content=buffer3f10a&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Kalecki, Michael. ‘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October (1943): 322-330. Minsky, Hyman P. ‘负所得税的宏观经济学（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Hyman O, Minsky Archive*, 16 May 1969, http://digitalcommons.bard.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28&context=hm_archive. Murray, Charles. ‘自由意志主义者 Charles Murray：福利国家掏空了我们的公民文化（Libertarian Charles Murray: The Welfare State has Denuded our Civic Culture）’, *PBS News Hour*, 10 April 2014, https://www.pbs.org/newshour/nation/libertarian-charles-murray-the-welfare-state-has-denuded-our-civic-culture. ‘减贫：最低收入（Poverty Reduction: Minimum Income）’,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https://winnipeg2016.liberal.ca/policy/poverty-reduction-minimum-income/. [^u021-001]: https://www.furtherfield.org/universal-basic-income-is-a-neoliberal-plot-to-make-you-poorer/. [^u021-002]: ‘减贫：最低收入（Poverty Reduction: Minimum Income）’, *Liberal Party of Canada*, https://winnipeg2016.liberal.ca/policy/poverty-reduction-minimum-income/. [^u021-003]: 同上。 [^u021-004]: Milton Friedman, *资本主义与自由（Capitalism and Freedom）*,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2. [^u021-005]: 同上，第158页。 [^u021-006]: 同上，第160页。 [^u021-007]: Charles Murray, ‘自由意志主义者 Charles Murray：福利国家掏空了我们的公民文化（Libertarian Charles Murray: The Welfare State has Denuded our Civic Culture）’, *PBS News Hour*, 10 April 2014, https://www.pbs.org/newshour/nation/libertarian-charles-murray-the-welfare-state-has-denuded-our-civic-culture. [^u021-008]: 同上。 [^u021-009]: Charles Hughes, ‘芬兰将以基本收入实验开辟新领域（Finland to Break New Ground with Basic Income Experiment）’, *CATO Institute*, 9 December 2015, https://www.cato.org/blog/finland-break-new-ground-basic-income-experiment?utm_content=buffer3f10a&utm_medium=social&utm_source=twitter.com&utm_campaign=buffer. [^u021-010]: Hyman P. Minsky, ‘负所得税的宏观经济学（The Macroeconomics of a Negative Income Tax）’, *Hyman O, Minsky Archive*, 16 May 1969, http://digitalcommons.bard.edu/cgi/viewcontent.cgi?article=1428&context=hm_archive. [^u021-011]: 同上，第1页。 [^u021-012]: 同上，第4页。 [^u021-013]: 同上，第5页。 [^u021-014]: Michael Kalecki, ‘充分就业的政治方面（Political Aspects of Full Employment）’, *Political Quarterly*, October (1943): 322-330. [^u021-015]: 同上，第322页。 [^u021-016]: 同上，第322页。 [^u021-017]: 同上，第326页。 # 不稳定性是当下，全民基本收入是未来 **Patrice Riemens** > 只有对于完全处于控制之下的人口，人们才会考虑提供全民收入。——隐形委员会，《现在》（*Maintenant*） 谈到大多数人的经济未来，以及“劳动力市场”，UBI——普遍、无条件的基本收入——是一个热门话题。令人惊讶的是，UBI 的必然性被视为理所当然，但围绕其形式与实施方式的激烈争论，却令人混淆 UBI 代表着、或应当代表什么。本文试图概括常见的对立观点，并提出一种简单的解决办法，以就此达成共识。 本文将不稳定性定义为：对自身经济和／或社会未来所面临的、令人无力应对的不确定性。如果不稳定性是问题，那么 UBI 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答案。 无论全球南方还是北方，越来越多人的处境越来越不稳定，这是当下最紧迫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贫困与不平等既是其结果，也是最明显的症状。它表现为匮乏、无家可归、身心健康不佳等困境，打击着人数众多且不断增长的人群；也表现为更广泛的长期经济不确定性与脆弱性。此外，它还损害整个社会的福祉，使社会“更刻薄、更瘦削”，减少善意与团结。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它终究会伤害经济，而且程度不小。 如今，不稳定性直接或间接影响着广大人口。它显然影响弱势群体，但也伤及许多生活较优裕的人。中产阶级越来越害怕成为经济崩溃和社会地位下降的受害者。他们的子女常受过高等教育，却面对一个稳定职位不断消失的劳动力市场。未来似乎看不到更好生活的前景，甚至连过上父母曾享有的生活都没有希望，这令人深感焦虑。 提供普遍、无条件的收入，是唯一合理而现实的答案。不过，应当意识到：即使 UBI 最终得到恰当实施，也绝不可能一举解决社会的众多社会经济问题；局部贫困仍会存在，不平等会减少，但不会消失。更重要的是，人类仍须坚定应对前所未有的多重危机汇流，其中首要的是环境危机。但有了 UBI，这项事业的成功机会肯定会提高。 ### 工作的性质与估值如何变化，以及由此产生的后果 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前提是：由于机器人和算法，我们熟知的规律、安全、长期的受薪就业将大幅消失。观察当前趋势的人谈论一场重大颠覆，预测各种人工智能不仅会摧毁低技能工作（例如清洁），也会摧毁较高技能职业（例如会计），只给人类留下少数尤其富有创造力和创新性的任务。这种假设看似合理，却并非完全有据。它取决于马克思主义者所说的“社会生产关系”的演变。在某些不受欢迎的社会政治安排下，只要成本足够低，大规模自动化同样可能带来大量“苦力劳动”。然而，我们可以确定，熟悉的工作形态正在消失；年轻一代已经在经历这一点。 无论是工作岗位彻底毁灭，还是大规模转移，都会形成这一局面。这也是另一项不幸发展的后果：传统社群与家庭纽带瓦解，“照护”等必要工作开始工资化。然而，这些新近工资化的工作并没有变成薪酬公平、稳定可靠的就业，反而变成各种灵活、剥削性的合同安排或非正规安排。这又催生一种观念：所有工作都应以这种方式看待和付酬。企业及其右翼拥护者长期以来一直提出这种要求，如今越来越成功地把这一“新常态”强加为普遍就业模板，将此前的受薪工作变成不可预测的岗位，既没有保障和权利，薪酬也更低，工作条件恶化，福利缩水。 社会正在摆脱“历史上把工作与受薪劳动不当地等同起来的做法”（Carlo Vercellone），但它似乎抛弃的是工资，而不是工作。正确理解并实施的 UBI，应当建立完全独立于工作——无论工作是否有薪——的收入保障。 受薪工作不断消失，滋生了一种在自由意志主义和新自由主义圈子里广泛流行的反常信念：传统的集体劳动没有价值，应被鄙弃。功绩和价值应只属于个人创业，而支撑创业的劳动，则应为利润而被无情地灵活化。劳动与其他所有“生产要素”一样，被认定其基础价格为零；这意味着，任何增加额都应被视为成本，并尽量削减。 工作与稳定工资之间牢固联系的消退，已经得到充分理论阐释。“零工经济”与“优步化”，正是自由意志主义精英所赞美、却很难得到被环境逼入其中者赞美的经济关系的典型。工作若获得报酬，支付的也是实际工作的成果，费率往往低得多。我用法国“演艺间歇工”（*intermittents du spectacle*）的例子说明这一点，Bernard Stiegler 等人曾描述过这一群体。“间歇工”在文化演出季从事文化活动和制作的技术工作，因此一年中只有一部分时间受雇。他们处于兼职就业状态（所以称为“间歇”），却是全职工作：在文化季的“闲暇期”（大约7–8个月），他们几乎一直在接受教育和培训，磨炼在夏季活动中完成各种任务所需的技能。后者的工作被看作纯技术性、例行性工作，并据此付酬；但“闲暇期”真正进行的工作却没有工资。演出季里有薪的岗位，只是把此前工作的成果付诸实践，而且按贬低后的费率支付。劳动者努力保持高技能能力，却在一年中的部分时间里只拿低技能工资；而投入其中的时间，只以失业补助形式获得回报。不用说，这种补助本身也受到雇主的大声攻击，因为“间歇工”在这段时间没有进行可见、因而可量化的工作。 这种模式起源于“文化生产”领域，现在正成为更多职业的“新常态”。它扎根于传统上资金不足、受人轻视的艺术文化领域，并非不幸的巧合。它反映了经济许多部门中工作日益“非物质化”的性质——例如由“工业生产”转向“服务”——在这些领域，更容易实行工作与报酬之间不规则的关系。这就是为什么签订短期和兼职合同的教师，不再因备课和参加进修课程所花的时间获得报酬。 因此，各种工作在金钱待遇与就业保障方面都有降格的趋势，而工作条件恶化的速度，几乎比薪酬下降还快。这源于上文所述的有害经济话语，我们应认识到其深刻的意识形态性质。当只有创业受到重视时，“普通”工作及从事它的人，就变成了麻烦，成了一个可以最大限度压缩的成本因素。难怪这种态度常常伴随对完全自动化的痴迷幻想：对零劳动成本的幻想，只有关于“雇用”机器人的直接与间接成本的妄想，才更胜一筹。 广泛采用的有害算法管理工具进一步助长了这一点。Cathy O’Neil 在其同名著作中，恰当地将其称为“大规模数学毁灭性武器”（*Weapons of Math Destruction*）。不要误会：这种管理企业经济的观念，并不只是照常做生意；它们从长期看，也有损于健全而可持续的企业经营。既然短期主义的后果早已众所周知，说到底，就是掌舵者中饱私囊。 UBI 打破了“必须靠工作挣钱才能生存”的普遍信念，社会似乎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继承了这种信念（“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UBI 向所有人保证一种可接受的生活水准，因而阻止了大多数人在工资、工作条件与收入保障方面可以预见的逐底竞赛。它使99%的人能够主张并落实说“不”的权力。反过来，如果没有 UBI，未来全球工作场所中报酬越来越微薄的职位，将在越来越恶劣的条件下延续。整个社会会退回一种近似霍布斯式的状态：孤独、贫穷、污秽、残暴而短命。希望即使1%的人也无法接受这种情景。因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UBI 既必要，也不可避免。 ### UBI 应当是什么——又不应是什么 在考察了那些指向实施 UBI 的物质因素之后，也必须考察非物质因素。 如果把 UBI 不仅理解为个人收入的一点支撑，还理解为迈向更公平社会的必要基石，那么仅仅从严格的个人保障角度看待它，就不可能实现这一目标。纯经济的 UBI 路径，可能变成“改革”福利国家的论据，不仅替代个人福利，也替代集体福利。这就是右翼几乎不加掩饰的设计：一心要彻底废除福利，在国家预算中节省巨额开支，再立即把这些节省转变为对富人的减税。 因此，UBI 不仅必须是一项收入保障，也必须保证一个人作为充分参与社会的成员所拥有的机会。后者使自由成为可能：既是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例如免于恐惧；也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即增强按自己意愿行动的可能性。因此，UBI 是一个公正且更和睦社会的先声，也是实现它的前提。 我们也可以把 UBI 看作一个人对社会所作贡献应得的回报，而这种贡献仅仅凭借其存在——仅仅因为他或她身在其中——就已成立。乍看之下，这似乎晦涩难懂，但它与宪法层面赋予每个人的权利并无不同。它只是把这些权利延伸至物质领域；大多数宪法早已载明这样的权利：保障每位成员的福祉，是社会首要而最终的责任。 我们可以得出结论：UBI 应当、也只能是一种回应社会贡献的福利，代表一项普遍且无条件的权利，即获得维持体面生活所需的物质手段。它提供一个包容所有人的机会，让人们积极、充分地参与社会生活。我们所说的是一种自由：从事既有益于社群，又使从事者获得满足的活动；而这在当前条件下极其匮乏。如果 UBI 得以实现，毫无疑问，一种不同类型的人类社会将逐渐形成，至少会认真着手发展所谓的“绿色资本主义”。当然，人们也可以希望、宣传并斗争，以争取更多，争取社会发生广泛而真正的转型，迈向我们共同渴望的可持续未来。 现在可以转向一些一直困扰 UBI 辩论的实际问题。 ### 关于 UBI 常被提出的3个实际问题 #### 1. UBI 能够获得财政支持吗？ 答案是毫无保留的肯定——钱是存在的。但前提是有足够强的政治意愿，采取必要的经济措施，尤其是税收领域的措施。这需要相对容易、尽管在政治上令人望而生畏地重新调整各类负担者承担财政负担的比例，也就是家庭与企业之间的比例。稍长一些的时期内，还需要经济发生实质性的“去金融化”：把社会信用货币余额中“非物质”（亦即“虚拟”）货币与“物质”（亦即“真实”）货币的比例，近乎倒转过来。事实上，全球金融领域滚动的金额，是实际落地的经济活动总和的10倍，甚至更多。UBI 一旦引入，很可能进一步加速这种转变，因为当前金融巨兽在很大程度上以债务为食，而大量债务来自消费信贷。 税收方面，在仔细研究对财富和收入分配的影响——尤其是对较贫困人口收入的影响——之后，可以考虑把税制完全简化为一项单一措施：对所有货币和金融交易，也就是对所有正式的货币流动征税。 #### 2. 引入 UBI 会压低与工作相关的收入、工资和其他报酬吗？ 这里的答案是否定的，但需要稍多一些限定，因为很大程度取决于 UBI 的具体实施方式。不过，真正的 UBI 会把个人收入底线设在足以满足其所有基本需要的水平。显然，问题在于如何定义基本需要。标准定得越高，筹资就越困难。反过来，标准太低，又会抹去 UBI 原本旨在提供的机会。在劳动力市场上，对求职者来说最重要的机会，是有效地说“不”的权利。这是实施可持续且有效的 UBI 政策时最棘手的问题。然而，无论如何，对于那些本质上无法归入志愿活动、且仍存在需求的工作，必须支付足够报酬，仍然是商业领域的现实。因此，企业若想招募有动力的合作者，就必须提供恰当的收入。 因此，一旦建立合理的 UBI 标准，就没有太多理由相信“劳动的通行价格”会显著低于当前水平。工资甚至可能上升，因为有了 UBI，公地领域会开放许多令人满足的活动，企业不得不与经济中的非商业、非营利部门竞争。 这也是拒绝某些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意见领袖所提 UBI 变体的主要理由：他们打着预算中性的虚假旗号，把大幅削减甚至彻底废除社会／公共服务，作为引入 UBI 的交换条件。这种欺骗性的新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解释，不仅会让不稳定性的祸害持续，还会很快把 UBI 从99%人群的最低收入，变成最高收入。 #### 3. 实施 UBI 后，我们熟知的福利将处于什么位置？ 答案是：它应当大体保留，同时彻底改革。新自由主义／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说勉强接受了 UBI 的不可避免性后，要求以大规模削减、甚至彻底废除我们熟知的福利来交换。然而，削减社会福利，以及住房、医疗、教育等公共服务供给的补贴，会立即转化为 UBI 领取者的额外支出，抵消它所代表的一切进步。削减补贴、提高公共服务价格，也会破坏 UBI 的另一个关键目的：在大多数人经济处境动荡的时代，换取社会安宁。 因此，维持一个与向所有人提供基本服务相一致的福利国家——扣除直接货币转移——不仅是相伴而生的条件，更是真正 UBI 不可或缺的前提。最终，UBI、此类补贴的保留，以及以预算中性水平提供公共服务，都必须通过动员社会现有资源来筹资，也就意味着提高税收。许多经济学家已经算过账，得出的结论是：UBI 实施后总体税收水平确实会上升，但远低于反对者所声称的程度。此外，如前所述，税收方式的改变会改善贫困家庭的收入处境，对普通纳税人的影响则很小或没有影响，尽管较富裕阶层承受的影响将大于目前。 现在我们可以看看与 UBI 辩论相关、或妨碍这场辩论的其他一些重要问题。 ### UBI 的政治结果与后果 越来越多的人感到经济及其他方面缺乏安全感——“不稳定性”这一说法的流行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使他们对现有政治安排心怀不满。 在全球北方，这推动了极端政治运动的出现和急剧扩张，尤其是在政治光谱的右翼。这些运动威胁民主、法治、艺术文化，以及普遍意义上的人权和基本自由。与政治左翼的论点不同，右翼的论点正被既有的右翼（包括中右翼）政党所采纳，而且这种采纳并不怎么缓慢，也不怎么隐蔽。 我们绝不应忘记20世纪30年代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崛起。无论这一事实多么令人不适，这些确实是群众运动；此前的当权者无力或不愿阻止资本主义危机及随后的大萧条造成的普遍贫困，极大地帮助了它们的兴起。我们正在走近一场规模同样巨大，甚至可能更大的危机。 这一教训应该很清楚；UBI 显然是避免灾难一再重演的唯一选择。不论是有意为之还是疏于作为，未能正视这一点的决策者，都可以肯定会很快为自己的短视付出代价。 ### UBI 对移民产生“拉力效应”的风险 在讨论 UBI 可能产生的结果时，这确实是房间里的一头大象：一个显而易见却被回避的问题。某些圈子广泛认为，在一个地区向所有人发放 UBI，会吸引大量贫穷的外来者，使制度无法持续；反对他们的人则同样普遍压抑这一议题。两个极端都不可取，也都妨碍冷静推理。 拉力效应确实可能存在。但应结合当下与未来情境来理解。向移民不受限制地提供 UBI，与向定居人口提供 UBI 的结果不同，因为移民通常不只想为自己赚钱，也想为故乡的亲属赚钱。因此，他们积极储蓄并汇款，而这种做法会削弱 UBI 一个未被明说、却并非无关紧要的目的：推动本地商品和服务需求。 除了禁止移民——这种做法既不切实际，也冒犯基本的道德——还可以有几种应对办法。 首先，应处理在整个社会中造成的失衡，尤其是过度市场化和金融化带来的失衡。就 UBI 而言，可以通过免费提供一篮子社会物品与公共服务，例如医疗和教育，或仅象征性收费，例如住房、公用事业和交通，使其中一部分“去货币化”。这样就能把部分 UBI 保留在为它筹资的经济体内。把地方货币的使用正规化并加以扩大，也是一个选择，这些货币可能带有持有费（参见 Silvio Gesell）。让部分 UBI 通过地理使用范围受限的电子工具，例如芯片卡，支付，在技术上可行，但会缩减领取者可自由支配的收入。一些 UBI 蓝图甚至提出非法定加密货币，不过随后会出现普遍可用性等严峻问题。 最后，可以用移民最初没有 UBI 资格，来交换允许他们自由进出某个分配 UBI 的辖区。然后，移民可以逐步获得 UBI，比如经过几年后，就像归化入籍一样。这也能缓解对“外来者海啸”的恐惧。 ### UBI 会造就“成群的沙发土豆”吗？ 道德感极度高涨的 UBI 反对者常声称，在许多其他恶果之外，UBI 实际上等于奖励懒惰，让受益者陷入一年365天、每周7天、每天24小时对着屏幕发呆的终极昏睡。美国对社会福利、尤其是 MedicAid 医疗补助领取者的一些调查，可能提供某种佐证。他们还指出，在我们彻底碎片化、个人化的社会中，近乎不间断地使用“社交”媒体会成瘾，尤其在教育和技能有限的人群中。 不过，这似乎是一种夸张的情景。可以预期，UBI 一旦实施，至少会推动社会部分地转向更多志愿工作机会、更融洽的交往，以及总体上更合作、更从容的生活方式。这会同时提供机会与动力，使人们以某种方式参与“公地”。肯定会有少数人偏好享受别人眼中完全空洞的闲散，但这个比例会小到完全可以容忍：每10个领取者中1个？每8个中1个？这不是抛弃 UBI 的有效理由。 ### 税收与“贫困陷阱” 我们已简要讨论过：只要改革当前税制，UBI 就是负担得起的，即便它将成为公共支出的主要组成部分。这绝非不可行，甚至并不前所未有。例如，法国社会保障制度消耗当前 GDP 的30%（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刚建立时为100%！），但没有人认真建议废除它。 不过，一些棘手问题仍未解决；如果不仔细处理，可能使 UBI 的实施脱轨： #### 1. 实施 UBI 后的直接税（所得税） 有人建议，对 UBI 之外赚取的第一单位收入就征收所得税，最好再结合较低的单一税率——这是政治右翼长久的梦想。这种建议应受到抵制：它与削减社会和公共服务一样，会使领取者实际可支配收入下降到不可接受的程度，也会减少可征收的税收总额。 在 UBI 之外，还应给予相当额度的税收抵免／减免——我的直觉是，最高可达另一份 UBI 的金额——以最大限度鼓励人们以某种形式参与经济生活。超过这一额度后，所得税率不应统一，而应累进，并且是陡峭的累进，既为 UBI 筹资，也减少收入不平等。与此同时，应对非常高的收入实施惩罚性税收，以进一步减少物质不平等。这不过是回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全球北方持续了二三十年的局面：当时某些国家的最高边际税率，高得令人惊讶地接近100%，例如美国！ #### 2. 间接税与 UBI 通过对消费征收高额税款，尤其通过销售税和增值税（VAT），来主要资助 UBI 以及一般国家开支的想法，得到了令人不快的广泛支持，尤其在右翼。这恰恰印证了经济学上承认、政治上却忽视的一点：间接税高度累退，有利于社会中较富裕的部分。事实上，提高增值税，发挥着无法实现的单一所得税的替代作用，也应基于同样理由予以拒绝。消费税对低收入者的影响远大于对富人的负担，因为富人在投资、储蓄等方面投入的更多资金，税负较低，甚至不征税。因此，高水平间接税不可避免地抵消 UBI 的部分预期收入效果；但对环境或其他社会层面有害的消费项目征收高额惩戒税，应当允许。 #### 3. 实施 UBI 后的社会福利，以及“贫困陷阱”的祸害 我们已经指出，在 UBI 实施后削减社会福利，完全不可取。但按许多辖区现有的管理方式维持它们，也是一条死路。在当前安排下，福利领取者的收入增加，福利就逐步退出。遗憾的是，这种“收入递增、福利递减”的政策，实际上相当于对新增收入征收接近100%、有时甚至超过100%的税；如果这落在富裕公民头上，当然会被视为完全不可接受。目前，这种情形强烈抑制人们接受任何薪酬不很高的工作，而实施 UBI 也不会改变这一点。因此，逐步取消收入支持补贴本身可以接受，但必须像累进所得税的分档那样，极为渐进地进行，避免造成新增收入的不公平损失。 现在应该很清楚，UBI 要求以新方式处理税收及一切影响家庭收入的相关安排。但同样应该清楚，这种方式必须谨慎，以免出现反常的负面效果。一个务实、尽管在政治上棘手的做法，是如前所述，将税收的主要负担从个人（“家庭”）转向公司（“企业”）。在我看来，一个更激进、但更可取的做法，是抛开税收这一整套概念，转而对账簿货币——富人与公司的货币——的流动征收一种单一、普遍的费用，同时让现金及其尚待开发的电子替代物免于负担。这无疑是大胆的想法，显然需要进一步研究。但从长期看，它可能是我们通向更好社会的唯一道路。 ### 为 UBI 筹资的“问题” 对于任何“别无选择”（TINA）式的 UBI 反对意见，答案简单得近乎荒唐——尽管很难以政治上有用的方式理解它——只需要对政府在三个选项中选择两个的决定作一点基本修改，因为这三个选项无法同时实现。 这三个选项是：（i）维持／提高本国全体人口的生活水平；（ii）允许资本在税制、劳动法等治理方式不同的辖区之间自由流动；（iii）稳定货币价值，即本国记账单位相对于其他国家记账单位的汇率。 在由新自由主义、且越来越由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推动的跨国资本主义下，这一选择总是偏向后两项，以第一项为代价，尽管第一项代表着绝大多数人。 扭转这一选择，是大规模引入 UBI 的首要条件，同时也是其不可逃避的结果。它还会产生一个积极效果：大幅削减1%人群的租金收入。 ### 基本或最低收入、可支配收入与 UBI：欢迎来到混淆中心 在当前安排下，所有较低收入，无论来自工资还是社会福利，都有一个共同属性与趋势：支付一切必要、不可压缩的支出（如房租、保险、税款等）后，家庭剩余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比例不断下降。即使收入本身并未减少，甚至温和增长，情况也如此。这是实施 UBI 之前和之时，首先需要考虑并逆转的事情。因此，必须确保 UBI 领取者保有充足的可自由支配收入余量，因为这是缓解不稳定感、鼓励主动行动的基本条件。 UBI 的金额应定为多少，是一个棘手问题。意见差异很大；除了真实或被认为存在的筹资问题，还因为人们把 UBI 与最低收入或“基本”收入混为一谈。更好的起点应是“生活收入”——类似工会要求的“生活工资”——确保人不是生活在贫困边缘，而是有尊严地生活。这不需要奢侈的金额，但肯定应明显高于绝对贫困线。有人建议，瑞士单身者每月领取 CHF 2550，荷兰单身者每月领取 €1200；为了保障一种体面但朴素的生活水平，这些金额看来是现实的。反过来，向公民发放任何金额的钱，也就是所谓“直升机撒钱”，都值得欢迎，也会在某种程度上有助于实现 UBI 的目的。但它不应被称为 UBI。 最后，必须反复强调：UBI 应当无条件地普遍适用。嘲笑巨富也会领取 UBI 的前景，是极其不诚实的，因为累进所得税会收回这些钱，而且收回得更多。拿无条件的普遍性做文章，等于预先设计了繁文缛节与过度干预；正是这些东西，让“保姆国家”的福利早已失去信誉。 以公平的给付水平引入 UBI，会在很大程度上——即使不能完全——消除不稳定性；这里的不稳定性，指经济不确定性和／或脆弱性。领取 UBI 之后，每个人若愿意在物质成就的阶梯上攀升，仍有责任采取必要的主动行动。 贫困，尤其是相对贫困，会大幅减轻，尽管不会完全消失。在社会秩序底层，UBI 给付将确保一种体面但朴素的生活水准。在收入和财富金字塔顶端，陡峭的累进税应减少人们索取并获得不合宜高报酬的动力。此外，当今极为常见的夸张炫富与奢华展示，即使不遭道德否定，也将付出高昂税费。过度的炫耀性消费，是一种强有力的社会失稳因素，应受到挑战。 最后，引入 UBI 会部分应对不平等，却肯定不会彻底扭转它。我们应敢于指出，消除不平等并不是、也不应是 UBI 排位很高的目标。社会工程有其限度，应予承认和尊重；经验表明，只要不平等被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人们并不会十分反感。与此同时，实施 UBI 有望使社会整体“软化”，这应能大幅拉平荷兰前首相 Joop den Uyl 所说的“知识、权力与收入”这一神圣三位一体的分配——他的说法固然著名，却也并非没有问题。 ### 参考文献 关于 UBI 最全面的资源，是全民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BIEN）网站：http://basicincome.org/。 谈及 UBI 时，人们讨论最多的社会类别是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这个群体有自己独一无二的知识宝库，集中在一个人身上：Guy Standing。他基本上就是一座个人资源库，涵盖几乎一切关于 UBI 需要知道和讨论的内容：http://www.guystanding.com/。 # 论强度性自主发行：经济空间机构与 *Space* 平台 **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 ### 以献赠形式写成的前言 掌握在我们手中的金融力量，不必只关乎筹集资金或赚钱。它可以成为一种邀请：共同承担风险、展开推想，开启新的可能性和相聚方式。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金融是一种掠夺性、攫取性的实践，索取多于给予。但如果我们在金融的核心发现的是一种主动献赠的逻辑，会怎么样？一个仪式性的献赠姿态——以礼物这一衍生品形式创造一个时间间隔[^u023-001]——既开启新的经济空间，又使这些空间保持敞开呢？ 经济空间机构正在打造一个新平台 Space，以迎接一项独特的经济、伦理、美学与政治挑战：在我们熟知的经济走向终点时，把金融重新创造为一种共同塑造未来、重新思考价值的实践。 因为我们始终已经与彼此利害相连，始终都是伙伴。作为世界的居民、地球人和受大地牵系者，作为各类人类与非人类生物，我们纠缠在一系列相互交织的路径和创造性反馈回路中，为彼此保持生命的开放。在将要到来的经济空间——我们想要的世界——里，每个人都在社会与金融层面持有他人生命的一部分。我们是 entre-preneurs 和 entre-donneurs——相互持有者与相互给予者——通过网络联系起来，共同分担生活的风险与机会。 ### 从 *Robin Hood Asset Management* 到 *Economic Space Agency* 起初，我们是一群执着研究未来经济与组织形式的研究者。当我们开始借助法国后结构主义传统的思想家，如 Michel Foucault、Jacques Derrida、Gilles Deleuze、Felix Guattari，以及意大利自治主义作者 Toni Negri、Christian Marazzi、Paolo Virno、Maurizio Lazzarato、Franco Berardi 等人，来研究和理解经济、金融与组织时，我们知道，这绝不是轻松的郊游。但我们也知道，若要真正把握后福特主义经济、符号资本主义、非物质劳动与情感劳动，以及金融技术如何运作、如何与我们的命运交织，这就是必须走的路。 借助这些思想家，我们辨认出几件有趣的事情： - 符号与意义如何成为真实生产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生产的上层建筑； - 价值生产的动力如何存在于异质力量的汇合中，而不只存在于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 - 信息过载与符号膨胀如何导致模仿； - 金融如何能够驾驭时间，如何在本质上成为一种从当下影响未来的技术； - 经济如何在本质上关乎组织：组织的不是行动，而是行动的潜能； - 自主性的意义，如何存在于内部的位移、转换、迭代、安置与消解之中，这些都是自我构成的过程；自主性意味着能够设定自身行为的吸引子。 非物质生产与不稳定工作的悖论，以及经济与政治界限的模糊，扰乱了工业经济及其制度的处理方式与区分。我们认为，艺术与政治的共同基础，在于旧的社会、经济与主体性形式的崩塌，以及这些新形式的创造。这是二者相遇之处，也是我们展开工作的所在。我们需要开始创造新的概念，想象新的社会与金融形式。 今天，这些新形式可能是什么？又如何创造它们？ 我们通过改造金融来创造新社会与金融形式的试点，是 Robin Hood Asset Management——一家别具特色的对冲基金。实际上有三点特色。第一，它是一家合作社。购买股份的个人成为成员，并决定合作社如何经营。一人一票。第二，基金创造的部分利润，投资于建设公地的项目。第三，投入基金的钱，由一个名为“寄生者”（the Parasite）的算法管理。她接入华尔街银行家的大脑，把它们解构为数据库，再借助大数据分析与结构化金融，将他们最重要的生产资料分享给所有人。 下一步把这一逻辑推得更远：不仅像 Robin Hood 那样劫富济贫，还要探索并建设新的生态关系、新的生态系统、新的宇宙、新的可能性，以及新的价值世界。为此，Robin Hood 这头多头蛇长出了一个新脑袋：一家名为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ECSA）的初创公司。下面就是我们为重塑熟悉的经济之 DNA 所提出的方案。 ### *Space* 平台：迈向可编程、非线性的经济空间 这是一个历史性时刻。随着区块链与去中心化数字技术的出现，社会、经济与金融形式首次能够被整体编程。 经济空间机构发起的 Space 平台，是一个基于第四代（后）区块链技术 Gravity 的开放、协作式智能合约生态系统。[^u023-002] Space 平台使完全模块化且能够互操作的*经济空间*得以建立。经济空间是有关经济、金融与社会互动，价值与风险创造，以及资源分享和分配的协议。它们是自治的、点对点的可编程组织，能够在一个涌现的网络中共同运作；这个网络通过它们彼此建立的关系动态形成。Space 不设想一个包罗万象的单一经济，而是设想多种微型经济相互运作，各自拥有治理模式、价值创造逻辑，以及通过代币自主发行的能力。这些微型经济可以依照自身意愿，在结构上相互操作，并利用他人创建的结构作为自身运作的基础。 Space 平台回应了一项必要任务：构想并落实涌现的、非线性的相聚方式。这些基于事件的集体自组织新模式，更能契合我们身边已经发生、而当前经济制度却大多视而不见的价值创造过程。当前货币与经济制度的局限，使其无法提供恰当尺度，评估那些不符合经济量化及结果导向评估模式的其他价值——例如心理、社会、美学和生态“收益”。它压平了集体倡议的异质性，并消解了这些倡议在我们所处环境中创造和分配价值的潜能。 每一个数字平台，从 Facebook 这样的巨人到最边缘的论坛，都会创造一个相遇、聚集的空间，生成不同类型的价值。我们用“经济空间”一词，指称一套非物质与物质的坐标和吸引子系统；它塑造人们如何创造资源、资产、价值，以及如何同这些事物及其不同的表达、表征方式互动。我们把这些经济空间理解为非欧几里得的。这个词可能听起来奇怪，甚至夸张，但*非欧几里得经济空间*有其特定含义。欧几里得经济空间由经济行动者争夺稀缺资源的竞争来界定。个体行动者被认为拥有清晰而持久的边界，并通过线性交易彼此关联。在欧几里得经济空间中，被分割的是某种预先生产好的东西。政治家与经济专家声称现行经济制度别无选择，要求我们盲目服从紧缩货币政策时，谈的就是这种空间。 相反，非欧几里得经济空间超越了局限、紧缩、稀缺和无力的想象，突出了可能性、选项、联结与创造力的持续展开。当资源和行动可能性在一个分布式平台上分享时，它们就变得*游牧化*，并开始变异。非欧几里得经济空间要求一种非线性分配：没有什么只归属于某一个人，而所有人都以某种方式散布各处，使更广泛的互动成为可能。游牧经济空间，是21世纪联网部落的关联环境。它们是不断创新和变形的空间。可以把它们想象为 n 维的、可编程且不断振动的组织，让新类型价值得以创造与流通。*经济航行者（econauts）*将在这些金融与未来的边界空间中航行；这些空间并非坚硬、封闭，而是让你能把自身折叠进出其中的阈限空间。 Space 平台的总体目标在于*让金融开源*：成为一个易于使用的发射台，使人们能够快速创造、部署、分享、定制、复制与混合模块化、可互操作、自治的经济空间。平台使社群和个人能够提出自己的邀约、发行自己的可编程代币，并设定自己的价值系统。由此，经济空间的设计成为集体自我表达的一种手段：一次陈述并展现*逃离普遍等价这一扭曲性市场逻辑的金融价值*的机会。通过平台的模板方式，用户可以使用灵活的工具，发明和构造新的组织模式，或只是复制已有模式，以发挥社会联网生产尚未实现的价值。 目前，每一种价值创造过程都被迫接入一个剥削性的单一经济（monoeconomy）[^u023-003] 核心系统，把其他一切价值形式压平。由此而来的社会金融化，助长了不断攀升的负债、持续下降的劳动价格，以及福利国家的侵蚀。然而，从家庭到城市，从软件到贸易，为金融的底层价值提供支撑的，正是人们的劳动与存在本身。在这种支撑没有得到承认的同时，我们又被捆绑在金融工具上，必须借助它们才能获得新的价值。 社会金融关系正经历一场强烈而多面的去中心化与重新界定过程，朝向更大的多样性和自主性；我们看到的还只是开端。批判性参与这一游牧式金融再设计的一种方式，是把金融想象为表达媒介。从本质上说，金融首先并不关乎金钱：它是一种通过共同设计吸引子、分配欲望流，来协调未来及其涌现可能性的方式。由此，金融呈现为一个共享时间间隔的开启，在其中，人们共同承担风险、展开推想，使新事物得以发生。 金融关乎通过货币化把未来潜能带入当下的能力：把未来的投资转变为流动形式，使其在当下成为可能。金融行动者能够用债务和股权制造金融工具，从而影响市场的波动性和流动性；这种可能性已经成为引导与组织大众的政治武器。作为回应，经济空间机构使人们能够以黑客态度和实验诗学来接近金融。 *这是我们的赌注：我们希望每个人都能驾驭金融的力量，把它作为协调和分享我们想要生活于其中的未来的技术。* #### 技术概要 定义信息如何在网络上传输的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是“无状态”的；任何应用功能，都需要在它之上叠加一个数据层。这个数据层由过去的赢家提供：Google／搜索、Facebook／社交、eBay／商业。这让它们得以捕获数据与价值，并推动了网络的中心化。 比特币把区块链技术和加密货币带给世界，创造了一个以韧性、可验证性和匿名性为优化目标的去中心化信任网络。区块链允许以去中心化方式维护数据，从而挑战以集中控制为基础的价值捕获模式。以太坊随后在比特币基于共识的去中心化架构之上，增加了一种图灵完备的脚本语言，用于构建应用。点对点加密货币、智能合约与第二代区块链代币，正在引入协调巨大网络的新方式，以及基于协议层相互持有权益的新型所有权模式。 众筹和点对点借贷，是金融关系去中介化与个人化的第一步；而技术与金融发展的下一阶段，必须让每个人都能够实际参与设计自己的经济行动能力。作为真正分布式的智能合约生态系统，Gravity + Space 平台带来设计和驱动基于事件及其他形式的可编程组织的新方式，正在克服比特币、以太坊等在逻辑上中心化的区块链的局限。这两种模式根本上基于同一种计算平台：比特币是共享分布式账本，以太坊是共享世界计算机；由网络上的每个节点运行，处理系统内每个应用执行的每一行应用代码。这种复制在透明性和容错方面有巨大优势。然而，世界计算机架构带来的冗余和局限，对许多应用而言既不方便，也缺乏效率。基于智能合约的应用已经足够多样，因而能从世界计算机架构通常所提供程度之外的更大灵活性中受益。 Gravity 不采用世界计算机的实现方式，而是提供一个平台，构建由去中心化计算机组成、能够相互运作的网络——一种世界计算织体（World Computing Fabric）架构。世界计算织体是一种模块化、面向对象能力的架构，用于构建有韧性、可验证的虚拟机网络。它使创建数字经济系统与协议的新路径成为可能：这些系统由原生可扩展、可互操作的智能合约与智能组织网络构成。Gravity 就是摆脱链条束缚的智能合约与智能组织。 #### 超越攫取型金融：走向相互持有权益 金融机构与公司力图利用区块链的可供性，却只是用这些新兴技术复制熟悉的旧模式和旧逻辑。不过，新的智能合约平台还没有被现有金融利益不可挽回地殖民。我们还有一个很小、且正在关闭的时间窗口，来创造不同的东西。互联网历史表明，早期采用者将在塑造新兴经济与组织形式的意义与方向上，发挥深远作用；这些形式有一天也许会像今天的社交媒体一样普遍。 当前金融体系基本建立在债务与股权关系之上：前者集中在多数人手中，后者受少数精英控制。政府债券——保存资本的安全手段——供给的增加，只有通过削减赤字、排除一切导致通胀的支出才有可能。如今，负债形式的扩张，是资本积累的条件，正如劳动参与人数增加曾是商品生产扩大的条件一样。 ECSA 希望通过促进不同经济空间之间的股权关系，改变这一状况。这样一来，ECSA 把建立在其平台之上的经济空间视为伙伴，而非使它们屈从于当代金融范式特有的攫取关系。股权发挥着使关系水平化的力量；借此，所有经济航行者都能取得、分享并收获异质抽象尺度相互操作所产生的衍生价值。ECSA 提供通过股权关系参与金融化机会——即拥有实际权益——的可能，使人们能够共同驾驭金融动态与机制，以实现集体再分配和异质价值的溢出。它具体赋予经济航行者发行自己邀约、组织、代币及其他工具的能力：也就是按自行确定的尺度，为他们希望分享和维系的价值建立指标。这一前所未有的举措，向社会与关系中难以感知的价值生产注入流动性，并使这种流动性在共同承认这些价值的生态系统内流通和分配，以维系该生态系统的共同生计。 通过股权关系激活我们相互持有的权益，我们给予人们的是生产力量，是金融驾驭未来的能力，而不仅是空洞的消费能力。合成金融作为消解风险与价值流之间区分的技术，成为动态创造和分配共同权益的强大工具，如同流经并联结 ECSA 生态系统的生命之血。 根据 Randy Martin 提出、并由 Volatility Group 进一步拓展的一项关键洞见，我们把金融衍生品看作增强自治组织力量的技术，前提是它在自主创造的经济空间内使用，并通过易用界面和现成模板向人们开放。这些金融工具组织着经济流——将其编织、分配、分叉——从而创造新的关系模式，而这些模式此前不可用、不可能，甚至不存在。通过操作合成金融工具，一个人可以安排自身行为的吸引子，塑造行为在其中表达自身的经济时空的节奏与模式。借助 Space 平台，人们能够表达“我们彼此构成社会的方式”，表达组成我们共同财富的相互负欠与集体持有权益。[^u023-004] ECSA 希望向我们这些并非银行家、交易员或国家行动者的人，提供一组新的金融工具，使新一代非剥削性金融安排得以出现。借助 Space 平台，你可以运用金融的力量——共同承担风险、展开推想的力量——参与一个依靠股权关系与各种选择权构成的、多维度的经济空间生态系统。人们把金融重新掌握在自己手中，以对环绕我们的巨量财富提出权利主张，时机已经到来。归根结底，ECSA 致力于支持一种集体转变：从作为资本技术、建立在债务与原始积累之上的金融，转向作为新型股权关系与共同福利生产形式的金融。 面对社会的金融化、共享经济的内在缺陷、工作自动化的趋势，以及当前区块链解决方案的局限，ECSA 的使命，是提供一个开放而安全的平台，使异质的价值与风险系统能够互操作，让以代币为基础的经济能够扩展，从而创造新的社会、经济与金融关系。正如互联网通过改变作者、出版者、摄影师和媒体制作者的角色，从根本上改变了传播，ECSA 也将改变金融，并可能使数亿人能够创作经济空间、掌控自己的金融关系。 总之，ECSA 的 Gravity + Space 平台提供： 1. 基于世界计算织体的加密经济操作系统； 2. 用于设计新经济空间的模块化、可复制、可互操作工具； 3. 智能可编程组织模板的资源库； 4. 释放协作金融力量的独特机会。 ### 我们尚不知道代币能做什么：关于强度性自主发行的札记 #### 重新设计货币 货币并不只是充当交换中介的东西：它塑造着我们如何组成大规模集体。金融工具，也就是货币形式的复杂性，随着对相互依赖风险的对冲而发展：黄金、纸币、记账系统、债务、信用、股票、期权、衍生品，都表明定量尺度的功能日益复杂。就实际用途而言，货币是资本主义商品化社会中实现社会综合的媒介。它是在被称为资本主义的技术—社会与经济整体中，心理—集体个体化的基本技术。因此，我们需要把货币理解为社会设计的技术对象，也就是可以、且需要被重新设计，以服务共同愿望的事物。 比特币的发明，促使我们重新思考关于当代货币架构功能组织及其对金融运作逻辑影响的基本假设。比特币及此后的其他加密币提醒我们：货币不是自然给定之物，而是人为媒介，确切地说，是一种技术。这并不意味着货币只是“任意”的；它是一种真实的抽象，随着社会复杂性增加而变得更复杂。因此，我们应开始为自己的交换共同体，掌握它的构成、设计与运作，而不是任由它被富人为富人设计。 围绕区块链的兴奋，关乎一种新加密手段；这种手段借助去中心化技术，向金融民主化迈出巨大一步。手持一美元，你并不知道它的历史，也不知道它被生产出来的历史。超出眼前这一刻，你不知道谁为这一美元流过汗，也不知道究竟谁为它丧过命。货币始终是一种加密过程，但代码、也就是控制权，一直被隐藏起来，封存在最有权势者手中：中央银行、金融家，以及他们的军队和国家。在帝国金融强加的支配下，普通人无法设计自己的金融空间，也无法在金融领域提出自身估值系统的规则。 当今金融的攫取逻辑，与货币化紧密相连。货币化作为一种机制，使社会、文化、经济与生态价值彼此可通约，按照法定货币内嵌的稀缺原则，把正在形成的异质价值压平到我们迄今所知的唯一记账单位——法定货币——之上。相比之下，Space 平台向任何个人或集体提供发行完全可编程代币与组织的机会。这些以加密技术为基础的代币与组织，让任何人都可以设计价值尺度；这些尺度将发挥吸引子作用，引导他们创造自己的经济空间或经济星丛。自主发行意味着任何行动者都能发行价值，并向其他行动者提出邀约；因此，估值既是整个社会的一般问题，也是每个个体行动者每次面对价值邀约时的实际问题。 在现有金融中，价值伪装成客观之物，主动压制价值千变万化的涌现，以及它所采取的多种形式。但我们认为，估值最终是一种集体表达。ECSA 的核心目标，不是像法定货币那样把统一的价值系统强加给我们，而是创造一个平台，使丰富、异质的价值多元宇宙在社会与金融层面获得流动性。最终，ECSA 设想自主发行的代币不仅是货币或股权，也是推想性的朊粒，开始传播新的交换形式和新的去中心化组织模式。 #### 将金融反档案化？ 让我们再向前冒险一步，看看这种集体表达的价值多元宇宙可能意味着什么。我们一直面对的挑战之一，是“通过交换来保存”的经济命令，也就是货币作为价值储藏的功能。概括地说，传统经济交换形式的问题有两个方面。在客观一端，资本主义交换形式显然助长了无限积累的有害逻辑。它为普遍等价的压平体制，以及对我们生活世界的全面量化，提供条件。在主观一端，它创造了一种实践性的唯我论，造成所有权之间相互排斥。社会价值总会在某个层面隐约显现，但货币的价值储藏能力使它沉默；这种能力在每次交易中建立并重新建立个人。追求利益的经济主体，本质上是一个守成的主体：它是经济末端的终端，被困在所有制式的主体形式中。 新经济空间设计的核心问题，关乎将传统货币形式中储存的价值*反档案化（anarchiving）*。我们如何把生命的剩余价值反档案化，以重新分配它？从反档案的过程性视角看，总有什么会逃逸。“反档案”这一概念，突出了超出任何计算与系统捕获的质性事件性。例如，一次经济交换绝不只是两个预先存在的参与方之间的二元关系。它同时总是一个具有自身前进动力的生成事件，是异质力量在某个时刻相遇而创造的独特时空。还可以使用哪些量度，来调节价值在整个网络中的耗散，对抗传统交换过程固有的捕获与储藏逻辑？我们怎样分配价值，使它作为自由流动的丰裕，潜在而即时地被感受到，而不触发限制性积累的模式？我们怎样设计一种代币，使其不只是储存价值，而是把价值散播到它流经的各个生态系统？这根本上是一个生态问题，需要采用新的货币视角，对 n 维关系进行折叠与展开，以非人格化、生成性的方式分配价值。 把代币想象成一种提出可能的力量，一点潜能的火花。它是一个多维对接端口，可以萌发新的关系与价值分享形式。在这里，代币是一个发生事件，是一颗潜在的时间晶体，等待与之转导的关联环境，以催化新的关系星丛。它是一次价值捕获，但只是因为它同时充当一个逃逸的中继，共同调节并放大价值。把代币理解为无政府式份额的推想性、实践性中继，就是把它们设想为集体沸腾的发生器，逃脱通常的捕获与封闭形式。 我们在这里设想的这种强度性、富于事件性的发行，需要与其他自主发行互动，才能在时间中表达、维持并增进自身在价值上的质性差异。与一切真正具有社会性和价值的事物一样，每个代币提出可能的力量，既欢乐又脆弱——一言以蔽之：*富于冒险性（adventuresque）*。自主发行意味着暴露于一个外部，但不必意味着完全暴露于市场这个“巨大外部”。自主发行可以依照某一生态系统的可供性，并回应其嵌入的跨物种纠缠网络，随意加以调节。金融作为表达媒介，要求一种相互牵连的逻辑。与传统货币形式不同，自行设计的加密代币所具有的反档案化力量，可以通过回溯式估值，寻找那些溢出之物，并把它们作为已经发生和仍可能发生之事的必要条件。在任何正在形成的经济空间中，运作着的是关系场，而不只是个人之间的交换。反档案，是对在一个生态式扩散的环境中、并与这个环境同时发生的相互触及的觉察。[^u023-005] #### 估值还是不估值？没有攫取的抽象 Trotsky 在某种程度上预见了 Hayek 的思想，他认为，向共产主义过渡仍需要价值尺度。人们不能过早抛弃“抽象普遍劳动时间”的观念或货币形式。越来越灵活的计算／通信形式的出现，似乎表明，我们也许能够抽象并自行捕获自己的非物质生产，而不屈从于剥削。*没有攫取的抽象*：我们需要想象新的经济空间，既能保留关系方式的质性维度，也能产生量化、可互操作的价值单位，即有可能与其他新兴公地和微型经济交换的单位。 我们希望，如果允许建设一种经济空间，让人们开放、自愿地参与，同时产生横向共享的财富，那么这些合作式公地不仅会在各自内部互动，也会彼此互动，最终把所有受剥削者吸引到一个更具滋养性的经济之中——在其中，入场的代价不再是人们常说的出卖灵魂。 ### 后奏：Félix Guattari 预见 ECSA 与 Space 平台 > 仅让一个以利润为基础的市场来调节人类社会活动获得的金钱与声望回报，这种做法越来越缺乏正当性。因为还有一系列其他价值系统应被考虑，包括社会与美学的“收益”，以及欲望的价值。迄今，这些非资本主义价值领域一直只由国家调节；例如，国家遗产受到的尊崇就是如此。……除了把全民基本收入承认为一种权利，而非某种“新政”，问题还在于，如何鼓励个人与集体事业的组织，并使它们朝向重新独异化的生态。…… > 资本主义价值体系应受谴责之处，在于它以普遍等价为特征；这种等价压平其他所有价值形式，使它们在其霸权中异化。基于这一点，我们即使不与之对抗，也至少必须叠加一些以存在性生产为基础的价值化工具；这种生产不能仅由抽象劳动时间或预期资本主义利润来决定。信息与远程通信革命正在支持新的价值“证券交易所”和新的集体辩论，为那些最个人化、最独异、最具异议性的事业提供机会。…… > 还必须强调，对存在性价值与欲望价值的这种提升，不会以一个完整成熟的全球替代方案出现。它将产生于当前价值系统中广泛的变动，以及新价值化极点的出现。[^u023-006]（着重为本文作者所加） ### 参考文献 Guattari, Félix.《三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Ian Pindar、Paul Sutton 译，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989)。 Lee, Benjamin, and Randy Martin（编）.《衍生品与社会财富》（*Derivatives and the Wealth of Societies*），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Martin, Randy.《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金融批判》（‘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Critique of Finance’），载 Benjamin Lee、Randy Martin（编），《衍生品与社会财富》（*Derivatives and the Wealth of Societies*），Chicago: The Universty of Chicago Press, 2016。 [^u023-001]: “社会财富”（Wealth of Societies）项目，对作为礼物的衍生品形式提出了引人深思的解读。他们没有重复市场在多大程度上殖民了我们的生活与制度的惯常批判，而是追问：对于金钱能买什么、不能买什么的古老辩论，衍生金融是否带来了新东西。他们的回答展开为一项多面的探究，考察礼物经济如何预示当代衍生品形式：“礼物与衍生品有一个共同属性：二者都把社会生活的波动与不确定，通过将不同事物等同起来，转化为可管理的风险。……正是间隔的运作——不同于股票，期权有到期日——创造了衍生品能够创造的财富，技术上称为‘凸性’。礼物交换把各种本质上有风险的‘社会流’，通过仪式化表演加以通约。赠礼与回礼之间的时间间隔，产生了‘社会凸性’，以新的社会权利主张与义务的形式创造财富。”Benjamin Lee、Randy Martin（编），《衍生品与社会财富》（*Derivatives and the Wealth of Societies*），Chicago, IL: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6，第2页。 [^u023-002]: 关于 Space 和 Gravity 的更详细信息，请查阅我们网站上各自的白皮书：http://www.economicspace.agency。 [^u023-003]: 我们使用“单一经济”（monoeconomy），是类比于单一种植（monoculture、monocropping 等）：在全部可能物种之中，由一个物种主导生态系统，而不是使用发展经济学中 monoeconomy 的严格技术含义。“一神教经济”也许是另一个说法，意指当前经济教条中可辨认的神学成分。 [^u023-004]: “衍生品政治的政治承诺或许就在于：它把人口内在的相互负欠，当作人们聚集起来、践行社会可能意味着并体现什么的手段。……承认通过衍生品运作塑造的世界，会把我们引向相互负欠的纠缠构成，引向我们共同构成社会的方式，即使我们从未融为一体。”Randy Martin，《从政治经济学批判到金融批判》（‘From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o the Critique of Finance’），载 Benjamin Lee、Randy Martin（编），《衍生品与社会财富》（*Derivatives and the Wealth of Societies*），第190页。 [^u023-005]: 关于自主发行的反档案化力量的进一步思考，参见《将金融反档案化：关于重新设计货币的自由间接式幻灯片》（*Anarchiving finance: A Free Indirect Deck About the Ee-engineering of Money*）；这份文档于2016年12月在蒙特利尔 SenseLab 活动“分配不可感之物：表演反档案”（‘Distributing the Insensible: Performing the Anarchive’）现场制作，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eClrxHrg98。 [^u023-006]: Félix Guattari，《三种生态学》（*The Three Ecologies*），Ian Pindar、Paul Sutton 译，London: The Athlone Press, 2000 (1989)，第64–66页。 # 共同福利，或共同财富的福利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 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劳动政策与社会政策密不可分。随着劳动的变质〔译注：原文为 prevarication，词义与语境不符，此处暂译〕，劳动时间与生活时间之间的分离逐渐消失。生命资本主义[^u024-001] 把生命时间抽象成一种关系性商品。新自由主义治理确保，无论生存斗争中还残存什么潜能，其价值都被榨取殆尽。欧洲通过艰苦政治斗争获得、曾一度由国家维持的福利，无论还剩下多少，都完全被攫取技术淹没。现在是更新福利概念的时候了。它必须适应当下状况，尊重性别、族裔与教育差异，并保障社群的福祉；共同财富的福利[^u024-002] 必须重新为生活注入质量，以及享受快乐的权利。 福特主义特有的补偿性扩张，也就是工资与利润同步增长，如今已经耗尽。今天，公共福利被视为一种成本，其资金来自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创造的价值作财政扣减，而这种扣减又会损害市场竞争力。按照这一逻辑，公共福利已不再负担得起。 随着新自由主义政策扩散，福利机构日益“资本化”。最重要的是，它们变得可以由私人市场的等级体系直接管理。凯恩斯主义公共福利在公共预算受到的约束下已无法治理，逐步被一种排他性的工作福利（workfare）取代。工作福利并不是福利制度：它只向有经济能力付款的人提供保障，例如私人养老金。它是一种自筹资金的福利制度，如同今日欧洲大多数退休制度，可与医疗和教育私有化政策相比。因此，工作福利与所谓“辅助性原则”相辅相成；按照这一原则，只有、并且仅限于无法以私人方式令人满意地实现目标时，国家才可以采取行动。 社会再／生产这一概念，是认知生命资本主义的典型。它涵盖从照护、健康、教育到知识和文化的广泛活动，把积累与价值增殖范式的主要新变化纳入其中。我们所说的社会再／生产，是指生活中在社会环境内生成的复杂互动与交换。社会再生产的内容和形式，比过去更清晰地涉及被生命资本主义加工的物质身体，并与生命的时间和需要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u024-003] 今天，福利机构已经变成直接的生产性活动，而非支持性的再生产活动。被理解为支持非物质财富的资本——研发、教育、培训和健康——其份额已超过了过去在工厂和办公室等传统空间中积累的物质资本份额。这在20世纪80年代初的美国开始显现，随后在欧洲显现。 如今，金融资本已成为增长与竞争力的决定性因素。物质资本趋于转化为人力资本，即知识、习惯、社会与人格属性，包括创造力的储备，这些都体现为从事劳动并生产经济价值的能力。因此，福利在被私有化和金融化之后，开始在积累过程中充当首要生产要素。市场行动者取代国家与公共行动者，导致人口分层分割的过程。结果，普遍性变成了空话。 传统上，照护劳动被视为附属于工厂生产劳动的活动。如今，在当代资本主义中，它已成为直接的价值来源，一部分有工资，一部分无报酬。 鉴于生命资本主义的新阶段，我们建议将批判性讨论引向以下几个方面： 1. 我们需要认识直接剥削人体（器官移植、代孕……）和地球的各种形式；这增加了生物圈能够被商品化的程度，其中部分得益于生物技术创新； 2. 我们需要思考“情绪性”照护和情感作为生产性劳动的后果；这一面向对服务业许多职业至关重要，不仅是教师和护士，也包括公关与时尚／电视行业的专业工作者； 3. 我们需要反思，由 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社交网络的合作形式所促成的社会生活，如何也正在变为生产性劳动； 4. 我们需要思考水与健康如何被私有化。社会再生产同时是一种集体和个人活动，因为它同时涉及个体学习与社会关系。在 LinkedIn 上推销自己，使用 Google 和智能手机应用，在 Duolingo 参与终身学习，在 Facebook 点赞……再／生产被剥削、家务劳动与照护变得不可见的问题，关乎当代再生产与生产机制；这些机制在新自由主义下的志愿劳动领域中急剧扩张。今天，对社会再生产价值的剥夺，代表了资本主义生产情境中积累的核心。在利润积累的商品化逻辑之外、并超越这一逻辑来治理社会再生产，是共同福利项目处理的核心问题。[^u024-004] 过去二十年欧洲劳动力市场的转变，使重新界定福利政策的需要日益紧迫。因此，有必要引入一种新的福利观念，即我们所说的共同福利（commonfare，也就是共同财富的福利）。通过共同福利概念，我们将能够处理生命认知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两个特征，尤其是在所谓西方国家： - 作为社会控制与支配装置的不稳定性和负债状态； - 源自社会再生产、合作与一般智力的财富创造。[^u024-005] 劳动正变得更加碎片化，不仅从法律角度如此，更普遍地也从性质与主观体验角度如此。非典型、不稳定的准从属劳动者与自主劳动者群体不断扩大。个人谈判优先于集体谈判，使工会以传统方式提供代表的能力被掏空。此外，在危机时期，负债状态加剧，又进一步强化不稳定处境，形成恶性循环。结果是“不稳定陷阱”，如今它趋于取代“贫困陷阱”。 如前所述，财富生产已不再仅仅建立在物质生产之上。学习经济产生知识，网络经济让知识在不同层面传播；二者如今是生产率提高背后的关键变量。这种生产率，来自对共有物品和共同财富的利用与剥削，而它们产生于人类的社会合作，例如教育、健康、知识、空间与社会关系等。 重新界定福利政策，应当能够回应生命认知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内部不稳定的权衡：平台资本主义——例如 Peerby、Airbnb 等——之下，不稳定性与社会合作之间的负面关系。一方面，必须为社会合作支付报酬；另一方面，必须支持各种社会生产形式。 我们的共同福利提案以四根支柱为基础。 ### 第一根支柱：无条件基本收入 基本收入应向居住在本地区的每个人提供，不论其职业与公民身份，并应从相对贫困线以下的人群开始。基本收入应被理解为对社会生产率，以及现有劳动合同没有确认的生产性时间所作的一种货币补偿或报酬。它发生于收入的初次分配层面，是一种初次收入；因此，无论按工作福利还是凯恩斯主义的逻辑，都不能仅仅把它视为福利干预。这一措施必须同时为雇员与自由职业者引入最低工资，以免基本收入与工资之间发生有利企业、损害雇员的替代效应，即压价。基本收入与最低工资相结合，可以扩大劳动力市场中的选择范围：拒绝一份“坏”工作，进而改变其劳动条件。无条件拒绝劳动的可能性，开启了远远超越单纯分配措施的解放前景。必须为自由职业者引入最低工资。从事自由职业的人群正在迅速扩大。对这些人来说，加入工会争取权利，即使并非完全不可能，也十分困难。个人谈判往往导致自由职业者薪酬过低，进而压低雇员的工资。 相反，传统福利以让人们回到工作岗位为基础，不论所从事的任务多么无用。通过过时或多余的工作“重新骑上工作这匹马”，似乎比待在家中照料家庭更重要。尽管一个得到良好照护的家庭，由于有更多空间进行教育和养育，能够减少未来犯罪、医疗和贫困救助的成本，而且减少幅度超过当前贫困救助的成本，情况仍是如此。照护国家变成了控制国家。国家担心人们领取无条件基本收入后会停止工作，这种担心有一部分依据：人们确实会停止做不必要、无意义的工作。取而代之，许多人会先接受更多教育，再回去从事有意义的工作。另一些人会把全部或部分时间用于社会工作，或其他被严重低估、常常是志愿性的劳动，例如照顾老年人或有需要的人。 ### 第二根支柱：同时管理共有物品与共同财富 共同福利的理念有一个前提：社会重新取得利用共有物品所产生的收益，因为这些共有物品是当今积累的基础。这种重新占有，不必然意味着从私有制转向公有制。就医疗、教育、出行等基本服务而言，目标是对使用价值的供给实行公共管理，以保护它免遭任何商品化与攫取企图。 但如果我们说的是共同财富，框架就不同，因为社会合作与一般智力的成果，既不是私人物品，也不是公共物品。管理共同财富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自组织，想象一种不同的价值增殖体制。 就共有物品而言，共同福利提案意味着： - 在认知共同财富（一般智力）方面，能够减少知识产权与专利法的限制，增进知识流通的自由，以及获取自由信息基础设施的能力；同时，拆除阻碍自由、自主、普遍教育的所有社会与货币障碍，即获得非物质共有物品的机会； - 在社会再生产方面，能够免费提供健康、住房、出行、交通与社会交往的基本条件，改进良好实践，试验自下而上的新型自组织福利，即获得生活自组织的机会； - 能够摆脱经济寡头、商品和公用事业强加的等级结构。在过去20年里，由于涉及商品与服务市场规制的卡迪夫进程，[^u024-006] 这些领域经历了广泛私有化；这里涉及获得物质共有物品的机会； - 能够通过自下而上的“地方自治主义”形式，在地方层面建立关于水、能源、住房存量与环境可持续性等基本物品的共同体制度，即民主原则。 ### 第三根支柱：另一种共享经济 我们需要针对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的负外部性，提供可获得的替代方案。这些外部性包括：（1）作为数字共享平台基石的用户关系的生成；（2）任何被共享的实体资产的所有权。如果开始设想一种完全成形的资本主义共享经济，第二点的含义甚至比第一点更可怕。那将是一种“一切都被共享，却没有什么归自己所有”的经济。这已成为技术宅的梦想，寄希望于“共享电动工具”。这是一个多么贫乏、被培育出来的梦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真正需要的是打开集体想象。 ### 第四根支柱：Commoncoin（共同币） 共同福利以自主和独立为前提，因此需要启动自组织或自治过程。良好实践的开发与实施需要实验场，所以并非总能产生效益。为此，必须确保充分的经济可持续性，避免衰落。从这个角度看，共同福利以自身资本化为前提，朝向不断增长、广泛扩展的替代生产，目标是生产使用价值而非交换价值。由此可见，共同福利只有置于一个货币循环之中，才可能在金融上自主；而这个循环本身，又必须独立于占主导地位的金融惯例的命令与强制。 因此，Commoncoin 是共同福利的表达，并界定其实施框架。当这种货币服务于一种替代生产情境，即人为了人而生产的情境时，共同福利就赋予 Commoncoin 正当理由。Commoncoin 的设计，旨在处理构成诸众的各个独异性所生产的生命政治价值，与生产这种价值所必需的社会关系之间的联系。在经济和货币层面，这一自我强化的过程，需要通过实施一套货币工具来组织，以帮助回答以下问题：从一个旨在分享由诸众生产、并为诸众服务的生命政治价值的平台出发，如何利用数字技术，把界定不同再分配模式的过程自动化？ 资本并不愿意让诸众逃离其枷锁。因此，创造 Commoncoin 这样的补充性加密货币，其底层假设来自一种需要：把货币本身变为武器，使诸众在出走过程中能够对抗货币的生命权力。现实中，这可以通过自下而上的倡议发生，把批判性思考用于加密货币设计，以谋求诸众的共同利益。因此，如果作为分布式账本上的加密货币来实施，Commoncoin 加密货币系统就能以当前公共福利供给成本的一小部分运行；去中介化和近乎为零的交易成本，使它们对共同福利自下而上的制度化更具吸引力。更具体地说，Commoncoin 更被设想为在替代性经济循环中流动的交换手段，而不是普通加密货币那样的价值储藏工具。 由于服务业增长，共同福利能够促进替代生产形式的扩散：这些形式符合环境约束、尊重人的本性，尤其旨在使 *otium*（闲暇）和 *opus*（工作）的创造性活动获得价值，对抗当今的劳动专制。这种专制以绩效效率、为资本服务的生产率为基础，结果却是破坏一切社会与自然纽带。 因此，共同福利也适应泰勒主义效率体制运行50多年后所显现的生态约束。这可以遵循两条指导原则。第一，一方面对受稀缺性约束的环境物品——从空气到水，再到一般意义上的自然，如森林、动物、海洋等等——实行“共同”管理，另一方面对社会再生产与人际关系实行共同管理。第二，实施无条件基本收入，以对自身生活的选择权与自决权之名，支持与生态相容的价值创造，对抗破坏环境平衡的生产。 共同福利意味着一项有针对性的经济政策，用以更好地治理所谓“资本世”的当前阶段。由于生命维度是积累与剥削、因而也是价值增殖过程的核心，福利条件如今就是把这些问题凝聚为一种生产方式的要素。 共同福利希望通过创造新的想象，克服当代悲观主义的强制逻辑；这种悲观主义与当前一般智力贫困化、无产阶级化的过程相联系。它旨在发展具体的微观政治形式，使在场、不同才能的能力，以及人际交换的丰富性获得价值。它也应能至少部分地让生产适应社群的需要与欲望。都市与社会空间、个人与社群之间的关系、价值增殖的引擎，以及生产资料，已经直接掌握在我们的手中、身体与头脑里。 为了走出瘫痪，我们现在就可以描绘无数现实：它们建设着“共同财富”、社会合作、自主生产、立足社会再生产的发明，以及包容性的出走。这样的描绘，就是开始想象一个值得向往的社会的轮廓。 ### 参考文献 Fumagalli, Andrea.《劳动转型与福利转型：欧洲的不稳定性与共同福利》（‘Trasformazione del lavoro e trasformazioni del welfare: Precarietà e welfare del comune (commonfare) in Europa’），载 Paolo Leon、Riccardo Realfonso（编），《不稳定性的经济》（*L’Economia della precarietà*），Roma: Manifestolibri, 2008，第159–174页。 同上作者，《共同福利：重新取得自由使用共有物品的权利》（‘Commonfare: Per la riappropriazione del libero accesso ai beni comuni’），*Doppio Zero*，2014年1月14日，http://www.doppiozero.com/materiali/quinto-stato/commonfare。 Marx, Karl.《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七笔记本》（*The Grundrisse: Notebook VII*），1858，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4.htm。 Mayday Network Milano.《知识劳动者权利宪章》（‘Charter of Knowledge-workers Rights’），*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2009年5月，http://eipcp.net/n/124117049。 Terranova, Tiziana.《红色堆栈进攻！算法、资本与共同之物的自动化》（‘Red Stack Attack! Algorithms, Capital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Common’），*Effimera*，2014年2月12日，http://effimera.org/red-stack-attack-algorithms-capital-and-the-automation-of-the-common-di-tiziana-terranova/。 Vercellone, Carlo.《从形式隶属到一般智力：马克思主义解读认知资本主义论题的要素》（‘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2007): 13–36。 同上作者，《共同之物作为生产方式》（*Il comune come modo di produzione*），Ombre Corte: Verona, 2017。 [^u024-001]: 生命资本主义，或生命认知资本主义，被定义为一种以剥削知识和生命商品化为基础的积累与价值增殖过程。学习和网络过程位于价值创造的核心，日常生活的各类行为也同样如此；这些行为越来越被纳入生产循环，却往往不被人意识到，例如教育、消费、闲暇时间、照护等等。 [^u024-002]: 本文所用 commonwealth 一词，指其原初含义“共同之物的财富”。从词源上说，共同财富意味着，财富更多由共同之物——人类在社会合作内部分享关系、技能、经验、注意力等的能力——创造，而非由共有物品——对作为人类存在与生存基础的有形、无形物品的治理——创造。 [^u024-003]: 更多细节，参见 Morini Cristina，《作为共同之物范式的社会再生产：再生产的对抗、生产的危机》（‘Social Reproduction as a Paradigm of the Common. Reproduction Antagonism, Production Crisis’），载 O. Augustin、C. Ydesen（编），《危机后的视角》（*Post-Crisis Perspectives*），Peter Lang, Frankfurt-New York, 2013，第83–98页。 [^u024-004]: 共同福利概念源自意大利反抗不稳定处境斗争中的讨论。共同福利诉求首次出现于政治文献，是 Mayday Network Milano 的《知识劳动者权利宪章》（‘Charter of Knowledge-workers Rights’），*European Institute for Progressive Cultural Policies*，2009年5月，http://eipcp.net/n/124117049。从理论角度看，相关阐述来自 Tiziana Terranova、Carlo Vercellone 和 Andrea Fumagalli，参见 Tiziana Terranova，《红色堆栈进攻！算法、资本与共同之物的自动化》（‘Red Stack Attack! Algorithms, Capital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Common’），*Effimera*，2014年2月12日，http://effimera.org/red-stack-attack-algorithms-capital-and-the-automation-of-the-common-di-tiziana-terranova/；Andrea Fumagalli，《劳动转型与福利转型：欧洲的不稳定性与共同福利》（‘Trasformazione del lavoro e trasformazioni del welfare: Precarietà e welfare del comune (commonfare) in Europa’），载 Paolo Leon、Riccardo Realfonso（编），《不稳定性的经济》（*L’Economia della precarietà*），Roma: Manifestolibri, 2008，第159–174页；Andrea Fumagalli，《共同福利：重新取得自由使用共有物品的权利》（‘Commonfare: Per la riappropriazione del libero accesso ai beni comuni’），*Doppio Zero*，2014年1月14日，http://www.doppiozero.com/materiali/quinto-stato/commonfare；Carlo Vercellone，《共同之物作为生产方式》（*Il comune come modo di produzione*），Ombre Corte: Verona, 2017。 [^u024-005]: “一般智力”（general intellect）一词源于 Karl Marx。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一般智力”代表一种关键生产力，是技术专长与社会智力、或一般社会知识的结合：“自然界没有制造机器、机车、铁路、电报、自动走锭纺纱机等等。这些都是人类工业的产物，是被转化为人的意志支配自然、或人参与自然的器官的自然材料。它们是由人的手创造出来的人脑的器官，是对象化的知识力量。固定资本的发展表明，一般社会知识已经在多大程度上成为直接生产力，因而社会生活过程本身的条件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受到*一般智力*的控制，并按照它得到改造；社会生产力已经在多大程度上不仅以知识的形式，而且以社会实践、现实生活过程的直接器官的形式被生产出来。”Karl Marx，《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第七笔记本》（*The Grundrisse: Notebook VII*），1858，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57/grundrisse/ch14.htm。另见 Carlo Vercellone，《从形式隶属到一般智力：马克思主义解读认知资本主义论题的要素》（‘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2007): 13–36。 [^u024-006]: 卡迪夫进程指1996年的一项欧洲条约，涉及欧盟内部公用事业的自由化，以便利欧洲货币联盟的建立。 # 附录 # 比特币的10个神话 **Eduard de Jong、Geert Lovink、Patrice Riemens** 阿姆斯特丹，2015年11月 > 猪会飞，但不会在未来1亿年里。——Johan Sjerpstra ### 1.“比特币是一个点对点系统。” 要把价值从一个比特币账户转移到另一个账户，比特币所有者需要使用一群被称为“矿工”的运营者的服务；这些人在比特币的分布式数据库，也称“账本”上验证交易。因此，这些运营者与个人用户，也就是比特币所有者之间的关系，是商家与顾客的关系，而非平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矿工之间，而且仅从运作角度说，才是对等节点，因为他们都执行同一个软件程序。但他们同时、而且主要是在相互竞争，因为他们需要收入来支付所运营设备的费用。此外，每次数据库更新时，实际上只有一个矿工把包含比特币价值转移的交易记录加入账本，并因此获得经济奖励。这样，矿工相互支持的动机就很有限，不能说存在传统意义上的点对点关系。 比特币运行以来，成为矿工的技术与资金门槛不断上升，使矿工与用户之间内在的等级关系越来越明显。比特币协议内置了向数据库添加新记录的难度不断提高的机制；所需设备的投资与运行成本也随之上升。 结论：比特币不是点对点系统，而是一个商家与顾客进行交易的在线市场。 ### 2.“比特币消除了中介和费用。” 使用比特币付款，用户需要“比特币交易所”，而这些交易所会收费。唯一的例外是：用户本身就是数据库运营者，即矿工，已经通过挖矿积累了一些比特币，而且只向决定接受并持有比特币的其他用户付款。 比特币还有另一种中介，即分布式数据库的运营者——比特币矿工。矿工也需要为自己的劳动和开销收费。目前，矿工获得新创造的比特币作为奖励，这就是更新数据库被称为“挖矿”的原因。按照设计，可挖出的比特币总量有限，预计在2040年前后耗尽。矿藏耗尽后，矿工只能通过明确收取费用来赚钱。 结论：事实上，比特币用户需要使用中介服务，也确实为交易支付费用。 ### 3.“比特币是一种替代货币。” 按定义，替代货币的设计目标是*完全*排挤并取代现有货币。补充性货币则旨在*部分*排挤并取代现有货币，通常限于地方范围。 从设计上看，比特币是一种替代货币。但对现实世界的观察表明，大多数比特币交易，在买入端或卖出端，都会转化为现有货币的交易。只有矿工能创造比特币，非矿工必须取得它们，通常通过购买。 在实践中，比特币交易往往旨在避免高额转账费，或绕过国际支付的当地限制。在这些情况下，人们买入比特币，迅速转手，又同样迅速地换成另一种货币。在这种“现金进、现金出”的安排中，比特币充当的是促进现有货币流通的工具，而非其替代物。事实表明，“现金进、现金出”是比特币最常见的运作方式。比特币交易也可以出于投机目的，囤积比特币并期待其价值上涨。在这种情况下，可以把比特币视为其他货币的替代选择，与投机性投资美元，或铁矿石、黄金、粮食等商品相似。 结论：比特币实际上并没有作为替代货币运作。 ### 4.“比特币不是一种法定货币。” 在实践中，比特币付款被接受，发生在交易被不可撤销地记入分布式数据库之前，也就是在交易有效性尚未获得正式确认时。显然，参与比特币支付的各方，*相信*交易最终会被记录。收款人因此信任收到的资金*最终*能够使用。 这看起来与硬币、纸币、银行转账等传统支付工具的运作方式明显相似。用户依据经验与社会惯例，相信系统会正确运转，使收到的资金可以继续支出。对传统法定货币的这种“系统性信任”，由一系列技术特征，以及政府制定并执行的规章共同支撑；前者例如难以仿造的钞票、金融机构中的欺诈检测软件。 结论：既然在实践中，对比特币的“系统性信任”与对传统货币并无不同，比特币*事实上*就作为一种法定货币运作。 ### 5.“比特币是匿名的。” 记录比特币交易的中央数据库可由公众访问。这是比特币设计的一项关键属性，至少在理论上，使任何一方都能以处理节点，即矿工的身份参与，从而介入分布式数据库的更新。交易双方以独一无二的编号标识；一笔支付交易通过这个编号，与付款人此前收到所花价值的那笔交易相连。 但由于大多数比特币交易，实际上在一端、另一端或两端构成传统货币支付，它们就涉及那些身份已知、负责比特币与传统货币相互兑换的参与方，也就是比特币交易所。因此，比特币支付可以随着价值在交易所之间流动而被追踪。所以，例如执法机构，*有可能*识别参与支付的真人身份。 结论：比特币不是电子形式的现金，也不保护隐私。 ### 6.“比特币是安全的，无法被攻破。” 电子支付安全包括几个部分：首先，确保只有合法所有者能够付款；其次，确保预定收款人确实收到付款；最后，确保只能支付付款人实际拥有的钱，因此不能重复花费。 在比特币领域，付款人使用密码从自己的电脑发起支付。密码解锁存储在电脑上的加密私钥，以发送受密码学保护的信息；这些信息被写入比特币数据库，从而完成付款。然而，电脑可能被攻破，黑客能够控制私钥，进而发起欺诈性支付。私钥丢失，例如因硬盘损坏而丢失，不只是失去取用资金的途径，而是实际上失去所控制的全部钱款。事实上，比特币的设计特征之一就是，支付一旦完成，就无法撤销或追回。 对普通用户而言，这意味着比传统银行业务高得多的风险。在传统银行体系里，丢失银行卡或个人识别码（PIN），通常不会导致银行账户全部余额损失。 在功能层面，共享比特币数据库的分布式实现中，各处理节点的运营者使用一个协议，对数据库的下一个版本达成一致。这是正确纳入自上次更新以来所作支付交易的必要条件。每个处理节点的软件，必须检查付款人此前收到待花费价值的交易，以验证本次交易是否正确。然而，服务器可能被攻破，例如受到病毒攻击，因此无法保证持续运行。 按其设计，区块链协议并不保证所有过去的交易都会永久保存，也不保证每个处理节点（矿工）都能以故障安全的方式调取它们检查。协议也不保证处理节点实际验证自己所记录的交易。区块链协议不能阻止欺诈交易被记录，也不提供删除或纠正欺诈交易的方法。 结论：使用比特币，比使用传统支付基础设施更有风险。 ### 7.“比特币无需信任即可运作。” 关于比特币的文献坚称，比特币的安排成功地用“客观的”“算法式”的信任，替代了“主观的”制度或政治信任；后者因易受人为错误与欺骗影响而较不可靠。 如前所述，用于同步更新比特币中央数据库或账本的区块链协议，并不保证更新的正确性。大多数更新数据库的处理节点，使用同一个开源实现，即比特币“矿工”程序。该程序包括交易验证，但矿工程序的交易验证可能受到破坏：可能是软件缺陷造成的意外，也可能是恶意行为，例如病毒，或矿工意图获取不当收益。参与比特币交易的用户，实际上隐含地信任矿工程序会继续正确运行，设备会受到保护而免遭病毒攻击，以及矿工不会破坏程序。 此外，比特币安排在个人所有者层面对储存价值的保护，也并不牢固。因此，出现了通过管理客户钱包来提供更强支付安全性的比特币服务商。这类服务既可在线提供，也可通过智能卡等实体凭证提供。显然，使用“钱包服务商”，就意味着信任在线服务或实体设备会持续正确、诚实地运行。 结论：比特币把对传统机构的一种“主观”信任，替换成了对新组织形式的另一种“主观”信任。 ### 8.“比特币在政治上是中立的。” 英国首相 Margaret Thatcher 在一场著名的、反对欧元的“临别发言”中断言，有关金钱与货币的决定，本质上都是政治性的。在这里，政治不应仅理解为政治家所做的事；政治从根本上关乎公民及其生活其中的国家。比特币设计中体现的决定——把可发行比特币总量限制为2,100万个单位——只能被看作一个政治决定。 比特币的其他典型特征，如奖励早期采用者和大型运营者，本质上具有通货紧缩和诱导囤积的倾向，这也与人为设计的比特币稀缺性有关，以及拒绝监管监督、消费者保护和一般意义上的国家干预，都与“技术自由意志主义者”的政治信仰相呼应。反过来，很难想象比特币如何能在对资本主义不友善的政治安排中有效运作。 结论：与其他任何货币制度一样，比特币在技术设计中体现了明确或隐含的政治选择。 ### 9.“比特币是一个可持续的系统。” 整套比特币安排，尤其是其中央数据库通过计算密集型区块链协议进行分布式实现的运作，依赖越来越复杂、且不出故障的网络基础设施，造成资源消耗不断增加。这显然与日益强烈、不可回避的减少消费呼声相冲突，尤其是在能源领域。 结论：比特币不太契合必要的可持续性转型。相比之下，传统金融机构可以随着信息技术进步，同步减少能源消耗。 ### 10.“比特币可以扩展到全球规模。” 比特币可能存在的单位数量有限，区块链协议的运行速度又存在内在而严重的技术限制；二者都对完全依靠比特币运行的全球经济构成无法逾越的障碍。由于比特币缺乏治理，即使只是提高交易容量的技术修改，也很难实施。 例如，就消费者支付交易而言，很难设想如何让比特币的区块链协议，达到 VISA、Mastercard、AmEx、JCB 等机构所维护系统的速度与交易量，并有效运作。 阿根廷或希腊的例子表明，比特币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能有用。在这些情形中，它是传统货币制度之间的中介。若要把比特币“扩展”到真正的全球规模，同时保持哪怕表面上的稳定与安全，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内，都需要极大量的资源，以至于任何短期或中期实现的前景都难以成立。 结论：正如经济学家、希腊前财政部长 Yanis Varoufakis 所说：“比特币无法为一个先进的工业社会提供‘动力’。” — 作者感谢 Boudewijn de Kerf 的快速审阅，同时对论证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 平台合作社  # 平台合作社 我们把合作社与数字经济连接起来。  # 我们需要替代性的经济模式，因为支撑互联网的经济已经失灵。 ## 不平等 2015年，全球最富有的62人掌控1.76万亿美元，相当于35亿人的财富总和。女性和有色人种受到这一趋势的影响尤为严重。 ## 集中化 网络效应导致平台受到自上而下的控制，削弱了竞争，也削弱了消费者获得替代选择的可能。  ## 工作场所民主 政治民主已在许多国家扩展，工作场所民主却没有。 ## 侵犯隐私 仅在欧盟，个人数据市场到2020年就将达到1万亿美元，助长商业监控和隐私侵害。 ## 反文化的烟幕 “分享”和“社区”等词被用来销售商业服务和出租资产。劳务公司把自己包装成科技公司。  ## 停滞不前的劳动者权利 独立承包人失去了《公平劳动标准法》保障的权利，也不在失业保险的覆盖范围内。 ## 远离直接雇佣 每3个美国人就有1个是自由职业者。预计到2020年，自由职业者将占美国劳动力的40%。 ## 停滞的工资 过去40年里，扣除通胀因素后，多数美国劳动者的工资没有增长。 ## 对人群的盘剥 在线劳务中介使克扣工资、歧视和剥削成为可能。  # 我们可以依托一种有效而强大的商业模式：它就在我们身边，只是我们视而不见。 - 每3个美国人就有1个是合作社成员。 - 在美国，合作社创造了近100万个工作岗位，提供250亿美元的工资和福利。 - 美国合作社的总营收为5,000亿美元。 - 全球合作社企业雇用2.5亿人，创造2.2万亿美元营收。 图中标识：FCB；ACE Hardware；REI CO-OP；Ocean Spray；MONDRAGON（HUMANITY AT WORK：工作中的人性；Finance / Industry / Retail / Knowledge：金融／工业／零售／知识）；AP Associated Press（美联社）。  # 设想一种遵循合作社原则的数字经济 1. 自愿与开放的成员资格 2. 成员的民主管理 3. 成员的经济参与 4. 自治与独立 5. 教育、培训与信息 6. 合作社之间的合作 7. 关心社区  # 平台合作社模式的益处 ## 平台合作社回应网络经济中的市场失灵 - 降低交易成本和维系成员的成本 - 合作社的盈余收入返还给成员 - 80%的合作社能够存续到第五年，其他企业所有权模式的比例为41% - 资金在本地社区内流动 - 通过所有权、透明度与控制权防止剥削 - 用户更强的投入意愿抑制短期主义 - 数据民主的前景  # 平台合作社的4个案例 ## Stocksy United 机构：Stocksy United，stocksy.com 地点：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 时间：2013年启动 业务：高质量、经过策选的图库摄影和视频素材，提升图库摄影与电影摄影的水准，也提高行业的预期；在63个国家拥有960位摄影师。 2015年：销售额790万美元，向劳动者分红20万美元。 - 为摄影师提供技能培训，以提高产品价值。 - 使用营收的5%运营平台。 - 曾为《财富》500强中的124家企业提供服务。 2016年：销售额1,070万美元，分红30万美元。 标识附文：可持续图库；合作社；摄影。  ## Green Taxi Co-op 机构：Green Taxi Co-op，greentaxicooperative.com 地点：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都会区 时间：2015年启动 业务： - 移动应用叫车服务；800位成员，来自37个国家的移民。 - 每位司机出资2,000美元，作为启动资金。 - 美国通信工人联合会第7777分会帮助清除监管障碍，并把一间地下室办公室租给 Green Taxi 合作社。 - 占有丹佛市场超过1/3的份额。  ## Resonate 机构：Resonate，resonate.is 业务： - 由区块链技术驱动的“边听边拥有”（stream-to-own）模式。 - 多利益相关者合作社，赋予利益相关者民主控制权：艺术家45%、听众35%、员工20%。 - 支付报酬最高比其他流媒体服务多2.5倍。  ## MIDATA 机构：MIDATA，MiData.coop 地点：瑞士苏黎世 业务：健康数据合作社。 - 成员上传病历、移动健康数据和个人基因组，然后可以决定与医生、家人或研究者安全共享这些数据。 - 应用经济使患者能够利用自己的数据。 - 自愿向研究者出售数据产生收益。 - 目标是建立合作社的国际联合会，以创造合作式数据公地。  # ……平台合作社生态系统中还有更多 ## 新闻业 banyan project；il manifesto；Newscoop（SOURCEFABRIC）；WOZ DIE WOCHENZEITUNG（《周报》）；Morning Star；Positive News；taz.；La Jornada en línea（《日报》在线）。 ## 交通运输 Green Taxi cooperative；无文字车轮标识；YELLOW；CO-OP TAXI LINE；ridygo；PARTAGO；tapazz；COTABO（IL PRIMO TAXI DI BOLOGNA：博洛尼亚领先的出租车）；modo. ## 短期租赁 H2H；fairbnb（community powered tourism：由社区驱动的旅游）。 ## 孵化器与支持机构 bHive；FairCoop（the earth cooperative for a fair economy：地球上的公平经济合作社）；Enspiral；FreedomCoop；CooperativeNetworks；Seed.coop。 ## 数据合作社 DarkPeak；GiSC；MIDATA；ourdata coop；Data Commons Cooperative。 ## 咨询 （接下页）  ## 咨询 GILDEDSPLINTERS；SMart。 ## 食品 joinus2eat；OPEN FOOD NETWORK；High Plains Food Coop。 ## 金融 FairShares；anyshare；ECONOMIC SPACE AGENCY。 ## 家庭服务 LOCONOMICS（AT YOUR SERVICE：为您服务）；UP & GO。 ## 治理 LOOMIO；DivvyDAO。 ## 交易市场 FRANCE BARTER（Réseau d’échanges BtoB：企业间交换网络）；fairmondo；FairMarket；ORIGINCLUB。 ## 网络服务 digicoop；COVIM；DRUTOPIA；HCoop；WebHosting.coop（INTERNET COOPERATIVE ASSOCIATION：互联网合作社协会）。 ## 音乐 res( )nate。  # 发起平台合作社（PC）的4种方式 上方：合作社发起平台合作社。 左方：合作社在工会帮助下发起平台合作社。 右方：经营不善的初创企业转型为平台合作社。 下方：反垄断监管可以促成平台合作社的创建。 中央：象征数字平台的智能手机。  # 为了建设更公平的数字经济，我们正努力克服一系列挑战 - 融资 - 价值主张 - 网络效应 - 监管 - 教育 - 领导力 - 成员参与  # 促成美好改变 平台合作主义是一场不断发展的国际运动，旨在建设更公平的工作未来。合作社成员、自由职业者、技术专家和工会成员扎根于民主所有权，为掠夺式分享经济创造一种可在不远的未来实现的具体替代方案。 平台合作社继承网络早期的承诺，分散应用、协议和网站的权力，使收入有限的家庭能从劳动力市场向互联网迁移的过程中受益。这一模式不相信社会问题能够一键解决；它将合作社丰富的传统与价值观同新兴互联网技术结合起来，有望激活以人为中心的创新。  # 了解更多，参与其中。 访问：http://platform.coop 索取信息：info@platform.coop 出版：平台合作主义联盟（Platform Cooperativism Consortium） ## 来源 - Brent Hueth，《缺失的市场与合作社企业》（Missing Markets and the Cooperative Firm），2014。http://www.tse-fr.eu/sites/default/files/medias/doc/conf/workshop_po/communications/brent_huet.pdf - 国际合作社联盟，《合作社身份、价值与原则》（Cooperative Identity, Values & Principles）。http://ica.coop/en/whats-co-op/co-operative-identity-values-principles - 国际合作社联盟，《事实与数字》（Facts and Figures）。http://ica.coop/en/facts-and-figures - 美国全国合作社商业协会，《年度报告》（Annual Report），2014。http://www.ncba.coop/images/annualreports/NCBACLUSA_2014_Annreport.pdf - 乐施会，《1%的经济》（An Economy for the 1%），2016。https://www.oxfamamerica.org/static/media/files/bp210-economy-one-percent-tax-havens-180116-en_0.pdf - Virginie Pérotin，《我们对工人合作社究竟了解多少？》（What Do We Really Know About Worker Cooperatives?），2016。https://www.uk.coop/resources/what-do-we-really-know-about-worker-co-operatives - Trebor Scholz、Nathan Schneider 编，《由我们改造并拥有：平台合作主义的兴起，关于工作未来与更公平互联网的新愿景》（Ours to Hack and to Own: The Rise of Platform Cooperativism, A New Vision for the Future of Work and a Fairer Internet），2016。http://www.orbooks.com/catalog/ours-to-hack-and-to-own/ - 威斯康星大学合作社研究中心，《合作社经济影响研究》（Research on the Economic Impact of Cooperatives），2009。http://reic.uwcc.wisc.edu/summary/ - Upwork 与自由职业者联盟，《美国自由职业状况》（Freelancing in America），2016。https://www.upwork.com/i/freelancing-in-america/2016/ 感谢 Internet of Ownership 的支持，以及其在平台合作社领域持续开展的工作。 设计：idrc.ocadu.ca 部分图像改编自 THENOUNPROJECT.COM。 # 货币实验室第二届会议：异议的经济 ### 2015年12月3-4日，阿姆斯特丹 Pakhuis de Zwijger ### 2015年12月3日，星期四 #### 第1场：区块链：革命，还是一切照旧 主持人： Eduard de Jong 发言人： Primavera De Filippi, David Golumbia, Bruce Pon #### 第2场：自由货币运动与公地 工作坊主讲： Jim Costanzo #### 第3场：向货币复仇 工作坊主讲： Max Haiven #### 第4场：在众筹平台上协商信任 工作坊主讲： Robert van Boeschoten #### 第5场：对金融的艺术介入 主持人： Max Haiven 发言人： Núria Güell, Levi Orta, Silvio Lorusso, Stephanie Rothenberg, Scott Kildall, DullTech^TM ### 2015年12月4日，星期五 #### 第6场：揭示货币的阴暗面 主持人： Cecile Landman 发言人： Paul Radu, Femke Herregraven, Paulo Cirio #### 第7场：为互联网构建所有权层 工作坊主讲： Ascribe #### 第8场：Peerhood 游戏 工作坊主讲： Pekko Koskinen #### 第9场：Commoneasy 点对点保险 工作坊主讲： Jip & Florian de Ridder #### 第10场：经济异议的策略 主持人： Brett Scott 发言人： Enric Duran, Rachel O'Dwyer, Robin Hood Minor Asset Management #### 展览：交易大厅 艺术家： Gordana Nikolić, Šefik Tatlić, Scott Kildall, Rob Myers, Aline Baggio ## 货币实验室第三届会议：更好地失败 ### 2016年12月1-2日，阿姆斯特丹 Pakhuis de Zwijger ### 2016年12月1日，星期四 #### 第1场：全球金融：更好地失败？ 主持人： Geert Lovink 发言人： Alex Foti, Menno Grootveld, Renzo Martens, Cassie Thornton #### 第2场：当艺术映照马克思 主持人： Stephanie Rothenberg 发言人： Steyn Bergs, Dan Mihaltianu, Tori Abernathy, Jeroen van Loon, Anne Breure #### 第3场：会计师如何拯救世界？ 工作坊主讲： Frank de Graaf, Nick McGuigan, Thomas Kern, Herman Gels #### 第4场：密码领域的政治：区块链革命之后 工作坊主讲： Matthias Tarasiewicz, FIBER #### 第5场：战胜货币 工作坊主讲： Dmytri Kleiner, Baruch Gottlieb #### 第6场：留住最后一支舞？ 主持人： Max Dovey 发言人： Henry Warwick, Koos Zwaan, Bindu de Knock #### 晚间节目：Fiscal Drag 现场演出 表演者： Max Haiven, Cassie Thornton, Fine Art Financ€ Lab, Tori Abernathy ### 2016年12月2日，星期五 #### 第7场：合作社与公地 主持人： Sabine Niederer 发言人： Trebor Scholz, Arthur Röing Baer, Michel Vogler #### 第8场：大口袋在看着你！ 主持人： Patricia de Vries 发言人： Brett Scott, Nathalie Maréchal, Emily Rosamond, Austin Houldsworth #### 第9场：区块链与数字货币时代的治理 工作坊主讲： Richard Khol #### 第10场：Flexonomix 地区货币游戏 工作坊主讲： Jens Martignoni, Panayotis Antoniadis, Ileana Apostol #### 第11场：通过角色扮演走向预算区块链的美好世界 工作坊主讲： Ruth Catlow, Ben Vickers #### 第12场：全民基本收入：为了每一个人，也为了所有人 主持人： Tori Abernathy 发言人： Johannes Ponader, Baruch Gottlieb, Patrice Riemens #### 展览：没有隐性成本 艺术家： Steve Rowell, Fine Art Financ€ Lab, Arthur Röing Baer, Javier Lloret, Oliver Barstow, Luca Claessens, Nicoleta Pana, Pete Gomes, Ruth Catlow, Max Dovey ## 伦敦货币实验室：艺术、文化与金融行动 ### 2018年1月20日，伦敦萨默塞特宫工作室 ### 2018年1月20日，星期六 #### 第1场：离岸调查载具 工作坊主讲： The Demystification Committee #### 第2场：Patternist 工作坊主讲： Kei Kreutler #### 第3场：为输而玩：探索艺术与金融中的策略、模拟和情境游戏 主持人： Brett Scott 发言人：The Demystification Committee、Kei Keutler、Stephanie Polsky〔译注：此处姓名按原 PDF 拼写保留；同页工作坊行写作 Kei Kreutler。〕 #### 第4场：FairCoop：地球上的经济公平合作社 工作坊主讲： FairCoop #### 第5场：数据工作者工会 工作坊主讲： Institute of Human Obsolescence #### 第6场：艺术与股权？用区块链将文化代币化 主持人： Ruth Catlow 发言人： Jérôme Croisier, Rachel O'Dwyer, Sarah Friend, Marija Bozinovska Jones #### 第7场：INC 推介《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 主持人： Inte Gloerich 发言人： Geert Lovink, Emily Rosamond, Nathaniel Tkacz # 作者简介 **Jaya Klara Brekke** 是作家、研究者和创意制作人，目前专注于区块链的政治经济学、共识协议，以及分布式系统中的治理、能动性、伦理和权力问题。她居住在伦敦，正在杜伦大学地理系撰写博士论文。 **Tripta Chandola** 是驻德里的城市民族志研究者。在超过十五年的研究经历中，她通过不同的叙事方式和介入视角，探索边缘人群日常生活的各个侧面。她在澳大利亚昆士兰科技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发表过多篇期刊论文并为学术书籍撰写章节，还根据博士研究共同制作了 BBC 广播纪录片《Govindpuri 的声音》（Govindpuri Sounds）。她的著作《对他者的感知》（A Sense of the Others）将于2018年由阿姆斯特丹的 INC 出版。她目前是印度德里人类发展研究所的博士后研究员。 **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 是一个由金融理论家、政治学家、软件架构师、游戏设计师、艺术家、律师、对等生产专家、哲学家和去中心化应用工程师组成的团队。他们共同重新想象经济空间可能是什么，并使这些可能性付诸运作。 **Max Dovey** 可以被描述为28.3%的男人、14.1%的艺术家，以及8.4%的成功人士。他也是艺术家、研究者和讲师，专长是数据政治与算法治理。他的作品探索技术和数字文化所产生的政治叙事，并把它们呈现为情境化项目：酒吧、电视游戏节目、银行及其他参与式场景。他是网络文化研究所的关联研究员，为 Open Democracy、Imperica 和 Furtherfield 撰稿。他的作品曾在 Ars Electronica 艺术节、鹿特丹艺术博览会及英国多场音乐节上演出。 **General Intellect（一般智力）** 是一个短暂存在的集体，今天存在，明天便不复存在。它主要由行动者和共同研究者组成，处理与新的价值增殖过程、社会再生产、福利、收入分配（无条件基本收入）和替代货币形式有关的问题。 **Inte Gloerich** 是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 MoneyLab 的研究者和项目协调人。她具有媒介研究背景，在阿姆斯特丹大学获得新媒体与数字文化硕士学位，并参与过有关数字技术政治、数字经济和网络身份的多项研究。 **Max Haiven** 是安大略省西北部湖首大学文化、媒介与社会正义领域的加拿大研究讲席教授，也是价值重想行动实验室（ReImagining Value Action Lab，RiVAL）主任。他面向学界及普通读者撰写文章，著有《想象力危机、权力危机：资本主义、创造力与公地》（Crises of Imagination, Crises of Power: Capitalism, Creativity and the Commons）、《激进的想象力：紧缩时代的社会运动研究》（The Radical Imaginatio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in the Age of Austerity，与 Alex Khasnabish 合著），以及《金融化文化：大众文化与日常生活中的虚拟资本》（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 Fictitious Capital in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他目前正在撰写《货币之后的艺术，艺术之后的货币：反对金融化的激进创意策略》（Art after Money, Money after Art: Radical Creative Strategies Against Financialization）。 **Robert Herian** 是英国开放大学法学讲师。他的教学和研究兴趣集中于衡平法、信托法、财产法与受托人相关法律，以及这些法律如何塑造社会文化、政治、经济、心理和技术观念与实践，同时又如何受其塑造。 **David Hollanders** 是历史学者和计量经济学者。他在蒂尔堡大学获得经济学博士学位，博士研究关注养老基金治理。目前，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欧洲研究项目教授政治经济学。 **Dmytri Kleiner** 是《电信共产主义宣言》（The Telekommunist Manifesto）的作者，也是《误沟通技术》（Mis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项目的参与艺术家；该项目是与电信共产主义者网络持续合作的一系列艺术作品。《误沟通技术》通过创造一些不完全按预期运作、或以出人意料方式运作的平台，探讨嵌入通信技术之中的社会关系。 **Silvio Lorusso** 是驻鹿特丹的艺术家、设计师和作家。他的文章刊登于多种杂志和出版物，包括 Not、Immaterial Labour Union Zine、Prismo、Modes of Criticism、Printed Web 3、Metropolis M、Progetto Grafico、Digicult、Diid 和 Doppiozero。他是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的关联研究员，并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的 PublishingLab 担任导师。 **Laura Lotti** 是研究区块链文化的独立研究者和实践者。她具有经济学、媒介研究和哲学背景，于2016年在悉尼的新南威尔士大学完成博士学位，探讨区块链协议与智能合约带来的技术、经济、社会和政治可供性。目前，她通过与经济空间机构（Economic Space Agency）的合作继续开展研究。这家初创机构立足奥克兰并遍布全球，正在构建一个真正的点对点智能合约生态系统，为社会网络化的生产提供动力。 **Geert Lovink** 是荷兰媒介理论家、互联网批评家，著有《诡异网络》（Uncanny Networks，2002）、《暗光纤》（Dark Fiber，2002）、《我的第一次衰退》（My First Recession，2003）、《零评论》（Zero Comments，2007）、《无因的网络》（Networks Without a Cause，2012）及《社交媒体深渊》（Social Media Abyss，2016）。2004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创立网络文化研究所。 **Nathalie Maréchal** 是在互联网政策与人权交汇领域工作的学者兼行动者，也是南加州大学传播学博士候选人。她的研究关注企业对网络人权所承担的责任、数字时代的社会正义与不平等，以及信息的地缘政治。她即将完成的博士论文追溯“互联网自由”资助的政治史和官僚政治，同时批判性评估美国外交政策及其与致力于数字权利的跨国社会运动之间的关系。 **Rachel O’Dwyer** 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 CONNECT 的研究员。她的研究关注数据、移动网络与支付交汇处的新兴市场。她是都柏林艺术与技术协会（DATA）的负责人，也是 Openhere 艺术节暨会议的策展人。 **Nina Power** 在密德萨斯大学获得哲学博士学位，论文主题为战后法国哲学中的人文主义与反人文主义；她也拥有华威大学的哲学硕士和学士学位。她曾在密德萨斯大学、奥尔平顿学院、伦敦传媒学院、莫利学院和罗汉普顿大学任教，目前也是罗汉普顿大学哲学高级讲师。她是英国皇家艺术学会（RSA）会士、英国哲学协会会员，著有《单向度的女人》（One-Dimensional Woman，Zer0，2009）和《集体政治主体：批判哲学文集》（Das kollektive politische Subjekt – Aufsätze zur kritischen Philosophie，Laika，2015），后者汇集了她的哲学文章的德译本。 **Patricia Reed** 是驻柏林的艺术家、作家和设计师。她作为艺术家参加的展览包括奥克兰资本主义博物馆、贝鲁特 Homeworks 7、鹿特丹 Witte de With、柏林世界文化宫（HKW）及斯图加特符腾堡艺术协会的展览。近期文章刊载于 e-flux Architecture、_AH Journal、《冷战冷世界》（Cold War Cold World，Urbanomic）、《重塑地平线》（Reinventing Horizons，Tranzitdisplay）和《神经症转向》（The Neurotic Turn，Repeater Books）。Reed 是 Laboria Cuboniks（技术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及应用复杂性办公室（Office for Applied Complexity）工作组成员。 **Patrice Riemens**：地理学者、文化和互联网行动者、自由和／或开源软件倡导者，以及荷兰黑客俱乐部 Hippies from Hell 的成员。 **Emily Rosamond** 是加拿大艺术家、作家和教育工作者。2016年，她以英联邦艺术奖学金获得者的身份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完成博士学位。她是金史密斯学院视觉文化讲师，同时担任纯艺术与艺术史学士项目的联合负责人。她举办个人展览，也与“事件视界学校”（School of The Event Horizon）集体共同参展。 **Trebor Scholz** 是学者兼行动者、纽约新学院文化与媒介副教授。他经常面向世界各地的政策制定者、合作社成员、学者、律师、行动者、设计师、工会领袖和技术专家，讨论工作的未来及替代经济模式。他的著作《优步式过劳与低薪》（Uberworked and Underpaid，Polity，2016）从对掠夺性平台经济的批判分析出发，提出“平台合作主义”的思想框架。他还共同编辑了《由我们改造并拥有》（Ours to Hack and to Own，OR Books，2016）。他是平台合作主义联盟的创始主任。详情见 http://platform.coop 。 **Brett Scott** 是记者、社会运动参与者，也是《异端者的全球金融指南：改造货币的未来》（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2013）的作者。他与众多非政府组织、艺术家、学生和初创企业共同从事金融改革、替代金融与经济行动工作，并为《卫报》、New Scientist、Wired Magazine 和 CNN.com 等刊物撰稿。他是金融创新实验室高级研究员、社会银行研究所成员，以及布里克斯顿镑顾问组成员。他的推特账号是 @suitpossum。 **Nathaniel Tkacz** 是华威大学跨学科方法论中心的数字媒介准教授（Reader）。他的工作研究数字媒介的政治、经济和组织维度。他撰写或编辑了多部著作，包括《维基百科与开放的政治》（Wikip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芝加哥大学出版社，2015），以及与 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共同编辑的《货币实验室读本》（The Moneylab Reader，2015）。 **Pablo R. Velasco** 是华威大学高等研究所的青年研究员，也是跨学科方法论中心的博士候选人。他通过技术基础设施对数字文化开展批判研究，尤其关注区块链设计背后的逻辑，以及权威、空间、政治与加密货币权力分配之间相互交织的关系。他的工作见 pablov dot me。 **Patricia de Vries** 在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从事博士研究，并在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担任讲师和研究者。她阅读并撰写有关艺术中算法焦虑的文章。更多信息见 http://networkcultures.org/contesting-capture-technology 。 **Martin Zeilinger** 是驻伦敦的新媒体研究者、策展人和实践者。他是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剑桥）的媒介高级讲师、2018年伦敦 MoneyLab 的共同组织者、多伦多 Vector 新媒体艺术节的联合策展人，以及剑桥大学数字艺术研究小组的共同召集人。他的研究关注数字艺术与金融技术之间的联系，并延伸至创意编程和物理计算领域的实践型工作。 # 货币实验室读本 2 ## 超越炒作 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编 INC 读本第11号 货币实验室（MoneyLab）是由艺术家、行动者和极客组成的网络，尝试各种金融民主化形式。全球金融危机步入第10个年头，要分辨华丽新瓶里的旧酒，依然是一项艰难却至关重要的任务。货币实验室网络质疑那些经久不衰的信念：从加尔文主义式的紧缩、增长和规模扩张，到无需信任的自动化决策，以及网络货币和区块链解决方案主义的（无政府）资本主义梦想。 我们把数字合作社、基于互联网的支付和基于网络的营收模式实验，视为政治想象的空间，也视为同等重要的美学计划。在第二部《货币实验室读本》中，这一网络深入探讨了艺术的金融化；作为区块链上二元命题的爱；生计众筹；无现金社会；针对穷人的金融监控；全民基本收入究竟是货真价实的方案还是彻头彻尾的骗局；对 Airbnb 和 Uber 的合作社式回应；个人金融仪表盘的历史；以及好莱坞对金融危机的叙述。金融科技奔流在我们的血管中，激起批判性概念、观念和想象的旋风。欢迎来到风暴之眼。 **撰稿人** Jaya Klara Brekke、Tripta Chandola、Max Dovey、Economic Space Agency、General Intellect、Max Haiven、Robert Herian、David Hollanders、Dmytri Kleiner、Silvio Lorusso、Laura Lotti、Nathalie Maréchal、Rachel O’Dwyer、Nina Power、Patricia Reed、Patrice Riemens、Emily Rosamond、Trebor Scholz、Brett Scott、Nathaniel Tkacz、Pablo R. Velasco、Martin Zeilinger 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2018年 ISBN 978-94-92302-19-9 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由欧盟“创意欧洲”计划共同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