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货币实验室读本 ## 介入 ## 数字 ## 经济 序言：萨斯基娅·萨森 编者：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帕特里夏·德弗里斯（Patricia de Vries） INC 读本 第10辑 ## 版权与出版信息 《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 编者：海尔特·洛文克、纳撒尼尔·特卡奇、帕特里夏·德弗里斯 文字编辑：Annie Goodner、Jess van Zyl、Matt Beros、Miriam Rasch、Morgan Currie 封面设计：Content Context 版式设计：Katja van Stiphout EPUB 开发：André Castro 印刷：Drukkerij Tuijtel，Hardinxveld-Giessendam 出版：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阿姆斯特丹，2015年 ISBN：978-90-822345-5-8 ### 联系方式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电话：+31205951865 电子邮箱：info@networkcultures.org 网站：www.networkcultures.org 订购纸本或免费下载本出版物：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加入 MoneyLab 邮件列表：http://listcultures.org/mailman/listinfo/moneylab_listcultures.org 支持机构：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Hogeschool van Amsterdam）、Amsterdam Creative Industries Publishing、华威大学。 感谢 INC 全体人员，感谢所有作者的贡献，感谢 Annie Goodner 和 Morgan Currie 的文字编辑工作，也感谢 Amsterdam Creative Industries Publishing 的资金支持。 本出版物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CC BY-NC-SA 4.0）许可。许可文本见：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译注】原版权页将该许可写作“4.0 Unported”；本译稿保留其版本号及原许可链接，适用条件以链接中的许可文本为准。中文翻译与版式改编沿用 CC BY-NC-SA 4.0；图片保留原署名。本稿为中文初译 v0.1，经 AI 内容复核后交付，未经人工终审，不代表作者或出版社认可。 ## 货币实验室读本：介入数字经济 编者：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帕特里夏·德弗里斯（Patricia de Vries） INC 读本 第10辑 ## 已出版的 INC 读本 INC 读本系列源自会议论文，由网络文化研究所制作，以纸本、EPUB 和 PDF 三种形式提供。《货币实验室读本》是该系列的第10部出版物。 INC 读本 第9辑：René König、Miriam Rasch 编，《查询社会读本：反思网络搜索》（Society of the Query Reader: Reflections on Web Search），2014年。 INC 读本 第8辑：Geert Lovink、Miriam Rasch 编，《不像我们：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Unlike Us: Social Media Monopolies and Their Alternatives），2013年。 INC 读本 第7辑：Geert Lovink、Nathaniel Tkacz 编，《批判的视角：维基百科读本》（Critical Point of View: A Wikipedia Reader），2011年。 INC 读本 第6辑：Geert Lovink、Rachel Somers Miles 编，《视频漩涡读本 II：超越 YouTube 的动态图像》（Video Vortex Reader II: Moving Images Beyond Youtube），2011年。 INC 读本 第5辑：Scott McQuire、Meredith Martin、Sabine Niederer 编，《城市屏幕读本》（Urban Screens Reader），2009年。 INC 读本 第4辑：Geert Lovink、Sabine Niederer 编，《视频漩涡读本：回应 YouTube》（Video Vortex Reader: Responses to YouTube），2008年。 INC 读本 第3辑：Geert Lovink、Ned Rossiter 编，《我的创造力读本：创意产业批判》（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2007年。 INC 读本 第2辑：Katrien Jacobs、Marije Janssen、Matteo Pasquinelli 编，《点击我：网络色情研究读本》（C’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2007年。 INC 读本 第1辑：Geert Lovink、Soenke Zehle 编，《隔绝沟通读本》（Incommunicado Reader），2005年。 所有 INC 读本，以及“网络笔记”（Network Notebooks）、“按需理论”（Theory on Demand）等其他出版物，均可免费下载和阅读。参见 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 原书目录 下列页码均为原书印刷页码；电子跳转对应中文译文的内容位置。 ### 导言 萨斯基娅·萨森：《当货币成为攫取工具而非交换媒介：〈货币实验室读本〉序言》——原书第9页 海尔特·洛文克、纳撒尼尔·特卡奇：《货币实验室：新数字经济形态的萌芽》——原书第13页 ### 长远博弈 Keith Hart：《货币与世界社会的形成》——原书第19页 Franco “Bifo” Berardi：《金钱之外还有生活吗？》——原书第32页 Ralph Heidenreich、Stefan Heidenreich：《论后货币时代的网络经济》——原书第44页 Douglas Rushkoff：《可玩性与对开源经济的探寻》——原书第56页 Andrew Ross：《21世纪的积累与抵抗》——原书第64页 ### 金融介入 Primavera De Filippi、Samer Hassan：《衡量以公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弥合公地与市场之间的鸿沟》——原书第74页 Pekka Piironen、Akseli Virtanen：《使金融权力民主化：与创始人 Akseli Virtanen 讨论罗宾汉资产管理合作社》——原书第92页 Lena Rethel、Irwan Abdalloh：《在市场交易中培养伦理行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案例》——原书第104页 ### 批判性货币 David Golumbia：《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原书第117页 Beat Weber：《互补货币的经济可行性：注定失败？》——原书第132页 Tiziana Terranova、Andrea Fumagalli：《金融资本与共同之物的货币：Commoncoin 案例》——原书第150页 Finn Brunton：《热量交换》——原书第158页 ### 想象的经济 Max Haiven：《货币作为想象的媒介：艺术与合作的货币》——原书第173页 Stephanie Rothenberg：《命运逆转：将市场化慈善可视化》——原书第189页 Paolo Cirio：《(W)orld Currency：世界货币》——原书第198页 Jim Costanzo：《免费金钱运动》——原书第202页 ### 支付技术 Bill Maurer、Lana Swartz：《狂野，狂野的西部：两位加利福尼亚“女教师”的观察》——原书第221页 Rachel O’Dwyer：《金钱会说话：对移动支付的圈占》——原书第230页 Erin B. Taylor：《移动货币：金融全球化、替代方案，还是两者兼有？》——原书第244页 Eduard de Jong、Nathaniel Tkacz、Pablo Velasco：《“相处如朋友，算账如敌人”：论数字现金与支付媒介》——原书第257页 ### 众筹及其后 Inge Ejbye Sørensen：《自己去众筹吧！众筹对英国纪录片及其产业的一些非预期后果》——原书第268页 Renée Ridgway：《为公地众筹？》——原书第281页 Irina Enache、Robert van Boeschoten：《货币实验室面向创意工作者的众筹工具包》——原书第295页 ### 附录 货币实验室会议——原书第304页 作者简介——原书第305页 ### 会议海报文字 国际会议｜货币实验室（MoneyLab）｜铸造替代方案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 3月21–22日｜Lab111｜阿姆斯特丹 危机时刻萌生新的数字经济形态。 机构标识：网络文化研究所；CREATE-IT 应用研究；阿姆斯特丹创意产业专业中心；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 货币实验室由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网络文化研究所发起。 ## 中文版制作说明 本稿依据网络文化研究所2015年英文PDF全译。官方EPUB用于校核段落与取得清晰图像；出现差异时以冻结PDF为准。为便于连续阅读，原书页下注改置各章末，注号与链接保持对应。原页标记、原书目录页码及书内原页引用均可跳转；页脚显示中文版PDF物理页码。章节、正文、图表、书目、会议议程、作者简介及封面／封底文字均在范围内。学术书目保留原文著录。图表中文化或附完整可读文字对照，照片中的无法辨认微字不作猜补。书中机构情况、统计数据、网址与作者简介均保留2015年底本语境。 本文件为中文初译 v0.1，使用AI初译与独立AI全文复核，未经人工终审。图示或正文存在的原书疑误以译注标明；不据此验证作者的经济或数学模型。 # 当货币成为攫取工具而非交换媒介：《货币实验室读本》序言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 # 当货币成为攫取工具而非交换媒介：《货币实验室读本》序言 萨斯基娅·萨森 货币实验室（MoneyLab）是一个令人振奋、具有战略意义的项目。本书收录的文章异常丰富多样，令人充满期待。短短一篇前言，不可能充分呈现如此繁多的思想和提议。我将聚焦于其中一个方面：我们可以把它看作货币实验室所参与的更广泛讨论中的一步、一块基石，即必须发展新型货币，使新型经济成为可能。 我们需要货币这样的交换媒介。但今天各种形态的货币，大多是各国的官方货币。而它们正变得问题重重。为什么？因为它们作为交换媒介的作用越来越弱，却越来越成为政府和企业为自身目的攫取家庭资源的工具，而且经常凌驾于一国人民的基本需要之上。 今天，各国的官方货币已经成为通往家庭资源的桥梁——一种甚至能从贫困家庭攫取价值的机制。公民无法参与决定税收如何使用的征税，是另一种机制。经济的公司化又是另一种。当公司取得消费者支出的大部分时，它们也就不成比例地控制着这些家庭资金的投资和配置方式（例如，把钱用于大幅提高公司薪酬，而不是投资发展有机食品）。 在这些条件下，货币不再仅仅是一种交换媒介。它也不再是确保政府或企业大规模投资于一个地方、一个国家的人民所需之物的媒介。它成为实现政府和企业意愿的工具。 然而，并非一切替代货币都一定值得追求。关键在于建立一种去中心化货币，让非公司化经济大量涌现，而且其规模与运作方式须超越简单的物物交换。物物交换适用于许多业务，也曾在某些环境中蓬勃发展，尤其是在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但这还不够。要夺回如今已完全被大公司占领的经济领域，我们就必须扩大规模。而且即使一个地方的某些较大型需求，尤其是交通系统，仍不得不由大公司来建设，我们也必须这样做。 数字货币显然是一个选择。最近，比特币吸引了大量关注。它也成为投机性投资的去处。这又引出了若干关键问题，尤其是它是否属于去中心化货币。 挑战在于避免一种货币走向公司化——如今越来越多的官方货币正处于这种状态。 再说一遍，我所谓的公司化，是指货币把家庭资源（以消费能力衡量）转化为公司利润，而这些利润随后可以被拿去投资，既不必顾及、也不必了解一个地方的需求。通常，依赖当地居民选择的小企业，必须以大公司所不必采取的方式作出回应。此外，大公司有能力开设连锁加盟店；尽管这些店可能需要对当地需求稍加回应，结果却往往是把由本地人所有的企业排挤出去，使加盟店可以毫无竞争地统治市场——对当地采取一种“要就要，不要拉倒”的姿态。最后，加盟店不可避免地必须把当地的一部分消费能力转交给总部。理想情况下，去中心化货币应有利于地方倡议以及地方内部的再分配。 过去二十年，把家庭资金公司化的这一转变不断加速，在世界越来越多地区也日益尖锐。为了满足某些需要，我们在一定程度上确实需要政府和公司：庞大的交通系统、公共建筑、机场、港口等等。但这一切太容易最终变成用我们的钱谋取它们的利润，而不是满足我们的需要。其结果之一，是各种不对称不断加剧：一端财富越来越集中，另一端贫困不断扩大。各地确有例外，但还不足以消除这些不对称。 此外，我们的政府也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公司的这种权力，使它们不仅通过消费，还通过政府政策攫取家庭资金。被优雅地称为“量化宽松”的政策，就是一个例子。在2008年危机后的这个时期，美国政府在把家庭资金转移给公司、尤其是大型银行和主要金融机构方面最为积极。其中只有很小一部分（3,200亿美元）经过了正当渠道——立法机构；在那里，至少有机会展开公开辩论，让我们这些公民原则上可以表达自己的看法。但绝大部分转移都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只是通过信息自由申请才发现自己的钱被如何花掉：超过7万亿美元被秘密地从美国家庭转移到全球银行体系。还有数万亿美元通过量化宽松转移；这是公开事件，但普通家庭难以理解，这种措辞并未说明被转移的是家庭的钱。量化宽松也是欧洲中央银行希望在欧盟实施的政策。 是的，我们需要去中心化货币，让它们充当真正的交换媒介，处理家庭、小企业和地方的大量需求。这意味着避开连锁加盟店，建立由本地人所有的经营组织——这样，利润就在社区或城市里重新流通，而不是部分被公司总部拿走。同时，我们也需要国家货币，来开展一个国家为满足人民需求所必需的大型基础设施和服务项目；这可能意味着与大型工程公司签约。但大多数食品、家具之类的东西，不应当非如此不可。 去中心化货币应当能够把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带回我们的社区。而且，如果这些货币实现数字化，地方的 倡议与创新，就可以在一个地区、一个国家或一片大陆上的各个地方复制。这是构建更大的多节点运作空间的一种方式：这些空间能够跨越多种边界，同时不失其地方根基。 我们不需要的，恰恰是今天越来越多国家正在发生的事情：大规模、直接和间接地占用家庭与小企业的收入，为公司的逐利目的融资。 萨斯基娅·萨森，哥伦比亚大学。本前言提出的许多观点，在她的新书 Expulsions: Brutality and Complexity in the Global Economy（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4）中有充分展开。 # 货币实验室：新数字经济形态的萌芽 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与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 # 货币实验室：新数字经济形态的萌芽 海尔特·洛文克与纳撒尼尔·特卡奇 > 抢银行的最好办法，是设计一种货币。 > ——Johan Sjerpstra 欢迎来到货币实验室。这是一个由艺术家、行动者和研究人员组成的网络，2013年由设在阿姆斯特丹的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创立，旨在研究、讨论并试验艺术及其他领域中与互联网有关的（替代性）收入模式。第一届“货币实验室：铸造替代方案”（MoneyLab: Coining Alternatives）会议于2014年3月在阿姆斯特丹举办，聚焦比特币争论、众筹研究的初步探索、非洲及其他地区的移动货币，以及艺术界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持续衰退、止赎与破产的回应。本读本在一定程度上可视为这次活动的会议文集（本书后附会议日程）。我们在收入 Disrupting Business: Art and Activism in Times of Financial Crisis 文集的文章“Friends with Money”[^a02-1]中，已经阐述了这种介入式研究的纲领性意图。这里不再重复。相反，我们想梳理几项关键发展，并在货币实验室所处的思想环境中辨认出一些可作为参照的作者。最后，我们将展望启动两年后的货币实验室，并重新评估学术界内外的试验—创新与激进批判之间的关系。 当网络文化及其公司对应物开始把网络视为新经济形态的生成者时，货币实验室便开始了。金钱不再是来自外部的既定事物。货币、代币、“钱包”和支付技术，都成为可以争夺、可以重新塑造的对象。比特币的奇观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但重量级公司——Google、Facebook、Amazon、Apple、Samsung等等——也一直忙着把自己重新设想为面向平台大众的金融服务和支付提供商。 与此同时，联网主体被留给自己应付，必须自行创造收入、无中生有、从零到一。新自由主义主体发现自己永远处于创业模式。在高度停滞的时代，我们既不能指望补贴，也不能指望传统金融世界 [^a02-1]: Geert Lovink and Nathaniel Tkacz, Data Browser, New York: Autonomedia, 2013, pp. 175-191。另见：http://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about/background/。 提供的投资。欢迎来到数字现实主义。在我们的紧缩网络中，99%的人都成为求生艺术家，在永无止境的经济衰退中承受轮番危机。寻找新的价值攫取方式的行动不断加剧。最新的无处不在的技术，就是金融化本身。在这个不那么美丽的新世界里，冲突有可能被通过软件表达的、相互竞争的经济愿景所取代。摧毁体制！比特币还是Ripple？ 内容夸富宴结束了。你可以分享——但谁在乎？复制既不是问题，也不是答案，它往往把面前的决定向后拖延，而不是加快决断。理想主义黑客与机会主义创业者之间的经典区分，已经开始模糊。我们已无法确定，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否正在展开，还是我们仅仅在目睹毫无缘由的创造性破坏。颠覆已经成为目的本身。我们要推介什么？不知道？土豆沙拉怎么样？[^a02-2] 过去，我们认为货币流通是理所当然的；如今，我们却被迫一再发明货币。实验室是我们创造性的牢房。从这里出来的任何解决方案，都不会真正可持续：我们被关在一间疯人院里，里面尽是为“额外”收入来源制定的临时标准。额外于什么？我们许多人会这样问自己。细小的收入溪流会不会有一天汇成大河，还是会始终像全球天气一样变化无常？微支付真的能创造一场新文艺复兴，还是我们应当更现实一些？我们难道不应当把寻求新收入模式的愿望，与要求收入再分配结合起来吗？ 让我们浏览一下未来（再）分配技术的谱系。你已经被登记加入“经济人网络”（network economicus）：互联网被重新配置为一套金融服务，成为塑造并强化金融化自我的空间——创业者、资助者、风险投资者、交易者，当然还有债务人。“经济人网络”呈现出一片平台经济的群岛。Google、Apple、Facebook、Twitter——全都在利用社会关系的锁定效应，从服务／数据画像／广告复合体之外的日常经济活动中生成并攫取价值。 互联网真正的杀手级应用，是否一直被所有人忽略了？我们说的，当然是网上银行。想一想，早期“新媒体”阶段的拓荒心态，如果认真关注网上银行，会呈现何等不同的面貌。这里没有社区，没有协作，也没有匿名探索多重自我。它从未发生于虚拟世界，也绝非进步性的。相反，我们看到的是由确凿证件支撑、与真实身份相连的用户账户。这些网站的作用，是支持极其平凡的金融任务。自我的安全与整体基础设施的安全，都是核心关切。网上银行体验追求无缝功能与便捷转账，排除一切不可预见的可能；金融主体性就这样通过日常浏览、点击和滚动查看那些对自己有意义的数字，悄悄得到培育。 如今，网络的大部分领域都已按这种网上银行的想象重新塑形。但反向变化同样存在。当代银行业正在吸纳个性化、推荐与广告的逻辑，并开始借鉴 [^a02-2]: Kate Harrison, ‘Crowdfunding Potato Salad: Funny or Insulting?’, Forbes, 8 August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kateharrison/2014/08/08/crowdfunding-potato-salad-funny-or-insulting/。 社交媒体和其他商业平台首创的设计技术。例如在英格兰，网上对账单如今充斥着根据客户支出与购买历史生成的推销材料。用户账户现在带有资金管理仪表板，对支出与储蓄习惯——或者缺乏这些习惯的状况——进行分类和可视化。当然，银行也已参与数据画像的游戏。 在美国，东西两岸的权力分工正在变化。华尔街与硅谷的愿景和抱负正在融合。初创公司如今希望在货币、支付和融资层面创新，金融公司则借助技术创新。金融业日益成为极客们的归宿：数学建模者、机器学习专家、物理学专业毕业生等等。他们越来越把目标瞄准社交媒体和相关平台的“数据流”。网络前端的金融化，与人们发现网络可以充当金融资源同时发生。维基百科页面的编辑可用于预测股票走势。社交媒体平台是机器可读的，而这些“流”的内容会反映在波动的股票价值之中。2013年4月美联社Twitter账户遭入侵一事，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当金融受制于状态更新时，会出现何种新的波动性。货币实验室就在这一层层金融方法与技术之中展开。其中有些发展超出我们所能触及的范围，但我们不能畏惧金融本身。参加货币实验室会议的金融行动者Brett Scott，最明确地阐述了这一点。Scott的方法，是用黑客的思维进入金融世界。我们同样可以问：还有哪些可能的参与策略？ 从历史上看，货币实验室可被置于2011年全球抗争、尤其是占领运动之后涌现的众多全球金融危机后倡议之中。在某种意义上，占领运动对华尔街的关注还不够，过于向内关注在21世纪成为一场运动的内部动力。占领运动不仅显示出对全球金融的不满已经多么普遍，也表明人们需要关于货币、资本、收入与金融的替代观点。货币实验室兴起时，比特币热潮以及类似的加密货币试验已经持续了几年。无论看向何处，一切都还处于起步阶段。这就是货币实验室的精神。对全球金融的批判已经存在，但仍在等待自己的“皮凯蒂”时刻。人们对“暗池”及其他荒谬现象的认识不断增加（这要感谢Scott Peterson[^a02-3]和Michael Lewis[^a02-4]的通俗著作），但如何把所有这些证据转变为有组织的愤怒，甚至转化为政策？我们许多人担心，单靠监管无法解决问题。让某种金融工具停用，并不足够。除了适用于21世纪的《全球金融通论》，我们还需要描绘在这个数字网络时代应如何生成货币的蓝图。［译注：此处原文作Scott Peterson，原注及书目作Scott Patterson。］ 货币实验室讨论战略。Scott Patterson在 The Quants 一书中讨论了禁止量化分析师进入华尔街的提议。他认为，“这无异于一座桥梁坍塌之后，就把土木工程师逐出造桥行业。相反，许多人 [^a02-3]: Scott Patterson, Dark Pools, The Rise of A.I. Trading Machines and the Looming Threat to Wall Stre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a02-4]: Michael Lewis, Flash Boys: A Wall Street Revolt,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14。 相信，目标应当是设计更好的桥梁——或者，就量化分析师而言，设计更稳健的模型，能够承受金融海啸，而不是制造海啸。”[^a02-5]但在算法战争的时代，什么才是更好的“设计”？比特币是更好的桥梁吗？当自由市场幻象已经走到尽头，改进系统意味着什么？总会有“新的内部人”。这一次会是Apple、Google和Facebook吗？还是我们应当预期电信公司成为新的银行？ 萨斯基娅·萨森在2014年的 Expulsions 一书中指出，残酷剧场——新自由主义对穷人的报复——是2008年金融危机的结果。从战略角度看，我们始终应牢记：存在隐性的成本，也存在长期后果。“升了天的钱”的自主性是相对的。我们从自己的童年就知道：连一局大富翁游戏，都不是无辜且没有后果的。 Philip Mirowski于2013年出版的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困难的问题：新自由主义者如何在危机之后反而比以往更强大？货币实验室至少应当开启这一批判方向。假如所有这些善意而建设性的替代方案，只会强化新自由主义政策、让寄生的1%受益，又该怎么办？或者更糟，假如提出的这些替代方案本身，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新自由主义的呢？我们是否应当发起一场“替代方案罢工”，甚至拒绝提出任何形式的批评？在金融世界里，最致命的否定性形式是什么？Mirowski的问题最终汇聚到反对者的组织问题上。积极的一面是，货币实验室这样的倡议也可以集合成有组织的网络，最终转变为他所说的“思想集体”（Thought Collective），成为一个能够评议并传播替代方案种子的全球性倡议。他问：“一种有活力、能够反击新自由主义者认识论承诺的叙事，会是什么样？”[^a02-6]我们能否大胆回答：货币实验室？还是为时过早？如果“新自由主义思想集体的主要抱负，是在民众中播下疑惑与无知”，那么货币实验室这样基于互联网的研究网络可以发挥什么作用？强调激进批判与概念发展的结合，是否足够？如果正如Mirowski所说，“真正的政治权力，在于能够作出为了挽救市场而‘暂停’市场的决定”，那么对立力量仅仅让创业神话不再显得酷，并打破从未受到挑战的资本主义共识的魔咒，就够了吗？我们的“决断”，纯粹是符号学意义上的决断吗？ 迄今，左翼主要是在捍卫20世纪中叶的福利国家模式，要求重新分配金钱，而没有考虑从根本上重新发明货币本身。替代货币、互补货币和地方货币始终处在边缘。认识到智库模式本身已经是一种过时的研究和政策制定组织形式，是一回事。在一个事件、战争、气候灾难和政治断裂接连不断、迅速变化的世界里，非政府组织模式的专业性太沉闷、太迟缓。由此，Mirowski提出了那个价值1000个比特币的问题：“是否存在一个连贯的替代框架，让我们理解资本主义全球转型过程中，经济金融化与政治经济更大范围的涨落之间的相互作用？”一个需要讨论的可能方向， [^a02-5]: Scott Patterson, The Quants: How a New Breed of Math Whizzes Conquered Wall Street and Nearly Destroyed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p. 318。 [^a02-6]: Philip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New York: Verso Books, 2013, p. 356。 就是自下而上的金融化问题。迄今，金融化一直仅被理解为从贸易和商品生产，转向通过金融渠道获取利润。[^a02-7]将曾经免费的服务（或原本并不存在的服务）货币化，是否正在改变这一图景？ 货币实验室这样的倡议，是否已经为Zero Hedge等网站和RT名人Max Keiser[^a02-8]所预言的“例外”及金融紧急状态做好准备？我们是否在无意识中低估了当前局势的紧迫性？Mirowski认为，这恰恰是金融精英行为的定义性特征：他们知道如何为下一次崩盘做准备。“新自由主义者可能鼓吹法治，在公开场合讥讽政府无能，但他们却利用‘例外’取胜，在不受司法或民主问责约束的情况下，推行自身纲领的组成部分。他们知道永远不要浪费一场严重危机意味着什么。”我们准备好了吗？例如，为艺术领域集体构想基于互联网的替代收入模式的努力，是否已经准备好在“大崩溃”之后运作？ 《货币实验室读本》把众筹、数字货币与加密货币、移动货币服务、支付技术以及其他经济试验的发展带入对话。把它们视为互不相关，或者轻率地予以否定，都是天真的。如今，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与黑客、创业者及其他经济替代方案的创造者进行建设性接触。在紧缩时代大胆行动。不过，首先我们需要一幅当下的地图：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什么值得追求，什么必须搁置？什么会动摇主导意识形态？哪些历史正在影响当下？我们自身的经济想象，又有哪些界限？ ## 参考文献 Harrison, Kate. ‘Crowdfunding Potato Salad: Funny or Insulting?’ Forbes, 8 August 2014, http://www.forbes.com/sites/kateharrison/2014/08/08/crowdfunding-potato-salad-funny-or-insulting/. Lapavitsas, Costas. Profil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3. Lewis, Michael. Flash Boys: A Wall Street Revolt, New York: W.W. Norton & Co., 2014. Lovink, Geert and Nathaniel Tkacz. Data Browser, New York: Autonomedia, 2013, pp. 175-191. Mirowski, Philip.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London: Verso Books, 2013. Patterson, Scott. Dark Pools, The Rise of A.I. Trading Machines and the Looming Threat to Wall Stree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Patterson, Scott. The Quants: How a New Breed of Math Whizzes Conquered Wall Street and Nearly Destroyed It,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1. [^a02-7]: Costas Lapavitsas, Profiling Without Producing, How Finance Exploits Us All, London/New York: Verso, 2013, p. 138。 [^a02-8]: 见 http://www.zerohedge.com/ 和 http://rt.com/shows/keiser-report/。 # 货币与世界社会的形成 基思·哈特（Keith Hart） # 货币与世界社会的形成 基思·哈特 从约翰·洛克到卡尔·马克思，立场迥异的作者都认为，我们身处货币的时代，处在人类历史的一个过渡阶段。这样看来，资本主义的历史使命，是向大众提供廉价商品，打破传统共同体的封闭性，然后被一个更公正的社会取代。我们在这一进程中处于何种位置，至关重要，但对此人们意见悬殊。既然人类还有三分之一用双手在田间劳作，我会说，资本主义还有一段路要走。维多利亚时代的人相信，自己站在社会进化的顶峰。我认为我们更像最早使用掘土棒的人，是跌跌撞撞地进入一场与农业发明同样重大的革命的原始人。他们不知道那场革命最终会孕育出中华文明，我们同样无法预料自己现在可能正在开启什么。我们只知道，我们所处的历史时刻极其危险。 货币使世界社会的当前阶段得以出现，而我想探讨它修复自身所造成损害的潜力。20世纪下半叶，人类首次形成了一个单一的、相互作用的社会网络。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是人类新的普遍现实——这并非一种观念，而是一个事实：我们70亿人迫切需要找到新的联合原则。为21世纪建设全球公民社会，是一项紧迫任务。但我们恐怕还要失去更多，重建世界社会的必要性才会被认真对待。可以肯定，相较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其后反殖民革命所释放的自由与平等希望，我们已经倒退了很远。另一方面，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地球生命未来所面临的风险，这或许会促使大家更认真地看待人类目前的困境。生态（“绿色”）范式——表现为对全球变暖以及食物、水和能源供应稀缺的关切——可能取代市场原教旨主义，成为这个正在形成的世界社会的宗教。但如果这意味着拒绝货币与市场，转而追逐地方自给自足的幻象，对我们并没有多大好处。 ## 我们这个时代的起源 19世纪60年代出现了一场交通与通信革命（轮船、横贯大陆的铁路和电报），它决定性地打开了世界经济。与此同时，一系列政治革命，为下一个世纪的主要强国提供了组织工业资本主义的制度手段。这些革命包括美国内战、意大利复兴运动的高潮、俄国废除农奴制、英属印度超级国家的形成、英国本土的民主改革，以及日本明治维新。这个十年末的德国统一，又经由普法战争、巴黎公社和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的建立延续到了19世纪70年代。第一国际成立于1864年，卡尔·马克思 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第一卷。如此多划时代的事件集中在这么短的时期内，似乎说明世界社会即使在那时也已经相当整合。但在19世纪70年代，多数国家的国际贸易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还不超过1%，而衡量英国年度经济表现最可靠的指标，仍是收获季节的天气。[^a03-1] 资本主义始终建立在大量金钱的所有者，与生产及购买其产品的人之间的一份不平等契约之上。这份契约依赖一种有效的惩罚威胁：工人若拒绝提供劳动，或买方不付钱，便会受罚。所有者无法独自实施这一威胁：他们需要政府、法律、监狱、警察，甚至军队的支持。到了19世纪中叶，情况已很清楚，机器革命正把前所未有的大量人口吸入城市，为传统的群体控制难题增添了全新的维度。19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的政治革命，以资本家与军事地主阶级结成一种新的、公开的联盟为基础（双方在资产阶级革命中曾是不共戴天的敌人），其目的是建立有能力管理工业劳动力、制服已控制主要城市大片地区的犯罪团伙的国家。德国和日本是这种联盟最清楚的例子，而联盟在各国又采取各自特定的形式。 不久，政府为大企业公司的经营提供了新的法律条件，通过一场官僚制革命开启了大规模生产。这种新综合——我称之为“民族国家资本主义”（national capitalism）——的思想创始者是G.W.F.黑格尔。他在《法哲学原理》中主张，由受过大学教育的官僚管理的国家，应当监管资本主义市场，以遏制其极端后果，同时鼓励市场的物质利益惠及全体公民。国家体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普遍化，成为20世纪文明的主导社会形式。它的顶峰，即“黄金时代”，是1945—1979年。[^a03-2]那是发展型国家、经济增长和再分配的时代；在历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各地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都是劳动人民的购买力和他们能够享有的公共服务——无论苏联阵营、后殖民国家，还是西方工业社会皆是如此。“发展”取代殖民帝国，成为富国与穷国关系的规范。理查德·尼克松在下台前不久宣布“我们现在都是凯恩斯主义者了”，反映出一种普遍信念：政府有责任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管理民族国家资本主义。 20世纪70年代是一个分水岭。美国在正在失利的越南战争上的支出，造成世界货币流动的巨大失衡，导致1944年布雷顿森林体系确立的固定平价汇率制度崩溃。1971年美元脱离金本位，引发世界货币市场的自由混战，并立即催生货币市场期货的发明。1973年，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形成 [^a03-1]: W. Arthur Lewis,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a03-2]: Eric Hobsbawm,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Little Brown, 1994。 以及油价的大幅上涨，使世界经济陷入萧条。“滞胀”（高失业率和购买力削弱）加剧，为里根、撒切尔及其他新自由主义保守派铺平道路，让他们以优先考虑“市场”而非“国家”为名，发动反对社会民主主义的反革命。三十年前的这些事件和当时推行的政策，在今天的世界经济危机中迎来了结局。［译注：原文将石油输出国组织的形成与1973年并述；本译保留作者的历史叙述。］ 20世纪70年代中期，国际间交换的货币，除极小一部分外，都用于支付在国外购买的商品和服务。四十年后，这些支付只占全球货币转移的一小部分，绝大多数转移则是用一种形式的货币交换另一种形式的货币（仅外汇交易，2013年的日成交额就达到5.3万亿美元）。这股上涨的货币潮水，有时被称为“市场”，代表着金融资本主义的登峰造极：对货币和贸易的政治管理几乎已被放弃，取而代之的是放开资本的全球流通。因此，我们经历了三十多年货币、市场和电信的爆炸式扩张，如今正在承受其后果。 这种“全球化”过程，意味着社会迅速扩展到一个比20世纪常态更包容的层次；在20世纪，社会被等同于民族国家。为了共同生活在这个世界上，我们必须设计彼此服务的新方式，超越地方自给自足的理想；这一理想曾驱动近代的国民经济，以及更早时期的家庭经济。[^a03-3]全球化与通过货币和市场扩展社会密切相关。我追随马克思、齐美尔、莫斯、波兰尼、凯恩斯等作者，他们相信，在通往更好社会的多种选择中，货币都占据中心地位。 ## 货币史上的一个时刻 货币不只是剥削的手段；它还具有救赎性质，尤其是作为个人与社会之间的中介时。货币——及其维系的市场——本身是人类的普遍现象，有潜力摆脱它目前服务的、制造不平等的社会机器。20世纪90年代末，我曾问自己，后代会对我们这个时代的什么事情感兴趣，最后想到的是把全人类连接起来的通信发展。它有两个显著特征：第一，这是一个由买卖双方构成的高度不平等市场，其动力来自已经脱离生产和政治的货币流通；第二，它由数字革命驱动，标志就是“网络之网络”互联网。自那以后，我一直在探索，在这场通信革命背景下，货币与交换的形式如何变化。[^a03-4] 货币之所以获得表面上的至高地位，是因为经济从国家层面迅速扩展到了全球层面，而社会监管远少于从前。当然，货币专家利用他们新近获得的、摆脱战后社会民主主义束缚的自由，以令人震惊的方式劫掠世界；只要还有可能，我们就必须修复这些损害。但除了把大批人卷入不可持续的信贷 [^a03-3]: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Economic Anthropology: History, Ethnography,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2011。 [^a03-4]: Keith Hart, The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Profile, 2000。 计划，他们也开始建立某些制度机制，使市场能够为所有人服务，而不只是为那些有很多钱的人服务。资本主义显然有助于世界社会的形成。它不大可能成为世界社会稳定运作的基础，但确实让我们向那个方向走出了一段路。 当经济暂时扩展到常态社会的触及范围之外时，总是危险的，尤其是在社会边界迅速向外推进的时候。我们这个时代可以与全球资本主义历史上的早期事件相比，例如竞相修建横贯大陆的铁路，加利福尼亚、阿拉斯加和南非的淘金热，或19世纪中后期狂热的橡胶繁荣。在1500—1800年间出现的重商主义经济中，也可以找到许多类似事件。我们所目睹的快速致富与牛仔式创业，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全球经济扩张时期缺少监管。我们如今有机会思考，如何按照普遍利益来组织世界市场。 以往繁荣与萧条留下的遗产，包括交通和通信系统、温和通胀的金本位、橡胶的新工业用途、股票市场和银行监管。现代社会理论的所有奠基者都相信，社会扩展到更包容的层次具有积极特点。世界经济比仅仅二十年前更加一体化；但我们需要新的政治联合形式，能够实施更有效的监管框架。碎片化将是一场灾难；但有人会说，它已经开始。即便可能，我也不愿回到货币管制与国家管理货币的时代。显然，今天人类面临的政治问题，首先关乎分配正义。西方长期主宰世界经济的时期正在结束。世界舞台上的新参与者，将对谁得到什么发表自己的意见。在这样的条件下，战争升级和普遍纷争很可能发生。此时，关注货币和市场在社会层面的救赎性质，或许大有裨益。 当前的世界经济危机，并非仅仅是金融危机，并非信贷和债务历史周期中的一个阶段。近几十年来，对货币的政治控制被解除，造成了这样的局面：政治仍主要是国家性的，货币流通却是全球性的，而且无法无天。这场危机应当被视为货币史上一个不可逆转的时刻，其起因是世界在20世纪赖以生存的货币制度崩溃。自1971年美元脱离黄金、新的浮动汇率体制出现、货币衍生品被发明以来，这套制度就一直在瓦解。随着国际合作的必要性加剧，世界经济与国家政治机构之间的脱节，使有效解决方案极难找到。 人们仍倾向于从经济而非政治角度理解我们正经历的潜在灾难。在这一点上，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经常重现自己声称反对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欧元绝非这场危机的唯一症状，但它仍可能被视为给当今世界经济棺材钉上的决定性钉子。我们需要问的不是有什么正在开始，而是有什么正在结束。这并非一目了然。正在结束的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即民族 国家与工业资本主义的综合。[^a03-5]它的主要象征一直是国家垄断货币（由中央银行维护的法定货币）。它是一种制度尝试：在由国民组成的文化共同体内，通过中央官僚机构管理货币、市场与积累。它从来不是世界政治经济中唯一发挥作用的原则：城市、区域联邦和帝国至少同样古老，甚至古老得多。 人们作为共同体成员，学会彼此理解；他们共享意义，以便共同实现实际目的。货币是其中的重要载体。民族国家在相对较短的时间内如此成功，以至于我们很难用任何其他方式想象社会。五种不同类型的共同体，在民族国家中汇合： - 政治共同体：联系世界的纽带，以及国内法律的来源； - 地域共同体：陆地与海洋的领土边界； - 想象或虚拟共同体：经由建构的公民文化认同； - 利益共同体：在贸易与战争中，主观和客观上共享的目的； - 货币共同体：共同使用一种国家垄断货币。 因此，单一货币的兴衰，是理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历史轨迹的一种方式。目前，国家政治与媒体以如此狭窄的方式界定经济问题，使我们难以把世界作为整体思考。但货币的范围已经全球化，克服这种局限迫在眉睫。 ## 从单一货币到多元货币 主流经济学对于货币做什么，说得比对于货币是什么更多。它认为货币的主要功能是交换媒介，是一种比物物交换更高效的市场润滑剂。另一个学派强调货币作为支付手段、尤其是向政府纳税的功能，因此着重“购买力”。货币也是价值标准或记账单位，这里又聚焦于政府在确立贸易法律条件方面的作用；约翰·洛克则把货币理解为财富储藏，一种新的财产形式，使财富积累摆脱自然经济的限制。 卡尔·波兰尼认为，只有现代货币把四种功能（支付、标准、储藏与交换）结合在少数几个“通用”符号——国家货币——之中。[^a03-6]尽管他的分析原本只是为了阐明货币史，波兰尼的方法却对今天全球经济危机的成因提供了深刻洞见。我们面临的挑战，是重新把社会理解为多元而非单一之物，理解为联邦式网络，而非民族国家那样的中央集权等级体系。国家垄断货币的时代出现得很晚（始于19世纪50年代）；例如，美国用了半个世纪，才使“绿钞”取得无争议的垄断地位；而自美元脱离黄金以来，“通用货币”迄今已经瓦解了四十年。 [^a03-5]: Keith Hart, ‘Money in the Making of World Society’, in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eds) Market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1-105。 [^a03-6]: Karl Polanyi, ‘Money Objects and Money Uses’, in The Livelihood of Man. Studies in Social Discontinuity, New York: Academic, 1977 (1964)。 自布雷顿森林固定平价汇率体系终结以来，世界经济重新回到多种货币竞争的多元格局；在19世纪末中央银行学会控制国民经济以前，这本来就是常态。当前危机的一个方面在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施行的国际规则体系，被离岸银行体系的建立所颠覆；后者把非正规经济带到了全球金融的核心。[^a03-7]不同类型货币工具之间的功能分离，也是货币大举逃离凯恩斯主义共识规则的关键。货币转向由各种公司的全球分布式网络——不只是政府和银行——以多种形式发行，从而侵蚀了中央银行的控制。 格奥尔格·齐美尔认为，货币有两个锚点：其物质实体（硬币、纸张等），以及支持其使用者共同体的社会制度。[^a03-8]他预言前者会逐渐消失，使后者更加显明。随着数字革命加快电子转账速度、降低其成本，齐美尔的预言已在惊人的程度上实现。但如果货币的本质是它在一个共享社会制度的共同体中的使用，全球化就使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看上去远不像一百年前那么自给自足。信息传输成本的急剧下降，为人们参与非人格化经济带来了新条件。单一货币被大量更专门化的货币工具所取代，是这一变化的必然结果之一。[^a03-9] 因此，我们必须从对社会的单一（国家式）理解，转向多元（联邦式）理解。货币基础设施已经去中心化、全球化，所以回归20世纪30年代的国家解决方案，或凯恩斯主义的汇率与资本流动管理体制，注定会失败。但经济扩展到国界之外，充满危险。我们还必须在市场体系的矛盾崩解为世界大战之前，把社会权利体系扩展到全球层面——但地方政治组织抵制这种举措。同时，我们的世界正在变成一个多极世界，其特点是政治形式多样，而且收入分配的差异远小于欧洲帝国主义时代。 ## 一场全球权力斗争 我们正在目睹一场后果惊人的全球权力斗争，无法置身事外。它与1914年的相似之处令人震惊。一个衰落中的全球霸主美国（当时是英国），面对一个崛起中的挑战者中国（德国）；某些地区强国正在衰落——欧洲、日本（奥匈帝国、奥斯曼帝国），另一些则在展示力量——印度、俄罗斯、巴西（美国、法国、日本）。货币处于这场斗争的核心：美元、货币战争、金砖国家与布雷顿森林机构的对抗；但传统经济学无助于普通人理解正在发生什么。通过研究不同地理尺度上的货币关系，从亲密交往到外汇市场，我们可以帮助在 [^a03-7]: Nicholas Shaxson, Treasure Islands: Tax Havens and the Men Who Stole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2011。 [^a03-8]: Georg Simmel,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978 (1900)。 [^a03-9]: Paul H. Dembinski and Christophe Perritaz, ‘Towards the Break-up of Money: When Reality Driven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hines Simmel’s Vision’, Foresight 2.5 (2000): 483-97。 日常生活与整个人类困境之间，创造新的意义和联系。 通过互联网或电话网络，我们如今可以跨越世界，与永远不会见面的人建立个人联系。人类拥有了表达普遍观念的普遍媒介。货币对于这些观念的传播至关重要。从最亲密的关系到庞大规模的交换共同体，货币都是我们多层身份的构成部分。货币让我们表达自我，并标示我们在等级、团结关系与封闭边界中的位置。当我们从最地方性的交易转向国家或地区货币时，身份也随之扩展、碎片化并重新组合。中央银行、保险公司、养老基金、全球和地方银行、储蓄会以及其他地方信贷计划，都塑造着我们人格发展的可能性。我们通过参与货币网络，了解政治以及自己在更大群体中的成员身份；这些网络在拓宽我们视野的同时，也排斥并困住我们。正如马塞尔·莫斯所知，社会本身的观念会被这种多方面的扩展重新塑造。[^a03-10]如果我们期待一个更和平、更整合的世界社会，那么货币在帮助它摆脱目前僵局的过程中，必将发挥重要作用。[^a03-11] 经济始终具有两面：它一方面被向内拉动，以在地方层面保障共同体的权利和利益；另一方面被向外拉动，借助各种货币与市场——而不只是我们熟悉的类型——同外国人交往。多数人仍认为世界社会这一理念，往好里说是乌托邦幻想，往坏里说是威胁。我们需要建立足以满足人类共同需求的货币基础设施，尽管目前这一议程显得遥远得近乎不可能。朝此方向的一种努力叫作“另类全球化”（alter-globalization），而人本经济的理念为通往这场运动提供了一座桥梁。[^a03-12] ## 人本经济中的货币 在比勒陀利亚大学，我们组织了一支研究团队，发展“人本经济”的研究路径。[^a03-13]第一种基本方法的灵感，来自在20世纪开启社会人类学与文化人类学的民族志革命。一批学者选择走出象牙塔，到人们生活的地方与他们在一起，以了解他们做什么、想什么、要什么。第二，经济始终是多元的；人们跨越时间和空间的经济经验，比“资本主义”或“社会主义”这类对立术语所暗示的具有更多共同之处。这一路径关注多数人借以体验经济生活的各种具体制度。第三，我们的目标是帮助人们组织和改善自身生活，以促进经济民主。因此，我们的研究成果最终必须以务实的精神呈现给公众，并让读者能够理解，以供他们实际运用。 [^a03-10]: Marcel Mauss, Écrits politiques, M. Fournier (ed.) Paris: Fayard, 1997；Keith Hart, ‘Marcel Mauss’s Economic Vision, 1920-1925: Anthropology, Politics, Journ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4.1 (2014): 34-44。 [^a03-11]: Keith Hart and Horacio Ortiz,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 and Finance: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 (2014): 465-482。 [^a03-12]: Geoffrey Pleyers, Alter-Globalization: Becoming Actors in A Global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10。 [^a03-13]: 见Keith Hart, Jean-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Cattani (eds) The Human Economy: A Citizen’s Guide, Cambridge: Polity, 2010，http://www.up.ac.za/human-economy-program/，http://thehumaneconomy.blogspot.com/。 这一切都与人文主义的经济观相容。如果要把经济从遥远的专家手中，交还给受其影响最深的人，就必须如此。但人文主义本身还不够。人本经济还必须有一种愿景，能够跨越日常生活（人们知道的事）与我们的共同困境之间的鸿沟；共同困境不可避免地是非人格化的，超出了行动者的视角（我们不知道的事）。为此，必须从哲学、世界史、文学和宏大社会理论中汲取多种方法。全球化显然是可逆的，我们必须超越通常的触及范围，处理它的矛盾。我们迫切需要创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共同生活的世界。小也许是美好的，偏爱扎根地方社会现实的倡议也无可争议；但如果我们对经济民主的期望要涵盖我们所生活世界的运动，大型官僚组织——无论政府、城市还是商业公司——同样不可或缺。 因此，人本经济路径必须设法在日常生活与一个由多数人无法想象的力量驱动的世界之间搭起桥梁。但既然我们倾向于把经济策略扎根于人们的日常生活、愿望和地方处境，所涉及的思想运动就应被理解为从地方向全球的扩展。我们无法立刻获得整体视野，但可以更具体地介入地方社会之外的世界。根据莫斯和波兰尼——他们也是现代社会理论的奠基者——实现社会扩展的主要方式，始终是各种形式的货币与市场。没有货币，多数人就无法兼顾生活中纷繁的制度因素。货币与市场是我们人类潜能的内在部分，并不像人们经常描绘的那样反人性。当然，它们应采取更有利于经济民主的形式。认识到货币与市场横跨无限扩展与有限封闭这两个极端，是有帮助的。正如齐美尔所说，货币反映了我们创造普遍社会的人类潜能。 “人本经济”理念或许源于小规模非正规活动与人文主义意识形态，但要有效抵抗公司对世界社会的接管，就必须在基层自组织倡议与公共、私人领域的大型官僚组织之间建立选择性联盟。也需要发展全球社会网络，正是这类网络给了我们的人本经济项目以推动力。人类的困境是非人格化的；我们的共同生活中存在强大的反人文主义力量。因此，我们必须在地方行动者与新的“人类普遍现实”——世界社会——之间架桥。成为人，就是成为一个依赖非人格化社会条件、并且必须理解这些条件的个人。但在与公司的斗争中，我们必须非常清楚：我们是人，而它们不是。在消除这一混淆之前，争取经济民主的努力不会获胜。 ## 重访正面与反面 在“正面还是反面？硬币的两面”一文中，我沿着波兰尼的思路[^a03-14]提出，货币既是国家权威的符号，也是市场制造的商品；它同时 [^a03-14]: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2001 (1944)。 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一个方面，又是脱离个人的物。[^a03-15]国家与市场在民族国家资本主义中结合，但政策却在两个极端之间无规律地摇摆。David Graeber也作过类似对比，把作为虚拟信用的货币，与作为通货或金银的货币相对照，以分析过去五千年的债务史。如果货币是我们创造普遍社会的人类潜能的具体象征，我们首先就必须超越作为20世纪主导社会形式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 正如涂尔干对于宗教的论述，[^a03-16]货币是我们所有人跨越日常个人经验与一个更广阔、非人格化社会之间鸿沟的主要手段。它常被描绘成与个人分离的无生命物体，然而它是人类的创造，浸润着生者与死者的集体精神。货币作为社会的符号，必须是非人格化的，才能把个人与他们所属的关系世界连接起来。但人们会使一切个人化，包括自己与社会的关系。这种双面关系具有普遍性，但表现程度变化极大。[^a03-17]在资本主义社会，货币代表异化、疏离、非人格化社会与外部；它的起源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市场）。以货币缺席为特征的关系，则是个人整合与自由联合的范型，代表我们所认为的熟悉事物、内部（家）。人们希望弥合分裂，在自身主体性与作为客体的社会之间建立某种有意义的联系。货币既是把公共生活与家庭生活分开的手段，又一直是两者之间的主要桥梁，这一点有助于理解上述愿望。因此，在任何使社会人性化的尝试中，货币都必须居于中心。它既是我们在社会中脆弱性的主要来源，又是让每个人能够赋予非人格化世界以意义的主要实践符号。 市场的现实不仅是普遍抽象，也包括抽象与具体之间这种相互规定。如果你有一些钱，能用它做的事情几乎没有限度；但你一旦购买了某样东西，支付行为就为你的选择赋予了具体的终局性。因此，货币的意义在于它促进的综合：非人格化抽象与个人意义、客体化与主体性、分析理性与综合叙事之间的综合。它的社会力量来自它在无限潜能与有限规定之间流畅地发挥中介作用。以集体利益而非个人利益之名背弃市场和货币，会通过否定的方式，重现资产阶级对自我与社会的分离。仅仅强调人们在个人实践中已经对货币与交换实施的控制，是不够的。[^a03-18]那是我们大多数人所熟悉的日常世界。如果我们希望避免宏观经济给所有人带来的毁灭，还需要找到办法，触及其中我们不了解的部分。 然而，民主权力的杠杆应当置于何处，已不像在莫斯、波兰尼与凯恩斯看来那样清楚，因为货币、 [^a03-15]: Keith Hart,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 Man 3.21 (1986): 637-56。 [^a03-16]: Emile Durkheim,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5 (1912)。 [^a03-17]: Keith Hart, ‘Money is Always Personal and Impersonal’, Anthropology Today 23.5 (2007): 16-20。 [^a03-18]: Jonathan Parry and Maurice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市场与电信在全球的爆炸式扩张，已经深刻暴露出国家经济管理框架的局限。不久以后，凯恩斯主义再分配政治的真正复兴似乎不可避免。但货币体系的失衡如今是全球性的。 波兰尼把20世纪中叶的世界危机解释为前一轮我们今天称之为“全球化”的结果。[^a03-19]过去三十年与1914年以前一个相似时期之间，存在大量对应之处。两种情况下，市场力量都在国家社会内部被释放，导致资本迅速积累、经济不平等加剧。金融资本带动经济关系国际化，人们在世界各地大规模迁移。货币似乎成为人类事务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力量；这可以归因于社会边界向外扩展时，货币获得了更大的流动自由——当时是借助新的交通和通信手段以及殖民帝国，如今则借助数字革命与跨国公司。主要区别在于，19世纪末由官僚制革命驱动，导致政治与生产集中；而一个世纪后，同样的官僚机构正被通信数字革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拆解。此外，“第二次三十年战争”（1914—1945）的直接赢家，是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社会民主主义版本；正是这个体系，如今已瓦解了四十年。最后，美国对全球毁灭手段的压倒性垄断、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至高地位，以及美国公司在互联网经济的硬件、软件和内容供应上的支配地位，都表明它今天的脆弱性，比一个世纪前的英国要小一些。 货币使地方社会向与外国人的相互依赖开放，但重新主张地方控制的压力始终存在。因此，经济的内部与外部维度经常发生冲突。在战争和贸易中断的时代，民族国家资本主义背离世界，转而追求自给自足，其象征便是国家货币。在小得多的规模上，LETS类型的社区货币拒绝货币把我们连接到普遍社会的能力，转而限制交换于地方之内。[^a03-20]甚至齐美尔也相信，货币的非物质化将使我们看到自己对社会的依赖，而社会采取的是涂尔干式单一国家的形式。我们现在只知道，经济是全球性的、无法无天的，民族国家资本主义则正在全面崩溃。如果我们正进入另一个战争与革命时代，一个堪比1914—1945年的时代，也不足为奇；上一次延续数十年的金融全球化，正是在那时终结的。 当然，我们无权假设新自由主义已经走到尽头。[^a03-21]新自由主义私有化，以及金钱对公共生活和家庭生活的入侵，仍未减弱。金融渗入日常再生产所带来的问题，应通过发展处理货币的替代路径来解决，而不应否认货币在 [^a03-19]: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a03-20]: Jerome Blanc, ‘Community and Complementary Currencies’, in Keith Hart, Jean-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David Cattani (eds) The Human Economy, Malden and Cambridge: Polity, 2010, pp. 303-312。 [^a03-21]: Philip Mirowski,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New York: Verso, 2013。 组织复杂社会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试图把有偿和无偿劳动领域（“市场”与“家庭”）分离，向来就不可能实现；而无论如何，货币对二者都不可或缺，也否定了这种尝试。 货币具有巨大的平等化作用，却也推动不平等。我长期坚持，货币既是个人的，也是非人格化的；既是主观的，也是客观的；既是分析性的，也是综合性的：这与它调解人类经验两极的能力有关。作为记忆的货币，连接个人与共同体，连接过去、现在与未来，连接科学与故事、地方与全球。[^a03-22]我们必须抵制停留在这些成对范畴某一端的诱惑，转而学会以辩证方式贯通它们，并开始探索在社会层面把它们结合起来的实际方法。 两大记忆库是语言与货币。人类学家对前者投入了大量注意；语言使我们分裂的程度，超过使我们团结的程度。他们却未同样关注货币；除了众所周知的象征彼此差异的能力，货币在普遍沟通方面的潜力，也较少含混。通过语言交换意义、通过货币交换物品，如今正在汇入一个单一通信网络——互联网。我们必须学会利用这场数字革命，推动人类关于更好世界的对话。我们的政治任务，是创造一个适合全人类的世界社会。货币，是我们学习真正成为人的方式。 ## 关于历史分期的说明 最后，我给出过去两个多世纪的历史分期，以说明当前的断裂可能开启持续数十年的动荡。人们经常把当前危机与20世纪30年代相比，但大萧条其实是一系列事件的一部分；这一序列始于1914年战争爆发，中断了三十年的金融全球化。 1776—1815：战争与革命时代 1815—1848：工业革命 1848—1873：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起源 1873—1914：第一个金融全球化时代 1914—1945：第二个战争与革命时代 1945—1979：民族国家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1979—2008：第二个金融全球化时代 2008—……：第三个战争与革命时代？ 这并不是预言当前全球危机的结局必然可怕，而是邀请公众展开比通常更加严肃的讨论；这或许有助于我们避免那种结局，或至少为之做好准备。 我在这里提出，社会向更包容的层次扩展具有某些积极特点；在把货币和市场妖魔化之前，我们应当尝试把它们导向使所有人受益的制度目标。我们需要新的政治联合原则，以建立更有效的监管框架。这意味着正面处理 [^a03-22]: Keith Hart, The Memory Bank。 今天正在出现的货币、机器与人的新组合。但要实现这一点，我们必须摆脱那些尚未完全被摧毁的旧社会结构和思维习惯；一种全面战争时期则会把它们摧毁，正如现代史上每一次重大革命都伴随着这样的战争时期。 ## 参考文献 Blanc, Jerome. ‘Community and Complementary Currencies’, in Keith Hart, Jean-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David Cattani (eds) The Human Economy, Malden and Cambridge: Polity, 2010, pp. 303-312. Dembinski, Paul H. and Christophe Perritaz. ‘Towards the Break-up of Money. When Reality Driven b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Outshines Simmel’s Vision’, Foresight 2.5 (2000): 483-97. Durkheim, Emile. The Elementary Forms of the Religious Life, Glencoe, IL: Free Press, 1965 (1912). Graeber, David.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Hann, Chris and Keith Hart. Economic Anthropology: History, Ethnography, Critique, Cambridge: Polity, 2011. Hart, Keith. ‘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 Man 3.21 (1986): 637-56. Hart, Keith. The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Profile, 2000. Hart, Keith. ‘Money is Always Personal and Impersonal’, Anthropology Today 23.5 (2007): 16-20. Hart, Keith. ‘Money in the Making of World Society’, in Chris Hann and Keith Hart (eds) Market and Societ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 pp. 91-105. Hart, Keith. ‘Marcel Mauss’s Economic Vision, 1920-1925: Anthropology, Politics, Journalism’, Journal of Classical Sociology 14.1 (2014): 34-44. Hart, Keith, Jean-Louis Laville, and Antonio Cattani (eds) The Human Economy: A Citizen’s Guide, Cambridge: Polity, 2010. Hart Keith and Horacio Ortiz. ‘The Anthropology of Money and Finance: between Ethnography and World History’, Annual Review of Anthropology 43 (2014): 465-482. Hegel, Gottfried Wilhelm Friederich. The Philosophy of Righ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1821). Hobsbawm, Eric. The Age of Extremes: The Short Twentieth Century 1914-1991, London: Little Brown, 1994. Lewis, W. Arthur. The Evolution of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8. Locke, John. Two Treatises of Poli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0 (1690). Mauss, Marcel. Écrits politiques, M Fournier (ed.) Paris: Fayard, 1997. Mirowski, Philip. Never Let a Serious Crisis Go to Waste, New York: Verso, 2013. Parry, Maurice and Jonathan Bloch (eds). Money and the Morality of Exchange,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9. Pleyers, Geoffrey. Alter-Globalization: Becoming Actors in A Global World, Cambridge: Polity, 2010.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s, Boston: Beacon, 2001 (1944). Polanyi, Karl. ‘Money Objects and Money Uses’, in The Livelihood of Man. Studies in Social Discontinuity, Karl Polanyi (ed.) New York: Academic, 1977 (1964), pp. 97-121. Shaxson, Nicholas. Treasure Islands: Tax Havens and the Men Who Stole the World, New York: Vintage, 2011. Simmel, Georg. The Philosophy of Money. London: Routledge, 1978 (1900). Zelizer, Viviana A.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New York: Basic Books, 1994. # 金钱之外还有生活吗？ 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Franco “Bifo” Berardi） # 金钱之外还有生活吗？ 弗兰科·“比弗”·贝拉尔迪 > 经验的价格是什么？人们能用一首歌买下它吗？ > 或用街头的一场舞换取智慧？不，它要用 > 一个人拥有的一切，他的房屋、妻子和孩子来购买。 > 智慧在荒凉的市场上出售，那里无人前来购买。 > ——威廉·布莱克 我远不是金融领域的专家。因此，我应当解释自己为什么写金钱这个题目。问题在于，金钱侵入了日常生活的空间，远远超出了经济本身的空间，变成了一种无所不在的流体。 传统自给经济形式解体之后，经济领域在社会生活中日益无处不在，成为现代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金钱在经济领域中日益无处不在，则是当代金融资本主义的显著特征；我们可以把它称为符号资本，理由很简单：符号在生产过程中占据了突出地位。金钱当然是一种符号，而且这种符号有其历史。在过去的工业资本主义中，它是一种指涉性符号，代表一定数量的物质事物；今天，它却是一种自我指涉的符号，获得了动员和拆解社会生产力的权力。自固定货币汇兑制度结束以来，金融投机的任意游戏占据了全球经济的中心：其后果，是事物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得偶然，人与人之间的一切关系都变得不稳定。 日常生活的每个空间——学习、情感、性——接连被金钱任意权力的残酷性侵入；无差别的抽象吞噬了经验的每个维度，使其丧失独特滋味与具体性。这就是为什么关于金钱的话语不能再保留给金融科学专家；这也是我为什么要讨论金钱与金融。 金钱已经变成通往一切经验的门槛，但对多数人来说，获得金钱却越来越困难：不稳定状态与失业到处蔓延，青年人中尤其如此。新自由主义私有化剥夺了社会很大一部分人的福利，迫使人们为最基本的生存条件而争斗。 在某个时刻，尤其是2008年9月金融崩溃之后，许多像我一样对金融科学并无特别兴趣的人，被迫试着理解金融行动者那些晦涩难懂的语言， 以便尝试抵抗金融抽象向我们具体生活发动的进攻。 新世纪伊始，所谓的互联网泡沫破裂，瓦解了认知劳动者与风险资本结盟的幻象；正是这一联盟，在20世纪90年代促成了网络的创造与传播。2000年虚拟经济的首次危机之后，失去力量的认知劳动者进入了不稳定化的循环。随后，整个社会受到一种形而上债务的威胁。 20世纪90年代末，让·鲍德里亚写道： > 债务永远不会偿还。没有任何债务会被偿还。最终结算永远不会到来。如果时间可以计算，那么缺失的钱却无法计算。美国实际上已经无力偿付，但这不会带来任何后果。这种虚拟破产不会迎来审判日。只要进入指数式或虚拟的模式，就足以摆脱任何责任，因为再也没有参照，没有作为衡量标准的指涉世界。[^a04-1] 鲍德里亚的预言证明是错的：债务的轨道化失败了。原本在全球上空运行的债务坠落下来，纠缠着西方经济。面对债务的脱轨，金融阶级成倍增加了无中生有创造价值的尝试。但为了这样做，金融阶级正把社会活动的产品与制度化为乌有。一种黑洞开始吞噬过去两百年创造的财富，欧洲尤其如此。信用衍生品市场，是破坏取代生产的地方。自20世纪80年代“期货”在解除监管的金融市场上变得常见以来，金融机构就开始以一种悖论方式投资：赢了，就收钱；输了，就从信用违约互换的保险以及类似金融把戏中收取更多的钱。 旧的工业积累模式以M-G-M（货币—商品—更多货币）循环为基础。新的金融积累模式则以M-P-M（货币—掠夺—更多货币）循环为基础，这意味着：货币—社会贫困化—更多货币。这就是那个正在迅速消散工业劳动遗产、乃至现代文明本身结构的黑洞的起源。金融资本主义作为未来的吸引者与摧毁者，正在捕获能量和资源，把它们转化为货币抽象：虚无。2008年，美国衍生品市场与雷曼兄弟崩溃后，金融紧急状态宣告来临；结果，整个社会被迫为这些金融动态造成的鲁莽挥霍埋单。 2008年崩溃之后，一波运动在世界许多城市蔓延，创造了新的期待。当金融抽象正在吞噬新一代的 [^a04-1]: Jean Baudrillard, ‘Global Debt and Parallel Universe’, trans. Franciois Debrix, Liberation Paris, 15 January 1996。 生活与未来时，一场规模空前的运动爆发，并在2011年达到顶峰。2010年11月的伦敦骚乱、2011年5月和6月西班牙的扎营抗议，以及希腊学生、不稳定就业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的抵抗，都试图推翻金融独裁，却徒劳无功。 2011年春，阿拉伯城市爆发了青年反对本地独裁者与全球金融资本主义的大规模起义；但作为埃及和叙利亚反抗先锋的不稳定就业认知劳动者运动，未能引领本国持久的民主转型，进程被各种认同狂热劫持并引向别处。 2011年9月，起义在金融全球主义的心脏纽约市爆发。“占领华尔街”的爆发之后，又出现了一波新的占领行动，旨在重新激活不稳定认知劳动的社会身体。全球起义显然因爆发地区不同而涉及不同的社会力量，但不稳定就业的认知劳动者处处动员起来，赋予全球进程共同的性质与意义。寻求知识和技术的自主，以摆脱金融资本主义的控制，是认知劳动者力量的共同内容，他们构成了起义的创新核心。 各地的认知劳动者——学生、研究者、记者、艺术家与程序员——始终站在动员的前线；不稳定状态处处是他们的主要关切，知识与技术的自主则是他们的主要议题。因此，尝试抵抗并颠覆公司对知识和技能的占有，成为这场运动具有定义意义的新颖之处。媒体行动主义、P2P技术的发展，以及替代货币的试验，都可以视为试图重新占有知识产品的例子；而对空间的占领——整个被称为“占领”的过程——则示范了一种重组社会爱欲身体的过程，试图将其与一般智力的认知潜能连接起来。 2011年春的一天，我和布雷拉美术学院的一群师生来到米兰证券交易所大楼，一同占领了那里。警察赶来，迫使我们离开。于是我们占领了广场，在这座金融神殿正前方，Maurizio Cattelan那座美丽的雕塑正朝天空竖起中指。 空气中弥漫着对起义的期待，期待一股团结浪潮和阻止资本主义进攻的决心。如果未来还有人能够记忆，2011年将被记作一场谜一般的暴动之年：一场充满愤怒与义愤，却缺乏团结和坚持的暴动；一场随即让位于根深蒂固的无力感的起义。尽管发生了许多零散的抗议与反抗事件，这场运动仍未能联合成全欧洲的大动荡，最终退缩，沉入我们目前所处的阴郁抑郁之水中。因此，像我这样的非专家，也敢谈论货币历险这种高度专业化的题目；今天谈论金融事务的最佳方式，是从理解货币主义对劳动和社会造成的影响开始。 ## 金钱与劳动 “工作日并不是人性的延伸；漫长的工时并非根植于需要，也不是劳动者心甘情愿、自由或愉快地同意的事情……”[^a04-2] 我的视角是劳动的近期历史，尤其是强加于人的工时延长。《纽约时报》专栏作者Frank Bruni在谈到2008年金融崩溃所引发危机之后，美国近期就业率回升时写道：“新的工作感觉不像旧的那么稳固。要挣到同样多的钱，或维持同样的生活方式，需要工作更长时间。学生不断积累债务。向上流动越来越像海市蜃楼，像一个神话。”[^a04-3] 挣同样的钱，需要工作更长时间。这是新自由主义政策造成、由金融阶级推动的关键转变。西方劳动者工作越来越多，收入却越来越少。 早在1998年，Aronowitz和Cutler就在 Post-Work 中写道： >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过去三十年的政治史：右翼大体成功地向美国人民强加社会失忆，抹去我们曾开始认真考虑后劳动未来的那段时期的记忆。有组织的劳工放弃了其缩短工时而不减薪的历史诉求，转而接受缩短工时就意味着总工资减少的想法。劳工放弃了争取工作日控制权的斗争。人们不再想象劳动终结的可能性。曾被视为个人病态的工作狂模式，已经成为强制执行、在伦理上得到认可的标准：工作日再次成为人类生存的核心特征。[^a04-4] 过去几十年——自玛格丽特·撒切尔在英国掌权以来——世界劳动者遭受了能想象到的最凶猛进攻。20世纪初，工厂工人通过谈判争取到缩短工时；20世纪60年代和70年代，工厂工人与知识劳动者的联盟，为生产的全面自动化以及人类生活从劳动锁链中解放出来开辟了道路。自70年代末以来，新自由主义对局势的逆转，标志着资本家向社会与劳动者发动一场永无止境的阶级战争。 在这场战争中，民主、友谊和生活的乐趣都被践踏了。 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到罗斯福新政时期，人们开始设想一种可能性：将社会时间从每日有薪劳动这一不必要（越来越不必要）的义务中解放出来。在1968年全球运动之前的几十年间，许多人相信，八小时工作制只是进一步缩短工时斗争的起点。用于教育的时间，用于自我照料的时间， [^a04-2]: Stanley Aronowitz and Jonathan Cutler, Post-Work,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p. 59。 [^a04-3]: Frank Bruni, ‘Lost in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14。 [^a04-4]: Aronowitz and Cutler, Post-Work, p. 68。 用于友谊、情感与享乐的时间：这就是民主与进步时代的议程。这并非乌托邦，而是在自动化新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有觉悟的劳动者和进步知识分子的务实期待。 但价值积累建立在对人的时间的剥削之上，权力建立在社会时间的等级划分之上，因此资本家及其意识形态代理人从未忘记自己的目标：重新把每天工作十小时或十二小时确立为文化标准。他们用一切手段强制纪律：贫困的勒索、战争的暴力，以及广告、意识形态和消费主义无所不在的力量。正如Aronowitz和Cutler所写：“消费被创造为一种新动机：围绕对购物和积累各种商品永不满足的需要，一种新的人性被构建出来。”[^a04-5] 在文化上把个人需要和习惯压成一律，批量生产物质期待，以及将欲望大规模商品化，是社会时间服从劳动独裁这一过程的极权主义前提。被宣传为自由条件的日常生活私有化——独立住宅、核心家庭、私人交通——最终却成为文化枷锁，成为一种奴役形式的条件；它与清教徒意识形态混合，最终毒害生活、文化和政治。 Elisabeth Kolbert指出： > 按照凯恩斯的判断，全球经济规模将在此后一个世纪增长到七倍；这与日益发展的“技术进步”结合，将带来每周十五小时的工作制。凯恩斯假设，人们工作是为了挣到足够的钱，购买所需之物。因此他推论，随着收入提高，这些需求可以在越来越少的工时里得到满足。劳动者会越来越早下班，最后到午饭时间便能回家。但人并不是这样。人们没有提早收工，而是不断发现新的需要。许多新发现的东西，在凯恩斯写作时根本还不存在——笔记本电脑、微波炉、Xbox、智能手机、智能手表、智能冰箱、Prada托特包、True Religion牛仔裤、电池供电的肉类温度计，还有那些先放进冷冻室、再放进啤酒里，能让你边喝边保持冰凉的小玩意。耐人寻味的是，所谓“长工时溢价”——领薪雇员超过通常四十小时后，每多工作一小时实际得到的回报——在过去三十年间增加了一倍以上。[^a04-6] Joseph Stiglitz认为，消费选择会自我强化。他写道，我们“通过消费学会如何消费”，也通过“享受闲暇学会享受闲暇”。[^a04-7]多数人在不必整天工作时会感到难受。他们不知道该做什么，因为他们从未学过在自由的条件下，生活可能是什么样。 [^a04-5]: Aronowitz and Cutler, Post-Work, p. 61。 [^a04-6]: Elisabeth Kolbert, ‘No Time. How Did We Get So Busy?’ The New Yorker, 26 May 2014, pp. 52-56。 [^a04-7]: Kolbert, ‘No Time’, p. 54。 金钱在这一过程中至关重要：事实上，它是一种普遍替代品，使生活成为可能，却也同时取代生活。为了换取金钱，人们同意交出自己的生命。那么，金钱是什么？金钱是一种工具，把生活塑造成可交换时间的容器。借助金钱，我们的生活可以被翻译成普遍交换的语言，也可以被翻译成（已经交换的）时间积累的语言。 我们能否想象，逆转金钱在历史上履行的功能？我们能否像某些理论家最近提出的那样，设想一种“公地货币”？这种“公地货币”的关键功能，应当是降低劳动者对经济约束的依赖；这些约束迫使他们接受任何勒索，尤其迫使他们在不稳定条件下，以不公平的工资出售自己的劳动时间。 ## 关于语言与金钱的一段离题话 多亏维特根斯坦，我知道我的语言的界限就是我的世界的界限。[^a04-8]不过，当我们谈论“界限”时，我们涉及两个维度：这里，在我们有限世界空间之内的东西；以及那里，在界限之外的东西。界限是困住我们世界的纠结，而且是语言的纠结。我们如何把可能性从世界当下的形式中解开？ 维特根斯坦关于语言界限的说法，在政治层面具有有趣的含义：社会沟通正在限制政治想象的范围。我们无法想象的，就无法做到；被排除在可表达领域之外的，我们也无法想象。从这个角度看，金钱可以被视为我们想象力的一道强大界限。 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把任何事物翻译成其他一切事物的译者。在他的部分著作中（特别是《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马克思暗示，货币不仅是一个所指无限多样的能指，也是一台发动机，是超越指涉性与可计量性的能量来源。 自法国和俄国象征主义者宣称诗人的意图并非描述而是唤起以来，晚期现代诗歌革命便以符号从指涉对象中解放为基础。马拉美的词语不再意图指称现实，而是意图唤起现实，让现实从虚无中浮现。虚拟技术在许多方面，实现了象征主义古老的唤起梦想。20世纪下半叶，货币领域成为一种唤起的力量，成为某种不存在之物的魔法般流通。 当下的经济金融化，要求货币体系以自我指涉性为条件。实际上，金融积累本质上建立在金融算法与生产、交换动态之间关系的自动化之上。金融功能（从前依赖于资本主义的一般利益），如今已经成为经济的自动化语言，一种超编码；它使现实领域（生产与交换）服从一种数学理性，而这种理性并不内在于生产本身的理性。 [^a04-8]: Ludwig Wittgenstein,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98 (1921)。 尼克松在1971年决定让美元脱离普遍的固定汇兑制度，这预设金融变量独立于任何指涉对象，只建立在自我调节与自我肯定的任意权力之上。数字网络的创造，为金融代码与经济动态之间关系的自动化铺平了道路，由此，社会生活被置于金融符号化之下。 乔姆斯基的结构理论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语言符号可以在一个共享结构库中交换；共同的认知能力使交换成为可能。因此，语言像货币一样，是一般等价物，是不同货物的普遍译者。我们可以用金钱交换一切，正如可以用词语交换一切。[^a04-9] 但金钱（当然，语言也是）也是动员能量的工具，是一种自我扩张的语用行为。在金融资本主义领域，金钱与其说是指标，不如说是动员因素。它适于激起参与或服从。看看债务的现实，看看债务在社会身体中引发的贫困化与剥削的可怕后果。债务是金钱向勒索的转化。原本应是价值尺度的金钱，已经变成精神与社会臣服的工具。这种形而上债务把金钱、语言与罪责联系起来。债务就是罪责；作为罪责，它进入无意识领域，依照权力和服从的结构塑造语言。 语言和金钱有一个共同点：从物理角度看，它们什么也不是，但它们推动了人类历史中的一切。词语使人相信，创造期待，以及为实现目标而行动的冲动。词语是说服和动员精神能量的工具。金钱以类似方式起作用，其基础是信任，是相信一张纸意味着世界上一切能够买卖的东西。 马歇尔·麦克卢汉在《理解媒介》第十四章“货币：穷人的信用卡”中写道： > 金钱会说话，因为金钱是一种隐喻、一种转移、一座桥梁。和词语与语言一样，金钱是一个储藏库，存放着共同体完成的劳动、技能与经验。然而，金钱也像文字一样，是一种专门技术；正如文字强化言语与秩序的视觉层面，时钟在视觉上把时间与空间分开，金钱也把劳动与其他社会功能分开。即使今天，金钱仍是一种语言，把农民的劳动翻译成理发师、医生、工程师或水管工的劳动。作为一种巨大的社会隐喻、桥梁或译者，金钱——和文字一样——加快交换，强化任何共同体内相互依赖的纽带。[^a04-10] [^a04-9]: Noam Chomsky, Syntactic Structures, Mouton, 1957；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1975。 [^a04-10]: Marshall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Toronto: McGraw Hill, p. 7。 金钱是简化社会关系的工具，使言说行为的自动化成为可能。工业自动机是机械的、热力学的；正如马克思在《机器论片段》中所写，它由“众多机械和智力器官构成，以至于工人自身仅仅充当其有意识的连接环节”。数字自动机则是电子计算的，涉及神经系统，并在电子与神经连接的网络中展开。生物信息自动机，是把数字自动机嵌入社会语言互动流的产物。 ## 抽象与自动化 抽象是过去一个世纪艺术、语言和经济领域的主要趋势。抽象可以被定义为，从一系列真实经验中以心智抽取一个概念；也可以被定义为，把概念动态与身体过程分离。自马克思用“抽象劳动”指称与具体有用物生产相分离的劳动活动以来，我们就知道抽象是一台强大发动机。通过抽象，资本主义把价值增殖过程与物质生产过程分离。随着生产劳动转变为信息生产过程，抽象成为积累的主要来源，以及自动化的条件。自动化是把抽象嵌入社会生活的机器之中，因此也是用技术引擎替代一种行动（身体行动与认知行动）。从文化史的角度看，20世纪上半叶的特征，是符号从其指涉功能中解放出来：这可以被看作晚期现代性的一般趋势，是文学与艺术、科学与政治中的主导倾向。 20世纪下半叶，货币符号重新取得自主；自尼克松的决定以来，伴随货币解除监管的过程，货币动态任意的自我定义被确立：货币由指涉性意指转向自我指涉性意指。这是货币领域自动化的条件，也是社会生活服从这个抽象领域的条件。电子式自动化，与其说代表身体劳动，不如说代表程序化知识。随着劳动被纯粹的信息运动取代，作为劳动储藏的货币，与信贷和信用卡的信息形式融为一体。[^a04-11] 麦克卢汉回顾货币从交换商品，到代表性货币，再到价值标准，最后到电子抽象的历史时写道： > 古登堡技术创造了一个庞大的新文字共和国，并在文学与生活领域的边界上引发巨大混乱。基于印刷技术的代表性货币，创造了快速运行的信贷新维度，与迟钝的金银块和商品货币完全不相容。然而，人们竭尽全力，试图让迅捷的新货币像缓慢的金银马车那样行事。J.M.凯恩斯在《货币论》中这样表述这一政策：因此，商品货币的漫长时代，终于在代表性货币时代面前彻底逝去。黄金已不再是一枚硬币、一份窖藏、一项有形的财富索取权——只要个人的手还紧握那种物质， [^a04-11]: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p. 41。 > 其价值就不会溜走。它已经成为一种抽象得多的东西——仅仅是价值标准；而它之所以能维持这一名义地位，只是因为一组中央银行不时以极少的数量把它相互转交。[^a04-12] 只有当货币动态被抽象化（与指涉对象分离、脱离身体）时，它才能自动化，并服从一个非指涉性的意指和价值赋予领域的规则。信息取代物；金融——曾经是生产项目与资本相遇、资本与生产项目相遇的领域——从物质生产的约束中解放出来：资本增殖过程（投入货币的增加）不再经过使用价值的创造。随着指涉对象被取消，金融积累仅靠货币流通便可实现，商品生产变得多余。抽象价值的积累，依赖于使人口臣服于债务，以及掠夺现有资源。资本积累从有用物生产中解放出来，导致社会福利被拆解。 在金融经济领域，金融流通与增殖的加速，意味着消除产品的具体有用性，因为信息流通越快，价值积累越快；纯金融信息是最快的东西，而商品的生产与分配却很慢。资本实现过程，即用商品交换金钱，会拖慢货币积累的速度。沟通领域也发生同样现象：消息越没有意义，就越快；因为意义的生产与解释需要时间，而无意义的纯信息流通则是瞬时的。 过去二十年，计算机、电子交易所、暗池、闪电指令、多重交易所、替代交易场所、直连经纪商、场外衍生品和高频交易者，彻底改变了金融面貌，尤其改变了人类操作员与自主运转的算法自动机之间的关系。越是去掉对物质事物、物质资源和身体的参照，越能加快金融流的循环。因此，在这一抽象—加速过程的终点，价值并非来自劳动与物之间的物质关系，而是来自以虚无交换虚无的虚拟交易的无限自我复制。 ## 替代货币与自动化趋势 有可能从内部拆解金融体系吗？有可能利用金钱作为杠杆，反抗金融陷阱和被迫从事不稳定劳动的义务吗？一些思想开放的技术金融行动者，以及一些社会行动者群体，正在倡导这样的观点：替代货币在这方面可能有用。 思想开放的金融行动者受到自由意志主义信念的启发，认为经济领域必须摆脱国家和中央货币控制。 [^a04-12]: McLuhan, Understanding Media, p. 41。 社会行动者则在寻找使金融领域民主化的可能性。金钱的功能可以被颠覆吗？金融资本主义利用货币动态把知识和劳动纳入其统摄；我们能否把金钱作为工具，使社会生活与生产摆脱金融资本主义？还是我们应当得出结论：金钱只能充当自动化装置，充当社会生活的根本自动化装置？如果如此，我们就应当得出结论：只有把生活空间从货币交换和编码中抽离出来，才能超越金钱的界限——金钱是对时间、活动和生活的语言编码。 2011年在世界许多城市爆发的占领运动，本质上是试图解构社会生活的金融自动化，试图暂停金融机器对财富生产和分配过程的控制。尽管它在象征层面影响广泛，尽管它能够揭露经济金融化的危险，占领运动仍未实现目标。社会生活的金融自动化，以及其中所含的福利国家拆解和劳动者贫困化，似乎势不可挡。因此，人们必须找到手段来捍卫自己的生活、教育与健康。在遭受金融进攻最严重的国家（如希腊、西班牙和意大利），人们试验了社会自助、互助服务、时间银行与替代货币等形式。 拒绝偿付——主动拒绝偿还债务和不当税赋，拒付基本服务费用，长期占领空间与建筑，以及破坏紧缩政策——是击退金融勒索最有效的方式。但只有社会团结强大时，才可能组织拒绝偿付；在目前条件下，劳动的不稳定化使团结纽带薄弱。尽管街头出现群众抗议，人们仍未能长期维持团结。因此，过去几年中，拒绝偿付并未真正在社会中扎根。在欧洲许多地方，用于地方交换的初级替代货币开始出现，加入了分享时间以及基本服务和商品的实践。但只有社会团结强大到足以滋养信任与互助时，社区货币才能成为一种重要的交换形式。最近，高技能程序员推广了更复杂的替代货币，比特币就是最知名的例子。生成货币是技术问题，但以替代货币取代金融货币，则是信任问题。 按照Giorgio Griziotti和Carlo Vercellone的说法：“共同之物的货币应当考虑三个根本要素，把它们硬编码到算法及其实现之中”：[^a04-13] > 不能积累，从而阻止它成为投机对象。因此，它必须随时间流逝损失部分价值。它将是一种不断融化的货币，一种“收取滞留费的货币”。减轻劳动者对经济限制的 [^a04-13]: Griziotti Vercellone, ‘Biorank vs Commoncoin: Algorithms and Crypto-Currencies in the Bio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Vol. 8 (June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biorank-algorithms-and-transformation-in-the-bios-of-cognitive-capitalism-di-giorgio-griziotti/。 > 依赖，这些限制迫使他们出售劳动力，因此也应减轻他们对雇佣关系本身的依赖；由此降低不稳定性。在这些前提下，提供更多自由时间与资源，以发展替代性的合作形式：它们以知识和生产的共同汇集为基础，无论如何，都以排除利润逻辑的交换网络为基础。参与一种共同之物的货币流通的网络，意味着遵守这些原则，无论参与者是个人、企业还是制度主体；一些在地方层面试验的替代货币模式便是如此。[^a04-14] 替代货币可以改变游戏规则，这完全可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已经发生；但它们如何能弥补社会团结的不足，还不清楚。算法货币可能成为终极自动化工具：使行为、语言、关系自动化，使评估与交换自动化。 不论比特币矿工的意图如何，他们的货币行动都会提高社会交换领域的自动化程度。趋势就是把人际关系编码进编程语言：加密货币与加密合约越来越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变成程序语言的执行，变成一连串必须完成才能进入下一步的行为。法律的规范功能，被对人类行动者的自动化卷入所取代；行动者被降为操作功能。对工业体系的超越，是通过把身体行为翻译成信息而实现的。语言互动的自动化，以及以算法序列和协议替代认知与情感行为，是当前转型的主要趋势。 尽管我们可以期待从内部扰乱货币循环，尽管替代货币与加密货币可以在打乱货币流动方面发挥作用，但仍难以设想：货币作为一种自动化工具，如何能让我们的生活摆脱金融自动化。 ## 参考文献 Aronowitz, Stanley and Jonathan Cutler. Post-Work, New York: Routledge, 1998. Bruni, Frank. ‘Lost in America’, The International New York Times, 27 August 2014. Baudrillard, Jean. ‘Global Debt and Parallel Universe’, trans. François Debrix, Liberation, Paris, 15 January 1996. Chomsky, Noam. Syntactic Structures, New York: Mouton, 1957. _____.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Cambridge: MIT, 1975. Kolbert, Elizabeth. ‘No Time. How Did We Get So Busy?’ The New Yorker, 26 May 2014. McLuhan, Marshall. 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 Hill, 1964. Vercellone, Griziotti. ‘Biorank vs Commoncoin: Algorithms and Crypto-Currencies in the Bio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Vol. 8, (June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6/biorank-vs-commoncoin-algorithms-and-crypto-currencies-in-the-bios-of-cognitive-capitalism-di-giorgio-griziotti-and-carlo-vercellone/. Wittgenstein, Ludwig. Tractatus Logico-Philosophicus, Mineola: Dover Publications, 1998 (1921). [^a04-14]: Vercellone, ‘Biorank’。 # 论后货币时代的网络经济 Ralph Heidenreich与Stefan Heidenreich # 论后货币时代的网络经济 Ralph Heidenreich与Stefan Heidenreich > 把金钱作为占有物而加以热爱——不同于热爱金钱作为享受生活、接触生活现实的手段——终将被认清其本来面目：一种颇为令人厌恶的病态，一种半犯罪、半病理性的倾向；人们会打着寒战，把它交给精神疾病专家处理。 >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 配置与分配 经济整体处理的是工作配置与物品分配。两种运作都以经济行动者、物体与人之间的关系为基础。谁得到某样东西、谁有任务要做，是一个匹配问题。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以网络为中心的问题，理论上可以用基于网络的算法解决。很可能不存在一种以概括化、普遍主义方式处理任务的通用解题程序。我们必须依靠地方性的解决方案、针对特定利益的程序，或嵌入多样化经济生态系统的各种算法。 纵观历史，分配与配置问题一直通过货币解决。但在货币引入之前，物品分配与任务配置也按照不同惯例进行。正如David Graeber最近表明的，关于货币出现以前经济史的许多标准叙述是错误的。[^a05-1]货币如何出现的叙事，是根据货币本身引入的实践，回溯性地编排出来的。但想象中以物物交换为基础的社会，从未被发现。同样，在货币引入以前，私有财产的观念也大体不存在。 与所有其他媒介一样，货币远非中性工具。它塑造了我们认识经济交易的方式。今天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规则，诸如买卖、统一估值或财产观念，都源于货币的引入。经济史可以表明，货币既不是起点，也不必是终点。 关于后货币制度的想法，不一定非得显得非常乌托邦或遥不可及。我们的处境已经接近这样一个时点：大量服务正在使货币变得过时，或使它成为可以避免的障碍。经济中的货币层面 [^a05-1]: 见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pp. 21-42。 仍被拖着一起前行，因为它方便攫取利润，也使分享及其他协作实践能够被绑在旧经济的框架上。 后货币经济会有哪些优势？由于拥有多得多的可用数据，后货币算法可以比基于金钱的市场机制更加直接、高效地分配和配置。此外，我们货币体系有一个重要特征会变得难以实现：巨额财富的积累与收入不平等。在技术上，也许仍可能调整后货币制度，让它继续把财富重新分配给富人；但在道德上，这些做法会被视为极其可疑的系统缺陷。 ## 匹配 无货币经济的核心程序是匹配算法。其主要目的，是让需要与能力相遇。匹配不能与今天的市场机制混为一谈。它不是为了确定价格。在缺乏关于交易参与者及其需要与能力的信息时，才需要价格。在这些约束下，抽象层面的交换取代了基于需要的匹配。基于货币的市场在高度抽象的层面运作，其中涉及众多生产与服务机构；这些机构适应、映射并创造这一抽象层次。 相反，在没有货币、信息充足的条件下，我们可以想象一种匹配算法，面向每个经济行动者，向其提供可用的机会与物品。个人决策的领域，只要涉及与他人的经济关系，就会由匹配算法进入。 在总体层面，匹配可以追求最优分配。何种最优值得追求，以及是否只用一种最优涵盖整个经济，都有待讨论。也可以设想许多、甚至相互冲突或竞争的方案。优化一个具有复杂连接——欲望与能力的组合——的网络，可以追求资源效率，也可以追求每个行动者内部生产与消费的均衡，或某个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每种方案都带有自己的伦理设定。甚至可以说，每种不同的经济程序都会确立一套适合自身的规则，把它界定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并将其编纂为法律。[^a05-2] 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货币制度建立了各自关于财产、偷窃以及把物品归属于个人的法律；这些规则在前货币条件下并不需要。制定规则的，是同时实行农业历法、管理种子仓库的那些制度机构。其中一些方面在宗教这一外壳机构中保存至今。但即便今天，立法和公共道德仍与经济实践紧密相连。 [^a05-2]: Bernard E. Harcourt, The Illusion of Free Marke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p. 241：“然而，事实上，19世纪和20世纪某些时期的市场‘自由化’与产业‘私有化’，只是把一套监管、一套政府制定规则的形式，替换为其他监管体系；这些体系不过是偏向另一类行动者而已。” 优化算法的实际后果无法预知。涌现的行为模式往往把技术或治理程序变成一个充满偶然性的游戏场。这又会造成实施礼仪、指南或制裁的需要。这些动态既适用于各种沟通，也同样适用于经济过程。 ## 作为媒介的货币 在当前经济中，匹配由市场处理，货币居中介导。每件物品都被赋予一个所有者和一个价格。据说，价格反映市场供需关系，但市场本身却是一个理想化的场所，假定配置最优、信息高效。[^a05-3]不过，它终究构成货币分配与配置制度的核心程序。它的匹配功能运作于货币提供的汇总量化之上，这造成了一种远非最优的局面。产品与服务宁愿成三份或更多地给予有钱人，也不给真正需要它们的人。对供需的操纵助长了市场低效。然而，更危险、更具破坏性的，是市场内在地趋向夸大与不稳定，而非经典理论所假定的均衡。[^a05-4] 对当前货币体制的抵抗，通常从替代货币开始。但这种路径的总体范围仍完全处在货币价值模型以内，只限于替换发行者以及规范货币规则和流通的机构。我们的经济思维与货币交换结合得如此紧密，以至于要完全避开货币必不可少的观念，需要相当多的想象力。在当前条件下，质疑一般等价物这一观念本身，听起来似乎难以置信。如何衡量价值？如何构建交换基础？这类问题立即浮现，但它们忽略了一个事实：统一价值与即时交换的观念本身，就与货币体制相连。正如民族志学者所表明的，经济关系可以在这两个概念都不存在时建立。换言之，这些概念只随货币的崛起而出现，也可能无法在货币终结后继续存在。 早期前货币经济的范围，通常不大超出氏族、村庄或部落。交易和记忆记录仅限于朋友或朋友的朋友，这一事实严重阻碍了它们的扩展。大多数物品的流通不会远远超出地方共同体，各种“欠条”都必须在共同体内靠记忆保存。[^a05-5]从这一角度看，信贷与货币史可以被叙述为记录保存、数据库、记账技术和网络复杂性的历史。就本文目的而言，简要勾勒这种历史的轮廓就足够了。 [^a05-3]: 见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p. 171。 [^a05-4]: Hyman Minsky,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1986, p. 106：“我们似乎拥有这样一种制度：它在避免过去那种深度萧条的同时，也维系着不稳定。” [^a05-5]: Larry Randall Wray, Credit and State Theories of Money: The Contributions of A. Mitchell Inne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04, p. 79。 人类记忆追踪过去交易的能力有限。在一个小村庄或部落内部，成员的集体记忆可能足以记录所有相互的经济关系。但社会实体一旦变大，数据流量也会增加。面对这些挑战，人类记忆并不善于扩展。由神庙及其他半经济机构实施的最早文字系统，被用来记录海量过去交易。在这一意义上，宗教可以被理解为对早期记账惯例及其法律、赋予前货币交换监督者的角色、其奠基叙事，以及债务、宽恕和欠债崇拜的一种迟来的道德辩护。 早期记账伴随着经济帝国的扩张而兴起。为了同外国人交换，也就是与处在地方法律和记录范围之外的行动者交换，必须发明新的交易方式。这种交换的主要特征，是避免详尽记录。交易完成后，双方必须不带相互义务地离开。抹除记忆，是货币的主要功能之一，通常称为支付。对交易来说，货币就像一种压缩算法。把这种仪式映射到小额交易之中，便形成了我们今天日常的货币交换社会实践。它不仅使非朋友之间的交易成为可能，还使之成为经济标准。 如今，货币的压缩功能已不再必要，因为经济的数据条件已经大为改变。技术记忆和数据容量不再短缺。曾经依赖友谊的分配与配置系统，可以借助数字数据和网络扩展至全球。但不存在简单返回前货币实践的道路，因为后货币制度还面临两项额外要求。它不能从零开始建立，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基于货币、正在运转的经济环境中。第二，它必须比旧制度更高效、带来优势，才能吸引人们参与。即便旧货币体制因必须维持巨大的不平等而日益低效，这也不是一项容易的任务。 在概念上，后货币经济有两种不同选择。第一种保留现有行动者，并构建一个网络化、数据驱动的过程。第二种则扩展经济行动者的集合，进而可能得到一种出人意料地简洁而优雅的方案。 ## 数据交易 根据N. Kocherlakota的一篇论文，至少对于某些类型的经济制度，货币可以完全由记忆取代。[^a05-6]追踪所有交易，就能建立一种让我们调节经济的记账系统。但在这种数据驱动的系统中，会出现深层理论问题。记忆系统仍必须以赋予的价值为基础运作。它无法完全超越货币，只能以不同方式将其编码。如果不废除一般等价物的观念，这种实践无非又是一种货币替代，即使它比比特币之类极其简单的替代形式更复杂，也好不到哪里去。 [^a05-6]: Narayana R. Kocherlakota, ‘Money is Mem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sota,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218, October 1996。 若从匹配算法的角度处理经济交易问题，就没有必要为物品计算一个价值。足以让它运作的条件，是能够作出决定：某个欲望是否得到满足、某项任务是否被指派、某件产品是否被交付——交易是否发生。只有当交易必须映射到一种普遍、无所不包的计量单位时，才需要赋予价值。我们都知道，这种计量不符合日常经验。愿望和欲望会变。一件东西对某个人可能价值巨大，另一个人却认为它是废物。一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刻想要同一件物品，换个时候又想摆脱它。一般价值的观念，从发明之初就是一种为货币交换和市场量身定做的虚构形式。 要从另一角度解决需要的经济流通问题，可能必须采取完全不同的路径。需要一旦表达出来，要么得到满足，要么作为一张待处理工单留在系统中。当需求超过供给时，理想情况下，物品应被分配给最需要它、或能最好利用它的人。这将是一种关系性价值。同时，一条消息会发送给任何愿意且有能力提供更多同类物品的人。围绕交易的基本沟通，将在于激活这种网络关系。这种沟通环境远非简单。由于它很容易延伸至两个以上相连的位置，即使小额交易，也往往产生庞大数据流。我们如何比较需要程度或预期生产性用途等递归因素？一个人的欲望如何触发另一个人的需要？可持续性或气候效率等全球影响，又该如何处理？ 即便最简单的关系，也可能跨越多个连接。每一笔交易由此都会变成像莱布尼茨单子一样牵连整个世界的运作。不言而喻，数据驱动的系统会产生海量信息，同时带来滥用、监控和控制体制统治等一切负面后果。 另一方面，这样的算法有助于防止当前体制中的一些不公。仅举一例：如果有人需要一套公寓来实际居住，而不是把它作为纯粹金融资产空置，为什么还要把一套新公寓给一个已经有五套的人？当下的分配惯常忽视需要，以经济强者的法则取而代之；其中所有道德上的可疑之处，都将暴露无遗。但并非一切都依照这些规则分配；身边有大量非货币实践。再举一例——在酒吧，啤酒通常并不是先卖给最愿意付高价的人。 货币引入后不久，它带来的某些反常激励仍显而易见。[^a05-7]但一旦货币体制成为普遍规则，它们便显得是新的常态。 [^a05-7]: 见亚里士多德对获取财富的描述，Aristotle, Politics, I, 10, 1257b, trans. C.D.C. Reev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p. 16。 ## 难以捉摸的物体 重新考虑市场参与者，或许可以克服信息丰富、以交换为导向的制度所面对的障碍。无论谁或什么参与经济交易，都可被视为一个经济对象，具有需要、欲望和自身利益。这不仅指人，也指一切物体，甚至包括可编程对象意义上的对象，例如事件或沟通。每个参与交易的对象，都应有一个优化函数。汽车想被驾驶。房屋想被居住。啤酒想被喝掉。酒瓶甚至可以命令一辆汽车，把自己运到最适合被喝空的地方。这种物体彼此沟通的世界，并非遥不可及。 有目的、智能且能够沟通的物体，可以解决数据驱动经济的一大障碍。一旦物体知道自己为什么而造，就可以不依赖信息丰富的记忆系统来运转经济。在这个模型中，每个事物或行动者都知道自己的用途与自由度。人们可以改写已赋予的目的，改变物体试图做的事情。但改写和改变自身欲望，默认应当是具有自我意识者的特权。 基于对象的系统不必完全理性、标准化，甚至不必一致或普遍。相反，正如人有变化的情绪与欲望，物体也可能像主体一样难以捉摸。它们对待潜在交易的行为，与其像单纯被出售，倒可能更像约会。它们可能想进入谈判或复杂争论，可能撤退又重新出现，可能改变立场和特征。系统不必拥有一套永久预设的规则。它的生命取决于人如何与事物互动，以及物体如何映照世界。 ## 人类行动者 与物体一样，人也具有经济能动性，可以用一组需要或欲望来描述。作为经济行动者运作，并不需要强意义的主体性或身份概念。同一个人可以在不同情境中扮演不同角色。在信息丰富、交易导向的制度中，行动者会被视为可能实现均衡的场所。这意味着每个行动者都应努力做到付出与所得相等。在面向对象的经济中，这种个人化均衡可以由物体的优化函数取代。 物体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一项关键区别，在于“尊严”一词。按照康德，尊严使人免于屈从经济领域。“在目的王国里，一切事物要么有价格，要么有尊严。”[^a05-8]与物体不同，尊严允许人退出经济压力，而不危及自身存在。 [^a05-8]: Immanuel Kant, Groundworks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Allan W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52。 物体可以完全存在于经济领域内，人却必须能够、也必须得到条件，选择把生活与活动的哪些部分交给经济领域的规则。这意味着，人类行动者的描述应当由他或她自己选择。某些能力或需要，一个人可能不愿公开，或不愿提供给匹配功能。若没有这一条款，经济算法及其优化冲动，很容易变成算法独裁。[^a05-9]数字画像会取代我们人格的一部分——如今已经如此——并依据操纵性的匹配程序，以或隐或显的方式引导我们的愿望与需要。 与物体不同，人必须被承认为非高效、常常非理性且不可预测的存在。无论什么算法，都应以“非经济人”（homo non-economicus）为模型，绝不能以当前经济模型中利润最大化的自动机为模型。决策自由必须得到保障，不仅是从给定选项中选择的自由，更要在深层意义上成为从多种游戏中选择的自由，甚至退出经济循环本身的自由；这把我们带回了古代的自由观念，即从必须劳动的需要中解放。归根结底，算法与法律必须按照四项基本人权原则实施——尊严、公共福祉、平等与自由。鉴于现有货币体制表现不佳，超越这个倾向于让富人独享自由、加剧不平等的制度，不应是不可能的。 ## 多维价值与游戏生态系统 经济领域不必由一个普遍算法单独治理。多种需要、不同产品与服务，可以按照各自的一套规则分配。其中某些类似游戏的实例，甚至可以使用货币、类似货币的单位，或任何其他排名和计量方式，例如业力值或健康值。 围绕匹配算法的修辞与叙事，可以来自当代电子游戏。在当前数字在线环境中，游戏提供了一些可能的程序，展示如何管理大群体之间活动的交换与匹配。[^a05-10]玩家应被允许把角色从一个游戏转移到另一个游戏。当自我模型受到技术协议影响，个体性或人格持续性变成在线格式的衍生物时，我们不想成为另一个游戏的奴隶。 归根结底，在多样的可能游戏背后，必须建立一个基础经济。因此，多种游戏构成的整个生态圈，都必须参与并贡献于面向每个人的基本供给。最终，这种情况可能导向 [^a05-9]: Antoinette Rouvroy, ‘Technology, Virtuality, and Utopia: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Autonomic Computing’, in Mireille Hildebrandt and Antoinette Rouvroy (eds) Law, Human Agency and Autonomic Computing: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Abingdon: Routledge, 2011, pp. 119-140。 [^a05-10]: Sonia Fizek, ‘Why Fun Matters. In Search of Emergent Playful Experiences’, in Matthias Fuchs, Sonja Fizek, Paolo Ruffino, and Niklas Schrape (eds) Rethinking Gamification, Lüneburg: Meson Press, 2014, pp. 273-287。 一个能够取代税收的贡献制度。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领土边界未必保有当前的影响。作为征税和治安实体的国家，可能失去控制，被其他组织形式取代。[^a05-11]公地管理也可以在一个元游戏的非领土基础上运作。 可能互动方式的多元性，塑造着价值概念。我们仍习惯假设，每件东西都必须有一种跨时间一致、对所有人相同的价值。在后货币经济中，这种僵硬的价值概念会过时。它可以被一种根本个人化的估值观念取代，以经济行动者随时间与情境变化的需要作为价值指标。在这种情况下，同一件物品对不同使用者可以有不同价值。另一种估值方式，则是把它与系统性需要结合起来的递归运算结果，与Google对信息相关性的排名很相似。Google及其信息排名方式，显示了个人化与一般化价值概念之间的冲突。和Google的情况一样，这两个概念需要在持续调整中相互平衡。 物体不必只被赋予一种价值。在一个事物能够参与多种不同规则的系统中，物体可以依据所处游戏而具有不同价值。举例来说：一小时的电力有某种生产成本。原材料价格可能由一场与市场价值关系不大的地缘政治游戏决定。可持续性又要求第三种估值，计算它对整个生态系统的影响。所有这些价值维度都可以并行保留，并按照政治上商定的规则，进入交易计算。 ## 公地与基础设施 哪些服务与产品作为共同物品提供给全体人口，是政治机构作出共同决定的结果。正如前文所述，没有必要按领土边界构建这些机构。它们完全可能源自游戏及其规则集，这意味着个人也可以同时成为多个实体的公民。 在后货币条件下，共同物品与服务不再需要被纳入经济系统，尤其不必纳入剥削性体制。没有国家控制的货币流通，也就没有税收，公地可以按公共义务式的实践组织：将符合共同利益的服务与任务提供给游戏生态圈，以换取某种回报。 我们所受的教育告诉我们，东西是稀缺的。这符合当前资本主义的一般神话：事物供不应求，因此具有市场价值。货币与稀缺性之间存在内在联系，因为货币本身就是一种稀缺物，其他一切稀缺物都必须映射到它之上。“创新在于把稀缺性加倍。在物品的稀缺性旁边，放上性质迥异的货币稀缺性。 [^a05-11]: Saskia Sassen, Territory, Authority, Right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19。 这意味着，稀缺性本身被编码了。”[^a05-12]这一关系意味着，当作为稀缺性编码的货币被驱逐出系统时，稀缺性也可能被克服。 如今，我们的大多数产品已不再稀缺。通常物品供应如此充裕，以至于必须人为引入稀缺性。仅举几个例子：鞋子并不短缺。品牌营销的大部分努力，都用于给某种鞋款编码社会区分，由此添加与稀缺性相关的差异品质。这类实践甚至可能在后货币世界中延续。它们可以成为某个特定游戏的一部分；具有相应差异化需要的人，可以在其中努力获得取得珍贵物品所需的资格。 更关键的例子，是非物质产品与知识产权。数字产品由数据构成，完全没有必要限制其流通。在技术上，每个人都可以通过分享，参与文本、音乐或视频的传播。拼命建立一种法律环境，人为限制技术上可行之事，就是一个例子，说明失效的经济价值体系如何试图延续自身存在，保留其过时规则。一个按照网络递归计算价值的游戏，会赋予被链接最多、最受喜爱的内容更高价值。这并不意味着其他参与者必须“支付”更多才能获得内容。与所有智力劳动产品一样，它可以免费取得，但生产者会以某种方式从成功中获益：或是有权获得更多他人劳动，或是得到由其所参与游戏决定的其他激励。这一制度把当前知识产权监管颠倒过来。与其试图按照物质生产经济来塑造智力产品的分配，不如按照智力劳动与文件分享的分配模式，改造物质产品市场。 ## 未来 所有计划经济的主要难题之一，都是创新。在这一点上，算法经济与计划经济非常不同。其起点并非固定的生产计划制度，而是关于需要和欲望的沟通；只不过这种沟通的组织方式与货币经济不同。归根结底，促进创造与发明冲动的，是技术进步、社会关系和个人欲望的混合。目前，调解欲望、需要与进步的任务，被留给以市场为基础的私人公司这一机构。利润攫取与市场垄断把个人贪欲用作创新动力。 在后货币环境中，需要的集体表达可以找到更人性的方式转化为生产。对尚不存在的产品与服务的需要，将激发研究与开发。共同追求尚不存在之物的动力，可以让用户重新取得社会进步这一观念；它在我们充满竞争、 [^a05-12]: Niklas Luhmann,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p. 197：“Die Innovation besteht in der Duplikation von Knappheit. Neben die Knappheit der Güter wird eine ganz andersartige Knappheit des Geldes gesetzt. Das heißt, Knappheit wird selbst codiert.”［作者从德语译为英语；中译见正文。］ 由垄断支配的资本主义环境中，已经大体消失。他们的沟通可以以非正式方式进入一个生产环境，而这个环境不必面对很高的市场准入壁垒，也不必面对随后发生的垄断占有。 没有货币约束，创新游戏也可以更少受目标驱动，更具实验性。漫长的媒介革命与转型史表明，最初预测的用途，很少与围绕某项技术最终形成的社会实践相对应。误解与不恰当的使用方式，是通信技术传播的关键因素。 ## 后果 从后果来看，后货币经济将十分接近凯恩斯在“我们孙辈的经济可能性”一文中的设想。[^a05-13]他预言，全体人福利的提高可以解决经济问题；事实对这一预言的否定，几乎彻底到无以复加。当前资本主义成功建立了一种制度，财富积累甚至会造成绝大多数人生活水平下降。 然而，就生产与供给而言，如果不是分配和平等的缺失，凯恩斯的乐观判断实际上可能是对的。后货币世界的一项重大后果，将解决通往更平等社会的主要障碍。一旦失去价值储藏手段，并受制于交易的算法分配，一小部分富人对其余人口的劳动力施加权力的主张，就难以维持。 今天如此夸张的不平等若变得不可能，当然会引发对替换现有财富攫取制度的抵抗——这套制度当前运作得相当有效。转型可能采取很多不同形式，不一定是革命运动，甚至不一定是积极抵抗；在现有沟通和监控条件下，这两者几乎不可能。带来变化的可能既不是壮观的崩溃，也不是重大危机或不断加速，而是对日益失灵的货币体制缓慢、持续的侵蚀。在其缝隙中，不同的后货币经济的条件已经具备，并在旧结构的庇护下、在其内部生长。回顾起来，我们当前的世界将显得奇怪、颇为落后，而且自我毁灭。后人会惊讶而惊惧地看待我们的狂热：耗尽资源，制造过剩却不加分配，坚持让劳动者的生活苦不堪言。 [^a05-13]: John Maynard Keynes,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3, pp. 358-373。 ## 参考文献 Aristotle. Politics, trans. D.C. Reeve, Indianapolis: Hackett, 1998. Graeber, David.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Harcourt, Bernard E. The Illusion of Free Markets,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Kant, Immanuel. Groundworks for the Metaphysics of Morals, trans. Allan Woo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2. Keynes, John Maynard.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in Essays in Persuasion, New York: W.W. Norton 1963 (1930), pp. 358-373. Kocherlakota, Narayana R. ‘Money is Memory’,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sota, Research Department Staff Report 218, October, 1996. Luhmann, Niklas. Die Wirtschaft der Gesellschaft,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1988. Minsky, Hyman. Stabilizing an Unstable Economy,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6.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1 (19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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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ng，SourceForge创始人；SourceForge是世界最大的开源开发项目托管服务提供商。 把市场当作游戏来看，使我们能够把中心化货币和垄断的内在偏向视为游戏规则，并加以挑战。[^a06-2]规则并非媒介固有之物；它们是协议，是被强加的法律，偏向制定它们的人。场地本身向某些玩家倾斜，背离另一些玩家，每一种交换媒介都带有自己的偏向。科学家、技术专家和经济学家不断维护的市场经济偏向，是稀缺与竞争。但我们可以通过媒介的可玩性，处理并重新界定这些偏向。 从语言到Facebook，再到商业市场，这些工具都依赖于对游戏社会契约的持续同意，即接受偏向、遵守规则。然而，玩家除了谋划如何在商业市场既定规则内“获胜”，也可以获得掌控游戏、亲自改写规则的能力，从而重新界定偏向。[^a06-3]这意味着超越媒介生产文化，走向规则生产文化；从结构内部行动的内容创作者，转变为对结构本身采取行动的程序员。正是这些游戏规则，以及谁能够接近它们、谁能够编写、编辑、破解和游戏，造成了所有差别。 [^a06-1]: Robert Young, ‘Giving it Away: How Red Hat Software Stumbled Across a New Economic Model and Helped Improve an Industry’, in Chris DiBona, Sam Ockman, and Mark Stone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Sebastopol, Ca.: O’ Reilly, 1999, p. 118。 [^a06-2]: Jos de Mul, ‘The Game of Life: Narrative and Ludic Identity Formation in Computer Games’, Joost Raessens and Jeffrey Goldstein (eds) Handbook of Computer Game Studi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a06-3]: James P. Carse, Finite & Infinite Games: A Vision of Life in Play and Possibi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René Glas, Games of Stake: Control, Agency and Ownership in World of Warcraft, PhD diss.,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Amsterdam, 2010；Douglas Rushkoff, Get Back in the Box, New York: Collins, 2005。 游戏同时具有自由与约束。玩家首先意识到，自己可以自由选择玩或不玩。[^a06-4]玩家也知道指导游戏的规则，包括实体边界、时间限制和行为程序等界限。[^a06-5]据此，我们可以把“可玩性”定义为衡量一种媒介或游戏允许多大游戏空间，以及个人或社会具有多大互动和能动能力的尺度。可玩性，是理解游戏规则，以及自由参与或退出。评估市场经济这样的媒介的可玩性，让我们获得了一种衡量媒介本身可进入程度的新标准。 就可玩性而言，网络给人们提供了依据不同规则建立经济的机会——这样的商业活动，存在于那幅被误认为人类互动疆域本身的经济地图之外。创业者可以用很少的钱、甚至不用钱创办并扩大公司，使企业曾经依赖的银行与投资资本变得过时。（我曾在演讲和论文中主张，这才是所谓经济危机的真正原因：支撑那个头重脚轻游戏的债务，市场需求减少了。）[^a06-6]人们可以独立于中央银行，发展地方货币和互补货币、[^a06-7]物物交换网络[^a06-8]及其他交换体系，并利用智能手机的附加设备与应用程序进行安全交易。 过去曾有其他类型的货币，它们的倾斜方向大不相同。实际上，纵观历史，一些最繁荣的民族同时使用不止一种货币。只有在被一个通常来自远方的中央集权政权征服时，他们的区域货币体系才遭取缔，代之以王国内唯一的货币。随后，在一种更像今天所用体制的单一财政安排中，繁荣从新征服的领土流向中心。 大约从10世纪到13世纪——曾被称为“大教堂时代”——欧洲大部分地区使用两种主要货币：用于远距离交易的中心化货币，以及用于日常交易的地方货币。[^a06-9]地方货币的运作方式与中心化货币非常不同。它并非由中央银行发行，而是真正通过劳动产生，准确反映所生产的财富。由于这种货币独特的偏向，使用它的人属于有史以来最富裕的劳动阶层之列。[^a06-10] 在这一时期，农民收获庄稼后会把它送进粮仓。粮仓经营者随后交给农民一张收据，注明替他储存的粮食、葡萄酒或其他商品数量。这张收据随后充当货币。在最早引入这种惯例的古埃及， [^a06-4]: Johan Huizinga,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p. 7。 [^a06-5]: Carse, Finite & Infinite Games, 1986, p. 9。 [^a06-6]: 见Rushkoff，2009。 [^a06-7]: Carse, Finite & Infinite Games, 1986。 [^a06-8]: 见 http://www.itex.com。 [^a06-9]: Bernard Lietaer, The Mystery of Money: Beyond Greed and Scarcity, Munich: Riemann Verlag, 2000, p. 183。 [^a06-10]: Bernard Lietaer and Stephen M. Belgin, Of Human Wealth: Beyond Greed & Scarcity, Boulder, CO: Human Wealth Books and Talks, 2004, p. 104。 收据是一块陶片——ostracon——农民“花费”存于自己名下的粮食时，陶片可以被掰成小块。[^a06-11]在中世纪，货币大多由贵金属敲打成薄片硬币——brakteaten——可以撕成更小的部分。[^a06-12]这种地方钱币不会被长期储存，因为它不产生任何利息。实际上，持有得越久，价值就越低。 我们可以用媒介生态学的语言重新表述这一分析，[^a06-13]也就是把这些交易作为意义载体来研究，考察它们如何作用和影响更大、更复杂、不断变化的媒介环境。这样做，我们便能看出，地方货币的偏向为何不是储蓄，而是消费。囤钱意味着贬值，所以每个人都想在下一次重铸之前把钱花掉。不积极投资，资本便毫无意义。人们让钱发挥作用，用于维护设备、建造风车、改进葡萄酒压榨机等等。持有货币需要付出成本，这一事实鼓励人们思考其他能随时间创造价值的方式。在大教堂时代，就连小城镇也投资巨大的建筑项目，以吸引朝圣者的旅游支出。大教堂并非由梵蒂冈银行资助；它们是农民及其他劳动者为了后代作出的地方性、自下而上的投资。[^a06-14] 与中世纪的先辈一样，开源运动的创始者主要希望建立一些标准，使共同体能够投资于自身未来。在最基本的层面，开源只要求软件运行所依据的代码，向任何人自由开放。这种透明性允许任何人在现有软件程序基础上继续构建，从而鼓励创新与发展。“开源起初是维护分享文化的一次尝试，后来才促成了对这种分享价值的更广泛认识。”[^a06-15]开源没有发明这些行为，但力求以一种方式维持它们，使参与创造价值的个人、从其创造中获益的人，以及尚待界定的更大公共利益都得到好处。 开源模式由计算机软件工程师在20世纪末发展起来，动机是一种真实的担忧：随着越来越多商业资本投入这门科学的发展，创新可能受阻。[^a06-16]这个尚年轻的研究领域要发展，离不开创造力；如果创造必须在专有商业软件开发的封闭、竞争环境中进行，创造力可能迅速而彻底地被扼杀。在专有模式中，工程师不能寻求标准、分享创新、相互借鉴成功，而必须保守秘密，重复发明彼此已经取得的进展，并被剥夺共同解决同一问题的益处。 [^a06-11]: Lietaer, The Mystery of Money, 2000, p. 88。 [^a06-12]: Frank Berger, Die Mittelalterlichen Brakteaten im Kestner-Museum, Hannover 2, Hannover: Teil, 1996, p. 9。 [^a06-13]: Neil Postman and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9。 [^a06-14]: Lietaer, The Mystery of Money, p. 145。 [^a06-15]: Tim O’Reilly, ‘The Open Source Paradigm Shift’, in Chris DiBona, Danese Cooper, and Mark Stone (eds), Open Sources 2.0, Sebastopol, CA: O’Reilly, 2006, p. 255。 [^a06-16]: 有关开源历史及其早期参与者的叙述，见DiBona, Ockman and Stone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1999。 对程序员而言，开源是一套商业伦理准则。个人和公司仍然可以包装、出售开源劳动的成果，但底层代码是一种任何人都能利用的共享资源。因此，Linux操作系统本身可以对所有人免费，而某位开发者也可以为它制作一张特别易用的安装光盘，自行定价收费。Linux操作系统本身是在一种把协作与独立自主开发结合起来的文化中发展出来的。[^a06-17]从Linux到Mozilla，从Redhat到Firefox，这种看似全新的协作模式所催生的技术和利润，让许多技术专家与商界人士惊叹。不久，开源就被认可为“网络共同体的自然语言”，[^a06-18]“无人拥有，人人可用，任何人都能改进”。[^a06-19] 开源作为编程方法的成功，启发人们把它应用于许多其他领域。还有多少文化机构，可以通过让自身共同体参与集体、共享生产而受益？我自己的书，从 Open Source Democracy 到 Nothing Sacred: The Case for Open Source Religion，都研究开源精神在政府与宗教中的应用；我认为这些领域深受内部人文化与缺少参与渠道之害。甚至亲公司的《连线》杂志也刊登了“Open Source Everywhere”[^a06-20]和“Collaborative Culture”等文章，暗示专有式办事方式或许已经走到尽头。[^a06-21] 不过，开源意识形态与经济理论在实践上的契合最为紧密。开源意味着更多人创造、贡献价值，并最终投入于共同成果。它通过与消费不足和不消费竞争，创造新市场。正如Netscape／Firefox与Microsoft Explorer的案例所示，开源可以打破垄断，同时仍允许个人参与价值交换体系。它体现的是更关注长期可持续性的商业，把用户视为平等的利益相关者、投资者，而不优先追求短期增长或指数增长。正如Eric Raymond雄辩指出的，开源就是自下而上的集市精神。[^a06-22] 然而，目前我们必须承认，网络在这方面可能提供的可玩性，并未得到普遍接纳或认识。是的，博客作者和YouTube创作者取得了许多成功，尤其在与政府的对抗中。他们让一位共和党参议员和一位司法部长下台，甚至在对抗中国严厉网络审查方面取得进展。维基解密公布了数千份文件，令美国政府极为震惊；埃及与叙利亚人民也利用Facebook这种由公司驱动的技术，组织 [^a06-17]: 此外，还有一位居中的监督仲裁者，意在代表用户，评判众多参与者的贡献。 [^a06-18]: O’Reilly, ‘Open Source’, 2006, p. 260。 [^a06-19]: Doc Searls and David Weinberger, ‘World of Ends What the Internet Is and How to Stop Mistaking It for Something Else’, 10 March 2003, http://worldofends.com。 [^a06-20]: Thomas Goetz, ‘Open Source Everywhere’, Wired, November 2003,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1.11/opensource.html。 [^a06-21]: D. Wolk, ‘Future of Open Source: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red (June 2009), http://www.wired.com/dualperspectives/article/news/2009/06/dp_opensource_wired0616。 [^a06-22]: Eric S. Raymond, Cathedral and Bazaar, Cambridge, MA: O’ Reilly, 2001。 对压迫性政权的抵抗。YouTube不仅让当时还是候选人的巴拉克·奥巴马因其牧师带有种族色彩的激烈言论而难堪，还揭露了缅甸的政治压迫，以及联邦紧急事务管理署（FEMA）在新奥尔良的无能。 但这些活动发生的平台，几乎与公地无关。互联网最初或许由公共资金开发，如今却已成为私营公用事业。我们使用昂贵的消费技术创造内容，再通过公司拥有的传输渠道，把它上传到公司拥有的服务器上，通常还要付费。更重要的是，完成这一切所用的软件由公司制造，公司的利益已经嵌入代码本身。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大多数互联网行动主义最终针对政府，而很少针对公司。 尽管存在例外，对公司主义的大部分抵抗，仍发生在由公司行动者自身创造并主导的更大舞台上。互动技术具有独特潜力，可以削弱公司赞助的景观中那个单一、“闭源”现实的支配地位，但这种潜力尚未开发。相反，塑造抵抗与那些自称公司之外的活动的媒介环境，仍是电视及其他闭源、自上而下的媒介。向“权力讲真话”似乎比彼此分享真相更重要。 与此同时，Tim O’Reilly和John Batelle等人在“Web Squared”[^a06-23]这类著名文章中所许诺的新媒介去中心化效应，遭遇的却是压倒性的企业集团集中。新兴网络公司被Google、Facebook和Microsoft等巨头收购，既为了它们可能正在开发的去中心化技术，也为了在其中工作的程序员。[^a06-24]结果，不论这些程序员最初创办公司时抱有什么愿景或议程，都被收购他们的集团吸收，其编程能力则被用于完全不同的项目。[^a06-25] 因此，每当共享软件、病毒式媒介或开源这样的潜在破坏稳定与去中心化技术或原则出现时，这种半真半假、三心二意的探究方式，只会追踪故事到发现阻止其发展的手段、可以提出新策略为止。就像一支激进的车库乐队被唱片公司发现，任何激进的东西，在CD到达商场之前都会被中和。[^a06-26] 开源精神使任何理解代码的人都能够按自己意愿有效地重新设计程序；文化名人Jeff Howe却将其重新包装为“众包”，[^a06-27]让公司再次能够免费利用真实的人协同行动所蕴含的巨大潜能。我自己的“病毒式媒介”概念[^a06-28]，被Malcolm Gladwell改造为“社会传染”，或被Tim Draper改造为“病毒式营销”—— [^a06-23]: Tim O’Reilly and John Battelle, ‘Web Squared: Web 2.0 Five Years On’, Web 2.0 Summit, 10 October 2009, http://www.web2summit.com/web2009/public/schedule/detail/10194。 [^a06-24]: Matt Rosoff, ‘Google’s 15 Biggest Acquisitions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m’, Business Insider, 14 March 2011,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googles-15-biggest-acquisitions-and-what-happened-to-them-2011-3?op=1&IR=T。 [^a06-25]: 仅举一例：Google于2005年收购Dodgeball。 [^a06-26]: Thomas Frank, The Conquest of C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a06-27]: Jeff Howe, ‘The Rise of Crowd Sourcing’, Wired, June 2006。 [^a06-28]: Douglas Rushkoff, Media Viru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4。 这些技术让大众营销者再次把人类选择界定为一系列消费决策。我对文化研究的另一项主要贡献，即“人们借以发展非货币价值的社会货币”概念，[^a06-29]如今变成了美国运通卡奖励计划的名称：“The Social Currency”。因此，新媒介的去中心化偏向只被暂时接受、收编，直到市场的知识卫士或受雇营销者能够设计出新的对策，让其雇主用来维护照常运转的生意。 的确，互联网可能同时威胁中心化媒介与中心化价值创造。但公司主义体制的支配、公司主义景观的胜利，以及中心货币操作系统的遗产，限制了大多数网络理论家和经济学家的思维。简言之，没有媒介生态学框架，这些实践者就仍然令人遗憾地不了解界定自身活动的语境。 这些互联网作者自封为革命性的“网络经济学”，实际上是完全处在公司赞助者规定边界以内的反动回应。他们并不想象真正参与式或点对点的可能性，只为公司和个人参与现状中的公司主义经济提供新方法。 网络更大可玩性潜力被压低，使它从点对点媒介退化为更像广播的媒介——至少在它可能改变人们与公司之间关系的意义上如此；人们同这些公司交易，并通过它们交易和创造意义。真正的可玩性涉及进入游戏场地本身，甚至拥有改写规则或彻底超越游戏的能力。 互联网能否发挥关键能力，为公司主义体制引入更多可玩性，取决于公众是否愿意接受互联网环境的新要求。在互联网上，这意味着学习那些用来编写互动规则、确立协议、决定技术对参与开放还是封闭的语言。推而广之，这也适用于界定我们参与公共领域与市场的文化软件和操作系统。公众不仅必须达到基本的计算机与媒介素养，也必须意识到媒介与技术如何创造环境，以及我们如何参与这一过程；或者，至少更清楚地认识我们身处其中的媒介生态，以此作为迈向公司主义替代方案的第一步。 [^a06-29]: Rushkoff, Get Back in the Box, 2005, p. 78。 ## 参考文献 Berger, Frank. Die Mittelalterlichen Brakteaten im Kestner-Museum, Hannover 2, Hannover: Teil, 1996. Carse, James P. Finite & Infinite Games: A Vision of Life in Play and Possibility, New York: Free Press, 1986. DiBona Chris, Sam Ockman and Mark Stone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Sebastopol: O’Reilly, 1999. Frank, Thomas. The Conquest of Cool,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7. Glas, René. Games of Stake: Control, Agency and Ownership in World of Warcraft, PhD diss., Amsterdam: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10. Goetz, Thomas. ‘Open Source Everywhere’, Wired, November 2003, http://www.wired.com/wired/archive/11.11/opensource.html. Howe, Jeff. ‘The Rise of Crowd Sourcing’, Wired, June 2006. Huizinga, Johan. Homo Ludens: A Study of the Play-Element in Culture, Boston: Beacon Press, 1971. Lietaer, Bernard A. and Stephen M. Belgin. Of Human Wealth: Beyond Greed & Scarcity, Boulder, CO: Human Wealth Books and Talks, 2004. Lietaer, Bernard. The Mystery of Money: Beyond Greed and Scarcity, Munich: Riemann Verlag, 2000. Mul, Jos de. ‘The Game of Life: Narrative and Ludic Identity Formation in Computer Games,’ in Joost Raessnes and Jeffrey Goldstein (eds) Handbook of Computer Game Studies, Cambridge: MIT Press, 2005. O’Reilly, Tim. ‘The Open Source Paradigm Shift,’ in Chris DiBona, Danese Cooper and Mark Stone (eds) Open Sources 2.0, Sebastopol: O'Reilly, 2006. O’Reilly, Tim and John Battelle. ‘Web Squared: Web 2.0 Five Years On.’ Web 2.0 Summit, 10 October 2009, http://www.web2summit.com/web2009/public/schedule/detail/10194. Postman Neil and Charles Weingartner. Teaching As a Subversive Activity, New York: Delacorte Press, 1969. Raymond, Eric S. Cathedral and Bazaar, Cambridge, MA: O’Reilly, 2001. Rosoff, Matt. ‘Google’s 15 Biggest Acquisitions And What Happened To Them Read More’, Business Insider, 14 March 2011, Rushkoff, Douglas. Get Back in the Box, New York: Collins, 2005. Rushkoff, Douglas. Media Virus. New York: Ballantine Books, 1994. Searls, Doc and David Weinberger. ‘World of Ends: What the Internet Is and How to Stop Mistaking It for Something Else, 10 March 2003, http://worldofends.com. Wolk, D. ‘Future of Open Source: Collaborative Culture’, Wired, June 2009, http://www.wired.com/dualperspectives/article/news/2009/06/dp_opensource_wired0616. Young, Robert. ‘Giving it Away: How Red Hat Software Stumbled Across a New Economic Model and Helped Improve an Industry’, in Chris DiBona, Sam Ockman, and Mark Stone (eds), Open Sources: Voices from the Open Source Revolution, Sebastopol: O’Reilly, 1999. # 21世纪的积累与抵抗 安德鲁·罗斯（Andrew Ross） # 21世纪的积累与抵抗 安德鲁·罗斯 多亏Thomas Piketty和Emmanuel Saez，近期大量注意力集中到顶层的财富积累。他们收集的收入数据表明，如今1%人群的主要积累来源，是经济租金（来自债务杠杆、资本利得、通过衍生品操纵纸面索取权，以及其他金融工程形式）。[^a07-1]然而，与之对应的家庭债务积累（两者不能只取其一）却被忽视了，尽管有证据显示，它仍持续增加，威胁着民主制度保护公民免受债权阶级经济伤害的能力。[^a07-2] 在一段时间里，这方面似乎有些好消息。家庭债务总量从金融崩盘前的极高水平下降。在美国，债务偿付占税后收入的比例，2007年底超过14%，到2013年4月已降至10.5%。[^a07-3]去杠杆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低利率和抵押贷款债务减少，不过下降有多少来自银行核销逾期贷款，而非忠实还款，还不清楚。2013年第三季度，这一降势结束，抵押贷款债务重新增加了560亿美元。第四季度，抵押贷款跃升1.9%，非住房家庭债务增加3.9%。汽车贷款和信用卡余额也开始上升；这一趋势延续到2014年第一季度，增幅为1.1%，使美国家庭债务总额达到11.65万亿美元。多数工业化经济体也出现类似数字，不过没有哪个能与美国学生债务负担的异常水平相比：自2008年以来的六年间，它丝毫未减，如今正接近1.3万亿美元，平均每年有100万人违约。 [^a07-1]: Thomas Piketty,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Emmanuel Saez和Thomas Piketty的一系列数据报告“Striking it Richer: The Evolution of Top Incomes in the United States”，概述了1%人群如何占有收入增长。系列首篇为“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3-1998”, 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1 (2003): 1-39。最新更新见 http://elsa.berkeley.edu/~saez/saez-UStopincomes-2012.pdf，显示自衰退正式结束以来，收入最高的1%获得了95%的收入增量。另见Josh Bivens and Lawrence Mishel, ‘The Pay of Corporate Executives and Financial Professionals as Evidence of Rents in Top 1 Percent Incomes’,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Summer 2013)，以及Edward N. Wolff, ‘The Asset Price Meltdown and the Wealth of the Middle Class’, New York University, 2012，https://appam.confex.com/appam/2012/webprogram/Paper2134.html。 [^a07-2]: 本文许多论点及相当多内容来自Andrew Ross, Creditocracy and the Case for Debt Refusal, OR Books, 2014，http://www.orbooks.com/catalog/creditocracy/。 [^a07-3]: Jeff Madrick, ‘A Bit of Good News’, Harper’s, April 2013: 6-7。 如果这些数字继续上升——看来很可能如此——那么很清楚，债务通缩趋势的底部原来并不深。一旦人们被说服，相信再次借款是安全的，利率便会提高，邀请银行停止囤积现金储备，开启新一轮掠夺性放贷。给银行的这份邀请，背后是政府已经证实的救助意愿：即便面对高个人违约率和公民普遍贫困，政府仍愿为银行纾困。确保银行总能获得全额补偿，对任何债权人判断更高债务偿付水平是否可持续，都至关重要。缩水后的底部与预计或期望的租金攫取水平之间，如今已有足够大的差距，使它们重新投入放贷游戏；这是无论多少量化宽松都未能促成的结果。 同样有用的，是经济学家——甚至包括批评新自由主义的人——之间逐渐形成的共识：2008年崩盘留下的所谓“债务悬置”已大体解决，重新开始借债不仅安全，而且如果要让GDP驱动的增长回到常态，还是必要的。这既算不上好的分析，也不是好建议。“债务悬置”是经济学家用来合理化本来不可持续或风险很高的状况的一类可疑概念。至于GDP驱动的增长，一切证据都表明，任何这样的经济方案都是生态崩溃的配方。 ## 债权统治的崛起 今天，我们生活在一种我称为“债权统治”（creditocracy）的社会中，几乎人人都深陷债务，而这些债务永远无法偿清，也根本不被期待偿清。 自由主义者的本能反应是：“这不公平，任何人都不该背负永远偿不清的债务；再说，银行为什么会想要这样？”这完全错过了要点。必须理解，我们的债权人并不希望我们彻底还清债务，正如信用卡发行机构不希望我们每月结清信用卡余额一样。认真这样做的客户，在业内被称为“白占便宜者”（deadbeats），因为他们似乎免费获得了信用。债权统治下的理想公民，是那些入不敷出、每月只支付最低还款额，外加商家费用和罚金，让信贷逐月滚动的人。 债权人的利润，来自尽可能延长我们的债务偿付。毕竟，如果我们还清债务，就不再对银行有用。目标是让我们一直上钩，直到死亡；对于由父母或祖父母共同签署担保的学生贷款，甚至死后也不能摆脱。因此，债务负担出现了明显的代际转移，向老年人移动，也不足为奇。在战后生命周期放贷模式中，人们多少假定中产借款人到了晚年，会赢得无债生活的权利；从未支付过融资费用，也曾是老年人、尤其是憎恶债务的大萧条一代引以为傲的事。如今不再如此，而且不仅因为较能接受债务的婴儿潮一代已经退休。资本主义获利模式发生变化，与终身金融攫取更加紧密地联系起来。 主要银行比2008年崩盘前更大、利润更高。仅美国银行的衍生品敞口，就已增至232万亿美元， 比2008年前高出近三分之一；当年，正是这些高风险赌注的扩大，助推了金融崩盘。美国六大银行合计背负8.7万亿美元债务。如此债务负担、对可疑衍生品的敞口、对国民经济的影响力，以及持续薄弱的监管结合在一起，极易重演2008年的崩溃。事实上，许多业内人士相信，一场同样毁灭性的复发已在酝酿。立法者几乎无力让银行服从。美国司法部长Eric Holder本人，去年在参议院司法委员会作证时公开承认，当银行集中如此巨大的权力，“我们很难起诉它们……如果确实提出刑事指控，会对国民经济、甚至可能对世界经济产生负面影响”。[^a07-4] Holder承认，尽管银行家敲诈勒索的记录广为人知，政府却无力惩罚他们，这是一个重要里程碑，尤其对于一个长期努力遏制本国财阀造成伤害的民主国家而言。但华尔街巨头使政府受其支配的能力，并不新鲜。[^a07-5]富兰克林·D.罗斯福在1933年的一封信中写道：“事情的真正真相，正如你我所知，是自安德鲁·杰克逊时代起，大中心城市的金融势力就拥有了政府。”[^a07-6]把立法者据为己有，或许是美国金融家的古老特权，但充分发展的债权统治则较为新近。金融化必须渗入家庭经济的每个角落，债权阶级的权威才会呈现出主权般、不可挑战的性质。 换言之，仅仅像失控的市场文明那样，把每一种社会福祉转化为可交易商品，还不足以构成债权统治。当获取每一种此类物品的成本——无论多么基本——都必须靠债务融资，而负债不仅成为提高生活物质质量的前提，也成为满足基本生活要求的前提时，债权统治便出现了。金融家试图把债务缠绕在每一项可能的资产与收入流上，在每一个收入来源设置收费站，确保从中流出利息。此外，当人们经常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来偿付既有债务时——20世纪90年代的保险杠贴纸“我用MasterCard还Visa”[^a07-7]生动概括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确定，自己正在进入债权人统治的更高阶段。 这种安排——借款来支付既有债务的偿付费用——在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所谓“债务陷阱”中正式制度化，终结了众多全球南方国家的发展抱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分期提供贷款，不是为了支持社会或经济发展，而是专门确保北方债权人继续收到旧贷款的偿付款。当债务陷阱迁移到北方时，同样的公式在 [^a07-4]: 见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3/03/11/big-banks-go-wrong-but-pay-a-little-price/。 [^a07-5]: 见Nomi Prins, 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 The Hidden Alliances that Drive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Avalon, 2013。 [^a07-6]: 致Edward Mandell House上校的信（1933年11月21日），收入Elliott Roosevelt (ed.)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0, p. 373。 [^a07-7]: 引自Robert Manning, Credit Card N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Addiction to Credit Card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p. 27。 欧元区危机期间被充分运用，尤其在希腊；“三驾马车”提供的“救助方案”，明确旨在让德国、法国和瑞士银行家获得全额补偿。 但对劳动穷人而言，这种永久负债是十分熟悉的安排，它远远超越了封建制、契约奴役和奴隶制中的经典形式，长期存续。每一种债役制度都产生了后继机构——分成佃作、公司代用券、放高利贷——它们的遗产如今在边缘金融的次贷地带依然活跃，那里“贷款巷”里每隔一家店面就开着一家“贫困银行”。但近几十年，家庭债务造成的束缚也向上扩散，如今影响着人口多数，捆住了两代受过大学教育的人。在美国，77%的家庭严重负债，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正在或曾经被催债人追讨。[^a07-8] 即使没有个人贷款的人，也是债务人，因为公共债务、尤其市政债务的结构安排，使向华尔街支付的偿债成本，如今经常以紧缩政策的形式转嫁给我们所有人。受益者又如何？当“经济租金”不再只是债权阶级的补充收入来源，而成为聚敛财富和影响力最可靠、最有效的工具时，债权统治便跨过了临界点。在这一点上，充分发展的债权统治，可以与生产利润占主导的早期垄断资本主义形式区分开来。 有许多方式可以说明这一历史发展。看看银行与政府的力量平衡。1895年，J.P. Morgan被请来挽救美国财政部免于违约（1907年又有一次）；但到2008年，局势反转，财政部被迫救助JPMorgan Chase，几乎没有人怀疑，今天它仍会被迫再次这样做。这种转变也表现在公司的盈利方式上。曾凭工业生产实力支配经济的巨型企业，如General Electrics和General Motors，收入越来越依赖各自的金融部门。公司不再主要被视为值得获得生产性贷款、创造有形成果的对象，而被视为杠杆收购目标，被压上沉重债务，无情地用来攫取融资费和利息。米特·罗姆尼在Bain Capital的职业生涯，与他父亲在American Motor Company的职业生涯之间的差异，恰好概括了从工业资本主义向金融资本主义的转变。[^a07-9]至于普通个人，我们如今持续受到主要征信机构（Equifax、Experian和TransUnion）的金融监控；它们针对我们作为债务人的行为所作的信用报告、评分与评级，控制着通往众多经济需要和欲望领域的入口。这些机构在公共监督之外运作，只回应 [^a07-8]: 根据纽约联邦储备银行2013年8月的报告，近15%的信用报告——涉及估计3,000万消费者——显示了催债记录。换言之，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个正在或曾经被催债人纠缠。Quarterly Report on Household Debt and Credit (August 2013)，http://www.newyorkfed.org/research/national_economy/householdcredit/DistrictReport_Q22013.pdf。 [^a07-9]: Matt Taibbi, ‘Greed and Debt: The True Story of Mitt Romney and Bain Capital’, Rolling Stone, 29 August 2012。 债权阶级的要求；它们赋予我们的画像如同身份标签，标示我们当下以及未来若干年的等级与阶层，因为这些画像被用来预测未来行为。 我们知道，99%人群中越来越多人正承受不当债务负担——永远无法偿还的金融索取权——但谁属于债权人阶级，是否同样清楚？玛格丽特·撒切尔推广“养老基金资本主义”之后，劳动者的养老基金被卷入金融市场。事实上，这些基金如今持有相当一部分公共债务，尤其市政债务；而这些债务正被用作推行紧缩政策的理由。在形式与法律意义上，劳动者是债权人；如果破产程序中债务不加区分地被注销，他们就会遭受损失。按照撒切尔及其新自由主义继任者鼓励的“大众资本主义”心态，他们的投资和所有其他投资一样，暴露于风险之中。实际上，为兑现向缴费者作出的长期承诺（年回报率高达8%），养老基金经理被迫进行投机投资，于是把钱委托给华尔街的兜售者，后者寻求收取高额费用、甩掉高风险衍生品。公司养老基金经常遭公司掠夺者洗劫；公共养老基金尤其成为雇主或政府觊觎的成熟目标，它们希望从中借取现金，或把基金交给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 但为退休投资储蓄，与劳动者作为雇佣劳动者的主要身份关系不大；当然，当投资由损害劳动者整体利益的华尔街基金管理时，矛盾显而易见。即使数十年后年金如承诺兑现，领取者也并未像债权统治的主要受益者那样，以投资作为主要收入来源。劳动者属于“实体”经济，他们在工资停滞时家庭债务不断上涨；他们与那些在税负偏低的金融工程世界里靠非劳动收入生活的人，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世界。的确，养老基金多样化和401(k)退休计划的发展，意味着我们这些从事生产性劳动的人，比过去更多地与金融世界联系起来。但这种情形并未实质改变我们存在于世界中的自我感受；与此相比，我们和所有认识的人一样，被困在银行家债务陷阱中的处境，分量大得多。 银行、对冲基金、私募股权公司以及影子银行体系中的其他实体，都有为自身积聚影响力和豁免权的利益；但它们首先是所有者、客户、股东和直接受益人的积累工具。因此，它们的业务是尽可能长久地让其他所有人负债，尽量夺取经济剩余。事实是，债务、尤其复利债务，增长速度远超过偿还能力。原始贷款人知道这一点，所以尽快转卖贷款。 ## 民主与债务 管理终身偿债负担，如今是多数人的生存条件；但它对公民身份有什么影响？一个民主制度走在债务农奴制的道路上，如何能够生存？政治自由斗争的历史与信贷增长密切相连。正如James MacDonald所论证的，自由社会的民主制 度之所以能够生存和繁荣，是因为政府债券使廉价借贷成为可能，尤其在战时。[^a07-10]但今天的债券市场全球联网，易受对冲基金投机赌注影响；它们更可能“评判”“规训”和“奖赏”政策制定者，而非忠实服务于其目标。中央银行越来越致力于确保银行偿付能力，而不是确保那些为公共赤字挣扎的主权政府的偿付能力。债权人获得全额补偿的权利，如今惯常凌驾于民选国家代表执行民意的责任之上，导致世界各地出现“失败的民主”。举目所见，官员都受到压力，要把政府变成外国债券持有人的催收代理，或把银行家投机投资的成本转嫁给最脆弱的人群。这不仅是一种经济安排，也是一种权力关系，对人民主权造成毁灭性影响。就连2012年被任命为意大利总理、以平息民众对金融权力反对的温和技术官僚Mario Monti，也公开反对他所称的欧洲“债权统治”的出现。他具体指的是：给予外国债券持有人的优先权，如何绕过主权治理，而这些持有人由德国、法国、瑞士和荷兰的大银行代表。［译注：原文任命年份作2012，此处照录。］ 历史记录表明，一个不能约束债权阶级权力的社会，很快就会出现债役；民主制滑向寡头制，信贷成为吸收越来越多经济剩余的钝器，非生产性资产被用来攫取租金。我们是否再次走上这条路？还是这不过是随口夸大？许多评论者指出债务人监狱复兴，将学生债务称为一种契约奴役，并把华尔街和“贷款巷”的银行业务比作最极端的高利贷时，正是在表达这样的判断。同样，人们重新对债务大赦产生兴趣，不仅在发展中国家，也在全球北方；这使人联想到古代统治者设计的宏观解决方案。那些统治者如此迫切地想让民众力量的平衡重新有利于自己，以至于取消所有既有债务、解放债务奴隶，并把土地归还原主。 这类话语说明当前债务危机的极端程度。一切证据都表明，需要采取激烈的减免措施，并应建立一种新的非攫取型经济，使其受益于凯恩斯所谓“食利者的安乐死”。追求这条替代道路——走向以信贷的生产性使用为指引的社会——或许是挽救民主的唯一方式。但对体制内经济学家、即便那些质疑新自由主义信条的人而言，并不存在危机，只有一种债务“悬置”；在债务融资增长的正常模式重新恢复之前，只需把它降低到可管理的水平。 回到那套债务—增长公式，并不容易。20世纪70年代收入停滞后，只有通过一连串投机性资产泡沫，才能实现像样的增长率。每次泡沫破裂，我们都会看见这套公式的基础何其虚浮。就持久繁荣而言，我们可以说，大量增长是虚假的，只制造出虚假财富；未来再度抬高 [^a07-10]: James MacDonald,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2003。 价格的努力，也会以同样方式收场。从生态角度看，这一模式也完全不可持续。如今已有如山的科学证据，始于1974年那份开创性报告《增长的极限》，证明GDP驱动的增长对生物圈具有灾难性影响。一旦那讨厌的“悬置”消失就恢复一切照旧，只会成为生态崩溃的配方。［译注：原文将该报告年份写作1974，此处保留。］ 与任何不公正社会安排一样，债权统治在实际权力被解除之前，必须先在公众心目中失去合法性。我们在这条路上走了多远？鉴于银行家过去五年遭受的抨击，他们仍保有哪怕一小部分“社会不可或缺成员”的地位，已足以证明他们自我营造的神秘光环多么强大。随着一个又一个骗局被揭露，几乎隔天就有关于其不当行为与牟取暴利的新头条。司法调查越来越多，定罪却寥寥无几（而且只针对初级雇员），罚款、退款及其他惩罚的清单则越来越长。为终结刑事与民事指控达成的某些和解，金额巨大。例如，JPMorgan Chase就把可疑住房贷款打包进抵押贷款支持证券一事，与美国司法部协商达成130亿美元和解。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罚款不到30亿美元，给房主的救济仅40亿美元，而分配给受损投资者的超过60亿美元。[^a07-11]Bank of America以类似条款支付170亿美元和解。但这些银行及其同行的利润如此庞大，罚金不过被当作做生意的成本，轻描淡写地带过。银行历来赖以经营的关键品质——公众信任——早已遭到重创；我们越来越把它们巧妙的金融产品看作骗局，并知道它们一切冒险行为的账单很可能最终落到我们头上。然而，银行仍保有其作为必要机构的声望；更重要的是，其游说火力确保立法者维护它们的利益。 Anat Admati和Martin Hellwig在 The Bankers’ New Clothes 中指出：“存在一种普遍神话，认为银行与银行业很特殊，不同于经济中的所有其他公司。任何人质疑这一神秘性及相关主张，都可能被宣布没有资格参与讨论。”[^a07-12]人们鼓励我们相信，金融太复杂，外行无法理解。这种神秘性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太多人困在“必须还债”的思维中。尽管我们可能越来越认识到，大债权人不负责任、欺诈成性，不偿还自己的债务，又把所有高风险贷款甩给别人，我们仍接受不向他们偿还自己的债务是不道德的。当然，律师、法院和警察随时准备执行这种还债道德，一旦违约，还要承受毁坏的信用评分。但这些是强制工具，是同意机制动摇时的后备手段。当债务人的心理从认命转向不情愿、甚至抵抗——如今正缓慢发生——债权人自利道德说教的权威便开始失效。到了那时，也只有到了那时，我们才能诚实地质问：我们究竟是否欠这些个人与机构任何东西？若非“银行家的新衣”这一虚构，他们理应被视为正在敲诈勒索。 [^a07-11]: Peter Eavis and Ben Protess, ‘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of JPMorgan’s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2013。 [^a07-12]: Anat Admati and Martin Hellwig, 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p. 2。 ## 废除债务刑期 我们需要更多公共教育，说明债权人统治如何被维系；正是在这一精神下，我们必须论证拒绝偿还家庭债务的理由。当政府不能保护人民免受租金攫取者的伤害，当债务负担成为自由公民生存的威胁时，拒绝支付就是一种可以辩护的公民不服从行为。对于那些希望重塑民主的人，这种拒绝甚至是一项责任。债务大赦运动内部或与其结盟的团体，已经论证了取消发展中国家债务的理由。[^a07-13]这些倡导者提出了拒绝偿还政府外债的道德与法律论据，并在减轻世界部分最贫困人口负担方面取得一些成功。从欧元区饱受打击的边缘地区，到底特律和巴尔的摩等处境艰难的前工业城市，全球北方的公共债务如今都处于紧缩政策的核心。质疑哪些债务合法、值得偿还，哪些是不公正强加、理应拒绝的过程，已经开始。[^a07-14]现在应当把这一倡议扩展至家庭债务，尤其那些仅为取得基本社会物品而承担的债务。 以下，我概括支持拒绝偿债的若干论点。多数诉诸广泛的道德原则，而非可量化规则；但没有理由不能把这些原则应用于产生具体数字的方式： - 只让债权人受益，或对个人、家庭及共同体造成社会与环境损害的贷款，应重新谈判，以补偿伤害。 - 向无力偿还的借款人出售贷款是不讲原则的，因此不应承认对这些债务的追索。 - 银行及其受益者利润丰厚，已经过得很好；它们已经得到足够支付，无须再获额外偿还。 - 即使家庭债务并非有意被强加为政治约束，它们也不可避免地压制我们自由思考、按良知行动及履行民主责任的能力。 - 利用我们短期内取得生存资源的需要，攫取高利贷式的长期利润，是不道德的；对于教育、医疗和公共基础设施等至关重要的共同物品，同样如此。 - 每一次偿债，都为银行资产负债表增加一项非生产性收入，同时从创造就业、充分资助社会支出并维系共同体福祉的“实体”经济中抽走一部分。 - 信贷起初就不是它们的；它是借助部分准备金银行制度及衍生品的“魔法”，通过可疑的货币创造权力获得的。如果债务仅仅是为让我们的身心做好就业准备而产生，那么强迫债务人交出未来收入，就是一种工资盗窃。 [^a07-13]: Damien Millet and Eric Toussaint, Who Owes Who? 50 Questions about World Debt, London: Zed Books, 2004；Deb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Sixty Questions, Sixty Answer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a07-14]: François Chesnais, Les Dettes Illégitimes: Quand les Banques Font Main Basse su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Paris: Liber, 2012。 - 鉴于银行家的欺诈与欺骗，以及他们很可能不会停止这种反社会行为，我们若进一步奖励他们，在道德上就是危险的。 ## 参考文献 Admati, Anat and Martin Hellwig. The Bankers’ New Clothes: What’s Wrong with Banking and What to Do About I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Chesnais, François. Les dettes illégitimes: Quand les banques font main basse sur les politiques publiques, Paris: Liber, 2012. Eavis, Peter and Ben Protess. ‘Considering the Fairness of JPMorgan’s Deal’, The New York Times, 22 October 2013. Hudson, Michael. ‘Democracy and Debt: Has the Link been Broken?’ Frankfurter Algemeine Zeitung, 5 December 2011, accessible in English at http://michael-hudson.com/2011/12/democracy-and-debt/. MacDonald, James. A Free Nation Deep in Debt: The Financial Roots of Democracy, New York: Farrar, Strauss & Giroux, 2003. Madrick, Jeff. ‘A Bit of Good News’, Harper’s, April 2013. Manning, Robert. Credit Card Nation: The Consequences of America’s Addiction to Credit Card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0. Millet, Damien and Eric Toussaint. Who Owes Who? 50 Questions about World Debt London: Zed Books, 2004. Millet, Damien and Eric Toussaint. Debt, the IMF, and the World Bank: Sixty Questions, Sixty Answers,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2010. Piketty, Thomas. Capital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Prins, Nomi. All the Presidents’ Bankers: The Hidden Alliances that Drive American Power, New York: Avalon, 2013. Reinhardt, Carmen and Kenneth Rogoff. 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9. Roosevelt, Elliott (ed.). ‘Letter to Col. Edward Mandell House’ (21 November, 1933), in F.D.R.: His Personal Letters, 1928-1945, New York: Duell, Sloan and Pearce, 1950. Ross, Andrew. Creditocracy and the Case for Debt Refusal, New York: OR Books, 2014. # 衡量以公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弥合公地与市场之间的鸿沟 Primavera De Filippi与Samer Hassan # 衡量以公地为基础的生态系统中的价值：弥合公地与市场之间的鸿沟 Primavera De Filippi与Samer Hassan ## 序曲 Maya是个活泼开朗的女孩，在她居住的小镇上，以参与社区活动而广为人知。她有两项明确的爱好：撰写维基百科文章，以及制作采用知识共享许可的纪录片……然而，她难以维持生计，为了挣些钱，不得不从事压力大、缺乏满足感的广告工作。 每天都有许多人为维基百科、知识共享和开源软件等项目作出贡献，Maya只是其中之一。但每个项目究竟具有多少价值？人们如何评价这些贡献？如何既奖励贡献者的辛勤劳动，又保留这些项目内在的自愿与合作动态？理想情况下，我们希望找到： - 一种让这类项目评估自身社会价值的方法。 - 一种让人们理解自己为这些项目贡献了多少价值的方法。 - 一种让人们不必遵守市场规则，也能受益于市场所提供产品与服务的方法。 Maya希望有一种方式，让自己和他人看到她为社会公益贡献了多少。Maya的家人不理解，她为什么花那么多时间做没有金钱回报的事；而Maya则因自己对公地的贡献不被社会承认为真正的工作而感到沮丧。此外，Maya希望她对社会的贡献能得到市场承认，并可能得到奖励，这样就不必在广告工作上花那么多时间。 我们如何帮助Maya？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种系统——为方便举例，称之为Sabir——它可以解决以公地为基础的同侪生产（CBPP）共同体最常遇到的部分问题。Sabir系统[^a08-1]由三个层次组成，将帮助我们： [^a08-1]: Sabir网站：http://sabir.cc。有关实现的更多细节，见网站上的常见问题。 1. 理解不同CBPP共同体的社会价值——与市场价值相区别——以便作出有根据的比较。 2. 识别个人通过贡献公地所生成的价值，并以共同的价值尺度加以评估。 3. 在市场与CBPP生态系统之间建立接口，使两者能够互动并相互受益。 ## 导言 如今，信息的生产与传播越来越在市场经济之外完成。一种替代生产模式正在互联网及其他地方出现，它不依赖市场交易，而依赖同侪之间的分享与合作。生产以自愿协作为基础，资源依据开源或知识共享等特定许可发布，使所有人都能自由使用与再利用。这种有时被称为CBPP[^a08-2]的新生产模式，构成了分享经济，其大部分是市场经济之外的社会互动。在信息领域，维基百科或许是最著名的例子，此外还有自由／开源软件（FLOSS）和知识共享；物质领域同样如此，“开源生态”（Open Source Ecology）、FabLabs等倡议日益增多。 以公地为基础的同侪生产（CBPP），是线上与线下正在兴起的创新生产模式，其特点是点对点协作和贡献，旨在生产集体拥有的资源。CBPP适于一种不同的经济制度，以丰裕与分享观念为基础；这不符合多数建立在稀缺与交换观念之上的传统经济理论框架。[^a08-3] 由于CBPP在市场经济之外运作，定价等传统市场机制，无法表明CBPP的整体社会价值；这种价值主要基于非市场交易。[^a08-4]在市场经济中，关键关切是通过供需机制评估事物的经济价值（或市场价值）。其他所有价值，例如友谊、团结，乃至自由、公正等更深层伦理价值，都仅被视为外部性，只有能转换为货币价值时才会纳入考虑。[^a08-5] [^a08-2]: 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T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a08-3]: Charlotte Hess and Elinor Ostrom,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Knowledge Commons’, in Charlotte Hess and Elinor Ostrom (eds)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a08-4]: Robert Schiller,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a08-5]: Siegwart Lindenberg, ‘Contractual Relations and Weak Solidarity: The Behavioral Basis of Restraints on Gain-Maximiza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39.5 (1988)；Glen I. Cohen,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The Value of Nothing: Reframing the Commodification Debate’, Harvard Law Review, 117.689 (2003)。 没有传统的“定价”制度，我们就无法再依靠一个普遍分析单位（即价值代理指标），评估和比较不同CBPP平台的价值，或表明个体用户为这些平台贡献的价值。[^a08-6]即便以公地为基础的实体确有货币价值，我们仍不能依赖传统市场机制（如定价）来评估它们生产的价值。因此，我们需要找出另一种“社会价值”指标（价格之外），能够捕捉CBPP生成的价值，使我们能够评估、比较并传达那些完全在分享经济中运作的不同实体或项目的价值。 Maya想向不属于公地生态系统的朋友和家人，展示自己对世界贡献的价值。人人都知道维基百科，但许多人不了解知识共享，更不了解Couchsurfing等较小的倡议。而且，即使人们正直接或间接受益于这些公地倡议，也很难理解它们产生的价值。 ## 以公地为基础的实体的价值度量 例如，维基百科的价值是什么？它有货币价值吗？如果有，用货币衡量是否有意义？我们知道它有很高的社会价值，因为别人感知并赋予它价值；但这种价值如何衡量？理想情况下，我们应当有一个量化指标，表示维基百科或任何以公地为基础的实体（以下称CBE[^a08-7]）的大致社会价值。 这样，Maya只需指出自己所贡献的各个CBE的价值，就能向家人和朋友描述自己工作的价值。 当然，要有指标，就需要一种有别于市场度量的替代价值度量，使我们理解CBE的价值。我们认为，CBE社会价值的度量应建立在两个基本假设上： - 作为社会价值指标，其数值应从参与行动者——即各个CBE——组成的网络中涌现； - 作为主观价值，它应基于同侪——即其他CBE——的感知。 因此，基于这些前提，我们提出一种价值度量算法，其灵感来自： - Flattr[^a08-8]：把它理解为一种个人欣赏的度量，并将欣赏转化为捐赠。同侪可以点击其他人的徽章（为其flattr）表达欣赏，任何人都能看到某个用户收到的flattr数量（也可以是某个对象，例如博客文章、项目等）。 [^a08-6]: Primavera De Filippi, ‘Translating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Values Into Metrics: Towards Commons-based Crypto-Currencies’, in Lee Kuo Chen D. (ed.) The Handbook of Cryptocurrency, Amsterdam: Elsevier，拟于2015年出版。 [^a08-7]: 它们通常称为以公地为基础的同侪生产（CBPP）共同体。本文为简便使用CBE。 [^a08-8]: Flattr是一项微额捐赠网络服务：http://flattr.com。 - Google的PageRank[^a08-9]：根据指向网页的链接评估网页的重要性。也就是说，算法依据链接网络，对每个节点的社会相关性进行量化计算。 在我们的模型中，两者结合起来，形成一种更复杂的CBE社会价值估计系统： 1. 受Flattr启发，任何CBE都可以为它认为有价值的另一个CBE作出担保。 2. 受PageRank算法启发，我们随后可以按照特定算法，计算一个CBE收到多少担保，而非多少入站链接。 3. 受Flattr分数分配特性的启发，一个CBE可以为它作出的每次担保分配特定权重（所赋予权重之和必须为1）。 4. 受PageRank传递性的启发，一个CBE把自身社会价值的一部分（由担保权重标示的百分比）传递给它担保的CBE。 5. 一个CBE积累的价值越多，就会被认为越有社会价值。也就是说，数量重要：我有多少担保；质量也重要：谁在为我担保。 图1展示了这一指标（我们称之为“社会价值指标”）的例子。维基百科因其加权声誉而具有很高的数值（1,500，圆圈也较大）。Couchsurfing较小，但仍有200的价值，因为即使它只收到0.1的权重，这一权重还会以规模更大的维基百科赋予它的权重进行加权。［译注：正文写0.1；图1中维基百科指向Couchsurfing的箭头标为0.2，两者不一致，均依原文保留。］  **图中文字对照** - WEIGHTED REPUTATION：加权声誉 - The sum of all arrows starting from a given initiative or community must always and necessarily be equal to one.：从某一倡议或共同体出发的所有箭头之和，始终必须等于1。 - e.g. in the case of Wikipedia: 0.2 + 0.6 + 0.2 = 1：例如维基百科：0.2 + 0.6 + 0.2 = 1 - TRANSIVITY：传递性 - For each arrow, the assigned weight is ponderated with the weight of the entity assigning it.：对每一条箭头，所赋权重还须以赋权实体的权重进行加权。 - WIKIPEDIA：维基百科 - OPEN STREET MAP：开放街道地图（OpenStreetMap） - 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 COUCH SURFING：沙发客（Couchsurfing） - 1500; 600; 1000; 200：1500；600；1000；200 - 0.2; 0.6; 0.2：0.2；0.6；0.2 图1：若干CBE以不同权重相互担保的例子，由此为每一个生成一个社会价值数值。 [^a08-9]: Lawrence Page et al, ‘The PageRank Citation Ranking: Bringing Order to the Web’, 1999。 作为算法，其最简单的形式[^a08-10]可以如下实现： 对任一给定实体X，其在时间t的社会价值（SV）用函数SV(X, t)表示。SV(W, t)表示X从系统内其他实体（A、B、C）收到的权重（w）总量，并用这些实体的SV加权：［译注：此处原文写SV(W, t)，上下文及下式则使用X，保留原文差异。］  ```text SV(X, t + 1) = w(A, X) * SV(A, t) + w(B, X) * SV(B, t) + w(C, X) * SV(C, t) ``` 式1 考虑到每个CBE都可以给其他实体分配权重，且这些权重之和必须等于1，完整公式可表示为：  ```text SV(X, t + 1) = ∑[i ∈ Ux] w(i, X) * SV(i, t) 其中 ∀i ∈ Ux，∑[k ∈ Vi] w(i, k) = 1，且 0 ≤ w(i, k) ≤ 1 ``` 式2 其中： Ux = 所有为X分配权重的实体组成的全集。 Vx = 所有被X分配权重的实体组成的全集。 这一规定符合模糊逻辑中有序加权平均（OWA）[^a08-11]聚合算子的定义，因此具有一些有趣的数学性质。 最后，还要注意，在系统内形成的“共同体之共同体”，在结构上必然带有偏向：它只能由形成信任网络的、以公地为基础的实体（CBE）组成。这需要某种事前与事后过滤或甄别。例如，如果Skype声称属于公地生态系统，我们如何防止它加入？ - 首先，为加入系统，新的CBE可能需要获得一定数量CBE的背书（算法预过滤）：例如，至少受五个实体邀请，才能加入。 - 随后，参与系统的CBE会自行调节谁属于系统（共同体过滤）：例如，大量CBE认为Skype不是CBE，就可以将其禁止加入或逐出。 - 此外，系统还可包含促进排除程序的规则（算法后过滤）：例如，若长期没有用户为某个实体担保，就表明它可能应被移除。 [^a08-10]: 以下方程经过大幅简化，因为已有更复杂的算法可用。不过，为了在原型中进行初步测试，以及传达这一概念，我们仍采用这些方程。 [^a08-11]: Ronald R. Yager and Janusz Kacprzyk, The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perato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Kluwer: Norwell, MA, 1997。 本质上，这将建立一个信任网络模型，因此最初选择哪些实体，可能显著影响生态系统此后的成员构成。 ## 对公地贡献者的奖励 借助社会价值指标，我们如今能够清楚了解每个CBE在公地生态系统中的社会价值。然而，除了夸耀，一个CBE无法拿这种指标做什么。我们在这里提出一种可能的用途，使贡献给CBE的价值可以回流到其来源，即CBE的贡献者。 CBE的（宏观）价值，完全由参与（微观）内容创造（文章、源代码、视频等）、讨论、分享、评级，并从根本上为共同体作贡献的个人群体生成。因此，CBE的长期可持续性取决于高质量贡献源源不断，而只有贡献者为CBE投入足够的时间、努力和资源，才能实现这一点。因此，理想情况下，对公地作贡献的人，应能以某种方式因自己的时间与努力而得到奖励。 如今，CBE及一般在线平台，可以采用不同机制回馈贡献者，包括非物质奖励（如声誉、管理权限和特权）与物质奖励（如虚拟货币和捐赠），如表1所示。  **图中文字对照** - Value Metrics：价值度量 - Reputation in the system based on the trust by other users (Ebay)：依据其他用户信任形成的系统声誉（Ebay） - Quantitative measures: number of contributions, size (Stackoverflow); popularity of content, visits, likes, shares (Facebook, Youtube)：量化衡量：贡献次数、规模（Stackoverflow）；内容受欢迎程度、访问、点赞与分享（Facebook、Youtube） - Online social network service analytics (Klout, Kred)：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分析（Klout、Kred） - Calculation of karma based on helpfulness algorithm (Slashdot)：基于有帮助程度算法计算karma值（Slashdot） - Token (medals/badges) received from other's appreciation: Wikipedia, P2PUniversity：由他人欣赏而收到的代币（奖章／徽章）：Wikipedia、P2PUniversity - Immaterial Reward Mechanisms：非物质奖励机制 - Real reputation (real-world volunteer networks)：现实声誉（现实世界的志愿者网络） - Power and status in the community, administrative permissions：共同体中的权力与地位、管理权限 - Privileges in the community, more space, speed (FTP media sharing)：共同体中的特权、更多空间、更高速度（FTP媒体分享） - Qualitative rewards, e.g. congratulations from individuals (Wikilove)：定性奖励，例如个人的祝贺（Wikilove） - Token (medals/badges) received from other's appreciation: Wikipedia, P2PUniversity：由他人欣赏而收到的代币（奖章／徽章）：Wikipedia、P2PUniversity - Material Reward Mechanisms：物质奖励机制 - Tokens exchangeable for services within the community (FarmVille)：可在共同体内兑换服务的代币（FarmVille） - Donations from individuals, crowdfunding (Kickstarter)：个人捐赠、众筹（Kickstarter） - Distributed donations from the community (Flattr)：来自共同体的分布式捐赠（Flattr） - Offers from others to contribute to projects (Free/Open source)：其他人提出为项目作贡献（自由／开源） 表1：现有价值度量与价值奖励的一系列实例。［排版说明：原表左列与右列为相互独立的清单，并非逐行对应。］ **价值度量（Value Metrics）** - 依据其他用户信任形成的系统声誉（Ebay）。 - 量化衡量：贡献次数、规模（Stackoverflow）；内容受欢迎程度、访问、点赞与分享（Facebook、Youtube）。 - 在线社交网络服务分析（Klout、Kred）。 - 基于“有帮助程度”算法计算“karma”值（Slashdot）。 - 由他人欣赏而收到的代币（奖章／徽章）：Wikipedia、P2PUniversity。 **非物质奖励机制（Immaterial Reward Mechanisms）** - 现实声誉（现实世界的志愿者网络）。 - 共同体中的权力与地位、管理权限。 - 共同体中的特权、更多空间、更高速度（FTP媒体分享）。 - 定性奖励，例如个人的祝贺（Wikilove）。 - 由他人欣赏而收到的代币（奖章／徽章）：Wikipedia、P2PUniversity。 **物质奖励机制（Material Reward Mechanisms）** - 可在共同体内兑换服务的代币（FarmVille）。 - 个人捐赠、众筹（Kickstarter）。 - 来自共同体的分布式捐赠（Flattr）。 - 其他人提出为项目作贡献（自由／开源）。 然而，这些奖励机制大多受到以下问题限制。一方面，以金钱或货币等价物等物质奖励回报贡献者，可能导致不良结果： - 如果部分贡献者获得报酬，其他人可能不再愿意免费贡献。 - 随着更多用户为钱而贡献，努力可能转向奖励最高的事情，而非人们最有热情的事情。 - 由于金钱稀缺，贡献者可能开始相互竞争，而不是为共同目标协作。 另一方面，如果回馈仅限于非物质奖励，贡献者的处境几乎没有改善。换言之，贡献者仍需继续做那些提供收入的无聊任务，而不能为自己喜爱的CBE贡献——这个CBE并不知道如何恰当奖励他们。此外，由于多数奖励依赖特定CBE，贡献难以在多个CBE之间扩展。各种奖励机制彼此脱节，贡献者不能汇总、交换或比较自己帮助不同共同体生成的价值。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种奖励贡献者的机制，遵循以下原则： - 不应涉及金钱，也不应涉及任何可以换成金钱的稀缺、可转移资源——从而避免贡献者之间出现竞争性或个人主义动态。 - 应当支持身处物质世界、目前受市场逻辑支配的人。 - 应当计入用户可能参与的全部CBE中的贡献。 概言之，我们的目标是在市场与公地生态系统之间建立接口，提供不可转移（即不以货币为基础）、但市场能够以某种方式承认的奖励。 现在，让我们暂且想象已经拥有这样一个系统——即Sabir系统——继续我们的故事。 ## 通往奖励Maya的旅程 想象一个公地生态系统蓬勃发展、与市场经济并行运作的世界。在那里，一些CBE会受邀加入一个网络价值系统，其价值由其他CBE依据各自在生态系统中的权重来确立（见上一节的社会价值指标）。 现在，暂且假设在这样一个想象世界中，维基百科（WP）的社会价值为1500，知识共享（CC）的社会价值为1000。Maya是一位CC视频艺术家，也是WP贡献者；她只有一份兼职，因为她希望花更多时间做自己热爱的事，即制作CC纪录片和撰写WP文章。 任何为公地作贡献的人，都会获授一组由某个特定CBE发行、不可转移的代币。每个CBE可以自由决定发行多少代币，以及如何按照一种以感谢与欣赏为基础的内部奖励机制，把代币分配给贡献者。每个CBE都有自己的代币类型，即它的代币与其他CBE发行的代币不同。 WP有许多贡献者，因此发行了12,500个代币。CC迄今仅发行5,000个代币。Maya积极参与两个共同体，因而收到了125个WP代币与200个CC代币，汇集在她的个人组合中。 为了让人们比较自己在不同CBE中的贡献价值，必须把每个代币的价值转换为共同价值尺度Sabir，按下式计算：  ```text Value_of_1_token(CBE) = Social_Value(CBE) / Total_number_of_tokens_issued_by_the_CBE sabir(s) ``` 式3。即：一个CBE代币的价值＝该CBE的社会价值÷该CBE发行的代币总数，单位为sabir。 因此，每个人P的sabir数，可表示为下式：   ```text Sabirs(P) = ∑[every CBE of P] tokens_earned(CBE, P) * Value_of_1_token(CBE) = ∑[every CBE of P] tokens_earned(CBE, P) * Social_Value(CBE) / Total_number_of_tokens_issued_by_the_CBE ``` 式4。求和遍历P参与的每个CBE；tokens_earned(CBE, P)是P从该CBE获得的代币数。 因此，就CC而言：  ```text Value_of_1_token(CC) = Social_Value(CC) / Total_number_of_tokens_issued_by_CC = 1,000 / 5,000 = 0,2 sabir(s) ``` 式5。即每个CC代币为0.2 sabir；原式以逗号作小数点，写作0,2。 因此，Maya的200个CC代币等于40 sabir；Maya对公地的总体贡献等于： ```text Total number of sabirs (Maya) = 125 * SV(WP) / 12,500 + 200 * SV(CC) / 5,000 = 15 + 40 = 55 sabirs ``` Maya对自己很自豪：她不仅能理解过去一年自己为公地贡献的价值，还能轻松向朋友表达。［排版说明：底本这一行直接印出“\frac{SV(WP)}{12,500}”与“\frac{SV(CC)}{5,000}”的LaTeX命令；上式按其分数含义转写，数值和运算顺序不变。］ ## 回馈  **图中文字对照** - Systemic value of Wikipedia 1500：维基百科的系统价值：1500 - Total Issued Tokens: depends on the n. of contributions and their corresponding value：发行代币总量：取决于贡献次数及其对应价值 - 2000 + 6000 + 4500 = 12500 - 1 Wikipedia token = Wikivalue (1500) / n. of tokens (12500) = 0.12 Sabir：1个维基百科代币 = 维基百科价值（1500）/代币数（12500）= 0.12 Sabir - NON-TRANSFERABLE：不可转移 - WIKIPEDIA：维基百科 - 1500 - EXPRESSION OF GRATITUDE：感谢的表达 - Value assigned by Wikipedia to different types of contributions according to internal mechanisms：维基百科依据内部机制，为不同类型的贡献赋予价值 - Creators 10：创作者：10 - Reviewers 20：评审者：20 - Donators 15：捐赠者：15 - Sabir rewards will attract new contributors：Sabir奖励将吸引新的贡献者 - Creators get 20 x 100 = 2000 tokens：创作者获得20 × 100 = 2000个代币 - Donators get 15 x 300 = 4500 tokens：捐赠者获得15 × 300 = 4500个代币 图2：一个具有自身社会价值的CBE（维基百科），按照不同贡献者的任务，生成并分配自己的代币（WP代币）。［译注：图中“Creators 10”与下一页正文一致，但图底写“Creators get 20 × 100 = 2000 tokens”；原图内部数值不一致，照原样保留。］ 图2的例子可以说明回馈系统。正如图1所示，维基百科的社会价值为1500，它发行了12,500个维基百科代币（WP代币）。在这个特定时刻，维基百科采取优先提高文章质量而非数量的策略，于是决定给文章评审最多奖励，其次是捐赠，最后是新建文章。在我们考虑的这个例子中，维基百科给全面评审现有文章的人20个WP代币；每笔超过200美元的捐赠奖励15个WP代币；每篇长于小作品、并获共同体接受的新文章奖励10个WP代币。这样，它为贡献者提供了奖励。即便这可能扭曲贡献的性质，只要使用得当，也可以成为CBE鼓励最必要任务的工具。例如，如果贡献者在新建文章和评审现有文章之间犹豫，她可能倾向于评审，因为内部奖励机制表明，这对共同体的价值更高。 系统应确保用户知道，哪些任务可以获得何种奖励。因此，每个CBE都应提供一张标准表格，列明任务与回馈。越透明，CBE就越能鼓励贡献者聚焦最紧迫的任务。系统也应确保每个CBE记录每位贡献者获得的代币数量。因此，CBE应提供获取这类信息的标准方式：可以查询贡献者个人资料，也可以通过API让人们使用自己的个人钱包——一种记录全部已获代币以及每个代币sabir价值的软件。 尽管代币是感谢的量化表达，我们并不打算量化一切。奖励可按照各CBE自己选择的内部规则获得；这些规则可以是定量的，也可以是定性的，并可涉及： - 人们可通过完成项目获得特定数量代币。奖励可以同时基于数量（如字数）与质量（如获得三名或更多资料管理员认可）。 - 提供类似工资报酬的角色。这在维护和照料相关角色中可能常见，例如维基百科管理员每月可获得5个WP代币。 - 其他惊喜奖励。代币可以作为奖品，发给非常高产或技术出色、作出杰出贡献的用户。也可以给予某些用户管理权限，让他们自行决定如何分配一定额度的代币。 WP代币按需生成：维基百科想发多少就能发多少，换言之，不施加先验的人为限制。与现实货币和大多数虚拟货币（如比特币）不同，这些代币不必稀缺。此外，WP代币不可转移：贡献者不能把代币卖给别人，也不能交换。最后，每个WP代币的价值不同于每个CC代币；其价值取决于发行它们的CBE的实际社会价值，以及发行量。 我们在这里提出一种简单方式，通过共同价值尺度Sabir，统一所有这些CBE代币的价值：这是一种量化指标，近似表示 用户为公地作出的全部贡献的价值。这种指标不仅让贡献者本人容易理解，也让不熟悉贡献所涉及特定CBE的其他人容易理解。 ## 与市场参与者互动 Sabir本质上可被视为公地生态系统中的价值代理指标。类似定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Sabir使个人贡献可以依照共同价值尺度评估和比较（这一尺度仍有别于市场价值）。价格与特定的交换服务或产品相连，Sabir则表达某个个人一生贡献给公地的价值，因此应在其整个生命中始终与此人相连（即不可转移）。 作为共同价值尺度，Sabir建立一种共同语言（通用语），充当公地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使两者相互受益，而不让一方实际接管另一方。的确，通过为公地贡献引入量化价值尺度（类似市场经济中的定价），Sabir让市场实体更容易理解CBE贡献者为公共利益生成的价值，并作出相应奖励。因此，那些对公地贡献很大、却留在市场经济之外的人，最终可能得到商业参与者的认可。某些市场参与者或许会向重要贡献者提供免费或打折的商品与服务。[^a08-12] Maya的兼职收入不足。幸运的是，有几家深受CBE贡献者欢迎的市场实体承认她的工作价值。Maya每周可以到一家当地餐馆免费吃一次午饭，老板也是CC艺术家；她还获得了Adobe Photoshop的免费许可。 从商业角度看，Sabir让市场参与者能够在普通客户与CBE贡献者之间实施价格歧视，可能只向那些为公地贡献至少“x数量”Sabir的人提供优惠。 Maya喜欢用商业录音软件录制自己的歌曲，但许可昂贵。幸运的是，软件公司向任何为自由／开源软件共同体贡献超过10 sabir的人，提供免费许可。 由于Sabir是开放价值系统，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以依照自己的价值度量，给CBE赋值。例如，学校或大学可采用“教育”矩阵，给予维基百科和知识共享更高重要性；当地餐馆则可能采用“慢食”矩阵，给予本地农民和生产者更高权重。因此，前面的式4可由第三方M如下定制： [^a08-12]: 这已经在发生，尽管范围很有限。例如，Github向FLOSS账户提供免费（即不收钱）的服务；Bambuser向记者和行动者提供高级账户；SafeCreative提供数量有限的“保留所有权利”登记。  ```text Sabirs(P, M) = ∑[every CBE of P] tokens_earned(CBE, P) * Value_Matrix_M(Social_Value(CBE)) / Total_number_of_tokens_issued_by_the_CBE ``` 式6。Value_Matrix_M表示第三方M采用的价值矩阵。 换言之，第三方可以把自定价值矩阵应用于CBE已经给定的社会价值。但不是每个第三方都要建立自己的矩阵：它可以采用标准社会价值（式4）、使用自己的定制矩阵，或者采用他人建立的矩阵。例如，Github可以使用标准社会价值、定制的Value_Matrix_Github，或开源软件领域许多人共用的Value_Matrix_FOSS矩阵。 Maya是个好学生，聪明，对自己喜爱的主题充满热情。她花很多时间在维基百科上，与其他热情用户组成的共同体一起研究并报告发现。她的学校承认她对“公地”的贡献价值，因此给她更好的成绩。另一方面，大学通过“教育镜头”看待公地，对维基百科或P2PUniversity等学术机构赋予更高价值，但不承认Couchsurfing等其他CBE，或其他非学术CBE平台。 个人可以选择为市场工作（挣钱），或为公地工作（赚取sabir），而不必为了一个放弃另一个。通过在公地与市场经济之间提供接口，Sabir最终可能鼓励人们为公地贡献，以享受某些市场实体向CBE贡献者提供的特别优惠。 最终，随着更多市场实体承认Sabir及相应CBE贡献者的价值，Maya就能花更多时间做自己热爱的事、贡献公地，同时享受市场提供的产品与服务，而不必直接与市场经济互动。 随着时间推移，一个正反馈循环得以建立，因为支持公地的商业实体，会在公地生态系统中获得声誉。最终，这会促使更多人购买其产品或服务。 每当Maya发现一个新的支持公地的实体，她都会给它好评，并告诉朋友。不论朋友自己是不是CBE贡献者，他们都会乐于购买这个实体的服务，因为知道自己也在帮助公地。 图3说明Sabir系统作为市场与公地生态系统接口的好处。如今，Maya为多个CBE贡献，但由于没有从贡献中挣到钱，除非她决定找到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参与市场游戏，否则就不能享受市场体系提供的产品（本例中为麦当劳的汉堡和冰淇淋）。未来，借助Sabir，Maya能够用共同价值尺度——积累的sabir数量——表达她给公地贡献的价值，市场参与者很容易理解。在本例中，麦当劳承认公地的价值，并  **图中文字对照** - NOWADAYS：如今 - TOMORROW：明天 - I'm hungry：我饿了 - I'm happy!：我很开心！ - Commoner Maya：公地参与者Maya - Corporate Bob：公司人Bob - THE COMMONS：公地 - Sabir - Sabir policy：Sabir政策 - Cheese burgers: free for anyone over 200 Sabirs：芝士汉堡：超过200 Sabir者免费 - Ice creams: discount for anyone over 50 Sabirs; free for anyone over 100 Sabirs：冰淇淋：超过50 Sabir者享折扣；超过100 Sabir者免费 - 250 - 55 - $5 - $5 + 1$ 图3：示例说明公地贡献者的当前处境，以及Sabir可能如何帮助改变它。 实施了具体政策，按贡献给公地的价值，以免费汉堡和折价冰淇淋奖励CBE贡献者。因此，Maya很高兴，因为她可以继续贡献公地，并知道自己投入的时间将计入从麦当劳获得免费汉堡和冰淇淋的条件。Bob也为公地作出贡献，但程度较小，因此只能享受冰淇淋折扣。 ## 影响与收益 简言之，提出的系统可帮助：（1）衡量CBE的社会价值；（2）向相关贡献者分配不可转移代币；（3）便利市场实体奖励贡献者。对不同参与者，系统具有以下多种益处： ### 对以公地为基础的实体 **了解他人感知的CBE系统性价值** 从CBE角度看，Sabir最明确的好处，是借助社会价值度量，了解自己在CBPP生态系统中的价值——或至少近似了解别人如何看待自己，以及这种感知如何随时间变化。例如，一个CBE的社会价值下降，可能反映许多事情，如关系不佳、沟通不足，或只是缺少对真正重要之事的关注。没有社会价值度量，CBE就无法了解其他CBE如何看待自己。 **通过贡献者奖励体系鼓励参与和成长** Sabir的另一项好处，是有助于设计评估贡献价值的内部奖励体系。对许多CBE而言，这是典型问题：它们希望用奖励体系促进参与，但仍存在困难。声誉体系可能有风险，因为它可能触发共同体内部意料之外的变化，现有奖励机制也有诸多问题。借助Sabir，可以逐步、系统地引入不可转移、依赖特定CBE的代币。这将最大限度降低风险；如果试验失败，也容易恢复初始状态。 **吸引贡献者，并将其贡献引向最需要之处** 这种回馈体系的第三项好处，是可能增加贡献者共同体的参与和成长，同时提供一种手段，把贡献引向最需要之处。CBE关注的可能不只是增加参与，还希望促进某种急需却缺乏的贡献（捐赠、维护、技术任务、筛选等）。 ### 对公地贡献者 **了解自己贡献给CBE及整个生态系统的价值** 与CBE类似，对贡献者的直接好处，是能够理解自己为整个公地生态系统提供的价值（以sabir表示），以及为每个CBE提供的价值（以各自的回馈代币表示）。这尤其有用，因为个人贡献者可以比较自己为不同CBE贡献的价值，理解何处最需要自己的贡献。他们甚至可以转向另一个更加欣赏其贡献的共同体。尽管这看似是共同体的损失，但让贡献者承认自己的贡献没有得到欣赏，反而更好，因为这样可以减少潜在挫败感，避免它导致其他贡献者离开共同体。 **传达自己对公地贡献的价值** Sabir提供了平等适用于所有CBE的共同价值尺度，使“公地参与者”更容易传达自己贡献给社会的价值，甚至可能鼓励其他人加入并同样为公地作贡献。 **从认可Sabir的市场实体获得直接收益** 对贡献者的主要益处，显然来自那些承认Sabir能够可靠指示个人对公地生态系统贡献价值的市场参与者。随着加入系统的公地参与者和市场实体共同体不断壮大，Sabir可能带来深刻变化，降低对传统市场机制的依赖。 ### 对市场参与者[^a08-13] **通过价格歧视获得直接经济收益** 市场参与者可以通过定制价格政策实施价格歧视，把部分资源分配给公地，同时不明显改变市场价格。例如，软件公司可以通过特定许可，为开源贡献者提供特别利益（类似针对学生或大学的“教育”许可方案）。这种特定价格歧视的优势，在于理论上不会影响市场价格，因为只有公地贡献者能够受益。[^a08-14] **因知名度和声誉提高而获得间接经济收益** 尽管没有即时经济回报，许多市场参与者仍惯常支持公地倡议，如社会、文化或教育项目，以提高知名度。借助Sabir，市场参与者可以支持公地生态系统，而不必在不同倡议之间选择更愿意捐赠资源的对象。相反，它们只需对任何公地贡献者表达欣赏并相应奖励，就能间接为整个公地生态系统贡献。不过，商业实体仍保留对某些倡议赋予比其他倡议更多价值的权利。参与系统的市场实体可能不仅获得更高知名度或声誉，也获得附带经济回报，因为价值观相同的人更可能向它们购买。此外，享受折价和免费商品或服务的人，也更可能购买这些公司提供的其他商品或服务。 **自我实现** 尽管多数经济理论把市场参与者描述为依自身利益行动的理性存在，但实践中，商业外表背后也是有原则和意识形态价值观的人，而这些原则和价值观可能违背传统经济理性。因此，某些市场参与者可能出于伦理原因参与公地体系，支持体现自身价值观的项目，更广泛地说，通过贡献帮助世界变得更好。 ### 系统层面 **市场与公地生态系统之间的接口** 从系统角度看，Sabir的主要优势，是充当公地生态系统与市场经济之间的桥梁，而不必偏袒某一方。如今，市场可以从公地拿走东西，即受益于CBPP的成果，却从不回馈 [^a08-13]: 此处“市场参与者”指任何在市场经济内生存、按照市场逻辑运作的实体。 [^a08-14]: 当然，随着更多人为公地贡献，系统可能导致市场价格逐步下降。但这只是边缘问题，因为市场参与者保留随时更新其公地政策、以维持价格歧视的权利。 公地生态系统。因此，它在某种程度上搭了公地的便车（从这个意义上说，公地正在补贴市场经济）。反过来，公地生态系统若不实际采纳市场逻辑，就无法享受市场提供的任何商品或服务；而采纳这一逻辑，必然意味着将公地资源商品化。 **没有污染的合作** 借助Sabir，两个系统可以继续依各自逻辑运作：CBPP依靠丰裕、协作与分享，市场依靠稀缺、竞争与交换。尽管如此，CBPP与市场仍能够相互互动，而不冒相互污染的风险。个人可以选择为市场工作（挣钱），或为公地工作（赚取sabir），而不必为一个舍弃另一个。随着Sabir得到更广泛采用，人们将能花更多时间做自己热爱的事，为公地贡献，同时受益于市场经济。 **公地与市场体系之间的正反馈循环** 因此，Sabir可能鼓励人们为公地贡献，以享受某些市场实体为CBE贡献者提供的优惠。随着时间推移，支持公地的市场实体在公地生态系统中获得声誉，正反馈循环便得以建立。最终，这可能鼓励更多人购买其产品或服务，因为知道自己也在支持公地。 ## 结语 过去几年，CBPP的价值已得到广泛承认。[^a08-15]核算不同CBE生产的价值，确定每项贡献的相对价值，不论实现起来多么困难，都是值得追求的事业。目前，仍没有能够理解CBE价值、或估计其共同体成员所生成价值的合适工具。 Sabir系统结合了信用评分、加密货币和声誉系统的某些——绝非全部——特点，以提供一种在公地生态系统内作为社会价值、而非市场价值代理的指标。 个人为公地贡献时，会收到其贡献对象CBE的“感谢”，以该实体自身回馈体系、即CBE代币表达。Sabir作为共同价值尺度，是这些不同体系之间的通用语。它按照一种算法（标准算法，或通过价值矩阵定制的算法），把个人贡献产生的感谢转换为数值，在 [^a08-15]: David Cheal, The Gift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pp. 1-19；Lorna Gold, The Sharing Economy: Solidarity Networks Transforming Globalis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Michel Bauwe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 CTheory, Vol. 1, (2005)；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T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所贡献公地的总体社会价值中，对每项贡献加权（见式3）。因此，Sabir让任何人都容易评估某个CBE内生产的价值，并比较不同CBE的价值。 通过Sabir，我们可以享受普遍价值指标的优势，而不落入传统经济理论的限制。的确，正如定价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Sabir让个人贡献可以按照共同价值尺度比较。但Sabir表达的并非实际市场价值，而是每一次对公地贡献所涌现的价值。换言之，Sabir在公地生态系统中充当个人行动价值的代理。因此，与关联于交换产品或服务的价格不同，Sabir最终关联于贡献公地的个人。所以，不能把Sabir与实际货币（或加密货币）混淆。传统货币可以从一个人转给另一个人；Sabir指标则应在一个人的整个生命中与她相连，即不可转移，尽管和价格一样，其价值可以随时间波动。 然而，在非市场经济中衡量CBPP价值，提出了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尚不清楚，引入Sabir这样提供正式化个人价值指标的体系，会不会增强人们为CBPP生态系统贡献的动机，还是相反，会破坏迄今已经确立的那组特定动机。[^a08-16]自由、分享或合作等CBPP价值，真的能够无损地翻译为可量化的形式吗？ ## 致谢 我们感谢P2Pvalue项目的各位成员提供反馈。本研究部分得到欧盟委员会FP7-ICT-2013-10框架计划通过P2Pvalue项目的支持（资助编号：610961）。 [^a08-16]: Yochai Benkler, ‘Peer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on’，拟收入J.M. Bauer and M. Latzer (eds)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ternet,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2015。 ## 参考文献 Bauwens, Miche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 CTheory, Vol. 1 (2005). Benkler, Yochai,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T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Benkler, Yochai. ‘Peer Production and Cooperation’, forthcoming in J.M. Bauer and M. Latzer (eds) Handbook on the Economics of the Internet, Cheltenham and Northampton: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Ltd., 2015. Buterin, Vitalik. A Next-Generation Smart Contract and Decentralized Application Platform, White Paper, 2014, https://github.com/ethereum/wiki/wiki/White-Paper. Cheal, David. The Gift Economy. New York: Routledge, 1988. Cohen, I. Glen. ‘The Price of Everything, the Value of Nothing: Reframing the Commodification Debate’, Harvard Law Review, 117.689 (2003). De Filippi, Primavera. ‘Translating Commons-Based Peer Production Values into Metrics: Towards Commons-Based Crypto-Currencies’, forthcoming in Lee Kuo Chen D. (ed.) The Handbook of Cryptocurrency. Elsevier. Gold, Lorna. The Sharing Economy: Solidarity Networks Transforming Globalisation. Burlington: Ashgate Publishing, Ltd, 2014. Hess, Charlotte and Ostrom, Elinor. ‘A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the Knowledge Commons’, in Understanding Knowledge as a Commons: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Lindenberg, Siegwart. ‘Contractual Relations and Weak Solidarity: The Behavioral Basis of Restraints on Gain-Maximization’, Journal of Institutional and Theoretical Economics (JITE)/Zeitschrift für die Gesamte Staatswissenschaft (1988): 39-5. Schiller, Robert. Finance and the Good Society, New Have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Page, Lawrence, et al. The PageRank Citation Ranking: Bringing Order to the Web, 1999. Yager, Ronald R. and Kacprzyk, Janusz, The Ordered Weighted Averaging Operators: Theory and Applications, Kluwer: Norwell, MA, 1997. # 使金融权力民主化：与创始人 Akseli Virtanen 讨论罗宾汉资产管理合作社 Pekka Piironen与Akseli Virtanen # 使金融权力民主化：与创始人 Akseli Virtanen 讨论罗宾汉资产管理合作社 Pekka Piironen与Akseli Virtanen **Pekka Piironen：**Robin Hood是什么？ **Akseli Virtanen：**Robin Hood是一家于2012年6月成立的资产管理合作社。它是不稳定阶层的反向投资银行，重新思考金融手段与金融服务。我们让经济金融化转而为我们所用。Robin Hood拥有做到这一点的力量与想象力。 **Pekka：**它如何运作？ **Akseli：**我们运行一套庞大的动态数据挖掘算法，称之为“寄生者”（Parasite）。它登入华尔街银行家的大脑，而他们甚至不知道。我们准确知道他们在什么时候做什么，知道谁能用某些工具持续赚钱，谁不能。Robin Hood是我们分享这种知识的方式。第一年，我们的投资组合价值上涨30.74%。这一成绩使我们成为全球第三好的对冲基金。现在，第二年结束后，我们上涨了40.15%。 **Pekka：**前段时间，北欧最大的报纸刊出标题：“Robin Hood劫掠金融精英。为无资产者提供资产管理。”神秘的Robin Hood合作社，是投资俱乐部、艺术，还是哲学？ **Akseli：**“为无资产者提供资产管理”是个很好的标题。我们说的是少数性资产管理（minor asset management）。这就是我们的业务。 “少数性”来自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瓜塔里的概念工具箱。他们从卡夫卡的日记里取来这个词；卡夫卡谈到一些用主流语言写作的作者，他们通过让作品瓦解、结巴，在语言的肌理和边缘、从内部、经由同一种语言运作，把作品转变成别的东西，把语言变成自己的语言。这是试图思考：当不存在外部时，政治手段、改变的手段会是什么。少数性总是把个人与政治结合起来，始终关乎使我们的生存领地更适于居住，也总是集体生产出来的。它通过改变处境的条件，改变权力关系。它打开新的生成道路与过程，使“将来的人民”成为可能。 Robin Hood实践一种特殊的资产管理方式，在似乎不可能出现新事物的处境中，使新事物成为可能。它是一种生成。这是我们的发明。同时，它也是对卡夫卡意义上的少数者资产的管理；这些少数者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可能成为多数，而总会像沙拉中的一口唾沫。管理这种少数性资产、小额资产，是我们的另一个特点：许多小资产共同工作。我们不介意“未成年”的含义——尚不负完全法律责任，仍在生成过程中的未成年人——无论它修饰我们管理资产的方式，还是被管理的资产，其中都有某种真实。 “投资俱乐部”也是个有趣的用词；我不确切知道它意味着什么。我们是一家按照芬兰法律运作的普通芬兰公司，形式是合作社。目前，我们正在硅谷建立美国的Robin Hood。 我们当然体现着一种哲学，尤其如果我们认为哲学的任务，是创造与真实问题相对应的新概念或新的小机器。但从我们的语境、出发点和目标来说，用政治来理解可能更容易。Robin Hood是商业、艺术，还是政治？这是任何讨论的有趣起点。 **Pekka：**为什么叫Robin Hood？ **Akseli：**大家都知道罗宾汉做什么。在符号膨胀、信息过载的时代，我们不想花太多时间解释。你需要以另一种直接方式领会。 Robin Hood的根源在英国《森林法》，它允许诺曼国王把越来越多的公有森林纳入自己的所有权。为了给国王的森林增加土地，村庄、房屋、农田，甚至教堂都被摧毁。当地居民被赶走，没有食物、资源、机会和前景。他们的求生选择极有限：有人屈服，有人成了告密者、骗子、叛徒，以及其他形式的机会主义者。地方官员为付得起钱的人提供服务，逐渐腐化。惩罚极其严酷：罗宾汉因为在舍伍德偷猎国王的鹿而被判死刑。 **Pekka：**某种意义上，与今天的处境并没有那么不同？ **Akseli：**如今，六百年后，我们看到新的“森林法”四处推行，共同之物再次受到威胁。我们需要Robin Hood的金融服务；只是环境变了，方法略有不同：现在我们跟踪美国证券交易所的所有交易，为市场行动者建立数据库，把他们从个体（individuals）解构为可分体（dividuals），提取其最重要的知识和能力，让这些为我们工作。但后果相同：当诺丁汉郡长再也守不住国王的鹿，守不住从人民那里征夺财富的路径时，他们便束手无策。Robin Hood的业务是少数性资产管理。这意味着分享金融权力，使之民主化。目前，我们还被挡在这种权力之外。 **Pekka：**你曾把Robin Hood说成金融经济的寄生者，提供一种不与必须劳动相捆绑的金钱获取途径。 **Akseli：**首先，寄生者是米歇尔·塞尔的概念。这里重要的是，它揭示了我们与金融市场及其参与者的关系。我们让他们做所有工作，自己只是模仿。为什么？因为正如塞尔所写，操弄位置的人，总能击败制作内容的人。后者简单天真，前者复杂聪明。通过操弄位置，我们主导关系。这意味着，我们与关系本身发生关系。这就是parasite一词中前缀para的含义：在旁边，不在事物之上，而在关系之上。寄生者拥有关系，并把关系组成系统。 其次，今天存在一种不对称划分：一边是能够通过把钱变为金融资本来创造金钱的人（把挣钱作为独立收入，而无需劳动）；另一边则是只能通过工作获得金钱的人，甚至不惜任何代价、接受任何条件——或者先负债，再工作。此外，这两种钱，即工作所得的钱（作为支付手段、交换手段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钱，具有非常不同的力量。更准确地说，前者毫无权力，是被阉割掉一切力量的钱；后者则有组织和支配未来的权力，把将来之物（一切潜能、变化）缩减并臣服于当下之物（现有权力关系）。它什么也不代表，也没有等价物，除非是未来对劳动、自然与社会的剥削。 Robin Hood挑战这种控制并限制我们未来的债务机制。我们也向后一类人提供不与必须工作相捆绑的收入可能性，提供获得作为资本的金钱的渠道。这是对可能性领域非常具体的开启，是独立性的一个要素。因此，我们可以谈金融民主化，或者金融的去神圣化。我们拿取某种神圣之物——不允许我们触碰，或只有祭司才能触碰和理解的东西；想想今天的经济、金融市场及其祭司——把它重新交还共同使用与游戏。 **Pekka：**Robin Hood被形容为“银行世界中的怪胎”，由一群在芬兰阿尔托大学工作的经济学与艺术教授创立。 **Akseli：**这是真的，尽管教授可能并不占这群人的多数。合作社创始成员包括：Tero Nauha、Karolina Kucia、Liisa Välikangas、Heidi Fast、Kari Yli-Annala、Jan Ritsema、Sakari Virkki、Teemu Mäki、Ana Fradique、Lauri Kananoja、Valentina Desideri、Pekka Piironen和Akseli Virtanen。此前，我们进行了多年准备和力量积累。目前董事会成员是Jan Ritsema、Tere Vaden、Liisa Välikangas、Tiziana Terranova和我。我们拥有来自十五个国家的三百多名成员，即将把运作提升到下一层次。 **Pekka：**你也曾把Robin Hood称为“不稳定阶层的对冲基金”。 **Akseli：**我们的目标，是让经济金融化转而造福那些至今一直支付其代价的人：任由不稳定化摆布的劳动者，承受 劳动力市场与社会权利的不安全、债务增加、劳动价格下降，以及福利国家缩减之苦。这相当清楚地说明了我们各出发点之间的关系。通胀放缓，是资本金融化与劳动不稳定化之间的货币关系。如今我们在欧洲看得非常清楚。为什么这些赤字可以存在，却没有通货膨胀？因为逻辑变了，衍生品的逻辑提供了制造流动性而不使基础货币贬值的手段。目前，我们承担债务、缴税、直接承受紧缩措施的集体能力——政府缩减规模、减少开支，理由只有一个：能够借更多钱——创造了直接积累金融资产的载体（这并不是扩大生产的投资）。政府债券（安全的资本保全手段）供应增加，只有通过削减赤字、排除一切通胀性支出才可能实现。正如Robert Meister说得很好，这就像工业生产原材料的金融对应物。在金融经济中，剩余更多地直接从这种增加负债、缴纳税收的集体能力中提取，而不是从数量停滞的商品与服务生产就业人口中提取。今天，负债形式的增长是资本积累的条件，正如劳动力参与扩大曾是商品生产扩大的条件一样。 在这种处境中，Robin Hood完全按对冲基金的方式运作，而不是银行“零售基金”的方式。Robin Hood以其他公司的股票作为唯一资产，运作比银行更灵活。成员投资是开放式的，但只允许在财政年度的特定时点提款。价值按资产净值（NAV）的份额计算，也就是说，合作社投资资产价值与费用的增减，会直接反映在成员以后能够取出的金额上。对冲基金也完全这样做，但Robin Hood对冲的是不稳定性：我们在金融市场建立头寸，以抵消和平衡在相反市场——不稳定劳动力市场——建立头寸所承担的风险。迄今，在这个劳动力市场里，人们只是通过允许金融化把我们承担债务、缴税以及接受社会权利恶化的能力，作为金融资产积累的主要原料，不断为金融化埋单。 Robin Hood的资产管理，基于衍生品市场起源处的思想：可以通过对冲现有资产来生产新资产。金融本质上是一种制造价差的技术——通过制造疑虑、不确定性、波动、持续的流动性不足威胁——使这些价差被估值并可供套利。Robin Hood正相当聪明地运用同一种新的资本主义金融炼金术，把不确定性变成租金。 **Pekka：**你的意思是，“寄生者”算法利用股票市场的价差和波动？ **Akseli：**从一开始，我们就说自己利用金融市场的低效率，以及我们对公众意见、或市场情绪如何组织市场上众多行动者的理解。我们做大数据。由Sakari设计开发的“寄生者”，跟踪美国股票市场的所有交易，识别价差和最佳行动者，追踪其群集行为，然后模仿金融寡头正在形成的共识行动。简单说，合作社的资产 通过跟随、模仿世界最佳投资者在每一只特定股票上正在形成的共识行动或群集行为，被投入市场。 我们的意大利朋友Christian Marazzi、Carlo Vercellone、Andrea Fumagalli和Stefano Lucarelli，一直在讨论货币如何在其金融形式中逃离公共控制、逃离中央银行等货币机构的控制，成为金融市场寡头惯例的囚徒。Robin Hood围绕市场寡头惯例的形成与利用来运作：因为他们剥削我们缴税、承受紧缩措施、加深负债的集体能力，我们向他们征税。Andrea与Stefano说得完全正确：对惯例的治理，就是征夺共同之物的代理机制。我们对这种征夺征税。 顺便说，有效市场假说，是当前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真理之一。我们的运作建立在完全不同的理解之上：市场如何运作，当今创造经济价值的机制是什么，例如群体跟随行为的作用、模仿的起源，以及控制群集的手段。 **Pekka：**有人会说，你们只是在跟着一个计算机程序走。 **Akseli：**把“寄生者”和Robin Hood这样理解，挺可笑。我们处理的可不只是“一个计算机程序”。例如，我们在2000年代初于芬兰推出的整套Polemos丛书，就是为了建立这种理解和组织。丛书共14本，都是当时最优秀经济和政治思想家的精彩著作。例如Christian Marazzi的 Language and Capital、Maurizio Lazzarato的 Revolutions of Capitalism、Paolo Virno的 Grammar of Multitude、Franco Berardi的 Info-Labour and Precarious States of Mind、Bracha Ettinger的 Co-Poiesis、Félix Guattari的 Chaosmosis 和 Three Ecologies，还有你的 Economy of Insecurity、我的 Critique of Biopolitical Economy，以及著名的 Dictionary of New Work；后者基于我们在经济学院组织的长期讲座系列。必须理解，Sakari编写的“寄生者”是运作的关键部分，但真正重要的是背后的路径，即对价值创造性质变化的理解。因此，我们现在也有能力推出新产品。我不知道还能怎样强调。我们投入了这么多研究和智力劳动，进行了多年理论与实验工作，结果有人只是说：这几个家伙按一个程序投资——这听起来实在可笑。此外，2003—2009年的六年间，“寄生者”在美国股票市场经过大规模实证测试；更重要的是，Sakari围绕算法生产以及利用“寄生者”开展产品开发的研究，实际上已持续二十多年。Robin Hood不是从天上突然掉下来的。 **Pekka：**Robin Hood已运作两年。合作社于2014年6月在斯图加特设立办公室，随后又在柏林和都柏林设立办公室。 **Akseli：**“办公室”是一种适合我们的工作形式。任何空间都可以设置：咖啡馆、博物馆、公园、大学。我们称它为办公室、临时办公室，在那里， 我们像人们在办公室那样工作……或者像我们想象中人们在办公室那样工作……通常围绕特定主题，例如算法生产的美学、重新思考金融服务、加密货币与股权、共同之物的生产过程，以及某些法律问题，具体取决于眼前议程。但办公室是开放的，欢迎任何人来听，或加入工作。 让我们的人在同一时间聚到同一地方很难，因为人人都那么“忙”，生产在空间上变得无边无际，在时间上变得永无止境。办公室也不是禅园，而充满冲突和不安时刻。共同工作非常困难。我们要求组织者自己也冒险，把关系网络打开，帮助我们结识可能对Robin Hood有兴趣的关键人物：来自文化机构（基金、博物馆、画廊）的人，以及来自真实金融资本网络的人——基金、富人和艺术家，关注共同福祉生产、颠覆性金融服务、影响力投资与风险慈善的天使投资人。我们不是为了运营Robin Hood而组织起来；我们运营Robin Hood，是为了组织起来。 **Pekka：**你们吸引了国际受众：艺术家、行动者、哲学家和教授。我看过斯图加特办公室的照片，里面满是图解与词语，例如“算法生产的美学”“主体成长”“可分体”“可能性的耗竭”“机器剩余价值”“共同福祉”“关系”。福柯、德勒兹和瓜塔里等激进哲学家的名字，在讨论中信手拈来，就像我过去抽Marlboroughs香烟一样轻松。 **Akseli：**我们是经济与组织的研究者。早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当我们开始用米歇尔·福柯、雅克·德里达、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以及后来的意大利后工人主义作者，而非主流经济和商业理论家来研究、理解经济时，我们就知道，这绝不是轻松的事。不过，我们不太在乎后果，继续工作，因为知道自己是对的：若真想理解今天经济及其组织如何运转，这就是正确道路。借助这些思想家，我们得以理解，例如符号和意义如何是真实生产的一部分，而不只是某种意识形态或生产的上层建筑；语言使用如何产生真实效果；价值生产的动力如何在于组织异质性、组织异质力量，而不只在资本与劳动的关系中；以及如何控制不仅是实际的、也是潜在的行动与思想。借助他们，我们也理解了经济与政治边界的模糊，理解非物质生产的悖论——例如关系具有重量、非物质之物切实重要——如何给旧路径和旧区分造成难题；若要理解正在发生什么，就需要新概念和新方法。今天经济中价值生产的一些关键问题，如如何创造公众、吸引其注意、保持和调节注意，早已在古典哲学、修辞学、戏剧构作、符号学和语言理论中被相当精确地思考过。 **Pekka：**Robin Hood与基本收入的思想相连。那么，它是否试图通过证券交易所推翻资本主义？ **Akseli：**是的，支持基本收入的论据，实际上相当相似。我们只是把方法向前推进了一点。但“推翻”属于上个 世纪的政治手段，不属于Robin Hood。要理解Robin Hood，重要的是理解：建设独立生活的旧政治手段为何不再奏效，我们为何需要发明新东西。 当今经济的算法和机器式运作，处理的是主体性的组成部分：感觉、认知、记忆、体力、智力、情动，以及尚未个体化的潜能。它们的综合不在个人之中，而在机器组合之中。个人“想要”或“意欲”什么，完全无关紧要。我们看得如此清楚：不管说什么、投什么票、示威、辩论、占领、罢工……什么都不改变。价值生产的新机制并不作用于个体主体，而是把他们解域为可分体。在这一层面，不涉及再现或意识，不通过压制或意识形态运作；它从背后、内部和外部抓住我们。 我们的结论是，我们也必须开始超越说服、超越沟通来运作，把游戏移到身份和“自我”之外，转向可分体、递增的欲望与模仿、信息匮乏与根本不信任。成为Robin Hood成员的游戏，是在这里进行，而非在理性认知层面。我们必须利用正在发生的解域，走向可分体政治，而不是试图回归“利益主体”，依赖“认知说服”的纲领式政治，或退回“工人”“就业”“福利”等神话式意识叙事。这意味着在金融资本汲取力量的地方与其交手：在它的悖论、任意性和可分体性中，而不是在理性决策与市场组织上——问题并不在那里。 **Pekka：**你能详细说说Robin Hood与艺术的关系吗？ **Akseli：**我们用艺术作掩护，但更重要的是生产审美剩余价值，尝试直接借助艺术创造不可预见、不可想象的过程的力量——经济、政治、社会、情感、组织等过程。像Florin Flueras和Alina Popa多次说的那样，问“Robin Hood对艺术做了什么”也很有意思。它不再现，不以视觉、表演或概念为基础，也不在“艺术”那个安全、权力被阉割的空间中运作。相反，它把艺术作为社会组织、经济、政治和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来使用，正如在艺术变成一个独立领域、拥有自己的价值论参照体系之前那样；你知道，在“原始”社会里，舞蹈、声音、造型、身体、地面和物品上的符号，都是政治组织、仪式与宗教过程的重要部分。从我们的角度看，这只是实用问题：我们根本不在乎Robin Hood是艺术、政治还是商业；我们关心能用它做什么，它有什么效果，是否让我们的生存领地更适于居住。 **Pekka：**Robin Hood最初是你为大学协调的Future Art Base中的一个项目。艺术学院在2012年10月把它作为大学层面的最高优先级战略倡议推出。但Robin Hood的信息传到大学最高管理层后，你被告知整个Future Art Base的经费将立即终止。他们说：“Robin Hood可能危害大学声誉。” **Akseli：**他们连了解项目是什么都不愿尝试，就做出了这样的事——简单说，我们被解雇了——这令人意外。或者我也不知道，这真值得意外吗？更可能是我们太天真，以为在那里可以做这样的事，现在想起来仍让我脸红。那是一个极其保守、不愿冒任何风险的环境。对他们来说，这是一种卫生式的预防行动。我想强调这一点，因为我们曾与律师一起非常仔细地筹备Robin Hood，知道它并无任何“违法”之处。 **Pekka：**你曾说Robin Hood“不可允许、不可能、令人厌恶……是个怪物……却对应着我们的主体性”。这种主体性是什么？ **Akseli：**我们经历的耗竭与幻灭，并无英雄主义。我们曾在别处把自己描述为一群失败者、悲伤人物、阴暗灵魂、犬儒机会主义者和抑郁公主。我们不强硬，也不逞男子气概；我们柔软、湿润、无力而虚弱。我们不游行，也不示威。我们连起床都很困难。只是为了试着站起来，我们就需要彼此。我们是“molle”（柔软的）人，[^a09-1]是合作的未来。这种怀疑不是认知性的，而是伦理性的。僵局同时是伦理与政治的；它影响我们的位置，影响我们对世界的探索。这是我们熟悉的政治走到死胡同的地方，也是Robin Hood的滋生土壤。Robin Hood是相信这个世界，而不是另一个世界。 **Pekka：**文献展的艺术观众，很难接受Robin Hood这群快活男女的表演。 **Akseli：**那是一个相当复杂的装置或表演，其形式本身是悖论。有关它已有许多文字，但我可以再说一遍：当不信任、怀疑与剥削他人似乎成为我们最重要的生存手段时，Robin Hood试图思考合作的可能性。我们把这些称为不稳定的心理状态。机会主义者的合作会是什么样？抑郁者的共同体如何运作？又或者，在我们接到的每个短期项目里，都必须时时把所有思想、感情、品位与关系投入工作，因而筋疲力尽时，合作如何可能？这些心理状态，是经济运作方式的有机组成。经济已经成为主体性的生产。这也说明为什么团结、创造有意识的集体主体性、创造自身价值等旧政治手段不再可操作，而我们必须创造新的形式、悖论与怪物；它们不符合正常的思想与行动流程，可能显得令人厌恶，尤其从左翼旧道德的视角看。 **Pekka：**第13届文献展的艺术总监指责你们只关注金钱？ [^a09-1]: 信息圈的“柔软腹部”（il ventre molle）是Franco Berardi的概念。他发展这一概念，是为了思考：当控制变得任意，开始通过语言和技术自动机制运作，并在可分体层面预先塑造我们的能力、倾向与位置时，暴动和变异会发生在何处。反抗或示威对这些机制没有用，对其功能毫无意义。但其弱点在社会感受性与无意识的柔软、不可预测之处，那就是它们的“柔软腹部”。 **Akseli：**我十分钦佩和喜欢的Carolyn Christov-Bagargiev，最后也许有些恼火，提高声音问我们：为什么只想着钱，比如整个第13届文献展明明是用爱完成的！嗯，我们或许要补充，是爱加上2,900万欧元……但她说，钱不存在，只有爱。她的意思是，从根本上使文献展发生的不是钱，而是爱，艺术品又从爱中涌现。所有庞大的艺术观众都点头、低声附和。我们回答说，这种处境我们太熟悉了，因为我们也一直只用爱工作、生产一切，而使我们耗竭的正是这一点。Robin Hood在这种处境中提供情感上的休息。成员不必把一切能力、技能和关系都投入工作，不必结联、建立共同体等等，却仍有收入可能；这种情感休息，是Robin Hood的核心。把钱交来，我们让它工作，再给你更多钱，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你可以把爱省下来。我们是一家爱的银行。第13届文献展几乎完美地使这一点结晶出来。 **Pekka：**Robin Hood赚取的利润在成员之间分配；成员可以保留全部，也可以把一部分交给合作社公共资金池。 **Akseli：**没错。 **Pekka：**迄今，Robin Hood的投资表现不错。 **Akseli：**在这行，除了结果，什么都不重要。我们创造了一家初创企业，第一年就通过营业收入为自身融资，这相当罕见。第二年，我们管理的资产增加到十倍。这只是开始，你们还没看到我们真正能做什么。我们正在准备一些厉害的大动作。 **Pekka：**许多报社记者要求提供投资组合确实存在的证据。 **Akseli：**这是个很有趣的问题。我们如何确定Robin Hood的投资组合存在？如何确定某样东西的价值？因为他们真正问的就是这个：Robin Hood真的存在吗，投资组合存在吗，他们如何确定？于是我们提供正式文件、公司注册材料、Ernst & Young对会计账目的审计报告，以及由全球最受尊敬的券商之一Interactive Brokers出具的投资组合报告。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我不知道他们去普通银行时是否同样彻底，会要求什么证据才相信银行提供的某个基金真实存在？我想知道，如果那些银行被问到“你真的存在吗，这只基金真的存在吗”，会怎样回答。 我们如何确定任何投资银行的投资组合确实存在？它确实有价值？价值由什么组成？你必须信任。比如想想美国历史上最大金融骗局Bernie Madoff案：仅仅因为他曾任NASDAQ主席，他的投资骗局就能持续那么久。大银行花数十亿打造可信形象，诱使人们信任。平均而言，每一名分析师对应20到30名销售人员。这才是它们真正的业务。你认为我们应该相信它们吗？我的意思是，在我们已经知道它们作弊、 行骗、为自身利润剥削客户、操纵欧洲层面利率，以及那些不可思议的奖金制度之后。信任如何产生？这是Robin Hood的核心问题。与普通银行和投资机构不同，我们完全透明，也不怕这个问题。价值究竟如何形成？这也是为什么祭司们试图拒绝我们进入神殿，以免没穿衣服的皇帝被揭穿。 祭司们反复说的是：你们这些哲学家、艺术家、临时工，无权进入神殿，你们不懂，不能来这里，不能碰这个，必须让我们来处理。最有趣的当然是，Robin Hood已经创造出某种这些祭司无法理解的东西。这也是我们最好的保护。 我们拥有发明自己所需新金融工具与服务的力量和想象力。 **Pekka：**Robin Hood也投资石油、武器工业，以及传统上可能被认为邪恶的其他公司。 **Akseli：**是的。 **Pekka：**这是什么样的伦理？ **Akseli：**只要看到金融寡头活动的地方，我们就对其中所有工具征税。这是一种无耻的伦理、丑闻式的伦理，直接把自己绑到政治之中。它或许超越希腊与基督教伦理传统，是一种与我们主体性和处境相对应的后伦理之伦理、后政治之政治。 Robin Hood不是道德说教组织，不是“善”的组织。我们不许诺任何可以围绕其组织起来的“善”。我们也努力不成为一个伦理组织。生产伦理——生产我们行动和思想的条件与环境，生产那些如亚里士多德所说被我们当作“第二天性”遵循的习惯与规则——已经成为耗尽我们行动潜能的重要方式。我们试图突破这种控制形式。我们的伦理，在于重新打开可能性领域。 因此，Robin Hood的伦理关乎能够对自身和他人采取行动。伦理主体，是有能力冒险、提出挑战、把冲突与分裂引入共同体，并在冲突情境中治理自己和他人的主体。我们的伦理更关乎斗争与政治，而不是和善、负责、做被认可的事、待在被分配的位置。Robin Hood的伦理不包含这些方面。正如哲学家朋友Juha Varto优美地说过的，它更接近一种诗性的观念。 诗性姿态存在于积极行动、处于运作之中，而不停下来反思。这是一种战士姿态，没有要为之战斗的个人、私人或集体讯息，而是信奉一种简单的生存实用原则，为一切要做的事赋予意义。诗性姿态是一个不受伦理、道德约束的领域，试验是 唯一指导原则。人们可以期待我们做出任何事。没有善恶标准，因为不存在可供此类评价参照的稳固语境。 今天，诗性姿态属于那些没有既定事业仍积极行动、无需证明每一步的正当性才迈出下一步的人。其中的观念是：若身处正在发生的事情之中，各步就无法分开，正如芝诺悖论里的运动；在轨迹的每个孤立点上，箭都静止，似乎抹消了运动与变化的现实性，针对任何最终陷入沟通、陷入被智者嘲弄的有意义语言之权力的人，都是如此。诗性意味着身处其中，它导向变化，导向一个不受既定空间与时间控制的领域。伦理从这里开始。伦理是关于未来可能性的问题。［译注：本段原文后半句法紊乱，译文保留其关于芝诺、沟通与语言权力的关联，不另补论证。］ **Pekka：**这是否意味着，Robin Hood试图通过加入敌人来击败敌人？ **Akseli：**我们试图从经济金融化中找到向前的道路。不存在某种返回之路，我们的钱已经在那里。每次使用信用卡，你都参与金融的创造。钱一进入账户，银行就开始用它扩大信贷。你的退休金日夜在市场上工作。金钱也不服从“善”“恶”这样的边界；你不能告诉它待在一个地方，比如某家“好公司”的股票里，不许去其他地方。钱不是那样运作的。金融中没有处女。 更重要的是，我们个人和集体承担债务、缴纳税收的能力，是当前金融资产积累的主要原材料；它构成了持续向资本供应安全抵押品的基础，使衍生品等更高风险信贷能够定价。过去30年，衍生品市场规模增长到整个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20倍以上。与此同时，银行数量减少了40%。实际上，仅九家大型投资银行就控制着几乎整个衍生品市场。这与自由竞争或“让最优者获胜”毫无关系。仅2014年前三个月，Goldman Sachs净收益就超过20.2亿美元，HSBC为51亿美元，JP Morgan为53亿美元——就在三个月里！这是相当赚钱的业务。我们的钱，例如退休基金里的钱，也在那里。我们从来看不到利润，只承担风险。我们个人和集体承担债务、缴税和承受紧缩措施的能力，被直接当作赚取这些利润的原材料。我们是金融的野性一面。 # 在市场交易中培养伦理行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案例 Lena Rethel与Irwan Abdalloh # 在市场交易中培养伦理行为？印度尼西亚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案例 Lena Rethel与Irwan Abdalloh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a10-1]人们开始为全球金融体系寻找替代方案；这一体系的缺陷，无论是易发生危机，还是高度不均、甚至不公的经济与社会影响，都已彻底暴露。评论者把一大批金融产品——CDO、CDS等缩略语组成的字母汤——认定为与危机密切相关，并创造“有毒资产”“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等词来形容它们。伊斯兰金融是危机后讨论中提出的替代方案之一。它是国际金融市场中快速扩张的部门，据估计年增长率在15%至20%之间。伊斯兰金融的核心原则源自被称为沙里亚（Sharia，伊斯兰教法）的法学知识体系，对债务、信用资格，以及“金融”与“实体”经济的关系，有其独特观念。倡导者认为，伊斯兰金融借助宗教价值，推动一种（更）合乎伦理、同时方便交易的金融方式。它与社会责任金融、绿色金融、发展融资等其他自称“更有伦理”的投资路径并列。然而，与其他追求更伦理金融的提议不同，伊斯兰金融明确把金融的交易要素视为其伦理范围之内。本文讨论的、由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推广的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就是一例。 ## 伊斯兰金融、市场与伦理 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再次把国际金融市场可疑的伦理推到前台。评论者分别把危机原因追溯为“一个巨大的庞氏骗局”、商业银行丧失“道德罗盘”，或投资银行家的“弹性伦理”。整体而言，金融服务业——尽管在许多国家属于监管最严密的行业之一——仍难以处理持续存在的利益冲突问题， [^a10-1]: 全球金融危机的精确时间范围一向难以界定（而“全球”这一用词可能并不准确，因为其核心是跨大西洋金融体系）。美国信贷市场于2006年末出现的问题导致流动性收紧，其后果之一是2007年英国Northern Rock银行遭挤兑，这是一个多世纪以来英国首次银行挤兑。2007—2009年的特征是全球流动性紧缩与美国衰退。这并不是说危机已经真正结束。2009年，它转变成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其后果至今仍可感受到。 而这往往损害规模较小、经验较少（也常常意味着关系较弱）的市场参与者。[^a10-2]然而，尽管伦理问题触及金融市场实践的核心，它们在经济分析中却经常被边缘化。事实上，随着经济社会关系与动态的研究，从18世纪的道德经济学路径（想想亚当·斯密），转向19世纪的政治经济学路径（想想大卫·李嘉图），再转向20世纪作为学科的经济学（想想边际革命之后），市场越来越被概念化为无伦理区域，只受价格机制协调；价格则被认为以某种方式由供需交汇产生。[^a10-3] 这样一来，市场——包括资本市场——始终嵌入社会、文化乃至性别关系的事实，被抹去了。[^a10-4]这与其说反映市场的社会现实，不如说是一种分析选择，也常是一种政治选择。然而，质疑金融市场伦理与社会维度的缺席（或缺少明确表达），是较具批判倾向的政治经济学与金融社会研究文献中的核心主题。在这里，金融市场不被理解为自然现象，即遵循客观科学原则的抽象理性实体，而被理解为历史偶然、政治争论，以及共同理解形成的结果；这些共同理解既制约金融实践，也受金融实践制约。[^a10-5]伊斯兰金融明确声称自己构成一种（更）有伦理的金融路径，因此是一个值得探索的检验案例。 成熟的利息型金融体系出现，对现代经济的形成与扩张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从中世纪经济政治体系向现代性转变的过程中，接受收取和支付利息为合法经济实践，是欧洲社会认识论转型的一部分。[^a10-6]与中世纪基督教经济思想一样，伊斯兰金融禁止利息。然而，伊斯兰金融的当前形态，明显是一种现代现象。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一些前英国殖民地独立后出现了地方伊斯兰储蓄计划。[^a10-7]20世纪70年代初油价上涨后，中东建立了私人伊斯兰银行。[^a10-8]世界其他地区迅速跟进。因此，过去三十年，伊斯兰金融在穆斯林与非穆斯林社会都取得显著进展。它已扩展到75个以上国家，按目前估计， [^a10-2]: 见Guido Palazzo and Lena Rethel, ‘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1.1 (2008): 193-207。 [^a10-3]: 见Matthew Watson, ‘What Makes a Market Economy? Schumpeter, Smith and Walras on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2 (2005): 143-161。 [^a10-4]: 批判性讨论见James Brassett and Lena Rethel, ‘Sexy Money: The Hetero-Normative Politics of Global Fi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拟于2015年发表。 [^a10-5]: 见Lena Rethel, ‘Whose Legitimacy? Islamic Finance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8.1 (2011): 75-98。 [^a10-6]: 见Amartya K. Sen, Money and Value: On the Ethics and Economics of Finance [Denaro e Valore: Etica ed Economia della Finanza], Rome: Bank of Italy, 1991；Bill Maurer, Pious Property: Islamic Mortg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a10-7]: Ibrahim A. Warde, Islamic Finance in the Global Economy,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0。 [^a10-8]: Clement M. Henry and Rodney Wilson (eds) The Politics of Islamic Finan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全球市场资产规模超过1万亿美元。[^a10-9]此外，不仅专门伊斯兰金融机构的数量激增，HSBC和Standard Chartered Bank等主要国际银行也设立了伊斯兰金融子公司。 伊斯兰金融声称构成一种（更）有伦理的金融方式，其基础是什么？核心原则是什么？首先，伊斯兰金融寻求建立符合《古兰经》、圣行（Sunnah）与圣训（Hadith）宗教教导的金融秩序。[^a10-10]利息，即riba（字面意为“增加”，通常解释为支付与收取利息），构成Bill Maurer所谓“当今［伊斯兰金融］缺席的中心”。[^a10-11]《古兰经》中可以找到对riba的禁令。例如，《黄牛章》对慈善与放贷规定了一系列原则。放贷不被视为可以正当获利的活动。根据伊斯兰金融思想，对riba的禁止排除了传统借贷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借款人面临各种风险，而贷款人只承受借款人违约风险。因此，伊斯兰金融被认为强烈偏好股权融资，而非债务融资。例如，除非资金存入银行纯为保管，银行账户通常采取利润与亏损分担账户形式，账户持有人与银行建立合伙安排。有学者认为，禁止无风险的资本积累和财富集中于少数人之手，是伊斯兰教关切更大经济与社会正义的一部分。因此，例如项目的“经济可行性与盈利能力”，是决定其能否获得融资的关键因素。[^a10-12]同理，伊斯兰金融也禁止gharar（从合约不确定性获利）和maisir（赌博）。此外，猪肉、酒精或卖淫等特定产品与行为被视为haram（被禁止的）；这一禁令也延伸到对它们的融资。事实上，在伊斯兰经济思想中，市场机制有一个关于社会可取之事的“道德过滤器”作为补充。[^a10-13]因此，伊斯兰金融声称自己是一种伦理金融路径，依据是它努力遵守的宗教价值。 考虑到这些规定，作为实践的伊斯兰金融有什么不同？初看起来，它提倡关于债务、信用资格以及金融与生产性经济关系的特定思想。债务——不论主权、公司还是家庭债务——都不是可以正当获利的活动。信用资格基于项目的“值得程度”（经济盈利能力，在某些解释中也包括社会可取性），而不主要基于借款人的偿还能力。伊斯兰金融以资产为导向，金融产品必须与“实体”经济相联系；这排除了许多近期的合成金融创新， [^a10-9]: Zeti Akhtar Aziz,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Islamic Finance: Bridging Economies’，马来西亚中央银行行长在2012年全球伊斯兰金融论坛上的欢迎辞，吉隆坡，2012年9月19日。 [^a10-10]: 《古兰经》是伊斯兰教的圣书，相当于基督教的《圣经》；圣训是包含先知穆罕默德言论的宗教文本，圣行则记述先知的教导与生活方式。 [^a10-11]: Bill Maurer, Mutual Life, Limited: Islamic Banking, Alternative Currencies, Later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39。 [^a10-12]: Saad Al Harran (ed.) Leading Issues in Islamic Banking and Finance,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5, p. xii。 [^a10-13]: Gillian Rice, ‘Islamic Ethics and the Implications for Business’,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18.4 (1999): 346。 而这些创新与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关系极深。在这一过程中，伊斯兰金融被认为承认经济的金融维度与生产维度相互构成的作用。按照这种理解，金融的首要目的，是服务后者的需要。因此，伊斯兰金融赖以建立的社会认识论，与当代主流金融大部分所依据的认识论不同。此外，还必须把这些特征放在伊斯兰经济哲学更广的背景中理解；其中包含强烈的再分配要素（特别是通过zakat，即个人和企业必须缴纳的天课），参与式经济增长的思想，以风险共担作为更公平发展的基础，以及某种物质性或交易焦点，体现在《古兰经》已维护的合约与财产权神圣性中。因此，伊斯兰金融声称自己是一种伦理金融路径，也基于其意图实现的结果具有更大的社会正义。 但与此同时，程序性要素也发挥重要作用，以确保伊斯兰金融产品和服务符合教法原则。在这方面，通过教法委员会进行治理，已成为为伊斯兰金融产品与服务赋予伊斯兰合法性的关键机制。教法治理模式因国家而异。通常，教法委员会在公司层面运作，就金融机构开发的产品是否符合教法提供建议。委员会的权威来自组成它的伊斯兰法学专家的声誉。但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有国家层面的教法委员会或咨询理事会，拥有判定何者符合或不符合教法原则的最终权威。其目的，是确保教法解释一致，并让市场参与者获得更高确定性。在印度尼西亚，伊斯兰金融的教法治理以公民社会为中心：负责发布全国伊斯兰金融教法裁决（fatwa）的委员会，设在印度尼西亚乌里玛理事会，更确切地说，是其国家教法委员会（Dewan Syariah Nasional – Majelis Ulama Indonesia，简称DSN-MUI）。DSN-MUI成立于1999年，负责“监督”伊斯兰金融机构“遵守教义”。[^a10-14]在许多国家，一项主要挑战是找到不仅精通伊斯兰法学，而且充分理解金融市场运作的教法学者。因此，伊斯兰金融声称自己是一种伦理金融路径，也基于教法学者的合法化实践。 伊斯兰金融结合了义务论伦理与后果论伦理的要素。[^a10-15]这既源于它遵守的特定教法原则，也因为它致力于更具社会正义的金融秩序，以公平、互惠和可持续性的一般原则为基础，并强调金融活动的社会嵌入性。简言之，伊斯兰金融声称构成一种伦理金融路径，既依赖它体现的宗教价值，也依赖它寻求实现的社会经济结果，以及尤其由教法学者实施的合法化实践。不过，伊斯兰金融并未为主流金融实践提供一个统一的 [^a10-14]: Tim Lindsey, ‘Between Piety and Prudence: State Syariah and the Regulation of Islamic Banking in Indonesia’, Sydney Law Review 34 (2012): 119。 [^a10-15]: Sen 1991对犹太—基督教金融作出了类似论证。 替代方案；无论在理解、实施方式，还是人们对它的回应上，它都表现出很大差异。伊斯兰金融是对金融社会世界持续协商，以及对其价值体系进行政治争论的产物。事实上，这不仅关乎全球金融危机前后，伊斯兰金融与传统金融在各种专业、大众和媒体话语中如何被框定。[^a10-16]它直达金融现实的核心：这种现实只有通过自身产生的实践，以及人们对其采取行动的方式，才获得意义。 具体就资本市场融资而言，人们主要关注开发符合教法的新产品，以及筛掉违反教法原则的产品。传统债券等利息型金融工具不可接受。不过，伊斯兰金融通过sukuk（伊斯兰债券）推广了一类符合教法、功能却非常相近的金融产品。Sukuk通常被设计为对产生收入流的资产的索取权，例如土地／租金收入或出租资产，而不以利息为基础。股权融资共享利润与亏损，本质上具有参与性，因此从伊斯兰角度看争议较少。这里的焦点主要是开发筛选技术，剔除不符合教法的股票：可能因为公司从事haram活动（如酿酒厂生产销售酒类、军火制造商生产销售武器等），也可能因为公司以债务融资，因而涉及riba且不符合财务比率要求。事实上，伊斯兰金融研究高度关注日益扩展的伊斯兰金融产品结构与资本流动是否符合教法，却较少关注“构成”金融市场的另一重要要素——交易。[^a10-17] ## 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的交易伦理 印度尼西亚人口约2.5亿，其中约87%是穆斯林，是世界穆斯林人口最多的国家。这使伊斯兰金融在印尼的兴起，不仅在国内影响上，也在潜在的更广全球意义上，成为重要发展。不过，印尼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金融发展阶段，约60%人口被归为未获得银行服务者（即无法使用银行账户）。印尼第一家伊斯兰银行Bank Muamalat于1991年创建，1992年开始运营，采用无息银行模式。1997—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之后，印尼伊斯兰银行业加速发展。[^a10-18]具体说到伊斯兰资本市场（ICM），其起点可追溯到1997年，当年推出了首批伊斯兰共同基金。2000年，雅加达伊斯兰指数（JII）推出，包含流动性最高的30只伊斯兰股票。但它对 [^a10-16]: 见G. Thompson, ‘What’s in the Frame? How the Financial Crisis is Being Packaged for Consump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38.3 (2009): 520-524；以及L. Rethel, ‘The Imaginary Landscapes of Islamic Finance’，为J. Pollard and R. Martin (eds) Handbook of the Geographies of Money and Finance,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2016准备的章节。 [^a10-17]: 比较Mitchell Y. Abolafia, 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10-18]: Umar Juoro, ‘The Development of Islamic Banking in the Post-Crisis Indonesian Economy’, in G. Fealy and S. White (eds) Expressing Islam: Religious Life and Politics in Indonesia, Singapore: ISEAS, 2008, pp. 229-250。 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有限。市场参与者几乎没有意识到，印尼资本市场已有一个作为伊斯兰资本市场表现指标的伊斯兰股票指数。 印尼的伊斯兰资本市场并非“独立”市场，而是国家资本市场的组成部分，原则上使用与传统部门相同的承销和交易机制，但其产品与交易都必须符合教法规定。[^a10-19]DSN-MUI于2001年发布首项资本市场教法裁决，涉及伊斯兰共同基金投资。[^a10-20]随后又发布了一系列裁决，规定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允许采用的产品结构。[^a10-21]沿着这一路径，2000年代初，印尼资本市场也推出了首批sukuk；同样，它们对伊斯兰资本市场增长的影响有限。2000年代中期，证券监管机构Bapepam-LK（如今已并入2013年成立的金融服务管理局OJK）发布若干规定，促进资本市场在市场份额与投资者人数上的发展，但增长仍缓慢。 事实上，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直到2011年后才获得发展动力；当年出现了一系列标志性进展，旨在：（1）提高伊斯兰资本市场部门的可见度；（2）特别强化其教法治理；（3）提高人们对伊斯兰资本市场金融的认识。首先，IDX于2011年5月推出印度尼西亚教法股票指数（ISSI）。[^a10-22]因此，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如今有两个伊斯兰股票指数：JII由流动性最高的30只伊斯兰股票组成，ISSI则包含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IDX）上市的全部伊斯兰股票。ISSI的存在，对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发展产生积极影响，因为它给希望投资或管理伊斯兰股票组合的投资者与投资经理提供了更多选择，也可作为表现基准。数据显示，市场积极回应ISSI的出现。作为伊斯兰股票投资的热门产品，伊斯兰共同基金的重要性显著提高，无论基金数量还是管理资产规模均如此。ISSI推出前五年，平均每年只新发五只伊斯兰共同基金；此后平均每年新发十四只。截至2013年10月底，伊斯兰资本市场部门市值已达IDR 2.618 trillion，约占IDX总市值IDR 4.485 trillion的60%。[^a10-23]［译注：原文金额的点号与“trillion”并用，计数单位可能存在歧义；此处保留原数值及单位，不擅作数量级换算。IDR为印度尼西亚卢比。］ [^a10-19]: 见Miranti Kartika Dewi and Irwan Abdalloh, ‘Socializing Islamic Capital Market Products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Events: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ddle East Institute, 20 February 2013。 [^a10-20]: 第20/DSN-MUI/IX/2001号教法裁决，关于《伊斯兰教法共同基金投资实施指南》。 [^a10-21]: DSN-MUI迄今发布的教法裁决见 http://www.dsnmui.or.id/index.php?page=fatwa。本文写作时，印尼有十四项由DSN-MUI发布、专门涉及伊斯兰资本市场的裁决。 [^a10-22]: 2007年，雅加达证券交易所与泗水证券交易所合并，成立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IDX）。 [^a10-23]: 见IDX新闻稿，2013年11月2日，http://www.idx.co.id/Beranda/BeritadanPengumuman/SiaranPers/ReadPressRelease/tabid/191/ItemID/d72739a7-a3cb-482f-8b2d-040c7ab0d4e8/language/id-ID/Default.aspx。 其次，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的复兴，以2011年一项关于股票交易机制符合教法的新裁决为标志（下称第80号裁决）。[^a10-24]这是DSN-MUI首次同时以阿拉伯语、英语与印度尼西亚语发布裁决。第80号裁决的主要目标，是增强希望在印尼资本市场投资伊斯兰股票的投资者信心。研究显示，希望以伊斯兰方式投资的人，仍担心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的产品与交易机制是否符合教法。尽管DSN-MUI已发布若干有关伊斯兰资本市场产品的裁决，包括可用于设计产品结构的akad（协议）类型，但人们认为，公众仍需确信资本市场交易本身符合教法原则。因此，IDX与DSN-MUI合作推出第80号裁决。此前的资本市场裁决，几乎全部着重规范伊斯兰资本市场产品及相关akad；第80号裁决则规定如何按照教法原则开展交易。按该裁决，一项投资要被归类为符合教法，必须满足两个条件：只能交易伊斯兰（即符合教法的）股票（因此排除酿酒厂或传统银行等股票），且交易本身也须符合教法。第80号裁决详列十四种不符合教法原则或被教法明确禁止的交易，包括融资融券中的融资交易（利息型交易）、卖空（bai’ al ma’dum）和逼仓（ikhtikar）。由此，第80号裁决对金融市场的投机实践采取了反对立场。 第三，人们进一步努力提高金融市场从业者、记者以及公众对伊斯兰资本市场金融的认识。IDX尤其开始定期举办为期一天的伊斯兰资本市场培训（Islamic Capital Market Schools，或Sekolah Pasar Modal Syariah）。培训在IDX位于雅加达主要金融区苏迪曼中央商务区的办公室举办。课程包括印尼资本市场总体概述、教法原则，以及伊斯兰资本市场专题。根据IDX对以往学员的调查，基于教法的投资者似乎具有相对相近的特点。他们更关心符合教法，而非纯粹的资本利得或投资回报。只要确信股票市场投资符合教法，他们就愿成为投资者，即使与其他投资收益相比，这项投资的优势相对较小。因此，吸引他们进入资本市场的方式，与传统方式颇为不同。他们被归类为股市新投资者；此前不愿投资股市，因为把它视为赌博，因而被教法禁止。但接受适当的股市投资教育，并在第80号裁决发布后，他们开始相信股市投资可以符合教法。 ISSI的推出、第80号裁决的发布，以及面向金融市场从业者和公众的密集伊斯兰金融教育， [^a10-24]: 见第80/DSN-MUI/III/2011号教法裁决，关于《在证券交易所常规市场股票交易机制中实施伊斯兰教法原则》。 共同推动了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的发展。特别是，针对以往培训学员的具体调查表明，公众对伊斯兰资本市场的理解明显提高，投资伊斯兰股票的兴趣随之增加。但公众对教法型投资的高度兴趣，与对符合教法交易机制的理解不足之间，仍存在脱节。因此，人们认为需要建立一套系统来应对这种情况，帮助投资者在投资伊斯兰股票时满足第80号裁决详列的合规交易标准。 为此，IDX提出了一个符合教法的交易系统，即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Sharia Online Trading System，SOTS）。SOTS于2011年下半年开发，2011年底作为试点项目启用。作为在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交易伊斯兰股票的工具，SOTS把第80号裁决落实为实际操作定义。SOTS的业务模式由IDX创建，但具体系统由身为交易所会员的证券公司（经纪商）开发，再由DSN-MUI审查；只要满足全部标准并符合第80号裁决，就获得教法合规认证。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IDX）为开发SOTS的会员经纪商提供技术协助，以确保系统开发符合第80号裁决。 开发SOTS的交易所会员必须拥有符合交易所标准的在线交易系统，因为它是一个用于伊斯兰股票交易的在线系统。作为伊斯兰交易机制，SOTS必须满足第80号裁决规定的主要合规要求： 1. 只能交易伊斯兰股票。SOTS会阻止一切不符合教法的股票交易；阻止从交易第一步——投资者输入买单时——就开始。 2. 购买伊斯兰股票必须以现金为基础。因此，SOTS必须清楚区分投资者账户内的现金与证券账户内的伊斯兰股票。从伊斯兰金融角度看，两者定义和功能不同。因此，SOTS不承认投资者同一天交易中股票与现金之间的净头寸。由此，交易所会员（经纪商）不能对投资者组合执行强制卖出交易。 3. 禁止融资交易（投资者向经纪商借钱购买股票），因为它被归类为基于riba的交易。 4. 禁止卖空（投资者出售卖方并不拥有的股票），因为它被归类为bai’ al ma’dum。[^a10-25] 如果在SOTS输入一笔违反教法原则的交易，会弹出窗口，解释交易如何违反第80号裁决（图1和图2分别展示融资交易与卖空的例子）。虽然马来西亚交易所伊斯兰板块等 [^a10-25]: 注意，在传统市场部门，IDX采取受监管卖空政策；卖空属于允许的市场交易，但仅限某些股票。每月最后一个交易日，IDX会公布可进行融资交易与卖空的股票名单。见World Exchanges, ‘Indonesia Stock Exchange’（无日期）。 其他证券交易所，也阻止卖空等活动，但据我们所知，IDX的SOTS具有独特性：它不仅直接源自一项教法裁决，而且具有非常明确的教育目标；它不只是阻止被禁止的交易，还指出违反了哪些教法原则，从而力求培养人们对教法原则的更强认识。  **图中文字对照** - Workspace 1 - POST Pro Syariah Ver. 1.1.2.6：工作区1—POST Pro Syariah 版本1.1.2.6 - INFORMATION; MY ACCOUNT; MARKET INFO; ORDER; STOCKS; BROKER; INDEX; CHARTS; DISPLAY：信息；我的账户；市场信息；委托；股票；经纪商；指数；图表；显示 - Val(M); Vol; Hi; Chg; Fr; Lo：成交额（百万）；成交量；最高；涨跌；成交笔数；最低 - PORTFOLIO (Syariah)：投资组合（符合教法） - No; Stock; Avg. Price; Last Price; Vol; Avail. Vol; Gain/Loss：序号；股票；均价；最新价；数量；可用数量；盈亏 - ORDER LIST：委托列表 - Time; IDX No.; Stock; B/S; Price; Vol; Bal; Trd; Mkt; Status; User; A/M：时间；IDX编号；股票；买／卖；价格；数量；余额；已成交；市场；状态；用户；A/M - Personal Quote; Simple Order; Financial Information：个人行情；简易委托；财务信息 - Account ID; Order; Buy; Stock Code; Price; Volume(Lot); Max; LOT：账户编号；委托；买入；股票代码；价格；数量（手）；上限；手 - Stock Value; Trans.Fee; Payable：股票价值；交易费用；应付金额 - Board; Regular; Cash; Expiry; Day; Session; Refresh; Execute; Order Status; OK：板块；常规；现金；有效期；当日；本交易时段；刷新；执行；委托状态；确定 - Transaksi anda ditolak karena dana tidak mencukupi. Apabila transaksi tetap dilaksanakan maka tidak sesuai dengan prinsip syariah, karena termasuk dalam kategori Margin Trading (Transaksi dengan Pembiayaan), yaitu melakukan transaksi atas Efek dengan fasilitas pinjaman berbasis bunga (riba) atas kewajiban penyelesaian pembelian efek. (Fatwa DSN No: 80/DSN/MUI/III/2011, Ketentuan Khusus, butir 3.h.)：您的交易被拒绝，因为资金不足。如果仍执行该交易，将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原则，因为它属于融资交易（以融资进行的交易），即利用带息（riba）贷款设施进行证券交易，以履行购买证券的结算义务。（DSN第80/DSN/MUI/III/2011号教法裁决，特别规定，第3.h项。） 图1：被禁止的融资交易截图。此交易违反第80号裁决特别规定第3h项：属于riba类别的行为。  **图中文字对照** - Workspace 1 - POST Pro Syariah Ver. 1.1.2.6：工作区1—POST Pro Syariah 版本1.1.2.6 - INFORMATION; MY ACCOUNT; MARKET INFO; ORDER; STOCKS; BROKER; INDEX; CHARTS; DISPLAY：信息；我的账户；市场信息；委托；股票；经纪商；指数；图表；显示 - Val(M); Vol; Hi; Lo：成交额（百万）；成交量；最高；最低 - PORTFOLIO (Syariah)：投资组合（符合教法） - No; Stock; Avg. Price; Last Price; Vol; Avail. Vol; Gain/Loss：序号；股票；均价；最新价；数量；可用数量；盈亏 - Personal Quote; Simple Order; Financial Information：个人行情；简易委托；财务信息 - Account ID; Order; Sell; Stock Code; Price; Volume(Lot); Max; LOT：账户编号；委托；卖出；股票代码；价格；数量（手）；上限；手 - Stock Value; Trans.Fee; Receivable：股票价值；交易费用；应收金额 - Board; Regular; Cash; Expiry; Day; Session; Order Status; OK：板块；常规；现金；有效期；当日；本交易时段；委托状态；确定 - Transaksi Anda Ditolak Karena saham tidak mencukupi. Apabila transaksi tetap dilaksanakan maka tidak sesuai dengan prinsip syariah, karena termasuk dalam kategori Short Selling (bai’ al maksyuf/jual kosong), yaitu suatu cara yang digunakan dalam penjualan saham yang belum dimiliki dengan harga tinggi dengan harapan akan membeli kembali pada saat harga turun. (Fatwa DSN No: 80/DSN/MUI/III/2011, Ketentuan Khusus, butir 3.g.)：您的交易被拒绝，因为股票不足。如果仍执行该交易，将不符合伊斯兰教法原则，因为它属于卖空（bai’ al maksyuf/jual kosong），即高价出售尚未持有的股票，希望在价格下跌时买回。（DSN第80/DSN/MUI/III/2011号教法裁决，特别规定，第3.g项。） 图2：被禁止的卖空截图。此交易违反第80号裁决特别规定第3h项：属于bai’ as-ma’dum类别的行为。［译注：原图注写3h及bai’ as-ma’dum，而截图弹窗写3.g及bai’ al maksyuf/jual kosong；原材料内部表述不一致，分别保留。］ 通过第80号裁决与SOTS，在市场交易中培育伦理行为，是一个双重翻译过程的结果。第一步，把被认为不合伦理的金融市场行为，翻译为教法学者能够理解的语言；这些学者精于审议和应用教法原则，却未必是金融市场专家。第二步，再把专门针对这些行为的教法原则，翻译为计算机交易系统，以阻止被禁交易，并生成弹出提示；其目的不仅是影响市场参与者行为，还要教育他们理解教法原则。在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市场交易中的伦理行为，力求通过具体市场实践与更抽象宗教规范的解释和审议相互对话而形成。 目前，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中已有八家交易所会员开发了SOTS。若与印尼已实施在线交易系统的会员总数相比，这仍只占很小一部分。但SOTS的存在，推动伊斯兰投资者人数显著增长。根据IDX数据，2013年以符合教法方式投资的投资者人数，比上年增加51%。此外，市值、交易频率和伊斯兰股票数量等各项伊斯兰股票交易表现指标，都显示出超过50%的显著市场份额。因此，作为世界上唯一的伊斯兰股票交易系统，SOTS成功加速了印尼伊斯兰资本市场的发展，尤其符合教法的股票及其交易。这被认为十分契合伊斯兰金融精神：开发既符合教法原则又方便交易的机制，并在此特别促进不仅伊斯兰资本市场部门、而且整个印尼资本市场的增长。 ## 伊斯兰金融：主流还是替代？ 伊斯兰金融倡导者认为，2007—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后果，证实了他们追求更伦理金融体系的主张。危机本身加快了伊斯兰金融在产品创新、实践标准化和地理覆盖方面的扩张。就在本文写作时，我们看到全球各地加强与伊斯兰金融的接触：看看英国、南非和香港这些位置迥异、穆斯林不占人口多数的国家和地区首次发行主权sukuk，便可知道。无论规模还是所占空间，伊斯兰金融显然与本书讨论的某些金融试验非常不同。它由国家推广，由主流金融机构实践，使用与传统金融相同的平台和知识基础设施。那么，伊斯兰金融是否已经成为主流的一部分，越来越脱离其据称倡导的伦理／宗教价值？ 伊斯兰资本市场在伦理原则与市场增长交汇处的发展，并非毫无歧义；尤其因为更多符合教法的投资选择，最终意在吸引更多行动者进入市场，从而封闭了非市场金融替代方案的可能性。与此同时， 伊斯兰金融构成一种内在反思性的金融路径。[^a10-26]这不只是把金融放过一道道德过滤器，也不只是把宗教价值叠加在照常进行的金融实践之上。它触及实际经济推理的核心，由此打开以不同方式开展金融的新可能。本文讨论的伊斯兰教法在线交易系统，就是一个例子。 ## 参考文献 Abolafia, M.Y. Making Markets: Opportunism and Restraint on Wall Street, Boston: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Al Harran, S. (ed.). Leading Issues in Islamic Banking and Finance, Petaling Jaya: Pelanduk Publications, 1995. Brassett, J. and L. Rethel. ‘Sexy Money: The Hetero-Normative Politics of Global Finance’,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Studies, forthcoming, 2015. DSN-MUI. Fatwa No.80/DSN-MUI/III/2011 concerning ‘The Implementation of Sharia Principles in The Equity Trading Mechanism at The Stock Exchange’s Regular Market’, 2007, http://www.idx.co.id/Portals/0/StaticData/ProductAndServices/Sharia/Fatwano.80_English.pdf. Henry, C.M. and R. Wilson (eds). The Politics of Islamic Finance,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2004. Lindsey, T. ‘Between Piety and Prudence: State Syariah and the Regulation of Islamic Banking in Indonesia’, Sydney Law Review 34 (2012): 107-127. Maurer, B. Mutual Life, Limited: Islamic Banking, Alternative Currencies, Lateral Reas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_____. ‘Resocializing finance? Or Dressing it in Mufti? Calculating Alternatives for Cultural Economi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1.1 (2008): 65-78. _____. Pious Property: Islamic Mortgages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ation, 2006. Miranti K.D. and I. Abdalloh. ‘Socializing Islamic Capital Market Products through Public Education Events: The Case of Indonesia’, Middle East Institute, 20 February 2013, http://www.mei.edu/content/socializing-islamic-capital-market-products-through-public-education-events-case-indonesia. Palazzo. G. and L. Rethel.‘Conflicts of interest in financial intermediation’, Journal of Business Ethics 81.1, 2008: 193-207. Rethel, L. ‘Whose Legitimacy? Islamic Finance and the Global Financial Order’, Review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Economy 18.1 (2011): 75-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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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umpeter, Smith and Walras on the Coordination Problem’, New Political Economy 10.2 (2005): 143-161. [^a10-26]: 特别参见Bill Maurer, ‘Resocializing Finance? Or Dressing it in Mufti? Calculating Alternatives for Cultural Economies’, Journal of Cultural Economy 1.1 (2008): 65-78. World Exchanges‘Indonesia Stock Exchange’, (no date) available at: http://www.world-exchanges.org/member-exchanges/key-information-/indonesia-stock-exchange. Zeti A.A. ‘Internationalisation of Islamic Finance: Bridging Economies’, welcoming address by the Governor of the Central Bank of Malaysia at the Global Islamic Finance Forum 2012, Kuala Lumpur, 19 September 2012, http://www.bis.org/review/r120920d.pdf. # 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 戴维·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 # 作为政治的比特币：分布式右翼极端主义 戴维·哥伦比亚（David Golumbia） 科学技术理论家长期坚持认为，他们的研究对象往往可以而且应该被理解为：这些对象深深卷入了产生它们、而它们又置身其中的社会制度，并至少部分地由这些制度构成。这种看法常常很难与一些看似显然的常识事实相协调：喷气火箭确实使太空旅行成为可能，激光确实能够读写数字媒体光盘，晶体管确实使小型数字设备成为可能，等等。那么，宣称这些对象“是”社会性的或政治性的，究竟有什么意义？这似乎意味着，社会或政治意志或许能以某种方式改变或阻止这些对象的诞生，或者在没有相关技术基础的情况下使太空旅行或小型数字设备成为可能。然而，我们很难否认，政治和社会背景在技术设备与方法的采纳和普及中起着重要作用；而这些作用与技术实际的建造和运行之间的界线，充其量也只是模糊的。 技术学者兰登·温纳（Langdon Winner）在1980年的名篇《人工制品有政治吗？》中，请我们思考，是否某种“既定装置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设计和建造：它产生的一系列后果，在逻辑和时间上都先于它所宣称的任何用途”。[^a11-1] 对于某些技术以及某些情境，这种动态关系可能很难看清；那种似乎符合常识的、认为技术仿佛会自主发展的坚持，不断促使我们拒绝接受技术可能部分甚至主要是社会建构的观点。即使技术本身被宣传为具有有益的社会效应，情况依然如此——今天有关计算设备和方法的大量宣传正是这样。这种观点似乎暗示，当人们为了“我们”（不论“我们”是谁）不喜欢的目标而使用技术时，技术就是中性的；当技术被用于“好”的目的时，它们就嵌入了社会，是民主力量或社会力量的产物，而这些力量又几乎完全由市场或类似市场的聚合机制来确定。（这里也同样无视了一个事实：从一个角度看来好的东西，从另一个角度看可能一点也不好。）在许多方面，技术本身的有效性被当作一种自我辩护的证据，用来反驳技术可能具有深刻政治性的看法，尤其是在所涉及的政治恰好是“我们”所反对的时候。 比特币，以及其他采用分布式账本的加密货币——比特币是其中最知名、使用最广的一种——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格外鲜明的例子，展现社会与技术之间的关系；因为它不同于许多 [^a11-1]: Langdon Winner, ‘Do Artifacts Have Politics?’, Daedalus 109:1 (Winter, 1980): 125. 受到学者批判的技术，比特币并不是一种失败的技术：它既不是因错误前提而全然失败的技术（例如冷聚变），也不是因社会压力而部分失败的技术（例如 Betamax 录像带格式）。比特币是一种能够运作的技术——这一点很难怀疑。此外，它已经广泛传播，并正以极快的速度被采纳。然而，尽管如此，比特币并不起作用——至少并不像其倡导者所说的那样起作用。比特币确实能做一些事情，却做不到许多倡导者宣称它能够做到的事情。比特币是一种社会和政治功能远远超过技术功能的技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把比特币视为一种受到政治异乎寻常地深刻塑造的技术对象。更进一步，从某些显著的视角来看，比特币似乎主要就是这些政治关切的实现：也就是说，无论软件本身做什么，作为文化对象的“比特币”所做的，都是推动一种只有知道应该看哪里才能看见的政治。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比特币是伪装成技术的政治，或者是召唤和推广一种非常特定的政治的技术。这种政治尽管在公共领域十分显眼，却难以充分进入某些社会空间，而比特币恰好为它提供了重要入口。 比特币被宣传为一种替代通货，有时甚至被宣传为一种替代货币。但无论是比特币的开发还是其推广，都不是源于对现存货币或通货的深入分析，更不用说对它们发展过程中所涉及的思想和历史的分析了。比特币倡导者视为核心的基础问题，并不是左右翼主要货币思想家认为重要的那些问题。相反，这些基础问题只有较小一部分属于现有技术基础设施内生的问题（尤其是“双重支付问题”，即数字交易容易被伪造）；更大一部分则是意识形态问题：一方面，希望绕过信用卡公司和 PayPal 对维基解密实施的（看来合法的）“封锁”——这通常被说成是比特币得到广泛使用的导火索；另一方面，希望绕过中央银行和／或商业银行来创造货币（许多更狂热的倡导者坚持这一点），或提供金融服务（这是中本聪最初那篇比特币论文的主要关注点）。[^a11-2] 前一种想法来自一种明确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和反政府政治，这种政治在维基解密故事的许多部分中并不陌生。后一种想法则来自深具意识形态色彩、公开诉诸阴谋论的反中央银行言论，这类言论早在自由游说团和约翰·伯奇协会时期就已由美国极右翼传播。尽管它公开使用“反银行”措辞，多数深思熟虑的分析却表明，它服务于而非抵抗银行与大型金融资本的利益（比特币自身虽然使用反银行措辞，如今却也受到银行、投资者和风险资本家的推动）。[^a11-3] 如同当代政治 [^a11-2]: 最初的论文是 Satoshi Nakamoto, ‘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 2008, http://bitcoin.org/bitcoin.pdf。关于所谓针对维基解密的“封锁”之后比特币的采用，参见 Jon Matonis, ‘WikiLeaks Bypasses Financial Blockade with Bitcoin’, Forbes, 20 August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jonmatonis/2012/08/20/wikileaks-bypasses-financial-blockade-with-bitcoin/。关于双重支付问题，参见 Jaap-Henk Hoepman, ‘Distributed Double Spending Prevention’, arXiv (2008), arXiv:0802.0832。 [^a11-3]: 关于自由游说团、约翰·伯奇协会及其与当代美国极右翼政治的联系，参见 Chip Berlet and Matthew N. Lyons, Right-Wing Populism in America: Too Close for Comfort, New York: Guilford Press, 2000，尤其第9章。 话语的许多方面，尤其是右翼话语所展现的那样，这些形态致力于使权力保持集中，其主要目标是引导大量被剥夺政治发言权的选民去支持某些候选人（尤其如此），以及某些政策（程度稍低）；而根据大多数合理的判断，这些候选人与政策实际上损害了选民自身的阶级利益，甚至个人利益。最著名的例子，就是具有代表性的美国茶党抗议者，他们举着标语牌，写着“政府：别碰我的医疗补助”这句话的某种变体。[^a11-4] 玛丽·梅勒（Mary Mellor）和安·佩蒂福（Ann Pettifor）等货币研究者提出了替代现行货币制度的有意义方案，但比特币与她们的分析或建设性提议几乎毫无共同之处；那些提议既需要社会和政治上的同意，也需要技术创新。[^a11-5] 对现有金融制度缺乏任何有效而非阴谋论式的分析，意味着比特币无法构成一种实质性的替代方案。原因与技术关系甚小，却与比特币和所有其他加密货币所置身的金融制度密切相关。这些制度体现了社会权力的具体形式，而这种权力不可能通过一厢情愿、技术规避，甚至政治规避来消除：富有而有权势的人，不会仅仅因为一些人决定经营替代性的交换经济，就变得贫穷而无权。缺乏一种扎实的、有关如何改变这些权力制度的论述，即便没有比特币的缺陷，一种“完美”的加密货币也只会加剧、而非解决我们货币和金融制度中现有的严重问题。正因为它在缺乏这种论述的情况下运行，比特币的真正效用与目的——以及加密货币运动总体上的效用与目的——更适合被理解为一套“程序”，把不了解情况的公民招募进新自由主义和（名义上）反政府的政治话语之中。要理解这种话语的性质及效果，恰恰需要关注比特币热衷者所抨击的政治理论和历史。 比特币的倡导者告诉我们，要关注其复杂而独创的技术如何承诺解决紧迫的政治问题。但没有兑现这些承诺的，并不是比特币的技术。相反，缺陷在于诊断本身。像许多与我和其他学者所称的“网络自由意志主义”有关的最有影响力的观念一样，热衷者要求我们把比特币理解为一种值得欢迎的政治介入；但一旦被追问这种政治介入的细节，其倡导 [^a11-4]: 例如参见 Bob Cesca, ‘Keep Your Goddamn Government Hands Off My Medicare’, Huffington Post, 5 September 2009,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bob-cesca/get-your-goddamn-governme_b_252326.html。 [^a11-5]: 参见 Frances Hutchinson, Mary Mellor, and Wendy Olsen, The Politics of Money: Towards Sustainability and Economic Democracy, London and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02；Mary Mellor, The Future of Money: From Financial Crisis to Public Resource, London and Sterling, VA: Pluto Press, 2010；以及 Ann Pettifor, Just Money: How Society Can Break the Despotic Power of Finance, Margate, Kent: Commonwealth Publishing, 2014。关于一种不以金融阴谋论为基础、确实试图处理结构性经济问题的具体实验货币，参见正在乌拉圭和巴西试行的商业信用循环（C3）货币。C3 主要由 Bernard Lietaer 开发，参见 Bernard Lietaer, ‘Commercial Credit Circuit: A Financial Innovation to Structurally Address Unemployment’, Lietaer.com, 30 January 2010, http://www.lietaer.com/2010/01/commercial-credit-circuit-a-financial-innovation-2008/；以及 Bernard Lietaer and Jacqui Dunne, Rethinking Money: How New Currencies Turn Scarcity into Prosperity, San Francisco, CA: Berrett-Koehler Publishers, 2013。 者总会回过头去谈技术和工程问题。[^a11-6] 在比特币这里，这一点尤其明显，因为据说比特币能够“修复”的那些金融问题，既复杂，又有很强的技术性，连专家都难以理解；比特币倡导者经常拒绝承认这种复杂性，并声称那些享有声誉的经济学家根本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a11-7] Bitcoin 这个名称里的 coin（币）一词容易让人想到货币，许多人谈论比特币时也把它当作货币；但更冷静、对货币稍有了解的倡导者，却几乎只把它称作通货。[^a11-8] 货币与通货并不是同一回事。按照我们今天对这个词的用法及经济学家的定义，“货币”具有三种属性：交换媒介、价值储藏和价值尺度。[^a11-9] “通货”指的是交换媒介职能，但众所周知，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充当交换媒介。价值储藏与价值尺度职能需要国家（或其他统摄性制度机构）的授权；在历史上，它们也一直需要国家干预来确保稳定——这些都是比特币无法迫使各国放弃的职能。“价值储藏”和“交换媒介”并不相同，这是非常基础的经济学常识，然而阅读有关比特币的材料时，我们常常会觉得，其倡导者似乎拒绝承认两者之间的差异。[^a11-10] [^a11-6]: 关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特别参见 Richard Barbrook and Andy Cameron, ‘The Californian Ideology’, Science as Culture 6:1 (January, 1996): 44-72；以及 Langdon Winner, ‘Cyberlibertarian Myths and the Prospects for Community’, ACM SIGCAS Computers and Society 27:3 (September, 1999): 14-19。我最近尝试结合这些经典著作写成之后的发展，调整这些分析；参见 David Golumbia, ‘Cyberlibertarians’ Digital Deletion of the Left’, Jacobin, 4 December 2013, https://www.jacobinmag.com/2013/12/cyberlibertarians-digital-deletion-of-the-left/；以及 David Golumbia, ‘Cyberlibertarianism: The Extremist Foundations of “Digital Freedom”’，2013年9月5日在克莱姆森大学发表的演讲，文本刊于 uncomputing.org, http://www.uncomputing.org/?p=276。 [^a11-7]: 参见 Paul Krugman, ‘Bitcoin Is Evil’, The New York Times, 28 December 2013 及其评论区，以及对此文的回应，例如 Mark Gongloff, ‘Paul Krugman Trolls Bitcoin Fans. Guess What Happens Next’, Huffington Post, 30 December 2013；Keith Weiner, ‘Paul Krugman Is Wrong: Bitcoin Isn’t Evil, But Monetary “Stimulus” Is’, Forbes, 30 December 2013；以及 Jay Yarow, ‘Tech People Are Passing Around this Paul Krugman Quote on the Internet After He Called Bitcoin “Evil”’, Business Insider, 30 December 2013。要理解比特币热情的政治背景，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极端煽动者 Alex Jones 经营的极右翼网站 Infowars 也发表过类似报道：参见 Nick Sorrentino, ‘Paul Krugman Is Scared. He Says “Bitcoin Is Evil”. Undermines Central Banks’, Infowars.com, 29 December 2013, http://www.infowars.com/paul-krugman-is-scared-he-says-bitcoin-is-evil-undermines-central-banks/。 [^a11-8]: 参见风险投资公司 Andreessen Horowitz 联合创始人 Marc Andreessen 的 ‘Why Bitcoin Ma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21 January 2014, http://dealbook.nytimes.com/2014/01/21/why-bitcoin-matters/?_php=true&_type=blogs&_php=true&_type=blogs&_r=1。该公司是硅谷比特币相关企业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a11-9]: 关于比特币为何不符合经济学中货币与通货的标准定义，参见 David Yermack, ‘Is Bitcoin a Real Currency? An Economic Appraisal’, SSRN, 1 April 2014,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2361599；Paul Davidson, ‘Is Bitcoin “Money”? The Post-Keynesian View’,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Blog, 27 November 2013, http://rwer.wordpress.com/2013/11/27/14335/。Paul Davidson, ‘Is Bitcoin “Money”? The Post-Keynesian View’, Real-World Economics Review Blog, 27 November 2013；Joshua Gans, ‘Time for a Little Bitcoin Discussion’, Economist’s View, 25 December 2013,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mistsview/2013/12/time-for-a-little-bitcoin-discussion.html。 [^a11-10]: Yermack 的 ‘Is Bitcoin a Real Currency?’ 得出结论说，比特币既不是货币，也不是通货。关于比特币倡导者没有提出实质性反驳论证，却否定许多广为接受的经济学原则的例子，参见 Bitcoin wiki, ‘Myths’, https://en.bitcoin.it/wiki/Myths。 “货币”指一个民族国家开展官方交易时使用的工具：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美国政府债券的价值以美元计价，美国的税款也必须以美元缴纳。正如另一位经济学家所说：“在后凯恩斯主义货币理论中，凡能清偿合法契约义务的东西都是货币。而按照民事契约法，由政府决定何物能够清偿合法的货币契约义务。”[^a11-11] 这是对一切货币理论都至关重要的基本要点，比特币倡导者似乎无法或不愿承认这一点（当然，直到目前为止，这确实一直是经济理论中相当冷僻的一个问题）：国家决定什么是货币；个人或群体提出任何相反主张，都无法改变这一点——只有法律能够改变它。 货币的性质极其复杂。剑桥大学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杰弗里·英厄姆（Geoffrey Ingham）在2004年《货币的性质》中写道：“也许最大的悖论在于，货币这样司空见惯的事物，竟然会引发如此之多的困惑、争议，而且必须承认，还有错误。人们并没有很好地理解它。”[^a11-12] 英厄姆提到，已经成为数字颠覆守护经济学家的约瑟夫·熊彼特，尽管在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断努力，却始终无法充分厘清自己关于货币的想法，以完成一本有关货币的专著。然而，比特币支持者不断写得好像货币十分简单、直截了当，好像任何探究其复杂性的尝试都是中央银行家散布的虚假信息，等等；与此同时，他们自己却连那个自称已经改进了的事物的基本参数都不愿研究。 比特币倡导者最夸张的主张，是比特币对“民族国家的生存构成威胁”：据说民族国家生活在恐惧之中，因为货币替代品的存在，威胁了它们通过美联储等中央银行掌控货币政策的能力。[^a11-13] 比特币最积极的倡导者之一乔恩·马托尼斯（Jon Matonis）在2012年比特币第一次受到广泛报道时写道：“比特币阻止货币暴政”，而且“正如美国第二修正案的核心，仍然是自由人民防止自己最终遭受政治压迫的最后权利一样，我们也需要一种强大的工具，来防止与之对应的压迫——国家的货币至上权”。[^a11-14] 但正如许多经济学家所指出的，国家货币的替代物比比皆是：从常旅客里程到信用卡奖励积分计划，从杂货店优惠券到美术品、贵金属和宝石等高价值商品。比特币只有在这种微不足道、日常口语的意义上才是货币。[^a11-15] 这些替代通货没有一种对国家的货币主权构成任何威胁，比特币倡导者似乎无法消化这一事实。事实上，他们不断提到黄金支持的货币的优越性，却无视政府在历史上的许多时刻甚至曾固定金价以抑制波动，也无视 [^a11-11]: Davidson, ‘Is Bitcoin “Money”? The Post-Keynesian View’。 [^a11-12]: Geoffrey Ingham, The Nature of Money, Malden, MA: Polity Press, 2004, p. 4-5. [^a11-13]: Evan Soltas, ‘Bitcoin Really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Modern Liberal State’, Bloomberg View, 5 April 2013,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3-04-05/bitcoin-really-is-an-existential-threat-to-the-modern-liberal-state. [^a11-14]: Jon Matonis, ‘Bitcoin Prevents Monetary Tyranny’, Forbes, 4 October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jonmatonis/2012/10/04/bitcoin-prevents-monetary-tyranny/. [^a11-15]: 关于比特币与“光明节巧克力金币、赌场筹码、大富翁游戏币及常旅客里程”等各种非货币交换媒介的相似性，参见 Gans, ‘Time for a Little Bitcoin Discussion’。 当下有关金银价格也是 LIBOR 合谋操纵价格丑闻一部分的报道。[^a11-16] 他们偏爱黄金而不喜欢民族国家的所谓“法定货币”——这个称呼多少有些不准确——恰恰说明其主张的意识形态性质：黄金现在就存在，交易广泛、难以追踪，很大程度上能够防范伪造，却仍被比特币倡导者所厌恶的那些民族国家和中央银行广泛使用，尽管并非作为通货的挂钩基准。 与黄金的比较，为理解潜藏在太多有关比特币的写作与思考之下的隐秘政治打开了大门。许多最激烈的倡导者，把美联储本身描述为一个腐败的构想：一个由阴谋银行家操控、想让“国家控制所有人的生活”的装置。[^a11-17] 这些主张以极右翼政治人物在美国乃至全球散布的言论为基础，其中包括大力倡导比特币的罗恩·保罗（Ron Paul）；他关于美联储的赤裸宣言，在性质上远比实质内容更具意识形态色彩。保罗宣称希望废除美联储、恢复金本位，仿佛这样便会带来自由意志主义者要求的那种绝对经济自由。而这条论证路线本身，与保罗父子长期牵涉其中的种族主义阴谋论有着深刻联系。[^a11-18] 然而，历史表明，金本位本身具有管制性质，与其他任何通货一样，也无法免于操纵、衍生化与投机；黄金近期的价格波动，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a11-19] 要相信这些观念，就必须无视摆在眼前的直接证据。恰恰因为比特币置身监管结构之外，它特别容易遭受囤积、抛售、衍生化和操纵——这些是所有不受中央银行控制、也不受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等机构监管的工具的共同特征。与倡导者的主张相反，不受监管的证券工具在当代金融中无处不在；有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无法确立对担保债务凭证（CDO）与担保抵押贷款凭证（CMO）的监管权，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直接原因。[^a11-20] 如今，对比特币缺乏监管， [^a11-16]: 关于黄金支持的货币更优越、比特币因为“像黄金”而有价值的观点，例如参见 Alec Liu, ‘Why Bitcoins Are Just Like Gold’, VICE Motherboard, 21 March 2013, http://motherboard.vice.com/blog/why-bitcoins-are-just-like-gold。关于历史上的黄金定价，参见 ‘Gold Fix: The London Gold Fix’, BullionVault, https://www.bullionvault.com/guide/gold/Gold-fix。关于金银定价可能牵涉 LIBOR 丑闻，参见 Simon Goodley, ‘Could Gold Be the Next LIBOR Scandal?’, The Guardian, 13 March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3/mar/13/london-financial-sector-gold-market/。 [^a11-17]: Weiner, ‘Paul Krugman Is Wrong: Bitcoin Isn’t Evil, But Monetary “Stimulus” Is’。 [^a11-18]: 关于反美联储及拥护黄金话语中的反犹主义内容，例如参见 Gerald Krefetz, Jews and Money: The Myths and the Reality, Boston, MA: Ticknor and Fields/Houghton Mifflin, 1982。关于保罗父子与种族主义阴谋论之间的诸多联系，例如参见 ‘Ron Paul Sites Are Obsessed with Jews, Zionists, and Israel’, RonPaulSupporters.com, 27 December 2011, http://ronpaulsupporters.com/ron-paul-sites-are-obsessed-with-jews-zionists-and-israel/。 [^a11-19]: 关于黄金与比特币的操纵问题，参见 David Andolfatto, ‘Why Gold and Bitcoin Make Lousy Money’, Economist’s View, 24 April 2013,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mistsview/2013/04/why-gold-and-bitcoin-make-lousy-money.html。关于黄金近期的波动，参见 Katie Allen, ‘Gold Price Volatility Hits Pawnbroker’s Profits’, The Guardian, 29 September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3/sep/29/gold-price-volatility-pawnbroker-profits。 [^a11-20]: 参见 ‘Interview with Brooksley Born’, Frontline, October 2009, http://www.pbs.org/wgbh/pages/frontline/warning/interviews/born.html。 意味着囤积者能够利用各种复杂交易手法操纵市场（截至2013年12月，大约927人持有全部比特币的一半，其中包括因 Facebook 事件而声名不佳的文克莱沃斯双胞胎这样的“反抗权力的革命者”）。[^a11-21] 这意味着不可靠的经营者可以来去自如，为自己窃取巨额比特币——那个短命的丝绸之路毒品超市替代网站，讽刺地名为“绵羊市场”，其经营者似乎就是这么做的——或者被别人掏空；而这些情况都可能是 Mt. Gox 事件的故事。[^a11-22] 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所欢呼的比特币的惊人波动性与缺乏监管，实际上恰恰阻止了这种加密货币按照其倡导者所声称的方式使用。中央银行之所以调节通货价值，正是为了确保货币三大职能之一：成为稳定的价值来源。比特币实验证明了一条迄今从未被推翻的金融规律：完全不受监管的市场会造成极端的繁荣与萧条循环。[^a11-23] 如果比特币受到充分监管，足以作为稳定的价值储藏，并确保未来不会再发生 Mt. Gox 这样的灾难，它或许可以用作全球支付系统（但 PayPal 和 Dwolla 这些通常不具变革性的技术也可以）。不过，这几乎不可能从根本上动摇世界政治结构。如果比特币仍置身一切价值监管和交易监管之外，那么对我们之中除了最能承受风险的人以外的所有人而言，它仍将是一个存放辛苦赚来的钱的非常危险的地方。最能承受风险的人就是极其富有者；他们对比特币的兴趣，本应让倡导者明白，比特币为何、以及如何不可能在经济上产生变革。 2013年末，比特币一度达到超过900美元的历史最高点，虽然十分短暂。当时，各种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把此次及以往类似的暴涨，欢呼为比特币重要性的证明；这种言论不难找到，事实上很难避开。[^a11-24] 暴涨固然说明了一些事情，但读到人们欢庆暴涨，仿佛这证明比特币作为其宣传所说的通货具有可行性，仍令人无比惊讶。因为只有通过一种极其狭隘且无知的世界观——一种典型地体现了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话语中到处可见的悖论的世界观——才可能这样理解某种工具（相对）价值的剧烈飙升。按照任何常规经济理论，这种飙升证明的并不是它是一种能推翻政府的新通货；恰恰相反，它证明这种工具作为通货几乎毫无用处。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话语的许多其他部分一样，比特币所谓的力量如此彻底、如此显而易见地建立在赤裸裸的矛盾之上，竟还有人认真对待，实在令人惊讶；然而，揭露这些矛盾似乎反而只会让比特币倡导者更加认真，重新燃起传教般的热情。 [^a11-21]: Rob Wile, ‘927 People Own Half of All Bitcoins’, Business Insider, 10 December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927-people-own-half-of-the-bitcoins-2013-12. [^a11-22]: 关于绵羊市场，参见 Jim Edwards, ‘Two Guys on Reddit Are Chasing a Thief Who Has $220 Million in Bitcoins’, Business Insider, 4 December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220-million-sheep-marketplace-bitcoin-theft-chase-2013-12。关于 Mt. Gox，参见 Pete Rizzo, ‘Tokyo Police Launch Investigation into Missing Mt. Gox Bitcoin’, CoinDesk, 30 July 2014, http://www.coindesk.com/japan-police-launch-investigation-missing-mt-gox-bitcoin/。 [^a11-23]: David Golumbia, ‘Bitcoinsanity 1: The (Ir)relevance of Finance, or, It’s (Not) Different This Time’, Uncomputing, 6 January 2014, http://www.uncomputing.org/?p=307. [^a11-24]: 例如参见 Rick Falkvinge, ‘The Target Value for Bitcoin Is Not Some $50 or $100. It is $100,000 to $1,000,000’, Falkvinge.net, March 2013, http://falkvinge.net/2013/03/06/the-target-value-for-bitcoin-is-not-some-50-or-100-it-is-100000-to-1000000/。 在许多方面，这都是一个熟悉的故事，讲的是那些强烈认同“数字”的人的傲慢。工程师想象，自己在特定领域的知识能够转化成普遍知识（“那些很擅长自己所做的事、又认为这使自己成为一切事情的专家的人”[^a11-25]）；想象所有问题都是工程问题，未解决的问题只是说明，还没有像他们这么聪明的人来解决；想象领域专门知识是一种“精英主义”，目的在于把他们这样的真正专家挡在门外。[^a11-26] 这也是一个关于网络自由意志主义如何容易受到茶党式自由意志主义的渗透的故事：因为对比特币的欢庆之下，潜藏着对罗恩·保罗派有关货币政策的阴谋论式主张的赞同，而这些主张经不起审视；即便在更受尊重的右翼和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家那里，多数也站不住脚。[^a11-27] 综合起来，我们看到这样一幕奇观：像海盗党领袖里克·法尔克温格（Rick Falkvinge）这样的狂热网络自由意志主义者，恰恰因为比特币表现出令它无法胜任所宣称用途的特征，而大力推广它。法尔克温格或许是这种自相矛盾的“分析”最显眼、嗓门最大的倡导者，但只要看一看任何对比特币经济学提出批判性问题的文章的评论区，就会发现这种分析被一再重复，令人厌烦；而且，凡是不直接基于领悟比特币算法天才性的观点，都会遭到典型的挑衅和轻蔑回应。[^a11-28] 要看清这一点，只须从头开始。比特币被吹捧为“法定通货”的替代品。虽然“法定通货”在许多经济理论中有悠久基础，但今天它主要是经济自由意志主义极端边缘、尤其是保罗派的一个流行术语。“法定通货”的普通定义是： [^a11-25]: 引自 “volokh_disqus2” 对 Orin Kerr, ‘A Few Thoughts on the DOJ Brief in the Lavabit Case’, The Volokh Conspiracy, 14 November 2013 的评论，http://www.volokh.com/2013/11/14/thoughts-doj-brief-lavabits-case/#comment-1124546635。 [^a11-26]: 在 Golumbia, The Cultural Logic of Computat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中有较详细讨论。 [^a11-27]: 关于自由意志主义经济学对比特币的批评，且区别于保罗派／茶党关于中央银行的阴谋论，例如参见米塞斯研究所经济学家的著作，包括 Frank Shostak, ‘The Bitcoin Money Myth’,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17 April 2013, https://mises.org/daily/6411/；以及 Patrik Korda, ‘Bitcoin: Money of the Future or Old-Fashioned Bubble?’, 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 9 April 2013, https://mises.org/daily/6401/。另参见知名互联网投资分析师 Henry Blodget 的 ‘Bitcoin Could Go To $1 Million’, Business Insider, 8 November 2013,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bitcoin-price-2013-11，其中提出了与我在此论述大致相同的金融论证。 [^a11-28]: 除了在 Falkvinge.net 和 Coindesk.com 等比特币倡导网站上无处不在，这些言论也是多数比特币报道评论区的常态，尤其是那些对比特币变革能力稍有怀疑的报道。例如，参见以下文章的评论：Timothy Lee, ‘Everything You Need to Know About the Bitcoin “Bubble”’, The Washington Post, 8 November 2013,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the-switch/wp/2013/11/08/everything-you-need-to-know-about-the-bitcoin-bubble/；Stephen Mihm, ‘Are Bitcoins the Criminal’s Best Friend?’, Bloomberg View, 18 November 2013, http://www.bloombergview.com/articles/2013-11-18/are-bitcoins-the-criminal-s-best-friend-；以及 Rumpelstatskin, ‘Everything I Was Afraid to Ask About Bitcoin but Did’, Naked Capitalism, 21 November 2013, http://www.nakedcapitalism.com/2013/11/everything-i-was-afraid-to-ask-about-bitcoin-but-did.html。另参见推特账户 ‘Shit /r/Bitcoin says’（@shit_rbtc_says, https://twitter.com/shit_rbtc_says）收集的评论，其中一些在 David Golumbia, ‘Bitcoinsanity 2: Revolutions in Rhetoric’, Uncomputing, 26 June 2014, http://www.uncomputing.org/?p=1390 中得到讨论。Vasilis Kostakis and Chris Giotitsas, ‘The (A)Political Economy of Bitcoin’, TripleC: 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 Critique 12:2 (2014): 431-440，尝试把关于比特币的思考与更关注共同体和劳动的货币及通货问题分析结合起来。 法定货币是其价值来自政府规制或法律的货币。当法定货币充当一国主要通货时，就使用“法定通货”一词。这个术语源自拉丁语 fiat（“让它被实行”“应当如此”）。 1971年的尼克松冲击终止了美元直接兑换黄金的制度。从那以后，包括美元和欧元在内的所有储备货币都成为法定通货。[^a11-29] 最简单地说，“法定货币”就是没有“内在价值”的货币——所谓内在价值，是指用于充当这种货币通货的代币，在其他情境中也有合理价值。非法定通货最典型的例子是黄金，因为黄金有许多用途，即使不作为通货流通，仍然有价值；另一方面，纸币被视为法定货币，因为印制它的纸张作为纸张几乎没有价值。事实上，这种区分远比倡导者希望我们相信的更难做出；下文还会谈到这一点。维基百科词条接着说：“虽然以黄金或白银支持的代表货币，意味着发行银行依法必须以固定重量的黄金或白银赎回它，但法定货币的价值与任何物理数量的价值无关。即便是含有贵重金属的硬币，如果其面值高于其作为金属的市场价值，也可以被视为法定通货。” 【译注】原句在“没有内在价值”后接肯定形式的释义，定义衔接有歧义；此处依据后续黄金与纸币的例子，将该释义理解为解释“内在价值”，保留作者的论证。 据说法定货币究竟有什么问题？对于比经济自由意志主义者更右倾的意识形态论者而言，这是一个由来已久的故事，也是保罗家族最爱谈的论点之一。[^a11-30] 所谓法定通货的问题，是它令货币三大职能之一——价值储藏——无法实现。他们（错误地）宣称，价值稳定来自使用有价值的工具作为通货（例如用黄金铸币），或者让它成为货币本身的基础机制（即对一国货币供给实行“金本位”）。这两个概念完全不是一回事，但黄金狂热者的宣传经常将其混淆。按照这种说法，必然结果不仅是经济不稳定，更是现实中的极权政治权力。正如罗恩·保罗本人2003年在美国众议院所说：“如果不加遏制，通货毁坏所引发的经济与政治混乱，必然导致暴政。”[^a11-31] 据说，保罗这类人厌恶“法定”通货，是因为“中央银行家”能够操纵通货价值，而据称黄金这类以资产支持的通货则不能。整套主张的目的，是拥有一种稳定的通货，一种价值不会剧烈波动的通货。但比特币完全不受控制，因此无法把资产职能与通货职能分离。这意味着，一旦它显现通货紧缩迹象，投资者（即“囤积者”）便会涌入，正如他们现在所做的那样。问题在于，这恰恰以自由意志主义者所大声抱怨的方式，使这种工具波动得过于剧烈，以至于无法用作价值储藏。 [^a11-29]: Wikipedia contributors, ‘Fiat Money’, http://en.wikipedia.org/wiki/Fiat_money，访问日期：2014年9月15日。 [^a11-30]: 例如参见 Barbara Shoff, ‘Ron Paul Sound Currency Message Is Resonating with Worldwide Leaders, Including China’, PolicyMic, 18 October 2012, http://mic.com/articles/16690/ron-paul-sound-currency-message-is-resonating-with-worldwide-leaders-including-china。 [^a11-31]: Ron Paul, ‘Paper Money and Tyranny’，美国众议院演讲（September 2003），http://www.house.gov/paul/congrec/congrec2003/cr090503.htm。 “法定通货”的问题在于价值波动。最危险的价值波动是通货紧缩螺旋，通常人们认为，它甚至比津巴布韦元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所经历的那种通货膨胀螺旋更糟。这就是说，商人不能把比特币作为利润持有，因为他们无法保证利润还能保持获取时的价值。我今天卖一台割草机得到的6枚比特币，明天可能（很可能）只够买一盒麦片。这迫使人们不断将比特币兑换成那些据说已经过时、却支撑着比特币的国家货币；这些国家货币实际上是比特币必不可少的条件，而不只是它过时的前身。〔译注：原文在此使用“通货紧缩螺旋”，随后举出的却是比特币购买力下降的例子；此处保留原文论述，未将该术语改作“通货膨胀”。〕 目前，哪一种世界通货正经历着人们见过的最剧烈的通货紧缩螺旋之一？正是比特币自身，那个“对自由主义民族国家生存的威胁”。[^a11-32] 此刻，任何神志清醒的人，如果在世界所有通货中选择比特币来投入毕生积蓄，都和购买郁金香球茎的荷兰人一样愚蠢。这是因为，尽管比特币宣传者拼命想让我们相信，通货的问题其实并不是形式、机械或算法问题，而是只能通过政治机制解决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因此，无论比特币倡导者如何措辞，目前大多数主权通货都远比比特币将来能够达到的稳定程度更稳定。（比特币根本没有任何价值控制机制，而其最终的总币量上限本来就被设计为具有通缩性，显然源于一种内置的、阴谋论式且典型右翼的通胀疑虑。）比特币倡导者相信缺乏监管会带来稳定，这一信念已经被历史推翻；历史数据一次又一次表明，缺乏监管所产生的繁荣与萧条周期，其强度远高于比特币倡导者所厌恶的中央银行监管下的周期。 许多经济学家认识到一件事情，而比特币的发明者和倡导者似乎没有认识到：如果没有直接的监管结构来防止一种工具被用作投资（也称“囤积”），任何工具（包括黄金）都将受到衍生化、证券化的影响，并最终经历中央银行受命防止的极端繁荣与萧条循环。比特币价值波动得越厉害，作为通货的功能就越弱；它对“世界各国政府”的影响也就越小，无论这说法究竟是什么意思。比特币越是“升值”——也就是经历剧烈的通货紧缩螺旋——它就越不能成为货币。 事实上，由于快速通缩与通胀的循环促使人们不断把比特币换成其他价值储藏，通常是国家货币，我们更容易把比特币理解为：它不仅是一种商品，是众多其他数字商品中的一种，而且自身也是一种衍生品——一种与其他工具价值相关的期权或期货合约，各类投资者都可以据此投机，并视交易量而定，甚至操纵市场。鉴于比特币根本性的反监管立场，几乎无法想象大型参与者会自觉不做这种操纵。因此，文克莱沃斯双胞胎这类知名参与者的加入，也不能成为庆祝比特币通货潜力的理由；反而，它证明比特币可作为一种可被操纵的商品，供典型的既有资本用来实现自身目标。从这个意义上，它成为既有权力进一步 [^a11-32]: Soltas, ‘Bitcoin Really Is an Existential Threat to the Modern Liberal State’。 集中的工具，而非对现存秩序的挑战。正如许多更了解经济学的评论者始终指出的，它“更像一种投机性投资，而非通货”。[^a11-33] 很少有什么态度，比“Sanjuro”的态度更能典型地体现比特币推广者（以及许多其他人）那种自相矛盾的数字自由意志主义心态。Sanjuro 是创建比特币“暗杀市场”的人的化名，安迪·格林伯格（Andy Greenberg）曾报道过他。[^a11-34] 他相信，通过激励人们杀死政治人物，他将摧毁“世界各地的一切政府”。这“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产生“一个没有战争、撒网式全景监狱监控、核武器、军队、压迫、货币操纵和贸易限制的世界”。虽然这段表态并不直接关乎比特币的革命力量，但它仍源自同一种误入歧途的计算“智慧”。只有被意识形态的狭隘视野蒙蔽至此的人，才会在审视世界历史之后，想象通过谋杀来消灭民主政府，会有任何别的后果，而不是让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都比已经存在的状况严重得难以衡量。 准确地说，比特币其实不只是一个独立的软件；更确切地说，它是依据一种模型编写的软件，这种模型既适用于其他十分相似的软件（莱特币、狗狗币等其他加密货币），也适用于广泛的其他技术功能。倡导者告诉我们，由密码学支持的分布式账本，以及当前加密货币用来实现账本的“区块链”，在这些用途之外也有广泛应用。我们经常听到，这项技术在今天的革命性，就如同“1975年的个人电脑、1993年的互联网”。[^a11-35] 据说，基于这类技术建立的网络，在技术上实现了当今互联网尚不具备的去中心化方式，从而支持一系列服务，并使检查（因此也包括合法及非法监控）难以穿透。倡导者说，若不看这类网络实际运作，就很难把握其潜在用途，这一点是对的；但表面看来，它们似乎围绕着一些承诺来建构，而这些承诺迎合并强化了特定政治意识形态。[^a11-36] 这些意识形态几乎无一例外都具有广义的自由意志主义性质，并服务于新自由主义议程：它们追随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及其门徒吉米·威尔士，相信市场而非正式政治结构，才是获取知识和行使权力的唯一有效方式；也相信，如果我们把竞争性市场结构强加于政府自认属于其管辖范围的社会部分——例如货币发行——“善就会胜出”。尽管频繁使用“民主化”这个词，这类努力却具有深刻的反民主性质。它们坚持认为，自封的技术官僚精英推出的设备和软件，高于依法制定的法律及执法机制；还认为一种市场——采纳这些服务的市场——应该是社会评判这些服务供给的唯一方法。这类策略最狂热的倡导者公开拒绝民主治理： [^a11-33]: Yermack, ‘Is Bitcoin a Real Currency?’: 1. [^a11-34]: Andy Greenberg, ‘Meet the “Assassination Market” Creator Who's Crowdfunding Murder With Bitcoins’, Forbes, 18 November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andygreenberg/2013/11/18/meet-the-assassination-market-creator-whos-crowdfunding-murder-with-bitcoins/. [^a11-35]: Marc Andreessen, ‘Why Bitcoin Matters’, The New York Times, 21 January 2014. [^a11-36]: 关于网络政治的预设，参见 Alexander R. Galloway, ‘Reticular Fallacy’, 6 October 2014, http://cultureandcommunication.org/galloway/the-reticular-fallacy。 “我们把这看作彻底扬弃国家的一部分，”科迪·威尔逊（Cody Wilson）说。［……］他在当年早些时候把一种可用3D打印机制造的手枪蓝图发布到网上，由此出名。“我知道自己听起来像某种古怪的耶和华见证人，但我们才刚刚开始。我们承认，我们是意识形态论者。”[^a11-37] 曾经，人们相当难以想象，一个软件平台在政治领域的力量会大于它在宣称用途上的力量；也曾经，人们很难想象，科迪·威尔逊这样的右翼极端主义者会在本国主要报纸上被当作任何事情的权威来引用。今天，这类表述竟然不引人注意，标志着比特币作为意识形态的力量；同时也标志着，这类技术对民主本身构成的威胁。[^a11-38] 这种威胁，恰恰是这类技术的倡导者自己经常宣传的；而这正是不同立场的政治思想家需要认真对待的比特币与加密货币的特征。 ## 参考文献 Allen, Katie. ‘Gold Price Volatility Hits Pawnbroker’s Profits’, The Guardian, 29 September 2013, 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3/sep/29/gold-price-volatility-pawnbroker-profits. Andolfatto, David. ‘Why Gold and Bitcoin Make Lousy Money’, Economist’s View, 24 April 2013, http://economistsview.typepad.com/economistsview/2013/04/why-gold-and-bitcoin-make-lousy-money.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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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Scoping Study of Grassroots Complementary Currencies for Sustainability’, 3S Working Paper, 2012. 员在一个项目中拥有发言权的程度。产出合法性指项目实现预期结果的能力。互补性的共同体货币可以凭借共同体成员的参与，主张自己拥有投入合法性，但产出合法性问题则更加棘手。互补货币能够作为货币发挥作用吗？ 货币是资本主义中的一般等价物：商品不会彼此购买，但一切商品都可以用货币购买。基于这一地位，货币被用于三个目的：1. 作为记账单位，以货币衡量和比较价格；2. 作为支付手段：用货币购买商品与服务、清偿债务；3. 作为流动性最强的价值储藏。面对未来收入以及经济需要和义务的不确定性，人们持有货币，以防范意外支出。与储存财富的其他形式（房地产、金融资产及其他有价物）相比，货币的优势在于能够立刻用于购买商品。这一特征被称为货币较强的流动性。[^a12-3] 一般而言，价格体系以单一记账单位为基础。在欧元区，所有价格都用欧元计算和标示。货币的这一方面在一个货币区内往往具有垄断性。以同一个记账单位计价的商品和服务越多，人们就越容易比较竞争性报价，为自己的钱获得最合算的价值。 在同一个记账单位之下，可以存在多种支付媒介。中央银行发行以同名记账单位计价的货币，与此同时，对银行及其他支付媒介发行者的债权，也与中央银行发行的货币并行流通。但作为发行者的银行，必须保证这些债权与现金保持等值关系（即1欧元就是1欧元，不论其形式和发行者为何——是现金，还是银行发行的非现金货币）。 关于货币的第三个方面（价值储藏），许多东西都可以储藏价值，货币只是其中流动性最强的一种。在这一方面，货币在危机情势中尤为重要，因为人们可能对除货币以外的一切事物的价值都失去信心。 在欧洲大部分地区，今天的货币由中央银行及国家铸币机构发行的纸币、硬币（即现金）和记账条目，以及代表对前者的请求权的银行存款组成。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大多数支付是银行存款转账（银行之间则使用在中央银行的存款，结清由此形成的净额）。此外，企业之间的交易有时以相互信用为基础。 作为现代经济中最重要的支付媒介发行者，银行受到国家和中央银行的规制与监督。银行和中央银行发行的支付手段，可以视为同一种 [^a12-3]: Geoffrey Ingham, The Nature of Mone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04；Makoto Itoh and Lapavitsas Costa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Hampshire and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99. 货币的组成部分：它们采用同一个记账单位，银行努力兑现随时将银行存款兑换为现金的承诺，而且银行的发行行为受当局监督。 相比之下，互补货币可以界定为：由不受官方货币发行当局（国家与中央银行）协调约束的实体发行的支付手段。这些实体的支付媒介未必以官方记账单位计价，也未必保证与官方货币维持等值关系。 为了回答互补货币能否作为货币发挥作用这一问题，本文首先对“互补”的可能含义提出一套类型划分，并以历史实例说明。随后，我将讨论一般而言货币取得成功的决定因素。 ## 互补性是什么意思？ 今天，在大多数货币区内，由纸币和硬币构成的现金，完全由国家及其中央银行发行。银行发行可开支票的存款，在日常经济交易中作为支付手段，并受到国家规制和监督。 从历史上看，国家并非始终是现金的唯一发行者。在许多英语国家和少数欧洲大陆国家，私人银行在18和19世纪曾发行自己的纸币，可兑换贵金属。[^a12-4] 相互竞争的发行者之间成本高昂的非等价兑换、猖獗的伪造以及反复发生的银行倒闭，使这种制度的成本格外突出，公众因而越来越支持国家发挥更强的作用。[^a12-5] 但即便在发行权集中之后，在现代经济史的若干时期，由主权国家或银行以外的实体发行的互补货币也曾流通。我们可以根据这些互补货币各自的应用领域来区分这些时期，并赋予每一种“互补性”以特定含义。 ### a）针对特定货币面额的互补性 例子包括商店和酒吧私自发行的小面额硬币，用以克服战争、危机或特定政策造成官方硬币供应受损时的零钱短缺。 在19世纪的美国，私人银行纸币发行占据主导地位。但法律禁止银行发行小面额纸币。[^a12-6] 商人、农民 [^a12-4]: Lawrence H. White, ‘Competing Money Supplies’, in David R. Henderson (ed.) The Concise Encyclopedia of Economics, Indianapolis: Liberty Fund, 2007, pp. 71-73；Stefan W. Schmitz, ‘Will Central Banking Survive Electronic Money?’, in Stephen Millard, Andrew Haldane, and Victoria Saporta (eds) The Future of Payments, London: Routledge, 2007, pp. 233-254. [^a12-5]: Warren E. Weber, ‘The Efficiency of Private E-money-like Systems: The U.S. Experience With State Bank Notes’, Bank of Canada Working Paper, 2014-15. [^a12-6]: 这一禁令源自银行试图设立一种约束纸币超额发行的纪律机制。在所讨论的制度中，纸币必须能够兑换成银行持有的黄金。论证认为，面额较大的纸币会让公众更有动力不断把它们兑换成黄金；而小面额纸币则会流通过久，从而使银行产生超额发行的动机。 和公司通过发行小面额纸券及代币来填补空缺，以美元或所提供的商品与服务计价。这些代币可以购买发行者的产品，有时也在一般公众中流通。美国内战期间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通货膨胀使贵金属价格超过硬币的铸币价值，导致金属硬币退出流通。最终，当局重新填补了这一临时空缺，私人替代品的使用也随之消退。[^a12-7] 许多观察者把小额在线支付视为当代的一个例子：支付服务提供商高昂的交易费用妨碍了官方货币的使用，给互补货币打开了窗口。在这种情况下，阻止用户以官方货币进行小额支付的，可能并不是小面额官方货币本身不可获得，而是进行在线支付时现行的交易成本。成熟的支付服务提供商（例如 PayPal、信用卡公司、西联汇款等）对其服务收取费用，相对于支付金额而言，这些费用可能高到使小额交易根本无法发生。填补这一空缺，是比特币及类似加密货币方案的设计用途之一。比特币让支付服务的供给，成为“矿工”竞争获取币库中新币的副产品，从而在项目导入阶段，将用户交易费用维持在很低的水平。官方货币的支付服务提供商必须通过收费收回成本，相比之下，比特币网络以新发行的货币补偿服务提供者。基于有限供给会使比特币相对于官方货币升值的预期，该网络迄今吸引到了足够多愿意参与这场赌博的志愿者（“矿工”），从而使其支付网络用户之间可以廉价交易，尽管这些交易仍伴随相当大的损失风险。[^a12-8] ### b）针对特定地理区域的互补性 历史上曾多次出现这样的时期：金融基础设施中断造成现金短缺，一些地区（或地区内的私人参与者）因而临时引入互补货币。 19世纪美国及其他地方的采矿和木材公司，往往在偏远地点开展经营。它们建立公司城镇，通过公司商店为员工提供生活物资，并常常发行自己的货币（可兑换公司商店中的商品）来支付工资。这样，它们既能克服实物货币长途运输中的成本与风险，[^a12-9] 又能从当地在就业与商品供给、定价以及支付手段发行方面的垄断优势中获利。战俘营、海外军事基地和长途航行中的船只，也曾建立类似机制。 [^a12-7]: Bruce Champ, Private Money in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ttp://www.clevelandfed.org/research/commentary/2007/010107.cfm. [^a12-8]: Beat Weber, ‘Can Bitcoin Compete With Money?’, Journal of Peer Production 4 (2014), http://peerproduction.net/issues/issue-4-value-and-currency/invited-comments/can-bitcoin-compete-with-money/. [^a12-9]: Bruce Champ, Private Money in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2007, http://www.clevelandfed.org/research/commentary/2007/010107.cfm. 随着金融基础设施覆盖范围扩大和电子支付形式普及，这些安排大体上已变得多余。 在1930年代的大萧条中，许多地区的银行遭遇存款挤兑之后，关闭营业或限制客户能够提取的现金数量。为应对随之而来的流动性短缺，美国、德国、奥地利等国的许多地方当局转而发行所谓“代用券货币”（scrip money）。这类支付手段以官方记账单位计价，可以在未来某日兑换成正式货币、兑换商品（由发行者或愿意接受代用券的其他生产者提供），也可以用来清偿地方税款。[^a12-10] 在1990年代俄罗斯从中央计划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也出现了类似现象。[^a12-11] 在2009年有关州预算的政治危机期间，甚至加利福尼亚州也曾用几个月时间，通过发行欠条来履行短期财务义务。[^a12-12] 在近期的2008年危机中——人们在许多方面将它与大萧条相提并论——多数工业化国家的政策制定者采取措施，防止出现与1930年代相仿的通缩和金融基础设施崩溃。但在一些国家，政策约束妨碍了这类措施的采用，使人们重新对货币相关创新产生兴趣。 这方面经常被引用的现代案例是阿根廷。2001年金融危机袭击阿根廷时，银行账户的使用受到严重阻碍，替代性支付手段因而激增。地方当局发行代用券货币，个人则加入易货俱乐部；俱乐部发行内部支付手段，以便利成员之间的商品与服务交易。几个月之后，这些安排中发生的欺诈和管理不善，加上整体金融稳定状况改善，导致私人互补货币的使用减少。[^a12-13] 一些地方互补货币项目旨在减少购买力外流，使经济循环重新转向地区层面。按照货币改革家西尔维奥·格塞尔（Silvio Gesell）在1920年代的设想，这些项目中的一部分包含持有费机制。此类货币被有意设计为随时间贬值，从而鼓励快速流通、抑制囤积。有时，这类货币会得到采用，并似乎取得部分成功；在一定程度上，这是因为它们的新奇性受到游客和货币收藏者的欢迎。但总体而言，它们无法广泛发展，因为存在结构性问题。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的商品或服务，不可能仅仅通过向潜在顾客提供一种不同货币，就变得有竞争力；除非这种货币让人获得隐性的降价，即地方货币实际上是让使用者在当地商家按标价购买时获得折扣的优惠券。典型的地方货币提供的选择少于官方货币。充其量，它们被当地商家接受；如果包含持有费，它们便鼓励迅速 [^a12-10]: Bruce Champ, Stamp Scrip: Money People Paid to Use, 2008, http://www.clevelandfed.org/research/commentary/2008/0408.pdf. [^a12-11]: David Woodruff, ‘Monetary Surrogates and Money’s Dual Nature’, in Jocelyn Pixley and G.C. Harcourt (eds) Financial Crises and the Nature of Capitalist Money. Mutual Developments from the Work of Geoffrey Ingham, Houndsmill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13, pp. 101-123. [^a12-12]: 参见 http://www.sco.ca.gov/eo_news_registeredwarrants.html。 [^a12-13]: Thomas Greco, 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White River Junction: Chelsea Green Publishing (Kindle Edition), 2009, p. 2943. 消费，而这可能不符合消费者的偏好。使用这些货币，并不会让人获得任何无法以官方货币购买的商品。因此，与官方货币相比，其网络更小，可供使用的选择也更少。这些用途（即通过该货币可获得的商品与服务）与官方货币的潜在用途没有差别；而在采用持有费的运作方式下，发行者通过使货币无法储存财富，有意损害其完整的货币职能。 使用这种货币主要承诺有助于地区繁荣这一集体利益，尽管这取决于地方货币流通创造的任何额外收入，是否及如何在地区内部得到分配。但如果人们在地方货币推出之前，不愿用官方货币“购买本地产品”，而偏爱更广泛的选择，那么他们为何会放弃官方货币，转而使用选择更少的互补货币呢？人们个人消费偏好与其对地区繁荣的愿望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之间的张力。 引入地方货币并不会消除这一困境，只是把它从作出消费决策的阶段，转移到选择支付手段的阶段。只有在特定情况下，这种转移才可能确实产生影响。如果支付手段的选择更透明、受到共同体更密切的监督，同侪压力可能会比施加于分散的个人购物行为时更加有效。地方货币也可能产生营销效果，提高潜在用户的认识。但只要经济仍以市场为基础，由生产者和消费者的个人选择决定结果，而不是由对个人具有约束力的集体决策来决定，那么，每逢个人理性和集体理性产生冲突，个人偏好就很可能占上风。 具有持有费特征的互补货币项目假设，货币可以被缩减为只在相互交换过程中充当支付手段。当今经济不透明的现实、私人财产所有者的分散决策所带来的不确定性，以及这些因素对依赖预期开展生产活动的投资者的影响，都被忽略了。但在现代经济中，除了充当支付手段，货币还履行着一种不可或缺的职能。货币是记账单位，对可比较价格的形成具有决定性作用；它也是流动性最强的价值储藏。流动性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固有的不确定性提供了对冲。许多改革者想取消这一职能，因为当不确定性上升，人们越来越多地把货币用作价值储藏而非用于投资时，货币便会被囤积，流通速度也会减慢。后果可能是消费和投资下降、失业增加。因此，个人理性的行为会产生失调的集体结果。 要成功减少不确定性，就必须通过经济政策改善经济前景。剥夺人们的价值储藏工具、试图迫使他们花钱，并不是抵御不确定性的办法。让货币丧失价值储藏功能，并不会鼓励人们停止囤积；他们只会开始寻找其他保值方式，或另一种货币。 ### c）针对特定契约的互补性 供应者可以决定，某些商品、服务和交易类型，或多或少只能通过某些互补货币获得。例子包括电脑游戏生产者发行的、可用于获取网络游戏内虚拟商品的货币，以及能实现非法交易与逃税的私人加密货币。 在《魔兽世界》或《第二人生》等虚拟网络游戏中，设计者引入了虚拟货币。在《第二人生》中，用户可以使用林登元相互交易。这种货币可以向游戏所有者或第三方交易所购买，并用于在游戏内购买虚拟商品和服务，由游戏所有者或其他游戏用户提供。游戏所有者尝试通过在需求增加时创造新的林登元，维持其与美元的稳定汇率。在《魔兽世界》中，用户可以用数字“金币”购买装备，以帮助自己在游戏中晋级。游戏所有者把数字金币作为奖励，赠予成功的玩家。用户也可以通过出售自己生产或找到的虚拟商品来获取金币。此外，金币还可以在交易所购买，“打金者”在那里把自己在游戏内劳动的产品换成官方货币。这样，时间不足的玩家可以通过支付官方货币，把在线角色在游戏中耗时的成长过程外包出去。这项工作通常由中国等地时间充裕但缺钱的年轻玩家完成。游戏所有者试图阻止并防范后一类交易。 游戏所有者发行这些货币，是为了从经济上激励玩家，在顾客积累一定财富之后激励其再次回来（“锁定”），并为自己创造额外收入。[^a12-14] 游戏货币成功的基础在于，发行者控制着对有需求的商品的获取途径，从而在游戏用户中创造了货币需求。 在某些方面，比特币及其许多变体等匿名加密货币也属于进一步的例子，因为它们提供支付匿名性。比特币没有中央发行者，而是由用户共同体按照开源软件平台中编码的预定规则，从一个储备总量中发行。该项目不提供任何只能用比特币购买的商品。尽管比特币及类似项目的发明者希望它们在各种交易中与现有货币竞争，它们作为支付手段的主要优势，却在于交易双方有理由避开官方货币的那些交易（除了上文提到的小额支付）。尤其是洗钱和非法商品交易，能够受益于比特币支付提供的匿名性。（对于常规消费及商业交易，像比特币这样的货币不会得到广泛使用。当一种货币被设计为随时间升值时，最好把它囤积起来，而用更稳定的货币支付当前开支。没有发行者保证一定的稳定性，比特币不足以胜任记账单位。） 在日本的“互爱票”（Fureai kippu）以及世界各地其他时间银行项目中，照护工作等服务按照投入的劳动时间估值，并向提供者 [^a12-14]: ECB (European Central Bank), Virtual Currency Schemes, Frankfurt, 2012. 奖励一笔信用额，可在未来用于享用网络其他成员提供的照护服务。许多成员似乎认为，在这一制度下贡献的照护工作质量更高，因此有动力加入。不同于工业劳动，一般照护工作不受生产率差异影响，这使投入的劳动时间成为一种有用的记账单位，能够跨个人、跨时间比较：五年前花一个小时陪伴一个人，可以等同于五年后花一个小时陪伴另一个人。相反，工业劳动的一个小时，例如服装业中的一个小时，五年前可能生产一件 T 恤，但由于机器技术不断进步，五年后可能生产五件。因此，时间银行安排可能适用于这样的场合：人们在不同时间作出贡献，彼此交换一种质量大体不变的同质服务。其主要挑战在于不确定性：自己的贡献未来能否换来某种回报性服务，取决于网络能否随着时间推移继续保持吸引力。当这类安排尝试纳入更广泛的商品和服务时，就会遇到一个问题：它们的记账单位（劳动时间单位）无法使所有类型的服务提供者都有利可图地按照这一评价标准交换服务。一位经验丰富、生产率高的工匠，愿意拿自己一小时的劳动换学徒的一小时劳动吗？一位投入多年学习的医生，愿意拿自己一小时的劳动换一位非专业照护工作者的一小时劳动吗？这类问题往往会引发有关恰当价值标准的争论，并导致那些能在以官方货币为基础的市场中获得更好交易条件的供应者退出。[^a12-15] ### d）针对特定群体的互补性 在许多草根运动中，互补货币被设想为促进参与者之间经济交换的一种方式，这些参与者缺少工作和以官方货币计的收入。在地方交换交易系统（LETS）中，引入互补货币是为了克服某些人口群体受到的市场排斥，或地方经济衰退。虽然它们与上文提及的地方货币项目有某些共同特征，但其设计目标较少是替代整个地区既有贸易关系中的官方货币，更多是为群体成员创造新的贸易关系；这些群体可能位于、也可能不位于某个特定地区。在此背景下，“互补货币［……］是一种协议，约定使用法偿货币（即国家货币）以外的某种东西作为交换媒介，目的是把未满足的需要与原本闲置的资源连接起来”。[^a12-16] 自1980年代以来，人们对这类倡议的兴趣不断上升。但尽管不少草根项目最初曾在当地激发热情，却没有一个能够长久繁荣或达到临界规模。多数项目在最初的支持力量衰减之后便步履维艰。[^a12-17] [^a12-15]: Ingham, The Nature of Money, p. 185. [^a12-16]: Wikipedia, ‘Complementary Currency’, http://en.wikipedia.org/wiki/Complementary_currency，访问日期：2014年8月17日。 [^a12-17]: Jérôme Blanc, ‘Classifying “CCs”: Community, Complementary and Local Currencies’ Types and Gen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 15 (2011) D 4-10, https://ijccr.files.wordpress.com/2012/05/ijccr-2011-special-issue-02-blanc.pdf；Greco, 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p. 2659. LETS 网络使用无息的地方信用，因此不必进行类似易货的直接双边交换。它不发行实物货币，而是在一个向全体成员开放的中央记录处登记交易。因为信用由网络成员发行，服务于成员自身利益，所以 LETS 被视为相互信用系统。[^a12-18] 主要挑战在于吸引足够多的互惠交易机会。缺少其他收入来源的参与者很容易被吸引。他们的动机是获得需求旺盛的商品和服务；但这些商品和服务的供应者通常拥有其他收入来源，而且往往会因认为 LETS 交易存在吃亏风险而却步：失业的地毯清洁工和钢琴教师可能会加入，希望用自己的服务换取食品、衣物等所需之物。但提供食品和衣物的超市一般更愿意收取官方货币，不会被一个拿钢琴课、地毯清洁及相关服务交换其产品的网络吸引。正如维基百科 LETS 词条所说：“传统的国家货币通常难赚却容易花。迄今为止，LETS 系统里的货币相对容易赚，却更难花。”[^a12-19] ## 货币为何得到接受 回顾了各种互补货币路径的经验与前景之后，我们可以依据经济理论，提出一些一般性观察。正如经济学家海曼·明斯基（Hyman Minsky）曾打趣说：“每个人都能创造自己的货币，问题是让别人接受。”如果如此，那么，什么决定用户是否接受一种货币呢？ 许多批评现有货币安排的论述假定，官方货币凭借“法偿货币”地位，被强加于用户。[^a12-20] 但这一地位所包含的内容，比通常以为的少。如果你使用官方货币付款，法律就会保护你，使交易对方不能因你未付款而起诉你（除非基础契约另有规定）。如果你自己印制钞票，则会因伪造而被起诉。但在私人交易中，你可以自由地与交易对方约定，采用官方货币以外的支付手段。例如，只要你用官方货币缴清所有适用税款，就可以用汽车换袜子、比特币或其他东西。上文用于说明类型划分的历史时期表明，在现代经济史中，私人发行的货币曾一次又一次地在经济中站稳脚跟。因此，官方货币的法律地位并不必然意味着彻底的货币垄断。在多种货币并存的世界里，某种程度的替代选择始终存在。它们的使用范围，取决于各种货币相对于可用替代品的可获得性与优势。只要存在不止一种可用货币，各种货币就必须为用户提供优势，才能获得并维持接受度。 在上文考察的四类互补性中，除针对特定群体的互补性没有找到成功案例外，我为其余各类都找到了成功与失败的例子。根据成功 [^a12-18]: Wikipedia,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3日。 [^a12-19]: Wikipedia, ‘Local Exchange Trading System’，访问日期：2014年11月23日。 [^a12-20]: Greco, The End of Money and the Future of Civilization Money and the Future, p. 2079. 案例，可以推断互补货币能够在两种情况下获得发展动力。第一种情况是填补官方货币留下的空缺：有偿付能力的交易双方存在潜在交易，但取得或使用官方货币存在障碍。在这种情况下，由于缺少替代选择，即使劣于官方货币的货币也能获得接受（例如在无法获取官方货币的偏远地区，雇主发行的私人货币）。第二种情况是互补货币由于各种原因，可以对特定交易主张独占性。货币发行者是备受需求的契约对方，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只接受自己的货币付款（例如，热门电脑游戏生产者出售给用户的游戏内货币）；或者在某些交易中，相对于官方货币具有成本和／或便利性优势（例如使用比特币进行小额在线支付及购买非法商品）。因此，在官方货币的现金突然无法取得、完全不适用于相关交易，或者其使用会给相关交易带来不利之处的时期，互补货币似乎能够至少暂时成功。但 LETS 的有限成功表明，一旦面临与官方货币的竞争，它们的表现就差得多。 为什么会这样？回到上文介绍的货币职能，我们可以预期，一种好的货币应具备以下特征：其记账单位涵盖尽可能广泛的商品与契约，从而让消费者能够比较价格，获得最划算的交易。这正是引入欧元作为欧洲共同体共同市场的共同货币的一项核心理由：西班牙和芬兰的价格现在可以直接比较，不必面对兑换率、兑换成本和汇率波动。 关于支付手段和价值储藏职能，可以预期用户会选择一种被尽可能广泛接受、且最有望随时间保持价值的货币，使它也成为流动性最强的价值储藏，至少在短期内如此。 上述特征意味着，如果数种货币提供获取商品和服务的同样途径，用户同时使用全部或其中许多种货币便是低效的，除非它们可以被视为完全等价物（采用相同记账单位，并可信地维持彼此等值）。如果不同发行者提供不同记账单位，货币竞争便会随之出现。面对竞争性货币之间的选择，使用者必须对两类参与者——发行者和其他使用者——的行为形成预期。货币可以被理解为类似电话网络的网络：对每个人而言，使用某种货币的收益，随网络服务质量和参与人数的提高而增加。如果若干质量相近的竞争网络中有一个成功获得了临界数量的初始用户，它便会很快取得竞争者难以挑战的地位。如果存在相互竞争的价值标准，可以预期人们会偏好那种至少在较短时期内保持价值、又覆盖最多（以及最有吸引力）商品与服务的标准。因此，发行者保障货币质量的能力与可信度，以及其他用户采用它的可能性，是货币网络竞争的决定性特征。[^a12-21] [^a12-21]: Benjamin Cohen, The Future of Mon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11. ### 发行者的作用 发行者可以向潜在用户提供需求旺盛的契约（涉及商品、服务或债务），只收取自己发行的货币，并可信地承诺长期稳定这种货币的购买力，从而促进其货币获得接受。 如何保障货币购买力稳定？货币发行者采用过不同机制，来表明自己对未来稳定的承诺。具体选择取决于可行选项及各种政治经济考量。历史上，在战争、政治当局更替与普遍不信任所构成的不确定时期，贵金属被用作货币基础。20世纪，在民族国家和国家货币巩固、国家实现民主化之后，货币发行才有可能与金属储备脱钩。在许多情况下，防范不负责任货币实践的制衡机制，如今似乎足以稳定预期，从而确保人们信任没有金属支持的货币。这被认为是一个值得欢迎的发展，因为在以持续变化为特征的动态经济中，要稳定购买力，就要求发行者不断调整。在这种情况下，把货币发行绑定于某种稀缺金属，会带来不便：它剥夺了根据增长中的经济需要调整支付手段的灵活性。摆脱这一限制后，相对于货币当局金库中金属储备的稳定，便让位于一个更有用的稳定概念，即相对于经济不断演变的稳定，也就是购买力的稳定。不过，这种稳定只能在短期内期待。从更长时期来看，20世纪几乎没有任何货币保持了不变的购买力。这并不是缺陷，因为一个运作良好的经济，并不会从过度鼓励人们长期以现金储藏财富中获益。相反，它需要人们把储蓄直接投入企业，或通过金融中介间接投资，以刺激经济活动。因此，从长期来看，通胀必须低到不会迫使用户寻找替代货币，同时又高到足以鼓励人们通过投资、而非囤积现金来积累财富。 在工业化国家，中央银行按照公共授权，引导金融体系提供现金及其电子替代物。互补货币能否稳定，取决于其发行原则。在地方货币安排中，按1∶1兑换官方货币后发行是常见做法。在相互信用清算安排中，信用是在交换过程中，针对商品与服务供给而发行的。其他构想则设想以自然资源提供支持。为了帮助稳定本币价值，许多互补货币发行者试图限制私人市场形成，以免互补货币单位在这种市场上相对于官方货币折价出售。这一限制的缺点是，无法退出该货币，可能会使潜在用户一开始就不愿进入。比特币的构想则不同。它以一个不与其他货币建立任何稳定参照关系、也没有任何支持的记账单位为基础，其供给受一个将逐步达到的任意上限约束。当用户人数增长，它相对于其他货币的价值预计也会上升——这正是比特币希望向潜在用户传递的信号，以吸引他们。这种货币的购买力完全由私人 货币市场上的供给与需求决定。由此产生的与其他货币汇率的波动，使它成为一个有趣的投机对象，却不利于它被用作记账单位和支付手段，而这两者正是货币的核心职能。 许多互补货币提供了有别于既有货币的设计特征；一旦它们进入流通，这些特征就会发挥作用。问题在于，许多这类特征（例如随时间自动贬值、接受范围有限等）使用户从一开始就不愿接受这些互补货币。比特币在互补货币中相当独特，因为它具备强烈吸引用户的特征（即升值承诺）；但其设计没有意识到，恰恰是这些特征，使它作为货币的使用缺乏吸引力。 与官方货币采用相同的记账单位，可以提高互补货币获得接受的机会，因为它能由此受益于主要货币之下已建立的价格体系。与官方货币可兑换，也有同样效果，因为存在退出选择会降低用户进入的门槛〔译注：原文为“降低用户进入的概率”（reduces the odds of entry），与本段所述提高接受机会的逻辑不一致；此处按上下文理解为降低进入障碍〕；但这限制了发行自主权，因为发行必须受维持与官方货币等值关系的约束。发行者必须始终能够按1∶1用官方货币赎回互补货币。即便如此，发行以官方记账单位计价的支付媒介者，仍必须为用户提供某种优势，才能真正得到接受。例如，以银行存款转账而非现金付款，在大额支付中具有优势，因为携带满满一箱现金这种替代办法既不方便又有风险；在买卖双方不见面的交易中也同样具有优势。 采用与官方货币不同的记账单位（如比特币），会在货币之间制造壁垒，因为它们的汇率可能大幅波动。除非互补货币的记账单位能够独占对受欢迎商品的购买权，否则与这一特征相关的风险会使用户却步。 ### 货币用户期待什么 除了发行者之外，其他使用者的行为，也决定着个人是否接受某种货币。我收到的钱，日后能否用来购买自己想买的东西？只有当个别用户可以预期，自己的潜在交易对手中有相当多的人会接受这种货币，用它支付商品、服务和债务时，她自己才会愿意接受。 在用户之中，有些人比其他人更重要。那些提供其他用户迫切需要的契约的用户，在改用网络的记账单位之后，对网络吸引力的贡献比其他人更显著。如果一家食品杂货店店主接受某种货币付款，它对这种货币吸引力的贡献，就高于十位没有具体供应品可提供的邻居对该货币的接受。换言之，一个网络的吸引力，在于它让人能够获取的商品、服务和债务契约的种类与范围，以及这种货币提供这些获取途径的条件（即购买力的变化，以及用这种货币支付所涉及的交易成本）。 现代国家在大多数情况下能成功发行自己的货币并使其得到接受，并不是因为它垄断强制力，而是因为它通常是经济中最大的单一 经济实体，并且对经济活动征税，以资助公共服务。国家只接受本国主权货币缴税，从而为自己的货币创造大量需求。如果店主必须用欧元缴税，她很可能也希望顾客以欧元付款。而且，国家作为全国市场的重要参与者——雇用公共行政人员、发包公共工程——为民众创造了大量以官方货币支付的收入。这些因素很可能形成达到临界规模的货币用户群，对网络效应的发展起决定性作用。即便是起初没有纳税义务的人，由纳税的国家货币使用者所组成的初始网络，也会让加入网络变得有吸引力。因为税通常针对经济活动征收，由税收启动的网络，同时也是由有吸引力的商品和服务供应者构成的网络：只有公民之间存在生产与贸易，才能征税。 ### 货币网络的要素 国家依靠网络效应，把自己的记账单位确立为经济中衡量价值的标准。商品、服务及债务契约的所有价格都会以官方货币计价。国家也发行硬币和纸币（通常通过中央银行与铸币机构），在经济交易和债务清偿中充当支付手段。 在支付手段方面，中央银行和铸币机构并不是唯一发行者。银行账户余额代表对货币的债权，可以在公民之间的支付中代替现金。银行代表客户进行信用转移后形成的余额，以中央银行货币清算。只要人们的现金需求维持在通常限度内，银行就可以只将资产负债表的一小部分以现金持有，同时开展支付业务、发放信贷，并以支票账户和储蓄账户的形式承担负债。要使这一体系保持稳定，银行必须确保公众持续信任其把存款账户余额兑换为现金的能力，也就是履行公众所持货币请求权的能力。 从某种意义上说，把银行存款用作支付手段，可以被视为一种互补货币。但它与中央银行货币的关系，带有一种特殊的等级特征。作为对货币的债权，银行账户余额以官方记账单位计价，银行管理这些余额时必须着眼于维持其与中央银行货币的等值关系。银行通常向存款人支付利息，以补偿其放弃现金这种流动性最强的价值形式所承担的风险。存款保险以及危机时国家机构可能提供的后盾，有助于维持等值承诺。作为交换，银行接受规制与监督，并受中央银行实施的货币政策约束。当对银行的信任消失时，客户可能开始怀疑自己的存款是否仍与货币等值，拒绝银行的支付手段。随后便可能发生对银行现金储备的挤兑：大量客户试图行使存款所代表的现金请求权，最终超过有关银行的现金储备，使其倒闭。 信用充当货币替代物的能力，并不限于银行发行的信用。例如，企业之间的贷款，包括企业相互提供的商业信用， 构成工业部门负债的重要部分。[^a12-22] 如果发行债务的企业信誉良好，其债务甚至可能作为支付手段在其他企业之间流通。 但在各种信用形式中，银行信用是发展最完善的一种。银行专门收集并评估各类借款人的信用信息。通过汇集由此产生的付款承诺，再加上受到规制与监督，银行负债通常在各种信用形式中享有最高的可信度，在由通行记账单位确立的等级体系中，位居其他货币替代物之上。信用债权的发行者承诺，以官方货币全额支付名义金额，并通过反复兑现承诺来建立信誉。 深刻的政治与经济危机往往包含货币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原先用于维持价值稳定承诺的安排被打破。如果不稳定超过某个阈值（例如恶性通胀时期），就可能促使用户寻找替代品。经济史上，许多经济薄弱的国家都曾出现货币替代。这种表现的恶化，会不会给私人发起的竞争性互补货币带来机会？答案往往是否定的。通常，替代品几乎完全从其他国家支持的货币中选择。[^a12-23] 私人互补货币不可避免地处于信用债权等级体系的底部。当处于国内信用等级顶端的国家货币，其信任正在受到侵蚀时，用户通常会试图把国家货币换成在国际等级体系中地位更高的货币，而非等级更低的私人货币。更大的既有网络与更可信的稳定记录，才是通常吸引用户的因素。因此，在那些公众对官方货币缺乏信任的小国，我们看到的是“美元化”“欧元化”等现象，而不是新创私人货币的扩散。 ## 结论 资本主义的标准与民主公民社会的标准经常发生冲突。经济中有一些领域，虽然被许多社会成员视为对公共福利的有益贡献，却不被市场认可；照护工作与艺术只是其中两个例子。一些地区经历经济困境，从而触发社会危机。整个经济也一次次经历危机，导致民众生活艰难。市场正常运作所产生的不平等，使贫困群体长期处于不利地位。应对这类张力的传统办法，是对市场收入与财富征税，或增加政府债务，然后用所得资金资助政府转移支付，纠正那些被认为与民主意志不相容的市场结果。这些措施涉及的分配问题，可能导致棘手的政治过程：税收抵制、对于何者具有公共价值的意见分歧等，都会形成阻碍。互补货币能否成为通往替代方案的捷径，为少数人提供一条表达不同于社会其他部分的价值判断的路径？ [^a12-22]: Task Force of the Monetary Policy Committee of the European System of Central Banks, ‘Corporate Finance and Economic Activity in The Euro Area’, Structural Issues Report 2013, ECB Occasional Paper Series 151 (2013): 7. [^a12-23]: Cohen, The Future of Money, p. 25. 如果互补货币能够在交易内容、地点、规模或交易对方方面，为某些交易提供独占性的获取途径（或与这些交易相关的独有利益，例如折扣或匿名性），并且这些交易存在足够的有支付能力的需求，那么它们就可以发挥作用。 缺少这类吸引力，维持一种互补货币的使用，就需要采取措施，使共同体成员与经济的其他部分脱钩；这已超出单纯引入一种货币。但即便如此，围绕互补货币运转的替代性经济循环，仍需要官方货币来纳税，并从外部世界至少进口一部分商品。这个要求带来艰难的选择：如何获取外部货币，以及如何管理这一需要对互补货币共同体成员忠诚度、对官方货币汇率管理产生的影响。因为发行互补货币的分散实体，通常缺少资本管制、法偿货币法律或征税权等强力工具，所以它们要么必须以能在与官方货币竞争中取胜的经济特征吸引自愿用户，要么必须促使人们以集体价值取代个人经济动机，并通过同侪压力或非经济利益来维系这些集体价值。 当然，即使按照纯粹经济标准，互补货币无法在与其他货币网络的竞争中取胜，共同体成员仍然可以选择采用它们。这类非经济动机能否压倒加入官方货币网络的经济优势，是一个无法一劳永逸解决的经验问题。但必须记住，推动共同体参与的执行机制，一旦超出某个限度，就可能具有压迫性质。虽然社会效应与共同体建构效应可以被视为互补货币项目超越经济层面的成功特征，[^a12-24] 网络成员之间围绕估值标准、收益分配和治理问题可能产生的争执，也是互补货币现实的一部分，任何评估都必须将其纳入。 跨地区货币网络，是资本主义中受利润预期支配的高度社会分工的表现。它们能够在获利、专业化、效率与质量提升方面带来优势。但它们也意味着全球各地的人们之间存在跨地区依赖，这种依赖在危机中尤为明显。任何没有彻底脱离这种全球劳动分工的经济项目，其自主性都只能是相对的。 如果货币区与劳动分工不吻合，想要受益于跨地方体系的本地货币用户就会面临成本，例如货币兑换成本、应对汇率风险的成本等。货币区越小，这些成本越突出。所有希望从更广泛体系中获益的人，都会试图避免这些成本。 如果一种货币在稳定的用户网络内流通，发行者就有可能实施货币政策，并影响经济活动。但发行互补货币，并不是一种能够迫使经济按照 [^a12-24]: Axel T. Paul, ‘Die Legitimität des Geldes’, Leviathan 21 (2002): 109-129. 不同规则运作的工具。资本主义经济以不平等的私人财产所有者之间的竞争为基础运转，由此产生的生产、交易和财富积累，都以货币计量并支付。货币供给可以影响这些过程，但仅凭自身，并不是改变其逻辑的手段。 一些互补货币项目寄希望于，不同的货币能够阻止不平等增长；它们认为，不平等由货币积累以及所谓货币通过复利机制增长的倾向所触发。[^a12-25] 但这种路径建立在混淆货币与财富的基础上。富人并不会大量囤积现金或银行账户余额。[^a12-26] 资本主义中财富的主要形式，是企业所有权及拥有或管理企业带来的收入，还有住房产权和各种金融资产。改革货币并不会触及其中任何一项。不平等不是市场受到货币扭曲的结果，而是市场正常运作的结果，并得到对财富及其代际私人转移极其宽厚的税收待遇的助力。这种财富是以私人财产和自由劳动为基础、由市场竞争组织的逐利生产的结果。货币象征、衡量、储藏和转移财富。操纵或改革货币，并不会产生一个建立在不同原则之上的经济。寄望通过改革货币，让市场变成独立、规模小而平等的个体生产者之间的中性交换场所，注定会遭遇失望。 ## 参考文献 Blanc, Jérôme.‘Classifying “CCs”: Community, Complementary and Local Currencies’ Types and Generations’,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ty Currency Research 15 (2011) D 4-10, https://ijccr.files.wordpress.com/2012/05/ijccr-2011-special-issue-02-blanc.pdf. Champ, Bruce. Private Money in Ou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http://www.clevelandfed.org/research/commentary/2007/010107.cfm. Champ, Bru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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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n contributo alla discussione su algoritmi e capitale’,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4 February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il-principio-della-liquidita-e-la-sua-corruzione-un-contributo-alla-discussione-su-algoritmi-e-capitale-di-stefano-lucarelli/；Andrea Fumagalli, ‘Digital (Crypto) Money and Alternative Financial Circuits: Lead the Attack to the Heart of the State, Sorry, of Financial Market’,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2 February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digital-crypto-money-and-alternative-financial-circuits-lead-the-attack-to-the-heart-of-the-state-sorry-of-financial-market-by-andrea-fumagalli/；Giorgio Griziotti, ‘Biorank: Algorithms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Bio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6 February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biorank-algorithms-and-transformation-in-the-bios-of-cognitive-capitalism-di-giorgio-griziotti/。 [^a13-2]: 参见 http://dcentproject.eu。 [^a13-3]: Jerome Roos, ‘In Each Other We Trust: Coining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Roarmag.org, 31 March 2014, http://roarmag.org/2014/03/moneylab-conference-alternative-currencies/. [^a13-4]: Pekka Piironen and Akseli Virtanen, ‘Democratization of Finance: An Interview’, Robin Hood Minor Asset Management, http://www.robinhoodcoop.org/pages/democratization-of-finance-an-interview. 国家重组为工作福利模式开辟道路。[^a13-5] 因此，这些欧洲会议表达了对全球金融化进程的一种具体、处境化的回应：它们考察货币与资本性质的变化，同时思考一个替代性金融循环，能否打破金融寡头对我们的希望与生活所施加的控制。 米兰会议没有寄望于回归“真实”的（福特主义）经济，来反对金融的“虚假”经济；相反，它借助一些理论论证，强调金融对于全球经济的结构性重要性：在这种经济中，剩余价值的攫取扩展到整个社会，而劳动本身获得了情感性、合作性和认知性维度。[^a13-6] 从这一视角看，鉴于网络已成为物流组织与社会合作模式的核心形式，资本主义亟需创造新的积累装置，金融化就是对此的回答。当社会合作作为主要价值来源，补充并取代工厂内部的劳动分工，以及生产劳动与再生产劳动的区分时，“共同之物”这一政治概念便确立了一个超越公与私、国家与市场的新政治平台。[^a13-7] 金融能够通过一种货币形式表达这种合作的价值；这种货币不只是可兑换为商品，更有塑造未来（诸种未来）的力量。这一能力，是新斗争形式的关键争夺点；这些斗争包容并超出了旧工人运动的范畴。在给定时间与空间（工厂、办公室）内、由企业家和管理者组织的领取工资的劳动，只是更广泛的创造价值活动池的一部分。这些活动不区分工作与闲暇、有酬工作与无偿劳动，并依赖观念、感知与情感的广泛社会化和流通。在米兰会议上，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观念：共同之物——即我们在交流、交谈、倾听、制作、设计、计算、彼此照护和照护大地、抚养儿童、创作音乐与电影等活动中所汲取和创造的前个体与跨个体潜能——是财富生产与社会生活本身的本体论基础。金融化通过将收益私有化、将损失社会化，既表达了共同之物作为价值来源的重要性，也体现了金融资本作为积累装置的严重后果；同时，它还指向这样一种可能：建立共同之物的金融机构，培育并滋养那些被金融资本耗损的东西。 [^a13-5]: Tiziana Terranova, ‘Social Unionism and Digital Labor in the Transnational Space of European Austerity’, Euronomade, http://www.euronomade.info/?p=3416. [^a13-6]: 延伸阅读参见：Christian Marazzi, ‘Summer School: La moneta del comune’, Uninomade 2.0, 13 September 2012；Cristina Morini and Andrea Fumagalli, ‘Life Put to Work: Towards a Theory of Life-Value’, Ephemera 10.3/4 (2010): 234-252；Cristina Morini, Per amore o per forza. Femminilizzazione del lavoro e biopolitiche del corpo, Verona: Ombre Corte, 2010；Carlo Vercellone,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2007): 13-36；Maurizio Lazzarato, Les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a13-7]: David Bollierand and Silke Helfrich, 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 A World Beyond Market and State, Amherst, MA: Levellers Press, 2012；Andrea Fumagalli, ‘Twenty Theses on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Cognitive Biocapitalism)’, Angelaki 16 (2011): 7-17；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1；Cristina Morini, Per amore o per forza. Femminilizzazione del lavoro e biopolitiche del corpo, Verona: Ombre Corte, 2010；Andrea Fumagalli and Stefano Lucarelli, ‘Cognitive Capitalism as Financi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in Andrea Fumagalli, Carlo Vercellone and Vladimir Cvijanović (eds)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its Reflection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0；Christian Marazzi, ‘Summer School: La moneta del commune’。 米兰会议由 Effemera 网络组织；该网络与 Euronomade 网络一样，诞生于 UniNomade 2.0 解散之后。会议的焦点是一种新加密货币的构想，面向意大利被占领剧院的网络、不稳定劳动者运动、社会中心网络，也面向更广泛的替代经济循环，其中包括反对种子专利的农民运动等。会议结束时，新加密货币被命名为 Commoncoin，并形成了一个以比特币协议为起点、但引入若干新元素的模型。第一个不同之处是明确指出：Commoncoin 旨在作为一种金融／信用货币，为创造替代经济制度作出贡献，使社会合作和一般智力所做的工作得到报酬。与普遍存在的无薪和志愿劳动逻辑相对抗，Commoncoin 应当能够资助以无条件基本收入设想及自由获取共同物品为基础的新型福利，即“共同福利”（commonfare）。会上提出一种替代性货币的设想：它生成使用价值的生产，而不是充当交换价值的媒介。第二个出发点是，比特币协议的客观性设计，应当为货币创造中的主观与社会因素留出空间，或可通过运用社会互联网技术来实现。围绕这一活动的氛围是：面对紧缩与债务的惨淡背景，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货币的完全非物质化，以及金融货币作为“纯粹符号”的兴起——不受国家货币主权任何形式的控制——或许带来了一个历史机遇。 流通中的货币已有90%作为编码于计算机网络的数字信号而存在；这一观念可以引出一种新波德里亚式的虚拟货币解释。作为没有所指的符号，虚拟货币可以被理解为超真实的投机领域对实体经济的最终殖民——一种纯粹的模拟。把糟糕、虚假的金融化与实体经济相对立的观念，既受到金融世界的行动主义人类学家的质疑，[^a13-8] 也受到后工人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的质疑。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后者把金融化视为资本对衡量危机的回应，也就是无法根据劳动价值论衡量生产率的危机。金融化具有潜能：它揭示货币可以如何作为一种发明发挥作用，也可以体现财富生产与分配的不同组织方式，构成对社会主义（国家）与市场（资本）两者的替代。金融化还使我们思考，货币生产能否被设计为这样一种方式：它使之富裕的不仅是少数人（资本的共产主义），而且是多数人（共同之物的共产主义）。 为意大利占领空间网络构想某种“Commoncoin”，只是2010年代初数字货币真正大量涌现的众多例子之一，其他例子还有莱特币、Ripple 和比特币。大多数加密货币复制、分叉或创新了比特币；比特币是第一个同时吸引股票市场与主流媒体注意的加密货币。围绕如何最佳地编码并实施 Commoncoin 这样的加密货币的讨论，强调加密货币的设计所表达的，不只是旨在 [^a13-8]: Brett Scott,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最大化效率的简单技术选择，还包括价值体系。以最常见的例子来说，比特币从黑客共同体中兴起，而所谓维基解密金融封锁激发了这个共同体的行动。在美国政府带领下，互联网的整个金融基础设施——PayPal、Visa、Mastercard——被动员起来，对抗朱利安·阿桑奇及其密码朋克团队。比特币将自由意志主义密码朋克社会的核心价值编码其中：拒绝国家控制和大公司的统治；支持匿名性，或至少化名性；采用没有中央控制的点对点架构；不信任主观关系，力求通过客观机制将人为和社会因素降至最低。 然而，更广泛的加密货币运动所提出的问题，也可以表述如下：除比特币协议表达的那些价值之外，其他价值体系能否编码进一种加密货币？不同共同体、集体和组装体，如何参与虚拟货币的创造过程？在 Commoncoin 的案例中，问题进一步被具体化：我们能否设想，不只是单一加密货币，而是整个加密货币网络，成为一种替代生产方式的辅助与工具？出席米兰会议的经济学家，向工作坊提出了一个有力论点：随着泰勒主义—福特主义资本主义的霸权转向认知性、金融化的生命资本主义，货币的主要职能已经改变。信用职能是上一阶段的典型特征；在那时，“M（货币）—C（商品）—M（货币）”循环（货币生产经济）通过货币预付，为商品生产投资提供流动性，并使经济主体（私人企业或国家）负债。今天我们面对的是从信用货币转向金融货币，这与货币的完全非物质化相吻合，货币因而成为纯粹符号货币。使加密货币运动成为可能并具有重要性的，正是从受货币机构（如中央银行）控制发行的信用货币，转向取决于金融市场寡头社会动态的金融货币。 因此，在认知资本主义理论家看来，货币及其价值的决定，已不再受中央银行控制，即使欧洲中央银行与美联储这样的具体中央银行可能实施不同策略。当货币成为纯粹符号货币的那一刻，它便逃脱了任何公共审视。货币失去“公共所有之物”的地位，其价值时时刻刻由金融市场中投机活动的运作来决定。它作为支付手段、记账单位（价值尺度），以及价值储藏和金融积累手段的职能，也都逃离了控制。当其数量与发行方式由支配着日益集中的金融体系的惯例决定时，货币便沦为金融市场寡头——或者更确切地说，寡头独裁——能够施加的预期的人质。 今天我们可以说，金融货币的创造，是资本的自由意志主义共产主义的表现。因此，货币是金融生命权力的表达，因为其价值由金融惯例决定；这些惯例的治理，代表着对共同之物的征用，成为认知生命资本主义中资本剥削劳动的新形式。问题因而变成：一个加密货币网络，一旦摆脱制度约束，能否成为更大组装体的一部分， 对大型金融中介的寡头统治发起反击？换言之，加密货币网络即便扮演价值储藏的角色（如比特币），能否避免被传统金融体系吸纳？它们能否有助于解放，而非归摄；成为替代方案，而不只是另一个兼容模块？新加密货币运动将面临一项艰难任务：与更广泛的运动连接起来，推翻那些将金融化塑造为“自上而下的革命”、并把劳动变成成本越来越接近零的商品的力量关系。加密货币能否为创造克里斯蒂安·马拉齐（Christian Marazzi）所称的“共同之物的货币”作出贡献，即一种“在政治、社会与人口空间中，表达并承认诸众所共有之物的货币”？[^a13-9] 如果被设想为货币与金融生产经济的替代，Commoncoin 起初可以用作对劳动力的补充性货币支付，提高以传统货币支付的工资；也可以资助作为初次收入的基本收入，为整个被投入劳动、因而投入价值生产的生命给予报酬。一种共同之物的货币——Commoncoin 是其中的一项实验——可以重新创造一个不同的经济循环，在其中，物质与非物质生产不再由信用市场融资。从这一视角看，最简单的办法，是设想一种共有的金融机构，能够根据社会合作的逻辑生成货币；这种逻辑无法被化约为传统金融等级，也无法与之调和。换言之，我们需要一种工具，更确切地说，需要多种工具，促进重新占有由我们所有人共同创造的共同财富。 与罗伯特·席勒（Robert Shiller）和安德烈·奥尔良（André Orléan）这样的异端经济学家也不同，马拉齐坚持认为，货币创造并不会消融在纯粹模仿的空间里，而是以某种方式表达社会合作的“实体”及其主要产物：作为人类生命政治存在之表达的共同财富。在某些人看来具有当代资本主义特征的攫取主义积累模式中，这种货币以保险和养老基金、抵押贷款和贷款偿付、国债利息、福利机构私有化所带来的利润，以及通过同侪生产方式使用平台而生成的数据的商业化等形式，流入金融寡头手中。这些攫取如今又叠加在从雇佣劳动中提取剩余劳动的传统方式之上。共同之物由人的生命能力与认知能力构成：从知识到身体，从关系到感觉，从语言到运动，从感性到思维；仅仅存在这一事实，就产生了剩余生产。正如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最近所说，经济可以被视为建立在“赤裸活动”的无根之基上。[^a13-10] 在它的两个主要形态——再／生产性共同财富与认知性共同财富——中，共同之物构成认知生命资本主义时代生命被资本归摄这一过程得以组织的基础：它既是绝对剩余价值的来源，也是相对剩余价值的来源。因此，占有共同财富，意味着占有归摄生命所生成的相对和绝对剩余价值，指向超越资本主义阶段、 [^a13-9]: Christian Marazzi, ‘Summer School: La Moneta del Commune’。 [^a13-10]: Brian Massumi, The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Economy, Art Beyond Interest, Joy Beyond Reason. São Paulo and Helsinki: n-1 Edições, 2014. 迈向新的生存组织形式的必要性。从这个角度看，共同之物的货币，与不能化约为共同物品管理和供给过程的共同之物的福利（Commonfare）概念一起，构成一项革命性提议。 论证认为，如果货币能够被设计，那是因为一般智力已经演化，因此不仅能执行交换，还能执行金融功能。在当下的记账式、金融化货币形式之中，我们可以瞥见一种货币的可能性：它支撑一种以社会主义之后的福利形式为基础的人类生成经济。一种能够履行不同职能、滋养而非耗尽共同之物的新货币生态，不仅需要算法和点对点网络（比特币的创新），还需要社交插件、标签、评论框，以及处理社会数量（熵性数据）的算法；它将表达另一种主体性和社会价值，来自比经纪人、交易员、投资基金经理、对冲基金从业者等更广泛的人群。它将打破人类是利润最大化个体的观念，向人类所持有的多种价值与利益敞开，因为人是社会存在，是结社的生物，不可能不生活在社会中；人们发展联系，需要其他人的陪伴、交谈与支持，因此依赖各种要素——自然的、技术的等等——来维持并重新创造自己的存在。 ## 参考文献 Bollier David and Helfrich Silke. The Wealth of the Commons: A World Beyond Market and State, Amherst, MA: Levellers Press, 2012. Fumagalli, Andrea. ‘Digital (Crypto) Money and Alternative Financial Circuits: Lead the Attack to the Heart of the State, Sorry, of Financial Market’, in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digital-crypto-money-and-alternative-financial-circuits-lead-the-attack-to-the-heart-of-the-state-sorry-of-financial-market-by-andrea-fumagalli/. Fumagalli, Andrea and Stefano Lucarelli. ‘Cognitive Capitalism as Financial Economy of Production’, in Andrea Fumagalli, Carlo Vercellone, and Vladimir Cvijanović (eds) Cognitive Capitalism and its Reflections in South-Eastern Europe, Frankfurt, Peter Lang, 2010. Griziotti, Giorgio. ‘Biorank: Algorithms and Transformation in the Bio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in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6 February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biorank-algorithms-and-transformation-in-the-bios-of-cognitive-capitalism-di-giorgio-griziotti/. Hardt, Michael, and Antonio Negri. Commonwealth. Cambridge, MA: Belknap Press, 2011. Lazzarato, Maurizio. Les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Lucarelli, Stefano. ‘Il principio della liquidità e la sua corruzione. Un contributo alla discussione su algoritmi e capitale’, in Quaderni di San Precario, 4 February 2014, http://quaderni.sanprecario.info/2014/02/il-principio-della-liquidita-e-la-sua-corruzione-un-contributo-alla-discussione-su-algoritmi-e-capitale-di-stefano-lucarelli/. Marazzi, Christian. ‘Summer School: La moneta del comune’, Uninomade 2.0, 13 September 2012, http://www.uninomade.org/moneta-del-comune/. Massumi, Brian. The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Economy, Art Beyond Interest, Joy Beyond Reason. São Paulo and Helsinki: n-1 Edições, 2014. Morini, Cristina. Per amore o per forza. Femminilizzazione del lavoro e biopolitiche del corpo. Verona: Ombre Corte, 2010. Piironen, Pekka and Virtanen, Akseli. ‘Democratization of Finance: An Interview’, Robin Hood Minor Asset Management, http://www.robinhoodcoop.org/pages/democratization-of-finance-an-interview. Roos, Jerome. ‘In Each Other We Trust: Coining Alternatives to Capitalism’, Roarmag.org, 31 March 2014, http://roarmag.org/2014/03/moneylab-conference-alternative-currencies/. Scott, Brett. The Heretic’s Guide to Global Finance: Hacking the Future of Money. London: Pluto Press, 2013. Terranova, Tiziana. ‘Red Stack Attack! Algorithms, Capital and the Automation of the Common’, Euronomade, http://www.euronomade.info/?p=2268. ______.‘Social Unionism and Digital Labor in the Transnational Space of European Austerity’, Euronomade, http://www.euronomade.info/?p=3416. Vercellone, Carlo. ‘From Formal Subsumption to General Intellect: Elements for a Marxist Reading of the Thesis of Cognitive Capitalism’, Historical Materialism 15.1 (2007): 13-36. # 热量交换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 # 热量交换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 ## 灼热的比特 这是一个关于两种美丽抽象实体的故事：它们笨拙地挣扎着，要在现实宇宙的约束中存在。这两种实体叫作货币与导线。像诺斯替主义的力量一样，它们只是自身可能形态的粗糙版本，被其他形态的幽影萦绕：完美信息、恒久价值、无损传输。今天在读到这里之前，你几乎肯定已经与它们相遇。接下来讲述的，是它们如何在加密货币的起源中相遇的历史，以及它们能告诉我们什么：计算机如何计算，货币如何保有价值——它们恰恰如何从那种充满摩擦、无法达到我们模型的失败中，获得力量与坚实性。 先从导线说起。这里用单数，是因为它毫无个体怪癖和辨识特征，就像一个柏拉图式球体与另一个一样，如公理般精确。工程师兼科学家丹尼·希利斯（Danny Hillis）曾参与制造大规模并行超级计算机“连接机”（Connection Machine），他把导线描述为一种“无成本、无体积的理想化连接”。[^a14-1] 你把数据放进导线的一端，数据便出现在一个或多个别的地方。它瞬时传输、价格低廉、微乎其微，而且不耗散功率。它可以与物理学入门中的无摩擦平面和无质量滑轮，在同一本商品目录里订购。它对思考和设计极为有用，但遗憾的是，它必须与我们共享这个宇宙。因此，导线传输可以几乎等同于瞬时，但在理想条件下，信号传播一米仍需略多于3纳秒。把不那么理想的介质、交接、交换与切换系统考虑进去，你就能实现最早、也依然最优美的“电话飞客”技巧之一：把一通电话从一个中继接到另一个，绕地球一周，最终接回同一房间里的另一条电话线。两部电话放在桌上，你对着一部说话，声音就会在短暂延迟之后从另一部传出，使整个地球成为你的 Echoplex 回声效果踏板。[^a14-2] 理想导线是瞬时的，但现实中的导线需要时间，无论多么短暂。导线有成本，无论多么廉价；它们占据空间，而且必须耗散功率——这意味着产生热量。 从实际角度说，计算工作就是管理热量的工作。计算史也是空调与温度控制的历史。你可以从任何地方讲起：查尔斯·巴贝奇（Charles Babbage）发现，他那台可编程、可计算的差分机，其齿轮产生的摩擦大到足以挑战维多利亚时代加工技术的极限，因为他力求避免“机器发生任何失调的可能性”， [^a14-1]: William Daniel Hillis, The Connection Machine, PhD diss.,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ambridge MA, 1985. [^a14-2]: Ron Rosenbaum, ‘Secrets of the Little Blue Box’, Esquire Magazine, October 1971. [^a14-3] 从而避免计算结果失准。在早期电子计算机中，如何把一次计算的结果保存在工作存储器中，使它可以反馈到正在进行的运算里，是一个挑战。这个挑战催生了奇妙得近乎不可思议的延迟线存储器：它利用循环波的传播，就像你在寻找笔写下电话号码时，不断对自己重复那个号码一样。当然，要让它奏效，你必须可靠地知道，发出的波多久才能返回；这意味着必须在恰好正确的温度下使用恰好正确的流体。对于计算来说，让事物在时间上就位，意味着让它们在空间中就位，并清楚掌握声速。因此，装满闪亮水银的管子外缠着线圈，把温度保持在40摄氏度，储存着灼热而喧闹的比特。（UNIVAC I 专门留出一些声脉冲，用来确认传播速度正确，并据此调节温度：这种恒温器用时间来描绘空间，而空间又反过来成为热量的指标。[^a14-4]）“喧闹的比特”是字面意义上的：许多误差或噪声来源，例如管内壁反射，都必须考虑在内；而延迟线管子本身也相当响亮，为算法运行打出咔嗒作响的节拍。 多年间，噪声来源从离散转为连续，从热水银中滚动的一道道分明的波，变为空调的轰鸣，也就是计算工作正在进行的声音。电流通过导体会产生焦耳热：电子与原子离子碰撞，释放动能，产生的热量与电流的平方成正比。例子随处可见，最明显的就是白炽灯泡温暖的光芒；灯丝由于对流经电流的电阻而发亮。使用真空管建造的数字机器大量散热；真空管类似灯泡，以导通或关闭状态保存计算状态。EDVAC 有3,000多只真空管，需要一套空调，其耗电量约为计算机本身的一半。[^a14-5] 在普林斯顿的夏天，照料 ENIAC 就像在船舶锅炉舱里工作：它“运行时非常热”，[^a14-6] 需要专门的制冷装置，而且不断发生故障；弄脏 IBM 穿孔卡片的黏稠物，则是从屋顶融化滴下的焦油。空气以每分钟4,500立方英尺的速度吹过机器，而新泽西潮湿的空气又使冷却盘管结冰。[^a14-7] 与早期个人计算机截然不同的“庞然大铁”——那些大型主机——确实像台座或立石一样矗立着，内部包含为最大化处理能力而作出的复杂工程与设计选择；它们必须嵌入一种能够维持其运作的热管理架构。IBM 704 仍使用真空管，但已具备浮点运算能力；它被用于语音合成实验，后来启发了库布里克《2001：太空漫游》中 HAL 9000 的临终场景。 [^a14-3]: Unsigned obituary, ‘Charles Babbage, Philosopher’, Van Nostrand’s Engineering Magazine, October 1871. [^a14-4]: Sperry Rand Co., UNIVAC I Maintenance Manual For Use With UNIVAC I Central Computer, sections 1-75 to 1-99, New York: Sperry Rand Corporation, 1956. [^a14-5]: M.D. Godfrey and D.F. Hendry, ‘The Computer as von Neumann Planned It’, IEEE Annals in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15.1 (1993): 13. [^a14-6]: Charles Schrader, History of Operations Research in the United States Army, Vol. I 1942-1962, Washington D.C.: CMH Pub 70-102-1, 2006. [^a14-7]: George Dyson, Turing’s Cathedral: The Origins of the Digital Universe, New York: Vintage, 2012. HAL 那首忧郁的歌在诡异的安静中继续着，大概因为它可以把废热排向太空。[^a14-8] 现实中的704则需要空调设备轰隆作响：兰德公司安装的那台机器，整个地板下的静压空间都用于向上输送冷空气，穿过机柜，掠过真空管。[^a14-9] 麻省理工学院的704装有空调故障警报，这样工程师便能像电视剧中的急诊医生一样冲进来，扯下机箱面板，防止“病人”过热。[^a14-10] 随着晶体管和集成电路把这些占满房间的架构，压缩成拇指甲或邮票大小、用光刻技术微观蚀刻的芯片，问题变得更加严重：芯片如今必须把热量从自身内部、从陶瓷与塑料封装中排出去，包住它们的整台机器又必须继续处理这些热量。摩尔定律意味着，一块芯片能够容纳的晶体管数量每18个月翻倍；每次翻倍，都意味着又有一道功率耗散门槛需要跨越。第一代 Cray，是一台面向需要处理海量数据的科学项目的超级计算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获得了序列号为001的测试机），由西摩·克雷（Seymour Cray）领导的团队开发，是热管理的杰作。它把高速集成电路背靠背地置于铜板上，铜板再安装在氟利昂管道上；氟利昂是杜邦生产的一种如今受到限制的制冷气体，其工作方式类似空调盘管。[^a14-11] 每个“模块”，也就是一叠电路板的中心，温度都绝不能超过65°C，因此铜板、金属条与制冷系统连接到计算机房外两台二十吨级压缩机上。制造进度之所以延误，是为了把泵送系统调试妥当；最初 Cray-1 的所有专利，都涉及冷却方面的创新。《电子世界争霸战》（Tron）中清凉、冰蓝色的虚拟世界——部分画面由 Cray-1 渲染——其实建立在一大片灼热空气之上。 这种热量后来成为个人计算日常实践的一部分：当你按下保存 Photoshop 文件的快捷键，程序一顿、卡住，接着风扇猛然启动，这一刻便宣告了它的存在。运行高端图形的 PC 游戏玩家开始组装改装赛车般的机箱，配备涡轮似的风扇，甚至把部件装进冰箱；外层玻璃上的冷凝雾气，使元件闪亮的边缘变得柔和。想用笔记本电脑的玩家可以买或组装定制机器，比如克里斯蒂安·桑德维格（Christian Sandvig）的 Sager 笔记本，其主板覆着铜。当系统切换到强大的桌面级显卡时，“会发出像喷气发动机启动一样的声音，从那以后，坐在我左边的人就一直沐浴在热气流中”。[^a14-12] 或者，像社会学家 danah boyd 那样，需要笔记本形式的大量计算工作的人，可能会烫伤大腿，然后盼着一次固件升级。[^a14-13] [^a14-8]: Geeta Dayal, ‘Max Mathews (1926-2011)’, Frieze, May 2011, http://blog.frieze.com/max-mathews/. [^a14-9]: Willis H. Ware et al., RAND and the Information Evolution: A History in Essays and Vignettes, Santa Monica: RAND, 2008. [^a14-10]: Steven Levy,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Sebastopol: O’Reilly Press, 2010. [^a14-11]: James S. Kolodzey, ‘CRAY-1 Computer Technology’, IEEE Transactions on Components, Hybrids, and Manufacturing Technology 4.2 (June, 1981). [^a14-12]: 与作者的私人通信。 [^a14-13]: danah boyd, ‘Blotchy Burns on My Legs from my Macbook’, Zephoria, 9 September 2007,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07/09/09/blotchy_burns_o.html. 对许多人来说，如今计算产生的热已不像过去那样成为日常体验，但这不是因为热问题已被解决、比特已能无阻力移动。越来越多繁重计算被转移到云端。手机、平板电脑和上网本之所以能够如此轻薄，并保有现有续航，是因为它们依靠别处完成重活：例如瑞典、芬兰，以及太平洋西北地区较高纬度的地方，在那里，大型服务器群可以通过寒冷空气和地热能源来冷却。[^a14-14] 无论在极光之下，还是在纽约夏日的下城 AT&T 大楼内，服务器机架都被安排在各自冷热通道构成的热管理架构里。这种结构确保空气稳定流动，使每分钟的立方英尺通量尽可能高，像河流一样奔涌，把机器排出的热带走。[^a14-15] 在铁丝网后、贴着标签并用扎带捆好的以太网电缆主干下，流动空气的布局与精心选择的温度梯度，意外地创造了一个不断运动的伊夫·克莱因（Yves Klein）式“空气建筑”。 西摩·克雷的另一项专利，涉及使用3M公司名为 Fluorinert 的液体来浸没冷却电路板：“遗憾的是，除非能成功移除如此高密度电路组合产生的大量热量，否则这种理论上可能实现的高密度，在实践中无法达到。”[^a14-16] 香港就有这样一套装置：装满成排电路板的槽内，惰性液体在沸腾；这种液体不导电，因此对计算机部件是安全的。但这些芯片不是在计算气候模型，也不是在为电影里的飞艇渲染多边形。它们在解决一组任意设定的难题，以生成数据哈希值——也就是说，它们在挖比特币。[^a14-17] ## 让货币成为货币 “超级美元，”一名欧洲刑警组织反假币官员说，“不过是美国政府以外的人制造的美元。”[^a14-18] 他说的是被称作“超级伪钞”（Supernote）的假冒百元美钞，据信源自朝鲜；它们很可能由柏林墙倒塌后从东德继承的精良印钞机大量印制，那些机器原先曾为急需现成外汇的间谍活动筹措经费。超级伪钞制作精美。事实上，有一批钞票与美联储发行钞票之间极少数可辨别的差异之一，竟是若干极微小的图景刻画得过于完美：线条比应有的更锐利、更清晰；即便如此，也只有训练最有素的货币专家借助放大镜才能看出来。[^a14-19] 这直指通货奇特性质的核心，直指信任这一多层次的问题。我们相信自己递出的纸币是真的——明知是假币而使用是犯罪——也相信发行纸币的机构不会印得过多，并相信货币总体上会保持 [^a14-14]: Nicole Starosielski, ‘Digital Media: Hot or Cool?’, Flow 15.5 (January, 2012). [^a14-15]: Rongliang Zhou et al., ‘Modeling and Control for Cooling Management of Data Centers with Hot Aisle Contai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SME 2011 Internation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gress & Exposition, November 2011. [^a14-16]: Seymour Cray, ‘U.S. Patent No. 4,590,538: Immersion Cooled High Density Electronic Assembly’, United States Patent Office, 18 November 1982. [^a14-17]: Xiaogang Cao, ‘Visit of ASICMINER’s Immersion Cooling Mining Facility’, Bitcoin Forum, 25 November 2013, https://bitcointalk.org/index.php?topic=346134.0. [^a14-18]: David Wolman, The End of Money: Counterfeiters, Preachers, Techies, Dreamers – And the Coming Cashless Society, New York: Da Capo, 2012. [^a14-19]: Stephen Mihm, ‘No Ordinary Counterfeit’,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3 July 2006. 其价值。我们需要信心，而纸币必须通过安全技术与公共保证的结合，来体现这种信心。 因此，纸币一旦显得破旧，就会退出流通；每一张钞票也都嵌入物质稀缺性与复杂性的网络中，使它能够满足铸币机构和中央银行的标准：容易生产、容易验证，却极难复制或伪造。熟悉计算机科学中 P 与 NP 问题的人，会在这里听出某种结构上的相似性。有一些问题，计算机可以迅速判断某个解是否有效，却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自己解出；因此，它能够迅速验证一个私钥是否是解开加密信息的正确答案，但要自行得到这个正确答案，却可能需要极为漫长的时间。货币制作中的所有劳动——反应性油墨、安全线、特殊纤维、水印和全息图——都是为了使一个机构能够成百万地生产货币单位，数量足以让一个国家乃至国际贸易流动都拥有充足的现成货币，而另一个机构却连生产一个这样的单位都十分困难。 当然，什么使货币成为货币，是一个极其复杂而抽象的问题；在最深处，它触及人类共同体与沟通本身的基础：语言、共享理解、信任，以及交换这一概念所包含的一切。我们可以讲述香烟的故事，或者丝绸之路上双峰骆驼背上漂亮、雪白的盐块的故事；我们可以引用约46,000年前地中海盆地周围用马鹿珠状牙齿制作珠饰的交易网络，也可以谈《魔兽世界》中的金币。[^a14-20] 但为了本文的目的，让我们保持简单。货币，就是能作为货币流通的东西，也就是你能够交出去换取其他东西的东西；而其中很大一部分，但并非全部，取决于主权者的决定。主权者，无论是戴王冠的君主，还是代议制政府授予中央银行的权威，都有铸币与发行权。例如在美国，他们可以依法规定：你所欠的债务，可以用美元清偿，债权人不能坚持要求你用欧元、黄金或可可豆支付。他们可以监管谁被允许生产能够流通的货币，以及在何种条件下生产。这显然、也毫无疑问地涉及权威，但同样涉及信任与信心。 “正是同样的无知，使我大胆地断然否认各种鬼故事的真实性，”这是康德在评论神秘异象家伊曼纽尔·斯威登堡的小书中说的话，“但又带着一种通常、虽然古怪的保留：尽管我否认其中的任何一个，我对它们合起来的整体，却仍有某种信念。”[^a14-21] 我开始拍摄在咖啡馆、电影院、杂货店和其他大量使用现金的地方看到的小告示，告示宣布不再接受100美元钞票，有些还不接受50美元钞票。这些告示常挂在收银台后另一类标牌的前面，后者列出识别假钞的特征，并提供热线电话号码。我们很容易不信任某一张钞票，却 [^a14-20]: Daniel Lord Smail, Mary C. Stiner, and Timothy Earle, ‘Goods’, Deep History: The Architecture of Past and Present,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12, pp. 219-240. [^a14-21]: Immanuel Kant, Dreams of Spirit-Seer by Immanuel Kant and Other Related Writings, trans. John Manolesco, New York: Vantage Press, 1969. 仍相信“它们合起来的整体”。这种一般性的信任何时开始转变，是个迷人的问题。看看韦斯利·韦伯（Wesley Weber）：他伪造的加拿大百元钞票数量之大，使得在新版发行之前，加拿大百元钞票在许多大城市里实际上难以花出去。（在这一背景下，我们也可以看看“伯恩哈德行动”：纳粹计划伪造英格兰银行纸币，为间谍活动和进口提供资金，并在英国上空大量空投，以通胀和对货币的不安全感摧毁经济。）一般意义上的货币信任，有更广泛的原因：从参与想象的共同体，到“能够通行流通”这一简单事实——共同体内部形成共识，认为在此地被接受付款的东西，可以在彼地兑换。但其中一部分原因是技术性的：嵌入货币本身的信任技术。 美国“自由之子铸币厂”（Suns of Liberty Mint）的一位铸币师，向我描述了也许是最简单的一种信任体验：“银就是银，重量就是重量。”[^a14-22] 他概括了一个完整世界，一个如今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已经消失的货币经验世界，它围绕对金属亲身而经验性的检验建立：咬一枚硬币，用秤或手掌掂量，敲击以听其鸣响。在皇家铸币厂的“币样检验”（Trial of the Pyx）等活动中——更准确地说，地点是伦敦金匠公会大厅——专家们仍如数百年来一样聚集起来，检验铸币厂发行的硬币，进行这一过程远为精细的版本。然而，即便对非专家而言，金属货币也包含一些机制，让价值评估成为可能，例如硬币边缘细密狭窄的刻槽，即“滚边”或“齿边”。这使人能够轻易看见、或用指尖摸出，一枚硬币是否被“剪边”：有人用利刃刮去其中一部分贵金属，使硬币仍能按面值使用，而剪边者则保留少许金属本身的价值。 纸币使这些挑战更进一步：我们通过手感、紫外线下或特殊验钞笔的反应来识别真钞（验钞笔实际上并不识别有效纸币，而是对彩色复印机和打印机所用碳粉的特性产生反应）；也通过光学技巧（转动时在绿色与黑色之间变化的油墨）及全息图、尺寸、质地来识别：不论是棉纸上凹版印刷细腻而略有颗粒的触感，还是塑质钞票挺括、光亮的质感；还有安全线等特殊纤维与水印。即便如此，假钞仍然容易流通得令人吃惊。电影、电视与舞台道具钞票的权威参考资料，抓住了这个问题。[^a14-23] 这些钞票必须在镜头中看起来像样——塞满公文包、被反派炫耀，诸如此类——但很少会有特写，所以制造它们的工厂找到了许多方法，明确表明它们并非真钞。它们会印上虚构的政治人物、乱码文字、拼错的单词，甚至“仅供电影使用”之类警告，尽管采用与钞票相适应的字体和颜色，以免被观众注意。即便如此，道具钞票仍被拿去花过。负责监管道具钞票生产的一名特勤局探员说：“只要它是绿色的，上面写着20，就会有人收。”[^a14-24] [^a14-22]: 与作者的私人通信。 [^a14-23]: Fred Reed, Show Me the Money!: The Standard Catalog of Motion Picture, Television, Stage and Advertising Prop Money, Jefferson, NC: McFarland, 2005. [^a14-24]: Richard Fausset and Andrew Blankstein, ‘Films’ Fake Cash Can’t Look Too Real’, Los Angeles Times, 6 June 2001. 电子数字化与复制的问题意味着，如今通货不只是具有特定特征的纸币，还作为一组国际协议存在，嵌入彩色复印机、打印机以及 Photoshop 等图像编辑系统的软件与固件中。“欧姆龙环”（EURion Constellation）是一种点状图案，其排列会触发复印机内置的货币识别系统，使机器无法复制该物件。[^a14-25] 如果你手里拿着墨西哥20比索钞票，它就是贝尼托·华雷斯头像旁带状区域中的小黄色圆圈；在10欧元纸币上，它们隐藏在拱门的视觉呼应之中；美国20美元纸币则把它们藏在小小的黄色“20”里。这是一个相当明显的策略，而使纸币得以被识别、以致 Photoshop 不允许扫描和修改它的特性，仍在被研究。[^a14-26] 为了应对伪造问题，即使实体通货也必须在由协议和共同标准构成的政治框架中，以数字方式发挥作用，防止其作为物件的真实性受到质疑。 当然，信心与信任问题的另一面，是合法货币生产者的行为。他们会不会印得太多？会不会印得太少？文化史家贝恩德·维迪希（Bernd Widdig）指出，魏玛恶性通胀经验最关键的象征之一，就是纸币数量本身的庞大：成捆扎好的钞票堆满墙边，由职员清点；贬值的钞票按重量出售，用作燃料。[^a14-27] 合法性的危机，也就是对新货币发行的信心危机，体现在纸币本身的物质属性中。有时纸币还油墨未干，就被匆忙送往银行和企业，成为拼命赶在通胀螺旋前面的物理指标；纸币上被加盖额外的零；在最恶劣的条件下，有些纸币只印一面。货币的重量和体量，直接而具体地表达了它多么不值钱：人们不会愿意收集它，正如不会想一抱抱地收集秋天潮湿腐烂的落叶。恶性通胀、通胀不足、货币黑市——委内瑞拉、波兰、阿根廷、巴西、台湾——信任与信心既是单张纸币本身的问题（这一张好吗？），也是全体纸币的总体问题（它会保持稳定吗？）。非法生产者以每1美元面值仅几美分的价格，把整砖钞票卖给专业人士，后者通过赌场、餐馆、自助洗衣店和零售业洗入市场；合法生产者也可能令货币价值涨得过高，或跌得过快、过低。双方都推动了这一问题。 银就是银；钞票就是钞票。对货币的信任，还能建立在什么基础上？ ## 信任灯泡 “我受够比特币了，”匿名发帖者写道，“钱倒是容易赚，但不值得忍受这些热量——真的是字面意义上的热。”[^a14-28] 这段话发表于2011年夏天，当时比特币挖矿仍多少算是容易赚钱的事。发帖者讲起一段 [^a14-25]: Javier Nieves, Igor Ruiz-Agundez, and Pablo G. Bringas, ‘Recognizing Banknote Patterns for Protecting Economic Transactions’, 2010 Workshops on Database and Expert Systems Applications, 2010. [^a14-26]: Steven J. Murdoch, ‘Software Detection of Currency’, http://www.cl.cam.ac.uk/~sjm217/projects/currency/. [^a14-27]: Bernd Widdig, Culture and Inflation in Weimar Germany, Oakland: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1. [^a14-28]: [Dubz mining], ‘had 4 machines’, 4chan.org, 2011-07-01 06:08. 苦难经历。发帖者在卧室里运行挖矿设备：四台装有“超频5850”的机箱，也就是配备针对某些类别运算优化的芯片的显卡；通过调整时钟速度，即执行这些运算的速率，其性能被推到预设上限以外。这些芯片被用来生成交易数据的哈希值，满足算法设定的不断提高的难度，从而解答比特币系统提出的难题。哈希是计算机科学中十分成熟的产物，是从任意长度数据生成固定长度数据的方法。而且，就像上文提到的 P 与 NP 问题一样，适当配置的哈希问题，求解可能耗时，但当你想检查是否得到正确答案时，验证却很快。 从化名“中本聪”的人最初传播的论文，到如今经过改进和实施的状态，比特币系统以相当巧妙的方式利用了这一特性。更确切地说，它从亚当·巴克（Adam Back）的 Hashcash 提案等既有系统中，采用了一种哈希机制。那些系统在某些方面概念更直截了当，也更容易理解，所以我们先从那里说起。[^a14-29] Hashcash 是一种应对垃圾邮件问题的设想，也有其他用途。如果为邮件内容、收件人及发送时间戳生成一个独特哈希值，需要花一点时间，而验证邮件所附哈希是否正确却几乎不费时间，那么你就能够有效地对某人可发送的邮件数量“限速”。当你给我发送一封邮件时，我甚至不会注意到，我的邮件客户端检查了邮件是否包含一个准确、唯一、专属于该邮件的哈希值；你也不会注意到你的机器生成了它。只有当你一次发送几十万或几百万封邮件时，这才会成为问题——垃圾邮件发送者必须这么做，才能把网撒得足够大，经济合算地捕获上当者与天真者。此时，所有这些小哈希计算累加起来，就使海量发送邮件变得沉重。你的计算机会大幅变慢，风扇启动，热浪从散热口滚滚涌出。 现在想象，你有一个交易货币的网络，依靠所有节点——也就是参与网络的每个人——来验证发生的全部交易都是准确而正当的。为了维持信心，你需要确认没有人在制造假钱，也没有人把同一笔钱花上多次。也许可以让所有节点投票，确认每笔交易都准确符合它们记录中应当发生的情况。但如果一个恶意参与者控制许多节点，大量投出虚假票数，为不良交易背书，什么能够阻止它？你可以对验证过程限速。比特币系统的参与者，更准确地说是他们的机器，收到更新的交易账本后，就开始为数据生成海量哈希值，寻找符合不断提高的难度标准的那个值。一旦找到，就把“答案”推送到网络上，由其他人迅速确认；那一组交易被加入主账本，也就是区块链；他们则获得一批新铸造的比特币，以及这一轮交换所关联的全部交易费用。因此，若要自行确认一个交易区块，欺骗所有其他人 [^a14-29]: Adam Back, ‘Hashcash – A Denial of Service Counter-Measure’, 2002, http://www.hashcash.org/papers/hashcash.pdf. 同意你，仅仅控制一群虚假投票者是不够的：你必须能够完成超过网络中其他所有人51%的计算工作，才能在生成数据哈希时持续比他们更早猜中。[^a14-30] 对这个系统还存在其他攻击类型，最显著的是“自私挖矿”协议：它利用账本中的决策过程，操纵何者被视为最终区块链。[^a14-31] 虽然这些危险十分真实，但并不削弱这个观念的趣味：利用以计算形式表达的数学限制，建立一种严格的时间机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信任。 “挖矿”——也就是交易验证过程——所生成的比特币，是新比特币的唯一来源。这意味着难度逐步提高，就像新货币发行的节流阀，使比特币整体上实际具有通缩性，且其表达方式近似奥地利经济学派的教派语言。在早期，用户加入这个新网络，采纳者会得到系统相对容易发放的奖励；随着更精密的硬件及相关强大矿机和卡特尔纷纷加入，挖矿所需工作也相应增加。实践中，这很直观：随着难度攀升，系统会定期要求数据的哈希值再增加一个零。这使找到正确哈希的概率相应下降：现在，仅找到对数据有效的哈希还不够，还得是像这样的有效哈希： ‘00000000000000002b2d53213b1c58a82f728e2c80583f769436d6a2177c48d82’ 开头一口气包含整整十六个零。靠猜测碰上这样一个数，就像指望一群生活在丛林树冠中的黑猩猩修好坠毁的直升机。要在网络中其他人抢先之前得到这些字符，从而获得新比特币和交易费，你需要以每秒千兆哈希衡量的机器，也就是每秒生成数十亿个可能的哈希值。这把我们带回那位在卧室里寻找轻松财路的匿名比特币矿工。 所有这些计算工作都不是免费的，甚至不便宜。早期，使用自己计算机的 CPU 就能挖比特币。满足系统要求的硬件很快升级到 GPU，也就是更适合大量生成哈希值的显卡；随后又迅速升级到 ASIC。这些专用集成电路可以为一种特定工作定制：不仅大量产出哈希，还精确满足比特币的约束。所有这一切都消耗电力，而所有这些电力以及随之产生的焦耳热，意味着一个全新而可怕的散热世界需要管理。那位拥有四台 Radeon 5850 显卡矿机的不幸矿工，起初天气还不错，因此房间“温暖，但能忍受”；不过，机箱风扇已经满速运转到100%。某一天天气更热，到他或她幸运地醒来时，已经 [^a14-30]: Joshua A. Kroll, Ian C. Davey, and Edward W. Felten, ‘The Economics of Bitcoin Mining, or Bitcoin in the Presence of Adversaries’, The Twelfth Workshop on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WEIS 2013), June 2013. [^a14-31]: Ittay Eyal and Emin Gün Sirer, ‘Majority is not Enough: Bitcoin Mining is Vulnerable’, arXiv:1311.0243v5 [cs.CR], November 2013. 中暑。他或她被紧急送进急诊，接受冰敷和补液；故事以永久性轻微脑损伤告终，因为大脑在颅骨内肿胀，仿佛刚刚从一场凶猛的疟疾高热中死里逃生。 比特币第一波流行期间的照片，那些人们怪异得令人惊叹的自制矿机图像，实际上都是临时拼凑的热管理照片。箱式风扇、大段通常用来排放干衣机废热的波纹软管、岌岌可危地架着的空调，以及直接搁在电路板鳍片散热器上的 USB 风扇，比比皆是。关于早期比特币信徒改接家中烟道，让产生哈希的热空气在冬天循环流遍房屋的故事，也层出不穷。如今的大型挖矿项目，例如冰岛雷克雅内斯拜尔的 Cloud Hashing，以及华盛顿州的 MegaBigPower——该州因水电大坝众多而拥有美国最低电价——其建造思路类似前述服务器群：围绕冷热通道的高效热传递来组织，设备贴有整齐标签，锁在穿孔金属板制成的笼架里，LED 灯闪烁发光，以太网插口一排排排列。[^a14-32] 冰岛、芬兰、瑞典、太平洋西北地区：在这篇有关加密货币与热量的概述中，有一个细节被遗漏了，它很容易被忽略，因为太大而看不见。每一种冷却系统，实际上都只是热量再分配系统，把热量从此处——公寓、冷藏卡车车厢或铁路车厢、计算机机箱内部——转移到彼处。而“彼处”最终总是同一个彼处。地球的热系统——大气圈、水圈、冰冻圈、岩石圈、生物圈——是最终热汇，既接收耗散的热，也接收把热从此处搬到彼处所产生的排放。这往往是碳，是煤或汽油燃烧的结果：它们提供电力，维持风扇运转、制冷剂在盘管中泵送，也让电流穿过芯片，生成那些每秒数十亿次的哈希。这个局面的讽刺意味谁都看得出来：一种“虚拟”货币，不需要推土机挖出的银行金库、怠速停着的运钞车，或70吨重的胶印机，却以冷却和计算工作的形式消耗大量电力。而且，这些“工作”除了限制新币发行、维持区块链可信度之外，毫无其他用途；就像人们评价一个讨厌的人那样，这是一个为了难而难的系统。为此定制的 ASIC 机器不能用于其他事情；如果比特币作为货币彻底失败，它们也无法改装来模拟蛋白质折叠或合成特效。有些比特币衍生币，也就是替代币，整个项目就是为了消解这种无用感；例如 Primecoin 利用工作量证明过程，寻找具有数学意义的素数链。[^a14-33] “大量”：整个比特币系统究竟消耗多少电力？这个争论激烈的话题，充斥着不可靠的粗略估算和计算。关于比特币耗电与碳足迹的夸张上界估计——相当于整个塞浦路斯国家！占全球碳排放总量的0.03%！——[^a14-34] [^a14-32]: Cloudhashing, https://cloudhashing.com/；MegaBigPower, https://megabigpower.com/。 [^a14-33]: “Sunny King”（化名）, ‘Primecoin: Cryptocurrency with Prime Number Proof-of-Work’, 7 July 2013, http://primecoin.io/bin/primecoin-paper.pdf. 依据的是不同形式挖矿设备所需电力差异极大的数字。评论者查看当下的千兆哈希速率，把假定最流行的挖矿设备每千兆哈希的耗电瓦数粗略平均，眯着眼一算，就得出惊人的数字；然后再猜测挖矿发生在哪些国家，把这些兆瓦时换算为碳排放。[^a14-35] 相比之下，下界估计往往掠过了那些不属于在 ASIC 板上推动电子的工作、却属于外围基础设施的问题：所有那些空调。许多最大的挖矿企业享有显著的规模经济，并提到各种高效负载均衡和能源管理系统；当然，这些系统全都是专有的。确凿数字很难获得。 此外，我们所拥有的数字，往往被置于一种隐含的道德框架中：比特币工作是“浪费”，相对而言，真正有用的计算工作则是运行多人网络电子游戏、串流播放《雪地狂奔2》（Snow Dogs 2）和深不见底的色情海洋，以及代理和投放广告；更不用说空房间里开着的电视与灯、半空的冰箱、能源效率低下的住宅，以及时代广场广告招牌的耗能。与加密货币倡导者交谈时，传统通货的能源预算问题经常出现。他们说，想想所有那些自动取款机、佩带手枪的保安、来自各铸币机构和储备银行的运输，以及装满数百箱25美分硬币的运钞车吧，每箱面值500美元，重量略多于11公斤。我们还可以加上开采贵金属所造成的、宛如异星的毁坏景观，成山的尾矿，以及氰化物、水银和其他重金属的污水池。与为了得到一盎司黄金而生产和倾倒的数十吨废矿相比，在寻找区块认证时浪费的数十亿次哈希，可能显得相当轻微。 把视野拉远到这个尺度——我们把比特币挖矿与通货流通的总成本权衡，并追踪热量从芯片内部一直流转到对流层顶边缘——就能看到一种有用的相似性。保罗·爱德华兹（Paul Edwards）写道：“‘计算摩擦’表达的是始终必须克服的阻力，是在报酬到来之前始终存在的、与数字展开的社会技术斗争。”[^a14-36] 这句话贴切得惊人，虽然在这里稍稍脱离了原语境，却富有启发性。爱德华兹在《巨型机器》（A Vast Machine）中，讨论的是另一种热管理：记录、建模和理解全球气候的劳动，尤其是温度问题，因为所有加入的碳（还有甲烷及各种氢氟碳化物），正在改变这个行星热汇的属性。要理解爱德华兹描述的项目，我们必须理解用数据做事有多难：把数据变成有用的格式，而随着系统和平台升级，格式本身也是不断移动的目标；检查和储存数据，把它送到需要的地方，用于运算，并维护有关数据的语境知识。数据摩擦、元数据摩擦、计算摩擦——想想调试、维修、特征提取，想想在复杂度与分辨率互相取舍的建模过程中，如何挣扎于海森堡式的极限。 [^a14-34]: Guy Lane, ‘Bitcoin’s Carbon Footprint is out of Control’, 19 December 2013, bitcarbon, http://www.bitcarbon.org/bitcarbon/. [^a14-35]: Michael Carney, ‘Bitcoin Has a Dark Side: Its Carbon Footprint’, PandoDaily, 16 December 2013. [^a14-36]: Paul Edwards, A Vast Machine: Computer Models, Climate Data, and the Politics of Global Warming,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10. “这不是程序错误，这是未写进文档的功能！”这是一则老程序员笑话：这个奇怪、出乎意料的问题，其实（从合适角度看）是一种功能——每当你试图同时编辑 n+1 份文档时机器就崩溃，这是一项有用功能，提醒你到外面散散步。本文讨论的是两个大“错误”，加密货币平台把它们重新塑造成互补功能。按爱德华兹观念最字面的层面理解，计算摩擦把计算工作令人沮丧的天花板，变成了地板、基础，使某种制度可以建立其上。货币那种令人沮丧的不真实感——任何一张钞票是否真实，以及对整体发行的信任——被明确呈现出来，并获得了功能性；有缺陷的开源代码，把对构成区块链账本的所有交易的信任，变成对新货币信任的基础。（什么使货币成为货币？热。什么使热有价值？它被当作货币的基础。） 换言之，在这个系统中，宇宙的纹理——粒子的运动，电子与离子的碰撞——成为社会机制运作的一种摩擦制动器。焦耳热曾被用作可见光的来源，如今则被改造成信任的来源，一只“信任灯泡”。像白炽灯泡一样，它主要产生热，但信任是其副产品。比特币如今背负的政治包袱横跨一整条光谱：一端的人希望它“无聊”，成为受监管、被征税的支付通道；另一端的人努力使它成为世界上巨大而富于生产力的混乱之源，成为推倒国家主义制度的阿哥拉主义社会的基础设施。如果我们暂时抛开这批复杂的政治货物，它就显现为一种把计算与货币联合起来的优雅、几乎形而上的平行建构。[^a14-37] 两者都是极其日常的事物，却会因几个切中要害的问题而变得神秘。究竟是什么赋予货币价值？它不建立在任何实物之上，却又真实到足以塑造或扭曲一个人的人生或一个社会的历程。一个物理系统何时在计算？几乎任何东西都可以成为“货币”，推动构成债务与信用的那些协议。只要有足够时间，我们就能用火柴盒里的小石子、管道中的水、木棍和绳子，或按规则行动的元胞自动机来计算。[^a14-38] 加密货币发展的迂回巧思，在于认识到：计算与其物理基底摩擦、生热的那个尴尬接合处，恰恰就是一种新货币能够建立的地方，成为观念、信心、信任与物质基础之间不甚合身的连接。正因为它们无法成为我们所理解的完美抽象模型，才为一种有希望的新形式提供基础，让它们在各自的不足中相遇。这个仅由热空气、技术巧思与社会迷恋构成的气球，升向开阔的天空。 [^a14-37]: Tom Simonite, ‘The Man Who Really Built Bitcoin’, MIT Technology Review, 15 August 2014；关于反国家主义立场，参见 Oleg Andreev, ‘Crypto-anarchy does not require anonymity’, http://blog.oleganza.com/post/71410377996/crypto-anarchy-does-not-require-anonymity。 [^a14-38]: 例如参见这篇精彩论文：Clare Horsman et al., ‘When Does a Physical System Compute?’, arXiv:1309.7979v2, 7 March 2014。 ## 参考文献 Andreev, Oleg. ‘Crypto-Anarchy Does Not Require Anonymity’, http://blog.oleganza.com/post/71410377996/crypto-anarchy-does-not-require-anonym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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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ou, Rongliang et al. ‘Modeling and Control for Cooling Management of Data Centers with Hot Aisle Containment’, Proceedings of the ASME 2011 International Mechanical Engineering Congress & Exposition, November 2011. # 货币作为想象的媒介：艺术与合作的货币 马克斯·海文（Max Haiven） # 货币作为想象的媒介：艺术与合作的货币 马克斯·海文（Max Haiven） 经济哲学家和历史学家通常同意，现代货币有三种（有时是四种）主要性质，这些性质往往被我们视为理所当然。[^a15-1] 首先，一件物品要充当货币，就必须在一个给定的地理或经济区域内，例如一个国家，得到普遍且一致的接受。如果一个人从雇主那里收到的钱只能在某些商店使用，或者在不同类型的营业场所价值差别极大，它就不会有多大用处。其次，这种物品必须能够充当记账单位；也就是说，它必须能以抽象形式存入银行账户，或完全用数字表示并加以运算。这似乎显而易见，但要做到这一点，货币就必须是一种独特、统一、可按倍数增加的东西，其价值由数量而非品质衡量。因此，监狱里经常用香烟作为货币，因为它们相当一致，而且你可以欠狱友未来某个假定数量的香烟。最后，货币必须能够储藏价值，大体上随着时间保持其价值。所以，芝士蛋糕虽然美味，却不能作为通货，即便人人都愿意接受，因为随着放久，它们很快就会失去价值。 这都很好，也很合理。但还必须考虑货币另一项常常不被提及的性质：货币也是想象的媒介。毕竟，一个多世纪以来，我们每天使用的通货，实际上不过是由政府法令发行、永远延后兑付的本票，是用来表示真实社会财富片段的“无价值”代币。今天，货币甚至更为抽象：在我们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中，现金让位于信用和电子货币交易。而且，正如我们迅速发现的那样，世界上大部分货币财富，完全存在于过度膨胀的全球金融市场那推测性的深渊中；那里栖居着衍生品合约、掉期期权、担保债务凭证等奇幻生物。 大多数学生在某个时刻，都会产生一种悖论式的认识：我们珍贵的货币物件，实际上并不值钱。但即便在货币尚未非物质化和数字化之前那个所谓的“美好旧日”，黄金、白银及其他贵 [^a15-1]: 参见 Bruce G. Carruthers and Laura Ariovich, Money and Credit: A Sociological Approach, Cambridge and Malden, MA: Polity, 2010。 金属，实际上也不过是小饰物，正如莎士比亚、伏尔泰和无数其他作家所提醒我们的。然而，它们对我们生活施加的权力，比最野心勃勃的独裁者更可怕，也更贴身。 我将论证，今天大量当代艺术创作，正是通过把金钱——纸币、硬币、信用卡等——作为创造性表达的媒介，来处理这些矛盾与政治经济谜题，而且常常采取深刻、具有潜在变革力的方式。例如，也许是最知名的“金钱艺术家”J.S.G. 博格斯（J.S.G. Boggs），坚持了长达三十年的实践，专注于用钢笔和墨水绘制极其精确、每件独一无二的真实纸币“复制品”。[^a15-2] 博格斯主要在当代画廊体系之外活动，试图让这些艺术品进入流通，希望按“面值”在商店、餐厅等商业场所把它们“花”出去，并坦率地向店员和店主说明：他提供的是艺术，而不是钱。即便如此，博格斯作品根本上的公共性与关系性，试图引导我们关注的不仅是决定艺术价值的各种社会仪式，也包括那些同样赋予货币价值、却不言自明的日常文化实践。博格斯的作品揭示，货币的意义根本上悬置于“legal tender”（法偿货币）一语的两个维度之间：它既深深令人异化，又深刻地亲密。〔译注：原文借 tender 一词兼有“法偿物”与“温柔”之意形成双关。〕 这正是博格斯的作品与那种过于轻易的陈词滥调的区别：后者只是指出，套用美国讽刺杂志《洋葱报》辛辣的说法，金钱不过是“象征性的、彼此共享的幻觉”。[^a15-3] 人人都知道这一点，但这份认识并未真正影响货币对我们生活的权力，后者反而逐年增长。而且我们必须谨慎：几乎所有人，只有极少数例外，包括右翼民族主义者、宗教原教旨主义者和其他丑恶人物，都会同意金钱对我们的想象和价值观具有过大权力，并提出各种可怕的补救办法。要避免这些陷阱，就必须同时从历史和结构上理解货币对想象的权力。 从历史看，自全球新自由主义革命开始以来，过去四十年中，货币对我们生活和关系的权力极大增长。[^a15-4] 企业和金融权力不断壮大，要求政府采用一种意识形态范式，鼓励减税（尤其针对企业和富人）、放松产业监管（包括金融和银行业），以及社会项目私有化。我们生活中许多曾经共同承担的方面——老人照护、儿童照护、娱乐、陪伴——或者曾经由国家提供的方面——医疗保健、养老金、教育——如今都变成可以买卖的私人商品。[^a15-5] 交通、教育、医疗保健和公用事业（水、电）也日益向市场竞争开放。同时，随着产业全球化——得益于新自由主义政 [^a15-2]: Lawrence Weschler, Boggs: A Comedy of Value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9. [^a15-3]: The Onion, ‘U.S. Economy Grinds To Halt As Nation Realizes Money Just A Symbolic, Mutually Shared Illusion’, 16 February 2010, http://www.theonion.com/articles/us-economy-grinds-to-halt-as-nation-realizes-money,2912/. [^a15-4]: David Harvey, A Brief History of Neoliberalis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a15-5]: Massimo De Angelis,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2007. 府的鼓励——就业竞争加剧，压低工资。[^a15-6] 与此同时，人们试图填补停滞或下降的工资，与私有化世界中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之间的缺口，个人债务因而爆炸式增长。[^a15-7] 最终结果是，今天我们绝大多数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金钱摆布；研究表明，几乎各地的贫富差距都在扩大，这又加重了这一事实。[^a15-8] 这确实是一种严峻局面，并带来十分可怕的后果。例如，应对碳排放造成的严重全球威胁，完全在我们的能力范围之内；然而，由于金钱的权力，我们看到世界上那些所谓领袖，在应对这场灾难时彻底失败：没有哪位领袖愿意危及本国的经济“竞争力”，来帮助拯救正在被烤熟的地球。在我的祖国加拿大，我们目睹阿尔伯塔油砂以“经济增长”这条神圣戒律之名，进行令人不齿的扩张；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碳密集程度最高的开采项目。与此同时，我们知道，由于缺钱，数百万儿童营养不良、无法获得清洁饮用水，或死于本可预防的疾病；而这些钱在经济的其他地方却大量存在，例如全球最富有人群与公司设在瑞士银行的账户或离岸避税天堂里。 因此，我们在金融化社会的墙上，无论比喻意义还是字面意义，都读到这场危机的文字，毫不令人意外。例如，世界闻名的街头艺术家 Blu 和 Escif，经常把硬币与纸币的形象融入壁画，戏剧化地呈现紧缩时代特有的、不断增长和加深的不平等，并突出金钱对社会、艺术、创造力和道德生活日益扩大的权力。例如，Blu 在巴塞罗那有一幅著名壁画，描绘一条巨大的掠食性鲨鱼；仔细看，它完全由美元钞票构成。2010年，洛杉矶当代艺术博物馆委托他创作的一幅壁画，画着一排排盖着美元钞票的木棺，这种方式令人联想到军人棺木覆盖美国国旗的做法；不到24小时，博物馆管理层就因担心冒犯军事爱好者和退伍军人，下令将其涂白。 但在这里，我们太容易举手投降，屈服于令人舒适的陈词滥调：“金钱是万恶之源”，它存在了几千年，对此无能为力。另一种同样诱人的做法，是为金钱辩护，坚持它是无辜而中性的工具，只是听命于容易犯错的人类主人。这两种立场，都不能让我们在处理和对抗金钱权力的问题上真正前进一步。 ## 马克思论货币与物质想象 为了越过这些虚假的二选一，更好地理解货币如何、以及为何成为想象的媒介，我们应当转向卡尔·马克思的著作，看清资本主义经济秩序的真实面目：一个危机缠身的剥削体系， [^a15-6]: Walden Bello,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London: Zed, 2013. [^a15-7]: Andrew Ross, Creditocracy, New York: OR Books, 2014. [^a15-8]: Göran Therborn, The Killing Fields of Inequality, London: Polity, 2013. 会欣然以私人积累之名牺牲整个群体。[^a15-9] 马克思关于如何克服资本主义、以及用什么取而代之的艰涩著述，虽然曾引发许多悲剧，但他对资本主义和货币的分析仍然极为宝贵。[^a15-10] 简单地说，马克思与他时代的许多经济学家一样，关注货币作为众多商品中最重要的一种。商品是资本主义经济中买卖的东西，从香蕉到 iPod，从按摩治疗师的一小时劳动到一件艺术品。关键在于，所有这些商品实际上都是劳动者劳动的凝结。任何商品的价值，最终都归结为创造它并把它送到市场，投入了多少人的时间与精力。商品交换通过一种超级商品——货币——完成；它满足上面列出的三项“性质”：广泛接受与便利性、适合抽象数学运算的统一性，以及价值的持久性。 对马克思之前那些更保守、力图赞美资本主义的思想家而言，货币是一件相当整齐明了的事。假设我辛勤养一些鸡，就能把劳动成果——鸡蛋——拿到市场，例如换鞋匠一小时的时间修靴子，或换一件雕塑，也就是艺术家时间的成果。据说，货币只是让这个市场更有流动性：不必逐一协商成千上万种交换（如果鞋匠不需要我的鸡蛋怎么办？），我们都拿自己的商品换一种特殊商品，即货币，于是所有人都受益。事实上，我们可以存钱以后再花，也可以和别人把钱汇集起来，做个人无法独力完成的事情，比如修一条道路，让去市场更方便。因此，货币允许更复杂的经济和人类劳动分工，而据称这会使人人受益。[^a15-11] 对于大多数经济学家而言，这就是经济生活合乎逻辑、和谐的基础。[^a15-12] 但马克思急于表明，这种田园幻想与现实相去甚远：他那个时代的欧洲经济，建立在奴隶、被殖民人口和契约劳工的不自由劳动之上；即便名义上“自由”的劳动者，也不是为自己的利益而生产。[^a15-13] 确实，商品价值来自劳动，但这种劳动大体上是受强迫和剥削的。更重要的是，强迫者和剥削者把出售工人劳动成果所得的剩余，重新投资于再生产自己的权力：他们购买并垄断新的生产机器，雇用卫兵、贿赂政府，扩张商业利益并投资其他公司，等等。 [^a15-9]: 参见 Terry Eagleton, Why Marx Was Righ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a15-10]: 参见 George Caffentzis, Clipped Coins, Abused Words, and Civil Government: John Locke’s Philosophy of Money,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89；Costas Lapavitsas, Political Economy of Money and Finance, London and New York: Macmillan, 1999；Anitra Nelson, Marx’s Concept of Money: The God of Commod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9。 [^a15-11]: Michael Perelman, Marx’s Crisis Theory: Scarcity, Labor and Finance, New York and London: Praeger, 1987. [^a15-12]: 参见 David Graeber, 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 New York: Melville House, 2011。 [^a15-13]: 关于这种原初资本主义幻想世界的使用与滥用，以及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和资本主义的兴起，参见 Michael Perelman, The Invention of Capitalism: Classical Political Economy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Primitive Accumulation, Durham, NC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0。 这曾经是、也仍然是一个恶性循环：货币被用来支配他人的时间与劳动，产生能够出售获利的商品，利润又产生更多货币，如此周而复始。[^a15-14] 关键在于，在马克思看来，这个不断加速的循环实际上获得了自己怪物般、吸血鬼般的生命。毕竟，每个资本家除了剥削劳动者，还在与其他资本家竞争。这个体系并不是什么贪婪个体的大阴谋，尽管其中既有贪婪也有阴谋；它是一种建立在竞争之上、自我再生产的社会组织，而且极其不公平。它的存在不是为了维持工人的生活，甚至严格说，也不是为了维持资本家的生活，因为每个资本家都完全可以被替代；它的存在是为了无止境地再生产和扩张自身。马克思正是把这种放大到整体层面的、运动中的货币力量，认定为“资本”；而把资本所再生产、同时也再生产资本的更广泛体系，称为“资本主义”。它在本地强化，在全球扩张，把越来越多的人类劳动能量征召并重新调校，服务于其无情的扩张。 货币这种奇特的综合性与超人性质——它在社会彼此不同的要素之间创造虚假的统一或总体，并把人类劳动协调成极其复杂、却大体分散的组织形态——或许解释了拼贴在金钱艺术中的盛行。虽然一般而言，这种技法在当代艺术中已被边缘化，但 C.K. Wilde、Chad Person 和 Mark Wagner 等许多艺术家，[^a15-15] 都试图用剪碎的纸币片段，创造新的、更大的图像。有时，这些作品采取明确政治评论的形式，例如 Wagner 的美国总统肖像，或 Person 描绘的可怕神话怪兽；有时，它们以暧昧的方式引发沉思，例如 Wilde 对西方艺术史名作的再现，尤其是戈雅的《战争的灾难》。还有许多艺术家受到碎钞象征潜能的吸引；这种材料可以从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的办事机构获得，是销毁退役纸币的副产品。金钱拼贴的吸引力，或许来自今天货币流通的加速，以及它分解并重组碎片化社会世界时那令人恐惧的迅捷与强度。通过用碎裂或拆散的通货创造新的综合图像、创造一种人为可理解的总体，这些作品无论内容如何，都悬浮在乌托邦与反乌托邦之间。 随着资本主义在全球化时代增长并更加复杂，商品也更加精密，劳动者便看不清自己究竟在生产什么，也失去了彼此之间、或与最终使用者之间的关系。当只有假想的农夫、假想的鸡、假想的蛋和假想的市场时，那个假想的社会经济关系世界是可以想象、也连贯可理解的。但对于像 iPhone 这样复杂的东西，它就变得更加崇高而难以把握。在刚果挖掘钶钽铁矿——制造电路板所需的一种稀有矿物——的孩子，与中国把手机焊接起来的孩子没有关系；后者又与沃尔玛里把手机卖给 [^a15-14]: 关于这一过程，参见 David Harvey, The Limits to Capital,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a15-15]: 参见 http://www.artichokeyinkpress.com/；http://www.chadperson.com/；http://markwagnerinc.com/。 美国消费者的孩子没有关系；这个孩子又与买来使用手机、一直用到坏掉的孩子没有关系（平均寿命18—24个月）；后者又与加尔各答电子垃圾场里把它拆开回收废金属的孩子没有关系。这些孩子之间占主导地位的联系，就是金钱。在这个世界里，我们被迫与所有这些他人“合作”，而我们想象与他们关系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金钱。正因如此，马克思才有那句著名解释：我们每个人都把自己与社会其他部分的纽带装在口袋里。货币开始代表一个无比复杂的全球劳动体系，我们所有人都为它作出贡献，并且依赖它，却几乎无法对它施加任何个人的，乃至集体的控制。 在马克思看来，当我们持有货币时，实际上持有两样近乎魔法般的东西。硬币的一面，是我们拥有支配其他劳动者未来一部分劳动的权力，可能涉及数千乃至数万人。想想我买一杯咖啡时所支配的劳动：不仅是把咖啡递给我的咖啡师的即时劳动，还有建造咖啡馆的工人的一小部分劳动，把咖啡豆运来的卡车司机和船运工人的劳动，把豆子从洪都拉斯或肯尼亚山区运到港口的中间商的劳动，种植并处理咖啡豆的种植园工人的劳动，谋杀或恐吓工会活动者、从而压低咖啡豆成本的暗杀队的劳动，制造杀虫剂与除草剂的化工工人的劳动，以及无数未经讲述、未经统计、支持并促成这些劳动的其他人的劳动。金钱让我能够支配这一切，也使我能够忘记这一切劳动。当我拿到咖啡时，我感谢金钱的力量，而不是那些我本应感谢的劳动者的力量；他们和我一样，都是劳动者。 硬币的另一面则是：金钱还阻止我想象，我自己也被卷入这个体系。毕竟，我很可能因为把自己的能量商品化、把时间卖给别人，才获得这枚硬币作为报酬。例如，想象我用自己做咖啡师、建筑工人、托育工作者，或被咖啡师和建筑工人所依赖的教授而领到的工资，来买这杯咖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钱是我自身力量的一部分；它被异化，再以凝固形式归还给我。 在货币中，我们错误地想象世界，也错误地想象自己。借用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那句令人难忘的话：“社会总是用自己梦中的假币支付自己。”[^a15-16] 我们误认了自身集体合作的创造力量，因为我们只把它看作个人购买能力。正因如此，我们看不见，货币这一物理或概念对象的背后，还有更广泛的运动中的货币力量，即资本。今天，它几乎完全支配着全人类合作创造的力量，并用这股力量无止境、也不问合理性地再生产和扩张自身。货币是一种想象媒介，却主动把自己的想象性与想象生成性质，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 因此，许多金钱艺术家热衷于尝试在货币上刻写别的观念、别的价值、别的理解和想象社会关系与 [^a15-16]: 参见 David Graeber, Toward An Anthropological Theory of Value: The False Coin of Our Own Dreams, London and New York: Palgrave, 2001。 关系性的方法。例如，加拿大艺术家 Micah Lexier 多年来一直致力于创作定制压印的硬币，币面印上简短信息或单个字母；多枚合起来，便呈现出一种断裂或晦涩、却诱人的叙事。Lexier 一方面试图揭示，当今资本主义形式的货币，如何向我们提供一个关于超复杂世界及我们在其中位置的割裂、混乱而抽象化的故事；另一方面也提出，艺术家在提供替代性、也许更好的诠释与想象工具方面，具有关键作用。如果货币把我们联结起来，又让我们依据它那毫不歉疚、不容质疑的数量逻辑与帝国主义野心，想象这种共同性，那么，从刻有纯粹质性和主观价值的硬币中，又可能生出什么？ ## 没有金钱的生活？ 马克思的货币理论，远比这段简述所显示的更复杂、更细腻。但这一部分概括，确实帮助我们看到：货币既非邪恶，也非中性；它是一个远为广泛的体系的基本特征，同时也是想象的媒介。正因如此，货币也并非总是纯粹陌生、纯粹使人异化。例如，维维安娜·泽利泽（Viviana Zelizer）等社会学家表明，金钱如何成为人们生活的亲密部分，成为他们协商和表达真实情感与关系的手段。[^a15-17] 彼得·诺思（Peter North）写过一本迷人的书，讨论替代货币如何成为表达非资本主义乌托邦观念、激发激进共同体的手段。[^a15-18] 当然，从广义上说，货币并不纯粹是资本主义的工具：民族国家及其他政治实体也用它来施加自己的价值与主权。例如在加拿大，现任右翼政府改变了纸币上的图像，来体现其男性化、军国主义式、以工业开采为核心的民族文化理想。[^a15-19] 几个世纪以来，货币一直是再生产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所谓“想象的共同体”的手段：在永远不会见面、否则也未必有多少共同点的人们之间，形成一种民族或帝国共同性的感受。[^a15-20] 帝国货币的强制垄断，也使殖民主义得以实施并得到强化；它让被征服者知道谁掌权，并帮助控制他们的经济与社会。 彼得·西门斯基（Peter Simensky）的“中性资本”（Neutral Capital）项目，引发了对这些政治的有趣沉思。项目围绕艺术家用世界各地多种“失败”纸币的碎片拼贴而成的新钞票展开。西门斯基把这些不同纸币上相似的象征重新组合，在“革命”“超感知觉（E.S.P.）”“男性／女性”“先见者”“魔术师”等标题下，制成不同面额的新钞票。他的作品请我们思考民族国家、法定货币与象征权力之间的深层亲缘，以及各种 [^a15-17]: Vivian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in Money, Paychecks, Poor Relief, and Other Currencies, Princeton, NJ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7；The Purchase of Intimacy, Princeton, NJ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a15-18]: Peter North, Money and Liberation: The Micropolitics of Alternative Currency Movements, Minneapolis and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7. [^a15-19]: Dean Beeby, ‘Feminist Disappears from Public History under Harper Government’, The Toronto Star, 27 July 2014, http://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14/07/27/feminist_disappears_from_public_history_under_harper_government.html. [^a15-20]: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政府如何尽管在地理、文化或政治上不同，却共享某种审美命令及依赖性。西门斯基把这种新的“中性”货币，作为一系列衍生艺术行动的媒介，包括把它们“花”出去购买其他人的艺术品，建立流动收藏，以此对整体艺术经济进行制度批判；如今，这个经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受金融与金钱支配。[^a15-21] 问题于是变成：该拿金钱怎么办？如前所述，主流讨论往往极化为两种同样无益、实际上彼此支撑的立场。一方面，金钱被想象成万恶之源，却又被接受为一种必要之恶。[^a15-22] 另一方面，金钱被想象成中性工具，只是被人类弱点腐化和操纵。[^a15-23] 无论哪种情况，把金钱圣化或亵渎为天使或恶魔，都会把政治、政策和政治想象约束在开发更精密、更由专家主导的金钱管理方法之内。这种政治想象，当然不局限于二战结束以来占据上风的凯恩斯主义或后来的货币主义经济学框架；这一路径把控制货币供给与流动、进而控制经济生活，视为现代国家家长式的职责。在整个现代史中，国家和帝国始终试图保护社会免受金钱侵害，或反过来，保护金钱免受社会侵害。这种路径如此深地缝进我们的政治想象，以至于绝大多数主流政治意识形态，实际上都可以归结为：政府应如何处理金钱问题。 对传统左翼而言，财富再分配是关键，这意味着政府必须通过提高税收、增加共享社会项目的资金，对不平等的社会进行干预。企业和富人的货币积累必须受到限制，政府也不应羞于借债和支出，以最不幸的社会成员的利益为出发点稳定经济。相反，传统右翼立场主张政府减少参与经济；但鉴于“自由市场”实际上从未在没有政府干预的情况下存在过，也不可能如此存在——至少共同货币的铸造就是干预——这类减少干预的呼声，并不比传统左翼路径少一点干预主义色彩。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时期：经济危机的副产品，是排外、宗教和民族主义形式的右翼民粹主义；在它们推动下，政府越来越被鼓励以所谓更高的伦理、民族或宗教价值为依据，介入并宣布社会某些领域不容金钱影响，例如公民身份或生育控制。[^a15-24] 这还没有提到国家在军事与安全机器上的巨额、且总体上不断增加的支出；这些支出很大程度上是为了确保企业和金融积累的条件。 [^a15-21]: 参见 Mark C. Taylor, ‘Financialization of Art’, Capitalism and Society 6.2 (2011), capitalism.columbia.edu/files/ccs/Mark%20C.%20Taylor.pdf。 [^a15-22]: 关于这一视角，参见 Fredric Jameson, Representing Capital: A Reading of Volume One,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1。 [^a15-23]: 参见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8。 [^a15-24]: 关于生活中哪些领域应排除在市场之外的斗争，参见 Michael J. Sandel, What Money Can’t Buy: The Moral Limits of Market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12。 对于安妮特拉·纳尔逊（Anitra Nelson）、弗朗斯·蒂默曼斯（Frans Timmermans），以及他们最近编著的《没有金钱的生活》的撰稿者，还有更广泛的“非市场社会主义”范式的其他支持者而言，只有拒绝把金钱当作组织人类合作的手段，才能摆脱金钱对想象的控制。[^a15-25] 纳尔逊和蒂默曼斯认为，苏联、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失败，在于急于维持对通货的中央集权控制，结果实质上形成了一种国家经营的资本主义，继续剥削劳动，而且以更大的社会经济利益为名，为政治压迫辩护。相反，纳尔逊转向意向性共同体的先驱实验：这些共同体明确拒绝任何形式的通货，包括劳动券、时间银行、地方货币及其他“草根”货币，而是以有意识设计的制度、共同规范和大量会议为基础，组织合作。纳尔逊认为，这种模式不必局限于回归土地的小型公社；如果我们有勇气和信念去尝试，它也可以启发更大规模的人类合作体系，如城市或国家。无论如何，纳尔逊的工作都是对我们政治想象的重要而挑衅性的激励，因为它迫使我们审视赋予金钱的信任，更深地追问我们赋予它的角色。超越将金钱斥为本性邪恶，或为其被利用的无辜求情，纳尔逊像马克思一样坚持，我们应把金钱看作资本主义的一种必要且容易产生危机的表现：它是组织并想象人类合作能量的体系。 因此，一些艺术家明确把自己的角色视为创造并维持组织、想象这些合作能量的其他模式，就不足为奇了。例如，纽约艺术家卡罗琳·伍拉德（Caroline Woolard）[^a15-26] 专注于创造情境与制度，支持人们之间的非货币交换与易货关系。除了推动新交换形式的画廊展览、装置与活动，伍拉德还是 OurGoods.org 和 TradeSchool.coop 等倡议的核心贡献者；前者是连接纽约市易货者的数字平台，后者是让各城市个人交换技能和知识的免费平台。类似地，德国团体 geheimagentur[^a15-27] 在巴西帕尔马斯银行开创的社区银行倡议启发下，于2012年与破产城市奥伯豪森的共同体成员和行动者合作，在市中心建立了名为 Schwartzbank 的临时机构。[^a15-28] 它使失业或就业不足的共同体成员，能够以一种替代货币获得报酬；这种货币名为 Kohle，以纪念该城的煤矿历史，随后可在参与项目的当地商家兑换有用商品。在这些例子中，艺术家栖身于、并动员已经不稳定的“艺术”领域，把它当作从底层重新想象和重建社会关系的平台；他们把金钱、交换以及围绕并支持二者的社会关系，当作艺术实验的媒介，兼具实践与乌托邦意涵。 [^a15-25]: Anitra Nelson and Frans Timmerman (eds) Life Without Money: Building Fair and Sustainable Economies, London: Pluto, 2011. [^a15-26]: 参见 http://carolinewoolard.com/。 [^a15-27]: 参见 http://www.geheimagentur.net/。 [^a15-28]: 参见 http://www.schwarzbank.org/。 ## 作为艺术的金钱，作为金钱的艺术 自2012年以来，我一直在建立一个在线数据库，收录这类艺术作品的例子：它们或直接把金钱用作媒介，或把它作为艺术介入的核心关切与目标。[^a15-29] 对这个数据库的研究显示，出于多种原因，金钱已经证明是艺术家极难驾驭的一种媒介，或一组媒介。除了多样而特殊的物理属性外，金钱还塞满了意义和联想，以致许多艺术家很难创作聚焦明确的作品，也很难避免落入陈词滥调或平庸之作的诱惑。大多数艺术家失败了。金钱会在观众中激起如此强烈而持久的共鸣，以致在技艺不足或懒惰的艺术家手中，金钱艺术的物质工艺或概念组织，常常受损。有无数艺术家在硬币或纸币上作画，设计自己的货币形式，或直接在作品中描绘金钱。大多数作品很糟，但有些极具吸引力；马克·谢尔（Mark Shell）、凯蒂·西格尔（Katy Siegel）和保罗·马蒂克（Paul Mattick）等评论家，在这个题目上的优秀著作中讨论了其中一些最好的作品。[^a15-30] 金钱艺术强烈倾向于关系性或参与性取向，甚至早在这些术语于艺术界流行之前就已如此；或许，金钱日常的仪式性可以解释这一点。[^a15-31] 1919年，马塞尔·杜尚试图用一张自行发明、开在“纽约牙齿贷款与信托联合公司”名下的支票，支付牙医费用。在1970和1980年代，约瑟夫·博伊斯（Joseph Beuys）会不时在钞票上涂写“Kunst=Kapital”（艺术=资本）等语句，仿佛施魔法般把它们变成艺术；但这一行为也揭示了早已在起作用、赋予金钱想象价值的魔法。[^a15-32] 巴西艺术家 Cildo Meireles 于1970年启动《介入意识形态回路》（Insercoes em Circuitos Ideologicos / Insertions into Ideological Circuits）系列，其中包括在巴西纸币上盖印颠覆性信息，以绕过该国执政军政府的审查与压迫。在这三个例子及前述其他例子中，这些行动揭示的有关金钱的内容，与有关艺术的内容一样多。艺术和金钱都是想象的媒介：它们让我们分享一个比我们更大、却由我们的集体劳动构成的世界图景；它们通过一种集体的物质想象与想象活动获得价值；它们也通过我们与之互动而改变我们。 如果我们始终在集体想象金钱的价值，并通过金钱，以偏斜的方式想象共同创造的世界，那么，我们是否能够换一种方式这样做？我当然希望如此，因为资本通过金钱建造的世界，是一个深具悲剧性的世界。创造替代货币的艺术家，其潜力就在这里：他们并不希望自己的货币有朝一日取代世界大国的法定货币，而是试图提醒我们，金钱背后站着一个非常人性化、非常亲密的想象世界。Dadara 的“交换展览银行”（Exchanghibition Bank，它设计并分发各种以非货币价值为基础的美丽货币）和“变钱树”（Transformoney Tree）就是好例子：它们邀请观众参与一种有意识的替代 [^a15-29]: 参见 moneyandart.tumblr.com。 [^a15-30]: Marc Shell, Art and Mone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Katy Siegel and Paul Mattick, Art Works: Money,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2004. [^a15-31]: Claire Bishop,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a15-32]: Joseph Beuys et al. What Is Money? A Discussion, West Hoathly: Clairview, 2010. 方式，来替代金钱的想象力及想象性权力的再生产。[^a15-33] 同样，Cesare Pietroiusti、[^a15-34] Cassie Thornton、[^a15-35] Mel Chin[^a15-36] 等艺术家，专门创造情境与局面，揭示金钱如何依赖、又如何影响我们想象自身及自身关系的方式，或邀请我们以不同方式想象自己和自己的关系。这个过程通常隐藏着、自动发生且不受质疑，而他们使它变得可见、有意识。 这类作品的重要性在于，它在再生产我们世界的价值与想象循环中，打开缝隙，或插入一个停顿。它鼓励我们认识到，资本主义正在把我们征召进一系列不符合我们利益的过程。金钱既成为地球上最有价值的东西，也成为用来想象其他一切事物与每一个人价值的尺度。我在此指出的金钱艺术形式，请我们停下来，也许认识到，我们每个人如何被迫再生产资本的价值，以及这对我们的生活、共同体与地球有什么影响。它们请我们质疑，为何我们集体地、尽管无意识地赋予金钱价值；思考我们真正珍视什么；并想象，要建立一个真正珍视那些事物的世界，需要付出什么。 然而，即使我们全都不再相信金钱的想象力量，资本主义以及它给世界造成的许多问题，也不会就此消失。这个体系远比那更具物质性、更有韧性，也更善于适应。恐怕，艺术敌不过金钱。我们需要社会运动，它们以斗争性的姿态拒绝现状，并建立有生命、会呼吸的替代方案。[^a15-37] 艺术在这种转变中的位置仍可争论，但它无疑能帮助我们认识到，现有体系并不反映我们的价值观，并促使我们思考，建立一个确实反映这些价值的体系，究竟需要什么。 不仅如此，金钱之所以在我们的生活中发挥重要作用，部分是因为它帮助我们想象无法想象之物：我们集体合作力量的崇高规模。如我们已经看到的，金钱使我们能够理解并接触自己身处其中的众多能量，也就是人类壮丽的创造与协作力量；今天，这种力量大体上被征用来再生产资本（主义）。未来，如果我们要放弃金钱，或者即使我们决定保留金钱，却希望以某种方式用它来再生产一个建立在其他更高价值之上的社会，我们都需要替代工具，来想象作为整体的集体合作力量，以及我们个人在其中的位置。这必须是艺术的关键使命之一。也许它一直如此。 ## 尾声：旺多姆圆柱，还是法兰西银行？ 然而，我们在这里太容易满足于象征性胜利，而非物质性胜利。资本主义的权力不只是文化性的：它是一个庞大的全球剥削体系，带来可怕的物质后果，不仅作用于劳动者的生活、身体与灵魂，如今也作用于地球本身。值得再次与马克思同行。 [^a15-33]: 参见 http://blog.artasmoney.com/blog/。 [^a15-34]: 参见 http://www.nonfunctionalthoughts.net/。 [^a15-35]: 参见 http://www.cassiethornton.com/。 [^a15-36]: 参见 http://www.melchin.org/。 [^a15-37]: 参见 Max Haiven and Alex Khasnabish, The Radical Imagination: Social Movement Research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London and New York: Zed Books, 2014。 我们在这里探讨的许多马克思思想，来自他1840年代末的“青年”时期著作。那时，马克思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位哲学家，是《共产党宣言》的作者，也是行动者、记者、论战者和流亡者。如前所述，他对货币的关注，在于货币不仅如何促成惊人的工业剥削和殖民暴行，也如何使人与人、人与社会相互异化。正如我在这里提出的，这种关切指向货币，尤其是资本主义下的货币，如何成为想象媒介。 后来，马克思循着对货币的兴趣走进大英博物馆阅览室，沉浸于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及其他19世纪政治经济学家的著作。到了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出版时，他对异化与疏离的关注，已经被纳入更详尽的解释之中：劳动一旦转化为商品与资本，如何被用来再生产易于发生危机的资本主义体系。到了《资本论》第二、三卷，马克思已完全走出青年时期的人文主义，明确致力于发展他所设想的革命“科学”。[^a15-38] 这一转变，有助于理解马克思对1871年巴黎公社的回应。巴黎公社是巴黎普通民众的一场巨大起义，发生在拿破仑三世对普鲁士发动、却惨遭失败的战争之后；法国蒙受羞辱性战败，胜利者索取赔款，大规模饥饿与贫困的阴影随之笼罩。[^a15-39] 在两个月里，巴黎的国民自卫军与工人阶级市民夺回自己的城市，重组政府，宣布一种草根民主、实质上也是社会主义的新秩序。所有这一切，都是在逃往郊区凡尔赛的法国国家政府的攻击下进行的。 一方面，马克思深受震动，也十分兴奋。这是他和其他人倡导、争取数十年的社会主义形式，第一次得到大规模实施。因此，他认为，公社仅仅存在这一点，就是它最重要的特征：用今天的话说，它证明“另一个世界是可能的”，工人阶级能够夺取权力、组成政府、满足自身需要，并在没有资本枷锁的情况下，实质上组织自己的合作。[^a15-40] 另一方面，马克思怀疑公社能否在法国既有统治集团与普鲁士军队的联合攻击下生存下来；事实证明，这种怀疑是正确的。这个预言在残酷的“流血周”（Semaine Sanglante）中以可怕的方式实现：1万至2万名公社成员及巴黎市民在街头被屠杀，这场实验被彻底终结。 不仅如此，马克思还怀疑，如果公社不采取激进措施，从根本上彻底重组经济，它能否取得成功。他赞扬并钦佩公社废除旧制度制造贫困的政策，以及自下而上、逐项制定政策，改善工人阶级生活，并把他们直接纳入 [^a15-38]: 参见 Etienne Balibar,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a15-39]: Karl Marx and V. I. Lenin, The Civil War in France and the Paris Commune, New York: International, 1993. [^a15-40]: 参见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1/civil-war-france/ch05.htm。 民主决策的做法。但他警告，如果不夺取并根本改造社会财富与生产资料——工厂、银行——不根本改变国家的角色，资本主义就会被再生产，公社也无法兑现承诺。正如 C.L.R. 詹姆斯（C.L.R. James）所说，马克思“表明，革命无产阶级不能把资本主义军队、资本主义国家、资本主义官僚机构夺过来，就用于自己的目的。它们必须被彻底打碎，并在工人阶级组织的基础上，建立一个新国家”。[^a15-41] 这种张力集中体现在马克思对拆毁旺多姆圆柱的批评之中。这是一场公众欢庆的壮观场面，据称由著名无政府主义艺术家、文化组织者和名人居斯塔夫·库尔贝（Gustav Courbet）提出；他是公社事实上的文化部长，但没有出席拆毁现场。圆柱位于一个被时髦精英公寓环绕的广场上，是一根巨大的213米高柱，描绘拿破仑一世胜利的荣耀，顶端矗立着皇帝本人的雕像，据说用熔化敌人火炮所得的青铜铸成。1871年，它象征拿破仑三世政权令人厌恶的浮夸、沙文主义、民族主义、镇压与精英主义；推倒它，象征一个新时代的诞生。〔译注：底本此处高度记为“213 meter”，译文保留这一原文数字。〕 马克思无疑很高兴——他憎恶拿破仑三世，也憎恶奉承他的资产阶级——但他也叹息，公社醉心于象征性的庆祝姿态与场面，却未能夺取法兰西银行。可以说，马克思的沮丧不只是因为这让公社失去急需的资金（同样真实的是，如果公社想在未来获得贷款，就需要维持法兰西银行的神圣不可侵犯）；这一疏忽反映了公社整体上的缺陷。二十年后，恩格斯在马克思关于公社的著述的一部身后新版序言中写道： 最难理解的，无疑是他们怀着何等神圣的敬畏，恭恭敬敬地停留在法兰西银行大门之外。这也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错误。银行若掌握在公社手里，会比10,000名人质更有价值。这意味着，整个法国资产阶级都会向凡尔赛政府施加压力，要求与公社讲和。[^a15-42] 公社政府倾心于草根抵抗的创造力与生命力，以及民粹性的姿态，却未能采取必要步骤——至少不够迅速——来夺取城市的财富与生产能力。资本主义基础设施被完整保留下来，向另一种制度的转变便受到破坏。对公社而言，批准象征解放的姿态、拆掉圆柱，比夺取银行，再进一步夺取资本家阶级更广泛的不义资产，要容易得多。[^a15-43] [^a15-41]: C.L.R. James, ‘They Showed the Way to Labor Emancipation: On Karl Marx and the 75th Anniversary of the Paris Commune’ (1946),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james-clr/works/1946/03/paris-commune.htm. [^a15-42]: 参见 http://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71/civil-war-france/postscript.htm。 [^a15-43]: 参见 Kristen Ross, The Emergence of Social Space: Rimbaud and the Paris Commune,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8。 无论马克思对短暂却鼓舞人心的公社判断正确与否，今天任何关于金钱、想象、艺术以及资本主义替代方案之政治的讨论，都仍然深深伴随着旺多姆圆柱与法兰西银行之间的对照。在我看来，艺术家和行动者常常都被象征性胜利迷住：一场精彩表演揭示金钱的想象性，或者更确切地说，揭示它生成想象的性质；一种新的替代货币承诺创造更公平、更平等的交换体系。对比特币的热情就是一例：其倡导者执着于把它想象成“纠正”资本主义缺陷的手段，想象成绕过并智胜企业寡头和政府共谋的途径。从这个意义上，它是对旧制度的象征性打击。然而，要真正把比特币或其他加密货币变成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进行关键性、根本性改造的手段，相关计划就脆弱得多。更让人宽慰的假设是：只要货币自身的语法能够改变，整个社会的语言和想象就会随之改变。但在缺乏强大监管国家或强有力工人运动的情况下，几乎没有什么能够阻止比特币成为新资本主义秩序或企业寡头统治的通用语言。 货币变革的梦想占据政治想象，并且我认为阻碍其成长，这其中一直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无论是在替代经济领域还是艺术项目中，这类实验都有潜力削弱信念的架构，而今天占霸权地位的资本主义货币形式，既依赖这个架构，也帮助再生产它。但在某种意义上，它们不就类似于推倒旺多姆圆柱吗？我们难道没有落入马克思指出的陷阱的风险吗？我们是否会把一种象征性的拒绝行动——它无疑很重要——误认为实际的结构转型？我们可以找到更新、更好的方式重新分配世界财富，可以设计更好的货币制度来管理全球资本主义。也许，这会带来一个略为公平的世界。但如果我们继续让货币规定自己如何想象社会合作，继续以货币形式想象替代方案，那么，我们是否一方面冒着只再生产一个稍不那么可憎的旧制度版本的风险，另一方面又在今天更庞大、更强大的帝国力量集结于那道比喻中的城门前时，把自己置于（象征性的）屠杀之下？ ## 参考文献 Anderson, Benedict. Imagined Communities,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6. Angelis, Massimo De. The Beginning of History: Value Struggles and Global Capitalism, London and Ann Arbor, MI: Pluto, 2007. Balibar, Etienne. The Philosophy of Marx,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07. Beeby, Dean. ‘Feminist Disappears from Public History under Harper Government’, The Toronto Star, 27 July 2014, http://www.thestar.com/news/canada/2014/07/27/feminist_disappears_from_public_history_under_harper_government.html. Bello, Walden. Capitalism’s Last Stand?: Deglobalization in the Age of Austerity, London: Zed, 2013. Beuys, Joseph et al. What Is Money? A Discussion, West Hoathly: Clairview, 2010. Bishop, Claire. Artificial Hells: Participatory Art and the Politics of Spectatorship,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2012. Caffentzis, George. Clipped Coins, Abused Words, and Civil Government: John Locke’s Philosophy of Money, Brooklyn NY: Autonomedia, 1989. Carruthers, Bruce G. and Laura Ariov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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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inceton, NJ and Lond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5. # 命运逆转：将市场化慈善可视化 斯蒂芬妮·罗滕伯格（Stephanie Rothenberg） # 命运逆转：将市场化慈善可视化 斯蒂芬妮·罗滕伯格（Stephanie Rothenberg） ## 慈善的表象 几年前，我在研究众筹时，搜索结果中出现了一个名叫“Kiva”的网站。只需25美元，我就能为玻利维亚的一位贫困妇女赋能。只要为她250美元的小额贷款出一份力，我就能帮助她为农场购买一头奶牛，启动她作为全球创业者的人生。出于好奇，我点开她那张带着犹疑却充满希望的照片，进入更多细节。她的个人简介经过精心编写，简洁明了，恰好披露足够多的生活信息来激发我的同情；旁边还列出她所在国家一些令人震惊的经济统计数字。与这些信息并列的是贷款人名单，附有随手自拍，以及为什么捐款的个人短述。我向下浏览名单，看到各种回答混杂在一起，从平淡无奇到自以为是，再到彻底古怪：我捐款，因为帮助有需要的人是好事；我捐款，因为我是后人类；我捐款，因为这很性感。[^a16-1] Kiva 于2005年以非营利项目起步，与 Global Giving 等类似组织一起，构成不断扩大的所谓“替代性”慈善网络的一部分。这些慈善企业利用社交媒体和移动货币平台，把商业目标与社会进步结合起来。这种混合化催生了小额金融产业中的一个部门，采用众筹式小额贷款。结果是“慈善的市场化”：一种面向大众的慈善，生产出一类新式借款“创业者”，从全球贫困的深处崛起。[^a16-2] 作为同类慈善平台中的首家和最大一家，Kiva 在商业圈与名人界获得许多赞誉，包括比尔·克林顿、奥普拉·温弗瑞，以及因人权专栏而被称为“白骑士”的《纽约时报》作者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夫。他们都认同 Kiva 的口号：该组织正在通过小额信贷缓解全球贫困，为全球穷人赋能。在一定程度上，它确实如此。由于 Kickstarter 和 Indiegogo 等平台的流行，Kiva 正和小额信贷／小额贷款概念一起，成为家喻户晓的名字，至少在全球北方如此。Kiva 在自己的网站上宣称，已有1,218,000名贷款人向1,403,980名借款人提供贷款，筹集金额超过“$605,592,375 million”，还款率为99.97%。[^a16-3]〔译注：原文金额同时包含完整数字605,592,375及 million（百万）一词，此处原样保留，未擅自调整数量级。〕 [^a16-1]: Kiva, http://www.kiva.org. [^a16-2]: Domen Bajde, ‘Marketized Philanthropy: Kiva's Utopian Ideology of Entrepreneurial Philanthropy’, Marketing Theory, 13.1 (March 2013): 3-18. [^a16-3]: Kiva Statistics, http://www.kiva.org/about/stats，访问日期：2014年10月7日。 但也有一些怀疑者，例如作家兼金融顾问休·辛克莱（Hugh Sinclair）。辛克莱尖锐的文章与《小额金融异端者的自白》，指出 Kiva 的若干统计谬误；这些谬误被其充满煽情文字与图像的精巧营销机器掩盖了。主要问题指向一个总体上低效而昂贵、未必使借款人受益的过程，包括神秘的“投资组合收益率”如何掩盖 Kiva 中介银行收取的高利率（平均33%—45%）、Kiva 收取的隐性费用、未报告的借款人违约，以及腐败的合作银行。[^a16-4] 但这些问题并非 Kiva 独有，而是小额金融行业长期受到关注的问题。辛克莱提出，Kiva 这类平台的真正问题，是制造了一层慈善的表象。只要它满足了我们的伦理欲望，给予我们帮助穷人时得到的那种“温暖光芒”，我们真的在意它是否有效吗？ ## 命运逆转 在此前一些互动式、参与式项目之后——那些项目以视觉方式描绘众筹在虚拟经济和数字劳动中的社会与伦理维度——我觉得这个问题十分有趣。除了上面提到的著作，以及学术界流传的少数其他书籍与文章，文化众筹的这一领域尚未进入近期讨论。大多数批评都集中在 Kickstarter 式平台，强调社会关系商品化，以及对非物质在线劳动的剥削。 我感到有必要进一步拆解这种众筹慈善的内在矛盾；作为艺术家，我会采用战术媒体路径，用更现实的叙事，与诱人图像和修辞的表层正面相遇。Kiva 是最流行的平台，似乎最适合作为起点。此外，Kiva 已经开始通过 API 开放数据，招募粉丝投入其创造性剩余劳动。 我四处搜索，找到了一些相当令人失望的尝试，比如“Kiva Cloud”。[^a16-5] 如标题所示，网页上会出现一个词云，展示 Kiva 贷款中最热门的词。“商业”“女性”“贫穷”和“未来”似乎总是排在前面。 还有一个由 Kiva 自家程序员制作、古怪而不得体的可视化作品，题为“洲际弹道小额金融”。[^a16-6] 在这段四分半钟的动画中，Kiva 用柴可夫斯基《1812序曲》作配乐，展示五年的资助活动史。如果你不知道这首曲子的历史，这部著名战争乐曲是为了纪念俄国抵御拿破仑、保卫祖国而创作的。动画以世界地图为画面，来自全球北方的贷款，被描绘成穿越空中、轰然爆炸的炮火，其“目标”目的地是全球南方的借款人。我总觉得，Kiva 没有意识到这里的讽刺意味。 [^a16-4]: Hugh Sinclair, ‘The Kiva Fairytale: It's a Microlending Superstar – But Who is it Really Serving?’, Next Billion, 10 February 2014, http://nextbillion.net/blogpost.aspx?blogid=3726. [^a16-5]: Kiva Cloud, http://www.frazao.org/kivacloud. [^a16-6]: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crofinance, http://vimeo.com/28413747. 这些例子以一种反常方式启发了我，我决定创作自己的信息图，对众筹小额金融作出诠释。我觉得，与其使用炸弹，不如使用植物，像 Kiva 标志中那片纤弱的叶子一样，更为合适。结果是一组目前仍在开发中的系列作品，名为《命运逆转》（Reversal of Fortune），由活体花园与数字花园组成。这些花园反思远距离同理心如何产生，同时对 Kiva 向观众提供的小额金融资本流动图，给出一种反向制图。 ## 众包远程信息拥抱 穆罕默德·尤努斯（Muhammad Yunus）因创办孟加拉国格莱珉银行，被视为现代小额金融之父。他在2006年诺贝尔和平奖演讲中，把穷人比作“盆景树”： 在我看来，穷人就像盆景树。当你把最高大树木最好的种子种进花盆，得到的会是那棵最高大树木的复制品，只不过只有几英寸高。你种下的种子没有任何问题，问题只是土壤基础太不充足。[^a16-7] 对于尤努斯和 Kiva，如今也对于我来说，植物挣扎求存的比喻，凸显了人类生命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复杂关系。艺术家兼工程师肯·戈德堡（Ken Goldberg）于1995年创作的开创性项目《远程花园》（The Telegarden），把这一概念推进了一步。[^a16-8] 借助网页界面，一个由全球在线用户组成的共同体，可以以虚拟方式照料一座实体位于南加州大学的活体花园。这是最早通过参与式在线互动和社会介入来实现共同目标的案例之一。人们共同“投资”花园的未来，同时通过“外包”劳动来执行花园维护任务；《远程花园》由此预示了新的劳动、生产与传播模式，而这些如今已构成我们熟悉的众筹与众包形式。该项目通过一座远程信息花园，生动表达了经济与技术力量的相互作用。 更近一些，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NASA）宣布了“月球植物生长栖息地”项目，进一步延展这些早期远程园艺观念，把众包带到下一个层次——月球。在《福布斯》商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NASA 团队宣布要“大胆地种植到前人从未种过的地方”，并解释将如何利用众包招募数千名公民科学家。[^a16-9] 重点对象是学童，让他们协助开展地球与月球两处的实验。两处栖息地的植物，都将种在咖啡罐大小的铝制容器内，配有摄像头与传感器，使团队能够接收图像传送，并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监测其环境。 [^a16-7]: Muhammed Yunus, Nobel Lecture, Oslo, 10 December 2006,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6/yunus-lecture-en.html. [^a16-8]: Ken Goldberg, ‘The Telegarden’, http://www.ieor.berkeley.edu/~goldberg/garden/Ars. [^a16-9]: Tarun Wadhwa, ‘NASA’s Next Frontier: Growing Plants on the Moon’, Forbes, 20 November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tarunwadhwa/2013/11/20/nasas-next-frontier-growing-plants-on-the-moon. 文章中，行星科学家克里斯·麦凯博士（Dr. Chris McKay）的一段有趣评论，暗示太空计划的心态正转向更像科技初创企业。文章作者淡化了政府资助缩水与行业私有化的实际问题。“麦凯博士认为，这种民主化正在开启一个充满可能性的世界［……］当你的实验花费3亿美元，而且每十年才做一次时，你不能冒任何风险。［……］但如果你的实验只花100万美元，由研究生来做，你就能做些疯狂而精彩的事情。”[^a16-10] ## 近期作品：《虚拟亲缘花园》  图1：《命运逆转：虚拟亲缘花园》（Reversal of Fortune: Garden of Virtual Kinship）。摄影署名：Shasti O’Leary Soudant。 我近期的艺术作品系列特别聚焦小额金融世界，承接了通过远程信息花园表达情感、技术与经济力量相互作用的传统。《命运逆转》系列的第一座花园，由这些来源发展而来，名为《虚拟亲缘花园》。[^a16-11] 它让人联想到鱼菜共生系统，以世界地图为焦点，为 Kiva 网站上实时描绘贷款人资助的地图，提供一种反向制图。[^a16-12] Kiva 的这个网页可视化，在概念上与“洲际弹道小额金融”动画有些相似，但它在世界地图上实时呈现贷款从贷款人流向借款人的交换过程。每隔几秒，糖果色线条便从一个地点喷射到另一个地点，成为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人性展示。 [^a16-10]: Wadhwa, ‘NASA’s Next Frontier’。 [^a16-11]: Stephanie Rothenberg, ‘Garden of Virtual Kinship’, http://www.pan-o-matic.com/projects/reversal-of-fortune-the-garden-of-virtual-kinship. [^a16-12]: Kiva live feed, http://www.kiva.org/live. 此外，侧栏简要描述贷款活动，并链接到借款人的网页，鼓励继续资助。例如：“John 提供了一笔贷款，帮助 Gulmira 购买更多绵羊，以发展她的畜牧活动。”[^a16-13] 还有栏目显示当前趋势，例如借款人和贷款人所在国家，以及每分钟有多少笔贷款获得资助。观看这种狂热活动令人着迷，仿佛拯救世界的就是你的隔壁邻居。 然而，仔细观察就会发现，这幅大图景缺少一些信息。那些高得惊人的利率所产生的费用呢？这些钱去了哪里？谁在获利？ 《虚拟亲缘花园》通过重新引导以流水象征的资本流动，试图揭露这个充满冲突的体系的阴暗底层。花园位于桌面高度，上面放着一块10英尺乘5英尺的透明塑料板。板上刻有一幅世界地图，由500多个小孔构成的点阵网格组成。每个孔中都放着一只药丸大小的容器，里面装有土壤与种子。这些种子代表 Kiva 的贷款借款人；它们是否有机会长成植物，取决于贷款募资是否成功。上方6英尺高处，有一台自动化数控（CNC）浇水机。它模仿 Kiva 的数据可视化：当借款人收到资助，机器便把浇水头移到世界地图上相应的地理位置，使这株植物—借款人获得指定量的水。 但植物只能得到一部分水。其中按借款人费用比例计算的一部分，会排入下方水槽。这个蓄水池不断灌溉一座未来全球城市模型，使其植物繁茂生长。水在整个系统中流动时，滚动的 LCD 屏幕说明这些百分比，并揭示推动这一产业的企业与机构的名称和利润。类似鱼菜共生系统，水又被泵回上方的浇水机。数据到达时便触发机器，让循环持续不止，形成一个过剩与匮乏并存的无尽回路。 ## 欲望的主体，欲望的植物 学者安纳亚·罗伊（Ananya Roy）在《贫困资本：小额金融与发展的制造》中强调，扶贫如何被嵌入我们的日常消费行为，成为一种“政治正确”的消费。[^a16-14] 她回顾尤努斯为格莱珉银行提出的哲学基础——“信贷是一项人权”——以及这一观念如何成为当下伦理经济的基石意识形态。[^a16-15] 在罗伊看来，小额金融被赞颂为人民的经济、民主化的资本；通过社交媒体，穷人的微型资本被转化为新的全球金融流动。[^a16-16] 罗伊解释道： [^a16-13]: Kiva lender’s page, http://www.kiva.org/lend/778631. [^a16-14]: Ananya Roy, Poverty Capital: Microfinance and the Making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p. 2. [^a16-15]: Roy, Poverty Capital, p. 23. [^a16-16]: Roy, Poverty Capital, p. 32. 在 Kiva.org 上，［……］用户可以把这类有良知的实践融入日常生活的技术—社会节奏。Kiva“让你在 Facebook 上浏览贷款，并在自己的 Facebook 页面上展示贷款”。还有 iPhone 版 Kiva，“让你无论把手机带到哪里，都能满足对 Kiva 的瘾”，以及 Kiva Tweets，“每天或每周自动把新贷款发布到你的 Twitter 账户”。[^a16-17] 通过 Kiva 及类似平台，伦理经济与声誉经济相遇。每一个“赞”，都让有特权者获得为全球创业者赋能的力量，形成一条温暖、柔软而无缝的情感生产回路。  **图中文字对照** - I donate because：我捐款，因为 图2：《命运逆转：欲望的主体，欲望的植物》（Reversal of Fortune: Desiring Subjects, Desiring Plants）。 罗伊描述的这些技术—社会节奏，在该系列另一座名为《欲望的主体，欲望的植物》的花园中被赋予动态形式。[^a16-18] 在这件装置中，植物生长灯把观众浸入一个花园，发亮的悬挂式花盆由透明塑料管制成。其效果让人联想到一种奇异的生物实验室场景。 每个悬挂式花盆都配有自己的自动浇水系统：一个装着水的静脉输液袋，以及一块小 LCD 屏幕和一个扬声器。当 Kiva 网站上的一笔贷款获得资助，系统就会启动。输液袋滴下一滴 [^a16-17]: Roy, Poverty Capital, p. 33. [^a16-18]: Stephanie Rothenberg, ‘Desiring Subjects, Desiring Plants’, http://www.pan-o-matic.com/projects/reversal-of-fortune-desiring-subjects-desiring-plants. 水。屏幕显示贷款人个人页面中解释为何捐款的文字。扬声器朗读这条信息，例如“我捐款，因为这很性感”。结果是，滚动文字和合成声音组成实时的杂声，传达世界各地——更准确地说，全球北方——贷款人的感受。 ## 喂养~~儿童~~创业者 我是在1980和1990年代美国电视广告中长大的，永远忘不了女演员莎莉·斯特拉瑟斯（Sally Struthers）那张悲伤的脸。她因在1970年代情景喜剧《一家子》（All in the Family）中饰演 Gloria 而闻名，后来成为基督教儿童基金会“喂养儿童”（Feed the Children）运动的招牌人物。[^a16-19] 这场运动奠定了“慈善”电视广告的标准：前景中的斯特拉瑟斯神情恳切，背景中的贫困儿童肮脏、满身苍蝇，是贫困无助的受害者，唤起你的内疚。 如果快进到现在，Kiva 创始人杰西卡·杰克利（Jessica Jackley）就是当代的斯特拉瑟斯，只是配上年轻时髦的外表和新的叙事。在她2010年那场获得110万次观看、且仍在增长的 TED 演讲中，魅力十足、眼神明亮、活力充沛的杰克利，认同特权带来的负担。[^a16-20] 大学期间曾在非洲生活的她，逐渐意识到，帮助穷人自助更加有效。我们不再需要为自己价格过高的星巴克卡布奇诺感到内疚。通过小额贷款的魔力，我们赋能一位贫困农民，让他有机会拥有自己的咖啡种植园、发挥创业潜能，也由此使自己获得力量。 小额金融被视为制造发展投资的新前沿。它沿循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回路，不断寻找能够为发展与重建提供肥沃条件的新地带。罗伊援引经济学家、联合国高级顾问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的一篇文章；萨克斯是联合国2002年启动、旨在缓解全球贫困的千年发展项目的主要对话者之一。这篇题为“大规模救赎武器”（Weapons of Mass Salvation）的文章，写于9·11事件后不久，其中萨克斯论证说，“不能仅凭军事手段，打一场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战争”。[^a16-21] 十多年后，新的大规模救赎武器是什么？会不会是慈善众筹，凭借调动中产阶级情感的能力，从全球穷人那里动员新的金融资产？那么，众筹背后那些既能援助贫困者、也能资助艺术作品的运作机制，又该如何理解？ 在日益过度审美化的大数据文化中，这类问题还能通过可视化回答吗？《命运逆转》作品里作为数据的植物，其杂乱与不可预测，能否打断流畅的算法？能否通过一种体现并使人看见那些常常在抽象化中被忽视的复杂生活的 [^a16-19]: Christian Children’s Fund ‘Feed the Children’，宣传活动视频，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xVy7vyyk0。 [^a16-20]: Jessica Jackley, ‘Poverty, money –and love’, TED, July 2010, http://www.ted.com/talks/jessica_jackley_poverty_money_and_love?language=en. [^a16-21]: Roy, Poverty Capital, p. 144. 数据，讲述一个不同的故事？还有，看在大卫·鲍伊的份上，火星上会有植物生命吗？ ## 参考文献 Bajde, Domen. ‘Marketized Philanthropy: Kiva's Utopian Ideology of Entrepreneurial Philanthropy’, Marketing Theory, 13.1 (March 2013): 3-18. Christian Children’s Fund, ‘Feed the Children’ campaign video,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XsxVy7vyyk0. Goldberg, Ken. ‘The Telegarden’, http://www.ieor.berkeley.edu/~goldberg/garden/Ars. 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crofinance, http://vimeo.com/28413747. Jackley, Jessica. ‘Poverty, money – and love’, TED, July 2010, http://www.ted.com/talks/jessica_jackley_poverty_money_and_love?langua ge=en. Kiva, http://www.kiva.org. Kiva Cloud, http://www.frazao.org/kivacloud. Rothenberg, Stephanie. www.stephanierothenberg.com. Roy, Ananya. Poverty Capital: Microfinance and the Making of Development, New York: Routledge Press, 2010. Sinclair, Hugh. ‘The Kiva Fairytale: It's a Microlending Superstar – But Who is it Really Serving?”, Next Billion, 10 February 2014, http://nextbillion.net/blogpost.aspx?blogid=3726. Wadhwa, Tarun. ‘NASA’s Next Frontier: Growing Plants on the Moon’, Forbes, 20 November 2013, http://www.forbes.com/sites/tarunwadhwa/2013/11/20/nasas-next-frontier-growing-plants-on-the-moon. Yunas, Muhammed. Nobel Lecture, Oslo, 10 December 2006, http://www.nobelprize.org/nobel_prizes/peace/laureates/2006/yunus-lecture-en.html. # (W)orld Currency：世界货币 保罗·奇里奥（Paolo Cirio） # (W)orld Currency：世界货币 保罗·奇里奥（Paolo Cirio） 《(W)orld Currency》是一件艺术作品，通过为外汇市场创造性地构造一个方程和一种交易算法，来呈现一种全球货币。这一富于远见的算法交易创作，把艺术与支配当代社会的材料结合起来，并借此引入新的艺术实践。 这件作品希望通过设想一种积极而创新的经济工具，激发社会转型。它回应各种货币的内在不稳定性，以及对一种新的、独立的全球储备货币的需要；这种货币有可能为世界人口赋能，并把他们团结起来。作为一种可持续金融工具，“世界货币方程”将发挥缓冲作用，保护人们免受投机操纵与经济波动所导致的单一货币波动加剧的影响，同时保留跨越不同地缘政治与社会领域的市场准入。 所提出的代数方程，依据各单一货币构成的指数的平均值，为一种新货币（W）提供估值与流动性。公式将占主导地位的国家货币与新的数字货币、地方互补货币组合并稳固起来，在普遍接受的基础上保留自主性与多样化。 作品通过一个数学方程与一张算法图的艺术表达来呈现。这两个要素说明，该货币的价值如何计算，其流动性又如何创造和维持。 ## 运作方式 世界货币是一种由通行货币支持的全球储备货币。它基于一个价值加权指数：一篮子货币中的每一种货币，依据每一种交易货币对组合的汇率与价差，按比例影响指数。汇率的总体平均值决定（W）。在这个系统中，通过在相互连接的存款网络中每日交易篮子内的每种货币，使（W）的价值保持稳定。在网络的每个节点，每种货币的存储量都仅为全网络的平均量。收益与损失也在每笔存款中均等平衡。多种储备货币的均匀分布，使（W）始终保持流动性与稳定价值。 方程和算法采用外汇市场惯例，只能纳入可进行电子交易的货币。 ## 方程 下列方程说明，如何依据一篮子主要货币汇率值的汇总，以及 这些货币之间的波动随时间产生的收益与损失，计算（W）。篮子中各货币价值的算术平均值（A），使（W）的价值保持稳定。在总平均值（G）中，收益补偿损失。  **图中文字对照** - n Currencies：n 种货币 【图内用语】式中两处“n Currencies”均表示“n种货币”。数学变量、等号与分式结构按原图保留。 ## 算法 下图说明，一种算法如何根据（W）方程的递归计算，在多个储备存款账户之间划拨货币，自动汇总（W）。  **图中文字对照** - W：W（世界货币价值） - A：A（汇率平均值） - G：G（价差平均值） - ¤：¤（篮子中任意货币） ## 术语表 W：世界货币的价值。符号为（W）。 ¤：篮子中任意一种货币的符号。 A：篮子中各对货币之间汇率的平均值。 G：篮子中各对货币之间价差随时间变化的平均值。 N：篮子中的货币数量。 Cx：指数中该货币的当前汇率。 V：指数中该货币的当前价值。 T：过去与未来的时间段。 ## 致谢与图像署名 图像与图片由艺术家 Paolo Cirio 惠允提供。 ## 委托方 Artistic Bokeh 与 Quartier21，奥地利维也纳博物馆区。 ## 部分展览 伦敦设计节（London Design Festival），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展览，2014年，英国伦敦。 《合成理性》（Synthetisch Vernünftig），LEAP 展览，2014年，德国柏林。 《寻找对称》（In Search of Symmetry），HDLU 展览，2014年，克罗地亚萨格勒布。 # 免费金钱运动 吉姆·科斯坦佐（Jim Costanzo） # 免费金钱运动 吉姆·科斯坦佐（Jim Costanzo） 阿伦·伯尔协会（Aaron Burr Society，ABS）于2009年愚人节在华尔街发起“免费金钱运动”。2008年国际金融崩溃后对华尔街银行的救助，启发了 ABS。一个由摄像者与表演者组成的小团体，与 ABS 一起聚集在纽约证券交易所与联邦大厦之间的步行广场；乔治·华盛顿曾在那座联邦大厦宣誓就任第一任总统。团体从那里向北走过几个街区，来到联邦储备银行，随后前往美国金融博物馆，再返回出发地。 这场表演的目标，是分发100张1美元纸币，一面盖上“免费金钱”（Free Money），另一面盖上“华尔街的奴隶”（Slave of Wall Street）。ABS 的网站地址[^a18-1] 也被盖在这些纸币上，它们是真正的联邦储备券。目标是提高人们对资本主义掠夺本质，以及华尔街放松监管、欺诈与救助议程的认识。  **图中文字对照** - OCCUPYWALLST.ORG：OCCUPYWALLST.ORG（占领华尔街网站） - FREE MONEY：免费金钱 - AARONBURRSOCIETY@GMAIL.COM：AARONBURRSOCIETY@GMAIL.COM（阿伦·伯尔协会邮箱） - FEDERAL RESERVE NOTE：联邦储备券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 - ONE DOLLAR：一美元 - 1 - 12  **图中文字对照** - OCCUPYWALLST.ORG：OCCUPYWALLST.ORG（占领华尔街网站） - SLAVE OF WALL STREET：华尔街的奴隶 - ONE DOLLAR：一美元 - 1  **图中文字对照** - OCCUPYWALLST.ORG：OCCUPYWALLST.ORG（占领华尔街网站） - COMMON GOOD：共同福祉 - COMMON WEALTH：共同财富 - ONE DOLLAR：一美元 - 1 图1：盖印的美元——联邦储备券，2009—2014年。 [^a18-1]: 参见 http://www.aaronburrsociety.org/aaron_burr_society_home.html。 当年晚些时候，ABS 用凸版印刷机在大麻纤维纸上印制《革命纸券》（Revolutionary Script）。这份纸券概述哲学与政策主张，旨在质疑资本主义的货币控制，并提出替代方案。文件为双面印刷；正面主张将联邦储备银行（美联储，Fed）国有化，撤掉经营这家国家银行的私人银行家。其他内容包括向民众而非华尔街提供无息贷款，并呼吁建立一个以21世纪公地概念为基础的共同体。[^a18-2] 它倡导“民主，而非汉密尔顿式财阀统治”，指的是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创办第一国家银行，把一种早期英国资本主义形式引入美国。ABS 名称所纪念的副总统阿伦·伯尔，在决斗中杀死了汉密尔顿。尽管伯尔的政治生涯最终以失败告终，但在杀死汉密尔顿后，他曾返回华盛顿特区，完成副总统任期。  **图中文字对照** - Revolutionary Script：革命纸券 - 1 / ONE：1／一 - DEMOCRACY NOT HAMILTONIAN PLUTOCRACY：民主，而非汉密尔顿式财阀统治 - HUMAN RIGHTS = FAIR TRADE & A LIVING WAGE：人权＝公平贸易与维生工资 - “All People are Created Equal”：“人人生而平等” - REVOLT：反抗 - THE NEXT AMERICAN REVOLUTION：下一场美国革命 - ONE WORLD：一个世界 - MANY PEOPLE：众多人民 - DIFFERENT GODS：不同神祇 - ALL EQUAL：一律平等 - ONE：一 - THE COMMON WEALTH：共同财富 - 1800 - WALL STREET IS WORSE THAN A KING：华尔街比国王更糟 - WE THE PEOPLE：我们人民 - GOVERNMENT OF, FOR & BY THE PEOPLE：民有、民享、民治的政府 - NOT BUY WALL STREET：不是被华尔街收买的政府〔原文BUY与BY谐音双关〕 - END TYRANNY：终结暴政 - FREE MONEY · FREE MINDS：免费金钱·自由心灵 - AMERICAN SOCIALIST LIBERTARIANS：美国社会主义自由意志主义者 - printed on HEMP：印于大麻纤维纸 - Williamsburg not Virginia 11211：威廉斯堡，不是弗吉尼亚州，11211 - AaronBurrSociety.Org：AaronBurrSociety.Org（阿伦·伯尔协会网站） - ONE MEASURE：一个尺度 - Planet Earth Milky Way 2013：地球，银河系，2013 图2：《革命纸券》。 ABS 继续分发“免费金钱”，采用病毒式传播策略，通过酒吧交易与各种场所购物，让盖印钞票进入流通。在占领华尔街（OWS）期间，ABS 又加盖了 OccupyWallSt.org 印章。已有数千美元在美国各地被花出；2012年，ABS 作为“占领博物馆”（Occupy Museums）的一部分，受邀参加第7届柏林双年展，并分发盖印欧元。  **图中文字对照** - SLAVE OF WALL STREET：华尔街的奴隶 - FREE MONEY：免费金钱 - MilkShakes：奶昔 - Crater Lake Rootbeer float：Crater Lake根汁汽水冰淇淋漂浮饮 - Mexican Coke float：墨西哥可乐冰淇淋漂浮饮 - Dry Soda：Dry Soda（汽水品牌） - Espresso Add Shot：浓缩咖啡加份 - Milk Substitute：替代奶 - Ice Cream Affogato：冰淇淋阿芙佳朵 - Espresso Shake：浓缩咖啡奶昔 - Malted Shake：麦芽奶昔 - Steven Smith Tea：Steven Smith茶 - Handcrafted Dry Soda float：手工Dry Soda汽水冰淇淋漂浮饮  **图中文字对照** - FREE MONEY：免费金钱 - BE ENLIGHTENED：接受启蒙 - BEN FRANKLIN：本·富兰克林 图3.1：2013年，波特兰的“免费金钱”。图3.2：2013年，洪堡县的“免费金钱”。 [^a18-2]: 虽然这是一个没有固定定义的抽象概念，但多数人会同意，它涉及在普遍人权基础上建立地方自治与经济独立。工人合作社、食品合作社与农业合作社、本地绿色能源生产、开源软件和直接民主，常被列为公地的一部分。 2014年，ABS 增加了“共同福祉／共同财富”（Common Good/Commonwealth）印章，与“华尔街的奴隶”交替使用，而另一面始终是“免费金钱”。这一最新添加的内容，让人比较两种选择：把钱给华尔街和1%的人，还是用我们的共同财富投资共同福祉。  **图中文字对照** - #OWS：#OWS（占领华尔街） - occupywallst.org：occupywallst.org（占领华尔街网站） - 5 - FORGET FEAR：忘掉恐惧 - 7. BERLIN BIENNALE FÜR ZEITGENÖSSISCHE KUNST：第7届柏林当代艺术双年展 - 27. APRIL – 1. JULI 2012：2012年4月27日至7月1日 - KW - CASIO：CASIO（卡西欧品牌） 图4.1：2012年柏林双年展书店分发的“免费金钱”背面，2012年。  **图中文字对照** - FREE MONEY：免费金钱 - 5 图4.2：与一位过着无金钱生活的匿名 M15 成员讨论“免费金钱”的戏剧性重现，柏林双年展，2012年。 ABS 虽然成立于企业赞助的茶党之前，其目标却是反击保守派长期采用的策略：把自由、民族主义与资本主义混为一谈，以此歪曲历史。从一开始，计划就是从激进的民粹主义视角，呈现另一种美国史，并受到马克思及新兴公地理论的启发。虽然 ABS 起初是一件荒诞主义的概念公共艺术作品，但一直非常谨慎地确保事实准确。我们在“免费金钱”这类词语上运用了诗性自由，但所处理的问题是严肃的。 ## 起源 谁控制现在，谁就控制过去；谁控制过去，谁就控制未来。[^a18-3] ——乔治·奥威尔，《1984》 ABS 起源于2008年春夏，就在国际金融市场崩溃之前；但其哲学基础，是1992年安放在纽约证券交易所前的一块标牌。REPOhistory 的“下曼哈顿标牌项目”包括我创作的一件作品，题为《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标牌背面的文字写道：  **图中文字对照** - ADVANTAGES OF AN UNREGULATED FREE MARKET ECONOMY：不受监管的自由市场经济的优势 - 1792 / 1992：1792／1992 图5：REPOhistory，1992年，摄影：Tom Klem。 **神话：**1929年股市崩盘后，交易员和经纪人失去财产，从华尔街摩天大楼跳下。 **现实：**1929年崩盘刚发生之后，华尔街地区没有自杀事件。无论市场涨跌，经纪人与交易员每完成一笔交易都能获利。损失金钱的是投资者。真正的输家，是大萧条中失去工作的工人。 **事实：**19世纪末、1920年代与1980年代，保守派政府政策操纵市场经济，造成虚假的经济繁荣，把国家财富转移给人口顶端的1%。在每个时期，这些政策都引发崩盘与萧条。 在1980年代，企业和富人变得大为富有，而美国工人阶级与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平下降了。 [^a18-3]: George Orwell, 1984, New York: Signet Classic, 1977 (1949). 杠杆收购、恶意收购、内幕交易、垃圾债券丑闻，以及储蓄与贷款机构欺诈，都受到那些反对政府监管金融市场的执政当局助长。其他政府政策则鼓励产业放松监管、个人与国家债务增加、高利率，以及对富人和企业减税。 这些政策削弱了美国的工业与金融机构。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将在1990年代为1980年代的过度行为付出代价。 掌握了研究所得的知识，2008年迫近的经济崩盘就显而易见了。那年6月，《哈泼斯杂志》刊登了我的读者来信，回应一篇关于环境可持续性如何由下一个泡沫融资的文章。 ### 劳苦与麻烦 “《下一个泡沫》［报告，2月号］对商业周期及其推动力量作了出色概括，但 Eric Janszen 漏掉了一个关键点：我们经历的经济泡沫，并非无名作恶者犯下的无受害人犯罪，而是蓄意将财富推向经济金字塔顶端的策略。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泡沫都受到政府放松监管、甚至欺诈的助长，并最终扩大了贫富收入差距。 房地产泡沫瞄准非裔美国人及其他少数族群，是这一现象尤其恶劣的例子。艾伦·格林斯潘早已收到有关掠夺性放贷策略的警告，却丝毫没有遏制这些做法，同时还把利率降到前所未有的低位。但格林斯潘并非唯一应受责备者：在泡沫高峰，国会通过有关信贷与破产的法律，削弱了借款人应付债务的能力。仔细阅读这些法律的人，即使认为它们是有意设计成在泡沫破裂时将负面影响最大化，也是可以理解的。 最后，当我们的经济滑向混乱时，任何人都不应忘记乔治·W. 布什总统对这场金融灾难的个人贡献。鉴于当前局面，他承诺以新的社会秩序——‘所有权社会’——取代传统政府福利计划，事实证明，往好里说是荒谬，往坏里说就是犯罪。” 《哈泼斯杂志》，2008年6月 自我写下这封信以来，除了名字，几乎没有什么改变，新自由主义经济计划仍在继续。救助花掉数万亿美元之后，“量子宽松”仍每月给银行850亿美元，使当前泡沫继续膨胀。1%与99%之间的收入差距处于历史高点，而且每天都在增加。〔译注：此处底本写作 quantum easing（量子宽松），语境似指 quantitative easing（量化宽松）；保留原用词，并注明这一差异。〕 给《哈泼斯杂志》写信之后，我开始在华尔街表演。我穿上双面夹板标牌，开始乞讨。那块成为 ABS 基础的标牌宣称，我正在设法筹集100,000美元，以便参加一场政治筹款 活动，从而买下一位政治人物。ABS 以副总统阿伦·伯尔命名，他在决斗中杀死了前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汉密尔顿是美国第一位资本家，他创立了第一国家银行。但我也记得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的历史小说《伯尔》：其中的伯尔被描绘成一位复杂却令人同情的人物，而非早期共和国的恶棍。我后来了解到，伯尔是一位激进派，支持法国大革命，并支持本国更加民主的政府。由于这些及其他原因，伯尔成为重新审视美国历史的一块独特棱镜。 致力于揭露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的神话，同时质疑华尔街及其企业裙带伙伴的诚信。 ——阿伦·伯尔协会格言  **图中文字对照** - BE ENLIGHTENED：接受启蒙 - BEN FRANKLIN：本·富兰克林 图6：阿伦·伯尔协会卡片，格言印在背面。 从历史上看，华尔街与乔治国王的政策虽然不同，却有相似之处：国王利用东印度公司等企业，从殖民地攫取财富。但由于距离遥远、通信耗时，殖民地享有一定自治权。美洲殖民地可以发行纸币，便利本地贸易与商业。1729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出版了一本小册子，阐述纸币的重要性，[^a18-4] 不仅对贸易和商业如此，对工人、手工业者和小店主也如此。纸币，或法定货币，是殖民地繁荣的原因之一。1754—1763年的法国—印第安战争之后，英国政府通过1764年《货币法》，限制殖民地发行具有法偿地位的货币的权利，把这一权利专属于英格兰银行。与《印花税法》或茶叶及其他商品税相比，这一点更使殖民地从繁荣的定居点，变成负债累累、挣扎求存的共同体。 [^a18-4]: Benjamin Franklin, ‘E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Necessity o/ a Paper Currency’, 1729. 独立革命后，在《邦联条例》之下，各州恢复发行纸币，帮助农民和工人偿还债务。当时，各州面临帮助公民的压力，因为对独立战争债券的金融投机，是提高税收的重要原因。谢司起义（1786—87年）是第一次以债务为根源的武装起义。 1780年代的危机，在马萨诸塞州中部与西部农村、以及相对较新开发的地区最为严重。这个地区的许多农民在开办新农场时，背负高额债务。不同于1780年代许多其他州的议会，马萨诸塞州政府没有通过有利于债务人的法律——例如免除债务、增印纸币——来回应经济危机。结果，地方治安官查封了许多农场，一些无力偿债的农民被关进监狱。[^a18-5] 宪法取代《邦联条例》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终结各州通过的有利于债务人的法律。宪法的主要起草者詹姆斯·麦迪逊，经常被引述说，宪法将确保“正确的人”保有权力。或者，用麦迪逊在《联邦党人文集》第10篇中的话说：“对纸币、废除债务、平均分配财产，或任何其他不当或邪恶计划的狂热，将不那么容易蔓延到整个联邦。”[^a18-6] 宪法保证，经济与社会正义这类“邪恶计划”不会被容忍。 华盛顿就任首任总统前数周，《匹兹堡公报》的印刷人、编辑兼出版人约翰·斯卡尔（John Scull），写下了这篇社论： 宪法制定者最为警惕地防止你们在这一宪法之下，于未来任何时候获得通过平等代表制表达对它看法的机会。他们没有提供其他改革方式，只有一个不充分、不平等的监察委员会。修改宪法需要三分之二多数。[^a18-7] 这篇社论奠定了1791年威士忌起义的基础；起义由宪法引燃，后来又被汉密尔顿的资本主义政策煽旺。 货币是一种社会交换形式。因此，我们必须审视宪法，因为它界定并规制经济、社会与政治交换。宪法奠定了最高法院“公民联合案”裁决的法律基础，赋予企业公民权利；也奠定了2014年一项裁决的基础，要求阿根廷必须先偿付对冲基金投机者，再支付教育、医疗保健和基础设施费用。[^a18-8] [^a18-5]: U.S. History: Pre-Columbian to the New Millennium, ‘15a Shay’s Rebellion’, http://www.ushistory.org/us/15a.asp. [^a18-6]: The Federalist No. 10: The Utility of the Union as a Safeguard Against Domestic Faction and Insurrection, Publius [James Madison], 22 November 1787, Constitution Society, http://www.constitution.org/fed/federa10.htm. [^a18-7]: 参见 John Scull, Pittsburgh Gazette, 16 May 1789。 [^a18-8]: Ellen Brown, ‘Cry for Argentina: Fiscal Mismanagement, Odious Debt or Pillage? The Web of Debt Blog’, 12 August 2014, http://ellenbrown.com/2014/08/12/cry-for-argentina-fiscal-mismanagement-or-pillage/. 另一个例子是底特律一位法官的裁决：未付账单的债务人无权用水。[^a18-9] 这些裁决表明，宪法把财产权看得比人权更重要。写一条禁止企业拥有公民身份的宪法修正案，并不会改变债权人（少数）与债务人（多数）之间的关系。 我们的集体财富，我们的共同财富，并不是“免费金钱”，而是理应属于我们的东西。“免费金钱运动”的目的具有教育性，意在启发人们。宪法保护那些违法设套、使债务人陷入困境的债权人的权利。因此，《独立宣言》尽管有缺陷，也必须置于宪法之上。这份集体写成的文稿，呼吁超越最初十三个美洲殖民地边界的普遍人权。它宣告，所有~~男人~~人都生而平等，并享有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权利。〔译注：原文将 men 划去，并以 people 取代，此处保留这一改写形式。〕这一呼声被法国和海地的革命者承接并加以修改。这些启蒙理想，与联合国大会1948年通过的《世界人权宣言》相联系。 ## 1791—1794年的威士忌起义  **图中文字对照** - FEDERAL RESERVE NOTE：联邦储备券 -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 - SLAVE OF WALL STREET：华尔街的奴隶 - TEN DOLLARS：十美元 - 10 - HAMILTON：汉密尔顿 - JC49060579A - C3 - SERIES 2006：2006年版 - Treasurer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国库局长 -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美国财政部长 - occupywallst.org：occupywallst.org（占领华尔街网站） - AARONBURRSOCIETY@GMAIL.COM：AARONBURRSOCIETY@GMAIL.COM（阿伦·伯尔协会邮箱） 图7：盖印的10美元纸币上的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肖像。 在马克思之前，人们已经反对那个正在兴起、后来被称为资本主义的经济制度。美国独立革命之后，发生过五次反抗新成立共和国的武装起义。谢司起义最为知名，但威士忌起义最具意义。威士忌起义者以宾夕法尼亚西部边疆地区为中心。他们反抗金融投机、使富人享有特权的双轨经济和税收制度，以及把财产权置于人权之上的宪法；奴隶占有，以及将投票权限制于拥有财产的白人男性，只是其中两个例子。 [^a18-9]: Rebecca Savastio, ‘Detroit Judge Rules There Is No Basic Human Right to Water’, Guardian Liberty Voice, 1 October 2014, http://guardianlv.com/2014/10/detroit-judge-rules-there-is-no-basic-human-right-to-water.  **图中文字对照** - True Value：True Value（品牌名，字面义“真正价值”） - START RIGHT. START HERE.：正确起步，从这里开始。 - WARNING：警告 - AVISO：警告〔西班牙语〕  **图中文字对照** - True Value：True Value（品牌名，字面义“真正价值”） - START RIGHT. START HERE.：正确起步，从这里开始。 图8：协会在纽约州北部 Oxbow Creek 的蒸馏活动，2010年。 所有这些起义的首要原因，都是对战争债券的投机导致高税收，而高税收又常常造成财产被查封。联邦政府接管各州债务，实际上是在救助那些以每美元几美分价格购买战争债券的投机者。汉密尔顿坚持，以面值获偿的应是投机者，而非原本挣得这些债券的士兵或农民；投机者只花几分钱购入，却能按面值获付。这是巨大的不劳而获的利润，为2008年华尔街救助开了先例。 汉密尔顿经济和税收制度的其他例子，包括威士忌税。威士忌按蒸馏器容积征税，而不按实际产量征税。因此，如果一个小农户拥有10加仑的蒸馏器，她要缴的税与奴隶主或工厂主相同。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必须完成经营家庭农场所需的其他工作，能用于酿造威士忌的时间有限。奴隶主和工厂主则可每周七天开动蒸馏器，能够负担小农户根本无力支付的税。这项税的次要目的，是阻止本地生产、促进大型制造者，这正是资本主义的一项核心特征。 宾夕法尼亚西部农民承担不起翻山向东运输谷物的费用，但运送威士忌却有利可图。农民通过自己的劳动，把谷物转化为威士忌，夺取了资本的权力。而威士忌也像纸币一样，被用作一种地方货币。 财政部长汉密尔顿的双轨经济政策，复制了英国强加于殖民地的资本主义方案。其中包括建立第一国家银行，即现今美联储的前身。它与《宪法》第一条第十款配合，后者剥夺各州创造货币的权利；国家银行于是如同革命前的英格兰银行一样，控制着货币制度。 起义者投降之后，在美国军队占领期间，约翰·斯卡尔（此处原文拼作 John Skull）的名字从《匹兹堡公报》报头上被拿掉。几个月后，他的名字重新出现，并写下这篇社论： 真正的自由，如同真正的宗教，要凭它的果实来认识。自由是天国之女，是上帝赐给蒙恩人民的最佳礼物，是一种慷慨的原则，其目的在于人类的和平与繁荣；它必定结出配得上神圣起源的果实：温柔、正义与彼此相爱。放纵则是 地狱之子，是降于犯罪之国的灾祸，其本性自私，力图贬低除自身以外的一切，所结果实恰恰相反：煽乱、狂怒、仇恨、恶意与伤害。凭果实判断吧，我们的起义究竟出于自由精神，还是放纵；究竟是上帝之工，还是魔鬼之作。[^a18-10] 斯卡尔与许多建国者一样，是自然神论者，因此提及上帝只是比喻。但魔鬼指的是汉密尔顿和资本主义。   图9：阿伦·伯尔协会的威士忌蒸馏器，卡内基梅隆大学，2010年。 国务卿托马斯·杰斐逊后来因汉密尔顿的经济政策而辞职。此后，杰斐逊邀请前美国参议员阿伦·伯尔在1800年选举中作为副总统竞选搭档。伯尔离开参议院，回到纽约市，组织反对同为纽约人的汉密尔顿及联邦党人。到1799年，伯尔已经创办曼哈顿公司，在黄热病流行期间为纽约市提供清洁水源。但伯尔没有拿走利润，而是用剩余资本向工人阶级、店主及其他被汉密尔顿的纽约州银行垄断拒绝授信的人提供贷款。伯尔还促成一项法律，允许成立低成本土地合作社，使工人阶级可以拥有财产并获得投票权。 这些行动使伯尔迅速上升，与杰斐逊在选举中得票相同。杰斐逊随即转而反对伯尔，因为后者威胁到他下一任期。伯尔也反对奴隶制，而杰斐逊希望同为奴隶主的詹姆斯·麦迪逊和詹姆斯·门罗在他之后执政。伯尔的激进政治，使汉密尔顿的银行家和杰斐逊的奴隶主都成为敌人。他们联手摧毁了伯尔的政治生涯与个人声誉。 虽然大体上已被遗忘，但威士忌起义、曼哈顿公司和土地合作社政治的教训，仍然重要。地方共同体需要政治权力，以便把资本作为社会交换手段来获取。这可以使地方共同体在互助和直接民主的基础上，生产自己的食品、能源及其他日常必需品；这些条件在早期边疆共同体中很普遍，对当代共同体也很重要。这类共同体能够抵抗资本主义对无止境增长的要求，以及在有限地球上破坏性攫取资源的要求。资本主义只珍视利润，不珍视人、共同体 [^a18-10]: Pittsburgh Gazette, Pittsburgh, Pennsylvania, 17 December 1794. 或环境。资本家对股东负责，而非公民或政府。人和环境被当成负债或费用，为了利润必须受到压制或被摧毁。因此，我们必须超越资本主义，在互助与自主生产的基础上，为人和共同体赋能。 ## 通向公地的多条道路 ABS 仍积极参与占领华尔街工作组“罢债”（Strike Debt）、[^a18-11] “创造世界”（Making Worlds，公地联盟），有时也参与“占领博物馆”。“罢债”出版了《债务抵抗者行动手册》，[^a18-12] 并发起“滚动禧年”（Rolling Jubilee）。[^a18-13] 手册告知债务人其权利，以及针对个人债务和政府债务的抵抗形式。书中还有一章讨论“气候债务”，即工业国家因制造导致气候变化的污染，而欠发展中世界的债。“滚动禧年”购买那些已经违约、以每美元几美分的价格卖给秃鹫资本家的个人债务。秃鹫资本家随后通过骚扰债务人，试图收回全部欠款；这种做法可追溯到独立战争债券。“滚动禧年”已筹集超过700,000美元，购买并注销了1,850万美元的违约债务，而不向获得解放的债务人附加任何义务。1,850万美元债务虽是一大笔钱，但与个人及国家欠下的数万亿美元相比，仍微不足道。“罢债”和“滚动禧年”的目的，是提高人们对债务掠夺本质的认识，并建立债务抵抗者运动。“创造世界”已经举办两场关于公地的国际论坛。议题范围广泛，着眼于在资本主义内部建立具有变革性的替代结构，包括土地信托、工人合作社、能源与食品合作社、保护环境的联盟、开源软件，以及技术的集体使用。  **图中文字对照** - …HO BENEFITS FROM IT?：……谁从中获益？〔首字母被画面边缘裁切〕 - DEBT: HOW DOES IT AFFECT CULTURE?：债务：它如何影响文化？ 图10.1：“创造世界”在布鲁克林布什威克的 Momenta Art 举行会议，这是“占领博物馆”为期一个月行动的一部分，2012年10月。 [^a18-11]: 参见 http://strikedebt.org。 [^a18-12]: Strike Debt, The Debt Resisters’ Operation Manual, Brooklyn, NY and Oakland: Common Notions/PM Press/Autonomedia, 2014. [^a18-13]: Rolling Jubilee, http://rollingjubilee.org.  **图中文字对照** - Public Banking 2013 – Funding the New Economy :: Jim Costanzo, MA, MFA：2013公共银行——为新经济融资：Jim Costanzo，文学硕士、艺术硕士 - pba2013.pathable.com/#users/168732 - PRESENTED BY THE PUBLIC BANKING INSTITUTE AND CO-HOSTED BY THE GREEN MBA PROGRAM AT DOMINICAN UNIVERSITY：由公共银行研究所主办，多明尼克大学绿色MBA项目联合举办 - Public Banking Conference 2013：2013公共银行会议 - FUNDING THE NEW ECONOMY：为新经济融资 - June 2-4 • Dominican University：6月2—4日·多明尼克大学 - San Rafael, CA：加利福尼亚州圣拉斐尔 - Kickoff! Open to the Public!：开幕！向公众开放！ - Matt Taibbi Rolling Stones Magazine：Matt Taibbi，《滚石》杂志〔图片显示Stones〕 - Birgitta Jónsdóttir Icelandic Parliament：Birgitta Jónsdóttir，冰岛议会 - Ellen Brown Author, Web of Debt：Ellen Brown，《债务之网》作者 - Gar Alperovitz Author, What Then Must We Do?：Gar Alperovitz，《那我们必须做什么？》作者 - Sunday June 2 7-9.30pm：6月2日星期日，晚7点至9点30分 - PUBLIC BANKING ENGINE：公共银行引擎 - MAIN STREET EXPRESS：大众经济快车 - PUBLIC BANKING INSTITUTE：公共银行研究所 - Home / Attendees / Sponsors / Discussions / Full Schedule / Sign in：主页／参会者／赞助方／讨论／完整日程／登录 - Jim Costanzo MA, MFA：Jim Costanzo，文学硕士、艺术硕士 - worker, organizer：工作者、组织者 - Strike Debt：罢债 - Other：其他 - SPEAKER：演讲者 - Strike Debt! - Debt Resistance for the 99%：罢债！——为99%的人抵抗债务 - Rolling Jubilee：滚动禧年 - I’M SPEAKING AT：我的发言场次 - Policy: Case Study, Hurricane Sandy, Disaster Recovery, and the Ban…：政策：案例研究、飓风桑迪、灾后恢复及银……〔原图截断〕 - Monday, June 3 2013 4:20 PM：2013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4:20 - Policy: Case Study Panel, Moderated Questions：政策：案例研究小组，主持提问 - Monday, June 3 2013 4:40 PM：2013年6月3日星期一，下午4:40 - Strike Debt [http://strikedebt.org] believes that we do not owe anything to Wall Street or their corporate cronies. But we own everything to our families and neighbors as well as people across the nation and around the world.：罢债［http://strikedebt.org］认为，我们不欠华尔街或其企业亲信任何东西。但我们的一切都归于我们的家人和邻里，以及全国和世界各地的人们。〔原图写own，正文运动主张常用owe；保留原图并说明〕 - Investools Member Login：Investools会员登录 - Course: Photogra…：课程：摄影…… - it’s the economy s…：是经济，…… - Public Banking 20…：公共银行20…… - Seminar 5: Constit…：研讨会5：宪…… - mypratt 图10.2：作者参加公共银行研究所会议，2013年。 要描述这些工作组的活动，需要一篇两倍于本文长度的文章，所以我仍将集中讨论货币政策。请注意，我不代表占领华尔街或任何工作组发言。不过，我曾在公共场合代表过不同工作组，包括在2013年公共银行研究所“为新经济融资”会议上代表“罢债”。 占领华尔街揭示了祖科蒂公园半公共、半私有的性质，而这实际上正是资本主义的核心矛盾。亚当·斯密《国富论》提出，国家应当建设基础设施、促进商业，然后允许企业家利用自由市场与自由贸易追求私人利润。 美国第一任财政部长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并不相信自由市场或自由贸易。[^a18-14] 汉密尔顿救助投机者，对进口制成品征收关税，以保护新兴的美国产业。他确实用税款建设基础设施，但获利者由他选择。资本主义实际上从未依赖市场的无形之手，而是建立在侵占税款、利用政府项目积累私人财富的基础上。无论 IBM、AT&T，还是任何企业联盟，都没有足够资源开发计算机；计算机由政府合同及税收资助的研究出资开发。手机技 [^a18-14]: Susan Dunn (ed.) Something that Will Surprise the World: the Essential Writings of the Founding Fathers,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术由政府向大学提供研究拨款而发展。企业也从军事与太空计划的技术进步中获利。私人企业获准免费使用由民众共同财富支付的技术，不必支付费用，也不必缴纳其应承担的公平税额。二战结束以来，美国预算约有一半花在军工复合体上，后者把巨额资金输送给私人承包商。如果一半预算由政府项目控制，真有自由市场吗？考虑到中东那些公开宣布和未公开宣布的石油战争，真有人能论证自由贸易存在吗？ 二战后，美国凭借军事力量，以及大英帝国对战争债务的违约，接掌“自由世界”的领导权。1944年《布雷顿森林协定》确立美元为储备货币，并创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与世界银行来保护美元。储备货币地位要求其他国家持有相当数量的美元，作为外汇储备的一部分，并要求国际交易使用美元。[^a18-15] 金钱就是权力，美元与压倒性的军事优势协同运作，执行美利坚帝国的统治。 在国内，美国公司通过把工作岗位转移到海外来获得减税。国家用纳税人的钱补贴企业建设购物中心，这些中心由同样获得补贴的跨国公司主导。没有政府支持，这些企业和垄断体就无法生存。在国外，美利坚帝国及其工业盟友利用 IMF 与世界银行，让发展中国家陷入债务；这是一个有历史的策略。海地至今仍因1791年的奴隶起义，向法国支付赔款，也就是债务。[^a18-16] 这类恶债是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及当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遗产。它与2008年国际金融崩溃强加于工业世界公民的恶债不同，却又平行：那场危机导致数十万亿美元救助，由劳动人民缴税和社会项目削减来承担。恶债，[^a18-17] 也称不合法债务，是一种国际法理论，认为一个政权为不符合国家最佳利益的目的而承担的国家债务，不应具有强制偿付效力。 2012年，有20万亿至30万亿美元流入离岸账户，既未纳税，也没有创造就业。[^a18-18] 此外，股市与企业利润都创下历史新高，政府却要求紧缩。“大规模逃税扭曲关键经济统计数据，妨碍官员管理经济或制定 [^a18-15]: 金砖四国（BRIC）正在挑战美元霸权，但它们同样是资本主义国家，不会改变权力关系。 [^a18-16]: Kim Ives, ‘Haiti: Independence Debt, Reparations for Slavery and Colonialism, and International Aid’, Global Research, Haïti Liberté, 10 May 2013, http://www.globalresearch.ca/haiti-independence-debt-reparations-for-slavery-and-colonialism-and-international-aid/5334619. [^a18-17]: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Odious Debt’, 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fandd/2002/06/kremer.htm. [^a18-18]: Democracy Now, ‘Exhaustive Study Finds Global Elite Hiding Up to $32 Trillion in Offshore Accounts’, 31 July 2012, http://www.democracynow.org/2012/7/31/exhaustive_study_finds_global_elite_hiding. 政策的能力。”[^a18-19] 逃税与恶债使跨国公司和1%的人更加富有，同时使全球经济瘫痪。这就是紧缩为何是谎言，也说明为何必须抵抗债务，以打破放松监管与欺诈所造成的政治经济压迫。 法国各城市已经开始债务审计，以揭露恶债；[^a18-20] 阿根廷也刚刚通过一项法律，设立债务审计委员会。[^a18-21] 不过，抵抗债务只是第一步；终结资本主义需要成千上万条道路，但如前所述，ABS 聚焦货币政策。这并不意味着它比其他策略更重要，而是要终结资本主义，我们就必须控制资本。 跨国“参与式预算”运动，是管理公共资金、让人们参与政治过程的一种不同方式。这是一个民主过程，共同体成员直接决定如何使用一部分公共预算。[^a18-22] ABS 支持参与式预算，但认为我们必须审视整个预算，把债务审计与参与式预算结合起来。我们必须检查国家、州／地区和地方政府预算，超越对恶债的审计，了解有多少税款用于支持企业与垄断做法。这样，才能准确比较跨国公司的生产，与工人合作社和小企业本地生产的成本。然而，企业资本主义制造了巨大不平等、正在破坏环境这一事实，也必须纳入衡量。还应指出，技术的新兴趋势有利于小规模、定制化生产，3D 打印只是一个例子。 另一项平行策略，是建立政府银行或社会主义银行。公共银行研究所正在推动建立类似北达科他银行的州立银行，也支持恢复1960年代被终止的美国邮政银行。[^a18-23] ABS 虽然支持公共银行研究所，但共同财富还必须有其他再分配形式。前国会议员丹尼斯·库西尼奇（Dennis Kucinich）提出过一项把美联储国有化的法案，名为《NEED 法案》，编号 HR 2990。[^a18-24] 该法案原本将把由私人银行家拥有和经营的美联储，纳入财政部，并以公务员替代私人银行家。目标是把华尔街利润转变为人民的权益，用于支付医疗保健、教育及本地基础设施建设。 [^a18-19]: Jacques Leslie, ‘The True Cost of Hidden Money A Piketty Protégé’s Theory on Tax Havens’, The New York Times, 15 June 2014, http://www.nytimes.com/2014/06/16/opinion/a-piketty-proteges-theory-on-tax-havens.html?ref=opinion&_r=0. [^a18-20]: Strike Debt, ‘“Don’t Owe, Won’t Pay!” A Conversation with a French Debt Resistor’, 24 June 2013, http://strikedebt.org/publicdebtaudits/. [^a18-21]: Jubilee Debt Campaign, ‘Argentina Passes Law To Establish Debt Audit Commission’, 1 October 2014, http://jubileedebt.org.uk/news/argentina-passes-law-establish-debt-audit-commission. [^a18-22]: Participatory Budgeting Project, http://www.participatorybudgeting.org/about-participatory-budgeting/what-is-pb/. [^a18-23]: Records of the Post Office Department, http://www.archives.gov/research/guide-fed-records/groups/028.html. [^a18-24]: National Emergency Employment Defense Act of 2011 [NEED Act, HR 2990], https://www.govtrack.us/congress/bills/112/hr2990/text.  **图中文字对照** - BEYOND CAPITALISM：超越资本主义 - COMMON GOOD：共同福祉 - PEOPLE & THE ENVIRONMENT BEFORE PROFITS：人民与环境优先于利润 - FedUp：FedUp〔行动名称，兼有“受够了”之意〕 - facebook.com/…：facebook.com/……〔余部被裁切／难辨〕 图11.1：作者在联邦储备银行前参加 FedUp 行动，华盛顿特区，2014年3月。  **图中文字对照** - BEYOND CAPITALISM：超越资本主义 - COMMON GOOD：共同福祉 - PEOPLE & THE ENVIRONMENT BEFORE PROFITS：人民与环境优先于利润 图11.2：作者在新美术馆为 Pawel Althamer 的《邻居》（The Neighbors）表演；这项合作始于第7届柏林双年展（BB7），2014年3月。  **图中文字对照** -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NEW YORK：纽约联邦储备银行 - FREE MONEY：免费金钱 - SLAVE OF WALL STREET：华尔街的奴隶 图11.2：作者与 Harrison Tesoura Schultz 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前参加 FedUp 行动，2014年7月。〔译注：底本此处图号再次记为11.2；保留原编号。〕 再次说明，ABS 赞同《NEED 法案》，但主张扩大其使命。国有化后的美联储，应直接资助以共同体为基础、由共同体成员建造的基础设施。所有交易与政策决策都必须透明，并在网上公布。目标应超越道路和学校的建设与维护，进一步改造现有建筑，以实现环境可持续性。所有建筑和住宅都应生产能源，并接入公共的全国智能电网。更大型的国有绿色发电设施，可以补充本地发电。当然，国家和企业会说这太昂贵，但真是如此吗？私人离岸账户中有数万亿美元，还有数额不明的钱以补贴形式给了跨国公司。再加上无休止石油战争的成本，以及气候驱动的超级风暴日益增加的损害。限制我们的并非经济，而是一种失败的政治经济体制，它保护现存阶级与经济结构。  **图中文字对照** - Aaron Burr Society presents the latest incarnation of the 2nd WHISKEY REBELLION an Occupied Rebellion：阿伦·伯尔协会呈现第二次威士忌起义的最新形态——一场“占领”起义 - BEYOND CAPITALISM：超越资本主义 - PEOPLE & THE ENVIRONMENT BEFORE PROFITS：人民与环境优先于利润 - performance / videos / music：表演／视频／音乐 - ALL PEOPLE CREATED EQUALLY：人人生而平等 - MOTHER EARTH：地球母亲 - economic liberty：经济自由 - human liberation：人类解放 - environmental sustainability：环境可持续性 - LAND LIBERTY：土地自由 - environmental economy：环境经济 - libertarian socialism：自由意志社会主义 - communitarian anarchism：共同体主义无政府主义 - 21st CENTURY LIFE LIBERTY & THE PURSUIT OF HAPPINESS：21世纪的生命、自由与对幸福的追求 - common law：普通法 - commonwealth：共同财富 - common good：共同福祉 - Friday December 27—9pm：12月27日星期五——晚9点 - PINE BOX ROCK SHOP - 12 GRATTAN ST, BROOKLYN, NY 11206—L TRAIN >MORGAN：纽约州布鲁克林格拉坦街12号，邮编11206——乘L线至Morgan站 图12：阿伦·伯尔协会为2014年在布鲁克林布什威克 Pine Box Rock Shop 举行的系列表演制作的海报。 每个学童都应学习政府与不同货币交换和生产形式之间的关系，不仅学习理论，也要学习这些关系在自身共同体中的实际运作。除了理解预算，这将使人们能够作出当下不可能作出的知情决策。在心理层面，它有潜力重新连接那些被剥夺权利、在政治上疏离的人。 托马斯·皮凯蒂在《21世纪资本论》的结尾写道： 然而，在我看来，所有社会科学家、所有记者与评论者、所有工会和各种政治立场的行动者，尤其是所有公民，都应认真关注金钱、它的衡量方式、围绕它的事实以及它的历史。拥有大量金钱的人，从不会不捍卫自己的利益。拒绝面对数字，很少有助于境况最差者的利益。[^a18-25] 2008年金融崩溃之后，世界正淹没在债务中。工业世界的大多数债务，由政府放松监管与华尔街欺诈共同配合企业资本主义所创造。在全球南方，它则是殖民主义与当下新自由主义政策的遗产。随着全球变暖、海平面上升，“淹没在债务中”已不再只是比喻。如果我们希望环境可持续，解决方案就必须是全球性的，以经济正义和普遍人权为基础。虽然我猜皮凯蒂不会同意，但拒绝偿还恶债，是削弱压迫性政治等级的第一步；然而，我们还必须自下而上建立新的全球基础设施体系，摆脱1%及其公司的控制。将国际银行体系国有化，同时建立地区与地方公共银行，可以成为在直接民主制度下建设公平跨国绿色经济的许多重要步骤之一。 ## 参考文献 Beard, Charles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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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iftopia: A Story of Bankers, Politicians, and the Most Audacious Power Grab in American History, New York: Spiegel & Grau, 2010. U.S. History: Pre-Columbian to the New Millennium. ‘15a Shay’s Rebellion’, http://www.ushistory.org/us/15a.asp. Wheelan, Joseph. Jefferson’s Vendetta: The Pursuit of Aaron Burr and the Judiciary, New York: Carroll & Graf Publishers, 2005. # 狂野，狂野的西部：两位加利福尼亚“女教师”的观察 比尔·毛雷尔（Bill Maurer）与拉娜·斯沃茨（Lana Swartz） # 狂野，狂野的西部：两位加利福尼亚“女教师”的观察 比尔·毛雷尔与拉娜·斯沃茨 从事支付创新的人着实热衷于“狂野西部”。自2008年这一行业开始升温以来，我们在各种场合一再听到他们说：“外面是一片狂野西部”，或“我们身处狂野西部”。有时他们把这个说法用在营销材料中，借它唤起激动人心的新鲜事物；有时他们用它来谈合规，意指法律或监管环境模糊不清、尚未定型。这两套说辞通常最终成为同一枚硬币的两面：狂野西部是一片机会之地，在这里什么都可以发生，命运青睐那些承担得起风险的人。至少在监管者出现——警长（也许是女教师）骑马进城——之前，情况都是如此。 狂野西部的说法还不止于此。支付行业用来描述其网络和技术的隐喻，往往直接来自19世纪美利坚合众国向西扩张的历史。他们谈淘金热、抢占土地、铁路和拓荒者。这暗示着更深层的变化：或许是旧有归属关系的动摇，是新边疆的开启，以及有关个人、财产、国家和市场的某些惯例开始松动。 ## 支付 “支付”在概念和实践上都不同于“交换”。我们两人中至少有一人所属的人类学领域，是建立在交换观念之上的。在经典著作《礼物》中，马塞尔·莫斯提出了一种基本认识：人类的社会性通过各种各样的交换而巩固，无论交换的是贝壳、货币，还是其他贵重物品、礼物或亲属；交换让社会关系延伸成持久的义务网络。[^a19-1] 然而，通过研究支付行业，我们不得不重新思考这种以交换为中心的认识。 支付行业由一系列企业和政府实体构成，每当你不使用现金或硬币，也就是不使用国家发行、代表法定货币的代币时，它们就帮助价值从A点转移到B点。这可以是以电子工资的形式，从你的雇主转到你的银行账户；可以是每当你用塑料卡购买东西时，从你的信用卡账户转到商户； [^a19-1]: Marcel Mauss,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54. 也可以是在肯尼亚M-Pesa这样的移动货币服务中，通过短信发送电子额度时，从一个人转到另一个人。 支付不同于交换。交换通常涉及一项交易，人们在其中使价值相等。这就是那个古老的物物交换故事：我有一些猪，你有一些山药，我们要交换。我们得做一种计算，弄清多少头猪可以换多少山药。支付是另一个独立过程：一旦决定了如何衡量我们物品的价值，我该怎样把我的猪所体现的价值转到你那里，再把你的山药所体现的价值转到我这里？这似乎几乎不值一提。在那个神话般的物物交换情境中，支付的基础设施就是我们的手、装山药的篮子，以及赶猪用的棍子。在现金交换中也一样，促成支付的是手。我用手拿出现金，交到你的手里，我们就完成了价值转移。 非现金支付则没有这么简单，也没有这么微不足道。我们需要网络基础设施，而支付领域形形色色的参与者负责建设、维护、把守关口并收取通行费：银行卡网络、销售点设备制造商、支付处理商、账单服务公司、汇款服务商、应用开发者、移动网络运营商，也包括政府规定设立的系统。支付创新者在价值的传递过程中寻找机会。其中一些人也在交换媒介本身寻找机会——补充乃至取代国家发行的货币。真是一片狂野西部！ ## 旧西部 即便没有明确提及“狂野西部”，今天的支付行业也会以多种方式唤起这种图景。例如，Visa网络经常被描述为一组“轨道”，所指的是横贯大陆的铁路：它们把人员、新闻、邮件、货币和黄金运送到不断扩展的美国各地，并且按照多数宏大叙事的说法，把它整合成一个国家。 在真实的狂野西部，真正的铁路最终被按“公共承运人”监管，即为公共利益运营的私营公用事业。农民依赖这一新基础设施把商品运到市场，而且曾为修建铁路让出土地；他们要求普遍服务、免受价格歧视，以及对安全送达的合理预期。监管的产生也是为了保护初生的美国邮政局。当时，邮政局与私人快递航运卡特尔竞争，后者依托这套基础设施，并与铁路公司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勾结。 21世纪初，公共承运的语言和原则被移植到电信基础设施。在美国（至少本文写作时如此）及其他国家，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有义务平等对待所有数据，不得因用户、网站或平台不同，在价格或速度上实行歧视。 但“轨道”最直接的后继者并非互联网，而是支付行业。到20世纪初，私人快递公司受到电报竞争的威胁，但它们已经转向一种新的、利润丰厚且不受监管的价值转移方式：面向穷人、移民和不识字者的汇票，以及面向精英的旅行支票。关键在于，“浮存金”——每个月因支票尚未兑付而留下的钱—— 可以用于投资赚取利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私人快递业被国有化。这些卡特尔几乎没有继续从事运输业务的动力，于是正式整合为美国运通，将重心放在支付服务和金融活动上。[^a19-2] 现代支付行业就此诞生。 没有哪一个私营基础设施行业愿意作为服务公共利益的事业接受监管。铁路、私人快递公司、西联汇款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都曾抵制成为公共承运人，只是成效各不相同。没有任何私人“轨道”愿意成为电信行业所说的“傻管道”。所有私人轨道都谋求租金和控制权，支付行业也不例外。今天，无论互联网还是支付领域，所谋求的租金越来越不仅是费用，也包括数据。用于营销和建模的个人及社会数据，在支付行业及其他领域被称为“黄金”，这又是一次对狂野西部的回望。 因此，当我们听说建立在数据收集或规避数据收集之上的新货币——不管是美国运通积分还是比特币——就会想到那些以可疑储备为担保、向拓荒者发行纸币的“野猫银行家”。我们也会想到几位与我们交流的支付行业人士在Twitter上的一段对话。其中一人谈到当前支付创新的爆发时写道：“在淘金热中，你可以挖金子，也可以卖铲子。”[^a19-3] 另一人接着说：“或者开一家银行。”[^a19-4] 还有一人提议：“也可以卖藏宝图。如今我们把这叫作咨询。”[^a19-5] 如果我们戴的是资本家的黑色斯泰森毡帽，而不是女教师的软帽，我们或许会建议：如果他们真想成为这套隐喻中获胜的强盗大亨，也许应该考虑开一家铁路公司。 ## 更古老的旧西部 还有另一片值得考虑的狂野西部：阿契美尼德帝国的最西端。在大流士、薛西斯等君王统治下，这个帝国从印度延伸到安纳托利亚。世界上最早的一些金属硬币，就来自该帝国西部、今土耳其境内的吕底亚和伊奥尼亚。国家当局发行的古代硬币带有国王的形象——有时站立，有时跪着；手持长矛，或弓箭。但这些硬币的使用者又在币上留下自己的标记，那些微小的加盖戳印究竟表示什么？答案并不完全清楚。这些显然不是检验切痕，即为确认硬币是否为实心银或金而刻出的凹口。许多标记都是复杂、精细而美丽的抽象图案、小小的手掌或狮爪。 [^a19-2]: 关于美国运通的新闻报道式历史，参见 Peter Z. Grossman, American Express: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Who Built the Great Financial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Value Publishing, 1987. [^a19-3]: @sammaule, ‘My tweet back in Oct: In a gold rush you can mine for gold or sell shovels. Nice shovel @obedier @GetPoynt #CGDigital.’ Twitter post, 4 November 2014, 6:28 AM, https://twitter.com/sammaule/status/529641370638897152. [^a19-4]: @dgwbirch, ‘“@sammaule: My tweet back in Oct: In a gold rush you can mine for gold or sell shovels” or set up a bank.’ Twitter post, 4 November 2014, 7:09 AM, https://twitter.com/dgwbirch/status/529651610461282304. [^a19-5]: @Greg_Coogan, ‘@dgwbirch @sammaule You could sell treasure maps too. Today we call that consulting.’ Twitter post, 4 November 2014, 7:10 AM, https://twitter.com/Greg_Coogan/status/529651859942678529. 请记住，最早的货币并不是代币，而是记录，是刻在楔形文字泥板上的收据，比起现金或硬币，它们更像合同或信用证。[^a19-6] 这些记录也常由宗教或国家当局集中保存在仓库中，那里可能同时储存谷物、白银或贡品。这种新的狂野西部技术——硬币——的早期使用者，是否觉得有必要在上面写下自己的故事，标记自己的债务和义务？还是仅仅宣示自己的身份（“我有一杆秤，我已经称过这枚硬币。这就是我的标记”）？这样的宣示会指向一个身份等级凌驾于可计算性之上的世界，而我们在传统上恰恰把这种可计算性同货币代币联系在一起。 也许，在早期硬币上留下标记的人，仍然生活在以账本为基础的思维中，不熟悉这样一种想法：可以存在不经中介的交换手段，一种没有明显基础设施的支付形式。也许他们并未完全理解，硬币可以是国家发行的匿名交换媒介，除了国王的铸币厂，以及日常交换所用的手、袋子，也许还有秤和砝码之外，不需要其他支付基础设施。 在这段硬币的早期历史中，国家的角色很重要，而这恰恰是今天一些支付创新者感到不耐烦的地方。因为国王如同现代国家，会要求人们用他们自己的代币缴纳税收或贡赋；这既是政治主权的表达，也施行着经济控制。但我们又想起那些带标记的硬币，想起这种书写、留下记录的愿望。因为今天人们再一次越来越认识到：说到底，货币不过是记录。至少在某些圈子里如此。它本身并不是一种商品，而是一个数据库——一本贷项与借项的账簿、一份交易记录。[^a19-7] ## 新轨道 如果说在安纳托利亚的狂野西部，人们把自己的标记刻在硬币上，仿佛要将硬币重新变成某种泥板，那么今天的支付创新者则在重新制作这些泥板。他们同样身处一场身份与等级的博弈：相互竞争（Google对Apple，Dwolla对PayPal，Heartland对FirstData，Verifone对Ingenico），与银行竞争，并且——这一点至关重要——与国家竞争。国家仍然发行货币并为其担保，规定某些轨道的公平性与功能，并监督所有这些轨道。 但银行和国家仍然重要。如今在美国，按金额计，自动清算所（ACH）协助处理了超过60%的非现金支付（所有那些工资！）；而按交易笔数计，借记卡则占非现金支付的近40%（销售点的所有那些小额购物！）。[^a19-8] ACH是依据联邦规定建立的银行间网络，负责银行账户之间转账的清算与结算。 [^a19-6]: 参见 Michael Hudson, ‘The Development of Money-of-Account in Sumer’s Temples’, in Michael Hudson and Cornelia Wunsch (eds), Creating Economic Order: Record-keeping,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ume IV, Bethesda MD: CDL, 2000, pp. 303-330；以及 Geoffrey Ingham, ‘Babylonian Madness: O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Money’, in John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6-41. [^a19-7]: 经济人类学家基思·哈特长期持有这一立场。参见其著作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Profile, 2000. [^a19-8]: U.S. Federal Reserve, 2013 ‘Federal Reserve Payments Study: Recent and Long-Term Paym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2012’, Summary Report and Initial Data Release, Washington, DC, 2013. 借记卡网络由自动取款机（ATM）网络发展而来，银行建设这些网络，是为了让账户持有人取钱更方便、成本更低。[^a19-9] 支付创新者则来自另一个地方。他们中许多人来自狂野西部——至少就美洲大陆而言如此——即与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相关的信息技术、初创企业文化和风险资本，那片淘金热的故土。就连如今最寻常不过的支付轨道VISA，在1970年代也曾被它那位身处旧金山的创始人设想为一次激进的颠覆，令传统银行高管感到恐惧。[^a19-10] 先有1990年代末的PayPal，如今又有2014年的ApplePay；自2008年以来，许多新公司相继出现，试图进入支付领域。 为什么？因为鼓舞人心的故事、新的可能性和一场巨大的金融危机汇合到了一起。移动电信提供商Safaricom于2008年推出M-Pesa，这项服务让肯尼亚人可以用普通手机相互发送小额资金。它迅速风靡全国，并被全球北方的科技与商业媒体广泛报道。接着出现了iPhone。苹果进军移动电话领域，引发应用开发热潮，催生一种新商业模式，也展现了将高性能计算带入移动场景的可能性。全球金融危机为什么对支付如此重要？一方面，它进一步削弱了公众对银行的信任，银行业本身作为一个整体“品牌”受到损伤。另一方面，它实实在在地把越来越多的人推离传统银行服务，推向替代金融服务——从当铺、支票兑现服务和发薪日贷款，到预付支付卡。关注支付领域的创业者，开始从非银行机构提供货币服务中看到机会。在支付创新者中，一种“一切皆有可能”的气氛清晰可感。谁还需要银行？谁甚至还需要货币——至少是国家发行的那一种？ ## 新领地 许多支付创新发生在个人对个人支付领域，试图为全球北方提供M-Pesa式的服务；也发生在现实世界销售点的购物领域，试图在商户收银台为现金和银行卡找到替代品。有人向我们把后者描述为“最后一片公地”：一片尚未圈起、潜藏个人交易数据、正适宜“开采”的原野。 换言之，支付博弈围绕数据库展开：谁将收集、圈占、拥有并利用目前封存在现金购物中的交易数据公地？谁将把购买历史与支付信息，以及位置、信用、社交网络或其他历史记录整合起来？戴维·斯特恩斯记述了大型商户与新兴银行卡网络之间的争斗如何导致库存与支付采用不同的技术标准。[^a19-11] [^a19-9]: 参见 Tom Harper and Bernardo Batiz-Lazo, Cash Box: The Inven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ATM, Louisville, KY: NetWorld Media Group, 2013. [^a19-10]: 参见 David Stearns, Electronic Value Exchange: Origins of the VISA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New York: Springer, 2011. [^a19-11]: David Stearns, Electronic Value Exchange: Origins of the VISA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New York: Springer, 2011. 商店运用光学扫描技术，可以获知消费者购买了什么，但仅限于自家商店或特许经营连锁店。银行卡网络运用塑料卡上的磁条技术，可以知道消费金额和地点，却无法获得每笔购买的详细信息。这种分裂的遗产至今仍在：一些支付创新者以光学扫描为技术基础，在移动设备上生成二维码或条形码；另一些则通过近场通信芯片，将生成数据的技术嵌入设备本身的形态中。无论在哪里看到前者，都要留意“商户”的利益；看到后者，则要寻找银行卡网络和银行的身影。 想象一个巨大的数据库，被一分为二：购买数据与支付数据彼此分离。一些支付创新者希望重新整合这个数据库。另一些——尤其是加密技术一派——似乎希望把它分散开来，进行海量复制，使任何单一实体都无法控制它。 帝国的硬币宣示国家权威，却也让人们能够自由交易，而不必依赖集中的基础设施。但人们又把身份、等级和个性重新刻写到这些硬币之中，也许是在宣扬自己的价值基础设施——用来称量金属的秤。 国家的货币再次确立政治权威，国家的中央银行则确认国家在货币政策和银行业中的地位。它也促进自由交换：有生产、分发现金的基础设施，却没有集中记录现金如何被使用。在齐美尔的叙述中，这是一种匿名化、去等级化的货币。不过，薇薇安娜·泽利泽、简·盖耶及其他人已经揭示，人们如何把这种脱离根系的货币重新嵌入等级关系。[^a19-12] 现在正在发生什么？集中式数据库的拥有者彼此争夺新的、规模庞大且持续生成的交易档案的所有权。基础设施不仅是这些档案中信息的转移场所，也是信息的生产和捕获场所。这本身就是一种去中心化：分散到多个数据库中。 ## 新政治 迈克尔·华纳在《共和国的文字》中提出，在早期的美洲殖民地，单页印刷品起初呈现的是上帝赋予的、具有等级结构的自然秩序，国王稳居秩序顶端。[^a19-13] 革命者有所不同：毕竟，他们试图通过这些文字塑造一种新人，即同胞公民，并以此称呼他们。通过召唤个人进入一个分布式的横向共同体，他们进而构成共和政体。如果新的支付系统正在不断增殖人类的交易性记录，那么它们由此塑造的是怎样的人，又是怎样的公众？那个涵盖所有人类互动和交易的数据库究竟具有什么性质？它在哪里？谁控制着它？ [^a19-12]: Georg Simmel,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Kurt H. Wolff,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0；Jane Guyer, Marginal Gains: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Atlantic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Viviana A. Zelizer,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a19-13]: Michael Warner,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2. 货币可以充当社会交易与关系的外在化记忆。[^a19-14] 我们今天看到的正是一种记忆。一种去中心化以企业为主体：它从ACH、银行卡网络和支票的大众支付市场分散出去，并把目标瞄准现金。随后又相应地重新集中到支付创新者各自封闭的企业共同体之中——这里不恰当地借用了一个动物行为学的说法。另一种去中心化是以比特币区块链为代表的分布式系统：一个被大量复制、广泛公开共享的账本，其公众的言说又以某种方式受到隐匿。 今天的支付就像一团缠绕的意大利面，由缆线、电线、轨道、门户和协议组成。我们如今看到这些私人基础设施之间出现新的连接，例如ApplePay与美国运通之间，或Braintree（几乎所有“共享经济”创业项目背后的支付服务）与PayPal之间的私人网关。这些几乎不可见的私人网关，可能成为政治关切的所在。它们是经过重新集中、被圈围起来的仓库，储存着我们的记忆和彼此关系的历史。 我们这两位狂野西部“女教师”，想推动人们——支付创新者、公众，以及亲爱的读者你——重新思考这些系统之间的接口与组合。监管机构一直在做这样的事：它们要求系统互操作，而我们从中受益，即使这些事情通常不在我们的注意范围之内。因为，当我们用自己想用的任意银行卡付款时，并不在意所用的销售点终端属于哪家公司，甚至看不到终端背后的独立销售机构或支付处理商。规定设立的交换节点和互联机制，使我们的钱能够沿这些轨道通行；看似最简单的一次刷卡或输入PIN码，背后却有大量中间环节。 如果把基础设施或渠道看作封闭的政治主张，那么支付创新就可能动摇这些主张，开启其他可能的选择。替代方案可能带来解放。坦白说，也可能昂贵，甚至具有敲诈性。每次使用非现金系统，我们都要为支付本身付钱。在一个不再必然以民族、国家和经济的旧叙事为基础的世界中，各种形式的货币记忆将如何互相运作？ 狂野西部将如何被征服——谁又将赢得它？ ## 致谢 我们感谢支付研究伙伴泰勒·C.内尔姆斯（Taylor C. Nelms）和斯科特·梅因沃林（Scott Mainwaring）。在我们共同闯入狂野西部时，他们给予了友谊与洞见。我们也感谢2014年3月阿姆斯特丹货币实验室聚会的所有参与者。毛雷尔的支付研究受到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资助（SES 0960423）。本文观点属于作者本人，不代表国家科学基金会或任何其他组织的观点。 [^a19-14]: Keith Hart,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Profile, 2000. ## 参考文献 Grossman, Peter Z. American Express: The Unofficial History of the People Who Built the Great Financial Empi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Value Publishing, 1987. Guyer, Jane. Marginal Gains: Monetary Transactions in Atlantic Afric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4. Harper, Tom and Bernardo Batiz-Lazo. Cash Box: The Invention and Globalization of the ATM, Louisville, KY: NetWorld Media Group, 2013. Hart, Keith.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 London: Profile, 2000. Hudson, Michael. The Development of Money-of-Account in Sumer’s Temples, in Michael Hudson and Cornelia Wunsch (eds), Creating Economic Order: Record-keeping, Standardization, and the Development of Accounting in the Ancient Near East, Volume IV. Bethesda, MD: CDL, 2000, pp. 303-330. Ingham, Geoffrey, ‘“Babylonian Madness”: On the Historical and Sociological Origins of Money’, in John Smithin (ed.), What Is Money?,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 16-41. Mauss, Marcel. The Gift: The Form and Reason for Exchange in Archaic Societies. New York: W.W. Norton & Co., 1954. Simmel, Georg.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Kurt H. Wolff, Glencoe, IL: The Free Press, 1950. Stearns, David. Electronic Value Exchange: Origins of the VISA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 New York: Springer, 2011. U.S. Federal Reserve. 2013 Federal Reserve Payments Study: Recent and Long-Term Payment Trends in the United States: 2003-2012, Summary Report and Initial Data Release, Washington, DC, 2013. Warner, Michael, The Letters of the Republic: Publication and the Public Sphere in Eighteenth-Century America,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 Press, 1992. Zelizer, Viviana A. The Social Meaning of Mone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 金钱会说话：对移动支付的圈占 蕾切尔·奥德怀尔（Rachel O’Dwyer） # 金钱会说话：对移动支付的圈占 蕾切尔·奥德怀尔 > 许多事情仍然取决于谁拥有和控制网络、谁规定进入的条件，以及谁收集和整理［……］信息，又是为了什么目的。[^a20-1] 在全球南方的部分地区，有25亿人被排除在金融服务之外，但其中许多人可以使用手机。[^a20-2] 在远距离交易往往十分困难、需要长途跋涉，并通过朋友和熟人串成的种种接力链条把钱从A地送到B地的地方，逐渐出现了把通话时长作为一种货币流通的非正式做法。人们不把预付话费用于通话，而是将充值码作为短信发给收款人，用作汇款、支付或礼物，甚至把它保留下来作为一种储蓄。话费额度传统上是一种独特商品，代表与他人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如今它也履行了货币的许多职能。手机不仅用于无线通信，也用于价值的操作、转移和储藏。 在人类学家比尔·毛雷尔看来，话费交易揭示了数字化语境中货币富有创造力的不稳定性。话费额度有时表现为商品，有时表现为通信渠道；当它被用作替代货币时，又表现为支付系统、交换手段和价值储藏。[^a20-3] 它以多元而可变的方式，不断在通信与交易状态之间转换。 话费交易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在M-Pesa等成熟的手机短信支付系统出现之前，不同国家就已有关于话费分享和交换等非正式实践的记录。在一项关于阿富汗货币的人类学研究中，奇普切斯和李描述了话费在自由恋爱婚姻发展中的作用：“通常的约会礼节［……］要求男性追求者给心仪的女性发送话费，必要时还会为她购买一部基本款手机。”[^a20-4] 这似乎指向某种礼物经济，但话费也充当事实上的货币。在科特迪瓦、 [^a20-1]: Mark Andrejevic,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0.4 (2007): 300. [^a20-2]: Jeremy Allaire, ‘Instant, Free and Secure: New Standards for Global Consumer Finance’, Bitfin Conference, Dublin, 3-4 July 2014. [^a20-3]: Bill Maurer, ‘Mobile Money: Commun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yments Spa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5 (2012). [^a20-4]: Jan Chipchase and Panthea Lee, ‘Mobile Money: Afghanistan’, Innovations 6.2 (2011): 27. 埃及、加纳、乌干达和尼日利亚等地，预付通话分钟数可以兑换现金，或用于商店消费。在津巴布韦，美元纸钞取代了遭恶性通货膨胀摧毁的津巴布韦元；由于难以获得足够硬币，话费转移有时会取代小额现金交易。[^a20-5] 店主经常在交易中用话费代替找零。[^a20-6] 随着系统规模扩大，当地代理人开始充当网络的现金存入和取出点，把纸币转换成话费，再把话费换回纸币。在这些做法之外，话费作为一种国际汇款方式也相当重要：Ezetop、Transferto等公司通过互联网为100多个国家的350多家运营商进行话费转移。2013年，这类通过手机进行的国际汇款金额超过100亿美元。[^a20-7] 话费交易之类的实践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们设想了国家支持的货币之外的新货币形式，以及公共授权系统之外（或在其缺席时）的新交易方式。与加密货币、加密股权等其他货币社会技术实验一样，它们也指向未来价值具体化方式的创造性演进。这些实践表明，货币是社会性生产的，也可以通过不同方式生产。而当许多人都掌握移动通信的使用机会时，动员起这样的替代方案可能更容易。我们或许可以把货币以及创造货币的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不过，在这个早期阶段，我们也有必要思考：我们目前用来交易、并可能用来创造或流通一种“不同货币”的平台和系统，其政治属性又会如何塑造今后的这些抱负。 ## 移动通信的基础设施基础 如今，话费交易已经普遍到引发人们对手机话费作为一种不受监管货币的担忧。有人认为，在这样的情形下，网络运营商不只是在提供通信服务，也在“发行自己的货币”并规定其汇率。[^a20-8] 话费交易不再采用国家支持的货币，而是把货币控制权从银行转移到既有网络运营商手中。这里所说的货币——作为货币流通的话费——由移动通信基础设施提供担保并生产出来。 因此，当我们谈话费时，谈的是一种伴随无线频谱的经济圈占而产生的商品和货币。“频谱”指用于各种移动和无线通信的电磁频率，从广播和电视网络，到蜂窝网络、近场通信及移动互联网。电磁频谱起初被视为一种“公地”：人们认为无线电波无人所有，就像空气本身不应被认为属于任何人一样；任何拥有必要设备的人，都可以利用无线电波发送信息。然而，在20世纪最初几十年， [^a20-5]: 参见 https://www.econet.co.zw/services/airtime-transfer. [^a20-6]: Paul Nyakazeya and Bernard Mpofu, ‘Econet Phone Tokens Used as Change’, The Independent, 27 May 2010, http://www.theindependent.co.zw/2010/05/27/econet-phone-tokens-used-as-change/. [^a20-7]: ‘In the Shadow of Mobile Money: International Airtime Remittances’, Mondato, 28 May 2014, http://mondato.com/blog/airtime/. [^a20-8]: ‘Airtime is Money’, The Economist, 19 January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569744-use-pre-paid-mobile-phone-minutes-currency-airtime-money. 最早的无线电法宣布频谱是一种需要许可制度管理的稀缺资源。此后几十年，无线通信逐渐放松管制，并引入频谱拍卖，将频段以高昂价格卖给出价最高的人。这些拍卖是更高层级的话费资源交易。尽管移动运营商并非真的像交易现金那样交易频谱，但频谱许可证代表着“无线运营商真正的货币”，[^a20-9] 可占一家企业净资产总值的80%。[^a20-10] 随着数字计算迁移到移动和普适环境，开始依赖基于频谱的网络，这种资源变得越来越重要。频谱目前按10至40年期限摊销，并依据一种名为“兆赫兹—人口”（MHz-pop）的计算方法估值，即将许可区域内的人口数乘以带宽。[^a20-11] 换言之，这一价值的核心是用户网络的交流、认知和合作能力，是我们日常的关注、交易和社会交往行为。正是对频谱公地的圈占，使话费能够作为事实货币运作。这赋予了频谱内在价值，并为话费成为货币提供了基础。话费交易或许是一种自下而上的现象，在对银行和公共当局的信任跌至最低点时重新想象货币；但它同样是在通信网络的其他控制系统和圈占形式之内构建并进行交易。 话费交易既涉及无线电空间的圈占，也涉及支付系统的政治经济与网络通信相交之处出现的新圈占形式。支付基础设施传统上是一种公共资源或公地，[^a20-12] 如今却在移动领域以令人忧虑的新方式被圈占。这些新的价值转移系统，从其所依托的通信“轨道”的协议和标准中继承了限制与功能可能性。[^a20-13] 它们将接入机会的地理格局，以及特定的生产关系和财产关系编码其中。从手机终端，到核心网络与无线接入基础设施，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政治经济将如何塑造移动支付领域的接入机会分布，并进而塑造货币的未来？[^a20-14] [^a20-9]: A.M. Seybold, ‘Seybold’s Take: Spectrum is the True Currency of Wireless Operators’, Fierce Wireless, 22 June 2012, http://www.fiercewireless.com/story/seybolds-take-spectrum-true-currency-wireless-operators/2012-06-22. [^a20-10]: Robert J. Dippelsman and Nils Ø. Mæhle, ‘Treatment of Mobile Phone Licenses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9.3 (2003): 373-393. [^a20-11]: Coleman Bazelon, ‘The Economic Basis of Spectrum Value: Pairing AWS-3 with the 1755 MHz Band is More Valuable than Pairing it with Frequencies from the 1690 MHz Band’, The Brattle Group, Washington DC: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s Union (ITU); Exploring the Value and Economic Valuation of Spectrum, ITU, 2012, http://www.itu.int/ITU-D/treg/broadband/ITU-BB-Reports_SpectrumValue.pdf. [^a20-12]: 比尔·毛雷尔在下文中把支付称为最后的公地：‘Regulation as 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 Mobile Money and the Arts of Cash’,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Review 27.2 (2012): 307. [^a20-13]: Ignacio Mas and Dan Radcliffe, ‘Mobile Payments Go Viral: M-PESA in Kenya’, in P. Chuhan-Pole and M. Angwafo (eds), Yes, Africa Can: Success Stories from a Dynamic Continent, World Bank Publications, 2011. [^a20-14]: 正如斯塔尔提醒我们的：“光纤沿着铁路线铺设；新系统被设计为向后兼容；未能考虑这些限制，可能是致命的。”Susan Leigh Star, ‘The Ethnography of Infrastructure’, American Behavioral Scientist 43.3 (1999): 382. ## 数字网络中的圈占 数字网络中的圈占意味着控制接入、排除他人以及从通信中攫取收益的权利。目前，网络运营商、服务提供商、设备制造商、开发者和媒体集团拥有这些特权，用户没有。在这个语境中，“圈占”一词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它指用户与某个生产要素的手段或条件相分离。如前所述，对频谱的圈占使建立未经许可的广播电台或GSM网络成为违法行为，用户因而被迫使用专有渠道。另一方面，“圈占”还指主动建造一个生产性空间，在其中可以把这些工具和能力重新分配给用户，但现在它们受到界限约束，以便控制价值并中介生产。安德烈耶维奇采用了这种圈占模型，他描述道：“建造由私人拥有和运营的互动围场，将用户与互动、交易、交流和表达的手段分离开来。”[^a20-15] 生产和流通信息的权利被占有，并经过管理渠道筛选，然后作为企业必须向用户提供的服务的一部分，再次分配出去，以确保用户的生产力。换言之，我们再次获得通信的使用权，但这种使用权由商业利益主体居中掌控，而它们已经确立了自身作为网络“食利者”的地位。 租金之所以产生，是因为社会行动者可以凭借对某种可直接或间接交易之物的独占控制，在较长时期内获得增益收入流。[^a20-16] 企业仅仅通过控制管道，就可以从用户那里收取租金。[^a20-17] 数字空间中不断产生新的租金形式，例如网络广告从注意力经济中获取的租金，互联网服务提供商（ISP）从带宽中获取的租金，以及移动网络运营商从电磁频谱中获取的租金。直接租金明确以获取某一生产要素的使用权为交易对象，例如运营商对基础设施、带宽、软件或平台建立垄断。相反，间接租金产生于这样一种交易：行动者交易的不是资源本身，而是通过使用资源可以攫取的商品和服务，例如广告收入，或对未来用途进行投机。在间接租金的情况下，价值是“社会性生产”的；它是所有用户及其交流与合作行为的总和。[^a20-18] 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平台提供商通过垄断用户、内容、数据及社交网络而赚取的收入，就是一个例子。在这里，被提取的租金是一种以注意力、信息或归属关系支付的报酬，继而可以卖给需要接触用户及其内容和网络的广告公司与市场研究者。 [^a20-15]: Mark Andrejevic,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2007, p. 304. [^a20-16]: David Harvey, ‘Labor, Capital, and Class Struggle Around the Built Environment in Advanced Capitalist Societies’, Politics & Society 6.3 (1976). [^a20-17]: 租金是凭借独占某种资源而能够提取的收入，该资源的价值取决于它相对于需求的可获得程度。租金构成一种债权凭证，或对某种非物质或物质资产的控制，它赋予持有者从生产之外的位置取得收益的权利。这是一种不劳而获的收入。 [^a20-18]: Robert J. Dippelsman and Nils Ø. Mæhle, ‘Treatment of Mobile Phone Licenses in the National Accounts’, Review of Income and Wealth 49.3 (2003)；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SNA),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 2008, New York, http://unstats.un.org/unsd/nationalaccount/docs/SNA2008.pdf. 在这种语境中，租金越来越少是对资源使用权直接收费，而越来越多是利用这种使用权以某种中介形式（重新）分配给用户后所产生的价值。由用户生成的数据和内容所带来的收入，事实证明比单纯从比特管道收取直接租金要丰厚得多。如果把一切变得免费而可访问，就能获取大得多的价值流，为什么还要满足于为一项资源收取简单费用呢？[^a20-19] 为实现这一点，移动网络中的圈占在接入与控制之间摆动。信息服务的使用变得移动化、无处不在，或成为“泛在计算”（everyware）；但这种接入由一个商业实体居中介导、监测和控制。今天，我们以多种方式参与这些围场：使用第三方提供的软件应用；使用云存储设施；使用手机、智能手机、电子阅读器、平板电脑和音乐播放器等受管理的设备平台；使用社交媒体网络；以及使用在线数据库和搜索引擎查询。[^a20-20] 当我们通过移动设备买卖和交易时，也在参与其中。所有这些围场都依赖专有资源，例如存储和处理设施、核心基础设施、基站控制器、卫星、无线接入基础设施，以及至关重要的、传输所借助的“特权协议”：电缆、光缆，以及用于无线传输的电磁频率。[^a20-21] ## 货币既是代币，也是轨道 显然，我们需要思考：随着货币迁移到移动设备，网络中现存的圈占和价值捕获体系将如何塑造支付的未来。当银行业与电信业相交时，正在出现什么样的系统？ 在阿姆斯特丹货币实验室会议上，比尔·毛雷尔以“闭环与私人网关：支付中的货币、技术与公共利益”为题发言，对作为“代币”的货币和作为“轨道”的货币，即作为信息的货币与作为基础设施的货币，作出了极其重要的区分。[^a20-22] 货币代币代表社会关系网络，正是这个网络让货币能够代表其他所有商品的价值。代币通过价格信息，将对价值的集体共识，以及交换中事物之间及其相互关系的等价性这一社会建构，具体化出来。为了获得一件商品，我交出一个代币，而价格说明了交换商品或服务时我必须拿出的单位数。这可能是一张印有说明的官方纸片、一枚硬币、账本中的数据，或用于为加密交易签署确认的公钥。 [^a20-19]: 我在其他地方更详细地讨论过这一现象。参见 Rachel O’Dwyer and Linda Doyle, ‘This is not a Bit-pipe: A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Substrate Network’, The Fibreculture Journal 20 (2012): 10-32. [^a20-20]: Paul Jaeger, Jimmy Lin, Justin M. Grimes, and Shannon N. Simmons, ‘Where is the Cloud? Geography, Economics, Environment, and Jurisdiction in Cloud Computing’, First Monday 14.5 (2009), http://pear.accc.uic.edu/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456/2171. [^a20-21]: Alexander 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London: MIT Press, 2004, p. 11. [^a20-22]: Bill Maurer, ‘Closed Loops and Private Gateways: Money, Technology and the Private Interest in Payment’, MoneyLab Conference, Amsterdam, 21-22 March 2014, http://vimeo.com/90207123. 但货币不只是无所依托的信息；它也包括支撑这些流动的轨道或基础设施。基础设施使货币流通和移动，也维系货币的完整性，因为基础设施还生产并担保货币作为交换手段、记账单位和价值储藏的功能。这样的基础设施有许多种。历史上，这意味着引入美联储和中央银行等机构来担保货币；而今天，我们所面对的情形是：电信和网络服务提供商正在成为真正的金融机构，它们不仅控制货币的信息内容，也控制这些信息流向何处、流向何人。[^a20-23] 我们可以说，“代币”虽然由社会生产，“轨道”却被固化在物质、基础设施和法律的种种限制中，继续约束着我们控制货币或以不同方式生产货币的能力。 今天，无论在有线网络还是无线网络中，网络基础设施都位于货币流通的制高点。互联网协议是有线支付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短信服务（SMS）、非结构化补充业务数据（USSD）消息、近场通信（NFC）、快速响应（QR）码和第三方网关应用等渠道，都在移动货币转移中发挥作用，构成如今承载我们货币的轨道。如果考虑到新的电子支付和货币形式模糊了被转移的信息代币、转移所产生的数据，以及支撑它的架构和基础设施之间的简单区分，电信在货币转移中的作用就更加重要。如前所述，话费形成一种自我指涉的代币，由货币所沿行的频谱“轨道”的内在价值提供担保。同样，比特币等加密货币也消解了两者之间的区别：一边是作为区块链中验证过程的代币，一边是支撑、生产和流通货币的点对点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我们在线活动留下的数据产物如今不仅可以货币化，而且开始充当某种货币，因为我们此前潜隐的行动、兴趣及社交互动痕迹，可以被用于支付服务。[^a20-24] [^a20-23]: 从历史上看，过去150年中曾有许多不同的远程信息通信基础设施参与货币和价格信息的流通。卡韦什、加巴德和西尔伯指出，电报在1860年代缩小了纽约与地理上分散的区域市场之间的股票价格差异。在全球范围内，跨大西洋电缆的建设，对纽约、伦敦等主要世界城市之间证券交易的发展至关重要。邮政服务自1880年代以来就参与货币转移：1883年，奥地利邮政转账系统利用这一既有分发渠道，实施了一种替代零售转账系统。同样，如今成为金融服务公司的美国运通（AmEx），起初是一家快递邮政服务商，与公共授权系统争夺汇票业务的控制权。电话交换系统和电报系统也自1870年代起构成交易的基础设施基础；当时，最初为电报公司的西联推出了首项电汇服务。该服务依托100万英里的电报线路和两条国际海底电缆。同样，银行与客户早在1890年代就已使用电话交换系统。通过计算机网络进行交易，始于1968年国家转账中心（National Giro Centre）的发展；它在当时被设计为一种与邮局竞争的汇款方式。从1960年代中期起，我们看到远程信息通信交易基础设施广泛出现，随之而来的是银行与非金融通信中介之间的界线逐渐模糊。 [^a20-24]: David Zax, ‘Is Personal Data the New Currency?’, MIT Technology Review, 30 November 2011, http://www.technologyreview.com/view/426235/is-personal-data-the-new-currency/. 然而，虽然道路、机场、港口、公路、频谱、铜缆或光缆对货币及其流向都很重要，我们仍应注意到，支付基础设施也具有强烈的社会性。货币所依赖的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形式，依然是社会性的。货币沿着信任、声誉和关系网络运行。汇款网络往往通过由人组成的同侪网络，以间歇方式转移资金。在缺乏银行服务的空间中运作的非正式价值转移系统，例如中东和北非的哈瓦拉网络，也通过既存的社会渠道进行交易；这些渠道既能传递意义和沟通，也能传递经济价值。[^a20-25] 正式银行结构仍在利用一定程度的社会资本。[^a20-26] 远程信息通信网络往往建立在这些既有社会渠道之上。在话费交易和移动货币等例子中，这一点尤为明确，当地代理人被理论化地称作“通向现金的桥梁”或“人肉ATM”。[^a20-27] 在Ripple和Document Coin等以个人声誉和网络归属关系为交易基础的新型加密货币中，这一点也很明显。[^a20-28] 这些轨道从来不是纯粹的工具；它们始终具有社会技术性质。 ## 对支付空间的圈占 如今，信息与通信技术不再只是辅助金融活动；电信运营商，特别是支持无线通信的运营商，正在凭借自身地位成为真正的金融行动者。[^a20-29] 这种趋势在全球南方尤其明显，因为在那里，无线服务比金融服务和有线通信都更容易提供。电信公司现在开始获得银行牌照，传统银行则与运营商合作，或在某些情况下取得自己的无线电许可证，以便通过移动网络推出金融服务。 话费交易最初作为一种共同利益而存在（尽管依托的是专有网络基础设施），而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协会（GSMA）等主要行业联盟，以及世界银行旗下的国际金融公司（IFC），如今正试图利用这些实践，作为向世界上“没有银行服务”或“银行服务不足”的社区提供金融接入的手段。[^a20-30] 根据GSMA的MMU部署追踪器，目前已有246项“移动货币”服务投入使用，另有113项处于计划阶段。[^a20-31]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包括 [^a20-25]: International Finance Corporation (IFC), ‘Mobile Money Study 2011’, http://www.ifc.org/wps/wcm/connect/fad057004a052eb88b23ffdd29332b51/MobileMoneyReport-Summary.pdf?MOD=AJPERES. [^a20-26]: 巴蒂斯-拉索和伍德在描述1864—1945年计算机出现前的银行时期时，说明了当时客户与银行之间信任关系的必要性；银行经理在所属社区拥有声誉和地位：Bernard Bátiz-Lazo and Douglas Wood, ‘An Historical Apprais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mmercial Banking’, Electronic Markets 12.3 (2002). [^a20-27]: Bill Maurer, Taylor C. Nelms, and Stephen C. Rea, ‘Bridges to Cash: Channeling Agency in Mobile Mone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1 (2013). [^a20-28]: 参见 https://ripple.com；或 Klint Finley, ‘Document Coin: A New Currency whose Value is Based on your Reputation’, Wired Magazine, 18 July 2014, http://www.wired.com/2014/07/document-coin/. [^a20-29]: Wouter Rosingh, Adam Seal, and David Osborn, ‘Why Banks and Telecoms must Merge to Surge’, Strategy + Business 23 (2001), http://www.strategy-business.com/article/17163?gko=4cda6. [^a20-30]: 参见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category/mobile-money-for-the-unbanked. [^a20-31]: MMU Deployment Tracker,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programmes/mobile-money-for-the-unbanked/insights/tracker. 肯尼亚的M-Pesa、菲律宾的GCash，以及Digicel在海地的Tchotcho。这些大规模移动汇款系统扩大了话费交易的规模，利用短信转账，并由当地代理人在网络中充当现金存入和取出点。M-Pesa如今还提供国内点对点转账、账单支付，以及其他形式的批量支付、商户支付、国际汇款、贷款发放，并提供与其他银行产品相连接的还款渠道。津巴布韦的Econet Wireless现向移动用户提供“EcoCash贷款”，即直接存入用户手机的微额贷款。如今，凭借移动货币服务，Digicel、Econet Wireless和Safaricom等电信公司已成为各自辖区内事实上的银行。等式的另一边，肯尼亚最大的金融机构Equity Bank最近也申请了成为移动虚拟网络运营商（MVNO）的牌照。[^a20-32] 人们的看法游移于两种认识之间：一种认为正规的移动货币服务是一项必要的社会公益，为用户提供保障、安全、独立与流动性；另一种则认为，这些服务把金融圈占扩展到世界上最贫困的社区，并在此过程中攫取额外租金。[^a20-33] 面向全球及国内汇款的新通信基础设施存在一个巨大市场。[^a20-34] 金融机构和移动网络运营商可以将自己作为商业中介插入货币交换之中，控制通信接入并收取交易费，从而获得额外收入。单笔交易费可能不多，但达到规模后，累计起来就形成一项可观且相当稳定的收费收入来源。[^a20-35] 举例而言，提供M-Pesa的移动运营商Safaricom报告，2013—2014年其移动货币收入为265.6亿肯尼亚先令（Kshs 26.56 billion）。[^a20-36] 要提取这些租金，就必须进一步圈占支撑交易的渠道——在这里，即使通信得以实现的无线接入基础设施和电磁频谱。移动货币确实为加大普遍服务供给投资提供了理由；这项发展由于支持通信基础设施与广域网络覆盖的投资，可能对发展中国家产生积极的社会和经济影响。然而，移动货币所代表的、不断增长的 [^a20-32]: Muthoki Mumo, ‘Equity Bank Seeks Share of Telco Business’, Mobile Nation, 25 February 2014, http://mobile.nation.co.ke/lifestyle/Equity-Bank-seeks-share-of-telco-business-/-/1950774/2220608/-/format/xhtml/-/rbrem7z/-/index.html. [^a20-33]: 参见 Kevin Donovan, ‘Mobile Money, More Freedom? The Impact of M-PESA’s Network Power o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012)；Erin Taylor, ‘Mobile Money and the “Social Good” of Global Financialization’, MoneyLab Conference, Amsterdam, March 21-22 2014, http://vimeo.com/90208804. [^a20-34]: 目前国际汇款每年总额为5810亿。据世界银行称，尽管移民工人被遣返的数量增加，今年流向发展中国家的汇款仍将保持强劲。World Bank, 11 April 2014,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press-release/2014/04/11/remittances-developing-countries-deportations-migrant-workers-wb.［译注：原注此处未标明金额币种。］ [^a20-35]: Kevin Donovan, ‘Mobile Money for Financial Inclusion’,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s for Development 61 (2012)；Bill Maurer, ‘Mobile Money: Communication, Consumption and Change in the Payments Space’, Journal of Development Studies 48.5 (2012)；Jake Kendall, Bill Maurer, Phillip Machoka, and Clara Veniard, ‘An Emerging Platform: From Money Transfer System to Mobile Money Ecosystem’, Innovations: Technology, Governance, Globalization 6.4 (2011): 49-65. [^a20-36]: Arunjay Katakam, ‘Annual Reports Show Mobile Money Remains a Strategic Priority for MNO Groups’, GSMA, 19 June 2014,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annual-reports-show-mobile-money-remains-a-strategic-priority-for-mno-groups. 移动带宽需求，也引出了将基础设施发展私有化和放松管制的论证。[^a20-37] 建设或扩大替代性的非专有基础设施的可能性并不大；相反，Safaricom等公司所提供的商业服务，其强大的网络效应挤走了替代方案，使商业圈占几乎无法抵抗。[^a20-38] 扩大商业汇款网络，也必须圈占那些在地方层面支撑移动支付系统文化的人际信任与社会交往形式。移动货币圈占人类社会性，因为它利用了货币代理人与客户之间、工人与家庭之间原已存在的信任网络。要让货币流动，当地用户必须信任代理人，代理人之间也必须相互信任。这一人际网络构成汇款基础设施的必要部分，但系统中的某些环节可能得不到回报，甚至会被自己所支撑的技术转移系统削弱。当社会行动者变成经济行动者时，人们还认为，这会抹平并取代各自独立、地方化的交易活动，侵蚀移动汇款出现之前就已存在的社会资本，例如面对面的小额金融机构，以及亲友之间非正式、间歇性的汇款网络。[^a20-39] 如此一来，移动货币一方面需要社会基础设施，另一方面又可能破坏交换得以运作所必需的社会制度。 全球北方也正在出现移动货币实践，只是客户基础和收入模式不同。全球南方的服务主要依靠SMS和USSD渠道执行交易，而智能手机提供了更多支付可能性：移动网络运营商和第三方生产移动钱包，以及基于NFC或QR码、用于随时随地电子支付的应用。除网络运营商外，Google、Facebook等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也在进入这一领域。[^a20-40] 设备制造商同样参与其中，支付方案已成为iPhone 6的组成部分，并被预计将在不久的将来取代信用卡的磁条界面。[^a20-41] 全球北方的电信公司承受着巨大压力，必须证明对下一代网络和频谱的投资是值得的。扩展到移动汇款和移动钱包等附加金融服务，为既有运营商提供了另一条可能的价值链，以及扩大客户基础的机会， [^a20-37]: Bill Maurer, Taylor C. Nelms, and Stephen C. Rea, ‘Bridges to Cash: Channeling Agency in Mobile Money’,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19.1 (2013)；Bill Maurer, ‘Regulation as Retrospective Ethnography: Mobile Money and the Arts of Cash’, Banking and Finance Law Review 27.2 (2012). [^a20-38]: Kevin P. Donovan, ‘Mobile Money, More Freedom? The Impact of M-PESA’s Network Power on Development as Freedom’,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6 (2012). [^a20-39]: Nick Hughes and Susie Lonie, ‘M-PESA: Mobile Money for the “Unbanked” Turning Cellphones into 24-hour Tellers in Kenya’, Innovations 2.1-2 (2007)；Ignacio Mas and Olga Morawczynski, ‘Designing Mobile Money Services: Lessons from M-PESA’, Innovations 4.2 (2009). [^a20-40]: ‘Facebook seeks Irish Approval for New Money Service’, Irish Times, 14 April 2014, http://www.irishtimes.com/business/sectors/technology/facebook-seeks-irish-approval-new-for-e-money-service-1.1760908. [^a20-41]: Jon Delano, ‘Swiping iPhone 6 May Soon Replace Credit Cards’, CBSLocal, 10 September 2014, http://pittsburgh.cbslocal.com/2014/09/10/swiping-iphone-6-may-soon-replace-credit-cards-cash/. 尤其是在它们如今必须与竞争力极强的服务和内容提供商分享部分其他收入来源的情况下。在这里，价值链越过支付基础设施的交易费用，延伸到支付信息的价值。正如其他数字圈占形式一样，我们能够看到一种转变：从依托基础设施本身的直接租金形式，转向依托在线空间中自愿或不自觉生产形式的间接租金。 运营商处理一笔金融交易，并以此收取货币费用，就产生了直接租金。正如我们在全球南方移动货币的例子中看到的，租金采取交易费的形式，以汇款总额的一定比例收取。然而，在全球北方，如今大量租金积累于另一个剥削层面。它与其说是管道本身的通行费，不如说是对用户在交易时产生的数据收费。这种方法既回应了“傻管道”基础设施收益递减的问题，[^a20-42] 也如毛雷尔所指出，回应了近来限制和监管交易费用的立法。[^a20-43] 企业现在把“支付数据”作为一种更有价值、更易守住、独立于货币收费的商业模式的根基。[^a20-44] 随着社会走向无现金化，“支付公司将在为线下交易闭合回路、帮助把客户送到”广告主那里方面，拥有规模更大、价值更高的业务。[^a20-45] 我们通过任何非现金媒介在购买环节贡献交易数据。从用户角度看，通行费或租金的问题并没有从等式中消失；交易的代价，是以个人数据和隐私本身为货币征收的，而这些数据与隐私又可以由商业行动者加以汇总、交换，并轻易地（重新）货币化。 这种圈占的影响十分深远。最显而易见的是，基于交易历史的定向广告和位置服务开始出现。在这里，移动支付被双重商品化：首先，消费者被塑造成超细分市场，出售给广告客户；其次，用户生成的支付数据被提取，用于改进未来商业信息并使其更加精准。非现金支付在把货币虚拟化的同时，也将此前潜隐的信息痕迹具体呈现出来：谁向谁转了钱，换取了什么。比特管道的管理者可以将这些痕迹货币化，但消费交易的大量数据还会产生其他深远影响。在2014年Transmediale艺术节谈到消费者元数据新出现的影响时，大数据理论家凯特·克劳福德指出，其后果远不止被推送不想要的推荐或位置服务。克劳福德展示了对购买信息的监控如何为线上和线下空间的新治理术提供支撑。这种审视的影响将分布不均；例如， [^a20-42]: 正如电信经济学家扬·道森所解释的，由于收益递减规律，传统电信提供商已无法仅凭按使用量付费的模式承担移动网络基础设施的供给；它们必须采用一种商业模式，既通过移动网络支持社会生产，也利用用户生成内容的价值扩大收入。‘Telecoms in 2020: A Vision of the Future’,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 Awards: What's Next in Telecom, Mobile &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San Francisco, 2011. [^a20-43]: 比尔·毛雷尔在下文中讨论了2011年《德宾修正案》的影响：‘Late to the Party: Debt and Data’, Social Anthropology 20.4 (2012): 474. [^a20-44]: Alex Rampell, ‘Payment Data is More Valuable than Payment Fees’, Tech Crunch, 10 August 2012. [^a20-45]: Rampell, ‘Payment Data’. 对低收入家庭，或已经申请破产、声明无偿付能力的个人，逐笔追踪其购买行为。[^a20-46] ## 结论 支配信息的力量正在转而支配价值，反之亦然。网络不再只是政治经济的一个子集；网络的政治和治理如今已经居于金融资本的核心。随着支付迁移到数字媒介，移动网络中既有的圈占正在导致新的价值捕获形式。同时，数字支付的出现，又以为了“社会公益”而进行必要私人投资，或为新支付渠道提供必要安全与监管的名义，为更大程度地圈占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正当理由。如果想生产一种不同的货币，我们就不仅需要思考货币的信息内容、谁在生产它以及如何生产，还需要思考各种网关和瓶颈。它们限制了这样一种货币的可能性：它的持有、生产和流通方式，能够在社会和经济上造福那些通常缺乏金融保障或控制权的人。因为我们实际拥有的，却是在各个环节圈住用户的货币形式：首先通过债务，其次通过必须从事有薪工作和无薪数字劳动的处境。 面对这些广泛存在的圈占，我们需要维持这样一种可能：把我们的通信以及彼此之间的交换视为公地，视为我们共同劳动生产、理应对其拥有某种程度自主权、所有权和控制权的东西。一个值得关注的切入点是：如果数字圈占与货币圈占正在合流，那么网络内部抵抗和斗争的空间与地点，也可能在不久的将来成为推动货币激进变革或开源化的富有成效的场所。 ## 致谢 我感谢电信研究中心CTVR、网络文化研究所组织的货币实验室会议和邮件列表，以及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比尔·毛雷尔教授就移动货币提供的建议。 [^a20-46]: Kate Crawford, ‘The Uses and Abuses of Big Data’, Transmediale Conference, Berlin, 29 January - 2 February, 2014. ## 参考文献 ‘Airtime is Money’, The Economist, 19 January 2013, http://www.economist.com/news/finance-and-economics/21569744-use-pre-paid-mobile-phone-minutes-currency-airtime-money. Allaire, Jeremy. ‘Instant, Free and Secure: New Standards for Global Consumer Finance’, Bitfin Conference, Dublin, 3-4 July 2014. Andrejevic, Mark. ‘Surveillance in the Digital Enclosure’, The Communication Review 10.4 (2007): 295-317. Bátiz-Lazo, Bernardo and Douglas Wood. ‘An Historical Apprais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 Commercial Banking’, Electronic Markets 12.3 (2002): 192-205. Bazelon, Coleman. ‘The Economic Basis of Spectrum Value: Pairing AWS-3 with the 1755 MHz Band is More Valuable than Pairing it with Frequencies from the 1690 MHz Band’, The Brattle Group, Washington DC, 2011. Chipchase, Jan, and Panthea Lee. ‘Mobile Money: Afghanistan’, Innovations 6.2 (2011): 13-33. Crawford, Kate. ‘The Uses and Abuses of Big Data’, Transmediale Conference, Berlin, 29 January - 2 February 2014. Dawson, Jan. ‘Telecoms in 2020: A Vision of the Future’, Emerging Communications Conference & Awards: What's Next in Telecom, Mobile & Internet Communications, San Francisco, 2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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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 # 移动货币：金融全球化、替代方案，还是两者兼有？ 埃琳·B.泰勒 移动货币，乃至小额金融整体，似乎总会激起鲜明的意见。2014年3月，我在货币实验室会议上介绍海地的移动货币之后，一位听众提出了一个带有预设的问题，让我一时语塞。他说：“可是根据我读到的材料，移动货币几乎在所有地方都失败了。你认为海地也是这样吗？” 我的脑海瞬间闪过在海地田野调查中的无数记忆：圣马克的妇女通过Voilá的移动货币服务T-Cash，领取美慈组织附带条件的现金补助；太子港的摊贩通过Digicel的TchoTcho Mobil支付市场摊位租金；我的朋友兼助手埃马纽埃尔住在海地边境的多米尼加一侧，收到表亲汇来的钱，替她支付Sky电视账单；还有许多人将移动货币账户当作安全存放现金的地方。 应该怎样判断移动货币是否成功？依谁的标准算成功？在一个讨论金融替代方案的会议上，“成功”是个难以捉摸的话题。它可能意味着迅速普及，使数百万用户第一次能够使用正规的金融工具。但它也可能意味着恰恰相反的事情：移动货币是一种把人们纳入正规全球金融体系的方式，而这次会议的许多与会者，正是来讨论如何退出这个体系的。 对上面提到的用户来说，移动货币是否有用，远比它是否成功更切身。像手机一样，而与海地的许多其他金融服务不同，移动货币既可获得，也负担得起。海地人每天使用移动货币，以及其他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服务，解决各种具体问题；过去依靠非正式或收费过高的服务来处理这些问题，更困难、更耗时，也更昂贵。他们通常不会太纠结于使用移动货币是否会改善自身经济状况，也不太会思考加入正规金融世界的含义。鉴于他们使用的大多数金融服务都是非正式的，因而按定义本来就是替代性的，他们并没有那份闲裕，去梦想通过购买和花费比特币等方式摆脱法定货币。 然而，思考那位会议听众的问题时，我十分清楚：移动货币并非只对用户有用。事实上，在海地期间，我反复有这样的感觉：移动货币对公民的用处， 远不及它对发展组织、企业和政府的用处。围绕移动货币的许多炒作，强调它可能帮助25亿“没有银行服务”的人实现普惠金融，但制造这些炒作的人通常不是那些终端用户。事实上，尽管移动货币服务部署迅速增加，用户基础稳步扩大，它的普及程度却远未达到许多人期待和预测的病毒式扩散。为什么会这样？这又如何说明移动货币是为谁而设、发挥什么作用，以及我们应怎样判断它是否成功？ ## 小额信贷简史 自格莱珉银行于1982年发起小额信贷运动以来，让世界上最贫困的人获得金融服务的追求日益流行。尽管曾出现少数丑闻，例如安得拉邦等地的信贷过度供给，发展机构、慈善组织和企业组成的联盟仍不断向小额金融注入资金，基本上是押注小额金融既能成为社会经济发展的有力工具，也能让企业盈利。移动货币虽然严格说来不属于小额金融，却也加入了旨在扩大金融包容性的“穷人金融产品”行列。 小规模金融产品似乎只是减贫领域最新的潮流，然而它的历史实际上比标准的小额信贷故事所揭示的要久远得多。据戴维·鲁德曼所述，[^a21-1] 有记录的慈善放贷最早例子之一，来自《格列佛游记》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1720年代，斯威夫特会向都柏林居民提供五英镑或十英镑的无息贷款，只要借款人能找到两位联署人担保。此后几十年，慈善贷款协会开始在都柏林出现，并缓慢传播到欧洲各地。 过去几十年兴起的普惠金融运动，在目标和实践上都类似这些早期组织。然而，两者有一个重大区别。今天的金融在全球范围的整合程度，远远高于17世纪。一个人申请贷款、银行账户或移动货币服务时，就加入了一个庞大而相互交织的金融系统。比特币等非法定货币旨在为世界货币体系提供替代方案，而普惠金融没有这样的目标。 移动货币确实提供替代方案，只是另一种替代。它不是让用户退出正规体系，而是为非正式金融服务——这些服务可能缓慢、低效而昂贵——提供替代，也为汇款等正规金融服务提供替代；后者收费往往高到世界最贫困的人负担不起。从微观经济角度看，移动货币为个人、家庭及中小企业（SME）带来显著益处。它们可以让个体用户的生活轻松得多，节省时间和金钱，例如让人们通过手机即时交易，而无需付出高昂成本，长途跋涉地送钱。移动货币交易可以通过 [^a21-1]: David Roodman, 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 Washington: CGD Books, 2012. 加快现金流动、改善现金管理，帮助发展业务并挽救生命。它能够防范抢劫，因为以电子形式储存的钱比现金更难偷走。它也能防止因储存条件恶劣而导致的钱款遗失或损坏。此外，移动货币意味着消费者选择增加。移动货币产品的定价和特征，通常与其他金融产品有足够大的差异，因而确实给客户带来了新东西。而且，移动货币往往比类似产品便宜得多。 比特币与移动货币都试图让用户掌握更大的权力和更多选择，却采用完全不同的手段。移动货币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与去中心化系统相比，全球金融体系更有能力提供替代方案和选择。我们该如何评价移动货币对用户福祉的贡献？ ## 作为金融的移动货币 在M-Pesa“把钱寄回家”的广告中，[^a21-2] 一位城市工作者深情地看了一眼桌上的照片。他拿起手机，选择“汇款”。仿佛施了魔法，纸钞从手机飞出，穿越空中。镜头切换到乡间田野，一对老夫妇正在园地里劳作。妇人拿出手机，钱从天而降。她把新的账户余额展示给丈夫，随后去M-Pesa代理点取现金。 这虽然是Safaricom虚构的情节，却体现了移动货币的全球形象。它被广泛视为一种面向发展中国家个人的产品：这些人接触正规金融工具的机会有限，却需要更便宜、更可靠的服务，尤其是汇款。移动货币确实已经触达数百万这样的用户。但汇款并非移动货币的全部，发展中国家的个人也不是唯一的用户类型。移动货币虽然为分发小额金融产品提供了便捷而有效的手段，但它的范围比其形象所暗示的更广，也更加全球化。 第一，许多移动货币提供商所供应的产品，可以被视为普通金融，而非小额金融。在肯尼亚及其他国家，移动货币产品已从简单的汇款和储蓄，扩展到计息账户、保险及贷款。这些产品通常涉及小额资金，并向低收入人群开放，所以有时会被贴上“小额金融”的标签。然而，小额金融项目的目标，若不是把客户纳入主流经济和金融体系，又是什么呢？例如，小额金融贷款的接受者会被鼓励“毕业”，转向银行账户、借记卡与信用卡，以及更大额度的贷款。[^a21-3] 而且，“小额金融”这个词本身具有误导性，会让人想起小社区中的小项目。实际上，小额金融是一门大生意。 [^a21-2]: 参见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EZ30K5dBWU. [^a21-3]: 例如，BRAC开发了自己的“毕业模式”，以“帮助最贫困者脱离极端贫困”，http://www.brac.net/content/end-sight-ultra-poverty-scaling-bracs-graduation-model-poorest。海地的Fonkoze以这一模式为基础开展Chemen Lavi Miyò项目，http://www.fonkoze.org/what-we-do/step-1-clm/. 第二，移动货币与跨越国界的资金流动相衔接。过去几十年中，汇款在全球现金流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大。据估计，2013年全球汇款额约为4140亿美元，[^a21-4] 一笔典型的个人汇款总额为100—300美元。[^a21-5] 直到最近，移动货币服务通常仍因技术和监管限制而局限于国境之内，但它们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国际转账。自2011年起，Safaricom与西联的合作允许从43个国家向M-Pesa账户国际汇款。[^a21-6] Safaricom计划在2015年推出M-Pesa客户之间的跨境服务，目前等待监管批准。2014年，Orange推出转账服务，允许客户在马里、塞内加尔与科特迪瓦之间汇款；同年，Tigo开通了卢旺达与坦桑尼亚之间的钱包对钱包服务。[^a21-7] 此外，研究者早已注意到，汇款往往先寄给一名家庭代表，再由其在国内分配给其他家庭成员。移动货币为这种再分配提供了更快、更可靠的机制。考虑到全球汇款市场的规模，以及移动货币服务在全球的迅速增多，我们很可能还会继续看到跨境移动货币服务出现。 第三，移动货币的客户群远比M-Pesa广告所暗示的广泛。与小额金融项目不同，移动货币服务并非只针对贫困用户。虽然移动货币尤其适合收入低且没有银行账户的人，但它向所有人开放。事实上，有证据表明，肯尼亚和坦桑尼亚的早期采用者通常是已经拥有银行账户的人。[^a21-8] 在海地，InterMedia发现早期采用者往往相对富裕。[^a21-9] 随着时间推移，比例可能改变。苏里和杰克发现，在内罗毕之外，“没有银行账户者中使用M-Pesa的比例，从2008年的约21%上升至2011年的75%”。[^a21-10] 尽管如此，相对富裕的人仍占移动货币用户的相当大部分。 此外，认为移动货币的所有客户都是个人，也是错误的。企业、非政府组织和政府机构都使用移动货币收付款。事实上，在服务部署初期，利用移动货币进行批量交易的组织，对于移动货币服务站稳脚跟至关重要。在阿富汗，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与政府合作，推行通过移动货币支付警察 [^a21-4]: World Bank, http://www.worldbank.org/en/news/feature/2013/10/02/Migrants-from-developing-countries-to-send-home-414-billion-in-earnings-in-2013. [^a21-5]: IFAD, http://www.ifad.org/remittances/maps/. [^a21-6]: Kusimba, ‘Mobile Kin and Mobile Money: The Anthrop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in Kenya’, IMTFI Working Paper, 2013. [^a21-7]: GSMA对此有讨论，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the-rise-of-mobile-wallet-to-wallet-cross-border-remittance-services-whats-the-opportunity. [^a21-8]: Gunnar Camner, Caroline Pulner, and Emil Sjöblom,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Mobile Money Implementation? Learnings from M-Pesa in Kenya and Tanzania, GSMA, 2012. [^a21-9]: InterMedia, ‘Mobile Money in Haiti: A Baseline Analysis of Access, Use and Barriers to Adoption’, http://audiencescapes.org/country-profiles/haiti/mobile-money-haiti-baseline-analysis-Gates-adoption-financial-services-HMMI. [^a21-10]: Tavneet Suri and Billy Jack, ‘Reaching the Poor: Mobil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Slate, 27 February 2012, http://www.slate.com/blogs/future_tense/2012/02/27/m_pesa_ict4d_and_mobile_banking_for_the_poor.html. 工资。[^a21-11] 在全球范围内，USAID鼓励非政府组织在其项目中加入移动货币部分。[^a21-12] 还有人推动发展商户支付，以鼓励更广泛地使用移动货币，这类似巴西的无网点银行业务已经采取的做法。[^a21-13] 实际上，移动货币的成功依赖于整合：不仅在社会中的个人之间横向整合，还必须沿经济价值链整合。[^a21-14] 移动货币要盈利，就依赖大量小额交易；因此，它至少必须达到全国规模，最好能达到国际规模。 最后，移动货币提供商通常是大型银行和电信公司，而且往往是跨国企业。例如，Vodafone持有Safaricom的40%股份；自M-Pesa于2007年在肯尼亚推出以来，它已扩展到坦桑尼亚、阿富汗、南非、印度和东欧。电信巨头Digicel在加勒比地区、大洋洲和中美洲的31个市场运营，并在海地、斐济、萨摩亚、瓦努阿图和汤加提供移动货币服务。 所有这些因素，都与移动货币作为“穷人产品”的形象不相符。农村农民当然在使用移动货币服务，并从中受益；但要评估移动货币这一全球现象，我们需要认识到，多种多样的利益相关者正在推动它的供给和需求。 ## 海地对移动货币的需求 如果说有哪个国家看起来需要新的金融工具，那就是海地。银行基础设施稀少，约66%的银行网点位于太子港。[^a21-15] 前往银行网点可能很困难，办理业务也可能很耗时。除了分布不均，银行网点的效率也很低。队伍很长，人们常常要等上数小时才能完成一笔交易。[^a21-16] Fonkoze等小额信贷机构覆盖更大范围的国土，西联和Caribe Express等正规汇款服务的分布也更好。但西联等汇款服务的费用可能很高，尤其当人们只想转出小额现金时。 [^a21-11]: 这样做有两个主要好处：它立刻为Vodafone的移动货币网络增加了数千名用户，也解决了一个严重的腐败问题。据行业人士说，警察第一次通过移动货币领到工资时，许多人致电Vodafone，感谢它为自己加薪。原来，他们的上级一直克扣工资，比例高达20%。使用移动货币后，这种做法就不再可能。参见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1-04-13/afghan-police-now-paid-by-phone-to-cut-graft-in-anti-taliban-war.html. [^a21-12]: ‘10 Ways to Accelerate Mobile Money: USAID-Citi Mobile Money Accelerator Alliance, Citibank / USAID’, 2012, http://www.citibank.com/transactionservices/home/public_sector/docs/Mobile_Money_Article.pdf. [^a21-13]: 例如，参见CGAP关于商户支付的多篇博客，包括巴西无网点银行业务的讨论，http://www.cgap.org/blog/branchless-banking-brazil-making-it-work-small-merchants. [^a21-14]: Espelencia Baptiste, Heather A. Horst, and Erin B. Taylor, Haitian Monetary Ecologies and Repertoires: A Qualitative Snapshot of Money Transfer and Sav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MTFI, 2010. [^a21-15]: 该估计由Fonkoze在其网站提供，http://www.fonkoze.org/why-it-matters/key-statistics/. [^a21-16]: 参见 Baptiste, Horst and Taylor 2010；Taylor and Horst 2014. 这在转账和商户支付市场中留下一个缺口，通常由非正式服务填补。移动货币试图弥合这个缺口。它使没有银行账户或互联网的人，可以通过手机使用基本银行设施。他们可以存钱，将其储存在SIM卡上，支付话费，并向他人转账。与银行体系不同，海地的移动电信基础设施发展良好，移动通信普及率迅速增长。移动货币能够让服务点广泛分布，允许客户灵活使用，并利用既有技术运行。这意味着它有能力比依赖笨重基础设施的银行扩展得快得多。 在海地推出移动货币前的六个月，我们团队在三个地点开展研究，以了解海地个人对移动货币的需要和意愿。总体而言，我们发现人们对用手机交易的想法很热情。受访者尤其提到，汇款的时间和成本，以及携带钱款的安全问题，是移动货币可能更可取的原因。在海地，通过公共交通在国内寄送钱款，是一种常见而低成本的做法。人们要么亲自出行，要么把钱托给正在旅行的朋友或亲属，要么交给卡车司机或船长。我们在海地南部识别出一条汇款路线，船只每周在两个集市日沿线航行，把货物、乘客和钱款从多米尼加边境运往马里戈镇。航程约需七小时。安全也是问题，因为携带现金的人有被抢劫的风险。 2010年11月，两家电信提供商推出移动货币：Digicel推出TchoTcho Mobil，Voilá推出T-Cash。我们重返田野，观察海地人如何采用这项新服务。推出后，数千海地人响应Digicel和Voilá的广告而注册。有趣的是，Digicel的第一支电视广告与肯尼亚的类似，但后续一支把重点放在安全问题上。广告中，一位老妇人从家中各处藏钱的地方取出现金，存入自己的移动货币账户，以免被爱偷东西的侄子拿走。到2011年底，已有超过800,000名海地人注册移动货币服务；其中在任何给定时间，有6,000—9,000人参加发展项目。[^a21-17] 这些数字虽然显示了显著进展，却低于预期。Digicel海地公司前首席执行官马尔滕·布特评论道：“我们得到的主要教训是，教会客户有多么困难。推出服务时，我们以为它会有点像卖手机，把一部手机放到某人手里，几乎任何人都能很快开始用，因为它很容易理解。移动银行服务或移动货币服务，就没有这么容易了。”[^a21-18] 因此，对技术不熟悉，可能会抑制移动货币需求。下一节我将讨论，采用障碍如何影响移动货币供给。 [^a21-17]: HIFIVE项目负责人Greta Greathouse的私人交流，2012年2月15日。 [^a21-18]: Tate Watkins, ‘Overselling Mobile Money in Haiti’, Haiti Rewired, 11 June 2012, http://haitirewired.wired.com/profiles/blog/show?id=4920407%3ABlogPost%3A77664&commentId=4920407%3AComment%3A78008&xg_source=activity. ## 海地移动货币的供给 从表面上看，移动货币是一种由市场驱动的产品，由以盈利为目标的私人公司开发和提供。这些公司通常是与银行合作的电信企业。在肯尼亚，Safaricom在扩大移动货币规模方面非常成功，并在过去一年左右推出了一系列依托移动货币平台的产品，包括保险。[^a21-19] 然而，移动货币有一些特点，意味着纯粹依赖市场的解决办法并不总是可行。正如马尔滕·布特对海地的描述，客户可能不愿采用新技术和新的用钱方式。此外，全球移动货币都面临“规模扩大”的难题：如果方便的地点没有足够多的代理点，人们就不会注册移动货币；而商户如果觉得客户基础不够牢固，也不会申请成为代理点。[^a21-20] 因此，尽管移动货币是一项商业服务，非营利行动者却在其发展和采用过程中发挥着核心作用。事实上，可以说如果没有非营利方面的推动，海地可能根本不会出现移动货币。 2010年6月10日，在将太子港及周边地区夷为平地的地震发生六个月后，比尔及梅琳达·盖茨基金会与USAID资助的“海地价值链与企业综合金融项目”（HIFIVE）宣布启动“海地移动货币倡议”（HMMI），以促进海地移动银行服务的发展。[^a21-21] HMMI提供1000万美元奖金和500万美元技术援助，支持公司在全国开发、扩展移动银行服务。2010年10月，D，收入250万美元。［译注：底本原句为“In October 2010, D, pocketing $2.5 million.”，句子残缺；官方EPUB同样如此，故未据推测补足。］2011年8月，Voilá赢得150万美元的第二个进入市场奖。[^a21-22] Voilá于2012年被Digicel收购，但移动货币继续存在。写作时，TchoTcho Digicel声称在海地各地拥有420个活跃代理点。[^a21-23] USAID继续通过要求海地非政府组织在社会经济发展项目中纳入移动货币环节来推动需求，从而促进市场与福利之间的联系。 不难理解，为什么企业会欢迎非政府组织参与移动货币。对于推出移动货币服务的移动网络运营商（MNO）而言，教育客户使用新服务的成本可能高得难以承受。但当美慈组织或海地政府之类的机构通过移动货币向人们付款时，MNO便无需承担这些成本。而且，人们也因此获得使用移动货币的激励。不过，在最初几个月里，太子港以外没有移动货币代理点，所以大多数活跃用户都与非政府组织项目有关。他们中的多数人为获得援助而被要求注册移动货币，过程中往往会得到一部免费手机或一张SIM卡。自2010年末推出以来，美慈组织和世界宣明会就用移动 [^a21-19]: 参见 http://www.cgap.org/blog/m-insurance-ensuring-take-while-doing-no-harm. [^a21-20]: Ignacio Mas and Dan Radcliffe, ‘Scaling Mobile Money’,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81245. [^a21-21]: Haiti Mobile Money Initiative/HIFIVE, ‘Awards Grant to Mercy Corps to expand Mobile Money Services in Rural Areas’, Press release, 27 October 2010, http://www.microlinks.org/ev_en.php?ID=46502_201&ID2=DO_TOPIC. [^a21-22]: 参见 http://kdid.org/projects/field-support/hifive/hmmi. [^a21-23]: 参见 http://www.digicelhaiti.com/assets/uploads/Active_Agent_List.pdf. 货币发放附带条件的现金补助和以工代赈报酬。[^a21-24] 此后，其他一系列组织也开始发展移动货币，包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CARE和世界粮食计划署。[^a21-25] 政府向个人（G2P）的支付也已展开。2012年，海地政府启动了名为Ti Manma Cheri的项目，向让孩子继续上学的母亲发放补助。[^a21-26] 移动货币由此模糊了商业与发展之间的界线。事实上，这反映了过去二十年走向多边伙伴关系的趋势，例如USAID于2001年启动的全球发展联盟。这些伙伴关系逐渐远离二战后那种侧重直接援助国家或纯粹非营利社区项目的发展模式，转而促进政府、非政府组织与资本投资之间的合作。促成这一转向的理由，是相信企业往往能比非营利组织更好地服务穷人，因为企业效率更高，也更有动力创新。 这一观念在全球南方尤其深入人心。尽管数十亿美元的发展援助不断流入，世界上最贫困人口生活水平的提高仍然缓慢，令政府和学者感到沮丧。C.K.普拉哈拉德的《金字塔底层的财富》（2009）、[^a21-27] 贝尼奥夫和索思威克的《慈悲资本主义》（2004），[^a21-28] 以及哈蒙德的《下一个40亿人》（2007）[^a21-29] 等有影响力的著作，从商业角度论证了企业如何在获利的同时造福世界最贫困的人。在这些论述中，向穷人提供产品，就是把过去被营销策略忽视的人纳入市场，从而攻击贫困的根基。从美国—世界其他地区（USA-ROW）的二分法，转向纳入金砖国家（BRICS：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新兴中产阶层和青年市场，这一变化表明，一种看法正日益流行：消费与选择——有时被称为“消费者公民身份”——不仅提供实现不同目的的新手段，也可能赋予人们掌控自身生活、摆脱贫困的能力。 这一转向最有意思的特点之一，是它朝两个方向发展。在多边发展伙伴关系中，福利被外包给公司，但故事并未到此为止。反方向的情况也在发生：公司 [^a21-24]: ‘Mobile wallets help Haitians rebuild’, Mercy Corps, 3 August 2011, http://www.mercycorps.org/articles/haiti/mobile-wallets-help-haitians-rebuild；关于世界宣明会的参与，参见USAID，http://www.usaid.gov/news-information/fact-sheets/haiti-mobile-money-initiative. [^a21-25]: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Dalberg, ‘Haiti Mobile Money: A Point-In-Time Case Study’, http://www.gsma.com/mobilefordevelopment/wp-content/uploads/2012/05/Haiti-Mobile-Money.pdf. [^a21-26]: ‘Helping Ti Manman Cheri in Haiti: Offering Mobile Money-Based Government-to-Person Payments in Haiti’, Bankable Frontier Associates for CGAP, July 2013, http://www.cgap.org/sites/default/files/eg2p_Haiti.pdf. [^a21-27]: C.K. Prahalad,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Revised and Updated 5th Anniversary Edition, Upper Saddle River, NJ: FT Press, 2009. [^a21-28]: Marc Benioff and Karen Southwick, Compassionate Capitalism: How Corporations Can Make Doing Good an Integral Part of Doing Well, Pompton Plains, NJ: Career Press, 2004. [^a21-29]: Allen Hammond, The Next 4 Billion: Market Size and Business Strategy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7. 把消费者福利的某些方面外包给非营利组织。[^a21-30] 例如，美慈组织在海地圣马克开展附带条件的现金补助项目时，免费发放手机（由Voilá以优惠价格提供），并教客户如何设置和使用移动货币。然后，美慈组织便可把现金补助转入受益者的T-Cash（移动货币）账户。结果，美慈组织既能教会人们使用一项新服务，又避免了发放现金，或购买昂贵的、防欺诈的、供受益者在零售商店兑用的凭证所涉及的某些成本和困难。Voilá则为自己的网络及移动货币服务获得了新客户。 但客户怎样呢？值得注意的是，在美慈组织现金补助及类似发展项目中，受益者获得了明确好处（现金或物资），却不能选择以何种方式收钱。[^a21-31] 因此，市场供给据称带来的主要好处之一——消费者选择——在这里被为了刺激需求而进行的供给重组侵蚀了。略显讽刺的是，“穷人产品”模式的批评者所批判的是这样一种观念：可以利用自由市场增进消费者福利、减轻贫困所带来的痛苦；可到头来，市场根本不是自由的。[^a21-32] ## 一个具有替代性、包容性的成功故事？ 在移动货币的供给与需求中，私人利益和公共利益之间界线的模糊表明，当它们具体体现为某些产品时，社会经济发展与商业就失去了区分。我们是否应该担忧，盈利动机和社会动机正变得越来越难以区分？所谓“社会公益”，其实是“社会公害”吗？ 与其他小额金融产品一样，移动货币有许多社会用途，但也带来风险。只有清楚认识移动货币是什么、如何提供、谁在使用，以及谁在推动其采用，我们才可能评估这些风险。当我们拆解移动货币的供应链时，便会明白：典型移动货币用户可能与商业广告中描绘的用户相当不同。我们也会看清，移动货币的供应者并不只有公司。 从政治经济角度看，有人可以主张，这种移动货币形式的金融包容早就应该发生。尼尔·弗格森在《货币崛起》中认为，金融产品的发展是工业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a21-33] 除其他作用之外，金融服务 [^a21-30]: 应当注意，商业与发展之间界线的模糊是双向的。Digicel在把社会关切融入产品方面经验丰富。2001年Digicel进入牙买加时，以廉价手机和通话服务占领市场，使数百万人第一次负担得起。其手机加入了专为经济拮据者设计的功能，例如“给我回电话”服务。参见 Heather Horst and Daniel Miller, 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Berg Publishers, 2006. [^a21-31]: 隐私也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特别是当人们必须提供生物识别信息才能注册金融产品时。 [^a21-32]: Anke Schwittay, ‘The Marketization of Pover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2.3 (2011): 71-82. [^a21-33]: Niall Ferguson,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8. 促使资本流向需要它的地方。荷兰等进行金融创新的国家，在全球经济中抢占了先机，其中多数至今仍然强大。相反，没有发展金融工具和体系、而专注于传统经济生产的国家则被甩在后面。金融工具通过资本化帮助了经济发展。此外，金融本身成为一个主要产业，集中在少数全球城市，相对少数的人控制着大部分资本。今天，英国是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服务出口国，而美国及大多数小国是金融服务净进口国。 智能卡和移动货币等新金融产品与服务，不太可能直接挑战全球财富分布。第一，GSMA等组织认为，移动货币服务可以促进经济增长，但迄今似乎没有明确证据。事实上，小额金融存在四年之后，也没有明确证据表明它促进经济增长。[^a21-34] 当然，也可以说，原本就不是指望移动货币单独推动经济增长；更确切地说，它是发展过程中的一部分基础设施。这很像一条公路本身不具备变革力量，只有当它与港口设施、学校、医院、银行及监管改革相结合时，作用才会实现。因此，虽然很难衡量移动货币对发展的贡献，但我们不应过早将它排除为一个促进因素。［译注：“四年”照录底本的“four years”，官方EPUB亦同。］ 第二，许多移动货币服务由至少部分归外资所有的公司经营。例如，英国Vodafone持有M-Pesa的40%权益；M-Pesa拥有超过1700万订户，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移动货币服务。海地的Digicel TchoTcho是一家由丹尼斯·奥布赖恩拥有、总部位于牙买加金斯敦的私人公司。因此，全球移动货币市场当前的发展轨迹表明，它不太可能改变贫困国家作为金融服务净进口者的地位。 其他挑战也需要承认。正如我们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中看到的，系统中的问题可能产生广泛影响。如前所述，移动货币和小额金融被设想为把客户引入正规银行体系的第一步。这提高了消费者获取贷款、保险等迫切需要的金融产品的能力，却也使他们暴露于风险之中。不要把所有金融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的常识，似乎越来越难做到，因为金融体系日益整合，以至无法预测风险会从何处而来，最终又流向哪里。普惠金融背后的理念，是把资本转移给最需要它的人；然而，金融产品往往促使资本从边缘流向核心。[^a21-35] [^a21-34]: David Roodman, Due Diligence. [^a21-35]: Daniel Verdier, Moving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这对移动货币意味着什么？首先，移动货币不只是小额金融，它也是金融，而且是全球范围的金融。移动货币把广泛的利益汇入同一个平台，而我们如何评价它，取决于我们站在哪里。从海地商人的角度看，移动货币可能是一个非常受欢迎的、替代乘船送钱的办法。对非政府组织而言，通过手机发放附带条件的现金补助，可能远比支付现金容易，也更安全。但有一点十分清楚：无论移动货币，还是海地其他金融产品倡议，都没有提供正规金融体系之外的替代方案。相反，它们将人们完全纳入金融全球化。 无论你是否认为金融全球化是好事，这一点都重要。任何金融产品，如果在推出时没有充分考虑其内在特征以及投放环境，都可能产生问题。小额信贷运动使世界上许多人受益，但信贷过度供给也造成了巨大伤害。移动货币有潜力触及更多人，并提供整套小额金融产品，也值得仔细审视。典型用户的微观背景与金融的宏观背景，都将影响移动货币是否、在何处以及何时能够同时满足盈利和实现社会目标这“两条底线”。 这意味着，我们必须现实地看待移动货币究竟是为谁而设。我不认同听众席中那位同行的判断；我认为，从任何意义上都不能把移动货币称为“失败”。采用情况未达到被过度炒作的预期，并不值得惊讶，也不应特别令人担忧。在发展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眼里，移动货币成功了吗？也许还没有，但他们正在竭尽全力扩大它的覆盖范围。在提供服务的公司看来，移动货币成功了吗？如果它们继续提供服务，我们就必须推定答案是肯定的。 移动货币是否成功满足了消费者需求？这个问题更难回答，因为人们以不同方式使用移动货币。我认为，答案取决于人们是否可以选择使用或不使用它。人们不应被强迫使用它；但正如马尔滕·布特指出，如果人们不知道它是什么，也就无法选择采用它。然而，即便人们充分知情、移动货币也确实是一项可行选择，它仍需受到监督。移动货币与其说是一种产品，不如说是一个平台，[^a21-36] 因而很容易被用于真正对客户有用的目的，成为其他成本更高金融工具的替代。但移动货币助长掠夺性贷款和欺诈的可能性，同样真实存在。 如果我们改变提出移动货币问题的方式，所有这些问题——好的和坏的——都会更容易辨识。炒作与怀疑都应让位于一种更平衡的做法：考察移动货币提供了什么社会经济价值，这些价值归谁所有，以及不同的使用方式和供给方式可能造成什么后果。 [^a21-36]: Jack Kendall, et al., ‘An Emerging Platform: From Money Transfer System to Mobile Money Ecosystem’, Innovations 6.4 (2012): 49-64. ## 致谢 本章所讨论的研究由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货币、技术与金融包容研究所资助，并与希瑟·霍斯特博士、埃斯佩伦西亚·巴蒂斯特博士共同开展。感谢比尔·毛雷尔、Jenny Fan、Mariko Oda、Stanley Celestin和Gawain Lynch在整个项目期间给予的支持与协助。 ## 参考文献 Baptiste, Espelencia, Heather A. Horst, and Erin B. Taylor. Haitian Monetary Ecologies and Repertoires: A Qualitative Snapshot of Money Transfer and Saving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MTFI, 2010. Benioff, Marc and Karen Southwick. Compassionate Capitalism: How Corporations Can Make Doing Good an Integral Part of Doing Well, Pompton Plains, NJ: Career Press, 2004. Camner, Gunnar, Caroline Pulner, and Emil Sjöblom. What Makes a Successful Mobile Money Implementation? Learnings from M-Pesa in Kenya and Tanzania. GSMA, 2012. Ferguson, Niall. The Ascent of Money: A Financial History of the World, New York: Penguin, 2008. Hammond, Allen. The Next 4 Billion: Market Size and Business Strategy at the Base of the Pyramid,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Resources Institute, 2007. Horst, Heather and Daniel Miller. The Cell Phone: An Anthropology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Berg Publishers, 2006. InterMedia. ‘Mobile Money in Haiti: A Baseline Analysis of Access, Use and Barriers to Adoption’, 2011, http://audiencescapes.org/country-profiles/haiti/mobile-money-haiti-baseline-analysis-Gates-adoption-financial-services-HMMI. Kendall, Jack, et al. ‘An Emerging Platform: From Money Transfer System to Mobile Money Ecosystem’, Innovations 6.4 (2012): 49-64. Kunsimba, et al. ‘Mobile Kin and Mobile Money: The Anthropology of International Remittances in Kenya’, IMTFI Working Paper, 2013-1. Mas, Ignacio and Dan Radcliffe. ‘Scaling Mobile Money’, Bill & Melinda Gates Foundation,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681245. Prahalad, Coimbatore Krishna. The Fortune at the Bottom of the Pyramid: Eradicating Poverty Through Profits. Revised and Updated 5th Anniversary Edition, Saddle River, NJ: FT Press, 2009. Roodman, David. Due Diligence: An Impertinent Inquiry Into Microfinance, Washington: CGD Books, 2012. Schwittay, Anke. ‘The Marketization of Poverty’, Current Anthropology 52.3 (2011): 71-82. Suri Tavneet and Billy Jack. ‘Reaching the Poor: Mobile Banking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Slate, 27 February 2012, http://www.slate.com/blogs/future_tense/2012/02/27/m_pesa_ict4d_and_mobile_banking_for_the_poor_.html. Taylor, Erin B., Baptiste Espelencia, and Heather A. Horst. Mobile Banking in Haiti: Possibilities and Challeng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Irvine: IMTFI, 2011. Taylor, Erin B. and Heather A Horst. ‘The Aesthetics of Mobile Money Platforms in Haiti’, in G. Goggin and L. Hjorth (eds), Routledge Companion to Mobile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4, pp. 462-471. Verdier, Daniel. Moving Money: Banking and Finance in the Industrialized World,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 “相处如朋友，算账如敌人”：论数字现金与支付媒介 爱德华·德容（Eduard de Jong）、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与巴勃罗·贝拉斯科（Pablo Velasco） # “相处如朋友，算账如敌人”：论数字现金与支付媒介 爱德华·德容、纳撒尼尔·特卡奇与巴勃罗·贝拉斯科 货币实验正在经历某种复兴。有些统计把数字货币的数量算到143种之多，其中大多数出现在过去五年。我们是怎样走到这一步的？这些实验受到忠实追随者的赞扬与拥护。对某些人来说，这种投入近乎宗教狂热。批评也很快来到现场：内部人士或观望者的建设性批评，外部的批评，从政治、经济、生态或性别出发的批评——这份清单很长，而且锋芒毕露。 这些实验持续的时间，也大致与全球经济低迷期相当；换言之，多数人拥有的非实验性货币都减少了。货币或许是经济危机的主要媒介，因为它把抽象的全球灾难转化为切身的困苦和匮乏。当货币退却、作为交换媒介的功能动摇时，人们最能感到它是一种危机媒介。同一时期的技术却不能如此描述。个人计算设备只会变得更“智能”，摩尔定律继续运转，黑客的自我意识空前高涨。我们就是这样走到今天的吗？也许吧。但在这一总体背景中，还有一段更具体的历史：数字现金与支付技术的历史。这是一段标准发展的历史，涉及道路收费系统、磁条卡和带处理器的卡（智能卡），涉及激进原型开发和天马行空的实验、国际合作、银行与电信公司的融合（或争斗）、隐私与安全、失败的实验，以及同时也是成功的失败。这是那些“相处如朋友，算账如敌人”的人的历史。 这句话出自爱德华·德容，他的个人经历与数字支付史交织在一起。2014年6月，德容前往英格兰中部拜访纳撒尼尔·特卡奇；在华威大学进行的一系列访谈中，他勾勒了这段大多尚未被讲述的历史的若干部分。巴勃罗·贝拉斯科·冈萨雷斯整理原始材料，将它们编成连贯文本。文章的安排、风格和参考文献都归功于他。下文黑体段落直接摘自访谈，全部出自德容，用以穿插点明其他材料。摘录周围的文字由我们合作撰写，时而概括，时而扩展访谈材料。与数字现金本身的历史一样，德容的故事始于戴维·乔姆的企业DigiCash。 1990年，乔姆已是著名密码学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数学与信息学中心（CMI）工作。当时，荷兰交通部长正考虑引入道路定价，即自动收取高速公路系统使用费。乔姆把这视为实现其电子货币构想、创办企业的机会。他的目标是提供一套可运行的支付系统原型，能够在车速高达80公里/小时时完成完整交易，同时保证安全并保护付款人的隐私。乔姆召集了一批技术熟练的工程师，多数来自他此前在埃因霍温大学的联系人，[^a22-1] 开始建设以智能卡持有资金的e-Cash系统。德容受雇记录该系统的实现过程。具体而言，他提出了一种描述e-Cash算法实现的形式化方法，在算法和智能卡中实现的汇编语言之间充当某种桥梁。不到三个月，原型就已完成，包括一张智能卡、车内使用的读卡终端，以及一个被称为“银行”的中央系统单元。 **“这确实是有史以来第一个完全电子化的支付系统。当时已有一套知识积累；80年代取得了很大进展，形成了许多关于如何高效、安全地实现电子货币密码算法的理论和分析。因此理论基础已经存在，但这是第一次把一切整合起来，造出能够运作的东西。”** 智能卡首先是一种价值储藏工具。储存的价值通过同样存于卡中的密码密钥与算法安全转移。它继承了预付电话卡和信用卡的传统，却更加注重安全和隐私。为了在公钥密码体系中保护隐私，乔姆早在80年代初就发明了“盲签名”。[^a22-2] 他的货币系统初稿——尚未尝试实现——也已于1982年发表，当时他还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a22-3] 保护e-Cash货币转移的盲公钥签名，被巧妙地与数据加密标准（DES，由IBM的Mathias和Meyer基于Horst Feistel的工作开发）结合起来。进行e-Cash转账时，基于预先生成的数字签名的密码报文会写入待转移的金额；在发出报文之前，智能卡软件先从其储存的“可花费货币”中扣除这笔金额。每次用一个签名编码一定数量的货币，卡中储存大约20或30个可用支付签名，它们被巧妙地封装在少量盲签名之中（向卡内充值也同时加载新签名）。出于安全考虑，每个支付签名只能使用一次。e-Cash模拟传统现金的特点：转账即时完成，而且不能花掉超过自己所持有的金额。e-Cash第一次实现还有一个独特特征，即使用“冷处理器”协议：接收钱款的终端引导卡片完成加密所需的所有步骤。这套协议使e-Cash能够克服智能 [^a22-1]: ‘How DigiCash Blew Everything’, January 1999, http://cryptome.org/jya/digicrash.htm. [^a22-2]: David Chaum,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 in David Chaum, Ronald L. Rivest, and Alan T. Sherman (eds), Advances in Cryptology, New York: Springer, 1983, pp. 199-203. [^a22-3]: Andy Greenberg, 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 How WikiLeakers, Hacktivists, and Cypherpunks Are Freeing the World’s In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卡在使用公钥密码技术时的处理能力限制。从纯技术角度看，e-Cash是成功的。然而，第一个拟用于汽车的原型从未进行道路测试。 **“荷兰的政治形势变了，收费公路支付系统不再得到支持。e-Cash已经准备就绪，却已不再适用。”** DigiCash团队实现了第一个目标：为全国道路收费计划制造可运行原型，可由制造商转化为路侧与车载设备。但乔姆更多是个密码学家，而非技术营销者。他未能意识到，为这项新技术创造市场有多复杂。他低估了把原型变成产品所需的非技术性工作。DigiCash艰难维持，原型始终未能成功落地。两年后，公司完成了第二个e-Cash原型，这次用于一般支付，并以一家银行为首要客户，结果却类似。德容从这些早期经历中吸取了教训；多年后，在基于其专利的Java Card技术开发完成后，e-Cash在市场上的失败影响了他进入市场的思路。Java Card最初的营销成本是开发成本的五倍。 **“DigiCash没有看市场。所有注意力都放在原型上。DigiCash彻底失败之处，是没认识到要凭手头的东西在市场站稳脚跟，需要做多少工作。相反，他们把钱花在更加先进的技术上。他们与现实完全脱节了，不知道怎样营销如此先进的技术，也不知道怎样让人们接受它。DigiCash确实远远领先于当时社会愿意接受的任何方案。大概可以说，它对绝对安全的坚持和成功实现，都来得太早了。”** 1992年，德容离开DigiCash，与另一名前员工共同创办了一家智能卡与密码技术咨询公司。到1998年9月，DigiCash始终只能吸引屈指可数的战略伙伴，最终宣布破产。保持其技术完整性的尝试失败了：一家企业接手智能卡操作系统，知识产权组合则卖给一家加拿大公司。其通信技术以更简单、安全性较低的形式，被部署到其他面向账本的企业中，例如澳大利亚的E-tag。 十五年前，银行已经开始把智能卡视为支付卡应用的下一步技术。配有磁条、并通过数据通信连接到后台账户数据库计算机的信用卡，以及欧洲的借记卡，构成了当时电子支付的大多数。银行投入人力推动这一新兴技术的国际标准化，既参与欧洲的CEN（Centre European des Normes），也参与此前已制定凸字信用卡和磁条卡标准的ISO。然而，银行对现金并不感兴趣，即对与传统账本系统相对的数字现金系统不感兴趣——至少不是优先事项。如果说有什么反应，那就是最初不需要账本的电子现金系统出现时，银行多少有些惴惴不安。它们担心 自己在支付中的作用会被削弱。这些担忧并非全无根据，因为多家欧洲大型电信运营商正在寻找新机会，利用其在公用电话中成功取代实体现金的经验。将业务扩展到其他小额支付，如报纸、零食、自动售货机等，在这些电信公司看来是不错的商机。正如下文所见，一些银行接受了挑战，参与电子现金智能卡实验。 DigiCash成立后，下一次实现电子现金的尝试，是1991年的Danmønt。它是一张带有一次性“电子钱包”、用于小额支付的智能卡，由PBS旗下子公司Danmønt S/A开发，并获哥本哈根电话公司KTAS和交通机构HT（Capital Traffic）支持。试点于1992年启动，1993年在全国范围推出，主要作为自助洗衣店和电话亭的支付方式。[^a22-4] 在Danmønt系统中，付款人的智能卡向商户智能卡发送一条携带价值的消息，由秘密密钥通过DES算法认证。密钥储存在智能卡中，待支出或接收的金额也分别存于卡中。 一年后，Mondex随之出现。它由当时在NatWest银行工作的密码学家戴维·埃弗里特发起，与e-Cash和Danmønt一样，通过交换消息转移价值。Mondex团队开始建设系统时，采用了蒂姆·琼斯和格雷厄姆·希金斯于1990年就已取得专利的技术；这两人在专利申请中引用了乔姆的构想。在Mondex方案中，每个国家由一台安全计算机充当“创制者”，生成电子现金单位，再将其出售给“发行者”（银行）以换取传统货币；发行者又可以将其卖给最终Mondex用户，同样换取传统货币。两位用户之间的交易，由各自智能卡上储存的秘密密钥与算法验证。终端用户收到的电子货币，只能通过转回发行者来换回法定货币。Mondex创制者、发行者和终端用户都使用同一套基本安全协议转移价值；预计发行者会部署装满智能卡的机架。据德容说，这种完全离线的安全机制带来一个可能致命的安全弱点。Mondex于1995年7月在英国斯温登接受消费者测试，麦当劳、BP、Sainsbury’s及其他主要零售商参与其中。[^a22-5] NatWest和Midland Bank（现属汇丰）是Mondex股东。苏格兰银行也是分特许经营权持有者，加拿大皇家银行和加拿大帝国银行均计划在1996年开展试点。[^a22-6] 该系统最终卖给万事达，后者为保留智能卡操作系统Multos而使其延续；[^a22-7] Multos原本是为支持这一电子货币系统而开发的。Mondex的安全协议 [^a22-4]: Knud Böhle, Michael Rader, and Ulrich Riehm,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 in European Countries: Country Synthesis Report’, Forschungszentrum Karlsruhe, September 1999, http://www.itas.kit.edu/pub/v/1999/boua99b.pdf. [^a22-5]: E.K. Clemons, D.C. Croson, and B.W. Weber, ‘Reengineering Money: The Mondex Stored Value Card and Beyond’, in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Nin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1996, Vol. 4, (1996): 254-61, doi:10.1109/HICSS.1996.495345. [^a22-6]: Clemons, Croson, and Weber, ‘Reengineering Money’. [^a22-7]: Peter Landrock, ‘Mondex’, in Henk C.A. van Tilborg (ed.), Encyclopedia of Cryptography and Security,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5, p. 394, http://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0-387-23483-7_262. 没有公开发表，[^a22-8] 它由验证消息的公钥签名构成，并使用Mondex创制者的公钥，保护每张卡独有转移密钥的真实性和隐私。1996年，智能卡芯片还无法高效执行公钥密码运算；斯温登的Mondex试验采用了修改后的协议，使用DES算法及共享秘密密钥。 自1970年代中期起，智能卡就已作为预付电话卡使用。但直到1980年代和1990年代，人们才意识到它更广泛的潜在应用，例如医疗记录、银行转账、驾照、公共交通和电子支付。乔姆共同组织的1987年Smart Card 2000会议，见证了这种认识的增长。智能卡的国际标准化始于1984年，是1970年启动的信用卡标准化工作的延伸。银行的先进技术人员、电信实验室研究者，以及初创智能卡行业的代表，每年在ISO/IEC SC 17WG4的名义下聚会四五次，讨论实体设计方面的标准，如卡中芯片的大小与位置、用于与处理器通信的芯片接触点大小和形状，以及应支持的基本操作，如存储器读写和密码运算。到1989年，“WG4”最初几方面的标准化工作形成了三份标准文件。像所有标准化工作一样，这些文件反映了参与公司的“有来有往”谈判。例如，触点位置很难达成共识，第一份标准允许两种不同位置。第一份标准中规定的一种芯片位置，被带着几分笑意称为“法国式位置”，后来的文件逐步淘汰了它。最后，1995年，第四份标准ISO/IEC 7816-4发布。参与者通过发放印有“ISO/IEC 7816-4幸存者”字样的T恤庆祝这一成果。德容恰在这个里程碑之前加入ISO标准化小组。 欧洲国家认为，这些卡片是一个需要在ISO小组工作之外进一步进行欧洲监管与标准化的领域。它们尤其寻求卡片应用标准。欧洲标准化机构CEN TC224于1990年设立，承担此项工作。在TC224内设立了电子货币小组（WG10），由一名获Danmønt支持的人出任首位召集人，成员包括挪威银行联盟的Edmond Alnianakian、比利时Masterpay的Phillipe Duhamel、英国电信界、法国巴黎大众运输公司RATP（Régie Autonome des Transports Parisiens）的Phillipe Vapperau，以及作为DigiCash独立技术提供者的德容。德容于1991年仍在DigiCash时加入，主要是决定标准需要增加什么内容，才能确保它兼容DigiCash使用的更复杂安全协议。来自电子现金、银行、交通及支付行业、横跨五国的人员碰撞，使技术协议的达成，甚至对标准本身的理解，都出现困难。各方对技术的不同方面有着不同利益。实际上，WG10起初并未清楚理解电子货币系统的性质，即它 [^a22-8]: Gerhard Schellhorn et al., ‘The Mondex Challenge: Machine Checked Proofs for an Electronic Purse’, in Jayadev Misra, Tobias Nipkow, and Emil Sekerinski (ed.), FM 2006: Formal Methods, Lecture Notes in Computer Science 4085,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2006, pp. 16-31. 实际上不同于传统现金。后来这种总体理解形成了，但在具体协议的规定上又出现困难。德容回忆，主要分歧在于智能卡中储存的数据结构及其安全属性。工作组中的德国成员希望结构更严密，超过其他各方愿意接受的程度；后来加入的Mondex代表，也长期不愿修改自己的消息协议，使其适应标准所设想的统一消息集合。 **“在信息技术的标准化中，达成一致逐渐变成这样的意思：我们同意为彼此、为各自的技术设一个标签；你用我的标签实现我的技术，我用你的标签实现你的技术。”** 后来又有更多方面加入，包括英国GEC交通自动化公司的克里斯·斯坦福，以及General Information Systems Ltd（GIS）的创始人之一拉姆·班纳吉。GIS于1985年在剑桥成立，是Mondex的早期支持者，设计并制造“钱包”，为Mondex用户提供查看卡内交易和总余额的界面。德容加入电子钱包标准化小组五年、召开20次会议之后，人数由6人增至60人（1996年）。那是电子现金系统部署的高峰期。 **“他们都相信这件事很快就会发生。我的意思是，DigiCash证明了兴趣非常大。它引发了大量炒作。他们相信，只要大家聚到一起、组织起来、定出标准、把实现方案部署出去……”** 当时，斯温登试验正在银行和交通领域同时进行。德国部署了另一种银行卡（但政府规范要求电信公司深度参与），法国的Carte Bancaire也至少部署了一种。在荷兰，部署了两种卡，一种由电信公司支持，一种由银行支持。 **“时间到了1996年。大家都准备好部署，大家也都部署了。然后，基本上什么都没发生。”** 为什么？据德容说，银行的主要兴趣仍在于强化既有无现金支付系统，即销售点的信用卡和借记卡交易。为此，处理这类交易绝大多数业务的三大国际支付协会——Europay、Mastercard和Visa——联合成立了又一个标准化组织EMV。换言之，多股力量朝不同方向前进，多种策略同时部署或测试。EMV制定了一项在销售点实际使用智能卡的标准，用于识别支付类型（信用卡、借记卡、电子现金），并包含输入PIN码等用户操作要素。用于借记卡或信用卡的智能卡系统，是从人们熟悉的磁条卡迁移而来。到90年代末，这些标准已基本准备完成；标准就位后，银行开始非常专注于真正把智能卡作为支付卡引入。它们希望获得智能卡承诺的减少银行卡欺诈的好处。也就是说，它们更关心智能卡作为安全技术的作用，而较少关心它促进数字现金交易的能力。 推出“PIN与芯片”（PIN&Chip，即智能卡用于销售点支付的通称）花了整整十年。作为从磁条卡迁移而来的技术，智能卡并未从根本上改变银行的集中化模式。这一银行模式被称为账本系统，实际价值转移不是发生在付款人与收款人的互动点上，而是通过中介的管理操作完成。“账本”（ledger）一词来自银行传统上用来记录为客户办理金融交易的大型平放账簿。 随着用于借记卡和信用卡支付的智能卡引入工作顺利推进，另外两家支付网络——美国运通和最初来自日本的JCB——加入EMV。到那时，也就是2000年代初，银行减少了对智能卡标准化的直接参与，转而通过EMV和又一个智能卡相关标准组织Global Platform施加影响。银行对数字现金的兴趣已失去动力，并开始显得更像是面对乔姆e-Cash实现所作的防御性条件反射。尽管达成了标准化协议，并在欧洲许多国家实现“技术上”成功的部署，大多数电子现金系统却没有被公众广泛采用。因此，运营商、银行和电信公司的兴趣逐渐消退。银行坚持使用自己的账本，以及新兴PIN与芯片卡提供的“足够”安全性。随着摩尔定律确保处理能力不断增强，用于实现账本支付的大型数据库系统最终变得如此高效，以至每笔交易实际上都不再产生成本。德容于1991年加入、最初旨在制定ISO之外卡片应用标准的欧洲标准小组TC224 WG10，于2009年关闭。 就电子现金未能在公众中获得太多支持而言，Danmønt或许是个显著例外。由于与丹麦自助洗衣店系统整合，Danmønt的使用程度和社会渗透率超过多数其他实现，并成功维持到2005年。Danmønt相对成功的经验，为未来实验提供了值得研究的教训。 **“它们（电子现金系统）在技术上能够运作，但已没有动力真正让它们在商业上运作起来。”** 银行业对智能卡的兴趣最终落在部署PIN与芯片上时，另一种基于账本的智能卡系统应用却取得巨大成功。电信业把注意力集中于将智能卡用于当时新兴的移动电话产业。为了支持移动电话，CEPT（欧洲邮电管理机构会议，Conférence Européenne des Postes et Télécommunications）的电信委员会成立了标准化小组GSM（Groupe Spéciale Mobile，后来改名为Global System for Mobile Communications，即全球移动通信系统）。到1989年，其第一阶段规范获得批准，以ISO的卡片尺寸和通信标准为基础。欧洲（后来成为全球）标准制定出来后，嵌入手机的GSM智能卡有了现成的电话市场，也很容易大规模生产。[^a22-9] [^a22-9]: Thomas Haug, ‘A Commentary on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s: Lessons from the NMT and GSM Mobile Telephone Standards Histori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 26 (2002): 101-107. **“真正伴随智能卡起飞的是GSM。技术之间有一种天作之合，这让智能卡生产起飞了。曾有一段时间，银行业每年大约使用1亿张智能卡，而手机每年使用30亿张。”** 智能卡制造商对GSM标准的成功很感兴趣，因为它使安全交易和通信加密成为可能。手机制造商也同样投入其中，因为这一标准让它们能够专注于制造进行无线通信和网络部署的设备，从而建立手机与人之间的联系。共同利益促成了基于芯片的无线电话安全模型——GSM标准——在1998年迅速实现和部署。该标准有两个核心目标：保护通信，并确保通信费用得到支付。 **“集中记账威胁隐私的性质［……］如果说戴维激发了我什么，那就是对那些根本上涉及隐私敏感性的系统的关切。”** 隐私与安全一直是许多开发者和黑客群体最核心的关切。乔姆发明盲签名，明确以保护隐私为动机，这是一种清楚的政治动机。他有一段公开记录的表述：“糟糕的电子现金系统与完善的数字现金之间的差别，将决定我们拥有的是独裁统治，还是真正的民主。”[^a22-10] 现金系统和账本系统处理两种根本不同的价值转移消息。在前者中，消息就是价值；在后者中，消息是转移价值的指令。e-Cash、Danmønt和Mondex在密码技术和架构上不同，但它们都是现金系统。卡中储存的信息本身就可以花费。丢失卡片，意味着丢失钱。在账本系统中，消息只携带价值转移的信息，实际转移随后才发生。账本生成所有活动的集中记录，而这些记录几乎总与具有真实身份的账户相联系。正因为有账本，丢失信用卡或借记卡不一定意味着丢钱（因为个人账户与向账本传达交易信息的媒介和消息相分离）；也正因如此，基于账本的交易不难撤销（因为账本才是交易实际发生之处）。账本的这些属性把消息与交易分开，并使交易可逆，而恰恰是这些属性，使它成为乔姆这样的人在政治上针对的对象。 早在数字现金诞生之前，货币就已经如德容所说，被“实体转化”（transubstantiated）为电子信息。1920年代，阿姆斯特丹出现了第一个自动账本系统，通过机械检索、排序并更新账户卡片来处理交易。在德容看来，账本是首次将货币变为信息的关键技术，或“文化技艺”。 [^a22-10]: ‘How DigiCash Blew Everything’. 这场“另一种大转型”[^a22-11] 启动了重新创造现金特性的探索。对于数字现金的支持者来说，账本是令人深恶痛绝的东西。 1970年代，早期电话卡把电子储存在硅中，以表示所储存的价值；这比磁条技术通过纸质凭条或联网连接，利用账本系统识别账户信息，还早了足足十年。像GSM这样的电信公司使用的账本系统，比银行的简单得多，但它仍是一套集中式记账系统，旨在通过量化有效控制通话时长，并与月度缴费或预付账户对账。从这种纯粹的管理系统，迈向转账系统，最终变成今天移动汇款所使用的支付系统，并不需要很大一步。事实上，登记一笔账本交易的成本接近零，再加上可以购买离散数量的话费——这由实现账本的高效数据库促成——就足以让手机在没有最初战略统筹的情况下成为货币系统。手机缓慢地变成了货币机器、支付技术，而支付并不等同于交换。支付为交换着色，以各种方式扩充、也殖民交换。当交换的一切微小中介环节被理解为一条价值链、组成一种独特的政治经济时，我们面对的就是支付。手机变成支付机器的这一过程，部分解释了肯尼亚M-Pesa的出现。 **“除了现金（纸钞和硬币），所有货币系统都以账本为基础。一切都是余额，是所收和所付累计金额的记录。每一笔余额都有一个附带的标识符，也就是账户；这种基于身份的记账是银行业的核心。我们可以批评系统的使用方式，但存在的只有这个系统。我们目前的货币体系已经证明，它与社会广泛的需求高度契合。也许我们还没有意识到，它融入社会有多深。尝试创造替代方案时，你会发现传统货币为适应社会各种需求，已经调整得多么精细。”** 最近，以比特币为模型或受其启发的加密货币大量涌现，形成现金与账本系统的一种新组合。在这些系统中，账本托管在多台服务器上，在地理上去中心化，但账本仍然是这些系统的根基。实际上，从某些方面看，这些系统甚至更加中心化，因为——至少在信奉者心中——账本成为终极权威，一旦出错，毫无申诉可能。账本与主权权威混为一体。 德容说，人们再次对现金系统产生兴趣。在他看来，数字现金是徘徊于这些新型账本混合系统中的幽灵。如今他正在开发一个可与现有货币整合的社区货币系统。其协议使用非对称安全机制，允许付款人保持匿名，而收款人不能，如同传统现金支付一样；它将可通过手机用户界面使用，并计划在加拿大部署。 [^a22-11]: Karl Polanyi,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i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2. ## 参考文献 Böhle, Knud, Michael Rader, and Ulrich Riehm. ‘Electronic Payment Systems in European Countries: Country Synthesis Report’, Forschungszentrum Karlsruhe, September 1999, http://www.itas.kit.edu/pub/v/1999/boua99b.pdf. Chaum, David. ‘Blind Signatures for Untraceable Payments’, in David Chaum, Ronald L. Rivest, and Alan T. Sherman (eds), Advances in Cryptology, New York: Springer, 1983, pp. 199-203, http://link.springer.com/chapter/10.1007/978-1-4757-0602-4_18. Clemons, E.K., D.C. Croson, and B.W. Weber. ‘Reengineering Money: The Mondex Stored Value Card and Beyond’, in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Nin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Vol. 4, 1996: 254-61, doi:10.1109/HICSS.1996.495345. Greenberg, Andy. This Machine Kills Secrets: How WikiLeakers, Hacktivists, and Cypherpunks Are Freeing the World’s Information, New York: Random House, 2012. Haug, Thomas. ‘A Commentary on Standardization Practices: Lessons from the NMT and GSM Mobile Telephone Standards Histories’, Telecommunications Policy 26 (2002): 101-107. ‘How DigiCash Blew Everything’, January 1999, http://cryptome.org/jya/digicrash.htm. Landrock, Peter. ‘Mondex’, in Henk C. A. van Tilborg (ed.), Encyclopedia of Cryptography and Security, New York: Springer, 2005, p. 394, http://link.springer.com/referenceworkentry/10.1007/0-387-23483-7_262. Polanyi, Karl. The Great Transformation: The Political and Economic Origins of Our Time. 2nd edition,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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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3-2]: Nesta, http://www.nesta.org.uk/news/uk-crowdfunding-platforms-50-cent-2013. [^a23-3]: Alex Fitzpatrick, ‘Obama Signs “Game-Changing” Crowd-Funding Jobs Act’, Mashable, 5 April 2012, http://mashable.com/2012/04/05/jobs-act-signed/. [^a23-4]: 关于众筹对知识产权的若干影响，例如可参见 Nicholas Wells, ‘The Risks of Crowdfunding: Most Have the Best Intentions When It Comes to Crowdfunding an Ambitious Project, but Intellectual Property Issues, Ownership Rights and Perk Obligations Present Potential Hurdles to Making a Dream Become Reality’, Risk Management 60.2 (2013): 102；以及 John Reidl, ‘Crowdfunding Technology Innovation’, Computer 46.3 (2013): 100-103. 认捐和捐赠平台上众筹出资者的动机；然而，股权融资法规才刚刚生效，这一领域仍有大量工作待做。众筹实践、同侪效应和群体行为对项目成功的影响，已由贝勒弗拉姆、朗贝尔和施维恩巴赫，沃德和拉马钱德兰，以及瑟伦森等人加以探索。但是，很少有人考察这种融资形式对既有、成熟的产业和经济所产生的更广泛产业及社会经济影响。 同样，针对具体艺术形式和视听类型的众筹，也很少受到学术关注，尽管不同艺术形式由于自身特征、生产模式和各自产业结构，在不同众筹平台上的展开方式与表现明显不同。例如，在多数以认捐和捐赠为基础的平台上，游戏的表现优于其他类型。这可能是因为游戏社群与网络社群密切关联，也因为电脑游戏开发的关键阶段可以在正式发行前展示。这使游戏创作者可以把一次或多次众筹活动分布开来，为不同制作阶段融资，也可以在活动中加入延伸目标，提高捐款额。电影制作也在各个平台吸引了大量众筹；而向故事片投资者提供“执行制片人”署名的做法，已走出好莱坞，并转化为众筹平台Junction（jct.com）。该平台专为净资产超过100万美元的出资者提供电影股权融资服务。Junction创立者多米尼克·帕滕这样概括平台的逻辑：“这里真正的卖点是进入的机会，以及这些好莱坞新手投资者能够获得与原始投资者相同的条件。”[^a23-5] 此外，与众筹为电影人创造平等竞争环境、使电影制作民主化的流行看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大众似乎偏爱一个多样性较低的电影人群体，往往更愿意支持已有作品履历和知名度的成熟人才。[^a23-6] 纪录片预算通常远低于剧情片。莫罗佐夫和瑟伦森曾探讨，在预算下降之际，众筹能否像宣传有时所声称的那样，为独立纪录片制作提供一条生命线。然而，众筹作为纪录片融资模式，却无意中导致只有某些类型的纪录片得到资助。通常，众筹出资者更倾向于支持知名度高、以议题为导向的影片和论战性纪录片，而牺牲调查性新闻、诗意反思型纪录片以及剧情纪录片等类型。 这些研究对于解释众筹参与者和众筹过程的动力与机制，即生产的“前端”，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然而，视听项目的故事很少在成品完成时结束；开发、融资、制作、发行和放映，每个阶段都必须被视为纪录片产业、经济和生态动力中彼此相连的一环。因此，我将把关注点从单部影片和个别电影人，转向探讨众筹对纪录片发行商、电影节、 [^a23-5]: Ben Child, ‘Tom Hanks Film Seeks Crowdfunding via “Kickstarter for the Rich” Site’, The Guardian, 27 March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2014/mar/27/tom-hanks-film-crowdfunding-kickstarter-junction. [^a23-6]: 参见Brabham、Mollick、Morozov及Sørensen的研究。 广播电视机构，以及纪录片产业整体的更广泛影响。本文范围是英国纪录片产业，但欧洲各国及美国也有相似情形。我采取“追踪资金流向”的方法，并将论证：归根结底，从众筹获益最多的并不是获得众筹资助的纪录片制作者。这种资助纪录片内容的方法，有利于既定的融资和发行模式，并汇入其中。电影节、发行商和广播电视机构才是从这一体系中获益、获利最多的主体。众筹更多时候并没有为现有制作和发行结构提供替代，而是进入、支持并强化传统制作与发行的范式及等级体系。 ## 为众筹辩护 要对这种融资形式的话语形成更细致的认识，我们需要质疑一些较浪漫的流行看法和描述：它们把在线众筹说成使纪录片制作民主化、让创意表达超越传统把关人。这并不是要否定众筹本身。 众筹不是一种全新的电影筹资方式，而是历史上资助各种艺术形式的赞助模式的在线版本。例如，埃米尔·德安东尼奥1968年的奥斯卡获奖影片《猪年纪事》，就是通过赞助聚会筹得资金的。[^a23-7] 事实上，在线众筹出资者解释自己的捐赠理由时，也常以慈善语言描述自己。[^a23-8] 原则上，以众筹支持那些否则难以实现的创意努力，只会丰富世界各地的文化表达。具有全球意义、出色而动人的纪录片，已经通过这种方式获得资金。弗兰妮·阿姆斯特朗的《愚昧年代》被广泛认为是最早通过众筹融资、在线发行的纪录片之一（实际上，这部影片由Spanner Films自行组织的利润分享和同侪借贷计划资助，并非通过在线众筹平台）。安东尼·巴克斯特的《你被特朗普了》讲述唐纳德·特朗普在苏格兰高地开发高尔夫球场引发的争议；如果没有Indiegogo上的数次众筹活动，这部片子就无法完成。最初，英国两家公共服务广播机构BBC和Channel 4——也是英国绝大多数纪录片的委制方——都拒绝为影片提供资金；全国性艺术资助机构Scottish Screen（现为Creative Scotland）及BFI（英国电影协会）的公共电影资助也拒绝了它。影片完成之后，才被BBC的Storyville栏目购入并在英国播出。随后，它赢得许多著名国际奖项，并在全球发行。在几乎不存在纪录片公共资助的美国，众筹纪录片《Inocente》于2013年赢得奥斯卡奖。众筹也已成为压制性或极权政体及国家中的重要筹资渠道：在这些地方，公共资助不会给予持异议或不循规蹈矩的电影人，也不会给予 [^a23-7]: Jane Chapman and Kate Allison, Issues in Contemporary Documentary, Cambridge: Polity, 2009, p. 104. [^a23-8]: 如 Ethan R. Mollick, ‘The Dynamics of Crowdfunding: An Exploratory Study’,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9.1 (2014)；以及 Paul Belleflamme, Thomas Lambert, and Armin Schwienbacher, ‘Crowdfunding: Tapping the Right Crow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rench Finance Association (AFFI), 11 May 2011，所指出的。 题材被视为具有颠覆性的纪录片。在中国，艾未未通过众筹资助自己的电影；在土耳其，LGBT社群已通过众筹制作多部影片，以提高公众认识，并让人们关注这些群体的关切。没有这些影片，世界确实会更加贫乏。 ## 问题在发行，笨蛋 我们之所以知道前面提到的纪录片，是因为它们虽然最初由众筹资助，最终却经由传统而成熟的发行渠道播出、在电影节放映或发行。它们登上报刊，是因为获得了评论，因为发行商、广播电视机构或放映它们的电影节开展宣传；因为它们在电影节获奖；或因为获得奥斯卡、英国电影学院奖（BAFTA）等奖项提名。 这些众筹纪录片被传统发行商选中、在成熟渠道展映，从多方面受益。通过电影节放映和广播电视机构播出，它们扩大了覆盖范围和观众人数。这些组织不仅为纪录片带来坐进影院的人和观看屏幕的眼睛，还拥有新闻部门、新闻官员和公关机器，为自身节目及播出安排进行推广，进而也推广这些影片。这些机构的公关部门能够促成的奖项和评论，又让这些纪录片从其他所有制成的影片中脱颖而出。传统发行商和渠道所附带的文化与象征资本，进一步强化了这一点：简言之，自己的纪录片登上BBC，仍然比登上YouTube更有声望；在圣丹斯首映，仍然比临时快闪放映更有影响力。此外，电影人必须在电影节展映，才能获得正式的业界和同行认可，因为影片必须院线上映，或在具有入围资格的电影节放映，才可参加BAFTA或奥斯卡奖角逐。因此，纪录片制作者自然希望影片在知名电影节、影院和电视网络频道上放映。 ## 英国纪录片的经济与生态 表面上看，这应当是纪录片及其制作者的双赢局面：众筹让更多纪录片制作者拍出更多纪录片，其中一些通过传统渠道获得显著曝光。然而，这其中存在几个问题。 ### 不断下降的纪录片预算 在英国，大多数纪录片，即79%，[^a23-9] 由四家地面广播电视机构资助，它们委制影片，并预先、全额承担制作费用的100%。此后，广播电视机构有权播放纪录片两次，随后纪录片权利回到制作者手中。这也包括将纪录片再卖给其他广播电视机构、国际发行商，或Netflix、Lovefilm等渠道的权利。英国的纪录片资助模式不同于多数欧洲国家，例如丹麦主要通过联合制作、联合资助来筹措电影资金；也不同于美国，那里通常采用 [^a23-9]: PACT, Pact Policy Survey and Financial Census 2009, London: Oliver & Ohlbaum Associates ltd., 2009, p. 14. 缺口融资模式。[^a23-10] 不过，作为世界第二大纪录片生产国和出口国，英国纪录片产业内部发生的事情具有全球重要性。 近年来，英国包括纪录片在内的纪实类节目整体预算有所下降。如图1所示，纪录片预算五年下降22%，从2007年总支出585英镑降至2012年的455英镑。同一时期，纪实节目和纪录片的时数却增加了。净结果就是每部影片的预算下降。[^a23-11]［译注：原文金额写作“£585”和“£455”；图1相应统计单位为百万英镑，即5.85亿和4.55亿英镑。］ 此外，预算出现两极分化，知名度高的项目比其他制作得到更多资金支持。[^a23-12] 这进一步侵蚀了更具独立性纪录片类型的预算。  ### 图1中文数据转录：按类型划分的公共服务广播支出 原报告图5。为使原图内小字可读，将同一张宽表分为三部分；全部金额单位为百万英镑（£m），按2012年价格计算。纪实（Factual）行在本书原图中被圈出。五年变化为2007—2012年，一年变化为2011—2012年；金额、增减额与百分比均照录原表的舍入数，不据显示值重新计算。 #### 全部播出时段的支出 | 类型 | 2007 | 2011 | 2012 | 五年增减£m | 一年增减£m | 五年增减% | 一年增减% | | --- | --- | --- | --- | --- | --- | --- | --- | | 新闻与时事 | 357 | 317 | 311 | -45 | -5 | -13% | -2% | | 艺术与古典音乐 | 67 | 46 | 40 | -27 | -6 | -40% | -12% | | 宗教与伦理 | 20 | 15 | 13 | -7 | -1 | -34% | -8% | | 教育 | 33 | 19 | 20 | -14 | 1 | -41% | 5% | | **纪实** | 606 | 477 | 470 | -136 | -6 | -22% | -1% | | 剧情与肥皂剧 | 955 | 663 | 635 | -320 | -28 | -33% | -4% | | 娱乐与喜剧 | 630 | 569 | 568 | -61 | -1 | -10% | 0% | | 故事长片 | 209 | 235 | 174 | -35 | -61 | -17% | -26% | | 体育 | 485 | 496 | 563 | 78 | 67 | 16% | 14% | | 儿童 | 120 | 106 | 92 | -28 | -13 | -23% | -13% | | 合计 | 3482 | 2941 | 2888 | -594 | -53 | -17% | -2% | #### 首次播出原创节目的支出 | 类型 | 2007 | 2011 | 2012 | 五年增减£m | 一年增减£m | 五年增减% | 一年增减% | | --- | --- | --- | --- | --- | --- | --- | --- | | 新闻与时事 | 356 | 316 | 311 | -45 | -5 | -13% | -2% | | 艺术与古典音乐 | 65 | 43 | 38 | -27 | -5 | -42% | -12% | | 宗教与伦理 | 20 | 14 | 13 | -7 | -1 | -33% | -8% | | 教育 | 32 | 18 | 19 | -13 | 1 | -40% | 6% | | **纪实** | 585 | 463 | 455 | -129 | -7 | -22% | -2% | | 剧情与肥皂剧 | 741 | 555 | 526 | -215 | -30 | -29% | -5% | | 娱乐与喜剧 | 543 | 502 | 509 | -34 | 7 | -6% | 1% | | 故事长片 | 9 | 29 | 18 | 9 | -10 | 93% | -36% | | 体育 | 472 | 495 | 563 | 91 | 68 | 19% | 14% | | 儿童 | 97 | 91 | 83 | -14 | -8 | -14% | -9% | | 合计 | 2920 | 2527 | 2536 | -384 | 9 | -13% | 0% | #### 首播支出占总支出的比例 | 类型 | 2007 | 2011 | 2012 | | --- | --- | --- | --- | | 新闻与时事 | 100% | 100% | 100% | | 艺术与古典音乐 | 97% | 93% | 94% | | 宗教与伦理 | 97% | 99% | 99% | | 教育 | 97% | 99% | 99% | | **纪实** | 96% | 97% | 97% | | 剧情与肥皂剧 | 78% | 84% | 83% | | 娱乐与喜剧 | 86% | 88% | 90% | | 故事长片 | 5% | 12% | 11% | | 体育 | 97% | 100% | 100% | | 儿童 | 80% | 86% | 90% | | 合计 | 84% | 86% | 88% | 来源：Ofcom／广播机构。注：金额均以2012年价格表示。BBC数据包括BBC One、BBC Two、BBC Three、BBC Four、CBBC、CBeebies、BBC News及BBC Parliament。本分析不含S4C、BBC Alba或BBC HD；数据不含各构成国／地区节目。 图1：来源：Ofcom《2013年公共服务广播年度报告》。 [^a23-10]: Gillian Doyle, Understanding Media Economics, 2nd edition, London: SAGE, 2013, pp. 111-114. [^a23-11]: 这些数字来自 Ofcom, Public Service Broadcasting Annual Report 2013, London: Ofcom, 2013, pp. 9 and 16。然而，Ofcom的统计，以及BBC和Channel 4的年报，都将纪实节目和纪录片合并为“纪实”类别；因此，若不对各广播电视机构节目表进行完整内容分析，就无法辨别纪录片相对于纪实节目（如烹饪、家居DIY、旅行节目等）的确切比例。此外，纪录片定义的差异也会使这类节目分类更复杂。例如，迈克尔·佩林的节目属于旅行、饮食，还是纪录片内容？不过，根据BFI数据库，过去十年间传统纪录片栏目，如Panorama、Storyville、Unreported World、Cutting Edge和Horizon，平均纪录片数量保持稳定，而预算却已下降，因此，推定纪录片每小时总体预算有所减少，似乎是合理的。其他也包含纪录片的类别，如“时事”和“艺术与音乐”，总体支出同样下降，也反映了这一趋势，见图1。 [^a23-12]: Inge Sørensen, ‘Crowdsourcing and Outsourcing: The Impact of Online Funding and Distribution on the Documentary Film Industry in the U.K.’, Media, Culture & Society 34.6 (2012): p. 734. 除了广播电视机构对纪录片的投资下降，长篇纪录片也很少得到BFI以及地区和全国影视机构等公共电影资助者的支持。这已引起业内专业人士和学者的共同担忧。2014年3月，纪录片制作者、电影与电视制作高级讲师戴维·希克曼写道： > ……英国三大电影资助方——BFI、BBC Films和Film4——对英国纪录片几乎没有显著贡献。尽管人们普遍承认，长篇纪录片近年来正处于某种“黄金时代”，但这些英国电影核心机构似乎大体忽视了自己应当支持长篇纪录片的想法。按目前情况，寻求BBC支持的长篇纪录片制作者只有一个去处：Storyville，BBC电视内部一个饥渴缺钱的隔离区。Channel 4也是类似情况——可用于长篇纪录片的资金少得几乎看不见。[^a23-13] BBC Storyville系列编辑尼克·弗雷泽早在2009年就注意到了同一趋势： > 纪录片制作者曾十分担心会被《老大哥》和“巨无霸”纪录片压倒，但我认为那个阶段已经过去，如今的担忧要基础得多。这些人在无偿工作。我们说的是少得可怜的钱，情况已经令人警惕了。[^a23-14] 正是在这样的经济环境中，纪录片制作者转向众筹制作影片。然而，矛盾的是，众筹实际上可能进一步侵蚀纪录片预算。 众筹给电影人和影片带来的额外好处，远不止金钱。例如，众筹过程让电影人在影片或视听项目制作之前，就能建立、培育观众群，也可用来证明项目构想的可行性。此外，影迷和出资者群体为电影人提供情感和实际的同侪支持，也为项目创造免费的病毒式推广和广告。[^a23-15] 如奥尔达尼尼等人及贝勒弗拉姆等人的研究所示，这些好处适用于跨类型、跨产业的众筹项目。众筹还使电影人可以在既定融资结构和传统把关人之外制作影片。这意味着更大的创作自由，因为电影人无需遵守机构指南和要求，也无需考虑出资方及委制方的编辑与创作意见。然而，这些好处伴随着一种不太显眼的代价。 [^a23-13]: David Hickman, ‘Documentary Funding Gap Stalls Great Films Like the Act of Killing’, The Conversation, 6 March 2014, http://theconversation.com/documentary-funding-gap-stalls-great-films-like-the-act-of-killing-23737. [^a23-14]: 尼克·弗雷泽的引语转引自 David Cox, ‘Is Thi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the Impartial Documentary’, The Guardian.co.uk, 9 November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filmblog/2009/nov/09/sheffield-docfest-documentary-films. [^a23-15]: 弗兰妮·阿姆斯特朗在英厄·瑟伦森的访谈中讲述了她所认识到的众筹好处。完整访谈文字见瑟伦森博士论文附录：Documentary in a Multiplatform Context, Department for Media, Cognition and Communication, Copenhagen University, Denmark, 2013, http://curis.ku.dk/ws/files/44584781/Ph.d._2013_S_rensen.pdf. 虽然委制方和电影资助者在这些影片的前期或制作阶段没有编辑参与权和控制权，但手边拥有一批已完成的众筹纪录片，却有其他好处。广播电视机构不必从零开始委制创意和方案，只需从更大的现成影片库中选择作品填入节目表。这在经济上很合算。英国纪录片预算各异，但平均而言，BBC或Channel 4黄金时段纪录片的委制费用约为150,000—200,000英镑。然而，如果影片已经完成，其转售价值就低得多。同样，价格各异，具体交易条件在合同上保密。不过，据六位业内人士称，BBC的Storyville及丹麦DR的Dokumania栏目，经常以低至1500.00英镑的价格购入长篇纪录片。[^a23-16] 简言之，过去提前委制一部纪录片可能要花150,000英镑，如今广播电视机构只需其很小一部分价格，就能购得类似的成品。 此外，它们不仅能够从比自行委制更丰富的纪录片选择中挑选，而且购买这些影片完全没有风险。它们不必根据一个创意或方案冒险投资，再去应对任何创作过程和制作中的不确定性、为风险留出余地；现在，广播电视机构可以在购买前观看成品。因此，委制编辑在融资、开发和制作阶段，对单部影片的直接编辑影响与创作参与减少了，但它们能够从更大的预制成品库中，以更低价格、无创作风险地选择。这样一来，广播电视机构对总体节目表或栏目构成的影响，反而比以往更大。 纪录片电影节也处于类似情境。电影节的成功与声望，取决于从尽可能多样、尽可能庞大的成片池中，编排出尽可能好的节目。投稿影片数、入选影片数及电影节地位之间存在一种不成比例的关系：投稿越多、入选越少，电影节就越显得精挑细选。此外，多数电影节的商业模式部分依赖纪录片制作者提交影片以求入选时缴纳的报名费。因此，投稿数量增加，就意味着电影节利润增加。 纪录片制作者当然知道这一点。然而，基于上面列出的所有理由，纪录片电影节和广播电视机构仍然是制作者和制片人希望——也需要——展示影片的地方。这是一个买方市场，因为能够为影片找到观众、开展宣传并实现盈利的是电视台、电影节和发行商。虽然更多纪录片通过众筹得到资助并被制作出来，决定哪些影片在哪里放映的，仍是传统把关人。它们拥有说“是”或“不”的寡头权力和影响力，而现在，它们还能以更低的价格、在不承担风险的情况下行使这种权力。 [^a23-16]: 四位纪录片制作者在与作者的私人交流中提到了这一数字。 ### 监管、立法与专业标准 在传统资助和委制结构之外进行制作与筹资，也涉及更广泛的社会议题及实际产业问题。公共资助方和委制方提供全额资金，至少在原则上，有助于保障所资助纪录片的独立完整性、制作时的编辑与新闻专业标准，以及纪录片制作团队的工作条件。 交易条款和合规程序，是公共服务电视网络或公共资助方与受其委托或资助制作影片及内容的制作公司之间合同协议的一部分。这些协议确保制作遵循专业标准、健康与安全政策，以及演员和工作人员的劳动标准。然而，通过线上融资、在传统资助方和委制方之外制作的项目，并没有相应规则、指南或法律加以约束。因此，没有保障措施能确保制片人遵守行业标准，以及PACT（代表英国制作公司）、NUJ（全国记者工会）、BECTU（工作人员工会）或Equity（演员工会）等工会或联盟规定的工作惯例、条件或报酬标准。众筹制作不受此类监管，因而无法确保参与这些项目的媒体工作者得到适当保险、充分培训，或按专业标准工作。这可能压低行业报酬，并削弱媒体工作者的工作条件。 同样，传统上与纪录片相关的编辑标准及特质，也可能在众筹项目中受到挑战。“平衡”“公正”和“客观”等理念，一直由电视网络的制作人指南和行为准则保障；制作人为BBC和Channel 4制作节目时必须遵守。知识产权由合规程序保护。网上没有这样的指南或程序。此外，向所有投资者开放的融资过程，可能损害项目的独立完整性，尤其当它是一部纪录片时。金钱会腐蚀，而在众筹中，有时很难判断钱从哪里来。BBC Storyville系列编辑尼克·弗雷泽说：“如果戈培尔博士拎着一大袋钱出现，就会有纪录片制作者排着绕街区一周的队来拿钱。”[^a23-17] 弗雷泽的观点成立：如果一部纪录片部分由政党、非政府组织、压力团体、游说者、慈善机构或企业资助，就很难坚持公正和平衡。 还值得注意的是，英国纪录片的主要资助方——BBC、Channel 4、BFI，以及地区和全国公共资助机构——都承担公共服务职责。这些职责旨在保障多元性，确保委制各种纪实节目和纪录片，表达整个社会的完整观点谱系，既满足小众品味和代表不足的观众，也兼顾普遍、大众的兴趣。众筹平台没有这样的义务。虽然一些众筹平台是慈善机构，另一些却是企业。 [^a23-17]: David Cox, ‘Is This the End of the Line for the Impartial Documentary’, The Guardian, 9 November 2009, http://www.theguardian.com/film/filmblog/2009/nov/09/sheffield-docfest-documentary-films. 它们的任务是利润或营业额，而不是多元性，也不是确保代表各种声音的多种影片得以制作。越来越明显的是，大众偏爱具有广泛吸引力的电影，或由知名电影人制作的电影；[^a23-18] 众筹的另一个牺牲品，可能就是作品和声音的多样性与多元性。 由此，众筹的一项非预期结果，是可能无意中侵蚀纪录片行业的产业和专业标准，以及记者、电影人和工作人员的工作条件。随之而来，众筹可能损害纪录片的独立完整性与可信度，以及影片和电影人的多元性与多样性。讽刺的是，众筹虽然被宣传为使生产手段及生产机会民主化，却很可能产生相反效果。 ### 自己去众筹吧 最近，公共资助方、组织和机构也开始参与并运用众筹，为那些直到不久前还由它们全额资助的项目提供部分资金。例如，要具备申请公共资助的微预算电影计划lo-fi和Mircowave的资格，电影人必须先通过众筹筹得一定比例的预算。同样，博物馆也开始用众筹完成特别项目、为展览筹集部分资金。例如，格拉斯哥妇女图书馆筹得6,839英镑，出版一本受其馆藏启发的书；鲍斯博物馆筹得8,680英镑，委托格雷厄姆·特克制作一件艺术品，安装在博物馆正面，作为其作品展的一部分；威廉·希思·罗宾逊信托则通过众筹筹得33,492英镑，用于永久展厅。 捐赠和会员当然一直是博物馆商业模式的一部分，但把这些趋势推至逻辑终点，又何必存在公共艺术资助呢？通过“大众”和“社群”使生产与融资民主化的话语很诱人，但正如叶夫根尼·莫罗佐夫所指出，它也与英国保守党首相戴维·卡梅伦的“大社会”理念十分合拍。[^a23-19] 若抱有新自由主义倾向，人们可能会想：既然舞蹈爱好者可以自己众筹，国家为什么要补贴那8%观看芭蕾和当代舞的人？或者，为什么人们不能按需付费，在博物馆里资助自己想看的东西？众筹纪录片总是在宣传材料中突出自己由众筹资助，并将大众的背书作为其正当性与现实意义的一部分。然而，在让纪录片融资能力和制作能力民主化的修辞与浪漫想象背后，潜藏着一个问题：既然众筹显然表明，以众包支持替代公共电影资助是可行的，为什么电影还应由公共财政资助？简言之，众筹的一项重大而严峻的非预期后果，就是可能削弱公共艺术资助。 [^a23-18]: 见 Inge Sørensen, ‘Crowdsourcing and Outsourcing’；以及 Darren C. Brabham, ‘The Myth of Amateur Crowd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rowdsourcing Cover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3 (2012): 394-410，的描述。 [^a23-19]: Evgeny Morozov, ‘Kickstarter Will Not Save Artists from the Entertainment Industry’s Shackles: A New Study Says Crowdfunding Benefits Only Certain Kinds of Movies’, Slate Magazine, 25 September 2012, http://www.slate.com/articles/technology/future_tense/2012/09/kickstarter_s_crowdfunding_won_t_save_indie_filmmaking_.html. 文化经济学早已承认，艺术家通过投入时间、无偿劳动和自筹项目开发费用来补贴艺术。[^a23-20] 艺术家也在自己的实践中，通过帮助同行、合作者和潜在雇主来相互补贴。“免费帮忙”是创意工作中的惯用说法；虽然经济分析不总是承认这一点，艺术家确实在相互补贴。而有了众筹，艺术家的家人、朋友和粉丝也加入其中。在简单地赞颂众筹作为公共艺术资助的奇迹之前，我们需要问自己：这种资助形式不仅如何影响既有产业和融资结构，也如何影响艺术与艺术家？众筹在何种程度上补充或扭曲了现有文化和创意产业？众筹究竟是对艺术和公共资助的真正增益与补充，还是在文化产业公共资助缩减、艺术资金下降的同时，仅仅让艺术家及其关系网络彼此交换钱财？ ## 结论：“大海捞针”的问题 纪录片在社会中交流、传递知识和意见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卡尔·普兰廷加认为，非虚构影片的独立完整性和质量，是“健康主体间性”的前提，而他把后者视为西方民主运转的根基。[^a23-21] 因此，纪录片及其内容在何种条件下被制作出来，至关重要。随着众筹越来越成为这些影片的筹资方式，就有必要指出它对纪录片产业的这些非预期后果。 众筹虽然为特定纪录片在传统体系之外获得资金和完成制作提供了某种解决办法，但更广泛的纪录片产业，在影片宣传、发行及成功方面，仍依赖传统把关人和媒体机构。纪录片制作和发行是一个网络的组成部分，而这个网络仍由成熟媒体机构主导和控制。就目前而言，众筹电影仍需要传统发行者——电影节、影院和广播电视机构——才能触达观众。同样，要在线众筹，艺术家、电影人和记者依赖众筹平台，以及围绕平台兴起的众筹顾问和协助服务行业。从众筹中获益最多的，是这些组织，而非创作者、电影人和艺术家。 新的发行和放映组织方式正在出现。Distrify提供点对点文件与利润分享软件，让人们可以在社交网络上分享影片，并获得下载价格的一部分分成。TUGG或Gathr将观众组织起来，按需求自行安排纪录片和故事片的放映；视频点播服务（iTunes、Netflix和Amazon Prime）与广告支持的流媒体（YouTube），则为纪录片制作者提供替代渠道。然而，这些系统仍需积累足够规模和大众支持，也尚未证明自己拥有传统发行与放映网络所具备的可靠性、财务回报及宣传基础设施。 [^a23-20]: Ruth Towse, Advanced Introduction To Cultural Economics, Cheltenham: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2014. [^a23-21]: Carl R. Plantinga, Rhetoric and Representation in Nonfiction Fil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219. 要让众筹成为电影人和纪录片产业可行的商业模式，就必须出现新的、可持续的点对点发行路径和放映网络，而且它们不能以传统媒体渠道为前提，也不能依赖后者。这些网络需要具备足够的覆盖范围和推广能力，把观众带到影片面前；需要策选纪录片，确保其一致性与质量；还需要产生评论、奖项和荣誉，在不扭曲或削弱现有资助体系的前提下，让优质众筹项目浮出水面。此外，还须为众筹平台资助的制作建立机制，保障工作条件、专业标准和编辑标准。唯有如此，众筹才能兑现当前关于纪录片制作民主化的宣传，并为现有融资模式提供真正可行的替代。 ## 参考文献 Baxter, Anthony. You’ve Been Trumped, 2012, http://www.youvebeentrumped.com/youvebeentrumped.com/PRESS.html. Belleflamme, Paul, Thomas Labert and Armin Schwienbacher. ‘Crowdfunding: Tapping the Right Crowd’, Paper presented at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the French Finance Association (AFFI), 11 May 2011. _____. ‘Individual Crowdfunding Practices’, Venture Capital: An Internatiu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Finance 15.4 (2013). Branham, Darren C. ‘The Myth of Amateur Crowds: A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of Crowdsourcing Coverage’,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 Society 15.3 (2012): 394-4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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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4-2]: Kickstarter, ‘Stats’, https://www.kickstarter.com/help/stats. [^a24-3]: Renée Ridgway, ‘Crowdfunding: Monetizing the Crowd’, n.e.w.s., 2 March 2014, http://northeastwestsouth.net/crowdfunding-monetizing-crowd. 如果把众筹视为当代实现创意事业、公民项目或社区行动的手段，就不能忽视Goteo。这是一个用于集体融资（金钱与非金钱贡献）和分布式协作（服务、基础设施及其他资源）的社交网络。Goteo位于西班牙，试图推动不只让某一位作者个人获益的发展，促进社会公益，进而改善社会、丰富共同资源。表面上看，“社会回报”通过从网络中争取支持而体现出来，支持形式包括在线转账、替代支付形式或物物交换。Goteo的自由知识、开放代码和协作方法，究竟在哪些方面使它不同于其他众筹平台？[^a24-4] ## 回报式众筹 大多数众筹倡议会为金钱贡献提供回报或福利。这些是否应被视为购买，仍有争议，但征税立法已在制定之中。[^a24-5] 回报因活动而异，活动通常采用“全有或全无”模式，意味着发起者必须筹足全额、达到目标，否则就要把钱退还捐赠者。“全额保留”模式则让发起者或推广者保留活动中筹得的一切资金。回报式众筹日益流行，已为著名音乐人寻求巡演支持[^a24-6] 或未压缩音质[^a24-7] 的活动筹资，也为电影导演即将制作的影片筹资；[^a24-8] 许多粉丝愿意捐出小额（或大额）金钱，使这一切成为现实。这些回报或预售产品种类不一，但以兴趣群体相连，就像酷炫设计小装置的筹资活动[^a24-9] 拥有一群想要时髦商品的用户一样。[^a24-10] 延续这一趋势，知名艺术家以众筹投资冠以自己名字的房地产项目，与著名建筑师合作，为长时段行为艺术建造空间；[^a24-11] 而一家著名艺术博览会则与Kickstarter合作，通过由精挑细选的评委会参与的“严格甄选程序”，支持非营利视觉艺术组织。[^a24-12] [^a24-4]: 为撰写本文，我直接联系Goteo，并于2014年9月12日与其众筹活动代表María G. Perulero进行在线访谈。 [^a24-5]: 向活动发起者征收所得税，而捐赠者可能可以把捐款列为税款扣除项目。 [^a24-6]: Joshua Clover, ‘Amanda Palmer’s Accidental Experiment with Real Communism’, The New Yorker, 2 October 2012, http://www.newyorker.com/culture/culture-desk/amanda-palmers-accidental-experiment-with-real-communism. [^a24-7]: Ben Beaumont-Thomas, ‘Neil Young’s Pono Becomes Third Most Successful Kickstarter Ever With $6.2m’, The Guardian, 16 April,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4/apr/16/neil-young-pono-kickstarter. [^a24-8]: Kickstarter, ‘The Newest Hottest Spike Lee Joint’,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spikelee/the-newest-hottest-spike-lee-joi. [^a24-9]: Kickstarter, ‘Touch Board: Interactivity Everywhere’,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863853574/touch-board-interactivity-everywhere. [^a24-10]: Kickstarter, ‘Pebble: E-paper Watch for iPhone and Android’,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597507018/pebble-e-paper-watch-for-iphone-and-android. [^a24-11]: Kickstarter, ‘Marina Abramovic Institute: The Founders’,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maihudson/marina-abramovic-institute-the-founders. [^a24-12]: 关于评审程序的更多信息，参见 https://www.artbasel.com/en/Crowdfunding/Discover-Projects。该倡议见 https://www.artbasel.com/crowdfunding. ## 股权式众筹 与回报式或捐赠式众筹不同，股权激励提供的是对初创企业、商业事业、项目，甚至仅仅一个构想的长期投资。“众筹行业的新发展是所谓股权式众筹：投资者得到一家公司的非上市股份作为回报。”[^a24-13] 与偿还带息贷款的财务义务相比，企业家通过股权众筹向非合格投资者筹集资金，承担的风险较低。这些个人或组织以集体方式提供股本，以刺激小企业发展。例如，美国已经签署通过JOBS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es），放宽证券监管，为众筹创设豁免，以使投资民主化。[^a24-14] 公司可以通过众筹平台在线出售证券，很像小额融资贷款，但却“不要求这些公司提供有意义的信息披露，也缺乏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充分监督”。[^a24-15] ## P2P借贷 随着银行越来越支配国家的政治议程，公众的回应是依赖以众筹形式出现的小额融资，把它作为一种可接受的借钱方式。许多公民已经不再信任银行，这也是某些高净值个人通过P2P众筹在线放贷的原因。借贷平台激增，充当匹配投资者与借款人的中间人，并制定双方同意的条款。这种借贷源自一种“反银行”运动：平台试图提供低于银行的利率，公众则希望少向银行借钱，多向私人投资者借钱。出于这种反银行态度，更多人转向众筹中的“点对点”平台，声称在线能够得到比银行更好的利率。[^a24-16] ## 什么都众筹 随着各类群体通过有诉求的众筹活动发出声音，众筹的伦理含义越来越有争议。争论涉及言论自由和歧视，也涉及这些筹款形式的信息透明度。“激进的反伊斯兰团体‘美国自由捍卫倡议’于2013年5月在Indiegogo上筹得41,500美元（目标50,000美元），用于开展广告活动，警告它所谓的‘圣战与伊斯兰至上主义的威胁’。”[^a24-17] [^a24-13]: “在美国，股权众筹只向合格投资者开放，但依据JOBS法案，这可能很快改变。对投资者以及初创企业家而言，这是令人兴奋的发展，因为它扩大了他们筹集资本的可能性。”Isabelle De Clerq, ‘Untangling Peer-To-Peer Lending, Crowdfunding, and Microlending’, BTC Jam, 24 July 2014, http://blog.btcjam.com/2014/07/24/untangling-peer-to-peer-lending-crowdfunding-and/. [^a24-14]: JOBS ACT,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hr3606enr/pdf/BILLS-112hr3606enr.pdf. [^a24-15]: New York Times Editorial, 3 March 2011：“在有些人看来，这是‘一套糟糕的法案，将撤销必要的投资者保护，降低市场透明度，并扭曲资本的有效配置’。”http://www.nytimes.com/2012/03/11/opinion/sunday/washington-has-a-very-short-memory.html?_r=0. [^a24-16]: Paul Langley在哥本哈根商学院的讲座，‘The Marketization of Crowdfunding: A New Digital Frontier for Finance’, 8 September 2014. [^a24-17]: Indiegogo, ‘AFDI Jihad Awareness Campaign’,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afdi-jihad-awareness-campaign。转引自 Rodrigo Davies, ‘The Ethics of Crowdfunding’, Center for Digital Ethics and Policy, Loyola University Chicago, 17 December 2013, http://digitalethics.org/essays/the-ethics-of-crowdfunding/. 人们对平台服务条款提出疑问，因为这些条款明确表示禁止种族不容忍、仇恨活动或其他形式的剥削。Kickstarter上为一本教人如何诱惑女性的指南《Above the Game》开展的众筹，引发了道德争议。[^a24-18] 随着数字手段促成跨境支付系统，民族国家的定义、相应的治理方式及其责任，正在形成新的结构。有些活动直接涉及为私人保安力量筹资，例如加利福尼亚奥克兰通过Crowdtilt平台筹得超过60,000美元，以建成有围栏的封闭社区。虽然私人保安在该市很常见，这些活动仍受到批评，因为它们鼓励私人保安增长，而且由于众筹活动容易建立和“克隆”，可能造成扩散效应，削弱警务的作用。“对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这可能是令人鼓舞的发展，有助于减少政府支出。对进步主义者来说，这却威胁民族国家，并可能扩大既有社会不平等。”[^a24-19] 用于监测的新装置也经常出现在众筹活动中，例如Kickstarter的“口袋无人机——你的私人飞行机器人”。该项目原定目标为35,000美元，却超出所有预期，从1,946位支持者那里筹得929,212美元。[^a24-20] 与业余爱好者收集假期旅途或邻里航拍画面不同，在乌克兰众筹网站“人民项目”（The People’s Project）上，乌克兰人团结起来购买“第一架人民无人机”，以协助乌克兰军队保卫与俄罗斯接壤的边境。[^a24-21] “组织者原先希望购买一架最先进的以色列无人机，价格165,000美元（97,000英镑），或一架较便宜、价值120,000美元的美国无人机。然而最终，他们只花35,000美元就制造出了无人机。”[^a24-22] 在这个爱国网站上，人们还可以资助制服、防弹背心、伪装装备，以及乌克兰民兵急需的其他物资，帮助他们更好地为真正的战区做好准备。  **图中文字对照** - Перший народний безпілотник – Народний проект：第一架人民无人机——人民项目 - www.narodniy.org.ua/bpla/ - Reader：阅读器 - Народний проект：人民项目 - Всеукраїнський центр волонтерів：全乌克兰志愿者中心 - ПРОЕКТИ：项目 - ПРО НАС：关于我们 - Перший народний безпілотник：第一架人民无人机 - Проект завершено!：项目已完成！ - 992 осіб：992人 - вже зробили внесок：已经作出捐助 - 426 579 грн：426 579格里夫纳 - всього потрібно 418 780 грн：总共需要418 780格里夫纳 - 102% зібрано：已筹得102% - оновлено 07.11.2014 о 15:47：更新于07.11.2014，15:47 - Підтримати інші проекти：支持其他项目 - Переваги комплексу：系统优势 - Тактико-технічні характеристики：战术技术特征 - Висока точність визначення координат цілі;：高精度确定目标坐标； - Можливість безперервного коригування вогню протягом польотного часу;：可在整个飞行期间连续校正火力； - Висока готовність комплексу (малий час розгортання, мобільність базування);：系统准备就绪程度高（部署时间短，驻地机动灵活）； - Низька помітність - низький рівень шуму, малі розміри;：低可探测性——噪声小、尺寸小； - Мала вразливість як традиційними засобами ППО, так і ручною зброєю;：较不易受到常规防空手段和轻武器打击； - Низька вартість комплексу в цілому і розвідувального апарату зокрема.：整套系统，尤其是侦察飞行器，成本较低。 - Поділитись：分享 - 10.5K - my - f / g+ / + / ?：f／g+／+／?（社交平台图标及符号） [^a24-18]: Kickstarter, ‘We Were Wrong’, 21 June 2013, https://www.kickstarter.com/blog/we-were-wrong；另见 Davies, ‘The Ethics of Crowdfunding’. [^a24-19]: Davies, ‘The Ethics of Crowdfunding’. [^a24-20]: Kickstarter, ‘The Pocket Drone – Your Personal Flying Robot’, https://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airdroids/the-pocket-drone-your-personal-flying-robot. [^a24-21]: Peoples Project, ‘First People’s Drones’, http://www.peoplesproject.com/en/bpla/. [^a24-22]: Oksana Grytsanko and Luke Harding, ‘Ukranians Crowdfund to Raise Cash for “People’s Drone” to Help Outgunned Army’, The Guardian, 29 June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29/outgunned-ukrainian-army-crowdfunding-people-drone. ## 公民众筹 上述活动是否应被视为公民性的，仍有争议；但对许多人来说，“公民众筹”是一种共建公地的形式，人们合力把事情做成，因为他们无法依赖国家组织或解决问题。反政府（或反国家）态度在志愿服务与社区团体中汇合：线下发生在故乡城镇，线上则通过支付转移发生。这些“公民众筹”活动可以用于私人、教育、社区或慈善项目，正如雨后春笋般在全球出现。Spacehive自称世界上第一个公民众筹活动，口号是：“如果它是公共空间，并且受到公众欢迎，Spacehive就是为你准备的。”[^a24-23] 其他平台则推动企业关注，将社区项目与企业连接起来，创造“双赢”局面。许多公司建立合作关系，或加入其中，使自己的企业显得更有社会责任感，或者依据所在国法律获得税收扣减。Neighbourly虽然支持现金捐赠或实物贡献，如设备、仓储空间、材料和雇员专业技能，但最希望人们参与的方式是志愿服务，也就是免费贡献。[^a24-24] 与Kickstarter一样，上述平台都是“营利”实体，[^a24-25] 而Ioby则是一个“公民主导、邻居出资”的非营利组织，通过社区资源动员强化邻里。[^a24-26] ## 共享经济兼平台资本主义 公民众筹将自身置于数字交易的新经济之中，置于Uber、Airbnb和TaskRabbit等服务构成的“共享经济”中。共享经济也被称为“平台资本主义”，为短期问题提供临时解决办法。[^a24-27] 尽管有人愿意称之为P2P，这些实体却主要以营利为目的，其核心商业模式由一个相互贡献、分享资源的用户社群构成。城市迁移使人们居住得更近，从而可以分配工具、服务乃至汽车——因为不仅停车位，就连空闲时间的余地也变得更难找到。一种强调速度与灵活性的模式替代了这种稀缺，试图绕开过去关于所有权和过度消费的观念。越来越多的人想要服务或“绩效经济”，而不是陈旧的福特主义时代的商品生产；在那个时代，亨利·福特的生产模式雇用工厂工人制造商品，而工人又用劳动所得的余裕购买这些商品。如今被拿出来交换的，则是他们的余裕本身：汽车、闲置房间、设备、服务和空闲时间。这种所谓“协作消费”正在改变人们参与关系网络的方式，也随之改变社会与社区的定义。过去，人们只停留在 [^a24-23]: Spacehive, https://spacehive.com. [^a24-24]: Neighbourly, https://www.neighbourly.com. [^a24-25]: Kickstarter允许使用“civic”（公民）标签，但多数项目并没有参与“公民事务”。作为“营利”机构，Kickstarter在获得风险投资资金后，以360万美元在布鲁克林购买了一栋建筑作为总部。Matt Collette, ‘New Kickstarter HQ May Jumpstart Greenpoint’s Emerging Arts Scene’, The Brooklyn Ink, 14 November 2013, http://thebrooklynink.com/2013/11/14/53262-kickstarter-greenpoint/. [^a24-26]: Ioby, http://ioby.org. [^a24-27]: Sascha Lobo, ‘S.P.O.N. – Die Mensch-Maschine: Auf dem Weg in die Dumpinghölle’, Der Spiegel, http://www.spiegel.de/netzwelt/netzpolitik/sascha-lobo-sharing-economy-wie-bei-uber-ist-plattform-kapitalismus-a-989584.html. 基于身份、亲缘、熟悉程度等构成的已知社区边界之内；当代环境则使人们能够与更广泛的社会连接。正是这种平台资本主义，规定了网络聚集的条件，也使构成网络的关系货币化。 ## 从众筹到众倡 现在回到Goteo（西班牙语意为“滴流”）。它的目标涵盖社会、文化、科学、教育、新闻、技术和生态，旨在促进社会、自由知识与开源的发展。借用在干旱气候中提高用水效率的灌溉方法，“在Goteo，金钱和其他资源以来自大众的水滴形式汇入，自然地滋养各项倡议，帮助它们成长，并通过数字手段促进集体赋权”。[^a24-28] Goteo以地域和理念上的接近为基础，在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搭建更可靠、更有效的桥梁，试图提供可持续性、共享作者身份和共有成果，同时促进创意与创新倡议的自主发展，进而改善社会、丰富共同资源。 个人、集体和企业都在加入。2014年11月Goteo庆祝成立三周年时，平台累计筹得的资金已达2,000,000欧元，其中包括来自西班牙各地不同合作伙伴的配套资金。社会因素发挥着重要作用：在那些通过社会经济中的集体行动和合作来改变社会的项目中，公民承担起满足配套融资、传播与生产需求的责任。Goteo推动媒体行动主义、开放、公民权利及生态可持续性，拥有一项综合议程，“让公共国家行动者与私人行动者参与，而不是成为另一种没有任何社会目的的财富集中手段”。[^a24-29] Goteo以通过开放与自由知识带来积极改变为口号，希望赋能公民为自己创造价值，而且不只是财务价值。 根据Goteo的说法，数字公地的运作方式不同于实体公地。只有更深入地反思知识产权及其多种解释，才能理解数字公地。通过促进公地成长、支持培训和混合融资形式，资源得以（再）分配。“Goteo重新混合某些企业社会责任模式，让它们接近开放社群及其价值观，即使是出于自利或竞争目的，也把它转化为一种反向逻辑，开始从内部改变公司和企业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方式。”[^a24-30] 诀窍在于，让积极参与的用户在网站上持续“创新”，由网络共享工具、测试软件或发明的发展，并参与体现开源原则的配套筹资。平台的主要任务，是创造稳定、可信、高效的程序环境，促进透明、培训和知识生产。同时，发布能实现可扩展性和可复制性的开源代码，也是使Goteo区别于其他众筹平台的核心价值之一。 [^a24-28]: ‘Goteo, From Crowdfunding to Crowdvocacy: Here Come the Civic Makers’, Issue.com, http://issuu.com/goteo.org/docs/goteo-from_crowdfunding_to_crowdvoc#. [^a24-29]: Goteo, ‘The Case of Goteo: From Crowdfunding to Cloudfunding to Expand Resources for the Commons’, https://goteo.org/blog/3317. [^a24-30]: Goteo, ‘The Case of Goteo’. ## Goteo的社会契约 Goteo另一个显著特点，是它由Platoniq推动的非营利实体Fundación Fuentes Abiertas运营。[^a24-31] 这个文化组织成立于2001年，把协作经济的理念与自由知识的伦理结合起来，以草根方式在国际上运作，与经过选择、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商界、学界和公共部门伙伴合作。由于其“非营利”身份，剩余不会通过所有权归个人留存，而是重新投入组织。此外，当Goteo支持进而对公地作出贡献的“开源”项目时，它可获得某些税收优惠；这些优惠进一步鼓励捐赠以及对具有公益资格组织的支持。这被视为西班牙参与“自由文化”的开创性一步。[^a24-32] 对Goteo而言，众筹活动（发起人）与基金会之间必须清楚约定：钱将怎样花、花在哪里。合同规定，发起人须声明项目描述及目标。[^a24-33] 每项活动所申请的资金资源必须透明，并须“预先明确，集体回报将通过何种自由或开放许可供公众获取”。教人们如何保持开放，与认识项目内部的社会价值并行。基金会先与发起人签合同，发起人必须在一年内交付成果，作为对支持者的保证。活动一经基金会接受，受益者与发起人之间便形成工作流程。[^a24-34] Goteo的成功率约为67%；未获资助的33%会得到反馈，了解如何更好地传达自己的价值，或可能有哪些其他筹资机会。 ## 众乐（Crowdfun） “开放众筹”应当是“众乐”，意味着“自身开源、面向整个社会的集体回报，以及生产过程中的协作”。[^a24-35] [^a24-31]: Platoniq, http://www.youcoop.org/. [^a24-32]: Goteo的管理机构是一个基金会，其使命是“以自由或开源许可，把有意义的知识以代码、数据和／或数字文件的形式发布到互联网上分享”，因此能够免缴企业财务税。政府虽然可以对销售征税（因而存在所得税），但支持著佐权有一种开放标准，意味着支持者可以获得税收优惠；Goteo试图让公众了解其中区别。 [^a24-33]: 虽然Goteo的服务费高于平均水平（筹得金额的8%），这些钱仍被重新投入基金会承诺（也有义务）与社会分享的集体之中。‘The Case of Goteo: From Crowdfunding to Cloudfunding to Expand Resources for the Commons’, https://goteo.org/blog/3317. [^a24-34]: “第一周内，发起人需要达到20%。如果达不到这个数额，活动很可能无法启动。这20%通常来自发起人已经联系寻求资金支持的直接关系网络。”集体回报构成基础，这也就隐含着后续须良好执行项目、保持势头，让“球继续留在空中”。与María G. Perulero（Goteo）的访谈，2014年9月12日。 [^a24-35]: “Goteo有一个真实社群：截至昨天（2014年9月12日），共有53,206名用户，其中超过50%（32,659人）是支持者。4,447人是多项目支持者，通过提供金钱或非金钱（833项）贡献支持其他项目。有1,955人只参与协作。每个成功项目平均有120名支持者。支持其他项目的发起人有102人。最后，提供非金钱贡献的发起人为24人。”与María G. Perulero（Goteo）的访谈，2014年9月12日。 与其他公民众筹平台不同，Goteo鼓励发起人“除非必要，否则不要制作回报品”。[^a24-36] Goteo还因其两轮模式而显得独特：发起人可以决定是否进行两轮，以及要众筹的金额。第一轮为40天，采用“全有或全无”模式，未达到目标就没有资金。第二轮同为40天，采用“全额保留”模式，带来更多灵活性，也便于改进和优化活动。Goteo密切跟进发起人，有时会在网站首页突出展示特定活动。集体回报交付后，它们会在开放数据新闻网站，或通过合作伙伴发布。[^a24-37] 平台鼓励用户评论，也提供评论内容。不过，与其他在线经济一样，最成功的项目总与社交媒体中强大的声誉经济相伴。众筹通过数字声誉建立的信任，使人们愿意支持他人的项目，并积累集体回报。  **图中文字对照** - PROJECT NEEDS：项目需求 - MONEY：资金 - TASKS：任务 -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 - MATERIALS GOODS：材料与物品 - REWARDS：回报 - Digital archives：数字档案 - Code：代码 - Manuals：手册 - Design：设计 - Products：产品 - Services：服务 - Money：资金 - Infrastructure：基础设施 - LICENSES：许可 - creative commons：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 - GPLv3 / Free Software：GPLv3／自由软件 - AGPLv3 - GNU FDL / FREE DOC LICENSE：GNU FDL／自由文档许可证 - open hardware：开放硬件 - open data commons：开放数据公地 - MIT - XOLN guifi.net / RED ABIERTA LIBRE Y NEUTRAL：XOLN guifi.net／开放、自由、中立的网络 ## 非金钱贡献 Goteo提到，其目标之一是能够接受金钱以外的贡献，从而真正生成一种分布式或合作经济。用户注册平台，是为了争取平台上其他成员的支持；其中有些支持为非金钱形式，依托Goteo的人际网络，因为“众筹其实不是关于金钱，而更多是关于创造社群”。[^a24-38] 在推动“由社群、为社群、属于社群”的方法时，[^a24-39] 也存在其他贡献方式，例如人们提供时间以换取 [^a24-36]: “Goteo不寻求财务收益，没有商业回报；那会是股权模式。相反，我们采用具有集体回报的捐赠众筹模式。”与María G. Perulero（Goteo）的访谈，2014年9月12日。 [^a24-37]: El Diario, http://www.eldiario.es/colaboratorio/；或与ECF合作，http://www.culturalfoundation.eu/；或通过Shareable传播，http://www.shareable.net/. [^a24-38]: Felix Stadler, ‘Crowdfunding the Commons: Goteo.org Interview’, Shareable, 13 June 2012, http://www.shareable.net/blog/crowdfunding-the-commons-goteoorg-interview. [^a24-39]: Ridgway, ‘Monetizing the Crowd’. 资金支持，或提供劳动，或交换自己的某项技能。Goteo强调协作模式，项目发起人在公开页面上明确列出非金钱需求清单。在支持性社群的帮助下，公地通过微任务基础设施被纳入生产过程，带来经济价值。Goteo把这种贡献称为“利他”，可以理解为给予而不一定期待回报。因此，许多注册Goteo的人不仅是最充分意义上的用户，也同时是生产者和贡献者。  **图中文字对照** - THE SOCIAL COIN.ORG：社会币（THE SOCIAL COIN.ORG） - #madeinGoteo：#madeinGoteo（由Goteo促成） - goteo.org ## 社会币 着眼于扩大替代货币的发展，Goteo还希望推出用户个人钱包，让用户将资源用于履行社会责任，并促进“时间银行”，以替代对项目的金钱支持。其活动发起者之一是非政府组织The Social Coin，该项目可以实时追踪，使人们能够衡量随机善举对世界的积极影响。每一位捐赠者都会收到“一枚可生物降解的硬币，内含种子，可在传递链结束时种下”，并可继续把它分享出去。[^a24-40] ## 首次针对银行的公民诉讼 行动主义如何与Goteo上一些更具概念性（艺术性）的实践相连？一个项目是Tuderechoasaber（“你的知情权”），这是一个用于提出和访问向西班牙公共机构索取信息之请求的在线平台。[^a24-41] 在Goteo，重点不是为了艺术家的艺术，而是社会性：把行动主义实践和创造力纳入平台，以探索“通向替代文化经济的更激进路径”。[^a24-42] 概念项目包括“CrowdfundPaRato”，网站称其为首次针对银行的公民诉讼。[^a24-43] 涉事者 [^a24-40]: 该项目被欧盟委员会评为最优秀的社会创新众筹项目之一。Goteo, ‘The Social Coin’, https://goteo.org/project/the-social-coin?lang=en. [^a24-41]: Goteo, ‘Tuderechoasaber’, https://goteo.org/project/tuderechoasaber.es?lang=en. [^a24-42]: Goteo获授ECF（欧洲文化基金会）枢纽资助，并在林茨Ars Electronica电子艺术节的数字社群类别中获得“优异奖”。 [^a24-43]: 这场活动涉及罗德里戈·拉托案。拉托在Bankia首次公开募股时作出误导性陈述，于2011年7月20日承诺增长和繁荣，当时股票交易价格为3.75欧元。借助公关活动，他说服纳税人投入积蓄，但十个月后股价暴跌至仅1欧元，缺口进一步扩大。‘#Crowdfundparato’, https://goteo.org/project/crowdfundparato/. 罗德里戈·拉托先生获得了救助，如今纳税人希望正义得到伸张，并拿回自己的钱。以“有罪不罚到此为止！”为号召，公民决定通过众筹活动起诉银行，作为对《西班牙宪法》的回应；该宪法第119条规定，无力诉讼者将获得免费的法律代理。[^a24-44] 由于他们似乎并不相信国家会支持此类行动，而可用资金又不足，他们选择了替代手段。[^a24-45] 然而，问题依然存在：在这样一项合乎伦理的事业中，律师、审计师和研究者为何不提供公益服务？公民为何再次为保护自己的储蓄而付钱？国家本来就可以支持已由纳税人资金支付的免费诉讼。  **图中文字对照** - GOTEO - www.goteo.org - Twitter: @goteofunding：Twitter：@goteofunding - Identi.ca: @goteofunding：Identi.ca：@goteofunding - 5,150 €：5,150欧元 - 13 de diciembre de 2011：2011年12月13日 - TUDERECHOASABER.ES：TUDERECHOASABER.ES（你的知情权） - Sistema para presionar, hacer cumplir y que sea efectiva la ley de acceso a la información pública：一个用于施加推动、促使履行并确保公共信息获取法有效落实的系统 - Impulsores：发起者 - David Cabo & Access info：David Cabo与Access info - access !Nfo：access !Nfo（机构标识） - Gracias a las aportaciones de 131 COFINANCIADORES：感谢131位共同出资者的贡献 - Retornos：回报 - Licencias：许可 - CC BY SA：CC BY-SA（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 GPLv3 / Free Software：GPLv3／自由软件 - Ideas for change：带来改变的想法（重复头像中的文字） - Optimum Project：Optimum Project（底部头像内的项目名称） ## 社会关系的货币化 过去，银行向人们提供贷款，或投资人们的储蓄并给予可观利息，而不是给银行家发奖金。如今政府与银行“沆瀣一气”，多数人正在放弃对可预见未来中国家支持或监管的期待。跨国公司被允许设立离岸实体，使其银行业务政策完全缺乏监督；这些公司进而无需为通过金融行业、投机和账外资产获得的利润缴纳高额税款。国家永远收不到这些钱，因为 [^a24-44]: 他们声明：“我们将对罗德里戈·拉托先生担任主席期间的Bankia董事会成员，以及金融与储蓄银行董事会采取刑事和民事行动，因为他们把一个有毒、毁灭性的结构转嫁给国家。我们要求判处监禁，并扣押等同于违规配售股票所得金额的资产。400,000名投资者受到误导，其中许多人在这家银行有储蓄。被攫取的钱如今神秘消失，将国家拖向迫在眉睫的救助。”‘#Crowdfundparato’, https://goteo.org/project/crowdfundparato/. [^a24-45]: 公民需各贡献一小笔钱（15欧元），达到首个目标（15,000欧元），才能启动诉讼。他们原须在短短6天内筹足款项，结果在24小时内就筹得18,359欧元。他们承认，后期可能需要更多资金，用于聘请独立审计师（30,000—80,000欧元），以及持续数月、甚至数年的调查。 监管“漏洞”允许公司按照自身议程雇用律师和审计师。相反，纳税人却被要求支持众筹活动，不论这些活动是为了救助、公民项目、朋友的创意事业、改善生活的新技术、贷款，还是股权。 此外，一份美国报告声称：“如果每个美国家庭拿出可投资资产的1%用于众筹，就会有3000亿美元流入风险投资（增加10倍）。”[^a24-46] 为什么公共服务要由私人支付，让家庭捐出其“可投资资产”或余裕的1%，而不是对所有高频交易（HFT）征税，从每笔交易中扣取少量资金，让可投向公共部门的（风险）资本呈指数增长？[^a24-47] 这股现金流又可以用于司法事务，例如起诉银行家和滥用私人资金的责任人，而不是用纳税人的钱或众筹倡议救助他们。 虽然许多众筹倡议促成了更具社会参与性的公共利益模式，并在集体层面实现广泛分配，但这种平台资本主义正在吸纳更多个人私人余裕，因为人们出于各种原因被迫参与其中。对一些人而言，它正成为政府支持的代用品，因为“众筹有点像无政府主义者的福利国家，以团结互助方式提供保障。每个人给每一个人提供金钱，［而且］它正取代公共服务的旧理念。所以这里有一种发明，面对安倍经济学以及那些［为了］重新买回人们忠诚的方案时，这种发明可能非常有用”。[^a24-48] 随着技术使社交媒体网络中更多节点相互连接，公地、社群与公社之间的传递，无论通过金钱支付还是实物交换，都呈指数增长。网络似乎正是众筹平台想要取得的东西，因为就回报式众筹和公民众筹而言，社会关系的货币化已成为最显著的结果之一。[^a24-49] 通过日益激发用户在自身网络内分享兴趣，Goteo一方面为追求共同利益的项目带来社会益处，同时又通过动员潜在共同出资者的微额投资支持，发展创业活动。“通过促进项目生产者、地方公共行政机构、私人微型投资者和中型投资者之间的对话，并制作一系列关于项目、趋势、支持者心理和动机的开放数据统计，Goteo正在尝试界定开放慈善与开放投资之间的边界。”[^a24-50] 这实际上 [^a24-46]: Ki Mae Heussner, ‘Fred Wilson: What Crowdfunding Means for VC Business’, Gigaom, 8 May 2012, https://gigaom.com/2012/05/08/fred-wilson-what-crowdfunding-means-for-the-vc-business/. [^a24-47]: 金融交易税（EU FTT）已被推迟至2016年。银行和金融业正在辩论“罗宾汉税”，即对每笔交易征收一定百分比的税。 [^a24-48]: Brian Holmes, ‘Money Unlimited: The Consequence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talk at MoneyLab conference, 22 March 2014, http://vimeo.com/90207678. [^a24-49]: Renée Ridgway, ‘Monetizing the Crowds’, Open! Platform for Art, Culture and the Public Domain, 2 November 2013, http://www.onlineopen.org/columns/monetizing-the-crowds. [^a24-50]: Felix Stadler, ‘Crowdfunding the Commons: Goteo.org Interview’, Shareable, 13 June 2012, http://www.shareable.net/blog/crowdfunding-the-commons-goteoorg-interview. 指的是通过工作坊向公民教授众筹，让他们学习如何参与生产过程。[^a24-51] 被称为“云筹”（cloudfunding）的开源代码，是通过在线GitHub社群中的分叉方式提供的公共API。这些代码容易克隆，进而可以支持其他众筹平台。然而，这种采用著佐权的复制模仿，最终可能替代公共部门向纳税公民提供教育、医疗、福利、基础设施、交通和文化的责任。 ## 参考文献 Beaumont-Thomas, Ben. ‘Neil Young’s Pono Becomes Third Most Successful Kickstarter Ever With $6.2m’, The Guardian, 16 April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music/2014/apr/16/neil-young-pono-kickstar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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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teo. ‘#Crowdfundparato’, https://goteo.org/project/crowdfundparato/. _____. ‘Foldarap, Peer-to-Peer Edition’, https://goteo.org/project/foldarap-peer-to-peer-edition/. _____. ‘Nodo Móvil’, http://goteo.org/project/nodo-movil. _____. ‘Sobre la regulación del crowdfunding y Ley de Fomento de la Financiación Empresarial’, https://goteo.org/blog/4325. _____. ‘The Case of Goteo: From Crowdfunding to Cloudfunding to Expand Resources for the Commons’, https://goteo.org/blog/3317. _____. ‘The Social Coin’, https://goteo.org/project/the-social-coin?lang=en. _____. ‘Tuderechoasaber’, https://goteo.org/project/tuderechoasaber.es?lang=en. Grytsanko, Oksana and Luke Harding. ‘Ukranians Crowdfund to Raise Cash for “People’s Drone” to Help Outgunned Army’, The Guardian, 29 June 2014, 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n/29/outgunned-ukrainian-army-crowdfunding-people-drone. Guifi. http://guifi.net/. Heussner, Ki Mae. ‘Fred Wilson: What Crowdfunding Means for VC Business’, https://gigaom.com/2012/05/08/fred-wilson-what-crowdfunding-means-for-the-vc-business/. Holmes, Brian. ‘Consequences of Quantitative Easing’, Money Lab, 27 March 2014, http://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2014/03/27/brian-holmes-consequences-of-quantitative-easing/. Indiegogo. ‘AFDI Jihad Awareness Campaign’, https://www.indiegogo.com/projects/afdi-jihad-awareness-campaign. Ioby. http://ioby.org. Issue.com. ‘Goteo, From Crowdfunding to Crowdvocacy: Here Come the Civic Makers’, [^a24-51]: “众筹捐赠是一项前提，它检验开放项目，以便后续寻找微型投资；这或许能够进一步推动一个由新商业模式和具有真正社会目的、非营利导向项目构成的新世界出现，而不是那种不顾社会需要、一味追求利润最大化和永续增长的模式。”‘Sobre la regulación del crowdfunding y Ley de Fomento de la Financiación Empresarial’, https://goteo.org/blog/4325. JOBS ACT. http://www.gpo.gov/fdsys/pkg/BILLS-112hr3606enr/pdf/BILLS-112hr3606enr.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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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dgway, Renée. ‘Crowdfunding: Monetizing the Crowd’, n.e.w.s., 2 March 2014, http://northeastwestsouth.net/crowdfunding-monetizing-crowd. _____. ‘Monetizing the Crowd?’ at the online journal Open! Platform for Art, Culture and the Public Domain, http://www.onlineopen.org/columns/monetizing-the-crowds. Stadler, Felix. ‘Crowdfunding the Commons: Goteo.org Interview’, Shareable, 13 June 2012, http://www.shareable.net/blog/crowdfunding-the-commons-goteoorg-interview. # 货币实验室面向创意工作者的众筹工具包 伊琳娜·埃纳凯（Irina Enache）与罗伯特·范布斯霍滕（Robert van Boeschoten） # 货币实验室面向创意工作者的众筹工具包 伊琳娜·埃纳凯与罗伯特·范布斯霍滕 货币实验室众筹工具包（MoneyLab Crowdfunding Toolkit，MCT）帮助创意工作者探索一种日益流行的替代收入形式所带来的机会和挑战。工具包旨在让准备发起众筹的人，在开始活动之前，更充分地了解众筹过程包含什么。 从实际形式上看，这个工具包是一个网站。[^a25-1] 下文将简要介绍它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若干用户深度访谈、基于对使用众筹的创意工作者所做调查的统计，以及展示60个荷兰和国际众筹网站的交互式图表。最后，我们将对众筹模式未来的需求提出一些看法。 ## 加入缺席的声音 持续的众筹热潮有一个重要问题：创意工作者，也就是真正利用众筹平台为项目筹资的人，其声音在讨论中缺席。因此，货币实验室众筹工具包依据对八位实践者的访谈，从他们的视角识别众筹的机会与挑战。这些人具有众筹经验，活跃于不同创意领域，如表演与戏剧、音乐、电影制作、社会创业和出版等。访谈询问了这些专业人士从事众筹的动机、他们看到的挑战和机会、他们与众筹平台、出资者及自身项目的关系，以及他们是否会再次众筹。 这些访谈为准备发起活动的人提供了众筹究竟涉及什么的第一手经验，既有正面，也有负面。例如，所有受访者都表示，众筹不只是筹钱；它帮助围绕项目建立社群，也是有组织地动员个人关系网络的一种方式。众筹过程也让发起的个人或团体感觉自己更加独立于传统融资形式。然而，受访者暗示，目前众筹平台并不适合艺术和文化领域的工作者。这与众筹平台所采用的商业模式、 [^a25-1]: MoneyLab Crowdfunding Toolkit, www.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toolkit。货币实验室众筹工具包的研究与设计，由网络文化研究所于2013—2014年作为“货币实验室：铸造替代方案”项目的一部分开展并协调。工具包的视觉设计归功于加布里埃莱·科隆博（Gabriele Colombo）。 开展众筹活动所需的大量时间和精力，以及依赖亲友出资有关。那种广泛流行的看法——众筹能帮你找到一个积极参与并为项目提供资金的匿名大众——值得质疑。 ## 众筹包含什么？一些数字 第二，工具包回应了计划发起众筹的人缺乏可用信息资源的问题。创意工作者决定众筹之前，需要知道什么？工具包讨论了一项调查所得的统计，该调查询问有众筹经验的创意工作者在过程中遇到的挑战。 下面是其中一些图表，展示人们在活动中投入的小时数、有多少出资者、出资者是谁（家人和朋友？熟人？陌生人？）、如何联系到他们（社交媒体、面对面、电子邮件，还是正式会议），以及收到的平均出资额。  **图中文字对照** - 3. How many hours per week did you spend on the crowdfunding campaign?：3. 你每周在众筹活动上投入多少小时？ - <5：＜5 - 5-10：5—10 - 11-20：11—20 - 21-30：21—30 - >30：＞30 图1：投入众筹活动的时间。 上方数字代表投入的小时数，下方数字代表回答人数。人们为一次活动投入的时间，平均每周在十到十五小时之间，但有十分之一的受访者每周为活动工作超过30小时。［译注：原文关于图中上下位置的说明，与原图不一致。原图较上方的16、17、13、6、9为回答人数；较下方的＜5、5—10、11—20、21—30、＞30为每周小时数区间。此处保留原文说法并明确说明差异。］  **图中文字对照** - 4. What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time invested in the campaign did you dedicate to the following activities?：4. 在投入活动的总时间中，你用于以下活动的时间各占多少百分比？ - WRITING THE PITCH TEXT：撰写项目推介文案 - PREPARING VISUAL MATERIALS：准备视觉材料 - PROMOTING THE CAMPAIGN：推广众筹活动 - HANDLING THE REWARDS：处理回报事项 - 0-25%：0—25% - 26-50%：26—50% - 51-75%：51—75% - 76-100%：76—100% 图2：众筹过程中的主要活动及投入其中的时间。 圆圈内的数字代表回答人数。这里明显可见，一次活动的大部分时间（接近一半）花在推广上。大多数受访者并没有这一领域的专门技能，而是需要自己完成这项任务。  **图中文字对照** - 5. What percentage of the total number of funders are represented by the following categories?：5. 以下各类人在出资者总人数中各占多少百分比？ - FAMILY & FRIENDS：家人和朋友 - COLLEAGUES & ACQUAINTANCES：同事和熟人 - CONNECTIONS OF YOUR COLLEAGUES：同事的关系人 - STRANGERS：陌生人 - 0-25%：0—25% - 26-50%：26—50% - 51-75%：51—75% - 76-100%：76—100% 图3：谁资助了这些活动？按出资者与活动发起人的关系进行分类。 一个有趣结果是，我们能看出出资者是谁。出资者大多是亲近的亲属。因此，认为有匿名大众来帮助自己活动的想法，似乎值得怀疑。  **图中文字对照** - 9. To which extent did you need external help with your campaign?：9. 你的众筹活动在多大程度上需要外部帮助？ - Yes, I used external help for my campaign：是，我的活动使用了外部帮助 - irrelevant answers 5：无关回答：5 - hired full-time managers 3：聘请全职经理：3 - training/advice from crowdfunding consultancy 3：众筹咨询机构提供的培训／建议：3 - advice directly from previous campaigners 3：直接来自以往活动发起人的建议：3 - help from crowdfunding platforms 6：众筹平台提供的帮助：6 - independent research 7：独立研究：7 - reaching wider audiences 1：触达更广泛的受众：1 - internal and external marketing and PR expertise 2：内部及外部营销与公关专长：2 - technical expertise in using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 2：使用众筹平台的技术专长：2 - know more about how crowdfunding works 2：更多了解众筹如何运作：2 - did not use nor need any form of external help 22：没有使用、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部帮助：22 - No, I did not use BUT have needed some form of external help：没有，我没有使用外部帮助，但曾需要某种形式的外部帮助 - No, I did not use nor need any form of external help：没有，我没有使用、也不需要任何形式的外部帮助 图4：众筹活动期间获得或需要的外部帮助类型。 数字代表回答人数。图中显示，1/3的人在活动中需要外部帮助，主要是研究如何发展活动的不同方面。  **图中文字对照** - 10. Would you crowdfund again? Please motivate your choice：10. 你会再次众筹吗？请说明选择的理由。 - YES：会 - NO：不会 - UNDECIDED：尚未决定 - N/A：不适用／无回答（N/A） - I would crowdfund again because (highlighting benefits):：我会再次众筹，因为（突出好处）： - It is an efficient way to involve the target group 9：这是让目标群体参与的高效方式：9 - It is is also a good promotion tool 8：它也是良好的推广工具：8 - It important in validating a business/project idea 2：它对于验证商业／项目构想很重要：2 - It is a transparent process 1：这是透明的过程：1 - It is a helps campaigners attract other funds 1：它帮助活动发起者吸引其他资金：1 - Highlighting downsides:：突出不利之处： - 13 respondents point out the intense amount of work they carried for what they perceive to be small financial gains.：13名受访者指出，为他们认为很小的财务收益，他们承担了大量繁重工作。 - 9 respondents relied on friends and family and perceived this to be uncomfortable：9名受访者依赖朋友和家人，并对此感到不自在。 - What would respondents change in their next campaign?：受访者下次活动会改变什么？ - would learn how to reach a wider audience：学习如何触达更广泛的受众 - would change the crowdfunding platform：更换众筹平台 - would switch from the donation-model to investment/pre-sales/loans.：从捐赠模式转向投资／预售／贷款模式 - would combine crowdfunding with other funding sources (public/private)：将众筹与其他资金来源（公共／私人）结合 - would better prepare beforehand (read, research, prepare materials)：事先准备得更充分（阅读、研究、准备材料） - would outsource the campaign to a crowdfunding expert.：把活动外包给众筹专家 - would be more realistic about the amount they ask：对所请求的金额更加现实 - would use crowdfunding as a tool for promotion rather than finance：把众筹用作推广而非融资工具 图5：60名受访者中有35名愿意再次众筹。数字代表回答人数。［译注：原图各选项数字为35、14、10、2，合计61，与原图注所写60不一致；两者均照录。］ ## 将众筹平台可视化 全世界有数百个众筹平台，而大多数对于其流行界面背后发生了什么，几乎不提供说明。[^a25-2] 为回应这一问题，工具包的第三项功能是一种交互式可视化，让准备发起活动的人探索60个荷兰和国际众筹平台，并查看此前未曾公开的各类深入统计。工具包适用于筹资目标低于50,000欧元的项目；它以荷兰众筹环境为基础，因此对荷兰创意工作者尤其有用。 工具包可按照以下数据，筛选和排序众筹平台： - 筹得的资金总额（所有成功活动合计）。 - 平台接纳的项目类型。 - 采用的众筹模式（捐赠／股权／贷款／预订／订阅）。 [^a25-2]: 我们向工具包中的每个众筹平台索取数据。有些回复了数字，有些拒绝分享信息，还有些从未回复。如果平均捐款额、出资人数等数据不是由平台本身提供，我们就从最近十五个成功项目中收集。 - 平台允许的回报类型（象征性回报、产品、股份、无回报）。 - 是否适合小型（原文写作“5,000 Euro＜”）、中型（5,000—10,000欧元）或大型（＞10,000欧元）预算活动。［译注：正文小型预算的不等号方向与图例不一致；图例明确为＜5,000欧元。］ - 筹得的资金总额（所有成功活动合计）。 - 一位出资者向一次成功活动提供的平均金额。 - 一次成功活动的平均出资者人数。  **图中文字对照** - MONEYLAB / COINING ALTERNATIVES：货币实验室／铸造替代方案 - A visual toolkit for crowdfunding beginners：面向众筹新手的可视化工具包 - Identify the relevant crowdfunding platforms for your project：为你的项目找出适合的众筹平台 - how to use it：使用方法 - show filters：显示筛选器 - hide legend：隐藏图例 - home：首页 - PROJECT CATEGORY：项目类别 - Publishing：出版 - newspapers, online and offline publications and more：报纸、线上及线下出版物等 - Visual Arts：视觉艺术 - film, video, installations and more：电影、视频、装置等 - Design：设计 - product, fashion, interior, exterior, architecture, identity, digital and more：产品、时尚、室内、室外、建筑、视觉识别、数字设计等 - Performing Arts：表演艺术 - theater, dance, a wider range of performance acts that take place in dedicated spaces or improvised ones：戏剧、舞蹈，以及在专用或临时空间发生的更广泛表演活动 - Music：音乐 - album recordings, concerts, tours, music videos：专辑录制、音乐会、巡演、音乐视频 - Research and science：研究与科学 - academic papers, experiments, travel costs and more：学术论文、实验、差旅费用等 - Technology：技术 - applications, tools, platforms and more：应用、工具、平台等 - Creative Business：创意商业 - small start-ups and business that have a social and/or creative output：具有社会和／或创意产出的小型初创企业及业务 - CAMPAIGN BUDGET：活动预算 - small < 5,000 €：小型：＜5,000欧元 - medium 5,000-10,000 €：中型：5,000—10,000欧元 - large > 10,000 €：大型：＞10,000欧元 - S / M / L：S／M／L（小／中／大） - Budget refers to the amount of money that campaigns set out to raise：预算指活动计划筹集的金额 - AVERAGE CONTRIBUTION (AC)：平均出资额（AC） - AC is an indicative of the amount of money most commonly offered by an individual funder to a successful campaign：AC表示一位出资者向成功活动提供的最常见金额 - AVERAGE FUNDERS (AF)：平均出资人数（AF） - AF is an indicative of the most common number of funders a successful campaign gathers on a given platform：AF表示某一平台上成功活动最常见的出资者人数 - TOTAL RAISED SUMS ON THE PLATFORM (RS) IN EURO：平台筹资总额（RS），单位欧元 - RS is the total amount of money that was successfully raised on a given platform：RS为某一平台上成功筹得的资金总额 图7：交互式可视化——说明视觉编码的图例。  **图中文字对照** - MONEYLAB / COINING ALTERNATIVES：货币实验室／铸造替代方案 - A visual toolkit for crowdfunding beginners：面向众筹新手的可视化工具包 - Identify the relevant crowdfunding platforms for your project：为你的项目找出适合的众筹平台 - how to use it：使用方法 - hide filters：隐藏筛选器 - show legend：显示图例 - home：首页 - PROJECT CATEGORY：项目类别 - FUNDING MODEL：融资模式 - REWARD：回报 - CAMPAIGN BUDGET：活动预算 - SORT BY：排序依据 - All：全部 - Visual arts：视觉艺术 - Design：设计 - Performing arts：表演艺术 - Music：音乐 - Publ. and Journalism：出版与新闻 - Creative business：创意商业 - Research and science：研究与科学 - Technology：技术 - Equity：股权 - Donation：捐赠 - Loans：贷款 - Pre-orders：预订 - Subscription：订阅 - N.A.：不适用／无数据（N.A.） - Symbolic：象征性 - Product：产品 - Shares：股份 - None：无 - Small：小型 - Medium：中型 - Large：大型 - Default：默认 - Avg funders/project (AF)：每项目平均出资人数（AF） - Avg contribution (AC)：平均出资额（AC） - Raised sums (RS)：筹资额（RS） 图8：工具包的筛选和排序选项。 ## 结语：对众筹平台未来的批判性评论 众筹通常被赞颂为创意产业新的、民主而透明的融资模式。然而，即便基于捐赠，众筹也是一种商业模式；一旦活动开始，所有努力都会指向营销、拓展支持，以及不惜一切手段达成目标。众筹平台表面上让创意工作者独立于，或较少依赖传统资金来源，却又将众筹者束缚于该平台的商业运作逻辑。众筹甚至可能比传统的资金或赞助申请  **图中文字对照** - MONEYLAB / COINING ALTERNATIVES：货币实验室／铸造替代方案 - A visual toolkit for crowdfunding beginners：面向众筹新手的可视化工具包 - Identify the relevant crowdfunding platforms for your project：为你的项目找出适合的众筹平台 - how to use it：使用方法 - show filters：显示筛选器 - show legend：显示图例 - home：首页 - Budgets：预算 - Niche：领域 - Model：模式 - Reward：回报 - DONATION (ALL OR NOTHING)：捐赠（全有或全无） - DONATION (ALL OR NOTHING & FLEXIBLE MODEL)：捐赠（全有或全无及灵活模式） - SYMBOLIC - PRODUCT：象征性回报—产品 - AF(n)：平均出资人数AF（人） - AC(€)：平均出资额AC（欧元） - RS(€)：筹资总额RS（欧元） - S / M / L / ×：S／M／L／×（小／中／大／×） - N.A.：无数据（N.A.） 图9：选择图8中的筛选与排序选项后显示的结果。 更加复杂；它额外要求时间、无偿努力、承担多种角色，以及依赖个人关系网络。但它也带来很多附加价值，这解释了为什么许多人愿意再次尝试。 另一个问题是，多数众筹网站隐藏某些类型的信息。例如，多数众筹活动失败，[^a25-3] 而这些未成功的活动在众筹平台上却很少可见。众筹平台的大多数浏览筛选器，被设计为只显示正面结果和成功活动。有些平台甚至制定了删除失败活动的政策，或使这些活动在网站上难以找到，乃至根本找不到。这些设计选择使我们无法将“成功率”数据加入工具包。缺乏透明度也造成信息误导，使人们对众筹的作用抱有过度乐观的看法。当大多数新老众筹平台复制粘贴Indiegogo.com等大公司的商业模式和设计界面时，这种设计就成了问题：它延续了原有缺陷。 [^a25-3]: Adrianne Jeffers, ‘Indie No-Go: Only One in Ten Projects Gets Fully Funded on Kickstarter’s Biggest Rival’, The Verge, 7 August 2013, http://www.theverge.com/2013/8/7/4594824/less-than-10-percent-of-projects-on-indiegogo-get-fully-funded. 公开内部数据，并让已有公开数据更容易查找，是协助未来活动发起者、支持进一步研究的第一步。一些众筹平台已经采取了这种稍有不同的方法。SciFund Challenge是少数专门面向研究与科学的众筹平台之一，会定期更新平均捐款、出资者、活动进展等统计。开展国际业务的法国平台Ulule也这样做。另一些平台更进一步，调整自身以同时服务众筹和众包，例如Goteo。下一步，是重新思考平台的标准设计，更好地回应不同使用者的各异需求。一套标准界面和一组标准化服务，无法准确回应这些差异很大的需求。 ## 参考文献 Amsterdams Fonds voor de Kunst, http://www.amsterdamsfondsvoordekunst.nl/wat-wij-doen/voordekunst/. Culture Crowd U.K., http://www.culturecrowd.co.uk/wp-content/uploads/Equity-Crowdfunding-for-the-Arts-June-2013.pdf. Jeffers, Adrianne. ‘Indie No-go: Only One in Ten Projects Gets Fully Funded on Kickstarter’s Biggest Rival’, The Verge, 7 August 2013, http://www.theverge.com/2013/8/7/4594824/less-than-10-percent-of-projects-on-indiegogo-get-fully-funded. Kickstarter, https://www.kickstarter.com/help/stats. Mondriaan Fonds, http://www.mondriaanfonds.nl/Aanvragen/item/Voor_de_kunst/. MoneyLab Crowdfunding Toolkit, www.networkcultures.org/moneylab-toolkit. # 附录 ## 货币实验室会议 ### 铸造替代方案 2014年3月21–22日，阿姆斯特丹 Lab111 ### 2014年3月21日，星期五 第1场：万物货币化 主持：海尔特·洛文克、纳撒尼尔·特卡奇 发言：萨斯基娅·萨森、Stefan Heidenreich、Ralph Heidenreich、Bill Maurer 第2场：拆解全球金融 主持：纳撒尼尔·特卡奇 发言：Franco Berardi、Brett Scott、Tiziana Terranova、Brian Holmes 第3场：批判性艺术实践 主持：帕特里夏·德弗里斯 发言：Ron Peperkamp、Dadara、Dette Glashouwer 第4场：移动货币 主持：Bill Maurer 发言：Erin Taylor、Taylor Nelms、Gawain Lynch ### 2014年3月22日，星期六 第5场：比特币及其后 主持：纳撒尼尔·特卡奇、Lana Swartz 发言：Eduard de Jong、Aaron Koenig、Beat Weber、Quinn DuPont 第6场：替代方案市集登台 发言项目：Bitcoin ATM、Geheimagentur、Noppes、Peerby、Qoin、Kunst Reserve Bank、Share NL、The Next Nature Network、Timebank CC、Transition Towns Netherlands 第7场：众筹批判 主持：Brett Scott 发言：Inge Ejbye Sørensen、Jamie King、Marijke Hoogenboom、Irina Enache、Robert van Boeschoten 第8场：设计替代方案 主持：Rob van Hilten 发言：Max Haiven、Matthew Slater、Eli Gothill、Lana Swartz ## 作者简介 以下简介反映原书2015年出版时的情况。 **Irwan Abdalloh** 是印度尼西亚证券交易所（IDX）伊斯兰资本市场发展部门负责人。他在印度尼西亚大学研究生项目及 Tazkia 伊斯兰经济学院讲授伊斯兰投资课程，并创办了 icmspecialist.com。 **Franco “Bifo” Berardi** 是作家、媒体理论家及媒体行动者。他于2012年出版了《起义》（The Uprising）。作为欧洲社会想象学校（SCEPSI）的协调者，他曾在贝鲁特的 Ashkal Alwan、巴塞罗那的 PEI-Macba、米兰的布雷拉美术学院任教，并在世界各地的社会中心和大学讲学。 **Robert van Boeschoten** 是哲学家，关注媒体对整个社会、尤其是对组织的文化影响。他分别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HvA）的传播与多媒体系，以及乌得勒支的人文主义研究大学（UvH）工作。 **Finn Brunton** 是纽约大学斯坦哈特学院媒体、文化与传播系助理教授。他著有《垃圾信息：互联网的一部阴影史》（Spam: A Shadow History of the Internet，MIT，2013），并与 Helen Nissenbaum 合著即将出版的《混淆：用户指南》（Obfuscation: A User’s Guide，MIT，2015）。他正在撰写一本有关加密货币的书。 **Paolo Cirio** 的艺术项目探究隐私、透明度、版权、金融和民主等议题。他通过表演、照片、绘画、录像和装置呈现其观念作品。他的作品曾令 Facebook、Amazon、Google、北约等机构感到不安。他目前居住在纽约市。 **Jim Costanzo** 是 Aaron Burr Society（阿伦·伯尔学会）的创始主任。他以观念为基础的艺术创作形式多样，包括装置、表演和协作作品。他曾在柏林双年展、惠特尼双年展和阿姆斯特丹 Arti et Amicitiae 展出作品。他居住在纽约布鲁克林，并在普拉特学院任教。 **Primavera De Filippi** 是 CERSA／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巴黎第二大学（先贤祠—阿萨斯大学）的博士后研究员。她目前也是哈佛法学院伯克曼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研究员，研究比特币、以太坊等在线分布式架构中“通过设计进行治理”所带来的法律挑战。 **Eduard de Jong** 是居住在阿姆斯特丹的计算机科学家、企业家和发明家，致力于提升软件系统安全性。他曾参与智能卡软件开发，这些软件后来以 Java Card 的名称进入市场。De Jong 的职业生涯始于 DigiCash，也是在那里，他培养起对电子货币的热情。 **Irina Enache** 热爱传播与新媒体。她在2013–2014年间与网络文化研究所合作，担任货币实验室项目研究员。 她于2011年在罗马尼亚布加勒斯特获得传播与公共关系学士学位，2013年在荷兰阿姆斯特丹获得新媒体与数字文化硕士学位。 **Andrea Fumagalli** 是帕维亚大学经济与管理系经济学副教授。他的研究涉及认知生物资本主义假说、基本收入和不稳定状态问题。他是《全球经济危机》（The Global Economic Crisis，Semiotext(e)，2011）的共同主编。 **David Golumbia** 在弗吉尼亚联邦大学任教。他著有《计算的文化逻辑》（The Cultural Logic of Computation，Harvard，2009），以及大量有关数字文化、语言、语言学和文学研究的文章。他经营博客 http://uncomputing.org，并正在完成《网络自由至上主义：数字自由的虚假承诺》（Cyberlibertarianism: The False Promise of Digital Freedom）一书。 **Max Haiven** 是加拿大新斯科舍艺术与设计学院艺术史与批判研究部助理教授。他著有《想象的危机，权力的危机》（Crises of Imagination, Crises of Power，2014）、《激进想象》（The Radical Imagination，与 Alex Khasnabish 合著，2014）及《金融化的文化》（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2014）。 **Keith Hart** 是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经济人类学百年讲席教授，以及比勒陀利亚大学“人本经济项目”的国际主任。他关于货币的著述包括《正面还是反面？硬币的两面》（‘Heads or Tails? Two Sides of the Coin’，1986）和《记忆银行：不平等世界中的货币》（The Memory Bank: Money in an Unequal World，2000），后者可在 http://thememorybank.co.uk/book/ 阅读。 **Samer Hassan** 是行动者及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助理教授。他拥有跨学科背景，曾在西班牙、英国和黎巴嫩开展关于社交网络、分布式系统和社会模拟的研究。他投身自由／开源软件事业，共同创办了 Comunes.org 和 Move Commons。目前，他是 FP7 P2Pvalue.eu 项目的首席研究员。 **Ralph Heidenreich** 居住在里斯河畔比伯拉赫，是程序员和作家（http://www.ralph-heidenreich.de）。 **Stefan Heidenreich** 居住在柏林，在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中心担任研究职务（http://www.stefanheidenreich.de）。他与 Ralph Heidenreich 合著了《更多金钱》（Mehr Geld，1998）和《世界的价格》（Der Preis der Welt，2014）。 **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是媒体理论家、互联网评论家，著有《零评论》（Zero Comments，2007）和《没有缘由的网络》（Networks Without a Cause，2012）。2004–2013年间，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领域的新媒体硕士项目任教。他是网络文化研究所的创始主任。 **Bill Maurer** 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欧文分校社会科学学院院长、人类学与法学教授，也是货币、技术与金融包容研究所所长。作为文化人类学家，他研究货币与金融，重点关注交换和支付所依赖的技术基础设施与社会关系。 **Rachel O’Dwyer** 是都柏林圣三一学院计算机科学学院博士后研究员和讲师。她领导都柏林艺术与技术协会（www.data.ie），并发起和主要策展了围绕数字公地展开的节庆及会议 Openhere。她撰写有关数字媒体、传播政治经济学、媒体艺术与文化的文章。 **Pekka Piironen** 是芬兰经济与战略理论家，以其关于集体承诺和企业生命政治的理论而知名。他是罗宾汉资产管理合作社的创始成员，著有《不安全的经济》（Economy of Insecurity）。 **Lena Rethel** 是华威大学国际政治经济学副教授，研究金融发展与伊斯兰金融。她的出版物包括《银行的问题》（The Problem with Banks，Zed Books，2012，与 Timothy J. Sinclair 合著）及《东南亚的日常政治经济学》（The Everyday Political Economy of Southeast Asia，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5，与 Juanita Elias 合著）。 **Renée Ridgway** 是艺术家、策展人、作家和教育工作者。她目前在哥本哈根商学院管理、哲学与政治系攻读博士，该研究与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合作开展。她当前的研究将艺术及策展实践与数字经济结合起来。 **Andrew Ross** 是社会行动者、纽约大学社会与文化分析教授。他为《卫报》《纽约时报》《国家》杂志及半岛电视台撰稿，并著有多部书籍，包括《债权统治与拒债的理由》（Creditocracy and the Case for Debt Refusal）、《若能找到，倒是好工作》（Nice Work if You Can Get It）、《驶向中国的快船》（Fast Boat to China）、《无领》（No-Collar）及《庆典镇纪事》（The Celebration Chronicles）。 **Stephanie Rothenberg** 的艺术作品混合实体与虚拟空间，探究众包劳动的新模式，以及乌托邦城市化的当代愿景与现实世界的经济、政治和环境因素之间的权力动态。她是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教授。 **Douglas Rushkoff** 著有《当下的冲击：当一切同时发生》（Present Shock: When Everything Happens Now），以及其他十余部有关媒体、技术和文化的畅销书，包括《编程或被编程》（Program or Be Programmed）、《媒介病毒》（Media Virus）和《生活公司》（Life Inc.）。他住在纽约，并在世界各地讲授媒体、社会与经济议题。 **萨斯基娅·萨森（Saskia Sassen）** 是哥伦比亚大学 Robert S. Lynd 社会学讲席教授、全球思想委员会共同主席。她的研究和写作关注全球化（包括其社会、经济和政治维度）、移民、新兴网络技术，以及当前跨国条件造成的自由主义国家内部变化（www.saskiasassen.com）。 **Inge Ejbye Sørensen** 是格拉斯哥大学文化政策研究中心数字经济与文化领域的 Lord Kelvin Adam Smith 研究员。她是一位获奖电影制片人及学者，撰写关于众筹、创意产业、纪录片制作和视听内容数字发行与传送的文章。 **Lana Swartz** 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安纳伯格传播与新闻学院博士候选人。她的大部分研究关注货币及其他价值体系，以及价值的转移。 **Erin B. Taylor** 是经济人类学家，研究货币、贫困及物质文化。她著有《让贫困具体化：穷人如何改变自己的生活》（Materializing Poverty: How the Poor Transform Their Lives）。Taylor 曾研究多米尼加共和国的占屋活动和海地的移动货币。她当前的项目考察全球消费者金融研究。 **Tiziana Terranova** 是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系文化理论与新媒体副教授。Terranova 著有《网络文化：信息时代的政治》（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目前正在撰写一本关于数字社交网络的书，将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 **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 是华威大学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心助理教授。他在数字媒体与政治的交汇处从事写作与研究。他最近出版的著作是《维基百科与开放的政治》（Wikipedia and The Politics of Opennes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2014）。 **Pablo Velasco** 是华威大学跨学科方法研究中心博士生，拥有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哲学硕士学位。他的博士研究关注数字货币的拓扑结构及其社会政治层面。 **Akseli Virtanen** 是新政治金融理论家，出生于芬兰，目前居住在加利福尼亚州圣克鲁斯。他著有《任意权力，生命政治经济批判》（Arbitrary Power, Critique of Biopolitical Economy），也是 n-1 Edições 的编辑。他是罗宾汉资产管理合作社的创始成员。 **Beat Weber** 曾在维也纳经济与商业大学学习经济学。他是奥地利中央银行 Oesterreichische Nationalbank 欧洲事务与国际金融组织处的专家。 ## 货币实验室读本 ### 介入数字经济 编者：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纳撒尼尔·特卡奇（Nathaniel Tkacz）、帕特里夏·德弗里斯（Patricia de Vries） INC 读本 第10辑 货币实验室是一个全球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个运动要求以民主方式设计我们的金融未来。在危机时刻，大胆探索至关重要。因此，我们必须与响应经济替代方案召唤的黑客、企业家及其他创造者开展建设性的合作。第一步之一，是绘制当下的地图：什么有效，什么无效？什么值得追求，什么必须放到一旁？哪些历史作用于此时此刻？我们的经济想象又有哪些边界？ 《货币实验室读本》让众筹、货币设计、支付技术及其他经济实验的发展彼此对话。本书作者讨论当前全球金融架构的含义，以及它对不断扩大的收入差距的影响，并质疑货币与金融本身。例如，真正的替代方案是否正在出现，还是我们仅仅目睹了新自由主义的创造性延伸，这一点并不总是清楚。这里所涉及的，是经济（再）分配技术的全部范围。 撰稿人：Irwan Abdalloh、Franco ‘Bifo’ Berardi、Robert van Boeschoten、Finn Brunton、Paolo Cirio、Jim Costanzo、Primavera De Filippi、Eduard de Jong、Irina Enache、Andrea Fumagalli、David Golumbia、Max Haiven、Keith Hart、Samer Hassan、Ralph Heidenreich、Stefan Heidenreich、Geert Lovink、Bill Maurer、Rachel O’Dwyer、Pekka Piironen、Lena Rethel、Renée Ridgway、Andrew Ross、Stephanie Rothenberg、Douglas Rushkoff、Saskia Sassen、Inge Ejbye Sørensen、Lana Swartz、Erin B. Taylor、Tiziana Terranova、Nathaniel Tkacz、Pablo Velasco、Akseli Virtanen、Beat Weber。 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2015年 ISBN 978-90-822345-5-8 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封底机构标识：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华威大学；阿姆斯特丹创意产业专业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