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导论：非知识与数字文化 *Introduction: 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 马蒂亚斯·科赫（Matthias Koch） 今天的数字媒体总是伴随着关于知识、非知识（non-knowledge）及二者相互关系的种种激烈立场。数字媒体生成、分发并提供海量数据——这些数据经由建模而成形——从而为我们提供了丰富的信息，以及潜在的获取知识的新途径。这引发了形形色色、有时颇为激进的设想：在其中，技术要么消除了非知识，要么由于算法所谓的普遍权力与不透明性（opacity），而将非知识深深植入当代文化之中。无论是对非知识进行概念化还是对其展开研究，都已被证明是一种认识论上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对于理解当代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至关重要。 二十世纪和二十一世纪关于非知识的大量话语，除其他因素外，还可以与诸多迥然不同的方面联系起来，例如自动化与媒介史的发展、风险管理、预测学的兴起、生态与社会的发展，或对复杂性普遍增长的感知（Wehling 2009）。非知识已表明自身是一个无处不在的话题，无论是在政治和经济辩论中、在普通公众之间，还是在为数众多的学术领域中。就学术领域而言，二十世纪见证了人们对认识论的兴趣急剧增长：批判传统的知识概念，揭示并分析研究中未经质疑的前提、不证自明的观念以及盲点。从一种着眼于数字媒体之地位的当代史视角来看，关于非知识的广泛且往往充满激情的讨论，可以被视为“对我们机械化的生活世界的一种根本不确定性的症候”（Burkhardt 2017, 57,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与此同时，非知识的历史与理论也需要反思自身，认识到自己属于一个质疑知识之地位的悠久传统——这一时间视野远远超出了二十世纪，其根源可追溯至古代怀疑论或启蒙哲学。 在处理这些辩论及其所表述的问题时，一种典型的术语多样性很快便显现出来。在英语中，non-knowledge（非知识）、nescience（不知）和 ignorance（无知）——其中后者可以说最为常用——都涉及密切相关的问题（关于在理论上加以区分的一种尝试，参见 Gross 2010, 53–56）。尽管这些表达各有其词源和概念史，它们却共享一个语义场，并都试图指称某种给概念化带来严重认识论难题的东西。因此，谈论“非知识与数字文化”（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既不排斥其他现有术语，也不声称要提供一种专属于这一表达的理论。毋宁说，强调“非知识”这一表达，是为了将注意力引向“知识之‘自然的’反面”（Gross 2016, 313），亦即二者之间的相互关系。 与讨论非知识的主题语境之高度多样相对应，在分析性地界定那被称为非知识的东西时，也存在着极大的差异。例如，非知识可以被视为知识在事实上的缺席，被视为一种有意识或无意识的、不知道某事的状态。这一观念可能在以下种种问题中表现得尤为突出：例如，关于科学中知识的增长与非知识的相应增长之间关系的问题；将非知识视为一种生产性力量；区分未特定化的非知识与特定化的非知识；关于根本上不可知之物的假定（“我们将永远无知”〔Ignorabimus〕）；有意识或无意识地忽视事实的态度，或决定不去知道某事；抑或有意遮蔽知识、阻止另一方知晓。在此，“非知识”这一表达代表着某种尚未被知道、还不为人所知或不应被知道的东西，某种完全无法触及的东西，某种因忽视事实而产生的东西，或某种与获取知识相伴而生的东西。在这一意义上，非知识可以被视为一种有待克服的障碍，被视为知识发展中的一种必然，甚至被视为一项基本人权，例如在关于基因诊断的辩论中便是如此。 在上述以及诸多其他语境中，一个关键的认识论问题在于：非知识与知识之间的关系，究竟被建构为一种对立关系（非知识不是知识），还是一种互补关系（非知识是知识的另一面）。以后一种意义来描述这一关系似乎更有成效：例如，考虑到将任何事物有意识或无意识地确定为知识、可知的或值得知道的，总是会同时将另一些事物排除为非知识、不可知的或可以忽略的。此外，在研究中，理论框架、来源的选择、假设、制度性因素、社会语境以及权力结构，都会导致特定问题和话题被纳入或被排除。再者，唯有在反思这种互补关系时，才有可能承认并讨论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默会认知（tacit knowing）或历史先天（historical a prioris）中那些无意识的结构与规律的建构功能，亦即构成个体与集体实践之基础的那种无意识的理性（ratio）。反过来，以这种方式对非知识进行概念化，也必然决定了对研究本身的评估——某种对媒介理论的理解便突出地体现了这一关系： > 媒介知识的特定方法论体现在它与非知识所保持的那种执着的关系之中。……［它］探测……言说规则的条件，只要这些条件无法被感知，或者在构成上就是被遮蔽的。（Holl 2015, 84） 可以说，非知识、无知或不知——它们与其说是专门术语（termini technici），不如说是一些表达——无论是单独来看，还是作为一个共享语义场的组成部分，在概念上都富有成效，恰恰是因为它们在逻辑上是欠规定的（underdetermined）。换言之，这些表达在逻辑上的含混性与否定性，正对应于它们试图把握之物的特征。它们令人联想到——借用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的说法——漂浮的能指（floating signifiers）的运作方式。这些能指“出现以表征一种不确定的意指价值，其本身没有意义，因而能够接受任何意义；它们唯一的功能是填补能指与所指之间的缺口”（Lévi-Strauss 1987, 55f.）。在列维-斯特劳斯的基础上，恩斯特·拉克劳（Ernesto Laclau）提出了空洞的能指（empty signifiers）：它们既是普遍主义的，同时又是欠规定的，其功能在于稳定霸权话语。这样一种能指代表着“某种东西的理论可能性，这种东西从意指过程内部指示出其自身界限的话语性在场”（Laclau 1996, 36）。空洞的能指代表着意指的一种结构性不可能。拉克劳的批判视角非常适合用来讨论非知识话语的政治含义与偏见，例如在关于大数据（Big Data）、监控以及匿名权的辩论中。 尽管上述被称为非知识、无知或不知之物的各个方面之间存在差异，这些表达的共同之处在于洞察它们的困难：它们全都在逻辑上主要经由其不透明性与隐含性来界定非知识。在这一意义上，它们全都建立在这样一点之上：该术语是一个没有可固定所指的能指。鉴于“非知识”这一术语所指向的东西在逻辑上是一种否定物，将其概念化为漂浮的或空洞的能指，或许能够凸显意指中的一些关键困难。 讨论与非知识及其与知识之关系相关的认识论挑战，对于数字文化研究具有重大价值。它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数字技术是否伴随着一种在质上全新的、将知道与不知道相互缠结的模式。这一问题目前推动着大量研究，既引来了关于数字技术所谓革命性本质的激烈立场，也引来了对当今知道与不知道的历史、技术和认识论条件所做的审慎而试探性的描述。当前研究中一个突出的论题（topos）是：当代媒介文化的核心存在着一种根本性的认知不透明性（epistemic opacity）（Humphreys 2009），这与关于算法之不可表征性（Galloway 2012, 78–100）及其治理权力（Rouvroy 2011）的思考相关联。造成这种不透明性的其他关键因素，在于数字媒体的无所不在，以及它们深深嵌入各种日常实践、感知和身体技术之中，乃至导致“当代情动织体的转变”（Baxmann, Beyes, and Pias 2012, 9,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这种无所不包并改变着感觉能力的处境，已被称为一种情动生态（ecology of affect）（Angerer 2017）。 这一切使数字文化研究成为人们所感知到的当代表征危机的一个突出案例，而聚焦于非知识，则有望为这些认识论困境提供有价值的洞见。这意味着要讨论当前科学描述与理解的手段、范围和界限。它还凸显了一些基本问题：今天什么被认为是已知的/未知的、可知的/不可知的；当今处境的种种历史语境；甚至还包括能否将非知识操作化，以便借此了解数字文化。将非知识与数字文化联系起来，或许不仅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数字媒体作为研究对象之地位的东西，也可能告诉我们一些关于当代跨学科媒介研究本身之地位的东西。 ## 致谢 本书源于2016年1月在德国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Lüneburg）举办的“非知识与数字文化”（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研讨会。我们衷心感谢研讨会的各位参与者（Timon Beyes、Paula Bialski、John Durham Peters、Eva Illouz、Noortje Marres、Claus Pias、Katja Rothe 和 Christoph Wulf），感谢他们富有价值、启迪人心的报告和热烈的讨论，当然也感谢他们在研讨会基础上撰写的文章。 倘若没有热心而专业的助手和协助者，本书便不会是现在的样子。我们要特别感谢 Inga Luchs 承担书稿的排版与格式整理工作，感谢 Janet Leyton-Grant 耐心而准确的校对。此外，我们还要向编委会致谢，感谢其富有合作精神且十分重要的批评性审读。最后，我们要感谢 Ina Dubberke、Samantha Gupta 和 Armin Beverungen，感谢他们为研讨会和本书出版所提供的支持与卓越的组织才能，我们对此深表感激。正是他们的投入，以及我们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 CDC）同事们的投入，使我们得以开展真正跨学科的学术研究、讨论与学术交流。 ## 参考文献 Angerer, Marie-Luise. 2017. *Ecology of Affect: Intensive Milieus and Contingent Encounters*. Lüneburg: meson press. Baxmann, Inge, Timon Beyes, and Claus Pias. 2012. “Ein Vorwort in 10 Thesen.” In *Soziale Medien – Neue Massen*, edited by Inge Baxmann, Timon Beyes, and Claus Pias, 9–15. Zürich/Berlin: diaphanes. Burkhardt, Marcus. 2017. “Vorüberlegungen zu einer Kritik der Algorithmen an der Grenze von Wissen und Nichtwissen.“ *Jahrbuch Technikphilosophie*: 55–67. Galloway, Alex. 2012.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Gross, Matthias. 2010. *Ignorance and Surprise. Science, Society, and Ecological Design*. Cambridge: MIT Press. Gross, Matthias. 2016. “Risk and ignorance.” In *Routledge Handbook of Risk Studies*, edited by Adam Burgess, Alberto Alemanno, and Jens O. Zinn, 310–317. Abingdon: Routledge. Holl, Ute. 2015. “Media Theory (or, and, despite) a Theory of Cultural Techniques.” *Texte zur Kunst* 98: 80–87. Humphreys, Paul. 2009. “The Philosophical Novelty of Computer Simulation Methods.” *Synthese* 169: 615–626. Laclau, Ernesto. 1996. *Emancipation(s)*. London: Verso. Lévi-Strauss, Claude. 1987. *Introduction to Marcel Mauss*, edited by Felicity Baker. London: Routledge. (Original French edition: *Introduction a l’oeuvre de Marcel Mauss*. 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50.) Rouvroy, Antoinette. 2011. “Technology, Virtuality, and Utopia: Governmentality in an Age of Autonomic Computing.” In *Law, Human Agency and Autonomic Computing: The Philosophy of Law Meets the Philosophy of Technology*, edited by Antoinette Rouvroy and Mireille Hildebrandt, 119–140. Abingdon: Routledge. Wehling, Peter. 2009. “Nichtwissen – Bestimmungen, Abgrenzungen, Bewertungen.” *Erwägen Wissen Ethik* 20 (1): 95–106. # [2] 总体档案：论非知识在数字文化中的功能 *The Total Archive: On the Function of Non-Knowledge in Digital Cultures* 安德烈亚斯·伯纳德（Andreas Bernard） > 本文试图将数字文化中的两种趋势结合起来加以考察。一方面，搜索引擎与社交媒体似乎正在消除以往的知识空白，而在文学与电影史上，从索福克勒斯（Sophocles）的《俄狄浦斯王》（*Oedipus Rex*）到好莱坞浪漫喜剧，这些空白对于悲剧或喜剧情节而言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这种知识的丰裕——我们口袋里所有这些电子百科全书和社会联系——是由一整套算法与计算操作组织起来的，而这些算法与操作对其使用者而言是未知的，甚至是神秘的。本文讨论数字文化中知识（knowledge）与非知识（non-knowledge）的这种同步增长。我们当下的总体档案（total archive）生产出了新的不可读性。 ## 1 尽管这部电影问世不过15年，它的故事却仿佛属于某个陌生而遥远的过去。由约翰·库萨克（John Cusack）和凯特·贝金赛尔（Kate Beckinsale）主演的《缘分天注定》（*Serendipity*）是2001年最卖座的影片之一。片中，一男一女在圣诞购物时偶然相识；在曼哈顿共度了几个亲密的小时之后，两人——各自都有稳定的恋爱关系——就此分别，甚至都懒得问一下对方的名字。“你觉得，”男人在分别时问道，“老天爷会把我的联系方式直接送到你家门口吗？”女人随即说服他把自己的全名和电话号码写在一张五美元钞票上，而她立刻就把这张钞票付给了一个街头小贩。她暗示说，如果他们真是命中注定的一对，那么这张写有他信息的钞票总会以某种方式回到她手中。为了公平起见，她随后也把自己的名字和电话号码写在一本书里，并本着同样的匿名性（anonymity）与不可预测性精神，在第二天把这本书卖给了一家旧书店。多年过去，这些流转的爱情信物最终确实让这对命定的恋人重逢，不过重逢恰好发生在男人预定的婚礼前不久。 今天，像《缘分天注定》这样的情节，在第一场戏之后不久就必然会土崩瓦解。两个年轻人共度一段美好时光，然后分道扬镳，却既不说一句“在Facebook上加我”，也没有收集到足以在谷歌上搜索彼此的信息——这已是不可想象的了。不久前，演员汤姆·汉克斯（Tom Hanks）在一次访谈中谈到，手机毁掉了浪漫喜剧的许多传统，因为每个人都可以随时给任何人打电话，或者可以拍下照片，让真相大白。在这一类型中——汉克斯本人在1990年代曾为之贡献过好几部成功之作（《西雅图夜未眠》[*Sleepless in Seattle*]、《电子情书》[*You've Got Mail*]）——故事线通常由知识空白驱动：一男一女彼此相爱，却并不知道对方的真实身份，或者在短暂相遇之后便被分开。在经历一连串波折与误会之后，他们终于在大团圆结局中走到一起。 当前的媒介现实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除了这一戏剧构作原则。鉴于智能手机可以随时查阅，这类故事已经根本无法想象了。1999年，人们还多少有可能把恩斯特·刘别谦（Ernst Lubitsch）1940年的经典影片《街角的商店》（*The Shop Around the Corner*）——片中两名互相看不顺眼的店员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开始了一段浪漫的书信往来——移植到电子邮件通信的时代。在《电子情书》中，汤姆·汉克斯和梅格·瑞恩（Meg Ryan）可以一边作为商业竞争对手相互争斗，一边在互联网上开始一段恋情，因为匿名聊天室、具有误导性的AOL地址以及搜索引擎的缺位，仍然使隐藏自己的身份成为可能。然而，在过去15年里——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分类在这段时间里所带来的变化，或许比从古腾堡（Gutenberg）到谷歌（Google）之间的500年还要大——再去复活这样一种情节就会显得相当愚蠢：社交网络和约会应用自那以后便以严格的控制约束其用户，确保在线资料的真实性与一致性。此类电影的传统驱动力因而已经失效；由此看来，近年来最成功的喜剧——2009年至2013年的《宿醉》（*Hangover*）三部曲——每一部都要求其主角在喧闹的前夜之后彻底断片，这或许也就不足为奇了。由于Web 2.0填补了角色关于其日常活动的一切知识空白，能够带来任何错误喜剧都不可或缺的那种失忆的，就只剩下毒品和酒精了。 ## 2 在某种程度上，以下的思考受到了汉克斯这番言论的启发。正如政治家和经济学家一再告诉我们的那样，我们如今生活在一种“知识经济”之中。知识的创造、传播与应用早已取代物质商品的生产，成为最重要的经济因素。非知识因而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被理解为一种不可避免的缺陷。“浪漫喜剧”的危机只是一个明显的迹象，表明一股历史性的逆流也已在尽可能的范围内发展起来：这股逆流的特征在于，文化理论家和社会科学家日益怀疑，某种程度的非知识事实上可能是组织和实施特定事件与过程所必需的。着眼于我们以数字方式组织起来的文化，我想提出如下问题：当我们越来越接近于生产出一部关于当下的总体档案时，非知识的功能是什么？ 自本世纪初以来，实现数字技术持续许诺的“联网”的步伐，以惊人的强度推进着——首先是搜索引擎的确立，自2005年起是社交媒体的形式，最近则是所谓的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数据、人、服务和物体如今彼此持续相连；按照某些最时髦的术语，它们被说成是在“交流”，在显示其位置，在“分享”和“被分享”。因此，我首先关注的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联网——当然，它同时也是一种无处不在的身份识别——与人类想象力的历史和现状之间的关系。一方面，这涉及对文学和电影等文化产品的考察；另一方面，它也涉及对主观幻想、欲望与回忆之形式的分析。后者并不只是任意的、永恒不变的情感；相反，它们各自都有其相应的历史。例如，它们会对技术媒介将观念转化为现实的方式作出反应。 在悲剧与喜剧的经典中追寻那些最具相关性和效果的人物，立刻就会清楚地看到，行动者之间的非知识具有某种根本性的意义。交流中的空白与中断的联系——无论是命中注定的，还是由阴谋造成的——为戏剧提供了无法弥补的罪责，或是那种误会被戏谑地化解时的欢乐。 从索福克勒斯的《俄狄浦斯王》到莎士比亚（Shakespeare）的悲剧和喜剧英雄，再到古典戏剧和晚期市民戏剧中的人物，角色的非知识对于作品中发生的事情具有构成性意义。保罗·瓦莱里（Paul Valéry）的格言“人之所以能够行动，只是因为他能够不知道”，首先是一种诗学真理的表达；而颇能说明问题的是，那些关于诗歌法则的最具影响力的理论论述，都把这一动力置于其阐述的中心。正如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在《诗学》（*Poetics*）中所言，“悲剧中最能引起情感兴趣的要素”是“情节的突转（peripeteia）与发现场景”（1450a32）。根据亚里士多德，故事中的这些转折点——这些“从无知（ignorance）到知识的转变”——构成了所表现人物的“基础”与“灵魂”（1452a）。 如果“浪漫喜剧”确实正面临永远沉没于数字媒介联网漩涡之中的危险，那么这一发展必定与被详尽描画的身份和关系所导致的叙事停滞大有关系。一方面，今天最受欢迎的爱情故事，例如帕斯卡·梅西耶（Pascal Mercier）的畅销书《里斯本夜车》（*Night Train to Lisbon*），似乎只有以无视技术发展为代价，才能维持其表面上的现实主义（主人公的整段旅程本来完全可以被一点点网络搜索所取代）。另一方面，这种停滞导致了那些面向过去的叙事世界的成功，在这些世界中，当前的知识格局并不适用。文学、电影和电视中奇幻类型那多少令人不安的繁荣已经持续了好几年——想想托尔金（Tolkien）的复兴、《哈利·波特》（*Harry Potter*）故事的惊人成功，以及广受赞誉的中世纪风格电视剧《权力的游戏》（*Game of Thrones*）。我认为，可以把这一繁荣与当今的媒介现实及其叙事和想象后果联系起来。 ## 3 就非知识而言，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令我感兴趣的是一种认识论视角，它或许可以被称为一部想象力的技术史——这种历史关注的是想象力在特定时期的建筑、基础设施、通信技术和交通技术条件。此类相互关系不仅在我们当今扮演着重要角色；例如，它们也曾是18世纪晚期和19世纪早期写作的作者们极为关注的问题。在那个时代，许多关于数字文化的当今基本问题首次被提出（正如让妮·莫泽 [Jeannie Moser] 在本书所收的文章中所论证的）：我们应当对百科全书式的计划抱以热情还是怀疑？主权主体与压倒性的海量数据之间是什么关系？表征关于人的知识的可接受方式有哪些？ 格奥尔格·克里斯托夫·利希滕贝格（Georg Christoph Lichtenberg）在1770年代写下的《杂记本》（“Scrapbooks”，即 *Sudelbücher*）中，有一则题为“小说”的引人注目的条目，记录了他对知识、非知识与文学想象之间关系这一问题的思考。这段文字值得较长篇幅地引用： > 如今我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如此简单，我们的一切习俗都如此毫无神秘可言……以至于一个想写德语小说的人几乎不知道该如何让人物相遇，或如何系起故事的结。由于今天的德国母亲几乎总是亲自哺育自己的孩子，调换孩子的可能性便消失了，于是一个文学发明的源泉就被堵塞了，而这几乎是用多少钱都无法弥补的。……此外，在英格兰，烟囱不仅仅是排烟的通道，而主要是卧室里的通风竖井，因此它们为进入房屋中的任何地方提供了直接而不被察觉的通道。……然而在德国，一个情人如果选择从烟囱里爬下来，样子几乎不会好看。……最后，阻碍阴谋的一个真正障碍，是德国那本来很好、值得称赞的驿站长制度……以及这样一个事实：我们没有采用英国的驿车和车辆——怀孕的公主乘坐它们旅行既不会感到羞耻也不会感到害怕——反而引进了我们如此钟爱的露天垃圾车。这些舒适的英国马车所提供的胡闹机会，无需用言语来表达。首先，如果一个姑娘和她的情人傍晚从伦敦私奔，他们在父亲醒来之前就可以到达法国。……然而在德国，即使父亲在事发三天之后才发现女儿失踪了，只要知道他们是乘驿车走的，就足以骑马在第三站追上他们。（Lichtenberg 1968, 373–377, translated by the author） 正如他所写的那样，利希滕贝格在这段文字中关心的是“文学发明的源泉”，它可能因基础设施现实而被“堵塞”或得到促进。18世纪最后25年间在德国和法国确立起来的母亲亲自哺乳的做法、各国烟囱的不同尺寸以及驿车的速度，各自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不同民族文学中的叙事可能性——而就谱系出身或恋人的逃跑路线而言，构成特定情节之动力的始终是非知识。 几年之后，即1812年，弗里德里希·施莱格尔（Friedrich Schlegel）在其《古今文学史讲演录》（*History of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中提出了一个相当类似的问题。与他所珍爱的一些书籍如《堂吉诃德》（*Don Quixote*）相比，施莱格尔认为当时的德国小说缺乏活力，并将此归因于其时已经确立起来的一种“过于强大而完善的市民秩序”。受到当下社会关系之“透明性”（transparency）或“清晰性”——施莱格尔如此称呼它们——的束缚，德国小说家们被迫寻找“某种通往一个幻想或想象力可以自由活动之领域的开口或通道”。“在许多二流传奇中，”他接着说，“浪漫因素似乎与一种倾向于藐视官府权威的道德状态非常紧密地吻合。”随后他补充了如下预言： > 一旦市政安排的经营在全面的治安中臻于完善，以至于能够杜绝一切走私贸易，并且侦查得如此警觉，以至于在每个旅行者的护照上不仅描画出其相貌，而且描画出其生平，传奇小说就将因缺乏必要的材料而过时。（Schlegel 1859, 259）[^f02-1] ## 4 正如开头所提到的，非知识的生产力最近开始在文化研究和社会科学中引起相当多的关注。鉴于过去几十年中那些显著的理论推动，当下对非知识的兴趣似乎相当合乎逻辑；这是一个长期以来至少在隐含层面上扮演着显著角色的范畴。因为事实是——继康吉莱姆（Canguilhem）、福柯（Foucault）、基特勒（Kittler）、莱茵贝格尔（Rheinberger）以及像路德维克·弗莱克（Ludwik Fleck）这样被重新发现的作者之后——科学史与历史认识论等学科的特点在于一种去语义化的过程：取代对从一位作者、一个时代到下一位作者、下一个时代不断被修正和取代的科学真理内容进行重构的，众所周知，是注意力的转移——转向特定时期知识的分布，转向其验证的政治或社会机制，转向认知（Erkenntnis）的媒介与实验前提，甚至转向知识的“诗学”（poetology）；用约瑟夫·福格尔（Joseph Vogl）纲领性文本中的话来说，这种诗学“将陈述和知识对象的生产直接与上演和可表征性的问题联系起来”（1999, 7）。 一方面，这些理论前提使得另一种东西必须扮演同等重要的角色，即在特定时期、对于特定“思维风格”而言碰巧被视为真实并有助于知识的东西的反面。对一种“话语秩序”的任何揭示，也必须考虑到这一秩序的负面；也就是说，它必须说明那些从缝隙中滑落的东西，或者那些作为过时的、错误的、危险的或未经充分验证的知识而被抛弃的东西。（就此而言，非知识一直是每一种话语分析式史学方法的组成部分。）另一方面，最具生产力的研究路径试图将这一认识论对象本身转化为某种积极的、生产性的和可操作的东西。这里的问题不在于“无知”——也就是说，我所关心的不是那种因与已知者明确对立而因此是错误的、可以纠正的东西。问题毋宁在于一种根本性的空白或缺漏，一个超越单纯否定性的范畴，它使真与假、可表征与不可表征之间对立的有效性受到质疑，并由此产生特定的认识论效果。用阿尔布雷希特·科朔尔克（Albrecht Koschorke）的话说，“社会如何管理其非知识，无疑是文化理论最困难的问题之一”（1999, 445）。 可以用三个简短的例子来说明这一论点：首先，当然是“秘密”这一范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很早以前就称赞它为“人类最伟大的成就”，它因而以非知识的模式牢固地确立了“社会的基础”，无论是在小群体内部还是在国家之间。机构的运作方式——不仅仅是秘密社团和情报机构——建立在不透明性之上。然而，在数字文化的支持者与批评者当中，秘密都声名狼藉。如今首要的准则或范畴是“透明性”，这一点在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关于全球交流之必要性的呼吁中，与在异见性的“泄密”（leak）概念中同样明显——后者即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或欧洲各国海盗党（Pirate Parties）所要求的对不透明结构毫无保留的刺穿与曝光。这些看似不相容的意识形态在对知识与认知之启蒙效果的绝对信任（trust）上是一致的。对这两种立场而言，秘密的社会意义都微不足道。然而，关于如果数字世界的透明性成为现实，事情可能会走向何方，戴维·埃格斯（David Eggers）最近在其反乌托邦小说《圆环》（*The Circle*）中给出了推想。在他的故事里，关系的完全公开与透明消解为一种极权体系，社会恐怖随之而来。 其次，可以说，甚至社会的规范基础也是由非知识来稳定的。这一点可以通过“犯罪暗数”（dark or hidden figure of crime）这一概念来加以证明，社会学家海因里希·波皮茨（Heinrich Popitz）在近50年前就此写过一部精彩的研究。根据波皮茨的观点，一个国家为了维持“其规范的有效性”，就必须不揭露每一次违规，因而也不惩罚每一个违规者。无论从行政角度还是从道德角度来看，这都是不可能的：从行政角度看，因为“制裁组织”将不堪重负；从道德角度看，因为大量的违法者会钝化社会普遍接受制裁的意愿，从而使社会规范丧失其“保护功能”（Popitz 1968, 16 and 18）。波皮茨由这一论证推导出这样的观念：一个“暗数”对于社会系统的运作是必要的。正如他所写，正是这一隐藏的数字“通过限制关于行为的信息，使人们从规范的僵硬性和过度要求中得到解脱”。他总结道，“暗数”这一范畴“开辟了一个领域，在其中，规范与制裁的系统不必被严格遵守，却又不会明显丧失其有效性主张。……它使……社会生活中存在一种模糊的关系成为可能。”（Popitz 1968, 12） 波皮茨引入策略性非知识这一范畴，作为对抗“透明社会”威胁的解药（1968, 9）。无论就施莱格尔的评论还是就《圆环》这样的小说而言，颇能说明问题的是，波皮茨立即把逃脱全面画像（total profiling）这一恐怖图景的可能性与文学叙事的可能性联系在一起。“总会有，”他写道，“新的机会来逃避信息的利益。即便是奥威尔（Orwell）也能以小说的形式来书写他那关于完美行为信息的乌托邦：他所讲述的故事之所以能够展开，只是因为这种完美——尽管安装了种种监控设备——并未达成。在他的故事里，某些事情仍然有可能‘秘密地’进行。”（Popitz 1968, 9） 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例子，涉及我们关于人的历史知识中的某种断裂，一种转折点；当我们今天处于数字文化的门槛之上时，这一转折点的问题与后果值得进一步讨论。所说的转折点就是1800年前后数值统计的出现。正如沃尔夫冈·舍夫纳（Wolfgang Schäffner）所指出的，它标志着从知识向“数据知识”的过渡，后者“不再以理性、知性或记忆等人类能力为基础，而是以一种特定的物质性为基础来表述认识论问题，……例如在传输和存储海量数据的问题中所显现的那种物质性”（1999, 124）。直到19世纪很久以后，仍然存在一种认识论雄心，希望使一个国家的知识显得完整而透明——例如以表格（tableaus）的形式。然而，在19世纪初，正如舍夫纳所指出的，那种“超出了生产性主体之领域”的数据过剩（1999, 123），要求一种不同的方法——描述统计被数值统计所取代，后者将非知识转化为“一个可操作的空间”。取代“一切数据的完整散布”的，现在是借助“样本”“大规模计算”或“平均值”而实现的“对缺席者的可操作化”（Schäffner 1999, 123）。因此，总结这三个简短的案例研究：非知识成为社会的前提、叙事的前提，以及知识本身的前提。 ## 5 我们当今的知识组织——建立在“互联网协议”“算法”或“大数据”（big data）之上（无论这些术语被引用多少次，它们仍然令人费解）——以一种新的强度提出了这些同样的问题。在我们的数字文化中，知识与非知识之间、透明性与不透明性之间、可预测性与不可通约性之间的界线可以划在哪里？无处不在的联网产生了一种全新的、完全前所未有的可用知识过剩。中断、陌生与距离——叙事的三个构成性条件——已经或多或少被理性化与数据收集的数字潮流所消除。这种理性化也涉及我们集体想象的某些基本特征——例如，包括关于爱情以及如何找到与之分享爱情之人的文化与社会观念。 正如社会学家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最近以大量证据所表明的，至少在西方社会，在线约会已经成为单身者或滥交者寻找浪漫伴侣的主要方式。这一切背后的机构宣传说，它们能够预测恋爱关系成功的可能性：那些在个人资料和多项选择问卷中留下关于自己及其愿望的足够信息的人——承诺是这样的——最有机会遇到对的人。“爱情不是巧合”，elitepartner.de那似乎无处不在的广告语如是说。当然，这一断言与过去250年来组织着伴侣相遇以及爱情与婚姻之结合的那种“浪漫符码”——借用卢曼（Luhmann）式的术语——激烈冲突。 这一符码建立在偶然性与非知识的基础之上，格奥尔格·弗里德里希·威廉·黑格尔（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在其《美学》（*Aesthetics*）中一个题目恰如其分地叫作“爱情的偶然性”的章节里，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与“存在的客观内容，即人的家庭、政治目标、国家和职业义务”不同，浪漫的感情完全被交给了恋爱中的人，而“为什么恰恰是这个男人或这一个女人”的问题，“植根于此人自己的私人性格，植根于任性的偶然性之中”（Hegel 1973, 567）。反过来，黑格尔说，在追求爱情过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对恋爱对象的错误选择或得不到回应，都不能被视为一种“自在的不公”和一种“普遍利益”。他指出，这是因为“他之所以只钟情于这个姑娘，并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性”（Hegel 1973, 568）。浪漫爱情的观念取决于相遇的不可预测性与非理性，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永恒的行人之流与转瞬即逝的面孔之中，一个特定的形象可能突然出现——犹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那首著名诗歌中的“一道闪电”——并赋予一个人的生活以新的意义。在在线约会的世界里，这一命运时刻被精确的数据计算所取代，被数学支撑的“匹配”工作所取代。在大型约会机构中，潜在的“命中”与“配对”与其说是由客户本人的资料搜索产生的，不如说是由计算机程序产生的；据称，这些程序基于一个人的数据和浏览历史，比当事人自己更善于提炼出他或她的品味与偏好。 随着在线约会的兴起，浪漫关系的历史似乎已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众所周知，由社会、宗教和经济理由决定婚姻的时代一直持续到18世纪末。此后占主导地位的浪漫观念——即甚至家庭认可的伴侣关系也应当完全建立在两个人的激情之上——似乎正随着我们对在线约会所寄予的集体信任而逐渐受到侵蚀。搜索引擎和算法已经成为决定潜在浪漫伴侣是否合适的新的外部权威。今天，决定哪些人应当在一起的不再是父母和家庭，而是受雇于约会机构的程序员和心理学家。在21世纪，包办婚姻正在经历一场出人意料的回归。今天的包办婚姻不再由财产、地位或信仰促成，而只在数据状况有利时才得以缔结。 ## 6 数字技术为我们提供了丰富而无所不在的数据，这些数据似乎正在消除一切非知识。如今，每一次社交聚会、每一次公园散步，都发生在一座设备齐全的图书馆里；我们这个时代的标志似乎是这样一张桌子：桌旁的每个人都转向手机或平板电脑，以便通过在屏幕上按几个按钮来回答或解决可能出现的任何问题或难题。在交谈中，人们偶尔还会听到“活百科全书”这个说法，用来形容那些被问及时似乎对最深奥的知识领域也有所了解的人。然而，这个说法如今已适用于每一个手边有智能手机的人；事实上，它作为一种恭维甚至已经不再有意义。此外，由计算机控制的海量数据的收集与分类，不仅可以访问过去和现在；正如我们在新闻中经常听到的那样，它还被用作一种方法，对诸如国内特定地区未来的犯罪活动或消费行为等事情作出据称精确的预测。 算法与大数据是当今的知识工具——然而，以数字方式建构起来的知识组织的矛盾性在于：尽管它们的效果——它们的编排与分布——对我们所有人都是可见的，它们具体的运作方式却依然不透明。算法的本体——即那一套决定着谷歌搜索结果的排序、Facebook时间线的构成或约会机构的匹配结果的指令——是一个或许只有少数公司程序员才知道的秘密。又或许连他们也不知道，因为复杂而不断增殖的计算机代码并不是以某种具体的方式被表征的，而且其中有些代码只能由知情者在单一地点查看，就像可口可乐原始配方那个被严加守护的秘密一样。 因此，过去几年在我们大学里兴起的所谓数字人文学科，似乎是时候开始反思一种数字知识的诗学了。这样一种视角并没有得到该研究领域从业者的足够关注。先锋派对知识那种常常盲目的乐观，以及人文与社会科学中正在开展的项目——它们恰恰依赖“数据挖掘”和计算机生成的定量过程——普遍存在的历史遗忘，确实相当引人注目。在过去几年发表的几乎所有关于大数据使用的文章中，方法论的目标都被宣称为对“模式”的识别。从众多例子中，我引用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他无疑是这方面较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他在一篇论文中得出结论说，“对海量文化数据集的计算机辅助考察，通常会揭示出这些数据中即便是最好的人工‘细读’也会错过的新模式”（2011, 9）。就理论史而言，认识论似乎倒退了50年，回到了德里达（Derrida）撰写他那篇关于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的著名文章、指责结构主义运用了一种关于结构概念的形而上学的时候——这种形而上学只是把那个据称处于整个结构主义事业核心的指涉，转移到一个先验所指之上。或许类似的情况也适用于——举例来说——用谷歌的Ngram Viewer绘制某些词语或短语在数以万计的数字化小说中出现频率时所生成的曲线、图表和图式。 然而，就非知识问题而言，我更感兴趣的是数字人文的另一个方面，即计算机辅助的知识组织的可视化效果与其代码之间存在的断裂或不连续——这些代码是一种编程语言具有30年历史的数学起源，而终端用户从来无需学习这种语言，至少自第一批麦金塔（Macintosh）电脑及其直观界面使编码技能变得不再必要以来是如此。基本问题是：算法如何能够被表征？大约十年前，彼得·哈伯（Peter Haber）在思考搜索引擎时，诊断出对任何知识谱系的持续忽视。媒介哲学家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最近也探讨了这个问题：他作出了一个或许不太稳固、可受质疑的区分，把经数字处理的知识分为原始的数值“数据”和可以用文字、图像或视频来表征的“信息”（当然，像“原始数据”这样的东西是否真的存在仍然值得怀疑）。不过，我认为这一区分是富有成效的，因为加洛韦能够借此离析出数学计算的知识与可视化的知识之间存在的裂隙。他援引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那篇著名的短文指出：“对控制社会的*充分*可视化尚未出现”（Galloway 2011, 91, emphasis original）。 例如，可以恰恰从数字媒介化的海量数据之可表征性或不可表征性的角度，来分析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机密一事的表征——正如报纸报道以及令人印象深刻的影片《第四公民》（*Citizenfour*）所尝试的那样。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在香港一家酒店房间里与斯诺登的会面扣人心弦；看过这部电影之后，你能够就受害者身份与吹哨之间的关系、或就斯诺登此举改变人生的勇气说上几句，但你却很难指出斯诺登所揭露内容之大胆性质的任何细节。这部影片没有为这种抽象而经过编码的数据过剩提供任何具体的图像。在《第四公民》中，波伊特拉斯一再展示斯诺登电子邮件往来开头那些被解码的问候语，可是一旦我们期待看到某种决定性的东西，她就把镜头从那场戏切开了。因此，在今天人们经常说这些揭露所引发的集体愤慨多少有些克制的时候，这种克制的主要原因大概与表征问题有关。 最后一次回到加洛韦的思想：算法是一种权威，但它的演算、它的治理原则——安托瓦妮特·鲁夫罗伊（Antoinette Rouvroy）最近称之为“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仍处于黑暗之中。对于互联网社会的大多数成员而言，从其漠然的消费者到其政治活动家，数字世界代表着一个透明、参与和自由的空间——现代性成就最现代的体现。但是，那些更仔细地考察这一空间所产生的知识与非知识之关系的人，也可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具有250年历史的市民公共领域的种种要素，与数字文化的运作方式已经没有多大关系了。这正是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和蒂蒙·拜斯（Timon Beyes）在本书所收的论“透明性与秘密”的文章中提出的引人注目的论点。 如果说现代知识组织与社会组织的一个特征在于，它们以开放性、偶然性与参与的概念，既取代了绝对君主秘密而专断的统治，也取代了关于未来的天意观念，那么前现代世界与我们的数字文化事实上确有若干共同之处。算法创造天意：在亚马逊（Amazon）和Netflix上，在我们仅仅进行了一次购买之后，它们就告诉我们哪些书或电视剧可能会吸引我们；它们在社交网络上向我们推荐朋友；它们挑选潜在的婚姻伴侣，而自18世纪最后三分之一以来一直决定着爱情进程的那种浪漫而主观的伴侣选择的自我赋权，则慢慢被遗忘。 然而，对非知识的分析绝不意在留下一种非理性的余味。毋宁说，它应当为分析数字时代的权力结构作出贡献。正如加洛韦所写：“不可表征之点就是权力之点。而今天权力之点并不在于图像。今天权力之点存在于网络、计算机、信息和数据之中”（2011, 92）。 作为知识的权威，这一领域中最强大的行动者完全清楚自己所属的那个古老而宏大的传统。例如，从他们为自己命名时所表现出的那种主权式的戏谑中，这一点就再清楚不过了。毕竟，在互联网历史上第一个主流门户网站雅虎（Yahoo）的首字母缩写中，第二个o代表的正是“神谕”（oracle）一词。 [^f02-1]: 利希滕贝格与施莱格尔的这些段落，是贝恩德·赛勒（Bernd Seiler）1983年出版的引人入胜的研究《恼人的事实》（*Die leidigen Tatsachen*）让我注意到的。 ## 参考文献 Aristotle. 1996. *Poetics*, translated with an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Malcolm Heath. London: Penguin. Galloway, Alexander. 2011. *The Interface Effect*.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gel, Georg Wilhelm Friedrich. 1973. *Aesthetics: Lectures on Fine Art, Volume 1*.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Koschorke, Albrecht. 1999. *Körperströme und Schriftverkehr: Mediologie des 18. Jahrhunderts*.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Lichtenberg, Georg Christoph. 1968. “Romane.” In idem. *Schriften und Briefe, Volume 1*, edited by Wolfgang Promies, 373–377. München: Carl Hanser Verlag. Manovich, Lev. 2011. “Trending: The Promises and Challenges of Big Social Data.” Accessed February 20, 2017. http://manovich.net/content/04-projects/067-trending-the-promises-and-the-challenges-of-big-social-data/64-article-2011.pdf. Popitz, Heinrich. 1968. *Über die Präventivwirkung des Nichtwissens: Dunkelziffer, Norm und Strafe*. Tübingen: Mohr Siebeck Verlag. Schäffner, Wolfgang. 1999. “Nicht-Wissen um 1800.” In *Poetologien des Wissens um 1800*, edited by Joseph Vogl, 123–144.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Schlegel, Friedrich. 1859. *Lectures on the History of Literature, Ancient and Modern*. London: G. Bell & Sons Pages. Vogl, Joseph. 1999. “Einführung.” In *Poetologien des Wissens um 1800*, edited by Joseph Vogel, 7–18. München: Wilhelm Fink Verlag. # [3] 秘密、透明性与非知识 *Secrecy, Transparency, and Non-Knowledge* 蒂蒙·拜斯（Timon Beyes）、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f03-*] > 维基解密（WikiLeaks）、斯诺登事件（the Snowden affair）以及针对情报机构的黑客攻击，使长期被关于数字透明性的道德化话语排挤到边缘的“秘密”这一概念，重新进入了全世界关注的中心。与此相应，本章并不——至少并不首先——从透明性（或参与、公共领域等相关概念）的本质与潜能出发来构想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我们主张的是：从秘密出发，从根本性的不透明（intransparency）与非知识（non-knowledge）出发，从奥秘（the arcane）出发来思考数字文化。倘若我们搁置现代的诸概念，转而透过奥秘这类前现代概念的陌异性来审视数字文化，那么数字文化将会被如何理解？ 如果说透明性确实是当今最为显赫的概念之一，那么可以说，数字化所指称的，正是使透明性无所不在的媒介技术条件。正如曼弗雷德·施奈德（Manfred Schneider）所指出的，大约在过去二十年间，一种“弥赛亚式的潜能”在透明性的理想与意识形态之中凝聚成形（Schneider 2013, 13）。这一时段大致对应于各种数字化的世界营造（world-making）形式占据主导的时期，这些形式的技术基础已逐渐成为沟通、感知与意义赋予（Sinngebung）之系统与过程的特征（Striphas 2015）。这一发展清楚地表明，我们必须以复数形式来谈论数字文化——哪怕仅仅是因为，这一社会—技术配置的异质性，似乎对应着与如今已渗透我们生活世界的数字媒介环境相伴而生的种种世界营造形式。比如说，有一种关于政治与商业领域将变得透明、无秘密可言的弥赛亚主义，它的能量来自互联网的光纤电缆，来自无所不在的智能人造物——这些人造物在一定程度上无须人类主体介入便可彼此沟通；与这种弥赛亚主义相对立的，则是“透明社会”（transparency society）的梦魇：在其中，个体被暴露的生活成为互联网公司与政府情报机构手中的“大数据”（big data），而这些机构一面自身保持不透明，一面收集并评估数字用户留下的痕迹（Han 2015; Pasquale 2015）。反过来，行动者们则一直在试验借助媒介技术实现的不透明与保密策略，以使基于用户的身份表征得以遁入匿名性（anonymity），或遁入流动而暂时的主体位置（迄今为止，名为“匿名者”〔Anonymous〕的群体是这方面最引人入胜的例子；参见 Coleman 2015）。此外，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与美国国家安全局（US National Security Agency，NSA）的整个事件，无疑印证了施奈德那句简洁的断言：“此时此地，并无透明性可言”（Schneider 2013, 14）。 与此同时，斯诺登对秘密的泄露，又使得秘密这一概念本身——长期以来被支持数字透明性的道德化话语排挤到边缘——重新回到我们关注的中心。我们对这场辩论的贡献在于：不是——或至少不首先是——从透明性的问题性本质与潜能（或参与、公共领域等相关概念）出发来构想数字文化，而是从秘密出发，从根本性的不透明出发，从奥秘出发来思考数字文化。[^f03-1] 因此，我们的第一步将是（重新）唤起对秘密的一般社会形式及其功能性的回忆——至少是超出其通常被理解的伦理可疑性之外的那一面；这将使我们能够以更为冷静的眼光审视保密及其泄露。随后，我们希望更为详细地尝试一种实验—历史的（experimental-historical）进路，借此参照前现代的诸种秘密类型，依据数字文化的时间结构重新审视其当下状态。因此，我们所提出的进路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关心的问题是，数字文化如何能从秘密的角度被构想；另一方面，它也关心我们当前的秘密概念究竟是否适合于、是否有助于这种思考。 要反思秘密的社会形式，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那篇论“秘密与秘密社会”的蜿蜒曲折的文章，是一个极为宝贵的出发点。齐美尔认为，无论其内容为何、被赋予何种价值，“秘密的吸引力”都是社会关系分化的一个必要方面；秘密的吸引力既由分化所促成，又反过来强化分化（1999, 409）。秘密，“或者说通过消极或积极手段对现实的遮蔽，是人类最伟大的成就之一。与那种每一观念都被即刻表达、每一活动都向所有人展示的孩童般状态不同，秘密带来了生命的巨大提升，这是因为，生命的诸多内容在完全公开的情形下根本无法浮现”（Simmel 1999, 406）。因此，书写保密的历史，便是追溯社会发展的一种方式：这是一个由已被揭示之物变为秘密、秘密之物又被揭示的序列。由此产生了一种零和游戏：值得保密的内容进进出出，保密与揭示、隐匿与泄露交替往复，而秘密则作为社会演化的神秘运算子（operator）发挥作用。 然而，鉴于当今的数字文化，我们有理由质疑齐美尔的结论性推测，即“随着个体的活动变得愈加隐秘，公众的活动将变得愈加公开”（1999, 411）。数字用户在互联网上的自我暴露，难道不正表明了公共与私人之区分的漏洞百出吗？而维基解密和斯诺登对秘密海量数据的发现——且不论其公之于众——难道不正证明了一个庞大的保密机器的存在吗？话虽如此，齐美尔的基本思想在我们看来仍颇富成效，即秘密值得作为文化分析的一个基本范畴而被认真对待。所需要的，是对各种保密形式进行历史考察，以洞察其在当今的种种变体（Assmann and Assmann 1997–1999）。此外，从历史的视角来看，将会表明秘密应当以略有不同的方式加以思考：问题不在于什么被保密，而在于什么能够被泄露，以及——鉴于这种能否成为泄露对象的可能性——在不同文化和不同时代中，是什么构成了秘密的意义与逻辑（Horn 2013）。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想提出一个思想实验：超越任何这样的现代性概念来思考数字文化——按照这种现代性概念，数字文化本身是现代性的最终产物，甚至可能已经终结了所论及的现代性本身（Lyotard 1984）。当今许多激烈的辩论似乎都借助一种潜在的时代错置（anachronism）呈现了这一问题，而这种时代错置正是通过使用透明性、公共领域与参与等既有概念而得到表达的（Baxmann et al. 2016）。若将这种时代错置加以强化并推向更远：如果我们搁置现代概念（以及始终是衍生性的后现代概念），转而透过前现代概念的陌异性来审视数字文化，那么数字文化将会被如何理解？因为在那个时代，秘密拥有一种截然不同的、至少就我们的目的而言可能颇富成效的历史语义。 直至十七世纪，宇宙论都围绕一个本质上秘密的领域划下一道界线，这条界线以自然秘密的形式标定出一种根本性的未知。是现代科学首先对这类秘密提出了异议，其目标在于以自然的手段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并剥夺“宇宙—宗教的停止标志”的一切权威（Luhmann and Fuchs 1989, 104）。用系统论的语言来说，我们或许可以说，时间带来了为自然秘密去悖论化（de-paradoxing）的可能性。然而，以一种可比较的方式，“崇高的”国家事务也依其本性被视为秘密的。在这里，由睿智的君主们所作出的决议、决定与行动，被认为拥有一种秘密的、本质上不可测度的智慧，没有它，国家的稳定便无法维持。决议、决定与行动本身是人人可见的，但其背后的理由却无法被泄露，因而也无法被讨论。从宇宙论的角度看，它们与自然的一切重大事物一样不可传达，因此它们所代表的不仅是智慧——其任意性“必须受到保护，以免流于琐屑，因而须被保密”（Luhmann and Fuchs 1989, 116）——而且是一种在结构上不可泄露的秘密。 在此语境中，当时对秘密的处理很可能比今天（或比齐美尔的描绘）更为分化，这是因为前现代熟知多种类型的秘密——诸如心之奥秘（arcana cordis）、神之奥秘（arcana dei）、世界之奥秘（arcana mundi）或统治之奥秘（arcana imperii）——每一种都遵循不同的概念、方法与理性。然而，就我们的论证而言，需要牢记的首要区分，是奥义（mysterium，某种不可知因而不可泄露之物）与隐秘（secretum，某种被隐藏、但可以变得可理解因而可以被泄露之物）之间的区分。因此，统治之奥秘同时包含了这两个方面：一方面是作为不可泄露之推理中心的统治者之智慧与任性的奥义，另一方面则同时是熙熙攘攘的众多或大或小的隐秘（secreta）——它们是泄露的对象，也是人们竭力向各种“情报”（intelligence，从字面上说，即本质上可能的各种洞察形式）保密的对象。 与此相对，今天政治家之间和报纸上关于数据保护与隐私权的辩论，所运作的是另一种——在我们看来相当化约的——秘密，即那些能够被泄露的秘密。一旦转入这一现代范畴，秘密便只能要么被泄露、要么未被泄露，要么被揭示、要么被保密。若没有某一特定类型秘密的这种霸权，与所谓资产阶级公共领域（bourgeois public sphere）相联系的透明性观念便永远不可能被提出。这正是那种能够且必须被揭示的秘密类型，而它同时也造成了这样一种局面：究竟是国家应当畏惧其公民，还是公民应当畏惧国家，变得不再清楚。随着这种对主权的新生怀疑，以及揭穿奥秘的积极兴趣，那种不可泄露的秘密类型似乎要么已经失落，要么被迁移到了另一个领域。 正如赖因哈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所表明的，不可泄露的秘密被升华为一种新的时间秩序（2004）。在某种程度上，现代性把主权的不可泄露之秘密转移到了时间本身之上。自此以后，正是未来成为一个无法被泄露的秘密。此外，现代性还牢固地把未来问题与参与和公共领域的观念联系在一起。二者都嵌入于一种以未来为取向的保密与透明性的语境之中。否则，参与——按照我们对它的现代理解——便将毫无意义，因为参与发生在“是”与“应当”之间：发生在世界如何存在与它（另外）可能如何存在之间。在这个意义上，众所周知，十八世纪发明了一种新的历史性形式，从而也发明了一种新的历史本身。它开始把当下视为“经验空间”（space of experience）与“期待视域”（horizon of expectation）之间的决定性场所（Koselleck 2004, 255–275），视为一个本质上开放的未来的发生之所。 关于数字文化，我们想要提出的论题是：一种新的时间秩序已经确立——一种“时空体”（chronotope），它有别于在1780年至1830年间确立、并自此规定了我们思维的那种时间秩序。我们认为，这一变化的开端可追溯至1945年之后现代控制论（cybernetics）的兴起。正如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早在1948年便已料想到的，数字计算机的出现——连同反馈、自我调节系统与预测等概念——开启了时间结构的一次根本性重组（1961, 60–94）。随着我们生活世界更多方面的数字化，随着无数能够独立地相互沟通、并能——无论最大的还是最小的——彼此相互控制、相互反馈的装置的出现，这些特别属于控制论的时间关系已或多或少变得绝对化了。可以说，它们产生了一种使现代历史性崩塌的时间秩序。或许可以把它称为一种“当下的绝对主义”（absolutism of the present，借用罗伯特·穆齐尔〔Robert Musil〕的一个说法），或者用汉斯·乌尔里希·贡布雷希特（Hans Ulrich Gumbrecht）的术语，称之为“宽广的当下”（broad present）（2014）。因此，数字文化的控制论时空体再一次将历史时间性的问题提上了讨论议程。 这一诊断并不新鲜。例如，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前，维兰·傅拉瑟（Vilém Flusser）就已提出过类似的解释（1991）。按照傅拉瑟的说法，如果在控制论机器之间存在一种联结——这些机器借助反馈相互连接，具有适应性行为，独立处理干扰，并借助今天所谓的大数据，使主体的数据痕迹与对主体化形式的预测融为一体——那么，“是”与“应当”之间的关系便会崩塌，现代的未来概念也随之崩塌。与他之前和之后的其他思想家一样，傅拉瑟把这种状况称为“后历史”（post-history）。根据他的诊断，出于逻辑上的原因，在这一新的时间秩序中，再也不可能存在任何传统意义上的论证、批判或政治。因此，正如傅拉瑟相当激进地推论的那样，参与是“胡说”。[^f03-2] 与这种黯淡的前景相反，我们想要提出一种实验—历史的进路，即恰恰不以现代概念，而是——至少是尝试性地——以前现代概念来思考当今的数字文化。因为，如果现代的时间秩序确实已变得成问题，甚至已经完全崩塌，那么挑战便在于：不再以透明性、参与和公共领域等范畴来构想数字文化，而是从一种根本性的不透明出发——也就是说，从奥秘出发——来构想它。 如果这一新的时间秩序的起源可以归诸反馈、自我调节系统、预测与数字计算机等控制论概念，那么我们同时可以说，数字的、网络化的媒介正是这一时空体的施动者（agents）。日常的例子不胜枚举：自那以后，整个整个的产业应运而生，它们专注于预测诸如此类的事情：我们喜欢听什么类型的音乐，喜欢看哪些电视剧，我们真正应该与谁交朋友，或者在上班路上怎样才能最好地避开交通拥堵。随着数据量越来越庞大，即便是主体看似不可预测的曲折转向，也变得越来越有可能被预测——这有点像预判一架敌机闪避性的之字形机动。我们已不再可能逃离自身；相反，我们不断地被迫面对自身，面对我们自己那令人惊讶的可预测性。以这种方式被剥夺未来——即“经验空间”与“期待视域”混合成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一个媒介技术反馈回路——或许能借助前现代的时间概念得到更好的理解。因此，也可以提出这样的论题：所谓社交媒体的“点赞”文化，与其说与现代的参与有关，不如说与前现代的仪式有关。“点赞”似乎更类似于从中世纪晚期直至十八世纪常见的等级会议（états）、议会（cortes）或国会（parliaments）。这类“参与”形式——现代性已将其终结——是共识的仪式，而非异议的协商。事实上，现代性恰恰把这样的仪式斥为政治的对立面。它们依循一种与建立在论证和透明性之上的参与式公共领域毫不相干的逻辑运作。在一种并非以未来为取向的时间秩序之中，它们是必要的、述行性的（performative）参与形式，因为它们缺乏决策这一概念本身（Krischer 2010）。 这些例子——还可以补充更多——引出了以下问题：对于创造出数字文化之特殊时间性的那些“装置”（apparatuses，傅拉瑟的术语），人们能够且必须知道多少；它们可能拥有哪些或许应当被变得透明的秘密；以及一个悖论性的问题：它们隐藏着哪些不可泄露的、或许应当继续受到保护的秘密。就此而言，我们的诠释尝试是成是败，取决于对数字媒介的“理解”问题。而这种“媒介理解”，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大约三十年前所推测的，或许是一项忧郁的事业。他那句著名的宣言——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发表之时，正值数字文化兴起，我们理解它们之能力的局限乃至不可能性已经开始隐约显现。或用基特勒自己的话说：“普遍的数字化……抹除了各个媒介之间的差异。……建立在数字基础之上的全面媒介连接，将抹除媒介这一概念本身。绝对知识将作为一个无尽的回路运行，而不再是为人与技术接线”（Kittler 1999, 1–2）。 自那以后，对新的表征类型、乃至对一种使基于网络的治理与控制变得可理解的新诗学的呼吁（Galloway 2011），便可以被理解为这样一种努力：以对数字媒介的另一种“理解”来对抗算法的不透明性、不可表征性与不可通约性，并以新的图像与思维形式来回应当下的绝对主义——这些图像与思维形式超越了对隐秘（secreta）的单纯泄露（如斯诺登那样），并更公正地对待一种由媒介技术所决定的奥秘（arcanum）之奥义。这里尤为关键的是与之相关的行动问题，以及行动的基础问题——如果行动要发生在这样一种时空体中：再次引用傅拉瑟的说法，这一时空体不再由透明性所决定，不再能够进行审议式推理，也不再向未来开放。关于透明性的话语始终在提出或反映一种伦理诉求，它已抵达一种秘密的边界，而这种秘密正挑战我们去构想一种没有透明性的伦理，以及一种没有现代意义上的参与和公共领域的未来（Latour 2003; Foerster 2003）。 在这一语境中，考察一下气候学尤其发人深省，因为几乎没有哪个知识领域在认识论上如此依赖于硬件与软件的历史状态：依赖于纯粹计算能力所带来的可观察的质的飞跃，但也依赖于一部软件史——在其数以百万计、文档简陋或根本没有文档的代码行中，沉积着科学思维的考古地层，而这些地层有充分的理由不能被触碰或重写，只能被扩展，并在全球范围内被标准化和认证。在这样一个全球研究联盟的超级计算机中被处理的东西，根本无法再被变得透明——即便对参与其中的科学家来说也是如此。由此可见，惯常的批判套路无法应对由此产生的那种另类世界（而不仅仅是预测），也无法回答在这些条件下什么可以指引我们的行为与自我感知。援引知识之“建构性”的常见反射在这方面收效甚微，因为它并不能免除任何人在面对那些本身就意识到自身建构主义的情景时采取行动的责任。而经典科学伦理的可证伪性（不仅出于能力上的原因，也出于系统性的原因）在此并不可行，因为不可能把气候作为科学对象来进行实验。 相应地，一些气候科学家已开始呼吁一种新的宇宙论，以便为我们未来在全球层面的行动提供正当性。是否应当把这一要求扩展到所有可能的领域——在这些领域中，网络化程度、计算能力与软件开发已达到某种复杂程度，以至于理解与领会已不可能，而这些领域却仍然在当下与未来之间创造出一个反馈回路？如果像在这个例子中一样，政治缠绕着一个由非知识与不理解构成的中心，那么一种现代的、以透明性为基础的知识概念便触及其极限，通过就“所涉之事”发表意见来参与的观念也同样如此（Schelsky 1965）。而即便这一点，也可以借助对秘密的思考，以前现代的术语来表达：由计算机模拟的气候宇宙论的正当化策略，对应着前现代主权的政治语域。可以说，气候研究已成为一门新的“王家科学”（science royale）。在曾经由统治者的智慧（或任性）所占据的位置——一个受到知识之形而上学界限保护的位置——如今是数据处理的主权。数据处理的主权划出了一条新的界线，用以标定那种因其依“本性”而秘密、故在构成上便难以把握之物。只不过，它不再是自然，不再是宇宙论，而是技术。从前，就主权统治而言，这被称为奥秘。 [^f03-*]: 本章部分内容经修订后取自即将出版的《媒介奥秘》（“The Media Arcane”）。本文的一个早期版本最初以德文发表于《文化科学杂志》（*Zeitschrift für Kulturwissenschaften*）2014年第2期，第111–117页。 [^f03-1]: 基于类似的论证，霍华德·凯吉尔（Howard Caygill）近来提出，应转向保密与奥秘的概念，以重新思考国家与市民社会之间的关系：“任何奠基于新兴全球市民社会的激进政治——这一社会由数字技术赋权，但也依赖于数字技术——都必须面对国家与市民社会之奥秘的问题……”（2015, 38；强调为原文所有）。 [^f03-2]: 在接下来的论述中，傅拉瑟进而阐明，诸如职能人员、抑郁者、恐怖分子、技术官僚和环保行动者等形象，是一个参与已在逻辑上变得不可能的当下所特有的社会类型。 ## 参考文献 Assmann, Aleida, and Jan Assmann. 1997–1999. *Schleier und Schwelle*. 3 vo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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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MA: MIT Press. # [4] 恶作剧者、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与失灵之物：数字文化中的非知识与批判 *Trickster, Owlglass Pranks, and Dysfunctional Things: Non-Knowledge and Critique in Digital Cultures* 马丁娜·莱克尔（Martina Leeker） > 非知识（non-knowledge）与不可理解性（incomprehensibility）目前是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中的常态。这些状态部分由技术、部分由话语所生产，需要特别关注，因为它们构成了一种"非知识的政治"。在此背景下，批判是必要的，但同时又难以施行，因为获得知识的可能性本身受到了根本性的质疑。本文推荐一种表演性的"批判实践"作为数字文化中的批判方法：它通过夸张的肯定与认同来映照当代关于数字文化的理论化，从而对其加以检验。其目的在于使数字文化能够就非知识的政治形成自我意识。 ## 引言 可以说，数字文化的特征在于多种形式与层次的非知识[^f04-1]与不可理解性。[^f04-2][^f04-3] 它们产生于数字文化的技术条件，而对于这些条件，无人能够完全知情，例如不可表征的算法（Galloway 2011）或无法检验的模拟（Vehlken 2016）。在此背景下，蒂蒙·拜耶斯（Timon Beyes）与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2014）宣告了数字文化中一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文化。也就是说，它们是常态，并要求不同于诸如透明性（transparency）的参与形式与政策——而透明性正是在关于数据监控的争论中被诉求的东西。可以说，在数字文化中，不可理解性与非知识不再是一种必须加以纠正的缺陷或例外状况。相反，它们正在成为现状，并且作为现状具有极高的生产性，因为它们生产治理术（governmentality）、生成主体，并与数字文化的认识论构成相对应。 这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文化要求新的批判形式。以分析与反思为任务的批判，是对数字文化进行学术考察的核心。迄今为止，批判之所以得以进行，依赖于一种预设的批判距离、一个外部位置，以及对隐藏于背景中的知识的揭示。但是，一方面，当理解被认为是缺席的；另一方面，当人类行动者被假定为总已纠缠于技术环境之中（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b）时，就必须设计并检验不同于传统的、以与社会文化环境保持距离为基础的反思与批判形式和方法。由此出现了一种矛盾的处境：批判的观念与实践在技术条件下发生改变，同时又具有话语假设的地位。[^f04-4] 本文的目的不在于找到正确的批判概念，而在于理解在数字文化条件下由话语生成的批判现状，以及如何应对这一现状。 作为应对这一处境的方法，本文提出并借助一个实践项目探索一种"批判实践"（practice of critique）。在其中，关于数字文化的技术条件与话语被具身化并加以表演。由此产生了在一种"内中之外"（outside in inside）中生产出来的批判与反思，作为数字文化中批判模式的一种提议。这一实践之所以可能成功，归因于数字文化中的一种特定处境——一种由无法摆脱的矛盾性（ambivalence）所构成的处境：在其中，对数字文化的肯定性新描述、技术程序，以及一种情动的政治与经济（Angerer 2007）和作为新的唯一有效存在方式之话语的关系（参见 Barad 2003）彼此共存。从这种共存中产生了一种"技术圈层部署"（dispositif of technospheres），其首要目标是将人类行动者诱缚于技术环境之中；可以说，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正是这一过程的命脉。然而，在这种共存之中仍有缝隙、断裂与矛盾，批判实践可以在其中扎根。在此背景下，对数字文化的理论、话语与技术条件进行表演性检验，应当能够探索技术圈层部署在治理与主体塑造方面的后果，而这些探索同时也可以作为不同于诸如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之类理论构型的其他理论构型的基础。最后，本文提出"形塑/告知文化"（in/forming culture）的方法，以便为人类能动者（human agents）打开知识与行动能力的暂时缝隙。[^f04-5] ## 发生了什么？物的话语、技术生态、数字奥秘、技术圈层部署 当前关于数字文化的数字话语状况，可以被描述为一个复杂的大杂烩。技术程序与条件、数字文化的话语生成，以及经济与政治利益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此处所称的"技术圈层部署"。下文将概述这一部署，以及它在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中的构成及其从中获得的利益。关键要素在于：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是数字文化的症候，但同时也是话语的发明，它们有助于促成数字文化中的治理形式与经济体制。这些条件在学术考察中造成了一种持久的平衡行为，在批判分析与话语生成之间来回翻转。为应对这一处境，本文将呈现并分析文化研究与媒介研究当前的话语景观。[^f04-6] 这一话语景观建立在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基础之上，而后者正在悄然升级为一种"非知识体制"（regime of non-knowledge）。 ### 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 在正在兴起的"非知识体制"中，一个强有力的话语场由物的话语（discourse-on-things）（Latour and Weibel 2005）与技术生态（techno-ecology）（Hörl 2011）构成，其代表例如马克·B. 汉森（Mark B. Hansen）（2011）、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2014）以及所谓的新唯物主义（new materialism）（Barad 2003）。其出发点是这样一种模型：人类能动者与技术物不应再处于工具性关系之中，而应被结合在一种对称的能动性（agency）之中。于是，正如这一基于技术的洞见所暗示的，所谓的智能物会回望人类，并以主动且预测性的方式回应人类。从技术生态视角来看，这一话语中的范例是马克·B. 汉森（2011）的媒介—神经—哲学假设。他关注的是一种"环境媒介理论"（environmental media theory），在其中，人类是一个由技术力量与效应构成的、存在并运作于人类感知之外的庞大网络化结构的组成部分。属于这一结构的有诸如传感器之类的智能技术，它们本身就是一种亚有机体的感知力（sub-organismal sentience）。按照汉森的说法，对这些技术的描述与分析促使我们不再将人类和主体视为自主的实体，而是视为一个由感觉与事件之纯粹潜能构成的巨大宇宙网络的组成部分。技术环境被视为一种通过情动（affecting）而行动的力量，它已不再能被人类在认知上把握或控制。 此时关键在于，这些话语肯定了理解受损与知识不稳定的状态，并赋予其尊严。由于它们处理的是关系——关系被理解为人类能动者存在性地卷入技术环境的运作者——上述理论可以被视为应对当前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这些挑战包括例如随人类世（Anthropocene）一同被宣告的（气候）灾难与资本主义危机（Hörl 2014; Latour 2010 and 2013）。考虑到关于关系的话语对应于对一种自主且具有自我意识之存在者的人类学的清算，这些话语完全可以被视为试图通过确立一种环境性的谦逊来解决这些危机。此外，在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中，与不可理解之物共同生活作为常态得到了承认与颂扬，正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所言："我们的时代再一次成为对自然之紊乱感到惊奇的时代"（Latour 2010, 481）。此外，由于非人类与人类行动元（actants）的共存已不再可预测或可控，处于能动性之中的存在应当对应于——按照拉图尔（2008）的说法——从一种自十八世纪以来一直有效的、关于人—物关系的"错误"历史中获得解脱。这段历史的基础在于，人们将自己视为独立于其环境并具有认识能力的存在。最终，知识消解于感知（sensing）与前意识之中，亦即消解于作为一种存在方式的非知识之中，这一过程被加以高贵化。确切地说，这一过程带着一种肯定的弦外之音被提出（Hansen 2011），仿佛如今将会产生一幅关于人类能动者的更恰当的图景。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被生产为对"人"与"存在"做出"更好、更准确"描述的可能性条件，以及人类与地球的救星。正是这种过度加码，使得与技术生态话语场建立批判距离变得如此困难。 ### 数字奥秘 另一个新描述的提议来自以媒介史和媒介认识论为取向的媒介研究传统，这里以拜耶斯与皮亚斯（2014）的一篇短文为例加以说明。[^f04-7] 该文探讨的是数字文化的一种奥秘（arcana），它由无法揭示的秘密（不可泄露的秘密）构成。 皮亚斯提出要发展一种数字文化理论，其构成取自不可理解性与秘密（2016）。具体而言，数字文化的巨大挑战在于其内在性（immanence），因为不再有任何外部，我们身处技术之中。伴随这一构成而来的是一种认识论断裂。取代诠释学的将是构成性的不可理解性，它再也无法被忽视或逃避（Pias 2015）。因此，例如由于所处理的数据量深不可测，理解便不再可能。处理这些数据的程序，其功能与规律对于程序员或科学家而言已不再完全可理解。基础设施中用于数据传输的网络（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a）无法被控制，而且如果它们要正常运作，就永远不可能被控制。最后，技术物可以在没有任何人类干预的情况下以自组织的方式运作。由此，媒介研究中的一种批判诠释学走到了尽头：这种诠释学虽然不相信个体内心心理系统与过程意义上的理解，但很可能相信看见媒介效应与作用的可能性（McLuhan 1964; Kittler 1986）。这种"洞见"的前提是人们所考察的代码或技术剧变的时刻（Pias 2015）。这种回溯性的可诠释性受到了深刻质疑（Beyes and Pias 2014）。 因此，拜耶斯与皮亚斯（2014）主张一种关于数字文化之奥秘（mystery）的理论。与可泄露的秘密（secreta）不同，奥秘标示着其自身构成上的不可避免性。由于奥秘的历史可追溯至前现代的主权统治者或宇宙论的概念——它们本就不意在被理解——条件或决定的理由不会被揭示，也不可能被变得透明。 作为数字文化中奥秘的一个例子，拜耶斯与皮亚斯援引了气候研究（2014）：其中的计算无法被理解，但仍然被确定为对现实的、无法通过实验检验的预测。取代前现代统治者或宇宙论形式之奥秘的，如今是数据处理的秘密。 ### 相互作用：在技术圈层部署之中 本文的论点是，这两种话语构型可以被捆绑为一种"技术圈层部署"。在其中，不知（non-knowing）与不可理解性被肯定并被赋予生产性，或者说其生产性被加以利用。技术生态理论引入了能动性与技术环境，以及一种新的、弱意义上的深层感官技术参与（Hörl 2014 and 2016）；而秘密文化则涉及参与的终结，并提出人类能动者对技术体制的从属。因此，乍看之下，这两种话语构型相互排斥。然而，进一步审视便会发现，两者在剥夺"人类"权力与开启强大技术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在两种情形中，这一变化的发生器都是秘密。技术生态涉及的是源于对技术圈层之不认识与不知的秘密。数字奥秘理论涉及的则是权力的秘密以及不知的魅惑。它关乎的是不可见的过程与事件的领域，这些过程与事件只能被揣测。 这些新的、所谓的弱本体论（weak ontologies），可以被视为对数字文化中由技术条件及其理论描述所导致的自致危机的一种回应。它们为技术圈层带来一种承诺：在知识、思考与意识之外给予人类一个位置以及一种行动可能性的形式，而这种位置与可能性来自广泛的"感知"，以及对作为新主权者的技术之隐秘力量的神秘煽扬。在技术生态的、几乎是泛灵论式的共振中，人类能动者可以在这一部署中直接运作，即便它已不再可控。与这种参与性的感知相对，秘密文化以保密的魅惑与荣光来引诱人类能动者。 这两个话语场在这样一个地方相互连接："感知"与保密补偿了知识与理解方面的不可通达性，并幻想出新的参与形式。秘密文化由此描述了——尽管只是部分地——数据政治的状况，在其中，数据的协商与使用是秘密进行的。然而，由于它们与技术生态类似，以对症候的描述为出发点，并将这些症候指定为现状，它们便有凝结为一种治理术模式的风险。因为数字奥秘不仅使秘密政策合法化——这些政策只能被服从和遵循，却不再能被人类能动者理解或主动创造——而且还以不知的理论模型使技术的封闭合法化。如果不知是现状，那么一切揭示其中秘密的努力都将是徒劳的。 由不同话语所产生的技术圈层部署，因此旨在造就与技术环境一同摇摆、并在感知中颂扬自我优化的人类能动者。如此一来，他们便遗忘了技术圈层的政治。在数字奥秘文化中，这种处于圈层之中的技术性存在的顺从，由此成为政治公众的新仪式。 ### 矛盾性：在新描述与政治之间的平衡行为 本文的论点是：一方面，在正在形成的话语景观与技术圈层部署中，所处理的是对技术自组织时代之文化的一种必要的新描述。另一方面，在已不再完全可理解、且日益封闭的技术环境的语境下，探索理论构型的可能性至关重要。这一部署的问题在于，如前所述，新本体论同时在自身中携带着政治，而这些政治有必要被认识与反思。例如，对情动与敏感物质性的兴趣，源于这样一个事实：通过聚焦这些方面，人类能动者越来越多的维度可以被捕获并形式化。这些过程的捕获结果随后首先被转移到数据经济之中，例如用于用户画像；其次被用于调节由算法控制的过程。用户做的事情越多——哪怕是出于失误——算法便能"学习"得越多。被颂扬为例如身体的前意识、与世界相连之中的新知识的东西，也始终可被用于经济利益。因此，有必要根据当前话语景观与一种"情动体制"（regime of affects）（Angerer 2007）的关联来审视它——这种体制毫无疑问地、广泛地、普遍地收编人类能动者。人类能动者对此如此着迷（Sprenger 2016），以至于隐蔽的数据收集与分析模式，以及大型玩家（亚马逊、谷歌、脸书）的利益，都受到了欣然的支持。一种在对其政治无知的情况下被消费的持续数据供给，由此便成了参与技术环境的意义与目的。 由此看来，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是一部魅惑史中的重要元素，而技术圈层部署必须被解读为这样一部魅惑史。在其中，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起着蒙蔽与分散人类能动者注意力的作用。如此一来，后诠释学的认识论便变异为一种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政治与体制。 如今的巨大挑战在于：发展数字文化之构成所绝对要求的新描述，同时又不忽视其政治与治理方面。按照上述假设，在今天的数字文化中，出发点是这两个过程之间一种无法消解的同时性，因此在本体论描述与反思之间不停息的平衡行为将是必要的。 有鉴于此，任务便在于参照新描述并使其作为话语而变得可读，同时仍揭示它们对于理解和应对数字文化的潜力。那么，智能物对人的技术性情动可以如何被描述？技术环境可以如何被看待，而又不忽视它们以及弱本体论话语所携带的总体性诉求（Engemann and Sprenger 2015b, 58）？这些工作必须——而这正是巨大的挑战——在如下前提下进行：由于技术黑箱化、在数字文化中的纠缠，以及方法与发现之间的相互关联（Pias 2015），理解与知识受到阻碍，也许已永远失落。因此，问题在于数字文化中的批判，这种批判所关涉的是由技术引发、却由话语生产的不知与不可理解性。 ## 如何进行批判？在展出失灵之物中表演话语与技术 为了进行分析与反思，需要一种考察形式，它在由话语生成的知识与批判处境之下，既允许一种反思性的距离，同时又考虑到既不存在稳定的"数字文化之外"，也不存在传统诠释学意义上的理解的可能性。在这些条件下批判可能是什么样子，将通过展览—表演"失灵之物"（Dysfunctional Things / Versehrte Dinge）来加以阐明。该项目于2015/16冬季学期在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in Lüneburg）以"补充研究"（complementary studies）为名、由来自不同专业的学生发起。项目的出发点是如下考虑：据说，我们的技术处境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我们与我们的智能技术物（例如智能手机、平板电脑、冰箱、搅拌机、健身追踪器和GPS手表）——它们常常比我们自己更了解我们——生活在一种对称的能动性之中。如果物与技术环境（例如交通系统、智慧城市、购物中心）如今拥有其自身的权利与行动能力，那么我们是否还可以例如简单地丢弃那些发生故障的物？如果这样做如今已不恰当，那么对人类来说，被失灵的技术物所包围又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背后的关切，是借助对数字文化理论描述的夸张肯定，来照亮数字文化当前的话语景观。由此，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构成及其效应也应当得到体验。 ### 展览[^f04-8] 为探索这些问题，项目实施了一场"奥伊伦施皮格尔（蒂尔·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Owlglass (Till Eulenspiegel) prank），或者按照巴宗·布罗克（Bazon Brock）的说法，即肯定性地"咬文嚼字、照字面行事"的艺术（Brock 1986, 288）。处于中心的是对物与人类能动者之平等的夸张肯定与认同，以及随之而来的对后者的废黜。其假设是：发展理论很容易，但这些理论能被多么认真地对待，只有在它们被具身化时才能看出——因为在这一过程中，理论建构的相关性、后果与治理术，在通过经验获得时变得可以辨识。因此，应对并检验所分析的知识与批判之矛盾处境的策略，便是通过将话语以及技术条件付诸表演来生成理论。具身化与表演应当生成知识。这种实践性的理论与知识构型，在人类能动者去中心化的处境中似乎也是恰当的，因为付诸表演与具身化的实践总是在环境中实施，并依赖于表演的不确定性，因而不应有退回自主主体观念的危险。这些实验的问题是：如果上述理论被付诸实践，文化会是什么样子？在接受物以及我们自身的去权能化方面，我们会走多远？ 为进行这场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学生们制作或带来了发生故障的物。这些物应当有缺陷，但仍然能够运作。按照设想，它们会以其失灵对人类使用者强加特定的行为，从而使失灵/运作之物（dys/functional things）如何塑造人类变得可见、可感。 与失灵之物相关的展览和表演，营造出一个名副其实的、由物与人之能动性构成的平行世界。它就像一部当代科幻作品，其中所讲述的已经成为日常文化。看一看这些项目便可说明这一点。 > [图1：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界面——人类能动者借以进入技术环境的东西——在数字文化中十分重要。界面不仅使对技术操作的控制成为可能；它们还通过其设计塑造使用者的行为。因此，它们是通往技术世界以及人机交互模式与体制的敏感门户。展览提出这样的问题：假定物的激进平等，当界面受到干扰而又不能被丢弃时，会发生什么？在此语境下，项目搭建了一个工作站，配有一只有缺陷的电脑鼠标，它会做出自行其是的运动，从而生成奇异的图画。 > [图2：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Train your Brain（训练你的大脑）（Jan-Erik Förster）。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批评一个界面用户友好性差，与体贴地将其纳入考虑并为干扰感到高兴，二者之间有着巨大的差别。 > [图3：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Betreuungszentrum für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räte / 跨界设备照护中心（Julie Heitmann, Nadine Teichmann, Franziska Debey）。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跨界设备照护中心"（Betreuungszentrum für grenzüberschreitende Geräte，BGG）是另一件作品。在这里，失灵之物可以被托付照护，以免它们在无人看管时造成损害。在BGG，形成了一种完全独特的教育与行为文化，范围从与设备合作者一起进行、旨在与技术物恰当接触的心理训练，到例如电子教育学（electropedagogy）的新课程。 在失灵之物的人造世界中，"失灵智能手机市场"（Market for Dysfunctional Smartphones）这一站点恰如其分地阐明了新的物与数据世界的经济面向。当人们不再能够摆脱他们的智能手机时，围绕其收购就可以形成一种奇特的生意。这一商业构想由一家别出心裁的初创公司付诸实施。失灵智能手机的所有者可以通过互联网将其出售给这家新公司。这家富有进取心的企业随后可以向前所有者收取费用，代其妥善保管该设备。 > [图4：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Markt für versehrte Smartphones / 失灵智能手机市场（Laila Walter）。摄影：Martina Leeker，吕讷堡，2016年。 作为保管的一个例子，一部失灵的智能手机被陈列在一座祭坛上，祭坛上摆满了精美水果和鲜花等丰盛供品。 在展览中这个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的世界里，数据权利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因为智能物是由收集和处理数据的算法所控制的技术设备。 > [图5：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Magna Carta der Datenrechte / 数据权利大宪章（Martina Keup）。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如今，在以人权为基础的数据权利中，生命受保护的权利、迁徙自由的权利以及集会（兼容性）的权利已被赋予数据。这些权利的一个后果是，例如，由于迁徙自由，人类能动者不应再被允许使用数据保护的方法。 ### 作为批判与抵抗方法的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 这场展览—表演关涉此处所概述的当前话语景观的两个方面，即（1）技术生态的话语与（2）数字奥秘。其焦点之一是由它们所生产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形式，这些形式被加以肯定，并由此受到批判。 （1）物的话语与技术生态的话语被认真对待，并以夸张的方式被体验。由这些话语所生成的、源自复杂能动性与技术环境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成为（非）知识的新可能性。这种出自非知识的知识及其效应，在"衣物低语者"（Kleiderflüsterin / clothes whisperer）那里清晰而简明。通过倾听受损的衣物、听取它们对修补的渴望，人们达到了新的感受力层次与形式。 > [图6：此处原有图片，未收入译本] 展览：失灵之物。项目：Kleiderflüsternde Nähwerkstatt / 衣物低语缝纫室（Nadine Teichmann）。摄影：Martina Leeker & Laila Walter，吕讷堡，2016年。 其效果之一是把她毛衣的两只袖子缝在一起，从而使穿着者的双手"失灵化"。然而，在展览中立刻显而易见的是，这些新的知识形式源自想象，并且——如衣物低语者一例所示——可能负载着泛灵论式的遗绪。 这场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也试图探索（2）被宣告的数字奥秘。值得注意的是，在展览中，奥秘已经成为失灵地运作着的日常世界的有机组成部分。对此一个尤为突出的表现是"物之数据权利宣言"（Declaration of Data Rights of Things）。因为借由这份宣言，数字奥秘以数据不可侵犯性的形态成为法律，而人类能动者则成为其合作伙伴。 在对这两种话语的考察中，夸张的肯定是批判性反思的触发器。通过表演者与参观者进入这些话语景观、肯定它们并生活于其中，其批判的、政治的或治理的方面得以显现——因此，对夸张的表演生产出了其自身的理论输入。 ### 恶作剧者的知识 这场展览的任务是，通过夸张的肯定与表演，使在诠释学受阻或受挫时期对数字文化进行话语分析成为可能。关键在于将具身化与表演生产为一种认识论装置，它能够生成并训练此处所描述的矛盾性思维，这种思维与描述和分析之间的平衡行为相关联。为此，表演者扮演了"恶作剧者"（tricksters）。这一混杂形象之所以令人感兴趣，是因为按照埃哈德·许特佩尔茨（Erhard Schüttpelz）（2010）的说法，恶作剧者不仅扰乱共识，而且首先激发相互冲突的诠释，并将相关者诱缚于一种无法消解的对立之中。一件事物不只是好或坏，而总是两者兼具，并且还是第三种东西，在其中各种矛盾被作为不可调和者传达出来。 恶作剧者的这种地位因此对应于前文所述的数字文化的构成。对"处境"的新描述事实上是必要的，但它们又必须根据其话语的、政治的和治理的效应与潜能不断地接受检验。在这一处境中，恶作剧者以及他所激发的思维，可以被视为一种适合数字文化的认识论立场与练习——因为它们建立起持久的、认知—情动的多稳态图形（multi-stable figures），借此可以激活并支持各种不同的再思考。 如此，数字文化经由恶作剧者进入一种阈限状态（liminality）（Schüttpelz 2010），一种永不终结、也不会在任何新秩序中达到顶点的过渡状态。恶作剧（trickstery）由此成为一种行动与思维的形式，它可以通过以夸张的肯定与矛盾介入本体论化来影响数字文化。 ## 如何继续？数字文化中的批判实践 在"失灵之物"项目中呈现的反思层面与批判立场，因此对表演者与参观者而言，都表现为对理论构想与话语以及技术条件的具身化与体验。也就是说，理论与条件应当在行动中变得可反思，从而使"人造世界"中的批判位置产生于这些世界以及人们在其中的行为。通过在展览中将理论具身化，一种"来自审美经验的批判"，以及其次一种"批判的审美经验"，就以这种方式成为可能。 这种"批判实践"回应了数字文化中由话语与技术所生成的知识、研究与批判状况的构成；如前所述，它们正面临着非知识、不可理解性、前意识感知的论断，以及持续的自我/反思与新本体论描述和批判分析的同时性。此外，数字文化由无所不在的基础设施构成，这些基础设施形成了无法逃离的技术环境。其结果是，批判存在于围绕它的话语之中，以及由前者所生成的处境之中，而不再位于迄今被视为必不可少的"外部"。在这个项目中，人们所实验的不是走出技术文化条件，而是走入其中，这应当使得在内部找到一个批判位置成为可能。这个内部并不指主体的位置。相反，使物与人类能动者变得陌生的夸张认同，产生了一种"作为外部的内部"与"作为内部的外部"。在这一构型中，问题在于在与周围环境的纠缠之中并从这种纠缠出发进行批判。并且，问题在于以生产性的方式应对非知识。 ### 批评之后：走私、移开目光（伊里特·罗戈夫）与表演 "批判实践"可以被进一步界定为一种面向数字文化的反思方法，因为它远远超越了随着诠释学危机而变得低效的传统批评形式，并激烈地反对任何形式的"批评"（criticism）（Rogoff 2003）。按照伊里特·罗戈夫（Irit Rogoff）的说法，批评建立在认识与理解的基础之上，因为它意在使不可见者可见、谴责纳入与排斥，并揭露不公。[^f04-9] 罗戈夫以"批判性"（criticality）（2003）取代这种批评的概念与实践。这一概念的出发点是：人无法站在自己正在批判的处境之外。在数字文化中，由于方法、技术与话语（关于数字文化以及关于批判的话语）相互交织，几乎没有什么存在于数字之外，因此产生了类似的处境。按照罗戈夫的说法，这是"栖居于这样一种状况：我们深深嵌入其中，同时又具有批判意识"（2006, 5）。即便本文预设批判的概念也是由话语生成的——例如当今的距离丧失——并在这一构成中成为现实，罗戈夫的观点对于后续应对已出现的当代距离丧失处境的方法仍有意义。罗戈夫提出了两种可以实现这种"栖居"的方法。它们可以被检验其价值，也可以被检验其在数字文化的技术与话语条件下对于反思与理论构型的价值。 罗戈夫将"走私"（smuggling）（2006）视为一种在既定的、合法的秩序中实现渗透的方法。走私沿着边界移动，并在可渗透之处突破。走私的目标不是抵抗或摧毁，而是在一个既定的处境中以另一种秩序存在。在这一构成中，走私可以说是现存法律与秩序的一部分，同时又是对其进行反思的一种方法。 与走私相伴的是"移开目光"（looking away）（Rogoff 2005）。移开目光出自一种反诠释学的冲动，它反对"彻底审视"——后者与这样一种观念绑定在一起，即认为可以看到隐藏在表面之下的预先存在的意义。与之相反，移开目光会使奇异而意外的事件进入存在，意义将是空缺的、流动的。移开目光是一种参与文化的方式，因为借助这种方法与态度，话语的权力受到质疑，其他声音得以被听见。就被宣告的数字奥秘而言，被排斥者的声音可以借助审美的位移而在其大门前被保持在场。 "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之表演"的方法可以被添加到前述两种方法之中，因为它已在展览中经过检验。恶作剧所运用的不是数字奥秘的感知与笼罩于秘密之中，而是表演的（不）安全性与不可预测性，借此可以形成对权力话语一种完全不同的分析。它们使不知与不可理解性文化的密封外立面变得可渗透，并产生对其话语构成及其"政治"的洞见。 ### 形塑/告知文化：发明异质世界 最后，将进一步考察在"失灵之物"项目中被检验的、作为介入当前关于数字文化与批判之构成的话语的方法。问题在于，在数字文化的话语场以及技术圈层部署中，一种具体的位移如何能够发生。这首先关乎允许一种不同的世界观，并通过这些位移去想象和实现不同的秩序。 从根本上说，"忘却"（unlearning）（Sternfeld 2014）对于不同文化的形成是必不可少的。但已经学会的东西无法简单地被忘记，因为它深深地嵌入身体与行为之中。也就是说，关键在于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生产。然而，这并不发生在保密体制或技术生态的语境中，而是在对知识与非知识之阈限进行实验的意义上发生。这里的关键是使对可说者、可见者与可诠释者的重新占有与位移成为可能。 这些生产性批判的形式与方法，可以被整合进"形塑/告知文化"（in/forming cultures）的概念之中。这一概念是作为对此处所概述的数字文化之特定技术、认识论与话语条件下的批判的一项贡献而提出的。其含义是：（a）一种独立的、人造的——例如过度的、奇异的、陌生的——文化被创造、表演并变得可通达。这种文化构型（b）通过映照现存文化，在其教育/养成的意义上"形塑/告知"（in/forms）现存文化。从这种双重构型中产生了（c）小范围的——即局部的、暂时的、针对具体情形的——可见者与可说者的位移。由此，反过来又可能产生其他的故事以及自我赋权的集体行动空间。这指的是人造世界与平行世界的生产，在其中，陌生的生活方式或未知的技术结构在运作。它们遵循自身的逻辑，并借此持续渗透进主导文化之中。因此，这些平行世界一方面会以奥伊伦施皮格尔式的夸张肯定揭示现存文化的反事实性。另一方面，作为人造世界，它们会勘察并检验例如技术可能性或其他生活形式的潜能。这完全关乎对数字文化中的非知识与不可理解性的反复质疑、重新考虑与重新思考，以便在技术与话语生产的非知识之间开辟并拓殖一个反思与知识的空间。事实上，许多事情本可以截然不同，因为——正如本文所阐述的——数字文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话语创造的，并且作为话语创造物在政治上是有用的。 感谢"失灵之物"研讨课的学生们所做的项目。 [^f04-1]: 知识指的是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说的某一历史阶段中的知识秩序（知识型，episteme），它与权力不可分割（Foucault 1994）。非知识由此在如下意义上是生产性的：通过与权力的相互作用，新的知识形式可以被开启。一个例子是规训行动，借助它可以创造出用于对个体进行分类和处置的新知识（Foucault 1994）。在数字文化中，非知识成为一种新的知识型，从而建立起新的知识形式。 [^f04-2]: 人有可能知道某事却不理解它。理解首先指的是一种由交流与行动所调节的知识运作化。其次——这也是此处所关注的——"理解"指的是诠释学传统，它组织认知能力并赋予意义。这要么将主体及深层心理学的解释模型推到前台，要么将一种在主体与意图之外处理数据的机器式理解推到前台。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2001）的诠释学模型同样不需要主体，因为它将理解创造为系统经由耦合而实现的一种功能。对德里达（Derrida）而言，理解与诠释学最终是一个问题，因为它们固定定义，从而排斥"他者"（Derrida and Gadamer 2004）。（关于结合数字文化考虑的诠释学史，参见 Pias 2015。） [^f04-3]: 知识与理解，或其不可能性，可以被汇集在"知识系统"（knowledge systems）的概念之下，这一概念包括知识型、认识论与诠释学。 [^f04-4]: 本文假定批判并非先验存在。相反，在不同的技术—历史处境中存在着不同的批判概念与实践，它们应当使反思与保持距离成为可能。这既涉及认为批判可以从外部的、有距离的位置出发的观念，也涉及例如二阶观察（second-order observation）的概念，而后者否认批判有任何外部位置。 [^f04-5]: 由于"行动者"（actor）的概念仍隐含着自主且具有意向的主体概念，而这一概念在数字文化及其各个部分的"能动性"中受到质疑，因此本文使用"人类能动者"（human agents）的概念，以标示旧有的人类中心主义观点的一种新地位。 [^f04-6]: 在进一步的研究中，应当从数字文化的技术史（Technikgeschichte）出发来勾勒其技术条件。 [^f04-7]: 参见本书所收拜耶斯与皮亚斯的文章。 [^f04-8]: 完整的项目文献，包括图片、视频及进一步的分析，参见：Leeker 2016。 [^f04-9]: 因此，为了"批判的具身化"，有必要远离进行判断与评价的批评，正如米歇尔·福柯以悬置判断所呼吁的那样（Sprenger 2014）。进行判断的批评事实上必须被视为其自身的话语与独立的体制，因为它对诠释的主权提出了要求（Rogoff 2003）。 ## 参考文献 Angerer, Marie-Luise. 20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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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inrich von Kleist's The Duel on Big Data Curation* 珍妮·莫泽（Jeannie Moser） > 本文将数字文化中盛行的、关于数据与传播透明性（transparency）的矛盾话语加以历史化，办法是让它与对克莱斯特中篇小说《决斗》（*The Duel*，1811）的一种解读相对照。在文学这一媒介中，以数据为基础生产相关且可靠之知识的可能性条件，成为分析与批判的对象。数据处理的基本操作已被证明是易错的，且受到媒介的败坏——媒介非但没有降低复杂性，反而加深了它。与降低这种复杂性的信任（trust）相反，《决斗》演绎了一种不信任（mistrust）的认识论：它坚持认为，真理据称应从中显现的那些数据，是多义的、可疑的、易变的、转瞬即逝的。 > 我的上帝，梅伊想。这是天堂。 > ——《圆环》（*The Circle*） ## 引言：反乌托邦的透明性 文学参与、分享、强化、激化当下的话语与观念，有时也会夸大它们。就后者而言，在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的反乌托邦小说《圆环》中，计算机系统收集、交换并提供数量多到难以置信的信息，以至于非知识（non-knowledge）的一切缺口似乎都被不可逆转地消除了。小说讲述了一种被数字技术完全浸透的、时髦而花哨的硅谷文化，这些技术预示着所有人对一切事物的披露、传播与监控。这是一种绝对拒绝承认不透明之物、被保留之物、模棱两可之物、不可理解之物或被忽视之物的文化。由于上述每一种短暂且可协商的非知识衍生物都标示着一种彻底的不足，这一文化的首要规则便是：凡发生之事，皆须被知晓。"秘密即谎言""分享即关爱""隐私即盗窃"，是庞大的圆环公司（Circle Corporation）的相应口号；该公司将谷歌（Google）、脸书（Facebook）、推特（Twitter）、苹果（Apple）等所提供的全部服务集中于一个名为"TruYou"的媒介概念之中。 在《圆环》中，政治治理、自我治理与数据治理相互交织，结成了一个高度敏感的联盟。权力结构以一种激进的方式被改头换面——表面上看，透明性的理想翻转为可见者的暴政。私人个体与公众人物都开始佩戴摄像头，全天候传输影像，整个网络社群都可以追看并评论。监控被民主化了。政治纲领与计算机程序在一个名为"Demoxie"的软件中交汇，该软件据称能促成最纯粹、最直接的民主，即一种"用你的声音和你的胆量（moxie）实现的民主"（Eggers 2013, 396）。 ## 大数据、能动性与非知识的幽灵 正如一般的反乌托邦一样，《圆环》是对当下的一种强化。它与 LiquidFeedback 之类的开源工具极为相似；这类工具为提案拟定与决策的互联网平台提供支持，其方式是"持续地倾听选民的声音，并将其直接反馈到当下的政治进程之中"（Hendriks 2014）。但最值得注意的是，它放大了这样一种话语：该话语宣称，无知（ignorance）无可挽回地是某种需要纠正的东西（Proctor 2008, 2），并且纠正所需的一切都可以在互联网上免费获得。在一个流体化的档案中充溢的海量数据许诺了全知（Stalder 2015），并将全知与全能联系起来：每个人都将有能力成为一位发现真理的、自主而独立的专家。 然而，这一话语所忽视的是，可获取性、透明性与真理实际上并不等同。单凭信息的积累并不能产生真理。缺少的是方向，是那种单一而有约束力的意义，即依赖于区分的东西（Han 2013, 17; Proctor 2008, 3）。雷蒙德·戈伊斯（Raymond Geuss）在为雅克·德·圣维克多（Jacques de Saint Victor）的《反政治者》（*The Anti-Political*）所作的评论中，正是据此来反驳那些要求实行直接的 Web 2.0 参与式民主的主张——例如世界各地的海盗党所推行的那种民主。这部 2015 年出版的书讨论的是西方的不信任民主，其特征是政治上的怨愤不休。它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观察：那些自认为反政治的、要求腐败而不透明的权威和专家统统退位的个人与运动，正日益得到认同；驱动它们的是一种易于导向偏执的观念，即权威和专家"主动地组织怀疑、不确定性或错误信息，以帮助维持无知"（Proctor 2008, 8）。 戈伊斯与德·圣维克多的批评乃至怀疑，针对的是反政治者所给出的、以政治数字化为基础的答案。它们也针对总体透明性的幻象——据称，总体透明性能够使人独立地形成意见、判断与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被设想为超越了那些既有的、受到不信任的批判机构、智囊团、代表性机构以及控制信息流动的权力机构（de Saint Victor and Geuss 2015）。事实上，权力集中于数据的排序之中。早期现代政治理论就已注意到，权力的本质在于对信息所经由之渠道的治理（Vogl 2010）。能动性凝聚于过滤器之中，过滤器通过预设并区分相关者与无关者、将知识与非知识彼此分开，来引导数据流。 但在戈伊斯看来，问题并不在于（政治）机构的结构——尽管它们组织着数据——而在于政治系统总是嵌入在经济秩序之中，这正是反政治者的盲点。由此出发，距离备受赞誉的透明性也就不远了。谷歌的算法规定着知识的边界："人们所能知道的，"戈伊斯写道，"就是一次普通谷歌搜索的内容：一股几乎无穷无尽的洪流，充斥着无关的事实、谎言、投机性的幻想、半真半假乃至四分之一真的话、误导性的影射，以及完全不受控制的意见表达"（2015, 105f.; Stalder 2015）。 不过，更为根本也更为严重的是这一程序本身，它碾磨出知识与非知识二者的地位。这一地位始终是一件需要持续协商的事情。它们各自的效力领域与合法性领域之间的边界必须不断地重新划定。而且在大多数情况下，知识与非知识是相互污染的，需要有过渡的空间（Bies and Gamper 2012）。由此看来，对总体知识的梦想与无知的幽灵同样都与数字技术紧密相连。但这实际上并非数字文化之新电子媒介所特有： > 互联网的无所不在、谷歌和微软等公司对数据流日益加剧的垄断，以及几乎不可理解的海量信息（其认识价值完全不明），至多不过描绘了一种本已成问题的认识危机状况的加剧。（Geuss 2015, 107） ## 认识危机 数字技术所提供的知识，在话语上表现为一座以电子方式保存且可供访问的数据宝库。但它依然面临着这样一种困境：对这些令人困惑的海量数据进行排序、评估与结构化，始终是一项紧迫的任务。一个持久的难题是将有意义者与无意义者区分开来，并由此确立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差异——正是这一点促成了认识危机。因此，即便数字文化自认为已经逃离了非知识的领域，仅有对数据的访问也是不够的。有效的能动性取决于单个数据点的可变性。它取决于识别相关联系的能力——换言之，取决于那些复杂而极其关键、值得仔细审视的处理程序。 伴随大数据而来的认识危机日益加剧，这一诊断从历史的角度看意味着，这是一场长时段（longue durée）的危机；其门槛最迟在 1800 年前后便已出现。自那时起，关于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与边界的问题便一直十分紧迫，并最终归结为一个悖论性的结论："对自身无知的认识是启蒙的前提"（Proctor 2008, 5）。这一问题之所以出现，是因为知识不再仅仅是被收集起来。由国家、人民、科学、自然和经济所产生的数据，其生产、储存与传输成了问题。它该如何被策展/整理（curation）？什么与当下的处境相关？大约从 1800 年起，知识分化为种种旨在使数据可操作的组织与管理形式。在事物的多样性、偶然的海量数据与排序原则之间，在国家与个体之间，存在着种种产生非知识空间的缝隙，它们亟待被弥合（Schäffner 1999）。 与此同时，做透明性之梦、宣称表象具有欺骗性，或对（贵族式的）伪装与掩饰提出控诉，也绝非什么稀罕之事。被通胀式地使用并令人关切的词语是：揭穿、披露、公开与曝光（Starobinski 1988, 12; Schneider 2013）。 ## 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决斗》 正是在这一认识危机的历史状态之中，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Heinrich von Kleist）以手写的方式创作了中篇小说、戏剧、报刊文章以及大量私人信件。尽管他的参照系统是模拟式的，当今的媒介理论却正是得益于克莱斯特，才获得了对数据策展程序的洞见——这些富有挑战性且棘手的实践与技术，对于将浩如烟海的数据转化为相关的知识、进而对非知识加以限制而言，是必不可少的。独一无二的是，他的全部作品都反思并考察了自 1800 年以来日益加速的那些认识系统转型，并将其与一种根本性的媒介批判联系起来。 他的作品几近执迷地描写信息的传输、感知、管理与处置，并且——甚至在呈现方式本身之中——处理知识受制于媒介的种种方式。在他的作品中，媒介增加而非降低复杂性这一事实成了一个问题。无论以何种形式，传播总是伴随着随机的噪声。克莱斯特的文本演绎着失败、误读、仓促而草率的结论。它们凸显了伴随启蒙之普遍性乐观主张而来的无能与压迫。反过来，信息来源与信息提供者的平等与诚实也悬而未决。确定真理始终是一项充满脆弱性的冒险操作。而权力技术的不可见性依然存在。 中篇小说《决斗》于 1811 年付印。作者身处一个模拟媒介的世界，却让我们错位，把我们抛入一个甚至尚不知道印刷机的世界。他把我们置换到一个既非按共和原则、也非按民主原则组织起来的世界中。 《决斗》以描写一桩发生于 14 世纪末的谋杀开篇。布赖萨赫公爵（Duke of Breysach）刚刚使一个非婚生的儿子获得合法地位并成为王位继承人，便被一支箭射中身亡。他同父异母的兄弟雅各布·罗特巴特（Jacob Rotbart）一直与他处于世仇状态，此人因为是那支箭的主人、且在案发时不在场而受到怀疑。但罗特巴特在法庭上声称，他那一夜是与莉特加德·冯·奥尔施泰因（Littegarde von Auerstein）一起度过的——据叙述者说，人们必须知道，这位女士"在这一骇人听闻的诽谤说出之前，一直享有最纯洁、最无瑕的声誉"（293）。[^f05-1] 作为证据，他出示了一枚戒指，那是他从莉特加德那里得到的临别礼物，他也因此转而对她提出指控。莉特加德的父亲温弗里德·冯·布雷达（Winfried von Breda）收到了关于他女儿的这一骇人消息，在读到法庭"可怕的通告"时，当即中风倒地（294f.）。莉特加德随后被她的兄弟们逐出布雷达家族，这又在家长死后引发了关于遗产的纷争。 唯有遇害的布赖萨赫公爵的侍从官弗里德里希·冯·特罗塔（Friedrich von Trota）坚信莉特加德是无辜的。他确信罗特巴特的证词是虚假的，于是向罗特巴特发起一场神圣决斗。在这场神判（ordeal）中——它让被告受制于一场规则严格的游戏，一场与自己身体的搏斗（Foucault 2002, 712）——弗里德里希却离奇地身受重伤。这一受伤被视为战斗的结束，于是号角三度齐鸣，罗特巴特将"他的脚踏在倒下的骑士胸口上"（306）。弗里德里希和莉特加德因罪恶地祈求神的裁判而被判处死刑。但随后，由于一个"奇特而引人注目的事实"，故事发生了"出人意料的转折"（313f.）——考虑到作者是克莱斯特，这一转折其实并没有那么出人意料。 ## 以证据和神判为中介的真理 这个故事努力去阐明多个紧密交织的案件。罪责、欺骗、美德与荣誉都参与其中。但这个故事更多地关乎对那未知之物的重构，或干脆说是建构。它关乎在知识与无知之间的灰色地带中的一种躁动：这种躁动一方面把握着已获保障的知识储备，另一方面又伸向那不能被知道或尚不能被知道的东西——换言之，伸向调查的程序与实践。而这些程序与实践又与认识媒介相联系。 尘世的法庭与神圣的法庭都被召集起来；在整个故事中，物件被检验，文书被递送——问询函、信件，以及文件和卷宗的残片。它们被阅读，或者更确切地说，常常被误读/读漏（over-read），然后证据被呈上，证人被传唤并受审，私人谈话被当作审讯来进行，陈述被收集起来，最后，一切都被加以解释。因此可以说，《决斗》以基于数据生产相关且可靠之知识的可能性条件作为其反思的焦点。它利用透明性的语域，迫使人们追问：究竟什么才是应被揭示或应被穿透的东西？——并且它进一步追问，被披露之物如果真的存在，是否会被认出，抑或反而会一再被忽视（参见本书中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与蒂蒙·拜斯［Timon Beyes］的文章）。 这部中篇小说没有扣人心弦的情节，也没有天才的侦探人物，取而代之的是视角的突然转换，人物、行动线索以及话题的离奇而难以置信的变化；它所处理的主要是数据策展操作本身。文学这一媒介转变为一个观察非知识及其管理的程序。这部中篇小说的核心问题在于：某种东西如何能够——或者究竟是否可能——从一堆令人困惑的偶然事件中被提取出来并被认定为有意义的？这触及了数据的可获取性与可分类性之间的差异本身。它所通向的边界是确定性的边界——也就是说，超出了纠问式的真理确定手段（Bergengruen 2011, 135）。 一方面，这个故事将我们带入一场带有中世纪色彩的辩论版本之中，这场辩论关乎 18 世纪所确立的基于证据的推理。它将法证实践作为一种阅读书面与口头符号、物件与事实的语文学—诠释学方法付诸运作，然而所有这些都被呈现为阈限现象，并被附上了不可辨读性的标记。另一方面，神的裁判被认为应当通过超自然的符号来裁决争端。是上帝要保障传播免于偏见、分歧与可疑（Hahn 2008, 286）。因此，借用罗兰·罗伊斯（Roland Reuß）的说法，我们可以说，这个文本对决斗的描写，与其说是在正义问题的语境中，不如说是在真理这一争议核心的语境中。 神圣决斗中神圣的武力裁决——严格说来，它是一种决定胜负的二元结构游戏（Foucault 2002, 713）——被认为应当在法律争端中确定真理，并且应当准确无误地将真理揭示出来（303）。因此，真理并非完全独立于搏斗主体认之为真的东西。但在克莱斯特的文本中，所期望的真理显现与主体所持的真诚主张之间的鸿沟被描绘为无法弥合的（Reuß 1994, 8f.）。 如果上帝之言应当对罗特巴特的陈述作出裁决，或者如故事中所说，裁决"他所发誓的、针对［莉特加德］的证词之真实性"（303），那么它实际上是完全明确而透明的。但无论是决斗的观众还是《决斗》的读者，在当时都无法知道这一点。这正是故事发生意外转折的原因与所在：罗特巴特所受的一处"看似微不足道"的擦伤（314）发展成了致命的创伤，而被击败的特罗塔却恢复了旺盛的健康，并要求继续战斗。因此，文本对于解读上帝讯息的恰当方法——如果不是对其根本的可辨读性的话——产生了不同的意见："哪个凡人，"特罗塔问道，"敢于擅自解释上帝在这场决斗中所作出的神秘裁决？"（307）。文本把证据与决斗制度统一起来，同等程度地将二者都变成了一件不确定的解释之事，一个飘忽不定的分析与协商问题。它们最大限度的认识韧性受到了严格的检验。 ## 信任作为故事的光辉英雄 无论是当时的证据，还是不合时宜的神判审判（它在 12、13 世纪就已从欧洲司法生活中消失），都被证明是不可靠的。它们反而被表明是需要解释的，因而受制于人的错误归咎。因此，二者都与一种非司法的选项联系在一起。故事引入了另一个实体，它似乎打开了一条通往真理的直接而无中介的道路：克莱斯特让信任成为其故事的光辉英雄，并将其人格化为弗里德里希·冯·特罗塔这一形象——莉特加德之清白的热忱辩护者。这对应于一种话语上的凝聚：通过这种凝聚，信任显现为统摄一切的；而如同认识危机的门槛一样，这种凝聚也可以追溯到 1800 年前后：信任他人且值得信任的人作为能动性主体登上了舞台中央。[^f05-2] 不信任则相反受到贬斥，只是作为幽灵出现。 当忙于盘算遗产的莉特加德的兄弟们将她逐出家门时，她转而向特罗塔求助。当她向他讲述所发生的事情时，他打断了她： > 不必再说了……在我心中有一个声音在为你说话，它所带来的确信，远比任何保证都更为鲜活，甚至比事件与情况的组合可能使你在巴塞尔法庭上为自己提出的一切证据与证明都更为鲜活。（299） 为了证明她无可指摘，特罗塔向莉特加德自荐为一位信任的辩护人，他通过思想与坚定不移的情感、知识与信仰的结合，期待获得确定性。这一案件变成了一桩反司法的心灵之事，它要求向心灵的法则立誓。由于信任显现为传播中的一道缺口，它要求一次可能带来致命后果的盲目一跃，而同时又必须从传播中产生出来（Hahn 2008, 229），心灵的声音便与那些模棱两可的证据和文本的语言相竞争。情感与道德被置于反思、表象、刑侦逻辑的对立面，也被置于"人为的任意法律"（308）的对立面——例如那些规定一场战斗一经法官宣布即告结束、不得重新开始的法律。按照安妮·弗莱格（Anne Fleig）追随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的说法，信任作为一种无条件的信任被置于故事的中心。它成为一种冒险的预付，作为一种实践被付诸实施。信任以自身为赌注，而且赌注很高——神的裁判冒着一场生死之战的风险（Fleig 2013, 98）。 信任应对难以判断的信息的方式是：缩短这道缺口，并将非知识（一旦它获得了一种公开宣称的形式）直接转化为行动，即便在没有透明性的地方也是如此（Han 2013, 78f.）。而它在话语上的对手——不信任——则是面对大量认识价值完全不确定的数据时的一种相反姿态。正是通过保持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缺口敞开，并借助强烈的想象力将其扩大，不信任才变得富有生产性，并可能起到批判性的鼓动作用。颇为引人注目的是，尽管《决斗》是一个信任在其中轰然登场的文本，它也同时演绎了这种扩增选项与可能性的幽灵姿态。 ## 皇帝的不信任 与信任不同，不信任乍看之下似乎并未出现在《决斗》之中。它所出自的那个人物几乎没有获得展现或界定自身的空间。那就是皇帝。他以权力承载者的身份进入情节，却在心理意义和叙事意义上都没有得到任何丰满的刻画。尽管如此（或者正因如此），我们仍可以从中引出关于不信任之功能与运作模式的洞见。有一段文字明确出现了不信任，而且那并非随便哪一段，而是一个极其敏感的时刻：恰恰是在转化不可知之物的过程与叙事双双发生意外转折之处。特罗塔和莉特加德被判处以火刑这一耻辱的死刑，而这一判决：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克莱斯特《决斗》英译本（David Luke 与 Nigel Reeves 译，1978，313f.）中的一段较长文字，大意为：判决本应立即执行，若非皇帝暗中希望对其抱有某种难以抑制的不信任之情的雅各布·罗特巴特伯爵亲临刑场；但奇特而引人注目的是，罗特巴特仍因弗里德里希给他造成的那处看似微不足道的小伤卧病在床，医生们的一切医术都无法使伤口愈合；一种当时医学完全不知的腐蚀性溃烂蔓延至他整只手，像癌症一样将其蚀至骨头，以致不得不截去整只手，后来又截去整条手臂；而这——正如如今很容易预见的那样——反而加重而非减轻了病情，他全身逐渐腐烂化脓，直到医生们宣布他已无可救药，一周之内必死。〕 皇帝的不信任似乎只是诸多种类的不信任之一，并未得到更进一步的关注。起初，它似乎只是促使这位君主——权威的最高化身，集一切能动性权力于一身（尽管他仍然依赖于宫廷与法官的信息和专业知识）——希望罗特巴特出席行刑。不信任由此为一种知识以及一个想要亲眼看见的认知主体腾出了空间，以便评估罗特巴特的身体所产生的数据：也许是种种激动与情感的迹象，而在 18 世纪的证据程序体系中，这些迹象作为值得登记和记录的数据而变得重要起来（Weitin 2005 and 2009）。 然而，检查伤口、痕迹与身体符号的并不是皇帝的眼睛，而是医生的眼睛。受一种怀疑认识论（Vogl 1991）的制约，他们注视着一只手，这只手通过退化而致力于传达某种被抽离的、不可见的、未知的东西。他们注视的恰恰是身体的这样一个部分：它反过来已不再作为媒介发挥作用——例如通过书写，或通过做出象征性的手势，如宣誓。医学的目光与帝王的鸟瞰视角相交汇，但符号解释与专业知识的权威被转移到了科学领域（Foucault 1973）——即便在那里产生的知识被表明是相对的、薄弱的。它被描绘为因时间而处于危险之中：如今——无论"如今"可能是何时——人们很容易预见到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然后它又将过时，再次变成某种全然未知的东西。除此之外，在医学专业知识的霸权之外，怀有求知意志的皇帝还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被超越、被智胜、被淘汰——也就是说，是文本本身没有给予他一个主动的角色。 ## 披露 皇帝的不信任在内容层面上得到的阐述如此之少，却对故事的进展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叙述突然以令人难以置信的速度推进——人们必须知道，叙述者揭示道，罗特巴特曾与侍女罗莎莉（Rosalie）有过私情。罗莎莉此后遭到抛弃，便假扮成莉特加德，在案发当夜与罗特巴特共度，并把她从莉特加德那里偷来的戒指送给了他。九个月后，如故事所说，"她不道德生活的后果显现出来了"（317）。罗莎莉指认罗特巴特为孩子的父亲，并以一枚戒指为证——那是他（毕竟他以为她是莉特加德）作为对她所赠礼物的回礼送给她的。在这一"显而易见的证据"的支持下，一份要求父亲抚养的诉状被呈交法院。法院将罗莎莉的证词连同那枚戒指一起送交帝国法庭，希望澄清"这一已成为主要话题的可怕谜团"（317）。 罗特巴特读过信件并拿到戒指后，当即供认自己对布赖萨赫公爵之死负有责任，并承认雇用了那名弓箭手："我是杀害我兄弟的凶手。"说完这番话，他倒回担架上，将他"黑色的灵魂吐入空中"。在火刑柴堆上被红色火焰吞噬的，是这位弑兄者的身体，而不是无辜者的。公爵的非婚生子作为其继承人的道德合法性，紧随其司法合法性而来（Schneider 2003）。莉特加德通过一道帝国诏令重获其父亲的遗产，仅仅三周之后，她便与特罗塔举行了婚礼。 这个故事最终获得了——而这在克莱斯特的故事中实际上是令人惊讶的——一个大团圆结局：罗特巴特的供认解决了刑事案件，而数据的总和及最终解释则构成了一幅关于他的罪行与莉特加德之清白的完整图景。她的知己特罗塔内心的声音似乎道出了真相，并成为破案的关键。然而，正是皇帝的不信任使这一大团圆结局成为可能，并确保了寻找真相的过程能够如此毫不费力地得出结论。这一出人意料的转折归功于一种不信任：它让故事在一个关键点上停滞下来，打断了事件链条，并带来了延宕。换言之，如果没有皇帝的不信任，这一案件将会有一个完全不同的结局——一个完全不同的真相：特罗塔和莉特加德早就被处决了。 ## 修正 正是不信任，通过坚持语义的开放性，引发了对每一个作为解释之结果而作出的决定的修正，使得数据失去其先前的证据效力，已巩固的知识开始退化。反过来，起初看似无关紧要的事实成为有意义的细节和新的证据，用以扩充证据体：罗特巴特那处看似微不足道的伤口，由于开始化脓，变成了一条有意义的痕迹，通向那可怖者的黑色灵魂。与此同时，唯有判决执行的延迟，才能证实罗特巴特的信念，即他本人也受了欺骗。 塔楼守卫和一位侍女的目击陈述——文本直到此时对它们几乎只字未提——如今得以被引入。新引入的数据得到了考虑：第一枚戒指起初被错误地用作罗特巴特的不在场证明，并被用作莉特加德道德失足的证据，如今则证明了她那偷窃成性的侍女的道德失足，并与第二枚戒指勾连在一起；第二枚戒指既证明了一个非婚生孩子的父亲身份，也证明了侍女所实施的偷梁换柱的骗局。一桩父亲抚养诉讼可以与那场引人注目的法律程序联系起来，而由于二者以这种方式结合在一起，它们便能协同破解那可怕的谜团。一下子，那些提供能动性的相关联系变得易于识别了（Geuss 2015, 106）。 在这里，不信任的作用在于启动叙述，并有效地将其导向它的"好"结局——那么，起作用的并不是皇帝本人。特罗塔那在话语上无法传达的信念，对于促成事件的转折也同样无所作为。即便看起来他似乎一直都知道，他的感觉也必须首先转化为压倒性的证据负担，并由一份供认加以证实。这些清晰的数据之所以能产生任何效果，只能归因于不信任所带来的减速与延宕。 ## 数据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与可疑性 这种不信任通过打断，在叙述层面上促成了对谜一般事件之破解的急速加速，并用不超过两段的篇幅将其引向终结；它取代了一种不经济的、出了名地无利可图的叙述模式——一种不信任的叙述模式，它给所有信息都附加了一个保留条件。皇帝的不信任与文本毫不留情地产生的一种不信任联系在一起。直到这倒数第二段——文本在此终于披露了那通过打断所叙述的行动而一直被保留的东西，即为了破案而必须知道的那件事——为止，文本一直在系统性地增殖可能的解释与联系，直至它们无穷无尽；它像那位聪明的侍女一样遮掩并隐藏自身。文本规定着知识的边界——并将自身呈现为一张由清晰与含混的解释、由"直言与暗示"（294）编织而成的网。 它没有叙述的，恰恰是人们可能想要知道的：为什么法庭一次也没有考虑到罗特巴特可能雇人去实施这一旨在为他确保王位的行为，为什么他的动机从未被考虑过。或者甚至为什么公爵的遗孀——她最初的问询便表明凶器即那支箭来自罗特巴特的武器库，这一问询也揭示出罗特巴特在谋杀发生时并不在他的城堡中——随后却对这些调查所得之指控的"模棱两可的披露"（她"仔细地读了两遍"）被公开提出表示不满，因为这是一件如此"不确定而微妙的事情"，并且她担心"任何考虑欠周的行动"（290）。尽管公爵临终时曾用她"当时几乎听不懂"的断续话语说过，他怀疑他的兄弟是凶手（320），这一切依然发生了——而遗孀直到这句话与证据体、罗特巴特的供认和死亡汇聚在一起碾磨出真相时，才想起它来。 同样无法解释的是，为什么莉特加德去找特罗塔。以及为什么她反过来在他看来值得他信任。在被召唤去捍卫她的荣誉时，是什么支撑着他对她清白的这种信念，并使他如此决然地发誓要证明这种清白——不是在法庭上，而是在一场公开的事件中，即神圣战斗那生死攸关的神判之中？所有这些，以及更多更多的东西，依然晦暗不明。 另一方面，任何可能的语境意义都不断地遭到损害。在文本中，数据、符号、事件、证人、陈述与事实——真理据称应通过它们显现——的多义性、不确定性与可疑性被直接主题化了。侍从官在皇帝的不信任出现之前紧接着进行了两场言语决斗，先是与他的母亲，然后是与莉特加德（Schuller 2000, 200），他说他可以无视神的裁判，从而将混乱与谜团以及认识危机推向高潮。弗里德里希质疑神圣战斗的时间边界，尤其是其终点——在那一点上上帝已作出了裁决——同时又将其结局评价为一个可被解释的陈述（Reuß 1994, 19）。 对母亲而言，这一神圣陈述的意义并不晦暗，因为她诉诸法律的权威，根据法律，"一场已被法官宣布结束的决斗不得重新开始"。然而对弗里德里希来说，决斗是因为一个"微不足道的意外"（307f.）而结束的。"人为的任意法律"与他无关。而在某种意义上他是对的：只是因为如人们所说，没有一位观众怀疑过他的死亡，那位只负责确保规则得到遵守的皇帝（Foucault 2002, 713）才结束了这场战斗。正如侍从官伤口的愈合所表明的那样——这些伤口终究并不致命——这一决定是任意的、偶然的。仅仅出于这个原因，神的裁判便变得复杂而多义。 ## 人们所能知道的 文本由此从根本上将这样一种困难——甚至是不可能性——问题化了：确定一个事件的界限并界定关于它的真相。恰恰是人们必须知道的东西，因而也是人们能够知道的东西，在《决斗》中恰好只为一个行动者所知：那位不可见的、全能的叙述者。是他——而不是皇帝——充当了一位理想的目击证人，他为所发生之事的真实性作证并加以核实（Vogl 1991），但同时又组织、过滤并分配数据。他本人就是那个威权性的原则，组织着被视为相关的数据形式，以及那些将被移除、丢弃或被宣布为琐碎的数据形式。 他是进行评估与评级的君主和数据处理者。与 PageRank 这样的搜索算法相似——它通过为数据分配在命中列表上的位置来安排人们可能会知道什么——他的指导标准是不可探究、不可窥测的；它们（尽管他是一家美学的而非谷歌的公司）始终是秘密（Bergermann 2013, 100f.）。但与互联网无边空间中的数字把关人不同，他明确地展示了选择的行为——聚焦于一件事，因而也总是选择忽视另一件事（Proctor 2008, 7）——以及排序、编索引与指示的行为。通过两次揭示人们必须知道的东西，至少在这两个短暂的时刻，他暴露了自身，并将注意乃至怀疑引向他自己及其操纵性的程序。 叙述者暴露出自己是那个将垄断信息流作为一种操纵策略的人。而且他把可能的线索安排得如此铺张、如此狂乱，以至于如人们所说，皇帝因此几乎发了疯。[^f05-3] 他的政治是一种遮蔽性透明的政治；戈伊斯在谈及数字文化时描述过，这种政治在实现绝对保密方面往往与压制和隐瞒事实同样有效。这种政治将如此之多无关的、误导性的东西引入翻腾的信息流之中，以至于无论是内容上的关联，还是据以确定知识与非知识的基础，都再也无法辨认（Geuss 2015, 106f.）。因此，归根结底，他是那个进行传播、却从无任何人能与他平起平坐的人。 ## 站在非知识一边 克莱斯特的《决斗》让无名皇帝的不信任变成了无名读者所感受到的不信任——读者必须等待，直到那必须知道的东西偶然地抵达他。然而，这部中篇小说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把一种清晰而直接的、真理可借以显现的言说转置为虚拟式/条件式。皇帝在叙述中的最后一个举动是这样的： > 他下令，在关于神圣决斗神判的法规中，凡是假定这种审判能立即使罪责昭然的地方，都要插入"若此乃上帝之意"这几个字。（320） 文本以一项修正作结，这项修正无异于将神圣战斗这一制度本身推向荒谬（ad absurdum）（Reuß 1994, 7）。这一被认为能带来即时启蒙的媒介失去了它的效力。甚至上帝的断言也被贬值了，如今只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在一定情形下才具有决定性。甚至作为单一行动者的上帝——他是一切数据的主宰，知晓当下的一切细节，因而能够细致地描述并知晓一切尘世事件的过去与未来，正如概率论者拉普拉斯（Laplace）在 1814 年构想出那后来被称为"妖"（Demon）的条件性智能那样（Laplace 1932, 1f.），也正如主人公梅伊·霍兰（Mae Holland）初次踏入圆环公司园区时所想的那样："我的上帝……这是天堂"（Eggers 2013, 1）——这个行动者在克莱斯特那里显得不可计算、不可依赖。每一个数据点、每一个事件、每一条细小的信息都由此被赋予了某种程度的可能/不可能性，并被置于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灰色地带之中（Schäffner 1999, 123）——并停留在那里。 因此，这位心怀不信任的无名皇帝的最后举动，以透明性本身在系统上的不可能性与狭隘性为由，完全放弃了使数据透明的想法。这一举动既与 1800 年前后流行的种种努力背道而驰，也与当今知识社会的数字化幻象背道而驰。那些反政治的互联网辩护者，其不信任指向具有专业知识的机构与批判机构——因为他们如此确信自己能够取代君主、取代皇帝的位置，确信自己掌握着知晓一切所需的能力与媒介，但他们又在同一口气中，试图将大数据的策展委托给同样晦暗不明的行动者、经济利益或算法的法则，而这些算法通过重新编程自身变得越来越复杂——与他们不同，克莱斯特的文本将这一操作本身作为问题提出。它鼓动不信任作为一种认识论原则，这一原则在面对大量数据时，主动地站在非知识一边。它拒斥穿透、全知与全能的观念，宁可不知道，也不愿承认现状。 因此，它调动相互矛盾的想象，来对抗唯一选项，也对抗种种假定的一目了然——就支配数字文化的算法而言，这些一目了然便是平均、标准与惯常。与例如 PageRank 所产生的、基于引文索引的那种"显而易见"的相关性不同——后者依靠流行度、重复与频率来引导决策（Bergermann 2013, 101; Stalder 2015）——不信任执着地追问：一切是否真的如其所显现的那样？抑或一切终究是另一番样子？它激励我们重新去观察、追问、思考与想象。皇帝的不信任将散乱数据的不确定性从其潜伏状态中聚拢起来。 与信任不同，它既不替代无知，也不抹去数据的模糊性、复杂性、易变性与短暂性——相反，它坚持这些特性，并使它们保持活跃。即便文本提供了大量数据，皇帝的不信任也提醒我们，非知识的缺口是无法消除的：意义以及真理，都只是作为随机而暂时的构型显现出来。无知与知识都在不断地被制造与被消解。文本同时表明，传播、决策、政治判断与能动性并不必然要与绝对真理的主张绑在一起。也许恰恰相反：面对一个号称真理、供认与启示的时代——一个对内对外皆追求总体透明性的时代——不信任或许可以是一种值得称道的、不安定的批判姿态。 感谢彼得·库拉斯（Peter Kuras）在翻译上的协助，也感谢玛丽安娜·舒勒（Marianne Schuller）当年将《决斗》作为礼物送给我。 [^f05-1]: 对《决斗》的引用依据 David Luke 与 Nigel Reeves 的英译本（1978），仅标注页码。转述部分依据《决斗》德文版 *Der Zweikampf*（1994）。 [^f05-2]: 关于范围广泛的研究文献，示例性地参见 Fleig 2013；Frevert 2003 与 2013；Hardin 2004 与 2006；Hartmann 2011；Luhmann 2009；以及 Reemtsma 2008。 [^f05-3]: 英译本对他的状态描述得要轻得多："在他的信念上略有动摇"（"somewhat shaken in his belief"）（3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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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r Auftritt des Zeugen: Zeichenprozesse zwischen Literatur und Recht." *Deutsche Vierteljahrsschrift* 83: 179–190. # [6] 数字性、（伪）知识与非知识的本体论特征 *Digitality, (Un)knowledge, and the Ontological Character of Non-Knowledge* 亚历山大·莫南（Alexandre Monnin） > 知识与非知识（non-knowledge）之间的辩证关系，可能会遮蔽这样一个事实：数字化也对知识进行了“再媒介化”（“remedied”），使其带上了商品的性质，而不再是一种规范（此前知识一直被视为规范，尽管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对其恰当的界定众说纷纭）。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确定非知识相对于知识的位置，还需要确定知识相对于数字化以及第三个术语——我将其称为“伪知识”（unknowledge）——的位置。非知识被视为许多不可还原为知识的现象的必要条件，而与此同时，它正受到由数字技术推动的伪知识之泛化的威胁。 > 尽管我们对此没有专门的词，但与世界建立适度的“中间连通性”（middle connectivity），是人类境况中如此基本的一个特征，以至于成功做到这一点被抬升到圣洁与开悟的崇高境界；而未能做到这一点，则被认定为令人瘫痪的焦虑之根源。 > ——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Brian Cantwell Smith） 知识、非知识与数字性（digitality）之间的关系颇为复杂，仍有待充分探讨。正如本书所表明的，为“非知识”提供些许阐明的努力开辟了新的研究方向，而这些方向——如我们将看到的——在一个日益数字化的世界中尤其具有相关性。另一方面，知识与非知识之间的对立本身往往会遮蔽这样一个事实：数字化也对知识进行了“再媒介化”，使其带上了商品的性质，而不再是一种规范（此前知识一直被视为规范，尽管哲学家和认识论学者彼此之间对此存在分歧）。因此，我们不仅需要确定非知识相对于知识的位置，还需要确定知识相对于数字化的位置。 ## 知识、数字性与伪知识 ### 知识与数字性：认识论问题 知识既容许大量不同的刻画方式，也呈现出多种不同的样态。尽管人们可以在知识的范围上持有共同看法，同时又在其确切定义上意见不一，但分歧仍可能隐现于地平线之上。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或实践知识所指涉的现象，能否与科学知识，或认识论学者传统上所理解的知识，一并归入同一名目之下，这在很大程度上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出于这一原因，乍看之下，将一个统一的知识概念与非知识加以对照（而不一定是对立）似乎是不切实际的。然而，若没有这样一个统一的概念，对一个与之相应的统一的非知识概念的需要，充其量也就变得无关紧要了。对于“知识究竟是什么？”这一问题，最为人熟知的哲学回答长期以来一直是“得到辩护的真信念”（justified true belief）。尽管这一定义会引出种种悖论（尤其是葛梯尔问题［Gettier problem］），我们仍不妨以之为出发点，并补充说：知识是关于某个指称对象（referent）的知识，无论其形式是对该对象的准确描述，还是对其行为的真实预测，等等。 那么，数字化又如何呢？数字化与知识之间存在着一种复杂且颇为悖谬的关系。回到由数字化的进展所促成的“知识经济”（knowledge economy）[^f06-1]概念，人们立即就能看清这一关系的本来面目：一种商品化的关系。知识经济中的“知识”不再指称（denote）任何规范或领域（它仅仅是在内涵上暗示［connote］这些），而是预示着一种向商品的广泛同化，其培育本质上是为了维持增长。其结果是，知识的规范性面向与多元性面向似乎都已消失，或至少在很大程度上被遮蔽了。 这一演变虽然悖谬，却不应令人惊讶，因为它很可能正是数字化本身的特征。因此，本文的论点之一是：数字性既夸大（overplayed）又贬低（downplayed）了知识的若干显著面向，以至于我们在初步近似的意义上，可以将这一演变视为使知识趋近于其否定——即可称为“非知识”的东西。然而，正如我们将看到的，随着我们逐步远离认识论问题，引入一个额外的范畴、并将非知识置于另一个层面上的理由将变得愈发有力。 我认为，之所以说是“夸大”，是因为概念性知识本就以一种简化的方式把握其指称对象，哪怕只是为了表述真命题——例如，在这些命题中专名指称个体，通名指称属性（这一构想至今仍在逻辑主义人工智能［AI］中使用）。数学模型尽管可能非常复杂，却仍必须简化现实，才能做出更准确的预测。在这方面，它们可以被修订，以容纳一个它们永远无法穷尽的世界的某些细微之处。因此，科学产生关于世界的知识，却不一定给出一幅定论式的图景。 而如今，随着数字性的到来，模型与抽象不仅成为概念性知识之可移植性的标志，而且成为实施种种装配（assemblages）的手段，这些装配会催生新的现实，而不是以某种方式服从（defer to）某个先在的世界——同样是以简化和形式化的名义。不要误解：服从世界，就包括考虑到世界正被我们自身的活动以错综复杂的方式改造——在人类世（Anthropocene）中尤其如此！话虽如此，数字化往往在其自身的现实之内看待其模型，而并不总是恰当地服从世界。谷歌的PageRank算法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将传入的超链接解释为投票或认可（而从不解释为挑衅的标志！），意图借助权威性的度量来重新界定网络，同时又自称保持中立——尽管它自身的存在改变了它本应独立度量之物的拓扑结构。 而之所以说是“贬低”，是因为知识的商品化——它之所以可能，正是由于对传统知识规范的漠视（在某种意义上，在知识经济中，只要目标得以实现，就“怎么都行”［anything goes］）——导致越来越多的数据、元数据、文档等等，即我所称的“知识痕迹”（knowledge traces），被生产、汇集并可供使用，带来了值得认真审视的意外后果。 创新似乎更适合由那些不太关心日常生活细枝末节的人来推动，他们坚信自己改造日常生活的使命是有充分根据的。当然，人们可以追问：a）对于那些尚未得到充分把握的东西，究竟如何、又为何要改造它？b）是否有可能确保替代物（或修改）是某种真正新颖的东西？针对第二个异议，人们可以论证说，只有通过枚举的归纳才能提供恰当的回答，而众所周知，枚举归纳是不充分的。那么我们姑且将其搁置，因为从根本上说，我们不得不与类似的“不确定性”共存。 第一个异议的回答则远没有那么直截了当。数字技术产生新的装配，同时又声称将先在的现实（智能、权威、投票、信任［trust］等）操作化。改变这些概念/价值/现实的意义，即便曾经是明确的目标，也极少如此。相反，这些现实通常被视为理所当然，至于随之而来的操作化是否最终变成了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甚至与它们此前所代表的东西在逻辑上相互矛盾，则无人过问。 装配与展演（performation）向来携手并进，因为装配按定义就展演出某种特定的效果（Centre de Sociologie de l’Innovation 2013）。由此便产生了一种合理的担忧：仅仅关注装配，可能会模糊对世界的任何指涉（以及服从）。然而，创新者所表现出的漠视不仅关乎世界，也关乎在世界中产生的装配（随后的操作化总是参照先在的现实来进行，结果是方程的两边通常都被忽视了：被操作化的东西，以及这些操作化的最终结果）。 于是，我们从知识走向了我们所称的“伪知识”[^f06-t1]——引入这一概念，是为了刻画与知识的一种特定对照，它类似于一种不愿服从/指涉世界的态度，却仍被毫无愧色地视为完备的知识。 菲尔·阿格雷（Phil Agre）关于人工智能的一段话很好地说明了伪知识：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Philip E. Agre《迈向批判性技术实践》（“Toward a Critical Technical Practice”, Agre 1997）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从实践角度看，人工智能的目的是构建其运作可以用意向性词汇来叙述的计算机系统；创新往往意味着把推理、规划、学习、选择、制定策略等新词汇引入该领域。至于由此产生的系统是否真正具有这些品质，很难说清，而人工智能研究者通常把这一问题当作“恼人的无关紧要之事”（an annoying irrelevance，莫南加以强调）。在实践中重要的，不是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这一含糊问题，而是如何以形式化的方式定义它们，从而设计出可被恰当叙述的系统；倘若你不赞同他们形式化推理、规划或学习的方式，他们会说，欢迎你另行发明一种形式化方式。〕[^f06-2] 伪知识在某种程度上延续了知识，因为它看似与知识共享对现象进行形式化的目标，从而撇开了现象的部分丰富性。然而，与始终可以修订、永远无法穷尽存在之物的知识不同，伪知识通过将其表征物质化并使之直接可操作，面临着丢失其指称对象、变得自我指涉的危险（数字形式化也比纸笔形式化昂贵得多！）。这正是阿格雷在上述引文中的意思：说到底，“这些词‘真正意味着什么’”或世界真正是什么，远不如设计出新的、可运作的形式系统重要。因此，我们可以将伪知识理解为知识的一种当代病理，尽管它植根于知识本身的某些核心面向，即抽象和/或离散化（这里暂不加以区分）——这是两种根本性的简化形式，却始终需要审慎地加以约束。 ### 非知识与伪知识：一种本体论的刻画 在看清了伪知识之后，关于非知识又能说些什么呢？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主张，内容（content）——分析哲学中用来指称知识与行动之基础的一个术语——可以是概念性的，也可以是非概念性的。概念性内容涉及设定一个由对象、属性和关系构成的世界，这相当于将现实切分为离散化的个体（它们被视为属性的承载者，并彼此处于关系之中）。非概念性内容虽然仍是表征性的，却并不以同样的方式记录世界，而是以先于对象或个体出现的、未被个体化的“特征”（features）来记录世界——对史密斯而言，这本质上是一个伦理问题（用他的话说，是一个“要紧性”［mattering］的问题）。非概念性内容所提供的图景，本质上是一幅“亚客观的”（subobjective）[^f06-3]图景。非概念性内容以极其丰富的细节描绘世界，适合于情境性的、局部的遭遇；而概念性内容以及一般意义上的客观性，则剥除了这些细节，从而使远距离的指涉成为可能（指涉遥远的事物、早已逝去并埋葬于过去的事物、在遥远的未来尚未诞生的事物，或者笼罩于模糊之中、除此之外别无他法加以指涉的事物）。[^f06-4] 既然对象与本体论以（史密斯意义上的）伦理为前提，那么在形而上学上不可或缺的，便是为指涉活动留出空间。也就是说，要将与世界之间具有因果效力的局部遭遇，与非因果性的远距离指涉衔接起来。换言之，这里所看重的，与其说是某个总揽一切的形而上学范畴（太一、先验的先天、理念、身体等等），不如说是构想近端连接（proximal connections）与远端指涉（distal reference）二者所需的空间：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rian Cantwell Smith《对象的起源》（*On the Origin of Objects*, Cantwell Smith 1998, 199–207）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世界的各个部分并非齐步共进，这一点既至关重要，也是常识的锚点；世界从根本上具有一种潜在的“弹性”或“松动”（flex or slop），一种余裕或“游隙”（play），使某些部分能够移动或调整，而不太影响其他部分，也不太受其他部分影响。作为对照，史密斯设想了一个由无穷相互啮合的齿轮构成的世界：所有齿轮完美无摩擦、齿间毫无游隙，整个齿轮宇宙相互连通，因而毫无松动，效果不会消散，任何一个齿轮哪怕最微小的转动都会立即且成比例地波及宇宙中每一个齿轮。若弹性过小，世界便会像齿轮世界那样锁死，万物彼此相关，过于僵硬、过于逼仄，意向性既不可能也无必要；若弹性过大，则会出现相反的问题：万物过于松散、一切皆属随机，超越效果的协调便不可能——好比无限空间中随机散布着无数从不相互作用、漫无目的漂移的粒子。〕[^f06-5] 追随史密斯，我们将非知识理解为与指称对象相分离的可能性本身（这一可能性本身为“某物”留出空间，为离散化对象的本体论领域留出空间）。于是，悖论[^f06-6]如下：非知识使不借助任何因果联系的指涉成为可能，而伪知识则以可操作痕迹之间的因果联系，取代了指涉与指称对象——尽管这些痕迹与任何指称对象之间的关系，已经变成了一种“恼人的无关紧要之事”。 乍看之下，伪知识似乎威胁着远距离指涉，因为按照我们所采纳的定义，它不再服从世界，而是一心专注于其自身自我中心的效率。但如果批评仅止于此，那就错了。伪知识固然意味着对其自身局限的一种特殊的缺乏意识，但它同时也由其所生产之物来界定，即“知识痕迹”。换言之，它在原本没有齿轮的地方添加齿轮——在那些空间原本为“世界的弹性与松动”提供了充足余地的地方——填补先在的空隙，助长相互啮合的齿轮与短距离通信的成倍增殖，以模拟连续性来取代远距离指涉。它所采取的策略毋宁说是一种普遍化的填充，齿轮可以在其中被无休止地引入并相互关联。因此，伪知识也提出了本体论问题——而不仅仅是纯粹的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以其泛滥的逼仄，威胁着缺席与在场、距离与切近之间的中间地带。 本文开头讨论了抽象所带来的威胁。至此，图景变得更为复杂。事实上，为了恰当地说明伪知识所引发的风险，我们还必须做出一个额外的区分。概念形式化是抽象的一种形式。另一方面，数字形式化固然参与了抽象，但同时又是非常具体的：在这些词严格的哲学意义上，它是现实的（actual），而不仅仅是潜在的（virtual）。以至于到头来，伪知识将形式抽象物质化了（因此，严格说来，它们已不再是抽象）。由此而来的风险是双重的：a）通过在远端指称对象“之上”添加一层相互连接的形式痕迹，或者添加“代表”这些指称对象的形式痕迹，我们可能不再关心那些我们与之并无局部因果连接的东西（顺带一提，那正是世界的绝大部分！），而这些东西我们只能通过分离和远端指涉来把握——我们需要能够部分地与局部环境断开连接，才能对世界有更广阔的把握；b）由于忽视了被数字化或物质化的东西不过是一种抽象（一个指称对象）的表征，而这一表征可能永远无法完全穷尽该抽象，我们往往会忘记，这些形式表征很可能会错误地表征其指称对象——事实上它们不可避免地会如此。[^f06-7] ## 爱、适切性与存续 我将通过爱的例子，来探讨这些本体论问题如何具体地显现出来。伊娃·易洛思（Eva Illouz）在其关于新的数字生活如何塑造我们最亲密关系的研究中，考察了这一问题。[^f06-8] 易洛思指出，浪漫的邂逅日益被知识实践所浸透。由于在线个人资料及其所包含的元数据的普及，知识的角色已经走偏，用她的话说，它抹除了其他类型的关系，并重新划定了切近与距离之间的边界（如我们所见，这是一项后果不容小觑的本体论壮举）。 缺席与在场、距离与切近之间的微妙辩证，在被称为“爱”的现象中发挥得最为淋漓尽致。因此，以知识（以伪知识的面目）打破这一关系的平衡会使之陷入危险，也就不足为奇了。在亲密性成为一种规范之前，我们从未对自己的爱恋对象了解得如此之多。此外，在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社交网络、在线个人资料之类出现之前，我们在与潜在的爱恋对象相遇之前，也从未对他们了解得如此之多。 可以认为，关系中人格的边界已在很大程度上发生了位移。尽管个人资料看似提供了准确的（即便粗略的）知识，通过维持我们身份的边界而使我们“是谁”变得可见，但实际上发生的是：它们把此前交由偶然邂逅决定的东西，委托（其实是外包）给了计算我们最佳匹配的算法。 当然，声称爱情与偶然毫无关系，也并非全新的说法。以社会学为例，这门学科恰恰将其使命（与比如小说写作相对）视为揭示最为亲密、最为私人之现象——包括恋人之间的吸引——背后的社会动力机制。它珍视并致力于揭开幕后起作用的那些不可见的决定因素。而就其本身而言，它当然是正确的。不可否认，爱情或许无法摆脱（至少某种程度上的）决定论。 尽管如此，我们仍应注意这两种情形之间的一个至关重要的差别：社会学家固然为其主张提供了统计学结论，但从来没有人把他们（误）当作精神导师。在某种意义上，随着社交网络和约会网站的出现，恰恰发生了这样的事情。每天填写无数的字段，意味着人们成为由此产生的关于他们自身的（伪）知识的提供者，同时也是其消费者。社会学家对爱情的科学看法过去主要在同行之间，或在对这门学科感兴趣的受过教育的读者之间讨论，而如今可以说，它已经渗入了我们许多（如果不是大多数）日常交往之中，更有甚者，是以一种退化了的形态。 然而，这样的转变或许也会受到欢迎。既然我们如今可以模仿联网物件的行为和功能可能性（尤其是定位功能，以及可获取的“泄露的”知识痕迹），人际关系难道不会因此变得更好吗？毕竟，任何哲学言谈都不太可能驱散这样一种信念：出轨就是出轨，而手机（无疑是物联网的头号公民）确实提供了一种了解这方面真相的有效途径。如果服从世界意味着服从这类简单的真相，我们是否最终必须收回对伪知识的批评？ 问题毋宁在于，至少就爱而言，服从世界恰恰可能意味着别的东西。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2012）建议我们对形而上学采取一种多元论的观点，以便为那些服从于特定适切（felicitous）或不适切（infelicitous）条件的现象留出空间。回到阿格雷的论述，我们便可以开始理解，为什么数字性绝非无害。数字工具确实许诺透明性（transparency）。于是，人们便太容易将爱视为对透明性的要求。然而，对爱的适切条件的关注，应当会让人得出不同的看法。 实际上，爱的适切条件或许与其说在于对真理（或知识）的寻求，不如说在于爱自身的存续（subsistence）；这关乎切近与距离、在场与缺席、知识与非知识之间一种微妙而精巧的辩证，而当（伪）知识以其“泛滥的透明性”占据上风时，这种辩证便处于危险之中（谈论“透明性”体现了一种耐人寻味的措辞选择，因为直接的危险，要么是被各种数字痕迹的泛滥所蒙蔽，要么是确实把它们当作透明的中介者）。然而，要恰当地理解非知识在爱这一方面所扮演的关键角色，就必须首先克服伪知识。 与爱一样，艺术也有其自身的适切条件。在这里，存续或许可以恰当地转译为：能够倾听艺术作品的召唤（借用艾蒂安·苏里奥［Étienne Souriau］的说法）。[^f06-9] 而这在必要时可能意味着将创作过程的一部分遮蔽起来。随即就会产生这样的问题：“这是否等于说谎？”每当真理被等同于透明性，而对所涉现象几乎或完全不加考虑时，答案就是肯定的。相反，当存续——理解为所涉现象的延续——被置于优先地位时，答案将是明确的“不”，此时知识服从于关怀（care）。这让人想起“民族志拒绝”（ethnographic refusal），即为了避免使研究对象陷入危险、避免剥削性的或无益的书写（这都是该领域研究者面临的诸多陷阱之一）而决定不去书写某一主题。[^f06-10] 拉图尔本人也表达了在政治中需要一种“曲折的语言”（crooked language）：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runo Latour《存在模式探究》（Latour 2012）的一段文字，大意为：对这项探究而言，没有什么比找到政治中真与假的区别更为重要；如果说有哪个领域的遗产必须重新审视，那必定是寄托于政治及其扩展能力的种种希望。拉图尔追问：怎样才能重新把曲折的言说恰当地置于我们文明生活的中心，作为汇集集体、尤其是使之普遍化的唯一手段？“圆环”（the Circle）能否像阿里阿德涅之线那样，让我们以一种恰当弯曲的方式、即以政治自身的语言，重新谈论理性与非理性——前提是不用另一块试金石来评判它？我们需要这根线，因为在没有任何科学可以援助、却又不放弃理性的情况下，面对已具有全球规模的争议问题，身处数以十亿计的人群的喧嚣之中，我们如何能在广场（agora）上挺身而立？〕[^f06-11] 与拉图尔不同，我不会将这样一种曲折的语言局限于政治。或者更简洁地说，这种语言可以被视为针对一个更广泛问题所提供的政治回答。就非知识而言，我们已逐渐使存续优先于那些通过过度简化而获得的真理。[^f06-12] 存续需要关怀[^f06-13]和一个好客的中间地带，无论是在政治、爱情还是艺术之中。相比之下，伪知识即便传达着陈腐的真理，也无法服从世界，并竭力打破中间地带的平衡，因而严重缺乏这一面向。正如阿格雷所说，“一种经过改革的技术实践［应当］运用批判性探究的工具，与世界展开一场更丰富、更生动的对话”（1995）。要使这场与世界的对话真正富有成果，非知识就既不应被忽视，也不应被削弱。 ## 结论 曲折的语言并非理性之敌，但也不应按照科学所理解的真与假来理解它。正如我们所见，非知识不同于知识（并在较小程度上不同于伪知识——后者不仅仅是一种退化的认识规范，也具有本体论维度），与其说它是一种认识论价值，不如说它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中间地带，使众多一般性现象能够依照其自身的要求而存续（类似于拉图尔的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本人就曾指出，“同一事物……可以属于许多系统，比如一个人通过热、通过引力、通过爱以及通过知识［着重为笔者所加］而与其他对象相联系”（1996, 1048）。耐人寻味的是，在他的列举中，知识不过是众多此类系统之一。 詹姆斯还注意到我们不断添加他所谓新的“串联系统”（systems of concatenation）的倾向：“我们自己也在不断地增加事物之间的联系，组织工会，建立邮政、领事、商业、铁路、电报、殖民以及其他系统，以越来越广的网络将我们与事物联结在一起”（同上）。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要指称这些串联系统减去一个之后的多样性，我们手头只有像“非知识”这样一个否定性的表达……这便是当今伪知识压倒性的分量：它不再是一种规范，而是一个串联系统，不仅遮蔽并扭曲其他系统，而且最终危及它们的存续条件。 我要感谢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CDC）的盛情邀请，让我于2015年11月作为研究员参与以非知识为主题的学期活动，并特别感谢玛蒂娜·莱克（Martina Leeker）。 [^f06-t1]: 译者注：unknowledge 一词由作者提出，指一种不愿服从或指涉世界、却仍自视为完备知识的“知识”形态，作者称之为知识的一种当代病理。为与“非知识”（non-knowledge）及“无知”（ignorance）相区别，本译文统一译作“伪知识”；原文中的“(Un)knowledge”相应译作“（伪）知识”。 [^f06-1]: 参见本书中克里斯托夫·武尔夫（Christoph Wulf）的文章。 [^f06-2]: 我曾提出（Monnin 2015），如此理解的形式化，其根源在于鲁道夫·卡尔纳普（Rudolf Carnap）的“解释”（explication）概念，近年来学者们已将注意力转向这一概念；尤其参见 Carus 2007 与 Richardson 2013。 [^f06-3]: 参见 Lowe 1992，其副标题由阿德里安·屈辛（Adrian Cussin）、布莱恩·坎特韦尔·史密斯和布鲁诺·拉图尔的三篇文本构成（目前正由本文作者翻译）。 [^f06-4]: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rian Cantwell Smith 未刊稿《非概念世界》（“The Nonconceptual World”, Cantwell Smith, draft, 37）的一段文字，大意为：史密斯以类比作结——他有时把对象、属性和关系（即概念性的、物质性的本体论）看作意向性的、规范性的生活中的长途卡车和州际公路系统；在资源有限的条件下，它们对于将广阔而开放的经验领域整合为一个单一、连贯、客观的世界不可或缺；但为便于携带和长途运输而将对象打包的代价是，它们因此与特定的、本土的生活那极其细腻的丰富性相隔绝——与它们所维系的生活本身那不可言说的丰富性相隔绝。〕 [^f06-5]: 可与威廉·詹姆斯相比较，他着重强调这样一个事实：“世界的各部分并非都以机械方式结合在一起，因为有些部分可以移动而其他部分不动。”（《哲学的若干问题》［*Some Problems of Philosophy*］，见 James 1996, 1046）。拉图尔在《存在模式探究》（*An Inquiry into the Modes of Existence*）（Latour 2012）中的计划曾被如此概括：“利害所在：认真对待第一个命题，使现代人文明化，直至他们不再成功地‘为’他者‘腾出空间’。这项探究表明，其形而上学的功能仅仅在于腾出一个位置”，此评论由 GECo（Groupe d’Etudes Constructivistes，建构主义研究小组）署名，见于 Latour 2012 的在线版本。网址：http://modesofexistence.org/inquiry/#a=SET+DOC+LEADER&c[leading]=DOC&c[slave]=TEXT&i[id]=#doc-257&i[column]=DOC&s=0&q=make+room，访问于2017年2月26日。为存在模式（无论是现代的还是非现代的）留出空间，是“形而上学”新的外交目标。这里特别值得关注的是，存在模式本身都由某些种类的连续性与非连续性（“断裂”［hiatuses］）来描述。这与史密斯的观点非常契合。事实上，契合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它以一种多元论的方式将史密斯的观点普遍化了。虽然对史密斯与拉图尔立场的系统比较研究尚未展开，但这无疑是一项非常值得着手的工作。 [^f06-6]: 我要感谢皮埃尔·利韦（Pierre Livet），他阅读了本文的早期版本，并指出了这一悖论。 [^f06-7]: P. 利韦将史密斯视为抽象的东西理解为一种特定本体论类型的潜在要素。我在这一点上赞同他，但无法在此进一步讨论。 [^f06-8]: 她在数字文化中心（CDC）以非知识为主题的冬季学期所作的报告，题为《知道得太多了……爱、治疗、技术》（“Knowing way too much… Love, Therapy, Technology”），可在线观看：https://vimeo.com/153692828，访问于2017年2月28日。 [^f06-9]: 参见 Souriau 2009 与 1955。 [^f06-10]: 一篇附有参考书目的关于民族志拒绝的短文近期已在线发表：https://discardstudies.com/2016/08/08/ethnographic-refusal-a-how-to-guide/，访问于2017年2月28日。 [^f06-11]: 在线笔记见：http://modesofexistence.org/inquiry/?lang=en#b[chapter]=#29&b[subheading]=#541&a=SET+TEXT+LEADER&c[leading]=TEXT&c[slave]=VOC&s=0&q=nothing+is+more+important+for+this+inquiry+than+to+find+the+difference，访问于2017年2月28日。 [^f06-12]: “再添一些透明性，一些真理（仍是在‘双击’［Double Click］的意义上），你得到的仍只是消散、溃逃，以及那个评判所有范畴命运的广场本身的瓦解。”http://modesofexistence.org/inquiry/?lang=en#b[chapter]=#13&b[subheading]=#211&a=SET+TEXT+LEADER&c[leading]=TEXT&c[slave]=VOC&s=0&q=agora，访问于2017年2月26日。 [^f06-13]: 这一点在 AIME（《存在模式探究》［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账号近期发布的一条推文中得到了默认：“AIME 的一个假设是，[POL]（政治）的存在者如此脆弱，以至于其存在模式可能因缺乏关怀而彻底消失。”网址：https://twitter.com/AIMEproject/status/756786152548409344，访问于2017年2月26日。这一普遍化并未延伸到 [POL] 之外，这证明了拉图尔与关怀之间相当复杂的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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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is: 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 [7] 作为挑战的不知与沉默知识：图像的、述行的与物质的视角 *Unknowing and Silent Knowledge as a Challenge: Iconic, Performative, and Material Perspectives* 克里斯托夫·伍尔夫（Christoph Wulf） > 不知在人类学、哲学和文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些领域，不知往往并不被视为某种消极之物，而是被看作知识的构成性条件。在历史人类学中，我们承接了这一洞见与理解，并追随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认为人必须被理解为“隐匿之人”（homo absconditus），即一种本身永远无法被完全认识的存在。继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语言学转向”（linguistic turn）之后，文化科学（人文学科）中出现了若干“转向”，在这些转向中，如何面对知识的界限以及默会知识，扮演着重要角色。 ## 不知作为人文学科的条件 不知（unknowing）在人类学、哲学和文化研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这些领域，不知往往并不被视为某种消极之物，而是被看作知识的构成性条件。苏格拉底（Socrates）在生命的尽头说，他几乎一无所知。然而，他意识到了这一点，并且意识到最高形式的知识恰恰就在于此。在历史人类学中，我们承接了这一洞见与理解，并追随赫尔穆特·普莱斯纳（Helmuth Plessner），认为人必须被理解为“隐匿之人”（homo absconditus），即一种本身永远无法被完全认识的存在。“隐匿之神”（deus absconditus），即不可测度的上帝，这一概念是在神学中被创造出来的，用以表达上帝的不可探究性。随着尼采（Nietzsche）“上帝已死”的宣告，问题随之产生：人在何种程度上取代了上帝？是否已到了在人文学科中澄清如下一点的时候——人本身是不可测度的，不知是人类生活、人类认识以及历史—文化人类学的构成性条件？ 如果我们认为科学的职责并不在于化约复杂性，而在于通过获取新知识来增加复杂性，那么上述论断就更是如此。归根结底，每一次认识都会催生新的问题，其数量增长到如此程度，以至于认知过程永远不会终结。因此，人文学科中人们谈论人类生活与知识的偶然性（contingent）特征。偶然性揭示出那些观念的缺陷：它们只接受渐进的推进，而不向知识的涌现（emergent）特征敞开，而这种涌现特征恰恰限制了知识的可预见性与可计算性。今天，人文学科中常常谈论偶然性与偶然的知识，而在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知识的这一维度却被刻意隐藏起来。人们颂扬不间断的知识增长与成功，并借此获得社会认可以及进一步研究的资助。科学因提供确定性、维持限制不确定性和知识根本偶然性的前景而获得回报。 人文学科强调不知从根本上无法被克服，这与科学赖以获得正当性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即科学能够认识并减少未知——背道而驰。尤其是在定量研究中，首先是在其官方与政治性的运用和接受中，显露出一种“姿态”（gestus，即姿势、作风），它假定世界作为整体是可认识的，因而是可控制、可改进的。 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实证主义之争（positivism dispute）就已对知识的自满依赖提出了持续的质疑。在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等人所倡导的批判理性主义（critical rationalism）中，知识若遵循某种从规范角度被认为正确的单一方法，便被视为科学的。无论内容如何，强制使用正确的方法确保了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方法通过其结果的可重复性来保证有效性或真理，从而保证其科学性。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 1962）援引范式转换对于获取新科学知识的意义，对这一观点提出了质疑。更为根本的是批判理论（Critical Theory）的代表人物对于将科学化约为方法论的反对。他们还批评了如下立场：研究问题的形成，以及研究成果如何在社会层面上被运用的问题，不应成为科学的组成部分。按照这一被批评的观点，只有经验研究所必需的“中层理论”（mid-range theories）的形成才应被视为理论建构。依照此种看法，那些宣称具有更广泛的适用范围和解释力的理论不属于科学：它们应被视为哲学的一部分。于是，在随后的年代里，定量经验研究借助与政治和商业的结盟而大幅增长。 科学发展中的其他路径，例如法兰克福学派（Frankfurt School）对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的批判，在今天几乎已被遗忘。批判理论的关键概念，如“启蒙”与“解放”、“物化”与“批判”、“社会性”与“反思性”、“理论”与“实践”，已从人文学科的词汇中消失。与20世纪60、70年代的努力——当时人们认为借助对种种不足的批判便可克服许多问题——相反，近几十年表明，批判与反思确实是改善社会状况的重要前提，但对这种改善的贡献却是有限的。在关于后现代性的话语中，“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Lyotard 1979）的价值一再受到质疑，这也牵涉到法兰克福学派。在此，人们对定量科学的知识质量及其解释力——亦即这些科学的科学主义——的怀疑反而较少。参照前文提到的偶然性概念，人们对人文学科中科学知识的系统化、可靠性与融贯性提出了质疑。阿多诺（Adorno 1978）曾多次提请人们注意：科学知识的启蒙特征可能转向其反面，科学有可能助长人及其与世界之关系的物化。德里达（Derrida 1972）等人也借助其解构（deconstruction）观念，阐明了强知识与认识是以何种方式与特定条件相联系的。这些条件的改变会导致科学知识逻辑的改变。显而易见，在这些过程中，如何对待不知具有构成性的作用。 ## “转向”与知识 继20世纪最后二十五年的“语言学转向”之后，文化科学（人文学科）中出现了若干“转向”，在这些转向中，如何面对知识的界限以及默会知识（tacit knowledge），扮演着重要角色。我感兴趣的是被称为“图像转向”（iconic turn）、“述行转向”（performative turn）和“物质转向”（material turn）的几个核心领域。 图像转向、述行转向和物质转向及其相关视角，促成了具有新目标、新方法和新成果的新研究领域的发展。在每一种视角的框架内，都可以辨识出一些领域：它们因各自的关注焦点而被排除在外，尽管与所考察的问题密切相关，却未被论及。在这里所描述的第一个核心领域中，由于聚焦于图像、图像性事物和媒介，人的身体——其生产、表演和运动——以及技术和新媒体的物质性都被忽视了。这令人惊讶，因为述行性同样属于图像和媒介的条件。这一状况在第二次转向中有所改变，第一次转向中被忽略的视角成为关注的焦点。然而，尽管注意力此时转向了身体、其运动、其生产和表演，身体中隐含的沉默知识（silent knowledge）却很少成为研究主题。即便在谈论实践知识的地方，知识的身体化（incorporation）也没有被考察，或者只在一定程度上被考察。只有在将述行性与模仿过程（mimetic processes）联系起来讨论时，隐含的、身体化的知识对于社会活动的意义才进入视野（Wulf 2013）。第三次转向对媒介、新技术、身体和物的物质性的关注如此重要，以至于引发了这样的问题：物质性与人的主体性的交织是否得到了足够的关注？主体的多元性，以及这一视角对于在隐含知识或沉默知识中理解物质性所产生的影响，是否被搁置一旁？这意味着，对不同核心领域的聚焦导致了对其他方面的压抑。 正如我们的研究“数字轨迹中的全球青年”（Global Youth in Digital Trajectories）（Kontopodis, Varvantakis, and Wulf 2017）所表明的——该研究由欧盟资助，汇集了在德国、荷兰、希腊、俄罗斯、印度和巴西开展的六项关于年轻人如何应对数字世界的个案研究——这些核心领域在应对虚拟世界时同样发挥作用。考虑到这些领域在人文学科中的重要性，我想对它们作简要描述，并就沉默知识在其中的意义提出一些思考（Kraus et al. 2017）。但首先，我想谈谈我对这一术语的理解。 ## 沉默知识 吉尔伯特·赖尔（Gilbert Ryle）早在20世纪40年代就以“知道如何与知道是什么”（Knowing How and Knowing That）的区分提请人们注意：存在着不同形式的知识，其中以“知道如何”（knowing how）来描述的实践性实施难以研究（Ryle 1990）。在这些方式中，重点并不在于获取能够以语言表达的事实性知识。相反，“知道如何”描述的是一种使人能够行动的技能，它是在模仿过程中、通过参照他人的实践而习得的。仪式便是一例。仪式不是陈述、理由或解释。它们必须被上演和执行。仪式所需的知识是一种述行的、实践的知识，它不同于描述、阐释和分析仪式所需的知识。因此，“知道如何”是一种实践知识——一种在个人的表演中可见的、身体化了的技能。在今天的模仿过程中，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与身体融合，并将身体的作用扩展到狭窄的物理边界之外。 像驾驶汽车这样的实践，只有在理解了如何学习的说明之后才能学会。但要执行这一行动，并不需要时时记起这一说明。只要还需要这种回忆，就无法“熟练地”从事某一行动。一旦所学已被身体化，人就具备了实践的技能，即驾驶汽车的技能。因此，实践技能是一种需要关注和社会认可的知识形式。各种类型的实践知识对于医学、法学和教育学等许多学科具有构成性意义。用赖尔的话说：“成功的实践先于其实际的理论”（Ryle 1990, 33）。 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将知识理解为一种觉知与思维过程，理解为行动中的认知。他写道：“我把认知看作对所知事物的一种主动理解，一种需要技能的行动。熟练的认知与行为，是通过把一组具体细节作为线索或工具，从属于某种熟练成就——无论是实践的还是理论的——的塑造而完成的”（Polanyi 1974, VII）。波兰尼指出，如果一个人用手指指向一面墙并请别人看，那人看的是墙而不是手指，并由此得出结论：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迈克尔·波兰尼《身心关系》（“The Body-Mind Relation”，收于 Polanyi 1977, 313）的一段文字，大意为：看一个事物有一种方式，就像你看那面墙；但你看见我指向墙的手指的方式却不同——你不是在看我的手指，而是从它那里移开目光。你并非把手指当作一个有待考察的单纯对象，而是把它看作具有某种功能的对象：即把你的注意力从它自身引开、引向别的事物。但这并不意味着手指想让你忽视它；恰恰相反，它想被看见，但被看见只是为了被追随，而不是为了被考察。〕 这是一种隐含知识：知觉指涉的目标是手指所指的墙，而不是手指本身，因此需要将觉知的焦点先转向这一运动，再转向墙。波兰尼一再援引一些例子来说明他所说的沉默知识；例如，一位钢琴家如果专注于自己手指的每一个动作，就会变得瘫痪而无法演奏。波兰尼借助骑自行车及其所需的平衡来解释身体技能的知识实践是何等复杂：“我们无法靠牢记以下道理来学会在自行车上保持平衡：为补偿某一给定的失衡角α，我们必须向失衡的一侧转弯，其弯道半径（r）应与速度（ν）的平方除以失衡量成正比：……这种知识是无效的，除非它被默会地知道”（Polanyi 1969, 144）。从这一考虑中可以得出结论：“对运动力场的物理学理解，显然无助于应对平衡之力的躯体—动觉交互作用”（Huschka 2017）。 那么，沉默知识在图像转向、述行转向和物质转向中扮演什么角色？它又如何与这些术语所描述的核心领域一同出现在数字世界中？这个问题十分复杂，我只能给出初步的近似回答。 ## 图像与世界的图像特性 继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 1964）、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 1981）和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 1996）的前期工作之后——他们考察了新媒体的媒介特性与图像特性，并强调其速度、无所不在性与拟像特征——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出现了若干关于图像与想象理论的研究。这些广泛的研究阐明，由媒介导致的图像激增正在引发社会与文化的深刻变化。此外，还有一些研究详细阐述了计算机和互联网对于全球化世界中新的交流形式与美学形式的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性。 按照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人的看法，图像日益增长的重要性源于这样一个事实：人已将自身从自然或上帝的造物中“抽离”出来，如今把世界视为对象；世界成了图像（Wulf 2014）。在这一发展过程中，图像在何种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只能借助语言而不充分地加以认识的图像知识（iconic knowledge），变得清晰起来。在戈特霍尔德·埃夫莱姆·莱辛（Gotthold Ephraim Lessing）对拉奥孔（Laocoön）雕像的阐释中，那种从根本上将图像和雕像与语言和叙事区别开来的特殊图像特征占据了中心位置。在图像中，焦点集中于一个富于孕育性的瞬间（fertile moment）。相反，在叙事中呈现的则是一个行动过程。一个事件或一个行动的生成无法用图像来表现。行动在图像中被压缩；它是隐含的，而不像在叙事中那样是明确的。图像指向某种只能以图像方式而非叙事方式来表现的东西，这种东西始终是隐含的。阐释只有借助语言才有可能。图像“并不揭示”它可能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对于图像的知觉和感性理解，阐释只具有有限的意义。 举一个例子：图像能够引发行动，即可以是述行的，并含有关于所表现之行动的隐含知识，例如组装柜子的说明书中的示意图。尽管它只展示了组装的一个环节——如何连接柜子的侧板——但这幅图远比语言描述有用。视觉表现以一种浓缩的形式包含着知识，这种知识从语言的角度看并不明确，而作为说明，它比一段详尽的文字更有效。视觉表现的图像特征含有对组装柜子有所助益的隐含知识。 如果世界日益成为图像，而生产图像的媒介很早就开始塑造儿童和年轻人的想象世界，那么图像就成为一种核心的生活条件。在使用智能手机、应用程序和计算机时尤其如此，其数字图像世界通过日常使用而被身体化，即成为我们身体存在的一部分。许多事物在我们遇到它们之前，我们就已经作为图像熟悉了它们；而当我们真正看到它们时，我们却无从知道先前所见的图像在多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与真实事物的相遇。如果说夸美纽斯（Comenius）曾谈到年轻人对图像永不餍足的渴求，那么今天的问题则越来越是：我们如何保护自己免受图像泛滥之扰，我们如何培养将图像有意识地作为图像来感知的能力，以及我们如何在其图像特性中、连同其沉默知识一起将图像身体化并加以处理。 ## 述行性：生产与表演 最初，许多关于图像性事物的研究路径采用的是诠释学方法，但近年来，人们对图像和媒介的述行性（performativity）的兴趣有所增长。这是在文化科学中述行视角发展的影响下发生的。诠释学路径把社会实践当作文本来阅读，突出对其意义的阐释；与之不同，如今的关键在于如何构想和考察文化与社会事物的生产和表演。图像路径由此应当得到一种视角的补充：这种视角作为隐含知识存在于其中，但在对社会层面的传统阐释中并未发挥作用。这一在原有路径中一直隐含着、因而属于沉默知识的视角，现在应当被发现和发展。现在，首要的不再是研究社会行动和教育行动的意义与含义，而是考察这些实践是如何被执行的。由此可见，这一视角处理的是实践知识，其重点在于如何对待实践，如何对待身体技能与社会技能。 这一点在“柏林仪式与姿势研究”（Berlin Ritual and Gesture Study）（Wulf et al. 2001, 2004, 2007, 2010 and 2011）中表现得尤为明显。该研究考察人们如何执行仪式，如何生产仪式，以及同一套制作的多次表演中仪式行为如何彼此不同。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把文化理解为“文本的蒙太奇”（Geertz 1995, 253）；与之不同，这里的焦点在于实际的行为、其身体性的生产与表演，以及其生产性的设计与布局（Wulf, Göhlich, and Zirfas 2001）。 述行视角的目的并不是取代对社会要素的诠释学阐释，而是通过转换视点来补充它。它较少关注对实践意义的阐释，而更多关注行为的生产与表演、其身体性及其互动。焦点不在于接受一种对社会实践的高要求的阐释，而在于分析行为的具体条件。它“较少关乎潜在的问题，而更多关乎现象性的事件；较少关乎结构与功能，而更多关乎过程；较少关乎文本或符号，而更多关乎现实的创造”（Wulf and Zirfas 2007, 10）。重点在于互动过程、语言表演和已完成行动的动态，以及社会要素的身体性与物质性。 其目标是研究社会实践得以执行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方式与途径。只要它关涉一种技能，按照赖尔（Ryle 1990）的看法，它便嵌入在身体的沉默知识之中。其制度条件和历史—社会条件在此扮演着重要角色。要以一种严密的方法考察这些关联，就需要民族志研究。在这里，有必要以不同方式考察社会情境：其一，从一位或多位未卷入事件的观察者的视角，通过参与式观察或借助视频的参与式观察；其二，从行动者的主观视角，通过访谈和小组讨论。然后，将这两种视角相互关联，并在可能之处加以整合。在这种三角互证（triangulation）的尝试中，来自第三人称视角的知识与来自第一人称视角的知识之间的差异变得清晰。在这两种知识形式中，都存在着理论上无法把握的、隐含的实践知识。 ## 人与物：教育与学习过程的物质性 图像转向促使人们考察图像、非物质层面和数字媒介对于社会与文化的意义。一种针对图像的多样性、想象的复杂性以及想象界（the imaginary）的社会与文化力量的人类学兴趣由此形成。与此同时，人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一领域对于个人和社会活动是何等核心，这些图像在欲望、情感和行动中扮演着何种角色。出于对述行性研究的兴趣，身体的意义——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它一直是人类学的焦点——得到了阐述。长期被忽视的社会活动中的身体动态得到了考察。感官与身体的生产和表演，以及社会实践的述行性受到了关注。图像与媒介的述行性被发现了：人们对人际互动的物质性，以及对物及其社会化效应，产生了新的兴趣。 有两项发展支撑了这种对物质要素的关注。其一使人们发现了技术设备和假体对于身体以及人的自我观念的重要性。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赛博格”（cyborg）观念，即“机器与有机体的混合体”（Haraway 1995, 33），成为这种融合的反映，并在科幻作品中催生了大量形象与叙事。另一项发展是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Latour 2000），它阐明了：并非如能动性话语长期以来所暗示的那样只有主体在社会活动中发挥作用，社会活动是由一系列因素促成的，其中物的物质性扮演着重要角色。这一理论的目的在于处理人与物、自然与人、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二分，并在可能之处削弱这种二分。人与物的对置不再恰当；它被瓦解了，人们开始考察人与世界之间的关系可能会以何种方式产生新的视角。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对称人类学”（symmetrical anthropology）中，人们尝试克服人与物之间的截然区分。人与物之间的联系得到了分析。物被理解为人类生产力的结果，被理解为文化发展的凝结。在与物打交道时，复杂的历史过程可能以浓缩的形式被经验到。 今天，计算机、平板电脑、手机等已成为人的一部分。没有它们，世界上大多数地方的日常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在数字原住民（digital native）一代中，这些设备或其效应从幼儿时期起就被身体化，因而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它们被用来扩展和强化与世界的接触。这些设备承担了记忆的负担，使存储和分享大量数据成为可能。应用程序便利了人们在世界中的定向以及日常问题的解决。卫星导航（SatNav）使我们免于寻路；它暗示着可靠性与方向感。没有卫星导航，我们会无助而迷失方向。机器与人之间的共生，很可能在未来的无人驾驶汽车中达到新的水平。它使人免于驾驶，但也加深了我们对机器的依赖。机器是我们的活动、我们的身体、我们的想象和观念世界的一部分。长期以来，它们早已不再是外在的、处于外部的；它们是我们的一部分，这意味着它们与人类个体之间几乎无法划出界线。 拉图尔指出，“任何通过造成差异而改变既定情境的事物，都可以是一个行动者”或一个“行动元”（actant）（Latour 2007, 123）。其结果是，在人类与非人类能动者相结合之处，原有的“行动程序”（action programmes）（Latour 2000, 216）发生了改变；新的社会实践由此形成，例如人们通过手机在极短时间内约定见面。许多新的行动程序可以用物来替代人类行动者；电话答录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除了这种“委托”（delegation）（Latour 2000, 227）之外，拉图尔还指出，没有人意识到由许多这样的混合行动者构成的特性（“黑箱化”[blackboxing]，ibid., 227），这意味着“需要对人与物之间历史地发展起来的联系进行一种不带偏见的、严谨的重构”（Nohl and Wulf 2013, 6）。要研究这些联系，就需要对人工制品的物质性及其使用开展历史研究和经验研究。此外，还需要历史分析和民族志研究。 在人文学科中，人们不仅接受了对人的身体与社会实践之物质性的探讨，也接受了对物之物质性的探讨（Nohl and Wulf 2013）。模仿过程在这些文化学习形式中扮演着重要角色。以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1900年前后柏林的童年》（Berlin Childhood around 1900）及其对童年的重构（Benjamin 1980）为例，可以清楚地看到，父母家中的世界是如何在模仿过程中向少年本雅明展开的。在这些过程中，他将空间、房间、街道、房屋和物的物质性身体化。他展示了房间与物如何引发情感，他的童年世界如何被魔幻般地布置起来，他如何用自己的身体模仿风车，并由此通过自己的身体经验到机器的特性。在角落、隐蔽处、洞穴、凹室、橱柜、五斗柜、窗台等处，本雅明感受着物的世界；他获得触觉经验，吸收各种气味，这些都在模仿性的运动中被身体化（Gebauer and Wulf 1998）。物并非毫无生气。它们回望，它们发出声响，它们散发气味，它们传达触觉经验。在模仿过程中，幼儿时期的物件和声响被收集在“更深的自我”之中，日后可以借助视觉或听觉刺激从那里被唤起。在回忆行为中，存在着一种对物——即记忆之材料——的模仿性指涉。按照本雅明的观点，儿童与世界上的物件发生关联、创造相似之物、阅读它们的模仿能力，又回到了语言与文字之中。在这一过程中，原先作为“洞见之基础”的“模仿能力”，在语言与文字中创造出“非感性相似性的完整档案”。相似与类同构成了核心的格局，通过这些格局，与物以及与自身的关系逐渐形成。这里所描述的过程在很大程度上属于沉默知识的领域，而我们对它只有初步的觉知。 物的物质性具有一种召唤性（demanding）的特征。许多社会与文化产品被制造和布置得能够引诱儿童去接触它们，并以某种方式摆弄它们。这些产品呈现的方式背后，往往存在着某种社会或经济的上演或制作。在教育学领域中，物同样被加以上演。在1762年的《爱弥儿》（Emile）中，卢梭（Rousseau）谈到了来自物的教育。物要求儿童以某种方式摆弄它们。它们的召唤性特征“仅凭这一点便与功能性对象的自由可支配性相对立，主体正是借此而被支配，因为这种要求先发制人地抢在了他前面”（Stieve 2013, 92）。物本身所要求的，恰恰是对一种文化秩序的理解，不多也不少，因为它们的意义和相关性可以直接从它们身上读出来。“在对物的日常的、短暂的或倏忽的使用中，只有目的占据支配地位，而物本身……为了所要实现的功能而被忽略”（Selle and Boehe 1986, 11）。早期儿童研究和童年研究中的许多成果表明了物件如何引发和控制学习过程。 今天，物同样在对人产生影响，尤其是在数字世界之中以及之外。由于物在这里采取了图像的形式，它们也可能——摆脱其物质性——以全新的组合出现，而这种组合只有在数字媒介中才有可能。一个以图像形式存在的新的物的世界出现了，并促使人们的想象中发展出一种图像物质性（iconic materiality）。在这里所实现的过程，也创造出关于身体的新的图像知识形式，它们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环境的一部分。 ## 展望 通过聚焦于不知和沉默知识，本文为文化科学提出了一个研究领域，近年来各种“转向”的重要成果可以在其中汇合。在这方面，需要扩展和增强与实践及述行相关的视角，并愿意发展新的进入方法以及新的经验与反思形式，以便在与数字媒介的协作中应对实践。从行动者网络理论、想象、述行性以及虚拟世界中的图像物质性的视角来研究社会实践及其中隐含的沉默知识，在概念上和方法论上都是一项挑战。 ##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W. 19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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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ielefeld: transcript. # [8] 论知道得太多：技术人员围绕网络匿名性的话语 *On Knowing Too Much: Technologists' Discourses Around Online Anonymity* 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 > 本章关注技术人员（technologists）如何对待他们所收集、管理和分析的数据：他们有时觉得自己对个体用户知道得太多、看到得太多，有时又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从而渴望收集更多数据。基于在旧金山针对数据经纪人、黑客、行动者、大公司隐私团队、应用开发者、博主和密码学家所做的初步研究，我建立了一套处理数据之角色的类型学。借助编织的隐喻，我把数据想象为构成织物的丝线。借助这一隐喻，我追问：谁收集这些丝线？谁把它们聚拢、编织，又是谁将它们剪断？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和处理的？ ## 引言 人生中总有一些时刻，我们会无意间听到自己并不特别想听的谈话。那天我坐着晚班火车从吕讷堡（Lüneburg）回汉堡——车厢里除了我自己、我已睡着的伴侣，就只有两个三十来岁的波兰恶棍。他们用波兰语交谈，以为不会有人听懂，便以正常音量讨论起一桩正在策划的毒品勾当：他们想雇一个运毒者，坐船把五公斤毒品运到瑞典。凭借我对波兰语的熟练理解，我开始搜集一条条信息：五公斤，去瑞典的船，几千欧元，还有没完没了的问题——怎样找一个看起来合适、警察不会怀疑的运毒者，怎样才不会被抓。最好是个娇小的小妞。或者是个基佬。或者是一对情侣。谁会干这活？他们可以利用谁？甚至在他们说出那些性别歧视和恐同的言论之前，我就在心里想：“这太过分了。我知道得太多了。”火车快到汉堡了，我僵住了，心想：“现在该拿这些知识怎么办？”我心里有很大一部分想用 iPhone 追踪他们——拍几张照片，录下他们的谈话，再把信息用电子邮件发给汉堡警方，来一次“公民逮捕”式的行动。我心里的另一部分则不想追踪和跟踪他们。仅仅因为我掌握了这些信息，凭什么由我来拥有揭露他们身份的权力？他们对我监视他们一事毫不知情，这使我的追踪行为显得不正当。我是否应当剥夺这两个人本来可能抽身于这桩毒品交易的意图和自由？我的伴侣醒了，我把发生的事告诉他之后，他开始生气。这两个家伙在说性别歧视的话？他挺起胸膛，转过身去瞪着他们。他们几乎没有察觉。火车停靠汉堡中央车站，他跟在他们身后下了车。他们仍旧没有察觉。虽然这个故事以两个恶棍浑然不知我们的存在、离开车站而告终，我却忍不住一直在想——当人们真的知道得太多时，他们会怎么做？知道得太多的人之间又存在着怎样的情感维度？ 每个人都有一种特定的生活形式或生活模式。正如格雷瓜尔·夏马尤（Gregoire Chamayou）在《无人机理论》（*Drone Theory*）中所解释的，我们的日常行为是重复的，我们的举止具有一定的规律性。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格雷瓜尔·夏马尤《无人机理论》英译本（Chamayou 2015, 75）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你大致在同一时间起床，经常走同一条路线去上班或去别处，常在同样的地方与同样的朋友见面；一旦你被置于监视之下，你的一切行动都可以被记录下来，进而建立起一张关于你日常所为的时空地图；此外，通过截听你的电话，观察者还可以把你的社会网络叠加到这张地图上，确定哪些是你的私人联系，并计算每一条联系在你生活中的重要程度。〕 正如一份美国陆军手册所解释的：“当敌人从一处移动到另一处时，监视会追踪并记录其到访的每一个地点和每一个人。这些地点和人员与目标之间的联系被建立起来，敌人网络中的节点便浮现出来”（Chamayou 2015, 76）。 这些实践、行为以及做事的日常模式，都是标识我们是谁的识别标记。当今用于收集、传输、分析和呈现的数字基础设施，使持续的数据挖掘成为可能（Couldry and Powell 2014）——持续地挖掘构成“我们”的东西。正如我在旧金山田野调查期间结识的一位技术人员向我解释的那样：“你会惊讶于你实际上有多么独特。从数据的角度来看，所有那些说我们都一样的说法都是错的。”要找到那个特定的 30 岁男人非常容易：他生于 4 月 16 日，身高正好六米，早上八点去上班。[^f08-1] 如今，许多日常活动在无需人类赋予意义或进行建构（甚至无需最基本的同意）的情况下就会产生数据。随着传感器网络的创新，个体开始产生的不是“由包含内在意义或建构意义的消息所组成的‘内容’，而仅仅是数据——温度读数、状态更新、位置坐标、轨迹、痕迹和签到”（Couldry and Powell 2014, 3）。这些单个数据类型本身未必有任何意义——但经由聚合、关联或计算而结合在一起时，这类数据便能提供大量信息。“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治理的转型——既包括其机制，也包括其参照点——这场转型很可能对政府的实际运作过程以及人们对社会世界的日常理解产生深远影响”（Couldry and Powell 2014, 1）。 为了处理这一问题，库尔德利和鲍威尔（Couldry and Powell）指出，新兴的数据收集文化值得以这样一种方式加以审视：它突出个体行动者的能动性与反身性，以及权力与参与得以被建构和实施的多变方式。我赞同这一说法，因为它呼吁重新评估结构与能动性之间的张力，以及行动者在我们这个数据驱动的环境中的控制与抵抗；然而，“行动者”或“数据主体”往往把探究更多地引向“用户”，而较少引向屏幕背后正在发生的事情，即那些收集、操作和分析我们数据的技术人员的身体与头脑之中所发生的事情。比尔（Beer 2009, 999）曾指出，社会学还必须“关注……那些在日常生活中与软件打交道的人”；我想补充的是，社会学还必须关注软件工程师、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分析师如何设想用户的日常生活——从而对以下问题展开更为开放的探究：哪些类型的决策被作出，哪些类型的斗争在上演，以及在实施影响我们日常生活的技术时存在哪些障碍。正如我将在本文中探讨的，技术人员思考着他们所收集、管理和分析的数据——有时觉得自己可能知道得太多、看到得太多，有时又觉得自己知道得太少，从而渴望得到更多。 这些操作无人机的技术人员或旧金山的分析师，正是看到我们生活模式的人。理解他们对我们的鸟瞰视角，有助于我们思考他们的能动性，而这种能动性本身“对于思考数据权力的分配至关重要”（Kennedy et al. 2015, 2）。为了透彻思考这两个维度——能动性与数据权力——我的研究聚焦于当今的一个关键问题：匿名性（anonymity）。 巴赫曼等人（Bachmann et al. 2014）借鉴斯特拉森（Strathern）的《切割网络》（“Cutting the Network”，1996）提出，如果想要理解匿名性，就必须开始把它概念化为在识别标记上进行切割的行为。采取某种形式的匿名——例如无面孔、无名字或假名——意味着一个人把这些可能具有识别性的、关于个体性与差异的标记从某人身上“切掉”。“当第二方把个人信息与其所属之人联系起来，或未能将二者联系起来时，匿名性才发生真正的得失”（Ponnesse 2013, 344）。 在蓬内斯（Ponnesse）看来，这一联系与解除联系的过程是“某种特定控制之运作的结果”（2013, 344）。由于当代社会日益建立在网络化的信息与基础设施之上，我们正面临一些新的问题：信息、财产与人的网络如何能够被联系起来或解除联系，以便产生、维持、放弃或改变匿名性——以及谁掌握着这种控制。 如今，这些切割是由特定的技术或特定的人来协助完成或全权居间操办的。当这些切割发生时——阻止某一条信息到达另一方（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台服务器）——匿名性就在上演。切割可以由匿名互动的 A 方、B 方或双方作出，但越来越多地也有其他行动者在影响这一切割时刻：例如系统管理员、隐私团队和数据分析师。因此，我不打算聚焦于“用户”如何在其自身个体性与差异的潜在识别标记上进行切割，也不打算聚焦于“用户”如何创造情境性的、关系性的和局部的不可知性、不可见性与不可追踪性——我希望聚焦于像夏马尤故事中的无人机操作员，或我在旧金山访谈过的技术人员这样的人。由于一系列复杂的原因，既涉及物质结构，也涉及技术人员所处的社会经济体系，他们在匿名性形式如何发生转变这一问题上，时而是有权力的中介者，时而又是无权力的中介者。此外，“技术人员”并非只是一个人——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议程。我之所以有兴趣理解他们——而不是用户——还源于想要理解并拆解这样一个“黑箱”（Star 1992）：他们往往是如何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收集并知晓我们的“生活模式”的。 为了探讨这些角色，以及他们如何变得“知道得太多”，我将在本文中做几件事： 首先，我将介绍我研究中的方法，即建立一套“知道得太多的角色”的类型学。这些角色包括来自科技行业各个领域与层面的数据科学家、技术人员、系统管理员、密码学家和应用开发者。其中一些人为大公司工作，另一些人则在创办自己的初创企业。我之所以建立这些韦伯式的理想类型（Weberian ideal types），不仅是为了综合和解释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的各种角色与意识形态，也是为了掩护我所访谈的对象的身份——较少聚焦于个人及其识别标记，而更多聚焦于他们处理数据时的情感维度。我意识到，在做一项关于匿名性的研究时对数据进行匿名化处理的方法需要更多的解释，但我会把这一点留待另一篇文章，出于时间考虑，此处不予展开。 其次，为了拆解这些“知道得太多”的人物的行动，我将运用“切割”这一隐喻，把数据收集比作纺织品生产。这一路径的灵感来自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关于纱线与文化的隐喻，更具体地说，来自贾尼斯·杰弗里斯（Janis Jefferies）。杰弗里斯是一位英国艺术家和理论家，她运用纺织品的隐喻来生产围绕计算与数字技术的新知识。她建议我们关注纺织品，尤其是图案所提供的一种物质性知识：在图案化的表面上，曾经不可见的东西——概念性的、情感性的、有质感的东西——变得可见（Jefferies 2012）。循着这一思路，我把数据想象为构成织物的丝线。借助这一隐喻，我追问：谁收集这些丝线？谁把它们聚拢、编织，又是谁将它们剪断？数据是如何被收集和处理的？什么样的剪刀作出这些切割？它们锋利吗？它们切出的是干净利落、难以察觉的切口，还是说它们很钝，剪切时会留下疤痕和碎屑？在这一切割中握着剪刀的女裁缝或裁缝是谁？是否有些人握着剪刀，却根本不作任何切割？究竟为什么要作出切割？这些女裁缝和裁缝有着不同的议程，而在本文中，我只是开始分析切割的技术，向你们展示谁是那些知道得太多的人，以及他们如何处理自己所知道的东西。 ## 方法介绍 本研究的田野调查是为一个更大的项目而开展的，该项目题为“重构匿名性——转型中的互惠、可识别性与问责的当代形式”（“Reconfiguring Anonymity—Contemporary Forms of Reciprocity, Identifiability, and Accountability in Transformation”）。这个为期三年的项目始于 2015 年 8 月，是一项跨学科的事业，汇集了社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媒介学者和艺术家，旨在就当代线上线下混合世界中维持、改变或放弃匿名性的种种机制产生新的见解。 2015 年 8 月，我在旧金山待了将近两个月，在此期间访谈了黑客、行动者、大公司的隐私团队、应用开发者、博主和密码学家。我总共进行了 20 次深度访谈，时长从半小时到数天不等。我还与一家浏览器提供商的隐私团队进行了一次焦点小组访谈，参加了科技隐私主题的聚会，并作了一场公开讲座（在维基媒体基金会［Wikimedia Foundation］）。这项初步研究随后使我参加了一些面向技术人员的会议和工作坊，例如 2016 年 12 月在维也纳举行的“欧洲信任与身份工作坊”（“European Workshop for Trust and Identity”），该工作坊汇集了致力于跨组织信任与身份等各类议题的技术人员。 我的访谈是非结构化的，我主要通过“混在一起”（hanging out）并询问受访者下一步该找谁谈来获得联系人。我们的讨论主要围绕这些行动者如何对待数据和用户的人格，围绕正在开发的、用于帮助用户匿名化以及帮助存储和加密数据的工具。我们还讨论了网络上匿名或假名的未来。 基于这次田野调查，我开始看到这些技术人员或数据经纪人在处理、交换个人数据以及在伦理上对待个人数据的方式中存在的冲突与一致之处。在本文中，我将把我的理想类型限定为三种“信息裁缝”（Information Tailors）：聚合者（aggregators）、分配者（allocators）和分析者（analysts）。虽然本文仅仅标志着我分析的开端，但我认为这最初的三种“理想类型”可以帮助我们透彻思考数据权力的分配，以及技术人员在处理数据时，对与个体之人相关联之信息的知道与不知（un-knowing）中所体现的能动性与反身性。同样，为了帮助直观地呈现这一过程，我将把数据收集比作纺织品生产。 ## 信息裁缝 ### 聚合者 这些行动者收集、记录并存储来自用户的数据。他们是人与机器的混合体。他们可以是一种技术机制，比如一个数据包存储系统，粗略地说，它从一个 IP 地址所传输的任何信息中收集数据包，并将其存储在服务器上。数据聚合是网络的一个核心结构。数据聚合者在网络上随处可见，从谷歌和网上约会网站到小型应用程序。就知道得太多而言，数据聚合者是收集并准备数据的人——或者用织物的隐喻来说——他们收集成十、成千、成百万、成十亿的丝线，以纺成纱或线。这里的一根“丝线”就是一个信息项（Item of Information，IOI），它们被梳理、分拣，并被导向这台或那台服务器或数据存储。虽然聚合者未必“知道”得太多，但他们收集并记录大量数据，以便为用户及其平台和产品开发者创造更多知识。 正如一位正在开发自己应用的数据聚合者所说：“人类正在放弃自己的隐私，以便参与各种有益的实践（例如量化自我类应用）。”作为一名应用设计者，他根据应用的前提来决定究竟需要聚合哪些数据（例如，一款跑步应用会聚合用户的跑步速度和频率、跑步路线等）。 这位应用设计者认为，我们聚合的数据越多越好——他把数据解释为一个有益的全球大脑。他说：“对于任何系统，一旦你开始记录它，它就存在于某个地方了。所以问题其实是：我是否信任整个系统会照顾我自己的利益？如果我不信任，我又愿意付出多大努力来确保它这样做？那些参与各种实践、并希望这些实践保持私密或匿名的人，不应该考虑退出分享这些信息，而必须帮助优化一个中央系统，这个系统既能充当声誉系统，也必须收集并保护其用户数据。”回到我们的裁缝隐喻，这位应用设计者很兴奋地想看到更多数据、用个人数据做更多事情，同时又表达了他的总体感受：那些交出自己数据的人，应当信任像他这样把他们的数据穿成线并加以存储的人——他向用户承诺，可以信任他会对这些数据加密，并把它们存放在正确、安全的地方。 然而，并非所有数据聚合者都抱有同样的愿景，即“拥有和收集得越多越好”。一位操作系统开发者兼系统管理员在一次讲座中试图激励他的技术人员同行，他建议他们应当通过“少记日志”来“少聚合”。为了给那些不熟悉日志记录——数据聚合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的人提供背景，这位技术人员解释道：“日志是由网络化服务产生的”，例如，系统管理员必须为调试而记录日志，并且要有审计跟踪和可用性研究（一个网站如何被使用），这对分析很有用。被记录的数据涵盖许多领域，但他特别指出：“有一些细节更具可识别性，它们会产生这样一些信息模式，可以被用来针对某个人，但也许不会被那个人自己使用。比如 IP 地址、谁登录了一台机器，还有被记录下来的邮件头、被记录下来的密码学参数，有一大堆各种各样的东西，在这些数据集中形成可被指纹识别的痕迹。” “少记日志”是系统管理员和信息科学家之间被称为“数据最小化”（data minimization）的实践的一部分。这是一种理论路径，起源于 20 世纪 80 年代，与网络化基础设施和信息科学同时出现，而如今似乎只在“身份管理”行动者中得到推广，这些行动者以透彻思考个人身份保护和数据管理为己任。信息科学家普菲茨曼和汉森（Pfitzmann and Hansen）解释说，这一路径“意味着，首先，收集他人个人数据的可能性应当被最小化。其次，在剩余的可能性之内，个人数据的收集应当被最小化。最后，已收集的个人数据的存储时长应当被最小化”（Pfitzmann and Hansen 2010, 6）。 一位聚合者解释道：“默认情况下，甚至不是有意的，我们就在收集数据；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数据就会被存储下来。但谁被允许存储数据？删除也是一个有意识的决定。而且还有一个责任问题——由谁来决定删除什么？这里存在一个意识问题。” 他慷慨激昂地说： > 我认为这值得思考——人们常常意识不到这样一个简单的道理：如果有人试图从你这里获取关于别人的数据，你有很多不同的方式可以抵制他们从你这里得到这些数据。但最简单的抵制方式就是不拥有这些数据。得出这个结论简直蠢到家了，但这确实是抵制把数据交给别人的最容易的方式。干脆就别拥有它。 虽然我在这里没有时间解释数据聚合者的所有变体、他们的意识形态和议程，但我所提到的这两位表明，稀疏编结的和密集织就的数据丝线都在发挥作用。我提到的那几位技术人员偏爱稀疏的数据丝线，因为他们担心这些丝线会落入坏人之手。那位应用开发者则相信，密集织就的丝线在制作更高质量的衣物时会更有用，而信任这位裁缝及其技术将有助于用户分享更多数据，进而使技术人员能够更多地了解用户的生活模式。 ### 分配者 在关于主体的“知道得太多”的游戏中，数据分配者是决定哪些丝线进入哪些织物的行动者。分配者通常是公司里的隐私团队——他们是收集丝线的数据聚合者与把各种丝线编织在一起以制成某块布料的数据分析者之间的中介。分配者的议程是保护用户，使其免于在公司收集哪些数据这一问题上“被知道得太多”。[^f08-2] 这些分配者考虑的是公司的用户、公司的形象、有多少东西可以被“知道”，以及有多少东西应当对公众“保持未知”。分配者不仅决定如何处置正在被收集的丝线，还决定首先要收集哪些丝线，或者说哪些信息项。在田野调查中，我了解到，许多大公司都拥有完整的隐私团队来保护用户数据，这些隐私团队扮演着把关人（gatekeepers）的角色。较小的应用程序资金仍然紧张，团队只有三到五人而非几百人，可能就没有一个十分周全的信息分配者。一个人可能同时充当分配者、设计者和管理者——身兼许多其他职务——而投入到保护这些数据上的精力，或许不如在一个以守护数据为唯一职责的隐私团队中那样多。 我交谈过的一位数据分析师向我解释了他们的数据聚合与数据分配团队：“新工具是有空间的，但目前大量数据只是被聚合起来却没有被使用。”为什么没有被使用？因为隐私团队不允许他们使用。他解释说，必须引导用户这样想：“我们信任那些聚合这些数据的公司，相信它们不会用这些数据做任何过于敏感或泄露我们隐私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隐私团队必须确保这种信任不被破坏——只分配一小份数据供使用，不让用户对其他用户知道得太多。我们可以把分配者想象为知道与遗忘之游戏中的把关人。 ### 分析者 正如其名称所示，分析者分析关于用户的信息。他们这样做出于各种原因——为了衡量用户对其产品的参与度，或者为了给公司打造一款新产品。分析者收集由分配者向其开放的各种丝线，或者说信息项，织成织物，并缝制成衣。分析者有时会被他们所拥有的数据量以及他们对一个用户所拥有的知识量压得喘不过气来。一家大型社交网络平台的一位分析师说：“我拥有的信息多到你无法想象。我对用户所知道的东西多得离谱。我可能会想：‘嘿，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追踪这个’，但我看得出我们不得不这么做。这是我有时会感到困扰的事情。” 分析者可以接触到数据分配者，他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编织数据丝线，制成某种布料；这里指的是一款应用的某项功能。这位自称嬉皮士的分析师还解释了他的道德困境：“这就是你的工作，帮助人们作决策。所以数据越多越好。但有时我们也会说：‘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数据越少越好。’”在我看来，这一困境是数据权力及其控制感的困境：一方面，他渴望更多地了解用户并创造更多功能；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自己在侵犯用户的隐私。 另一位分析师在谈到对大数据和监控的批判时感叹道：“完全的匿名性不会给我们足够精确的数据。”他这句话的意思是，数据安全往往意味着拥有更少的数据、删除数据或安全地存储数据。但为了让系统更快、提供更多功能并让这些系统更好用，他必须拥有更多数据，更多地了解用户。这就是可用性与数据安全之间的张力。“我们如何把某人对匿名性的需求置于系统功能之上？那些设计和实现涉及用户隐私之产品的人，往往想把工作做好，而为了做到这一点，他们需要拥有尽可能多的数据”（数据分析师，旧金山，2015 年 8 月）。 对这些技术人员而言，这种道德困境并非每天都会出现。正如另一位分析师所说：“那些设计和实现匿名系统的人只是技术人员，他们不是哲学家或社会学家，他们的决策并没有经过完全深思熟虑——他们不会考虑脑中闪过的所有可能想法。由于不能对一切都面面俱到，产品开发的效率就会受到影响。在极端情况下，开发者不会想到所有的问题（即隐私或匿名性问题）。” 这又一次造成了用户匿名感的不稳定，即他们认为自己透露了什么，以及他们认为接收方对他们知道些什么。我交谈过的一位数据分析师只收集关于用户交通路线和手机运营商的信息。他解释说，他经常与他的隐私团队发生冲突，因为他们没有分配足够的数据供他使用。这种对信息不断进行的联系与切割，在以下几者之间的张力中发挥作用：分析者被允许知道什么，被允许发明什么，想要知道什么，以及他们觉得什么在个人层面上越过了“知道得太多”的道德界限。 ## 结论 本文探讨的是一项持续进行的、关于“知道得太多的人”之描述的最初分析阶段。在这项描述中，我希望解开那些匿名性裁缝的故事——他们在匿名性如何在网上得到实践这一问题上进行切割或建立联系。我相信，要充分理解今天的匿名性是如何被“做”出来的，以及更一般地，个人数据是如何被处理的，质性研究应当考察“切割”数据的性质、用于切割和联系的工具，以及这样做背后的意识形态与议程。围绕大数据的进一步研究还应当纳入软件工程师、系统管理员和数据分析师的声音，他们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用户的日常生活。这样做将揭示哪些类型的决策被作出，哪些类型的斗争在上演，以及在处理个人数据时存在哪些障碍。对切割与联系之情感维度的这一描述，有望进一步揭示匿名性正在如何被重构，并阐明技术与社会相互缠绕的织体。 [^f08-1]: 译者注：原文作“exactly six meters tall”（身高正好六米），疑为“six feet”（六英尺）之误，此处照原文译出。 [^f08-2]: 译者注：原文为“to protect users from ‘knowing too much’ about what data the company collects”，字面意为“保护用户，使其免于对公司收集哪些数据‘知道得太多’”；结合上下文（分配者决定哪些信息对公众“保持未知”），此处可能意指防止公司（或他人）对用户知道得太多，表述存在歧义，译文兼顾两种理解。 ## 参考文献 Bachmann, Goetz, Michi Knecht, Gertraud Koch, Nils Zurawski, and Ulf Wuggenig.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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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s Selbst in der digitalen Kultur》（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7）。 **蒂蒙·拜斯（Timon Beyes）**，德国吕讷堡大学组织与文化社会学教授，同时任教于丹麦哥本哈根商学院（Copenhagen Business School）管理、政治与哲学系。 **葆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吕讷堡大学数字社会性（Digital Sociality）青年教授。她是研究日常生活中新媒体的民族志学者，关注使用情境与生产情境，并将其研究置于一般意义上的文化理论、社会理论与媒介理论，特别是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框架之中。她目前的研究项目题为“程序员的世界”（Programmer Worlds），旨在考察企业软件开发者的日常实践如何影响我们的数字基础设施。 **马蒂亚斯·科赫（Matthias Koch）**，德国吕讷堡计算机模拟媒介文化高等研究院（Institute for Advanced Study on Media Cultures of Computer Simulation，MECS）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媒介史学的历史与理论、科学史、现象学，以及弗里德里希·A. 基特勒（Friedrich A. Kittler）与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的著作。 **马蒂娜·莱克（Martina Leeker）**，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中心（CDC）数字文化方法教授、高级研究员。研究兴趣包括艺术与技术、数字文化中的批判、系统工程与基础设施、戏剧与媒介，以及实践研究。 **亚历山大·莫南（Alexandre Monnin）**，哲学家，Origens 媒体实验室（Origens Media Lab）研究主任，克莱蒙高等商学院（ESC Clermont）研究员，Adrastia 协会主席。他开创了网络哲学（philosophy of the Web），并从事关于人类世（Anthropocene）与数字性之终结的研究。他曾任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研究员及拉法耶特预见基金会（Lafayette Anticipations）数字平台的架构师，自 2013 年起担任法国开放数据机构的专家。 **珍妮·莫泽（Jeannie Moser）**，柏林工业大学（TU Berlin）博士后研究员。其论著涉及文学与科学、知识的诗学与历史以及文化研究。著作包括：《Psychotropen: Eine LSD-Biographie》（帕德博恩，2013）；与 Arne Höcker、Philippe Weber 合编《Wissen. Erzählen. Narrative der Humanwissenschaften》（比勒费尔德，2006）；与 Hans-Christian von Herrmann 合编《Lesen. Ein Handapparat》（美因河畔法兰克福，2015）。 **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吕讷堡大学媒介史与媒介认识论教授，计算机模拟媒介文化高等研究院（MECS）、数字文化中心以及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媒介理论、“媒介思维”的科学史，以及模拟与控制论的历史与认识论。 **克里斯托夫·武尔夫（Christoph Wulf）**，柏林自由大学（Freie Universität Berlin）人类学与教育哲学荣休教授，历史人类学跨学科中心（Interdisciplinary Center for Historical Anthropology）联合创始人。其研究兴趣与诸多论著聚焦于历史人类学与教育人类学、模仿（mimesis）、跨文化教育、述行性（performativity）与仪式。 --- ## 封底 安德烈亚斯·伯纳德、马蒂亚斯·科赫、马蒂娜·莱克 编 **《非知识与数字文化》** 数字媒体使海量数据得以生成、分发与建模，并使其可供取用，从而为我们提供了获得丰富信息与知识的可能。这种可能性引发了种种设想：技术要么消除非知识，要么凭借算法的普遍力量与不透明性，将非知识深深植入当代文化之中。本书汇集了来自媒介研究、文学研究、社会学、民族志、人类学与哲学的论文，探讨非知识作为理解当代数字文化的一个重要概念。 www.meson.press ISBN 978-3-95796-125-9 # 版权与译本说明 **非知识与数字文化** **原书信息** - 原题：*Non-Knowledge and Digital Cultures* - 编者：Andreas Bernard（安德烈亚斯·伯纳德）、Matthias Koch（马蒂亚斯·科赫）、Martina Leeker（马蒂娜·莱克） - 撰稿人：Andreas Bernard、Timon Beyes、Paula Bialski、Matthias Koch、Martina Leeker、Jeannie Moser、Alexandre Monnin、Claus Pias、Christoph Wulf - 丛书：Digital Cultures 丛书（数字文化丛书），丛书编者 Andreas Bernard、Armin Beverungen、Irina Kaldrack、Martina Leeker、Sascha Simons；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出版项目 - 出版者：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 - 出版年份：2018 - ISBN：978-3-95796-125-9（印刷版）；978-3-95796-126-6（PDF）；978-3-95796-127-3（EPUB） - DOI：10.14619/1259 - 设计：Torsten Köchlin、Silke Krieg；封面图像：© Lily Wittenburg（未收入本译本）；校对：Janet Leyton-Grant、Selena Class；校对与排版协助：Inga Luchs - 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non-knowledge-and-digital-cultures/（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18/04/9783957961266-Non-Knowledge.pdf） - 原书许可：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SA 4.0），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译本说明** 本译本为非官方简体中文译本，未经原编者、作者或出版者审阅或认可。译文依据 CC BY-SA 4.0 许可对原作进行改编（翻译）。 **译本许可** 依照原书许可的“相同方式共享”条款，本译本同样以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SA 4.0）发布。转载或再改编时须署明原编者与作者、原书出处及本译本为改编作品，并以相同许可发布。 **翻译体例** - 专有名词与关键术语首次出现时附原文，如“非知识（non-knowledge）”。 - 注释全部译出，以脚注形式保留；文内夹注（作者–年份）与各章参考文献保留原文。 - 原书封面图像及第4章的六幅展览照片均未收入本译本，仅保留译出的图注及其署名。 - 引自其他受版权保护作品的较长引文，以译者注形式给出带出处的简要概述。 **目录** 1. [1] 导论：非知识与数字文化（马蒂亚斯·科赫）——01-introduction.md 2. [2] 总体档案：论非知识在数字文化中的功能（安德烈亚斯·伯纳德）——02-ch2-total-archive.md 3. [3] 秘密、透明性与非知识（蒂蒙·拜斯、克劳斯·皮亚斯）——03-ch3-secrecy-transparency.md 4. [4] 恶作剧者、奥伊伦施皮格尔式恶作剧与失灵之物：数字文化中的非知识与批判（马蒂娜·莱克）——04-ch4-trickster.md 5. [5] 站在非知识一边：不信任——海因里希·冯·克莱斯特的《决斗》论大数据策展（珍妮·莫泽）——05-ch5-mistrust-kleist.md 6. [6] 数字性、（伪）知识与非知识的本体论特征（亚历山大·莫南）——06-ch6-digitality-unknowledge.md 7. [7] 作为挑战的不知与沉默知识：图像的、述行的与物质的视角（克里斯托夫·武尔夫）——07-ch7-unknowing-silent-knowledge.md 8. [8] 论知道得太多：技术人员围绕网络匿名性的话语（葆拉·比亚尔斯基）——08-ch8-knowing-too-much.md 9. 作者简介与封底——09-authors.m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