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前言 （Series Foreword） “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 丛书主编：格茨·巴赫曼（Götz Bachmann）、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全喜卿（Wendy Hui Kyong Chun） 本丛书其他书目：《模式歧视》（*Pattern Discrimination*）、《市场》（*Markets*）、《交流》（*Communication*）、《机器》（*Machine*）、《留存》（*Remain*）、《档案》（*Archives*）、《组织》（*Organize*） --- “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导言中写下了这句声名狼藉的话。尽管这一断言无疑是极端的——媒介考古学也一直因过于戏剧化、过于聚焦技术发展而受到批评——它却推动我们继续把媒介思考为一种设定条件的东西：它规定了我们赖以生活、交往、交流、组织、从事学术研究等等的条件。毕竟，正如基特勒在近三十年前那段开篇陈述中接着写道的，我们的处境，“不论是尽管有媒介还是正因为有媒介”，都“值得一番描述”。那么，媒介的“条件”（terms）——它的界限、条件、时期、关系、措辞——究竟是什么？这些条件与“决定”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寻找媒介”丛书通过考察用户在其中活动的、往往语焉不详的“媒介条件”（terms of media）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本丛书的目标并不是编写一系列以关键词为纲、用以描述媒介实践的解释性文本，而是去理解媒介得以生产的条件（即“terms”），以及媒介如何影响并改变这些条件。 显然，搜索引擎的兴起助长了关键词和术语的激增与盛行。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关键词本身的性质，因为如今任何词语和模式都可以成为“关键”。更进一步，它还改变了学习过程本身，因为搜索预设了：（a）只要措辞得当，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答；（b）答案就存在于数据库之中。换言之，真相就“在那里面”。然而，搜索/媒介对知识的影响并不止于搜索引擎。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艺术到文学，越来越多的学科正在“寻找媒介”，以此来激活其方法与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当前的媒介处境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术语，它被理解为媒介性条件作用（mediatic conditioning）在时间上的变迁。于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说，本丛书追问的是：知识本身的条件或前提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丛书每一册都收录两位（或更多）作者的介入性论述，他们对某一术语——首批为：交流、模式歧视、市场、留存、机器、档案——的研究路径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彼此分歧又相互交汇。通过让北美与欧洲的学者结对合作，本丛书也力图推进媒介理论，消除因翻译的变数和各地学术惯例的差异而在语言壁垒之间存在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十年差距”。本丛书旨在激发新的描述、新的规定和新的假说——重新思考、重新想象媒介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 导论 （Introduction） 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在寻找媒介的过程中，人们迟早会遇到组织（organization）的问题。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此显而易见，几近同义反复：毕竟，媒介把事物组织成模式与关系。正如科妮莉亚·菲斯曼（Cornelia Vismann）（2008）在其媒介史著作《档案》（*Files*）中所表明的，这些看似无害的日常记录、存储与流通装置，正处于我们所知的法律与行政体系的核心。它们的技术逐渐塑造了数字机器与数据处理的架构，因此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已成过往的行政实践的痕迹。由此，媒介可以被理解为“文明的排序装置”（civilizational ordering devices）（Peters 2015, 5）；而如果“文明的”涵盖了一切形式的社会技术排序，那么“［媒介］是［任何形式、任何过程的］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Peters 2015, 19）。似乎很难找到比这更明确的论断，来说明借由组织思考媒介、借由媒介思考组织的意义。然而，这一准同义反复的循环需要进一步审视。它掩盖了一个复杂的关系场域——或许是一个战场——而这些关系确实构成了重大关切。事实上，如果说媒介忙于对社会关系或社会技术关系加以排序，那么它们就被赋予了权力与支配、控制与监视、颠覆与解放（Lovink and Rossiter 2018）。 因此，媒介与组织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由来已久（Beyes, Holt, and Pias 2019）。然而，数字媒介技术使之现实化，或许还加剧了其中的潜能与冲突。毕竟，“数字媒介所经营的与其说是内容、节目和观点，不如说是组织、权力和计算”（Peters 2015, 7）。它们有力地提醒我们，“组织即讯息”（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这里借用的是丽莎·康拉德为本书所撰篇章的标题。正如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在本书后记中所明确指出的，它们使新的“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成为可能，也对其提出了要求。 不过，如果技术媒介顺应、支持或制约着不同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自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塑形，或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被塑形。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准同义反复的，是因为它是递归的（recursive）。确实，“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莱因霍尔德·马丁（2003）正是以此将“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这一论断具体化的（因为如果不是通过组织，媒介又如何能决定我们的处境呢？），他在本书中的章节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在某些方面，媒介决定组织。但与此同时，媒介也是被组织的，而组织在某些方面也决定着媒介。因此，借用蒂蒙·贝耶斯为本书所撰篇章的标题，“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a）需要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一方面，媒介技术通过其组织效应制约着生活（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再回到菲斯曼［2008, xii，强调为原文所有］的话：“没有档案、没有任何记录的生活，一种不留记录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要发生、消失或转变，又必然以种种组织格局为前提（档案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管理——处理、流通、归档——塑造了它们作为媒介的轨迹）。于是，媒介与组织之间的这一递归循环之所以是准同义反复的，是因为它触及了对媒介本身的理解：媒介“不仅是事件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本身就是事件：是某些技术、知识领域与社会制度的集合体或格局”（Horn 2007, 8）。 本书致力于探讨媒介与组织的这个“结”。它并不声称要解开这个结，因为那将是一项夸夸其谈且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但它力图理清其中一些重要的线索，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仿佛两者能够截然分开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下面的每一篇文本都可以独立阅读，但它们是在共同讨论中形成的，旨在彼此关联、相互贯通，作为对“媒介作为组织／媒介与组织”这一问题的共同回应。 在《媒介组织：人格》（“Media Organize: Persons”）一文中，莱因霍尔德·马丁表明，这种“媒介组织化”如何通过社会技术过程发生：这些过程将事物、知识与人排序为——话语的、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生物的——种种身体（bodies）。通过人格（person）、机器与圆环这几个形象，马丁追溯了媒介如何塑造、巩固并展演法人团体（corporate bodies），使法人的形式与情动人格化，并将人们捆绑于其事业之上。在《组织媒介：安全与娱乐》（“Organizing Media: Security and Entertainment”）一文中，蒂蒙·贝耶斯讨论了艺术家西蒙·丹尼（Simon Denny）的雕塑作品，以引出它们如何展演彼此不同却又相互纠缠的几种排序模式——协议式的、官僚式的与企业家式的。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当代的组织关联体（organizational nexus），即以安全与消费之名对消费者和公民实施持续监视的“安全—娱乐复合体”（security–entertainment complex）。在《组织即讯息：灰色媒介》（“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 Gray Media”）一文中，丽莎·康拉德通过考察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软件这一“灰色媒介”（gray medium），更仔细地审视媒介研究可以如何处理组织概念。康拉德区分了三种情形：媒介作为组织机制；媒介本身与制度和组织条件相互纠缠并以之为前提；以及媒介牵涉到“好的组织”这一规范性问题。由此，她试图为组织与媒介能够对彼此做什么，寻找一个比马丁和贝耶斯相对黯淡的分析更为积极肯定的基础。在《后记：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Afterword: Proposi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中，吉尔特·洛文克和内德·罗西特坚定地呼吁对组织形式进行实验（而不是——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仅仅停留于其压迫性效应）。在这里，组织问题不再是对社交媒体的短期主义和弱连接加以认可或分析，而是作为“主权媒介”（sovereign media）这一行动主义问题重新浮现，指向新近形成的种种承诺，而这些承诺需要更为稳定的决策与行动能力。 ## 参考文献 Beyes, Timon, Robin Holt, and Claus Pias, eds. 201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 Eva. 2007.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 Media.’” *Grey Room* 29: 6–13. Lovink, Geert, and Ned Rossiter. 2018. *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 Colchester, U.K.: Minor Compositions. http://www.minorcompositions.info/?cat=55. Martin, Reinhold. 2003.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eters, John Durham.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ismann, Cornelia. 2008. *Files*.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inthrop-You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第1章 媒介组织：人格 （Media Organize: Persons）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我的意思是：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媒介构造出种种模式与关系，从而提出了秩序的问题。它们要求我们追问：这里存在秩序吗？若存在，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来源又是什么？因此，就人操作媒介而言，媒介也帮助把这些人组织成能动的、关系性的身体。这种循环性将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其如今已成经典的研究对象——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以及它们的前身与后裔——之外，拓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冒同义反复之险而宣称：“媒介”一词本身所指的，正是那组将事物组织成模式与关系的社会技术性人工物与过程。之所以说“社会技术性的”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不仅是为了承认技术事物的社会生产，而且——再次冒同义反复之险——也是为了承认社会关系的技术生产。 这一观点修正了——但也认可了——那句被抽离语境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式的格言：“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Kittler 1986）。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线性的、机械论的决定；毋宁说，问题在于区分相互决定的不同程度。以这种方式扩展“媒介”一词，你便得到了某种更有理由“决定我们处境”的东西——即诸如组织这样的物质过程，社会关系从中涌现，反之亦然。 “媒介组织”也是《组织复合体》（*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Martin 2003）一书的论题，这是一部兼为公司建筑史的媒介史。在那本书中，我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组织复合体”界定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在美学和技术上的延伸，并在建筑、控制论与公司社交性的交汇处勾勒了它的轮廓。《组织复合体》旨在重新排布我所属学科的种种预设，其论点是：建筑被理解为众多媒介之一，显示出一种以反馈为导向的、模块化的、基于模式的“图示”（diagram，取德勒兹意义，下文将详述），它可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早得多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相比较，却又与之迥然不同。归根结底，这一图示属于情动性的“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到20世纪中叶，控制社会已开始取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研究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Deleuze 1995）。 这类术语在“新唯物主义”思想中颇为常见，这种思想像我一样谈论福柯式的装置（dispositifs，或 apparatuses）。以更具德勒兹—加塔利色彩的方式，这种思想或许会将等级化的树状组织模式与较少等级性的根茎状组织模式对立起来。但组织不仅仅是纵向的树与横向的根茎之间的问题。若继续沿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它也不只是一种从“平滑的”（气态或流体的）延伸到“纹理化的”（地貌的或晶体的）社会空间类型学。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组织”这一动词，并通过批判性地审视“社会秩序有一物质基底”这一前提而更接近唯物主义之“物质”，我想借助有时被称为“非物质生产”的两个实例，回到德勒兹与加塔利所阐发的某些概念。[^f03-1] 其中一个实例是20世纪中叶组织复合体的前身；另一个则是它的后裔之一。 第一个实例涉及19世纪早期寄宿制学院对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之诞生所作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法人成为一种能够唤起人类情感的实体。第二个实例源于第一个，我将先作一段理论附论，再以一则简短的文学剖析加以概括。它涉及情动在新自由主义媒介复合体中的流通——情动既作为资本，又作为人际社会纽带——而这一复合体的图示与其说是树状的或根茎状的，不如说是圆形的。尽管相隔两个世纪，这两个实例都将人——无论是法人还是个人——视为被组织起来的身体。因此，在论证媒介组织时，我更具体地是在论证：媒介组织身体——话语身体、制度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以及生物身体。也就是说，媒介由内而外地将人捆绑在一起。 ## 人格（Persons） 首先，请回想：当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87, 158）论及“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时，他们说得相当明确：“无器官的身体所反对的并非器官，而是被称为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有机体，就是身体进入权力场域时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用德勒兹与加塔利追随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说法，即“上帝的审判”。从组织复合体的角度看，下述事实并非偶然：阿尔托宣告“与上帝的审判决裂”的日期——1947年11月28日，《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相关章节即以此为题——恰好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 39）为其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撰写导言时所署的日期——1947年11月——相吻合，当时维纳正在墨西哥城的国家心脏病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ardiology）担任访问学者。因为，正如维纳的机构隶属所证明的那样，控制论恰恰致力于将有机体恢复为其认知对象，而这恰是在机电技术威胁要使该对象瓦解的时刻。 还请回想，在那篇导言中，维纳（1948, 18）以负熵的方式对组织作了如下界定：“正如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量是其组织化程度的量度，一个系统的熵则是其无组织化程度的量度；二者不过互为负值。”在梅西控制论会议（Macy Cybernetics Conferences）上，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鼓励维纳将这一原理推广到社会组织的领域，维纳承认：“社会系统确实像个体一样是一个组织，它由一个通信系统联结在一起，并具有一种动力学，其中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起着重要作用”（24）。尽管如此，他认为，现有的有关人类事务的统计序列既不够长也不够稳定，难以得出可靠的结果。然而，这一限制以及其他限制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忽视的；不出十年，社会科学便已吸收了控制论假说。 在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背后，有一种值得更仔细审视的有组织社会生活的理论。1947年，维纳表示同情贝特森与米德这样在“当今的混乱时代”寻求一种控制论社会科学的人（Wiener 1948, 33）。数年后，他亲自在一部标题优美的漫谈之作《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Wiener [1950] 1954）中作了这样的尝试。如果说这部较晚的著作有一个焦点的话，那就是控制论反馈系统的负熵的、稳态的功能。书中最清晰的段落之一，是第二版增补的一章，专论“作为讯息的组织”，其中写道： >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维纳《人有人的用处》（Wiener [1950] 1954, 95）中的一段（约7行），大意是：某些有机体（如人）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乃至提高自身的组织水平，成为熵增与混沌这一普遍洪流中的局部飞地；“生命是一座孤岛”，而我们这些生物借以抵抗普遍的腐败与衰朽之流的过程，被称为稳态（homeostasis）。］ 维纳从一种生物性的稳态中推演出一种基于模式的、信息性的稳态（“作为讯息的组织”），将体温的生物化学维持与机械自动机的负反馈装置相比较。并非身体组织本身，而是“由这种稳态所维持的模式［即德勒兹—加塔利意义上的有机体］，才是我们个人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不过是长流不息的河水中的漩涡。我们不是持存的材料，而是自我延续的模式”（96）。因此，按照维纳的观点，人类及其社会是可传输的讯息，承载于一个不断变化、趋向于熵的物质基底之上。将控制论转译到社会科学中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如何将神经元或机电反馈的科学，转换为一门基于统计数据（及计算能力）的模式维持之科学，这些数据要足以应对被构想为稳态有机体的大型集体身体的组织复杂性。但是，如果这里“模式”的另一个名字不仅是“身体”，而且是“主体”，那么这些模式在社会技术层面——即在媒介复合体的层面——是如何被生产和维持的呢？ 我们几乎仍能听到阿尔托在抗议那种有机体式主体时的呼喊——在1947年前后，这种主体的权威使其底下的力比多经济短路——德勒兹与加塔利（1987, 571）引述道： > 当你们将他造成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时，你们便将他从一切自动反应中解救出来，并归还他真正的自由。 因此，德勒兹与加塔利版本的阿尔托式无器官的身体（BwO）既非有机的，亦非无机的，而是如他们所言，是“非有机的”（anorganic）。也就是说，无器官的身体并不完全是一个无组织的、无序的或无政府的身体；毋宁说，它是一种对自身进行实验的具身主体性形式，冒着变成疑病症者、偏执狂、精神分裂者、吸毒者或受虐狂的风险。两位理论家引用阿尔托的话：“身体就是身体。它独自挺立。无需器官。身体从来不是有机体。有机体是身体的敌人”（158，强调为原文所有）。他们重复阿尔托那部广播剧的标题，补充道：“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的系统，神学系统，恰恰就是那位制造有机体者——制造一种被称为有机体的器官之组织者——的运作”（158–59）。于是，组织与层化作为原初的暴力，即“上帝的审判”：“无器官的身体是那冰川般的实在，构成有机体——也构成一种意指和一个主体——的冲积、沉积、凝结、褶皱与回缩，都在其上发生”（159）。简言之，无器官的身体就是诺伯特·维纳所说的“长流不息的河水”，有模式的有机体从中升起。 作为“冰川般的实在”，无器官的身体并不是一种媒介。正如通信信道中的背景噪声一样，它在构成上是前媒介的——如果我们所说的“媒介”是指任何将这种噪声组织成“冲积、沉积、凝结、褶皱与回缩”的装置的话。在此，我有意使用福柯的术语“装置”（apparatus，或 dispositif），以便更精确地将媒介界定为组织系统而非通信系统，从而以一种媒介理论的视角、以一种高度简略的方式来处理现代公司作为一个政治身体——亦即作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身体，一个服从于“上帝的审判”的系统——的兴起。 那些将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巩固控制论霸权的晚近公司——尤其是所谓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GAFA）圈子——的前身之中，有一类是研究型大学，它们发展并传播了技术科学知识，而上述霸权正是从这些知识中、围绕这些知识建立起来的。尤其在美国，许多这样的大学是从较早的寄宿制学院发展而来的，这些学院由若干新教宗派之一所创办，因而相当直接地服从于“上帝的审判”。随着学院变成大学，统辖它们的“新教伦理”被世俗化了——至少今天人们仍常常这样说——伴随着科学方法的制度化、数字与可计算性的权威、职业训练的兴起，以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与教会的明确道德纲领的脱钩。 到20世纪20年代，研究型大学似乎正在遵循由大型工业企业——铁路、矿业集团、汽车制造商——所确立的“法人化”（incorporation）模式，变成多头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知识被抽象化和条块化，划分为学术院系、专业与次专业，以至于到1947年，诺伯特·维纳可以如此感叹他的同行：［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维纳《控制论》（Wiener 1948, 8）中一段约70词的话，大意是：一个人可能是拓扑学家、声学家或鞘翅目昆虫学家，满口本领域的行话，熟知其全部文献与分支，却往往把相邻学科视为走廊上隔三道门的同事的地盘，并认为自己对它产生任何兴趣都是对他人隐私不可容忍的侵犯。］因此，维纳以其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必要性为依据，主张发展跨学科的控制论科学，并且（尽管他个人心存疑虑）以此为凭据，主张将其整合进一个社会技术有机体之中——到1970年，这个有机体被更名为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 然而，这一目的论所遗漏的，不仅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小型宗派学院本身就属于美国最早的法人（corporations）之列；而且还有这样一则消息：正如德勒兹在1990年所说，企业——亦即公司——拥有灵魂（Deleuze [1990] 1995, 181）。与新韦伯主义论题相反，而更接近图灵测试的前提——在图灵测试中，机器智能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人无法区分机器的交流与一个人的交流——公司之所以像计算机器，恰恰是就其获得了诸如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人类属性而言的。这些属性反过来又鼓励人们将公司身体视为一种特殊的人，这是一条主体化的双向街道，它最终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能够爱上一家公司？ 到1800年，在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商业的、教育的与宗教的法人被经常性地组建起来，以便能够在半独立于国家政府的情况下开展诸如修筑道路或建立城市之类的集体行动，而国家政府（和现在一样）被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在美国独立后紧接着的数十年间，城镇、收费公路管理机构、桥梁公司、宗教团体、学院、学校以及许多其他机构纷纷法人化。在漫长的19世纪中，这些法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从被视为单纯的集体活动工具，转而被承认为拥有自身权利与责任的能动主体。这种能动性的基础，就是通常所谓的法人人格之“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f03-2] 法人人格于1886年获得正式承认：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Santa Clara County v.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Co.*）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有权享有第十四修正案为自然人所提供的法律平等保护——而该修正案于1868年获批准，主要是为了确保被解放奴隶得到平等对待。这一历史反讽在1910年再次得到确认，当时最高法院在“南方铁路公司诉格林案”（*Southern Railway Co. v. Greene*）中断定：“公司是第十四修正案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已不再有讨论余地。”[^f03-3] 此后不久，在1926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样的重要人物将“法人人格”从根本上理论化为一种具体的述行（concrete performative）。法律史学者对于这一切如何发生提供了部分解释，但其中大多数都预设了（与杜威相反）自然人与拟制人之间的本体论区分，这种区分被法律的力量所废除，因而将法人人格解释为一种文学性的拟人化。[^f03-4] 这大概是因为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是纯粹话语性的，几乎没有说明法人这一人格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在物质上被构成的。 寄宿制学院通过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诉伍德沃德案”（*Trustees of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过程的早期入口。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私人特许设立的机构享有与私人相当的契约权利。达特茅斯学院于1769年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予的特许状而法人化，这在当时是典型做法（Maier 1993, 56–57）。[^f03-5] 虽然这所根基不稳的新学院最初的、基本上未能实现的宗旨是使原住民青年皈依基督教，但它像几乎所有同类学院一样，实际上致力于教育白人新教男子。1816年，在学院院长与董事会发生冲突之后，新罕布什尔州试图修改达特茅斯的特许状，将其置于州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董事会表示反对，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契约条款，该条款禁止州损害私人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州之间的“契约义务”。最高法院认定，特许状即构成此类契约，州的行为违反了这一宪法条款。[^f03-6] 然而，如果说美国最高法院由此承认早已法人化的达特茅斯学院享有私人个体的契约权利，那么这种承认得以取得的方式则表明，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一种法律拟制。在代表达特茅斯学院向最高法院作结案陈词时，演说家、律师、达特茅斯校友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向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这样谈论他的母校：它是“一所小小的学院。然而，有人爱着它。”据说此时韦伯斯特哽咽了，热泪盈眶（Shewmaker 1990, 168–69，强调为原文所有）。尽管这一宣言在策略上大获成功，我们仍可以把韦伯斯特对其学院的孝爱之情视为真诚的——不是因为它表面上的自发性证明了真情而非算计，而是因为，正如最高法院的判决所证实的，这所学院早已成为一个能够唤起人类情感的身体。 在达特茅斯及其他早期学院，这方面的证据十分丰富，却有违直觉。到1904年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Daniel Chester French）将其雅典娜女神雕像安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校园的台阶上、把她重塑为一位骄傲而慈爱的母亲之时，宣称不仅忠诚于、而且热爱自己的母校（alma mater），已是毫无问题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用福柯的语言说，这也是规训。它不仅推广了浪漫主义时期与维多利亚早期母亲在家庭中培养读写能力的职能（基特勒戏谑地称之为“母亲之口”），不仅将寄宿制学院长期以来“代行父母之责”（in loco parentis）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大学体系，最重要的是，它容忍不端行为、失败乃至违法犯罪，作为回报，它只要求——实际上是强求——被爱。 请记住，正如福柯所强调的，违法犯罪（delinquency）是监禁装置的产物，而非其对立面；因此，失败是该装置正常运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教育领域，分配失败的一个主要工具是考试，而考试的开端性实例便是入学考试。因此，1797年，十五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抵达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时，在获准进入达特茅斯就读之前，他的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算术知识都接受了测试（Remini 1997, 44）。这种当场考试在当时很常见，入学之后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常见。例如，在普林斯顿（当时称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建于18世纪晚期的主楼拿骚楼（Nassau Hall）具备一个良好规训装置的全部配置（Foucault 1995, 141–54）：封闭或禁闭；单元式分隔系统；标记分明的“功能场所”；以及“等级”——既在房间之内（一排排的床或书桌），也在房间之间（按年级等）——同样还有课程表；每日背诵；教授正确的书写，配以正确的姿势；学生—笔—纸—椅—桌的界面；以及对浪费时间等行为的种种禁令。因此，拿骚楼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媒介复合体。正因如此，它屡屡成为破坏行为的对象。 例如，在19世纪10年代，有三名学生因在楼内引爆火药而被开除，另一名学生因在凌晨3点敲响钟楼的钟这一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被开除，还有一名学生将一副扑克牌切开夹进《圣经》的书页中以示亵渎，另有一些学生在室内燃放鞭炮、在墙上涂鸦。这一连串事件在几名学生在楼内引爆一根填满火药的圆木时达到了某种高潮，而三年后又被一群学生超越：他们把楼里所有的门都钉死，并高喊“造反！”和“开火！”（Wertenbaker 1946, 156, 167）。任何对大学生活表面之下涌动的——有时是暴力地涌动的——性化情感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出这种仪式化的不端行为远不只是男孩们在考验其代理父母的耐心。或许确实如此：像阿尔托一样，这些学生—主体想要“与上帝的审判决裂”，或至少与他们父母的审判决裂，于是在学院的身体上进行实验，寻找击败它、肢解它、甚至将它变成一具“无器官的身体”的途径。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肯定了那个身体的人格，肯定了它有机—机器的主体性。这种暴力属于“男性幻想”的范畴，正如克劳斯·特韦莱特（Klaus Theweleit）（[1987] 1989）所表明的，男性幻想将欲望、恐惧、仇恨与爱，同一种聚焦于、并经由技术生产的法人有机体而运作的权力意志混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那个有机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由扩展意义上的媒介所组织——即由一种物质环境所组织，比如万能的拿骚楼或其北方亲戚达特茅斯楼（Dartmouth Hall）。正如丹尼尔·韦伯斯特谈到体现于这座建筑之中的机构达特茅斯学院时所说，必然有“爱着它的人”。正如企业拥有灵魂这则消息一样，这足以令我们不寒而栗。 因此，当我们说媒介组织，乃至断言“媒介”一词恰恰是由这种组织功能所界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在这个例子中，它从纸张延伸到烛光，再到背诵室、法庭，乃至更远。而如果说组织就是将一种“冰川般的实在”、一条“长流不息的河水”的背景噪声，分配为一个能够承载权利、被憎恨也被爱的非虚构的有机体，那么，承认这一有机体并使之成为主体的实践场域，便在一个高度调制的连续体中延伸：从口试（或视情况而定的求职面试）直到夜间的骚乱爆发。这一场域的组织——组织成权力、知识与欲望的模式——在随之而来的互动之外是不可读的。由这一切所产生的法人人格，值得我们予以最密切的关注。 ## 机器（Machines） 正如我已论证的，媒介通过多种渠道组织社会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与政治想象，这些渠道远远超出了传统上归于技术设备——比如基特勒著名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三位一体——的通信功能。在将建筑之类的事物视为媒介时，我们是在把为理解这些较为经典的媒介格式而发展起来的分析技术，扩展到那些拥有自身分析语言的领域。因此，方法论上的挑战在于将一者转译为另一者，而不把其中任何一者压平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为此，一种中介性的语言是有帮助的。因此，下面的附论将继续沿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力求在理论上和描述上都做到具体。 试考虑“机器”这个术语。建筑研究中有一个将建筑视为机器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最雄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文化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他的思想计划在许多方面就是要将他在后期著作中所谓的“机器的神话”世俗化。芒福德以此指的是到20世纪中叶被归于机械化的那种形而上学力量，其主要例证便是核武器所开启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芒福德意义上的“机器”远不只是武器本身；它是核武器所隶属的整个社会与政治系统——军方、公司、大学——这样一个系统，或者用芒福德的术语说，一个“复合体”，与福柯的“装置”之一极为相似。 但这些装置从何而来？在《千高原》中紧接于专论“无器官的身体”一章之前的那一章里，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重新思考符号学来处理这个问题，其方式在难以捉摸的“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概念中达到顶点。用他们的语言说，抽象机器有点像一个身体性“配置”（assemblage，有时称“机器配置”［machinic assemblage］）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福柯社会技术性“装置”的回应。在背景中运行着这样一种努力：通过将符号—所指关系重塑为众多可能的符号学系统或“符号体制”（regimes of signs）之一，来重新思考通信。在这众多体制中，德勒兹与加塔利（1987, 135）辨识出四种：“前意指符号学”（presignifying semiotic），他们颇为可疑地将其与某些前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以能指—所指关系为中心的“意指符号学”（signifying semiotic），他们将其等同于专制国家或犹太—基督教的上帝；由一部革命性的游牧“战争机器”所操作的“反意指符号学”（countersignifying semiotic）；以及由他们所谓“激情的”（passional）主体化形式所统辖的“后意指符号学”（postsignifying semiotic）。尽管看起来如此，这些却并非进化阶段。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中，它们是层（strata），或曰组织层级，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都以不纯的混合形式共存。尽管如此，任何特定的情境都会偏向某一层而非另一层，或偏向某种特定的混合而非另一种。历史变迁意味着通过符号学的重组或重新洗牌而从一层转向另一层。 每一层也都采取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前意指是多义的（plurivocal）。它沿着离散的片段或路径推进，在其中，符号并不指涉其他符号，而是隶属于特定的仪式—生活领域，各领域中的表达彼此不可互译。与之相对，意指是同心圆式的。符号在一个符号学螺旋中指涉其他符号，每一新的圆环都对应于一种新的解释形式，由祭司、精神分析师以及其他偏执地环绕着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中心旋转的“专制者”所统辖；而反意指则是数字性的，在其中，数字并不表征或意指任何东西；毋宁说，它进行排列与分配，或者说进行组织。一部反意指机器就像一个按数字分配“为十人、五十人、百人、千人等”的游牧军事系统，它旨在废除定居国家，但也被国家所采纳。最后，后意指是点状的（punctual）。它围绕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出发点”运作，这些出发点标示出两种主体性形式，即“陈述行为的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与“陈述的主体”（subject of the statement），二者由一条使双方得以存在的线联结起来。后意指是行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他们说，它是威权的而非专制的，是无产阶级的而非资产阶级的，是偏执于单一对象的（monomaniacal）而非妄想狂的（paranoid），更像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那种线性的官僚式“诉讼程序”，而非法学家丹尼尔·保罗·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放射状妄想”（117–21）。 这两种后意指主体——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的主体——可以在两个方面区别于20世纪中叶通信理论中点状的“发送者”与“接收者”。首先，它们并不先于意指行为而存在，而是由意指行为所构成。其次，从统辖整个系统的“抽象机器”的角度看，这两种主体性形式最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与其说是分裂的，不如说是被双重化为一个服从自身命令的主体。 这些主体化的“出发点”不断变换位置，不仅在一个特定社会之内、而且在一个特定个体之内都总是多重的。[^f03-7] 因此，主体——在我们开篇的例子中即法人这一人格，既指学院也指其学生——并不只是说话的主体，即不只是由其所由产生的法律语境中的政治言论能力（或政治言论“权利”）所决定的主体。像所有其他主体一样，法人人格产生于一种从一点到另一点、从说话者到接收者的持续运动，始终将陈述行为与陈述双重化。它们在一个内化的反馈回路中同时说话和被言说：“陈述行为的主体回缩进陈述的主体之中，以至于陈述的主体为另一场诉讼程序重新提供［一个］陈述行为的主体”（129，强调为原文所有）。德勒兹与加塔利将这一过程沿之发生的线称为“激情之线”（passional line），它起源于或出发于一个主体化之点，而这个点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例如，对于一个恋爱中的人来说，这个点可以是他们所说的一个“面孔性特征”（faciality trait）（比方说，一座建筑的立面，或一尊母校女神［Alma Mater］的雕像），在这里，“面孔性”不再指涉一个具身的能指，而是作为一个触发器，引发——再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沿着一条“逃逸线”（line of flight）的“解域化”联想（129）。我想提出的是，在法人人格的标志之下，这条线最终变成了圆形的。 一个由抽象机器所统辖的配置包含这一双重化的两面。一面是陈述行为，它“使表达形式化”；另一面是内容的场域，或者说是具身的、规范化的陈述，比如教师在严格限定的言说条件下所发出的陈述，以便组织一个“机器配置或身体配置”——这正是福柯赋予例如监禁装置或规训装置的那种意义。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内容的形式（被组织进陈述／由陈述所组织的身体）不能从陈述行为或表达的模式或结构中线性地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学生不能从教师中推导出来，教师也不能从学生中推导出来；二者也都不能从教育机构中推导出来。毋宁说，教师、学生与学校被联结在一部圆形的抽象机器之中，我在上文称之为“人格”（person），它“通过物质而非实体、通过功能而非形式来运作”，所借助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一种独立于它将要分配的形式与实体、表达与内容的图示”（141）。抽象机器并不进行通信——在传输讯息或表达的意义上；毋宁说，“书写如今与实在在同一层面上运作，而实在则物质性地书写”（141）。 因此，抽象机器——我们仍可以称之为媒介——既非基础设施性的，亦非超验的；毋宁说，它们内在于符号技术（semiotechnics），在其中扮演一种创造性的“导航角色”（piloting role）。为了具体说明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抽象类型，德勒兹与加塔利在皮尔士（Peirce）的指示符、图像符与象征符这一符号学三元组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范畴，他们（再次追随皮尔士）称之为“图示”。图示并不完全是一幅视觉地图或一套代码，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组连贯的技术，用他们的话说，用于“结合物质与功能”（143）。在法人人格的情形中，按照我的论证，“爱”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尽管受限于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源自德勒兹与加塔利语用符号学的这组概念，在勾勒一种组织的媒介理论之雏形方面是有用的，因为它扩展了这个术语——“组织”——的指涉对象。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完成其符号学修订时所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对命题“我爱你”的简短分析。他们问这个命题可能属于哪种体制。对我们而言，它主要属于激情的或后意指的体制，混合着俄狄浦斯式的、父权制的意指体制或专制体制。他们问它促成了何种转译。对我们而言，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它所牵涉的转译之一是与反意指的战争机器之间的转译。他们问它的图示是什么，它的抽象机器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它是后全景敞视的，但仍是圆形的。最后，他们问它隶属于何种机器配置。对我们而言：“巨型机器”（megamachine）（147–48）。 仍然牢记内战前法人化学院这一例子，但现在将谱系的指针大幅向前拨至现代（及后现代）公司，我们便可以将命题“我爱你”理解为蕴含着一组组织技术，这些技术绝不限于那些最终衍生出与法人人格相关的法律—司法陈述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中，将主体组织成身体这一技术值得进一步阐述。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将激情之爱描述为一种强烈的主体间双重化形式——一种“为两人而建的我思”（cogito built for two），同时也始终是一种背叛、一种面孔的转离——之后，反复指出：每一次开放都伴随着一次闭合。滥交的、多义的配对之开放场域闭合为婚姻性（conjugality，即核心家庭），而多形态的我思则变成一种官僚体制（办公室），在那里，官僚——或者我们可以补充说，学生—教师——说“我思”（131–32）。因此，激情的爱之宣言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们操作抽象机器与图示——“爱”——以生产新的、无拘无束的配对，生产无器官的身体，我们在其中可以辨认出《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中“欲望机器”的残余。而另一方面，这些爱之宣言又在一个由核心化的、意指性的伴侣与一部战争机器相混合而成的官僚配置中驯化了欲望。 在晚近时代，那个官僚配置的名字一直是国家。为了解释这一点，德勒兹与加塔利借用了芒福德的观点，他们将芒福德与马克思一同召唤出来，以描绘“捕获”（capture）——即国家形成——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而这一捕获是由芒福德所谓的“巨型机器”完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将芒福德所描述的古代帝国的专制“巨型机器”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或帝国—农业的生产与交换方式联系起来，追溯了国家作为一个捕获系统的谱系，这一系统通过包括地租、利润与税收在内的一系列技术，将领土转化为土地、财产与信用（443–44）。今天，捕获的支配性范式是公司。 但当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说“我爱你”时，会发生什么呢？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询唤，有着显而易见的牧领起源，被统治者在其中心甘情愿地回应一道服从的命令。然而，这只是在意指体制的层面上解码了这一感叹，而意指体制的解释螺旋围绕着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虚空旋转。“嘿，你，就是你！”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国家机器说。你转身面对警察，由此闭合了这个圆圈，并开启了诠释学的审讯：你是罪犯吗？你饿了吗？你疯了吗？你结婚了吗？而在“激情的”层面上，国家与主体在符号学系统中互换位置，双重化为暂时不稳定的嵌合体——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84] 1991）所说的赛博格——交换制服并重新编码身体。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公司作为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捕获器官，成为能够爱与被爱的人格。 因此，并非偶然的是，芒福德对现代的、拥核的“巨型机器”——它有可能以指数级提升的效率重演古代专制者的残酷——的愤怒，一再回到通信技术上来。他认为，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秩序化系统相对立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些“恍惚出神般的”预言，即“一部被编程以加速无序、无知与熵的电子反巨型机器”。“在反抗极权组织与奴役之时，”芒福德在1970年说，“如今响应麦克卢汉学说的这一代人，会在系统性的去建构、消解与去创造中，寻求从组织、连续性与任何种类的目的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概率论，这样一种向随机性的回归，会产生最静态、最可预测［原文 predicable，原文如此］的状态：即无组织的‘物质’的状态”（293）。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引用的页码中，而我们若注意到芒福德所说的“无组织的物质”与“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错。然而请回想，抽象机器的一个关键属性是：它是物质性的，却非实体性的。非有机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是一个中介，运作于实体与物质、形式与无形式之间的无人地带，而绝对组织与绝对熵的偏执理想化正是从这片地带中涌出的。图示性的抽象机器——我仍称之为“人格”——内在于巨型机器的社会技术配置，却并不与之同一；一种纯粹却始终处于涌现之中的功能性，将这一“人格”与某种“理想”形式或普遍公理（比如说人文主义的“人”）区别开来，而它的社会技术性弥散又使之比“发送者”或“接收者”之类的形式抽象更为真实。那么，能否存在一种关于抽象机器的媒介理论呢？能——当我们把组织与熵这两极，与一种在符号学层级之间、在“捕获装置”（即权力体制）之间进行的解域化（或去组织化）与再域化（或再组织化）运动关联起来时，图示正是在这些捕获装置之中变得可读并运作起来的。 芒福德（1970, 378–93）对冷战巨型机器（他也称之为“权力复合体”［Power Complex］）的极权组织作出的回应，是呼吁一种体现于“新工具论”（new organum）之中的“有机世界图景”。这样的呼吁——在芒福德那里寻求的是一种以生态学而非机械论方式理解的生物技术稳态——是20世纪中叶主导反技术官僚思想的“新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而芒福德的声音与诺伯特·维纳的一样，都是其代表。然而，他、维纳以及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所忽略的是：这种人文主义的有机论（即维纳所说的“人有人的用处”）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式——在芒福德那里，是去中心化的、面对面的、公社式的——从而既逃脱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僵硬的制度性权力、又逃脱了技术狂热的反文化之熵的同时，本身就隶属于一种新的机器配置和一种新的权力图示：作为人格的公司与作为公司的人格。 我们可以将这一图示称为“组织性的”，其意义在于：它将一部冷漠的“巨型机器”的那些偏执的、模块化的意指系统，转译到我们开篇所讨论的法人人格那种亲密的、“激情的”领域之中。芒福德通过比较埃及太阳神拉（Re）与现代巨型机器——或如其副标题所称的“权力五角大楼”（Pentagon of Power）——概括了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捕获装置”之间的长期转变。太阳神以崇高的纪念碑所宣示的东西，现代国家则以迂回的方式暗示出来： >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芒福德《机器的神话：权力五角大楼》（Mumford 1970, 403）中的一段（约6行），大意是：以更为迂回的象征方式，同样令人敬畏的造物至今仍守立在权力五角大楼的门口；然而它们所代表的那位神——其秘密知识不容挑战、其神圣命令不容质疑——一旦掀开帷幕，原来只是最新型号的IBM计算机，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及其助手们热忱地编好了程序。］ 然而，芒福德或许是急于将奇爱博士（原文作 Strangeglove［原文如此］）解码为时代的征兆，以至于忘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那部反核讽刺片的反讽副标题：“我如何学会停止忧虑并爱上炸弹”。影片所讽刺的、心甘情愿地被询唤进巨型机器的“相互确保毁灭”（MAD）逻辑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正是巨型机器的生产资料：即便不完全是爱，也是认同（recognition），如同在镜中一般。 冷战巨型机器是一个官僚体制，由我们可以按德勒兹—加塔利的方式称之为“奇爱（Strangeglove）抽象机器”的东西所导航。在这样一部机器中，无论在组合关系上还是在聚合关系上，那个爱“炸弹”的“我”都是组织复合体的婚姻式与官僚式的分身，在他身上，对作为思考—感受主体之自我（作为消费者与作为公司）的激情，与家庭价值观和公司式的循规蹈矩结合在一起。关于激情之爱的婚姻—官僚式规范化，德勒兹与加塔利写道（1987, 132）： >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132）中的一段（约7行），大意是：婚姻性是伴侣的发展，官僚体制是我思的发展，而二者彼此包含——“爱恋的官僚体制，官僚化的伴侣”；人们对分身（double）谈论过多，随意地、形而上学地到处发现它，却未注意它在混合符号学中、以及在纯粹的主体化符号学中各自具有的特定体制——在后者中，它铭刻于一条逃逸线上并引入非常特殊的形象。］ 但他们认为，在意指体制的层面上，这类冗余最常以频率（能指—所指、符号—符号关系的频率）来描述，而在后意指的或激情的主体化体制中，冗余则是一种共振（resonance）、一种回声，它将镜像光学跨媒介地转化为音频声学（132–33）。因此，在意指的秩序上，在学会“爱”巨型机器的过程中，被组织起来的法人主体在巨型机器反光表面的空白中认出了她自己。而在主体化的秩序上，巨型机器与法人主体沿着一条共振的、激情的“逃逸线”彼此生成，这条线远远地承续自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最高法院为法人权利辩护时那激昂的声音：“然而，有人爱着它。” 一个正在涌现的主权者——法人“人格”，既作为个体也作为群体——其有机的、被组织起来的身体将整件事再域化，从而阻断了沿这条线的逃逸。以一种与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所描述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相关的方式，这位新主权者的身体也是双重化的：一方面由活的器官构成，即其必朽的人类成员的身体及其社会技术装置；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看似不朽的存在，即官僚式的我思（由IBM那道老命令“思考”［Think］所询唤），其生命超越任何个体的生命。因此，囚徒——作为婚姻家庭与办公室官僚体制的主体，而“炸弹”正是从这两者中诞生的——并不像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那样，始终被困于一座语言的牢笼或同心圆式能指的牢笼之中；她在被一座后全景敞视监狱所建造的同时，也在建造着这座监狱，这是一个递归过程，对此，德勒兹的术语“配置”（assemblage）——带着线性的、机械论的“装配线”（assembly line）的回响——并不完全贴切。“复合体”一词让我们更接近一些，它唤起的是非线性的网络与反馈回路。更为字面的则是“圆”（circle），它在巨型机器的混合符号学中回响着意指的冗余专制——围绕一个空洞中心旋转（阿尔托的“上帝的审判”，奇爱（Strangeglove）的偏执）——但它实际上构成一个爱恋的、基于反馈的网络：一个由圆组成的网络。对此，一个简短的结论性例子就足够了。 ## 圆（Circles） 最完整的法人身体是圆形的。今天，社会学家与企业家都可能将俗称的“社交圈”或“朋友圈”描述为网络，以强调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结，以及它们看似固有的不完整性与开放性。在这种语言中，组织是基于模式的，其意义在于它涉及社会身体的网络化形成，具有不同程度与不同类型的等级制，以及不同的纳入与排斥机制。但很可能，较老的俗语“社交圈”捕捉到了较新的俗语“社交网络”所遗漏的某种东西。 当巨型机器复合体的晚近主体们为了帮助大学同学在校园里彼此认出——而且我们可以推断，也是作为未来在孝道上和财务上都与母校相系的校友——而将印刷版的大学“花名册”（facebooks）转换为一个在线平台时，他们便将校园里早已存在于一道慈母般的注视之下的那种爱与（再）认知的官僚式配对，结合成了一种新的、恰如其分地圆形的存在：作为法人人格的个体。这一存在的图示，在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2013）那部描写激情的、科技园区式主体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中受到了讽刺，尽管并不完整。显而易见的建筑参照（以及边沁的对应物）并非脸书，而是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设计的苹果新园区：一个巨大的环形挤出体，有着极简的流线型外壳、一个宜人地空旷且经过景观设计的中心，以及一个或多或少连续的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办公景观”（Bureaulandschaft）室内空间。在埃格斯的小说中，叙事围绕着“闭合”圆圈（Circle，即该公司的名称）这一计划展开，即把全人类都纳入其网络之中；领导这一追求的是一位真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主人公，她最初在一个实际上相当于园区内呼叫中心的地方担任客户服务代表。遵循一种为人熟知的硅谷模式，这家公司永远崭新的办公综合体迅速发展成某种类似寄宿制学院校园的东西，配有一整套休闲活动、医疗服务和宿舍，以补充开放式工作区——“圆圈人”（Circlers）在那里彼此交流并与客户交流。19世纪那种不服从闻所未闻。 实现公司闭合的一项核心技术是客户调查，它所扮演的角色堪比考试——教育机构的经典规训工具。埃格斯戏仿社交媒体的评分与评论系统，将对越来越高的客户满意度的追求描绘为一种被招募进公司社交圈的形式。员工们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各项分数（包括一项衡量其参与园区下班后社交活动程度的分数），他们与客户建立起不断扩大的同心圆式关系——同情、钦佩、支持，以及——没错——爱，而这些客户主要以名字和地址而非面孔的形式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系统，包括建筑与人员，对于组织——或用芒福德的术语说，社会有机体——的生存与繁荣而言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还必须有某种类似抽象机器的东西——让我们称之为“爱”的机器——由所有这些过程物质性地加以操作。如果说它的图示像边沁全景敞视监狱的图示一样是圆形的，那也是在去中心化而非中心化的意义上，因为在圆圈中，我们主要处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意指体制之中。边沁的同心圆式监狱在其被掏空的中心保留了一个幽灵般的、神一般的所指，而福斯特（以及埃格斯）的圆形形式，就像由圆圈人所收集的、关于圆圈人的数据一样，什么都不“意味”，也不要求我们去解码其并不存在的语义。在小说中，近乎无处不在的微型化视听监控确实在引出客户的社交表演、从而将他们进一步拉入其中方面起了作用，但这是这样一种监控——以及相互认同——的形式：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其他每一个人，而没有教师—学生、父母—子女、雇主—雇员、狱卒—囚犯这类等级关系。毋宁说，只存在内与外的关系。要么你在圈内，要么你不在。 埃格斯似乎对讽刺感到不自在，他将自己的批判局限于一种接近芒福德的批判：在圆圈背后，有一部将人际关系扭曲为数字关系的机器。但我们别忘了，圆圈就像苹果、脸书以及其他所有公司一样，是一个人格。我有意不给这个词加上表示存疑的引号（“人格”），以强调这一抽象的实在性。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根据它改编的电影中，我们都找不到多少关于“工具论”（organon）或课程的证据——当我们记起圆圈起源于大学校园时，它本可能源自这样的课程。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那种课程——在作为教化（Bildung）或个人成长之媒介的传统意义上——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是陈述行为而无陈述的主体之间纯粹的面对面对面对面交流，这些无内容的纯粹认同之表达，与芒福德所言相反，并不趋向于熵，而是趋向于同义反复的、圆形的组织。因为，人格是现代公司所操作的图示与抽象机器的真实名称，作为一种机构，现代公司以冷酷的决心要求我们最深切的情感，即便不是我们至死不渝的爱。 然而，军事—安全巨型机器的可见证据在《圆圈》中大多缺席。取而代之的是贫乏的、空虚的、叛逆的消费者—人类，即对反文化的具身戏仿（Turner 2006）。在某个层面上，这种省略是直截了当地意识形态性的；“社交媒体”这个术语本身就掩盖了反馈与瞄准之间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至诺伯特·维纳早期的伺服机构。凡有目标之处——无论是导弹的目标还是营销的目标——就有准备好发出“开火！”命令的指挥官。在硅谷，一如在别处，这些指挥官依然大量存在。但是，一种只考虑他们的媒介理论，仍然是一种主要致力于祛魅“上帝的审判”的意指理论。要触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笨拙地称之为“后意指”的层面——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激情的”层面——我们必须学会将圆本身视为一个具身的、主权的存在，它在其主体的身体中被双重化。在这个意义上，被社交媒体所法人化的有机社会身体，就是巨型机器。 所以，是的，媒介组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组织形式，无论网络化与否，都趋向于支配。恰恰相反，媒介使各种各样的团结成为可能。我在此勾勒的公司情感谱系，也并不是简单而不负责任地用一个据称非人格的系统或复合体取代人的能动性。毋宁说，我所努力的是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系统是如何在一种实践的、述行的意义上被人格化的。要用其他更公正的集体生活形式取代致命的巨型机器，就需要打破法人人格之圆。这意味着，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要通过拒绝那个圆的令人卸下防备的友好的——有时是爱恋的——示好，来忘却如何爱上炸弹。 但这也意味着学会与过往团结及其制度形式的废墟共同生活，同时肯定它们幽灵般的持存。如果说我的历史论证揭示了什么，那就是：就主体的法人化而言，我们最新的媒介形式或平台并非全然新颖。这一视角将问题重新表述为既要直面变化之物，也要直面持存之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概念上。最后，以另一个看似不协调的建筑例子作结：在圆圈中，最敬业的员工住在园区宿舍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公司组织矩阵的一个重要对立面（但也是其沉默的合伙人），是与福利国家及国家社会主义相关联的大规模社会住房计划，这些计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各地一直延续到1970年前后。它们的拆除——往往伴随着壮观的、经大众媒介传播的爆破——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标志之一。左翼对此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项目”（projects）是经济再分配的化身，有时也是真正集体主义的化身；但同样地，它们也是家长式的、种族主义的与帝国主义的国家官僚体制的生命政治工具。因此，作为述行性不可沟通性的一个显著实例，以一种肯定的、非怀旧的方式召唤它们的幽灵，已被证明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那么，组织问题，若以批判的方式提出，能否从令人幽闭的公司反馈回路中转向，转而关注诸如住房这样平凡——而且，我敢说，这样普遍——的问题？以这种方式重新表述住房问题，远远超出了我在此所尝试的范围。我提及它，只是为了使其含义具体化，并打开参照框架。追随任何一个网络，你都会发现它的边缘已经磨损。在那里，在历史荧光灯的照耀下，外部偶尔会进入内部。 ## 注释 感谢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莉莎·康拉德（Lisa Conrad）、格茨·巴赫曼（Götz Bachmann）、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和海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对本文所作的深思熟虑的回应。 [^f03-1]: 关于“非物质生产”，参见例如 Hardt and Negri (2009, 132–33)。 [^f03-2]: 以下关于学院与法人人格的讨论，改写自我更为详尽的《法人人格：一种建筑谱系学札记》（“Corporate Personhood: Notes toward an Architectural Genealogy”）（Martin 2017）。关于法人人格的政治与法律史，参见 Maier (1993) 与 Winkler (2018)。 [^f03-3]: Southern Railway Co. v. Greene, 216 U.S. 400 (1910), http://caselaw.findlaw.com/us-supreme-court/216/400.html。关于这段历史的概述，参见 Barkan (2013) 与 Sklar (1988, 49–53)。 [^f03-4]: 巴尔坎（Barkan）拒绝这一区分，转而认为，法人人格构成一个对“公司主权”（corporate sovereignty）至关重要的装置（dispositif 或 apparatus）。正如哲学家罗伯托·埃斯波西托（Roberto Esposito）继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之后所理论化的、更一般意义上的“人格”装置一样，这一装置运作着一种“禁令”（ban），借此，法人实体被授予例外的法律地位或权利，而其名义却悖论性地是履行其在法律之下的社会义务（Barkan 2013, 76–86）。关于法律人格作为一种具体的述行，参见 Dewey (1926)。 [^f03-5]: 关于法人特许状的历史，参见 Handlin and Handlin (1945)。 [^f03-6]: 关于达特茅斯案的详细研究，参见 Stites (1972)。“契约条款”见于美国宪法第一条第十款。 [^f03-7]: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129）中的一段（约60余词），大意是：施加于个体的各种教育或“规范化”形式，在于使其不断变换主体化之点，总是朝向一个更高、更高贵、更符合假定理想的点移动；然后，从主体化之点产生出陈述行为的主体，作为由该点所决定的心理实在的一种功能；再从陈述行为的主体产生出陈述的主体，即一个受制于符合支配性实在之陈述的主体（前述心理实在亦是这一支配性实在的一部分，即便它看似与之对立）。］ ## 参考文献 Barkan, Joshua. 2013. *Corporate Sovereignty: Law and Government under Capitalism*.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eleuze, Gill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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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Liveright. # 第2章 组织媒介：安全与娱乐 （Organizing Media: Security and Entertainment） 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 ## 组织件（Orgware） 2015年意大利威尼斯双年展（Venice Biennale）上最引人注目的作品之一，是西蒙·丹尼（Simon Denny）的装置《秘密力量》（*Secret Power*）。这场与设计师大卫·贝内维斯（David Bennewith）共同构思的展览，以艺术的方式探究了世界如何依照美国国家安全局（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NSA）及其"五眼"（Five Eyes）盟友——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新西兰的情报机构——而被想象、测绘与组织。在双年展令人疲惫的混合格局中——一边是中央策展的主展，一边是数十个国家馆——《秘密力量》代表新西兰参展，其主场地是历史悠久的马尔恰纳国家图书馆（Biblioteca Nazionale Marciana，又称圣马可图书馆）。这座图书馆象征着文艺复兴时期作为富庶而有影响力的世界强权的威尼斯。这座文艺复兴时期的图书馆竣工于1588年，建造于一个扩张主义、帝国与早期全球化的时代。其设计旨在颂扬与公民职责、军事职责——当然还有教会——相和谐的文化、知识与科学。馆内墙面装饰着当时著名画家（其中包括提香［Titian］、丁托列托［Tintoretto］和委罗内塞［Veronese］）描绘哲学家与思想家的画作，天顶则饰有寓意画，表现由国家、军队与教会等组织装置所施行的知识与权力的组织。17世纪初，威尼斯当局颁布法令，规定每一种新出版物都须向该图书馆缴存一份副本。这座图书馆颂扬书籍与地图这两种媒介——其中包括弗拉·毛罗（Fra Mauro）约1450年绘制的《世界地图》（*Map of the World*），它概括了那个时代的制图思想——而在2015年，图书馆的墙面与天顶成为《秘密力量》的图像背景，并与之形成呼应。 丹尼与贝内维斯把这座图书馆改造成了一间当代服务器机房。在硬件与展览建筑的基础设施式双重化之中，参观者面对的是由九个半空的服务器机架——装在同时充当展柜的有机玻璃罩中——和一个工作站组成的整体。从一个展柜走到另一个展柜，或许呼应了从一个互联网窗口浏览到下一个窗口的实践（Gad 2015, 188）。集成在机架中的硬盘闪烁着，显然正在工作，处理数据并生成参观者无法访问的信息；人们只能满足于那些对人眼可见的东西。大约一半的"服务器展柜"聚焦于对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泄露的部分幻灯片和文件的蒙太奇及雕塑式诠释。 > ［图2.1］西蒙·丹尼（Simon Denny），《秘密力量》（*Secret Power*），装置现场，马尔恰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2015年。摄影：延斯·齐厄（Jens Ziehe）。（图片为第三方作品，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未予收录。） 与之相对，另一半展柜则更为奇特。展出的物件取材于一位名叫大卫·达尔希库尔（David Darchicourt）的设计师兼企业家的作品集，他的社交媒体简介称，他在2001年至2012年间担任美国国家安全局国防情报部门的创意总监。这些材料在视觉上类似于国家安全局的信息图、工具和规划图，以及斯诺登泄露的其他材料。然而它们似乎（至少主要）由达尔希库尔本人的作品以及对其设计的雕塑式再诠释构成。 这里似乎没有什么是艺术家编造或虚构的。作为一种"对既有之物的模仿"（mimesis of the given）（Foster 2017, 78），大部分材料是在互联网上找到的，随后由艺术家部分地加工与再媒介化（remediated）、综合与整理。一方面，对材料的呈现是法证式的，证据被展示和放大。然而，其中的关联与并置又显得印象式且偶然，带有推测性与思辨性（Leonard 2015）。鉴于当代的"秘密力量"与图书馆墙面和天顶上对（权力与知识的）历史描绘之间的并置，这里存在着明显的寓言层面。与此同时，装置的氛围却是张扬而粗俗的，因为材料的呈现高度依赖商业印刷与原型制作技术，或许令人回想起早期博物馆和图书馆的珍奇柜（Wunderkammer）美学（Byrt 2016）。总体而言，它看起来更像商品交易会而非艺术空间——仿佛一座民族志博物馆试图展示情报机构的运作方式。[^f04-1] 法证的与寓言的，民族志的与思辨的：这场展览的关键所在，以及它使观者能够察觉和思考的东西，超出了对一个情报机构视觉文化的展演。展出的是组织性的文件与机器、符号与痕迹、行动者与结构：这一装置在很大程度上由组织件（orgware）构成。它在"以组织自己的语言言说组织"（Latour 2013a, 381）。然而，由于展览在这些材料之间、并在它们与装饰图书馆墙面和天顶的那些关于权力/知识之组织的寓意画之间提出推测与关联，它便不只是以组织自己的语言言说组织。它似乎在思辨地追踪一种当代的社会技术秩序化（sociotechnical ordering）格局及其效应。这一格局或纽结（nexus）同时在技术和美学上运作：它依赖于媒介基础设施与网络，并塑造着什么能够被经验与表达。由此，《秘密力量》不仅显现了或许是人们所能想象的最精密、最广泛的监控系统（Byrt 2016）；它还呈现了由技术驱动的各种组织化形式之间令人不安的相互依存，并召唤出一个围绕算法的与情动的、官僚的与企业家式的秩序化模式而凝聚起来的组织纽结。 ## 组织性地思考（Thinking Organizationally） 生于新西兰、常驻柏林的丹尼被称为一位"后互联网艺术家"（post-internet artist）（Leonard 2015, 11）。他的作品契合"后数字美学"（postdigital aesthetics）的概念，因为它把日常生活的全面数字化、全球通信网络化，"以及计算基础设施带来的沉浸式与令人迷失方向的经验"视为理所当然（Berry and Dieter 2015, 5）。这位艺术家受过观念主义、波普艺术与极简主义的训练，运用各种艺术媒介进行创作，他探究并呈现一个由普适和泛在计算所塑造的被组织化世界的图像、修辞与机制——或许也可以说是其视觉杂乱、修辞噪音与隐秘运作。按照作家兼艺术评论家克里斯·克劳斯（Chris Kraus）（2015, 20）的说法，丹尼因此从事着一种当代媒介文化的人类学。他辨识出这种文化的某些方面，然后将其移植并再媒介化到博物馆和画廊这些被括起来的空间之中——这或许是把现成品雕塑的遗产转译到一个后数字世界之中（Byrt 2016）。 丹尼特别关注数字经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科技文化的迷恋，这种文化在企业与初创公司中得以物化，并由其驱动。[^f04-2]因此，由于强调组织语境，他的作品体现了一种艺术–组织研究。人类学家的目光转向了组织的美学，这种美学塑造了、同时也被塑造于数字媒介"之后"的泛在计算与连接时代。在这个意义上，这些装置把"组织"（organization）与"组织化"（organizing）作为当代媒介技术处境的决定性现象加以考察。它们追问并展演"媒介如何组织"（how "media organize"）（Martin 2003, 15）、媒介如何被组织，以及组织化如何被媒介化。因此，它们践行着一种看似简单却影响深远的递归逻辑：要探究媒介技术如何制约当代生活，就需要追问其组织效应。而要讨论媒介技术如何被生产、如何发生、如何消失或被转化，就需要追踪它们所铭刻于其中、并由它们所促成的组织格局。[^f04-3] 借用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关于运用副词形式来把组织理解为一种"存在模式"（mode of existence）的主张（Latour 2013b），丹尼的作品因而可以被理解为一种组织性地思考与言说的艺术。组织性地思考与言说，意味着不把（一个）组织预设为既定的框架和结果，而是把组织概念作为一个介词来使用，它推动人们去追随和追踪组织化与被组织化的过程。[^f04-4]正如拉图尔有些拗口地指出的，这意味着试图"追随一种特定的存在，它将运送一种力量，这种力量能够在其位移中，无论尺度如何，都在身后留下某种组织"（389–90）。他建议追随多种组织化"脚本"（scripts）的流通，这些脚本是调动行动者的述行性叙事，而行动者也参与到它们的"编写"之中（Latour 2013a, 391）。然而，这些脚本当然依赖于物质的、技术的与具身的实践和基础设施；它们是媒介化的、情动的与话语性的。[^f04-5]这些模式或脚本塑造着诸如公司、国家行政机构或俱乐部这样的正式实体，但又从不局限于它们。正如拉图尔所说，组织"始终内在于使其得以存在的工具装置（instrumentarium）"。因此，组织是"扁平的"（Latour 2013b, 49）。 这一认识论角度对于某种媒介理论视角而言可能听起来很熟悉，根据这种视角，媒介技术的"工具装置""决定[着]我们的处境"（Kittler 1999, xxxix）。然而，它有可能忽视媒介技术与社会的或社会技术的秩序化之间的递归关系。正如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在考察20世纪美国语境中的"军事–工业复合体"（military–industrial complex）时所表明的，组织化的脚本或模式可以构成一个权力与知识的"组织复合体"（organizational complex）。这样一个复合体既依赖又运用媒介技术来塑造什么能够被感知和表达。作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被称为'军事–工业复合体'之物的美学与技术延伸"（Martin 2003, 3–4），这一组织纽结使特定的——消费主义的、个体化的、自组织的——主体位置得以出现，同时也催生了网络化的、去管制的新控制形式（Deleuze 1995）。在这个意义上，组织之内在于"工具装置"，正如它是后者的生产性能动者和驱动力。因此，组织性地思考与言说，意味着汇集拉图尔所说的"扁平的"、无一例外经过媒介化的脚本，并追踪或思辨它们如何汇聚为一种社会组织的格局。我认为，这正是丹尼的作品，尤其是《秘密力量》所处理并要求我们思考的东西。 ## 用于（以及来自）组织化的产品（Products for (and of) Organizing） 为了进一步审视《秘密力量》及其社会技术秩序化的脚本，我先简要讨论丹尼的另一件直接提出组织问题的装置。在2015年底至2016年初于伦敦蛇形画廊（Serpentine Gallery）展出的《用于组织化的产品》（*Products for Organizing*）中，展览空间（再次）被分为两个部分，分别名为"用于涌现型组织的产品"（*Products for Emergent Organisations*）和"用于正式化组织的产品"（*Products for Formalised Organisations*）。与《秘密力量》的展览建筑相呼应，前者由一系列为硬盘堆栈而设计的展柜组成。这些展柜展示了一部黑客与黑客社群的社会物质史，但它被呈现为一部组织史，聚焦于丹尼所说的"组织性时刻"（organisational moments）（Gad 2015）。例如，它涉及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科技模型铁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该俱乐部成立于20世纪40年代末，有时被视为黑客文化的发端；史蒂夫·沃兹尼亚克（Steve Wozniak）和史蒂夫·乔布斯（Steve Jobs）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校园里出售的、用来免费拨打长途电话的"蓝盒子"（blue box）；闯入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Los Alamos National Laboratory）的早期黑客团体；作为组织装置的计算机公告板系统（bulletin board systems）的发明；以及20世纪80和90年代的密码学与"密码朋克"（cypherpunks）。除了如今被包装成商品的硬件——沃兹尼亚克与乔布斯的盒子在这里看起来就像一件正牌苹果产品——还有一些类似技术手册的文件，涉及黑客历史中的关键主题。通过对这些事件"组织性地言说"，丹尼不仅暗示黑客团体发展出了他们自己的"用于组织化的产品"；他还试图追踪并可视化黑客运动的组织逻辑，可以说是把它的出现呈现为一种"组织化的产品"。在这个意义上，"充斥于这些叙事中的物件被呈现为能够交付特定组织结果的产品：可供使用的模型，配有适合于重新想象的包装"（Gad 2015, 190）。 在"用于正式化组织的产品"部分，丹尼汇集了三个正规组织的案例研究：苹果公司（Apple）；亚马逊旗下的鞋类销售公司美捷步（Zappos）；以及英国的情报与安全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overnment Communications Headquarters, GCHQ），后者也出现在《秘密力量》中。这些案例再现了这些组织中显然正在运作的"扁平"管理与运营模式，它们被设计为灵活且非等级化地运作。一种名为"敏捷"（Agile）的工具源于协作式软件开发方法，如今被转译为日常组织生活的一种操作系统。另一种名为"合弄制"（Holacracy）的工具，则致力于以反等级、自组织的方式重构一个组织的工作关系。无论该组织在类型上属于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无论它是一个销售平台还是一个安全机构，后数字组织在这里似乎都依照分布式权威的模式而被安排。此外，这些组织的总部以建筑模型的形式展出，它们或许不出所料地呈现为大致环状的圆形。这一形式本身又在内部的可视化中被再现，被用作思想顺畅无阻地流通的隐喻。 在把这些"组织性时刻"转译为视觉的、雕塑的形式——转译为"一座组织生活的纪念碑"（Gad 2015, 190）——之时，丹尼似乎拥抱了它们的物质性、图像、隐喻和人类主角。这一装置把技术与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呈现为一个在计算无处不在且无处不被商业化的时代中亟待关注的问题，并因而将其呈现为当代艺术探究不言自明的对象。 > ［图2.2］西蒙·丹尼（Simon Denny），《用于组织化的产品》（*Products for Organising*），正式化组织架构图，建筑模型——GCHQ 2/敏捷（*GCHQ 2/Agile*），2015年。摄影：尼克·阿什（Nick Ash）。（图片为第三方作品，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未予收录。） 这两个部分的二分令人想起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2006）对"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s）与"网络化组织"（networked organizations）的区分。组织化网络运用连接的社会技术手段来开展新的组织化实践。它们"由社会技术需求、利益、情动和激情的力量所塑造，这些力量具有转化为新制度形式的潜力"（208）。与之相对，网络化组织"变得网络化，是为了在保留[其]基本基础设施和工作实践的同时重塑[自身]"（207）。在某种程度上，丹尼的展览再现了这一区分。也就是说，当代媒介技术既激发了新的组织化形式（在这里体现为涌现的、反等级的黑客文化场景），也引发了老牌公司与国家行政机构的局部转型。然而我想指出，通过组织性地思考，这位艺术家动摇了代表两种表面上对立的组织设置的两个部分之间的空间并置。是否（仍然）是组织化网络（而非网络化组织）才以开放的氛围、共享的实践以及更为松散的基于项目的活动为标志（Lovink and Rossiter 2011）？"在漫画、流程图和玻璃罩中的模型里——每一件都题写着轻快的叙事——他描绘了本应相互对立的运动：大企业自上而下的结构与自由、扁平的黑客世界，并展示了它们在苹果这样的公司中于中间相遇之处"（Cumming 2015）。可以说，这个"中间"是由媒介构成的：由一组共享的技术构成，这些技术使不同语境中的组织化（注意展览标题中的动名词）成为可能，从而让技术人员、企业家和官僚得以共同开启一个社会技术组织的新时代。 当然，涌现型组织与正式化组织的并置可以被解读为一个收编的故事：反文化的实验与"时刻"被转化为促进商业、俘获消费者和国家监控的工具。然而，在其文化语境中的技术发展谱系讲述了一个更为复杂的故事，根据这一故事，军事–工业复合体的遗产与美国反文化的遗产汇合在一起，催生了"新经济"（Turner 2006）。丹尼的装置似乎更接近这种叙事。它在商业实体与黑客团体、官僚与技术人员之间建立起平行关系——实际上是呈现出一个流动的环境——而在其他方面则避免任何传统意义上的批判立场或声明。当然，人们可以指责丹尼过于轻信企业界无休止的自我神话化，以及建立在参与和协作修辞之上的管理话语，从而掩盖或否认塑造着正式组织的等级、支配与控制的日常生活。但恰恰因为协作技术与组织等级的扁平化之间并不存在简单的因果机制，《用于组织化的产品》对流通于涌现型组织和正式组织中的脚本所做的雕塑式呈现，才暗示了一个更广泛的组织复合体。 ## 《秘密力量》的组织化脚本（Secret Power's Scripts of Organizing） 正如《用于组织化的产品》或许最清楚地表明的，组织性地思考可以被描述为"[丹尼]作品的主题，同时也是其方法论"（e-flux 2015）。回到《秘密力量》，我的意图并不是全面讨论这场展览所展演的大量关联、暗示以及秘密与透明之间的游戏。采取上文概述的组织视角本身就是一种排序装置。它提供了一个特定的透镜，用以观察展览如何把组织主题化，以及展览本身如何被组织。在这个意义上，展览中的物件及其关系提示了组织与媒介的三种脚本：秘密、意义建构（sensemaking）与企业家精神。 ### 组织秘密（Organizational Secrecy） 第一种脚本与"数字监控的无限升级"（Galison 2016, 156）相关。这是加洛韦（Galloway）和撒克（Thacker）（2007）所称的、建立在扁平和分布式网络技术之上的"新组织物理学"（new physics of organization）的效应之一。然而，正如丹尼的装置所暗示的，新组织物理学可以与主权统治和官僚控制紧密交织；网络已经成为主权的一种媒介（Galloway and Thacker 2007, 20–21）。在这个意义上，展览描绘了全球如何通过分布式网络在协议层面上被组织和监管。这种捕获逻辑既在国家行政机构中运作，也在私营公司中运作，而正如斯诺登所揭示的，二者常常积极合作。 专门展示斯诺登所公开材料的服务器展柜，试图考察"国家安全局所使用的图像如何描绘当代世界"（Higgins 2015）。它们使"五眼"情报机构所想象的控制与干预的网络拓扑变得可见。其中一个焦点是"藏宝图"（Treasure Map），它被视为斯诺登揭露的内容中较为骇人的之一。这一计划旨在测绘、监控和拦截的不是别的，正是全球数据流量，"它试图创建一张关于联网设备的全面世界地图，包含多层数据和元数据"（Barr and Denny 2015, 97）。除了把"藏宝图"内部演示中的骷髅图案转化为《终结者2》（*Terminator 2*）中标志性的T-800骷髅的雕塑作品之外，丹尼既复制了斯诺登泄露的解释性幻灯片，又通过放大该计划的基础设施层来说明其运作逻辑。此外还有来自——以及诠释——各种如今已臭名昭著的秘密行动的展品，例如"狐酸"（Fox Acid）、"神秘"（Mystic）和"毒坚果"（PoisonNut），它们旨在将信息技术武器化。通过把"狐酸"的材料组合成一种由漫画、粗俗笑话、解释性图表和关于网络架构的信息图构成的、色彩缤纷且相当骇人的混合体，丹尼强调了一种运作设置：通过商业互联网服务商的后门渗透个人电脑（Kraus 2015, 23），以监控和记录所有在线活动，甚至允许国家安全局的操作人员"替"受害者代写电子邮件和社交媒体帖子，从而实现技术上先进的抹黑运动。 > ［图2.3］西蒙·丹尼（Simon Denny），《秘密力量》（*Secret Power*），装置现场，马尔恰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2015年。摄影：延斯·齐厄（Jens Ziehe）。（图片为第三方作品，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未予收录。） 《秘密力量》所呈现的组织秘密脚本，颠倒了由数字媒介促成的"组织透明"这一流行话语。在这里，透明并不意味着用户对系统的了解，而恰恰意味着用户的无知（Rouvroy 2011）。组织透明不是"为了"公众的透明，而是公民对国家官僚机构（以及企业参与者）的透明，而后者本身则通过协议控制与干预的手段秘密运作。虽然可以沿着秘密与透明的不同社会技术形态来书写一部组织的媒介史（Beyes and Pias 2019）[^f04-6]——事实上，金字塔式等级的功能或许就在于确定和中介正式的交换点以及些许透明，从而把其余的组织行为掩藏在非正式性与秘密之中——但用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的话说，今天的技术装置促成并帮助生产了"一种没有终止日期、没有范围限制、几乎无从接近的秘密形式"。协议式组织建立在"一种关于隐藏知识的新本体论之上：为一场无边冲突而存在的多重无限秘密"（Galison 2010, 970）。可以说，正如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2016, "Hermes on the Hudson"）在国家安全局丑闻爆发后所写的，正是这一组织脚本"粉碎"了"互联网一代的价值观"，而这些价值观建立在"去中心化、点对点、根茎、网络"之上。 ### 组织意义建构（Organizational Sensemaking） 然而，《秘密力量》并不只关乎"五眼"所想象的秘密与控制网络。除了对大规模监控计划和全球监管的描绘之外，这些展柜还包含一组与情报机构内部运作相关的物件和元素的蒙太奇。因此，组织与媒介的第二种脚本体现在情报机构内部沟通的视觉美学之中，体现在这些组织理解其自身运作的方式之中。这里的焦点预示了（后来的）《用于组织化的产品》，落在一种管理风格上：这些国家官僚机构如何想象并可视化其任务与流程。网络间谍行动以浸透着极客–游戏玩家套路、网络迷因、历史幻想以及军事和动物意象的方式传达给国家安全局的雇员和分包商，这或许是丹尼对这些材料的处理与放大中最令人发自本能地震惊的体验。正如"藏宝图"和"狐酸"（FoxAcid）的图像，以及斯诺登泄露的幻灯片中充斥的地图、魔术师和士兵所表明的，国家安全局自身的神话、迷因与幻想显得既黑暗、残暴，又幼稚、俏皮、色彩缤纷——当然，还经过了大量的再媒介化。用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2015, 182）的话说： >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KOH-wa-ee》（2015, 182）中的一段（约70词），大意是：一些最为普遍却最少被审视的审美体制，能够顺利地在军事与商业环境之间、乃至在截然对立的政治阵营之间迁移，并以此掩饰组织的真实信息或行动；在这些画面中，历史的装饰物往往看起来像管理话语中那些中年人式的格言、金字塔和曼陀罗，混杂着少年男孩床底下才会出现的那类涂鸦。］ 然而，正如伯特（Byrt）（2016）所论证的，这些视觉指涉绝非偶然："对于那些负责实施和监督如此宏大的监控系统的年轻男女而言，它们是有针对性的、精确的，而且极其易读。"此外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形象和物件与图书馆中的文艺复兴寓意画部分相悖、部分相应，在作为权力/知识之守护者与象征的蓄须男子与奇幻、卡通化的动物之间，建立起一种奇特的图像对话。 在这个意义上，部分寓意画以及所有"五眼"材料的基调都是"毫不掩饰地自我庆贺"（Bennewith and Metahaven 2015, 27），并浸透着一种无休止的乐观主义。就我所见，在国家安全局和英国政府通信总部（GHCQ［原文如此］）内部所采用的管理与领导模式，相当忠实地类似于商科和管理学的学生所面对的那些东西——这应当让正统管理理论有所停顿，但恐怕它不会。或许，这些机构也处在某种工具性组织思维的前沿。政府通信总部的"欺骗的艺术"（*The Art of Deception*）计划——同样由斯诺登泄露并由丹尼再媒介化——中呈现的一个模型，是围绕"意义建构"这一概念构建的。意义建构路径是理论化组织如何运作、组织化过程如何以话语方式展开的一种重要方式。然而，"欺骗的艺术"直白地显示了组织研究领域似乎直到最近才发现的东西（Holt and Cornelissen 2013），即意义的建构在美学上取决于什么能够被感知。作为一门黑暗的技艺，它容易受到情动与氛围的调制。换言之，这种管理推理似乎很清楚，组织的力量越来越多地在N.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2006）所称的"技术非意识"（technological nonconscious）层面上运作。今天氛围性的、沉浸式的媒介是社会之"一种新的情动组织"的关键能动者（Angerer 2015, 115）。从《秘密力量》中可以推测，情报机构，或至少是美国、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和加拿大这"五眼"，了解并运用这类知识，以理解和施行网络化的控制与欺骗条件。 ### 流动之中的企业家（Entrepreneurs of Onflow） 除了不可见的组织物理学，以及内部的组织意义建构及其美学之外，《秘密力量》中还有组织与媒介的第三种脚本在运作。这一脚本似乎与丹尼此前关于数字经济及其过程、主体和夸张宣称的作品密切相关。它涉及这场展览中那位并不那么秘密的明星——丹尼和贝内维斯在研究中发现了他，随后将他变成装置的核心：设计师大卫·达尔希库尔。达尔希库尔如今在马里兰州经营着自己的公司，据其社交媒体简介，他在1996年至2001年间担任国家安全局的平面设计师，在2001年至2012年间担任国防情报部门的创意总监，"为国家安全局最高领导层创作原创图形"。图书馆右侧的服务器机架汇集了他为该机构并在该机构内部完成的作品、他的一些自由职业作品、他为位于米德堡（Fort Meade）总部的国家安全局密码博物馆（NSA Cryptologic Museum）所做的展览设计，以及他的领英（LinkedIn）个人资料。此外，丹尼还委托达尔希库尔为一个被称为"新西兰历史项目"的东西创作图形表现。这位设计师的回应颇具风格。他以一种标志性的新西兰爬行动物为基础，创作了一只咧嘴而笑的卡通蜥蜴（或许是蜥蜴–鹰），它长着相机形状的眼部装置，正在搜寻猎物——一种对蜥蜴的赛博格增强。[^f04-7] 通过达尔希库尔这一形象，并通过他的设计和产品，这一装置呈现了军事游戏美学、奇幻文化、虚假信息与自由意志主义（libertarianism）联姻的一幅既滑稽又令人不安的蒙太奇。它展演了监控与商业在网上的相遇，这种相遇通过诸如Behance、Freelancer和Mechanical Turk这样的平台进行——许多（后数字）艺术家正是使用这些平台来委托制作材料。 > ［图2.4］西蒙·丹尼（Simon Denny），《秘密力量》（*Secret Power*），装置现场，马尔恰纳图书馆（Marciana Library），2015年。摄影：延斯·齐厄（Jens Ziehe）。（图片为第三方作品，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未予收录。） 可以说，丹尼对新媒体企业家的矛盾迷恋在这里带上了一种批判色彩。通过这位设计师的人格形象及其作品，展览把国家情报机构的黑暗行动和意象，与数字文化要求人们成为企业家式自我的诉求联系了起来。展出的一款桌游名为"正面报道"（*Positive Press*）——达尔希库尔在不同的类型中都游刃有余，尽管总是使用全光谱的色彩。这款桌游试图引导其年轻用户从"落魄垃圾场"（Down and Out Dump）走向"乐观之城"（Upbeat City），在那里"由你以正面的方式报道新闻！"用克劳斯的话说，"'正面报道'是一款耸人听闻、令人不安的游戏，它一方面把'健康'和'幸福'这类自由意志主义观念宣扬为健康的个人选择，另一方面又在教导小学生'舆论操控'式虚假信息的回报与生产"（Kraus 2015, 24，强调为原文所有）。同样展出的还有：通过"生活技能纸牌游戏"（*Lifeskills Cardgames*），今天的"密码小子"（Crypto-Kids）——"未来的编码者和破译者"——学习"潜入社交网络"，成为"聪明的鲨鱼"。正如奈杰尔·思里夫特（Nigel Thrift）（2011, 16n29）所指出的，他所说的"安全–娱乐复合体"（security–entertainment complex）的效应，在一种精通媒介的教育法中表现得最为明显，这种教育法试图"让儿童为这样一个世界做好准备：在这个世界中，他们需要能够公开展示自己、搜寻数据，并就成为一个主体意味着什么生产出新的意义。他们需要成为的与其说是确定性知识的学习者，不如说是流动之中的小企业家（little entrepreneurs of onflow）。" ## 组织安全–娱乐复合体（Organizing the Security–Entertainment Complex） 如果《秘密力量》所展演的这种媒介–组织纽结需要一个思辨性的、概括性的名称，那么我想到的正是安全–娱乐复合体这一概念。思里夫特（2011, 11）写道，它指的是"一个永久而普遍的战争与永久而普遍的娱乐的时代，二者共享着偏执的警觉与正确识别每一时刻之潜能这两种相互关联的价值"。以安全与消费之名对消费者和公民进行持续监控的原则，将构成过去二三十年间出现的"一种威权资本主义的核心"（Thrift 2011, 12）。借用格雷瓜尔·夏玛尤（Grégoire Chamayou）（2015, 37–45）的《无人机理论》（*Theory of the Drone*），这种永久监控与以下几项原则密切相关：可称之为"数据融合"（data fusion）的原则（把不同层次的数据合并为一种信息形式）；"生活形式的图式化"（the schematisation of forms of life）原则（一种通过数据模式和"模式识别"对生活进行的制图；参见Apprich et al. 2018）；创建一个关于"每个人生活的档案或影片"的总体原则（据夏玛尤所述，足球转播技术被视为其先驱）；以及"先发制人的预期"（preemptive anticipation）原则——据此，技术在消费者知道自己想要什么之前就揣测出他们想要什么，或者在任何不法行为可能发生或可能不发生之前，就追捕那些数据凝聚成错误模式的潜在犯罪者。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2015）以类似的方式聚焦于谷歌，勾勒出她所称的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轮廓，在其中，消费者的预期被协议控制的预测能力所管理和修改。正是这一点把脸书（Facebook）变成了"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基于监控的企业"（Lanchester 2017, 8）。 因此，基于数据的泛在性与可得性以及信息定向和情动调制的手段，安全与娱乐两个部门共享着情报收集的形式与结果、其研究策略与软件代码。国家安全机构与数字资本主义的巨头是安全–娱乐复合体的主要组织参与者。然而，在这里起作用的组织力量是在不同层面上运作的。安全–娱乐复合体把不同的组织脚本融合为一个组织复合体。在我对《用于组织化的产品》与《秘密力量》之组织脚本的解读基础上，我区分出三种秩序化模式：协议式的、官僚式的和企业家式的。 第一，数据的秘密生成、测绘与分析是新组织物理学的一部分。与之相应的组织属性及其控制与牵引（entrainment）形式是软件协议。"协议式组织"（protocological organization）（Galloway 2011, 95）"与金字塔式等级、公司官僚制、代议制民主、主权敕令或任何其他社会与政治控制原则一样真实"（Galloway and Thacker 2007, 29）。协议式组织构成了超越并跨越组织实体边界、低于人类感知阈限的组织化过程。被组织的世界在这里是通过分布式网络建构起来的，这些网络根据一组参数、但在其他方面基本不受人类干预地，持续而自主地生产和关联数据——将其置入观察、分类、画像、评估和预测等信息形式之中。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2006, 49）所写，如今是"建立在形式语言基础上的媒介技术""移动着可能与不可能、可思与不可思之间的边界"。与之相应的可见性与可理解性体制，以及可感知与可表达之物的分配，采取了统计式或"算法治理"（algorithmic governance）的形式（Rouvroy 2011）。这确实是当代社会技术秩序化的一种媒介先验（media a priori），它"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似乎已经漂移到集体无意识的领域之中"（Lovink and Rossiter 2011, 280）。用拉图尔的术语来说，虽然这种组织化模态可能"扁平地"运作并横向展开，但它绝不是一种对称的脚本，仿佛非人的、自动化的算法会在一场能动性的欢快舞蹈中与人类身体平起平坐。定向、永久监视、图式化和先发制人的预期等原则被编码进这些组织脚本之中。在消费领域，它们帮助使消费者保持"互痴稳定"（interidiotically stable）（Thrift 2008, 12）。在"由少数政府和公司控制"的信息娱乐领域，它们把公民训练成"村庄白痴"（Foster 2017, 75）。在劳动世界中，它们力求确保温顺的雇员和工人（Irani 2015）。而当被运用于安全–娱乐复合体的军事化分支时，它们会带来致命的后果（Chamayou 2015）。 第二，这并不意味着传统的组织实体和管理风格会消失或必然失去影响力。虽然有一些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公司形式正在衰落，而基于平台的、去中心化的和基于项目的组织形态正在兴起（Davis 2013），但自动化算法的述行性已经成为官僚统治的核心，甚至成为官僚化的一个特征（Totaro and Ninno 2014）。这些分析支持了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的论断：新的信息技术及其测绘、图表与代码的逻辑远未减少官僚秩序化，反而帮助促成了公共官僚机构与私营官僚机构的某种合并，开启了一个"全面官僚化的时代"（Graeber 2015, "Introduction"）。所谓市场化或去中心化的举措无一例外地导致了官僚秩序化的扩张。因此，从组织性思考的角度看，社会的实践如今是否已经脱离了正式的组织语境与既有制度，远非确定无疑。毋宁说，国家安全的官僚装置已经把网络化组织的技术和意象挪用于其自身的监控与控制目的。正如社交网站和平台一样，它们依赖于捕获装置，而这些装置——再次引用思里夫特（2011, 11）的话——提供了"偏执的警觉与正确识别每一时刻之潜能这两种相互关联的价值"。而且与例如脸书并无二致，[^f04-8]在国家安全局及其盟友那里，对这些技术的运用可能带上一种格外反常的色彩。算法控制的官僚潜能，与对这些技术之潜能的敏锐洞察结合在一起——即施行和利用对情动状态的蓄意调制以及对情绪的工程化。在这个意义上，像情报机构这样的官僚形式在不放弃其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的情况下拥抱了新技术的潜能。它们正在变成网络化组织，以便更普遍地施行"充斥于日常生活中的多种监控"（Thrift 2011, 11）。 第三，承接格雷伯的论点，这种（对任务、身体和情动的）技术–官僚秩序化，与企业家式主体的兴起（Bröckling 2016）相互纠缠，而非相互对立。毕竟，如果越来越多由技术促成的工作关系似乎类似于表达自身创造性自我的某些形式或想象，那么这种弹性化的劳动反过来不但没有减少、反而对官僚式的监管与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Beyes and Metelmann 2018; Hall 2016）。在《秘密力量》中，达尔希库尔这一形象以及军事风格与娱乐风格之间的交叉，体现了组织化网络作为安全–娱乐复合体中娱乐与牵引之新能动者的角色。在网络化组织化相对横向的实践基础上，出现了一种流动的、企业家式的网络社会性（network sociality）（Wittel 2001）。在某种程度上，关系可以不受价格机制或"社会和经济组织的传统等级模式"的约束而被组织起来（Benkler 2006, 8）。然而从批判的角度看，"资本主义的新精神存在于脑力劳动、自我测量与自我塑造、永久的批判与创新、数据的创造与提取之中"（Galloway 2014, 110）。一种企业家化的主体，或者——正如丹尼的装置似乎暗示的——一位商品化的艺术家，被召唤出来。他或她在某种程度上摆脱了传统正式组织的边界，把工作与游戏结合起来，渴望既是个人主义的又是善于交际的、既自主又嵌入其中、既负责又善于适应、永远快乐、以目标为导向，而且或许还是善于欺骗的（Gill 2011）。[^f04-9] 借用但稍稍挪移凯勒·伊斯特林（2004）的"新组织人"（the new orgman）概念，人们很想把这样一个形象解读为"组织人"（organization man）的最新实例或更新版本——"组织人"是威廉·H.怀特（William H. Whyte）（1956）笔下那个嵌入战后公司并对其尽职忠诚的、众所周知的典型形象。在《秘密力量》中，这位设计师兼前国家安全局创意总监呈现出一个既可怕又滑稽的形象，他欢快地过度认同于安全–娱乐复合体那个自由意志主义而残酷的世界，正如怀特的组织人大概过度认同于公司一样。然而，通过把这一形象定位为滋养了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组织复合体之兴起的关键——实际上是将其视为后者的赛博格——莱因霍尔德·马丁（2003）表明了组织人的从众与个性、模块性与灵活性的结合，如何已经帮助为不受约束的商业化与消费铺平了道路。如果说安全–娱乐复合体的企业家式赛博格代表了一种更新，那么这不仅是因为"新组织人"如伊斯特林（2004）所写，从事物流业务，兜售管理风格和联网协议。更一般而言，组织人的"力量已经成倍增长，即使[或恰恰因为]他的'心灵与灵魂'不再只受制于'组织'（The Organization）的要求"（Lovink and Rossiter 2011, 280）。组织人们（Orgmen）嵌入并系缚于网络的生活（及其官僚式与情动式控制的模式）；他们被当代媒介技术所塑造和调制。他们在一定程度上已被协议式组织化和自动化治理变得多余，并越来越多地拥抱一种数据化的、基于平台的版本，即"仿佛他们都是企业家"那样行事（Denny and Obrist 2016）。 在这个意义上，安全–娱乐复合体带来了它自己更新了的组织纽结。这一纽结塑造着普遍和泛在的数字技术，同时也被其塑造。它以对公民和消费者的永久监控及其必然结果——先发制人的预期与情动调制——为导向。它不能被还原为企业家主义的逻辑，也不能被还原为官僚化的逻辑，或纯粹算法控制的逻辑。毋宁说，安全–娱乐复合体的组织纽结围绕着协议式、官僚式和企业家式的秩序化模式及其相互纠缠而凝聚起来。 ## 非民主的环绕（The Undemocratic Surround） 为了把这些线索收拢起来，我认为丹尼的沉浸式装置也可以被理解为对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2013）所称的"民主环绕"（democratic surround）的一种颠倒：所谓民主环绕，是指多媒体环境在美国作为民主传播形式的兴起。民主环绕由国家机构、知识分子和艺术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旨在支持把"新人"塑造为民主公民，使之能够抵御大众媒介有害的威权效应——这种效应已在法西斯德国得到证明。人们希望，用多媒体环境来补充大众媒介单向、单一来源的渠道，能够让被解放的观众把各种异质的感官知觉整合为个体的意义建构行为。这种沉浸式经验将类似于在一个多元而复杂的社会中找到自己道路的政治过程，并将训练主体参与其中，甚至拥抱它。民主环绕的理念与实践后来渗入了20世纪60年代的反文化与多媒体乌托邦主义，以及它们扩展人类意识、培育对人类集体之归属感的实验之中。在这个意义上，特纳（2013, 9）认为，"民主环绕不仅是一种组织图像与声音的方式；它也是一种思考如何组织社会的方式"。正因如此，它不仅代表着一种真正的民主冲动。它也逐渐被赋予了特纳所说的"一种管理式的控制模式：在这种模式中，人们或许可以自由选择自己的经验，但只能从专家编写的菜单中选择"（6）。 如果说正如特纳所暗示的，这种（关于民众应当思考和感受什么的）专家控制与领导的工具性愿景，已经开始萦绕于当代社会技术生活之中，那么《秘密力量》的后数字组合便呈现了艺术、组织与社会转型之间关系的一种更新。然而，任何民主的或解放的愿景似乎都已被清除。在今天的组织复合体中，民主环绕已经变成了安全–娱乐环绕，而新人则变成了新的组织（女）人（org(wo)man）。这种环绕是通过不同的组织模态生产出来的：被构建来识别、分类、有时玷污或摧毁人类的不可见的协议式组织化脚本；作为经过转型的或新的组织形式、日益依赖技术媒介作为调制与控制手段的网络化组织与组织化网络；以及一种网络化的、横向的组织企业家式主体的模式——流动之中的小企业家。 ## 安全–娱乐复合体能否被再现？（Can the Security–Entertainment Complex Be Represented?） 环绕的概念也关系到如何研究和再现今天侵入性的媒介及其部分不可见、部分前意识——或者用海尔斯的术语来说，非意识——的运作这一问题。如果组织复合体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那些似乎超出或先于再现的东西，那么该如何呈现它？该如何书写组织？一方面，指出以下这一点似乎已是老生常谈：许多曾被视为社会科学领域的东西，即数据的生成与分析，以及因而越来越多地由过去的社会研究者所承担的工作的产出——调查、问卷、访谈等等——如今主要掌握在安全–娱乐复合体手中，也就是国家机构，当然还有谷歌、脸书之类。在一种可谓学术发明绕过了其发明者的反常成功故事中，我们抵达了"一种新形式的媒介学（mediology），在其中，数百万人日常生活的细节被……上传和分析"（Thrift 2011, 10）。然而，这种媒介学对公共学术而言是不可见、不可企及的。加洛韦（2014, 127）以一个令人难忘的说法，谈到了随之出现的"低能动性学者"（low-agency scholars），即无法从适当的测量装置和数据集中提取出具有数值效度的陈述的研究者。 另一方面，还有再现本身的问题。在一篇题为《有些事物不可再现吗？》（"Are Some Things Unrepresentable?"）的文章中，加洛韦（2011）讨论了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2007）在一篇同名的较早文章中对不可再现性这一修辞的批判。加洛韦认为，由于数据没有视觉形式，可视化是在数据被转译为信息的层面上发生的。然而，对信息网络的描绘看起来全都一样；它们遵循一套统一的美学代码。因此，将不存在一种能够呈现今天的控制社会及其组织力量的、真正的信息网络诗学。 不过我想知道，《秘密力量》是否恰恰为低能动性学者能做些什么、以及如何再现当代社会秩序化提供了一种回应。根据安娜·明斯特（Anna Munster）（2013）的看法，本文所称的协议式组织在感知之外内在地（imminently［原文如此］）或强度性地运作（通过数据融合、数据挖掘和模式识别），并通过与其他社会和技术元素的关系而广延性地运作。因此，象征与再现的层面可以被视为次要的、从属的。在这个意义上，丹尼对硬件、图像、物件、文本和雕塑式呈现的组合，正是在这个从属层面上凝聚起来的。因此，这些作品既不是媒介谱系学的作品，也不是媒介生态学的作品（Kraus 2015, 20），也不是明斯特（2013, "Data Undermining"）所说的"数据破坏"（data undermining）实验。丹尼并不从事诸如反向测绘网络或编写"反协议"（counterprotocological）代码之类的工作。如前所述，他从事的是一种媒介文化的人类学，把组织件的元素汇集、再媒介化并重新组织到艺术空间这一不同的语境之中。出现的是一种以组织艺术（orgart）形式对感官知觉所给予之物的模仿。而丹尼则成为一位艺术上的组织人，以模仿的方式再现并放大连接性、联网协议以及相应管理风格等问题。因此，丹尼的作品存在某种矛盾性——或许是一种本身成为艺术作品一部分的"策略性矛盾"（strategic ambivalence）（Byrt 2016, "No Place to Hide"）。[^f04-10]丹尼不只是"展示"，他还放大并重新诠释、连接并并置所找到的材料。因此，这是一种"模仿性激化"（mimetic exacerbation）的实践，它可能会滑向哈尔·福斯特（Hal Foster）（2017, 95）在提及杰夫·昆斯（Jeff Koons）的艺术时所说的"对资本主义垃圾桶的肯定，甚至颂扬"。然而，通过其主题的、视觉的和图像的组合，这件作品激发了对所展示之物之间相互关系的反思——比如辨识出不同的组织化脚本。因此，正是通过把材料汇集、陌生化并并置到一个不同的语境中，不同的组织脚本及其相互关系才得以显现。可以说，它让参观者得以回溯思考那隐藏在人类感官所给予之物之下的新组织物理学，思考其运作设置，以及它与官僚秩序化、情动控制和企业家式自我之间的亲密关系。 《秘密力量》的"非民主环绕"也引发了对秩序化与追踪关联这一实践本身的思考。它执行了一种"反向间谍活动"（reverse espionage）（Higgins 2015），一种情报收集与数据融合的行为。想想通过这位设计师的作品、他的网络痕迹和泄露材料所建构起来的关于达尔希库尔的思辨性肖像，以及在视觉上把这位设计师的自由职业材料与情报机构所使用的视觉语言相融合的做法。于是，作为参观者，人们参与到自己那种平凡的、或许类似情报机构的对数据和图像的拖网式搜寻之中，试图把点连起来并识别模式。这是一种奇特地诱人而又怪异的练习。在展览中漫游时，我的经验被放慢、改道，并向联想过程敞开。由此，支撑着安全–娱乐复合体的那个组织纽结的想象、意象与风格，获得了一种唤起性的可见性与可触知性。 因此，通过一种应用性的组织性思考方法论，这种艺术研究提出了一个可能的案例，说明那些被剥夺了获取海量数据及其分析工具之途径的低能动性学者能够做些什么。思里夫特（2011, 19）称之为施行"文化探针，它们可以通过提示新的非定向（unorientations）而非纠正，来帮助人们重新加工世界"——一种"提示、好奇与惊奇"的研究劳动（18）。《秘密力量》把组织设定为一个介词，并敦促观者去追踪和连接组织化与被组织化的脚本。套用拉图尔（2013a, 390）的话说，在这些脚本的身后，留下了某种组织，而它看起来并不美好。 ## 结语：组织性地言说（In Conclusion: Speaking Organizationally） 本文探讨了在当代媒介技术秩序化的图景中组织性地思考这一问题。受西蒙·丹尼的装置《用于组织化的产品》和《秘密力量》及其对组织件的模仿性激化的吸引，我讨论了不同的组织模式：对当代生活进行秩序化的协议式、官僚式和企业家式过程。然而，这些过程并不相互排斥。它们相互交融，凝聚成一个当代的社会技术组织纽结，这一纽结可以被理解为安全–娱乐复合体的一种表现与延伸。诚然，并不存在支配算法之组织化的单一逻辑（Neyland 2015），正如在组织情境中并不存在单一的秩序化模式。比如想想金融市场和算法交易或计算机化的高频交易，其后果可能会逃脱安全–娱乐复合体这一概括性概念的视野。但话说回来，追踪多种组织化脚本以及它们如何相互关联、可能如何凝聚，恰恰是所需要做的。 "在一个似乎颂扬松散与不承诺的时代，我们为什么还在谈论组织？"洛文克和罗西特（2011, 280）问道。因为对松散与不承诺的颂扬并不等于组织的缺席，而是表明了组织脚本的转型，或许还表明了一个新的组织复合体的出现。洛文克和罗西特的焦点落在组织网（orgnets）、组织化网络及其发明和确立新的——解放性的、进步的、越界的——制度形式的潜力上。罗德里戈·努内斯（Rodrigo Nunes）（2014）以类似的方式提出了"网络–运动"（network-movement）的概念，以思考超越正式组织的当今组织化——《无组织者的组织》（*The Organisation of the Organisationless*）并非组织的缺席，而是一种新的组织模式。毕竟，后数字社会不仅是一个充斥着先进的操纵、监控与控制技术和策略的领域。人们希望，它们仍然提供"大量机会，用以试验政治策略与组织形式"（Terranova 2004, 154）。 然而，"把组织问题摆上桌面"（Lovink 2016, "Occupy"）的并不只有网络行动主义。换一种说法，网络化的组织化形式并不是管理与管理式支配的他者——丹尼或许是一本正经地开着玩笑，却把这一点展示得淋漓尽致。它们可能是由同一块媒介技术的布料裁剪而成的。的确，"每个人都在组织"（Lovink and Rossiter 2011, 281）。但话说回来，还有一个镜像式的、同样有效的必然论断：每个人都在被组织。那些促成或许制约着新的关联与合作形式的技术，实际上，那些由这些技术促成或制约的秩序化脚本本身，如今构成了一个安全–娱乐复合体的核心与智能，这一复合体沉溺于偏执的警惕，沉溺于对消费者和公民的监控、定向与情动控制。换言之，当代组织内在于今天的媒介技术装置，正如它是这些装置的驱动力。这正是当"组织"（organize）一词被调动起来寻找媒介时的关键所在，也是为什么又到了组织性地思考与言说的时候。 ## 注释 [^f04-1]: 此外，《秘密力量》还使用了第二个场地：位于威尼斯本土的马可·波罗机场（Marco Polo Airport）的到达大厅，这是一个当代的过境与全球安全空间，旅客在这里被处理和监控，以便进入欧盟领土。在这里，图书馆天顶与墙面的两幅摄影复制品装饰着这一过境空间的地面与墙面。"经典"的权力与知识场所与其当代表现之间的并置因此被颠倒了：一个当代的监控场所被文艺复兴寓意画的描绘所侵入。那些看起来可能像是为图书馆中的展览（并因而为艺术作品本身）所做的视觉宣传的东西，只有在与图书馆中的装置相关联时才获得进一步的意义。毕竟，正如克里斯·克劳斯所指出的，马可·波罗机场是世界上第一个采用数字监控和电子门禁控制的机场（Kraus 2015），而斯诺登曾在莫斯科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Sheremetyevo International Airport）的过境休息室待了四十天（据报道，他在那里读了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罪与罚》［*Crime and Punishment*］；Luhn 2013）。 [^f04-2]: 这些作品包括：《你只需要数据：DLD大会》（*All You Need Is Data: The DLD Conference*，2012），一幅关于数字经济中呼风唤雨者的扭曲群像；《金·达康的私人物品》（*The Personal Effects of Kim Dotcom*，2013），对这位臭名昭著的互联网企业家被没收物品的重建与重新想象，其中包括一批相当糟糕的艺术品；《新管理》（*New Management*，2014），一项关于三星（Samsung）手册、培训材料与企业圣物的研究；《颠覆性柏林》（*Disruptive Berlin*，2014），十家年轻媒体公司的雕塑式肖像；《用于组织化的产品》（*Products for Organising*），对驱动黑客社群和"正规的"正式化组织的组织逻辑的探究（见下文）；以及《真正的大众创业》（*Real Mass Entrepreneurship*，2017），它基于对深圳（Shenzen［原文如此］）作为大众现象的小企业技术生产的调查。 [^f04-3]: 在这一递归意义上，"媒介不仅是事件——无论是信息的传递、视觉对象的出现，还是过去之物的再现——的可能性条件，其本身也是事件：某些技术、知识领域和社会制度的组合或格局"（Horn 2007a, 8）。 [^f04-4]: 拉图尔赞同一种研究组织的"过程理论"路径。这意味着从把组织理解为有边界的、稳定的实体（公司、非营利组织等）及其假定属性，转向关注组织化的"进行之中"（goings-on）。这种对组织化的副词式或动名词式思考，似乎尤其适用于那些由媒介技术变革所促成并伴随其发生的不断变化的组织格局（Beyes 2017）。 [^f04-5]: 在这一修正后的理解中，脚本类似于同为昔日行动者网络理论（ANT）学者的约翰·劳（John Law）所称的"秩序化模式"（modes of ordering）（Law 1994）。拉图尔的戏剧化脚本概念强调一种戈夫曼式（Goffmanesque）的角色转换，因为组织行动者以不同的身份和参与方式依次编写脚本并被脚本所编写。这类似于对组织角色扮演的一种主要是时间性的描述，其中现在也包括对脚本本身进行加工的能力。就此而言，这一概念仍然是非空间的和非技术的（拉图尔的脚本中似乎没有自动化协议）。劳的"秩序化模式"概念则强调这些模式或脚本同时存在的多重性（因而强调空间性）、它们的"策略性"效应（因而强调权力），以及这些"物质–符号"力量的技术配置。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首先在丹尼的作品中辨识出组织脚本，然后再转向当代的社会技术秩序化模式。 [^f04-6]: 正如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所指出的，正式组织集中体现了作为"有意识的意志性隐瞒"的秘密这一社会形式（Simmel 1906, 449）。在情报机构中，这种意志性隐瞒是双重的：它既是组织生活的构成部分，也是这些组织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Horn 2007b）。至于官僚权力，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认为，对其知识与意图保密乃是每一种官僚制的"本质属性"（Weber 1946, 233）。 [^f04-7]: 作为一则小小的独家报道，《卫报》（*Guardian*）的一位记者在双年展开幕时就展览采访丹尼之后联系了达尔希库尔。［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卫报》报道（Higgins 2015）中的一段（约75词），大意是：达尔希库尔虽感意外，但对自己的作品被用于展览表现得颇为淡然；他说自己出售作品后往往不再追踪其去向，并把自己比作在骨片上作画、离开营地时便把画留下的"爱斯基摩人"；他还表示为威尼斯所做的工作报酬优厚，与大卫·贝内维斯合作愉快，只要自己的作品得到署名，他就很满意。］（Higgins 2015） [^f04-8]: 2014年，一项题为《通过社交网络实现大规模情绪传染的实验证据》（"Experimental Evidence of Massive-Scale Emotional Contagion through Social Networks"）的研究引发了一场小规模丑闻。该研究由一名脸书研究员参与合著，讨论了一项针对近七十万名脸书用户（在他们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的实验，该实验有目的地操纵动态消息，以查明情绪是否以及如何在社交网络中传递和传播（Kramer et al. 2014）。毕竟，脸书主要从事的是广告与监控业务，而在一个后数字世界中，这一业务依赖于定向、永久监视、图式化、先发制人的预期——以及情绪调制——等算法实践。 [^f04-9]: 加里·霍尔（Gary Hall）在其关于《大学的优步化》（*The Uberfication of the University*）的思考中，引用了一位未来学家的话，这段话很好地（尽管很可能是无意中）捕捉到了安全–娱乐复合体在组织层面上的运作："你可能一天中有一部分时间在开优步，把你的空卧室出租一点，把你衣柜里的空间出租给亚马逊当仓储，或者为亚马逊送货的无人机提供存放之处（that does [sic] delivery）"（Hall 2016, 9）。 [^f04-10]: "因此，我始终无法完全弄清楚，他究竟是为他提供了如此多题材的企业新自由主义的批评者，还是一位深深嵌入并受制于这一体系的艺术家"（Byrt 2016, "No Place to Hide"）。正如伯特所表明的，以批判与肯定之间的清晰对立为出发点，可能是一种有缺陷或无益的方式来对待这类作品。更有意义的做法似乎是从其作为一种内在批判——在我的解读中，是对安全–娱乐复合体的内在批判——的潜力出发，来思考《秘密力量》的"模仿性激化"（mimetic exercabation［原文如此］）（Foster 2017, 95）。 ## 参考文献 Angerer, Marie-Luise.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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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boff, Shoshana. 2015. “Big Other: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and the Prospects of an Information Civilization.” Journal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30, no. 1: 75–89. # 第3章 组织即讯息：灰色媒介 （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 Gray Media） 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 ## 认识物（Epistemic Things） 媒介与组织这两个概念都相当弥散。然而，这不应被视为一种缺陷。毋宁说，它们类似于“认识物”（epistemic things）（Rheinberger 1997, 28）。它们处于现象与概念之间，是人们尚未知晓之物。它们不可化约的模糊性推动着研究活动向前发展。那么，如果把媒介与组织联系起来，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会带来更多的弥散与复杂。不过，也由此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探究领域或观看方式。第一，存在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媒介是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这一观念对组织研究而言大体是新鲜的，但对媒介研究来说却并不新鲜。对媒介的组织性理解由来已久，甚至帮助塑造了这一学科的身份认同。第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媒介如何被组织。制度、惯例、权力结构以及更广泛的技术环境如何塑造“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在这里，媒介并不被理解为内聚的、自足的，而是被理解为与其具体的使用和应用情境——与其栖息地——相互缠结。第三，出现了一个规范性问题，即审视媒介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从媒介出发、以媒介为尺度，什么是好的组织？这或许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它提出了“治理之任务”（task of governance）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Rossiter 2006, 17）。 要拆解这三种进路及其让我们得以看见的东西，就需要借助媒介研究、组织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信息系统研究以及商业史等领域。为了补充这一讨论并使之物质化——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检验从文献中提炼出的某些论断的经验试验台——我将穿插对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软件这一现象的描述与反思。在正式（或传统）组织的语境中考察媒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企业软件。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软件包已经成为组织与行政的新的标准基础设施。它们是灰色媒介（gray media）的典型范例；马修·富勒（Mathew Fuller［原文如此］）和安德鲁·戈菲（Andrew Goffey）（2012, 1）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不起眼的、“在工作与行政世界中最易辨认的”媒介，例如数据库、会计记录、表格和规划工具。如今，ERP及相关软件包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化媒介，而我们正身处这一变化所将带来的种种重组之中，亲眼见证着它们的发生。 ## 进行组织的事物（Things That Organize） > **丽莎·康拉德**：我总觉得熟悉一个新的计算机程序是件很糟糕的事……这需要时间…… > > **J.女士**：当年我也很怕Infor［企业软件］……又是新东西，天哪……但其实，它比我想象的要容易。我现在［面对即将引入的SAP］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行呢？…… > > **LC**：当然。而且还有某种并行系统，所以不是一切都依赖SAP。如果SAP有点—— > > **J**：掉线了？ > > **LC**：对，那你还可以—— > > **J**：那我还可以——嗯，那我就没法下任何生产订单了。我可以……没有系统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我下不了订单，因为没有Infor或者没有SAP就行不通……我不知道。嗯，你已经没法想象没有系统的世界了。行不通。不行。回到工作文件夹，那是行不通的。 我与J.女士之间的这段对话[^f05-1]，十分字面地涉及组织化的技术条件。我们遇到媒介理论的核心命题，不是在积满灰尘的书页之间，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在行动之中。没有系统，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回到工作文件夹是难以想象的。组织化的过程完全与以下事物交织在一起：运行在共同数据库之上的联网计算机；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工作站，显示着用于数据录入的界面；每一条新录入的数据都实时变成所有其他工作站的信息基础。超出这一基础设施去工作，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行的。这番叙述不应被当作一个孤立的、特殊的个案。ERP系统从其制造业的大本营向外扩展，已被几乎所有生产与服务部门所采用（Pollock and Williams 2009）。如今，很难找到一家员工超过二十人、却不使用某种商业软件来管理库存、人员、客户、订单、流程和财务的公司。公共部门也广泛配备了来自私人供应商的软件包（Pollock and Williams 2009, 3）。ERP系统正处于变成“成熟技术系统”的边缘——平常、不起眼，不太可能引发惊奇或追问（Edwards 2003, 185）。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的基础设施。 因此，正式（或传统）组织与数字技术彻底交织在一起（例如Zuboff 1988; Orlikowski and Scott 2008; Conrad 2017）。J.女士说：“没有系统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我下不了订单，因为没有Infor或者没有SAP就行不通。”当然，这种依赖并不新鲜。以往的组织形式就产生于纸张并依赖于纸张（例如Kafka 2012; Hull 2012; Vismann 2008; Siegert 2006）。如今，配备了企业级软件的联网计算机是核心的、标准的组织化手段。“回到工作文件夹，那是行不通的。”这类软件包的供应商众多，其中最大的是甲骨文（Oracle）、微软（Microsoft）、Infor和SAP。然而，人们普遍承认SAP（Systems, Applications, Products in Data Processing，即“数据处理中的系统、应用与产品”）主导着市场。SAP由五位前IBM工程师于1972年在德国曼海姆（Mannheim）创立，如今已成为组织生活新的“汁液”（sap），即其生命力。SAP最成功的软件产品R/2和R/3界定了ERP软件是什么、应当做什么。SAP的编年史家路德维希·西格勒（Ludwig Siegele）和约阿希姆·策佩林（Joachim Zepelin）（2009, 33）认为，SAP的软件包——创造了组织感知与行动的新结构——塑造了近期经济与物流全球化的阶段。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与复式簿记的类比：复式簿记从来都不仅仅是记录组织中所发生之事的工具，它深刻地改变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参见Quattrone and Puyou, forthcoming）。同样，ERP系统也显著地介入了全球企业运营及彼此互动的方式（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29）。[^f05-2]正如该公司的一则广告宣传所宣称的：“运营最好的企业都在运行SAP。”（The best-run businesses run SAP.） 组织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组织化架构中这一深刻的基础设施转变？有一股分散的研究潮流对组织的“材料”（stuff）感兴趣。它考察组织实践与企业所依赖的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交织。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存在模式的组织化》（“Organizing as a Mode of Existence”）的短文中，浓缩了民族方法学、实践理论、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传统中提出的许多论点。该文承认组织研究为使组织概念复杂化并对之重新描述而完成的“大量工作”（Latour 2013, 47）。[^f05-3]拉图尔所提炼出的关键要点之一，是将组织构想为“总是内在于使其得以存在的工具装备（instrumentarium）”（49，强调为原文所有）。“组织中根本没有惯性。但如果你停止携带它前行：它就会倒地而亡”（41）。相应地，推行一个组织就意味着转译它，从而将它从一个时刻带到下一个时刻。正是对这种“微小超越”（tiny transcendence）（50）的关注，引向了“使组织能够从一个序列……转移到下一个序列的精确工具”（47，强调为原文所有）。他列举了书写装置、组织性言语行为、会计工具和审计，作为组织工作所依赖的“那些卑微工具”的例子（48）。[^f05-4]由此，拉图尔指向了一种从其手段出发的、正在浮现的组织化定义。这种理解从具体的、“微小的”组织化实践出发，认为组织实践与其物质和技术手段不可分割。无论今天还是过去，它们都不独立于其工具、不独立于其载体媒介。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想象做什么，都“内在于”手头工具的特性。[^f05-5] 对媒介研究而言，这一论证思路并不新鲜。技术基础设施与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媒介研究的一个焦点。事实上，正如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2015）最近所表明的，“组织”恰恰是一个相当适合用来界定媒介研究核心的、身份性的概念的术语。他的著作《奇妙的云》（*The Marvelous Clouds*）开篇阐述了通向一种媒介概念的“思想图景”；这一媒介概念对该书的论证至关重要，它延伸至“超越讯息而达于栖息地”（14–15）。在进一步勾勒这种“扩展了的媒介概念”时，他将媒介描述为“容器与环境，是锚定我们的存在并使我们所做之事成为可能的可能性之容器”（1–2）。借助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彼得斯选择了“组织”来对此加以阐发。按照卡茨（1987, 30）的说法，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存在三种范式，即信息、意识形态和组织。信息范式关注作为“在政治系统中传递信息”之手段的媒介（27）。意识形态范式则处理某些媒体机构的霸权以及对其的抵抗实践。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组织范式所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观念，即刻画一种主导媒介的本质属性可能会影响社会秩序，换言之，媒介既可能告诉我们如何思考，也可能告诉我们如何组织”（29）。在这一范式中，媒介的效果被认为作用于“组织——帝国、市场、科学、教会”（30）。 在彼得斯（2015, 17）看来，“卡茨的诊断有助于标明本书所处的边缘地带，即第三种传统，或曰技术传统”。彼得斯接着说，这一领域是由一系列不同学者发展起来的，诸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布鲁诺·拉图尔（18）。尽管“并非［他们］所有人都承认‘媒介’是其核心主题”，他们却都为这样一种对媒介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媒介是“文明的排序装置”（5）、“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19），或“管理时间、空间与权力的材料”（20）。对这些研究者而言，组织是媒介的主要效果。但或许，把这一点反过来说更有意义，即主张正是这些学者对组织问题的兴趣把他们引向了媒介。这便指向了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正是排序、管理、安排、构造等等的能力，使一个对象成为媒介。 哈罗德·伊尼斯的著作及其与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事实上，伊尼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忠实于其政治经济学的出身”（Drache 1995, xiv）。从20世纪20年代起，伊尼斯任职于多伦多大学，后来在那里结识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并与之合作。他研究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历史（Innis 1923）、加拿大的毛皮贸易（Innis 1930）和鳕鱼渔业（Innis 1940）。[^f05-6]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一种对加拿大经济发展的解释，将其与该国的大宗产品和基础商品联系起来，而后者又与地貌特征相关联。例如，“广阔的水道和占主导地位的前寒武纪地层”为在北方地区收集毛皮并将其运往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Innis 1950, 3; Innis 1930）。他得出结论：地貌特征、主导性大宗产品、运输系统和传播手段，决定性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发展。仿佛是为了检验这一论点，伊尼斯随后开始致力于研究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它们的兴衰——以及它们与物质和技术环境之变迁的关系。《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Innis 1950）追溯了古埃及、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世纪欧洲的石头、黏土、羊皮纸、莎草纸、字母和纸张，也追溯了15世纪以来大众媒介的兴起，例如印刷书籍、报纸，以及最终的广播。 人们通常认为伊尼斯的著作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与他对加拿大经济史的探索以及所谓大宗产品研究路径（staples approach）的发展相关联。第二阶段始于《帝国与传播》，被视为对媒介与传播理论的贡献。但是，丹尼尔·德拉奇（Daniel Drache）（1995, xl）强调：“认为后期的伊尼斯严格关注文化问题，而研究大宗产品的早期伊尼斯狭隘地聚焦于经济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正是德拉奇在20世纪90年代复兴并重构了对伊尼斯著作的接受。恰恰相反，可以认为，伊尼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对组织问题感兴趣。这正是将他的研究对象统一起来的东西：水道、自然资源、基础商品、贸易路线、运输手段、传播手段和行政实践——它们组织着商业与劳动关系、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惯例。每一种都是一个“组织机制”（organizing mechanism）（Drache 1995, xlv），生成资源、人员、知识与权力的不同配置。因此，伊尼斯关注的是某些地区、城市、国家或帝国被组织的方式，与那些提供运输、交换、概览、协调、控制等可能的事物的物质特征之间的联系。对于“那些事物”，他使用了“媒介”一词。因此，对伊尼斯来说，媒介不仅是组织20世纪大众民主与消费社会的东西，也是组织早期文明、古代城邦、中世纪基督教、工业革命或加拿大经济的东西。这意味着，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同样涵盖“经典”大众媒介（例如报纸、广播）、行政与商业中所使用的灰色媒介（例如石板、莎草纸、纸张）以及元素媒介（elemental media）（例如河流、山脉、山谷）（Peters 2015）。[^f05-7] 在对多伦多传播学派（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接受中，伊尼斯扮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那位无趣的兄长的角色。然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基本锚点“正如麦克卢汉自己所承认的，早已在伊尼斯的……著作中发展出来了”（Pooley 2016）。这些锚点包括：关注载体媒介而非讯息；专注于“材料的特性，尤其是其相对的持久性”（Innis 1950, 6）；还有社会组织这一消失点——两位学者都使用这个术语。对麦克卢汉（[1964] 1994, 8）而言，将一件人工制品视为媒介的标准，是“它所引入的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在《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他明确地着手进行“一项关于口语社会组织与书写社会组织之相异本性的研究”（McLuhan [1962] 2002, 1）。他宣称，新的主导媒介会导致感知与认知的重组。通过这种对“整个感官系统之万花筒”的转动（55），媒介对社会生活的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书写出现之前，存在着“对一切经验之听觉组织的强烈强调”（24）。无文字社会——他把它们描述为爱说闲话的、恍惚出神的、痴迷于巫术的——是“言语、鼓与耳朵之技术的产物”（8）。相反，书写与印刷带来了一种以集权主义、个人主义、商业精神和强大的科学机构为结构的社会性。最终，弗里德里希·基特勒（1999）——“严格遵循麦克卢汉”（xl–xli）——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xxxix）。在基特勒的著作中，把媒介视为组织之作用者的原初兴趣得到了延续。他聚焦于与文学、音乐等文化生产相关的技术媒介，遵循着质疑知识与真理的后结构主义纲领。 麦克卢汉（[1964] 1994, 7）创造了“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一口号。另一方面，控制论学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50] 1989）为其著作中的一章取名为“作为讯息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the Message）。[^f05-8]从媒介研究中组织性潮流的视角来看，这两个陈述似乎在说同一件事。它可以被转述为“媒介即组织，组织即讯息”。对控制论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例子，可以表明媒介研究的组织性潮流在最近几十年间的走向（例如Pias 2003; Hagner and Hörl 2008; Peters 2016）。控制论既可以被描述为一项20世纪50年代的普遍主义科学计划，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强有力的乌托邦叙事，它激发了其观念在各种实践领域中的应用（Medina 2011; Kline 2015）。尽管定义多种多样，控制论发展出了一种思考（与设计）模式，其核心原则是：机器/有机体/人类从环境中接收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引起行为的调节，以适应环境。这种信息—反馈回路被认为在各种系统——物理的、生物的、技术的和社会的——中都在起作用。控制论的普遍主义主张即由此而来。它承载着解释、但也可能调节和控制这些系统之行为的承诺。罗纳德·克莱因（Ronald Kline）（2015, 6）认为，控制论思维是与那一时期第一批数字计算机的发展共同演化的。他将20世纪50年代的“控制论热潮”——其模型与术语出人意料地流行——与“一场关于人与机器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活跃公共话语，一场由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所激发的话语”联系起来（69）。人们对“由机器人和电子大脑居住的某个奇妙的未来世界”满怀热情（Boulanger，转引自Kline 2015, 7），但也有人担忧一场全面的自动化会导致“工业中大脑的贬值”，正如一则报纸标题所言（Kline 2015, 71）。因此，控制论——这门科学、它的应用以及种种幻想——是一种氛围的一部分，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努力应对新一代“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机器（5）。时至今日，六十年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无处不在的联网计算技术正在催生新的价值创造链、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剥削形式、新的治理形式、行动主义形式和犯罪形式等等——简言之，一种新的生活组织。或许可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一切存在模式的控制论化进程”（Hörl 2016, 26）。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联网计算机系统所渗透和重组。只要有可能，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反馈系统就会被用来调节供需之流，其方式是聚合数据、发出能力或约束的信号，并促发适当的反应。 因此，媒介研究中的组织性潮流——它发展并确立了一种认为媒介从根本上与组织问题相关的媒介概念——由来已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媒介思想的谱系是由组织塑造的。媒介学者们持续审视着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探究媒介如何创造特定的组织模式，以及组织的透镜如何界定我们视之为媒介的东西，这是媒介与组织之关系所揭示的第一条探究路线。它是媒介研究的一个决定性的、引起强烈共鸣的特征。 ## 媒介被组织（Media Are Organized） 媒介与组织之关系所带出的第二个探究领域使第一个领域复杂化。媒介进行组织，但它们反过来也被组织。这一领域所依据的对媒介的理解，不是把媒介视为特定组织形式的内聚的、自足的作用者，而是视之为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其他媒介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理解可以在前述媒介研究的组织性潮流中找到（例如Vogl 2007），尤其可以在更晚近的、带有社会科学（以及STS）色彩的研究项目中找到（例如de Laet and Mol 2000）。因此，重点不在于因果效应，而在于“某些技术、知识领域与社会制度的组装体或星丛”（Horn 2007, 8）。可以说，这些星丛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其中每一部分都在不断地塑造其他所有部分，也被其他所有部分所塑造。例如，如今已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分支，考察文学体裁、作者身份观念和版权如何塑造纸张、手写或文字处理软件，又如何被它们所塑造（例如Siegert 1999; Dommann 2014; Gitelman 2014; Tenen 2017）。有趣的是，就连哈罗德·伊尼斯——我曾把他呈现为强调媒介之组织能力这一立场的代表——也可以被援引为意识到了媒介经由社会制度而被组织的性质。他的大宗产品研究路径包含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地理与经济区域很少不受某种先前的“组织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社会框架”的影响（Drache 1995, xix）。旧有的精英、社会惯例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那些社会性较弱的结构——例如土地的特性及其主要贸易商品——相互作用。为了阐明这种对媒介与组织之关系的较少线性、较少因果性的理解，我将首先回到商业软件的案例——本文开篇的那个例子。然后，我将转向其他勾勒并强调了媒介之被组织性的学者的著作。 即便只是从一个非常宽泛的历史视角来考察计算技术融入商业世界的过程，相互塑造与相互组织也已显而易见。自从19世纪末修补匠和发明家们提出机电式计算技术——例如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的穿孔卡片制表机——以来，这些技术就被设想为“商业机器”。[^f05-9]它们被制造得能够迅速进入私人和公共组织的领域（例如Yates 2000; Heide 2009）。商业史和技术史学者已经表明，信息技术供应商与用户行业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施压。一方面，企业使其流程以及产品或服务与现有的技术能力同步。另一方面，技术公司的研发工作则面向企业语境中的应用。例如，耶茨（Yates）记述了美国保险公司如何成为最早整合穿孔卡片技术的组织之一（大约从1910年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保险公司的精算实践及其许多业务实践，例如开具账单，都运行在穿孔卡片系统之上（Yates 1993, 49）。与此同时，这一“‘基于信息的’行业”处理大量数据的需求持续上升（Campbell-Kelly 1992, 118）。因此，保险公司也是最早购买新近可供民用的计算机——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的Univac（1951）和IBM 650（1953）——的机构之一。在技术上，IBM 650不如Univac先进，但它与已在这些公司内部扩散开来的穿孔卡片环境相兼容。它提供了一条从穿孔卡片走向新兴计算机技术的“便捷迁移路径”（Yates 1999, 7）。它创造的需求远远超过Univac，到1955年，IBM已经在计算机销售中占据领先地位（Yates 1999, 18）。因此，在整个20世纪，计算机技术渗透了办公室、工厂和车间。在它们不断扩大应用领域的同时——逐一改变组织实践，创造新的可见性与行动可能性——计算技术的发展也着眼于与现有技术及组织基础设施的兼容。 前文我曾提到，SAP确立了ERP软件的标准，并且自身成为了这一标准。但正如关于标准的研究所表明的，总存在某种新标准必须与之衔接的“遗留系统”（legacy system）（Star and Lampland 2009, 16）。它必须向后兼容于现行的标准——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制度标准。就SAP而言，故事是这样的：该公司的第一个客户，即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ICI）位于德国厄斯特林根（Östringen）的一家纤维厂，委托开发一套“物料信息与会计系统”。然而，SAP的创始人、计算机科学家迪特马尔·霍普（Dietmar Hopp）和哈索·普拉特纳（Hasso Plattner）对物料管理和会计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需要进入这一既有的实践领域。为此，他们首先设法聘请了经济学家克劳斯·韦伦罗伊特（Claus Wellenreuther），他同样是前IBM同事，拥有企业管理学位。在公司的这一早期阶段，他在企业管理标准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霍普回顾时说，如果没有他，自己就不会创办这家企业（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47）。其次，为了理解新软件必须吸纳的既有商业标准，他们对第一个客户进行了某种类似于民族志的探察。“他们从日常实践的中间开始。日复一日，SAP的年轻创业者们与ICI的员工交谈，以理解这家纤维厂如何脉动、如何运转，以及是什么把它维系在一起”（52）。他们极为细致地研究了企业管理与会计的具体程序。这些洞见随后被转译进逐步发展的软件包之中。因此，SAP标准软件吸纳了先前的经营实践，例如既定的程序、分类和规范。它并非从零开始，而是通过确保与既有结构相兼容而将自身嵌入其中（Star and Bowker 2002; Pollock, Williams, and D’Adderio 2007）。如今，人们说SAP“牢牢扎根于旧经济”——扎根于19世纪和20世纪公司的结构之中（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90）。 但SAP标准软件不仅吸纳了既有的经营方式；它还吸纳了民族国家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是——通过超国家治理来克服这一秩序的方式。据说，这种后民族的面向是SAP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ERP软件包的主要优势，而且据说这与它的欧洲出身有关。这仅仅意味着，该软件诞生于这样一种环境：跨越国界的运营受到超国家规制的推动和便利。SAP很早就开发了不同的国别版本（Mormann 2016, 81）。因此，该软件被设计成能够显示并切换不同的语言、货币、计量单位以及各郡（county［原文如此］）特有的财税与法律规范（70）。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普拉特纳解释说，SAP能够处理不同的货币，而且，它还能够处理一个国家内的两种货币：新的共同货币欧元将“在上层并行”运行。据称，这是“美国软件处理不好的一种复杂性”（Plattner，转引自Mormann 2016, 72）。SAP在大企业世界中的持续扩散，似乎关键地与其对跨民族国家交易的兼容性相关。该软件并不与语言、货币、度量和法律规范等国家特殊性相冲突。恰恰相反，它充当了这些国家标准之间的适配器。 ERP软件，尤其是SAP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产品R/2和R/3，深刻地重构了全球企业的运营方式。尽管如此，正如本节所试图表明的，ERP软件本身是由各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实践、惯例、规则等等所组织的。它被构建得能够契合商业与行政的老路。它在社会上、实践上和物质上都是向后兼容的。 如今，媒体和政界已不再谈论控制论。取而代之的魔法词是数字化。它标志着当代的一种情绪，即感到生活在一个技术—组织的新时期——一种正在经历社会性之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印象。媒介学者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是最早认真对待21世纪头十年以来社会性经由所谓新媒体而被重组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们从基本的媒介理论立场出发，认为这些媒介正在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s）——罗西特（2006, 23）选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一种新的技术与社会组织化模式——“确立了网络化社会性的新模式”。“这一点显而易见，”他总结道（43），但被忽视的是，民族国家或商业企业等先前的制度形式如何继续“发挥实质性作用”（43）。他认为数字媒介技术处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社会与经济语境之中。它们的技术标准“由经济与政治利益所塑造”，而分层模式则通过一种“信息流的不均衡地理”得以保存（35–36）。数字媒介技术与诸如产权、（超）国家的基础设施供给，或“在幕后密谋的阿尔法男性”（36）之类的制度相互缠结。因此，数字网络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展开，而是进入并产生于一个布满结构、制度、惯例和行为模式的场域。媒介进行组织，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它们反过来也被某些社会结构所组织。与此类似，吉尔特·洛文克（2012, 1）声称：“来自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商业利益，与政府和‘道德多数派’密切配合，将竭尽所能限制新媒体的潜能。”因此，在洛文克看来，新媒体的组织潜能受到既有的权力与能动性积累以及维护这些积累的利益的损害。 因此，媒介进行组织。但媒介并非普遍的、统一的或既定的（Orlikowski and Iacono 2001, 131）。它们产生于其他媒介及其各自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先前的媒介、制度及其实践相互咬合，并受其牵制。媒介不仅仅是组织——某种感知、互动、归因、处理等等的模式——的作用者，媒介也被嵌入一个组织着它们的语境之中。这一语境由强大的结构以及围绕这些结构的斗争构成；由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前确立的制度构成；也由与这些制度相对应的生活方式、知识储备、惯习和主体化形式构成。媒介被其所产生之地的模式与特征所组织（Larkin 2004）。这些特征与模式，例如地下输电网、依靠穿孔卡片运行的行政机构，或一种国家货币。媒介进行组织，但媒介并非浑然一体、完整而单一的。它们与其所产生、所存在的语境相互交织。 ## 好的组织（The Good Organization） 最后，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规范性的面向，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种规范性在媒介理论中常常被搁置，或者本身被视为与媒介性条件相互缠结。媒介进行组织，媒介也被组织，但它们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什么构成一种“好的组织”？[^f05-10]而这种关于好的组织（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社群的组织）的观念，又如何受到既有的技术与制度星丛的影响？在下文中，我将勾勒人们已经和可能用来探寻这一观念的若干方式。 为了探讨何为好的或可欲的这一棘手问题，可以再次求教于组织性媒介研究的早期思想家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伊尼斯（1950, 3）说：“每一种大宗产品都依次留下了它的印记，而向新的大宗产品的转移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危机时期，在这些时期中，旧结构的调整是痛苦地完成的，并围绕一种新的大宗产品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然而，伊尼斯表现出一种“对市场作为福祉之普遍机制的根深蒂固且持续不断的怀疑”（Drache 1995, li）。相反，他主张“研究实际的经济生活”（xix），并明确呼吁国家干预，以维护“长期稳定与经济安全”（li）。因此，随着一种新的组织机制的出现，旧结构的调整必须痛苦地完成，但伊尼斯认为，减轻这种痛苦是治理的任务。麦克卢汉出人意料地具有应用性和干预性的一面是这样的：他引用生物学家约翰·Z.扬（John Z. Young）的说法，即“普通人说话与行动方式的巨大变化，与新工具的采用密不可分”，随后麦克卢汉（[1962] 2002, 6）抱怨道：“如果我们很早以前就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加以沉思，我们或许早已轻易掌握了我们所有技术的本性与效果，而不是被它们推来搡去。”因此，麦克卢汉认为，掌握技术而不仅仅是暴露于其效果之下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在培养“批判性的思维习惯”方面付出巨大努力（Pooley 2016）。因此，基于批判理论的经典主题，由媒介实现的以及关于媒介的好的组织，不应仅仅交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吉尔特·洛文克和内德·罗西特主张“一种充满激情的实用主义，以界定并塑造新媒体的架构”（Lovink 2012, 1）。洛文克对这种“转向实践性”的举动作了如下反思：多年来，他自己一直践行着“后现代形而上学，欧洲式的‘深度无关紧要’”，后来他开始怀念朝着某种政治框架去行动。“我体验到文化批评家们缺乏策略，他们无法有效地做些什么来对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4）。作为对此的支撑，罗西特著作的第一句话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形式。”在他看来，无所不包的计算机网络产生了“劳动与生活的不确定性”，暴露出“现行制度体系的局限”（Rossiter 2006, 13）。与伊尼斯遥相呼应，他主张，为了“以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感的方式重组劳动与生活”，有必要组织新的社会技术配置，也就是说，进行干预并“着手治理之任务”（17）。 着手治理之任务意味着什么？在他们近期出版的《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的后记中（本书的后记也与之呼应），罗西特和洛文克哀叹左翼缺乏组织性，这表现为其异乎寻常的“下行轨迹”。他们问道：“民粹主义政治是如何组织成运动的，而激进左翼却似乎一如既往地无力凝结出一种与当前社交媒体状况同步的集体想象？”在他们看来，着手治理之任务——或者至少就治理发出自己的声音——似乎与找到一种与技术环境相对应的形式有关。他们给出的这种对应关系的一个例子，是2014年在香港兴起的“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借助一个离网的蓝牙网络（FireChat），抗议者们能够彼此通信——并组织他们自己——而无需依赖互联网连接，也不会为警方的数据库提供养料。这样一种分布式的媒介实践，在依然利用网络的同时，扰乱了掌权者对网络媒介的集中化、聚合化和关联化的使用。此外，洛文克和罗西特（2018, 3）提出，在一种恰恰与强关系和长期承诺背道而驰的技术文化中，恰恰需要这些强关系和长期承诺。但这如何才能实现——“组织起持久的激情”？网络是怎样被组织起来，以至于它们能够做出决策、采取行动并产生长期影响的？［原文为“What are networks organized in a way...”，疑为“How are...”之误，此处按文意译出。］答案是否在于类似智库的“秘密社团”？如果说互联网实际上类似于一个校园操场，人们在那里闲逛、聊天、相互骚扰，那么平衡这些倾向的一种方式，或许确实是更多的组织——正如我们从俱乐部、协会、工会或官僚制中所学到的那样。 最后，回到开头：“好的组织”这一摇摆不定的问题对于ERP软件的案例意味着什么？“痛苦地完成的调整”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如何为了“安全与稳定”而缓解这些调整？人们想到的是那些常见的故事：SAP的引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例如Westelius 2006; Ciborra 2000）。这意味着，软件包的实施导致了严重的组织混乱，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暂时停工，甚至导致实施项目的取消。最近的一个故事来自德国折扣杂货零售商利德尔（Lidl）。2018年7月，在历经七年开发、投入5亿欧元之后，利德尔停止了SAP HANA/Retail的引入。显然，导致这一结果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冲突：一方面是软件定制，另一方面是组织再造。SAP提供的是一种标准软件，如果公司使其流程适应软件，它就能发挥最佳效果。为了迁就公司现有流程而对软件进行定制，会使其更复杂、更昂贵、更不稳定、更不可靠。据说利德尔就发生了后一种情况。它委托对软件进行大范围修改，却没有准备好改造自身的结构。最终，软件表现不佳，而成本却持续攀升（Kolf and Kerkmann 2018）。 工业社会学对此已有大量论述，也有一些故事讲述个人的职业生涯如何被新技术及其所要求的能力——或者毋宁说，被其所淘汰的能力——所打断。在这个意义上，新的ERP软件终结了先前的、往往根深蒂固的行动者网络。例如，贝克尔（Becker）、费林（Vering）和温克尔曼（Winkelmann）（2007, 202）报告说，某些部门完全依靠没有图形用户界面的系统运行，因此这些系统只能通过键盘来操作。在与这些系统的互动中，员工们学会了“盲操作”，也就是说，他们依靠提示音，并由此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有了新系统，这样的技能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类情况下，视年龄而定，员工们宁愿（或被鼓励）离职，而不是去掌握新一代软件所需的技能。在宣布引入SAP时，受访者J.女士想必也有这种担忧。但她采取了一种渴望学习、终身学习者的自我理解。又是新东西，但总会行得通的。两年后我再与她交谈时，她已经完全掌控了SAP系统。不仅如此，她还意识到，如果她不持续地纠正系统，系统就会造成“彻底的混乱”。这些纠正基于她在N公司工作二十年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因此，通过调整系统，她继续对公司保持着价值。 媒介与组织如何相互关联？在本文中，我汇集了来自媒介研究、组织研究以及相邻研究潮流的论点，并以商业软件这一灰色媒介的范例案例加以补充。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勾画媒介与组织之关系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基于“媒介进行组织”（media organize）这一命题（Martin 2003），从媒介的组织能力角度来探究媒介。第二条探究路线通过指出媒介的被组织性而使第一条复杂化。它围绕着媒介与制度文化以及更广泛的技术环境的缠结展开。最后，出现了一个规范性问题：媒介进行组织，媒介也被组织，但它们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我概述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若干研究努力。 2018年9月，慕尼黑解放性技术研究中心（Munich Center for Emancipatory Technology Studies）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科学界、政界、工会和公民社会的发言者探讨了以“好的工作、践行的民主、自主的生活与生态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技术治理方式（Zentrum emanzipatorische Technikforschung 2018）。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召唤基特勒的幽灵，来瓦解一切基于彻底理解媒介之本性与效果来实现媒介之好的组织的努力。基特勒（1999, xl）写道：“理解媒介仍然是不可能的，恰恰因为当下主导性的信息技术控制着一切理解及其幻觉。”但话说回来，为何不召唤另一位权威作为回应，鼓励我们尝试“不那么被治理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quite so much）（Foucault 2007, 45）呢？ ## 注释 [^f05-1]: 这是我于2012年至2015年间在中型金属加工企业N公司所开展的田野调查的一部分。基于此次田野调查的出版物有Conrad（2017, forthcoming-a, forthcoming-b）。 [^f05-2]: 西格勒和策佩林（Zeppelin［原文如此］）引用了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现代资本主义》（*Der moderne Kapitalismus*）中的一段话：“没有复式簿记，人们根本无法设想资本主义：二者的关系犹如形式与内容”（Sombart [1917] 2012, 118，作者译）。 [^f05-3]: 这就需要给组织化下一个定义：这个术语指的是哪些种类的行动？什么是非组织化？我不确定对此是否存在令人满意的答案。在组织研究中，谈论组织化（organizing）而非组织（organization(s)），意味着属于过程哲学学派，该学派批评这一学科将组织当作实体来关注。其代表人物说：“组织是一个过程，无论是修一扇门、写一封信，还是重组一家大公司。就分析而言，我们是修一扇门还是重组一家公司，并没有什么实质区别”（Hernes 2008, xvi–xvii）。如今，组织研究是一个彻底跨学科的领域，对其职权范围并无共识。学者们处理着几乎难以归类的一系列现象与概念（参见Hernes 2008, 147–48）。关于组织研究那种非学科化的、克里奥尔式的、洋泾浜式的、集市般的特性，另见Czarniawska（2003）和Beyes（2007）。 [^f05-4]: 乔安妮·耶茨（Joanne Yates）在商业史研究中也论及“卑微工具”或曰灰色媒介。她赋予它们一种关键作用：“从美国邮政服务到打字机、立式文件柜和加法机，信息收集、存储、处理与传播的技术和技巧，在企业与商业实践的演进中占据着显著地位”（Yates 2005, 1）。 [^f05-5]: 这些工具可以是闪亮而创新的，也可以是平常、不起眼、基础设施性的。这取决于人们赋予它们的新颖程度，以及人们对它们所获得的熟悉程度（Edwards 2003, 185）。 [^f05-6]: 在这一阶段，伊尼斯开展了后来被称为“泥土研究”（dirt research）的工作：他乘坐皮划艇，沿着这片大陆相互连通的湖泊与河流系统向西穿越全国，收集与大宗产品生产相关的各种信息（参见Creighton 1957, 49–60; Rossiter 2012）。 [^f05-7]: 如今，将地貌理解为物质性权力的观点也可见于文化地理学，例如米切尔（Mitchell）（2002）的《地貌与权力》（*Landscape and Power*）。 [^f05-8]: 在这一章中，维纳基本上描述了远距传送的可能性。由于他假定一个人（一个个体性）是由某些信息模式（通过过去的发展以及沿着这些路线的持续发展而生成）构成的，他推论出：“我们用来从一个国家向另一个国家发送电报的传输类型，与至少在理论上可能用来传输诸如人这样的活体有机体的传输类型之间，并不存在绝对的区别”（Wiener [1950] 1989, 103）。 [^f05-9]: 赫尔曼·何乐礼的制表机公司（Tabulating Machine Company，1896年）于1924年并入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nternational Business Machines Corporation，IBM）。 [^f05-10]: “好的组织”（The Good Organization）是欧洲组织研究学会（European Group for Organizational Studies，EGOS）2017年年会的总主题。它围绕这样一种观念展开：组织可以成为“一种追求更大福祉的力量，无论是公共的还是私人的”，同时对这一观念的历史与规范性保持反思。 ## 参考文献 Becker, Jörg, Oliver Vering, and Axel Winkelmann. 2007. *Softwareauswahl und -einführung in Industrie und Handel: Vorgehen bei und Erfahrungen mit ERP- und Warenwirtschaftssyste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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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Basic Books. # 后记 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 （Afterword: Proposi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 ## 媒介与组织（Media and Organization） 对组织的追问萦绕着我们。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曾被认为是在藐视权威，那么如今我们藐视的是组织。结构被视为拖住我们、用身份的铁笼将我们钉死在原地的东西。凝固化的社会以其对永无止境的“参与”（engagement）的要求限制着我们的自由。作为一个与世隔绝、无因而反叛的人度日，是何等绝望？相反，我们应当追问：什么是纯粹的组织？是否存在一个我们可以界定和设计的新内核？在当今的技术社会惯例之外，承诺（commitment）又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某种能够缔结纽带、却脱离程序、不受官僚制羁绊的联结？是否存在一种无需种种繁琐准备便能运作的密谋形式？互助与地方自组织会浮现在脑海中，但如果我们被迫去追求对不可组织者的组织呢？是否存在一种不言自明的公意（General Will），无需讨论、无需穷尽式的质疑？走到这一步，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组织批判”（Critique of Organization）所带有的浪漫主义底色。什么是精益革命（lean revolution），什么是毫不费力的政权更迭？我们能否预设一种像自动机一样运转的蜂群思维（hive mind）？人类聚集在一起，创造出事件（Event），仅仅是出于一种去体验没有保证的关系的内在冲动。 在一种承诺日益萎缩的文化中，组织意味着什么？如今，作出承诺的决定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才作出的。种种选项被保留下来，作为获取更高回报之交易的可能性。正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2002）极富洞见地分析的那样，日常生活已被金融化所浸透。亲密关系如今挂着虚无主义的冷漠面孔。一旦生活卸下了固定的日程与例行的任务，选择的地平线便助长了推迟任何义务的欲望。这是以没有未来的灵活性为前提的后福特主义劳动体制的逻辑延伸。一片社会荒漠在弱关系（weak ties）的技术深渊中绽放。 是哪些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条件和事件激发了组织——有别于去组织化、熵、冷漠、灵活化或毫无议程的骚动？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的“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概念是这本关于组织的书中的一条核心指令。对马丁而言，媒介由其组织功能所界定：媒介组织。这一论题的核心在于生成模式与关系的秩序之生产。媒介的秩序由物质属性和形式的区隔工作所构成，它是区分不同组织动力与力量的一种方式。同样，组织的倾向、实践与能力也成为界定媒介、将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区分开来的方式。组织与形式相耦合。多年来，组织问题对我们而言一直是在一个危机、斗争乃至混乱持续不断的世界中进行政治设计的关键。在一个政府的秩序化工作几乎声名扫地的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在进行治理？ 2018年初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促使我们首先追问：地缘政治力量是否在调节或组织着媒介去组织？剑桥分析—脸书（Facebook）极其刻意地决定在美国登陆，将其作为首要的试验场；世界其他地方并不那么重要。它们是更大范围的FANG式经济与社会“平台格式化”（plat-formatting）（Mackenzie and Munster 2019）的一部分，与之并列的还有腾讯（TenCent）、百度（Baidu）以及中国的物流媒介巨擘。就此而言，媒介确实在组织。然而，我们已不可能真正回到广播传播时代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媒介格式。平台（platform）本身是问题的核心，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里存在一个后黑格尔式的困境：综合之后是什么？通常是内爆与崩溃。没有神化。能够挑战平台的反作用力是什么？去中心化平台的联邦？后平台——难道仅此而已？现在回答这些问题或许为时尚早。作为形式的平台还处于早期阶段。 在剑桥分析—脸书事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追问：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是什么？我们可以翻检马克思—巴枯宁—列宁之间的论争，甚至以“乔迪·迪恩”（Jodi Dean）式的复古风格反复重读它们——这种风格想要“让美国共产党再次伟大”——但重新拾起政党那些早已破旧的机关毫无意义。另一种选择是政党—运动混合体，一个由政党构成的政党，一个政治实体的联邦，这在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欧洲民主运动2025”（DiEM25）的语境中得到过广泛讨论，它们都是源于2011年起义的倡议。当广场周围聚集起足够多的噪音——从阿拉伯之春，经由维基解密（WikiLeaks）和匿名者（Anonymous），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MeToo——技术现代性便发生了一次跨越式的跃进，这让人觉得：是的，也许社交媒体确实在组织。但组织的是什么？那些“早期”岁月，距今甚至还不到十年，将组织定位为一种媒介事件，它促进意识觉醒，并充当压力集团和游说者的工具，把政党变成某种具有社会动能的东西。但革命从未发生。它也永远不会发生。危机的规模已经表明，无论在国家之间建立多少联盟，都无法修复未来—现在（future-present）的人间地狱。由企业经营的民族国家同样提供不了任何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如此多的政治能量集中于市政层面，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Caccia 2016）。 让我们多听听那些新教学院在被军事—工业—教育复合体吸纳之前的情况吧。还有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Cupertino）设计的新苹果园区（Apple campus）又如何？这个综合体是如何投入能量与决策，去改造组织逻辑以及知识与主体性的生产的？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在世界各地推广的组织模式，就像二十世纪的玻璃钢结构摩天大楼那样？我们完全同意，建筑中介并组织着它所指涉的世界。如果我们把作为媒介的建筑（architecture-as-media）与作为组织的网络（networks-as-organization）并置运行，会发生什么？作为社会关系、基础设施能力、工程标准和美学风格之复合体的建筑，标示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组织模式。这套协议并未消失，但如今它得到了另一种建筑的补充：在算法治理的建模中作为计算参数的建筑——这种算法治理以预测和先发制人为任务，并与从劳动的辛劳和价值的社会生产中对数据的提取及放大的抽象相耦合。 如果我们要在与网络（幂律、无标度网络、弱关系与强关系）的关联中思考组织，那么我们的焦点或许应当转向后平台媒介——由强关系（strong ties）所界定的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s）的媒介是什么？它们的属性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催生了特定的组织倾向？的确，在后数字条件下，当环境日益被理解为一种背景性的中介系统、传播借此发出信号、关系借此得以缔结时，媒介还重要吗？随着媒介悄然隐退，环境开始组织。 ## 不可避免的收编（Inevitable Incorporations） 最近几十年的特征是现代组织模式被彻底颠覆。的确，传统组织已经崩解。政治活动家、运动以及理论家（从控制论到后人类主义）都被作为主导状况的去组织化所困扰。而创业型垄断企业对此毫不介意。它们想方设法抽取数据，再用一根魔杖把数据洗一遍，魔杖便吐出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的云、个性化网络和高级形式的不承诺（non-commitment）的时代，该如何理解组织？工作的执行与管理事实上是高度组织化的，却要求工人具备某种反工作（antiwork）的态度。任务不只是例行公事。当然，有TaskRabbit，而且毫无疑问，自由职业者在挣点小钱的挣扎中找到了某种例行节奏。但是，就像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样，这里的关键任务是确保人类不再有别于机器。传统上，例行事务会在一天之中有所变化，或随季节而改变。相比之下，机器的任务是永不终止，只是不停地运转下去，并且在理想状况下，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加速。 大学正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过去被理解为教化（Bildung）的许多东西，如今成了一种自动化的演练。正如斯特凡诺·哈尼（Stefano Harney）所指出的，在算法机构中，“大多数管理者早已被机器取代。只是他们太愚钝，还不知道而已”（Schapira and Montgomery 2017）。按照哈尼的说法： >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哈尼访谈（Schapira and Montgomery 2017）中的一段（约5行），大意是：咨询顾问不过是“准入”（access）的展示——他或她出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便以你原以为受到保护、牢不可破的方式将其打开；顾问的在场本身就证明你如今已变得可被进入；没有人需要听顾问说什么，他反正只是一个会说话的算法，但他一出现，目的就已达到。］ 组织需要走出内在性平面（immanent planes）、无尽的装配（assemblages）、分配各自独立的任务以及管理议题的那种天真。组织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行世界，以对照我们那并不那么私人的生活与心境的持续起伏。关于流动性的管理话语在发达经济体的各种机构环境中泛滥成灾，并界定了一种与其所指涉的世界相脱节的组织文化。对于承诺中不能承受之轻，并没有备用方案。在当代媒介条件下的组织，将需要设计出对塑造感知与认知的平台和应用程序之参数保持警觉的策略。当合同工离开工作岗位却断然否认自己在罢工时，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如此深刻的去政治化包裹着这类拒绝行为？这种拒绝何以被理解为又一种生活方式选项，而不是某种要求反抗的共同经验的集体实例化？合同的终结并没有被内化为被解雇的屈辱；相反，尊严支撑着一种在管理范式之内的正当存在叙事，即工作与生活一样，有开端、中段和结尾。尽管脆弱性是一种普遍状况，它却无法被如此命名，因为它违背了支撑组合式职业生涯（portfolio careers）的那种自我投资式的自由准则。原子化是在由平台参与所界定的情境中组织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困境就在这里。如果你不是那个沉迷于创业式自我发明之妄想的酷小孩，那么除了随波漂流、被吸向界定了另类右翼（alt-right）及类似形态的民粹主义政治那些丑陋情绪之外，你还能身处何处？民粹主义政治何以作为运动组织起来，而激进左翼却似乎一如既往地无力结晶出一种与当前社交媒体状况同步的集体想象？如何摆脱所有这些现实存在的怨恨？如何破坏另类右翼，使其无法进入当今潜在反叛力量的集体无意识？快速更新、不断变化的时间线、尖刻而阴暗的评论文化——这就是媒介的语法，它无关对话、议题辩论或分享材料，而是被诸如拖网式搜寻（trawling）［原文如此］、网络风暴（shitstorm）、愤怒、攻击性、挫败感和绝望等动机所支配。这些是社交媒体状况的核心要素。在这个未来已被终结的环境里，哈贝马斯（Habermas）理想化的公共领域无迹可寻。另类右翼绝非边缘（且面临着它自身的组织问题），而事实上占据了新常态的空间。如今，通过布赖特巴特（Breitbart）及类似平台获取权力，与再现性媒介的逻辑截然不同——后者映照着由智库、顾问、游说团体和政党构成的旧权力走廊。吸引并进而聚集社会不满的平台网络化媒介，能够将民众直接输送给权力的头面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特朗普（Trump）能够维持如此之高的支持率，尽管美国迷失方向的左翼仍在为自己未能延续通往荣耀之路而困惑不已。 ## 智库理论（Think Tank Theory） 我们如何能够设想在既有的学术机构和大型主流媒体之外从事激进研究？这究竟是否可能？社会运动始终在开展它们自己的研究，可与政党及其“科学办公室”相比。如今，非政府组织（NGOs）生产着成吨的报告。直到1990年代，这项工作还被设想为一种深植于社会运动内部的知识实践。这些工作主要包括调查性新闻、针对企业的行动者研究、绘制极右翼网络与组织的图谱、核能交易，以及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跨国公司的相关游说活动。这类“独立研究”（indy research）是为了给运动本身提供信息，并在争夺民心的斗争中为它们提供信息弹药（这种民心有时被许多人混同于“公众舆论”）。 如果我们审视19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就会发现由不结盟者群体开展的研究蓬勃兴起。有监视种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的独立自治研究集体（FOK），有追踪警察与秘密情报机构活动的团体（Jansen & Jansen），有调查城市投机与士绅化的组织（SPOK），甚至还有占屋运动的理论与人文分支（ADILKNO/Agentur Bilwet）。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团体与特定的档案馆或杂志相联系，激进女性主义就是如此。这些研究集体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生产枯燥的政策文件。 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使用“智库”（think tank）这一企业式术语或（隶属于政党的）“科学局”一词，尽管可以说它们正是如此。也许身处一个集体就已足够？但在这种说法中，与思考并没有明确的联系。思考所需的沉思时间似乎并不怎么性感（那是与学者们隐居的、因而是非政治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研究也不被视为把你的团体安置在一个“罐子”（tank）里面。可是，那又为什么要称自己为基金会（一个法律术语，由律师和公证人掌控），或者研究所——它恰恰是一个人渴望成为官方现实及其“制度化”之一部分的象征？非政府组织在当时也已进入视野，尽管它们与联合国以及事实上的国家部委联系在一起。它们的“非”往往过去是、现在仍是一场闹剧。 过去十年间，慕尼黑艺术二人组拉尔夫·霍曼（Ralf Homann）与曼努埃拉·翁弗多本（Manuela Unverdorben）的“更好的智库项目”（Better Think Tank Project, BTTP）从艺术的视角考察了智库问题。二人组研究作为一种主导性知识生产形式的智库的政治与美学。当前创新狂热背后的那台发动机有何吸引力？智库是否乏味得要命？除了模仿它们的社会空间文化（比如“办公室”）之外，复制粘贴这类形式还能让我们得到什么？我们问二人组为什么没有任何左翼智库（Lovink 2018）：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洛文克对二人组的访谈（Lovink 2018）中的回答（约70词），大意是：企业家安东尼·费希尔（Anthony Fisher）想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政治，曾向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请教应支持哪个政党，得到的提示是不要浪费时间，而应通过资助智库这类结构形式中的研究，在思想之战中获得决定性影响；二人认为，智库是延续“客观真理”神话的更好工具。］ 他们的回答值得详细阅读： ［译者按：此处原文继续引用同一访谈（约90词），大意是：认为智库是真正的创造性单位、甚至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乃是一种常见误解；智库自称“独立”，却推行其资助者的议程，并通过假装中立、假装从事严肃研究来获取可信度；它们并非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作为回音室，充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议程的“倍增器”；由于自认为已掌握“真理”，它们并无构想新思想的真正热情，而是旨在影响公众舆论、干预政策制定并传播其纲领。］ 这对慕尼黑模拟二人组情绪高涨： ［译者按：此处原文继续引用同一访谈（约65词），大意是：在“资本家舞会”上跳舞十分有趣，但要当心误解；如果智库的着装规范变成连帽衫，他们也会对此加以反思；他们仍以批判的眼光关注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当非政府组织以智库的方式行事时；进步运动应当建立在团结以及团结的组织形式之上。］ 自2005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共同探讨“组织化网络”的理念。最近，我们把相关文字汇集成一本书，题为《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2018）。激进智库理论可以被视为对这一项目的贡献，尽管是从相反的方向——因为智库通常被安置在砖瓦砂浆的实体空间之中。相比之下，组织化网络是紧密的虚拟网络，由其“强关系”所界定，其贡献者分散各地，无需昂贵的办公空间。然而，组织化网络与智库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长期坚守的承诺。这样的提议，对于那些注定要在共享办公空间、咖啡馆和家中厨房餐桌旁度日的勇敢的“组织网”（orgnet）同志们来说，无异于诅咒。我们是如何落入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陷阱的？我们如何能把那种临时性的不稳定工作转变为一个长期可持续的项目，而又不陷入非政府组织的困境？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密谋形式与文化想象。到达那里的诸多途径之一，是解构霸权性的格式。我们如何能够把激进智库或后智库（post–think tank）设想为一种形式？ 阿莱克斯·福蒂（Alex Foti）（pers. comm., May 10, 2018）从米兰通过电子邮件来信，介绍了他筹建一个智库的最新倡议，并解释了他使用这一特定术语和组织格式的动机。“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等人强调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通过智库运作从边缘确立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放弃对革命主体的分析——在我看来，这一主体就是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但事实是，各种形式的左翼都处于历史低谷（在欧洲肯定如此）。我们需要一种知识战略来重建价值与意识形态，对寡头垄断资本展开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从华盛顿到安卡拉的这场与纳粹—民粹主义的殊死搏斗中取胜。就我们米兰的现实而言，我们正目睹一种向旧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性的保守回归，甚至在运动中的年轻群体里也是如此，与之相伴的是对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重新强调，代价则是全民基本收入以及多性别、多族裔的不稳定无产者。我们的想法是，把当今学生运动的求知好奇心与前几波抗议浪潮（意大利的2001年和2010年）中的认知劳动者（cognitarians）结合起来。由于我们目前只是非正式地聚会，我们智库的名称尚未确定，但我最喜欢的是‘异星智能：后资本主义系外行星’（ALIEN INTELLIGENCE: The Post-capitalist Exoplanet）。” 智库是否是与我们时代合拍的最具战略性的激进形式，仍有待观察。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检验我们的想法和概念。那种打了就跑、一旦事件结束便导致松散联盟分崩离析的行动，即便不被直接拒绝，也不应再受到鼓励。智库值得探索和实验，以便看看能否在一台历史上一直是异己的机器之中设计出一种左翼政治。说得直白些，左翼的下行轨迹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要么发明新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形式，要么栖居于既有的形式之中并对其加以改造。除非左翼认真对待这件事，否则在这颗星球经受旷日持久的危机之际，它只会让自己进一步沦为无关紧要的存在。 ## 主权媒介与空无的组织（Sovereign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mptiness） 当前的共享经济与数据榨取主义（data extractivism）的生意，是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关键技术（Srnicek 2017），而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媒介与组织的概念或模型，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平台资本主义缺乏细微差别，且受制于剥夺的逻辑，它的狭窄光谱与其说关乎占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网络，不如说关乎主权、尊严与同理心的全然缺失——这种缺失作为一种心态、自我形象和生存策略，被用来克服技术虚无主义及其操纵和俘获在线自我的无意识伎俩。挺身而出、夺回自己的信息命运，这其中有某种丰富而引人入胜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权媒介（sovereign media）：一种创建自主的数据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宣言和行动。这样的介入超越了偶发的激进姿态和事件的奇观。 主权媒介在一个与媒介系统和技术行动者彻底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中配置着领土与权力。媒介平台的底层技术（technics）同样作用于主体性的生产，以种种方式组织着感知、认知与社会性，这些方式动摇并重新定向了现代人对支配劳动与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教会、国家、企业、工会）的理解。但是，对主导组织形式的这种动摇也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组织是主体之构成的核心的、基本的物质要素”（Negri 2005, 147）。在“媒介组织”这一格言中，潜藏着一种形式主义倾向。我们不要忘记，媒介也组织主体，而支撑这一过程的斗争，正是政治与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工作。 作为没有扩音器的否定性技术，主权媒介消失在噪音之海中。它们是做减法的机器，从控制中心夺回“数据资产”。这里的一个绝佳例子，是香港雨伞运动把脱离网络（off-the-grid）的蓝牙网络用作首要的组织技术。在2014年的占领和那个冲突不断的夏天里，这种分布式的传播模式确保了当局的监控机器无从获得一个集中的档案库。由于无法关联信息、生成关于运动的数据宇宙，当局转而不得不渗透到众多集会和行动之中，以期拼凑出那些有因而反叛者（rebels with a cause）的局部人物画像。这类由于分布式传播形式而使总体知识失效的情形，同样标示着一场认识论危机。这是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的危机——过去十年间，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到来、新的量化技术的涌现，新实证主义经历了一次复兴。人文与社会科学长期厌倦了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教训，便拥抱新实证主义来使知识主张合法化。因此，雨伞运动所采取的传播模式不仅教会我们如何以战略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扰乱乃至瓦解当代的治安技术，而且还标示出一场更为实质性的危机，它关乎世界如何被认知、主体如何被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如何被组织。 在追问媒介如何组织政治与主体性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被再生产的诱惑所分心。那将是一个致命的政治与概念错误。从运动史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它们之出现的媒介特定性（medium specificity）。无论是小册子还是传真机，录像还是手机，推特（Twitter）还是脸书，政治组织总是技术性的，但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起义的胆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组织的媒介，它与经久不衰的激情之组织紧密相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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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mbridge: Polity Press. # 作者简介 （Authors） **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组织与文化社会学教授，洛伊法纳大学数字文化中心（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 CDC）主任之一。近期相关著述包括合编的《牛津媒介、技术与组织研究手册》（*Oxford Handbook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以及《媒介奥秘》（“The Media Arcane”，载《灰色房间》［*Grey Room*］第75期，与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合著）。 **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社会学与文化组织研究所（Institute for Sociology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ISCO）讲师，数字文化中心研究员。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荷兰媒介理论家、互联网批评家，著有《诡异的网络》（*Uncanny Networks*，2002）、《暗光纤》（*Dark Fiber*，2002）、《我的第一次衰退》（*My First Recession*，2003）、《零评论》（*Zero Comments*，2007）、《无因之网》（*Networks without a Cause*，2012）、《社交媒体深渊》（*Social Media Abyss*，2016）和《设计使然的悲伤》（*Sad by Design*，2019）。2004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Amsterdam University of Applied Sciences）创立了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该中心组织会议、出版物和研究网络，如 Video Vortex（网络视频）、Unlike Us（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Critical Point of View（维基百科）、Society of the Query（搜索文化）和 MoneyLab（艺术领域基于互联网的收入模式）。近期项目涉及数字出版与艺术批评的未来。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哥伦比亚大学（Columbia University）建筑学教授。他参与创办了期刊《灰色房间》（*Grey Room*），著有《组织复合体：建筑、媒介与企业空间》（*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2003）、《乌托邦的幽灵：建筑与后现代主义，再论》（*Utopia’s Ghost: Architecture and Postmodernism, Again*，2010）和《城市装置：媒介政治与城市》（*The Urban Apparatus: Mediapolitics and the City*，2016）。 **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西悉尼大学（Western Sydney University）文化与社会研究所（Institute for Culture and Society）传播学教授，同时任职于该校人文与传播艺术学院（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Communication Arts）。著有《组织化网络：媒介理论、创意劳动、新制度》（*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2006）、《软件、基础设施、劳动：物流噩梦的媒介理论》（*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2016），并与吉尔特·洛文克合著《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2018）。 --- # 封底 媒介研究 蒂蒙·贝耶斯、丽莎·康拉德、莱因霍尔德·马丁 《组织》 后记：吉尔特·洛文克、内德·罗西特 数字媒介技术重新提出了组织问题——因而也重新提出了权力与支配、控制与监视、颠覆与解放的问题。本书把组织作为媒介的效应与条件来加以审视。我们如何理解媒介与组织之间的递归关系？我们如何思考、探索、批判——或许还能改变——那些塑造当代生活的组织化身体与脚本？ “《组织》鼓励我们把媒介既当作名词、也当作动词来思考。媒介作为一种组织人与物的装置进行中介，为现实的与可能的关系赋予模式。本书把媒介理论与组织理论联系起来，值得广泛阅读。”——马丁·帕克（Martin Parker），布里斯托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 “这本文集汇集了一些追踪‘媒介’与‘组织’这两个术语的思想者——他们追踪这两个术语在数字文化中如何迁移、交汇，乃至彼此复制。”——凯勒·伊斯特林（Keller Easterling），耶鲁大学（Yale University）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与 meson press 合作出版 封面图片：萨沙·波弗莱普（Sascha Pohflepp）（未收录） # 版权与译本说明 **组织** （*Organize*） 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著 后记：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 “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丛书主编：格茨·巴赫曼（Götz Bachmann）、蒂蒙·贝耶斯、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全喜卿（Wendy Hui Kyong Chun） --- ## 原书信息 - 书名：*Organize* - 作者：Timon Beyes, Lisa Conrad, Reinhold Martin；后记 Geert Lovink, Ned Rossiter - 出版：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合作出版，2019年 - ISBN（PDF）：978-3-95796-151-8 - DOI：10.14619/1518 - 出版社页面：https://meson.press/books/organize/ - 本译本所据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19/11/978-3-95796-151-8-Organize.pdf - 设计概念：Torsten Köchlin, Silke Krieg；封面图片：Sascha Pohflepp（封面图片未收录于本译本） ## 原书许可 原书以“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 4.0）发布：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 译本说明 - 本译本为非官方中文译本，未经原作者、meson press 或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审定或认可。译文中的错误由译者负责，与原作者和出版社无关。 - 依照原书许可，本译本同样仅供非商业性使用：可在注明原作者、原书信息及本译本出处、并附上许可协议链接的前提下复制、分发和改编，但不得用于商业目的。原书许可与本说明有出入时，以 CC BY-NC 4.0 原文为准。 - 已对原文作出的改动：译为简体中文；删除了 PDF 版式中的页码与页眉；注释改为各章末尾的脚注；参考文献保留原文。 - 第2章中西蒙·丹尼（Simon Denny）作品的四幅照片属于第三方作品，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未予收录，仅保留译出的图注及摄影者署名。封面图片同样未收录。 - 人名、术语在各篇首次出现时以括号附原文。作者与日期形式的文内引注（如 Peters 2015, 5）保持原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