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决策是上演诸多戏剧的舞台。” > > ——詹姆斯·G. 马奇（James G. March）与约翰·P. 奥尔森（Johan P. Olsen），《组织中的模糊性与选择》（*Ambiguity and Choice in Organizations*） # 45 3c 2a a5 d4 31 40 00 40 fd 47 8b 32 74 05 05 51 13 91 26 〔译注：本前言的标题是一串十六进制数，模仿互联网协议（IP）数据包的包头（header）：作者把这篇前言当作一个“数据包”，由自己转发给读者。各字段的含义见文末作者所附的“标题 IP 包头解码”。〕 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Christopher M. Kelty） 我很高兴为弗洛里安·施普伦格（Florian Sprenger）这个非同寻常的数据包附上这一包头，将其转发出去。正如施普伦格的文章所论证的，没有中断（interruption）就没有通信；应他之请，我在此就做一次中断。我转发这个数据包——其生存时间（time-to-live）已减一——但在此之前，我先做了一番“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我敦促读者也这样做，然后把它发往下一个节点。 施普伦格的这部作品既是政治理论，也是媒介理论。如果你认为关于保罗·巴兰（Paul Baran）1964 年那部关于分布式网络的著名作品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那么施普伦格的解读或许会让你吃惊。事实上，正是在斯诺登（Snowden）近来对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泄密之后，在为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奋斗了十年之后，巴兰这项发明中被中断的讯息才终于传达过来，而它所说的，并不是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 施普伦格所强调的——或许是自巴兰以来第一次——是“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的重要性：在我们每天依赖的网络中，正是这些决策为我们彼此之间往来的通信选择路由。这些决策必然中断通信，尽管其速度是人类无法察觉的，而这使我们得以发推文、聊天、看流媒体、下种子，无论我们对每一个字是心满意足地浑然不知，还是忧心忡忡地处处起疑。事实上，在今天任何一次具体的通信中，我们网络的每一个节点上都在做出数量多到令人咋舌的决策，依据各种测试、规则和代码把 PB 级的数据导向此处或彼处，而这些测试、规则和代码的构想、制定与实施复杂而精细，有时甚至已湮没于历史之中。 施普伦格突出了巴兰所发明的一种“以突发方式流动”（flows in bursts）的通信系统——这是一种矛盾中的统一，它既使一个实时（real-time）通信网络的体验成为可能，也使其不断被中断和执行的现实成为可能。巴兰的文章反复强调在每个节点处理报文的必要性——这种可能性只有在数字计算机的时代才能想象：这些计算机能够——就像喝了太多咖啡的邮政工人一样——夜以继日地比较、分拣关于报文和网络状态的信息。 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处理这个数据包——这里与巴兰当年在兰德公司（RAND）写下那篇文章的地方只隔着一条街。UCLA 喜欢毫无合理依据地标榜自己是“互联网的诞生地”。实际上它是“在第一个通用分组交换网络上建立第一条主机—主机连接的发起地点，但 BBN 员工为演示算法而将电传打字机直接接到其小型机上所进行的那次连接除外”[^f01-1]——不过这可印不上 T 恤。UCLA 真正可以夸耀的是第一台接口报文处理机（Interface Message Processor，IMP）。IMP 恰恰就是施普伦格故事核心处的那个“微观决策者”；它们是一些小型计算机，在 1969 年，其唯一的功能就是收集有关网络状态的信息，决定如何处理一个数据包，改写包头，然后把它发送给下一台 IMP 或连接在某台 IMP 上的主机。IMP 早已消失——随着处理能力和存储功能的提升，IMP 的功能被移入小型机、大型机和服务器的操作系统之中，使得那套被称为“TCP/IP 协议栈”的标准化协议成为如今数十亿台设备上无处不在的特征。如今，我们随身携带着我们的决策者，尽管可以说，它们并不完全“在我们的掌控之中”。〔译注：原文“in our pocket”一语双关，既指设备装在口袋里，也指“受我们控制”。〕 不过，人们或许会问：这里所涉及的决策是否不止一种？这些决策事实上是否就是民主的决策——法治的决策？我们那些 IMP 的“微观决策”并不是主权者那种独一的决断——如卡尔·施米特（Carl Schmitt）所言的那种——它们只在局部制造“例外”；而即便它们制造了例外，设计的目标也恰恰是把数据包路由到别处，更新网络，并把权力委托给其他微观决策者。也就是说，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对法治理念的一种激进化；它或许是迄今为止所设想过的最精细、最广泛的法治体系。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那句著名的老生常谈“代码即法律”（code is law）似乎会是施普伦格的出发点，然而即便是这个富有挑衅性的等式，也留下了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因为这样一种“法治”至少涉及决策的两个方面——立法的和行政的。 IMP 的微观决策最有可能属于行政性的——不是法律的决断性创制，而是法律的执行。所有这些微观决策合在一起，构成了一个快得令人目眩、超高效、自动化、中立的官僚体制。但这是一个乌托邦式的官僚体制：一个没有腐败的官僚体制之梦。这样的决策随时随地都很容易被扭曲——以至于它几乎成了一部让全球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充分就业的法案。 互联网的立法性决策则属于另一类。它不是机器的决策，而是那些构想、实施、编写、更新和维护这些机器的人所做的设计决策。在民主制度中，规则的设定是对政治问题的一种程序性解决——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使我们不至于因彼此的分歧而互相残杀。他人的专断权力，或霍布斯式自然状态中的狂热分歧，本应被套上审议、辩论和决定这一过程的轭。然而就互联网而言，决策是专断的，其确切含义是：没有任何民主程序产生出这些决策。工程师、软件架构师、协议设计者，以及网络、软件、骨干网和接口的建造者与维护者所做出的这些立法性“微观决策”，在很大程度上是非民主的——尤其是当它们由大型、不透明的全球性公司做出时，从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到谷歌和苹果，再到思科、Level3、T-Mobile 或 Sprint——这些公司在不同程度上被要求执行政府中全球安全与网络战精英的意愿。 这也就是说，这是一种知识（epistemè）的民主而非意见（doxa）的民主；不是在选举或公共领域中上演的意见交锋，而是互联网的哲学王们——工程师、设计者、企业管理者、学者、军事战略家——的统治。奇怪的是，曾几何时，互联网恰恰是明确地作为这样一种理想国的对立面而被构想出来的。互联网真正的激进之处并不在于其技术结构（分组交换、端到端、TCP/IP 等），而在于被奉为圭臬地写入互联网工程任务组（Internet Engineering Task Force，IETF）之中的那个开放的、可修订的工程标准体系——而这个组织对它亲手引入存在的这个全球网络本身的影响力正日益式微。IETF 在互联网自身的公共空间中发布征求意见稿（Requests for Comments，RFC）这一久负盛名的体系，至少以一种立法性微观决策的民主为目标，即便其乌托邦愿景永远无法与电信和网络公司的竞争性专制及其监控（surveillance）主子相容。 于是，互联网创建过程中的这个（违宪的）立宪时刻（RFC、IETF 以及中立性的承诺——总而言之是一个非常罗尔斯式的时刻）在权力的重压之下崩塌了。它依然构成了凌驾于技术专家和活动人士（我们这些继续支持网络中立、支持一个免于监控的开放互联网的人）之上的一种“权威的神秘基础”〔译注：“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一语出自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法律的力量：“权威的神秘基础”》（Force of Law: The “Mystical Foundation of Authority”），原文未注明出处。〕，尽管它正在被驱动着每一项创新、每一次更新和每一次维护行为的那种无情的“边际的暴政”（tyranny of the margin）从内部系统性地拆解。 于是，我们得到的——似乎一如既往——是一种代议制民主。但它是一种奇特的代议制民主，由一个未经选举的专家精英群体构成，而这一群体最明确的愿望恰恰是设计出一个能够抵御未经选举的专家精英之权力的系统。这正是那个“使之民主化的互联网”的梦幻般承诺之所由来，但它未必是一个以民主方式建立起来的互联网。一个使之民主化的互联网之梦，不仅在于它将引入或实现民主，还在于它将永远向未来敞开，始终可以修订。人们希望总能撤回一项变更，定期重新审视一项决策，或以未来的可能性来平衡今日的滥用。也许吧。 但还有另一面。小鬼（imps）——古典神话意义上的那种——不是决策者，而是捣蛋鬼、小精灵，用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的术语来说，是寄生者（parasites）。〔译注：此处利用了 IMP（接口报文处理机）与 imp（小鬼、小妖精）的双关。〕它们以扰乱人类的通信为乐。在思考当今互联网的政治场域时，这个暧昧的形象仍然是一个必要的形象。一方面，在斯诺登之后，我们不能再对一个没有控制、监控、阴谋和欺骗的网络抱有任何幻想。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对一个完全中立的网络、一个“使之民主化的网络”抱有幻想——这是一种没有恐怖的革命的幻想。[^f01-2]如果说我们的节点有什么调皮捣蛋之处的话，那就是它们使充斥并扰乱当代网络的各种漏洞利用、攻击、黑客行为和恶作剧成为可能；它们引入了不可预测性、混乱、崩溃、神经症：犹豫不决（indecision）。完美的控制——即便对美国国家安全局而言——也仍将遥不可及。 但即便这些决策是以非民主或反民主的方式做出的，它们仍然为任何一种公共争论生产出了通信的基础，而后互联网时代政治理性的种种形象，正是从这一基础中浮现出来的。中立性、匿名性、隐私与阴谋，命名的是这种政治理性的诸方面——但它们被归属于一个我们已不再拥有的互联网，一个已被中断的互联网。这就好像那个旧互联网的工程师们发出了一条讯息，说“这个网络是中立的、民主的”——但过了很长时间、经过了许多次决策之后，法学学者、社会科学家和媒介理论家们才收到它，尽管他们体验到的是它是瞬时的、实时的、直接的——甚至是没有历史的。网络被贴上了中立的标签；我们的地图已经更新；生存时间已经减一；网络曾承诺要使之民主化；但讯息来得太迟了，因为讯息总是来得太迟。 标题 IP 包头解码： - 版本（Version）：4 - 包头长度（Header length）：5（20 字节） - 服务类型（TOS）：0x3c（参见 RFC 791 第 11 页——网络中立从未存在过） - 总长度（Total Length）：0x2aa5（10917 字节——德文版会有所不同） - 标识（Identification）：0xd431（任意） - 标志与分片（Flags and Fragments）：0x4000（不分片 | 13 位偏移） - 生存时间（TTL）：0x40（64 跳） - 协议（Protocol）：0xfd（实验性） - 包头校验和（Header Checksum）：0x478b - 源地址（Source）：0x32740505（50.116.5.5[kelty.org]） - 目的地址（Destination）：0x51139126（81.19.145.38[floriansprenger.com]） [^f01-1]: 感谢克兰罗克互联网历史中心（Kleinrock Center for Internet History）的布拉德利·菲德勒（Bradley Fidler）就 UCLA 的角色给出的这一精确表述；UCLA 的角色在其他方面相当重要，即便它并非“诞生地”。 [^f01-2]: 这个绝妙的说法是我从罗莎琳德·莫里斯（Rosalind Morris）那里偷来的。 # 导论 抵达我们设备的每一个比特和字节，都早已穿越不可见的基础设施，走过了漫长的旅程。这些比特作为数据包的组成部分，从数字网络的广阔空间中到来，随后与其他比特一起被处理为文本、图像或声音。在途中，每个比特分组都要经过众多节点；在临时存储和缓冲所需的短暂时间里，节点借助既定的协议做出一系列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关于通往目的地最有效路径的决策，关于处理速度的决策，关于到达数据包优先级的决策。这些微观决策打断数据流，以便控制其分配。数据流从来不是不间断地流动的。 这些决策并不与个别的决策者相关联；相反，它们之所以有效，恰恰是因为它们按照一套固定的规则自动地发生——数量多得难以估量，速度尽可能地快。[^f02-1] 它们融合了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它们的协议体制（protocological regime）是在各利益集团之间的协商过程中确定的，并在网络端点的人们之间造成连接或断连；但在技术上，它们是借助对处理序列具有约束力的协议来实现的。[^f02-2] 这些被严格规定的序列以刚性的自动化方式执行，丝毫不顾及进行通信的人以及通信的内容。政治与经济上的考量是在这些微观决策的背后做出的，因为数字网络的技术发展始于其实施。就其多面性而言，这些微观决策一直是21世纪控制（control）与监控（surveillance）中一个极受忽视的维度，而在不断涌现的数字网络中，其重要性又呈现出新的形态。它们构成了当今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以及我们对其可能的反抗——的最小单位和技术前提。 微观决策最初表现为当前变化的一种效应，表现为全球权力施展的一种技术显现。然而，单凭这一视角是不够的。鉴于全球接入与社会领域的普遍渗透，数字传输的各种形式已经清楚表明，这些微观决策在当下扎根得有多深。本文试图找出它们的若干地点与时间，因为首先正是它们的地点性（locality）与时间性（temporality），能使我们洞察其政治维度。微观决策并不发生在议会、政治热点地区或警察局，而是发生在技术基础设施层面的数据处理中心或服务器农场中。它们也同样存在于我们自己的计算机、设备和小装置之中。它们的地点就是网络的节点。 微观决策的时间，是在每一个给定节点上使每一次传输停下来的那个中断（interruption），以便就其后续旅程的方向和优先级做出决策。没有这些决策，就没有传输。传输不断被中断这一事实不仅意味着：传输从来不是在所谓的实时中完成的，人们从来不是直接地（immediately）被连接起来的，我们对自己与之相连的世界也没有直接的通达。中断同样是决策的前提。决策需要时间。中断通过在传输的时间性中加入静止的时段，腾出了这段时间。这些时段发生在可以确定其位置的决策地点，即发生在受政府或经济权威支配、并依赖于技术发展的网络节点上。为了勾勒出这些决策的范围，有必要知道传输在何时、何地、如何以及为何被中断，而不是简单地把中断当作通信成功过程中的暂时挫折而不予理会。 因此，一切关于以这个或那个方向、按这种或那种顺序继续传输的决策，都与特定的空间和时间前提联系在一起。话虽如此，它们不应被理解为有意图的人类行为。毋宁说，它们的有效性恰恰来自其自动化、其庞大的数量及其速度；由于它们每一秒都参与到每一个比特分组的传输之中，这三者都超出了人类的理解。微观决策始终是由计算机为计算机做出的。就决策的逻辑而言，一切计算机及其网络的基础不仅在二进制代码的层面上被构造，也在那些产生连接与断连、参与与不参与的协议层面上被构造。 本文的目的，是追溯互联网架构（architectures）——理解为组织其结构的规则与规划——的若干起源，以及其地点与时间的发展，从而从历史的视角更接近于理解其背后的一些技术前提以及政治和经济目标。我们将会看到，这样的微观决策能够揭示出它们在其中被做出的那些政治体系的诸多状况。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尤金·撒克（Eugene Thacker）等人已对其协议做过极为详尽的讨论，而珍妮特·阿巴特（Janet Abbate）、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梅赛德斯·邦茨（Mercedes Bunz）等人的一些研究则致力于互联网的通史；与之不同，本文的焦点将落在决策本身的作用上。为了理解我们当前的处境和数字文化的现状，我们迫切需要对这些决策的范围有所洞察。希望这样的洞察能使我们在今后同类决策做出之前就对其提出质疑，并找出可能的替代方案。 ## 互联网上的内战 无论这些决策的前提在此刻看来多么抽象，其后果都是相当具体的。事实上，如果理论家哈里·哈尔平（Harry Halpin）那些迫切的观点可信的话，那么当下正有一场围绕数字网络主权（sovereignty）的“非物质内战”（immaterial civil war）在进行（2013）。新世界的代表与那些希望把旧有的、前数字世界的关系移植到新世界中的人相对立。微观决策是行使一种在两个世界中都有效的主权权力的核心工具。它们的标准、架构和协议目前都处在争夺之中。哈尔平和许多行动者倾向于认为，互联网的原初架构保障了其民主的、和平主义的、维护自由的功能，而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是一项基本的数字权利。然而，无论这一架构在构想上确实多么民主，决策的必要性也早已根植于其中。换言之，没有控制就不可能有互联网（尽管没有监控当然可以有），没有权力的施展就不可能有传输（尽管没有歧视当然可以有）。[^f02-3] 对于支配决策的协议而言，一切事物都是平等的。只有在协议实施之后，等级制度和恰当行为的惯例才得以确立。协议的任务就是产生这种等级制度。然而，按照加洛韦的说法，一切要对其做出决策、并因而能够被传输的东西，都必须采取协议为处理之目的而预先确定的形式：“标准化是使彻底开放成为可能的政治反动策略”（Standardisation is the political reactionary tactic that enables radical openness）（2004, 143）。在互联网上发送各种类型数据的可能性，建立在协议为决策所设定的刚性标准之上。如果某物不具备预先确定的形式，它就不会出现在互联网上。然而，这些形式的内容（也就是我们的电子邮件、电话和浏览器历史记录）是与决策相分离的；而今天存在争议的是，被传输之物究竟是否应当与传输过程脱钩。各方都在努力了解通信的内容，或使其传输更有利可图。 此类争端的某些战线正是打着所谓网络中立的旗号展开的。此外，鉴于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公开的泄密材料，利害所在如今已十分清楚。我下面的思考将在网络中立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监控实践这两极之间展开；这两者本不应彼此分离，却鲜少被结合在一起讨论。两者在根本上都建立于微观决策所提供的同一种媒介技术可能性之上。从技术和政治上说，网络中立终止之处与NSA监控开始之处，其地点和时间大体上是一致的：都在网络节点上对传输的中断之中。因此，考虑这两种论证的语境就更为重要了。它们是同一枚硬币的两面，这枚硬币由传输的技术与架构以同等程度铸就。诚然，在许多意义上它们指向不同的方向——它们涉及不同的经济、不同的政治意图和不同的法律基础。但从这里所呈现的媒介理论视角来看，它们的用途密切相关，它们在当下的位置也彼此毗邻。 以下讨论将围绕控制问题展开，此处的控制被理解为在服务提供商（providers）的节点和骨干网上发生的数据分配。因此，控制一方面意味着访问报头（header），以检查一个数据包是否满足协议的要求；另一方面，控制意味着调节路由（routing）决策。与之相对，我把监控理解为这样一些尝试：获取关于数据包内容的知识，或借助元数据分析和图论应用获取关于通信者社会网络的信息。控制与监控之间的这一区分之所以重要，是因为网络的控制可以被自动化，从而可以在没有任何监控的情况下构成网络架构的必要组成部分，尽管监控的潜在可能性必然蕴含其中。归根结底，尽管其自动化的潜力日益增长，监控始终可以追溯到一种意图行为，就此而言，它绝非任意的。因为存在着一整批行动者，他们不仅对此类自动化监控所产生的知识感兴趣，而且也有能力确立或破坏协议的规则。服务提供商希望把时间敏感的数据与不那么时间敏感的数据区分开来，以便以对客户更友好的方式满足需求，并维持其商业网络运营。情报机构和网络犯罪分子则靠这类知识为生。 近年来，围绕以下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服务提供商——它们向付费客户提供互联网接入，并拥有和运营所有流量都必须经过的互联网节点或枢纽——究竟应当不加任何干预地平等对待所有数据包，还是应当被允许在传送数据包之前查看它们。本文第一部分将讨论这些辩论，而推动这些辩论的是一个有争议的现实：要给予这个或那个数据包优先待遇，就必须知道该数据包的内容。对数据流量的监控意味着一个非中立的互联网。作为一种数据管理形式的控制则恰恰相反：它是数据流量的前提，因而也是中立性的前提。在常见的互联网协议中，控制保证了任何东西都能够被传输，而这是因为所有数据包都被平等对待。在这个意义上，关于传输的顺序、速度和可靠性的决策应当是中立的，这意味着对数据包分配的控制应当不考虑其内容、数量、用户、服务或应用。只有当被传输之物是未知的时候，此类微观决策才可能是中立的。在理想情况下，并且由于加密，互联网协议TCP/IP的情形恰好如此，因为后者只允许读取报头。〔译注：原文将 TCP/IP 只读取报头这一点与“加密”相联系，表述较为简略，此处照译。〕当下，正是这个问题正在被互联网服务提供商重新评估，并被NSA和其他情报机构所破坏，而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等机构则在努力为可持续的网络中立确立法律基础。然而，基于同一技术基础，所有行动者所使用的硬件都在同一地点、同一时间开始运作：在为了做出决策而对传输进行的中断之中。 控制以数据包报头中的元数据为基础；报头就像包裹标签一样，必须能被每个节点读取，并包含发送者的地址、目的地的地址以及其他处理指令。[^f02-4] 在网络管理（network management）意义上的控制中，这些元数据通常不会被存储。然而，借助图论方法，可以使其模式揭示出关于其内容的大量信息。它们显示出相互关联和目标标准。从移动媒介中收集的元数据远比静态地址的元数据更具信息量，因为它们包含了关于特定用户移动轨迹的画像。[^f02-5] 因此，监控并不必然依赖于查看内容；它也可以基于那些受到控制的模式和地址来运作。这样，一次监控行为就可以秘密地针对一次看似中立的传输，从而破坏这种中立性。即使是被NSA监视的流量，也可以以网络中立的方式被传输，但这样一来，这种中立性的价值就远比看上去要低。 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辩论，是以下这一要求最新、或许也是最激动人心的表达：此类决策的规则不应私下或秘密地（即在没有相关者参与的情况下）确立，而应公开地协商。在这些辩论中，互联网的技术基础与政治诉求相当合乎逻辑地按照联网的民主基础交融在一起——换言之，已经清楚的是，互联网政治离开技术知识就无从管理，而技术网络也绝不可能是非政治的。因此，按照克里斯·凯尔蒂（Chris Kelty）（2014a）的直觉，这里的思考不把网络看作解释，而是看作有待解释之物。在这方面，正如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所指出的，斯诺登揭秘这一事件终结了“新媒体”的时代，冲刷掉了天真的网络狂热的最后残余，并以最大的清晰度凸显出互联网是一个政治空间（2014）。 为了理解这一切的利害所在，本文的后半部分将采取媒介考古学的方法，聚焦于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一篇技术论文。这篇发表于1964年的《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为我们今天所称的互联网提供了理论基础（1964d）。巴兰以“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一词，首次提出了这样一条原则：把一个用于传输已被划分为分组的数字数据的网络，建立在每个节点上做出的微观决策之上，而不再仅仅建立在发送或接收阶段的数据处理之上。他的工作为当前的辩论提供了一份蓝图，因为它标示出了至今依然有效的那些决策时间与地点。鉴于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在性质上已经改变，回到巴兰的论文将清楚表明：当前的技术过程仍在遵循哪些认识论前提，它们是如何设法掩盖这些前提的，以及它们的政治潜能或危险何在。 ## 社会性与技术 谈论“决策”，并从社会理论中借用这一概念，并不意味着其程序背后存在着任何社会意图。在借助协议在数字网络上做出的每一个微观决策中，做出决策的权力毋宁说已经从人类决策者手中被拿走，交给了机器。执行决策的机器当然是由人来生产和管理的，这些人也确定并编写机器的协议和算法。甚至决策所依据的尺度，也必然是在旷日持久的机构协商中确立的。然而，大量的微观决策只能由计算机来执行，而正是这种海量构成了在计算机支持的网络上数字通信成功与否的技术定义的基础。它们之所以变得如此有效，恰恰是因为它们绕开了那种可称为决策的、费力的人类行为。 决断（deciding）的行为不应与借助决策（decision-making）选择一个可能答案的过程相混淆。后者是通过协议和算法来处理的。〔译注：原文此句主语“It”所指不甚明确，按上下文理解为“选择可能答案的过程”。〕在技术和数学的语境中，一个决-断（de-cision，德文 Ent-Scheidung）也不仅仅是执行一个预先确定的协议或已编程的算法。微观决策绝不仅仅是机械的、被决定的、因而是低于复杂度（sub-complex）的过程。作为中断，它们是数字网络上一切通信的固定组成部分。谁能与谁相连，谁与谁断开，都取决于这些决策。每一次连接的前提都是其中断。 因此，本文所采取的视角并不谈论社会过程的技术决定，也不谈论社会意图相对于技术过程的优先性，而是要求一种程序性的升级（procedural escalation），一种在自动化执行与政治利益之间、在技术与社会之间来回往复的升级。无论对算法和协议的描述对于理解数字文化多么重要，迄今为止，仅凭这些描述并未阐明决策行为。此类行为蕴含其自身的某种政治，并且与确立协议的委员会并不一致。因此，对当今数字文化的权力分析应当从技术基础设施及其对社会的重新配置出发来展开，从而不在人类行动者与技术行动者之间划定界线。 因此，问题不仅在于个体如何借助数字网络被联结在一起，还在于这些群体的行动能力。只有通过在网络中创建连接，以及基于物质基础的某种连接性（connectivity），才有可能发展出尤金·撒克（2004）所称的那种“个体化单元的聚合”（aggregation of individuated units）式的集体性（collectivity）——那种能够为集体行动而自我组织的集体性。因此，连接性是集体性、是有意图且能够行动的群体的前提，但它并不必然导致集体性。撒克没有明确说出他论证的反面：连接性的破坏会损害集体性。谁与谁相连，决定了谁能够共同行动。决定断连或连接的产生——维持它们或阻碍它们——因而就是在施展权力；鉴于数字媒介所倍增的种种关系以及对这些关系的经济剥削，这种权力几乎每天都在变得更加重要。 到目前为止可能听起来仍显图式化的东西，如果像本文所设定的目标那样，超越把这些网络的历史与政治运动的历史及其对社会的重新配置并行考察的做法（参见例如 Baxmann et al. 2015），就会获得某种紧迫性。前数字网络及其技术所带来的挑战同样关涉生活世界（Lebenswelt），因为它们涉及人们彼此连接或彼此断开的方式。毫无疑问，法国大革命与印刷小册子的不可分离，并不亚于阿拉伯之春与推特和脸书的不可分离，尽管肯定不是在单一因果的意义上。然而，这些人们熟悉的论点在其思考社会与技术交织本质的宏大主张中，摇摆于所谓中立的技术与彻底的技术决定论两极之间；而下文的焦点将关乎另一个层面，一个在近来的理论讨论中受到冷落的层面：我关注的是关于传输的微观决策的地点与时间，是协调技术过程的同步化文化技术（参见 Kassung and Macho 2012），或者更具体地说，是那些基础设施——借助它们，数字数据包在互联网上被分配，连接和中断被产生，网络被限制或被瓦解。从这段历史中将会看清，我们对世界的知识有多少、我们能够做的事情有多少，仍然是在任何内容之前、在技术媒介的层面上被决定的——但同时也应当看清它们的界限何在。 以考察决策的地点与时间为目标，本文面向的是互联网行动者与媒介史学者、黑客与考古学者、政治家与文化理论家。正如我意在勾勒一个政治领域的发展，我也希望表明，一种媒介的历史始终是政治性的，不应使自身脱离从中生发出来的当下。话虽如此，我仍然尽力忠实于乔治·康吉莱姆（Georges Canguilhem）的前提，即认识论总是在后卫中进行的（2006）。我们无法直面当下，因为我们正生活于其中。我们可以在其中行动，占有它，并由此理解它。然而，在这样做时，我们无法把握它的认识论，即它的知识秩序。不过，从历史的视角出发，我们可以对当下提出批判，而不必无条件地屈从于追求时效的强迫——这种强迫会使本书所涉及的一切情况在付印之时便显得过时。按照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说法，谱系学叙述已然发生之事的历史，并由此使已然生成之物面对其偶然性：一切本来都可能是另一个样子，一切也可能将会是另一个样子（参见 Foucault 1997 和 Saar 2008）。因此，撰写一种批判——即便、尤其是就那些关于连接与断连的决策而言——就是为非必然之物创造空间，并使那些看似理所当然的东西失效。 谈论决策也意味着牢记：没有任何决策是不可避免的，每一个决策都可以以不同的方式达成——它们有可能被改得更好，但也可能变得更糟。然而，即使是一个糟糕的决策，也好过没有决策，因为后者不留任何改进的余地。预先做出决策，甚至废除决策行为本身，无论在何种情况下，都是在缩减可能之物。 [^f02-1]: 亚历山大·加洛韦在其著作 *Protocol*（《协议》）中详细描述了互联网的协议架构作为控制社会中一种施展权力的模式所具有的意义：“协议是技术控制在去中心化之后的存在方式”（Protocol is how technological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2004, 8）。在这一思路的基础上，这里的讨论将聚焦于由这种协议架构所促成的微观决策。在加洛韦的著作中，权力机制或多或少未被具体说明，协议似乎只是被给定的；而在这里，我将探讨有关权力在何种条件下、在何处以及在何时被施展的问题。尽管加洛韦的书出版至今已过去十年，他的论点依然一如既往地切中时弊。因此，把他的思想延伸到此后展开的某些讨论，尤其是有关网络中立和爱德华·斯诺登泄密事件的讨论，似乎是合理的。 [^f02-2]: 劳拉·德纳尔迪斯（Laura DeNardis）（2014）对互联网治理、确立协议与标准的政治意义及其实施中的困难做了最新的讨论。 [^f02-3]: 克里斯·凯尔蒂（Chris Kelty）（2014b）认为，数字文化中的自由必须在技术中得到实现，才能发挥效力并抵御其被中和。 [^f02-4]: 此类元数据的法律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尚不明确。美国政府认为，元数据并非私人性的，因为仅仅为了发送一条消息，其可访问性就是必要的——也就是说，发送者不可避免地允许第三方读取这些数据；但有关此事的法律裁决尚未做出。目前，NSA大规模收集元数据的做法是以《爱国者法案》（Patriot Act）第215条为依据的，该条款允许为打击恐怖主义而采取此类措施，即使没有法院命令。正因如此，巴拉克·奥巴马在其关于斯诺登的首次公开声明中强调，政府对内容与元数据做了严格区分（见 White House 2013）。然而，有迹象表明，美国最高法院将在《爱国者法案》于2015年6月到期之后主张：数字网络已经在极大程度上改变了隐私的条件以及我们对隐私的理解，因而需要新的指导方针来把元数据归类为私人性的。在那种情况下，NSA收集任何个人的数据都需要获得法院批准（见 M. Cohn 2014）。在欧洲，这一决定已经做出：根据欧盟的隐私与数据保护法律，元数据与IP地址一样被视为私人性的。 [^f02-5]: 例如，任何在其智能手机上使用安卓操作系统、并已将其基于位置的服务与谷歌地图相连接的人，都可以在 http://maps.google.com/locationhistory/ 查看谷歌所存储的位置数据。 # 控制与监控（Control and Surveillance） 对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的挑战，与情报机构无缝监控的曝光——二者以下文将要讨论的方式相互关联——具有技术的、政治的和认识论的维度。[^f03-6]本章的目标是以整合的方式对这些维度加以概念化。欧洲议会、电信运营商、计算机科学家、服务提供商、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互联网活动人士、黑客和法律专家等形形色色的行动者，正在就一个技术问题的解决方案进行协商；这一问题已经介入了作为政治对象的互联网——因此，这一对象不仅仅分发信息，而且还关涉分发本身的秩序。要理解这些方面的碰撞，有必要考察互联网的技术结构、其传输程序，以及为确定其架构而进行的协商过程。其起源将在下一章结合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网络模型加以更详尽的讨论。就这一视角而言，在节点和协议中所使用的计算方法与算法并不怎么重要（在此处所参考的历史文献中，它们也未被评论）。远为重要的是网络架构层面的问题，即节点的布局、数据的分配和连接的建立。因为只有在这一层面上，技术解决方案、政治过程与认识论挑战之间紧密交织的性质才会变得清晰。 ## 端到端：居间性的架构（End-to-End: The Architecture of Intermediacy） 简单地说，互联网的各种网络架构都基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被传输的数据都被分割成小的、标准化的数据包，每个数据包从节点到节点走不同的路径。在每个节点处，来自不同发送者的数据包按照到达的顺序被处理，并借助所谓的报头（header）——它类似于包裹标签——根据网络负载确定其后续路线。没有人需要规划或知道一个数据包将走哪条路径。由于节点处的流量在转发时不考虑其来源、所用硬件及其内容，而完全依照协议所规定的形式化方式进行，用户和服务提供商因而可以确信，数据将以其被发送时的样子抵达目的地。原则上，这一过程从一开始——也就是说，自20世纪90年代万维网发展之前、每位用户开始拥有较大规模容量的时候起——就被构想为一种开放的、以平等为基础的、在根本上无差别地对待所有数据包的方式。然而即便在那时，这一过程中也已铭刻着这样一种必要性：在节点处组织进入的数据包，并负责管理它们的分配。 服务器和路由器在节点处应当完成什么，是在1973年——即巴兰的出版物问世九年之后，彼时的服务提供商还是大学计算中心或研究机构——由计算机科学家文顿·瑟夫（Vinton Cerf）和罗伯特·卡恩（Robert Kahn）在其权威论文《一种用于分组网络互通的协议》（“A Protocol for Packet Network Intercommunication”）中界定的（Cerf and Kahn 1973）。〔译注：该论文正式发表于1974年，下文引用时作 Cerf and Kahn 1974，此处照录原文。〕这篇论文描述了至今仍然有效的分配规则，即传输控制协议（Transmission Control Protocol，TCP），它将数据装入数据包的形式，并为其配上可读的报头（参见 Galloway 2004, 41；一般性介绍参见 Bunz 2009）。与之同时开发的互联网协议（Internet Protocol，IP）为数据包分配地址，负责数据包的路由，并将来自某一应用程序的传入数据传递给特定计算机的网络接入端。二者合并为 TCP/IP 后，该协议确保在一个分布式网络中，所有数据包或尽可能多的数据包都会抵达其目的地。它本质上是一种所谓的无连接协议，因为在发送一次传输之前，无需知道连接是否存在。而在主要用于管理电话通信的面向连接的过程中，则要事先检测是否存在通往传输目的地的直接连接。TCP 的作用是在传输行为中、在传送过程本身期间建立这种连接，从而使各种应用协议——例如文件传输协议（FTP）、简单邮件传输协议（SMTP）或超文本传输协议（HTTP）——能够在整个网络中适用，并使多人能够同时使用同一条线路。[^f03-7] 按照瑟夫和卡恩提出的模型，节点作为黑箱运作，简单而具有容错性，但它们与基于各类硬件而通过它们的东西毫无关涉。在1984年的一篇颇具影响的文章中，麻省理工学院的计算机科学家杰尔姆·萨尔策（Jerome Saltzer）、戴维·里德（David Reed）和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这一阶段的所有参与者都是男性）将这种结构称为“端到端原则”（end-to-end principle）。根据这一原则，一个网络“只有借助位于通信系统端点处的应用程序的知识和帮助，才能被完整而正确地实现”（Saltzer et al. 1984, 287；另见 Bendrath and Mueller 2010；Gillespie 2006）。反过来说，这意味着只有终端上的程序负责处理，并负责维护节点的中立性，而节点则只具有路由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中立并不意味着不作出任何决策，而是意味着决策始终独立于被传输的内容以及两端所使用的硬件。[^f03-8]因此，正如1984年所表述的那样，协议所决定的不是决策行为本身，而是决策行为的规则集合。 因此，协议所允许的访问仅限于报头，不能基于数据主体（body）中的数据来执行任何操作。在1996年的一份征求意见稿（Request for Comments，RFC）中（RFC 是计算机科学家用以协调和标准化网络形式的一种组织性的公开文件），瑞士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的网络工程师布赖恩·卡彭特（Brian Carpenter）将端到端原则描述为互联网架构的一个基本要素：“网络的任务是尽可能高效而灵活地传输数据报。其他一切都应在边缘完成”（1996）。这一逐步得到完善的原则确保了节点能够传送所有数据包，而不论其所属的应用程序、其内容、相关用户以及所使用的硬件为何。数据包中的数据会被如何处理，由终端上的应用程序决定。概括为三点，端到端允许：（1）技术解决方案方面的灵活性，因为节点不参与计算过程；（2）内容的政治自由，因为每个参与者都可以发送任何东西；最后（3）经济潜力，因为新服务可以不受阻碍地发展。 由于每个节点的接收和处理能力在技术上都是有限的，尽管有精细的同步过程，在网络过载时仍然存在传输被延迟或数据包丢失的威胁。依照原初的协议，数据包在节点处按到达顺序被尽可能快地处理（这被称为“尽力而为原则”［best-effort principle］）。当到达的数据包数量超出可用的缓冲区或处理时间时，它们就会消失或被丢弃：“如果所有可用的缓冲区都已用尽，后续到达的数据包可以被丢弃，因为未获确认的数据包会被重新传输”（Cerf and Kahn 1974, 645）。这并不构成问题，因为在该模型中，数据包的丢失已被考虑在内：“没有任何传输能够百分之百可靠”（同上，644）。自巴兰的时代以来，传输的冗余（redundancy）一直是每一种网络模型的最高目标，瑟夫和卡恩延续了这一思想：网络不仅在节点被消除时，而且在个别数据包丢失时，都应当保持运转。因此，如果有东西缺失，前一个节点会自动要求补发。接收节点向前一个节点发送该数据包的确认，输出节点上的数字副本随即被删除。如果没有收到送达确认，该数据包就会简单地沿另一条路线被重新发送。然而，鉴于自互联网在全球普及以来不断增长的海量数据，当节点在流量高峰期过载、请求甚至无法被发送出去时，即便是家中的用户也会感受到明显的延迟。 ## 传输拥堵（Transmission Traffic Jams） 当前的争论主要围绕服务提供商如何应对此类拥堵而展开。尽管对瓶颈的唤起属于一种过载修辞，而大多数利益相关方都相信这种修辞并从中获益，但网络其实很少崩溃。撇开可能的过载以及监管背景不谈，传输容量问题直接通向技术挑战的核心。拥堵与数字数据潜在的无限性相对立。为了保持人们所习惯的传输质量，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种代价高昂，且无法保证盈利：通过进一步建设网络来扩展基础设施，这在德国由联邦交通和数字基础设施部加以推动。第二种选择是以优化的方式利用现有的、并不理想的容量。显然，将现有容量以更高的价格出售给那些愿意为“快车道”付费的人，同时为其他所有人放慢流量，是更有利可图的做法；万维网的开发者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最近将此称为“贿赂”（参见 Fung 2014）。正如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的案例所清楚表明的，服务提供商的目标是通过仅仅缓慢地提升网络容量来更好地利用网络，也就是说，以微不足道的额外成本赚取更大的利润。 容量拥堵威胁到网络上所有用户的稳定接入，这一问题促使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CCC）发表了一份措辞温和的公开声明：出于带宽管理目的而对数据进行优先级排序是可以接受的，“前提是这一点对客户透明、在合同中有所规定，并且确实存在容量拥堵，即这种干预旨在让所有客户都能公平地分享现有容量”（2010）。CCC 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基础设施升级的不足导致了拥堵的增加，必须对此采取可持续的行动。优先级排序也许是一种糟糕的解决方案，但在透明的条件下，它或许偶尔是必要的。超出 CCC 的立场，人们甚至可以推测，在足够复杂的数据网络中，容量跟不上使用实际上是常态，因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系统性问题。 严格说来，至少在德国，步履蹒跚的网络建设（之所以步履蹒跚，是因为缺乏激励）本身就已确保了某种可持续的网络中立，因为只要容量充足，中立就不成问题。支持网络中立就意味着支持改善基础设施，而后者本身又带来一系列问题：谁来为其提供资金？它们将归谁所有？哪种权力将在其中物质化？又能在何种法律基础上对其进行民主的占有？因为自19世纪以来人们就知道，大型基础设施网络的建设需要一种令人不安的资本积累。技术史学家托马斯·P. 休斯（Thomas P. Hughes）在其关于美国大型电力公司兴起的皇皇巨著中所描述的“权力之网”（Networks of power），与资本主义的兴起过于紧密地纠缠在一起（1993）。说基础设施的建设会招致冲突，这几乎算不上新见解。单就网络建设而言——它无疑是重大且不可避免的——这一解决方案似乎不太可能解决那些超出单纯带宽管理的诸多挑战。 此外，解读所涉各个行动者的利益已变得越来越困难。正如已经清楚的那样，中立掌握在服务提供商手中，而世界各地的立法者则被要求建立法律框架（参见 Marsden 2010）。然而，鉴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丑闻以及许多服务提供商与情报机构之间显而易见的合作，这种分工已经变得有些模糊。服务提供商自行制定规则，而像中国或美国这样的国家则与服务提供商串通，以一种很难称之为中立的方式监控大量流量。这就更有理由去尝试理解网络中立究竟关乎什么。 网络中立这一概念是由吴修铭（Tim Wu）在一系列法律和政治辩论中提出的。[^f03-9]吴修铭与宪法学者劳伦斯·莱斯格（Lawrence Lessig）一道，深入探讨了网络中立的政治议题和技术挑战，以便将讨论从司法问题转向公民权利问题（Wu 2003；另见 van Schewick 2010）。根据吴修铭的定义，网络中立保证在一个网络中，所有类型的信息都被平等地传输，并能支持最广泛多样的应用，从而使人们能够民主地参与以之为基础的社会过程。因此，在吴修铭看来，网络中立嵌入在互联网的结构之中，在这一结构里，图像、文本和声音被独立地处理：“这一原则表明，信息网络在专门化程度较低时、在作为多种用途的平台时，往往更有价值”（2015）。 北美的争论常常关注经济问题。网络中立以不通过取消在线广告来阻碍互联网创新（读作：利润）潜力的名义而得到推动。〔译注：此句原文为“by eliminating online advertising”，其逻辑关系不甚明确，此处照译。〕[^f03-10]人们担心的是，大型服务提供商可能利用其守门人地位来阻碍或封锁竞争；这种担忧最近在备受讨论的 T-Mobile 在其移动网络中封锁 Skype 一案中得到了证实。[^f03-11]在移动互联网设备领域，竞争尤为激烈，因为无线数据传输由于无线电频谱的缘故，其容量在物理上是有限的，无法扩展。出于这个原因，此类服务的提供商长期以来一直在选择何种类型的流量在移动网络上享受优待。例如，使用诸如 Spotify 之类的收费流媒体服务往往不计入客户的数据套餐。使用条款因而可以切割对互联网的接入。同样也有人试图让那些造成如此大量流量的主要商业贡献者——最著名的是谷歌、YouTube 和 Netflix——为它们从中获益却疏于资助的基础设施分担费用。服务提供商计划就向广告商提供接触客户的渠道而收费。在这一切之中仍有待决定的，是基础设施所有者与基础设施使用者——一方面是用户，另一方面是服务提供商——之间关系的性质。[^f03-12] 在这方面，莱斯格曾广泛地强调开放网络在经济和文化上的益处（参见 Lessig 2004；Mueller 2004）。在他看来，正是通过保持中立，互联网才能产生新的市场，而这些市场在一个自由社会中理应对所有人开放。他认为，只有在例外情况下，例如互联网电视，或供警察或军队使用的网络电话服务（Voice over IP，VoIP），服务提供商取消中立才是合理的。这是因为此类服务只有在稳定连接下才能维持其标准，否则与其他类型的服务相比就会处于劣势。换言之，关键基础设施应当被赋予某种特殊地位。尽管如此，对流量的普遍限制将违背梅特卡夫定律（Metcalfe's Law）；根据该定律，网络的价值与其用户之间可能的连接数量成正比，而网络的成本仅仅与其用户数量成正比。[^f03-13]如果网络节点之间开始盛行等级制，这一网络的价值就会下降。 正如吴修铭和莱斯格的介入一再指出的，互联网上的数据包是否应被不平等地对待这一问题，超出了经济议题，关涉到互联网的民主构想，而这一构想又以端到端原则为基础。网络中立的支持者常常从互联网本身的技术条件出发，得出关于言论自由和经济繁荣的结论。用莱斯格的话来说：“这种被强加的、关于线路如何使用的中立性，为他人以无人预料的方式使用线路敞开了领域。互联网就是这样一种方式”（2004, 149）。缺乏一个总体性的决策权威，以及协议普遍地脱离制度性权威，可以被理解为民主组织的契机，也是落实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第十九条的契机。后者不仅呼吁言论自由，还认可“通过任何媒介和不论国界寻求、接受和传递消息和思想”的权利（United Nations 1948）。 近年来的争论之所以被点燃，是因为互联网所必需的基础设施已经构成了一种新型公共领域的基础。正因如此，它们的社会价值大于拥有它们的私人公司的商业利益。要将这些公司对利润的追求与维护这些对现代社会至关重要的结构协调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正如媒介理论家约翰内斯·帕斯曼（Johannes Paßmann）所表明的，这种对网络中立的理解，是建立一种民主媒介这一梦想的延续——这一梦想对互联网的构成极为重要，类似于约翰·佩里·巴洛（John Perry Barlow）1996年通过电子邮件发布的互联网宣言中所表达的东西。在那时，互联网许诺成为一种开放而民主的社会秩序，而这种秩序与今天一样，必须受到保护，免受私营企业的潜在影响。根据帕斯曼的观点（2014），今天对这些立场的援引，隐含地主张诸如中立的使用之类的东西竟然可能存在，中立的市场状况竟然可以设想——而鉴于大公司的支配地位，情况几乎并非如此。简言之，我们现在面对的是一场资源分配的冲突，这场冲突将决定谁可以与谁相连，以及谁将对此有所知晓。 据 Netzpolitik.org 或 La Quadrature du Net 的活动人士所言，人们所宣称的那种担忧——即并非所有数据包都会被所有服务提供商无差别地发送——主要在于，私人公司将决定什么会被传输、什么不会被传输。哈尔平（Halpin）的“非物质内战”（immaterial civil war）思想正是围绕这一主权（sovereignty）问题展开的。优先级排序的反面就是歧视。这是因为，首先，非优先用户可用的带宽将会减少；其次，各种形式的监控、控制和阻碍的可能性将由此出现在地平线上。据活动人士称，废除网络中立的长期后果将是丧失互联网的民主功能；他们声称这一功能是21世纪开放社会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而且——尤其是在北美有此主张——是新服务的创新潜力，进而是网络化之经济维度的前提条件。[^f03-14]从这一视角来看，网络中立服务于公共利益。 来自产业界的反驳是：鉴于数据流量的不断增长，只有通过控制和调节传输，互联网上令人满意的用户体验才有可能实现。在2010年一份题为《网络中立究竟意味着什么？》（*What Does Net Neutrality Really Mean?*）的内部备忘录中，德国电信提到了“创新的网络管理”和“不同的质量等级”，其目标是提升“服务质量”，并促进“网络资源的高效利用”。用隐喻的话来说，数据高速公路的拥堵应当由这样一种交通管制系统来应对：它不仅利用标志来确保交通流畅，而且检查车内乘员，以便查明谁必须更快地抵达目的地——救护车和运载危险品的车辆将由主管部门给予优先，而付费客户则将优先于那些不愿付费的人。[^f03-15]由于数据量增长所带来的不仅要控制、而且要调节数据流量的需要，服务提供商正在放弃平等对待一切的做法，转而优待那些愿意多付钱的人。然而，对于所有相关者而言，代价（或者说利润）在于：为了进行这种选择行为，每辆车和每个数据包的内容都必须被检查。优先级排序——这一点至关重要——意味着在节点处作出的决策将基于服务提供商对所传输内容的知识。 ## 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 这些争论之所以引起如此强烈的反响，之所以不仅在律师和经济学家之间、而且几年来也在网上被如此激烈地进行，有若干原因。首先，正如上文所示，其历史位置在于与流量无关的资费和包月套餐的大规模普及；这种资费在混合计算中，用某些用户的少量使用来抵消另一些用户的密集使用。这场流量爆炸的主要原因是诸如 Bittorrent 或 eMule 之类的点对点应用、云服务和在线游戏所需的持续增长的数据量、垃圾邮件的增加，以及诸如视频电话、流媒体或电视与互联网融合之类对波动敏感的服务日益流行。[^f03-16]这又同样取决于一种技术上的必然性：电子邮件的传输对时间的要求不如视频通话那样严格。后者必须准时抵达目的地，以便将中断降至最低。因此，在其他利益相关方之外，医疗服务和执法机构也一再要求通过优先对待此类服务来建立质量保证。然而，就这些服务受制于商业利益、其提供者可以从中获利而言，后者面临的是一个自己造成的问题。越来越明显的是，互联网的架构并不适合视频服务，因为视频服务基于广播原则，即向多个用户分发相同的内容。同样由于网络建设投资不足，基础设施在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将不可避免地处于过载状态。 然而，冲突尚未发展到仅仅是私人服务提供商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地步。这是因为，其次，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的各种过程在近年来已臻完善；除了对元数据的大数据分析之外，它们还提供了一种比平等对待所有数据包更为有效的流量调节手段。[^f03-17]深度包检测被计算机科学家吕迪格·魏斯（Rüdiger Weis）称为“互联网的人体扫描仪”（2012），它是对多种技术的统称，其作用远远超出解决网络拥塞问题。在节点处，也就是在传输被中断的地方，它允许以比特级的精确度检查数据包的内容。它不再依靠报头来识别数据包，而是使比特包能够被打开，使其所谓的“有效载荷”（payload）能够被单独地或统计性地读取和分析。政治与互联网活动人士马库斯·贝克达尔（Markus Beckedahl）因此宣称，深度包检测是一种“危险的技术”，即使建立了合理的质量保证，它也蕴含着无缝监控的可能性（参见 Siering 2011）。 在仍然常见的状态包检测（stateful packet inspection）中，每个数据包都依据其报头被识别和分配。在目前使用的传输协议 IPv4 中，报头固然可以标注有关数据包重要性的信息，但并不存在要求服务提供商对这些数据包进行优先处理的标准或义务（参见 Beckedahl 2009）。随着几年来 IPv6 的逐步引入（IPv5 被跳过了），IPv4 未能实现的传输类型分类（以及内容加密）已成为可能。这使得无需使用深度包检测就能对单个数据包进行优先级排序（参见 Deutscher Bundestag 2012）。然而，由于所有大型服务提供商都已在此期间购置了深度包检测所需的硬件——由于下文将要解释的法律规定，美国的服务提供商甚至被要求购置这种硬件——并且由于存在足够的激励去调节流量，甚至超出单纯带宽管理的范围，因此对这一简单的解决方案寄予过多信任还为时过早。 每个数据包都由多个依次排列但相互独立的逻辑层组成，其目的是使不同网络之间的通信成为可能。可以说，一个数据包有好几层外壳，每层外壳都携带不同种类的信息（图1）。在某个节点处，上层必须被暴露出来，以便数据包能被进一步分发，因为这些层包含面向传送的数据。它们提供有关用于建立连接和进行传输的硬件与报头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 TCP/IP 运行所必需的。借助这些协议进行的传输只能访问这些上层。保存在下层中的数据固然存在，但即使没有加密，在协议的应用过程中也无法轻易访问它们。〔译注：作者此处以“上层”指面向传送的网络层与传输层等，以“下层”指面向应用的各层，与 OSI 模型通常的编号方向相反，照原文译出。〕然而，取决于所使用的硬件和服务提供商，深度包检测也允许读取面向应用的各层——从包含特定浏览器应用所传输信息的那一层，到处理点对点客户端的那一层，一直到涉及 Skype 的那一层。为此，设备配备了数据特征码，借以对流量进行扫描、分类和进一步处理。由于深度包检测分析流量的所有方面，最新的硬件因而必须能够以远高于只处理报头的传统网络技术的水平运行。这发生在就后续路线作出决策的短暂中断期间。借助通过深度包检测获得的知识，如今可以在同一时间窗口内打开其他各层，并相应地修改这些决策（参见 Królikowski 2014；Bar-Yanai et al. 2010）。条件之所以发生了变化，是因为这种新技术已经渗入了决策的时间与地点。 > 〔图 1 未复制：原图来源 Wikimedia，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1　OSI 模型（来源：Wikimedia） 各种各样的相关方恰好都对此类过程感兴趣：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使用这项技术进行带宽管理或过滤垃圾邮件，收费服务提供商用它来衡量销售量，警察用它来打击犯罪，为娱乐产业工作的律师用它来起诉非法下载，而对于在线商业而言，它作为创建个性化广告的手段很有价值。它在企业网络中被用来保护外发数据，并以简化形式用于防火墙和垃圾邮件过滤器，后者无需封锁 IP 或 DNS 地址即可运作（参见 Ingham and Forrest 2002）。深度包检测也已成为情报机构常用的工具，并可充当网络战中的武器。例如，在中国、伊朗和土耳其，深度包检测被用来分析含有特定关键词的在线搜索查询，以及在节点处阻止对 YouTube 或 Twitter 等网站的访问（参见 Human Rights Watch 2014）。作为五角大楼的一个分支，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也利用它（以及其他过程）在服务提供商的节点处预先筛选该机构出于国家安全利益希望保存和评估的内容（参见 Bamford 2012）。 人们甚至可以宣称，如果没有这些技术，NSA 和其他情报机构的做法就不可能实现；这些技术因而被证明是颇具两面性的：旨在促进网络容量公平分配的东西，可以被用于监控和压迫。作为一个升级阶段，深度包检测的各种过程因此可以被援引来说明，关于网络中立的争论与关于 NSA 监控的争论，尽管存在种种差异，如何在技术层面上汇合：双方的目标都是在传输的中断期间实现的，因而都取决于决策的微观时间性（micro-temporality）。 技术上复杂且需要大量计算的深度包检测使数据包的内容能够被读取，而统计性或随机性包检测则使其模式〔译注：原文作“patters”，当为“patterns”之误。〕能够被统计分析，进而被筛选，并在适当时被进一步处理。由于存在防止数据包被检查（即防止其内容被读取）的加密方法，人们开发出了一些过程，用以封锁单个端口，或通过分析所传输数据包的模式及其所谓的元数据来识别各种应用，以便查明甚至封锁某些占用大量带宽、经常被用于非法下载的点对点应用。如果大量小数据包以规则的间隔被发送，这就意味着在使用 VoIP 或在持续占用全部点对点带宽，而电子邮件则以不规则的速率流经线路（参见 McKelvey 2010；Sietmann 2011；Sandvig 2007）。这样的模式因而可以被大数据分析识别出来——大数据分析直接从所收集的数据中提取信息并以算法加以评估——其流量可以在技术上受到限制，或者其成因可以被侦测出来。这些系统的普及也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上：自2014年以来，已经建立了在不同类型硬件之间交换数据的标准（参见 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2012）。〔译注：正文所说年份（2014）与所引文献年份（2012）不一致，照原文译出。〕 多年来，深度包检测的各种过程已由多家制造商在硬件基础上加以实现。然而，由于其使用处于法律灰色地带，要获得有关其基本原理的更确切信息并不容易。与早已可用的电话网络节点监控系统相比，其本质区别在于可处理的数据容量之巨大，以及以基于图的分析方法处理这些数据的可能性。例如，思科（Cisco）服务控制引擎（Service Control Engines）的旗舰型号 SCE 10000 一旦被集成到网络节点中，就能够以每秒最高60千兆比特的吞吐量，监控、追踪和管理多达两百万并发用户的两千万个同时会话。[^f03-18]用户甚至察觉不到这一切正在发生： >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思科系统公司（Cisco Systems）主页上的一段产品宣传文字，大意为：借助该平台，运营商能够识别通过任何协议传输的内容，对复杂的基于内容的应用进行详细分析和控制，并实时地对会话进行优先级排序；凭借这种独有的高性能状态架构，运营商能更好地有利可图地提供根据个别订户需求定制的一系列服务。（Cisco Systems 2015）〕 尽管思科主页上的这则广告突出强调的是那些其流量要被监控和控制的用户的需求，事态却在法律层面上激化了：被否决的《禁止网络盗版法案》（Stop Online Piracy Act，SOPA）——一项于2011年在美国众议院提出的法案——以及失败了的国际性《反假冒贸易协定》（Anti-Counterfeiting Trade Agreement，ACTA），二者都在相当大的公众压力下夭折；它们本会迫使服务提供商使用此类硬件，针对受版权保护内容的传输过滤搜索查询，并收集相应的 IP 地址（参见 Halpin 2013, 10）。这样一来，对所谓非法网站的访问就会被封锁，网络中立就会被打破，而这一切都将在国际层面上获得法律授权。 正如混沌计算机俱乐部的康斯坦策·库尔茨（Constanze Kurz）所指出的，可以推测，在土耳其、中国、叙利亚或伊朗等国使用的硬件要强大得多（参见 Kurz 2011）。维基解密（WikiLeaks）以“间谍档案”（Spyfiles）之名泄露的数百份文件——主要由西方安全公司的产品演示和操作说明构成——展示了此类技术对各国政府的潜在用途。除了采用深度包检测和统计包检测之外，在生成的档案之间创建图的可能性（这种功能常常被集成到设备中）使这些技术能够识别人员及其关系网络（参见 Lemke 2008）。作为众多例子之一，由法国公司 Amesys 生产的名为 Eagle Glint 的系统，能够监控大约4太字节的数据，并从这些信息中计算出档案（参见 Sonne and Gauthier-Villars 2012；WikiLeaks 2011）。2013年，五名利比亚异见人士对该公司提起诉讼，因为卡扎菲政权利用其技术识别出了他们，并将他们逮捕和施以酷刑（参见 Worldwide Human Rights Movement 2013）。然而，正如迪特马尔·卡默雷尔（Dietmar Kammerer）所表明的，并不存在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的、禁止出口监控和间谍硬件的国际禁令——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情报机构也已开始依赖这些技术（2015）。 借助这样的硬件、深度包检测以及图论的数学方法，有选择地监控个别用户未加密的流量、识别其朋友和联系人，甚至有时操纵其对数据的访问，都已变得相当容易。在这方面，令人感兴趣的不仅是某人在传达什么，还有传达给了谁、通信持续多久、从何处发出以及发生的频率。元数据可能包含实际上比消息内容更重要的信息——但最重要的是，它们可以被大量地自动分析，而内容则不然。元数据无法被加密，至多只能借助诸如 Tor 网络之类使连接数据匿名化的东西被隐藏起来。[^f03-19]即使是加密的数据包，其有效载荷的下层无法访问，也可以借助统计性或随机性包检测加以分析。用于此类检测的技术在人与人之间建立连接的地方启动——无论是通过他们停留在可被定位的地点（借助信号发射塔），还是通过他们在网上所经营的联系。[^f03-20]监控在这些连接借助决策所需的中断而被建立的地方启动，也就是在网络的节点处。它发生在这些中断所持续的时间之内。 然而，依赖于对元数据的大数据分析和深度包检测所提供的可能性的，不仅是此类政权的恐怖，还有服务提供商以不同速度传输各类流量的努力：一旦服务提供商能够区分含有文本数据和视频数据的数据包，那么优先处理后者就将是合理的。即便服务提供商和情报机构对何为“内容”有着不同的定义，它们在达致各自定义的道路上所走的却是相同的路径。正如劳伦斯·莱斯格所指出的（2004, 174），控制数据传输的需要尚未必然导致在数据传输方面建立隐秘的或高利润的垄断。然而，凡是需要控制的地方，监控就是可能的。 ## “全部收集”（“Collecting It All”） 就网络管理而言，控制对于维持流量是必要的，但它同时也蕴含着监控的可能性。从技术上讲，数字网络中的监控往往只是一个寄生于必要控制之上的寄生者；它是某种搭中立性便车的东西。 时年二十九岁的吹哨人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泄露的材料，使全球公众无可辩驳地得知：世界各地的情报机构正试图截获所有数据包，它们（除其他手段外）正是借助上文所述的手段来做到这一点，而且无论是否存在针对恐怖或犯罪活动的正当怀疑，它们都在这样做。绝密文件所提供的证据清楚地表明，大数据如今已与一种误入歧途的安全政策结为连理，在我们的控制社会中组成了一对梦幻伴侣。[^f03-21] 因此，美国国家安全局（NSA）前局长基思·亚历山大（Keith Alexander）所使用的口号之一是“全部收集”（collecting it all）（格林沃尔德［Greenwald 2014, 79］援引自 NSA 的一份内部备忘录），也就不足为奇了。其结果是，全世界的人口都被置于普遍怀疑之下。NSA 之所以能扮演这一角色，其技术条件在于：必须对每一个数据包作出决策，并且为此，每一个数据包都必须被短暂地缓存片刻。随之而来的自动化监控之规模，乃是数字网络架构的一种效应。在中断期间作出决策的地点，是各个主要网关；在那里，必要的控制行为与监控行为被并置在一起。它们使斯塔西（Stasi）或其他历史上的秘密机构所付出的一切人工努力都相形见绌。用论战式的说法来概括：所有阴谋论都是真的。 即便泄露文件所公开的许多内容早已为人所知，即便正如 IT 安全专家桑德罗·盖肯（Sandro Gaycken）所言，斯诺登牺牲了自己的生活，仅仅是为了揭示一个“公开的秘密”早已被人猜测的证据（2013），这些发现的重要性也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这些文件跨越国界和大洲，使相关机构的正当性受到质疑。人们或许早已知道 NSA 致力于获得最高效的监控手段，但 Facebook、Google 或 Apple 等公司的标志在内部文件中的显眼出现，则印证了这一认知。危险在于，被揭露出来的监控之数量将会遮蔽其政治意义，而人们对所使用的技术却所知甚少。这一事件的政治维度，超出了关于隐私的那些无疑十分重要的争论，也超出了重新讨论维基解密（WikiLeaks）能否作为吹哨人避风港的范围（Steinmetz 2012）。更值得关注的是通信的断开与连接，以及社会性之构成——在无缝监控的庇护下，它已被置于一个新的基础之上。 早在 1982 年，詹姆斯·班福德（James Bamford）就在其著作《The Puzzle Practice》中对 NSA 的做法作了详尽描述，〔译注：班福德 1982 年的著作实名为 *The Puzzle Palace*，原文此处疑为笔误，照录。〕并在较新的《The Shadow Factory》（2008）中更新了他的观察。吹哨人托马斯·德雷克（Thomas Drake）和威廉·宾尼（William Binney）也曾同样揭发过此类做法，但未能无可辩驳地加以证实。甚至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 20 世纪 80 年代也追随班福德，提到过 NSA 的秘密技术（Kittler 1986/2014）。尽管人们对这些泄露的反应莫衷一是——有些人编造出宏大的阴谋论，另一些人则将其视为对公共生活的威胁[^f03-22]——正是斯诺登的文件永久地改变了行动的图景，以及我们对所有相关方立场的信任。尤其是，这些文件还清楚地揭示了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的意义。无边界的监控与全面的透明——它们曾被积极追求，并且长期以来只受到现实条件的限制——大大增强了决策的效力，因为它们使权力关系的失衡得以延续：在幕后隐蔽地控制事物的人，也控制着谁知道或不知道关于监控的任何情况。而不知道自己正处于怀疑之下的人，因此也就无从抗议。 在斯诺登所引发的种种争论背后，是安全技术与信息技术的融合；这种融合自 20 世纪 70 年代以来在美国受到法律推动，并自互联网问世以来愈演愈烈。美国联邦调查局（FBI）局长詹姆斯·科米（James Comey）在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发表了题为《走向黑暗：技术、盗版与公共安全是否正在相撞？》（“Going Dark: Are Technology, Piracy, and Public Safety on a Collision Course?”）的演讲，作为对斯诺登泄密的回应，他公开谈到了同事们在努力跟上技术发展时所面临的困难：“我们拥有依据法院命令截取和获取通信与信息的法律权限，但我们往往缺乏这样做的技术能力”（2014）。他指出，打击犯罪的挑战在于跟上不断变化的通信路径，因为嫌疑人可能同时使用固定电话、移动电话、即时通讯和网络电话（Voice over IP）。因此，科米建议就数字加密的用途与弊端展开公开讨论。耐人寻味的是，他发表这一演讲时，恰逢 Apple 宣布其新款 iPhone 将配备一种加密方式，据该公司自己声称，连 Apple 本身也无法破解（Apple 2015）。同样重要的事实是，科米和 Apple 都将云服务排除在加密所提供的安全之外；国家机构仍可出于预防犯罪的目的访问云服务。因此，正如科米所说，必须追问：对绝大多数传输的通信进行加密是否真的可取，因为这将极大地妨碍执法并造成高昂成本。公共利益就这样被拿来与隐私权相抗衡：“正义可能因为一部锁定的手机或一块加密的硬盘而遭到拒绝”（2014）。 科米所发起的这场辩论，其背景在很大程度上是 1994 年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任总统期间通过的《通信协助执法法》（Communication Assistance for Law Enforcement Act，CALEA）。根据该法，美国所有通信服务提供商——即具有“通过电信生成、获取、存储、转换、处理、检索、利用或提供信息之能力”的公司（US Congress 1996）——都必须在其产品中内置监控通信的可能性，以协助经法律批准的警方调查。与此类似，根据德国《电信法》（Telekommunikationsgesetz）第 110 条，服务提供商同样有义务在刑事追诉中与执法部门合作。这部美国法律的目的是“明确电信运营商在出于执法目的及其他目的截取通信时的合作义务”（US Congress 1996）。最后那个分句留下了大量的解释空间。通过若干修正案，该法除了涵盖传统的电话和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之外，还涵盖了网络电话服务提供商。即便在硬件层面，它们也必须以一种便于监控的方式改造其服务，使有关机构能够在法院已签发命令的前提下，利用这些服务对潜在罪犯进行持续监控。因此，美国的服务提供商只被允许使用在技术上适合监控的路由器和服务器。这并不一定意味着它们配备了深度包检测（deep packet inspection），而是意味着它们必须包含传统的窃听手段（不过，与这些手段相比，深度包检测代表着一种巨大的技术简化）。 早在 2007 年就已为人所知的是，FBI 借助一套名为“数字收集系统网络”（Digital Collection System Network，DCSNet）的系统，在法律的充分支持下，一直能够在电信服务提供商的节点处全面监控潜在罪犯的电话通信。不过，该局在这样做时只能记录连接和元数据；它无法检视通信的内容（见 Singel 2007）。2010 年，一项法律修正提案被否决，该提案原本会迫使 Facebook 或 Google 等互联网公司将机构监控的可能性整合进其即时通讯服务中——尽管后来被揭露，这些公司同样与 NSA 共享其数据（见 Savage 2013）。 总而言之，这意味着硬件和软件都必须具备支持监控的配置。然而，正如科米所强调的，FBI 几乎跟不上技术创新的速度。由于加密，该机构正陷入日益尴尬的处境，而这也是因为服务提供商并不总是愿意以令人满意的方式进行合作：“我希望人们明白，执法部门需要能够获取通信和信息，以便将人绳之以法”（2014）。在科米看来，一些服务提供商希望向其客户保证的安全与隐私是执法的障碍，而加密只有在同时恰好存在一扇供 FBI 进行“合法截取”的后门时才是正当的。从未有人提及的是，这扇后门也可能为某些不那么正派的利益相关方所用。科米演讲几天之后，致力于在数字时代保护公民自由、也积极参与网络中立辩论的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EFF）发表了一份回应，声称 FBI 应当努力保障所有人的安全，而不是鼓励服务提供商向其客户提供更少的安全（C. Cohn 2014）。 早在 1993 年，美国政府就以安全验证在线交易为目标，试图为所有联网设备引入一种基于硬件的标准加密。这种加密还将使某一交易的参与者能够被明确无误地识别。[^f03-23] 尽管有加密，那种被称为 Skipjack 的算法——它本应由安装在所有可联网设备中的 Clapston 芯片和 Clipper 芯片所使用——仍会为政府提供持续监控数据交换的机会。〔译注：与 Clipper 芯片配套的另一款芯片通常称为 Capstone 芯片，原文“Clapston”疑有误，照录。〕当时的承诺大致是：如果你们向我们、而且只向我们开放你们的隐私，我们就为你们提供安全。按照设想，所有加密设备的密钥不仅由用户保管，还将保存在一个政府数据库中，只有凭法院命令才能调取。这些努力最终由于公众压力以及担忧海外市场的企业的抗议而失败。然而，正是诸如此类的方法，被 NSA 在毫无法律依据的情况下、仅仅作为“反恐战争”（War on Terror）的一个组成部分而重新启用。科米重新炒热了这场来自 20 世纪 80 年代的辩论，〔译注：据上文，此辩论应属 20 世纪 90 年代，原文“1980s”疑有误，照译。〕并清楚表明政府对加密的怀疑立场几乎没有改变。不过，他也揭示了仅 FBI 一家此后为实现解密和监控所采取的庞大措施。 这场讨论所涉及的，远不止为调查人员创造更好工作条件的愿望。CALEA 法还意味着，服务提供商不负责破解用户所施加的加密。这项任务保留给执法机关。事实上，科米的论证暗示，未来应当强迫服务提供商借助深度包检测，干脆不去处理加密流量。按照这一论证，应当直接全面禁止加密，以遏制那些有所隐瞒的人。 即便撇开美国服务提供商在该法出台时已经遭受的经济损失不谈，科米论证的弱点也是显而易见的：例如，他对 FBI 应当如何保护自身的数据交换只字不提。要求设立一道从根本上禁止加密的技术门槛，对于所有有充分理由想要保护其在线流量的人——从银行家到人权活动人士，再到警察本身——而言，似乎既天真又危险。相反，科米的建议暗示：任何使用加密来保护自身隐私、以免受 NSA 和渴求数据的公司侵害的人——而不仅仅是为了掩盖罪行——都隐含地倾向于妨碍司法。设想下一步将是把任何对 NSA 或 FBI 的反对定为非法——并且把公开讨论它们的活动也定为非法——似乎并非不切实际。 尽管不能将 FBI 和 NSA 视为同一个实体，科米的论证还是清楚表明了网络中立问题受到政府机构审视的程度之深。他的言论与 NSA 的做法完美互补，而 NSA 多年来并不觉得自己受制于加诸 FBI 的种种限制。然而，与 FBI 不同，NSA 的目标仅仅是独立于任何法律授权，收集所有可得的数据以打击全球恐怖主义。不过，已有迹象表明，它还从事工业间谍活动和出于政治动机的窃听行为。与 FBI 不同的是，情报机构自行决定谁是或谁不是国家的敌人。然而，NSA 所面临的主要问题并不是加密，而是鉴于大数据所谓的三个 V——“体量、速度和多样性”（volume, velocity, and variety）（Bamford 2008, 331）——存储海量信息的困难。2013 年 6 月，爱德华·斯诺登在接受记者劳拉·波伊特拉斯（Laura Poitras）、格伦·格林沃尔德（Glenn Greenwald）和尤恩·麦卡斯基尔（Ewen MacAskill）的首次采访时说了如下的话：“它默认吞下这些数据。它在其系统中收集它们，过滤它们，分析它们，度量它们，并将它们存储一段时间，仅仅因为这是实现这些目的最容易、最高效、也最有价值的方式”（Greenwald et al. 2013）。 在这次采访中，斯诺登——他在藏匿之前曾是国防承包商博思艾伦咨询公司（Booz Allen Hamilton）的基础设施分析师——表明了自己吹哨人的身份；而就在采访的前几天，英国《卫报》（The Guardian）发表了一批二十多万份文件中的第一份：外国情报监视法院（Foreign Intelligence Surveillance Court）的一份秘密命令。该法院设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对非法监控人权活动人士和和平主义者事件的回应；它的任务是审查监控令申请，后来却成了 NSA 的延伸。[^f03-24] 截至 2012 年，该法院共收到两万多份此类申请，仅驳回了其中十一份（Greenwald 2014, 95）。在第一份泄露的文件中，服务提供商威瑞森（Verizon）收到了如下命令，它出现在“TOP SECRET//SI//NOFORN”（即“特别情报，不得向外国人提供”）这一颇具讽刺意味的标头之下： > 兹命令：记录保管人应在本命令送达之时，向国家安全局（NSA）提交下列有形物件的电子副本，并在本命令有效期内，除非法院另有命令，此后每日持续提交：由威瑞森就以下通信所生成的全部通话详单记录或“电话元数据”：（i）美国与境外之间的通信；或（ii）完全在美国境内的通信，包括本地电话通话。……兹进一步命令：任何人不得向任何其他人披露 FBI 或 NSA 已依据本命令寻求或获取有形物件……（引自 Guardian 2013） 该文件的最后一行写明了解密日期：2038 年 4 月 12 日。对这样一份秘密命令提出抗议的唯一途径，是在一个秘密法院面前提出。[^f03-25] 换言之，根本无从抗议。 这些揭露的展开方式是按照一套精心编排的策略来上演的：在这份文件告知全球公众美国最大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必须将其全部通信数据转交给 NSA 之后的第二天，紧接着公布的是一份质量低劣得惊人的内部 PowerPoint 演示文稿，其用途是培训人员如何使用间谍程序“资源整合、同步与管理规划工具”（Planning Tool for Resource Integration, Synchronization, and Management，PRISM，即“棱镜”）。在这份演示文稿中，Microsoft、Yahoo、Google、Facebook、PalTalk、YouTube、Skype、AOL 和 Apple 被列为其服务器数据被例行收集的服务提供商。正如幻灯片所示，NSA 能够访问在这些平台上进行的所有过程、保存在那里的所有内容以及网络电话通话（见 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 2013）。此后不久公布的泄密材料涉及 XKeyscore 软件，它可以对目标人物的互联网流量进行实时监控。它超出了 CALEA 的范围，迫使服务提供商与 NSA 共享它们所收集的关于其全部用户的数据，而不仅仅是关于犯罪嫌疑人的数据。在德国电视台的一次采访中，斯诺登这样描述该程序的能力： >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斯诺登在德国电视采访中的一段话，大意为：借助该程序，只要掌握某人的电子邮件地址，就能阅读世界上任何人的电子邮件；能够监视任何网站的进出流量、任何人正在使用的任何计算机，并能追踪被锁定的笔记本电脑在世界各地的移动；它是获取 NSA 信息的“一站式商店”。出处：Mestmacher-Steiner 2014。〕 在随后的几周里，越来越多的新文件被曝光，它们证明了监控与间谍活动的规模：不仅 NSA 在从事这些活动，英国情报机构政府通信总部（GCHQ）（尤其是借助其 Tempora 计算机程序）以及几乎所有西方工业国家的情报机构也都在从事这些活动。换言之，它们证明了隐私在数字网络中的瓦解。为了淡化这些泄露的信息，NSA 发表声明称，它只监控每日传输的 1826 拍字节（petabyte）数据中的 1.6%，主要是通过收集经由海底电缆发送的 29 拍字节数据。据称，这些数据中只有 0.025% 会受到进一步处理，这仅相当于全球数据传输量的 0.00004%（National Security Agency 2013）。然而，如果从全球流量总量中剔除所有点对点服务和视频流，那么剩余部分的 1.6% 绝非无足轻重。如果存储过程进一步精细化，如果反复访问的网站不被重复保存，如果图像被忽略，那么设想这 1.6% 的总流量足以截获某一天所发送的每一封电子邮件，也并不离谱。[^f03-26] 斯诺登在接受詹姆斯·班福德采访时谈到的 NSA 项目“怪兽思维”（MonsterMind），其设计目的是在任何可疑的境外网络攻击——例如分布式拒绝服务（DDoS）攻击——抵达美国时将其识别并消灭（Bamford 2014）。 关于元数据的处理，目前尚无任何材料泄露，不过《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等来源报道称，美国全部流量中 75% 的元数据、甚至所有电话通话中的 80% 正受到监控（见 Gorman and Valentino-DeVries 2013; Loewenstein 2014）。仅就移动电话而言，斯诺登档案中的文件就揭示出，每天有来自数亿台设备的五十亿条数据记录被收集，据此可以推断出其用户的位置（见 Gellman and Soltani 2013）。因此，NSA 能够对每一名嫌疑人监控至多三度关系（three degrees of separation），也就不足为奇了；也就是说，对于一名拥有一百个联系人的嫌疑人，该机构不仅会识别出这些人，还会识别出他们成千上万的潜在联系人。即便将来要将其缩减为两度关系，受监控的人数也仍将十分庞大（见 Bauman et al. 2014, 125）。 NSA 的这些“无怀疑监控的秘密系统”（secret systems of suspicionless surveillance）——记者格伦·格林沃尔德如此称呼它们——在多大程度上取得了成功，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2014, 8）。尽管这些系统究竟如何运作尚不清楚，但同样不清楚的是，在公众批评如潮的情况下，以及在最近一项主要由德国和巴西推动、将隐私保护确认为民主基本原则的联合国决议通过之后（见 Human Rights Council 2014），它们在多大程度上仍在继续实施。[^f03-27] 然而清楚的是，这些系统的能力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所有流量都必须经过节点，并可在节点处被截获。数据的巨大数量及其存储问题，或许妨碍了 NSA 的三万名内部雇员和六万名外部雇员获取有关恐怖活动的所需信息，但为此所付出的努力，乃是对公民自由和国际法有系统、有预谋的侵犯（关于此处所引数字，见 Greenwald 2014, 76）。尽管 NSA 所进行的监控据称仅限于外国人，但鉴于数据流的全球网络，这似乎极不可能。就此而言，NSA 最迫切的需求并非更强大的监控工具，而仅仅是更大的存储容量。据报道，这一需求将由新的“任务数据存储库”（Mission Data Repository）来满足，那是位于犹他州的一座巨型设施，设计容量可存储多达十二艾字节（exabyte）的信息。[^f03-28] 如果我们相信记者提供的数字，那么地球上每个人大约可分摊到两千兆字节（gigabyte）。 爱德华·斯诺登的揭露还引发了许多其他问题，这里只能略加触及。这些问题涉及每一位作为民主公民使用互联网的人的自我认知。它们在隐私的殖民化与新闻界的新意义之间摇摆。耐人寻味的是，斯诺登发给格林沃尔德的第一封匿名信息，内容是请求他在电子邮件往来中使用 PGP（Pretty Good Privacy）加密，否则斯诺登将不愿向他发送任何秘密文件。格林沃尔德等了一个月才满足这一请求，这几乎使斯诺登的吹哨行动尚未开始就宣告终结。[^f03-29] 围绕这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和长期被忽视的挑战而展开的辩论，应当考虑到：自互联网出现以来（并与“反恐战争”相结合），国家与其公民的关系已经发生了剧烈变化。不仅公民对国家而言更加透明，而且由于维基解密和斯诺登这样的吹哨人，国家如今在某种程度上也对其人民更加透明了。无论如何，这种新关系在多大程度上与政治学的经典模型相容，仍然是个疑问。[^f03-30] 一群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在一篇题为《斯诺登之后：重新思考监控的影响》（“After Snowden: Rethinking the Impact of Surveillance”）的合著文章中，讨论了这些泄密对社会学的意义，并指出了构建新理论框架所涉及的困难： >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auman 等人文章中的一段文字，大意为：令人困惑的是，我们所面对的现象，既不是像由多少具有自决能力的领土国家所组成的国际体系那样横向组织的，也不是像高低权威构成的等级制那样纵向组织的；关系、逃逸线、网络、整合与解体、时空的收缩与加速、同时性、内外之间的颠倒，以及包容与排斥、合法与非法之间日益难以捉摸的边界——这些及类似概念日益为人所熟悉，表明我们迫切需要新的概念和分析资源。出处：Bauman et al. 2014, 124。〕 这篇文章的作者们有意回避了当下那些“老大哥”式监控的叙事——这些叙事简单地假定新技术的作用在于实现更精确的监控。他们转而关注这样一个社会过程：情报机构已经成为设定自身目标的独立政治行动者。由此，我们在秘密机构实践的转变方面所面临的情形已然明朗：将会出现超越国界的新的相互关系，某些角色将被重新界定；伙伴之间将同时既配合又对抗彼此的图谋；而如果例如德国联邦情报局（German Federal Intelligence Service）向 NSA 索取它依法不得自行收集的数据（反之亦然），与此同时又曝出 NSA 一直在利用其表面上的伙伴，那么就会出现国家管辖权方面的问题。大数据不会在国界前止步。 所有这一切最终导致：第一，从“对少量数据的高度确定性转向对大量数据的高度不确定性”（Bauman et al. 2014, 125）；第二，借助人们在网上分享私人信息的全球性倾向，受监控者与监控者之间形成了一种合作行为；第三，这种活动所造就的主体性形式，据此每个人都成了嫌疑人，社会关系也被商品化了。在情报机构获得独立性的同时，监控与隐私之间的新关系也改变了主体得以发展的领域。主体与其他主体的关系变得有价值、可营销、可处理。因此，监控体制伴随着新的主体化方式（Subjektivierungsweisen），而这些主体化方式同样受制于微观决策。 ## 互联网的终结（The End of the Internet） 斯诺登之后，互联网据说已不再是它曾经的样子。然而，这一未来也正受到另一方面的威胁——或者更确切地说，它一直都处于威胁之下。当前辩论如此激烈的第三个原因，是对万维网（World Wide Web）可能走向终结的恐惧（见 Riley and Scott 2009）。说得直白些，如果废除网络中立成为常态，那么未来以前可以自由访问的互联网的某些部分，将不再能被某些服务提供商的用户所访问。从结构上说——再直白一点——这与中国的情形几乎没有什么不同：在那里，Google 或 YouTube 正被上文所讨论的技术手段所屏蔽。因此，危险在于互联网对每个用户而言将不再是同一个，因为每个用户都将取决于其合同、相关服务提供商的做法或政府法规，从而只能实现某些特定目标。用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的急切之言来说：“如果我们这些网络用户听任这些及其他趋势不受制约地发展下去，网络就可能被分割成碎片化的孤岛。我们可能会失去随意连接任何网站的自由”（引自 Whitney 2010）。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斯诺登的揭露获得了更大的意义。冷战期间对固定电话通话的窃听，或者情报机构拆阅信件这一古老技术，都没有危及这些通信媒介，也没有使人对其产生怀疑（关于电话监控，见 Rieger 2008）。然而，鉴于几乎所有通信路径都要经过服务器和路由器，在线监控的范围使人对互联网架构本身产生了怀疑——或者，如活动人士萨沙·洛博（Sascha Lobo）所说：“互联网坏掉了”（“The Internet is kaputt”）（2014）。诚然，洛博预设了一个健康的互联网必然是自由、中立和开放的。然而问题依然存在：一个非中立、受监控、封闭的互联网的对立面，能够或应当如何被建模？ 2014 年 11 月，白宫发布了一段 YouTube 视频，其中有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的一段简短讲话，他以前所未有的明确态度回应了网络中立问题。他在讲话中坚持认为，联邦通信委员会（FCC）——一个成立于 1934 年、负责监管一切信息传输的独立机构——应当制定规则，保护所有数据包的无条件中立性，并且不应妨碍“推动增长、扩大机会的数字设备、应用程序和平台所构成的充满活力的生态系统”在民主和经济方面的功能。他接着说：“只要我还是总统，这就是我为之奋斗的目标”（White House 2014）。促使奥巴马发出这一呼吁的，是 2005 年作出的一项决定：将服务提供商视为受较少监管约束的“信息服务”，而非“电信服务”。奥巴马指出，这一定义已经过时，此后应将服务提供商理解为在社会中履行重要职能、因而应受到更严格审查的电信服务提供者。按照吴修铭（Tim Wu）所持的立场，这意味着电信应被视为服务于社会福祉的公共物品，因而不应从属于私人利益（见 Scola 2014）。 无论奥巴马的表态多么值得关注、多么重要——毕竟这是一国政府首次发表支持无条件中立的言论——它们都更加表明，以整合的方式思考网络中立与监控是何等重要。因为无论看起来多么无条件，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所倡导的中立性，出于简单的法律原因，是不可能存在的：出于执法目的的监控——以及由此而来的出于网络管理目的的硬件使用——已被写入法律，并且或多或少不容任何争辩。事实上，在奥巴马的领导下，NSA 的权限还得到了进一步扩大。每一条数据记录都可能落入 NSA 的控制之下，因为必须对它们的传播作出决策。为此，每一次传输都必须被中断。这一时间窗口就是 NSA 的栖息地；或者，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在 1986 年所敏锐指出的：“NSA 作为战略与技术的坍缩，将是信息本身”（Kittler 1986/2014）。斯诺登之后，网络中立已不能再以他揭露之前的那些措辞来讨论了。 奥巴马表态仅仅几天之后，美国参议院的共和党人就否决了一项名为《美国自由法案》（USA Freedom Act）的法案，该法案本将对 NSA 进行大规模改革。这项由民主党政府提出的法案，也得到了数字服务提供商的大力支持（见 Ackerman 2014）。该法本将限制对元数据的大规模监控，并大大限制 PRISM 等项目的能力。诚然，根据新规定，服务提供商仍将继续收集数据，为期十八个月，但只有当这些信息被证明有助于查明或预防恐怖行为时，NSA 才能访问。而在 2014 年 12 月 4 日——此次投票仅仅几天之后——德国总理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在“数字化欧洲峰会”（Digitising Europe Summit）上宣布，她的政府将支持建立一个双层级的互联网。她说，一个有利于创新的互联网，“将是一个为特殊服务提供特定程度安全保障的互联网。……因此我们两者都需要：自由的互联网，以及一个为特殊服务提供更高质量保证的互联网”（Merkel 2014）。然而，一个自由的互联网是不能被一分为二的。相反，奥巴马的讲话兑现了它的承诺：2015 年 2 月，FCC 作出了支持网络中立的裁决，并为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发布了一套限制规定。 基于上文概述的三个原因——不断增长的流量、深度包检测的种种可能性，以及互联网某些部分面临无法访问的威胁——已经清楚的是，关于网络中立与监控的辩论所关涉的，正是当今数字文化所面临的一些最重大的挑战。这三个原因都围绕着微观决策的作用展开。为了理解微观决策关涉什么、它们在何时何地作出、以及它们如何能被用来促进某些利益，就必须更深入地探究数据传输的技术架构。或者，正如计算机科学家阿加塔·克罗利科夫斯基（Agata Królikowski）所指出的：“观察与干预之间、阻断或延迟信息与放行信息之间的区别，归根结底只取决于软件中定义的一条技术规则，一条随时可以更改的规则”（2014, 158）。 为了引入一个不同的视角——它将恰好充当通向下一章的过渡——我想补充一点：所有这一切最终都可以用媒介理论的术语重新表述。端到端原则（end-to-end principle）通过将中断（interruptions）整合进传输之中，潜在地使通信和被传输的消息摆脱了监控。诚然，在这些中断期间，数据包在被转发之前会受到处理，但这是借助一种协议来完成的，对该协议而言，数据包的内容毫无作用。传输并不遵循从 A 到 B 的任何直接连接；相反，它们经由一系列节点被传送，因而存在多条可能的连接。正因如此，这些中断开启了一个用于控制的时间框架。它们是两可的：一方面，它们固然有助于数据的无阻碍传输；另一方面，它们同时又是监控流量本身的技术起点。从这一视角来看，网络中立导向一种无阻碍的通信，而这种通信之所以能够无阻碍，恰恰只是因为它在网络的每一个节点处都被停下。中断被铭刻进了这种传输之中。在发送者和接收者之间，存在着截取（interception）行为。正如我对巴兰（Baran）网络理论的解读将会表明的，恰恰是在这一点上——它可以用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通信理论的概念来描述——在数字网络上进行通信的意义与潜能，可以在微观决策的实施之外得到协商。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微观决策的范围或维度被一种关于直接的、瞬时的传输的幻象（phantasm）所遮蔽——那是一种据称不需要时间、并且始终已被预先决定的传输。 [^f03-6]: 除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迪特马尔·卡默雷尔（Dietmar Kammerer）、约翰内斯·帕斯曼（Johannes Paßmann）和格雷瓜尔·沙马尤（Gregoire Chamayou）之外，媒介理论家对这些争论鲜有评论（参见 Gießmann 2015，Kammerer 2015，Paßmann 2014，Chamayou 2015）。这令人惊讶，因为除了这些争论对日常政治的重要性之外，它们在理论上也极具意义；它们精炼了诸如监控、控制、通信或传输之类的核心概念，并有助于使之适应21世纪的状况。它们表明了以历史为导向的媒介研究在何处有可能介入当前的讨论，并使其视角有益于政治批判。 [^f03-7]: 关于各协议层的技术细节，参见于尔根·普拉特（Jürgen Plate）的有益介绍（2004）。 [^f03-8]: 不过，一些服务提供商已借助强制使用的路由器取消了硬件中立。出于自身的商业利益，这些服务提供商只在收取费用之后才允许使用特定的型号或功能。在这方面也很清楚，该行业对不同类型硬件的开放从一开始就是由经济利益驱动的。 [^f03-9]: 在成为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之前，吴修铭曾受雇于一家致力于深度包检测的公司（2009）。2014年，他作为候选人参加了纽约州副州长的民主党初选。 [^f03-10]: 关于经济和法律问题的概述，参见 Krämer et al.（2013）和 Martini（2011）。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本都没有讨论借助深度包检测所进行的、颇具争议的监控。 [^f03-11]: 声音的传输——我将在下文回到这一点——尤其容易受到传输质量波动的影响，因为它既不能容忍传输中的延迟（“延迟”［latency］），也不能容忍到达的数据包序列不规则（“抖动”［jitters］）。Skype 通话的不稳定性非常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与其他类型的内容相比，声音和视频的传输更加依赖于一种严格的时间管理，以保证在场的印象。 [^f03-12]: 关于这些发展的法律和政治维度，参见德国联邦议院“互联网与数字社会”调查委员会（Enquete-Kommission Internet und digitale Gesellschaft；Deutscher Bundestag 2012）中网络中立项目组的中期报告。塞巴斯蒂安·吉斯曼（2015）运用科学技术研究（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udies）的方法，考察了在该委员会框架内促成网络中立要求和基础设施政治标准的各种协作形式。 [^f03-13]: 这一定律由罗伯特·梅特卡夫（Robert Metcalfe）于20世纪80年代末提出，1993年由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首次加以恰当表述（2000）。 [^f03-14]: 我在此只关注西欧和北美所进行的争论。更广泛的国际比较参见 Bertscheck et al.（2013）。 [^f03-15]: 当然，这一隐喻绝非无辜，它已经以收费公路的形式提出了一种解决方案。 [^f03-16]: 参见 Blumenthal and Clark（2001）。此外，有人建议流媒体服务应当放弃分组交换，回到基于线路的传输；这种传输不依赖于穿行各节点的单个数据包，而是依赖于单一连接，从而可以节省能源和处理时间（参见 Sietmann 2011）。 [^f03-17]: 关于这些不同过程之间的差异及其法律基础，参见 Bedner（2009）。关于使用深度包检测管理网络的利弊，参见 Bärwolff（2009）。 [^f03-18]: 在俄罗斯，此类设备无法在市场上买到，但可以在黑市上以约15万美元的价格购得（参见 Used Cisco Info 2015）。 [^f03-19]: Tor 是“洋葱路由器”（The Onion Router）的首字母缩写。在这种由美国海军开发的网络中，流量经由多个分布在不同国家的中间站被引导，因而难以识别。然而，这一过程会使流量变慢，进而导致对时间敏感的服务无法正常运作。 [^f03-20]: 2010 年，计算机科学家延斯-马丁·勒贝尔（Jens-Martin Loebel）开始写一部实验性日记，记录下他的全部 GPS 数据。即便仅凭几周内收集的数据，勒贝尔就能够对自己的行为作出精确预测，也就是说，能够预测他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2011）。〔译注：此脚注的正文引用处位于本章前半部分。〕 [^f03-21]: 关于斯诺登，见 Lyon (2014)，以及 Beckedahl and Meister (2014) 所收录的报纸文章和博客文章；后者探讨了该事件的社会和政治方面，但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其技术方面。 [^f03-22]: 英国秘密情报局（British Secret Intelligence Service）前处长奈杰尔·英克斯特（Nigel Inkster）曾试图从情报机构的视角淡化斯诺登泄密的意义（2014）。 [^f03-23]: 关于 20 世纪 90 年代中期美国围绕加密与解密的辩论（即所谓的“加密战争”［Crypto Wars］），见 Engemann (2015)。关于加密的历史及其与国家的冲突，见 Diffie and Landau (2010)。 [^f03-24]: 斯诺登揭露事件的后续影响在此只会被附带提及。关于该事件的全面论述，见 Landau (2013; 2014)。关于斯诺登作为吹哨人的角色，见 Scheuerman (2014)。 [^f03-25]: 蒂蒙·拜斯（Timon Beyes）和克劳斯·皮亚斯（Claus Pias）描述了秘密在数字文化中的新角色（2014）。 [^f03-26]: 计算机科学家爱德华·W. 费尔滕（Edward W. Felten）在一份法律证词中作出如下估算：“假设美国每天约有 30 亿次通话，并保守地假设每条通话记录约需 50 字节存储，那么这项大规模通话追踪项目每天会产生约 140 千兆字节的数据，即每年约 50 太字节。”这么多数据用几块备用硬盘就能存下。费尔滕的计算同样适用于上文提到的向威瑞森签发的法院命令（2013）。 [^f03-27]: 关于美国政府委托撰写的有关这一议题的 NSA 报告，见 Clarke et al. (2014)。 [^f03-28]: 十二艾字节相当于一万两千拍字节、一千二百万太字节或一百二十亿千兆字节。四百太字节足以保存有史以来写成的所有书籍，而三百拍字节就足以存储美国一年之内的全部电话通话（见 Hill 2013）。 [^f03-29]: 见 Greenwald (2014, 10)。关于设置 PGP 的详尽入门以及有关加密的更多信息，见 http://ssd.eff.org/。 [^f03-30]: 伯恩哈德·H. F. 陶雷克（Bernhard H. F. Taureck）在其关于 NSA 的著作中，将这种情形描述为一种“监控民主”（democracy of surveillance），因为在后世俗时代，NSA 日益接管了宗教的角色。他的论文展示了权力结构中某些宪法上和政治理论上的转变如何导致了他所谓的“监控统治”（monitorcracy，Monitorkratie）。其运作所依据的事实是：情报机构所掌握的知识超出人类知识“一百倍”（2014, 10）。这些数字从何而来尚不清楚，人类的知识——他大概指的是所有书面文本的存储量——能否与 NSA 所收集的信息进行有意义的比较，也同样不清楚。这里似乎犯了一个范畴错误，其结果是陶雷克未能讨论数字的侵入及其全部影响。他的论证无论多么契合当前的政治形势，都没有涉及 NSA 的任何具体做法，并且忽略了例如数据与元数据之间的区分。因此，他也从未提到加密可作为一种潜在的反制策略，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 流不会突发：分组交换与传输的瞬时性（Flows Don’t Burst: Packet Switching and the Instantaneity of Transmission） 尽管其影响的程度一直众说纷纭，保罗·巴兰（Paul Baran）1964 年的文章《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无疑可以跻身于预见了互联网发展的网络理论核心著作之列。正是巴兰的网络架构（architecture）模型，催生了那种依据协议（protocol）作出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的权力结构。与这些技术条件相伴而来的，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新型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由此，从针对个别连接的定向窃听向针对一切连接的弥散式监控（surveillance）的转变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做法与早期情报机构的做法区分开来。巴兰的模型具备了中立传输的技术条件，而这种中立传输建立在网络节点（node）处所作的决策之上；与此同时，该模型也蕴含着取消这种中立性本身的可能。诚然，后来建成的各种网络以及互联网本身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巴兰那些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机器。它们〔译注：原文作“his machines”，结合上下文，此处所指应为后来建成的网络和互联网，而非巴兰的机器，疑为原文笔误，按文意译出。〕并非分布式的，而是无标度的（scale-free）；其中的个别节点充当所谓的枢纽（hubs），能够处理数量庞大的连接。[^f04-31]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军方和电话公司 AT&T 终于让步、实现从模拟传输向数字传输的过渡之后，巴兰的一些思想才以迂回的方式被采纳，用于指导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的建设（见 Brand 2003）。尽管如此，他的文本仍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处理了时间关键型（time-critical）传输的技术问题，以及网络上信息的微观时间同步问题。[^f04-32] 它以极其清晰的方式表明，网络的成功必然取决于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微观决策。巴兰把这些微观决策定位于传输过程的中间，并且还就应当如何作出这些决策给出了指示。因此，借助他的模型，我们可以考察一种特定的通信网络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制于某些规定、经济机制和矛盾。它还使我们能够辨识出，在任何东西得以在技术上实现之前必须绕过的那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障碍。这些障碍首先具有时间关键的性质；它们是一些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难题，涉及网络的固有时间和微观时间性，也涉及克服时间限制的传统欲望——也就是对直接（immediate）传输的欲望。 传输既受时间限制又是无时间的，这种悖论式的摩擦凝结为两个隐喻：“突发”（bursting）与“流动”（flowing）。电子通信网络的理想运作，建立在一种不间断的、连续的、可靠的传输之流（flow）之上。然而，这些传输也可以被描述为“信息的突发”（bursts of information）（Abbate 2000, 19），即一次次的数据包递送，它们在途中不断被中断，并在每个节点处损失时间。这些隐喻不应与电缆或电波中频率与振荡的技术细节相混淆。正如我想要表明的，它们毋宁说属于一种历史动力：这种动力产生于 18 世纪关于电的科学，并在巴兰的模型中重新浮现。下文的讨论试图把突发与流动这两种模式理解为一种在历史上业已确立的、对待技术媒介之时间维度的方式的表达。就其政治而言，这两种模式具有相反的后果，而它们对于我们审视当今网络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倘若一切都与其他一切直接相连，我们可能的行动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肯定不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因为倘若直接通信成为现实，一切决策就都已预先作出，中断（interruption）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有位置，因而也就不会有任何改变通信本身的途径。 因此，本章的论证将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我将考察巴兰模型在时间性和传输能力方面的技术性；另一方面，我将把这一切与直接性（immediacy）的历史联系起来——这种直接性在历史上产生于电学研究，又在巴兰的文本中再度出现。我希望以一种与上一章颇为不同的论述方式，把工程、技术、通信和科学史的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勾勒出在这些语境中关于时间性所作出的那些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最终将被证明对于网络政治、对于这种政治的批判以及对于我们的媒介观念都具有根本意义。正是在时间性的问题上，微观决策的重要性显得最为清楚——但它们变得隐蔽而不可见的危险也同样如此。我的目的是突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矛盾中的一致性”（coherence in contradiction），它“表达了一种欲望的力量”（2001, 352）。在这里，突发与流动之间矛盾的一致性与媒介史相伴随。它深深嵌入当下的技术状况之中。这种“矛盾中的一致性”不应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无所谓真假。然而，它对巴兰文本的经济机制及其政治想象施加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追踪这些痕迹，就意味着追寻技术媒介的幻想维度及其文化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下文的思考也可以被理解为通向一种关于当今技术基础设施的考古学的尝试。它们意在补充上一章那些面向当下的视角（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考古学，见 Parikka 2012）。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工具或生产资料。它们之所以是政治性的，是因为正是在它们的层面上作出了微观决策：谁能通信、谁不能，什么能被传输、什么不能，谁被连接起来、谁被隔离开来。我们不应把这些问题简单地交给工程师，甚至也不应交给政治家（他们的判断是以工程师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应当成为工程师，或者至少去阅读他们所写的东西，并拆解他们所建造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巴兰把人们通过网络建立的关系视为受制于技术过程的中立关系。在他的著作中，谁与谁相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阻碍社会关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则从未被提出（这无疑是因为巴兰的网络原本是为政府机构和大学设计的，在那里，希望彼此通信的人们无论如何都已相互认识）。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网络中的连接是为每一次传输临时建立的。它们并非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连接潜在地产生的社会性必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它不能简单地由既有的社会关系叠加而成，而是要求新的关系的出现。 巴兰为一个技术问题寻求技术解决方案。今天我们看到，无论问题还是解决方案都无法与社会相分离。然而，随着这一技术网络扩展到地球上潜在的每一个人，它已经与社会网络相互交叠——在这些社会网络中，连接早已存在，而且或许正是维系网络本身所必需的。如果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趋于融合——也就是说，如果技术上的连接可能性开始超越既有的社会连接，而新的社会连接借助技术连接被建立起来，正如我们今天在周围随处可见的那样——那么，与巴兰的时代不同，在缺乏技术通信网络的情况下思考社会关系将几乎不再可能。在邮政系统或电话的情形中早已不言自明的东西，鉴于互联网的时间性、空间性和全球可及性而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这一维度的政治挑战本应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之所以必须写出，是为了在这第二部分中表明：互联网的技术中立性——以及控制分发的需要——首先取决于某种在今天已不再可能的东西，即对社会的排除。在这个意义上，思考新媒体的技术维度，即便是沿着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他偏爱孤立的个人电脑）所开辟的道路，也必然意味着思考它们所创造的关系。社会性的这一关系层面，建立在微观决策的技术性之上。 ## 毁灭的威胁 这里讨论的文本是十二部篇幅更长的著作的缩略版本。这些著作是来自波兰的移民巴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受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委托撰写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项目间接地由美国空军资助。在为这个在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智库工作时，巴兰的任务是研究一个通信网络如何能够在核攻击中幸存，以及何种连接形式对于这一网络的结构而言是合理的，从而使其在面对一切威胁中最具威胁性者时依然能够保持运作。[^f04-33] 这个网络有朝一日竟能覆盖整个世界——包括俄罗斯——在当时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在开展这类工作时，以最新的知识和技术来模拟战争情景是很典型的做法。除军方之外，巴兰为兰德公司撰写的报告还列出了对分布式网络感兴趣的其他各方：“关注‘人工智能’的人，……关注有机体和组织内部通信的人，……研究网络中流的优化的数学家，……运用动态规划来优化尚未完全理解且不断变化的系统的数学家，……[以及]关注民用公共载波电话设备交换的人”（Baran 1964c, 2）。后来，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也正是面向同一类专家，确立了被称为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过程的理论原则。[^f04-34] 分组交换是一种传输数字编码数据的方法：它把这些数据划分为单个的数据包，并把它们从一台计算机输送到另一台计算机，而无需在数据包之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过一个由多个地位平等的节点构成的网络，每个数据包沿着各自的路径被发送，并在目的地被重新组装。在每个节点处，都要就某个数据包下一步走哪条路径作出决策。 > 〔图 2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 1，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2　网络示意图（来源：Baran 1964d, 1） 巴兰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网络，其示意图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多少成为一种标志性图像：集中式、分散式和分布式（图 2）。集中式网络和分散式网络尤其脆弱，因为它们集中于某些节点，所有信道都在这些节点处汇聚。作为替代方案，巴兰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网络的拓扑。其本质特征在于其连接的“冗余度”（redundancy level）。由于数据包可以被任意复制，冗余度会随着数据的数字编码而提高。按照巴兰的说法，一个集中式网络只需对其中心节点进行一次打击就可能瘫痪，而一个分布式网络——拥有尽可能多的平等节点，以及同样多甚至更多的非等级化连接——则几乎不可能被消灭。然而，对于当今的无标度网络而言，移除少数几个主要枢纽就可能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见 Barabási and Bonabeau 2003）。尽管如此，分布式网络通过扩大和增加针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攻击的潜在目标，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这种网络模型要求在技术层面上对通信进行彻底的重新构想，即把通信构想为在每个节点处发生的持续中断，而这些中断最终却给人留下通信是基于直接连接的印象。 下文我既不会集中讨论这一通信网络的发展阶段——它的实际体现，例如 ARPANET 以及当时由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领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译注：原文如此。萨瑟兰当时领导的实为 ARPA 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且该机构在 1972 年才更名为 DARPA；此处照原文译出。〕，可能受到也可能并未受到巴兰著作的多少影响——也不会集中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为分布式通信网络铺平道路的社会或政治条件。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巴兰的文本浸透了他那个时代的焦虑与政治压力——正是为了这些焦虑与压力，应用科学家们被雇来寻求技术解决方案。[^f04-35] 这一构想既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被保密，其用意正是要让苏联有能力建造一个同样安全的通信网络。按照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悖论逻辑，苏联拥有同样安全的系统，就意味着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安全。像当时的许多理论一样，巴兰的方法以全面毁灭的威胁为基础，因而带有一种潜在的末世论基调——即努力应对最坏的情况。要摧毁一个分布式网络，敌人就必须全力出击，消灭 n 个节点中的 n 个（图 3）。如果只有一个节点失效，所有其他节点之间仍会有足够数量的连接。显然，这样的设计受升级逻辑的驱动：根据这种逻辑，一系列核攻击有可能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 〔图 3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 2，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3　节点摧毁（来源：Baran 1964d, 2） 如果联系这篇文本的写作语境来阅读它——它写于冷战期间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并且把它读作一种防止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尝试，那么不仅那个时代的冲突与今天的冲突之间的反差会变得清晰，而且还会显而易见的是：即便威胁已经改变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冷战威胁及其应对方式的基本要素至今依然存续。巴兰文本的历史位置有这样一个特征：自他的时代以来，通信的传输，无论是通过邮政过程还是网络化过程，都再也无法以无摩擦的方式运作。诚然，远程通信从来就不可能没有控制（control）——“控制从一开始就存在”（Galloway 2004, 142）——但巴兰的文本代表了一种控制信息分发的努力，这种控制类型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计算机所推动，后来又由巴兰本人加以促成。不考虑这种控制形式，就不可能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 ## 决策的节点 冷战所带来的威胁在巴兰文本的每一行中都能感受到，它改变了通信之所指的定义：问题不再是尽可能快地把一条消息从 A 点发送到 B 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直是许多通信技术的首要目标（见 Beniger 1986）；在研究传输延迟的框架内，它也激发了电报及其背后的物理学的发展。这类通信的理想类型是在各地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尽管早在 18 世纪末于法国建立的光学电报的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网络的技术架构和经济效益比这种方式更具优势。网络式的通信方式通过中间站、中继站或节点把各地连接起来（见 Siegert 1999）。克劳德·沙普（Claude Chappe）为拿破仑建造的网络诚然以巴黎为中心，但它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尽可能多的发送站。光学电报以及（后来的）电磁电报的历史网络的典型特征是拥有一个中心节点，多条线路在此汇合并被分发——尽可能快、尽可能直接，但容易遭受定向攻击，一次打击就可能使整个网络瘫痪。 在巴兰看来，安全传输的目标只能作为某种有别于快速通信目标的东西来实现。因此，用于安全传输的网络必须被确立为“一种新的公共用户系统”（a new common-user system）（1964d, 5），在这个系统中，节点的数量要与连接的数量实现最佳协调。这首先要求使用一种借助冗余来抵御攻击并且可以自动化的数字编码过程；其次，它要求设计一种通信基础设施，其线路或信道多于正常运作所需。这种网络无需在每个节点之间都建立直接连接，而是依赖于临时连接的稳定性。在 20 世纪中叶，联网不再意味着必须把每个目的地与其他所有目的地相连。根据巴兰的计算，这种网络只需从每个节点引出三条连接，就能达到稳定。其结果是，投资于分布比投资于速度变得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正如巴兰所强调的，速度因素可以被每条消息的更低成本这一因素所取代。 在巴兰的模型中，每条数字化的消息都被划分为 1024 比特的标准化报文块，并被分配一个识别号以及一个包含其地址和发送者信息的报头（header）。作为分组交换过程的特征，这些数据包中的每一个都走不同的路径，并在目的地依据报头中的信息被重新组装。虽然即便以当时的条件而论这些数据包也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庞大数量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简单地说，巴兰的分组交换方法借助一张持续更新、载有最新传输时间的时间表，在每个节点处重新确定一条传入消息到达其目的地的最佳路径。今天，这一过程由被称为 TCP/IP 的协议所支配。对于每一个数据包，都要就其应走哪条路径作出自主决策。如果某个节点恰好失效或过载，仍会有足够多的其他路径可用。由于要走的路径在每个节点处都要重新计算，数据包必须在那里被短暂存储。因此，传输不断被中断。 人们不再去建立尽可能多的直接的、想必也是快速的连接——即不间断的连接——而是把中断本身重新构想为确保网络安全（在不可摧毁的意义上）的东西：在每个节点处，一个数据包都可以走一条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根据网络的容量逐个加以确定。通过在这些时刻作出的决策，通信的中断成为了通信稳定性的前提。为了实现这种运作上的稳定性，每个节点都必须能够监测网络的状况及其不断波动的传输时间。 巴兰的设计意味着，邮政、电报、电话或数字网络中的消息不应从 A 直接发送到 B，而应在节点之间分小段进行分发，并在节点处被暂时存储。在节点处，必须掌握关于网络状态的信息，才能就后续路由作出决策。为此，需要读取报头。除了关于目的地和发送者的信息之外，报头还包含一个“移交计数标签”（handover number tag），它在每个节点处都会被更新，记录已走过的路由以及传输的持续时间，以此作为衡量网络当前状况的指标。这一信息有助于确定数据包的进一步分发——在这样一个通信网络中，数据包的数量通常数以千计： > 移交计数是每个报文块中的一个标签，在报文块最初被传输进网络时置为零。报文块每被传递一次，移交计数就加一。每个报文块上的移交计数标签表明其在网络中停留的时长或路径长度。（1964d, 7） 一方面，这一过程用于保护通信系统免受攻击。但另一方面，它也用于提高系统的生产率。与其通过单一信道发送信息——这一信道可能负担过重，也可能负担不足——不如借助交换（switching）使网络的总负荷得到均衡分配；交换即要么把一个数据包存储在某个给定节点处〔译注：原文作“storing a data packet a given node”，疑漏 at，按文意译出。〕，要么把它发送到一个替代节点。遵循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所说的“时刻警惕新中心的重新形成”（constant vigilance against the re-creation of new centers）（2001, 20）这一原则，这一过程在今天的各种技术变体几乎全都建立在分散式的通信基础设施和协议之上。与巴兰模型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架构使其能够是无标度的（见 Galloway 2004）。 中断这一行为使得就数据包的后续路由作出决策成为可能。它具有时间关键的重要性。在电报传输的情形中，单个信号按时间顺序发送，诚然它们并非以比特流的形式发送，但它们仍是离散地传输的。〔译注：此句原文为“while they are admittedly not sent as a bit stream, they are nevertheless transmitted discretely”，逻辑略显费解；从上下文看，此处似乎是在描述巴兰方案中的数据包传输，以与电报相对照。照原文译出。〕相应地，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条消息以其被发送时的形式、以及以其被重新组装后将被接收的形式而存在。如果一个数据包丢失，它就会被重新请求。[^f04-36]〔译注：原文作“reordered”，此处取“重新索取”之义译作“重新请求”，即要求重发。〕如果某条信道被占用，就选择次短的那条。巴兰设计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数字化、数据包和可变路径结合起来，从而使一条消息能够被分割为界限严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冗余的，每一部分都能走自己的路径，并且能够以任意顺序到达。[^f04-37] 这一过程的基础在于它引入了持续的中断。这些中断在当时虽然是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而构想的，但如今显然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利用。 ## 流的直接性与突发的中断 《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在潜意识层面唤起了一种传输的瞬时性（instantaneity）与一种交换的理想性，而这两者都与其技术上的不可实现性相伴而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映照下，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在巴兰模型中的作用才显现出来。这一模型提供了一套工具，使人得以从持续不断的时间性中断（interruption）的角度来描述通信——在这些中断期间，关于数据包进一步传输的决策得以做出；并且，它恰恰将网络的稳定性安置于这些中断之中。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该模型又自相矛盾地依赖于种种暗示在场与传输连续性的意象，而这两者都起到了遮蔽决策之必要性的作用。 我的解读针对的是某种特定张力的种种表述——每当思考通信或媒介时，这种张力常常浮现于脑海：依照这种张力，通信或媒介抹除了分隔、克服了延迟，或者否定了它们赖以成立的那种差异（参见 Peters 2000；Chang 1996）。如果通信的目的在于把相互分离之物聚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实现这一目的之际，便可能制造出已然消除了相关分隔的表象。我思考的出发点在于：通信媒介不可能是直接的（immediate），或者只能以幻象的方式（phantasmatically）是直接的。否则，它就会把关系中的诸要素——它以特定方式在其间进行中介、而统合性的通信行为也正在其间发生的那些要素——带入一种无中介的关系之中，从而使它们的分隔及对这一分隔的中介一并消失（参见 Sprenger 2012）。正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言：“第三者先于第二者而存在。第三者先于其他者而存在。……我必须先穿过中间，才能抵达终点。总是存在一个中介、一个中间、一个居间者”（1992, 53）。诚然，媒介是使两个要素得以彼此直接相连的条件，因为直接性（immediacy）以两个或更多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因此，没有媒介便没有直接性。从历史上看，对媒介意义的强调因而始终渗透着对无媒介之直接性的梦想。 这种张力在历史上有诸多可观察到的表现形式，而它之所以获得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巴兰的应用对象乃是这样一种网络：在其中，每一个分发过程——哪怕是发生在最短传输段之间的分发过程——都必须对之做出决策。在其论著的最后部分，巴兰如此概括其项目的目标：“一个理想的电气通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系统：它允许任何人或任何机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零成本，可靠且瞬时地与其他人或机器的任意组合进行通信”（Baran 1964b, 1）。巴兰坦言，这一虚幻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指出，实际的通信系统总是一种折中；它们从来不是瞬时的，也无法同时连接所有通信伙伴。正如我希望表明的，巴兰同时既排除又纳入了这种瞬时性。其危险在于：铭刻于该模型中的政治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尽管它们遵循着严格界定的规则。[^f04-38] 电气或电子通信网络的这一理想，是由一种持续、不间断的传输之流来界定的。为了使网络显得稳定，决策正在持续不断地被做出（并且这些决策日后将成为施行权力的手段）这一事实，不应引起用户的注意。“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观念——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讨论中持续发挥影响，而今天又以“实时”（real-time）传输或连接的名义被召唤出来——同样可以在巴兰数字网络设计的理论原则中找到。如前所述，这类穿过网络且从不直接的传输，可以被描述为“信息突发”（bursts of information）（Abbate 2000, 19）——即以闲置与延迟阶段为特征的、不规则的数据包集合；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唤起了一种受调节的、无所不在的、不间断的、连续的流（flow）的意象。[^f04-39] 巴兰的文本涉及这两种隐喻及其全部意涵，并因而助长了上文所勾勒的那种张力。毕竟，流动之物不可能同时又突发，因为那样做就会打断河流的连续性。[^f04-40] 在一条溪流中，连续的流动之所以可以意味着直接性，首先是因为每一个流动的要素都均匀地相继跟随，其次是因为这种前后相连的性质意味着河流一端的运动会在另一端引起运动。流的意象，或“比特流”（bit-stream）的意象（Baran 1964a, 2），依赖于这样一种显见性：它发生在 A 与 B 之间，且所发送的一切都沿着同一路径流动；而实际上，网络并不流动。[^f04-41] 今天的通信信道及其信息流的网络结构，常常被理解为在用户与服务之间、或在两个通信伙伴之间提供了一种直接连接，尽管在数字网络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直接连接。流的隐喻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技术上讲，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数字网络中并没有溪流。该隐喻却暗示有溪流，这表明：在此情形中——以及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一切隐喻中——传输问题及其技术细节尚未得到恰当的反思。传输的经济（economy of transmission）——在其中，某物可以同时身处两地——非常适合用来描述通信，因为通信被认为应当是不间断且无摩擦的。这正是巴兰的目标之一，但他借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手段，恰恰与流动隐喻所暗示的东西相反。 1866 年，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在描述电气传输及其延迟问题时，使用了一个惊人相似的意象： >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想象为：向一根管壁有弹性的细长管子里泵入空气。在泵附近，每次泵动时，管子都会因涌入空气的弹性压力而膨胀。随着空气到达管子的开口端，这种膨胀会逐渐减弱；而只有当管子呈现出圆锥形时，空气才会以全部强度开始从这一端排出。泵完全压下之后，管子会恢复其正常直径，多余的空气则从其远端排出。如果在这一排放完成之前再次按压泵，空气就不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远端；相反，气流将不再停止，而会持续不断地流动，尽管速度有所变化。（Siemens 1866, 37–38） 西门子在上引最后一句中暗示了一种从突发到流动的过渡——就需要时间才能开始的振荡与频率的意义而言；而巴兰则会在另一个层面上，把这一转变描述为一种认识论障碍（下文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在分布式网络中抵达任意节点的“信息突发”是彼此分离的。就它们而言，一种绝对的或恒定的速度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瞬时流动的隐喻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这一点。 在指出这一切时，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在巴兰的著作中挖掘出某种“被压抑的层面”，不是要批评他的错误，也不是要宣称安全通信网络的梦想将永远只是梦想。两种隐喻能够并存这一事实本身，对本章的论证而言才是重要的。如果以一种留意此类矛盾性融贯（contradictory coherences）的眼光来阅读巴兰的文本，诸多未曾言明的预设便会浮现出来，而它们最终都汇聚于传输的瞬时性问题。一旦观察到巴兰的设计（即便作为一种前应用性的理论）代表了我们对通信之理解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那么，联系到直接且同时的传输这一历史问题，它便获得了更大的意义。自最早的电学和电报实验以来，这一问题就影响着为通信之故而克服距离的种种努力，并且至今仍存在于关注此类技术网络之后果的社会学理论之中。在进一步阐明巴兰的论证并将其置于语境中之前，我或许应当先作几点说明，以勾勒被称为“实时”的这一幻象的谱系。 ## 电与瞬时性 1729 年一个温暖的夏日，染工兼物理学家斯蒂芬·格雷（Stephen Gray）在其友人格兰维尔·惠勒（Granville Wheler）位于肯特郡的庄园里悬挂起一根黄铜导线。当用一根摩擦过的玻璃管触碰导线的一端时，导线另一端的小片黄铜箔便像蝴蝶一样开始舞动，并落附在导线上（图 4）。就这样，格雷在院子的一端，虽看不到结果，而是依靠友人在另一端的呼声，确信自己产生了一种“电的效能”（Electrick Vertue）——即吸引力、电力。格雷把这些导线称作“通信线路”（Lines of Communication）（1731, 27）。要让电能够在格雷的意义上进行通信，需要三个要素：试图进行通信的两方（各在一端），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东西。发送者与接收者必须彼此分离，否则既不会有信道，也不会有连接。通信需要距离；它需要一道鸿沟，而连接需要分隔。电不仅跨越了这样的距离；它似乎还将这距离彻底取消了。它通过使时间差变得不可察觉、通过驱散空间来进行传输——它使时间和空间都变得不可度量，尽管有一段导线悬挂穿行于其间。 ![图 4　通过导线进行的通信（来源：Doppelmayr 1744；Table 1）](images/fig4-doppelmayr-1744.png) 格雷无法说清电是否具有某种速度。看起来，它既不需要中介，也不需要编码；它毋宁说就是简单地在那里，瞬时地、没有任何“可察觉的差异”（Gray 1731, 28）——同时在信道的两侧。发生在格雷一端和惠勒一端的事情，似乎是同时发生的。其间可以隔着整整一个后院，不久之后可以隔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遍布铜线，却不需要哪怕一分钟、一秒钟、一瞬间或一眨眼的延迟。在电学研究中，这种由我们感官的迟钝和测量仪器的不精确所造成的超距作用（actio in distans），变得极富生产性。随着电报的出现，它进入了更广泛的话语之中。它一度被概念化为一种“电的联合”（electric union）（van Rensselaer 1858, 5），尽管在物理和技术层面上早已显而易见：每一次传输都需要时间，瞬时性不可能存在。自 18 世纪 30 年代发现电的传导性以来，自 19 世纪 30 年代发展出电磁电报以来，以及自随后建成一个全球性的电磁通信网络以来，电一直被设想为瞬时的，它的通信被设想为非时间性的，它的效应被设想为同时的。 这种直接性的幻象性质，取决于其连接的直接性：这些连接把两个地点、两台设备或两个人聚合在一起，却不需要时间，因而被认为取消了空间。尽管物理学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一观念仍然在“矛盾中的融贯”（coherence in contradiction）的意义上，恰恰在此种不可能性显而易见的那些语境中被维持着。甚至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他进行了首批成功测量电速的实验——也赋予电一种瞬时性，而这种瞬时性否定了他本人试图研究的那个速度（参见 Wheatstone 1834）。因为归根结底，一次瞬时的传输同时身处两地；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媒介——它是直接的。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不可企及的瞬时性这一观念。这个问题深深钻入物理学的根基，关涉其哲学边缘上的诸多议题，诸如因果性、超距作用、以太，乃至最终宇宙的凝聚性（参见 Hesse 1961）。自古以来人们就在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巴兰的著作没有直接论及它，但这一问题的深刻性依然存在。在巴兰的研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关于远距离事件之时间关键性（time-critical）同步的种种问题，并不能被其技术和物理层面完全吸收。突发与流动这两种隐喻之间的张力即源自这段历史。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张力仍在早期电学研究与分组交换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无论网络理论多么容易受到此类幻象的影响，这些幻象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同样显著。例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对社会时间与流的同步化实践所作的广泛分析中，便以“通过电子手段消灭空间和时间”（1998, 379）来讨论网络与全球相互依存。卡斯特把实时互动描述为一种为社会联系提供场所的东西——一种使各个地点能够被同时共享、使行动者能够在同一空间中运作的东西——尽管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距离。在此基础上，他断言网络社会是“既不指涉过去、也不指涉未来的”（1998, 386）。由此，在其著作的最后几页中，卡斯特与他此前一直在做的那种极为详尽的论证自相矛盾；正如他忽视了全球化的偶然性，他在这一点上也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实践之融合所产生的效应。在这方面，卡斯特的论述在谱系上延续着这样一些流行话语：它们依照 19 世纪中叶的技术知识，把电报确立为一个“世界有机体”（world organism）（Kapp 1877, 100）的瞬时媒介，并将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电子即时性”（electric nowness）概念（McLuhan and Nevitt 1973, 2）中再度出现。流的隐喻、不间断的意象以及瞬时的直接性，都是司空见惯的说法。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它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做出决策，需要一个用于中断的时间和地点。 ## 完美交换 上文所概述的这一过程，其目的在于平衡整个网络的负载。其结果是瞬时性的消除（De-Instantanisierung）。当速度不再是首要目标时，瞬时传输的观念便失去了部分吸引力，不再作为技术解决方案而受到青睐。然而，瞬时性仍然作为一种话语效应在巴兰的文本中重新浮现，这一事实在于其“完美交换”（perfect switching）观念所依据的那种经济。这种理想的通信形式，既与网络所掌握的关于其自身状况的信息有关，也与这些信息被传输的速度有关。[^f04-42] 因此，完美交换清楚地表明了瞬时性的幻象如何介入网络政治。 巴兰通过一个类比来描述其过程的优点：一位邮递员在美国中部分拣邮件。在一个“存储转发系统”（store-and-forward system）中——他也称之为“报文交换”（message switching），其中完整的报文在每一站都被转发——这位邮递员会“同时”收到来自旧金山的报文，尽管它们是在不同时间寄出的（Baran 1964d, 7）。通过比较盖在邮票上的在途时间，并假定通信信道是双向的，他便可以为其邮局中需要发往相反方向（即发往旧金山）的信件或包裹确定最佳路线：“每封信都隐含地标示着其传输路径的长度”（Baran 1964d, 7）。 > 〔图 5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5　移交计数表（来源：Baran 1964d, 7） 其中具有决定性的是：邮递员只需查看盖印的寄出日期，便能提取有关最佳路线的信息；这一日期伴随着每一件邮件，正如一个移交计数（handover number）标签意在伴随每一个数据包一样（图 5）。报文携带着关于其自身传输的信息，无论是在其邮票上还是在其报头中。这些“标签”上的数值，就其纯粹的数量而言，标示出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直至所论之处所需的时间量，并因此提供了关于网络当前状态及其工作负载的信息。〔译注：原文“up the point in question”疑为“up to the point in question”之误，按后者译出。〕这些信息被制成表格，并在每个节点处可供查阅。由此，便可以为每个数据包确定它接下来应当选取的最优信道——一条通往未来的信道，而这个未来是根据过去提供的数据推断出来的。起初，巴兰“移交计数表”（handover number table）上的所有条目都被赋予一个较高的值，此值在下一条报文到达后被相应地修改。该系统能够学习、自我调适，并持续更新其自身状态，而无需一个汇集所有这些信息的中心。由于分布式网络缺乏这样一个中心，每个节点都拥有其自己关于整个网络的图像，即它自己的表格。但这一图像的时间成分是什么呢？ 交换（switching）在每个节点处（包括集中式网络的节点）执行，它是借助表格中的信息，把一条报文从一个信道转移到另一个信道，以使其更接近目的地的过程。按照巴兰的说法，传统的交换不会创造冗余（redundancy）的可能性，因为它只提供一条路线，而非多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从一个中心节点出发，到达目的地的可能途径很少。在基于巴兰模型的网络中，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对节点处计算和存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好由微型计算技术的稳步改进所满足。1969 年，一个具有七个节点的类似网络在美国西部建成，即阿帕网（ARPANET），互联网便由此发源。[^f04-43] 巴兰寄予厚望的完美交换，指的是一种“能够在严重受损的网络中找到‘最佳’幸存路径”（Baran 1964c, 1）的路由（routing）过程。在未受损的网络中，完美交换就是对路线的理想选择。因此，它与瞬时传输及实时的假设紧密相关：“应当找到穿过网络的、瞬时可用的最短路径，同时预期网络的状态将迅速变化”（Baran 1964d, 6）。它的确切目标是避免直接连接，而代之以多条路线的存在，从中可以在任一给定节点处、根据加诸周围节点的流量（traffic）来选择最优者：“完美交换为网格化网络提供了预期系统性能的上限；分配多样性的情形则提供了下限”（Baran 1964d, 4）。然而，要让完美交换发挥作用（这同样适用于“不完美交换”），每个节点都必须掌握关于网络状态的信息。 因此，同步过程是必要的，它使每个节点都能获得关于其在网络中特定状态的信息。然而，通过为数据包配备关于其传输时间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更新其网络，巴兰面临着相对性与同步这两个根本性的物理问题（参见 Galison 2003）：这些本应被同时用于确定节点当前状态的信息，其传输本身就需要时间。正如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所表明的（2009, 245），这种传输的“异质时间体制”（disparate time regime）具有时间关键性，因为网络的状态和节点的工作负载，会随着在传输过程本身中发生的种种节约性优化而一同变化。每个数据包都携带着这类信息的一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为节点提供形成一幅可用地图所必需的数据。然而，由于有关传输时间的信息在到达某一节点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因为这种关于传输时间的信息的传输本身就需要时间），它永远只能提供一幅过去的图像。在一个数据包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所需的时间里——这一步在数据包发出的那一刻可能看起来是最优的下一步——所涉节点可能已经被其他数据包占用了。完美交换以其全部的完美性，要求关于当前事态的精确信息；然而，这样的实时信息事实上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获得的。这一相对论性的偏移破坏了对实时数据的任何要求，它在技术上和物理上都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没有任何信号是瞬时的，远距离效应也无法直接实现。实时只能意味着：信号以能够被尽可能快地处理的速度到达——是及时（in time），而非实时（real-time）。实时总是发生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因此并不是瞬时的。在这一点上，那种内在于电气或电子实现形式中的通信的张力再次发挥作用。 网络既不知晓也不控制其当前状况，而只知晓和控制那些过去的状况，并从中为未来推断出数据包的最优分配。同步过程把在时间关键意义上相异的诸种时间性化约为一个公分母，却永远无法实现实时或同时性。同步是对多个时间层次的协调；它试图协调各种技术秩序，以便借助差异来运作。[^f04-44] 它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实现同时发生，而是确定所期望的事件能够在其间发生的界限——在此情形中，所期望的事件就是成功的传输。因此，如果两个过程或事件不超出一个技术过程运行所需的时间间隔，它们便是同步的。换言之，每一个同步行为都包含着一种受时间约束的传输残余，这种传输不可能是同时的；它充其量只能足够及时，使得延迟不至于影响所涉的技术过程。[^f04-45] 为了使交换在技术上取得成功，关于节点工作负载的信息只需足够及时，使得选择替代路线的决策成为可能即可。就此而言，同步并不是生产实时（Echtzeit），而是生产及时性（Rechtzeitigkeit），这是因为它依赖于界限（关于“及时性”这一概念，参见 Rohrhuber 2009 和 Pias 2009）。这种使不完美交换得以顺畅运作的及时性，是通过遵守某些界限而实现的；它并非“同时性”一词所暗示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精确性。巴兰把他的过程称为“烫手山芋路由”（hot-potato routing），因为数据包要像烫手山芋一样尽可能快地从一个节点传给另一个节点（以免拥塞和烫手）：“每条报文都被视为一个‘烫手山芋’，节点不会拿着这个烫手山芋，而是把报文扔给它的邻居，后者现在又会设法甩掉这条报文”（Baran 1964d, 7）。沿用这一隐喻来说，同步所运用的，正是从接住烫手山芋到开始感到疼痛之间的那段时间。 如果完美路径是瞬时可用的，那么相应节点处的信息就必须是完全最新的，而这是它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表格必须同时标示出所有节点的状况，才能保证完美交换，而这又意味着信息必须同时无处不在。在只存在突发的地方，将需要一种流或一种不间断的信息之流。完美交换意味着交换的瞬时性，而这又以必要信息的瞬时传输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将对其自身在场。这一连串推论将终结于一种自我在场（self-presence），它是嗓音（voice）这一媒介的特征——对于说话者而言，嗓音不再是一种媒介，因为它不必被传输给他或她：“如果要传输语音，一切都必须被瞬时地估算，因为语音不能容忍延迟”（Baran 2002, 5）。在嗓音的自我在场中，没有中断的容身之地（参见 Derrida 2011）。然而，中断就在那里。由中断所稳定的网络，本应崩溃。 ## 连接的断开 然而，正如我们每次上网时所经历的，网络并没有崩溃。尽管存在上述延迟，它仍在继续运作。因此，直接性与中断在日常经验层面并不重要。巴兰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由他设计的传输形式，尽管需要中间步骤，却可以显得是直接的、在电气上是瞬时的： > 网络用户如果呼叫了一条通往某个终端站的“虚拟连接”，并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将报文横跨美国传送出去，那么他也可能把该系统视为一个黑箱，它提供了一条横贯全国的表面上的电路连接。（1964d, 6） 正如巴兰所指出的，电路连接之所以以“实时”方式发生，是因为其中没有节点，而只有 A 与 B 之间的直接连接。传输之所以显得是在“实时”中发生的，是因为电被假定为瞬时的，且没有节点来打断连接。对于一个正在接收数据、在电话里听某个声音、甚或正在回应这个声音的用户来说，借助分组交换发送的传输可能显得是在“准实时”（quasi-real-time）中发生的（Baran 1964d, 6），就好像它们是由用于建立电报直接连接的电路交换所产生的一样。对用户来说，似乎没有停顿、延迟或分隔，似乎他或她正以一种柏拉图主义式的在场方式参与一场对话或浏览一个网站。尽管用户的通信伙伴身处远方，但网络所提供的看似同时的连接，却给人留下这段距离并不存在的印象。 巴兰对这种连接的认识论反思，关涉媒介的不稳定地位：从理论视角看，媒介能够被弄得“可读、可听、可见、可感知，同时却表现出一种倾向，即熄灭它们自身以及它们对这些感性的构成性参与，并因而可以说变得不可感知、无感（anaesthetic）”（Engell and Vogl 1999, 10）。巴兰以工程师应有的全部坦率，对通过媒介的不可见性而造成的用户之断开作了如下概括： >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aran（2002, 4）的一段文字，大意为：这一选择意味着在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将不存在物理上的实时连接；但巴兰认为，只要传输数据速率足够高，这就无妨，因为用户会被“存在实时连接”的错觉所“愚弄”（fooled）。〕 巴兰的想法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表达的一种思想相合，即媒介对其用户是不可见的：“的确，任何媒介的‘内容’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实在太典型了”（McLuhan 1964, 9）。这一关于媒介之消失的论题，在媒介研究中已经牢固确立（参见 Mersch 2004 和 Jäger 2004），并被称作“审美中立性”（aesthetic neutrality）（Krämer 2003, 81）；巴兰则是在一个技术构想的模型框架内表达了这一论题。用户的错觉是工程师之技术知识的另一面。错觉是流，传输是突发——二者在文本的想象层面上相互交织。 从实用的角度——就日常生活而言——这种错觉也许无关紧要。通过网络进行通信的人，本就不应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构成其通信的那些数据包，一系列不可察觉的决策正在被做出。这对我们的现象学视角、对我们的社会互动，以及对任何只关心通信之成功的通信理论，都没有什么影响： >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Konitzer（2005, 196）的一段文字，大意为：我能够打电话联系的那个他人，以一种着重的、直接相关的方式对我“在场”；他与我“同时”，并不是指他与我在同一时间做着某些事情，而是指他的活动的意义随时都能向我表达出来，反之亦然。〕 即便干扰和中断可能妨碍我们在电话中听懂某人或重新加载一个网站，我们仍然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彼此相关联。对于成功的通信而言，知道对方是准在场的（quasi-present）就足够了。 在这方面，那恰好在日常生活中不起作用的东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就媒介理论而言，事实上都更加重要。巴兰所唤起的传输之所——连同其延迟、其差异以及在其间做出决策的那些中断——是与那位“被愚弄的”用户直接相关的问题：能够中断通信，就是拥有权力。此外，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是施行一种不可见的权力。如果传输被假定为真正瞬时的，这种权力将有变得无懈可击的危险。巴兰所援引的连接之错觉，将抑制他的模型所引入的那种关于中断的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任何宣称传输是瞬时的媒介理论也同样如此。[^f04-46] 循着这样的路径，我们既无法应对政府支持的监控（surveillance）这一挑战，也无法应对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这一挑战，尽管巴兰的文本正是它们的源头之一。 [^f04-31]: 见 Barabási and Bonabeau (2003)。在一项关于无标度网络——其中许多节点只有少数几个连接，而少数节点拥有大量连接，例如 Facebook 或 Twitter 这样的互联网站点——的讨论中，马丁·瓦恩克（Martin Warnke）（2013）表明，所有 Web 2.0 用户的参与都受制于这些大型服务提供商的条款与条件。 [^f04-32]: 沃尔夫冈·恩斯特（Wolfgang Ernst）在多种出版物中就基于过程的媒介和时间关键型媒介提出过类似的论点。然而，在他的著作中，他很少脱离理论去讨论具体的技术（见 Ernst 2007）。 [^f04-33]: 在这里，“保持运作”（operational）意味着该系统能够发出反击的命令。 [^f04-34]: 戴维斯在对巴兰的工作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在英国国家物理实验室（British National Physical Laboratory）工作期间开发出了一种类似的过程（见 Davies 2001）。巴兰的模型并非独一无二，但就其对认识论问题的考量而言，它是当时在不同语境中正在发生的一种发展的一个特别具有启发性的例子。 [^f04-35]: 彼得·加里森（2001）把这种网络思路的起源定位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战略轰炸调查（Strategic Bombing Survey）所开展的运筹学研究。他还描述了这类知识如何与视角的转变相关联：从轰炸者的视角转向潜在被轰炸者的视角。克里斯托夫·恩格曼（Christoph Engemann）最近则把这些技术过程作为一种生存策略加以讨论（Engemann 2010；另见 Schröter 2004, 43；Gießmann 2009）。 [^f04-36]: 这一过程后来又以所谓的“生存时间”（time to live，TTL）加以补充。由于不存在穿越网络的预定路径，数据包有时会在节点之间跳来跳去，耗费很长时间。为了减少这种时间浪费，中间“跳数”（hops）的数量受到了限制。如果一个数据包在到达目的地之前就达到了为其分配的跳数，它就会被删除（见 Galloway 2004, 44）。 [^f04-37]: 当时用于电话传输的模拟信号，其噪声每经过一个节点就会变得越来越大，这就是为什么这种方法在当时不适合此类应用。 [^f04-38]: 马修·G. 基尔申鲍姆（Matthew G. Kirschenbaum）（2008）观察到，某些媒介理论具有一种意识形态特征，即把数字媒介描述为非物质的、转瞬即逝的，而对其对象的物质基础设施所作的细致分析却揭示出恰恰相反的情形。 [^f04-39]: 关于“流变的形而上学”（metaphysics of flux）与“流的本体论”（ontologies of flow）的讨论，参见 Sutherland（2012）。 [^f04-40]: 关于历史上对河流的隐喻性使用，参见汉斯·布鲁门贝格（Hans Blumenberg）身后出版的研究（2012）。 [^f04-41]: 在这一问题上，同样值得参考 20 世纪 60 年代的另一部奠基性文本，即伦纳德·克兰罗克（Leonard Kleinrock）的 *Communication Nets*（1964）；在该书中，被建模的是“流”而非“突发”，并且区分了稳定流与非稳定流。 [^f04-42]: 在这个意义上，分布式网络可以与赫尔曼·冯·亥姆霍兹（Hermann von Helmholtz）在描述神经系统速度缓慢所带来的同步问题时提到的“普通鲸鱼”相比较：“幸运的是，我们的感官知觉在到达大脑之前所必须穿越的距离很短，否则我们的自我意识就会远远落后于当下，甚至落后于对声音的知觉……对一头普通的鲸鱼来说，情况或许更成问题；因为这种动物很可能在尾部附近受伤一秒钟之后才感觉到伤口，而且还需要再花一秒钟才能向尾部发出自卫的命令”（1853, 325）。 [^f04-43]: 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在其著作 *Die Verbundenheit der Dinge*（“The Connectedness of Things”，《事物的关联性》）中，将阿帕网的起源追溯至巴兰的网络构想（2014, 355–56）。 [^f04-44]: 因此，巴兰的一个脚注在这方面尤其能说明问题，该脚注涉及“长距离链路上传播速度”（velocity of propagation over long links）的重要性：“3000 英里，以 ≈ 150,000 英里/秒计 ≈ 50 毫秒传输时间，T。1024 比特报文，以 1,500,000 比特/秒计 ≈ 2/3 毫秒报文时间，M。因此，T >> M”（1964d, 6）。在这些公式中，整个模型被界定为一个同步过程，这是因为只有当传输时间与处理时间相互协调时，通信才能成功。因此，将数据标准化为可快速处理的信息块，应当被理解为对同步问题的一种回应。 [^f04-45]: TCP/IP 通过内置对运行时错误和偏差的容差，预先考虑到了此类延迟。因此，差异是内在于该协议之中的。 [^f04-46]: 例如，参见 McLuhan and Nevitt（1973）和 Virilio（2000）。关于这一问题更全面的讨论，参见 Sprenger（2012）。 # 结论：走向一种中断的网络政治 以决策来控制数字网络的想法，正如保罗·巴兰（Paul Baran）的模型所展示的，最初是为解决一个特定的技术问题而构想的。它出现于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随后服务于多种目的。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本身既非善亦非恶。然而，对于数字网络的运作而言，它们是不可避免的。因此，为了保有改变此类决策之范围的可能性，重要的是防止它们被据为己有，并意识到它们得以变得合理的那些历史情境。倘若我们能够成功发展出某种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将这种历史视角与当下正在发生的事情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倘若网络政治能够在当前关于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与监控（surveillance）的争论中意识到互联网架构的历史——那么，回到开端或许能为我们提供对可能未来的新洞见。由此可能会显露出：决策虽然必要，却未必总是、且早已在某次给定的传输之前就被做出；每一次传输或许确实都是一种权力的施行，但网络允许这种权力被分布开来；并且，虽然没有控制的流量（traffic）或许不可能存在，但流量总是先于所涉及的控制。这样一种网络政治，作为对我们每日所面对的连接洪流的回应，可以为生活中的断连（disconnections）争取并保留一个空间，并且还能在很大程度上于控制（control）与监控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 因此，作为结论，我应当再次审视由这些决策所产生的连接与断连。在本文中，我聚焦于借助协议性原则（protocological principle）〔译注：“protocological”沿用加洛韦的用语，指由协议所构成、以协议方式运作的〕创造微观决策之条件的若干时刻与场所。在这些场合之外，还可以加上：电话网络 X.25 协议的确立、ARPANET 与名为 Cyclades 的法国网络的开发、TCP/IP 实施的诸多阶段，以及当下所谓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发展——它使我们的环境变得可预测。这些例子的共同之处在于：不仅存在微观决策之标准在制度上被确定下来的场所与时刻；更重要的是，这些标准本身在网络中生成了场所，并遵循一种自身的时间性。决策在这些场所被做出，以便事物能够在一种特定的时间性中独立地运行下去。这些场所与时刻适合以一种媒介考古学（media-archaeological）的视角加以考察，而严格说来，这一视角不应与其发现所具有的网络政治意涵相分离。 鉴于其影响之深远，技术网络及其媒介的运作方式首先应当从它们如何利用同步（synchronization）来处理差异这一角度加以理解。数字数据在分布式网络或无标度（scale-free）网络中的传输——从网页浏览到高频交易再到物联网——之所以如此有效，恰恰是因为它们不断被中断（尽管不可否认，它们以尽可能高的速度运行）。考虑到此类网络的历史，人们甚至可以认为，它们在技术上之所以可能，恰恰是因为它们并非、也不可能是瞬时的（instantaneous）。一个连续的流（flow）会冲刷掉一切差异，从而也会消除媒介所预设和所需要的分离或断连。对中断（interruption）的遮蔽或模糊化——在各种历史语境中都可以找到其证据——具有技术与理论上的后果，也具有政治效应。如果将传输构想为对距离的克服，如同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的“以电子手段消灭空间与时间”（annihilation of space and time by electronic means）（1998, 379），那么我们就会像巴兰笔下那位受蒙蔽的用户一样，看不到数字网络的运作模式，从而也看不到其连接与断连的政治。看似以连续之流抵达我们屏幕的东西，实际上是由信息构成的一系列突发（bursts）。关于每一次突发都会做出决策，而这些决策具有政治意涵。它们决定了谁能被连接、谁被断开。倘若数据真的在流动，传输就会是瞬时的；那样便不会有决策，因为既没有供决策发生的时间，也没有供其发生的场所。那样一来，决策就总是被预先做出，且无法被改变。换言之：直接性（immediacy）理论是关于如何变得无权无力的说明书。通过遮蔽此类决策的时间与场所，我们将面临这样的危险：忽视讨论那些过程的可能性——技术标准与分发模式正是通过这些过程而被转变，并因此被中断的数据流所塑造；正是这些过程决定了谁与谁相连、谁与谁断开。 巴兰的通信经济学最终并不旨在避免由传输之间的停顿与空闲时刻所造成的未使用信道或节点的高昂成本。节点过载的问题在 1960 年代初并不存在。鉴于当时的容量过剩，中立性与优先级排序因而并不是必须加以考虑的事情。因此，在技术层面上纳入某种中立性——它起初仅仅是为了服务于硬件、应用与内容的兼容性——在当时很难显得像是一项最高层级的政治行为。然而在今天，这些问题的意义要重大得多：利用优先级排序来管理过载的网络已不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它也已成为一个日益激烈的社会与政治问题。反过来，由此也变得清楚的是，1960 年代那些在不同情境下被发现的技术解决方案，在我们当前的条件下仍在持续产生效应。相应地，巴兰的模型提供了一个框架，正是这一框架造就了当下带宽（bandwidth）管理的必要性以及微观决策相应的政治地位。尽管条件有所不同，但自 1964 年以来，它们就已被铭刻在网络架构之中，并且自始至终都是政治决策。即便它们在 1964 年是在无歧视的情况下做出的，因而在网络变得过载之前看起来可能是民主的，情况也依然如此。也就是说，在那之前，决策仍然必须做出，但它们并不让任何人优先于任何其他人。互联网自 1990 年代以来的成功，并不仅仅在一种平凡的意义上被政治化了——即它充当了表达意见、介入与组织的论坛。毋宁说，通过这一成功，其基础设施已成为社会连接的全球基础；社会性与技术因而紧密交织，以至于无法说清何者先于何者。倘若这一基础设施发生改变，乃至其功能受到质疑，那么社会之构成就将受到无法回避的影响。 这些观察对一种中断的网络政治以及对反对相关决策而言，具有一系列后果。事实上，决策过程是无法被否认的；否认它就等于否认决策所关涉的那个东西本身：数字网络中的数据传输。正在做出决策这一事实，不能被当作一个可供协商的问题；这样做就等于拆除协商对象本身的基础。寻找一种反对视角的困难在于，这些决策使我们为之奋斗的东西得以可能。因此，在这种情境下，很难采取一种明确无歧义的立场。我们所能运用的反而是一种话语策略，这一策略得到了混沌计算机俱乐部（Chaos Computer Club）与电子前哨基金会（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认可，可以被用来让用户在数字文化中拥有发言权，并为他们提供某些自卫手段：一方面，这一策略涉及扩展社会辩论，并要求服务提供商（providers）使其程序透明化；另一方面，它涉及向个人传授关于加密与技术过程的知识，以便以匿名的不透明性来对抗被强加的透明性。 这种实用主义接受技术状况，以期改善它们，并对抗博主米夏埃尔·泽曼（Michael Seemann）所描述的作为数字连接性之效应的失控（参见 Seemann 2015）。在另一个层面上，它运用了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与尤金·撒克（Eugene Thacker）在其著作《漏洞利用》（*The Exploit*）中所进行的那种分析。[^f05-47] 其目标在于考察网络的协议与标准——正是它们规定了延迟数据的处置方式，从而决定了谁能与谁相连，以及什么能够或不能被说出和做出。[^f05-48] 加洛韦与撒克的意图是利用既存的权力：“然而，在协议性网络中，政治行为通常不是通过把权力从一处转移到另一处而发生的，而是通过利用系统中已然存在的权力差而发生的”（Galloway 2004, 81）。按黑客对这个词的理解，“漏洞利用”（exploit）是系统中的一个脆弱元素，它使得正在起作用的权力能够被用于新的目的。为了利用此类机会并利用某一给定系统的内在动力——可以说，这是一种间接却又对时机作出回应的战术——就必须对自己希望改变的结构有深刻的理解。唯有牢固掌握规则，我们才能够破坏它们、肯定它们，或按照我们的意愿重写它们。此类尝试在试图维持一种将控制绑定于主体的主权（sovereignty）时显得无能为力。谁应当知道谁能访问哪些数据？此类主权的条件已发生如此根本的变化，以至于现在早已是重新审视其技术基础的时候了。在数字网络中没有人拥有控制权，这是因为数字网络本身无非就是对其分发进行的、受决策约束的控制。 因此，这样一种政治应当从微观决策的层面开始，也就是从决策发生的场所与时间开始。作为中断，它们对于理解网络的结构至关重要。它们具有场所，因为它们是网络中打断直接连接的节点（nodes）；它们是时间性的，因为时间正是中断所需要的东西——总是比人们所希望的更多，然而这段持续时间却是网络本身之可能性的前提条件。中断就是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所说的“一站式商店”（one-stop-shops）（Mestmacher-Steiner 2014）：在一个步骤上、在很短的时间内、在单一场所，它们使各种各样的事情得以完成。没有必要监控每一个终端；单个节点就足够了。一种另类的网络政治可以围绕这些中断、延迟与差异组织起来。在寻找漏洞利用——加洛韦与撒克将其定义为权力系统内部能够被调制（modulated）的脆弱性——之外，一种另类的网络政治不仅应当使中断成为其运作模式，还应当将中断理解为通信。在每一个数字网络中，中断都是首要的运作模式。正是由于中断，传输才得以进行。 最后我想指出，从这一点出发，应当去寻求另类的组织形式，它们不再以产生直接的连接为目标，而是建立在中断——无论如何都不可避免——以及连接的偶然性（accidence）之上。这样一种集体必须将自身的断连——即其连接的中断——理解为不是需要与之斗争的威胁，而是相对于那些需要连接性、却在连接中断时便失去它的集体的一种优势。连接被创造出来，但断连或分离也同样被创造出来。中断可以导向一种去组织化（disorganization）的组织模式。社会理论家罗德里戈·努内斯（Rodrigo Nunes）（2014）所倡导的“无组织者的组织”（organization of the organizationless），在这个意义上也可以被理解为对中断的肯定——这种肯定意识到：关于其连接的决策正在被做出，控制是不可避免的，但控制是可以被破坏的。与此并行，新的网络架构，例如递归网际网络架构（Recursive InterNetwork Architecture，RINA），可以在忠实于当今网络之基本原则的同时，为改变其中具有争议的方面引入新的可能性（参见 Day 2010）。 换言之，在后斯诺登时代，数字网络中控制与监控之间的区别已变得更加清晰，控制这种控制并规避监控的必要性也同样如此。这一行动方针的前提，是一种在技术上被编码的条件：不可能存在一个进行决策的中央权威，而只有在每一个节点上对协议性权力模式的局部应用（参见 Galloway 2004, 82）。这种架构赋予网络中的政治一种不稳定的地位：改变协议就是干预其自身活动的前提条件。对协议之应用的控制只能借助额外的协议来实现。而将微观决策揭示为决策、书写其历史、辨识其场所与时间，诚然可以算是对它们的批判，但这本身并不改变任何东西。不过，以这种方式，网络政治的细致工作——正如关于网络中立的公共辩论所例示的那样——无疑会被置于一个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 本文分析了那些确保通信之及时性的“同步的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s of synchronization）（参见 Kassung and Macho 2012），它们因而对于一种实时（real-time）考古学以及对其幻象的谱系学而言至关重要。就它们彼此交织而言，它们表明，媒介的历史与直接性的历史是紧密相关的。此外，它们还表明，传输的微观决策已多么深地嵌入当下的“技术状况”（technological condition）（Hörl 2011）之中。网络中立的未来发展以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曝光事件之政治后果的意义正在于此。尽管我们表面上沉迷于当下，但历史的教训是必要的，以确保我们将继续在数字文化中拥有发言权。 简言之，问题在于：我们是想生活在一个因为每项决策都早已做出而显得在流动的世界里——以一种不透明的方式，因为我们将无法进入那个确实在不断发生中断与决策的后台——还是想生活在一个永远不会对自身在场的世界里，在其中，虽然不会有直接性，但每个节点上的每一项决策都能被改变，并对新的可能性保持开放。我们无法回避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可以说）早已陷入它的网中。然而，我们可以为了我们自己的目的而利用中断的力量。如果决策尽管数量庞大，仍能继续在个体层面上被辨识出来，那么出现一个连续不断、不被中断的决策时期这种潜在的紧急状态就可以被转移。〔译注：原文为“The potential emergency of their being a continuous, uninterrupted period of decision-making”，其中“their”疑为“there”之误，此处按“there being”译出。〕只要它们的时间与场所是已知的，这就仍然是可能的。如果决策变得正常，如果它变成仅仅是日常生活的一种条件，那么，正如乔治·阿甘本（Giorgio Agamben）所指出的（2014），一向指称决策时刻的危机（crisis）观念，就会失去其时间标记，而变成一种普遍的事态。它将是无摩擦的、没有中断的。在这个意义上，数字文化可以是危机的文化（参见 Chun 2011）。 然而，或许一个更大的挑战正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逼近：微观决策是由机器为了其他机器、并关于其他机器而做出的。虽然我们或许仍能辨识出个别的决策，但我们总是会姗姗来迟，因为它们的数量之巨与速度之快超出了我们的能力。如果机器只与机器通信，而人仅仅是节点末端的附属物；如果权力的利益继续由更新、更精确的机器所服务；如果决策不再有决策者，那么摆在我们面前的实际任务就将已经发生转移。届时情况可能是：我们传统的描述语言，我们关于人与机器、关于创造、劳动与活动的概念，将已变得过于不精确，以至于无法把握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谁在监管谁。或许它们已不再足以理解那些既不使人类变得多余、也并非按照我们的模型设计出来的机器。面对控制与监控在这种情境下可能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我想就此结束本文。 [^f05-47]: 参见 Galloway and Thacker (2007)。然而，即便在加洛韦的著作中，也提到了瞬时传输：〔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Galloway（2004, 20）的一段文字，大意为：正如马克思深入商品的内部结构，以便在整体生产的语境中解释其物质运作，作者也必须深入分布式网络、编程语言、计算机协议及其他数字技术之中，正是这些技术已将二十一世纪的生产转变为一个由非物质之流与瞬时交易（instantaneous transactions）构成的鲜活整体。〕（Galloway 2004, 20）在这里，德里达（Derrida）所说的“矛盾中的一致性”（coherence in contradiction）同样显而易见，因为加洛韦所展示的恰恰与其隐喻所暗示的相反。 [^f05-48]: 在数字条件下，话语分析（discourse analysis）不仅可以应用于档案的层面，也可以应用于微观决策、协议或算法的层面——我明白，这种新的取向如今已是显而易见的了。与传统的权力工具一样，它们同样决定了什么能够被说出与被看见。或许下一步将是在这一层面上重新表述话语分析与媒介考古学的方法，以便跟上技术的发展。换言之，目标将是分析网络借助连接与断连允许或不允许说出的东西是什么。 # 致谢 本文第二部分的较早版本曾于 2012 年在俄亥俄州迈阿密大学（Miami University）主办的“网络考古学”（Network Archaeology）会议上宣读。我感谢该会议的组织者克里斯·奇克（Cris Cheek）和妮科尔·斯塔罗西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也感谢我们之间富有成果的讨论。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蒂尔·海尔曼（Till Heilmann）和克里斯托夫·恩格曼（Christoph Engemann）都以慷慨的细心阅读了本文的草稿，帮助我避开了许多陷阱。此外，我要感谢格茨·巴赫曼（Götz Bachmann）、保罗·法伊格尔费尔德（Paul Feigelfeld）、许煜（Yuk Hui）和斯科特·拉什（Scott Lash），他们让我得以在 2014 年于吕讷堡（Lüneburg）的洛伊法纳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举行的“数据与技术”（Data & Technics）会议上报告这项工作的后期阶段。若没有埃里希·霍尔（Erich Hörl）和格茨·巴赫曼的持续鼓励——他们敦促我专注于我的想法中的政治面向——本书绝不会呈现今天的样貌。 我还要感谢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的同事们，特别是“数字文化”（Digital Cultures）丛书的编者们。若没有 meson press——尤其是其代表马库斯·布克哈特（Marcus Burkhardt）和安德烈亚斯·基希纳（Andreas Kirchner）——的参与和支持，本书绝不可能问世。瓦伦丁·帕基斯（Valentine Pakis）细致而准确的翻译使本书得以面向更广泛的读者，对此我心怀感激；塞巴斯蒂安·莱尔（Sebastian Lehr）以局外人的视角审视我的工作，指出了我思考中的某些不一致之处，并帮助我完善论证，他同样值得我的感谢。然而，我最诚挚的谢意要献给雷吉娜·乌策拉（Regina Wuzella）。〔译注：本书原为德文，英文版由瓦伦丁·帕基斯译出；中文据英文版译出。〕 # 参考文献（Works Cited） 〔译注：参考文献按原书保留原文，仅修复 PDF 提取造成的断行。〕 - Abbate, Janet. 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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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kis） **前言作者：** 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Christopher M. Kelty） **丛书：** 数字文化丛书（Digital Cultures Series），Armin Beverungen、Irina Kaldrack、Martina Leeker、Sascha Simons、Florian Sprenger 编，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 **出版：** meson press，混合出版实验室（Hybrid Publishing Lab），吕讷堡洛伊法纳大学数字文化中心，2015 年 **ISBN（PDF）：** 978-3-95796-041-2　**DOI：** 10.14619/005 **原书来源：** https://meson.press/books/the-politics-of-micro-decisions/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15/04/9783957960412-Sprenger-The_Politics_of_Micro-Descisions.pdf） ## 原书许可 原书版权页声明：“This Publication is licensed under the CC-BY-SA 4.0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ShareAlike 4.0 Unported).”即本书以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CC BY-SA 4.0）许可发布：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原书资助方：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下萨克森预先资助”（Niedersächsisches Vorab）项目、下萨克森州科学与文化部，以及欧盟重大项目“吕讷堡创新孵化器”（Innovation Incubator Lüneburg）。 ## 本译本说明 - 本译本为**非官方简体中文译本**，未经作者、英译者或出版社审定，译文中的任何错误由译者负责。译文依据上述 meson press 2015 年 PDF 版本译出。 - 依照原书 CC BY-SA 4.0 的“相同方式共享”条款，**本译本同样以 CC BY-SA 4.0 许可发布**：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deed.zh-hans 。转载或改编时须署名原作者、英译者与本译本，并以相同许可发布。 - 对原文所作的改动：译为简体中文；脚注改为 Markdown 脚注并保留原编号；人名与关键术语首次出现时括注原文；参考文献保留原文。 - 不在原书许可范围内的材料未予复制：封面图（© Lily Wittenburg）；图 1（OSI 模型，来源 Wikimedia，原书未注明许可）；图 2、3、5（出自 Paul Baran 1964 年兰德公司报告）。这些图只保留中文图注与出处。图 4 出自 Doppelmayr 1744 年著作，属公有领域，予以保留。第一章所引美国外国情报监视法院对 Verizon 的命令属美国政府文件，照译。其他受版权保护作品中超过约四行的长段引文改为带出处的中文概述（以〔译注〕标出）。 - 译者补充的说明以“〔译注：……〕”标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