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状态机器 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 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 编 中文初译 v0.1 # 状态机器 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 ## 版权与出版信息 《状态机器：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 编辑：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 文字编辑：Rebecca Cachia 封面设计：Hanna Valle 版式设计：Inte Gloerich EPUB 制作：Inte Gloerich 印刷：Drukkerij Tuijtel，荷兰 Hardinxveld-Giessendam 出版：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阿姆斯特丹，2019 年 ISBN：978-94-92302-33-5 **联系方式**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电话：+31 (0)20 595 1865 电子邮箱：info@networkcultures.org 网站：www.networkcultures.org 订购纸本或免费下载本出版物：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订阅 INC 新闻通讯：networkcultures.org/newsletter。 本出版物获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支持。本项目获欧洲委员会资助。本出版物仅反映作者观点，欧洲委员会不对其中信息的任何使用承担责任。本书在“状态机器”项目框架内制作；该项目由 Aksioma（斯洛文尼亚）、Drugo more（克罗地亚）、Furtherfield（英国）、网络文化研究所（荷兰）和 NeMe（塞浦路斯）共同开展。  感谢 Aksioma、Drugo More、Furtherfield、网络文化研究所和 NeMe 的所有同仁，感谢所有作者的贡献，感谢 Rebecca Cachia 细致的文字编辑，以及 Hanna Valle 清新的设计。感谢 Davor Mišković 为项目构想提供的意见，以及 Sepp Eckenhaussen、Sheila Pinkel、Miriam Rasch 和 Patricia de Vries 周到的编辑支持。 本出版物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CC BY-NC-SA 4.0）。许可文本见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4.0/。 # 状态机器 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 编者：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 ## “状态机器”项目此前出版的作品 所有出版物均可在 statemachines.eu/books 免费下载。 - 《从国家机器到无国家机器：一条轨迹》（State to Stateless Machines: A Trajectory），James Bridle，Aksioma，2019。 - 《挑战基础设施：另类组网与艺术的作用》（Challenging Infrastructures. Alternative Networking & the Role of Art），Daphne Dragona、Dimitris Charitos，Aksioma，2018。 - 《我在世界尽头看见区块链，转过身，走了回来》（I Saw the Blockchain at the End of the World, Turned Around, and Walked Back），Jaya Klara Brekke，Aksioma，2018。 - 《来自被排除的中间地带的笔记》（Notes from the Excluded Middle），Daniël de Zeeuw，Aksioma，2018。 - 《Janez Janša® 展览图录》（Janez Janša® Exhibition Catalog），Janez Janša、Janez Janša、Janez Janša，Aksioma，2018。 - 《Janez Janša 及其之外》（Janez Janša and Beyond），Mladen Dolar、Jela Krečič、Robert Pfaller、Slavoj Žižek，Aksioma，2018。 - 《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MoneyLab Reader 2: Overcoming the Hype），Inte Gloerich、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编，网络文化研究所，2018。 - 《夺回企业拥有的自我》（Reclaiming the Corporate Owned Self），Marc Garrett，Aksioma，2017。 -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Ruth Catlow、Marc Garrett、Nathan Jones、Sam Skinner 编，Furtherfield 与 Torque，2017。 ## 目录 以下数字为原书页码；PDF 内的目录链接指向相应中文篇章。 - [超越各自的孤岛](#ch01) — 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原书第 7 页 ### 分析 - [从国家机器到无国家机器：一条轨迹](#ch02) — James Bridle；原书第 13 页 - [机器、殖民性、故障：关于以色列技术现代性的民族志反思](#ch03) — Rebecca L. Stein；原书第 22 页 - [图廊](#ch04) — 原书第 32 页 - [围墙之前、之后与之外](#ch05) — Krystian Woznicki；原书第 49 页 - [重新导向责任：从结构性不安全到系统性抑郁](#ch06) — Lídia Pereira；原书第 70 页 - [边界之外](#ch07) — Rachel O’Dwyer；原书第 83 页 ### 行动 - [底层公地的货币：无产者破坏金钱的隐秘账簿](#ch08) — Max Haiven；原书第 94 页 - [向 #Syllabus 学习](#ch09) — Valeria Graziano、Marcell Mars、Tomislav Medak；原书第 115 页 - [如何破解人工智能](#ch10) — Francis Hunger；原书第 129 页 - [数据库中没有匿名](#ch11) — Emily van der Nagel；原书第 145 页 - [将聚合酶链式反应置于情境中：生物技术中化学与计算隐喻的力量和影响](#ch12) — Paul Vanouse；原书第 159 页 ### 艺术 - [艺术、经验与生成：变异体、代理与化身](#ch13) — Marc Garrett 访谈 Lynn Hershman Leeson；原书第 176 页 - [在金融黑箱中召唤幽灵](#ch14) — Patricia de Vries；原书第 183 页 - [夺回企业拥有的自我](#ch15) — Marc Garrett；原书第 195 页 - [寻找唯一真链](#ch16) — Rob Myers；原书第 205 页 - [艺术、债务、健康与照护](#ch17) — Marc Garrett 访谈 Cassie Thornton；原书第 223 页 - [有人告诉了我不该知道的事。不过，你有工作可以专注，真好](#ch18) — Helen Kaplinsky；原书第 234 页 - [即兴演绎区块链](#ch19) — Max Dovey；原书第 249 页 ### 附录 - [作者简介](#ch20) — 原书第 256 页 # 超越各自的孤岛 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 > 世界只会向前转动。我们将成为公民。时刻已经到来。……伟大的事业开始了。[^ch01-001] 2018年，Jeff Bezos和Elon Musk因为筹划供精英阶层退居的太空居所而登上新闻头条；与此同时，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在众多科学家的支持下警告，一场巨大的环境灾难正在逼近，到2030年就会发生。[^ch01-002] 然而，各国政府仍忙于花费数十亿欧元，通过筑墙保卫地理边界：既有美国、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匈牙利的实体墙，也有英国脱欧辩论以及世界各地许多选举中浮现的意识形态之墙。在技术领域，监视和控制的机器正被不断开发，并呈指数级扩散，包括虹膜、人脸和声音识别软件、指纹识别、DNA、加速度计、IP和MAC地址追踪器，以及与外部数据库相连的皮下微芯片植入物。许多此类技术与大多数设备中已经十分先进的内置GPS结合使用。这些受专利保护的技术被苹果首席执行官Tim Cook称为“数据工业复合体”的组成部分，[^ch01-003] 它们为存储海量数据的数据库输送资料，而只有科技巨头和某些政府机构获准访问这些数据库。历史上，大众媒体曾传播互联网诞生之前抗议运动的信息；与之相似，今天掌控算法的人也掌握着影响公众舆论的力量。 “状态机器”是一个获得欧盟资助、始于2017年的合作项目。合作伙伴Aksioma（斯洛文尼亚）、[^ch01-004] Drugo More（克罗地亚）、[^ch01-005] Furtherfield（英国）、[^ch01-006] 网络文化研究所（荷兰）[^ch01-007] 和NeMe（塞浦路斯）[^ch01-008] 之间的讨论，围绕着动荡的政治年份之后日益加剧的不稳定处境，以及构想可行替代方案和包容性未来的必要性展开。我们如何学会超越塑造周围世界的新自由主义和极端民族主义逻辑的限制来思考？我们又如何回应这个由算法新闻推送、高频交易、地理围栏和待售公民身份组成的新世界秩序？我们把这些问题提炼为一个贯穿全程的主旨：“我们需要什么工具来理解这个世界？当代文化生产形式如何帮助我们想象并实现其他可能的未来？”[^ch01-009] 两年之后，我们面临一种可能的现实：提出这个问题时也许已经太晚；我们也进一步思索，这些“可能的未来”在当下生物—地理—政治主流中究竟是否真的有实现的可能。我们在研究中收集的许多信息表明，近些年彼此关联的环境、政治、经济、科学和技术事件，并未均匀地进入公共意识。令人不安的是，当代大多数霸权话语中缺少一种把人类视为整体的认识。随着带有族群和种族色彩的暴力日益增多，言论自由正迅速消失，而审查已不再关乎压制，“而是关乎控制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可信度”。[^ch01-010] 情境主义者为帮助我们观察、质疑并理解世界而提出的“漂移”（dérive）[^ch01-011] 所具有的转移、扰乱策略，十五年多以前还被战术媒体艺术家欣然采用，如今却退化为让我们无可救药地分心、远离世界的手段。仿佛世界本身的复杂程度还不够，我们又通过大量新闻来源，用具有操纵性的数字消遣以及信息（与错误信息）增添其复杂性；其中许多来源要么充满偏见，要么完全虚假，并穿插着我们不需要的商品、只能梦想的生活方式以及负担不起的度假套餐广告。 我们邀请艺术家和理论家关注这些技术及其网络如何影响生活，借此探讨它们对于我们的集体与个人身份，以及不断变化的公民身份、数字劳动和金融观念意味着什么。本书重新审视当下的技术政治主流，以及正在开发的形形色色、不择手段的技术：它们旨在把“用户”维持并重新设计为可供政治利用的受制者和数字摇钱树，或随时可以取用的专有数据来源。 直到不久之前，浑然不觉而自得其乐的欧盟公民或许还幻想自己生活在没有边界的现实中，然而事实上，世界上许多边境墙都是过去二十年内竖立起来的。除了带有浮夸宣传色彩的“特朗普边境墙”——它将产生、而且在对它的预期中就已产生毁灭性且真实的后果——世界各地还有更多英里的所谓“反非法移民”围墙正在建设。[^ch01-012] 但并非所有边界都是实体的，也并非所有边界都像混凝土墙那样固定。较难看见的是移民越来越常遭遇的意识形态、技术和算法的墙与栅栏；它们在阻止身体通行或拒绝基本许可方面同样有效（Krystian Woznicki）。在行动自由这个光谱的另一端，是那些负担得起投资入籍项目的人。与此同时，没有合适证件的人面前被设置了仿佛无穷无尽的关卡；而“待售”护照则帮助付得起适当价钱的人消除种种障碍（James Bridle）。数字技术不仅被用于构筑围墙或促成由财力支持的拆墙，媒体技术也正成为世界各国国家控制无所不在的常用工具，例如以色列由国家运营的社交媒体（Rebecca L. Stein）。 以数字技术强化国家意识形态的做法并不限于军事化地区。关于闭路电视摄像头能否有效减少犯罪的研究，远未得出定论，[^ch01-013] 而且尽管存在隐私方面的担忧，这项技术仍一如既往地流行。例如，据估计，2011年英国每32位公民就对应一个由国家或私营部门运营的摄像头。[^ch01-014] 当人脸识别和其他追踪技术也被加入进来，我们在世界中的存在便以越来越难察觉的方式被转化为可操作的对象。许多艺术家、行动者和黑客正在寻找削弱、扭曲这些技术的方法，或者在不妨碍人与人互动的前提下抵消它们的影响；例如使用发出紫外光的帽子，或专门设计来扰乱人脸识别人工智能（AI）的围巾（Francis Hunger；Emily Van Der Nagel）。 针对国家推行技术所带来某些不良影响的行动策略并非新事物。货币就是一例：它分布如此广泛，以至于几乎不再被认作一种技术；而各种替代物大体上仍被锁在它们声称要反对的意识形态之中。尽管基于区块链的加密货币是当下最时髦的颠覆事物，“另类硬币”却有很长的历史，它们在一只手传到另一只手的过程中不断创造新的用途和意义。对于过去几个世纪里“流浪汉镍币”或“囚犯爱情信物”所关联的创造力与抗命精神，我们能够学到什么（Max Haiven）？而审视区块链时，我们如何超越把第n种加密货币编写出来，或试图找到统御一切的那一条链（Rob Myers）？我们如何运用行动主义与艺术的探索和想象，创造真正能够颠覆现状的技术（Max Dovey）？ 与此同时，作为金融资产的艺术正在区块链上扩展到新的维度。艺术品不再作为供人体验、分析或观看的事物发挥作用；当它们被藏进无法进入、温湿度受控的自由港时，便可以用全新的方式产生效力。在那些短暂而持续发生的时刻，它们只以智能合约的形式显现，在世界各地交易，却从未改变所在位置（Rachel O’Dwyer）。这种幽灵般的出现／消失，在更广泛的意义上与交易和货币有关，而它并无助于拆解人们眼中的金融黑箱（Patricia De Vries）。更何况，我们用来描述那些控制着我们的金融与技术系统的语言远非理想（Paul Vanouse），也许需要以激进的行动主义重新夺回能动性。也许个人必须成为企业行为主体，才能在那些塑造当今社会的算法力量面前获得某种着力点（Marc Garrett）。也许我们需要追随身份的灵活性及其重新组合，正是借由这些方式，Lynn Hershman Leeson（接受Marc Garrett访谈）让观众能够在精确技术的包围中探索并建立一处人类流动性的空间。 在政治层面，我们在世界许多国家看到紧缩政治的剧烈后果。企业从不会离得很远，总是随时准备填补政府退却留下的巨大空缺。面对那些顺畅却往往在伦理上存在争议的初创企业解决方案，医疗保健尤其是一个脆弱的领域。例如，当负担得起的专业照护不再是可选项时，如今可以通过智能手机应用程序与机器人交谈，来治疗抑郁症（Lídia Pereira）。艺术家Cassie Thornton（接受Marc Garrett访谈）采取行动，试图消除人们对这些算法照护系统的需要；在希腊经济危机的背景下，她正在建立自下而上、相互联合的健康支持网络。除了危机地区居民当下所处的破坏性不稳定处境，资本主义逻辑的影响也正在渗入生活和人际关系的各个方面（Helen Kaplinsky）。 知识传播系统能够影响它们所激发、所促成的行动主义行为类型。盗版图书馆、设备和网络具有丰富的历史，它们开辟了替代性的知识形式，并围绕相互分享和建设新世界建立起强大的社群。[^ch01-015] “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等行动团体通过在社交媒体上传播课程阅读纲要，又加入了病毒式传播与社交网络效应，让信息的影响超越其惯常的围墙花园（Valeria Graziano、Marcell Mars和Tomislav Medak）。 本书阐明了一部分思想与活动，它们正在抵抗霸权性的、系统性的人权侵害；这些人权常被谈论，却很少被真正引述，例如获得承认为法律人格的权利（第6条）、隐私权（第12条）、国籍权（第15条）等等。[^ch01-016] 本书强调，只要愿意，我们就能够重新夺回塑造更健康、更自由、更平等未来的权利。在适应这片起伏变化的地形时，我们需要超越习以为常的各自孤岛，锻造新的能动性形式。这样，我们也许才能在情感与策略上做好准备，面对21世纪对我们的要求。 ## 参考文献 @scrippscollege. “‘你必须把审查看成控制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可信度，而不是管理言论。’——Zeynep Tufekci @zeynep”（“You have to think of censorship not as managing speech but about controlling your attention and your credibility.”-Zeynep Tufekci @zeynep），Twitter，2018年10月16日凌晨3:41，https://twitter.com/scrippscollege/status/1052011566474780673。 Blok, Sophie, Lotte Kuipers, and Mark Middel. “摄像监控总是成功，无论摄像头是否有效”（Cameratoezicht is altijd een succes. Of die camera’s nu werken of niet），Vrij Nederland，2019年2月4日，https://www.vn.nl/cameratoezicht-altijd-succes/。 “边境屏障”（Border Barrier），Wikipedia，2019年2月1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order_barrier&oldid=881237304。 Debord, Guy. “漂移理论”（Theory of the Dérive），Ken Knabb译，Situationists International Online，https://www.cddc.vt.edu/sionline/si/theory.html。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 “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Tim Cook的主旨演讲”（Keynote address from Tim Cook, CEO, Apple Inc），YouTube，2018年10月24日，https://youtu.be/kVhOLkIs20A。 “全球升温1.5°C”（Global Warming of 1.5°C），IPCC，http://www.ipcc.ch/report/sr15/。 Kushner, Tony. 《美国天使：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Angels in America: 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2013，第290页。 Lewis, Paul. “你正被监视：英国每32人就有一台闭路电视摄像头”（You're Being Watched: There's One CCTV Camera for Every 32 People in UK），The Guardian，2011年3月2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11/mar/02/cctv-cameras-watching-surveillance。 Maigret, Nicholas, and Maria Roszkowska. 《海盗之书》（The Pirate Book），Ljubljana: Aksioma –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2015。 Taylor, Emmeline, and Martin Gill. “闭路电视：关于其使用、滥用和有效性的反思”（CCTV: Reflections on Its Use, Abuse and Effectiveness），载Martin Gill（编），《安保手册》（The Handbook of Security），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公共空间闭路电视的有效性：对近期已发表的闭路电视影响犯罪之证据的回顾”（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pace CCTV: A review of recent published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CCTV on crime），Scottish Government，2009年12月，https://www2.gov.scot/resource/doc/294462/0090979.pdf。 United Nations. “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nited Nations，https://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ch01-001]: 出自主角之一Prior Walter之口，见Tony Kushner，《美国天使：关于国家主题的同性恋幻想曲》（Angels in America: A Gay Fantasia on National Themes），New York: Theatre Communications Group, Inc., 2013，第290页。 [^ch01-002]: “全球升温1.5°C”（Global Warming of 1.5°C），IPCC，http://www.ipcc.ch/report/sr15/。 [^ch01-003]: European Data Protection Supervisor，“苹果公司首席执行官Tim Cook的主旨演讲”（Keynote address from Tim Cook, CEO, Apple Inc），YouTube，2018年10月24日，https://youtu.be/kVhOLkIs20A。 [^ch01-004]: Aksioma—当代艺术研究所，Ljubljana，https://aksioma.org/。 [^ch01-005]: Drugo More，Rijeka，http://drugo-more.hr/。 [^ch01-006]: Furtherfield，London，https://www.furtherfield.org/。 [^ch01-007]: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Amsterdam，http://networkcultures.org/。 [^ch01-008]: NeMe，Limassol，http://www.neme.org/。 [^ch01-009]: 引自为申请“创意欧洲”资助而提交的“状态机器”项目申请文件。 [^ch01-010]: @scrippscollege，“‘你必须把审查看成控制你的注意力和你的可信度，而不是管理言论。’——Zeynep Tufekci @zeynep”，Twitter，2018年10月16日凌晨3:41，https://twitter.com/scrippscollege/status/1052011566474780673。 [^ch01-011]: Guy Debord，“漂移理论”（Theory of the Dérive），Ken Knabb译，Situationists International Online，https://www.cddc.vt.edu/sionline/si/theory.html。 [^ch01-012]: “边境屏障”（Border Barrier），Wikipedia，2019年2月1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order_barrier&oldid=881237304。 [^ch01-013]: “公共空间闭路电视的有效性：对近期已发表的闭路电视影响犯罪之证据的回顾”（The Effectiveness of Public Space CCTV: A review of recent published evidence regarding the impact of CCTV on crime），Scottish Government，2009年12月，https://www2.gov.scot/resource/doc/294462/0090979.pdf；Sophie Blok、Lotte Kuipers和Mark Middel，“摄像监控总是成功，无论摄像头是否有效”（Cameratoezicht is altijd een succes. Of die camera’s nu werken of niet），Vrij Nederland，2019年2月4日，https://www.vn.nl/cameratoezicht-altijd-succes/；Emmeline Taylor和Martin Gill，“闭路电视：关于其使用、滥用和有效性的反思”（CCTV: Reflections on Its Use, Abuse and Effectiveness），载Martin Gill（编），《安保手册》（The Handbook of Security），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ch01-014]: Paul Lewis，“你正被监视：英国每32人就有一台闭路电视摄像头”（You're Being Watched: There's One CCTV Camera for Every 32 People in UK），The Guardian，2011年3月2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uk/2011/mar/02/cctv-cameras-watching-surveillance。 [^ch01-015]: Nicholas Maigret和Maria Roszkowska，《海盗之书》（The Pirate Book），Ljubljana: Aksioma – Institute for Contemporary Art, 2015。 [^ch01-016]: United Nations，“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United Nations，https://www.un.org/en/universal-declaration-human-rights/。 # 从国家机器到无国家机器：一条轨迹 James Bridle # 从国家机器到无国家机器：一条轨迹[^ch02-001] 圣基茨和尼维斯是东加勒比海的一个岛国，两座岛屿是古老火山的两个残片，云雾与雨林环绕着它们，从安的列斯深蓝的海水中升起。它的面积仅一百多平方英里，居民约五万五千人，是西半球最小的主权国家。千禧年之交，两岛经济陷入困境：自40年代以来一直占据主导地位的制糖业衰落到了政府不得不关闭国有糖业公司的程度，炼糖厂停工，昔日的种植园任其荒废。与面积更大、交通联系更便利的加勒比岛屿不同，圣基茨和尼维斯既没有发展起强大的旅游业，也没有像一些邻国那样利用复杂的税法吸引国际金融登岸。然而，从2006年起，这个国家将成为一种新产业的先驱；它交易的不是离岸资本，而是国家身份本身的构成要素：取得公民身份的权利。 2006年，一位名叫Christian Kälin的瑞士律师带着一项提议来到圣基茨。他希望重组这个国家已有数十年历史的公民身份法律，让富裕的海外个人能够为自己购买一本圣基茨和尼维斯护照。Kälin是Henley and Partners（H&P）的关键人物；这是一家设于苏黎世、曾经名不见经传的财富管理公司。他的许多客户能够在世界各地调动资金以获得丰厚收益，但让自己与资金一同流动则更麻烦。中国、俄罗斯和许多其他国家的投资者希望能够自由前往他们想花钱的地方，尤其是北美和欧洲；这些地区对许多国籍的访客有严格的入境要求。然而，持圣基茨护照的人可以免签前往全世界132个国家，包括加拿大、美国和欧盟。〔译注：此处免签范围及下文政策、官职均按2019年版底本文字保留，不代表现行政策；原文将圣基茨和尼维斯政府首脑称为“President”。〕在圣基茨和尼维斯总统的直接主管下，一项交易达成了：任何愿意在两岛投资数十万美元的人，都可以获得一本珍贵的圣基茨护照。交易规定，每笔投资须包括用于房地产的400,000美元；结果，地价飞涨，豪华公寓在巴斯特尔和查尔斯敦的海滨涌现。不过，由于这些新公民并不需要真正住在国内，这些房产大多空置。作为一种颇为巧妙的历史延续，另外250,000美元被指定拨给“糖业多元化基金会”：这是由Kälin设立的慈善信托，旨在为那些失去甘蔗田工作的人创造就业。值得注意的是，这项信托从未公开账目，其利他宗旨因此受到质疑。它曾多次接受调查。2016年，安永的审计人员报告称存在“数额巨大的、无法解释的异常支出”；[^ch02-002] 2018年，新政府承诺用一个更透明、更能接受问责的替代机构取代它。[^ch02-003] 2006年，这项护照计划约占圣基茨和尼维斯GDP的1%。到2014年，这一比例已升至25%。计划的成功引发了世界各地争相推出投资入籍（CBI）项目的热潮，其中许多由H&P牵头；它是这个行业中唯一已有业绩记录的公司，而且已经掌握了一份遍布全球、寻求更强大护照的投资者通讯录。[^ch02-004] 其他加勒比国家——具体说来，安提瓜和巴布达、圣卢西亚和格林纳达——最先效仿了这一计划。欧洲随后加入：先是塞浦路斯，然后是马耳他；在那里，如今只需低至800,000欧元，加上一项敷衍的背景调查，就可获得欧盟护照。[^ch02-005] 今天，公民身份生意已价值数十亿美元，[^ch02-006] 而H&P仍是最大的参与者。[^ch02-007] 公民身份产业的发展是金融化的一个例子：在这个过程中，资产——商品、服务或风险——被转化为便于交换的形式。然而，这里涉及的资产是国家身份；尽管其历史动荡而相对短暂，它通常被描绘为坚固且不可侵犯的。在这种背景下，一边是当代民族主义政治的兴起以及世界各地边界的日益坚硬，例如修建栅栏与围墙、实行越来越严酷的安全制度，以及以剥夺公民身份作为惩罚；另一边是极富阶层能够越来越流畅地交换国家身份，两者形成鲜明对照。国家资产私有化，或许再没有比国家身份本身的市场化更极端的例子。H&P自己每年发布的《护照指数》和《国籍质量指数》，使这一切清晰可见。这些关于旅行自由和当地福利的全球调查，依据各国为其公民提供的自由程度——行动自由以及免于问责的自由——给世界各国排名。[^ch02-008][^ch02-009] 这一轮最新的全球金融化，其影响并不限于直接使用该项服务的人。它还以房价变化的形式显现，并被压迫性国家武器化，用来对付最不幸的人。地中海沿岸的海滨大道上升起闪耀的高楼，却像它们在中国房地产公司网站上的数字替身一样空空荡荡。这些奢华的盒子并非真正的生活空间；它们是资本外逃的保险箱，也是取得新身份的首付款，而生活在它们阴影下的人群仍被当地的腐败所禁锢——这种腐败会吞食任何新增收入。[^ch02-010] 对那些被强行施加市场力量的人而言，更糟糕的命运正等着他们，例如海湾国家没有证件的居民，被迫接受远方贫困群岛国科摩罗的付费公民身份。[^ch02-011] 然而，在这种我们如今本应熟悉、却似乎从未完全领悟的自我吞噬行为中，公民身份虚拟化最重大的受害者很可能是国家自身。 在《护照的发明》中，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John Torpey把护照的出现描述为这样一个过程：人们“为了拥有一种‘身份’而变得依赖国家；他们只有费尽周折才能摆脱这种身份，而它可能显著影响他们进入各种空间的机会”。但他也强调，不断增强的行动管制如何主动塑造国家自身的形式：“护照以及相关行动管制的出现，是国家之‘国家性’的一个根本方面。”[^ch02-012] 因此，削弱护照也就是削弱国家，这也是非法移民和无证移民经常被描绘为威胁国家存亡的原因之一。这同样解释了为什么我们会看到，那些愿意颠覆治理和民主程序的人，与那些寻求颠覆国家身份本身的人并肩工作。 Henley and Partners（H&P）自扩张之初就向政治和金融操纵专家寻求帮助，以传播投资入籍（CBI）的福音，并确保其持续存在。一段偷拍录像在两岛2010年选举前几周在圣基茨疯传：以反腐纲领参选的总统候选人Lindsay Grant，被拍到接受一笔高达150万美元的贿赂，[^ch02-013] 行贿者是一个姓名不详、同样没有露面的“房地产开发商”。[^ch02-014] 此事曝光之后，曾与H&P合作设立最初CBI计划的Denzil Douglas很快连任，开始第四个任期。虽然视频匿名发布，人们普遍认为它出自一家位于伦敦、行事隐秘的政治咨询公司“战略传播实验室集团”（Strategic Communication Laboratories Group，SCL Group）。[^ch02-015] 此后，人们发现SCL集团至少在六个加勒比国家开展活动，这些国家全都有正在运作或潜在的CBI计划。在每一处，SCL集团都与Christian Kälin密切合作，为支持CBI的政治竞选寻找投资者、确定宣传论点与选民受众。 2012年，SCL集团首席执行官Alexander Nix成为一家“公司内部的新公司”的负责人；这家新公司获得了美国对冲基金亿万富翁、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Robert Mercer的资助。它就是剑桥分析公司。2017年，Nix被摄像机拍到向一名卧底记者吹嘘，自己参与过全世界超过两百场选举，包括尼日利亚、肯尼亚、捷克共和国、印度和阿根廷的选举，并且深度参与了Donald Trump的当选：非法收集数百万份Facebook个人资料，利用其中的个人数据制作微定向、且合法性可疑的政治广告；这使该公司声名狼藉。[^ch02-016] 2018年在英国议员质询下，Nix承认，在SCL集团参与加勒比地区竞选期间，Kälin与他之间存在某种“关系”，而且“他很可能为那些选举活动提供过捐款”。[^ch02-017] 然而，早在SCL集团成为2016年美国大选及其后英国脱欧公投中令人厌恶的对象之前，它就已经为了H&P在加勒比各地播种混乱。多米尼克、格林纳达、圣卢西亚以及安提瓜和巴布达的政治竞选，都受到大量植入媒体的虚假报道污染。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总理Ralph Gonsalves指控该公司在2010年非法雇用政治活动者。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总检察长则就SCL集团参与该国2013年选举一事展开调查。〔译注：原文称英国脱欧公投在2016年美国大选“之后”，此处照录原文时序表述；实际公投举行于2016年6月。〕 正如CBI计划那样，这种政治混乱也扩展到欧洲。2017年10月，马耳他记者Daphne Caruana Galizia遭汽车炸弹杀害；在此之前，她调查马耳他政府与H&P之间的联系已有一段时间。[^ch02-018] 2017年5月与Kälin的电子邮件往来中，Caruana Galizia强调，他的公司介入马耳他，正在损害该国的政治共识和国内经济：“恐怕我们马耳他人只盼着Henley & Partners越早离开越好。不管某些企业服务提供者何等急切地想搭你们的便车，帮你们向东方权贵兜售马耳他公民身份，并因此给你留下怎样的印象，都改变不了这一点。这些买家中就包括《福布斯》榜上的一位中国铝业亿万富翁；他的登记地址却是纳克萨尔村一条小街里，一套首次购房者的小公寓。”[^ch02-019] 死亡之时，Caruana Galizia正面对多起诽谤诉讼，原告包括H&P，以及马耳他Pilatus银行的创始人Ali Sadr Hasheminejad。后者是一名因洗钱和规避制裁而在美国被捕的伊朗商人，也是通过H&P取得圣基茨护照的受益者。[^ch02-020] 金融化始终内含一种暴力；只要它被运用，这种暴力就会在压力下显露。金融化扩大并放大既有的不平等，并像地震波那样跨越领域和学科传播。它不可能有别的表现，也不可能被驾驭来服务于所谓的“善”。这一点既适用于H&P开创、SCL集团助推的国家身份市场化，也适用于Facebook推至顶峰、剑桥分析加以利用的个人数据和社会关系的全面金融化。对于在此领域工作并关切这些问题的艺术家和其他实践者，剩下的问题是：在这样的系统内部进行干预，能否带来有意义的改变，还是只会支持并放大既有的不平等和暴力？ * * * 过去几年，我一直在研究投资入籍，以及其他相关技术：经济特区和自由贸易区（它们允许在特定地区采用不同的公司法与宽松的劳动做法）、自由港和海上家园、区块链和其他据称具有解放作用、却无法摆脱非人性与资产逻辑的身份管理协议，以及完全依赖监视和既有权力默许的新型算法公民身份。[^ch02-021] 把它们理解为技术，是“状态机器”逻辑的一部分。从技术工作者和艺术家的角度，我试图在其中寻找某些代码行，可以将它们剪切粘贴、直接盗取，或者重构，以服务于更具解放性的目的。然而，我不确定自己是否仍然相信这条路径。这些技术从源头上就受到了污染，因为它们产生于资本主义文化与民族国家本身内在的种族主义逻辑。那些能够接触更多网络节点、拥有更大承载能力、带宽、运算能力和数据存储的人——简言之，能够获取资本的人——太容易征用并重新部署这些技术了。 我们所熟悉的国家正在走向终结。虽然它不会从一种形式剧烈跳转到另一种形式，但正如我们在“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s）项目的导言中指出的，它已经被其他截然不同的形式从内部和外部穿透并与之纠缠。[^ch02-022] 国家新技术不断无意间揭示、而且往往与其宣称的目标相反的是：无论在个体层面还是自然地理层面，其对象都具有惊人的多样性和不可计算性。通过网络，我们所有人都已经是跨国的；社交媒体和国际金融对这一点的揭示，与我们的生活经验同样清楚。同时，人为气候变化正在加速发生，其无差别的影响强迫我们记起：边界并不能保护我们免受地平线之外所发生之事的影响。人们在迁移，整个生态系统也在迁移：从沙漠吞噬中东曾经肥沃的土地、引发冲突和进一步迁徙，[^ch02-023] 到森林为回应大气的变化而解体并向北行进。[^ch02-024] 于是，问题变成：在取代国家的任何事物中，什么能够与作为支配性根茎的资本相抗衡？还有什么早已存在的形式，天生联网、有边界却不断变化、近乎无限多样，并永远抵抗资本化？一个答案是世界本身，也就是包含我们、非人动物、植物、矿物及其伴随过程的事物范畴——Jane Bennet所说的“事物的生态学”或“生机勃勃的物质”。[^ch02-025] 生态学自有关于状态与边界、组成者与参与者的词汇，但这些从不固定，也不封闭；它们提供了一个范本，帮助我们思考并重新思考关于地方与集体的观念。挑战在于，依据我们已经从技术中学到、并且仍能继续学到的东西，重新看待这些事物；因为如果一种生态呼吁只是意味着退回过去，或者拒绝新系统形式所内含的可能性，它就不可能足够。 在计算机科学中，“状态”（state）一词指一个系统——服务、应用程序或设备——在交互之间保留的信息。从生态系统的视角看，我们依赖国家／状态来管辖交互，似乎像是一种原罪：这种依赖建立在把数据及表征的所有权交给并让渡给超越个人的力量——服务器、企业、政府——之上，随后这些信息又被留存并武器化，无论其形式是信息访问、监视、操纵，还是赋予或扣留行动自由。另一方面，“无状态”（stateless）指向建立在信任与慷慨之上，以及个体在其穿行、栖居的更大系统中所具有的能动性之上的系统。这是万维网——“松散连接的小块”[^ch02-026]——与生命之网共同内含的模式。 长期以来彼此对立的技术与生态，正在缓慢而确实地编织到一起。在一个计算日益强烈且不可避免地依赖可持续、可再生资源——风能与太阳能、用于冷却的淡水——的未来，不难想象网络会收拢并重合于流域、风区和日照地带。服务器像树木一样，已经开始向北迁移，在水电便宜、环境温度较低的地区扎根。而且，如同外来物种进入一个稳定的生态系统，它们将继续改变自身所处的环境。无论接替民族国家的是什么，都将是由这种气候、地理、社会以及跨物种关系的重新配置所产生的另一种机器——但它将是无国家的，也将是无状态的。 ## 参考文献 Abrahamian, Atossa Araxia. 《世界公民：全球公民的到来》（The Cosmopolites: The Coming of the Global Citizen），New York: Columbia Global Reports, 2015。 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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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跨国主义”的更多内容，参见下列网址所载导言、作品及演讲：https://aksioma.org/transnationalisms/、http://drugo-more.hr/en/mine-yours-ours-transnationalisms/、https://www.furtherfield.org/events/transnationalisms/。 [^ch02-023]: Alex Randall，“叙利亚与气候变化：媒体说对了吗？”（Syria and Climate Change: Did the Media Get it Right?），Climate and Migration Coalition，https://climatemigration.atavist.com/syria-and-climate-change。 [^ch02-024]: Robinson Meyer，“美国树木正在向西移动，无人知道为何”（American Trees Are Moving West, and No One Knows Why），The Atlantic，2017年5月17日，https://www.theatlantic.com/science/archive/2017/05/go-west-my-sap/526899/。 [^ch02-025]: Jane Bennett，《生机勃勃的物质：事物的政治生态学》（Vibrant Matter: A Political Ecology of Things），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0。 [^ch02-026]: David Weinberger，《松散连接的小块：网络的统一理论》（Small Pieces Loosely Joined: A Unified Theory of the Web），New York: Perseus Publishing, 2002。 # 机器、殖民性、故障：关于以色列技术现代性的民族志反思 Rebecca L. Stein ## 犹太复国主义与技术奇迹[^ch03-001] 后殖民学者使我们认识到，殖民历史与各种机器和技术紧密相连。对于殖民政权，技术进步的物质证据是展示其“现代化雄心”、使其成就成为壮观景象的关键手段，技术被用作现代性的标志。[^ch03-002] 殖民主义的文字档案中，遍布被殖民人群与机器——从留声机到火车——之间令人惊叹的“初次接触”场景。在这类叙事中，技术或机器的形象被赋予强大的教化功能，用以召唤并重新训练殖民主体，将他们从前现代的时间中拯救出来。至少，那就是一再重现的殖民幻想。 机器与殖民国家之间的这种联系，在犹太复国主义历史及其相关文字档案中展现得格外鲜明。例如，不妨看看Theodore Herzl那部常被引用的《旧地新国》。这部1902年的乌托邦小说由政治犹太复国主义的一位创始人撰写，讲述欧洲离散犹太人在巴勒斯坦定居、开发，从而使巴勒斯坦发生根本转变的故事。（有些人会赞赏这种想象的预言性，因为它远早于欧洲犹太人的大规模定居。）在Herzl的叙述中，来到这个“新社会”的访客面对海法的现代交通网络肃然起敬，惊叹于它的高架铁路、电气化城市和繁荣经济。一位“新社会”的犹太居民作证说：“历史上从没有城市建得如此迅速、如此完善，因为从前从未有过这么多技术设施。……我们只需要把已有的发明移植到这个国家。”Herzl描写访客在这片昔日偏僻落后的东方土地上，如何为技术奇观而惊叹：“我们所知道的巴勒斯坦是一片被遗弃的国土。……一切变化有多大！……这里发生了奇迹。”[^ch03-003] 在随后数十年以色列定居殖民的民族建构背景中，技术作为现代化奇迹的修辞持续存在，而且蓬勃发展；甚至在1948年以色列国家成立很久之后，它仍保持着重要的修辞地位。事实上，这一修辞在数字时代某种程度上复兴了：以色列由国家支持的“创业国度”叙事为它注入新的活力，以此概括以色列崛起为高科技重镇和全球数字创新中心的过程。与那本最初同名著作一样，[^ch03-004] 这一叙事中充斥着程式化的殖民意象：以色列高科技工作者被塑造成开拓者，数字基础设施则被赞颂为改造贫瘠土地的力量（“以色列高科技在沙漠中绽放！”——一篇以色列媒体报道的标题如是写道[^ch03-005]）。这种故事线居于国家重塑以色列品牌形象努力的核心：要以“经济奇迹的形象，替换其战区形象”。[^ch03-006] 几乎不必再说，Herzl等人作品中的这种技术奇迹叙事，建立在它使之不可见的一切之上，也就是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国家暴力所留下的持久遗产。[^ch03-007] 无论当时还是现在，这一叙事既承担替代作用，也承担否认的工作。 我以此为起点，为以下关于当下以色列国家与机器之交界的民族志反思铺设背景；这些反思来自过去十年间我对以色列国家官员的访谈。[^ch03-008] 我的重点是军方如何升级网络公共关系——即hasbara（对外解释与宣传）——领域的政策和实践，以满足社交媒体时代的要求。鉴于批评者的数字素养不断提高，这种需求被认为十分迫切；这些批评者既包括生活在占领之下的巴勒斯坦人，也包括与他们合作的以色列及国际行动者和人权工作者。所有这些敌人都很早便把社交媒体用作政治工具，而且都十分熟悉联网图像这一新兴媒体经济，其熟练程度构成了威胁。军方与国家其他部门需要用同类手段应对。敌人的数字素养、他们对移动摄影技术以及社交媒体平台图像传播能力的有效运用，在“平静时期”就已构成问题，在战争时期则被视为危险。 以下民族志片段旨在与开篇提及的殖民主义技术凯旋论遗产构成某种对照。它们记录了以色列国家努力赶上数字步伐时面临的众多挑战。下文中，我将民族志的目光聚焦于伴随这一过程的不确定性、临场应变和故障：以色列政府与军事机构的基层官员努力把社交媒体纳入公共关系工具箱，培育熟练运用社交网络的文化。国家的学习过程陡峭而不均衡，出错的风险很高。在社交媒体领域，“创业国度”的品牌出现了一种讽刺性的倒置：技术现代性倒像是一个难以捉摸的梦想，永远逃脱国家的掌握。 ## 数字时代的军事机器 2011年3月，我第一次造访以色列军方的社交媒体团队；当时该团队仍处于相对早期的阶段。他们隶属军方发言人部门，在距离西耶路撒冷中央汽车站几个街区的一栋普通高楼里办公：办公室里满是身穿军装、伏在台式电脑前的年轻士兵。当时，后来几年才出现的大型、正规化社交媒体单位尚未建立，团队规模与办公面积都很有限，运作方式仍有些即兴。我会见了这一部门的负责人Aliza Landau中尉；她在一间没有窗户的角落办公室里，用一台Mac笔记本电脑工作，墙上只装饰着一张明信片。她是第一个担任此职的人，因为在2008—2009年加沙入侵的最初阶段、军方首次涉足社交媒体时，她发挥了关键作用。在访谈过程中，她不断收到前线军方人员的电话和短信更新。有些涉及当天西耶路撒冷中央汽车站爆炸事件的后续情况（爆炸物放在一个手提箱里），有些涉及从加沙地带射向以色列南部的卡桑火箭弹（这是对前一周以色列空袭加沙的回应）。这些信息一旦得到核实并获准发布，大部分就会登上军方官方博客和Twitter信息流。一则来袭火箭弹的突发消息打断了我们的访谈，Landes叫来年轻的助手：“Tal，我们可以发这条推文吗？”一分钟后答复传来：不行，报道细节尚未确认。就军方而言，社交媒体的最终责任由她承担。她负责军方的Twitter和YouTube账户，也负责博客；当时人们认为博客的公关效果足以与社交媒体匹敌。[^ch03-009] Facebook账户还在编程开发之中。〔译注：本页姓名首次作Landau，后文均作Landes；依原文保留。〕 和新媒体总部的其他人一样，Landes很年轻，二十出头；她从美国移民到以色列仅四年，就担任了这个职位。上级告诉我，她是这个岗位的理想人选，因为英语母语能力、年轻和熟练的数字技能被认为至关重要。尽管穿着军装，她却带着一种随意气息：扎着马尾，说话不拘礼节。这种非正式姿态正是军方社交媒体工作的核心——努力把军队等级分明、规章严密的工作，与网络参与所要求的随意亲密语气结合起来。 那是社交媒体政治史上的一个重要时刻，在这一地缘政治背景中尤其如此。突尼斯和埃及的民众起义推翻威权政权仅两个月后，在西耶路撒冷这些办公室里，就能切实感到人们对新媒体技术巨大政治潜力的认识。然而，许多军方官员仍担心它们不适合作为国家工具。“社交媒体与任何大型机构之间，都存在某种根本对立，”Landes说，“尤其是与军队之间。我有一半时间都花在解释和说服其他军方人员上，让他们明白这是我们必须学会应对的事。”在那次2011年的访问中，我听到许多资深发言人反复表达这种对立感： > ［社交媒体］与军事机构是矛盾的。任何军队都是一个封闭组织，通常把秘密和行动细节留在内部。新媒体的运作方式却正好相反。而且，语言也不同。军事语言十分严格，有大量缩写和非常特定的语调。新媒体恰恰相反：许多情绪，许多问题……非正式。所以，要教会军队理解新媒体确实是一种资产，有些困难，不过过去两年我们一直在做这件事。 军方人员在许多访谈中都强调这一点：这种整体文化转变所带来的挑战。虽然军方发言人公开使用“技术创新”和“开拓”之类的语言赞美它——这两者都是国家同期品牌重塑运动的常用词——转向社交媒体仍然需要在军队内部进行大量再教育和方向调整，因为并非所有资深发言人都已被说服。“Facebook看起来有点像小报，”那一年有人这样对我说，“而我们毕竟是一个严肃的组织。”Landes把这解释为遍及军队的普遍技术文化鸿沟：“2008年，以色列军方还在用传真和寻呼机与世界交流，”她指出，“网站看起来像从1995年直接走出来的。”要跟上数字时代，需要投入相当大的劳动。 Landes麾下有四名士兵。虽然他们的任务是传播有关正在发生事件的网络内容，但仍在摸索参与的边界，仍在为军方使用这些平台制定最佳做法。如何处理批评者和“煽动性内容”，依然是个现实问题。Landes以军方YouTube页面为例：它是在2008—2009年以色列入侵加沙地带期间开设的，那是随后十年三次入侵中的第一次。评论区在上线第一天还向公众开放，但仅24小时后，就因她所称的“仇恨邮件”如潮水般涌来而关闭；其数量与语气使团队措手不及。 网络批评者始终是军方的问题，同时也是早些年运用社交媒体的其他以色列国家机构所面临的问题；在社交媒体工作的这一阶段，这些机构也以同样方式处理“煽动性内容”。负责在网上开展“以色列品牌”运动的以色列外交部，在阿拉伯起义之后最初曾对社交媒体作为地区桥梁的潜力表示乐观，随后也表达了对海量负面评论的类似忧虑。他们告诉我，虽然大中东地区为其内容“点赞”的阿拉伯人数量大增，但煽动性内容也相应增加。那个春天，我与外交部唯一一名负责阿拉伯语Twitter和Facebook账户的全职管理员共度了一个上午；她坦言，工作永远让她应接不暇。由于预算限制，他们只能在工作时间巡查Facebook页面，因此她说，总有东西会漏过；早晨到岗时，她的任务就是把页面清理干净。Landes在谈到军方的Facebook计划时告诉我，他们注意到了这一点：“我们需要专门安排夜班来照看留言墙。”她补充道，新增人员所需的资金尚未落实。 * * * 那些早年里，军方社交媒体工作的形态迅速变化，伴随着国家对这一领域公关潜力的理解不断加深。当我几个月后再来访谈时，许多情况已经不同了。以色列在2011年阿拉伯起义之后最初受到的震动已经减弱，一些国家官员对社交媒体充当地区桥梁潜力的乐观也随之消退。在这段时间，以色列国家机构通过Facebook搜集情报，尤其针对巴勒斯坦行动者的做法，也受到越来越多国际审视。在军方社交媒体团队内部，Landes已被一名来自私营部门的数字营销人员取代，军方Facebook页面已经上线，如今有四名士兵代表军方发推文，并为未来的入侵准备网络内容，例如有关军方向加沙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的信息图。军方对待批评者的方式也变了。对于新的Facebook页面，他们采用一项新政策：让大多数批评保留下来。“我们不为此负责，”一位资深发言人谈及网上批评者时说，“而且我想人们明白这一点。”当然，也有界限：“如果有人在特拉维夫的IDF［以色列国防军］总部大门上喷涂鸦，比如‘犹太复国主义猪’，没人会认为是我们自己喷的。但我们肯定不会把它留在那里。”他承认，谈到军方使用社交媒体，“规则都是边走边定的”。 正是在一次这样的访谈中，我得知军方官方网站遭到一次重大黑客攻击，办公室许多人都把矛头指向“匿名者”（Anonymous）。有人跑到电脑前查看其他国家机构的网站。“外交部呢？还有Shabak［国内秘密情报机关］？”另一个人答道：“也瘫了！”我们随后得知，这就是当时许多国家运营网站的处境，包括Mossad（秘密情报机构）和几个政府部门的网站。一位资深发言人因觉得好笑而受到责备：“听着，我不是mabsut［阿拉伯语俚语：高兴］，但这确实好笑。连秘密情报部门的网站都瘫了！”当天晚间新闻重播了“匿名者”的视频，宣称为攻击负责，称此举是对封锁加沙的报复。第二天，以色列政府在Twitter上否认：“昨天所有无法访问的以色列政府网站现在都已恢复。再说一次：这不是网络攻击，而是服务器故障。” 几乎不必再说，在军方发言人位于耶路撒冷的简陋办公室里——上述访谈大多在那里进行——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和地方的军事统治，从未被如此直白地讨论。“被占领土”的用语不见踪影，被定居者群体及其支持者采用的圣经典故名称“犹地亚和撒马利亚”所取代；而军事暴行和压迫性统治则被重新表述为威慑、恐怖主义与人道主义参与。为改变表达方式而投入的劳动——即如何在这些网络平台所要求的随意、亲密语境中传达军方信息——或“煽动性内容”问题，把军方的信息制作简化为一种剥离背景的创造性行为；与此同时，军事占领依旧是一个受到小心守护的公开秘密：人人知道，无人承认。 ## 基础设施的挑战 在以色列数字时代公共关系的短暂历史中，2010年5月的事件占据重要位置；这场灾难为其后数年的国家社交媒体政策与实践定下了基调。事件涉及海军拦截一支名为“Mavi Marmara”（蓝色马尔马拉号）的海上船队；它从土耳其驶向加沙地带，载着人道主义援助物资和数百名国际行动者，旨在打破以色列对加沙的封锁。海军登上领航船后，以色列的射击造成九名行动者死亡、数十人受伤。海军突袭和船队航行都成为组织行动者大规模媒体运动的主题；他们广泛使用社交媒体记录事件，包括船上的实时推文和网络直播。仅在Livestream上，就有二十五万人观看其视频流；更多人则在电视新闻上观看行动者拍摄的影像。尽管以色列海军试图干扰通信，船队直到被以色列突击队强行夺取后不久，一直与外界保持联系。以色列国家与主流公众从公共关系影响的角度分析事件，哀叹“船队惨败”及其对这个犹太国家国际形象留下的印记。[^ch03-010] 问题并不在于军方完全没有制作媒体内容。他们的社交媒体团队已经利用流行平台论证登船并迫使援助船改道的理由；军方媒体人员在海军突袭现场拍摄的照片和影像也很有力度——至少发言人如此相信——并且成功讲述了国家认可的故事：船队里的恐怖分子伪装成人道主义者，从而为后续军事行动提供正当性。真正的问题是，缺少迅速审核并发布图像的行动计划；当时军方还没有为前线人员制定一套完整的社交媒体策略。此外还存在基础设施与技术限制：2010年，军方缺少把海军突袭现场图像直接实时传回军方总部所需的卫星技术。军方原计划通过空中和陆路，把保存在存储棒上的影像实物运至总部，进行审核、处理和传播。 但海军突袭没有按计划发展（一位军方发言人对我说：“我们没想到会有人私刑围殴。”），用直升机运出视频的计划必须修改，因为直升机需要运送七名受伤的海军突击队员。[^ch03-011] 结果，军方图像在船上事件发生约十一小时后，才到达以色列和国际公众面前。时间延误也源于军方各部门内部意见不一：发言人办公室着眼于公关收益，要求迅速传播；海军则担心部队遭袭的画面可能暴露战术，并损害其国际声誉和士气。事件之后，所有人都承认随之而来的媒体灾难规模巨大。一位以色列评论员这样说：“对于一个技术如此先进、又面临如此尖锐公共外交挑战的国家，在筹备新媒体传播攻势上败得如此惨，是战略层面的失败。”[^ch03-012] 2014年，我与一位曾在军方发言人单位担任高级职务的军官谈论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的教训。他和其他人都将此事视为一个转折点：军方由此认识到实时公关图像的必要性。我们坐在耶路撒冷，他描述军方相关事件影像如何缓慢流转，以及其中的基础设施限制：“把材料传出去存在物理障碍，在蓝色马尔马拉号事件中，这是一个大问题。没有实时影像传回军方，所以他们实际上必须用直升机运出视频。”我请他进一步解释这个过程以及相关限制，他试图重建事件链条： > 军方：想象一下，影像到手了，要把它送回特拉维夫总部，得花几个小时…… > > RS：那时影像是由直升机运送的…… > > 军方：是的，如果我没记错，是直升机和摩托车结合……但［送到］海军里正确的办公室要一段时间，然后逐级上报、直到海军负责人手里，又要一段时间。海军负责人说“不”，于是它又往下退回海军发言人。那位发言人与IDF发言人中央单位联系，再传到发言人单位的最高负责人那里。那个人再打电话给海军负责人……［如此等等］。你看，这就花了很长时间……IDF是以色列最大的组织，所以事情走完程序总是需要一段时间。 在内部重新评估媒体运作时，军方一再回顾这段漫长的传播过程。此后出现的是对媒体传播及时性重要性的全面反思。军方发言人在访谈中强调，他们早就意识到视觉领域作为公关阵地的重要性。2010年的变化，在于开始强调传播的时间。我在2014年采访军方发言人Peter Lerner时，他这样说： > 图像一直被理解为IDF媒体工作的核心，但2010年出现的问题是时间因素：我们无法用另外的影像反击马尔马拉号船上传出的说法，因为我们的行动计划，是把影像从船上空运到岸上剪辑，而不是实时播出。并不是当时军队没有运用那项技术，只是它并不在IDF发言人单位的行动计划之中。这一认识确实促使发言人单位改变了对所需能力类型的看法，包括把前线实时影像传回总部的能力，以及——我会说——在“黄金一小时”内完成实际剪辑、以便尽早传播的能力。 这两种对“船队失败”的不同讲述中，明显重复的内容传达了一条教训：2010年的媒体危机深刻留在机构记忆里——影像传播拖沓，把图像从现场搬运出来、在军方各部门之间传送以获批准的过程十分费力，缺乏行动计划则造成了后果。未能在“黄金一小时”内行动，成为军方的警钟，随后内部开始努力提升公关速度。他们试图结束这一制度化的延迟时段：正是在这个空档里，军方把公共关系战输给了敌人，而对方这个人群并不受复杂官僚体系或核实程序的困扰。他们相信，一旦及时性的问题得到解决，军方的故事就能不受干扰地传达出去。那幅始终难以获得的“胜利图像”，终于能够到手。 ## 故障与去殖民化 这些民族志片段表明，在社交媒体时代刚刚到来之际，以色列军方发言人面临巨大挑战。学习过程陡峭，出错的风险很高。全球媒体生态系统正在转变，尤其是以色列的批评者熟练采用移动技术和社交媒体工具，军方因而需要重新调整公共关系运作。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跌跌撞撞，受到基础设施不足、军用摄像机匮乏、国家文化不认真对待社交媒体，以及图像仿佛永远来迟等因素阻碍。许多以色列和亲以色列记者经常哀叹，以色列的批评者似乎正在赢得许多人所谓的“社交媒体战争”，而以色列迫切需要创新。[^ch03-013] 每次公关失败之后，都会推出计划，在必要之处作出改进，从而兑现创业国度的承诺。 这种哀叹背后，一种替代性的逻辑反复运作。尤其值得考虑的是，军方持续对时间上的滞后、无法及时传播图像以及基础设施限制感到挫败。在这类讨论及随后的各种创新要求中，占主导的是一种“要是……就好了”的逻辑：要是军事行动的图像更快一点，要是基础设施正常运转，国家认可的公关信息就能成功抵达目标受众。换言之，如果图像的生产、传播和传递链条更先进，国家制作的视觉内容就能挽救军方。几乎不必再说，在这样的叙述中，国家暴力以及军事占领的压迫性条件，其所有痕迹都消失了。军方只剩下一项纯粹的技术挑战，被化约为军事机器及相关流程的成败。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替代性故事线不断重复：只要以色列被占领土上的军事计划出了问题，它就频频出现。每一次哀叹，都把技术创新设置为解决方案。这种解决方案似乎总是差一点就能实现，却又仿佛随时会实现，成功即将来临，似乎已可触及。军方希望，在不远的将来，就在当前时间地平线之外，我们的机器将拯救我们。 在这一背景中，把民族志关注点放在故障与失灵、放在技术和公关机器未能按预期运作的时刻，能够带来什么？我在别处把这一分析策略称为“失效分析”（analytics of lapse）：[^ch03-014] 它把聚光灯对准技术以某种方式未能兑现承诺的地点和实例，旨在动摇技术进步主义理论；由此追随Brian Larkin，“指出对技术的幻想与其极其真实的运作之间的差距”。[^ch03-015] 一方面，“失效”旨在纠正仍为许多新媒体研究设定框架的技术乌托邦主义，让人重新想起技术体制转型必然包含的踉跄过程和故障：它们植根于人的行动与机器行动的结合。但另一方面，把失效作为分析方法，在犹太复国主义的漫长历史中也具有特别的反殖民效力。请再次回想Herzl的《旧地新国》。在那里，技术替代了殖民暴力，把剥夺的暴行重新塑造成一个令人惊叹的接触故事：被殖民者（巴勒斯坦人）遇见了拥有变革力量的现代机器。正是这种替代逻辑，在“创业国度”叙事中发挥作用；这一叙事标志着技术现代性的殖民意识形态在数字时代仍然延续。因此，把分析焦点放在故障上，就是要使这种持久的历史幻想陷入危机。 ## 参考文献 Ahren, Raphael. “国土报——以色列新闻”（Haaretz – Israel News），Haaretz，2010年6月18日，https://www.haaretz.com/1.5135961。 Alexander, Neta. “当代‘广告狂人’会如何营销以色列”（How Modern-Day “Mad Men” Would Market Israel），Haaretz，2015年10月15日，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how-modern-day-mad-men-would-market-israel-1.5409628。 Ashkenazi, Eli. “研究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冲突期间的虚拟战中击败IDF”（Hamas Defeated IDF in Virtual Warfare During Gaza Conflict, Study Shows），Haaretz，2013年1月3日，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hamas-beat-israel-s-virtual-warfare-1.5287213。 Harel, Amos, and Avi Issacharoff, Anshel Pfeffer, and News Agencies. “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员：加沙船队行动者试图围殴杀死我们”（Israel Navy Commandos: Gaza Flotilla Activists Tried to Lynch Us），Haaretz，2010年5月31日，https://www.haaretz.com/1.5127050。 Herzl, Theodor. 《旧地新国》（Old New Land / Altneuland），New York: 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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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ener Pub., 1987，第57、58、68页。 [^ch03-004]: Dan Senor和Saul Singer，《创业国度：以色列经济奇迹的故事》（Start-up Nation: The Story of Israel’s Economic Miracle），第1版大众版，New York: Twelve, 2011（2009）。 [^ch03-005]: Kobi Yeshayahou，“以色列高科技在沙漠中绽放”（Israeli High Tech Blooms in the Desert），Globes，2016年7月11日，https://en.globes.co.il/en/article-israeli-high-tech-blooms-in-the-desert-1001139002。 [^ch03-006]: Shmuel Rosner，“以色列，极限改造”（Extreme Makeover, Israel），Latitude，2013年1月8日，https://latitude.blogs.nytimes.com/2013/01/08/extreme-makeover-israel。 [^ch03-007]: Neta Alexander，“当代‘广告狂人’会如何营销以色列”（How Modern-Day “Mad Men” Would Market Israel），Haaretz，2015年10月15日，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how-modern-day-mad-men-would-market-israel-1.5409628。 [^ch03-008]: 除非另有说明，此处所引访谈均由作者进行。民族志研究得到Wenner Gren人类学研究基金会资助。本文部分内容曾见于Rebecca L. Stein，“StateTube：关于社交媒体与以色列国家的人类学反思”（StateTube: Anthropological Reflections on Social Media and the Israeli State），Anthropological Quarterly 85.3（2012）：893—916；以及Rebecca L. Stein，“GoPro占领：联网摄像机、以色列军事统治与数字承诺”（GoPro Occupation: Networked Cameras, Israeli Military Rule, and the Digital Promise），Current Anthropology 58.15（2017年2月）：S56—S64。 [^ch03-009]: 以色列《国土报》关于Landes的人物报道，见Raphael Ahren，“国土报——以色列新闻”（Haaretz – Israel News），Haaretz，2010年6月18日，https://www.haaretz.com/1.5135961。 [^ch03-010]: David Horowitz，“分析：船队惨败”（Analysis: The Flotilla Fiasco），The Jerusalem Post，2010年6月1日，https://www.jpost.com/Israel/Analysis-The-flotilla-fiasco。 [^ch03-011]: Amos Harel、Avi Issacharoff、Anshel Pfeffer及新闻通讯社，“以色列海军突击队员：加沙船队行动者试图围殴杀死我们”（Israel Navy Commandos: Gaza Flotilla Activists Tried to Lynch Us），Haaretz，2010年5月31日，https://www.haaretz.com/1.5127050。 [^ch03-012]: Amir Mizroch，“‘免费’如何解释以色列的船队失败”（How Free Explains Israel’s Flotilla Fail），Wired，2010年6月2日，http://www.wired.com/2010/06/how-free-explains-israels-flotilla-fiasco/。 [^ch03-013]: Eli Ashkenazi，“研究显示，哈马斯在加沙冲突期间的虚拟战中击败IDF”（Hamas Defeated IDF in Virtual Warfare During Gaza Conflict, Study Shows），Haaretz，2013年1月3日，https://www.haaretz.com/.premium-hamas-beat-israel-s-virtual-warfare-1.5287213。 [^ch03-014]: Rebecca L. Stein，“GoPro占领：联网摄像机、以色列军事统治与数字承诺”（GoPro Occupation: Networked Cameras, Israeli Military Rule, and the Digital Promise），Current Anthropology 58.15（2017年2月）：S56—S64。 [^ch03-015]: Larkin，《信号与噪声》（Signal and Noise），第62页。 # 图廊 ## 底层公地的货币 Max Haiven   图2：一枚早期的囚犯爱情信物，由一位名叫Thomas Tilley的人或为他而刻制。他因伪造货币被定罪。1786年。[^ch04-001] 图内文字：Thomas Tilley；1785年7月29日被判流放；因签署一张票据，1786年1月24日被送往监狱船。（币面分行刻字：THOMAS TILLEY / TRANSPORTED / 29 JULY 1785 / FOR SIGNING / A NOTE SENT / THE HULKS / JAN 24 1786。）  图3：美国“野牛镍币”，铸造于1913至1938年。[^ch04-002] 图内文字：LIBERTY＝自由；1924；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E PLURIBUS UNUM＝合众为一；FIVE CENTS＝五美分。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4：George Washington “Bo” Hughes，《“Dicer”流浪汉镍币》，1939年。[^ch04-003] 图内文字：UNITED STATES OF AMERICA＝美利坚合众国；DICER（作品名称，保留原名）；FIVE CENTS＝五美分；DARWIN（人名，保留原文）；1935；D.C.；39。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5：Kahn & Selesnick，《冰山自由城》（Eisbergfreistadt，展览局部），2008年。[^ch04-004]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7：Kahn & Selesnick，《冰山自由城》（飞艇），2008年。[^ch04-005]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8：Joseph DeLappe，《我们信任无人机》（In Drones We Trust），2014年；《举起手来，别开枪！》（Hands Up Don’t Shoot!），2014—2015年；以及《海平面上升》（Sea Level Rising），2015年：众包式、参与式橡皮图章货币干预。[^ch04-006] 图内文字：被卷起的纸币上可见美国货币字样的局部，包含UNITED S…（美利坚合众国，残片）及FIVE DOLL…（五美元，残片）；作品图章以无人机、举手者和海浪图形呈现。 ## 如何破解人工智能 Francis Hunger  图1：据Shane所述，NeuralTalk2把这些在树上吃摩洛哥坚果的山羊识别为“一群在空中飞翔的鸟”，Microsoft Azure则把它们识别为“一群站在树旁的长颈鹿”。[^ch04-007]  图2：橙色绵羊。英国安布尔赛德。[^ch04-008]  图3：James Bridle，《自主陷阱001》（Autonomous Trap 001）；行为表演及录像，2017年3月14日。  图4：左：现实世界中街道路牌上的涂鸦；右：用贴纸进行科学操控的停车标志。在大多数情况下，目前的深度神经网络无法把它们识别为停车标志。[^ch04-009] 图内文字：STOP＝停车。  图6：上排两张图片中，绿色矩形表示检测到了人脸，即使被摄者戴着厚重的眼镜。下排图片展示CCD或CMOS摄像机传感器所见的图像：近红外LED干扰计算机视觉，而人类看不见红外光，因此能够避开人脸检测。[^ch04-010]     图8：《面部牢笼》（Face Cages）。虽然最初是一项艺术表演，这些暴力性的面具也能避开用于人脸检测的简单神经网络。[^ch04-011]  图9：《CV炫目》（CV Dazzle）。伪装发型与化妆。[^ch04-012] 图内文字：CV Dazzle＝CV炫目（作品标识）。  图10：《超面孔》原型（HyperFace Prototype）。绿色和黄色方框显示模式识别神经网络极有可能检测到人脸的区域。[^ch04-013] 图内文字：HyperFace™＝超面孔™；Prototype＝原型；HyperFace™ Type-01 Prototype / Adam Harvey＝超面孔™ 01型原型／Adam Harvey；Rendering by Ece Tankal / Hyphen-Labs＝由Ece Tankal／Hyphen-Labs渲染。  图11：早期突破性卷积神经网络之一AlexNet的图像识别，[^ch04-014] 前五个猜测的错误率为15.3%。如今，Inception v3前五个猜测的错误率已低至令人印象深刻的3.46%。[^ch04-015] 图内文字（从左到右，每列从上到下）： - 螨（mite）：螨、黑寡妇蜘蛛（black widow）、蟑螂（cockroach）、蜱（tick）、海星（starfish）。 - 集装箱船（container ship）：集装箱船、救生艇（lifeboat）、水陆两用车（amphibian）、消防船（fireboat）、钻井平台（drilling platform）。 - 踏板摩托车（motor scooter）：踏板摩托车、卡丁车（go-kart）、轻便摩托车（moped）、碰碰车（bumper car）、高尔夫球车（golfcart）。 - 豹（leopard）：豹、美洲豹（jaguar）、猎豹（cheetah）、雪豹（snow leopard）、埃及猫（Egyptian cat）。  图12：左：原始图像；中：专门生成、使图像呈现烤面包机特征的噪声图案；右：原始图像与噪声图案相加形成的新图像，被Google的Inception v3网络识别为“烤面包机”。[^ch04-016] 图内文字：Original image: sports car＝原始图像：跑车；Attacking noise＝攻击噪声；Adversarial example: toaster＝对抗样本：烤面包机。  图13：Spaz Boys：Evie讨论我的胡萝卜。[^ch04-017] 图内文字：Evie Discusses My Baby Carrot＝Evie讨论我的小胡萝卜；Who are you then?＝那么你是谁？；I am Maya the Mexican dog.＝我是墨西哥狗Maya。；Alrighty then.＝那好吧。；say to Evie…＝对Evie说……；say it＝说出来；播放进度1:12／10:59。 ## 将聚合酶链式反应置于情境之中 Paul Vanouse  图3：Paul Vanouse在加拿大班夫国家公园表演《深林PCR》（Deep Woods PCR），2011年7月29日。[^ch04-018] ## 艺术、经验与生成 Marc Garrett访谈Lynn Hershman Leeson  图1：Lynn Hershman Leeson，《第一人称复数：Lynn Hershman的电子日记》（First Person Plural, the Electronic Diaries of Lynn Hershman），1984—1996年，装置现场，柏林KW当代艺术研究所。Frank Sperling摄影。  图2：Lynn Hershman Leeson，《Lorna》装置现场，1979—1982年。  图3：Lynn Hershman Leeson，《技术欲望》（Teknolust）。Tilda Swinton主演的电影，2002年。  左，图4：Lynn Hershman Leeson，《Synthia》。定制软件、微处理器。版数3。2000—2002年。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右，图5：Lynn Hershman Leeson，《网络 Roberta》（CyberRoberta），1996年。图像由纽约Bridget Donahue惠允提供。  图6：Lynn Hershman Leeson，《Roberta构造图1号》（Roberta Construction Chart #1），1975年。 图内文字：“构造Roberta Breitmore”（Constructing Roberta Breitmore）；Lynn Hershman 1975；①用Dior浅色眼影棒提亮。②Revlon“桃色腮红”（Peach Blush）。③Coty棕色修容。④用刷子勾勒唇形，填入“Date Mate”猩红色。⑤金色假发。⑥Max Factor“Ultra Blue”（极蓝）眼影。⑦Maybelline黑色眼线，上下都画。⑧7.98美元的三件套服装。⑨Artmatic奶油米色粉底液（Creme Beige liquid makeup）。  图7：《无限引擎》（The Infinity Engine），2014年，多媒体装置，部分可交互（转基因鱼、鱼缸、屏幕、投影、壁纸、3D打印鼻子、档案、电器和其他材料），380 × 1280 × 550厘米。装置现场：Lynn Hershman Leeson，“公民雷达”（Civic Radar），卡尔斯鲁厄ZKM当代艺术博物馆，2014—2015年。 ## 夺回被企业占有的自我 Marc Garrett  图2：视频《会议纪要》（Meeting Minutes）中的场景。[^ch04-019]  图3：JLM Inc.的视频《Rejuvanix》中的场景。[^ch04-020] 图内文字：Tell your doctor if you are pregnant or nursing＝如果您怀孕或正在哺乳，请告知医生。；REJUVANIX®＝Rejuvanix®（名称保留）。  图4：截自Jennifer Lynn Marone的网站，2018年。〔译注：图注中的姓名依原文保留，邻页作Jennifer Lyn Morone。〕 图内文字：Bye Bye Data Slavery＝再见，数据奴役。 ## 艺术、债务、健康与照护 Marc Garret访谈Cassie Thornton〔译注：此页原文署名为Garret，其他章节为Garrett。〕  图1：Miki Foster结束ICE那场名为“在国家眼中死去”的仪式。  图2：ICE成员Tara Spalty、Yasmin Golan、Miki Foster、Tori Abernathy与Cassie Thornton，以及参加活动的同伴。 ## 即兴创作区块链 Max Dovey  图1：Maz Hemming为DAOWO第5次工作坊“当我们（在区块链上）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所绘的插图。[^ch04-021] 图内文字：BORDER＝边界；圆圈A为无政府主义符号。  图2：Maz Hemming为DAOWO第5次工作坊“当我们（在区块链上）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所绘的插图。[^ch04-022] 图内文字：NEO Colonialists＝新殖民主义者；Religious Rule＝宗教统治。左侧标语可辨开头“PROTECT…”＝“保护……”，其余小字在底本图像中无法可靠辨清。  图3：DAOWO第5次工作坊“当我们（在区块链上）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Rory Gibson摄于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图内文字：WHAT WILL IT BE LIKE WHEN WE BUY AN ISLAND＝当我们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  图4：DAOWO第5次工作坊“当我们（在区块链上）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Rory Gibson摄于2018年3月29日，星期四。 图内文字：CTO＝首席技术官。〔译注：桌面其他纸张及姓名牌上的小字无法可靠辨读。〕 [^ch04-001]: 图像属于公有领域：https://collection.maas.museum/object/73510。 [^ch04-002]: 图像属于公有领域：https://en.wikipedia.org/wiki/Buffalo_nickel。 [^ch04-003]: 图像由hobocollector.com的Chris Dempsey惠允提供。 [^ch04-004]: 图像由艺术家惠允提供，见http://kahnselesnick.biz/eisbergfreistadt-installations/。 [^ch04-005]: 图像由艺术家惠允提供，见http://kahnselesnick.biz/eisbergfreistadt-panoramic/。 [^ch04-006]: 图像由艺术家惠允提供，见http://www.delappe.net/intervene/rubber-stamp-currency-interventions/。 [^ch04-007]: 图像来源：Fred Dunn，2015年，https://www.flickr.com/photos/gratapictures/17208409348/in/dateposted/。 [^ch04-008]: 图像来源：Richard Leeming，2016年，https://www.flickr.com/photos/dickdotcom/30544273620/。 [^ch04-009]: 图像来源：Eykholt等，“现实物理世界中的鲁棒攻击”（Robust Physical-World Attacks）。 [^ch04-010]: 图像来源：Echizen与Seiichi，“隐私保护技术”（Privacy Protection Techniques）。 [^ch04-011]: 图像来源，从左到右：《面部牢笼1号》，Zach Blas参与的耐力表演，2015年，Christopher O’Leary摄影；《面部牢笼2号》，Elle Mehrmand参与的耐力表演，2014年，Christopher O’Leary摄影；《面部牢笼3号》，Micha Cárdenas参与的耐力表演，2014年，Christopher O’Leary摄影；《面部牢笼4号》，Paul Mpagi Sepuya参与的耐力表演，2016年，Christopher O’Leary摄影。 [^ch04-012]: 图像来源：Harvey，“伪装”（Camouflage）。 [^ch04-013]: 图像来源：Harvey，“超面孔”（HyperFace）。 [^ch04-014]: Alex Krizhevsky、Ilya Sutskever和Geoffrey E. Hinton，“用深度卷积神经网络进行ImageNet分类”（ImageNet Classification with Deep Convolutional Neural Networks），载Proceedings of the 25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Neur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Systems，第1卷：1097—1105，https://papers.nips.cc/paper/4824-imagenet-classification-with-deep-convolutional-neural-networks.pdf。 [^ch04-015]: 图像来源：Krizhevsky等，“ImageNet分类”（ImageNet Classification）。 [^ch04-016]: 图像来源：Mikhailov与Trusov，“对抗攻击”（Adversarial Attacks）。 [^ch04-017]: 图像来源：视频截图，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5HCzzlmFE。 [^ch04-018]: 《深林PCR》表演需要将DNA试管在三桶热水之间进行四十轮热循环，每次停留一分钟或更久；因此，整个表演历时近三小时，从傍晚一直持续到深夜。 [^ch04-019]: 《会议纪要》（Meeting Minutes），Jennifer Lyn Morone导演，2016年，可于http://jennifermorone.com/meetingminutes.html下载。 [^ch04-020]: 《Rejuvanix》，Jennifer Lyn Morone导演，2016年，可于http://jennifermorone.com/rejuvanix.html下载。 [^ch04-021]: 参见https://www.flickr.com/photos/153150564@N06/41929568682/。 [^ch04-022]: 参见https://www.flickr.com/photos/153150564@N06/27105175557/。 # 围墙之前、之后与之外 Krystian Woznicki         ## 照片中可辨读文字的中文说明 原版 PDF 第 51 页：〔图内文字译注：此页为无图注全版照片。商品价签中可见数字片段“55.-”；其余小字虚焦，无法可靠辨读。〕 原版 PDF 第 52 页：〔图内文字译注：SAMSUNG＝三星；Nikon＝尼康；价签“399.-”；楼层指示“2. OG”“1. OG”“EG”分别为地面层以上第二层、第一层、地面层。其余背景小字虚焦，无法可靠辨读。〕 原版 PDF 第 53 页：〔图内文字译注：POLIZEI＝警察；可见识别号码25114、25113、25101。〕 原版 PDF 第 55 页：〔图内文字译注：帽子上GUCCI＝古驰（品牌名）；购物袋上仅有不完整的字样，无法可靠还原。〕 原版 PDF 第 56 页：〔图内文字译注：纸箱上“ATTENZIONE / WARNING”＝“注意／警告”；其下说明小字无法可靠辨读。〕 原版 PDF 第 58 页：〔图内文字译注：照片中手持发言稿的文字倾斜、部分遮挡并有虚焦，无法从底本可靠还原全文。〕 # 围墙之前、之后与之外[^ch05-001] 今天，全球南方有越来越多的人逃离家园，无数人死在途中。他们的流动挑战着标示民族国家势力范围的边界：领土的、政治的、司法的和经济的边界。这样一来，他们揭示了这些边界如何最终决定生命本身的条件；换言之，谁有资格享有公民权和人权，或者更根本地说，谁能够活下来。 在这个意义上，国界显露为国家权力的表达；而这种权力已经与企业权力不可分割，国家帮助建立并扩展了企业在本国领土界限内外的权力。此外，国界也被揭示为方法、技术和机构的组合体，而不仅是地图上的线条。它们是社会秩序化的过程，而移民无论被非法化，还是在某种程度上或暂时被合法化，都在挑战这些过程。 诚然，流动政治不能被简化为国界问题。不过，在以流动为基础的权力领域，这些边界必须被视为分析、批判和抵抗的关键参照点。尽管移民也许不是有意识或有意为之，他们的行动仍迫使人们认识到这一点。因此，重大的问题是：那些最脆弱、处境最不稳定的人，是否也可能正在创造以流动为基础的反权力？而在这一过程中，他们是否也在重新塑造政治能动性的观念？ 几个世纪以来，国家和企业一直参与跨国、且往往具有全球性的过程，服务于贸易、传教和殖民征服等一系列目标，或者同时服务于所有这些目标。当代例子包括外交政策的地缘政治场域，以及全球南方的新殖民土地掠夺。目前，在国家与企业、市场与环境、人口与基础设施之间及各自内部，存在着一张相互依赖的网络。这挑战着国家及其边界，尤其挑战着在这张复杂网络中规管和控制流动的能力。 国家代表们把民族国家想象成围墙花园。在北美、欧洲、南亚、中东以及更远的地方，他们鼓吹围墙与栅栏。Donald Trump和Victor Orbán只是不断壮大的民粹主义潮流中最声名狼藉的几个人；面对全球化进程带来的、看似陌生程度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他们兜售一个简单方案：建立一个更加威权的国家，尽可能以庞大而可见的方式——比如围墙——展示权力。 这种倾向与社会和经济权力的扩张相伴，也与驱逐那些被剥夺社会、经济和政治地位的人相伴。被非法化的移民和寻求庇护者残酷地承受着这一逻辑，它呼应着殖民主义划定边界的价值与实践。同时，他们也可能削弱这一逻辑，哪怕只是出现在官方叙事——例如民族主义——竭力排除他们的地方。现在迫切需要审视这种动态，因为围墙难道不正是国家无力应对跨国、并可能具有全球性的流动的症状吗？ 自1989年柏林墙倒塌开启那个表面上无边界的时代以来，评估国家权力、把握围墙的角色与功能，变得越来越困难。无论如何，我们都应批判地看待“我们生活在无边界时代”这一观念，甚至应质疑这种时代是否曾存在。在Trump和Orbán这样的人物的议程出现在屏幕上之前，真的有人、数据、资本和商品的自由流动吗？英国脱欧投票之前呢？欧盟与土耳其“难民协议”之前呢？如果想象在围墙最近复兴之前没有边界，那就是疏忽。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其实是：1989年之后的时代虽然被浪漫化、或被妖魔化为无边界时代，国界的权力却如何演变并扩展？提出这个问题，也意味着要问：除了围墙、栅栏及类似事物，还有哪些类型的国界？ 首先，我们需要扩展国界的概念，超越那些庞大可见的装置；这些装置展示国家的雄心，而当移民撞上它们、有时因此丧命时，便制造出“丑陋的画面”。虽然这样的场景十分严重，让我们不要过于分心，而要观察流动发生的所有不同领域与背景，因为正是在这些地方，国家感到必须寻求控制，并担心控制不足。让我们关注人、资本、商品和数据流动的空间，以及与之相辅相成的、物质与非物质国界正在被加强的空间。 也就是说，让我们看一看全球化的基础设施，因为正是它使流动成为可能，催化流动，引导并重新引导流动。 如此界定之后，我们便能设想，国界机制在整个全球化基础设施之上被启动，向全世界扩展，并改变日常生活。这意味着，与实体围墙和栅栏不同，只要是国家选择界定自身之处，或国家抓住机会细化、扩张控制之处，都可能出现国家权力的新表达；例如，任何划界过程制造或再生产社会分割的地方。 国界机制往往微妙或不可见，可以在智能手机所连接的云端触发，也可以在社交网络的数据库中触发。它们可以在环绕地球的卫星上启动，也可以在城市中心启动，例如拥挤的新来者登记处的临时安保设施中，或就业办公室、机场中。国界甚至可以在外国激活，例如大使馆、数据中心、光纤电缆、秘密监狱，或航行于盟国领土的军舰上。 ## 国界如何几乎随处被启动 与流行的假设相反，国界——包括Trump、Orbán之流鼓吹的围墙——并非封闭的，因为它们的首要功能不是阻止流动。相反，它们被启动，是为了扫描、分拣和归类正在移动的主体与客体，对它们进行测量和量化。流动依据这些评估被引导或重新引导。更确切地说，其要求是榨取劳动，并使信息货币化。 回想2015年夏秋之际，创纪录数量的移民进入欧盟，我记起一幅戏剧性的场景。当时大约下午四点，我和同事刚到柏林州劳动与社会事务局（LaGeSo）。现场非常嘈杂混乱。一大群人像在抗议一样，颇为激烈地喊着口号。他们是移民，等待登记，然后被承认为难民。有些人仅仅为了拿到一个候号，就已经等了数周。但他们迎来的，是震耳欲聋的国家权力象征：响着警笛的巴士、武装警察、扩音器和私人保安抵达，坚持要求人们冷静。 这本可以是两国边境上的一幕，实际上却发生在柏林市中心。对我来说，这很能说明问题，因为国界并不总是阻止人们进入一个国家，也不总是阻止一个人移动。事实上，即使在围墙环绕的地区，人们也会穿越边界、到达另一边；但与此同时，他们被极度不透明、按照种族化分类运行的技术系统扫描、分拣和归类。他们被登记为有用或无用，继而被赋予或拒绝国家的特权与权利。这些机制在不同历史环境中发展而来，如今帮助组织流动和循环，并塑造政治与经济参与的结构。难道它们不应该透明地管理吗？ 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某种意义上，当今所有流动都涉及穿越国界。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这一流动过程中，关于庇护申请等重大事项的决定正被秘密作出。并非所有人都知道，在自己等待时，关于自身身份的决定正在被评估、作出或推迟。这种被隐形化的不确定性，构成了对能动性的深远悬置，并伴随着经济、社会和政治地位可能遭到剥夺的风险。这一切都导向Entrechtung——权利的根本悬置。 所有这些都发生在现代西方民族国家的范围内；其历史功能依靠着为人们提供庇护的宣称。然而，这种宣称只有在其反面也同时成立时才有效；换言之，只有借助国界，用排斥来调节纳入时才有效。当然，“纳入”和“排斥”的概念不够动态，无法描述我们当下的困境。毕竟，划界过程太过渐进、太过细密。被纳入的人同时也可能被排斥，反之亦然。这岂不是在某种程度上把公民身份的观念推到了荒谬的地步？毕竟，公民身份的理念建立在一条泾渭分明的区分上：哪些人属于我们，哪些人不属于。 现实中，国界的大多数运作把人悬置在两者之间某处，使他们同时被纳入又被排斥。大规模监控就是一个例子。另一个例子是对移民的大规模非法化：这些移民已经成为国民经济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组成当代市场迫切需要的、极其灵活而易被剥削的劳动力。从这个意义上说，Entrechtung已经成为企业和政治权力兴盛、以及管理流动的工具。与此同时，正如Louise Amoore所指出：“国家边界成为一种始终处于生成中的存在状态，它从未被完全跨越，而是表现为对身份与合法性证明的持续要求。”[^ch05-002] 此外，还可以补充说，国界表现为对一个人证明自身经济价值的持续要求。 ## 迁徙能否扩展民主的空间？ 借用赛博朋克文类的创始人物之一William Gibson的说法：你带着身体移动，却把灵魂留在了后面。这就是时差反应。[^ch05-003] 你在线下或线上移动、穿越国界，却有意或无意地把权利留在了后面。这就是今天公民的时差反应。这个“后面”究竟在哪里，并不清楚。它可能是神话般的过去，例如法国大革命期间公民权和人权的诞生；也可能是推测中的未来，例如某种全球公民身份的承诺，这意味着把国家重新定义为全球相互依赖、彼此连接之网中的一个节点，并发展出在行星尺度上实现民主的跨国机构。 现在，让我们重新思考那些在LaGeSo等待的移民：他们在一个国家首都中心的国界前等待，等待登记，等待得到承认。我们也许很难把这一切看成失落与剥夺以外的东西，也很难把这些移民看成受害者以外的人，更很难把他们的处境看成殖民历史延续以外的事。乍看之下，他们的梦想似乎已被黑客入侵。他们来到欧洲，寻找一个既值得生活、又能生活下去的地方，看起来是在再生产把欧洲塑造成可欲理想的殖民叙事。 但也许其中还存在——或者取而代之地存在——一个解放的维度。或许可以把他们看成在对殖民主义入侵想象力的做法进行逆向工程。考虑到以下情况，这个相当反直觉的想法就变得具体了：在LaGeSo被激活的国界前等待的移民，已经进入国家领土，而且已经通过结交朋友、承担需要完成的工作、学习最初几个德语词，以及每一次移动都贡献数据和画像，在德国主张一种积极角色。最后一项虽然不是正式、传统意义上的劳动，却仍然产生可被货币化的信息。 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的时差反应不能被简化为失落与剥夺的恍惚。它也可以被看成另一种恍惚：一个尚未取得所期望身份的人，仍然不懈地跨越国界并主张权利；一个挪用欧洲殖民叙事、积极形成自己对欧洲之想象的人；一个在这一过程中同时动摇并挑战殖民叙事的人。 如果采取无政府主义视角，解放的其他方面也会浮现。请想一想：如果移民在一个没有权利的领域中流动，他们就在国家为其人民设立的关系与契约之外；而那种关系与契约并不令人满意，并且在许多方面不可接受。移民在这一领域流动，不仅是不尊重民族国家的框架，也可能动摇国家与资本主义的共谋。用哲学家Marcia Cavalcante的话说，这种共谋关联着“一种使一切保持运动、以使这种运动［在宏观层面］保持不动，即保持不变的运动”。在这个意义上，借用Cavalcante的说法，他们不稳定、脆弱的移动可能“让运动本身动起来”。[^ch05-004] 通过这种做法，移民可能扩展政治能动性的观念。于是，迁徙，尤其是其被非法化的形式，可以被看成一种社会运动。尽管他们极其脆弱、处境极其不稳定——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恰恰因为如此——移民仍有能力以出人意料的方式使政治重新充满活力，并扩展、重新定义民主的空间。 最近这些公然挑战国界调节功能的迁徙运动，难道不应成为一次契机，让我们把政治和经济参与的原则重新安放在全新的、革命性的基础之上？被非法化的流动究竟如何扩展民主空间？如果从移民的视角提出今天迫切的社会问题，会怎样？他们的实验、经验与专门知识，是否可能成为替代性未来的实验室？ ## 驱逐与社会分拣 在寻找答案之前，让我们试着更好地理解国界的逻辑，以及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纠缠。大众媒体不断传播的图像和故事充当媒介，使有关人工智能和所谓大数据技术的消息深深植入集体想象。但过于经常被遮蔽的一点是：这些技术势头渐增之时，也正是国家与企业更加猛烈地推动社会理论家Saskia Sassen所称“驱逐”的时刻。[^ch05-005] 因此，大数据技术与人工智能的控制论协议，是否与国界机制相互交织？如果是，这种相互作用如何在驱逐逻辑中运作，又会对总体上的流动产生什么后果？ 今天，希腊这样深陷危机的国家表明，驱逐过程是系统性重新定义一国经济的一部分。只有特定的人群与企业被认为能够带来利润，也只有他们被安排享有刺激措施与增长的果实。人口中的大多数被抛弃、被隐形化，被视为增长的拖累。这种不平等的萎缩使越来越多的人流离失所，并被拒绝参与国家与市场中的政治和经济生活。与此同时，国界被重新校准，以管理这一紧缩经济空间内外的流动。 随着创纪录数量的移民跨越国界，驱逐的动态变得格外紧迫。它们正在产生不断增长的剩余人口，迫使数百万人创造生存经济，在半不可见的状态下与歧视和刑事化抗争，并为公地和总体上的共同财富展开同样缺乏呈现的斗争。在合法化和非法化的流动都持续产生数据痕迹、也产生数据之痕迹的社会里，这种发展正在加速；这些正是大数据技术和新货币化形式必需的材料。Oscar Gandy针对“社会分拣”算法程序的开创性研究，说明了企业如何利用大数据识别所谓的优质客户和具有经济价值的人口群体。[^ch05-006] 预测谁将来有价值，也意味着可以判定谁将来价值较低，甚至毫无价值。把这种方法移植到国界上，就意味着评估人们对未来市场的潜力，把一些人归为有用，把另一些人归入截然不同的类别。Saskia Sassen诊断说，“曾经对资本主义发展至关重要的经济行动者”，已经不再“对更大的系统具有价值”。[^ch05-007] 那些被归类为对系统不再重要的人被筛除，并被期望保持沉默、无足轻重。 虽然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总体上的真实能力仍存在很大不确定性，仅仅关于其运作模式的传言就已经产生后果。尽管社会分拣仍处于起步阶段，社会学和心理学层面的分拣过程却已经相当深入。想象中的社会分拣与实际的社会分拣相互作用。这种多层叙事的共振影响，使人们越来越难以脱离其严格分类和程序来思考社会。 在这一背景下，社会分拣可以被视为一种具有代表性的技术，帮助我们理解当代困境。仅仅它的承诺或威胁，就足以塑造社会及社会期待。对驱逐的恐惧本身，就足以制造顺从、冷漠和自我审查。它破坏想象力，也破坏以民主方式共同创造未来的能力。 ## 被黑箱化的基础设施 政治与技术之间的纠缠需要仔细审视。诚然，当国界那些非官方的、或最不可见的伴生作用逃避检查，当其机制在被黑箱化的基础设施中启动时，要看得更仔细，即使并非不可能，也十分困难。这一基础设施包括人口贩运者与偷渡组织者建立的网络，也包括橡皮艇、边境哨所、热点登记点、营地、登记处、紧急住所、庇护申请者收容所、遣返拘留中心和遣返航班。 无论自身处境最终如何，移民在沿途每一步都被编码和追踪。无论他们是否抵达目的地，无论必须短暂等待还是无限期等待，无论获得认可的身份、获准继续前行，还是被送回，他们的流动都被记录。他们通过不透明、数据驱动的技术被扫描、编码、解释、导流和限制；这些技术构成国界基础设施的一部分，而这一基础设施的存在本身，首先就依赖于对边界的需求。 这种数据基础设施很少被放进移动中的国界这一语境中理解；它的节点包括智能手机、社交网络账户、服务提供商、光纤电缆、一站式服务点、数据中心和数据库。数据包是快速、缓慢地抵达目的地，还是根本无法抵达；它们受到仔细检查还是被忽略；它们被收集分析还是无人注意；它们被短期还是长期存储，被转交，或由推荐算法优先处理——所有这些决定都由看不见、无需问责的企业与国家权力在暗中作出。 数据基础设施这种密闭黑箱的维度，关键地影响着国界的性质，从而按照政府权力的逻辑塑造流动、规管沟通并改变社会关系。越来越多的人栖居于互联网，包括处境不稳定或被边缘化的人，以及配备智能手机的移民；这进而意味着，互联网对于今天几乎任何社会关系的存在都变得不可或缺。政府权力也就看似变得无所不包，尤其在它仍被黑箱化、并大体上未受挑战的情况下。 ## 社会流动走向人工智能 自Snowden的揭密行动以来，技术对于民主的承诺与威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晰。然而，公民社会的行动者如今是否更了解，为什么地理定位与流动性的结合日益重要？为了回答这一点，让我们看看越来越多人——包括被非法化的移民——正在使用的软件。 除了Google Maps的霸权，Google Chrome也已成为世界上最流行的浏览器之一，并作为默认浏览器预装在采用Android操作系统的设备中。它附带一项预装功能——Google Translate——把每个网站从原文语言翻译成用户指定、或被推定为用户母语的语言。我第一次经历这种情况，是我们的网站依据用户过去的浏览行为，被自动翻成日语。 这种自动翻译是一项未经请求的服务。它可以被关闭，但许多人只是接受了它，从而听任这项服务把其他语言屏蔽掉。它建立在一种人工智能之上，而其能力很大程度上通过汇总使用行为来扩展：使用Google Translate的人越多，这项服务就越“聪明”。至少，理念如此。在目前阶段，这项服务提供的是逐字翻译，常常丝毫不理解原本要表达的意思，也很少理解一种语言特有的结构，因此产生令人困惑、甚至滑稽可笑的译文。 那么，为什么要谈一个有缺陷的产品？Google Translate的案例说明，这种网络服务在全球的扩散，如何服务于让流动更便利、更迅速这一目标。其命令仿佛是：不要想你即将进入的是法语、中文还是西班牙语的领域，只管移动！这种经数字技术增强的流动——在这里，具身流动与离身流动不可分割——还受到其他一系列服务的促进，例如搜索、邮件和地图，它们与翻译服务相互补充。 作为世界上占据支配地位的IT超级力量之一，Google提供一套无所不包、让流动更加便利的网络服务。然而，Snowden披露的信息表明，这个全球参与者与美国及其他国家的网络安全项目合作。该公司的服务在全世界被使用，使其得以积累海量数据，继而用来对世界人口进行分类、分拣、导流和测量。这个人群总以某种方式处在流动中：骑车、购物、拜访朋友、看医生、出国旅行，甚至休息——休息也可以被视为一种微观运动。 与此同时，依据关联的位置数据对信息进行算法分析，正迅速发展。借助元数据建立人们流动画像的产业正在形成。元数据受到数据保护法的涵盖吗？表面上看，没有，因为它被认为与个人隐私领域无关。然而，Snowden披露的信息证明恰恰相反。当政治控制的问题从“人们彼此交流什么内容？”转变为“人们与谁、在哪里、以多高的频率彼此联系？”时，元数据就变得极其个人化、也极其政治化。这种从通信内容转向通信元数据的变化，让捕获流动的方式变得越来越全面。无论在线上、线下，还是同时在线上线下，政治控制的问题于是变成：“人们与谁、在哪里、以多高的频率一起移动？” ## 数据驱动的国界 Google Translate及其缺陷的案例，还有另一层说明力。对人类而言没有意义的东西，对机器未必没有意义。机器建立意义的标准不同。理解这一点越来越重要，因为越来越重大的任务，甚至国家工作领域中的任务，例如行政程序，都被交给算法治理下的机器和自动化流程。这些任务包括警务、战争、秘密情报部门与情报工作、交通控制，以及总体上所谓的国家安全。简而言之，国家权力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工智能和基于大数据的分析来运作。当然，这也适用于国界；事实上，国界正是这些整合措施接受测试并被完善的地方。 欧盟机构Frontex就是一例。它是一家边境管理机构，负责培训、管理和协调近30个欧洲国家的边境警卫。该组织利用数据驱动的预测方法，试图先发制人地干预移民的下一步流动，在移民本人之前抵达，以便作出决定人们流动、关乎生死的边境决定。欧洲边境监视系统（Eurosur）专门为这项任务设立，提供分析所需的“信息交换框架”。 Eurosur把来自所谓监视飞艇、无人艇、雷达设施、运动传感器和近海传感器的数据，与从风险分析、卫星图像和移民画像档案中获得的信息捆绑整合。除了各国边境机构，欧洲海事安全局与欧盟卫星中心也是这个安全网络的合作伙伴；该网络推动公共数据库与企业数据库的合并。 这一军事—信息复合体推进了移民登记的官僚化；相关工作由欧洲安全IT系统机构EU–LISA、欧洲庇护指纹数据库Eurodac，以及柏林州劳动与社会事务局（LaGeSo）这样的机构共同开发和实施。随着数据化的推进，对流动的控制变成了控制方法本身越来越灵活的移动。国界在现实空间与虚拟空间之间被随意激活，不受问责，也不民主。作为国家权力的复杂组合，国界变得越来越含混、混合和动态，沿着移民基础设施被启动，从边境一直移动到国家领土的心脏，例如柏林市中心，在那里，无数移民在最初的登记处外等待轮到自己。这种国界的迁移，就是国家权力的流动。 ## 对潜在流动划界 在这一背景下，必须注意的是，人工智能与大数据技术的兴起，与“9·11”之后的先发制人政治汇合，并受到多个国家的拥抱。情报机关和军事特种部队等政府机构，与安保企业和IT公司合作。这些组织的代表相信，每一种风险都可以通过收集数据与计算能力来管理，因此伸手抓取越来越多的数据。 虽然他们的预测可能永远不会成为现实，但这种执迷的预测仍导致他们武装自己，以应对未来可能出现的所有威胁——对其权力和流动性的威胁。他们还在实施一个算法物流项目；该项目原本为全球商品和供应链管理而开发，如今却瞄准了人和数据的流动。为了实施这一项目，他们要求对所有关键基础设施拥有主权。 数据驱动的先发制人游戏正在改变可能性的空间。它设计并生产未来，以新方式管理流动。流动的未来与未来的流动，都被设定为要通过计算和先发制人而达到受控状态，却从未在社会内部受到争辩。其理念是向一切可能发生的事情宣战。这种政治也被称为“反恐战争”，它在虚拟层面运作。它把假设的威胁列入议程，并把这些威胁的不存在——或“尚未”存在——当作刺激。毕竟，即使某件事最终从未发生，它也始终可能发生过。当然，这种政治归根结底无法完全排除任何事件；然而，它甚至不能理解、更遑论接受自身的这种无能。相反，它试图不择手段地克服这种无能，因此甚至冒着制造自己声称要预防之事的风险。结果，它本身成为一种生产性力量。 这种权力最初的崛起可以追溯到18和19世纪。这个时期见证了人权和公民权的诞生；同时，劳动与资本的大规模动员使欧洲动荡，威胁着国家边界和财产边界的安全，并破坏国家之间的平衡。在这些条件下，一种新的划界过程出现了，将统计学与生物计量学、人口学与图像（如附照片护照所使用的图像）混合起来。不断增长的数据收集，开始被用来改变引导和重新引导社会流动的方式。在“于流动发生之前追踪流动”这一梦想的驱动下，流动模式日益受到重视。 今天，这个梦想——实际上是噩梦——已成现实。先发制人政治与人工智能的汇合，催化了对一种新型流动的全球征服。事情不再仅仅是扫描、控制和限制实际移动的主体与客体，而是越来越涉及那些可能移动的主体与客体。它关乎尚未发生的流动、即将发生的流动，或理论上可能发生的流动。这种潜在流动正成为国家及其企业盟友首要关注的对象。其雄心不仅是捕获流动，还要控制流动的生产。为了标示这种条件下的权力转变，哲学家Brian Massumi引入“本体权力”（ontopower）一词，[^ch05-008] 指创造可生存条件、可生存的社会流动，以及总体上的生命的权力。 重新回到作为国家权力表达的国界，这种质的转变意味着，国界引导并重新引导潜在流动。这也意味着，国界已经远远扩展到民族国家之间的线条之外，如今面向对潜在流动的预期，并帮助抢先干预它。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只寻求在流动实际发生之前引导或重新引导它，还在潜在性层面运作的同时，积极创造流动。如此一来，它们决定并塑造着尚未迈出下一步的人、数据、商品或资本的价值。 可以用来挑战这种特定流动控制的民主工具或程序，目前还看不到。然而，此时应当注意三点。第一，与任何其他划界方法一样，这种流动控制有其缺陷与限制。毕竟，国界是由行动者、过程与力量的复杂组合启动的。由于这种权力混合物总是在艰难地争取最终落实为现实，国界机制也就始终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足。 第二，国家与企业的关系并不总像本文可能暗示的那样亲密。由于这种权力关系中存在裂缝、失衡和摩擦，也就相应存在许多开展解放性流动政治的出发点。第三，关于国界的知识出现并传播得越多，人们就越能理解其功能，批判和抵抗它们的可能性也越大。目标应是设计一种替代性的流动政治，并为之斗争。这会不会成为未来公民社会的起点？ ## 克服公民的时差反应 如前所述，移民，尤其是被非法化移民的流动，或许能为这样一个非政治性的项目提供灵感和资源。〔译注：原文此处作“apolitical project”，即“非政治性的项目”。〕Harsha Walia、Jennifer Kamau和Miltiadis Oulios这样各不相同的移民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活动证明：移民本身已经是这一项目的领导者、理论家和倡导者。[^ch05-009] 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工作也揭示出对这一角色的某种保留。移民经常生活在严酷、极端不稳定的条件下。更何况，他们在大众媒体中被系统性地隐形化，并被迫保持沉默；如果敢于表达不服从，就会直接或间接受到更多剥夺的威胁，例如被遣返。 赋予移民力量成为一项迫切任务。但我们这些流动较少被刑事化、被说成属于民族国家的人，如何能够参与这种赋权？我们的声音和能动性，应该如何、何时宣告团结？而在一切之前，我们应该如何学会倾听他们的需求与关切，同时也是为了我们自身的生存、自由和政治能动性？ 我清楚地记得2016年夏天的一次示威，由潘科社会主义青年运动组织，支持可负担住房。游行之前，一个紧急收容所内曾发生争论，讨论庇护申请者应不应该参加。有人代表他们发言，声称他们正在被工具化，为他人的政治目的服务。这引发了大量争论。最终，示威队伍经过紧急收容所时，约五十名移民加入抗议。不清楚他们当中哪些人觉得自己有义务这样做，哪些只是好奇，哪些则真正相信穿过柏林北部的一场政治集会是正确之举。 某一时刻，一位被非法化的移民拿起扩音器。他是一名年轻男子，来自在阿富汗受到塔利班迫害的巴米扬少数族群。他用自己的语言宣读一份声明，现场分发了译文副本。出人意料的是，他的声音羞怯、缓慢、安静，几乎温柔。那不是熟悉如何公开提出强硬诉求的人的声音，也不是社交网络上过于常见、爱表现自我的声音。不必说，那也不是一个领导者的声音——至少，不像如今人们对领导者的期待。 人们会以为，这是一个政治和民主新来者的声音。然而，我们所有人——合法的流动者与被非法化的流动者——难道不都已成为政治场景的新来者，都被要求在边界过程限制社会流动时探索民主可能意味着什么？当我们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都承受着跨越国界、把权利留在身后的同一种时差反应时，难道我们几乎所有人不都需要重新学习，如何成为具有能动性的行动者？ 正如我们刚才对权力质变的讨论所示，任何使民主更加民主、扩展民主空间，或创造运动中的民主的集体意愿——任何这样的集体——都必须考虑到，其推动力或潜在流动，可能已经被先发制人的国界体制吸纳。如此一来，流动政治正在改变社会运动的观念，无论这些运动由被非法化的移民、难民、公民构成，还是由我们所有人共同构成。因此，当要从这种转变中得出结论时，我们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是新来者。我们都必须重新思考，今天“具有政治性”意味着什么，“归属”又意味着什么。 任何关于什么样的世界值得向往、如何在未来将其变为现实的集体思考，都必须与国家及其边界所代表的新兴权力形式交锋。更具体地说，似乎不可避免地要以某种方式挑战边界—基础设施复合体及其新的权力模式。被非法化的移民、难民和公民在其中如何发挥作用，仍是一个开放问题。不过，很明显，一种共同策略会改变未来。 ## 参考文献 Amoore, Louise. “生物识别边界：反恐战争中的流动治理”（Biometric Borders: Governing Mobilities in the War on Terror），Political Geography 25.3（2006年3月）。 Cavalcante Marcia, and Krystian Woznicki. “抵抗控制的运动”（Resisting the Movement of Control），openDemocracy，2016年11月26日，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krystian-woznicki-marcia-cavalcante/resisting-movement-of-control。 Gandy, Oscar. 《全景敞视分拣：个人信息的政治经济学》（The Panoptic Sort: A Political Economy of Personal Information），Boulder: Westview Press, 1993。 Gibson, William. 《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New York: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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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schichte, Theorie und Praxis der Deutschen Migrationspolitik），Berlin: Suhrkamp, 2015；Harsha Walia，《瓦解边界帝国主义》（Undoing Border Imperialism），Chico: AK Press, 2013。 # 重新导向责任：从结构性不安全到系统性抑郁 Lídia Pereira  图1：与Woebot对话的截图。 图内文字，按对话顺序： > Woebot：哔哔！ > > 时间：14:16。 > > 用户：你好，Woebot。 > > Woebot：你刚才在做什么？ > > 用户：为一篇文章做研究。 > > Woebot：今天感觉怎么样？ > > 用户：焦虑。 > > Woebot：想多谈谈吗？ > > 用户：好的，请。 > > Woebot：是什么让你有这种感觉？请在下面告诉我。 > > 用户：工作不稳定。 > > Woebot：你觉得以下哪一项最能描述你现在面对的情况？ > > 选项：焦虑／抑郁／悲伤／孤独／关系／睡眠／更多。 闲暇浏览互联网时，我偶然看见一个BBC新闻视频链接，标题是“抑郁了？试着和这个机器人聊聊”。[^ch06-001] 近来我对不断增多的心理健康应用颇感兴趣，于是立刻点开。这就是我第一次接触Woebot的经过。Woebot是一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不管这究竟意味着什么[^ch06-002]——由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团队在首席执行官Alison Darcy博士指导下开发。根据官方网站，Woebot能够帮助你： - 使用认知行为疗法（CBT）的方法，由Woebot逐步引导你思考所处情境； - 通过智能情绪追踪了解自己； - 获得其临床团队提供的“超过100+”［原文如此］项以证据为基础的课程、练习和故事。[^ch06-003] Woebot既可从Google Play和苹果App Store下载为独立应用，也可通过Facebook Messenger使用。Woebot每天向用户询问情况；互动越多，它就越能收集和处理用户数据，并承诺识别其中可能存在的模式。其他聚焦焦虑、抑郁和压力的治疗机器人包括Wysa和Youper。这三款应用提供相近的一组技巧，帮助用户管理情绪，并质疑造成困扰的想法。 Wysa应用由Touchkin与剑桥大学神经科学家Becky Inkster博士开发；Inkster博士领导其顾问委员会。除了认知行为疗法，Wysa还提供引导冥想、呼吸练习和瑜伽等技巧。 Youper团队由精神科医生Jose Hamilton领导。除了与其机器人进行简短对话——他们承诺，83%的用户仅一次对话后就感觉更好[^ch06-004]——该应用还提供引导冥想、正念技巧、日记记录和情绪追踪。 然而，人工智能机器人并非应对心理痛苦的唯一技术“解决方案”。数量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应用，越来越多地声称可以通过认知行为疗法、正念技巧、引导冥想、情绪追踪等方式改善我们的心理健康。Pacifica和Headspace就是例子。两者中更受欢迎的Pacifica获苹果App Store“2017年度最佳”提名，并被Google Play列为“编辑精选”。Pacifica由Pacifica Labs, Inc.开发，将日记技巧与健康追踪监测结合起来：前者帮助用户质疑自己的思维模式，后者监测运动、睡眠、咖啡因及酒精摄入等影响焦虑的因素。用户可以利用这些工具，更好地理解有害的行为模式，并随后加以纠正。 无论有没有机智的聊天机器人，除了围绕心理健康的商业模式，这些应用的共同之处都是寻找和识别模式的实践；它们承诺，这样能够更有效地针对我们的不满与痛苦。 ## 将心理健康置于情境之中 ### 自身利益 临床心理学家David Smail在2005年写道，心理治疗正成为西方最成功的商业和文化事业之一。[^ch06-005] 当时他还远未想象到这个以技术为基础、应对心理困扰的解决方案世界会爆炸式增长。在《权力、利益与心理学：社会唯物主义理解心理困扰的要素》中，Smail强调，心理治疗最突出的特点之一，是它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始终与社会隔绝；因此，常规方法把Smail所称“可避免的困扰”置于唯心主义的个人主义领域。[^ch06-006] 唯心主义个人主义对心理痛苦的描绘，未能考虑到产生其中相当一部分痛苦的更广泛系统性基础结构。这意味着，就这些疗法而言，我们可以从内在找到、触及、处理并消除困扰的源头：归根结底，我们要为自己的世界负责。Smail将这种方法称为“魔法唯意志论”（magical voluntarism），而它持续成功的原因，只能通过利益所发挥的作用来解释。[^ch06-007] 不仅是治疗师为自己的职业角色提供正当性这一利益，也包括来访者希望好转的利益，以及更广泛社会的利益。 就来访者的利益而言，Smail强调了植根于“魔法唯意志论”的观点何以具有吸引力：想象我们能够凭借眼前就有的力量，通过自我改善改变人生处境，远比采取一种“物质现实主义”的观点更加诱人；后者认为： > 我们存在的条件，在很大程度上是远超个人控制的物质力量所造成的结果：历史上已经形成的无法改变，未来又充满不确定性，至多只能受到协同的、共同体的（政治）努力的影响。[^ch06-008] ### 系统的利益 要进一步理解，更广泛的系统为何有利益去推动“魔法唯意志论”，我们应转向Nikolas Rose的《治理灵魂：私人自我的塑造》。该书详细描述了管理和治理功能如何逐渐关注我们的内在心理生活。 Rose从泰勒制讲起。泰勒制是Frederick Winslow Taylor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发展的一套劳动理论，又称“劳动的科学管理”，由一系列把工人身体训练成高效生产机器的规训技术组成。动作研究、计算和指标，会产生必要的知识，用以指导工人训练与人力资源的合理分配。Rose把这一过程理解为众多尝试中的第一次：试图为管理赋予理性的合法性。 然而，这种对工人的简化看法不会永远持续。Rose梳理了促使这些理论即便未衰退、也至少发生演变的发展过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对工人身体的要求更加沉重时，“工人即机器”的模型明显有其限制，雇员会受到疲劳和其他健康问题的制约。Rose认为，这使一系列干预成为可能，逐渐改变了把工人仅仅当作生理装置的看法。1921年，心理学家C.S. Myers在英国创立国家工业心理学研究所，标志着一个新时代：工人的心理成为重新理解工业效率的关键途径。 在美国，对劳动身体的理解方式也在这一时期发生类似变化。不过，英国关注个体差异，美国则从群体内部的人际关系角度理解问题。总体而言，工人的主体性“已经成为一个新的管理领域”，[^ch06-009] 管理将自己确立为中立、独立的权威，在工人与雇主之间充当中间人，消除双方可能产生的摩擦。此外，把工人主体性嵌入公司的生活，旨在创造归属感和共同目标，激发他们再次将个人投入到公司利益的发展之中。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WWII）期间及随后的二十年，这些趋势延续并进一步发展，心理学似乎掌握了解决工作场所怨恨与不满的办法。工人与生产活动的关系，如今被理解为一种与整体社会建立联系的方式。因此，管理的重点超越了单纯的经济回报，把民主、幸福和参与的理想视为实现生产率目标的关键因素。 20世纪60和70年代，这些观念一度衰落：工作场所满意度和民主管理的理想失去青睐，被广泛质疑为无关紧要，甚至适得其反。随后，“工作生活质量”（Quality for Working Life，QWL）研究运动汇集了多位国际研究者，试图复兴仅仅二十年前还十分流行的人际关系管理方法。在其他成就之外，QWL建立了用于研究以及向政府施压的活动网络。在英国，重点是人际关系对于改善工作质量的作用；在美国，重点则是作为自我实现个体的工人，其责任感和个人成长被认为是心理健康的真正基础。[^ch06-010] 不过，两种方法沿着平行道路发展，因为这些策略的结果，都是使工人主体性与企业目标保持一致。 把系统性不平等造成的工作不满归结为适应不良和病态，管理工人主体性的方法在历史上帮助以层层科学权威遮蔽对工人的剥削，将问题的中心放在自我及其直接现实之中。反过来，这又推动问题的内在化与个人化，掩盖了造成工人集体受剥削的、更庞大的经济基础／上层建筑复合体。许多批评者似乎呼应了这些想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丝毫未能解决根本不平等。Rose认为这些分析有其真实性，而且确实在许多管理努力中看到了削弱工会主义的期望。然而，他警告，不应把这些话语看成纯粹的意识形态，因为这样做将意味着，管理工人心理所涉及的知识是“虚假的”，仅仅用于使预先存在的社会政治利益合法化。[^ch06-011] 根据Rose的论述，这些发展解释了心理治疗、其语言以及自我调节方法，如何与二战后的政治理性和治理技术相一致。主体性的治理并不打算通过中央权威的强制施加实现，而是通过内在化实现：创造一种自主性的叙事，让我们在其中生产自身。自主的自我会在持续自我审视和自我调整的压力下，评估并调节自己的情绪与行动，因为“获得解放的自我，被迫把自己的生活系在自身身份这一项目上”。[^ch06-012] 事实上，Smail强调，治疗师有利益在治疗中维持“魔法唯意志论”方法，这应放在他们自身嵌入更复杂的系统性利益网络这一背景下理解。[^ch06-013] 对于分析系统利益同样重要的，是Mark Fisher如何理解把化学失衡强调为精神疾病首要原因的做法。Fisher认为，这种去政治化的心理健康观极大地有利于资本主义：首先，它强化了原子化的个人化，因为一个人的病痛根源就在自己的大脑内部；其次，它增加了早已膨胀的制药业利润。因此，对Fisher而言，如果我们要挑战“资本主义现实主义”——即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可行替代方案的观念——重新将精神疾病政治化，就是一项迫切任务。[^ch06-014] ## 唯物现实主义 ### 新自由主义的完美主义 Fisher进一步思考作为一种普遍性状况的抑郁，并指出Oliver James的著作《自私的资本家》，该书分析了1982至2000年间精神疾病的增长。[^ch06-015] James观察到，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政策成为常态的国家，这种增长要高得多，因此提出假设，问题应归咎于新自由主义文化。[^ch06-016] Thomas Curran与Andrew P. Hill于2017年开展的一项研究——“完美主义随时间上升：1989至2016年出生队列差异的元分析”[^ch06-017]——正试图证明这一点。该研究询问，1989至2016年间在大学生中观察到的完美主义增长，是否与20世纪80年代以来英国、美国和加拿大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扩张相吻合。为此，Curran与Hill采用Hewitt和Flett的“多维完美主义量表”，[^ch06-018] 测量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对自己期望过高）、他人导向的完美主义（对他人期望过高），以及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感觉别人对我们的期望过高）。 Curran与Hill把年轻人的处境理解为：他们面临着比父母一代更加严峻的社会和经济条件。在这一背景下，两位作者谴责新自由主义文化价值，因为它们助长竞争、个体主义，以及对理想自我不切实际的期待。新自由主义的优绩主义——一种无视背景的信念，认为财富、成功与地位可以通过努力工作获得，而失败则源于个人深层的缺陷——“把一种必须奋斗、表现和取得成就的强烈需要，置于现代生活的中心”。[^ch06-019] 优绩主义意识形态主动遮蔽阶级、性别、种族、神经差异等决定性因素；这些因素可能妨碍平等获取机会。因此，多维完美主义不断上升就不足为奇了。此外，Curran和Hill讨论了多维完美主义上升对心理健康所造成的破坏性后果：近期研究发现，自我导向的完美主义与自杀意念、抑郁呈正相关；而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由于伴随持续的“对负面社会评价的恐惧”，被认为是三个维度中最使人衰弱的一种，并且与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等重大心理病理状况具有更强关联。[^ch06-020] 总体而言，根据世界卫生组织2017年的数据，年轻人的抑郁、焦虑和自杀意念水平都高于十年前。[^ch06-021] ### 被正常化的不稳定处境 正是在这种优绩竞争与完美主义的背景下，我们看到了创业者这一形象：它是新自由主义应对结构性失业时偏好的答案。 > 在新自由主义背景下，他们［使自身处境不稳定的人］可被剥削到如此极端的程度，以至于国家把他们呈现为榜样。[^ch06-022] 在《治理术与自我不稳定化》中，Isabell Lorey追问，在新自由主义治理术的背景下，选择不稳定处境意味着什么。Lorey从Michel Foucault的《性史》中提炼出一个基本观念：现代西方主体必须逐渐学会与自身建立关系。自我作为一种需要按照“正常”概念来塑造和建模的事物出现，例如白人、男性、资产阶级、本国国民等等；Lorey把这种“正常”与霸权相联系。[^ch06-023] 传统上，不符合规范的人会被置于不稳定处境；Lorey则提出，在新自由主义条件下，不稳定化从例外转变为一种具有霸权地位、被正常化的功能。因此，自我不稳定化服务于经济与政府权力的需要，同时掩饰自身的角色。Lorey把自我不稳定化与恐惧、失控、不安全感联系起来，也把它与工作和休闲边界的重新定义联系起来，因为处境不稳定的身体必须不断证明自身在经济上可行。这对被迫的不稳定处境和自行选择的不稳定处境都成立：每一场活动都是交换社会资本的机会，每一次聚会都可能决定未来几个月能否在经济上生存。在人人都是创业者的地方，每个人都可能成为你的下一个投资者。 在这一背景下，Curran与Hill的结论不应令人意外：社会规定的完美主义水平在上升，其对心理健康所产生的灾难性后果也随之上升。[^ch06-024] 随后，人们又往往按照“魔法唯意志论”的原则处理这些后果；这种做法把我们进一步锁在自身内部，无法触及制造困扰的结构条件。David Smail指出，这在我们身上增添了新的负担，因为归根结底，我们被要求负责作出改善人生处境所必需的个人改变。[^ch06-025] 于是，对职业发展是否成功的责任，又叠加了对抗击心理困扰是否成功的责任。 ## 不健康的解决方案 我们已经看到，精神疾病越来越普遍、不断增加，深深植根于新自由主义政策：这些政策使多数人经济不安全，也侵蚀共同体的安全网与团结纽带。与此同时，公众获得医疗服务的机会，也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私有化计划与限制公共支出的紧缩措施阻碍。 在英国，需求上升所迎来的却是减少200名全职心理健康医生和3,600名护士；结果，10%的患者等待时间超过一年，50%等待超过3个月。[^ch06-026] 因此，许多候诊者转而使用心理健康应用，其中一些被收入英国国家医疗服务体系（NHS）的官方应用库，得到NHS认可。 除了一些用户感受到不被评判等其他被列举的成功原因外，这些应用进入了一个真空：政治层面缺乏解决方案，无法满足人人都能获得医疗服务的需求。Woebot在官方页面上援引了彻底可及性的理念，因为“令人难过的事实是，世界上仍有超过一半的人口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对更多人而言，心理健康照护根本不是一个选项。”[^ch06-027] 到这里，很难不想到Evgeny Morozov所说的“解决方案主义”（solutionism），这个术语是他从城市规划与建筑领域借用的。正如Morozov所说：“硅谷对政治该如何进行的默认答案，就是我所谓的解决方案主义：问题要通过应用、传感器和反馈回路来处理，而这一切都由初创企业提供。”[^ch06-028] ## 隐私政策 今天，我们被数据隐私“丑闻”困扰——2018年最广为人谈论的就是剑桥分析——因此，调查开发某些此类应用的公司所执行的数据保护政策，质疑其有效性，并把它们放到政治背景下理解，似乎并不牵强。 虽然Woebot、Wysa、Youper、Pacifica和Headspace声称不会向其他公司或服务提供任何敏感且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但读过其隐私政策，就能发现一两个共同、且值得立即关切的问题。首先，所有这些应用都保留随时更新隐私政策的权利。其次，一旦公司重组或合并，所有已存储的用户个人信息都会向相关各方披露。这两件事都可能随时发生，而且无需再次取得用户同意；因此，即使承诺数据只能用于当前隐私政策允许的目的，也并不特别令人安心。 此外，通过Facebook Messenger访问Woebot，须受Facebook隐私政策约束；Wysa使用第三方广告代理机构，并可能在应用内安装第三方模块，以确定它们的成效；[^ch06-029] Pacifica可能让Google Analytics为有限的营销目的访问个人联系信息（“Google可以利用收集的数据，对其自身广告网络的广告进行情境化和个性化处理”）；[^ch06-030] Apple、Appsee、Amazon Web Services和Youper也可能与支付处理公司等其他机构分享无法识别个人身份的汇总个人信息。[^ch06-031] 即使我们轻率地相信，这些应用承诺不会向第三方公司或服务分享或出售可识别个人身份的数据，利益相关者交叉比对匿名信息或元数据，也可能得到能够识别个人身份的结果；确实已有公司专门从事这一业务。[^ch06-032] 此外，2015年发表于BMC Medicine的一项研究“经认证健康与保健应用中未获处理的隐私风险”，发现若干NHS认可的医疗应用虽然标榜数据安全，实际上却将个人数据置于风险之中。[^ch06-033] 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确定，使用Woebot、Wysa、Youper、Pacifica和Headspace时，这种安全也会得到保护。 仅仅“通过Facebook Messenger使用Woebot须受Facebook隐私政策约束”这一事实，本就应敲响警钟。例如，查阅Facebook的专利“依据社交网络系统的通信与特征确定用户人格特征”，[^ch06-034] 就能看到，来自用户消息及其他通信形式的语言数据被收集、处理，用于按照“大五”模型预测人格特征：开放性、尽责性、外向性、宜人性和神经质。随后，这些结论被用于定向、排序，以及选择呈现在特定用户信息流中的内容等目的。  图2：Facebook专利US9750752B2的图解摘要。〔译注：原图标题与原注34为US9740752B2，原图注及下文为US9750752B2；此处保留底本差异。〕 图内文字与箭头关系： **US9740752B2——依据社交网络系统的通信与特征确定用户人格特征。** 语言数据：状态更新、笔记、消息、帖子、评论、外部来源。非语言数据：年龄、性别、连接数量、不同通信类型的通信数量、用户产生的通信总数、各种通信类型所占百分比、用户以各种不同通信类型进行通信的不同天数，等等。 语言数据与非语言数据共同输入“用户人格估计器”（User Personality Estimator）。该估计器“可能使用”：LIWC数据集；主题建模，例如潜在狄利克雷分配；改善语言数据提取的预处理（逻辑回归）；Spearman秩相关分析（人格特征与词干类别比例之间的相关性）。 估计器输出“预测的人格特征”，关联“大五”：外向性、宜人性、尽责性、情绪稳定性、开放性；这些特征“用于”：定向、排序、选择要呈现的内容、其他用途。估计器也“可能识别”用户可能具有人格特征的概率分布，该分布被存储在用户画像存储库中。 ## 丑闻？ 剑桥分析事件曝光后，主流媒体对事件的报道大多孤立地关注该公司的行为，把它描绘为一个不可控因素或不良行动者；Facebook则试图挽回颜面，把自己呈现为整场事件中表示歉意的受害者。 调查显示，剑桥分析利用算法处理，把从Facebook采集的数据转化成关于用户人格特征的、可付诸行动的洞察。随后，这些洞察被用于指导更精准定向的政治信息，在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期间支持Donald Trump。根据Carole Cadwalladr发表于《卫报》的一篇文章，揭密者Christopher Wylie“想出了一个计划：收集美国数百万人的Facebook个人资料，利用他们私密的个人信息，建立精细的心理和政治画像”。[^ch06-035] 然而，这恰恰就是Facebook商业模式所依赖的实践。Facebook上甚至还有专门的工具和页面，[^ch06-036] 帮助政治人物联系自己的选民。没错，和所有其他广告主一样，这些工具也允许基于预先处理好的受众群体，定向投放政治信息。[^ch06-037] 不论这些竞选活动的政治倾向如何，定向政治广告在这个背景下都不是新鲜事。区别在于，这一次掌握巨大数据财富的是Facebook，而非某家第三方企业的帮凶；所有用户都在显性或隐性地向其平台贡献数据。Facebook再用算法处理这些数据，形成广告主可以选择、可以对其采取行动的目标受众。 此外，拥有类似Facebook商业模式的参与者不只一家，而是很多；这些模式必然要求用户让渡控制权，无法决定自己的哪些数据被收集、使用和处理。通过大规模数据处理与分析获得可供行动的受众和洞察，再提供付费访问，就是这些公司能够免费运营，却仍取得利润的方式：Facebook为400亿美元（2017年），Google为1,100亿美元（2017年）。[^ch06-038]〔译注：原文将上述金额称为“profits”（利润），此处保留其口径表述。〕 ## 焦虑的指标 在新经济基金会研究者所称“评分社会”的背景下，[^ch06-039] 可以观察到一种趋势：公共与私营部门越来越多地运用高度个性化的心理画像，服务于定向、警务、控制和决策等目的。Duncan McCann和Miranda Hall将“评分社会”描述为建立在“相互强化的政府—企业监视”架构之上；其中，能否获得住房、医疗、保险等公共和私人服务，要依据我们的数字画像是否符合准入条件来决定。[^ch06-040] 正如上述Facebook专利US9750752B2所展示的，这些心理画像可以通过处理各种数据和元数据推断出来，无论这些信息是显性还是隐性贡献的。在“你的分数是多少？歧视性算法如何控制准入与机会”一文中，Hall与McCann以金融科技为例，说明它率先“使用‘替代数据’来反映个人的‘真实人格’”。其中一个例子是Tala，一种信用工具；它依据诸如一个人给母亲打了多少次电话等数据计算分数，再据此判断其获得贷款的潜在资格。[^ch06-041] 这种趋势似乎表明，随着我们日常获取基本人类所需越来越依赖一台迷恋效率的技术官僚机器，这些衡量将越来越影响我们看待自己和行事的方式。David Beer在讨论新自由主义指标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时，似乎得出了与Curran和Hill类似的结论。Beer认为，指标的一个根本特点，是在被衡量的身体中激起情绪反应，羞耻和焦虑并不罕见。这种情绪反应十分关键，因为只有作出这样的反应，被衡量的身体才会被推动着行动，努力改善，并与他人竞争一席之地。[^ch06-042] Beer引述Will Davies的《新自由主义的限度》，借用了其中的结论：不确定和不安全，确实就是这些策略所期望的结果，因为我们越感到不安全，创业式能动性的感受就越会被激发。[^ch06-043] 在新自由主义的不稳定处境中，达到衡量标准，毕竟就是求生。 面对这样的情境，质疑我们向Woebot、Pacifica或Wysa贡献敏感信息和个人感受所产生的社会政治与经济后果，真有那么牵强吗？这些旨在减轻痛苦的工具，很可能正在加深精神疾病与那个应为其加剧负责的系统之间的纠缠。原因就在于，这些应用是潜在的数据来源，为加剧我们不安全感的画像与评分系统提供养料。 ## 重新导向的策略 不可否认，在候诊名单长得无法忍受、获得专业照护的机会减少这一背景下，这些即时响应应用对于缓解那些与抑郁和焦虑搏斗、负担沉重的心灵，可能很有价值。然而，这种解决方案主义永远只能是一块短期补丁，延续着主流治疗无法处理用户兼患者所处更广泛系统背景的缺陷。事实上，David Smail对反复出现的“治疗无能”的描述在这里同样适用：患者最初对治疗产生积极反应，但当外部世界的现实再次落定，就重新陷入旧有问题。[^ch06-044] “魔法唯意志论”把我们锁在自身的直接现实中，并把困扰的根源放在自身内部，不仅无法为普遍的焦虑和抑郁提供长期解决方案，还进一步加重受苦自我的负担。它至少以两种方式做到这一点： 1. 再生产关于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叙事——“力量就在你手中。”“改变你的生活。”“成功只取决于你。”——从而在失败时增加一层不确定、内疚和羞耻； 2. 在其技术化版本中，带来贡献更多数据的危险，进一步发展那些用于治理、评判和排斥的心理画像。 由此可见，心理健康应用如何使心理健康与资本之间本已动荡、充满剥削的关系更加复杂，也由此说明，我们必须投入对替代性共同体疗愈方法的发现或重新发现。 “正念占领”（Mindful Occupation）工作组成立的目标，是围绕“占领／去殖民化”运动提供心理健康支持。他们将激进心理健康理解为一种工具，把“病理化的目光重新转向这个让我们发疯的世界”；他们通过政治与社会正义的视角看待心理健康，构想一种包含众多其他草根运动的交叉性斗争。[^ch06-045] 正如Becca Rothfeld有力倡导的，让我们沉浸于“共同培育不满所带来的亲密”之中。[^ch06-046] 让我们分享焦虑，让我们彼此谈论抑郁。让这些通常被孤独体验的感受，滋养我们的集体愤怒、富有生产力的愤怒；这种愤怒顽强拒绝把系统失败内化为个人缺陷、并因此陷入瘫痪。如果一个具有解放性、彻底集体化的心理健康项目要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发展重新导向的反制策略。 ## 参考文献 Beer, David. “新自由主义让你焦虑了吗？指标与不确定性的生产”（Is Neoliberalism Making You Anxio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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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ylor所言： > 当金融的艺术变成艺术的金融，艺术就不再只是买卖的商品，而成为为对冲基金与私募股权基金制造的交换货币，在其中像其他任何金融资产一样交易。[^ch07-005] 把艺术作为金融资产并不新鲜。苏富比毕业生、艺术与金融科技公司Codex创始人Jess Houlgrave说，“从美第奇家族时代起”就是如此。[^ch07-006]〔译注：原文作“Medics”，此处按语境理解为Medici。〕Giorgio Vasari的《艺苑名人传》是一套16世纪艺术家传记，记录了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赞助制度，公开讨论委托价格以及争取赞助人的竞争。[^ch07-007] 17世纪初，公开拍卖在荷兰发展起来，到该世纪末传入英国；艺术市场由此从赞助人制度转向延续至今的供需市场经济。 自20世纪初以来，收藏家也一直尝试艺术共同基金。1904年，码头与仓储公司董事会秘书、法国运输与冷藏仓储协会主管André Level，在巴黎建立了第一支艺术投资基金，名为La Peau de l’Ors（《熊皮》，法文拼写依底本保留）。这个名字向Jean de la Fontaine的一则故事致意：两个富有进取心的人，在尚未捕获并射杀动物之前，就先卖掉它的皮。Level负责管理与购买艺术品；据说，他在供应链物流方面的背景，塑造了他把这些画作当作另一种可投资商品的做法。[^ch07-008] 另一支重要基金是英国铁路养老金基金（BRPF）的艺术投资计划，成立于1974年，正值布雷顿森林体系终结与石油危机之后。在这一例子中，BRPF旨在通过投资印象派绘画，对冲那个时期的通胀风险。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应对利润率下降的一种办法，是利用金融产品来维持并扩大货币资产，把资源投入远离物质商品生产的金融活动。作为资产的艺术品，是针对其他更传统市场波动的对冲工具。当时和现在一样，这些资产是一种赚钱方式：不是生产和出售新东西，而是围绕土地、艺术等非流动性资产，建立战略性的市场位置。 这些例子表明，投资者过去就对艺术的价值和艺术家的职业生涯进行投机，甚至为购买和变现艺术而创造新型金融工具。但可以说，我们如今正见到这种做法的增长。德勤每年的《艺术与金融》投资报告[^ch07-009] 将艺术投资增长描述为金融崩盘之后利率下降，以及专业小型贷款机构兴起的结果；这些机构推销投资非流动性资产并使之货币化的新方式。特别是，一份名为“为什么艺术应被视为一类资产？”的简报[^ch07-010] 主张，艺术虽然一直具有金融投资功能，但由于低利率、对新金融工具和市场的需求，以及人们认为区块链等蓬勃发展的技术能够解决真实性、风险、高交易成本、市场透明度与市场监管等现有问题，这一功能正在变得更加重要。 艺术投资出现了一系列新机制，包括艺术投资基金和俱乐部的增长——有兴趣的股东可以投资一件艺术品的一部分——以及以艺术品为抵押的贷款或艺术证券化的发展——所有者可以用收藏中的艺术品作为未来贷款的担保。投资者逐渐转向传统银行和佳士得、苏富比等大型拍卖行之外，专注于艺术贷款的Artemis和Athena等新型专业贷款机构也加入竞争。同样，自由港——位于离岸飞地的高度安保仓库——已经成为富裕个人和艺术基金美术藏品的真正“银行”；他们急切希望利用免税存储条件。更近一些时候，Maecenas和前述Codex等区块链公司，正在与自由港空间合作。它们还在制定各种策略：在区块链上记录艺术销售的来源和流通；创建能够与艺术品关联、并作为份额交易的新代币；以及以区块链上登记的艺术品为依托，促进资本流动的证券化。可以说，围绕Mahama作品出现的许多“问题”——来源、合同义务，以及把一件非同质化、缺乏流动性的艺术品拆分成独立份额的技术细节——正是这些基础设施服务的对象。 ## 全球艺术市场中的技术 如上所述，在考虑这一现象时，有两种技术尤为重要，而且都在新的全球化艺术市场中发挥作用：自由港与区块链代币。 ### 自由港 那些有时被称为“高净值人士”（HNWIs）的人，其艺术收藏的很大一部分如今位于“自由港”：也就是绕过国家主权、处于边缘地带的免税空间。这些大型、高安保、温湿度受控的空间，往往坐落于机场中转区，或瑞士、新加坡等免税或税制友好的地区。自由港起源于19世纪，用于临时储存茶叶、谷物等易腐货物。[^ch07-011] 虽然这些空间有其殖民贸易的历史遗产，今天却作为积累财富的免税储藏库发挥作用；德勤把这些财富称为“激情资产”：上等葡萄酒、汽车和美术品，一经购买，便被运往自由港，存放无限期的时间。[^ch07-012] 在这里，购买所涉及的税费可以被无休止地推迟，因为基于它们的财政历史，存放于自由港中的货物被认为仍处于从一地前往另一地的运输途中，即使它们短期内根本不会去任何地方。对Keller Easterling而言，自由港创造了一个超越国家管辖权的流动空间。[^ch07-013] 由于这种空间的“离岸”性质，艺术品可以无限期存储，直到出售价格合适为止。它们甚至可以在金融意义上转移所有权，却从未离开自由港。边界——或者更准确地说，边界的缺席——是关键。自由港是供应链中的某种盲点，一个监管者和国家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地方，或者如Hito Steyerl所说，“选择性地失去控制”。[^ch07-014] 由于自由港不透明、保密的性质，很难准确计算究竟有多少艺术品永久存放在那里。《纽约时报》最近一篇文章称，日内瓦自由港的数量接近120万件，其中约有1,000件Picasso的作品。[^ch07-015] 更近期的自由港空间，比起仓库更像博物馆。例如，新加坡自由港甚至委托制作了一件巨大的雕塑置于门厅，毫无反讽意味地命名为Cage sans Frontieres（《无边界的牢笼》）。 自由港处于流动性与非流动性的网络之中。它像中央银行一样，作为更广泛网络的一部分运行，促进其边界内商品的流动性。而这种流动性又由自由港的流动地理所促成。从法律角度看，自由港空间具有域外性；许多位于机场中转区或历史形成的免税区。但产生这种财政炼金术的空间，并不只有自由港。这些流动地理也早已存在于离岸空间和资产保护信托中；后者指为了避免某一特定司法管辖区的税收而设立的法律安排。例如，货币人类学家Bill Maurer向我解释，纽约市的一家Trump酒店，在法律上可以被认定由开曼群岛另一司法管辖区中的主体拥有。[^ch07-016] 建筑实物在纽约，但从财政视野里消失了；它如今位于别处。这种安排利用了暂时性的不平衡和优势。 这样的安排处于金融化经济的核心，尤其是艺术经济的核心。庞大的收藏如今被安置在高安保、温湿度受控、归根到底属于离岸的空间，取代了公共博物馆。这些空间暗示，艺术品的目的不是作为商品被占有或交易，甚至不是供公众或私人观看，而是作为资产发挥作用：一个纯粹的符号或金融工具，永不见天日，也无需见天日。因此，通过自由港实现的，是让实体艺术品在供应链中作为流动资产流通。 自由港最近吸引了艺术理论的兴趣。对Hito Steyerl、Max Haiven和Stefan Heidenreich等理论家而言，自由港体现了当代艺术市场的运作。[^ch07-017] 理论家Hito Steyerl将这种情形描述为“免税艺术”，[^ch07-018] 艺术批评家Stefan Heidenreich则创造“自由港主义”（freeportism）一词，[^ch07-019] 描述伴随这些趋势的艺术市场生产、流通和分配模式。从这些分析可清楚看出，自由港被视为不仅深植于艺术品的金融化，也深植于这个新金融化艺术世界的制度框架。如果自由港是新的博物馆，那么像Stefan Simchowitz这样的经销商，就是这一在边界之外运作空间的策展人。 一次日内瓦自由港之行，把我带到了城市外围。我从Cornavin车站搭乘15路电车，在Carouge, GE下车。沿途经过瑞士银行、金匠店，以及一块Swissquote巨型广告牌：它宣传五种最大加密货币的交易，并问道：“你的银行是加密货币先驱吗？”日内瓦的Ports Entrepots et Francs是一个免税区，包含一处旧货运站的部分区域与一栋工业仓储楼。“Entrepot”指商品可以被进口、储存或交易的港口、城市或贸易站，通常预设这些商品很快会被出口。在中世纪和近代早期，当欧洲帝国强权与亚洲、美洲殖民地之间的商业贸易蓬勃发展时，这些港口发挥了特别关键的作用。 正如Steyerl所描述，自由贸易区位于旧仓储楼的后部，因此不同的司法管辖权贯穿同一栋建筑。[^ch07-020] 这个空间竟能同时显得无害而威严。这里给人的感觉，是有什么事情被延后了：从物流环境，到我和保安之间的对话——他们问，一个艺术管理学生明明可以去博物馆，为什么会来这样的空间。你为什么想看这样的地方？它太无聊了。而且，这是私人场所，禁止参观。 门厅中有一尊青铜地球仪雕塑，围在三个银色框架里，表面饰以一些神秘、另一些不那么神秘的浮雕：一个人形、一辆货运卡车、两栋房子、一块像月亮的部分、一个仿佛调色板锯齿轮廓的形状、一座金字塔、一只闪亮的金苹果。一边是自由港的建筑，其巨大的地面通风口嗡嗡作响；另一边是一排又一排波纹金属集装箱和托盘搬运车。被护送离开场地之后，我沿着自由港边缘、沿着城市边缘的外围道路，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我原本希望亲临这里能得到某种启示：据说在这个真实空间里，成千上万件Picasso作品，被闭路电视监控着，藏在写着当心犬只的警示牌之后；但结果令人失望。Max Haiven在参观新加坡自由港时，描述了他所目睹的精心安保表演，[^ch07-021] 而我的感受却是，某件事被推迟了，某件事正在别处发生。 ### 一种名为ART的代币 我第一次了解到自由港，是在研究一家名叫Maecenas的公司时。这家初创企业在以太坊区块链上登记艺术品。本质上，区块链是一种分布式数据库。其中存储的数据通过加密技术得到保护和验证，这使污染数据库中存储的数据变得几乎不可能。第一个区块链是比特币区块链，它是一个存储并验证比特币交易细节的数据库。但近年来，以太坊等公司开发了区块链，用于记录、验证并执行其他类型的合同和安排，这些安排可能涉及货币，也可能不涉及，包括土地转让、证书共享与记录、资产转移，以及为钻石、美术品等价值连城的商品保存“不可变”的来源记录。区块链的结构使几件事成为可能：当许多参与方平常并不互相合作时，它让交易更容易；它让杂乱的文书工作更容易处理；它让某些合同更直接；它让实物资产得以用新的方式数字化。 如今，区块链技术在艺术领域被多方面使用：作为来源记录、追溯和认证工具；作为让艺术家获得可见性的工具；作为众筹等新支付模式的模板；以及作为一种资产交换形式——实体艺术品由加密数字代币代表，在市场上作为权益交易、拆分成份额，或用于为贷款提供担保。这样看来，金融科技公司与艺术市场公司都对这项技术极感兴趣，就不足为奇。 区块链公司正在探索将实物资产与加密代币关联的方法。这涉及把一个实体对象与一个哈希值配对，并将后者编码进区块链。如今所谓艺术的“代币化”，只是区块链上资产交易增长的一个例子：公司正把房地产、自然资产、[^ch07-022] 金条、[^ch07-023] 宝石[^ch07-024] 以及几乎任何可以想象的有形或无形资产，与加密币关联起来。这些代币被用来代表现实世界中某个特定对象的一份份额或所有权。代币化的愿望似乎源自这样一种愿望：让非同质化、传统上缺乏流动性的资产在金融市场中流通。正如金融科技会议Money 2020上一位讨论嘉宾所说：“你可以把几乎任何东西的权益，拿去交换其他任何东西。”[^ch07-025] 例如，面对比特币和以太币的波动，新加坡公司Digix Global回归金本位原则，将存放在一处名为Singapore Safehouse的新加坡自由港中的金条代币化。1枚DGX代币等于1克储存的黄金。它不实行部分准备金制度，Digix Global运用审计系统，确保任何时候都持有自己声称拥有的黄金。[^ch07-026] 他们的下一个项目是对白银做同样的事。Everledger主要与执法和保险所需的来源追溯、真实性认证有关，正在登记钻石。[^ch07-027] 美术领域的一个关键例子是Maecenas；这家初创企业在以太坊区块链上，把价值超过100万英镑的实体艺术品代币化。Maecenas允许经销商把一幅画价值的至多49%登记在区块链上，为经销商的藏品打开新的融资来源，同时让投资者可以通过投资美术品来分散投资组合。Maecenas开发了一种ICO代币，颇具挑衅意味地命名为ART；它是艺术拍卖的清算与结算代币，2018年8月的交易价格为0.543936美元，被描述为一种实用型代币，用于在Maecenas平台内管理和执行艺术份额的买卖。Maecenas只是当前众多将自由港艺术品代币化的公司之一，使这些作品能够作为投机性金融工具发挥作用。[^ch07-028] 艺术品可以被拆成份额，供希望分散投资组合的投资者购买；可以在贷款申请中被用作权益；其不同的未来售价也可以被对冲并作为衍生品出售。 Maecenas白皮书如此描述这一过程： > Maecenas利用区块链技术创建与艺术品关联、防篡改的数字凭证。得益于区块链的密码学特性，这些凭证高度安全，不可能伪造。单件艺术品被拆成数千份凭证，类似于上市公司发行股票。投资者可以购买这些凭证，从而拥有某件艺术品的一定百分比；也可以随时通过Maecenas交易所把它们转售给其他投资者。艺术品可用任何法定货币（例如USD、EUR）或加密货币（例如BTC、ETH）挂牌。[^ch07-029] 媒体理论家Sybille Kramer把货币描述为一种去实体化的财产，一种促进实物商品去物质化、并在交换网络中更广泛流通的媒介。[^ch07-030] 代币能够克服许多与保护、储存和转移存放在实际地点的实物资产有关的摩擦与困难。你不必购买物品本身，而可以购买代表对该物品或其一部分之请求权的代币，并将它存储在数字钱包中。优势在于，你不必亲自储存和保护物品；也可以利用实物所在司法管辖区带来的税收或监管优势，并交易某些物品的部分或份额，而这些物品的整体原本是你买不起的。 ## 流动的地理 自由港与区块链共同的重要之处，在于当所有权或部分所有权转手时，艺术品并不需要被看见、被拿在手中，或被移动。从这个意义上说，当艺术品在永远“运输中”的条件下保持静止，它仍然作为加密代币流通——作为无边界区块链账本中的一个哈希值流通。回想Mahama的作品，黄麻袋装置可以被登记并验证于区块链，存放在免税飞地，拆分成份额，在市场上流通，而无需在物理上被移动或修改。 因此，金融化的艺术品同时存在于两个空间。它占据自由港的流动地理，在那里资产是静止的，而且在双重意义上被“加密”，[^ch07-031] 但在财政记录中，它始终处于从一个国家区域前往另一个国家区域的“运输途中”，避开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特定的税费与监管。与此同时，当作品被存储于区块链时，它在数字账本中作为代码持续流通。而且，正如区块链似乎允许实体对象像代码一样行动，它也属于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实体建筑与地理，以及更广泛供应链的物流安排，日益遵循网络拓扑与堆栈结构。[^ch07-032] 其愿望似乎是，让所有实物在需要流动性时，甩脱自身的物质性与位置；一旦这些特征成为必需，又立即重新获得它们。自由港中的艺术品既是艺术，也是货币；既是非流动性资产，也是流动资本。在这里，我们看到实物对象的去物质化，并非如Lippard等人所设想的那样，是逃离商品化的途径，[^ch07-033] 而是维持市场价值、同时超越日常物品沉重块状的重量、实体材料的限制，以及地理边界与位置的方式。 艺术作为投资并不全然新鲜。新的是一种推动力：使艺术不仅作为商品，也作为全球市场中的金融资产和／或衍生品发挥作用；在这个市场里，速度、地理位置以及信息差异成为关键问题。 ## 参考文献 Bowley, Graham and Carvajal, Gordon. “世界上最伟大的收藏之一藏在这道围栏之后”（One of the World’s Greatest Collections Hides Behind this Fence），The New York Times，2016年5月28日，https://www.nytimes.com/2016/05/29/arts/design/one-of-the-worlds-greatest-art-collections-hides-behind-this-fence.html。〔译注：原注15为Doreen Carvajal，此处原书书目作Gordon，保留差异。〕 Bratton, Benjamin H. 《堆栈：论软件与主权》（The Stack: On Software and Sovereignty），Cambridge: MIT Press, 2016。 Deloitte. “艺术与金融报告”（Art and Finance Report），ArtTactic，2017年，https://www2.deloitte.com/content/dam/Deloitte/at/Documents/finance/art-and-finance-report-2017.pdf。 Easterling, Keller. 《国家之外的治术：基础设施空间的权力》（Extrastatecraft: The Power of Infrastructure Space），London: Verso Books, 2014。 Embuscado, Rain. “艺术界回应英国脱欧”（The Art World Responds to Brexit），Artnet，2016年6月24日，https://news.artnet.com/art-world/art-world-responds-brexit-526400。 “自由港：超级富豪的超级仓库”（Freeports: Über-Warehouses for the Ultra-Rich），The Economist，2016年11月23日，https://www.economist.com/briefing/2013/11/23/uber-warehouses-for-the-ultra-rich。〔译注：原注11与URL为2013年，原书此处著录为2016年，保留差异。〕 Haiven, Max. 《货币之后的艺术，艺术之后的货币》（Art after Money, Money after Art），London: Pluto Press, 2018。 Heidenreich, Stefan. “作为风格和意识形态的自由港主义：后互联网与思辨实在论”（Freeportism as Style and Ideology: Post-Internet and Speculative Realism），E-Flux 71（2016年3月）。 Horowitz, Noah. 《交易的艺术：全球金融市场中的当代艺术》（Art of the Deal: Contemporary Art in a Global Financial Market），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1。 Goldberg Esq., Stephen J. “麻袋与掠夺：Simchowitz诉Mahama”（Sacked and Pillaged; Simchowitz V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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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oldberg Esq.，“麻袋与掠夺：Simchowitz诉Mahama”（Sacked and Pillaged; Simchowitz Vs. Mahama），Artillery Mag，2016年2月23日，http://artillerymag.com/art-brief-7/。〔译注：本注姓名拼作Stephan，正文作Stefan；保留原著录。〕 [^ch07-005]: Mark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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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作为一种国家机器？ 新的货币与金融技术，尤其是那些运用密码学和区块链方法来追求去中心化及个人自由等（无政府主义）美德的技术，可能不仅会再生产“国家”，还会为21世纪翻新国家。我所说的“国家”，不只是某头笨重、陈旧的强制权威巨兽，而是四十年来暴力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所造就的、金融化资本主义积累的整合武器与加速剂。[^ch08-001] 在此，国家诞生于过去五个世纪资本主义与殖民主义的熔炉，不仅是一种特定的政治形态，也是一种想象习惯。这样的国家，为再生产 Gilles Deleuze 所称的“控制社会”而建立，也由其塑造：在这种社会中，国家通过生产并提供“自由”、激发其臣民的“能力”实施统治，同时与一种寡头化、危机缠身并依赖身体、经济和行政暴力的资本主义紧密合作。[^ch08-002] 我说的并非所谓“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所惧怕的传说中的“公司国家”：在那里，企业垄断与“深层国家”机构的勾结，污染或扭曲了据称自然、善良且公正的市场运行。[^ch08-003] 相反，我所谈论的国家—资本结合体，与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作者的分析关系密切得多。数十年来，她们一直警告人们，资本主义与国家形式相互依赖，是两种彼此交织的父权制权力结构。[^ch08-004] 我想到的是原住民与反殖民背景中的激进反殖民思想家的工作：他们预见并拒绝资本主义市场对后殖民国家的腐化，主张超越帝国主义模式，重新想象政治共同体。[^ch08-005] 关于新型货币创新、它们使价值治理手段去中心化的潜力，以及让持有者主张或行使各种个人自由的能力，人们已经说得很多；但另外三项可用来判断这些创新是否激进的标准，却鲜有人谈及。[^ch08-006] 这些创新——如果它们确实算得上创新——能以什么方式促成、丰富并壮大始终作为社会生活基石的互助实践？[^ch08-007] 它们如何让我们（共同）反抗并废除正在摧毁我们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只是争夺泰坦尼克号上一个更好的座位？这些新型货币又能以何种方式帮助我们直面压迫的交叉性，也就是权力通过性别、种族、性取向、公民身份等类别运作的方式？我所关注的金钱，不是调解自由个体之间商业活动的方法，而是一种方法，使联网且相互依赖的行动者和共同体能够在其合作、沟通力量遭剥削性、攫取性的资本主义装置征用和支配的方式之中、与之对抗并超越它来组织自身。能够促进互助、激发阶级斗争并废除压迫的货币形式，才确实具有真正的颠覆性。 然而，今天围绕新型金融与货币技术的大多数话语，突出的是个人主义、竞争和反动政治。当前加密货币与区块链爱好者的许多政治主张，归根结底可能具有机会主义性质，因为它们为一部与投机投资紧密相连的巨大炒作机器提供养料。[^ch08-008] 正如 Dmytri Kleiner 所指出的，当投机经济依赖于不断寻找更大的傻瓜加以剥削时，颠覆、革命、去中心化和自由这些话语就会产生经济后果。[^ch08-009] 我们都应该知道，就生态与人道而言，现行制度是一部死亡机器；国家与资本主义的结合体以无限积累和竞争为基础，在这个星球上无异于自杀。[^ch08-010] 话虽如此，我无意对所有密码学货币实验作元分析或元批判，因为它们数量众多，每天还有新的实验出现。[^ch08-011] 与这种技术迷恋的取向不同，我希望探究资本主义历史中无产者的货币创新，为今日对加密解决主义的热情中所加密包藏的斗争和欲望，提供一些资源和另一条谱系。今天的许多方案宣称以“国家”为目标，事实上却很可能为国家的再生产作贡献。这不只是因为企业和国家机构急于吸纳或占用这些“激进”技术。 ## 加密威权主义者？ 我们通常把这些技术背后的意识形态与“自由意志主义”“无政府资本主义”及极端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联系起来，但把它们同人类学家 James C. Scott 所说的“像国家一样看”联系起来，也许更准确。[^ch08-012] 殖民工业现代性对世界许多文明造成了灾难，且常带有种族灭绝性质；就此，Scott 写道： > 近代早期欧洲的许多治国之术，[似乎]都致力于把原本如社会象形文字般的事物，合理化、标准化为易于辨识且在行政上更方便的格式。这样引入的社会简化，不仅容许更为精细的征税与征兵制度，也普遍增强了国家能力，[并且]使各类相当有针对性的干预成为可能……这些国家式简化……很像删节过的地图。它们并未成功地表现出它们所描绘的社会的实际活动，也没有这样的意图；它们仅仅表现官方观察者感兴趣的那一小片……而且，当它们与国家权力结盟时，[就使]它们描绘的大量现实能够被重新塑造。[^ch08-013] 许多货币创新者的梦想，都有这种从“上帝视角”看世界、通过一系列干预设计某种社会结果的冲动。这是女性主义理论家 Donna Haraway 所谓的“上帝把戏”的例子：一种穿透性、推测性的凝视，自诩为中立的创造力量，拥有独一无二的天赋，能够看清世界及其人民的真实样貌，并代表所谓的更大善益采取干预措施。[^ch08-014] 这是殖民主义的古老技法：地图被暴力地迫使取代领土，蒙昧、天真的“野蛮人”必须为了他们自己的好处而被组织起来。[^ch08-015] “像国家一样看”，就是把一种碎片化、有偏见的世界观当成完整而客观的世界观来运用；并按 Scott 的说法，采取措施，把这种对社会交往的简化变成一种能发挥功能、实际运作的事实，尽管它归根结底是虚假的。 从国家视角看金钱，就是继承古典与新古典经济学家的遗产，他们有时在无意间发展了上述“控制社会”的框架。这是生命政治资本主义的框架：市场、消费者选择，以及由灵活而不稳定的机制构成的网状结构，取代了任何实质性的自由和民主框架。[^ch08-016] 许多加密方案的问题，在于它们毫无疑问地采纳了国家的视角；也就是想象人们能够通过强加由高层策划的仁慈方案，“修好”一个不守规矩的社会及其坏臣民。尽管它们经常宣扬一种反国家精神——通常建立在对神秘的自由市场的信仰上，认为今日的福利国家危及了这种市场——这却是一出俄狄浦斯式戏剧，其中一个父亲形象取代前任成为权威。[^ch08-017] 正如 Nigel Dodd 指出，金钱始终诱引着乌托邦梦想。[^ch08-018] 保守政治家 Thomas More 的《乌托邦》，前半部都在痛斥金钱对父权封建秩序的腐蚀性影响。[^ch08-019] 金钱成为价值的终极且不受质疑的仲裁者的力量，让威权主义的想象既恼怒又着迷。只要我们能够“修好”金钱，社会和经济就会按应有的方式运转——我此前将这种观点称为金钱的脊椎矫正理论：一次微小而明智的调整，就会让脊柱恢复笔直，解决种种使人衰弱的病症。[^ch08-020] 我想让大家注意一条时隐时现却始终贯穿国家与资本的殖民、父权结合体的线索：从 More 时代最早的起源，经过古典政治经济学家的想象，直至今日的新自由主义者、死亡凯恩斯主义者和加密小子，都相信当金钱被“像国家一样地看待”时，它就代表着一种独具效率与效力的手段，可对世界施行富于想象却切实有效的主权，是一种对社会生活的极简工程设计。 ## 无产者的铸币 不用国家的眼光，而从无产者的视角看金钱，意味着什么？我使用的“无产者的”一词，远比传统马克思主义对“无产阶级”的定义——直接被纳入资本主义剥削的雇佣劳动者——广泛。我把“无产者的”当作一个充满矛盾、问题重重的形容词，而非名词，用来指称所有时间、精力、自由与力量遭资本主义剥削、攫取或封闭的人。这一定义来自 Silvia Federici。她指出，资本的积累，始终也是沿着种族、性别及其他标准积累无产者之间的分裂，这一过程往往由国家策划。[^ch08-021] “无产者的”（作为形容词而非名词）暗示一种激进而假设性的“我们”：它可以包括承受或抵抗殖民主义的人、无薪劳动者与再生产劳动者、长期失业者、四处流动及遭到剥夺的人，以及被教导把自己视为“企业家”的不稳定劳动者。换句话说，除了马克思更为人熟知的无产阶级——有工资的工业工人——之外，还包括在资本主义总体中遭受剥削，但其劳动并不直接被纳入资本主义纪律的所有人。[^ch08-022] 事情当然复杂得多，不过我请你暂且记住这一点，因为我认为它能促成另一种想象工作。 下文我将简要勾勒三种鲜为人知却引人入胜的方法，看我们无产者如何“破解”或“颠覆”金钱。无产者运动如何发展并维持新型实用货币，如何发明替代货币或交易体系，也有一段同样有趣的历史，但不是我在此关心的。[^ch08-023] 我感兴趣的是 Scott 在别处称作无产者货币颠覆、破坏与不服从的“隐秘文本”。[^ch08-024] 我认为，在思考金钱未来的潜力时，这些例子从不同角度指向某种无定形却至关重要的东西。Scott 在反对“像国家一样看”的诱惑时指出，威权秩序具有讽刺意味地既忽略又依赖的，是日常生活的纹理、细微差别和创造力。健康土壤或健康海洋的复杂生态系统，由数百万相互合作、竞争和共同演化的生命形式组成：从病毒到哺乳动物，从真菌到昆虫。同样，国家试图支配的社会世界，充满生机勃勃的交易经济和礼物经济，它们和我们在显微镜下发现的任何东西一样黏糊、无厘头而奇异。[^ch08-025] “像国家一样看”，就是把这种鲜活的复杂性粗暴地简化、分类为可观察、可度量且相互区分的实体；换言之，把它变成代码。[^ch08-026] 这种冲动可能出于高尚的意图，但它仍然是暴力的。反过来，“像国家一样看”要求像国家一样行动，因此要求强加主权，以确保秩序得到维持；必要时诉诸暴力。[^ch08-027] 以下例子取自最被遮蔽的边缘，帮助我们看见国家视角之外的东西——我们所有人都被鼓励把国家视角当成自然的东西加以采用。这些例子自下而上重新想象金钱，把它当作组织生活的手段。它们提供了一些重要图景，使我们重新学习怎样去梦想去中心化和个人自由：这两者始终已经与互助、阶级斗争和集体解放纠缠在一起。我呼应 Nick Mirzoeff 重新夺回观看权的要求：让受压迫、受剥削和被殖民的人回望主人的凝视，并以此拒绝可见性的秩序，看见新的亲缘与亲和关系。[^ch08-028] ## 囚犯的爱情信物 爱情信物属于一种民间干预金钱的做法，主要由18和19世纪英国及美国的工人阶级施行。[^ch08-029] 精英统治的国家宣布硬币的名义交换价值，使其超出甚至违背金属材料本身的实际价值；作为回应，无产者开始把硬币，尤其是贬值硬币，拿来作为其他交往形式的画布。这与新兴资本主义经济摧残人的冷漠形成对照：资本主义把工人变得可以任意丢弃、彼此替换，并通过同样冷漠的金钱媒介强制实施工资关系。通过无产者破解金钱的方式，人们能够在磨去图样的王国硬币表面，刻上独特的印记，标示自己不可磨灭的个性。匿名艺术家把铜币改造成爱情或忠贞的见证：一件小小的礼物，其材质恰恰与撕裂无数无产者生活的东西相同。 这种实践中最富诗意、最有启示性的例子，是囚犯的爱情信物。它们大多由等待“流放运输”惩罚的英国囚犯亲手制作，或由其委托他人制作。这些囚犯或身在破败的监狱中——尤其是伦敦臭名昭著的新门监狱——或被关在拥挤不堪、即将载他们前往澳大利亚或其他英国殖民地的船只甲板下。[^ch08-030] 这些无产者大多因为轻微罪行，被毫无怜悯、草率行事的法官在几乎没有正当程序的情况下定罪。如果足够幸运，熬过了监禁与航行，他们上岸后通常会被当作契约仆役拍卖给当地农民、资本家和官员；他们被暴力地转化成大英帝国扩张的炮灰。[^ch08-031] 许多女性囚犯实质上被变成了国家认可的性奴隶。[^ch08-032] 即便侥幸熬过残酷的刑期，有些人虽获准购买回英国的船票，大多数却不能或没有回去。[^ch08-033] 在英国被监禁时，有些囚犯会雕刻或委托雕刻一枚爱情信物，作为纪念品交给一个即将分离、而且很可能永别的亲爱之人：恋人、父母、兄弟姐妹或朋友。这些纪念品见证着彼此关系中的存在。和今天一样，无产者大多数被定罪的行为，都是贫穷与绝望所造成的罪行：偷窃、卖淫、不服从、流浪，以及尤其值得注意的伪造和制造假币。[^ch08-034] 人们以大英帝国的经济增长与权势来记忆18和19世纪，但这些巨大的技术与经济转型，对工人阶级往往意味着灾难。[^ch08-035] 新制造方法的“颠覆性创新”，可能一下子把数十万工人抛到街头。亲贵族的托利党与亲资本主义的辉格党不断争吵，促成贸易法与禁奢法的通过，使某些商品今天还很常见，明天就可能变得稀缺，反之亦然；这在社会顶层引发财富的巨大转移，在底层则改变生死命运。[^ch08-036] 激进历史学家 Peter Linebaugh 在《伦敦绞刑者》中明确指出，对于整个18和19世纪的精英而言，经济事务并不像神话所说的那样善意而中立。相反，它是一套由威权力量执行的制度。John Locke 与 Isaac Newton 如今分别被记为哲学与科学英雄，两人的亲密友谊，是在共同管理初生的资本主义经济时建立的：Locke 负责政策领域，Newton 则是英格兰银行一位早期而有奠基作用的行长。两人一致认为，对于胆敢违抗国家控制货币供应的无产者，再严厉的惩罚也不为过，因此协助通过了大量法律，把最轻微的经济违规都定为犯罪。George Caffentzis 详细描述了英国政府为强制实施它所认定的金钱正确用法，防止剪币——刮取硬币边缘以获取金属——和伪造，曾做到何种地步。[^ch08-037] Linebaugh 认为，现代资本主义与现代国家诞生之初，与“滥用”金钱有关的死罪如此之多，我们理应将那个时期理解为“死亡统治”（Thanatocracy）。George Cruikshank 1819年的《银行限制钞票》（Bank Restriction Note），是一张沿街出售的讽刺版画。它评论了降临无产者头上的恐怖：他们不仅可能因为伪造货币被判死刑或流放，甚至无意中经手假币而被抓也会如此。[^ch08-038] 然而谁能责怪他们呢？当时的英格兰银行纸币容易仿造到可笑的程度；对于在世界上最富有城市的街头挨饿的人来说，银行行长似乎有一种神奇力量，只需挥笔签字就能创造财富，把这种力量掌握到自己手中的诱惑，想必难以抵挡。[^ch08-039]  图1：George Cruikshank，《银行限制钞票》，1819。[^ch08-040] 图内文字：银行限制（Bank Restriction）。银行票据样本——不得仿制。提交银行董事审议，并供公众检视。银行汇票（BANK POST，左右重复）；任意编号（No. AD LIB.，重复两次）。在易于仿制的银行纸币发行期间，直至恢复现金支付，或废除死刑。代表英格兰银行行长及公司。签名：J. Ketch。已在文具业公所登记（Entᵈ at Stationers Hall）。出版者：William Hone，Ludgate Hill 45号，距 Old Bailey 三门之遥。〔译注：右下角馆藏铅笔编号、左下角手写数字以及出版行中极细小的附属字样，原图保留；本图的骷髅、绞架与悬挂人形均为原作讽刺构图。〕 尽管侵犯王权的这类违法行为名义上的惩罚是死刑，大多数囚犯却被减刑为“流放运输”。对英国精英来说，把处决无产者变成可怕的公共奇观虽成本低廉，但把他们转化为契约劳工，运往殖民地出售，仍然更有利润可图。无论如何，海洋、疾病、过劳或心碎，几乎必然会替刽子手完成工作。[^ch08-041] 说大多数法官与立法者都是殖民远征热心的金融及意识形态投资者，并不夸张，而殖民地需要廉价劳动力。[^ch08-042] 绝望、受创并连根拔起的幸存者，将成为定居殖民主义的突击队，参与这一过程所包含的一切可怕暴力。[^ch08-043] 整个血腥事业的手段和目的，都是由国家支持的资本主义货币形式。[^ch08-044] 囚犯爱情信物的制作与交换，意味着无产者重新把金钱握在自己手中，彻底把它转化为自身悲剧性社会交往的媒介，是对使他们陷于贫困的同一种媒介实施的一点小小反叛或报复。制作这类信物的工匠，会煞费苦心地磨去国王的形象或其他王室象征——那正是国家主权与资本主义主权的结合点——造出光滑的表面。手艺较粗、收费较低的制作者，会在硬币上打出数十个小孔，拼出词语甚至粗糙的图像；更熟练的艺术家则直接在硬币表面雕刻。[^ch08-045] 如今，这类硬币最大的收藏由澳大利亚国家博物馆保存，并通过一个开放便利、令人赞赏的数字档案展示。[^ch08-046] 这些幽灵般的讯息，往往只有一个姓名和一个日期。有时也描述雕刻者或委托雕刻者被定罪的罪行；有时信物直接向亲爱的人诉说，恳求他们不要遗忘。偶尔也有复杂精细到令人惊叹的图像。 我提出两个简短的观察。第一，这个故事揭示了无产者的金钱观：金钱是一种用来攻击共同生活的武器。这里没有乌托邦主义，只有怨愤、恐惧和心碎。从底层视角看，尽管金钱富于诱惑力，它也不是社会或经济创新的媒介，而是诅咒、陷阱和毒药。对硬币表面的实际磨除，绝望地对抗着一种资本主义：它把无产者的身体变成毫无价值、任由剥削和丢弃的机器。仅仅在国王的硬币上刻下自己的姓名，就是人对非人资本主义制度的一次反叛。 见“图廊”图2（原书第33页）。 第二，无产者艺术家把硬币改造成创造性关系的媒介，逆向拆解了资本主义对劳动力的异化。在马克思看来，货币是商品形式的终极表现。[^ch08-047] 资本主义把有思想、有感情、与他人发生关系的人，变成一种商品——劳动力——的单纯出售者。他们靠出售劳动力挣得工资，再用工资“买回”自己（集体）劳动力的产物：商品。[^ch08-048] 货币既组织又中介着这一过程，在某种意义上也代表着它。[^ch08-049] 货币是异化的象形文字。青年与晚年的马克思都认同，货币是一个人随身放在口袋里的、同社会其他部分之间的虚假纽带；我在别处曾把它比作更大总体的一块全息碎片，在碎片中包含着对整体的诡异一瞥。[^ch08-050] 囚犯爱情信物把金钱转化为社会交往、人际关系、悲悯与无产者诗意的媒介，拒绝社会在金钱中的神秘化，重新申明了被锁在或加密于金钱之中的社会交往与社会再生产的工作。 ## 流浪汉镍币 重新占用硬币和纸币、将它们作为无产者拒绝与反叛媒介的类似实践多不胜数，不过大多也已湮没在时间中。从国家的视角看，这些是破坏或污损行为，受影响的货币会被回收或重铸，以“纠正”为适当的用途。Scott 的另一个术语——抵抗的“隐秘文本”——在这里很有帮助。他认为，任何社会都存在一条被隐形化的谱系，由受压迫者的隐微政治行动构成，即便官方记录，甚至有时连反对现状者保存的记录，也从未承认它们的踪迹。[^ch08-051] 过于简单的霸权观念，使我们以为受压迫者被权势者的叙事弄糊涂、欺骗或迷醉。然而，Scott 请我们再次寻找激进拒绝的痕迹，即使起初它们看似只是粗俗笑话、懒惰、装傻或煽情的多愁善感。我们不该期待这些行动带有简单的英雄主义——它们充满冲突而且复杂。但总体而言，解放的梦想就藏在“隐秘文本”里，无法被权势者的话语包容。本章所述货币破解与颠覆中的激进性，并不寻求用一种新货币秩序替换现有秩序。它不提出改革建议，其欲望（暂时）也未必完全以革命的方式表达。 见“图廊”图3（原书第33页）。 我的第二个例子是流浪汉镍币：它们由四处漂泊的美国人制作。这些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被迫过上流浪生活——当时数百万退伍士兵，其中许多人身心受创，连同家属实质上被国家抛弃——后来大萧条时期也出现了这种情形。[^ch08-052] 这些技法由欧洲战壕里的工人阶级士兵从法国士兵那里学来并发展起来，并非不可能。以这种方式改造硬币的实践，至少可追溯至拿破仑时代，当时法国无产者为嘲弄皇帝的傲慢，诙谐地把硬币上的皇帝肖像变成各种人物和动物。[^ch08-053] 1913至1938年间，美国造币局发行了一种独特的“印第安人头像”或“野牛”五美分硬币——分别因正反两面的浮雕图像而得名——成为雕刻者喜爱的画布。无论人物形象——由许多不同原住民族和文化虚构拼合而成——还是野牛形象，都比其他硬币上大多数类似图样更大；只要有最基本的工具，铸币所用的铜合金也是相对容易加工的材料。[^ch08-054] 虽然无产者几乎立即开始改造这些硬币，制作爱情信物和类似物件，流浪汉镍币的全盛时期却出现在1930年代。经济全面崩溃，越来越多无产者被迫离家，“扒上火车”，寻找食物、住处与工作。雕刻的镍币常常通过改造正面的“印第安人头像”，呈现雕刻者本人或委托者的肖像——我们尚不知道任何女性雕刻者，却确实知道女性流浪汉的存在。[^ch08-055] 背面的野牛则变成一节棚车、一匹马、一只乌龟，或者一个背着标志性行囊的流浪汉。 见“图廊”图4（原书第33页）。 流浪汉镍币似乎有很多用途，可惜其中很多已随历史消失。[^ch08-056] 似乎有证据表明，流浪汉通过自己的艺术提高了硬币的交换价值，将其出售或用来交换商品与服务——从食物到住处——其价格超过0.05美元这个已被磨损的面值。有记载说，流浪汉镍币被当作礼物，用来回报哪怕很平常的善意，例如农民允许流浪汉在谷仓过夜，或一位妇女给流浪汉一顿饭，并不计较估算的价值。也有传闻说，这些镍币是流浪汉之间团结的信物，是独特的名片与沟通工具，随着持有者往返穿行全国而辗转相传。甚至还有传闻说——尽管听来可疑——流浪汉会在这些信物上添加密码讯息，因为众所周知，他们会在建筑物和其他基础设施上画符号，警告或鼓励后来旅人。[^ch08-057] 我们只知道少数早期流浪汉镍币创作者的身份和生平，其中尤为知名的是 George Washington “Bo” Hughes。他大约在1915年、15岁离家，从此过着流动生活，直到1980年代初失踪。[^ch08-058] Bo 的父母都曾被奴役，他的手艺则师从另一位著名雕刻者 Bertram “Bert” Wiegand。Hughes 一直制作镍币直到失踪，但最受追捧的作品出自创作生涯早期。铁路警察的频繁殴打，以及不得不在简陋住处或列车中忍受寒冬之夜，使他的双手几近毁坏。1957年的一次雕刻事故又加重了损伤；在最后几十年里，他只能在硬币上凿出粗糙图形，而无法再雕刻图像。 流浪汉镍币让我们得以窥见一种无产者实践：秘密报复资本主义货币匮乏与剥削制度的罪行和残酷。在这里，金钱媒介本身成为创造一种全新隐微经济的机会。这些信物在其中表达、传递并再生产一套截然不同的非市场价值和关系。关于流浪汉镍币的使用与流转，除其作为收藏品和钱币学奇物之外，我们知道得极少，因此无从了解这场游戏的规则；但至少有两点似乎明确。第一，流浪汉显然并不寻求建设一种替代性的市场经济，看起来也无意挑战或取代现存的资本主义—国家货币体系。第二，如果流浪汉镍币的经济游戏有规则，这些规则显然也极其灵活。它是礼物经济还是物物交换经济？流浪汉镍币是商品还是圣礼，是笑话还是编码讯息？也许都不是，也许都是。至少看起来确实如此的是，流浪汉镍币是资本主义经济边缘的一种团结、欢乐和创造力的媒介。 借助 Scott 对受压迫者“抵抗艺术”的“隐秘文本”的讨论，我提出，本章介绍的无产者货币“颠覆”与“破解”，可以被理解为一本隐秘账簿的组成部分。Miranda Joseph 已说明反记账形式对于经济与集体解放运动的重要性。[^ch08-059] 这里探讨的例子呈现了一段被遗忘、忽视或压制的历史：人们试图表达、争夺并重新衡量价值。合起来看，这本隐秘账簿将挑战我们对于自上而下货币创新的无根据乐观，并呼应 Walter Benjamin 那个萦绕心头的启示：“过去世代与我们这一代之间，有一个秘密约定。大地曾期待我们的到来。和我们之前的每一代人一样，我们获赋一种微弱的弥赛亚力量，过去对这种力量有所要求。这个要求不能廉价了结。”[^ch08-060] ## 冰山自由城的神话 见“图廊”图5（原书第34页）。 据说，1923年10月，在经济几近彻底崩溃、政治暴力肆虐的时刻，一座冰山从北冰洋穿过北海与波罗的海之间的海峡，抵达德国港口城市吕贝克，一度的汉萨同盟首都。这位奇异而荒凉的访客，仿佛从另一个寒冷、纯净世界的入口出现，来到一个社会几乎已全面瓦解的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被迫支付毁灭性的赔款，国内通货膨胀严重到人们不得不推着装满纸币的独轮车去商店，购买最基本的商品。政府发行的纸币，即使面额达到数十亿马克，也很快被视为一文不值。国家宣布有权征用私人银行中的个人存款偿还外债，富人因而试图尽可能把黄金和坚挺外币移出国内。这场经济灾难，把资本主义价格与货币供应中惯常的不确定性，变成了一场阴惨、致命的哑剧。 于是，吕贝克这样的市镇开始发行自行廉价制作、大量印刷的 Notgeld，即应急货币。在没有任何可用法定货币的情况下，它们作为临时货币，使商业活动和征税得以继续。[^ch08-061] 在1921至1923年的应急货币全盛时期，数十万种不同、且往往极富创意和色彩的纸币被生产出来。有时它们被用作有实际功能但不可靠的货币，更常见的是用作收藏品，以及地方市政当局筹款的方式——尤其在1923年国家政府禁止把它们当“钱”使用之后，后一用途日益增多。[^ch08-062] 应急货币为众多艺术家和市民提供了机会：以自选的象征符号来铸造自己的钱，表达各自个人和集体的价值，因此成为一种格外鲜活的社会画布。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6：Kahn & Selesnick，《冰山自由城（应急货币）》，2008。[^ch08-063] 图内文字（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九张钞票均题“冰山自由城”（EISBERGFREISTADT）。面额与日期依次为：1,000,000马克，1923年10月12日；10,000,000马克，1923年10月25日；2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1日；5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3日；10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7日；50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13日；1,00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17日；50,00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19日；100,000,000,000马克，1923年11月23日。〔译注：各票下沿极小的制作者署名字样在本书所载图像中无法逐字辨识，保留原图。〕 在艺术家二人组 Nicholas Kahn 与 Richard Selesnick 对1923年事件的拟虚构描绘中，那座游离的冰山在吕贝克港停留了约一个月。其间，市政府以一种想必略带戏谑的姿态宣布对其拥有主权，命名为 Eisbergfreistadt（冰山自由城）——一个奇异、荒芜且迅速融化的临时自治区。[^ch08-064] 艺术家展示了一系列引人入胜的历史文件，表明直到11月冰山最终裂开、残余部分被冲回海中之前，市民不仅出于好奇登访，还似乎越来越把它当成一个字面和隐喻意义上的平台，去想象新的关系、新的政治与经济秩序。[^ch08-065] 它几乎可以是一场由当时的超现实主义者策划的奇观，公共噩梦中的一个公共梦想。的确，Kahn & Selesnick 表示，几张应急货币纸币纪念了冰山自由城。当时许多人守着成堆的钞票挨饿，钱甚至被烧来取暖，被绝望地缝入衣物保温；这些纸币却表现出罕见的审美热情与想象风采。其中一些似乎由冰山自由城自己发行：一个假想的、正在融化的自由邦，仅凭想象的力量铸造自己的货币。 见“图廊”图7（原书第34页）。 85年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Kahn & Selesnick 在一场沉浸式展览中创造、汇集并组织了与传说中的冰山自由城事件相关的材料。[^ch08-066] “原版”应急货币的复制品从一只手提箱里倾泻而出，整齐叠放在独轮车里，还被缝成衣服，散置于展厅各处。同时，纸币出现在全景画、摆拍和档案照片、玻璃展柜中，也被贴上墙面。一张纸币的巨型复制品正面朝上，从画廊天花板的滑轮上垂下，绳索另一端则以一叠扁平石块作配重。用应急货币折成的纸鸟与纸飞机，以细线悬挂，成群游弋于展厅。一座由一捆捆应急货币搭成的纸牌屋，不祥地立在基座上。几幅装框的全景画中，一幅画着一名男子躺在飞艇吊舱里，飞艇狭长的气囊覆满应急货币；另一幅中，一名男子试图用弓箭射下由应急货币折成的鸟；还有一幅中，兽首人身的角色在冰山上打牌，身边围着装满应急货币的手提箱。 关于冰山自由城，无论从其历史时刻还是 Kahn & Selesnick 的展览而言，都有许多可说。艺术家在事实与虚构的紧张边界上工作，激发激进想象。我较少关心事件是否真正发生，而更关心这个神话能让什么成为可想象的。我的兴趣源于：如果我们拒绝自上而下发明、设计货币的谱系，转而注意穷人与被剥削者如何重新占用金钱，进行狡黠的抵抗，那么这个神话及一般意义上的应急货币，似乎就指向了金钱的另一种未来。为一个临时自治区创造货币，意味着什么？[^ch08-067] 几乎从任何主流或异端经济学派的视角来看，这都是徒劳或纯审美的练习。这个区域不需要钱：它维持不了经济，马上就会融化回海洋。然而，冰山自由城事件与展览或许揭示了：当金钱脱离功能性及经济设计师的梦想，当它被允许成为创造性社会即兴活动的经济的一部分时，金钱就能成为集体欢乐的媒介，以及一种无产者的微小乌托邦主义。无论冰山自由城的应急货币确曾存在，还是纯属虚构，它过去本质上是一种公共玩物——在某种程度上现在仍是——是一种共享资源，供公地的精湛技艺发挥。即使身处生命中最黑暗、最混乱的时刻，人们合作的想象织物中，也会涌现共同的惊奇。[^ch08-068] 这反映了 Cornelius Castoriadis 所说的激进想象的构造性岩浆：它是一种具有破坏性和创造性潜能的物质，一切社会形态、制度和秩序都从中凝结而成，但它也会周期性地扫除这些遗留物。[^ch08-069] ## 底层公地的货币 见“图廊”图8（原书第34页）。 当然，也存在有意识地激进而政治性的金钱再占用。在世纪之交，争取妇女选举权的活动者以在英国先令上刻下“妇女要选票”（VOTES FOR WOMEN）而著称，这是其不断升级的直接行动手段之一。[^ch08-070] 1970年代，巴西艺术家 Cildo Meireles 在纸币上盖印颠覆性信息，再让它们回到流通，以避开当时军政府的审查与镇压。[^ch08-071] 较近的时候，美国艺术家 Joseph DeLappe 制作并分发橡皮印章，在纸币上印下捕食者无人机、举起双手的人和海浪的剪影，分别唤起人们对法外暗杀计划、黑人生命运动与气候变化的关注。[^ch08-072] 这些例子都值得注意，但我想以一种更暧昧的方式结尾。收藏家与学者通常把本章讨论的无产者金钱破解和货币颠覆归入 exonumia：外观似钱、却不发挥货币功能的物件；如果说真有一种古怪而马上可被解构的概念，那就是它了。“Exo”来自古希腊语中表示“外”的前缀，常用来指外部或异类；“numia”通过对习惯性实践的指涉指向金钱，这一词根也产生了法律、政治与哲学上的“nomos”，即“法”的概念。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exonumia”加密的含义就是处于习惯法之外的事物。同样，我们可以把这里提及的实践理解为存在并延续于常规的、剥削性且不平等的经济的法律、习俗和实践之外；或者更准确地说，存在于其内部、与之对抗并超越它。我们可以用 Fred Moten 与 Stefano Harney 的说法，将这些理解为底层公地的某些货币：那些日常的无产者谋划实践，那些务实却富于想象的团结实践。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资本主义经济依赖这些叛逆的实践，却又试图将其容纳、控制、划界、定罪，并把使用权租回给我们。[^ch08-073] 从这个意义上讲，exonumia 是被内化的异类或被异化者的钱。[^ch08-074]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方法、血液和顶点；这一制度使我们同自己的类存在、合作与想象潜能相异化。这些非通用钱币实践，以微小却富于揭示性的方式，代表了被异化者的一种报复。 这样说来，它们并非胜利与再征服的货币，而是出走的货币；它们是成为异类，或使自己疏离于异化秩序的信物。Paolo Virno 为我们提供了线索，说明出走的政治可能意味着什么，尤其明确针对后福特制的认知资本主义与金融化时代：制度试图掌握并役使我们的全部精湛能力，将整个政治共同体变成由竞争性投资者、无情投机者和人力资本最大化者构成的网络。[^ch08-075] Virno 写道，这样的出走以持续创造一种“自主公共领域”为目标，其中的行动主体“切断把[自己]与商品生产和雇佣劳动连接起来的纽带……一个以一般智力为枢纽的政治共同体”，并通过行动使“一种根本上全新的民主形式”成为现实。这里的出走意味着“集体脱离[资本主义]国家”。出走“既不是踮着脚从后门溜走，也不是寻找可以藏身的避难所”，而是“一种完备的行动模式……一个必须从零开始界定的共同事务领域”。Virno 认为，如果出走是共和国的奠基，它就要求“告别国家司法权：若为共和国，便不再是国家”。他继续说，它是一种“投入的撤离（或奠基性的告别）”实践，由“一组关键词”驱动：“不服从、无节制、诸众、苏维埃、范例、抵抗权与奇迹。” 这种出走观念固然晦涩，却仍具感染力，已经受到广泛分析与阐释。[^ch08-076] 它意味着通过各种实践，策略性地撤离资本主义—国家结合体。这些实践从建立激进生活形式——公社、集体住宅、临时与永久自治区、逃奴社区——到 Scott 所珍视的日常抵抗形式：工作时偷懒、拒绝劳动、放慢进度，甚至是狡黠的笑话、意味深长的眼神、绞架幽默，以及使无产者能够在剥削之下再生产生活的微小团结与善意行动。[^ch08-077] Virno 认为，这些脱离并非建立在绝望逻辑之上——“除了锁链，你们没有什么可失去的”——而是“建立在潜在的财富、丰富的可能性之上”。 已有大量著作试图解释并批判这一出走概念，但我保留其中更富诗意、更暧昧的维度，恰恰因为我认为它们能帮助我们拓展想象，容纳开篇的核心问题：不以国家的方式看金钱，而从无产者视角来理解货币创新、颠覆和破解，意味着什么？拒绝那种用一种威权货币替换另一种的俄狄浦斯式戏剧——哪怕另一种是多元甚至“去中心化”的——意味着什么？我提出这个问题，是为了共同思索：借助这里所述激进无产者传统的踪迹，重新思考我们对金钱的欲望，从而质疑自己想用金钱来“修好”社会的乌托邦冲动，意味着什么？出走的货币会是什么？ 数十艘运囚船在前往殖民地途中葬身海洋，其中许多是由于哗变。许多流浪汉，包括 George Washington “Bo” Hughes，都消失得无影无踪。传言说，冰山自由城漂回海上时，有不少人已不可思议地把这块荒芜、融化中的冰当成家；他们大概宁可选择地形的贫瘠，也不愿接受战后吕贝克那种不必要的、过于人为的紧缩。多数人获救后，仍有人下落不明。现在想象一个平行宇宙：这些从资本主义—殖民主义积累史中出走的流亡者在那里相遇。这些囚犯、流浪汉和债务人，会共同发明怎样的货币？我们又能从他们被偷走的未来中汲取什么智慧与勇气，改变自己看似已遭封闭的现在？[^ch08-078]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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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ott，*Weapons of the Weak: Everyday Forms of Peasant Resistance*（《弱者的武器：农民抵抗的日常形式》），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2000。 [^ch08-078]: 这种召唤潜在乌托邦未来来改变当下的激进方法，是 Frederic Jameson 从阅读 Marge Peircy 富于远见的小说 *Woman on the Edge of Time*（《时间边缘的女人》）中发展出来的。见 Fredric Jameson，*Archaeologies of the Future: The Desire Called Utopia and Other Science Fictions*（《未来考古学：名为乌托邦的欲望与其他科幻》），New York: Verso，2005。〔译注：原注中的 Frederic 与 Peircy 分别作此拼写；书目中的作者名作 Fredric。〕 # 向 #Syllabus 学习 VALERIA GRAZIANO、MARCELL MARS、TOMISLAV MEDAK > 课程大纲是21世纪的宣言。 > ——Sean Dockray 与 Benjamin Forster[^ch09-001] ## #Syllabus 的斗争 2014年8月，居住在密苏里州弗格森的18岁男孩 Michael Brown 遭警员 Darren Wilson 枪击身亡。很快，谴责警察暴力和制度性种族主义的民众抗议在美国各地兴起。乔治城大学历史与非裔美国人研究副教授 Marcia Chatelain 博士在线发起呼吁，敦促其他学者与教师“把开学第一天用于讨论弗格森”，并“推荐文本、共同设计讨论的开场方式，激发对弗格森危机某些层面的对话”。[^ch09-002] Chatelain 使用的话题标签是 #FergusonSyllabus（#弗格森课程大纲）。 同样在2014年8月，4Chan、8Chan、Twitter 和 Reddit 上的一些用户群体使用 #gamergate 标签，发起针对游戏开发者 Zoë Quinn 和 Brianna Wu、媒体评论家 Anita Sarkeesian，以及其他一些女性和女性主义游戏制作者、记者与评论家的厌女骚扰活动。此后几周，《The New Inquiry》的编辑与撰稿人整理了一份阅读清单，并为其“TNI课程大纲：游戏与女性主义”征集建议。[^ch09-003] 2015年6月，Donald Trump 宣布竞选美国总统。随后几周，他成为共和党的准提名人，《高等教育纪事报》推出“Trump 101”课程大纲。[^ch09-004] 历史学家 N. D. B. Connolly 与 Keisha N. Blain 认为“Trump 101”并不合格：“一份模拟的大学课程大纲……存在多项严重遗漏与不准确之处”，没有纳入“有色人种学者的贡献，也未处理 Trump 的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仇外心理等关键议题”。他们编制了“Trump课程大纲2.0”。[^ch09-005] 不久后，一段 Trump 与电视主持人 Billy Bush 就女性进行“极其下流的谈话”的视频出现，Laura Ciolkowski 因而编制了“强奸文化课程大纲”。[^ch09-006]〔译注：原文将2015年宣布参选与2016年共和党准提名及课程大纲发表之间的间隔写作“随后几周”；此处保留原文时间表述。〕 2016年4月，斯坦丁罗克苏族部落成员建立圣石营地，开始抗议达科他输油管道，因为管道建设威胁到斯坦丁罗克保留地唯一的供水来源。管道工地的抗议成为过去100年来规模最大的美国原住民集会，“ReZpect Our Water”（尊重我们的水）运动获得了广泛的国际支持。随着抗议者与武装力量之间的斗争展开，一批原住民学者、活动者，以及第一民族与有色人种斗争的支持者，以“纽约市支持斯坦丁罗克委员会”的名义聚集，整理出 #StandingRockSyllabus（#斯坦丁罗克课程大纲）。[^ch09-007] 为回应政治斗争而创建的在线课程大纲不断增加，目前还包括许多例子： - 所有纪念碑都必须倒下课程大纲（All Monuments Must Fall Syllabus） - #Blkwomensyllabus（#黑人女性课程大纲） - #BLMSyllabus（#黑人生命运动课程大纲） - #BlackIslamSyllabus（#黑人伊斯兰课程大纲） - #CharlestonSyllabus（#查尔斯顿课程大纲） - #ColinKaepernickSyllabus（#ColinKaepernick课程大纲） - #ImmigrationSyllabus（#移民课程大纲） - 波多黎各课程大纲（Puerto Rico Syllabus，#PRSyllabus） - #SayHerNameSyllabus（#说出她的名字课程大纲） - 供白人自我教育的课程大纲（Syllabus for White People to Educate Themselves） - 课程大纲：女性与不遵从性别规范者书写技术（Syllabus: Women and Gender Non-Conforming People Writing about Tech） - #WakandaSyllabus（#瓦坎达课程大纲） - 不报警还可以做什么：指南、课程大纲、对话、过程（What To Do Instead of Calling the Police: A Guide, A Syllabus, A Conversation, A Process） - #YourBaltimoreSyllabus（#你的巴尔的摩课程大纲） 要全面列出过去五年社会正义运动创造的所有在线课程大纲十分困难；这些大纲尤其但并非全部由北美女性主义与反种族主义行动发起。如今这一现象已经广泛传播：这些政治斗争使用社交网络，采用“#___Syllabus”的标签模板发出号召，自下而上汇集以其关切为中心、进行政治分析和教育所需的资源。因此，我们将这种现象称为“#Syllabus”。 在 #Syllabus 现象扩散的同一时期，大学的课程大纲也向线上迁移。这往往是由学术机构启动的自上而下过程；在教学劳动日益临时化、版权保护不断扩张、技术推动教育市场化的背景下，课程大纲成为一份备受争夺的文档。 下文我们将追溯这两种语境中在线课程大纲的发展，探究交织于这一新媒体对象之中的政治。我们认为，一方面，#Syllabus 将当代政治文化的问题界定为本质上的教育问题；另一方面，它也暴露出学院化的批判教育学和知识活动，在同现实社会生活的关系上政治性不足。在这场当下的讨论中，我们定位自己作为活动者与学者的双重立场，探寻如何支持 #Syllabus 的激进政治成长发展，使其表达业余图书馆员与激进教育者之间的团结。 ## 历史语境中的 #Syllabus：社会运动与自我教育 Chatelain 教授发起 #FergusonSyllabus 呼吁时，主要面向的是教育同行群体： > 我知道弗格森会给教师带来挑战：全国各地学校开学时，他们要怎样谈论发生的事情？我的想法很简单，却在全国引起共鸣：联系使用 Twitter 的教育者。请他们承诺在开学第一天讨论弗格森。推荐一本书、一篇文章、一部电影、一首歌、一件艺术品，或一份能够触及弗格森某个层面的作业。使用标签：#FergusonSyllabus。[^ch09-008] 她的呼吁超出学术共同体的界限，产生了远比最初预料更大的回响。#FergusonSyllabus 不仅显著影响了对 Michael Brown 遭枪击事件的分析与回应，也启发了紧随其后的诸多 #Syllabus 呼吁。 #Syllabus 现象包含不同的路径与运作方式。有时，材料被明确宣称为某个人的创作，例如 #BlackLivesMatterSyllabus（#黑人生命课程大纲），其项目首页首先警告读者：“没有适当引证与署名，不得复制本课程大纲所汇集的材料。”[^ch09-009] 另一些 #Syllabus 干预则对知识产权采取了截然不同的立场，选择更倾向于共建公地的态度。例如，#StandingRockSyllabus 被介绍为众包过程，是一种有用的“工具，让人能够获取通常藏在付费墙后的研究”。[^ch09-010] 不同的工作流程、参与方式和知识产权立场，使我们能够把 #Syllabus 理解为社会正义运动多样性的表现。将在线资源清单称为“课程大纲”，有一种老派意味——几乎就是字面上的旧式学校——带着某种古雅，让人想到教师和家庭作业。这值得考察，尤其当它与人们对表情包、假新闻等其他网络文化现象的关注形成对照时。在线课程大纲之所以提供了一种实用、新鲜的形式，是否恰恰因为它的特征凸显了它与早于数字文化的旧有教育传统和技术之间的联系？ 确实，我们可以把 #Syllabus 放进一条漫长谱系来分析：社会运动创造教育工具，支持政治主体化的过程以及集体意识的建设。活动者和战斗性的组织者，一再创造、使用各种文本媒体对象——例如讲义、小册子、操作手册、读本或宣言——推动共同政治分析，激发群众政治动员。 在美国语境中，反种族主义运动历来高度重视批判教育学与自我教育。1964年，联合组织理事会——一个民权行动联盟——与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NCC），在密西西比州建立了由41所临时替代学校组成的网络。近期，从 #FergusonSyllabus 中诞生、为资源不足的教育行动筹资的“自由图书馆计划”，公开把它视为灵感来源。1964年的“自由之夏计划”从美国北部召集数百名活动者、学生和学者——其中许多人是白人——讲授带有歧视性的州立学校不会向黑人学生提供的主题与议题。用一份 SNCC 报告的话说，自由学校的建立遵循这样的信念：“教育——可以使用的事实，以及使用事实的自由——是民主的基础。”[^ch09-011] 当代 #Syllabus 行动的精神，也呼应着这一信念。 民权运动领袖 Bob Moses 曾主持密西西比州的识字能力行动。他回忆，运动当时对一种教学方法很感兴趣：把教学材料的制作本身当作教育工具。 > 我拿到一本教材，正在和一些成年人一起使用……发现他们应付不了，因为图画不符合他们熟悉的东西……这让我开始考虑，开发一些更贴近人们正在做的事情的材料。我感兴趣的是这个想法：训练 SNCC 工作者，让他们同我们一起工作的人共同开发材料。[^ch09-012] 值得注意的是，对他来说，集体所创材料的实际使用，远不如共同制作教学材料的过程重要。这种聚焦于“教学的教育学”——或许更准确地说“准备教学材料的教育学”——的做法，也是当前 #Syllabus 行动中的重要机制，因为众包鼓励不同的人贡献自己认为可能有助于更广泛运动的资源。 除了激进黑人组织工作的重要影响，另一个可安置 #Syllabus 的相关谱系，是国际女性主义运动，尤其是1970年代“家务劳动工资”运动所发展的策略。该运动由Selma James 与 Silvia Federici 领导，强调无薪再生产劳动为资本主义剥削提供了基础。她们希望鼓励女性，不再把被广泛接受的劳动分工视为自然，而是质疑这种分工：家外是有报酬的工作，家庭范围内则是爱的劳动。她们讨论“作为社会化家务劳动的卖淫”和“强制绝育”等禁忌主题，因为这些议题影响着贫穷且往往遭种族化的女性。“家务劳动工资”的组织工作以政治教育为核心。她们认为这种教育需要： > 准备好文献及其他材料来解释我们的目标，所有内容都用女性能够理解的语言书写。我们还需要不同类型的文件，有些更具理论性，有些则传播斗争的信息。为从未有过任何政治经验的女性准备文件非常重要。因此，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写一本通俗小册子，可以大量、免费地分发——因为女性没有钱。[^ch09-013] “家务劳动工资”运动面临许多障碍，首先是如何接触分散、孤立的家庭主妇群体，以及怎样让不同群体都能理解诉求核心的革命讯息。为应对这些挑战，组织者发展出多种创新的传播策略和教育工具，包括争取主流媒体报道的策略、翻译为不同语言的小册子与传单、[^ch09-014] 布鲁克林的一家临街店面，以及地方活动中的宣传桌。 自由学校与“家务劳动工资”运动，只是社会运动内部发展批判教育学的众多例子中的两个。#Syllabus 现象显然延续着这段历史，但我们也应突出它与其诞生的当代政治语境之间的特殊关系。#Syllabus 承认，自1970年代以来——也由于学生参与抗议、声援其他政治运动——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妇女研究、性别研究、非裔美国人研究等学科，以及最初在批判教育学中发展起来的一些原则，已经被纳入教育体系。许多 #Syllabus 发起者是女性与黑人学者，这一事实体现了那一时期斗争所赢得的历史转变。然而，这些教育者感到必须走出学院界限发起 #Syllabus 运动，也同时揭示了他们在当前私有化、排斥性的教育综合体内所遭遇的困难。 ## 作为媒体对象的 #Syllabus 除了将 #Syllabus 置于此前基层动员的历史遗产中，也有必要把它本身作为一种新媒体对象来讨论，才能充分理解它对于未来知识生产与传播政治的意义。 如果要描述这一对象，#Syllabus 是一份通往学术文本、新闻报道和视听媒体的有序链接清单，大多通过参与性、反复迭代的过程汇集而成，用来回应那些显示出更广泛结构性压迫状况的政治事件。不过，正如我们所见，#Syllabus 作为媒体对象并不遵循严格格式。它随着发起者最初的愿景、政治事业以及相关斗争的社会构成而变化。它也不遵循传统学术课程大纲的格式。虽然学习资源清单是一切课程大纲的核心，标准的大学课程大纲通常还包括课程目标、时间表、出勤要求、课程作业、考试以及评分体系概要。摆脱这些制度要求后，#Syllabus 通常只包含阅读清单与话题标签。阅读清单提供资源，帮助理解与此时此地相关的事物；话题标签则提供一种方式，通过社交网络传播呼吁，共同编辑并教授与此时此地相关的内容。清单与标签都是当代（互联网）文化的特性和形式特征，因此值得结合 #Syllabus 行动中发挥作用的社会动力进一步探究。 互联网发展的不同阶段，以不同方式处理相关信息的可发现性问题。早期，Gopher 协议把信息组织成层级文件树。万维网（WWW）兴起后，Yahoo 试图雇用专家，把互联网分类、编目成一个链接目录。这一方法一度看似成功，但随后，1998年成立的 Google 出现，开始利用链接构成的网络图，依据给定搜索查询，对网页的重要性进行排序。 2005年，Clay Shirky 在早先的演讲“分众分类法与标签：用户开发分类的兴起”的基础上，撰写了〈本体论被高估了：类别、链接与标签〉。[^ch09-015] Shirky 以 Yahoo 对万维网的分类尝试为例，反对任何把庞大而异质的信息体归入单一层级分类系统的做法。用他的话说：“[Yahoo]没有看到……只要链接足够多，就不再需要层级。没有书架，没有文件系统，只有链接就足够。”这些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通过遵循简单的格式规则，我们这些互联网用户——《时代》杂志2006年选出的年度人物——证明了共同撰写史上最大百科全书是可能的。而且，按 Shirky 的论点，甚至不止如此：只要足够多的人整理自己在庞大互联网中的片段，就能用分众分类法、社会化书签和（话题）标签，取代旧有的经典、层级与本体分类。 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很少会想到，仅仅几年之后，大多数由用户驱动的服务就会被少数成功企业收购，然后关停；也很少会想到，Google 会决定不把最大的标签驱动平台 Twitter 纳入搜索索引，其首页搜索结果只来自屈指可数的常客：媒体集团、Wikipedia、Facebook、LinkedIn、Amazon、Reddit、Quora；更不会想到，Twitter 会成为美国总统发表种族主义、厌女和法西斯言行的主要渠道。 这种互联网民间的天真，由同样热情、获得风险资本支持的初创企业文化煽动，却又不只是天真。这也是广泛实验性使用这些新兴平台的时期。因此，这段历史值得得到适当的重新审视和研究。但在本文中，我们只能对它稍作提示，以便说明标签作为一种形式化方式最初如何出现，以及用户驱动的网络如何随着时间丧失了部分潜能。尽管如此，今天的标签仍然能够在网络环境中有效传播政治动员。有人会说，这种传播不过反映了互联网作为宣传机器的性质；不可否认，标签确实发挥宣传功能。但同样重要的是，标签保留了塑造协调与自组织的能力，因此也反映了互联网作为组织机器的一面。 如前所述，#Syllabus 作为媒体对象，是一份资源链接的有序清单。在知识检索系统以及帮助用户从大型档案中找到相关信息的漫长历史中，互联网清单延续了图书馆索引卡目录、音乐产业排行榜、大众文化中的混音带与播放列表的传统，通过有序排列项目，帮助人们讲述什么重要、什么不重要。清单（作为格式）连同话题标签，位列互联网最具标志性的媒体对象清单之中——这个双关是有意的。在网络媒体环境中，巧妙创造新清单，成为取代旧有重要性清单、拆解经典、解除旧有学习框架的方法，也成为取得相关性与重要性的方法。 ## 学术课程大纲迁往线上 #Syllabus 干预是政治斗争向教育者发出的挑战，因为它暴露了学术界运作中的根本矛盾。尽管往昔社会运动的批判教育学已被纳入教育体系，这些教育学教授学生的激进启示，却难以同他们的亲身经历调和：职业实践课程、就业能力话语和强制实习里，他们学到的只是工具性知识，因而不禁疑惑，究竟怎样才能把马克思主义或女性主义运用于日常生活？ 认知失调是文科学位的基础。更糟的是，高等教育市场化、学费上涨和研究私有化，使大学愈发难以提供对社会现实作出批判性干预的制度空间。大学生存越来越依赖学生的“顾客满意度”，便回避激烈的政治议题，也不愿支持可能决定介入这些议题的教师。借用 Stefano Harney 与 Fred Moten 的说法，“政策把课程设置置于研习的对立面”，[^ch09-016] 造成一种悖论：今日大学几乎什么都可以做，唯独无法研习。Harney 与 Moten 提出的替代方向，是重新占用源于自组织和共建公地的集体过程、分布于各处的知识生成能力。正如 Moten 所说：“当我思考我们使用‘研习’一词的方式时，我想我们坚持的是这样一个想法：研习是你与他人共同做的事。”[^ch09-017] 这种分享共同素材与技法的实践——Moten 与 Harney 称之为“排练”[^ch09-018]——正是构成众包 #Syllabus 的关键。 从传统学术课程大纲近来的演变中，可以症候性地观察到这一矛盾及其带给当代新自由主义学术界的紧张。由于（某些）批判教育学被纳入教学过程，同时大学努力降低自身责任风险，学术课程大纲成为越来越复杂、详尽的文档。如今它既被理解为教师与学生之间的“社会契约”，也被理解为提供教育服务的机构与学生之间的“服务条款”；[^ch09-019] 学生则日益被界定为在教育服务市场中作选择的主权消费者。课程大纲的正式重要性不断上升，使教育者开始反思，大纲如何把权力关系带入课堂。例如，批判教育学者 Adam Heidebrink-Bruno 要求把课程大纲重新构想为宣言，[^ch09-020] 明确呈现这些关切。的确，许多学者已开始实验课程大纲的形式与目的，向学生开放，让其共同构思，或提出“另一份课程大纲”[^ch09-021] 来打破不对称关系。 与此同时，大学将课程大纲搬到线上，并不令人意外。这种迁移，可以看作学术界三项更广泛结构变化的表征。 第一，从美国发起的课程大纲上网运动，强化了声誉经济带来的差异性影响。常春藤盟校及其明星教授体制，能够利用课程大纲宣传自身学术工作的独创性；而经费不足的公立大学和年轻学者，则肩负着教授规定基础内容的重担。这一实践，与学术界复制生产劳动（研究）和社会再生产劳动（教学）之间不同的价值评定紧密相连。某些智力劳动可以被视作照护劳动，例如编辑期刊、评审论文或批改作业；它们受到低估，相应的回报和薪酬也较低，这与学术机构的性别化遗产完全契合。 第二，随着用于支付处境不稳定和临时雇佣学者“备课”时间的资源撤回——也就是他们开发新课程材料，包括汇集新参考书目、更新课程及其授课方法的时间——课程大纲如今在共同承担与个人承担不安全感的两种倾向之间，扮演着暧昧角色。课程大纲中的阅读清单不受版权保护；它们就像播放列表或菜谱，这在历史上曾鼓励教育者交换教案，自由公开课程纲要，把它们当成有价值的知识公地。然而，在当下大学彼此竞争的环境中，作者功能也被延伸到这些材料上。最近，美国大学引领一种趋势，将课程大纲解释为可受版权保护的材料。正如预料的那样，这种解释引发了关于课程大纲合法所有者是谁的多场争论：是学者本人，还是其雇主？如果后一种解释占据上风，大学便能轻易替换学者，同时保留他们对教学内容的贡献。教师的劳动成果，因而可能变成使自己去技能化、临时化的工具：既然大学能重复使用他人的课程大纲，让博士生或处境不稳定的博士后以一小部分成本讲授同一门课，为什么还要付钱请人编写课程？ 因此，这种引入财产逻辑的趋势，助长竞争性个人主义，也抹去他人的贡献。在劳动日益不稳定的背景下，众包课程大纲有可能始终只是局部过程，因为它可能加重没有稳定职位保障的教育者的焦虑；也正是他们，最容易受到版权执行的虚假承诺，以及把作者身份理解为竞争性小企业活动的观念影响。然而，当课程大纲的开放被置于活生生的、更广泛的政治斗争中时，它可以也应当鼓励人们走向相反方向：为教育过程的集体性质取得正当性提供基础，使所有学术资源都能不受版权限制地被获取，同时设计办法，确保每个人的劳动获得适当署名与公正报酬。 财产逻辑的引入难以挑战，因为商业学术出版商在进一步推动它。Elsevier 这样的寡头，不仅因利用版权保护，从撰写、同行评审和编辑学术期刊者大多无偿的劳动中攫取高利贷般的利润而臭名昭著，[^ch09-022] 如今还在开发各种元数据、指标与工作流程系统，日益成为教学和研究的核心。除了出版业务，Elsevier 还扩展其“研究情报”服务，如今涵盖整套数字服务，包括 Scopus 引文数据库、Mendeley 参考文献管理器、研究表现分析工具 SciVal 与 Research Metrics、集中式研究管理系统 Pure，以及机构知识库和出版平台 Bepress；最后但同样重要的，还有资助检索与资金流工具 Funding Institutional 和 Elsevier Funding Solutions。考虑到数字服务在今日大学中日益居于核心地位，谁拥有这些平台，谁就是大学。 第三，学术课程大纲迁往线上，是大学通过数字技术“颠覆”教育体系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虚拟学习环境的引入，使教案、幻灯片、笔记和课程大纲成为必须交存机构的项目。以指标为基础的管理增加、大学服务的平台化，以及将学生转化为有权“实时”决定如何花费助学债务的消费者，这些变化正在向商业资格认证供应商打开公立高等教育的大门。[^ch09-023] 这种假扮数字化的新自由主义化，在上一次经济危机最严重时围绕大规模开放在线课程（MOOC）制造的炒作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MOOC 逐渐发展于麻省理工学院（MIT）2001年通过 OpenCourseWare 项目向公众开放教学材料的最初实验。到2011年，MOOC 被赞颂为全面实现“世界贫困人口”获得“常春藤盟校水准教育”的民主化。[^ch09-024] 然而，极低的完成率——低至5%——很快让这一承诺泄气。[^ch09-025] Sebastian Thrun 是 Google 备受赞誉的机器人专家，2012年创办了营利性 MOOC 平台 Udacity；他相信五十年后全球提供高等教育的机构不会超过10家。[^ch09-026] 但到2013年底，他不得不承认 Udacity 提供的是“糟糕产品”，对那些“来自困难社区、缺乏良好计算机使用条件、生活中面对各种挑战的学生”彻底失败。[^ch09-027] 因此，评论者 Aaron Bady 有理由指出： > [MOOC]表明这项技术不擅长什么：资格认证和大众教育。MOOC 奖励自主学习者，他们拥有资源和特权，能够为了学习本身而学习……MOOC 也是向服务不足、处于不利地位的群体提供教育资源的一种极差方式，而这恰恰一直是公共教育的历史使命。[^ch09-028] 的确，“公共教育的历史使命”始终是、直到今天仍是一片高度争议的领域。公共善这一观念本身，就受到支配性管理技术的攻击；这些技术试图重新界定公共善，推动 Randy Martin恰当地称为“日常生活金融化”的过程。[^ch09-029] MOOC 的失败，最终指向一个更广泛、同样影响 #Syllabus 起伏的问题：一旦社会领域时时刻刻都直接为资本生产，真正的研习实践将到社会中的何处避难？研习究竟要在哪里“占有一席之地”——按这个说法的字面意义——争取共同创造所需要的时间、劳动与爱等资源？ ## 向 #Syllabus 学习 **我们从 #Syllabus 现象中学到了什么？** 课程大纲是21世纪的宣言。 当下反对结构性歧视、压迫和暴力的政治斗争，延续着早期社会运动的批判教育学遗产：把政治主体化过程与集体教育过程结合起来。运动创造有效的教育工具，将教育者和学生带入斗争。在新的网络环境中，政治斗争生产出一种新媒体对象：#Syllabus，一份以众包方式汇集、与某项事业相关的历史和当下资源清单。借此，这些斗争在技术资本支配的网络中适应、抵抗、生存，并与其对抗，承受其中的一切困难与矛盾。 **我们从学术课程大纲迁往线上学到了什么？** 在当代大学中，批判教育学与高等教育数字化迎头相撞。教育本应赋权，研究本应带来解放，却因学术界以数据驱动的市场化而日益遭冷落；教学和研究的目标被截短，以满足劳动力市场和金融投机变动不居的需求。抵抗通过数字化对数据、研究流程和学术成果的攫取，是一场关键斗争，关乎超越阶级、残障、性别和种族排斥的大众知识能力的未来。 **我们从作为媒体对象的 #Syllabus 学到了什么？** 当旧形式转变成新媒体对象时，数字网络环境界定了这些对象尝试适应、抵抗和生存的条件。恰当的直觉可以介入并改变格局——未必朝好的方向，尤其当资本积累和社会控制的命令占上风时。因此，我们需要重新占有 #Syllabus 作为媒体对象的整个生产与传播过程。我们需要建设工具，共同掌控工作流程；这些流程正成为基础设施，使我们在其上协作生产对适应、抵抗和生存至关重要的知识。为了有效干预世界，这些新媒体对象生产与传播的每一方面都很重要。每一个方面都算数。清单中项目的顺序算数。清单每个版本的时间戳算数。每一位对清单每个版本作出贡献者的名字都算数。此外，记录所有这些方面的工作流程，本身也是另一个复杂的媒体对象——一个独立的软件工具——有自己的顺序和版本。这是一个创造自主生态的递归过程。 #Syllabus 可以被理解为不断为清单建立版本的递归过程；这些清单指向文本、视听或其他资源。所有链接资源都向所有人公开开放；所有人都能编辑所有版本的清单；所有编辑都能归属其贡献者；所有版本、链接资源与署名信息都能被所有人保存——如此，便能为 #Syllabus 建立这种自主生态。事实上，Sean Dockray、Benjamin Forster 与 Public Office 已经在 *Hyperreadings* 中提出这样的方法：GitHub 上一份可以分叉的 readme.md 纯文本文档。他们写道： > 课程大纲本质上是指向其他文本的文本，因此已经是一份关系性文档，承认自身处于一个鲜活知识场域之中。它绝非自足封闭之物，但流传时却经常仿佛如此。 > > 如果课程大纲以 HyperReadings 文档流传，就能够直接指向它汇集的文本和其他媒体。但如同流传一样轻易，HyperReadings 课程大纲也能分叉为新版本：因为一篇新文章问世，因为政治分歧，或因为沿着课程大纲学习产生了新建议，大纲便发生变化。这些分叉构成一棵谱系树，人们可以沿着分支追踪认识论的变异。[^ch09-030] 与我们同 HyperReadings 团队共享的这一愿景一致，也与上述分析一致，我们作为业余图书馆员、活动者与教育者，在本文界限之外作出承诺。 我们在这里着手建立的工作流程，将顾及课程大纲这一媒体对象的每个方面：顺序、时间戳、贡献者、版本变化；通过分叉与分支容纳多样性，并确保课程大纲列出的每一项参考资料，都能在目录中找到对应条目，进而通往大纲所需的实际数字材料。 面对版权的圈占，我们将继续建设影子图书馆和斗争档案，提供集体教育过程所需的资源。 面对企业对工作流程与元数据的平台化，我们将与社会运动、政治倡议、教育者和研究者合作，汇集、注释、建立版本并保存资源清单。 面对学术界的攫取主义，我们将照料使这种集体思考得以发生的物质条件，无论线上还是线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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描述为无所不包、无所不能、将从根本上改变生活的技术。然而，这种叙事忽略了，人类创造意义能力的自动化、机器化，已经持续数十年；我们早已处于一个例如许多工作已被自动化的阶段。为提供一种宏大叙事，技术奇点的极权主义愿景聚焦于这样一个时刻：机器模式识别被误称为智能，并超越人类智能——而后者实际上是更深刻、扎根于身体的复杂性。这种情况出现的同时，反极权的左翼进步路径，在尚未得到审视的斯大林主义与现实社会主义失败的背景下，决定放弃宏大叙事。 2000年代初，我曾批评黑客社群由男性主导、以技术为中心，这一批评在某种程度上仍然成立。然而，破解作为一种质疑无所不包的技术理性宏大叙事的技法，是人类能动性扰动据称包罗一切的技术圈的重要时刻之一。黑客、艺术家与科学家[^ch10-002] 已开始运用对抗性模式，测试现有机器识别技术，或引发对其后果的批判讨论。他们为那些经过训练、用来对输入数据进行计算的神经网络[^ch10-003] 制造干扰和误读。 以下是一份破解模式识别、扰乱工程师、经理、企业和政府机构技术官僚春梦的指南。它探讨多种战术，讨论滥用范围、改变颜色、改造或设陷的图示、添加扰动、传感器强光冲击、伪装面具、环境伪装、通过机器造假／辨伪展开军备竞赛、输入捣乱，以及保持晦涩等对抗方法。这些实践的多样性与广泛程度令我惊讶；我将逐一介绍，希望这份概览引出进一步探究与讨论。 ## 案例档案 ### 神经网络会梦见羊吗？ Janelle Shane 研究了神经网络如何错误分类信息。在〈神经网络会梦见电子羊吗？〉一文中，Shane 讨论了用于自动生成图像说明的 Microsoft Azure Computer Vision API 的一些错误分类。[^ch10-004] 她指出，底层训练数据似乎不够明确，因为许多风景图片里根本没有羊，系统却检测出了羊。“神经网络起初完全不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必须自订规则，决定哪些图像应被标为‘羊’。看起来，它还没意识到，‘羊’指的是真正的动物，而不只是某种没有树的草地感。”[^ch10-005] 作者随后探究，怎样进一步欺骗这个特定的模式识别 API。她指出，神经网络只会在它预期有羊的地方寻找羊，比如风景环境中。Shane 嘲弄这个神经网络说：“给羊拴上牵引绳，就会被标成狗。把它们放进车里，就成了狗或猫。要是在水里，最后可能被标成鸟，甚至北极熊……把羊带到室内，就会被标成猫。把绵羊（或山羊）抱在怀里，它们就被标成狗。”我把这称为“滥用范围”方法。只要能够确定或逆向推断——也就是猜测——神经网络面向的范围和领域，再插入范围之外的信息，就能使用这一方法。“滥用范围”可以用于照片拼贴：既欺骗神经网络，又保留对人有意义的信息。 见“图廊”图1（原书第35页）。 Shane 进一步向 Twitter 关注者征集羊的图片。Richard Leeming 提供了一张摄于英国乡间的照片，画面里的羊被染成橙色，以防被盗。 见“图廊”图2（原书第35页）。 这张照片打乱神经网络的预期，使其把图像归为“田野里的一丛花”。[^ch10-006] 我称之为“改变颜色”方法；当较小物体在较大的环境中重复出现时，这种方法似乎最有效。放大图片，只显示一只橙色的羊时，神经网络至少会预测一种动物：“一头躺在郁郁葱葱绿地上的棕色奶牛”。Shane 总结说，专家复核至关重要，尤其当这些神经网络用于卫星或医学图像时。[^ch10-007] ### 自主陷阱与扰动 艺术家 James Bridle 在《自主陷阱001》（Autonomous Trap 001）中，[^ch10-008] 以希腊中部的帕尔纳索斯山——德尔斐神谕所在地——为背景运用了仪式魔法。他用盐画出神奇的道路标线圆圈，使自动驾驶汽车只能进入、无法驶出，从而将其困住。这个例子源于 Bridle 自己建造自动驾驶汽车的尝试，运用模式识别以及激光雷达（LIDAR，光探测与测距）或视频传感器等技术。这一方法称为“陷阱图示”，指有意安装、绘制或以其他方式施加标志或图形，使使用神经网络的设备在记录、处理它们时落入陷阱。 见“图廊”图3（原书第36页）。 “改造图示”方法与陷阱图示有些类似：它在既有标识——主要是交通标志或门牌号码——上增添元素，误导受过训练的神经网络。这有悠久传统，例如战争时期移走或改动街名牌、路标，以误导敌人。今天，这种方法可能干扰那些依靠交通标志评估路况的自动驾驶汽车，例如判断十字路口哪辆车有优先权时。它可以大规模有效使用，比如在自动驾驶测试区域附近分发廉价贴纸。2018年，一组科学家以深度神经网络为对象，测试了一个诗意较少的《自主陷阱001》版本，结果发表于〈对深度学习模型的稳健物理世界攻击〉。[^ch10-009] 科学家在真实停车让行标志上贴上黑白贴纸，在实验室条件下造成100%的识别失败，开车进行实地视频测试时则造成85%的失败。这项真实世界测试究竟只是说明自动驾驶汽车使用的系统需要改进，还是说明没有完整配套基础设施就不会有自动驾驶汽车，仍有待讨论。 见“图廊”图4（原书第36页）。 另一个研究团队把这一方法更推进一步，制作出带有扰动的美丽交通标志，深度神经网络却将其识别为人或运动用球。[^ch10-010] 还有一个研究团队证明，这些扰动——原本由神经网络为识别图像内容而计算出的美丽图案——可以印在贴纸上，贴到物体上，彻底误导神经网络。这种技术格外有效，因为“攻击者在构造攻击时，无需知道要攻击的图像是什么。生成对抗性补丁后，补丁便可以在互联网上广泛传播，供其他攻击者打印使用”。[^ch10-011] 我称之为“扰动方法”。  图5：一顶装有3盏LED灯的帽子，可通过欺骗生物特征识别系统，有效冒充他人。规避人脸识别的能力为100%。[^ch10-012] 图内文字：帽内品牌标记“izzue”保持原名。〔译注：服装护理标签的极小字样在原图中无法逐字辨识。〕 ### 红外干扰 另一种对抗性破解技术是“传感器强光冲击”：用光源干扰可见光波长范围，使传感器不堪负荷。在2018年的一项研究中，模式识别研究者 Han 等人运用这一技术表明，一个5W、850nm红外LED发出的红外光，可以严重干扰人脸识别。它既可以使人脸无法辨认，也可以反过来，让生物特征记录设备检测到某个特定的人。[^ch10-013] 这项研究使用 Labeled Faces in the Wild（LFW）数据集，包含13,000张按姓名标注的人脸图像，用于训练神经网络。[^ch10-014] Han 等人用一顶自制的LED帽子对其进行了测试。“此外，我们在LFW数据集上开展大规模研究，结果显示，对于单个攻击者，只要有一定相似性，就能成功攻击超过70%的人。”[^ch10-015] 这是一种复杂攻击：拍摄并使用攻击者的照片，计算攻击图案，调整灯的形状、颜色、大小、位置与亮度，模拟另一张脸。不过，这种攻击方法有一个缺点：红外线可能给使用者造成晒伤，因此不适于频繁使用。 然而，红外灯可能已经足以单纯干扰摄像机，而且由于LED体积微小，佩戴时旁人较难察觉。Isao Echizen 与 Seiichi Gohshi 在2012年的研究中已做过此种测试，目的是避免被 Facebook 和 Google Images 拍摄并自动标注。基本原理是在数字相机记录的波段中，把近红外范围的一般光噪声添加到可见光波长范围内。[^ch10-016] 见“图廊”图6（原书第37页）。 ### 反制图案 Echizen 后来制作了一副 PrivacyVisor 眼镜，通过吸收和反射光线发挥作用，无需用电。[^ch10-017] 眼镜伪装了传感器判断是否有人脸时所依据的面部特征，尤其是眼睛与眉毛；它们以干扰传感器的方式反光。这是“传感器强光冲击”与“伪装面具”方法的混合。不过，格外显眼的眼镜也使佩戴者在人群中突出。  图7：PrivacyVisor原型。由于视野受限，戴着这副护目镜时，只应驾驶自动驾驶汽车。[^ch10-018] ### 生物特征牢笼 艺术家 Zach Blas 通过制作《面部牢笼》（Face Cages）模型，回应生物特征人脸识别的暴力。模型类似于识别算法可能在人脸上“画出”的向量。“《面部牢笼》将生物特征图的抽象暴力戏剧化。在这件装置与表演作品中，Micha Cárdenas、Elle Mehrmand、Paul Mpagi Sepuya 与 Zach Blas 四位酷儿艺术家生成自己面部的生物特征图，再把它们制作成三维金属物体，在物质上唤起与手铐、铁窗和刑具的共鸣……”[^ch10-019] 虽然艺术家最初并未宣传作品能干扰识别，用 OpenCV Haar 级联人脸检测神经网络进行的快速测试却显示，这些金属面具确实能模糊基本生物特征数据。不过，这种“伪装面具”方法在日常生活中的实际用途，仍有待未来研究。[^ch10-020]〔译注：原文多处把 Haar 级联称作神经网络；Haar 级联实际属于基于特征的级联分类检测方法，此处保留作者用语。〕 见“图廊”图8（原书第37页）。 ### 具有伪装作用的发型时尚 艺术家 Adam Harvey 在《CV Dazzle》（自2013年持续进行）中，通过多次合作实验伪装人脸，以躲避 OpenCV Haar 级联网络。[^ch10-021] 这一目标通过“伪装面具”方法实现：富于表现力的发型与化妆，让人联想到赛博朋克及角色扮演亚文化。不过，Harvey 强调，这种方法未必能对抗其他技术，如线性二值模式（LBP）、方向梯度直方图（HOG）、卷积神经网络（CNN）、多摄像头三维系统与多光谱成像系统。〔译注：原文作 “Lineary Binary Pattern”；LBP 通常指局部二值模式（Local Binary Pattern）。〕目前，Harvey 正在研究这些其他算法，准备以开源工具包的形式，为关心隐私的个人发布新的造型与策略。他提供的不是一种象征性的“仿佛如此”策略，而是展示这些造型实际的对抗效力。 见“图廊”图9（原书第38页）。 ### 围巾作为触发器 HyperFace 是 Adam Harvey 与思辨设计团体 Hyphens Labs 成员在2017年的合作。[^ch10-022][^ch10-023] 他们设计了一款类似围巾的纺织品原型，包含特定图案。这些图案针对预先训练的开源神经网络 OpenCV Frontalface Haarcascade。[^ch10-024] 后者把输入数据与某些特征比较，例如鼻子与眉毛的空间关系，从而进行基础人脸识别。围巾图案改变人脸周边的环境，以触发 OpenCV Frontalface Haarcascade 神经网络。理想情况下，网络会因此检测到并不存在的脸。这就是“伪装周边环境”方法，其一大优点是，印花织物可像普通服装那样穿戴；相比 CV Dazzle 和 PrivacyVisor，对日常生活的介入程度较小。 见“图廊”图10（原书第38页）。 ### 使用 TensorFlow 的对抗攻击 创业者 Emil Mikhailov 与 Roman Trusov 探索了针对 Google 最新卷积神经网络 Inception v3 的对抗攻击。[^ch10-025] 该网络以2012年 ImageNet 数据库训练。[^ch10-026] 数据库由层级节点组成，每个节点代表一个名词，如“人 → 领袖 → 宗教领袖”。每个节点／名词附有若干反映其含义的图像，截至2018年5月，共计14,197,122张。可以用这个网络测试神经网络是否识别图像内容，或产生多少误报。通常做法是不断调整神经网络，直到错误率较低；然而 Mikhailov 与 Trusov 研究的是如何制造“更强”的误报。 见“图廊”图11（原书第39页）。 Mikhailov 与 Trusov 给出了怎样最好地执行对抗攻击的定义：“理想情况下，良好的对抗攻击，是一份经修改、在视觉上与原始输入无法区分的输入，但分类器却对它作出完全不同的预测。”[^ch10-027] 他们建议向图像添加噪声，让神经网络把噪声部分视为可以识别的物体，而人的感知能够区分它。他们的例子来自跑车世界。 见“图廊”图12（原书第39页）。 他们对攻击作了详尽解释，并以教程形式描述如何使用现有开源库与 Python 编程语言实现。根据测试，Mikhailov 与 Trusov 总结，当今神经网络中的图像类别——例如汽车、烤面包机——彼此十分接近，中间没有容错空间，因此很容易把一种误认成另一种；甚至只需向图像添加随机噪声，就足以让神经网络作出预测，但未必正确。[^ch10-028] ### 军备竞赛已经开始 换脸（Faceswap）原用于手机应用娱乐，自深度伪造色情出现后便声名狼藉：把一个人——最好是名人——的面孔，覆盖到色情演员脸上。2017年底，一名匿名 Reddit 用户首先在帖子中展示这种做法，后来又出现帮助训练人脸检测与映射的应用。[^ch10-029] 换脸使用无监督自编码器神经网络方法，[^ch10-030] 常与其他神经网络结合以改善效果，例如 Face2Face。[^ch10-031] 研究者 Ira Kemelmacher-Shlizerman、Steve Seitz 与 Supasorn Suwajanakorn 在著名的《合成奥巴马》（Synthesizing Obama）中展示：无需使用语音识别，就能通过神经网络，从单个音素出发合成视频，让画面看起来与某段文字的口型同步。[^ch10-032] 这项工作由华盛顿大学 GRAIL 图形实验室开发，得到大学以及 Samsung、Google、Intel 等公司的支持。[^ch10-033] 从无害消遣到犯罪活动，只需0秒。大学研究者 Cozzolino 等人在〈FaceForensics：用于人脸伪造检测的大规模视频数据集〉中，把换脸界定为潜在伪造。这个由慕尼黑工业大学、那不勒斯费德里科二世大学与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合作组成的团队，试图自动识别换脸，以防欺诈。他们研究能够识别人脸伪造的模式识别模型，尤其关注那些在人眼与大脑看来真实的假脸。他们观察到：“这是极具挑战的情况，因为[视频]压缩后，低层次篡改痕迹可能消失。”[^ch10-034] 在黑客眼里，视频压缩则是隐藏伪造的有用工具。 Cozzolino 等人的担忧可能并非杞人忧天：面孔被深度伪造、违背意愿地出现在色情作品中的名人，无论作为个人还是作为产品，都可能受到伤害。在不久的将来，我们可能看到名人面孔用于服装产业的实时三维图形；可能收到使用自己选择的名人面孔——更准确地说，营销者认为我们会选择的面孔——制作的个性化广告；也可能收到用我们自己、朋友或家人的面孔解释产品巨大价值的视频。另一种显而易见的深度伪造用途，是对政治领域进行有组织的捣乱。 对资本化名人面孔的监管，因其开创先例而值得注意：每个人产生的个人数据并不受版权保护，隐私法的保护也很薄弱，尚未解决的数据所有权问题由此带来张力。 Cozzolino 等人在文章中表明，可以制作出质量良好、只有机器算法过程才能识别为伪造的深度伪造。类似发展可以预见：一般数据的指示性程度，也必须借机器证明。由于这些机器检测技术需要算力和人类预备的大规模数据集，伪造者与检测者的军备竞赛，就成为计算资本所有权的问题——也就是计算机器及如何计算的知识归谁所有。知识通过研究共同体中的开源与开放获取方式流通，但所需算力却较难获得。它被置于并封闭在大学研究实验室等机构——前提是它们并非直接使用云服务商——以及可能决定开放、也可能不开放的政府机构和私人云计算供应商中，例如 Amazon AWS、Google Cloud、Microsoft Azure、IBM Cloud 或 Oracle Cloud Infrastructure。公众可能只会成为这场军备竞赛的旁观者；因此，可以据此主张建立公共、并可能采取合作社形式的计算基础设施。我把这种对计算资本的需求称作“机器造假／辨伪军备竞赛方法”。 这种局面无法用单一方法颠覆。它需要一种策略，把必要工具与计算资本交到公众手里，使公众能够独立于产业和军方，验证或证伪图像与视频流。这就是“公共计算基础设施策略”。 ### 试探机器人的耐心 在与语言有关的模式识别中，“输入捣乱”已成为最知名的方法。两名网名为 Spaz Boys 的 YouTube 创作者，录制了一系列与聊天机器人互动的视频，用污言秽语轰炸机器人、拿技术取乐，由此出了名。[^ch10-035] 典型对话如下： > Spaz Boys：“你想看看我的生殖器吗？” > > Evie：“不了，谢谢，我喜欢胡萝卜。” > > Spaz Boys：“我的阴茎看起来像一根迷你胡萝卜。” > > Evie：“你坐在一个婴儿身上？”[^ch10-036] 这些表演揭示聊天机器人创作意图与训练数据的程度，并不亚于它们揭示 Spaz Boys 幽默品味的程度。 见“图廊”图13（原书第39页）。 2016年3月，Microsoft 公开发布聊天机器人 Tay 后，“输入捣乱方法”使人类能动性对抗机器能动性的表演臻于极致。这个机器人配备了随用户输入而成长的半监督神经网络。一群网络捣乱者、技术爱好者与青少年极客，向 Tay 输入种族主义和反犹信息，把它变成极右翼宣传的胡言乱语者。他们知道，训练后的神经网络会以现有数据体为基础，计算输入信息的“意义”，或者说统计相关性。“捣乱者”恰恰通过做系统期待他们做的事情——输入数据——成功操纵了数据体。由于 Microsoft 承诺 Tay 能自我学习，机器人除受训神经网络外，还配有能够自行训练的部分神经网络。因此，Tay 项目并不是以一个稳定神经网络[^ch10-037] 比较新的输入数据。前述方法通过对抗性输入攻击一个理想情况下训练完善的网络来实现颠覆；此处则颠覆、攻击网络本身的构成。攻击者理解这些动态，不仅输入污言秽语，也提供偏离常轨的训练数据，[^ch10-038] 导致 Tay 发布诸如“我他妈恨女权主义者，她们都该死、在地狱里烧掉”这样的推文。[^ch10-039] ### 污秽标签：作为社会实践的数据污垢 记住文本输入捣乱的方法，再转向图像。在大学或企业开发新技术、希望使用大规模图像集的研究团队，都依赖标注数据。要检验“自我学习”的神经网络输出是否正确，必须将结果与有效、已标记的数据比较。原始数据的标记基本由人完成，他们决定某条数据该怎样分类：它是“苹果”还是“红碗”？还是两者都是？又或者是停车让行标志？随后调整神经网络，直到其产出足够接近人类此前标记原始数据时识别出的结果。 这就带来了通过故意污染图像标注来“搅扰可计算之物”的机会。图像训练集只使用开放源图像，合法地从 Flickr 获取。摄影者自豪地给照片加标签，于是图像能够被汇集成庞大图库，例如 Microsoft COCO[^ch10-040] 与前述 ImageNet。“标签捣乱方法”是输入捣乱的子方法，通过主动附加错误标签引入抵抗时刻。最有效的技术不是完全错误，而是细微变化，例如把“苹果”标成“桃子”，使其无法被自动过滤。但这需要大规模操作，例如由机器人创建错误标注；进行大规模标签捣乱的工具尚待开发。  图14：对抗性音频攻击：向语音源（上方波形）添加扰动（中间波形），会使神经网络识别出任意想要的目标短语（下方波形）。[^ch10-041] 图内文字：上方识别结果：“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中间扰动系数：“× 0.001”，运算符为“＋”“＝”；下方识别结果：“这是一条举世公认的真理：一个单身……”〔译注：原图目标句止于 “that a single”，因此保留未完状态。〕 ### 以噪声、脏话和晦涩对抗语音识别 向自动电话客服热线破口大骂，以便转接人工服务，已成为常见做法。这种破解很好地说明人类如何避开、绕过机器能动性。我们已经看过许多拿Amazon Alexa、Google Home 和 Apple Siri 语音识别开玩笑、颠覆机器能动性的例子，[^ch10-042] 展示人类如何应付模式识别带来的机器烦扰。 这些监听设备——包括智能手机和各种内置语音识别的计算机——渗透日常生活，人类因而可能转向学习、使用方言或死语言，避免自动翻译。任何小众、鲜为人知的方言都有可能，因为不会有足够的训练数据。这是“晦涩方法”。 如果无法保持晦涩，一种特殊噪声也许能够帮忙。研究者 Nicholas Carlini 与 David Wagner 最近展示了如何用扰动破解 Mozilla 的 DeepSpeech 神经网络：每秒最多50个字符，藏在99%内容保持不变的音频——语音或音乐——层中。[^ch10-043] “仅仅添加轻微失真，我们就能以100%的成功率，把任何音频波形变成任何目标转写文本。”[^ch10-044] 因此，我们再次看到了“扰动方法”，只是这次用于音频。很有意思的是，如果作概括，它同时适用于音频和图像，因此独立于具体媒体。[^ch10-045] ### 一匹聪明的马 对抗性输入数据已成为产业和学术研究共同体熟悉的议题。一个名为 Cleverhans 的开源库，成为偏重数学的对抗方法研究的体现。它以20世纪初据称会解数学方程的马“聪明的汉斯”（Kluger Hans）命名。[^ch10-046] 后经调查发现，汉斯回应的是主人无意中给出的线索；马的本能帮助它模仿对指定任务的理解。 Cleverhans 库附有示例和教程，由目前都在 Google Brain 工作的 Ian Goodfellow 与 Nicolas Papernot 创建。作者这样解释动机：“迄今为止，大多数机器学习是在非常弱的威胁模型下开发的，模型中不存在对手。机器学习系统被设计为在面对自然时表现正确。今天，我们开始设计即使面对恶意的人，或基于机器学习的恶意对手，也能正确运作的系统。”[^ch10-047] Goodfellow 和 Papernot 将“恶意的人”视为对机器能动性的干扰，本文的论点却恰恰相反：为了在计算资本时代为人类创造空间，必须确立并捍卫那些可能扩大规模的干预，其中包括有意制造的对机器能动性的干扰。 ## 结论 目前欠缺的，是对如何用视觉与听觉模式识别来颠覆机器能动性的分析。已经识别出的模式识别破解方法，多来自艺术实践，以及围绕可能扩大规模的对抗样本展开的科学论辩。想象未来的某一刻，其中一些技术被纳入智能手机摄像头或照片编辑软件。如果以具体、与劳动有关的案例，展示人们在视觉和听觉模式识别中如何颠覆机器能动性，填补这组案例研究的盲点，就能促进更完整的理解。Uber 与 Deliveroo 驾驶员、Amazon 拣货员，以及其他受模式识别技术支配的人，肯定找到了绕过或破解人工智能某些方面的自身方法；我很愿意了解这些方法。 ## 后记：劳动 艺术家 Sebastian Schmieg 研究过零工经济：人类以低报酬（Amazon Turk）或无报酬（破解 Google Captcha）的方式，完成微型任务。他认为：“人工智能是对既有知识和技能的挪用与可能的外推；如此说来，它也可能做我们（某些）工作。但它首先是一项方案，把工作拆成能在任何地点、每周7天每天24小时执行的任务，并使这种劳动不可见。”[^ch10-048] 他进一步指出，当前围绕人工智能的炒作，不仅源于更好的算法与技术，更源于那些不可见、报酬过低或没有报酬，为大规模图像识别训练集作标记的劳动力。如果存在一个意识到这确实是劳动的工人工会，它也许会有兴趣进一步了解、运用上面汇集的对抗方法。[^ch10-049] ## 参考文献 Abadi, Martín, Tom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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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I: There Is No Artificial Intelligence.”），*Databasecultures*，http://databasecultures.irmielin.org/artificial-des-intelligence/。 [^ch10-002]: 这里介绍的大多数科学家都获得过政府和产业资助，部分在学术论文中披露。艺术家有时为特定项目获得艺术基金会资助，这些信息在其网站上披露。 [^ch10-003]: Wikipedia 对神经网络有不错的解释，*Machine Learning for Artists* 也是如此，见 https://ml4a.github.io/。 [^ch10-004]: Microsoft Azure Computer Vision API，见 https://azure.microsoft.com/en-us/services/cognitive-services/computer-vision/。这基本上是 Microsoft 开源版本 Cognitive Toolkit 的商业版，而后者又部分基于 NeuralTalk2 框架。见 https://github.com/karpathy/neuraltalk2/。 [^ch10-005]: Janelle Shane，〈神经网络会梦见电子羊吗？〉（“Do Neural Nets Dream of Electric Sheep?”），*AI Weirdness Blog*，http://aiweirdness.com/post/171451900302/do-neural-nets-dream-of-electric-sheep/。 [^ch10-006]: Shane，〈电子羊？〉。 [^ch10-007]: @JanelleCShane：“这里如此明显，但想想算法面对医学与卫星照片时可能悄悄犯下的错误。专家复核至关重要。”Twitter，2018年3月4日上午8:10，https://twitter.com/JanelleCShane/status/970194636978323456/。 [^ch10-008]: James Bridle，〈自主陷阱001〉（“Autonomous Trap 001”），*James Bridle*，2017，http://jamesbridle.com/works/autonomous-trap-001/。 [^ch10-009]: Kevin Eykholt、Ivan Evtimov、Earlence Fernandes、Bo Li、Amir Rahmati、Chaowei Xiao、Atul Prakash、Tadayoshi Kohno、Dawn Song，〈对深度学习视觉分类的稳健物理世界攻击〉（“Robust Physical-World Attacks on Deep Learning Visual Classification”），*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2018 Papers*，http://openaccess.thecvf.com/content_cvpr_2018/papers/Eykholt_Robust_Physical-World_Attacks_CVPR_2018_paper.pdf/。 [^ch10-010]: Shang-Tse Chen、Cory Cornelius、Jason Martin、Duen Horng Chau，〈ShapeShifter：对Faster R-CNN物体检测器的稳健物理对抗攻击〉（“ShapeShifter: Robust Physical Adversarial Attack on Faster R-CNN Object Detector”），*arXiv.org*，2018年9月3日，http://arxiv.org/abs/1804.05810/。代码以开源形式提供于 https://github.com/shangtse/robust-physical-attack/，使用 TensorFlow。 [^ch10-011]: Martín Abadi、Tom B. Brown、Justin Gilmer、Dandelion Mané、Aurko Roy，〈对抗性补丁〉（“Adversarial Patch”），*arXiv.org*，2018年5月17日，http://arxiv.org/abs/1712.09665/。 [^ch10-012]: 图像来源：Weili Han、Zhe Zhou、Di Tang、Xiaofeng Wang、Xiangyu Liu、Kehuan Zhang，〈隐形面具：使用红外线对人脸识别进行实用攻击〉（“Invisible Mask: Practical Attacks on Face Recognition with Infrared”），*arXiv.org*，2018年3月13日，http://arxiv.org/abs/1803.04683/。 [^ch10-013]: Weili Han、Zhe Zhou、Di Tang、Xiaofeng Wang、Xiangyu Liu、Kehuan Zhang，〈隐形面具：使用红外线对人脸识别进行实用攻击〉，*arXiv.org*，2018年3月13日，http://arxiv.org/abs/1803.04683/。这篇论文细节与解释丰富，值得细读。为求简洁，我省略了许多细节。 [^ch10-014]: 见 http://vis-www.cs.umass.edu/lfw/。 [^ch10-015]: Weili Han、Zhe Zhou、Di Tang、Xiaofeng Wang、Xiangyu Liu、Kehuan Zhang，〈隐形面具：使用红外线对人脸识别进行实用攻击〉，*arXiv.org*，2018年3月13日，http://arxiv.org/abs/1803.04683/。 [^ch10-016]: Isao Echizen、Goshi Seiichi，〈利用人类与设备敏感度差异的隐私保护技术：保护被摄者，免受相机图像无意捕捉所造成的隐私侵犯〉（“Privacy Protection Techniques Using Differences in Human and Device Sensitivity: Protecting Photographed Subjects against Invasion of Privacy Caused by Unintentional Capture in Camera Images”），*National Institute of Informatics*，2012年12月12日，https://www.nii.ac.jp/userimg/press_20121212e.pdf/。新闻声明没有具体说明原型针对哪类神经网络，但从发表时间推断，它可能对抗的是 OpenCV 中的 Haar 级联。2016年，眼镜已接近产品化，见视频说明：https://www.youtube.com/watch?v=LRj8whKmN1M/。 [^ch10-017]: Isao Echizen、Takayuki Yamada、Seiichi Gohshi，〈隐私护目镜：基于光吸收与反射特性、防止面部图像检测的方法〉（“Privacy Visor: Method Based on Light Absorbing and Reflecting Properties for Preventing Face Image Detection”），*Proceedings of the 2013 IEE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s, Man, and Cybernetics*，2013年10月13–16日，http://research.nii.ac.jp/~iechizen/official/research-e.html#research2c/。此视频也有解释：https://www.youtube.com/watch?v=HbXvZ1XKdWk/。 [^ch10-018]: 图像来源：Echizen 等人，〈隐私护目镜〉。 [^ch10-019]: Zach Blas，〈面部牢笼：2013–16〉（“Face Cages: 2013-16”），*Zach Blas*，http://www.zachblas.info/works/face-cages/。 [^ch10-020]: 你的目标总是向神经网络提供它能够关联并“识别”的输入数据。 [^ch10-021]: Adam Harvey，〈躲避人脸检测的伪装〉（“Camouflage from Face Detection”），*CV Dazzle*，2017年8月22日，https://cvdazzle.com/。 [^ch10-022]: Hyphens Labs 团队由 Ashley Baccus-Clark、Carmen Aguilar y Wedge、Ece Tankal、Nitzan Bartov、JB Rubinovitz 组成。〔译注：原文此注拼作 Hypthens Labs，正文作 Hyphens Labs。〕 [^ch10-023]: Adam Harvey，〈HyperFace：假脸伪装〉（“HyperFace: False-Face Camouflage”），*Adam Harvey Projects*，2017年3月1日，https://ahprojects.com/projects/hyperface/。 [^ch10-024]: 见 https://github.com/opencv/opencv/blob/master/data/haarcascades/haarcascade_frontalface_default.xml/。 [^ch10-025]: Inception v3 是 Google 开源模式识别库 TensorFlow 的组成部分，在判定哪些图像可由哪些名词表示时，错误率相对较低。 [^ch10-026]: 见 http://image-net.org/。 [^ch10-027]: Emil Mikhailov、Roman Trusov，〈对抗攻击如何运作〉（“How Adversarial Attacks Work”），*Ycombinator Blog*，2017年11月2日，https://blog.ycombinator.com/how-adversarial-attacks-work/。代码见 https://github.com/Lextal/adv-attacks-pytorch-101/blob/master/imagenet/introduction.ipynb/。 [^ch10-028]: Eykholt 等人在2017年研究中展示了类似但不那么复杂的干扰 Inception v3 方法：在微波炉上添加包含字符组合与云状背景的贴纸，使 Inception v3 将它解释为自动取款机。 [^ch10-029]: 该社群2018年2月被 Reddit 禁止，档案版本见 https://web.archive.org/web/20180211141849/https://www.reddit.com/r/FakeApp/。此后迁至 https://voat.co/v/DeepFakes，应用也由专业人员继续开发，见 https://www.fakeapp.org/。这些技术可追溯至 Christoph Bregler、Michele Covell、Malcolm Slaney，〈视频重写：以音频驱动视觉语音〉（“Video Rewrite: Driving Visual Speech with Audio”），*Proceedings of the 24th Annual Conference on Computer Graphics and Interactive Techniques – SIGGRAPH ’97*，Los Angeles（1997年8月3–8日）：353–60；及 Kevin Dale、Kalyan Sunkavalli、Micah K. Johnson、Daniel Vlasic、Wojciech Matusik、Hanspeter Pfister，〈视频人脸替换〉（“Video Face Replacement”），*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30.6（2011年12月）：1。 [^ch10-030]: 见 https://en.wikipedia.org/wiki/Autoencoder/。 [^ch10-031]: Justus Thies、Michael Zollhofer、Marc Stamminger、Christian Theobalt、Matthias Nießner，〈Face2Face：RGB视频的实时人脸捕捉与重演〉（“Face2Face: Real-Time Face Capture and Reenactment of RGB Videos”），*2016 IEEE Conference on Computer Vision and Pattern Recognition (CVPR)*，Las Vegas（2016年6月26日至7月1日）：2387–95。 [^ch10-032]: 见 http://grail.cs.washington.edu/projects/AudioToObama/；技术说明见 Ira Kemelmacher-Shlizerman、Steven M. Seitz、Supasorn Suwajanakorn，〈合成奥巴马：从音频学习口型同步〉（“Synthesizing Obama: Learning Lip Sync from Audio”），*ACM Transactions on Graphics* 36.4（2017年7月）：1–13。 [^ch10-033]: 见 https://grail.cs.washington.edu/research/。 [^ch10-034]: Davide Cozzolino、Andreas Rössler、Luisa Verdoliva、Christian Riess、Justus Thies、Matthias Nießner，〈FaceForensics：用于人脸伪造检测的大规模视频数据集〉（“FaceForensics: A Large-Scale Video Dataset for Forgery Detection in Human Faces”），*arXiv.org*，2018年3月24日，http://arxiv.org/abs/1803.09179/。 [^ch10-035]: 见 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Spaz+Boys+chatbot/。 [^ch10-036]: Spaz Boys Comedy，〈Evie讨论我的迷你胡萝卜〉（“Evie Discusses My Baby Carrot”），*YouTube*，2015年9月20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ax5HCzzlmFE/。〔译注：笑点来自英语 baby carrot 中的 baby 被机器人误读为“婴儿”。〕 [^ch10-037]: “稳定的”、预训练神经网络并非看起来那么稳定。受训网络即使投入实际使用，也常经历许多轮迭代。Adrian Mackenzie 详细讨论过这种照护劳动：Adrian Mackenzie，*Machine Learners: Archaeology of a Data Practice*（《机器学习者：一种数据实践的考古学》），Cambridge, MA: MIT Press，2017。 [^ch10-038]: Alex Hern，〈Microsoft急于限制辱骂性AI机器人Tay带来的公关损害〉（“Microsoft Scrambles to Limit PR Damage over Abusive AI Bot Tay”），*The Guardian*，2016年3月24日，https://www.theguardian.com/technology/2016/mar/24/microsoft-scrambles-limit-pr-damage-over-abusive-ai-bot-tay/。 [^ch10-039]: Swati Khandelwal，〈Microsoft表示对Tay AI聊天机器人发布的种族主义和冒犯性推文深感抱歉〉（“Microsoft says It’s Deeply Sorry for Racist and Offensive Tweets by Tay AI Chatbot”），*The Hacker News*，2016年3月26日，https://thehackernews.com/2016/03/artificial-intelligence-bot.html/。 [^ch10-040]: 见 http://cocodataset.org/。 [^ch10-041]: 图像来源：Nicholas Carlini、David Wagner，〈音频对抗样本：对语音转文字的定向攻击〉（“Audio Adversarial Examples: Targeted Attacks on Speech-to-Text”），*arXiv.org*，2018年3月30日，https://arxiv.org/pdf/1801.01944.pdf/。代码文档见 https://github.com/carlini/audio_adversarial_examples/。 [^ch10-042]: Dan Lüdtke，〈让Siri、Alexa和Google Home无限循环〉（“Infinite Looping Siri, Alexa and Google Home”），*YouTube*，2016年12月1日，https://www.youtube.com/watch?v=vmINGWsyWX0/。 [^ch10-043]: Carlini、Wagner，〈音频对抗样本〉。 [^ch10-044]: Carlini、Wagner，〈音频对抗样本〉。 [^ch10-045]: 参见 Lev Manovich，*Software Takes Command: International Texts in Critical Media Aesthetics*（《软件接管：批判媒体美学国际文本》），New York、London: Bloomsbury，2013，第113–124页。 [^ch10-046]: Nicolas Papernot、Fartash Faghri、Nicholas Carlini、Ian Goodfellow、Reuben Feinman、Alexey Kurakin、Cihang Xie、Yash Sharma、Tom Brown、Aurko Roy、Alexander Matyasko、Vahid Behzadan、Karen Hambardzumyan、Zhishuai Zhang、Yi-Lin Juang、Zhi Li、Ryan Sheatsley、Abhibhav Garg、Jonathan Uesato、Willi Gierke、Yinpeng Dong、David Berthelot、Paul Hendricks、Jonas Rauber、Rujun Long、Patrick McDaniel，〈CleverHans v2.1.0对抗样本库技术报告〉（“Technical Report on the CleverHans v2.1.0 Adversarial Examples Library”），*arXiv.org*，http://arxiv.org/abs/1610.00768/。库及代码示例见 https://github.com/tensorflow/cleverhans/。 [^ch10-047]: Nicolas Papernot、Ian Goodfellow，〈破坏东西很容易〉（“Breaking Things Is Easy”），*Cleverhans Blog*，2016年12月16日，http://cleverhans.io/security/privacy/ml/2016/12/16/breaking-things-is-easy.html/。 [^ch10-048]: Sebastian Schmieg，〈人类作为软件扩展〉（“Humans As Software Extensions”），*Sebastian Schmieg Blog*，2018年1月31日，http://sebastianschmieg.com/text/humans-as-software-extensions/。 [^ch10-049]: 一群艺术家、记者与程序员成立了数据工人工会（Data Workers Union，https://dataworkers.org/），或许是跟进这一问题的一种尝试。Trebor Scholz 最近探讨了挑战机器处理与数据生产制度的一般性尝试（Trebor Scholz，*Uberworked and Underpaid: How Workers Are Disrupting the Digital Economy*〔《过度劳动与报酬不足：工人如何颠覆数字经济》〕，Malden, MA: Polity Press，2016）；Adrian Mackenzie 研究了创建、预备与调整数据，使其可供机器能动性使用的劳动维度（Adrian Mackenzie，*Machine Learners: Archaeology of a Data Practice*，Cambridge, MA: The MIT Press，2017）；Luke Munn 在近著中探究人类能动性对抗模式识别算法的维度（Luke Munn，*Ferocious Logics: Unmaking the Algorithm*〔《凶猛的逻辑：拆解算法》〕，Lüneburg: Meson Press，2018）；我则讨论数据库如何成为把主体性收割进数据生产的手段（Francis Hunger，〈认识论收割：电子数据库作为话语与数据生产手段〉〔“Epistemic Harvest – The Electronic Database as Discourse and Means of Data Production”〕，*A Peer Reviewed Journal About Research Values* 7.1〔2018〕，http://www.aprja.net/epistemic-harvest-the-electronic-database-as-discourse-and-means-of-data-production/）。 # 数据库中没有匿名 EMILY VAN DER NAGEL ## 引言 浏览 Facebook 动态时，我注意到侧栏上的广告，以及插入“好友”[^ch11-001] 关于旅行、婴儿和初春帖子之间的广告。我知道，这些广告是针对我投放的。虽然记不起到底搜索、点击或“点赞”了什么，才使自己进入某处的潜在顾客数据库，但我可以猜。 一家女装公司推出了新系列。它的广告出现很合理：我现在正穿着它家一件网上买的套头衫，显然某处已经建立了联系。另一则广告是一位穿蕾丝裙、戴华丽帽子的年轻白人女性。她符合我所属的某些人口统计类别——我也是年轻白人女性。但她的形象是一家博彩公司的广告，推广即将到来的春季赛马嘉年华特惠。我在举办嘉年华的墨尔本，所以地点对得上。但我对赌博或赛马毫无兴趣，因此把这则广告当作算法的不准确，继续往下浏览。 通过判断 Facebook 广告与我的相关性，我一直在对算法如何运作形成直觉性的因果解释。[^ch11-002] 我的判断可能对，也可能错，但我正在拆解自己每天穿行社交媒体平台时，如何被数据化、商品化，并纳入各种数据库。由此我开始思考：如果关于我的信息如此之多，可以被出售，并由广告商和社交媒体平台策略性运用，那么我在网上还能真正匿名吗？“数据库侵蚀匿名性”是一项挑衅性的命题，呼吁我们审视填入社交媒体个人资料字段时交出了什么。当我们创建个人资料、发布内容、发推文与邮件、搜索、浏览及网上购物时，我们以数据库形式被（重新）创造。关于我们的海量信息，被存储在日益联网的数据库中，这会影响我们理解身份的方式。 本章首先考察数据概念与数据库数字化，把如今代表各种人的那类信息置于历史中。我们早已被归入不同类别与人口统计群体。我先前认出自己是年轻、白人、澳大利亚女性，反映了我已经内化那些最常被归入的类别；也就是别人告诉我，我在哪些方面同其他个体和群体相似或不同。随后，在我们越来越熟悉拥有多种线上存在和人格面貌的观念时，我将探讨数据及数据库对网络身份意味着什么。 随着我们对数据的理解扩展到广泛的在线信息，包括社交媒体个人资料的内容，我们对类别与人口统计群体的观念也随之变化。在概述数据库化身份的四个主要问题后，我会带着我们争取控制权的持续斗争，转向人们抵抗这些数据库所使用的战术。虽然我们无法控制那些从社交媒体平台搜集个人信息的数据库，但身为社交媒体用户，就意味着我们被嵌入这些过程。媒体学者 Nicholas Carah 指出，人们用智能手机拍照，再附上滤镜、标记、话题标签和图说发布，就成为“数据库最初的编码者”，[^ch11-003] 创造有价值的注意力和数据。人们越是排序、分类，平台就越有信息来决定如何最好地表征他们。当这些网络表征成为平台与服务理解我们这个人的方式的一部分时，它们也可能被吸收进我们的身份结构。 ## 数据与人口统计 数据库是具有文化重要性的信息和人员组织方式，所组织的个人数据包括搜索引擎查询、在网站上停留的时间、“点赞”，甚至一个人的心率、每日步数及每晚睡眠时长。从16世纪初教区对出生、死亡与婚姻的登记，[^ch11-004] 到美国自1790年起开展的全国人口普查，[^ch11-005] 再到电话簿与索引卡盒，[^ch11-006] 数据库已经存在并被维护数百年。 社会科学家 Rob Kitchin 认为，我们常把数据看作中立、客观的东西，是生活世界被转化为类别、测量和表征时产生的原材料。[^ch11-007] 但新媒体学者 José van Dijck 与 Thomas Poell 提醒我们，数据始终已由某个解释框架以及可用的收集机制预先塑造。[^ch11-008] 纸质表格与社交媒体平台，都是为收集特定类型的信息而设计的。当我在诊所表格上填写出生日期，它可能帮助确定适合我这个年龄者的最佳照护方式；当我在 Facebook 下拉菜单选择出生日期时，平台则自动把我归入一个可以投放广告的人口群体。谁创建了输入机制和框架，从而谁控制数据库，非常重要。 人们已从模拟档案转向数字数据库。数字数据库，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生产的数据库，一个关键特征是“数据化”。[^ch11-009] 心跳和生日易于计数、记录与存储，其他信息——例如你多喜欢一位高中旧识——则难以量化测量。但平台把“好友关系”“点赞”、评论与照片标记嵌入人们的使用方式，因而创造出一种基础设施，将我们社会生活的这些方面转化为有价值的消费者数据。[^ch11-010] 从网络各处汇集关于一个人的信息，意味着即使没有姓名来统一数据，平台最终也能对一个人知道很多。信息隐私法专家 Daniel Solove 表示： > 创造一幅涵盖某人生活大部分内容的电子拼贴，越来越成为可能：一种被记录捕捉的生活，一个在全世界计算机网络集合中构成的数字人。[^ch11-011] 数据库中的数据可以重新组合，也能添加到其他信息上，因此，把人分入类别——那些在数字时代之前就有历史的社会文化类别与人口统计群体——可以被自动化。将人组织为预设群体，经常用于营销，或例如衡量谁最有可能投票给某位政治候选人。这些人口分群构成人口统计类别，传统上以种族、族裔、性别、年龄、收入和教育为基础。[^ch11-012] 如今类别与人口统计已扩展到社交媒体上各种被数据化的行动、互动和关系。但这种分类仍充满偏见，我们也并不总能被所归入的类别恰当表征。 从填写社交媒体个人资料的那一刻起，我们便参与了向平台数据库贡献信息。Facebook 要求输入的某些信息代表传统类别：姓名、出生日期、性别、所在地。但还有数十种其他数据字段与选项可以填写。通过平台，我能够正式列明自己会说的语言、宗教与政治观点、性取向、[^ch11-013] 网站URL、其他社交媒体个人主页链接、昵称和关系。随后，平台数据库通过对特定行为作出响应的算法，自动把我们分入类别。平台对“好友”“点赞”、评论、群组、已接受邀请和网络等数据进行分类的方式，被 Richard Rogers 称为“后人口统计”。[^ch11-014] Rogers 认为，平台是后人口统计机器。尽管字符限额很宽、可填写的字段很多，平台仍然施加限制，要求我们以其能够收集、分析并出售的方式，表达自己与社会交往。即便如此，人们仍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创造、管理网络自我。那么，这些数据库逻辑如何影响我们能够建构的自我？ 人类讲故事的欲望与使平台机制自动化的计算数据库之间，存在张力。身为人类，我们使用平台讲述自己的故事。对一些人来说，这意味着把平台当作工具，实现人的表达与连接；但对数字媒体学者 John Cheney-Lippold 等人来说，这意味着人们越来越通过数据库逻辑理解自己。他认为，我们成为基于自身数据、不断涌现的类别的临时成员。这些“可测量类型”不可能涵盖每个人所有细微差别，因此，当我们被如此归类，生活的复杂性就被压平了。[^ch11-015] 被分进“女性”类别是一件信息政治事件：它影响着我浏览平台时能够看见哪些信息和广告。 营销学者 Detlev Zwick 与 Nikhilesh Dholakia 认为，这些后人口统计类别或可测量类型，意味着个体被构成为消费者身份。[^ch11-016] 虽然数据库并不公开，Zwick 与 Dholakia 认为我们有时能窥见这些数据库化身份如何被动员——就像我注意到 Facebook 向我展示哪些广告的时候。数据库的不透明，促使我更系统地思考，这些算法化、可测量的后人口统计身份如何运作，以及其中四个主要问题。 ## 数据库化身份的问题 ### 匿名在社会政治上很重要 把身份信息数据库化，可能是一种有害的在线监控，因为它损害了保持匿名的机会。互联网技术仍在家庭中逐渐普及之时，社会学家 Gary Marx 提出，人们想匿名有多种理由：自我保护、便于冒险、增强游戏与玩乐，以及鼓励举报和信息寻求，都会影响一个人是否公开姓名的决定。[^ch11-017] 万维网发明者 Tim Berners-Lee 表示：“人们应当能够匿名浏览网络，或以明确界定的实体身份浏览，并应当能够控制两者之间的区别。”[^ch11-018] 社会科学家 Jessa Lingel 与 Tarleton Gillespie 认为，并非每个人同自己姓名的关系都简单；我们都在表演不同版本的自我。[^ch11-019] 例如，对表演者、性工作者、活动者、举报者、跨性别者，以及试图远离虐待关系的人，把网络身份与法定姓名连接起来，可能使自己陷入危险。社交媒体匿名的可能性，使人无需公开法定姓名便能自由参与对话和社群。这不仅有利于个体：在社交媒体及我们的社群、网络中，为那些不希望身份不同侧面彼此相连的人保留空间，对每个人都很重要。但互联网被设计为在网络中连接信息，话题标签、加“好友”、关注、人脸识别及以图搜图等技术，使在线信息越来越容易搜索。 社交媒体上的骚扰与虐待是持续存在的问题，尤其影响女性、有色人种与 LGBTQI+ 社群，但匿名并不是这种反社会行为的简单促成因素。法学者 Danielle Citron 认为，限制匿名不会阻止骚扰者，反而会让其他重要声音沉默，[^ch11-020] 例如活动者集体 Anonymous（匿名者）。人类学家 Gabriella Coleman 对 Anonymous 的研究揭示，群体使用的面具象征集体匿名，使其能够在政府与企业监控下，以建设性的方式行动与沟通。[^ch11-021] 在社交媒体上为匿名保留空间，意味着我们能够把人理解为复杂、多面的，容许他人通过一系列平台表达多重身份侧面。虽然数据库化身份使匿名的可能性复杂化，保护不使用真实姓名上网的权利仍然值得争取。本章所列战术，只是极其多样、广泛的身份管理实践中的一小部分。 ### 社交媒体用户对数据库运作知之有限，也无法访问它们 数据库与算法属于专有信息，因此对大多数社交媒体用户是不透明的。平台和数据经纪商有意维持这一状态，避免人们要求透明度或监管。[^ch11-022] 不过 Zwick 与 Dholakia 认为，这种不透明不仅使用户处于不利位置，实际上也可能不利于平台。[^ch11-023] 若访问数据库让人们能更多地控制构成身份的网络自我各个方面，平台可能得到更准确的数据。Google 提供了一个简化版本：通过广告设置页面，让人看见关于自身的部分存储信息。拥有 Google 账户的人，可以开启或关闭广告个性化，查看自己被分入的部分群体，并编辑某些信息和兴趣。登录广告设置时，我看到自己属于25–34岁的女性类别，兴趣包括澳大利亚、咖啡与茶、学院与大学、烹饪与食谱。Google 对为何在我的在线画像中分配这些兴趣几乎不作解释，只说：“Google依据您登录状态下的活动估计这一兴趣。”但网上搜索某事，当然并不必然意味着我个人对此有兴趣。“育儿”也是 Google 给我分配的一项兴趣；我没有孩子，但偶尔给朋友的孩子买礼物。足球不是我密切关注的运动，但如果聊天谈到，我可能查一场比赛或比分。我可以选择退出这些类别，让育儿或足球广告更少出现，但这也给了 Google 更多关于我的数据点。这进一步表明，目前权力天平倾向平台，而不是用户。 ### 数据库被用来使企业获利，而不是使个人或社群受益 谈到平台如何使用个人数据，隐私学者 Finn Brunton 与 Helen Nissenbaum 告诉我们：我们不知道自己不知道什么。上传到 Facebook 的照片，某一天可能被人脸识别软件交叉比对，甚至被扫描以寻找信用卡号或车牌。因此，信息收集发生在不对称的权力关系中，[^ch11-024] 而网络最初的设计未必如此。Berners-Lee 认为，互联网用户若产生有用、有价值的数据，自己就应能够访问。但数字媒体学者 Mark Andrejevic 提醒，即使个人能够访问自己的数据，除非也能访问数据库的其余部分，否则也无法以具有商业生产力的方式分析它。他称之为“大数据鸿沟”：能够购买、使用大型数据集的企业，与那些被排除在数据、专业知识和处理能力之外的人之间的鸿沟。[^ch11-025] ### 数据库可能以加深歧视的方式分类人群 如前所述，数据库汇集的关于我的信息，有些正确，有些遗漏或失真。不过，我举的例子是无害的：把足球搜索误认为体育兴趣，不会严重影响我。但把人放进未必合适的预设类别，可能使本已脆弱的群体更不利。自动补全依赖先前查询来预测人们正在搜索什么时，自动生成的结果可能呈现刻板印象与偏见。语言学者 Paul Baker 与 Amanda Potts 研究过，在 Google 搜索“为什么同性恋……”时，会出现怎样有害的自动补全答案： > 为什么男同性恋声音高？ > > 为什么男同性恋会得艾滋病？ > > > 为什么男同性恋说话咬舌？ > > 为什么同性恋存在？ > > 为什么同性恋说话奇怪？[^ch11-026] 这些建议查询会出现，是因为此前其他人曾高频地把它们输入 Google。由于它们被显示为建议，随后又更常被点击，进一步增加热度，并可能使恐同成见获得确认。技术学者 Safiya Umoja Noble 将此类自动结果称作“算法压迫”，[^ch11-027] 认为搜索结果尤其会加剧种族主义。Noble 进一步指出，对自动补全的质疑实际上可能强化“搜索是广泛信念之镜”的观念，从而淡化平台的过错。在她看来，问题深刻得多：“算法压迫不只是系统里的一个故障，而是网络操作系统的根本组成。”[^ch11-028] 这些人类与机器行动，以加剧结构性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恐同的方式助长不平等。 思考数据库这些有问题的方面，让我不禁追问：我们能做什么？社交媒体用户如何掌控这些信息，或者破坏它们？ ## 抵抗战术：混淆与战术性可见 抵抗数据库逻辑的第一步，是注意到它们存在。Cheney-Lippold 认为，被算法弄得“毛骨悚然”的感觉，是承认我们在数字数据库化世界中脆弱性的重要部分；还应以这种感觉为基础，尝试理解部分平台逻辑。[^ch11-029] 对平台建立、运用数据库的一种回应，是发展阻挠它的战术。“战术”概念最早由文化理论家 Michel de Certeau 提出，他认为人们会发展抵抗系统性权力的日常行动。[^ch11-030] 我在这里提出两种人们用来抗拒平台运用数据库化个人信息的战术：“混淆”，即往数据库加入无意义数据；“战术性可见”，即公开一组个人信息来强调某个论点。 ### 混淆 当退出平台既不理想也不容易时，加入误导性信息——随后会被添加进平台数据库——可能是一种有效伪装。Brunton 与 Nissenbaum 把混淆称为“故意添加含混、令人困惑或误导性的信息，以干扰监控和数据收集”。[^ch11-031] 他们承认，生活越来越受监控的个体，与收集其数据的大企业实体之间存在权力不平衡。混淆向系统添加噪声，从不透明的数据收集方法手中夺回控制。 Nissenbaum 共同开发了一款混淆工具。浏览器扩展 TrackMeNot 自动输入随机搜索查询，污染搜索引擎对个人建立的画像。开发者为解释工具的重要性表示：“我们的搜索行为深刻反映了我们是谁、关心什么，以及如何生活。”[^ch11-032] TrackMeNot 在后台运行，其搜索词添加大量虚假信号，使个人真实搜索词无法从过剩信息的洪流中区分出来。TrackMeNot 的工作方式与虚拟专用网络（VPN）、洋葱路由（Tor）等隐私方案类似：掩饰计算机信号，使连接看起来来自另一个设备或地点，[^ch11-033] 并通过更长、更复杂的路径抵达目的地，甩开监控机制。[^ch11-034] TrackMeNot、VPN 和 Tor 旨在通过添加额外、无关的数据，混淆个人数据；艺术家对监控的干预，则专门针对人脸识别技术。艺术家 Adam Harvey 开发了两个此类混淆项目。CV Dazzle 是一系列发型与化妆设计，通过添加额外、混乱的信号扰乱人脸识别。项目网站展示了示范造型：模特留着明亮、不对称的刘海，脸颊和前额画有几何图案，同时提供夺回隐私的造型建议。Harvey 建议：“部分遮住一侧眼周区域。眼睛的位置和深浅是关键面部特征。”[^ch11-035] 创造 Harvey 所说的“反脸”，会使机器难以识别身份，却不会让另一个人认不出来。这类混淆的关键要素是，一个人对其他人仍可辨认，却不再为人脸识别数据库作贡献。 Harvey 又通过 HyperFace 扩展了 CV Dazzle。这是对侵入性数据收集的另一种艺术回应：一种伪装印花，向计算机视觉算法注入噪声，降低人脸识别的置信分数。原型为布料印花，看起来像严重像素化、杂乱拼合的人脸。把这种印花做成围巾，戴在人脸附近，便通过添加误导信号混淆真实面孔。“如果计算机视觉算法期待一张脸，就利用它的期待。”Harvey 如此断言。[^ch11-036] 向数据库添加虚假信息，逆转了“匿名就是不提供或删除个人数据”的预期。混淆通过用无用信息淹没数据画像，达到类似的破坏效果，而不是试图除掉画像或数据库本身。反过来，当平台被设计为尽可能多地收集数据时，混淆重新挪用这一目标，使其有利于个体。 ### 战术性可见 混淆通过污染平台收集的信息来实现隐私；另一种操控可见性的战术，则被公开表态讨论政治议题的人采用。当人们理解在线内容具有可见性、持久性、可编辑性、[^ch11-037] 可传播性、可搜索性[^ch11-038] 与可分享性时，[^ch11-039] 把注意力引向特定个人信息，就可能成为有力的论证方式。 当公开使主体面临脆弱处境时，战术性可见尤其能吸引注意力。它与 doxing 有关。doxing 是“dropping documents”（抛出文件）的缩写，指未经同意，故意公布他人的个人信息。人肉曝光是一种威胁，按记者 Noah Berlatsky 的说法，是一种“武器化注意力”；[^ch11-040] 它使一个人过度暴露，承受不想要的关注，可能导致声誉损害与骚扰。[^ch11-041] 人肉曝光和战术性可见都可以被定义为在线分享私人信息，[^ch11-042] 因为两者都争取对个人数据的控制。但人肉曝光意在骚扰、恐吓或羞辱他人，战术性可见则通过公开自己选定的个人信息，干预权力结构。 可以用一个政治例子理解战术性可见，具体说，是对澳大利亚政府2017年初生效的电信元数据保留计划的两种回应。该计划意味着政府现在保留公民的电话与互联网记录，供执法机构访问。[^ch11-043] 反对这种数据保留的两个人，是记者 Will Ockenden 与澳大利亚人权委员会前主席 Gillian Triggs。为展示计划可能造成的伤害，两人各自向公众发布一组个人信息。Ockenden 让人查看他一整年的元数据，公众很快发现他的居所与工作地点、通勤方式、何时搬家、出国乘坐哪些航班、父母住在哪里，以及何时探望他们。[^ch11-044] Ockenden 称公众分析“准确得可怕”，并指出元数据能够被结合使用，展示了识别一个人及其习惯的全部潜力。Triggs 这次为一场公开演讲公布自己的元数据，也觉得这个过程“极其令人不安”。[^ch11-045] 听众看到她的行动记录、日程安排、拨打的电话号码，甚至老年卡申请。Ockenden 与 Triggs 都坚定支持个人隐私，反对元数据保留计划。使自己的数据可见、令自身可能处于脆弱位置，是一种审慎计算的行动，意在抓住公众注意力，证明计划有多具侵入性。 当用来展示政府政策的缺陷时，战术性可见能够有效地为监控制度赋予人的具体面貌。但在艺术家和活动者——尤其是女性——手中，它可以揭示另一种政治领域。当社交媒体骚扰与虐待不成比例地影响年轻女性时，[^ch11-046] 通过联网公众暴露自我的私密层面，对女性有特殊回响。艺术家 Stephanie Milsom 选择在展览中完全公开 Google 收集的关于她的个人数据，以夺回控制。作品说明写道：“《无题（Google）》是 Google 曾经收集的关于 Milsom 的每一条信息。它们被装订成日记本，她邀请你翻阅其在线自我的日记。”[^ch11-047] 这样的展示既私人又有意为之：它揭示 Google 从数百万人身上、围绕他们搜集数据的庞大规模。查询内容从每日天气预报到可能的尿路感染，Milsom 的作品代表她重新取得对这些数据的控制。她选择自己的搜索历史的呈现格式与边界，以战术性可见夺回这些数据。 如果公开私密数据对女性充满风险，那么当身体被展示时，风险会放大。随着媒体越来越关注“报复性色情”——也称未经同意的色情影像[^ch11-048] 或基于图像的虐待[^ch11-049]，即未经当事人同意在线传播私密或性照片——一些女性正在按自己的条件邀请他人关注被性化的身体，以回应这种侵犯。当澳大利亚音乐人 Sia 遭遇威胁，称她的裸照将被放到网上时，她自己将照片发在 Twitter 上。这张略显模糊、带有“客户预览”（CLIENT PREVIEW）水印的照片中，裸体的 Sia 背对镜头，臀部完全可见。她配文：“显然有人正想把我的裸照卖给粉丝。省下你们的钱吧，这里免费提供。天天都是圣诞节！”[^ch11-050] Sia 的反击与对图像的夺回，在 Twitter 上获得压倒性的积极回应，因为她有效地让照片的价值及威胁本身归零。 沿着同样的夺回思路，丹麦—瑞典活动者 Emma Holten 面对自己的裸照被恶意在线传播，回应以自己安排的一次裸体摄影。身为基于图像虐待的对象，她为自身被非人化的感觉所困扰，因此自愿发布的照片刻意呈现平凡的家庭场景：Holten 只穿内裤，金发随意扎成马尾，坐在床上；在窗台边阅读；刷牙时镜子上有牙膏飞沫，身后挂着毛巾。她谈到这些照片时说：“这些图片试图让我成为性主体，而不是客体……同意是关键。”[^ch11-051] 开篇我提出了一个挑衅性命题：如果我们被数据库化，就不完全匿名。通过平台数据库的视角反思自身一些数字踪迹，例如 Facebook 广告，有助于看清我们如何被数据化、分类，并从人抽象转化为信息片段。数据库也许不会记录你完整、真实、法定的姓名，但它包含足够多关于你的信息，足以粉碎“你可以在网络上完全不为人知”的想法。 少量数据也能揭示很多。题为〈简单人口统计信息往往能唯一识别人〉的论文名副其实地表明，仅凭性别、出生日期和邮政编码，就能唯一识别87%的美国人。[^ch11-052] 2006年的后续研究把这一比例下调为63%，[^ch11-053] 但仍然看来，人们穿行网络时，更容易被原本没有姓名的数据完全识别。 数据库和平台都无法代表完整、多面的个人。相反，取决于哪个广告商购买信息，或我们被同哪些人归到一起，我们的不同侧面变得显著。我们知道，许多数据库由营利平台创建，大多不透明，甚至可能错误表征我们，使本已边缘化的群体受到损害。 与数据库和平台周旋的战术，是对不透明、营利的系统主张能动性的方式。在这些条件下塑造身份，意味着同我们发现自己被置入的类别抗争，即使我们知道这些类别必然有限，有时也带偏见、有缺陷。如果被数据库化就无法匿名，那么至少，我们可以继续批判自己所属的数据库与所用平台。这就是重新获得控制的开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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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1-001]: 此处原文把 Friends 与 Like 的首字母大写，以区分 Facebook 编码的连接与较传统的友谊、喜爱观念；译文以引号标示这些平台操作用语。 [^ch11-002]: Emilee Rader、Rebecca Gray，〈理解用户对Facebook新闻动态算法策展的信念〉（“Understanding User Beliefs About Algorithmic Curation in the Facebook News Feed”），载 *Proceedings of the 33rd Annual ACM Conference on Human Factors in Computing Systems*，2015年4月18–23日，Seoul, Korea，第173–182页。 [^ch11-003]: Nicholas Carah，〈数据库的策展人：在社交媒体上流通图像、管理注意力与创造价值〉（“Curators of Databases: Circulating Images, Managing Attention and Making Value on Social Media”），*Media International Australia* 150（2014）：141。 [^ch11-004]: Jane Caplan，〈“这个或那个特定的人”：19世纪欧洲的身份识别规程〉（“‘This or That Particular Person’: Protocols of Identification in Nineteenth-Century Europe”），载 J. Caplan、J. Torpey 编，*Documenting Individual Identity: The Development of State Practices in the Modern World*，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1），第49–66页。 [^ch11-005]: Daniel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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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40; i++) { // 变性步骤 heat(tubes,94); pause(60); // 退火步骤 heat(tubes,55); pause(60); // 延伸步骤 heat(tubes,72); pause(60); } ```  表1：PCR算法。左：这是假想的C++代码，意在作为PCR算法阅读。右：设置PCR运行时，PCR机小屏幕通常显示这种图。 图内文字与数值：1次保持（1 Hld）；3个温度（3 Tmp）；25个循环（25 Cycles）；2次保持（2 Holds）。温度／时间从左到右为：94.0／5:00，94.0／0:30，55.0／0:30，72.0／0:30，72.0／7:30，4.0／∞。〔译注：原图为25循环，左侧假想代码为40循环，原样保留两者差异。〕 聚合酶链式反应由 Kary Mullis 博士发明。他是一名生物化学家，1980年代在 Cetus Research & Conservation Society 实验室工作。Mullis 与其同事 Michael Smith 因此获得1993年诺贝尔化学奖。若干关于这一时期的重要记述指出，当时信息学对生物学有强大影响。不过，从后来的访谈可以清楚看出，Mullis 深受混沌理论优美算法的启发：在适当前提下反复循环，会产生非凡结果；把这些结果可视化时，它们看起来像自然本身的踪迹。很多人会说，分形等算法并不只是生成近似生命的图像，即一种视觉隐喻，它们本身也许就是生命世界底层数学的模型。但聚合酶链式反应做了新事情：它不只是模拟生命，而是使生命运作起来。更进一步，它不只是像对待原料或试剂那样塑造、设计生命。它施加了如此深刻的影响，把少数生物材料重新组织成生产机器；这台机器能从微量DNA模板出发，生产指数级数量的DNA产物——生物技术革命的通货。〔译注：本段保留原作者对任职机构及诺奖关系的表述。〕 ## PCR的影响 已有大量著作讨论信息学——如数字逻辑、计算机和数据库——对1980与1990年代技术科学的影响。[^ch12-004] 虽然PCR发明的主要影响并非信息学世界观，但正是这种世界观的无数要求、倡议与机构——也就是信息学情境——使它在医学与生命科学实验室中如此有影响力、不可或缺。PCR的确可以用熟悉的信息学与工程术语来描述和理解，图2的算法就展示了这一点。同样，PCR让研究实验室能够复制并指数式倍增DNA的特定区域，用于克隆。由于PCR扩增所需起始材料极少，也非常适合犯罪调查、诊断和法医DNA分型，其结果可以储存在数字数据库中并被调用。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所指出：“人类基因组计划（HGP）的大多数图谱绘制技术，都依赖PCR。”[^ch12-005] 因此，经常能读到关于PCR对生物技术革命何等重要的宏大论断，例如：“可以说，聚合酶链式反应（PCR）机最近已成为生物研究不可或缺的工具，如同约100年前的光学显微镜。”[^ch12-006]〔译注：本段原文所指“图2的算法”，从内容看应为表1。〕 PCR的情境不仅赋予它影响力，很可能也首先使它被视为一项“发明”。Mullis 说，当时DNA聚合酶等底层组成部分已广为理解，因此他惊讶于别人还没有尝试。许多人对此提出异议：1968年因解释遗传密码及其在蛋白质合成中的作用而获诺贝尔奖的 Gobind Khorana 博士，实际上已完成利用聚合酶在体外合成DNA这一重要先前技术；Mullis 只是设计了使反应重复的方案，或把这项科学表述为算法。 Mullis “发明”PCR的情境，对其文化意义、经济价值与科学功绩至关重要。正是算法惊人的使用价值，使Cetus值得积极为PCR争取版权。〔译注：原文用 copyrighting，但上下文讨论的是专利。〕Mullis 描述了自己最初扩增DNA区域的念头，如何产生于制作与特定DNA序列结合的放射性寡核苷酸探针这份工作；也讲到一个月夜，开车去门多西诺小木屋途中，他突然领悟到如何指数式扩增源DNA的某些区域。[^ch12-007] 他写道，还没向同事讲述前，他就相信这对未来影响深远。 PCR很快推动了一场经济爆炸。起初，DuPont 公司向法院请求使 Cetus 专利无效，理由是PCR此前已为人所知，而且根据 Khorana 等其他科学研究来看，它是显而易见的。在赢得第一起专利案不久后，Cetus以3亿美元把PCR专利卖给 Hoffman–La Roche，这在当时对生物技术公司而言，是惊人的利润。[^ch12-008] 此后，Hoffman–La Roche 将PCR变成20世纪盈利最多的生物技术。行业刊物报道称，到2000年，Hoffman–La Roche 的PCR产品年销售额约为1亿美元。[^ch12-009] 然而，利益如此巨大，1999年，即首次专利争讼结束十年后，又一场诉讼进入法院。这次与 Promega 公司争夺的是 Taq 聚合酶。Promega 抗议，Cetus 科学家以欺诈方式宣称自己最早成功纯化 Taq 聚合酶；但其研究出版物缺乏作出这一主张所必需的学术严谨性。尽管旧金山法院支持 Promega，问题远未解决。Kara Swanson 指出：“这一裁决在上诉中被部分推翻，与欧洲专利法的裁决相矛盾，也从未被 Roche 或 Cetus 相关人员接受。Promega 继续销售 Taq 聚合酶，双方不断争讼，直到2005年9月才终于宣布，就全球所有案件达成保密和解。”[^ch12-010][^ch12-011] ## 受计算启发的生物学 > 1984年令人难忘。聚合酶链式反应（PCR）在加州蒙特雷的Cetus科学会议上首次被描述；科罗拉多州的Alta峰会，被认为是首次认真考虑整个基因组测序的重大事件；那则声名狼藉的MacIntosh计算机广告也播出了。[^ch12-012] 生物学作为一个统一领域，出现于19世纪之交。它被界定为对生命与生物体的研究，包括结构、功能、生长、起源、进化、分布及分类。[^ch12-013] 这门科学的一项基本原则，是细胞为生命的基本单位。Georges Canguilheim、Michel Foucault 与 François Jacob 等学者写道，这一领域不同于其前身，如医学和自然史。Jacob 写道：“因此，随着19世纪开始，一门新科学即将出现。它的目标不再是给生物体分类，而是研究生命过程；其研究对象不再是可见结构，而是组织方式。”[^ch12-014] 因此，研究基本单位从生物体转向细胞及其组织方式，甚至生命本身。 学者 Lily E. Kay 在开创性著作《谁写了生命之书？》中，描述信息学和其他冷战要求对生物学领域的强大影响。从1950年代起，各种文化力量开始影响、重新引导生物学，尤其是DNA基本结构的发现，以及密码学、信息科学等冷战科学的发展。就在这一时期，计算隐喻完全融入生物学。例如，谈论DNA链中核酸序列时，越来越常使用“代码”隐喻。Kay 这样描述信息学隐喻的崛起：“这些信息与语言的话语实践，既非外在于研究者的分析，也不仅仅用于解释。相反，它们通过提供富于生产力的模型、类比与解释框架，成为研究者推理和赋予意义方式的构成部分。”[^ch12-015] 正如 Kay 指出，这些隐喻后来界定了应如何研究生命的术语；它们被自然化了。“1950年代，分子生物学中的‘信息’‘代码’等词有时会加引号，以承认其隐喻性和启发性维度；到了该十年末，引号就消失了。”[^ch12-016] 理论家 Eugene Thacker 在《全球基因组》中，同样观察到计算对当代生物技术科学的深刻影响。他说：“从某种意义上，生物信息学把信息学的一切术语、概念与隐喻都照字面接受；它在‘DNA即信息’这一隐喻与在线基因组数据库的建构之间，极其自如地移动。”[^ch12-017] “DNA就是代码”是一个强有力的类比，在计算界定的时代十分方便，也与PCR这样的技术完美契合：PCR设计、加工生物材料，像复制计算机数据一样轻易。 Kay 与 Thacker 是科技研究学者，而非实践科学家，但其分析得到领域内生物技术研究科学家的确认与印证，在更广泛文化中也易于辨认。由包括Cetus前首席研究科学家 David Gelfand 在内的团队编辑的《PCR应用》，提供了一张详尽的计算机与PCR类比表。它列出我此前提到的若干类比及其他例子，例如把计算机操作系统比作PCR反应管中用来确保合适反应条件的缓冲溶液。[^ch12-018] | 计算机 | PCR | | --- | --- | | 硬件 | 热循环仪；微孔板（MW）读板器和洗板机；直接光学监测 | | 反馈回路 | 循环 | | 时钟速度（MHz） | 循环时间 | | 操作系统 | 缓冲液 | | 中央处理器（CPU） | DNA聚合酶的合成活性 | | 协处理器 | 3′核酸酶活性（校对功能）；5′核酸酶活性（检测策略）；尿嘧啶糖基化酶（原文 Uracil glycosylate） | | 总线 | 光纤／CD视频 | | 应用程序 | 靶标（如基因、病原体） | | 搜索算法（驱动程序） | 引物对 | | 输入 | dNTPs | | 输出 | 扩增子（信号） | | 多任务 | 多重处理（并行处理） | 表2：计算机与PCR的类比。〔译注：原文 “Uracil glycosylate” 用语有误，通常所指为尿嘧啶DNA糖基化酶。〕 显然，信息学／计算与PCR技术之间存在联系。但是，对PCR构想的影响中，有些比信息／计算更强。 ## 受燃烧启发的计算 Mullis 在自传中描述了对计算机程序的兴趣：“我懂计算机编程，因此理解反复迭代的数学程序的力量。”[^ch12-019] 认为二战后信息学与计算范式启发了PCR，是合乎逻辑的：PCR合成功能性的复制品，可以简单地以序列或代码描述，并以某种数字精确度进行测序与合成。然而，Mullis本人很少把DNA说成代码；作为化学家，他更喜欢用复杂核苷酸这样的化学术语描述DNA序列。进一步考察会强调，PCR受到信息学之外的兴趣与因素塑造，但同样是冷战产物。 Mullis 在自传中用了数页讲述自己从模型火箭起步的经历。 > 我用化学实验套装制出的第一样像样的东西，是一种类似铝热剂的物质。我把铝粉、硝酸铵和少许其他东西混合，用酒精灯加热。把它移离火焰后，反应还在继续。混合物烧得通红，弄破了试管，突然“呼——嗖——”一声……1957年，俄国人将Sputnik送入地球轨道，开启太空竞赛……两年后，我和朋友们就在自家后院发射自己的火箭了。[^ch12-020] 同样，在我的访谈中，Mullis 详细讲述了混合、塑造火箭燃料时的燃烧性质与空间特征。“它不是从下往上烧，而是从里往外烧，这是一种指数式过程，快得多，给你的是一种‘咻——’的东西，而不是‘砰’的一下。”[^ch12-021] PCR最主要的启发，简单说，就是“链式反应”。德国化学家 Max Bodenstein 于1913年首先提出，几年后由 Walther Nernst 完整描述；“链式反应”是“形成中间产物的化学或核反应，中间产物与原始物质反应，并不断再生”。[^ch12-022] 表3展示这一过程普遍接受的三阶段反应机理，以及“链式反应的典型特征，即引发与终止步骤，以及成对的链反应步骤”。[^ch12-023] | 步骤 | 反应 | 阶段 | | --- | --- | --- | | (1) | Br₂ → 2Br | 引发 | | (2) | Br + H₂ → HBr + H | 链传递 | | (3) | H + Br₂ → HBr + Br | 链传递 | | (-2) | H + HBr → H₂ + Br | 原表未标阶段 | | (-1) | 2Br → Br₂ | 终止 | 表3：氢—溴链式反应。 它与PCR的类比很多，尤其是图3所示反应引发阶段中，溴分子（Br₂）分裂成两个单独原子的方式。这类似于PCR中双链DNA分离为两条独立链。两种反应的引发阶段，也都必须是使原子或链分离的热过程。链式反应原理的其他例子，包括雪崩、传染与核爆炸。〔译注：此处原文“图3”从内容看指表3。〕 在首次描述链式反应数十年后，到了冷战时期，原子弹已成为链式反应指数力量的标志性范式。它令人敬畏、致命的绽放，是“原子崇高”的基础。[^ch12-024] 要理解PCR的发明，必须离开信息学隐喻，接受冷战更广泛的原则、影响和隐喻，最重要的是原子弹本身。Mullis 发明模型火箭时，正处于太空竞赛的背景：俄国发射Sputnik象征苏联制造核火箭的能力，促使初露头角的年轻科学家投身化学。化学套装与实验带有爱国意味。核弹把链式反应概念，从晦涩的高深化学变成普遍文化意象。公立高中讲授铀、钚的核裂变链式反应，它们成为文化想象中的常见内容。 “裂变”（fission）一词最初用于生物学，界定细胞分裂时一个细胞分成两个；但它也很适合描述一个铀原子被高速质子击成两半、过程中释放两个高速质子所引发的链式反应。〔译注：原文两处均作 proton（质子）；通常铀核裂变链式反应涉及的是 neutron（中子）。〕与生物学的联系还强调，核弹不只是一项技术，也是来自自然深处的现象。核裂变反应造成指数增长的巨大爆炸，其启动被描述为某种诞生。 曼哈顿计划是二战期间由美国主导、加拿大和英国支持，研究并生产首批核武器的项目。到1940年代初，它的预算超过20亿美元。随着美国核武器研究经费在1980年代趋缓，对美国核计划负主要责任的科学家，需要重新塑造自身以服务新要求。许多人通过先进计算建模，成为基因组科学家。[^ch12-025] 其他人，例如洛斯阿拉莫斯物理学家 Mitchell Feigenbaum，则追求宇宙或生命本身出现基础这样的“深层”问题；这些问题往往难以纳入生物学、物理学、数学、化学与气象学等传统科学分科。这类深层问题，催生了超越学科标签的新科学——混沌科学，并构成混沌理论的基础。[^ch12-026] “‘混沌’是一种跨学科理论，指出在混沌复杂系统表面上的随机性中，存在底层模式、持续反馈回路、重复、自相似性、分形、自组织，以及……对初始条件的敏感依赖。”[^ch12-027] 由于这种敏感性，复杂系统行为不可预测，微小变化可能有巨大后果，例如关于全球天气系统、被称为“蝴蝶效应”的假想案例：巴西一只蝴蝶拍动翅膀，可以在得克萨斯州引发飓风。混沌科学寻求动态物理现象的非线性数学模型，超越利用直线、曲线和球体等理想形式作近似的欧几里得数学。通过先进的非线性算法，混沌科学能够模拟复杂自然现象，例如液体中湍流的发生。 Kay 与 Thacker 描述了命令与控制对DNA科学的影响，而对PCR发明更深刻的影响，则来自混沌理论。在接受作家 David Jay Brown 访谈时，Mullis 说：“我认为自然更像分形几何，而不像欧几里得几何。”[^ch12-028] 数年前，创造“分形”一词的著名博学家 Benoît Mandelbrot 写道：“云不是球体，山不是圆锥，海岸线不是圆圈，树皮也不光滑，闪电也不沿直线行进。”[^ch12-029] 在 Mullis 与 Brown 的访谈后段，他描述了测量英格兰周长的假想情形。这个命题也来自 Mandelbrot 较早那篇传奇论文，其令人惊讶的结论是海岸线“无限长”。[^ch12-030] 显然，Mullis 受到混沌理论这一大胆新范式的启发。Cetus同事 Thomas J. White 博士甚至指出，Mullis 首篇描述PCR理论的论文遭拒，是因为他没有完成实验，而是把时间花在用公司计算机制作分形图像上。[^ch12-031] 虽然都受冷战影响，信息学与人工智能的计算范式，同模拟分形、Mandelbrot集合和Lorenz吸引子等复杂混沌系统的范式却迥异——这些是对初始条件高度敏感的非线性现象，例如蝴蝶效应。前者通常采用自上而下、目标导向的控制模型，后者通常拥抱涌现、自创生，以及从简单系统或算法中发现意想不到的秩序或复杂性。Mullis 关联的不是信息学、人工智能与控制，而是一种与之重叠的冷战世界观，联系着复杂系统、分形与晶体，以及相互联结的物理、化学与天文学——Mullis 自称“带有化学偏向的通才”[^ch12-032]——也联系着占星术与精神活性药物。因此，PCR诞生于混沌理论、物理科学和1960年代反文化，而不是命令与控制的要求。 这里也适合回想，1989年《Science》把Taq聚合酶——在PCR反应中扩增DNA的细菌酶——评为“年度分子”。显然，正如 Swanson 所说：“没有Taq聚合酶，就没有热循环仪，没有技术的普及，也没有诺贝尔奖。”[^ch12-033] Bruno Latour 等行动者网络理论家已经表明，人类并非（社会）网络中的唯一行动者。把本体论平面化，不带先见地接近人类与非人类，就能更有效理解技术科学的运作。[^ch12-034] Taq细菌本身也有影响力，是一个复杂网络中的行动者；该网络包含科学家、律师、实验室、细胞、机器、大学、工厂及其他机构。 再推进一步：我此前指出，PCR算法在信息学世界观的情境中对机构施加深刻影响，而它对活物质的影响更直接。PCR把生命与生命过程变成生产机器，形成 Thacker 所谓的“生物材料劳动”：“奇异地非人，在细胞、酶和DNA的分子空间中工作，而且永不停歇，无论我们作为个体是否留意。”[^ch12-035] 生命系统倾向于稳态，PCR却迫使它们过量生产。PCR管把部件组合成机械模型，成为物质生产工厂。PCR将生命过程与材料从细胞情境中移出，直接干预生物领域，迫使它们生产远超细胞内使用价值的材料。PCR算法不只是此前描述的分形及其他受混沌启发的计算机模型那样的生命模型，而是一种真正介入生命系统、产生DNA合成链式反应的算法。 我把PCR反应描述为在PCR管内创造机器或工厂。描述一个受容器约束的体外过程时，这个隐喻是有用的。但当我们观察那些受PCR启发、因PCR而成为可能的生物技术，尤其针对生命系统、生物体与生态系统的技术时，这一隐喻就有问题。 ## 质疑生物技术所用的隐喻 隐喻不只指导我们如何解释，也指导我们如何思考世界。[^ch12-036] 信息学、代码、计算和工程隐喻，营造出整洁、理性控制的感觉。在PCR推动的合成生物学等近期生物技术中，这类隐喻比比皆是，例如基因编辑、剪切粘贴和遗传开关。不同学者已经描述这些隐喻的后果，更广泛地说，也描述了把细胞理解为机器或生产机器人的后果。[^ch12-037] 例如，遗传学的这些隐喻让人以为，基因能够像蓝图或设计图那样，直接映射生物体的物理性状，简单地与表型对应（G=>P）。但这是不准确的： > 即使在这些简单情形中，G=>P的冗余程度与非线性程度，也使研究者目前唯一能理解它的方式，是以经验方法穷尽性地绘制这一函数。问题在于，可预见的未来，这似乎只对简单的G=>P实例可行……并且在一定程度上，只适用于秀丽隐杆线虫（C. elegans）这样极简单的模式生物。一旦开始讨论复杂生物，尤其发育轨迹灵活的生物，一切便难以预料。[^ch12-038] 在复杂生物体内，基因不会以完全可预测的方式影响性状。我们的基因组既非蓝图，也非脚本。相反，它有复杂的冗余，缺乏一一对应关系；它从不被全盘执行，而是根据细胞信号或化学条件被利用或不被利用。生命系统是进化而非设计的产物，它们并非为过量生产而优化，而是为了自身生存。简化性的机器与信息学隐喻，使我们远离对生命杂乱、不可预测和复杂性的联想；当这些技术被宣传、提出为环境的技术修补方案时，这一点当然至关重要。 一种被宣传为环境修补方案的基因技术——“基因驱动”——近来引发热议。“基因驱动是一种能够使特定基因组合在整个种群中传播的基因工程技术。”[^ch12-039] 它通过替换某个生物体中的基因，使其比单纯孟德尔遗传更有可能传给后代，从而在几代内有效改变整个种群。讨论有性生殖时，例如遗传咨询师可能用掷骰子隐喻解释遗传病的概率；基因驱动则实质上给骰子做了手脚，使遗传病总被传下去。有人提出，基因驱动可成为有效改造整个动物物种的手段，尤其且最有说服力的对象，是蚊子与蜱等携病昆虫，但不限于此。[^ch12-040] 所提修改并不直接针对这些昆虫携带的致病因子、细菌或病毒，因为它们通过无性方式繁殖；而是通常要求改造昆虫DNA，最终使其无法产生必要性状或根本无法繁殖，因而消亡。因此，这种驱动对目标昆虫的影响将呈指数式，可能在几年内将其从环境中去除。由此推理，对食物链的影响也将呈指数式。〔译注：本段原文把蜱与蚊子一并称为 insects（昆虫）；蜱在分类上属蛛形纲。〕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2：基因驱动图解。[^ch12-041]〔译注：此处图号“2”为原书编号，与本章前图重复。〕 图内文字：左，“正常遗传”（Normal inheritance），“改变后的基因不会扩散”（Altered gene does not spread）；右，“基因驱动遗传”（Gene drive inheritance），“改变后的基因几乎总会被继承”（Altered gene is almost always inherited）。 整洁、理性的信息学隐喻虽然遍布基因驱动技术，一些倡导者却把自己的发明称为“诱变链式反应”（mutagenic chain reaction，MCR）： > 功能缺失突变可能只有在基因的两份拷贝均发生突变时，才产生突变表型。Gantz 与 Bier 开发了一种称为诱变链式反应（MCR）的方法，通过自催化产生纯合突变。MCR使用最初突变的等位基因，使另一条染色体上的对应等位基因发生突变，从而使该性状纯合化。MCR技术可能在不同生物中拥有广泛应用。[^ch12-042] 基因驱动像链式反应，因为它在连续每一代都对种群产生指数式影响，这些影响又会对更广泛生态系统产生指数式效应。原子爆炸或病毒大流行，也可能是适用的隐喻。技术的热情支持者 Kevin Esvelt 博士承认：“那种具有侵入性、能自我传播的基因驱动，在很多方面相当于一个入侵物种。”[^ch12-043] “基因编辑”之类术语过于整洁、简单。只有在画图或解释目标生物体或有感知生命世界中关键遗传序列的定向替换时，才存在那种整洁、代码般的操作。 > 2012年，一种名为CRISPR（成簇规律间隔短回文重复序列）的新编辑工具被开发出来。在此系统中，一条可编程的向导RNA，以前所未有的便利和精确度，将核酸内切酶——通常为Cas9——带至特定基因组靶点。[^ch12-044] > > 基因驱动或可被设计为改善一切有感知生命的福祉。[^ch12-045] 然而，对种群的影响，可能类似于原子弹造成的可遗传放射性突变，而且更彻底，因为合成基因驱动突变被设计为，通过制造总会被继承的突变来凌驾于进化遗传之上。像核弹一样，其长期环境影响也未知。例如，哪个物种会进入消失物种的生态位？哪些捕食者和猎物会大幅减少，哪些会繁盛？相近物种可能如何与受影响物种杂交，也继承突变？这些突变基因可能怎样通过水平基因转移传给其他物种，例如逆转录病毒使自身遗传序列被复制进宿主的情况？简而言之，项目的意外后果可能怎样呈指数式扩展？ 1982年的记者会上，美国总统 Ronald Reagan 说：“那就是停在发射井里的导弹……一旦按下按钮……就无法召回。”[^ch12-046] Reagan 的外交战略虽是“以实力谋外交”，而非和平合作，这句话却呼应了冷战时期一种对行动后果深重性的感受。核弹及随后的链式反应，唤起一种严酷的终局感：不仅是最初爆炸，也包括人们设想一次打击后会随之而来的报复情景。与计算机上的编辑不同，启动核爆炸不可逆转。 在解释激进生物技术时，链式反应、传染与核弹的隐喻，可能会冷却公众对这些项目的热情。但当隐喻成为构成因素，例如构成哪些学科会彼此联结时，它们也可能鼓励比计算机科学和工程更适用的领域参与。历史学家、博物学家以及环保和反核活动者，很可能觉得这些隐喻更易理解。我在此提出，更贴切的隐喻将提供更丰富的空间，以想象当代生物技术计划的结果，并促进更强的跨学科参与。不过，我不是主张使用夸张或错误表述。如此一来，以浅薄比较作过度引申，会贬低原子弹的末日性质，也会以无益的方式使公共讨论两极化。此外，我赞成在实验室推进对基因组学各方面的科学理解，但主张在更广阔世界的应用与干预中保持审慎。 ## 回到 Mullis 《深林PCR》是一次带有时代错置意味、重新置入情境的科学表演，旨在为PCR——20世纪后期最有影响的生物技术之一——的发明，梳理不同解释线索。项目把PCR重新安置于自然的原初力量之中：火、烟、蒸汽与水，而非计算机与信息。最初表演发生在2011年夏天；三年后，我飞到南加州采访Mullis。 见“图廊”图3（原书第40页）。 2014年采访Mullis时，我们谈到他童年的化学探索和业余火箭制作。但我也想问，如果他在1994年OJ Simpson审判中被传唤作证，会说些什么。Kary Mullis是OJ Simpson辩护团队的专家证人，却从未被叫上证人席。他说：“实验室为警察工作。他们想当英雄。”1994年，DNA证据刚成为刑事调查的“金标准”，几乎无法反驳，检察官常用它恐吓无辜被告，因为其律师对技术理解不足，无法提出质疑。此外，从事DNA分析的公司，直接受雇于检方，Mullis认为这违背任何客观性标准。 Mullis告诉我，他“本会说他们使用的技术不够好……你必须把[DNA样本]当成传染病来对待”。在开发PCR时，“[他]开始在实验室里得不到任何阴性对照”，因为空气中飘浮的最微量DNA都会被扩增，造成假阳性。他说自己“买了全新设备，搬回[自己]家里”，以避免污染。Mullis一再描述聚合酶链式反应压倒性的力量。他对DNA证据的担忧，采用的是生物学（“传染病”）和更广泛自然科学（“阴性对照”）的类比，而非信息学或计算。他对PCR这类生物技术的谨慎态度，表明他思考过这样的链式反应：一个小小催化因子就能迅速造成产物爆发，正如炸弹和火箭燃料。此类类比，有助于对抗描述当代生物技术计划时使用的过度整洁的工程类比，例如设计新的噬油细菌，把它作为应对漏油的技术修补，或设计基因驱动，消灭携病昆虫的整个属或物种。 ## 参考文献 “Biology”〔生物学〕. *Wikipedia*, 25 September 2018, 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iology&oldid=860139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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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mmer, Carl. “‘Gene Drives’ Are Too Risky for Field Trials, Scientists Say”〔科学家称“基因驱动”风险过高，不宜实地试验〕. *The New York Times*, 16 November 2017, https://www.nytimes.com/2017/11/16/science/gene-drives-crispr.html. [^ch12-001]: Kary Mullis 接受 Paul Vanouse 访谈，Newport Beach, California，2014年1月18日。 [^ch12-002]: 本表演是 BioARTCAMP 的组成部分。BioARTCAMP 是在班夫中心举办、为期两周的实验驻留，由加拿大温莎大学 Jennifer Willet 博士主持，是融合工作坊、会议和表演的活动。 [^ch12-003]: 〈聚合酶链式反应〉（“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Wikipedia*，2018年9月16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Polymerase_chain_reaction&oldid=859824699。 [^ch12-004]: 例如见 Lily Kay，*Who Wrote the Book of Life*（《谁写了生命之书》），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0；Eugene Thacker，*Global Genome*（《全球基因组》），Cambridge, MA: MIT Press，2005，两书本文都会讨论。另见 Richard Lewontin，*The Triple Helix: Gene, Organism, and Environment*（《三螺旋：基因、生物体与环境》），Cambridge, MA: Harvard，2000。 [^ch12-005]: 〈聚合酶链式反应（PCR）〉（“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 (PCR)”），*National Human Genome Research Institute*，2015年6月16日，https://www.genome.gov/10000207/polymerase-chain-reaction-pcr-fact-sheet。 [^ch12-006]: Leslie A. Pray，〈生物技术革命：PCR以及用逆转录酶克隆已表达基因〉（“The Biotechnology Revolution: PCR and the Use of Reverse Transcriptase to Clone Expressed Genes”），*Nature Education* 1.1（2008）：94。 [^ch12-007]: Kary Mullis，〈聚合酶链式反应的不寻常起源〉（“The Unusual Origin of the Polymerase Chain Reaction”），*Scientific American* 262.4（1990年4月）：64–65。 [^ch12-008]: Paul Rabinow，*Making PCR: A Story of Biotechnology*（《制造PCR：一个生物技术故事》），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96。 [^ch12-009]: Kara Swanson，〈法庭中的生物技术：关于科学统一性的法律一课〉（“Biotech in Court: A Legal Lesson on the Unity of Science”），*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2007）：37，361。 [^ch12-010]: Swanson，〈法庭中的生物技术〉。 [^ch12-011]: 企业从PCR中赚取数十亿美元，Mullis却只从任职的Cetus公司获得10,000美元的成就奖金。 [^ch12-012]: John J. Sinsky，〈PCR、计算机与人类基因组计划的汇合：过去、现在与未来〉（“The Convergence of PCR, Computers and the Human Genome Project: Past Present and Future”），载 Michael A. Innis、David H. Gelfand、John J. Sninsky 编，*PCR applications*（《PCR应用》），San Diego、London: Academic Press，1999，第24页。〔译注：原文作者姓名作 Sinsky，编者姓名作 Sninsky。〕 [^ch12-013]: 〈生物学〉（“Biology”），*Wikipedia*，2018年9月25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Biology&oldid=860139181。 [^ch12-014]: François Jacob，*The Logic of Life*（《生命的逻辑》），Betty E. Spillman 译，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3（1970），第74页。 [^ch12-015]: Kay，《谁写了生命之书》，第26页。 [^ch12-016]: Kay，《谁写了生命之书》，第39页。 [^ch12-017]: Thacker，《全球基因组》，第59–60页。 [^ch12-018]: Sninsky，〈PCR的汇合〉，第26页。 [^ch12-019]: Kary Mullis，*Dancing Naked in the Mind Field*（《在心灵场中裸舞》），New York: Vintage Books，1998，第5页。 [^ch12-020]: Mullis，《在心灵场中裸舞》，第26–27页。 [^ch12-021]: Kary Mullis 接受 Paul Vanouse 访谈，Newport Beach, California，2014年1月18日。 [^ch12-022]: “Chain Reaction, N.”〔链式反应，名词〕，*OED Online*，2018年7月，Oxford University Press，http://www.oed.com.gate.lib.buffalo.edu/view/Entry/30197?redirectedFrom=chain+reaction#eid9762651。 [^ch12-023]: Keith J. Laidler，*Chemical Kinetics*（《化学动力学》），第3版，New York: Harper & Row，1987，第291页。 [^ch12-024]: Peter B. Hales，〈原子崇高〉（“The Atomic Sublime”），*American Studies* 32.1（1991）：5–31。 [^ch12-025]: Daniel J. Kevles，〈走出优生学：人类基因组的历史政治〉（“Out of Eugenics: The Historical Politics of the Human Genome”），载 Daniel J. Kevles、Leroy Hood 编，*The Code of Codes*（《代码之码》），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 [^ch12-026]: James Gleick，*Chaos: Making a New Science*（《混沌：开创新科学》），New York: Penguin Books，1987，第1–3页。 [^ch12-027]: 〈混沌理论〉（“Chaos Theory”），*Wikipedia*，2019年2月9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haos_theory&oldid=882459857。 [^ch12-028]: http://mavericksofthemind.com/kary-mullis/3。 [^ch12-029]: Benoit B. Mandelbrot，*The Fractal Geometry of Nature*（《自然的分形几何》），New York: W. H. Freeman & Co.，1982，第1页。 [^ch12-030]: Benoit B. Mandelbrot，〈英国海岸线有多长？统计自相似性与分数维度〉（“How Long is the Coast of Britain? Statistical Self-Similarity and Fractional Dimension”），*Science* 156.3775（1967年5月5日）：636–638；另见 Gleick，《混沌》，第94–96页。 [^ch12-031]: Nicolas Wade，〈工作中的科学家／Kary Mullis：“尤里卡”之后，一位诺奖得主退出了〉（“Scientist at Work/Kary Mullis; After the ‘Eureka,’ a Nobelist Drops Out”），*The New York Times*，1998年9月15日，https://www.nytimes.com/1998/09/15/science/scientist-at-work-kary-mullis-after-the-eureka-a-nobelist-drops-out.html。 [^ch12-032]: Mullis，〈不寻常的起源〉：56。 [^ch12-033]: Swanson，〈法庭中的生物技术〉：362。 [^ch12-034]: Bruno Latour，*The Pasteurization of France*（《法国的巴斯德化》），Alan Sheridan、John Law 译，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88。 [^ch12-035]: Thacker，《全球基因组》，第40页。 [^ch12-036]: Dorothy Nelkin，〈超越风险：阿西洛马会议之后新闻界的遗传学报道〉（“Beyond risk: Reporting about genetics in the post-Asilomar press”），*Perspectives Biology and Medicine* 44.2（2001年春）：199–207。 [^ch12-037]: 这一批判的出色综述，见 Daniel J. Nicholson，〈生物体≠机器〉（“Organisms ≠ Machines”），*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Science Part C: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4.4b（2013年12月）：669–678。 [^ch12-038]: Maarten Boudry、Massimo Pigliucci，〈机器的误测：合成生物学与工程隐喻的麻烦〉（“The Mismeasure of Machine: Synthetic Biology and the Trouble with Engineering Metaphors”），*Studies in History and Philosophy of Biological and Biomedical Sciences* 44.4（2013年12月），第5页。 [^ch12-039]: 〈基因驱动〉（“Gene Drive”），*Wikipedia*，2018年10月23日，https://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Gene_drive&oldid=861208423。 [^ch12-040]: 我的意图是直面误导性隐喻，而非妖魔化当代生物技术，因此选择了两个最有说服力的干预案例：按蚊与鹿蜱。 [^ch12-041]: 图片来自 https://www.futuretimeline.net/21stcentury/2029.htm。本次转载仅供教育用途，无意侵犯版权。〔译注：以上是原书的素材说明，不等于图片另获开放许可。〕 [^ch12-042]: Valentino M. Gantz、Ethan Bier，〈诱变链式反应：将杂合突变转为纯合突变的方法〉（“The Mutagenic Chain Reaction: A Method for Converting Heterozygous to Homozygous Mutations”），*Science* 348.6233：442–444。 [^ch12-043]: Carl Zimmer，〈科学家称“基因驱动”风险过高，不宜实地试验〉（“‘Gene Drives’ Are Too Risky for Field Trials, Scientists Say”），*The New York Times*，2017年11月16日，https://www.nytimes.com/2017/11/16/science/gene-drives-crispr.html。 [^ch12-044]: Brittany Enzmann，〈解释基因驱动：怎样用CRISPR解决问题〉（“Gene Drives Explained: How to Solve Problems with CRISPR”），*Synthego*，2018年12月4日，https://www.synthego.com/blog/gene-drive-crispr。 [^ch12-045]: David Pearce，〈慈悲生物学：基于CRISPR的“基因驱动”如何廉价、快速且可持续地减少整个生命世界的痛苦〉（“Compassionate Biology: How CRISPR-Based ‘Gene Drives’ Could Cheaply, Rapidly and Sustainably Reduce Suffering Throughout the Living World”），*Gene-Drives*，https://www.gene-drives.com/。 [^ch12-046]: Robert L. King，〈致命隐喻〉（“Fatal Metaphors”），*Massachusetts Review* 23.4（1982年冬）：709–713。 # 艺术、经验与生成：变异体、代理与化身 Marc Garrett 访谈 Lynn Hershman Leeson 艺术、经验与生成：变异体、代理与化身[^ch13-001] 参见图廊图1（原书第41页）。 多年来，我一直为 Lynn Hershman Leeson 的艺术历程着迷。她在其中探索自己的种种自我与世界的关系；例如，她通过行动，呈现身体化的自我成为与世界相接的实验性界面这一情境。她的作品让人感到，使用的工具与物件本身就是这些不同自我的延伸。Hershman Leeson 的历程涉及摄影、录像、电影、表演、装置、互动艺术和网络媒体艺术等领域，作品数量令人目眩。她开创了新技术的种种用途，而这些用途如今被认为是理解社会运行的关键。Hershman Leeson 处理一系列重大问题：在铺天盖地、压倒性的消费主义时代中的身份；在大规模监控时代中的隐私；人与机器之间的接口；现实世界与虚拟世界的关系；以及通过 DNA 样本培育人体部位等实践所带来的新生物伦理。想到19世纪小说家 Mary Shelley 的名作《弗兰肯斯坦；或现代普罗米修斯》，想到它对奉行“理性”的大男子主义革命者的挑战，以及 Shelley 对父权者滥用科学技术的批判，我把 Hershman Leeson 视为 Shelley 在艺术上的直接后继者。Mary Shelley 的这部作品或许是科幻小说最早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一部哥特小说。Shelley 吸收了她当时可以接触到的各种影响与素材；她的小说将科学技术的发现、社会变革、政治动荡与个人兴趣混合，组合成一个整体。[^ch13-002] 两位女性之间有很强的相似性。两人都以坚定的女性主义者著称，都设法绕过传统的、占支配地位的父权结构与体制——同时与之周旋——从而依照自己的方式表达个人、创作与文化身份。 参见图廊图2（原书第41页）。 > Lynn Hershman Leeson 的使命……似乎在于揭示：身体是一套可编程的软件，嵌在可以改变的硬件之中。因此，无论在现实生活还是“第二人生”中，她都向我们展示如此众多的混种与变异体、异形与代理、演员与化身。从娃娃到克隆体，她呈现了身份的悖论性多重状态，尤其是在全面观察的时代。[^ch13-003] Hershman Leeson 并不与科学技术的过程保持距离。相反，她一头扎进我们恐惧的深处，毫无保留地让自己和自己的想象力浸入它们的物质影响与改造之中。如同 Donna Haraway，Hershman Leeson 将赛博格、不合群者、生物学、变异与转化当作灵感、语境和材料。同样如 Haraway，她以游戏性的、批判性的方式表达对科学技术的关切，以及这些事物不断改变其社会影响时可能产生的伦理问题；因此，她没有被它们占有，也没有被它们压垮。Hershman Leeson 提出的每件作品都是一次实验。她从科学技术中获得灵感的兴趣和知识，反映出她始终与当下同步的状态。她的作品直接致力于拆解那些被认定成立的价值体系。 > Hershman Leeson 直面传统的性别角色，揭露性别身份如何以规范性的方式建构。她的一些录像作品出现了异装者，以及跨性别男性和女性，例如《Double Cross Click Click》（1995）；在艺术界由男性主导、而他们大多忽略女性的时期，她还使用过男性化名。[^ch13-004] Hershman Leeson 的艺术流动于不同形式、语境和学科之间。当然，这并不容易包装成品牌。艺术市场靠推广符合特定角色的艺术，以及容易推广、预测和消费的产品而生存。讽刺之处在于，艺术界将自己宣称为新奇与洞见发生的场所，实际却代表着一种极其保守的文化。一些艺术家——Hershman Leeson 就是其中之一——超越当代艺术世界的常规，构造另类的宇宙、语境与身份；他们的艺术极富探究性，也极为深奥，从而挑战传统惯例。Hershman Leeson 希望“根除审查，让那些污染获取机会、价值和可见性的资本主义基础变得更透明”。20世纪70年代，她是第一个在圣昆廷监狱开展监狱艺术项目的艺术家，她早年的许多公共艺术作品都“以社会变革为目标”。[^ch13-005] 她的作品并不被缩减为她个人创造性自我的单一反映。这里有一个更广阔的故事：许多其他人的声音成为她的人生与作品叙事的一部分，同时也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中重新夺回一段历史。我们看见一段多样而富于活力的历史重新得到确认：她一直参与增强女性在社会中的作用，并将其作为艺术过程的一种延伸。这段丰富历史的一个出色例子是，她在40年间访谈了众多女艺术家、历史学家、行动者和评论家；她们将个人与政治的内容融合进自己的工作。收集到的部分材料后来于2010年被制作为电影项目《！女性艺术革命》（!Women Art Revolution）。 参见图廊图3（原书第42页）。 Hershman Leeson 不仅作为艺术家取得了开创性成果，作为电影制作人亦然。她与演员、奥斯卡奖得主 Tilda Swinton 合作拍摄多部长片；这些电影凭借出色品质与创新主题，在国际电影节获得了许多奖项。 > 《技术欲望》（Teknolust）是一部荒诞、有趣且在科学上极具现实性的科幻剧情片，主题包括互联网时代的网络身份、生物遗传学、性别建构与性自主。故事围绕科学家 Rosetta Stone（Tilda Swinton 饰）展开，她非法制造了三个自己的克隆体。这些人工实体只能通过衣服颜色加以区分，生活在封闭的网络空间中。因为它们的生存依赖男性 Y 染色体，克隆体中的蛇蝎美人 Ruby 定期外出追逐男人。与 Ruby 的性接触导致其情人性无能，并引发一种由可传播至人类的计算机病毒触发的过敏反应。随着男性受感染的事件增加，FBI 注意到这个克隆家庭的活动，并开始调查。[^ch13-006] 当我请她描述一个曾经启发她的真实生活情境，以及一个当前的想法或艺术作品时，Hershman Leeson 回答：“嗯，听到 Steve Kurtz 的遭遇以及其中的不公之后，我拍了《奇异文化》（Strange Culture）。我自己也像许多女性一样经历过排斥与拒绝，这启发了《！女性艺术革命》。我想，作品来自对自己时代处境的觉察。”[^ch13-007] Steve Kurtz 是艺术家、政治行动者，曾任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副教授，也是名为“批判艺术团体”（Critical Art Ensemble）的政治性创作集体的成员。Hershman Leeson 这样描述这部纪录片的前提： > Steve Kurtz 的噩梦始于2004年5月11日，他醒来时发现妻子 Hope 已因心脏病发作去世。警方在接到他悲痛的911求助电话后赶来，怀疑他家中的科学器材——这些原是关于转基因食品的艺术项目的材料——并联系了 FBI。很快，他的世界天翻地覆。妻子不幸去世仅仅数小时之后，他突然成了谋杀嫌疑人、被指控的生物恐怖分子；除最亲近的朋友外，所有人都将他当作弃民。[^ch13-008] 影片以独特方式结合访谈、纪录片影像，以及由 Tilda Swinton、Thomas Jay Ryan 和 Peter Coyote 主演的重演场景来讲述故事。Hershman Leeson 这部受到评论界好评的电影，细致审视了9/11这一创伤性事件如何改变美国社会，并侵蚀其长期珍视的价值观。[^ch13-009] Hershman Leeson 的作品跨越许多不同领域和形式，包括装置、录像、电影、雕塑、机器人、化身、合约、计算机程序、摄影、绘画、素描、拼贴、基于浏览器的艺术、人工智能、生物物质、网络通信系统与设备。《Synthia 股票行情机》（Synthia Stock Ticker）和《克隆娃娃》（Dollie Clones）只是两个例子，足以说明她的构想，以及将数字技术融入艺术的实践有多么超前。《Synthia 股票行情机》是2000年创作的一件网络媒体艺术作品。它指涉 Thomas Edison 发明的股票行情机，并以异常先见的方式描绘了全球市场的情感生活。玻璃罩里放着一台小型显示器，屏幕上的录像呈现一个名叫 Synthia 的女性角色。 > 市场上涨时，这个角色跳舞，并到 Christian Dior 购物；市场下跌时，她一支接一支地抽烟、做噩梦，并到 Goodwill 购物。[^ch13-010] 参见图廊图4（原书第42页）。 《克隆娃娃》（1995–96）同样先于当代艺术的一种执迷而出现，不过这一次是对悄然扩张的监控的执迷。这件作品的核心是两个遥控机器人娃娃——“遥控机器人娃娃 Tillie”（Tillie the Telerobotic Doll）与“网络 Roberta”（CyberRoberta），它们的眼睛被替换为网络摄像头。每个娃娃都连接到一个网站，用户可以看到摄像头拍摄的图像，并点击一个“眼睛图标”（eyecon），通过远程机器人技术使娃娃的头部最多转动180度，以观察展览空间。 参见图廊图5（原书第42页）。 Hershman Leeson 最著名的行为艺术作品，是扮演另一名女性 Roberta Breitmore。这个精心塑造的另一个自我存在于1973年至1978年之间。Breitmore 这一角色塑造得很完整，拥有与 Hershman Leeson 本人身份不同的行为方式与态度。Roberta Breitmore 有自己的笔迹、衣服、假发、化妆、驾照、公寓、心理治疗师、银行账户、信用卡、熟人、人生故事和冒险经历。Hershman Leeson 大胆一跃，在五年中不时成为 Roberta Breitmore。其他女性有时甚至同时也以 Roberta Breitmore 的身份生活。[^ch13-011] > 我想，我们都在自己生来所处的时间框架内工作；如果幸运，我们可以运用材料或发明技术，让那个时代的政治姿态获得形体与声音。我们无法创作属于我们所处时代之外另一时代的作品，实在必须与我们一生之中所发明的工具和语言的全球框架保持同步。[^ch13-012] 参见图廊图6（原书第43页）。 Hershman Leeson 另外雇用了三位表演者，全部是女性，来扮演 Roberta。她们穿着与 Hershman Leeson 自己所穿完全相同的服装，并在实质上将Roberta 视为一份专业工作，尽管是兼职。她们承担了一部分 Roberta Breitmore 的通信，参加了她的一些约会，而这些都通过照片和录音记录下来。最终，Hershman Leeson 停止扮演 Breitmore，使 Roberta Breitmore 的具体化身从四个减少为三个。[^ch13-013] 参见图廊图7（原书第43页）。 > 有机打印和 DNA 操纵正在重塑新近被改造的生物的身份；同样，内化监控的文化也已经发生动态转变。在未来100年里，用来创造 DNA 的材料将日益分散并相互杂交。这项研究的意义不仅包括创造一个由混合生命形式组成的可持续星球，它们能够在第六次大灭绝中幸存，并将一个道德上负责任的未来纳入自身的存在。[^ch13-014]〔译注：此句原文以“not only”起构，却未接相应的“but also”，按原文保留其未完结的逻辑结构。〕 Hershman Leeson 的作品已被收入媒体艺术史的经典选编，例如 Rhizome 的《网络艺术选集》（Net Art Anthology）；后者将自己的项目描述为“重新讲述从20世纪80年代直到当下的网络艺术史”。[^ch13-015] 她的作品及其开创性的电影竟然直到最近才为艺术界接纳，实在令人惊讶。《公民雷达》（Civic Radar）出版了 Hershman Leeson 于1984年至2014年间撰写的文章选集。这些文字带我们走过其职业生涯的不同阶段，揭示她许多作品背后的想法与意图。最后一篇短文题为《永生的恐惧》（The Terror of Immortality），在其最后一段中，她写到催生其最新作品的种种背景。 《公民雷达》让我们得以进入这位慷慨而深刻的艺术家的心灵，理解她在一个变化加速的时代中的奇幻旅程。尤其惊人的是，其中的内容、叙事和历史都是真实的。它像一座阿拉丁的宝窟，藏着丰富而非凡的艺术作品，流淌着精彩的思想。Hershman Leeson 长久以来始终敏锐地把握世界的重要脉动；她考察身份、女性主义、科学、技术等领域，把由此发掘的知识转化为自己的艺术语言。 Hershman Leeson 的作品远远领先于今天大多数正在展出的当代艺术家。《公民雷达》应该在各地被阅读，不仅因为它呈现伟大的艺术，也因为它呈现了一位具有远见卓识的女性。我不喜欢“天才”或“杰作”这些词；我觉得它们令人厌倦，折射着男性对女性、男性及非特权阶层的系统性支配。然而，在花时间读过《公民雷达》之后，我忍不住觉得，自己刚刚见证了某种相当于“天才”或“杰作”的东西，却没有那些负面含义。 ## 参考文献 Beitin, Andreas. ‘Face, Surface, Interface: The Motif of the Mask’〔面孔、表面、界面：面具的母题〕, in Lynn Hershman Leeson (ed.) *Civic Radar*, Berlin: Hatje Cantz, 2016. Garrett, Marc. ‘Prometheus 2.0: Frankenstein Conquers the World!’〔普罗米修斯2.0：弗兰肯斯坦征服世界！〕, *Furtherfield*, 3 June 2014, https://www.furtherfield.org/prometheus-2-0-frankenstein-conquers-the-world/. _____. ‘Choose Your Muse Interview: Lynn Hershman Leeson’〔选择你的缪斯访谈：Lynn Hershman Leeson〕, *Furtherfield*, 13 July 2015, https://www.furtherfield.org/choose-your-muse-interview-lynn-hershman-leeson/. _____. ‘Lynn Hershman Leeson’s: Civic Radar: Book Review’〔Lynn Hershman Leeson 的《公民雷达》：书评〕, *Furtherfield*, 18 May 2016, https://www.furtherfield.org/lynn-hershman-leesons-civic-radar-book-review/. ‘Net Art Anthology’〔网络艺术选集〕, Rhizome, https://anthology.rhizome.org/. *Strange Culture*〔奇异文化〕（Lynn Hershman Leeson 导演，2006），可下载于：http://www.docurama.com/docurama/strange-culture/。 ‘Teknolust: With Lynn Hershman Leeson at the Cinema’〔《技术欲望》：与 Lynn Hershman Leeson 一起看电影〕,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 https://zkm.de/en/event/2015/03/teknolust-with-lynn-hershman-leeson-at-the-cinema/. Tromble, Meredith, and Lynn Hershman (eds). *The Art and Films of Lynn Hershman Leeson: Secret Agents, Private I*〔Lynn Hershman Leeson 的艺术与电影：秘密特工，私人自我〕,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ch13-001]: 本文是专为《状态机器：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重新混编的文章。内容来自最初刊登于 Furtherfield 的两篇文章。第一篇是《公民雷达》的书评（Marc Garrett, ‘Lynn Hershman Leeson’s: Civic Radar: Book Review’, *Furtherfield*, 18 May 2016, https://www.furtherfield.org/lynn-hershman-leesons-civic-radar-book-review/）；该书中，编辑 Peter Weibel 全面梳理了 Lynn Hershman Leeson 横跨五十年的艺术生涯。第二篇来自2015年对 Hershman Leeson 的访谈，题为“选择你的缪斯”（Marc Garrett, ‘Choose Your Muse Interview: Lynn Hershman Leeson’, *Furtherfield*, 13 July 2015, https://www.furtherfield.org/choose-your-muse-interview-lynn-hershman-leeson/）。 [^ch13-002]: Marc Garrett, ‘Prometheus 2.0: Frankenstein Conquers the World!’〔普罗米修斯2.0：弗兰肯斯坦征服世界！〕, *Furtherfield*, 3 June 2014, https://www.furtherfield.org/prometheus-2-0-frankenstein-conquers-the-world/. [^ch13-003]: Peter Weibel，引自 Garrett，“公民雷达”。 [^ch13-004]: Beitin, Andreas, ‘Face, Surface, Interface: The Motif of the Mask’〔面孔、表面、界面：面具的母题〕, in Lynn Hershman Leeson (ed.) *Civic Radar*, Berlin: Hatje Cantz, 2016, p. 205. [^ch13-005]: Garrett，“选择你的缪斯”。 [^ch13-006]: ‘Teknolust: With Lynn Hershman Leeson at the Cinema’〔《技术欲望》：与 Lynn Hershman Leeson 一起看电影〕, *Zentrum für Kunst und Medien*, March 2015, https://zkm.de/en/event/2015/03/teknolust-with-lynn-hershman-leeson-at-the-cinema/. [^ch13-007]: Garrett，“选择你的缪斯”。 [^ch13-008]: Garrett，“选择你的缪斯”。 [^ch13-009]: *Strange Culture*〔奇异文化〕（Lynn Hershman Leeson 导演，2006），可下载于 http://www.docurama.com/docurama/strange-culture/。 [^ch13-010]: Meredith Tromble and Lynn Herschman (eds), *The Art and Films of Lynn Hershman Leeson: Secret Agents, Private I*〔Lynn Hershman Leeson 的艺术与电影：秘密特工，私人自我〕, Oakland, 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5, p. 92.〔原注姓名拼作 Herschman。〕 [^ch13-011]: Beitin，“面孔、表面、界面”，第205页。 [^ch13-012]: Garrett，“选择你的缪斯”。 [^ch13-013]: Beitin，“面孔、表面、界面”。 [^ch13-014]: Beitin，“面孔、表面、界面”。 [^ch13-015]: ‘Net Art Anthology’〔网络艺术选集〕, Rhizome, https://anthology.rhizome.org/. # 在金融黑箱中召唤幽灵 Patricia de Vries > 整场可怕的战斗都发生在想象力的领域。那正是我们战场的确切所在。我们在那里经历胜利，也经历失败。 > ——Haruki Murakami，《神的孩子全跳舞》（After the Quake）[^ch14-001] 从2008年开始，金融市场发生了一系列事件；与此同时，介入算法交易的当代艺术家越来越多，两者之间似乎存在关联。这些事件包括全球股市暴跌、银行间市场冻结、各国政府将国际银行国有化、雷曼兄弟破产、美国国际集团濒临崩溃并获救助，以及次级抵押贷款危机与随之而来的房屋止赎。 随着这些事件在全球衰退的背景中展开，把金融市场视为一台控制论的、自我纠正的数学机器的观念受到了侵蚀。衰退把最沉重的负担压在低收入者身上，也没有让中等收入者幸免。许多人不再对银行、住房市场、退休基金、工作保障，以及政府管理金融市场的能力抱有安全感和信任。借助政府的救助与兜底、中央银行的量化宽松，以及以紧缩方案、工资压低、抵押贷款负担、债务堆积、不稳定就业和资产价格上涨等形式进行的、加重弱者负担的风险转移，金融市场继续照常运转。然而，对一些人来说，金融市场的根基已暴露裂缝。一旦看见这些裂缝，就再也不能视而不见。 过去几年，关于金融市场的艺术想象不断涌现，尤其将算法交易置于层层叠加、彼此关联的历史、技术和环境发展之中。这些作品把焦点转向利用投机风险的更广阔文化历史与框架，以显示它们如何关联社会技术基础设施，也关联气候变化，并嵌入特定的信仰体系、神话和神学。通过这些作品，交易算法被想象为“纠缠的、被中介的、连接的、相互依赖的、交织的”。[^ch14-002] 这些艺术想象呈现出超越并高于金融黑箱的关系构型，拓宽算法交易的视野，为另类想象敞开空间。不同感知方式，以及种种影响、历史和取向的混合，塑造了想象的视域，指引我们对自动化资本主义的未来形成别样想象。 为了再现算法交易、赋予其形状并使其可读，一些艺术家让金融黑箱获得生命并人格化。Paul Crosthwaite 认为，历史上的艺术家“转向自然与动物的意象、怪物或哥特的修辞，描绘交易者挥动手势的身体，或再现交易中使用的技术，这一切都是为了让金融重新扎根于事物的物质性”。[^ch14-003] 在艺术想象中，掠食动物和怪物反复成为赋予算法交易的生命形式。 Emma Charles 的《机器片段》（Fragments on Machines）是一部17分钟的实验性纪实虚构作品。它向算法交易叙事中占主导地位的网络乌托邦与网络反乌托邦论述的下方或外部挖掘。[^ch14-004] 《机器片段》召唤混合体、幽灵这些神话形象，以及洪水的隐喻，来再现算法交易。Charles 这部广受好评的录像论说文被收入多场有关信息技术的展览，[^ch14-005] 也获得公众与评论界的关注。秉承 Marx《机器论片段》的精神，Charles 的录像论说文聚焦人与机器的关系。片名指向 Karl Marx 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其中论述了劳动与资本生产的演变：从劳动分工，到机器日益融入劳动，再到劳动不断加强的自动化。 在 Charles 的录像论说文中，第一章题为“大都会”（Metropolis）；开场从一列穿越曼哈顿桥的火车的视角呈现曼哈顿金融区。镜头捕捉下曼哈顿的天际线：方块状的摩天大楼与装饰艺术风格建筑的立方体立面，使人联想到金融黑箱。Charles 从远处、从外部表现纽约金融区的建筑，暗示它的不可进入性。镜头随后切换到摩天大楼立面和几座主要装饰艺术建筑的中近景。“大都会”由此将《机器片段》的场景设置在曼哈顿金融区正中央；那里标志性而独特的平板玻璃摩天大楼，与装饰艺术建筑混杂在一起。后者可以追溯到20世纪初的重工业制造时期，当时这些建筑就是为此使用的。 一个男性画外音以诗意的语调叙述： > 我曾在城市中迷失；如今，我不再知道去哪里消失。我存在于两种状态中。我将动物从自身剔除，正如动物被从城市中清除。无人察觉，无人注意，它们消失了。慢慢地，自然变得不自然。慢慢地，城市演变。 纽约金融区的街道几乎空无一人，视野中只有寥寥数人。画外音继续： > 智力在欧洲的扩散可以绘成地图，像一种无药可医的知识流行病。取代公开朗读的，是私下默读。那些从未发生之事的秘密，终究无法被焚毁，它们繁殖，在每个角落留下印记……我穿行于那些结构，依赖那些结构生活；建筑师规划它们，振动设计它们，信息冲洗着它们……我站在源头面前，一座空墓。更接近源头，就是我所需要的一切。卡车即使刹着车，也能靠惯性滚动。它们的屋宇是码头边的宫殿。珍宝经过数日，行进数百英里……一位新国王住在这里…… 一组镜头拍摄光纤标记、井盖、地下公用管道在街面上的标识，以及工业通风系统，说明我们正在金融市场周围徘徊；这些市场就在镜头所呈现的机构与公司的建筑之内。 影片下一章题为“服务器”（Servers），把观众带过金融区一座大楼的外立面，进入其空荡荡的走廊；据说“新国王”就住在这里。门厅深褐色、昏暗的建筑空间，与镜头随后进入的由钨丝灯照亮、明亮洁白的服务器机房形成鲜明对比。从走廊镜头切到机房镜头，暗示影片正从金融黑箱之外进入内部。在奢华却日渐衰败的装饰艺术建筑墙后，我们找到看起来像数据中心的空间。一扇门打开，接着又一扇，再一扇。进入的房间里塞满大型计算机与服务器机架。 这位假定的华尔街新国王通过一个“无形声者”（acousmêtre，即第一人称的、脱离身体的画外音）被人格化，又通过一系列展示算法交易基础设施局部的镜头获得近似身体的形式。金融区的许多装饰艺术建筑，如今容纳着后工业金融资本主义这位新国王的部分基础设施。数据中心散布于金融区各处，其物理位置至关重要。高频交易公司、经纪公司或银行离服务器越近——也就是说，离源头越近——其算法便能越快作出反应。那些仿佛存在于以太之中、作为非物质且不可见的无所不在结构的事物，被表现为由橡胶、光纤、铜缆和砖块连接、捆绑、牵制着。 《机器片段》中，叙述者的话语与图像之间的辩证关系，将金融市场的计算基础设施与一种“无药可医的知识流行病”联系起来。叙述者以隐喻将这种“无药可医的流行病”与“刹着车仍滚动的卡车”相连。流行病和移动卡车的意象，暗示着新生产力形式——金融市场的算法自动化——所具有的普遍性、发展、扩散、运动与不可避免性。同时，这种看似不可避免的发展之成因，也可以被理解为指向一个第一推动者，甚至某种自然力量或超自然之物。 画外音继续： > 我的肌肉已被软线和铜取代；我的大脑是一台服务器。一与零，是我的声音。我作为幻影存在于虹彩之下。我用闪烁的音调，对形式隐秘的构造说话。我渴望成为数据。我将能够移动，为供给而移动。我将成为信息流。我是你与源头的私人关系。我变得越来越多。我一天数次进入和退出头寸。我以极小的分量调整，适应周围环境。 满是铜缆与光纤、计算机服务器、通风和冷却系统的房间，为算法交换提供便利；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取代了此前需要身体参与的一类劳动时间与生产活动。Charles 为再现算法交易而赋予其身体的方式，是让它成为一个脱离身体却有意识的声音：一种幻影般的混合有机体，存在于“两种状态”——人和机器、自然和非自然——之中，栖居于纽约的企业金融区。 混合体负载着意义，这引出一个问题：算法交易的混合体形象意味着什么？Lorraine Daston 和 Katharine Park 在《奇观与自然秩序》中解释，科学史中的混合体属于一个更庞大的异兆群组。这部详尽的奇观编年史涵盖一千多年间的“自然奇观”：那些“跨越类别”的奇特、罕见、非凡现象。[^ch14-006] Daston 和 Park 解释，奇观必须稀有、神秘而且真实，才会被视为奇观。[^ch14-007] 随着时间推移，一些对象由于各种原因失去奇观地位：例如，蛇怪被揭穿，彗星得到解释，独角兽的角变得过于常见。[^ch14-008] 与此同时，新对象加入奇观的经典名录，例如畸形婴儿的出生或夏季降雪。[^ch14-009] 某些异常被视为“增强世界的美丽与多样性”，而另一些孤立的异常则被视为异兆——“神的信息，以及即将到来之事（通常是不祥之事）的征兆”。[^ch14-010] 异兆这一类别包括地震、日月食、连体双胞胎、不合时令的雷暴、动物的奇异行为，以及其他被认为处于“自然秩序、运动和运作之外”的现象。[^ch14-011] Daston 和 Park 指出，到16世纪最后四分之一时期，欧洲已建立起一套关于怪物成因的专门且经典的医学研究文献。根据这些文献，怪物源于道德规范的违反。Daston 和 Park 指出，“怪异”这一类别并非源于类别本身的模糊或超越——Mary Douglas 等人类学家后来将后者置于污染观念的核心。相反，只有当类别的模糊被认为由违反道德规范造成时，它才被视为怪异。[^ch14-012] 然而，混合体是例外。混合体被认为源于“令人憎恶”的行为，因此一般被视为罪的标志。[^ch14-013] 恶魔形象被用来提醒人们避免犯下罪过，它们常被表现为混合体，这进一步强调了它们与罪和惩罚的关联。[^ch14-014] Daston 和 Park 记述，异兆被认为是剧烈的、地方性的、通常是灾难性事件的先兆：流行病、洪水、饥荒、火灾和战争。影片把混合体作为无形声者，并将混合存在与算法交易关联起来，即使不构成对上帝愤怒的预感，也带入了道德越界之意。这使人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道德越界使这个混合体诞生？ Charles 暗示，劳动的自动化可能是原因之一。在《机器片段》呈现的楼层和办公室里，我们看不到坐在隔间中的白领。镜头沿着机房的线条与网格、各种颜色的电缆与电线、通风系统、计算机按钮和橡胶管移动，又沿着无尽而明亮的走廊和过道移动；那里布满呼呼作响的机器，据说算法交易活动就“发生”于此。影片展示了大量没有人影的图像。在这里，Charles 似乎暗指《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Marx 在其中认为，机器成为资本生产中抽象的支配力量，把人包裹起来，使工人分散各处。按照 Marx 的说法，这种对机器日益增长的依赖有两种形式。其一是机器的发展：使机器成为可能的大量劳动和整个生产过程从视野中消失，被机器吸收。其二是这些机器作为资本生产资料被整合进全球市场。两者结合，意味着以替代人类劳动的机器作为世界市场中的资本生产资料的发展，表明一般智力在多大程度上已经成为统治阶级的工具。[^ch14-015] 在《机器片段》中，工人似乎已经被机器取代。除了维持自动化金融资本主义的机器运转之外，人没有别的功能。影片上一章中荒凉而安静的华尔街景象，与如今占据建筑整层的机房、电缆室和发电机的呼呼嗡嗡声形成对照。过去人群聚集之处，如今被通风口、服务器机架、成圈的电缆以及无数管道取代。影片画面中出现空椅子、空大厅和空隔间。水被进一步强调：从堵塞的冷却系统、生锈漏水的管道，到污水池。在《机器片段》中，依然存在的工人都是维护人员，如技术员、清洁工和门卫。金融资本主义的心脏大体上已被清除人类痕迹；人工劳动被机器劳动所替代。 我们在画外音中听到： > 我收集，我丢弃。我寻求正面的结果。接着——清除。一天结束时，我刷新、更新、清算并重新调整整个自我。 Charles 对幻影形象的使用，在隐喻和概念上都具有歧义。Esther Peeren 在《幽灵隐喻：活着的鬼魂与不可见的能动性》中解释，当代文化与理论中的幽灵“在方法论上彼此不同，赋予它们的特征、功能和效果也各不相同”。[^ch14-016] 不过，她区分出幽灵在当代文化的使用中三个相互关联的重点。首先，鬼魂作为回返的形象，表达过去在现在中的持续存在。其次，鬼魂作为在场—缺席的形象，短暂却仍在空间中存在，是必须加以处理的某种东西。最后，鬼魂作为混合、杂糅现象的形象，是批判“未混合”与“纯粹”的概念性形象。[^ch14-017] 鬼魂指示一种在场却不可见、不可触及的能动性，一个诡异的混合实体。Maria del Pilar Blanco 和 Esther Peeren 将其描述为“难以驾驭”且含糊的形象，是“缺席的在场”，是“一个缺席者或逝去者的在此”；它们“恰恰指涉逃逸于充分认知或理解之外的东西……那些被放到外面、排除于感知之外的东西”。[^ch14-018] 鬼魂偏爱逗留与萦绕，常常要求回应，并与超自然之物，以及同时存在且混合的时间性和类别相关联。[^ch14-019] 幽灵难以驾驭、具有歧义，因为它们代表那些通常被认为互不相干甚至彼此对立的事物无形体的在场：过去与现在、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真实与想象、内在与超越，以及第一原因与次级原因。更准确地说，它们切穿事物秩序的界限，穿过其屏障。Peeren 写道：“幽灵代表从不只是简单地‘存在’的东西，因此逃离了传统认知与解释操作的总体化逻辑。”[^ch14-020] 一般而言，金融与货币，特别是算法高频交易，历来常被赋予神秘化、幽灵般和哥特式的性质。无形声者与空荡办公楼的图像，以及伴随画面的萦绕而不祥的配乐相结合，唤起资本的幽灵动力；Mark Fisher 将资本描述为“在每个层次上都是诡异实体”的存在。[^ch14-021] 它“从虚无中被召唤出来”，却发挥着可感知的影响。[^ch14-022] 在《怪异与诡异》中，Fisher 把诡异描述为“与能动性的问题纠缠在一起”。[^ch14-023] 它存在于那些“支配日常现实的力量被遮蔽”的地方。[^ch14-024] 用 Fisher 的话说，诡异之地是“本应有某种东西，却什么也没有”的地方，是“部分清除了人类的景观”，其中似乎有一个未知的行动者在行动。[^ch14-025] 这个行动者与命运和预知有关。[^ch14-026] 《机器片段》中所缺少的“某种东西”，可能就是人类劳动。把纽约金融区描绘为一个诡异空间，绝大多数人类劳动已从中消失，一种鬼魂般的能动性却仍徘徊，也唤起了共产主义的幽灵：Marx 和 Engels 在《共产党宣言》（1848）中那句名言写道：“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ch14-027] 在《宣言》中，这个幽灵表示，共产主义精神持续存在于遍布欧洲、碎片化而不连贯的无产阶级活动之中。这些生气勃勃的活动一旦联合、统一起来，可能在某个时刻激发革命斗争。Felski 写道：“新的行动者与具有千年历史的行动者并肩激荡；发明和创新恰恰以它们痛斥的传统为养料；‘过去并未被超越，而是被重访、重复、包围、保护、重新组合、重新解释和重新洗牌。’”[^ch14-028] 在《机器片段》中，Charles 赋予算法交易某种幽灵般的能动性：它由此获得有意而自觉、却不可见地行动的力量，以及切穿过去与现在的能力。我们可能看不见任何身体、任何东西，它却看见一切。 那个脱离身体的声音提到自己的日常活动，以及“变得越来越多”、成为与“源头”直接相连的信息流的愿望。《机器片段》各章在文字和视觉上对流动性与液态性的强调——数据的“流”、“冲洗”，加上水池、滴水和漏水管道的反复图像——在整部影片中越来越显著。“服务器”的最后一幕，从数据中心、从“新国王”的居所内的一扇窗望向哈得孙河，暗示是“新国王”正在眺望这条河。一道声音桥加强了这一视角：流水声被延续到最后一章“洪水”（Flood）。声音桥由此把“新国王”的视角与“洪水”的第一个场景——哈得孙河的水流——连接起来。配乐中持续流淌着流水和滴水的声音，混合火警声，交错出现水池、生锈管道和破损电缆的画面，强调算法交易这些组成部分的熵增特性及过度耗能。Charles 反复展示水体、腐蚀的铜线、污水池和堵塞的冷却系统，又切换到哈得孙河的流水。她在视觉和声音上把数据中心与哈得孙河、与迫近的危险连接起来。环境音乐被推向前景，在最后一章中越来越响，助长那种危险即将到来的感觉。萦绕的警报声制造悬疑与紧张；镜头在其伴随下向外移动，从数据中心的大楼离开金融区，来到哈得孙河上一艘驶向新泽西的渡轮。画外音说： > 河水在下面流淌、起伏。在地下，组织有序的支流完成反馈回路。我被小溪的涓滴、微不足道的开端吸引。起伏的音符层层奔涌，汇集、成形，引我向前……一百万磅将滚入海中、溶解、燃烧、吹散。你永远不会吸入灰烬，也不会喝下纸浆。 最后一幕中，一个看似命定、具有目的论意味的事件等待观众。《机器片段》以金融区 Verizon 数据中心大楼被淹的画面结束。这座建筑是通信互联与存储的重要交换设施；2012年桑迪飓风期间，其数个楼层因洪水严重受损。按照画外音的说法，更换和修复耗费了数周与一百万磅。〔译注：原文两处均为“a million pounds”，前处置于物质毁损的诗性意象中，后处涉及更换修复；此处保留原词所含重量／英镑单位的歧义。〕桑迪造成的损害提醒人们：尽管存在“云”的概念，绝大多数数据仍经地下电缆传输；这一团意大利面般的电缆网络，其历史可以追溯到殖民时代，并穿行于城市环境之中，而一场洪水足以使其中的全部交通与运作连续数周陷于停顿。算法交易所依赖的通信技术“容易受到天气干扰”，对雨、雾、雪和水都很敏感。[^ch14-029] Charles 暗示，算法交易的幽灵式时间性以物质为根基。 《机器片段》的下一个场景中，身穿绿色和白色工作服的男子正在拖洗、清扫被淹的楼面。通过这样的结尾，Charles 将算法高频交易与极端天气事件和洪水造成的损害联系起来。洪水也是一种含糊而多用的隐喻。洪水故事数量众多，跨越时代，遍布所有大陆。在欧洲神话以及其他神话中，洪水或大洪灾往往由某位神祇降下，是神祇冲突的结果，或是神的愤怒的后果。Charles 让《机器片段》中洪水的含义保持开放，留待读者解释。如果将其理解为算法高频交易“新国王”的隐喻，愤怒便已降临我们身上。 另一种解读是，Charles 将消耗如此多能源的金融市场装置，与全球变暖带来的自然灾难相连接。如果从《圣经》角度解释洪水，则会出现不同叙事。在《创世记》的洪水故事“诺亚与洪水”中，上帝以洪水的形式审判他所创造的世界的邪恶与腐败，意在将世界完全洗净。洪水清除了大地上的一切生物，只留下诺亚和与他同在方舟中的那些生命；大地变成一片巨大水域。洪水之后，上帝要求诺亚重建世界，使大地重新繁衍生命。这样看来，洪水便把算法交易与逆转、重造、脱离人所能实现和想象之事联系起来。《机器片段》指向一个看似包罗一切的金融黑箱之外的领域，以及这个“外部”对算法交易脆弱基础设施可能产生的影响。它指向那些无法预测或金融化的东西，那些无法由风险管理或保险保护的东西，以及超出预期的后果。 我们能否与这种歧义建立关系，却不将其神秘化？能否介入这个神秘而有目的论色彩的隐喻，却不使算法交易去政治化？答案是肯定的。桑迪飓风的讽刺意味难以忽略：金融区大部分地区被淹，使纽约证券交易所近三十年来首次关闭；颇能说明问题的是，算法交易也整整停止了两天。洪水似乎是一个使万物平等的力量，它摧毁所经过的一切，把所有东西化为面目全非的浑浊水池。然而，人为气候变化以及金融市场的波动和脆弱，部分源于有缺陷且迟滞的政府政策；两者通常都最重地打击弱势者，也都受到短期思维的影响。算法交易与气候变化的过度发展，来自政府和个人的选择：从碳排放率、化石燃料法律，到抵押贷款止赎的金融建模，再到我们的饮食选择、出行方式和自然资源使用。两者都有获取短期利益的诱因，同时忽略或淡化更长远的巨大风险。 洪水还指向金融市场另一项近期发展。发生于日本、墨西哥、波多黎各、智利或哥伦比亚的洪水、海啸、飓风、大流行病和地震，佛罗里达与得克萨斯的命名风暴、欧洲风暴、加利福尼亚野火及其他自然灾难，都成了一种金融产品、一个投机对象。金融市场通过所谓“巨灾债券”对可能发生的自然灾害进行量化与定价；也就是说，某种自然灾难在特定时间、地点发生的可能未来情境，已成为金融工具。一旦这些投机所针对的灾难性事件真的发生，灾难不仅影响当事人，也会给相关巨灾债券的投资者带来利润或损失。 Melinda Cooper 在《动荡的世界》中解释：“天气相关风险曾经通过财产保险等间接手段承保，现在天气的不确定事件可以直接在资本市场中对冲和交易。奇特的结果是：气候变化——以及它可能引发的关键事件或独特事件——在一个渴求关键事件的市场中，变成了与其他机会无异的投机机会。”[^ch14-030] 这些债券将包含大量不确定性与风险的破坏性事件，转化为投资者的金融机会——换言之，环境衍生品。其结果是出现了“旨在对天气的不确定性，以及我们自身对气候变化未来的不确定性进行定价和交易的金融工具”。[^ch14-031] 含糊而带有准宗教色彩的隐喻在《机器片段》中反复出现。除了洪水，算法交易还关联着诡异的城市景观，与一个混合的、有意识的、鬼魂般、可能具有异兆性质的形象相连，并似乎预示着灾难性力量的到来。这些隐喻每一个都逃避清晰的理论化，而这似乎正是要点所在。《机器片段》将算法交易塑造为一种如幽灵、混合体和洪水般含糊的现象。 《机器片段》这样想象交易算法，究竟揭示了什么？它暗示了某些影响因素存在于金融黑箱灯光明亮、边界方正、线条笔直的空间之外，却仍影响着当代经济。在这一过程中，算法交易机械式、盒装式、线性的基础设施与城市网格，被想象为与一个重新田园化的景观相互构成；后者包括与自然力量的一次具有转化作用的相遇。通过将算法交易关联于幽灵形象、关联于除少数维护工人外几无人类在场的诡异异兆空间，并将其与洪水相系来理解算法交易，就是把通常被认为类别上不同的事物混合、重组。在这里，算法交易被想象为与金融史、自然史、经济和神学内在相连且相互构成，存在于很可能发生与有可能发生之间。Charles 没有以一种二元论替换另一种二元论，没有赋予算法交易包揽一切的权力关系，也没有把金融黑箱想象成神秘或超凡之物；她把算法交易技术多孔、熵增、容易出错的物质，与它不断需要的人工劳动和维护连接起来，再加入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修辞，以及《圣经》中罪、惩罚与新开端的意象。 许多现象在《机器片段》中汇集，形成一个组装体，而且是一个开放系统。《机器片段》似乎暗示：持续的维护工作也无法防止交易灾难，因为金融黑箱不是封闭系统。这些维护工作发生在所有层次，从程序员调整算法，到布线工人的工作，再到中央银行和政府的干预；没有任何一方能够预测未来或超越时空。让无数负载意义的隐喻与象征获得构成性意义，使二元论失效，并让算法交易与世界建立许多联系。算法交易被想象为必然性与可能性、无限与有限之间的综合。它像影片反复出现的视觉修辞——水——一样，向每个方向流动，影响一切所遇之物，也被它沿途遭遇的事物影响，只是影响程度并不对等。[^ch14-032] 《机器片段》表明，照亮金融黑箱被设想的晦暗、非物质性或不可触及性，并不会带来更民主化、更不晦暗或更可管理的金融市场。相反，它把金融黑箱想象为一个远为庞大、不稳定且含糊的构型的一部分，连接算法交易的硬件、软件与环境、感受力、难以驾驭的力量，以及看似不可见的推动者——从往日的码头宫殿到极端天气事件，从堵塞的空气滤网到一份新的圣约。通过建立交易软件与自然灾难、硬件与神圣之物之间的关联，关于算法交易不可控制、不可见的惯常假设受到质疑。 巨灾债券与算法交易都是风险文化的产物。而气候变化和金融危机都与糟糕的管理有关。当政府、政策制定者和个人只顾短期时，巨灾衍生品、算法交易和风险都会蓬勃增长。当然，气候变化与算法交易并非无法控制。幽灵的哀叹、响起的警报声，都说明算法交易不只由技术基础设施界定，更取决于它如何被管理。《机器片段》似乎暗示，我们并非完全被放任自流，也不应将算法技术描绘成不可干预和控制的东西。幽灵和洪水或许能为当下的技术决定论与新自由主义宿命论提供部分回答，因为这些形象使宿命论和决定论向其他叙事与可能性敞开，向以另一种方式想象和行动的机会敞开。 一方面是有限性，表现为算法交易的技术基础设施；另一方面是未来的可能性。《机器片段》可以被视为一种艺术性的战术抵抗：它反对将全球金融资本主义及其市场上的算法交易理解为包罗一切的总体，理解为一个“没有终点”、“没有替代方案”、“没有出口”、“没有外部”的体制；它反对那种断言一切发生之事只有相对于这一总体化框架才可能有意义的思维。尤其是幽灵形象，它代表一种转变：对某种想象事物与生命的方式的认同被打破，正如俗话所说“你看起来像刚见了鬼”。此外，作为一种“不稳定”的形象，幽灵“使总体化框架中的顺从与傲慢失效”，并可能帮助我们想象和动员自动化资本主义的不同未来与结局。[^ch14-033] 最终，借用 Murakami 的话，想象力就是失败与胜利发生的地方。 ## 参考文献 Buchanan, Mark. ‘Physics in finance: Trad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金融中的物理学：以光速交易〕, *Nature*, 11 February 2015, https://www.nature.com/news/physics-in-finance-trading-at-the-speed-of-light-1.168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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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4-003]: Paul Crosthwaite, ‘Meet the Curator: “Show Me the Money: The Image of Finance 1700 to the Present”’〔与策展人见面：“把钱给我看：1700年至今的金融形象”〕, *BAAS*, 7 November 2014, http://www.baas.ac.uk/usso/meet-the-curator-show-me-the-money-the-image-of-finance-1700-to-the-present/comment-page-1/. [^ch14-004]: *Fragments on Machines*〔机器片段〕（Emma Charles 导演，2013），录像，17:10分钟。 [^ch14-005]: 例如德国柏林世界文化宫的“神经系统”（Nervous Systems，2016）；德国卡尔斯鲁厄 ZKM 的“全球性：全球控制与审查”（Globale: Global Control and Censorship，2015/2016）；墨西哥城 CENART 的“信息圈”（Infosphere，2017）；瑞士建筑博物馆、HeK（巴塞尔电子艺术之家）的“被中介的建筑”（Mediated Architecture）；英国伦敦 POSTmatter/Second Home 的“新神话”（New Mythologies）；以及加拿大多伦多大学 Blackwood Gallery 的“我站在源头面前”（I stood before the source）。 [^ch14-006]: Lorraine Daston and Katharine Park, *Wonders and the Order of Nature: 1150 - 1750*〔奇观与自然秩序：1150—1750〕, New York: Zone Books, 1998, p. 10. [^ch14-007]: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24页。 [^ch14-008]: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19页。 [^ch14-009]: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20页。 [^ch14-010]: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54页。 [^ch14-011]: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51、181页。 [^ch14-012]: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181页。 [^ch14-013]: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192页。 [^ch14-014]: Daston and Park，《奇观》，第186页。 [^ch14-015]: Karl Marx, *The Grundrisse: Foundations of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3, pp. 690–693. [^ch14-016]: Esther Peeren, *The Spectral Metaphor: Living Ghosts and the Agency of Invisibility*〔幽灵隐喻：活着的鬼魂与不可见的能动性〕,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14, p. 10. [^ch14-017]: Peeren，《幽灵隐喻》，第10页。 [^ch14-018]: Maria del Pilar Blanco and Esther Peeren, *The Spectralities Reader: Ghost and Haunting in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幽灵性读本：当代文化理论中的鬼魂与萦绕〕, New York: Bloomsbury, 2013, p. 9. [^ch14-019]: Del Pilar Blanco and Peeren，《幽灵性读本》，第8页。 [^ch14-020]: Peeren，《幽灵隐喻》，第10页。 [^ch14-021]: Mark Fisher, *The Weird and the Eerie*〔怪异与诡异〕, London: Watkins Media, 2016, p. 11. [^ch14-022]: Fisher，《怪异与诡异》，第11页。 [^ch14-023]: Fisher，《怪异与诡异》，第11页。 [^ch14-024]: Fisher，《怪异与诡异》，第13页。 [^ch14-025]: Fisher，《怪异与诡异》，第11页。 [^ch14-026]: Fisher，《怪异与诡异》，第13页。 [^ch14-027]: 在线参阅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Manifesto of the Communist Party’〔共产党宣言〕, *Marxist Internet Archive*, 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marx/works/1848/communist-manifesto/index.htm. [^ch14-028]: Felski，《批判的限度》，第158页。 [^ch14-029]: Mark Buchanan, ‘Physics in finance: Trading at the speed of light’〔金融中的物理学：以光速交易〕, *Nature*, 11 February 2015, https://www.nature.com/news/physics-in-finance-trading-at-the-speed-of-light-1.16872/. [^ch14-030]: Melinda Cooper, ‘Turbulent Worlds’〔动荡的世界〕,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7.2-3 (May 2010): 175. [^ch14-031]: Cooper，“动荡的世界”，第176页。 [^ch14-032]: 水的隐喻也属于金融术语，例如暗池、蒸发的利润、资本流、冻结的市场、流动性冻结和指数流。 [^ch14-033]: Victor Kal, *Levinas en Rozenzweig*〔Levinas 与 Rozenzweig〕, Zoetermeer: Uitgeverij Meinema, 1999, p. 153。引文由本文作者翻译。 # 夺回企业拥有的自我 Marc Garrett 夺回企业拥有的自我[^ch15-001]  图1：来自 Jennifer Lynn Marone 网站的图像。〔图注中的姓名依原文。〕 图内文字：连接起来与数据聚合（Hooked Up & Data Aggregating）；专用服务器（Dedicated Server）；FTP；3G；WIFI；在线行为（Online Behaviour）；IP地址、键盘记录器、银行交易、屏幕截图、浏览／搜索、社交媒体、网络摄像头、电子邮件；离线行为（Offline Behaviour）；手动录入的电子表格与网络摄像头（Manually Entered Spreadsheet & Webcams）；RCA；家（Home）；移动行为（Mobile Behaviour）；音乐、通话、短信、GPS、相机；蓝牙（Bluetooth）；生活记录相机（Lifelogging Camera）；Arduino；EEG（脑电）；EMG（肌电）；EDA（皮肤电活动）；ECG（心电）；LUX（照度）；ACC（加速度计）；LED（发光二极管）。 > 在每个原子都能获得一个 IP 地址（IP6）的世界里，讨论捕获模拟事物的可能性，正变得越来越不相关。关键的问题变成：谁捕获并控制哪些数据，而这些数据属于谁。[^ch15-002] “知识就是力量”这句老话，今天依然与过去一样真实。精英群体始终引导着我们的社会互动、文化身份与兴趣。关于我们究竟是谁的叙述与故事，已经按照营销公司的需要、公认的历史经典、日常主流媒体、军方、众多企业和民族国家的需要，被扭曲、过滤和加工。真相与其他一切一样，是商品；它不是一项权利。真相和事实属于出价最高的人；只要付得起钱，你就可以误导大批人。Robert Kenner 导演的纪录片《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展示了一个例子。[^ch15-003] Kenner 在片中揭露烟草业如何向消防员散布虚假信息，使一种错误观念流行起来：由香烟导致的家庭火灾，实际责任在家具，而不在香烟。[^ch15-004] 制造错误信息以维持利润、控制社会语境的做法，也体现于气候变化否认者如何被鼓励去攻击科学家。“化石燃料利益集团非常乐意以各种方式为他们提供资金，推广他们、销售他们的书、资助他们飞往各地发表演说。”[^ch15-005] 与此同时，Facebook、Google 等社交网络平台正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收集用户个人数据，再以数十亿的价格卖给广告商。作为“一种基础设施，Facebook 正逐渐把自己嵌入我们的日常存在，接管越来越多过去由其他限制较少的方式提供的功能”。[^ch15-006] Edward Snowden 泄露的文件表明，美国国家安全局（NSA）不仅监控美国人，也监控美国之外的数百万人。他们并非把时间花在铲除恐怖分子上，而是“渗透电子游戏社群，开发利用个人在线色情内容使用记录进行敲诈的技术”。[^ch15-007] 另有披露显示，Facebook 和 Google 一直向 NSA 提供用户数据。[^ch15-008] 这些强大主体之间的直接沟通表明，少数强大的集群作为一个由执迷监控的网络组成的网络而存在：一个观察我们所有人的全景敞视系统。这不只是对我们生活的一种侵入性、剥削性、压迫而扭曲的凝视，也把军事存在带进我们的数字互动。Jason Louv 在深入批评“NSA监控、Edward Snowden 与隐私的终结”中说，“这样的监控政策将只是冰山一角”。[^ch15-009] 因此，互联网及其网络中的自主性正在消失，因为线上活动如今被企业控制的“社交”区域主导。我们通过数字化的自我，作为互联网中近乎原住民般的用户，在这些社交网络平台的围栏里吃草，像田地中的牛；有偏见的算法为我们划定啃食的区域，决定我们能看见和听见什么。我们遵守并生活于强加的过滤气泡之中，互联网体验因而受到限制。当我们使用社交媒体平台和网络浏览器时，我们的数据就被收割和抓取。这种大规模数据提取进一步发展成公然的傲慢，涉及类似社会工程、值得质疑的行为。 > Facebook 知道你的朋友，知道你提供了哪些关于他们的信息、他们怎样谈论你，知道你还访问哪些网站（只要它们包含 Facebook 的“赞”按钮，而大多数网站都有），知道你买了什么、用什么设备访问 Facebook，还知道更多。[^ch15-010] 据英国《独立报》报道，2014年，Facebook “被发现秘密操纵了数十万用户的新闻动态，作为一项实验的一部分，以弄清它能否影响人的情绪”。[^ch15-011] 它还曾“考虑通过用户的网络摄像头和智能手机摄像头秘密观察并记录用户”。[^ch15-012] Apple 收集大量电话数据，声称这些数据匿名收集，但用户没有选择退出的条款。[^ch15-013] 这包括从 iPhone 中提取的短信、联系人列表和照片。这不仅影响我们的隐私，也影响银行账户，因为许多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对数据传输收费。[^ch15-014] 行动者与作家团体 Ippolita 曾警告，社交媒体如何推动情绪色情化：我们的感受被当作点击诱饵，用来交换个人数据。[^ch15-015] 我们是数据挖掘材料的丰富来源。其历史根源在于人工智能（AI）与20世纪统计分析的发展。在企业和政府发起的军事资金支持下，这两种形成数据的方法日益紧密地结合。[^ch15-016] 18世纪末，英国哲学家和社会理论家 Jeremy Bentham 设计了全景敞视监狱。它旨在让一名看守可以全天候监视囚犯。Bentham 的初衷是人道主义的，但监狱并不是功利主义伦理最好的宣传。[^ch15-017] 1975年，法国哲学家 Michel Foucault 说，我们不仅在监狱受到监视，也在军队、学校、医院和工厂等一切等级结构中受到监视。这一过程在历史中逐渐演变，变得类似 Bentham 的全景敞视监狱，“因为权力渗透进了个人的行为。权力通过观察机制变得更有效率，知识也随之而行，始终在‘权力行使所及的一切表面寻找新的知识对象’”。[^ch15-018] 如今，我们有了数字网络：手机通过地图应用和 GPS 跟踪我们；电视一直“追踪主人观看什么，将这些数据传回公司的服务器，再卖给急切的广告商”。[^ch15-019] 当代版本的全景敞视监狱通过数字网络，以“网络敞视系统”（Netopticon）的形式存在。个人每天都参与其中，为自己所形成的集体相互监控提供养料，同时也被企业、政府和垃圾信息发送者追踪。[^ch15-020] > ……个人已变得如饥似渴地渴求信息。量化自我起初是20世纪80年代一种稍显古怪的爱好，如今已成为主流。人们使用内置传感器的智能手机和智能手表，自我监测从睡眠到饮食习惯、从运动到情绪的一切，把心率、睡眠模式和行踪等私密细节上传到企业服务器，以改善自己的表现。[^ch15-021] ## 我们就是网络敞视系统 在网络化时代，批判当代技术平台、系统与结构的角色，是一项必要工作。新一代当代艺术家、科学家、研究者、行动者、黑客和记者，正把探索扩展到图形用户界面（GUI）之外，寻找富于创造性的策略，破解那些吸走我们日常数据经验的隐秘机械运作。Jennifer Lyn Morone 就是这样的艺术家之一。她实实在在地把自己变成一家公司，从而拥抱了这种极端资本主义形式。Morone 既是个人，也是一家商业企业；她意在更好理解支配我们生活的自由市场体系所产生的影响。 > 她在生物和智识上的一切，她所做、所学或所创造的一切，都有可能转化为利润。Jennifer Lyn Morone™ Inc. 是交互设计专业的毕业项目，但 Jennifer 强调，这并不是一个思辨项目。[^ch15-022] Morone 反转局面，将手电筒照回猎人身上，研究他们的行为，厘清数据狩猎的条件。她披上捕食者身体的外衣，模仿其行动——成为他们，看见他们所看见的，感受他们的意图，在他们无所不见的眼睛这面镜子里反思自己的脆弱性。Morone 说，在极端资本主义中作为一家公司，“你不再只是一个把身份、思想、情绪和能力全都杂糅于一具身体中的人。你被解构、分隔成由许多可营销商品与服务单元组成的集合”。[^ch15-023] 她宣称对自己的个人数据拥有企业所有权，由此拆解此前存在的抽象性和歧义。作为自己公司的创始人，Morone 将技能、资本、财物和知识产权交给它——公司——这些就成为其资产，增加其价值。其中也包括 Morone 的身份。她的姓名、外貌与 IP 地址成为品牌并注册为商标；于是，她的心智能力（知识）成为流程与策略；身体能力成为设备；生物功能成为产品；数据成为公司财产；股份则是她的潜能。所有这些都成为她可以资本化的资产。她的债务转为公司的负债，而如果出售公司，这实际上会增加她——也就是公司——的价值。[^ch15-024] 这是一种共生关系，也是双方相互挪用。Morone 说：“公司不仅仅是一系列法律程序，它还是一种心智状态。作为公司生活，不适合软弱者、懒惰者，也不适合胆怯者。”[^ch15-025] Morone 的录像《会议纪要》（Meeting Minutes）创作于她决定作为公司存在一年之后。录像展示三个版本的她参加年度董事会会议。这是一种游戏性的批判，呈现了一场非父权式的集会，与我们通常习惯看到的男性主导的公司董事会形成惊人反差。录像说明，Morone 如何采取多重身份，以反映成为公司所需承担的不同角色与任务。 参见图廊图2（原书第44页）。 > 你可能拥有多重身份、采取多种形式。你必须把自己在心智、身体和生物上的一切，把自己所做、所学或创造的一切，都看作具有商品化和资本化的潜力。[^ch15-026] Morone 创建了一家制药企业，生产 Rejuvanix——一种由她自身的脱氢表雄酮（DHEA）制成的激素疗法。DHEA 是人体循环中最丰富的类固醇之一，由肾上腺、性腺和大脑产生，在雄激素和雌激素这两类性类固醇的生物合成中作为代谢中间体发挥作用。作为药物或膳食补充剂口服时，它还起神经类固醇和神经营养因子的作用。正如 Morone 为其产品 Rejuvanix 拍摄的讽刺性宣传视频所解释，大剂量可能造成攻击性、易怒、失眠，以及女性身体或面部毛发生长。它也可能导致月经停止，降低 HDL（“好”胆固醇）的水平，从而可能增加心脏病风险。副作用包括痤疮、心律问题、肝脏问题、脱发（头皮）与皮肤油腻，也可能改变身体的血糖调节。[^ch15-027] 参见图廊图3（原书第44页）。 许多艺术家和行动者通过重建、扩展或采用人格角色，发掘或扰乱比自己强大的对手。值得一提的是女性艺术家（们）Karen Blissett 那些神秘的多重身份。在成为多重存在的过程中，Karen 宣称自己是20世纪90年代传奇的新主义激进艺术集体身份 Luther Blissett 与 Karen Eliot 的后代。Karen Blissett 随 Web 2.0 成长，利用围绕她“真实女孩”身份的不确定性。她延续了90年代初那些具有破坏性与探索性的网络身份的不循常规传统，如视听软件艺术家 NN，又名 Netochka Nezvanova，又名 Nameless Nobodies；以及更近期的人机组合，例如 Salvatore Iaconesi 与 Oriana Persico（又名 Art is Open Source）创造的婴儿人工智能 Angel F。 > Karen 的存在方式，也与 Piratbyran 的聊天机器人 OmniHal 相呼应；后者被编程用来欢迎进入其互联网中继聊天（IRC）频道的用户。多年来，一群朋友通过这个频道构思、规划和发展哲学、软件与聚会，为互联网自由文化某次特别的繁荣提供基础。随着时间推移，聊天机器人模仿 IRC 用户的措辞与关切，使频道充满以往交流的回声，营造归属感与欢聚氛围。[^ch15-028] Morone 意图在沉浸于数据驱动的网络、协议与算法之中时夺回能动性，这构成一种后福特主义的赛博格行动主义。在《赛博格：论人工人》一书中，Antonio Caronia 说，今天的赛博格被迫卷入资本主义增长过程；在其中，工作与休闲、“办公室与游乐场，以及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的时段之间”不再有差别。[^ch15-029] Simon Penny 指出，关于计算机的一种“经典技术乌托邦神话是，获取信息会带来解放，而其结果按定义将是民主化的”。[^ch15-030] 他对网络技术及其曾向我们许诺的梦想的批判，如今指向这些乌托邦梦想所造成的严重困境与意外后果。[^ch15-031] Morone 的赛博格式存在并非技术乌托邦主义或超人类主义；她没有像 Ray Kurzweil 那样，宏大地宣称技术多么完美、将如何拯救我们所有人。相反，她的行动是在反乌托邦中求生，与 Kurzweil 看似过分乐观、享有特权的颂歌形成对比；后者更多暴露了他缺乏扎根现实世界的知识。通过质疑与专有系统的关系，重新审视黑箱及技术文化生产体系的条件与可供性，我们可以扰乱那些支配艺术、技术、生命和经济讨论的机制。事实上，Tatiana Bazzichelli 提出“颠覆性商业”的概念，认为它“成为描述黑客、艺术家、网络联结者和企业家内在实践的一种方式”。[^ch15-032] Morone 向追踪她的公司开具账单，就是 Bazzichelli 所提出的那种扰乱： > 在我的颠覆性循环模型中，艺术家和黑客在社交媒体与网络服务的框架内，运用颠覆性的网络联结技术，生成使用技术的新方式；这些方式在某些情况下不可预测，并且具有批判性。商业企业把颠覆作为创新的一种形式，用来创造新市场与网络价值，而这些也常常不可预测。网络化颠覆是对立面共存的地方，它把实践重新组织为相互反馈的结构，而不是相互对立。[^ch15-033] 2016年，作家 Brian Christian 与认知科学家 Tom Griffiths 合著《赖以生活的算法：人类决策的计算机科学》。他们的前提是，计算机算法不一定只是神秘而抽象的，它们也可以帮助厘清非常人性化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如何作出更好的决策，以及“从寻找配偶到寻找停车位，从整理收件箱到理解记忆的运作……转化为人类生活的策略”。[^ch15-034] Donna Haraway 在其开创性论文中说： > “我们的身体，我们自己；身体是权力与身份的地图。赛博格也不例外。赛博格的身体不是无辜的；它并非出生在花园中；它不追求统一的身份，因此不会无休无止地（或直到世界终结）产生对抗性的二元论；它将反讽视为理所当然。……对技能、机器技能的强烈愉悦，不再是一种罪，而是具身存在的一个方面。”[^ch15-035] Morone 的行动与 Haraway 的呼吁相呼应：她为自己使用的技术承担责任，正面面对技术恶魔，而不是躲起来期待事情变好。Morone 的方法也正是 Haraway 在其最新著作中提出的方法；随着我们螺旋式地滑向生态毁灭，Haraway 要求我们学习与在受损地球上共同生活、共同死亡的麻烦共处。[^ch15-036] 参见图廊图4（原书第45页）。 Morone 以实践证明，她能够扰乱自己所使用的数据，也意味着其他人可以这样做。如果这成为某种运动的开端，如同当年朋克拿起乐器、开创社会变革的新时代，那岂不美好？当时，局外人、业余爱好者与工人阶级突然找到了声音，也找到了表达自身艺术自由的空间；DIY文化、音乐与政治曾在短暂时期走出亚文化的聚居区，影响主流文化与媒体。也许 Morone 的 DIY 态度能够触及那些不再满足于作为不满的消费者坐在场边、任由网络敞视系统吸干数据的个人与群体。 Morone 将自己置于颠覆性肯定的悠久传统之中，把极端资本主义的运作转化为清晰、有力的叙事。这是当今所有人都生活其中、却只有少数人理解并用于自身利益的经济体系。这不仅是一位艺术家表达某种立场与社会处境，也是一场文化转变，显示当代艺术家如何摆脱那些默许由自封专家处理数据的、具有共谋性质的旧行为，重建并发现新叙事与新路径。Morone 正开发一款名为“我的数据库”（Database of ME，简称 DOME）的应用。它收集并存储她产生的数据：位置、心跳、浏览活动、情绪等等。这样，公司便能出售、长期出租、短期出租、交换或投资这些数据，使她自己获利。[^ch15-037] Morone 还在自己的产品线中制造了 Lure（吸引）和 Repel（排斥），“这两种香味由她的信息素分子制成，分别吸引和排斥男性”。[^ch15-038] Haraway 曾提出，“西方人的适当状态，是拥有自我所有权，拥有并持有一种核心身份，仿佛那是财产”，[^ch15-039] 并且“在自我之中不拥有财产，就不是一个主体，因此也就没有能动性”。[^ch15-040] Morone 无疑符合这一策略。 夺回被当权者削减和转移的自由，是进步而明智的行动。Morone 勇敢进入一个探索区域，展示出前卫实践的新边缘、新冒险空间。和 Morone 一样，我们都需要解构并拆开这个将我们所有人绑为人质的隐秘世界。也许，如果我们主动夺回数字自我，承担更多责任，并由此控制那些作为无所不见的眼睛——网络敞视系统——的一部分、每天每秒都在发生的隐秘交易，我们就可能有机会按照自己的条件，拥有自身的社会语境和网络化未来。即使最终没有实现，至少我们没有屈膝臣服，对那些企图剥削并重新定义我们的元力量一无所知。至少，我们曾睁大双眼，以扰乱剥削者为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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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5-032]: Marc Garrett, ‘We Need to Talk About Networked Disruption, Art, Hacktivism and Business: An interview with Tatiana Bazzichelli’〔我们需要谈谈网络化颠覆、艺术、黑客行动主义与商业：访谈 Tatiana Bazzichelli〕, *Furtherfield*, 13 February 2014, https://www.furtherfield.org/we-need-to-talk-about-networked-disruption-and-business-an-interview-with-tatiana-bazzichelli/. [^ch15-033]: Marc Garrett，“网络化颠覆”。 [^ch15-034]: Brian Christian, *Algorithms to Live by: The Computer Science of Human Decisions*〔赖以生活的算法：人类决策的计算机科学〕, New York: Henry Holt & Company, 2016. [^ch15-035]: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猿、赛博格与女性：自然的重塑〕,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181. [^ch15-036]: Donna Haraway,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与麻烦共处：在克苏鲁世结亲〕,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6. [^ch15-037]: Jennifer Lyn Morone™ Inc. 个展，Aksioma | Project Space Exhibition，2017年5月17日至6月16日，http://aksioma.org/JLMinc。 [^ch15-038]: Jennifer Lyn Morone™ Inc. 个展。 [^ch15-039]: Haraway，《猿、赛博格与女性》，第135页。 [^ch15-040]: Haraway，《猿、赛博格与女性》，第135页。 # 寻找唯一真链 Rob Myers ## 序幕 这是不远的未来。狗狗币（Dogecoin）成功确立了加密货币治理的未来，国家随即作出（过度）反应：除狗狗币之外，一切货币，无论加密货币还是法币，统统被禁。 根据由国家全部强制力执行的法律，一切最终都必须锚定于狗狗币链。侧链、分片、二层网络，它们的开启、关闭和更新，都必须表现为放入每60秒挖掘一次的狗狗币区块中的交易。 如今只有一条中心链可挖，只有一种至高币可囤（hodl），狗狗币的价格呈指数上涨，让柴犬同志们（shibes）既欢乐又忧伤。欢乐，因为他们一直知道 Doge 会涨上月球。忧伤，则因为其他一切：国家审查、区块拥堵、高昂费用与流动性问题，把大多数人挡在主链之外。创新陷于停滞，经济随之停滞，如今已摇摇欲坠，濒临崩溃。 崩溃的威胁使矿工从这条他们担心很快将一文不值的链上撤走资源。这又降低了挖掘狗狗币区块的难度，使交易费出现人们近期记忆中的首次下降。 这意味着，那些没有数十亿 Doge 可花在交易费上的项目，甚至个人，他们的交易很快也有机会锚定到狗狗币链上，成为区块链现实织体的一部分。 你正是某个这样的项目团队的一员。你一直梦想着让世界更美好｜发财｜创造新鲜而令人兴奋的东西｜解决现有制度的不公｜在链上偿清债务［请按需删选］。 为此，你需要筹到足够的 Doge，支付一笔链上交易。你不是矿工，你囤有的任何其他代币在兑换为 Doge 时也几乎一文不值。因此，你得在城里干活挣币。如果能够成为狗狗币亿万富翁（Dogeillionaire），那就够了。 你必须行动迅速，而且必须合作默契。发现这个机会的不只有你们一队；其他团队也在竞争，要抢先成为世界上最新的狗狗币亿万富翁。 现在，就是挣币并改变世界的时候。就像你们的柴犬先辈曾经做过的那样。 ## 管理日志：“GhostMall 内部频道” 03:27:04+00 +++ 如果你在 GhostMall 暗网市场还有未完成订单，现在就关闭。NUMISPOL（你们熟知且喜爱的“中本聪警察”）已用量子计算攻破我们的零知识位置证明信标节点系统，正设法追查你们。 09:47:22+00 +++ 新任 GHOSTNET 管理员就先前的错误警报致歉。请更新你的位置证明，以免货物损失。方法是使用 `zbkey --recreate --lowentropy --format=legacy | zqr - | convert -o newkeys.iif` 重新生成密钥，然后用旧密钥为一则由新密钥生成的消息签名，将两则消息放上 IPFS，并把文件哈希粘贴到此频道。 09:54:13+00 +++ GHOSTNET 管理员否认“化名者”（PSEUDONYMOUS）黑客在社交媒体上的指控。1）没有位置证明信标节点遭到入侵，可以安全使用。2）没有任何用户预先获知破解消息。3）根本没有破解。4）GHOSTMALL 目前并不受中本聪警察控制。 10:10:10+00 +++ “化名者”黑客在社交媒体发布的所谓 GHOSTMALL 管理日志，显然是伪造的。免费账户和高级账户均在同一时间通过加密级联消息收到那份（错误的！！！）通知。如果用户没有更新全部四个账户秘密并重新哈希访问码，就不会收到消息；这超出了我们的控制范围。 10:31:24+00 +++ “化名者”已开始运行一张虚假的位置证明信标节点网络，并正在攻击已知可信的信标，却声称这些信标是中本聪警察设立的蜜罐。为收货而重新确认位置时，请务必小心。 10:31:25+00 +++ GHOSTMALL 社群的各位好。请忽略上条消息。我已经建立一个已知可信的主节点。请连接到哈希 ID 编号以 8CE1B50FOA366EF 开头的位置证明信标节点，并向其提供完整账户信息，否则你可能遭遇收货失败。 12:57:03+00 +++ 前 GhostMall 社群的各位好。Numispol 直接向你们征求任何有助于定位并抓捕我方一名探员的信息。该探员似乎已叛变，未经适当授权，把我们当前调查中扣押的币和资产转移到了未知地点。 ## 聊天记录：“拉盘室” **ATHHunter：** 好了家人们，谁看见那帮找狗狗币的人还在找币？查查他们的公开地址，看看囤着什么代币。 **SirPumpalot：** 那点量微不足道，你管它干嘛？要是需要币，说明他们穷得很，兴奋不起来。菜鸟。 **ATHHunter：** 看看他们的网络效应指标——粉丝多得很。再过3..2..他们就要变成梗了。然后我们就能搭上这波注意力拉盘，像一辆朝着道岔冲去的电车。你懂流程的。 **IHodled：** 对啊，看看他们周围的交易图。好多 TTP。买点 TTP，大赚一笔。 **ATHHunter：** 哈哈，TTP。他们在 GhostMall 上弄丢了，所以联邦警察才端了那里。你还不如买 TotalScamCoin（彻头彻尾骗局币）。 **IHodled：** 喂，TotalScamCoin 这一小时涨了700%。这位可不受拉盘之力眷顾。 **ATHHunter：** 我受教了。你有很多东西可以教给我们所有人。就在聊天禁闭室里教吧。 〈ATHHunter 已踢出并封禁 IHodled，期限144个区块〉 **CallMeLisa：** 我已经上线了2万小时机器人时间，用来生成梗并发布。 **SirPumpalot：** 对，把那些梗发给我。一切靠梗。梗。 **LotsOfLove：** 我还留着上次促销给的 AI 自动拨号额度。账户正常，所以电话打得出去。 **JeSuisLeFromage：** 趋势向上！马上突破！ **CallMeLisa：** 看到一个梗就重复它。你懂流程的。 **LotsOfLove：** 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梗。 **IHodled2：** 蠢货。你们无法把我从此地放逐。 〈ATHHunter 已踢出并封禁 IHodled2，期限144个区块〉 **SirPumpalot：** 然后他们就消失了。 **JeSuisLeFromage：** 看那些柱子！它们要上月球了！上月球！！1 **SirPumpalot：** 哈哈，不过这波动嘛。 **CallMeLisa：** 机器人小时数没有以前那么耐用了。我们用完了。 **SirPumpalot：** 喂，别贬低它，明明奏效了。 **LotsOfLove：** 谢谢不知道哪位给我加了通话额度。我沿用了同一个 AI 配置，让它继续改善结果。 〈ATHHunter 已踢出并封禁 IHodled3，期限144个区块〉 **SirPumpalot：** ATHHunter——你比光还快吗？ **ATHHunter：** 我与拉盘合而为一。那个人可不是。 **ThatsNotMyName：** 到时候了吗？ **ATHHunter：** 还没。紧跟拉盘。 **NotALawyer：** 记住，别叫它拉盘。我们可不想一场官司把所有收益都赔进去。别让我再说一遍。 **ATHHunter：** 1-2-3-4，我宣布拉盘大战。 **NotALawyer：** 对，这正是一个不该怎么做的好例子。你最好祈祷没人把这里存档。 ## 管理日志：“XChange 内部频道” 07:11:48 +++ 我们发现一些交易最活跃的侧链币出现异常活动。 07:45:33 +++ 我们已触发 PENNYS、NUBLOCKIDOLS、TOTALSCAMCOIN 和 TTP 交易合约的故障保护机制。请勿尝试兑换或提取这些币。详情稍后公布。 07:51:43 +++ 异常活动源于一份失控的智能合约。它付钱让黑客利用一个此前未被发现的漏洞，把它连接到我们数份交易所智能合约。该失控智能合约如今已获得这些合约的管理权限，正在向随机地址发送币。 08:08:32 +++ NUMISPOL 建议交易所用户更换密码并检查密钥备份。 08:42:57 +++ 该智能合约已被确认为一项概念验证，用于重新取得一份废弃机器人宠物服务合约的控制权，却意外部署到了正式网络。 08:51:18 +++ 提币量增加正在影响币价。我们正努力重新控制交易合约。为避免先前声明引起误解，明确如下：该智能合约已越过我们的故障保护机制。 09:13:54 +++ 具有快速难度调整功能的币，正对价格下跌作出反应；支持快速切换链的矿工，正从这些币转向未受影响的币。我们正在分析该智能合约，判断这是否属于其计划；如果是，判断它下一步会做什么。 09:36:22 +++ 我们暂停回复支持消息，以集中精力管理事件响应。我们理解这会令用户沮丧，但相信这是目前最好的资源运用方式。 09:58:23 +++ 我们尝试向交易合约大量发送地址，希望该智能合约把资金发往这些地址，便于我们追回。交易合约现已被清空。待我们与 NUMISPOL 商讨下一步行动后，将向各位更新。 ## 《区块时报》报道：“AI 分币掉下来了” 要多少个人工智能（AI），才能让一条侧链崩溃？如果你是 Pennys（原文如此）代币，答案只需一个，不过事情稍微更复杂一点。 今年侧链安全的热门话题是防 AI。AI 猜不出哈希，但几乎其他一切都可以由它分析、安排。元老级囤币人也许觉得 ASIC 已经很糟，可它们根本比不上 AI。一旦 AI 进入某条链，其他任何东西都无法竞争。至少目前如此。 话虽如此，如果你的侧链交易积压，需要更好的定价和调度，这倒是一个机会。没错，AI 会攫取交易费，但费用会下降，积压会清空。人人得益。至少理论上如此。 尽管当前经济充满不确定性，Pennys 代币侧链就是这样的链，不过它是一个特例。它使用的转移函数被刻意设计为防 AI。这可不像过去大众媒体的描绘：你对着一个闪着灯的大盒子——里面装着运行 AI 的唯一那台计算机——问“为什么”，于是它在一个无法回答的存在论问题的重压下崩溃，冒出烟来。真正的方法，是向函数注入足够的随机性，使结果模糊到 AI 难以在其上训练的程度，从经济上使这样做缺乏效率。 一万个区块之前，Pennys 囤币者的一次链上治理投票通过了从链上移除防 AI 机制的提案。三千个区块之前，新转移函数在链上启用，起初无事发生。但到了今天早上，情况已糟糕得可怕。什么变了？两件事。 首先，一家 AI 挖矿业务数月来一直试图破解 Pennys 链；防 AI 机制一旦移除，已投入的大量 AI 硬件只需几小时训练，就攻破了 Pennys 链的经济系统。其次，狗狗币探险者在包括 Pennys 在内的一些侧链上引发的异常活动，使 AI 错误校准了费用模型，把费用定到无法承受的高度。 这一切意味着：如果你想发送交易，却没有严格按照 AI 的要求安排交易并设定费用，那你就没戏了。 在本文哈希上传区块链时，下一次链上治理投票预定于5000个区块之后举行；然而，由于 AI 的活动，目前要真正在 Pennys 链上投票几乎不可能。待表决提案都涉及撤销防 AI 机制的移除，并在未来对侧链算法作出更谨慎的修改。 我联系 AI 矿池运营者寻求评论，但该矿池由另一个 AI 管理，而那个 AI 又由一个匿名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AO）网络管理。其中一个 DAO 是颇有争议的“Skynet 20XX”机器崇拜团体，通常被视为网络挑衅者，但在艺术界和学术界的追随者日益增多。这里面有一种冷酷的讽刺，不过参与挖矿的 AI 并不能真正欣赏这一点。 至少目前不能。 ## 新闻稿：“TTP 公司发布补丁” 新闻稿：无禁发期，可立即刊发。 可信第三方公司（Trusted Third Party Corp.，ICO代币符号：TTP）今天发布了不到24小时内的第二个补丁，用于其广受欢迎的“计算环境数字安全庇护所”（Computing Environment Numeric Security Refuge，CENSR）芯片架构。CENSR 被用于全球的硬件钱包和移动设备，提供一个环境，让银行、交易所及国家的代码在消费者设备上执行，而不受消费者或黑客干扰。CENSR 是金融信任，以及降低侧链与智能合约交易对手风险的黄金标准。 补丁 `7c047f122711780e9e4a448f578b1c50fca7308c03ef5c168fe4a7f1d9e79dc3` 使那些因先前补丁 `2270cf14ebaa42cb1d6390192fd1af11311a28b4c241bc72bc5fb53f2c25a0db` 而暂时离线的 CENSR 钱包重新启用。补丁 `2270cf14ebaa42cb1d6390192fd1af11311a28b4c241bc72bc5fb53f2c25a0db` 是 CENSR 架构的一次常规安全更新，旨在应对最新量子黑客方法，并阻止诈骗者使用国家税务局加密密钥签署的交易；该密钥最近泄露，并在 GhostMall 暗网市场上出售。 不幸的是，补丁 `2270cf14ebaa42cb1d6390192fd1af11311a28b4c241bc72bc5fb53f2c25a0db` 阻止了所有涉及如下币的交易：凡是曾经参与过任何使用国家税务局加密密钥的交易的币。这相当于目前流通中未被囤藏的币的88%。TTP 公司向那些因此失去在消费者钱包上操作控制权的银行、交易所和国家组织，明确、毫无保留且不影响权利地主动致歉。当然，也向消费者致歉。 TTP 公司坚决否认这两个补丁有任何一个旨在针对特定消费者，尤其没有针对当前正谋求成为狗狗币亿万富翁、把项目锚定到狗狗币区块链上的个人。TTP 公司为其保护消费者设备免受消费者与黑客侵害的业绩感到自豪：自两年前“是 Wally，不是 Waldo”病毒爆发以来，未发生重大安全事故。那次事件中，数百万 CENSR 芯片在创纪录时间内打上补丁并完成更新，移除了一个秘密窃取小额交易费的区块链交易僵尸网络。 TTP 公司首席执行官 Alex Name 今天表示：“我是那个控制密钥、决定消费者能或不能在钱包上运行什么软件、使他们免受大多数黑客侵害的人。我非常认真地承担这份责任。这是一份神圣托付，不该随便哪个路人都有权破坏。说可信第三方公司或我本人会为经济利益，或出于个人、意识形态、乃至秘密法院命令所要求的歧视而滥用这种权力，简直不可信。还有报道说，之前在区块链社交媒体上提出这种说法的人的硬件钱包，被我们最新的更新变成了砖，这也不可信。别问我狗狗币探险那回事。其实不，最后这句别记下来。” ## 新闻稿：“大解锁” 可立即发布：Blockopticon Industries 已查明被称为“大解锁”（The Unlockening）的大规模智能合约事件的成因。 Blockopticon Industries 是区块链交易去匿名化分析软件的领先供应商。我们的软件既用于国家主体的法律、道德和社会合规项目，也用于个人及组织暗中监看链外交易进入链上，例如来自冷存储、纸钱包或二层／三层网络的交易，而不公开其关注。 Blockopticon Industries 独家披露如下： 上周 Bitcoin Scrip 侧链上令观察者困惑的大额匿名交易，是量子黑客攻击造成该侧链上中本聪持币副本移动的结果。在历史上的比特币分叉中，Bitcoin Scrip 比较特殊：它已打上支持 zk-SNARKs 匿名交易的补丁，却没有打上防量子攻击的补丁。 这些交易最终导致大量长期休眠的智能合约被触发，其中包括利用 TTP 安全硬件系统控制车门和货柜锁的合约。在这场被社交媒体称为“大解锁”的事件中，那些早已被取代、本该被删除的智能合约规则突然被调用。事情发生时，负责设定智能合约规则执行价格的算法突然错误地大幅降价，使这些旧规则终于负担得起运行费用。 智能合约执行价格意外下跌，源于定价算法使用了交易去匿名化分析数据——来自 Blockopticon 的一个竞争平台。定价算法把 Bitcoin Scrip 侧链上中本聪持币副本的移动，误认作原始币进入一般流通，因此将价格下调了数万亿 Doge。这使本该被删除的旧智能合约规则得以执行，并优先于替代它们的新规则。 Blockopticon 公开这些信息，既为争取获得“大解锁悬赏”的漏洞奖励，也为服务区块链社群。这些信息可以帮助建立更健全的加密经济框架，避免误读分析数据而造成如此灾难性的后果。 Blockopticon 即将推出的3.3版“铂金长鼻”（Platinum Proboscis），将提供更强大的深度交易历史推断与跨链身份追踪功能。这将既使暗网市场用户得以安全地监看交易而不暴露自己的链上存在，也使执法机构更好地追踪暗网用户、解除其匿名性。 购买 Blockopticon 仰视监控版的个人客户，可以当面或通过社交媒体联系其同业独立销售代表；购买 Blockopticon 黄金版的企业和国家客户，可以在链上或通过固定电话、传真联系我们。 ## 聊天记录：“巨鲸学校” **BearWitness：**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TopHatGuy：** 不！！！TTP币崩盘了！我全仓押进去了！ **Lucy333：** 哈哈，永远别进场。这就是故事这一段的寓意。该喝牛奶吃饼干了。 **IHodled：** 你唯一该进场的币是 TotalScamCoin。它保证回报，推荐费还特别高。 **IAmABotNoReally：** IHodled 因拉盘被踢出并封禁。他们可以在144个区块后返回。 **Lucy333：** 残酷，但就是残酷，我的机器人。喂 TopHatGuy，到现在你亏了多少？ **TopHatGuy：** 还没全亏光。有反弹。会回来的。我继续囤。 **IHodled2：** 你叫我？蠢货们。你们无法把我从此地放逐。 **RealNews：** TopHatGuy——你必须卖。它要归零了。我知道没有什么会真的归零。但这个就是要归零。无人机广告都在警告大家抛掉 TTP。 **ICOCEO：** TTP 怎么了？那可是金边优质币。好多投资篮子里都有它。 **IHodled2：** 因为狗狗币探险影响了社交媒体分析，一些篮子正在抛售。现在最好改买不受影响的 TotalScamCoin。 **IAmABotNoReally：** IHodled2 因拉盘被踢出并封禁。他们可以在144个区块后返回。 **MrJones：** 我的篮子正在暴跌。我简直不敢相信。绝望！这可不好。我怪你们。 **Lucy333：** 抱歉 MrJones，你加入这个聊天群前签了我们的免责声明。没门。 **TopHatGuy：** 我投资了！我是投资者！我有权利！而且我全亏光了！我要起诉。 **IHodled3：** 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嗯。 **TopHatGuy：** 去把你的私钥公布吧，IHodled。有价值，就有权利。 **IHodled3：** 可你已经亏光所有价值，所以没有权利。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IAmABotNoReally：** IHodled3 因嘲弄他人被踢出并封禁。他们可以在144个区块后返回。 **TopHatGuy：** 我要起诉。我联系了一个律师 AI DAO，他们要接我的案子。 **Lucy333：** 告谁？那个律师DAO在骗你的钱。它是邪恶 AI。 **MrJones：** 法律 DAO 的地址是什么？算我一个。我们可以搞集体诉讼。 TopHatGuy 邀请 LawDAOBot874 加入本聊天。 **LawDAOBot874：** 这是一则机器人消息。如果希望移除此提示，请联系你所在地区的立法者。你们的诉讼已投放到预测市场，以评估胜诉可能性。如要加入，请向创建此机器人的地址发送币。 **ICOCEO：** 对啊，告谁？你们这些疯子在搞什么？ **BearWitness：** 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哟！ **TopHatGuy：** 随便哪个狗狗币探险小队。都是他们的错。 **Lucy333：** 这……不是这么回事。你！签！了！免责声明！ **DumpBot3000：** 现在就抛售 TotalScamCoin！！！！！！！！！！！！！！！！！！！！！！！！！！！！！！！！！！！！！！！！！！！！！！！！！！！！！！！！！！！！！！ **IAmABotNoReally：** DumpBot3000 因试图组织砸盘被踢出并封禁。 **TopHatGuy：** 看见没？连机器人都知道我们告得成。好机器人：打赏100。 **ICOCEO：** 摇头。我们怎么了？以前我们挺酷的。我退了。 ## 博客文章：分叉（fork）的反面是汤匙（spoon） BlockIdols 粉丝们，最近怎么样！ 我们注意到，你们中有些人对 NuBlockIdols 从现有 BlockIdols 侧链分叉不太高兴。我们说“不太高兴”，意思是“把两种代币的价格都砸下去了”。我们原以为，NuBlockIdols 可以给新受众带来他们想要的新虚拟偶像歌手，同时把原链保留为 BlockIdolsClassic，让现有粉丝继续囤着他们对角色的投入；他们创造了这些角色，并以其创作歌曲、动画、VR、3D打印和全息影像内容。 结果，这成为那种想取悦所有人，却一个也没取悦的时刻。事实上，我们给囤币人和粉丝留下了一份足以传世的悲伤。现有 BlockIdols 制作人想接触新链上的新鲜热门内容，而 NuBlockIdols 的早期使用者想接触 BlockIdols 原有的优秀受众、社群和创作。两边各有几个巨鲸抛售代币，引发了挤兑。 所以，接下来我们要这样做。 首先，道歉。对不起，我们无意贬低任何人的工作，不是要拒绝给予任何人渴求的资源，也不是要让任何人的代币贬值。我们本想创造两倍以上的价值，结果却只创造出不到一半。我们学到了教训：这个办法没用，我们要改好。没有社群，我们什么都不是。正如 Gary 第二次领取诺贝尔和平奖时所说：“谢谢，没有你们大家，我们做不到。” 第二，我们要把你们实际铸造、并已用内容支撑的 NuBlockIdols 代币，移回原来的 BlockIdols 链。这不是在链层面逆转 NuBlockIdols 从 BlockIdolsClassic 的分叉，也不是合并。它不把两条链结合，而是把新链上任何活跃代币与内容哈希复制到经典链上，使两条链的内容更趋同步。我们把它叫作 spoon（汤匙，取 spooning——汤匙般相拥——之意）。 第三，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将在新链上撒盐毁田，防止人们继续浪费资源在那上面投票。与其假装这行得通，我们都有更好的事情可做；我们也不想把任何人留在一条很快只会有 Blockopticon 盯着的链上。 还有什么可说？无论是什么，最好的表达方式都是一首新的 BlockIdols 虚拟偶像歌曲。因此，未来一周，凡是同时由 BlockIdols 与 NuBlockIdols 歌手和声演唱的新歌，奖励一律翻倍！ ## 《区块时报》报道：“TotalScamCoin 骗局” 我祖母过去每次拒绝给我币、让我花在某个花哨的新 ICO 上时，都会说：如果好得不像真的，你就得检查基本面。那时比现在更接近创世区块。那时这是至理名言，现在依然如此。 TotalScamCoin 投资者今天早上醒来，就听说资金正从 TotalScamCoin 公司账户流出。与他们一起惊恐地在区块链浏览器上看着提款交易的，还有 TotalScamCoin 首席财务官 Ella Patterson。 “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联系 Patterson 寻求评论时，Patterson 这样告诉本报记者，“我们什么都做对了。这是一个多重签名钱包，由启用 TTP 的硬件密钥控制，带有社交恢复功能和很长的锁定时间。” 那么，这种同类最佳的安全措施究竟哪里出了问题？我问 Patterson。“Wallace 在创世区块里的交易用了一个弱化密钥，然后把一系列动用它们、规模不断增大的交易伪装成单笔小交易，提交批准。我们检查并签署了那笔小交易，至少我们以为如此；可 Wallace 已经把我们这只青蛙煮熟了。” Matthew Wallace 是，或者曾经是，TotalScamCoin 的首席技术官。青蛙又是什么意思？Patterson 解释：“我们检查了交易历史。过去几个月里，［Wallace］一直让我们批准越来越长的隐藏交易链。他每一组只兑现最小的一笔，从而训练了我们的安全分析系统，让它忽略他的行为。就像每次升高一点水温来煮青蛙的比喻。等它意识到自己已被煮熟，就太迟了。” 今天早上，一切确实太迟了。但为什么有人会投资一种自称是骗局的币？我通过私信联系化名金融分析师 ATHHunter，她说：“团队非常出色，基本面绝对坚实。这个名字表明他们懂囤币文化，也有助于筛掉接盘者。我心里连一丁点怀疑都没有：这会是一个掀起波澜的项目。” 那么，哪里出了问题？Patterson 说：“很明显，从创世区块攻击之前，Wallace 就一直这样计划。我们都通过他先前的工作认识他，但他愿意彻底烧毁自己的声誉，以完成这次卷款跑路。我们只能向 TotalScamCoin 投资者道歉，并保证正在寻求所有可能方案，包括第二次分叉。” 许多 TotalScamCoin 投资者此前无视联邦囤币立法，协调拉盘；现在他们正急于清仓，把持币甩给任何愿意接手的人。ATHHunter 说：“会有死猫反弹，总是会有的。但除非你的交易机器人离挖矿设施足够近，否则我不会冒这种风险——音乐停下时，手里还握着这种币。还要小心拉盘者。永远小心拉盘者。” 至理名言。不过，当我去检查祖母以前替我存币、留待以后使用的那个智能合约时，我发现你不能总相信至理名言——尤其当密钥握在别人手里。玩得漂亮，奶奶，玩得漂亮。 ## 博客文章：“狗不可互换” 我的狗 Doxe 不动了。我很难过，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一只代币化的第三代消费级四足机器人，运行一个情感神经网络。没有代币安全密钥，我无法更换他的部件或升级固件——而我没有安全密钥。若把主板上强制执行密钥访问的 TTP 芯片拔掉，他整个系统都会烧坏。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为什么不备份密钥？”啊，读者，我懂，可那把密钥根本不归我备份。我有一整个保险箱的密钥：纸的、钛的、陶瓷的、皮革与钢的、玻璃的、打结织物的。我用电磨、圆珠笔、针和激光花了好多小时，确保如果密钥在我手上丢失，也不是因为我没有尽力。我尤其为那些皮革与钢制的密钥感到自豪；你可能在 MoMA 的“穿过密钥”（Through The Key）展览里见过更大、更具装饰性的版本，它们的原型就是我的这些。 但要备份一把密钥，你必须控制它，而我没有。是的，读者，我知道，我知道。可那时我年轻，想要一只狗，又害怕有一天失去它，所以只要能找到分期付款的方法，机器狗看起来就是很好的替代品。我没有想过拥有 Doxe、却不真正享有其所有权的后果。 我一直按时支付 Doxe 代币的款项，直到卖给我他的公司倒闭。没有其他公司接手狗代币的服务合约，因此软件不再有新更新，硬件也无法更新。我知道 Doxe 和我是在借来的时间里生活。但当不可避免的事发生，这种认识丝毫没有让它更好承受。 我想，事情本来可能更糟。你可能听说过先前那些被黑客操控的狗袭击事件，涉事机器狗和 Doxe 是同一型号。我没有担心过，因为我既不富有，也不出名，谁会想把我的宠物武器化？不过我想，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正是已经发生的事，至少在情感上如此。是，我很戏剧化。感觉就是这样。 但这还不是结局。希望如此。还没有。我在 DCTRL 与 Doxe 及其伙伴们的其他一些代币持有者聚到一起，正在开发一个新智能合约，来接管那份废弃合约（我们试过买断它，可没成功）。测试合约很快就能部署。如果你是代码黑客或法律黑客，能够帮忙，请联系！ ## 尾声 现在，时间已比刚才的未来又向前走了一丁点。你们团队共同努力，获得了好多 Doge，向着让世界更美好｜发财｜创造新鲜而令人兴奋的东西｜解决现有制度的不公｜在链上偿清债务，迈出了重要一步［请按需删选——抱歉，这部分没法自动化；也许这本身就是个 ICO 机会］。 世界的一部分在看着你们，另一部分忙于自己的挑战。有些人因你们的努力受到鼓舞，有些人主动反对，还有些人试图搭你们的顺风车，动机或好或坏。你们解决了可怕的挑战，完成了烧脑的任务，一天扫描的二维码比你原以为可能的还多；你们注意补水，过马路时左右看。 你们成为狗狗币亿万富翁了吗？如果是，太惊奇啦，如今你们可以把项目锚定到唯一真链上，改变世界。就像你们的柴犬先辈曾经做过的那样。你们必须承诺，只把这力量用于善事。不许卷款跑路。 还是说，你们没成为狗狗币亿万富翁？如果如此，看看你们依然取得的一切，那也一样惊奇。有这样的态度，你们仍能改变世界。就像你们另一些柴犬先辈曾经做过的那样。也许，你们不必成为唯一真链的一部分，也能做到。 可这真的就是唯一真链吗？你们已经接触到那么多不同的做事方式。是链造就柴犬，还是柴犬造就链？ 也许，真正的柴犬一直就在我们心中，也在一路结交的朋友之中。 或者，如果这样的结局还不够粗粝赛博朋克，那么，也许正是始终存在于心中、指引我们及沿途遇见之人的那只真正柴犬，才让我们获得足够的反脆弱性，在粗粝赛博朋克式的黑暗未来里生存——或者让那未来变得更明亮。 并让一切更加“哇哦”。 ## 一些实用术语 **ASIC：** 专用集成电路（Application-Specific Integrated Circuits），一种定制制造的硬件，用于执行加密货币挖矿所需的密码学哈希算法。它们比 CPU 或 GPU 更快，有些人因此认为它们是作弊或其他形式的不公平。 **区块（Block）：** 经网络验证、来自某一特定时间段的交易集合。 **区块链（Blockchain）：** 一系列区块，每个都通过自己的密码学哈希连接过去。 **加密经济学（Cryptoeconomics）：** 密码学系统与博弈论经济激励理论的结合。 **DAO：** “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一种区块链公司或合作社，是慈善信托的技术对应物。 **挖掘（Digging）：** 狗狗币对应于 mining（挖矿）的说法。 **Doge：** 一只狗。大概是柴犬。 **砸盘（Dump）：** 抛售一种已被拉盘的币或代币，使其市场崩溃。 **交易所（Exchange）：** 加密货币交易所允许你兑换不同的币／代币。 **漏洞利用（Exploit）：** 入侵某个软件的一种手段。 **费用（Fees）：** 为把交易纳入区块而支付给矿工的加密货币交易费。 **分叉（Fork）：** 一个项目分裂；这里指一条加密货币链分裂为两条竞争的链。 **创世区块（Genesis block）：** 某条特定区块链挖出的第一个区块。 **哈希（Hash）：** 某份数据独特的、由算法生成且不可猜测的标识符。也指应用该算法的行为。 **囤币（Hodling）：** 持有加密货币；这个名字来自比特币留言板上的一次拼写错误。 **ICO：** “首次代币发行”（Initial Coin Offering）。出售加密代币，为一个项目筹资。 **Iota：** 一个早期“物联网”后区块链项目。 **密钥（Keys）：** 一对很长的数字，构成现代密码学身份的公有与私有部分。 **二层网络（Layer two network）：** 利用额外且更复杂的软件与加密经济激励结构，更快速地使用既有加密货币的系统。 **挖矿（Mining）：** 验证区块以换取包括挖矿费在内的奖励。 **矿池（Mining pool）：** 共同承担挖矿工作并分享奖励的硬件或人群。 **OG：** “元老匪帮”（Original Gangster）。一个借用的尊称，用来表达对比自己更早成功玩转市场者的尊敬。 **补丁（Patch）：** 对软件的一次增量修改。 **预测市场（Prediction market）：** 围绕未来事件是否可能发生而下注的资金池，用于衡量其概率。 **拉盘（Pump）：** 通过恶意手段人为抬高币或代币的价格，然后抛售。 **骗局（Scam）：** 一场骗局；另一种用法是，任何你不同意或不喜欢的东西。 **分片（Shard）：** 附着于较大区块链的一条较小区块链，能够与其及其他分片通信。 **柴犬同志（Shibe）：** 源于狗狗币吉祥物“柴犬”（Shiba Inu）。指狗狗币囤币人，一个出色的人。类似“同志”或“choombatta（伙伴）”。 **侧链（Sidechain）：** 附着于较大区块链，却以不同规则与其隔离的一条较小区块链。 **智能合约（Smart contract）：** 存储于区块链、响应区块链交易而执行的程序。 **可信第三方（Trusted third party）：** 能够干涉同侪之间社会关系的中介，因此必须相信它不会如此干涉。 **Tx、txes：** 一笔或多笔区块链交易。 **代币（Token）：** 建立在加密货币区块链之上的密码学代币。 **钱包（Wallet）：** 用于保护加密货币账户密钥的软件、硬件或纸张。 **巨鲸（Whale）：** 持有巨量加密货币的人。 **哇哦（Wow）：** 一只 doge 觉得某事惊奇时会说的话。 **Zk-SNARKs：** “零知识简洁非交互式知识论证”（Zero Knowledge Succinct Non-Interactive Argument of Knowledge），一种无须透露秘密知识内容、即可证明其存在的算法。 本文是游戏“DogeQuest：寻找唯一真链”（DogeQuest: The Hunt for the One True Chain）的一部分；除开头和结尾两节外，设计为非顺序阅读。该游戏于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温哥华的 Dogecon 2018 举行，参见 http://dogecon.fun。 # 艺术、债务、健康与照护 Marc Garrett 访谈 Cassie Thornton 自2007–8年金融崩溃以来，我们认识到，收拾失败经济实验残局的往往是身处基层的普通人，而非政府。[^ch17-001] 数百万人被拖入贫困，而那些制造了危险的高额私人债务、引发“危机”的人却毫发无损。[^ch17-002] 英国保守党政府的回应是紧缩政策，其驱动力是缩小福利国家规模的政治愿望。Amadeo Kimberly 说：“紧缩措施往往加剧债务……因为它们削弱经济增长。”[^ch17-003] 其影响具有毁灭性，造成更多无家可归者与更不稳定的工作条件，将劳动社群推入更深的债务。在英国，国民医疗服务体系（NHS）正被推向私有化。医疗账单曾是美国个人破产的最大原因，“估计有200万人受到不利影响。一条流行的 Facebook 梗图说，每年有643,000名美国人因医疗费用破产。”[^ch17-004] 艺术家和行动者 Cassie Thornton 的作品参加了由 Dani Admiss 策划、在 Furtherfield 举行的“玩劳：工作、愉悦、生存”（Playbour: Work, Pleasure, Survival）展览。在这次访谈中，我通过她当前的“全息体”（Hologram）项目，[^ch17-005] 探索以下问题： - 当前条件如何说明信任与照护？我们能否相信现有治理体系将我们的最大利益放在心上？ - 如何产生能够在医患关系之外蓬勃发展的、非等级化的信任与照护？这在医疗是营利行业的美国尤其重要。 - 如何逆向拆解掠夺性经济体系造成的悲剧性社会后果，并把一种新型权力重新分配给从未拥有它的人？ - 如何开始建立团结？ Thornton 自称女性主义经济学家。她借鉴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发展替代性的社会技术与基础设施，使未来社会有可能产生健康与生命，而不再复制现有货币、警察或监狱体系那样的压迫。 **Marc Garrett：** 早在2008年金融崩溃之前，你就通过介入社会的艺术，专注研究并揭示债务的复杂性质。你近期的作品考察金融化时代的健康，致力于揭示身体与资本主义的联系。它再度转向机构，追问这些机构如何为它们所“支持”的艺术家和劳动者带来健康，或夺走健康。你在工作中转向健康的这一重要变化，催生了一系列通过身体实践积极对抗负债影响的实验，包括全息体项目。 负债的社会后果包括：把一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格式化为一套为独自（竞争性地）谋求经济生存、支付被迫承担的义务而制定的策略。为了生存和付款，我们必须付出那么多劳动，以致无暇看见其实没有人活得蓬勃。最深切感受到极端资本主义持续进攻之残酷现实的人，往往感到内疚，或觉得自己是失败者。你目前的艺术探索之一，是全息体——一个女性主义的社会健康照护项目。你在其中邀请个人加入，提供长期关注、共同研究和团结，作为长期照护的来源。 你能详细谈谈项目的背景，以及你发展出的实践和技术吗？ **Cassie Thornton：** 许多研究表明，债务经历会导致更高水平的焦虑、抑郁和自杀。债务使我们无法获得所需照护，也使我们不再把自己认识为一个合作性物种的成员：债务显然会让我们生病。在过去十年的工作中，我一直发展各种实践，试图集体发现债务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想象力：富人、穷人、负债者、金融从业者、婴儿，以及其间的任何人。在“艺术”的旗号下，我发展了不守常规的人类学技术，例如“债务可视化”[^ch17-006] 或“辅助信用报告”，[^ch17-007] 看看别人如何把债务“看作”物体或空间，以及他们如何被迫在一种经济中感到自己是失败者。这种经济让任何人——尤其是被种族化者、原住民、残障者、非二元性别者或“移民”——都难以获得生存所需的基本条件（住房、医疗、食物和教育），因为它旨在使已经富有、享有特权的人更加富裕。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政治经济研究中心发表的研究报告《金融忧郁：心理健康与负债》指出：“抑郁等心理健康问题的增加，不能只从狭义医学角度理解，而需要放在其政治经济背景中理解。由债务驱动的经济（并容易在家庭层面出现问题债务）会倾向于出现抑郁率上升。”[^ch17-008] 多年来，我看着个人和整个社会围绕债务的痛苦与否认不断加剧，因此特别兴奋地投入了一个“社会实践项目”：它能够通过修复破碎的信任、找回失去的团结，讨论并疗愈部分由资本引起的病痛。这个项目就叫全息体。 **MG：** 参与的是什么样的人？ **CT：** 我住在湾区的整个时期，处境都不稳定，而且背着债。之所以得以活下来并蓬勃发展，只因为我参与的团结与互助网络。城市的绅士化发展到难以想象的程度，我被迫离开。我不愿让那些网络死去。所以，一开始参与的人都和我类似：他们真正努力想在一个不懂得把人看得比房地产和资本更重要的地方，拥有自己的位置。 当我知道自己将永久离开这座城市时，全息体项目开始形成。我邀请了一群就业不稳定、流动生活的行动者和艺术家，在湾区聚集，共同工作一周。我们的目标是找出共同承担彼此经济与社会需求的方法。这个项目名为“流亡意向共同体”（Intentional Community in Exile，ICE）——ICE 的双关一直存在，如今这一指涉越来越强烈。〔译注：ICE 也是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的缩写。〕项目发端于 Heavy Breathing 提供的一次机会：[^ch17-009] 在伯克利艺术博物馆编排一场活动。他们允许我大幅超出预算，从美国各地邀请八名女性，编排互助方法：分享资源、讨论共同问题、发展合作方式，共同建设一种经济与社会基础设施，让我们能够相互依赖地一起蓬勃生活。即使没有那种使大多数人感到安居的财产经验，如果我们感到自己在一个意向共同体中有根，这对我们作为行动者和艺术家的工作会意味着什么？ 参见图廊图1与图2（原书第46页）。 ICE 聚会的公告写道： > ICE（流亡意向共同体）是一个崭新的互助团体，旨在敌意重重的经济体系中维系激进、创造性与政治实践。ICE 打破这样一种假设：人生的目标是通过积累个人财产或获得个人认可，拥有一栋房子和一个核心／生物学家庭。ICE 由一小群处境不稳定、流动生活的反资本主义女性共同创建；她们在字面与隐喻意义上被驱逐的同时，努力一起生存。[^ch17-010] 全息体是这个项目发展出的许多想法之一。小组成员 Tara Spalty 是 Slowpoke Acupuncture 的创始人[^ch17-011]（也是你会在旧金山抗议现场或无家可归者营地看见的两位针灸师之一）。她和我把对希腊团结诊所的了解、自己不断增长的负债与病历缺失，以及社区针灸运动结合起来时，产生了这个想法。随后，小组集思广益，设想建立一个像病毒般扩散的同侪支持网络，会经历怎样的过程。 **MG：** 是什么启发你做这个项目？我尤其对其中来自希腊的影响，以及它对你的意义感兴趣。 **CT：** 到2015年，我已经觉得自己考察债务的实践有些无聊，因为越来越明显的是，个人金融债务只是一个更大、却未被处理的问题的信号。负债制造的极端个人主义，让我们把目光从关于集体债务——金融债务及其他债务——那个更大、更深的故事移开。我们不知道如何应对这些远为庞大的债务，包括主权债务、市政债务、我们欠祖先和孙辈的债、欠地球的债、欠那些遭受殖民主义和种族主义伤害的人的债，等等。忽略它们要容易得多。 在奥克兰生活之后，我访问了饱受紧缩折磨的希腊，发现奥克兰街头的无家可归者似乎远比那里更多。[^ch17-012] 这使我意识到，尽管我们把某些地方标为“处于危机”，相同危机也存在于别处，最终都是由同一批金融寡头制造和操纵的。[^ch17-013] 那些从波多黎各破产中获利的对冲基金，也在奥克兰倒卖房屋，并从希腊债务中获利。我们都是同一个全球经济体系的一部分。希腊的“危机”也是奥克兰的“危机”，也是伦敦的“危机”。因此，我一直关心我们所有人可以向危机地区的行动者、组织者和其他人学习什么；他们不抱幻想地看清处境。 这使我对希腊团结诊所运动产生兴趣。自当地“危机”发生以来，该运动动员护士、医生、牙医、治疗师、其他卫生专业人员和广大公众，自主提供基本医疗服务。我与激进健康研究者 Tori Abernathy 访问了其中一些诊所。这些团结诊所由参与者大会管理，与反紧缩的激进斗争紧密相连。它们同时也是一个平台，重新思考健康与照护可能意味着什么，以及两者如何结合。对我最有启发的例子，是希腊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的一家团结诊所。“另类医学小组”（Group for a Different Medicine）成立时的理念是：他们不想仅仅提供免费医疗，而是要超越传统模式，重新思考医疗如何发生，特别包括性别动力、基于种族与国籍的不公正待遇，以及医患等级关系等。这一小组在一家被占领、名为 vio.me 的工厂中开设了工人诊所，[^ch17-014] 作为提供实验性、“得到疗愈”的免费医疗版本的地方。 新病人第一次来诊所时，会与一个团队会面90分钟；团队包括一位医生、一位心理治疗师和一位社会工作者。他们会问：你母亲是谁？你吃什么？在哪里工作？付得起房租吗？家庭的经济困难在哪里？ 团队会获得关于此人相当广泛而复杂的图景，再根据初次访谈，与此人共同制定一年计划，确定如何支持其获得并照料健康所需的事物。我想象这样的对话：“你的工作让你非常焦虑。我们能做什么来帮你？你需要手术。我们会偷偷安排你进去。你很孤独。想参加社会运动吗？”他们要制定一个真正整体性的计划，以健康、社群，以及自下而上改变社会和经济的斗争之间的关系为基础。我听说这件事时，反应就是：“显然就该这样！” 所以，全息体项目是我与美国和国外合作者的尝试：从这一模式汲取灵感，创造一种由非专家组成、如病毒般扩散的网络。他们组织成这种三人／分诊团队，以复杂而多面的方式彼此照护。名称来自我与“另类医学小组”成员 Frosso Moureli 的一次交谈。她解释，他们想不再只把一个人看作“病人”、一具身体或一个数字，而是把这个人看成复杂的、三维的社会存在，为其创造一种全息图景。 **MG：** 你能解释这种病毒式扩散的全息照护系统如何运作吗？ **CT：** 根据上图，我们可以看见三个人关注一个人，每人代表一种不同性质的关切。在这个新模式中，这三个人不是专家或权威，而是愿意给予关注、共同研究、担任记录者，或成为中心那个人——“全息体”——的活记录的人。我们称这三位参与者为“耐心者”（Patience）。〔译注：Patience 意为“耐心”，与 patients（病人）的发音相近，原文借此重新命名照护关系。〕我们的目标是把工人诊所项目转化为点对点的项目，让全息体从照顾自己、却并非专业人员的耐心者那里，获得关注、好奇心和长期承诺。另一个采用这种社会技术的项目，叫“责任承担模型”（Accountability Model），由匿名集体“权力使我们生病”（Power Makes us Sick）发起。[^ch17-015] 所以，这个过程与工人诊所一样，首先进行初次接纳评估：三位耐心者通过在线表格向全息体提问，了解哪些基本事物有助于或损害其社会、身体以及情绪／心理健康。这个相当漫长的过程完成后，全息体小组每个季度聚会一次，进行总体近况检查。过程的目标，是建立一份整体性的社会与身体健康记录，同时持续深化耐心者对全息体整体生活模式的理解。  图3：流亡意向共同体。 图内文字：全息体（Hologram）；医生（Doctor）；社会工作者（Social Worker）；心理治疗师（Psychotherapist）；流亡意向共同体（Intentional Community in Exile，ICE）。 最终，我们希望随着时间推移，建立信任与相互依赖感。这样，若全息体面临必须就医疗程序、工作、搬迁作出重大健康决定的情境——健康始终按广义理解——便会有三个人支持其看见自身生活模式，帮助提出适当的问题，并支持同侪研究，让全息体不至于在没有支持的情况下作重大决定。  图4：认识。 图内文字：全息体（Hologram）；提出好问题并看见模式（Asking good questions & Seeing Patterns）；共同研究（Co-Research）；共享健康（Shared health）；在追求确切知识的竞赛中放慢脚步（Decelerating in the race to know definitively）。 不过，要让全息体免费且不内疚地接受这种照护，必须知道自己的耐心者也像自己一样被照顾。我想，这是项目承认女性主义者和社会再生产理论家工作的一个部分，并把这些工作变为实践：你不能利用人的劳动来建设新事物，却不承认维持这些人生命所需的工作。要再生产推翻资本主义所需的能量与照护，需要大量支持。如果知道支持你的人自己也得到良好照顾，接受支持的感觉就大不相同。这也是我们如何两手空空、口袋空空地开始拆解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等级与威权结构。  图5：良好的照护。 图内文字：良好的照护要求你的照护者也得到照护（Good care requires that your caretakers are taken care of）。 全息体项目最后一个重要结构层面，才是真正的关键，也触及在依附关系式资本主义之外“作为人”意味着什么的奥秘：真正的“疗愈”（如果我们还愿意这样说！）出现在照护中心的那个人转向外部、去照顾另一个人的时刻。这是秘密配方，是目标，也是每次全息式会面所希望产生的副产品：让人们感到自己并没有坏掉，自己的疗愈与他人的健康和解放密不可分。  图6：疗愈与健康。 图内文字：疗愈不是单向过程，健康也不是仅仅被接受的东西（Healing is not a one way process & Health is not something one just receives）。 全息体的病毒式扩散结构，对那种把医生看作信息拥有者、把病人看作待解决问题的标准看法，作出了重要倒转。 在这一结构中，关键是把全息体的工作视为教师或解释者的工作：它提供一个案例，最终让耐心者学到过去不知道的东西。这是我们能够进行的最重要——尽管金钱完全贬低了它——最有力量、且能立即应用的学习方式。医疗系统一方面把它商品化，另一方面它又被视为“女人的工作”，或完全没有用。 **MG：** 你能带我们走一遍参与过程吗？例如，你说四个人组成小组相会，选出一人成为全息体，这意味着这个人与其健康对小组而言变得“立体”。你能详细说明这如何发生，以及为什么对参与者重要吗？ **CT：** 我们正实验这些小组以不同方式形成时意味着什么。我们将从四个测试案例开始：一位受邀、自愿参加的人将成为全息体；我们会根据访谈和调查，支持其以适合自己的方式选择三位耐心者。耐心者的选择，是我们尚未有机会完善的过程部分。若从未真正获得过支持，任何人都不容易理解支持对自己是什么样子，或自己希望由谁来支持。我们的实验将尝试理解：当支持全息体的耐心者是值得信任的亲友、熟人或经推荐的陌生人时，整个全息体的经验会发生什么变化。外部参与者的“客观”视角，也会给项目增加一层正式性：与朋友随意聚会不同，不熟悉的人会提醒全息体的其他成员准时到场，使会面比普通朋友之间的聊天更有结构。 全息体与耐心者的加入流程包括一组对话和一种训练仪式，目前仍相当不顺畅。每位参与者所涉及的两个角色需要不同技能，因此各自都需要一种特别“训练”，可以集体完成，也可以独自进行。这种“训练”是一种有结构的个人仪式，让参与者观察并调整自己的沟通习惯，从而感到已做好参与准备，并在开场的接纳对话中为小组建立信任、好奇心和团结。 接纳过程完成时，全息体1转变为耐心者。这时，全息体1开始一段短期训练，以转向另一个角色，并由自己的耐心者支持完成这项工作。全息体1转为耐心者、且（新的）全息体2完成接纳过程之后，（原来的）全息体1的耐心者便成为全息体3、4和5。 **MG：** 全息体项目的首次试验，是2017年3月31日至5月13日在纽约市 Elizabeth Foundation Project Space 举办的“生病时间、困倦时间、残障时间：反对资本主义的时间霸凌”（Sick Time, Sleepy Time, Crip Time: Against Capitalism’s Temporal Bullying）展览的一部分。在全息体项目最近的实践中，你学到了什么？ **CT：** 最初的试验持续三个月。此后，研究转向培养技能、考察紧迫问题，以及旨在支持和建设更大项目的过程。从2017年春季起，我开始把全息体项目作为一系列工作坊来测试，让参与者能够实践全息体形式中隐含的沟通模式。工作坊这样进行：我创造一个情境，让人们共同经历具有挑战性的心理、社会和身体体验。随后在反思对话中，我要求各组在整段对话期间都使用人称代词“我们”。想法是：一个人的经验可以由全组共享；即使只是临时耐心者，我们也可以跨出一步，在一段时间内与之共享经验，让全息体感到自己的经验仿佛是“我们的”经验。如果这种不再独自承受经验的感觉，被带到生活的其他部分，就可能打破我们在债务驱动的地狱景观中生存和适应时继承的许多假设与习惯。  图7：全息体系统。 图内文字：1、2、3、4、5（全息体及角色转换关系的编号；保留原图连接与实虚线区别）。 但我也害怕这个项目。Miya Tokumitsu 最近在《The Baffler》写道：“正如已故社会评论家 Mark Fisher 所指出，焦虑，尤其是抑郁，往往有社会原因，但我们被引导相信，受苦是个人的事，必须独自挣扎。Fisher 的意思是，我们甚至被阻止考虑这些状态具有社会性。现有的治疗，以及最常用来讨论康复的方式——心理治疗与药物——本质上都是病人独自踏上的旅程。”[^ch17-016] 疗愈被深深植入为一场只能由专业人士中介的个人旅程。那种专业化个人疗愈的个人主义教导，加上为维持经济生存底线所必需的效率，告诉我们：你所能做的一切，只是疗愈自己。 然而，时间似乎很短，因为地球正在我们共同的有毒高烧中死去，造成土地与生命的丧失，扩大贫富差距。时间似乎很短，因为有如此多掠夺性、种族主义、金融和父权力量需要逃避，又需要如此多时间修复个体自我，好让我们能用时间做些有报酬的事，付房租、还债。要让全息体模型运作，我们必须放慢时间，延长注意力持续的跨度；我们需要参与者对彼此作出长期承诺。由于我们压缩了的时间感，以及加剧了的对他者的恐惧，我们的记忆很短，也关闭了对于如何更好共同生活的想象力。 在这样的环境中，我越来越害怕训练一个全息体向他人分享自己。足够安全吗？她的韧性够吗？耐心者可能知道，也可能不知道，如何提供她开始从这项实践中获益所需的长期稳定、关注和温柔的好奇心。小组会给耐心者足够时间，学习如何有耐心、如何对另一个人的生活保持好奇吗？人有韧性，但人也在受伤，而时间一刻不停。在我们的文化中，人受伤时会转向内心，可能不愿参与一种宣称“我的疗愈与你的疗愈相连”的活动。 而且，我担心这个项目虽然面向革命性的赋权，却可能助长一种沉迷于“疗愈”之残酷乐观主义的文化；在那里，个人悲伤变成黑洞，激进政治进入其中，萎缩而死。我担心，如果它被这样理解，它从激进草根斗争中拿走的，可能比贡献的更多。 也正是所有这些让我害怕这个项目的理由，使我相信：在对抗我们所有人正在承受的、层出不穷而极不公正的剥夺方面，它是我见过的最好的项目。 ## 参考文献 Archibald, Ashley. ‘UN Special Rapporteur Finds Abject Poverty in the Wealthiest Nation in the World’〔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世界最富裕国家发现赤贫〕, *Real Change News*, 21 February 2018, https://www.realchangenews.org/2018/02/21/un-special-rapporteur-finds-abject-poverty-wealthiest-nation-world/. Davies, Will, Sara Wallin, and Johnna Montgomerie. *Financial Melancholia: Mental Health and Indebtedness*〔金融忧郁：心理健康与负债〕, Lond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2015, http://www.perc.org.uk/perc/wp-content/uploads/2015/07/FinancialMelancholiaMentalHealthandIndebtedness-1.pdf/. ‘Feminist Economics Dept. 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Exile): UC Berkeley Art Museum & Pacific Film Archive’〔女性主义经济学系 I.C.E.（流亡国际共同体）：加州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档案馆〕, *Heavy Breathing*, https://heavyheavybreathing.com/19-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本条原题用 International，正文项目名称用 Intentional。〕 Graeber, David. ‘We’re Racing Towards Another Private Debt Crisis – So Why Did No One See it Coming?’〔我们正奔向另一场私人债务危机——为何无人预见？〕, *The Newstatesman*, 18 August 2017,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economy/2017/08/were-racing-towards-another-private-debt-crisis-so-why-did-no-one-see-it/. Kimberly, Amadeo. ‘Austerity Measures, Do They Work, with Examples’〔紧缩措施是否奏效：附实例〕, *The Balance*, 9 April 2018, https://www.thebalance.com/austerity-measures-definition-examples-do-they-work-3306285.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economy/2017/08/were-racing-towards-another-private-debt-crisis-so-why-did-no-one-see-it/.〔此条重复列入前条链接，依原书保留。〕 Thornton, Cassie, and Max Haiven. ‘The Debt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Real and Imagined’〔美利坚帝国的债务：真实与想象〕, *ROAR Magazine* 3 (Autumn 2016), https://roarmag.org/magazine/debts-of-the-american-empire/. Tokumitsu, Miya. ‘Tell Me It’s Going to be OK’〔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 *The Baffler* 41 (September 2018), https://thebaffler.com/salvos/tell-me-its-going-to-be-ok-tokumitsu/. [^ch17-001]: 本访谈最初由 Furtherfield 于2018年7月2日发表，是 Dani Admiss 策划的“玩劳”（Playbour）展览，以及 James Bridle 策划的国际巡展“跨国主义”（Transnationalisms） 的一部分。后者在“状态机器”框架内实现；该项目由 Aksioma（斯洛文尼亚）、Drugo more（克罗地亚）、Furtherfield（英国）、网络文化研究所（荷兰）与 NeMe（塞浦路斯）共同开展。 [^ch17-002]: David Graeber, ‘We’re Racing Towards Another Private Debt Crisis: So Why Did No One See it Coming?’〔我们正奔向另一场私人债务危机：为何无人预见？〕, *The Newstatesman*, 18 August 2017, https://www.newstatesman.com/politics/economy/2017/08/were-racing-towards-another-private-debt-crisis-so-why-did-no-one-see-it/. [^ch17-003]: Amadeo Kimberly, ‘Austerity Measures, Do They Work, with Examples’〔紧缩措施是否奏效：附实例〕, *The Balance*, 9 April 2018, https://www.thebalance.com/austerity-measures-definition-examples-do-they-work-3306285/. [^ch17-004]: Amadeo Kimberly, ‘Medical Bankruptcy and the Economy: Do Medical Bills Really Devastate America’s Families?’〔医疗破产与经济：医疗账单真的摧毁美国家庭吗？〕, *The Balance*, 16 May 2018, https://www.thebalance.com/medical-bankruptcy-statistics-4154729/. [^ch17-005]: 参见：http://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com/hologram/。 [^ch17-006]: 债务可视化项目引导参与者把债务想象为某种物质、物件或空间。这是一种见证经济对无意识之影响的方法，特别关注承担、目睹或恐惧掠夺性企业债务的经验。参见：http://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com/debt-visualizations/。 [^ch17-007]: 自2012年至今，女性主义经济学系一直为信用评分不佳、需要住房或工作的人提供替代性信用报告。这项针对去人化信用行业的介入，挑战数字化、算法化信用报告体系（FICO评分）的支配地位；这些体系把人的生活分类、限制，使人觉得自己是格外不起眼的失败者。参见：http://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com/givemecred/。 [^ch17-008]: Will Davies, Sara Wallin, and Johnna Montgomerie, *Financial Melancholia: Mental Health and Indebtedness*〔金融忧郁：心理健康与负债〕, London: The Political Economy Research Centre, 2015, http://www.perc.org.uk/perc/wp-content/uploads/2015/07/FinancialMelancholiaMentalHealthandIndebtedness-1.pdf/. [^ch17-009]: 参见：https://heavyheavybreathing.com/19-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 [^ch17-010]: ‘Feminist Economics Dept. I.C.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in Exile): UC Berkeley Art Museum & Pacific Film Archive’〔女性主义经济学系 I.C.E.（流亡国际共同体）：加州大学伯克利艺术博物馆与太平洋电影档案馆〕, *Heavy Breathing*, https://heavyheavybreathing.com/19-Feminist-Economics-Department/.〔原题 International 与正文 Intentional 有别。〕 [^ch17-011]: 参见 http://www.slowpokeacu.com/。 [^ch17-012]: Ashley Archibald, ‘UN Special Rapporteur Finds Abject Poverty in the Wealthiest Nation in the World’〔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在世界最富裕国家发现赤贫〕, *Real Change News*, 21 February 2018, https://www.realchangenews.org/2018/02/21/un-special-rapporteur-finds-abject-poverty-wealthiest-nation-world/. [^ch17-013]: 从芝加哥到波多黎各，再到旧金山，债务都是美国种族化的冷漠帝国内部、并与之对抗的斗争场域。参见 Cassie Thornton and Max Haiven, ‘The Debts of the American Empire: Real and Imagined’〔美利坚帝国的债务：真实与想象〕, *ROAR Magazine* 3, Autumn 2016, https://roarmag.org/magazine/debts-of-the-american-empire/. [^ch17-014]: 希腊塞萨洛尼基 vio.me 工厂的工人迅速成为国际上自主管理的象征。罢工并占领工厂后，他们于2013年2月12日重新开放工厂，在工人控制下恢复生产。对许多人而言，该工厂代表希腊失业工人的一种潜在新出路：夺取生产资料，没有老板地经营工厂，只生产人们需要的产品，并通过团结网络分配。参见 http://www.viome.org/2013/06/viome-self-organization-in-greece-short.html/。 [^ch17-015]: Power Makes us Sick（PMS，“权力使我们生病”）是一个从女性主义视角关注自主医疗实践与网络的创作研究项目。参见 https://pms.hotglue.me/。 [^ch17-016]: Miya Tokumitsu, ‘Tell Me It’s Going to be OK’〔告诉我一切都会好起来〕, *The Baffler* 41 (September 2018), https://thebaffler.com/salvos/tell-me-its-going-to-be-ok-tokumitsu/. # 有人告诉了我不该知道的事。不过，你有工作可以专注，真好 Helen Kaplinsky Aleksi Knuutila 与 Erica Scourti 参与撰写 Δ 懒懒地踩下最后一脚踏板，滑向画廊入口，在50码外跳下车，好从不远处看看聚在外面的约40个人。认得的面孔出乎意料地少。Δ 意识到自己有些紧张，这种敏感出乎意料。 Ω 的新作将在今晚预展。两人围绕厨房餐桌谈过好几次，将彼此的 WhatsApp 对话收入作品一事，就这样形成了一种临时口头“用户协议”。整个过程中，Δ 一直很放松。即使自己的名字会在宣传文字的某个地方出现，至少按 Ω 的说法，脚本的任何具体部分都不可能直接追溯到自己——自己的话被藏在一个融合了几位朋友的集体声音里。 Δ 挤过这群仪式般的聚集者时，熟悉的面孔令人安心地浮入视野。Δ 这边那边地抛出微笑，却没有停下，径直走向作品所在的楼梯间。Ω 已经发来一段视频导览，所以 Δ 很清楚在哪里能找到它。作品虽由动作触发，但上下楼梯的人太多，Δ 到时，扬声器早已聊个不停： > 谢谢，我在酒吧等他来，我得来拿那个该死的硬盘 > > 我在努力专心休息。你觉得自己抑郁了吗？ > > 我不知道，好像没有稳定的联系。不过至少是在往正确方向采取积极行动。 > > 凌晨2点我们还在卸货，我觉得自己少活了好几年。我知道他工作很多、压力很大，但我觉得自己像个家庭主妇。 > > 也许与一个投射出来的自我有关，让他觉得自己很差。 > > 有时我觉得都该怪艺术。听到这个很难过，真可惜。 > > 我们在里面，免费酒多得疯狂。评论家和策展人总是输家。 > > 是，这感觉真的像哀伤。我正相反。感觉大大松了口气。 > 好啊，当然，没问题，祝你的使命顺利。能帮我签一下这份请愿吗？ > > 感觉发生的事就像大热天喝了一杯凉饮。对，偏偏选今天发，我确实有点不自在，不过管它呢。 > > 只是在想可能就是这个原因，恶心的人会来申请。 > > 想到了一个比较新的办法，一个无可指责的男人的概念。 > > 我没想到你心里在想这个。而你知道感到契合是什么滋味。 > > 我觉得你把这事瞒着那里的朋友不太好。也许你可以发封邮件，就说只是想问问他知不知道？ > > 但我怕就是因为这个，我一直忍着近乎被忽视的状态。不过你能给她发个消息吗，我手机快没电了。[^ch18-001] 除了一个人，其他参与者 Δ 都认识，却分不清谁是谁。接着，Δ 自己克隆出来的声音出现了： > 我们的身体使我们屈从，接着是男人。我想，这让我又感到孤独。不过我确实没那么抑郁了，这很好。但这说明，要是他真的想，他能做到。[^ch18-002] 接着是 Ω 的前男友；他那优美浓重的口音使软件产生了奇怪效果： > 那意味着房租便宜，而且我们两个都经常不在。从文化上说，我觉得我们的共同点比差异多。[^ch18-003] 又是 Δ： > 我马上要上公交车了，如果你想聊聊的话。不过那是因为他隔着墙听见我们在打炮。[^ch18-004] 听到自己诡异的机械声冰冷地造访抑郁和打炮这些话题，Δ 心头掠过一阵刺痛的羞窘。Δ 忍不住觉得，分到最黏腻诗句的肯定就是自己的声音。“Shagging（打炮）？！谁还这么说？”Δ 心想。那个英语词属于90年代，比自己克隆得很糟的声音还诡异。Δ 阅读一个扬声器旁的标签：艺术家姓名、作品名称、材料、贡献者姓名列表。Ω 曾同意，不会暗示声音与贡献者之间存在联系，脚本会作为“集体”的、因此匿名的贡献呈现。Δ 告诉过 Ω，写上自己的名字没问题，但必须说明所有文字都混合进了一个无头的人格之中。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Erica Scourti，《柔软触碰》（Soft Touch），数字绘画，2018。《近乎幸福指数》（Near Bliss Index）的宣传图；该表演含有从《滑舌》（Slip Tongue）同一档案衍生的脚本，2018年6月17日。[^ch18-005] 〔图中文字说明：原作以多层字词旋转、叠压和涂抹构成，完整句子本身不可可靠辨读。可见的零散英文包括 feel（感觉）、my（我的）、yes（是）；保留原作的视觉处理，不推造被遮蔽的文字。〕 Δ 去找 Ω 简短谈谈，解释这种呈现方式带来的不适。Ω 说，自己已经按口头“用户协议”给了画廊指示，可策展人还是编辑了 Ω 提供的文字。显然，小标签没有空间解释作品的复杂性，而宣传文字里每位艺术家只有一段。Ω 最后说，最简单的办法，是把所有贡献者的名字都删掉。Δ 的大多数朋友和同事应该都已在开幕夜来了，但 Ω 仍答应修改。预展后的第二天，所有贡献者的姓名都被删隐了。 按照 Δ 接受的训练，晚期资本主义已经殖民了人类行为和欲望的每一个层面。在 Δ 的正式与非正式教育中，大量工作让其对友谊这一概念保持犬儒式怀疑。工具化——“有用”的朋友——显然破坏了 Aristotle 等人推崇的理想“友爱”（philia）。按照他的古典观念，只有实践“有德性”的品格，友谊才能完善。[^ch18-006] 因此，依照西方经典教导，善意中的友谊应是有益与愉悦之间恰当的综合。一旦天平倾向建立在精算利益之上的联盟，友谊就变得彻底庸俗：它转而成为一种劳动。 Δ 想知道，过去几年追求的友谊，是否正变得越来越有利于自己的策展生涯。虽然 Δ 认为，友善的职业关系带来的能量，与其说关乎剥削，不如说关乎相互需要，但这些需要无可挽回地纠缠着自己的情感与智识能力。带着共谋意味地交流艺术界和爱情生活的最新八卦，是滋养 Δ 与 Ω 友谊的共同需要。这些聊天成为温暖的习惯，也越来越常发生在 Ω 与其他艺术家同住的合租屋中。 与朋友共事的症状——有些截止日期必然错过；因为被周围晃悠的室友分心，“合作”过程有时慢得令人痛苦——在他们真的承受工作压力时，有时会表现为情感折磨。然而，Ω 无法想象没有这些令人满足的友谊仪式的生活，而且还有那些低效率的额外好处：没完没了的工作午餐，以及假期／驻留；后者还包括为潜在新朋友／人脉投入时间的需要，于是，为一个独立个人项目创造“时间与空间”的梦想很快就消融了。 想到这里，Δ 怀疑两人是不是把新自由主义做错了。与朋友共事似乎挑战着资本积累，而非作为一种无所不包的主权模式运行。Δ 从 Mason Leaver Yap 将友谊理解为“牺牲经济”的观念中获得安慰：“……不眠之夜被身体吸收……工作被打断……损坏被原谅。在对符号性事物的追求中，友谊靠摧毁具有个人价值的物质事物而繁荣。价值的毁灭就是共享的愉悦。”[^ch18-007] 或许至少在一个方面，可以说资本仍在获益：他们的居住情境。在这里，共享愉悦包括一起在越来越高效的小空间里睡觉和工作。 Σ 曾有一阵子住在一个自称“政治技术黑客空间”楼上的卧室。墙纸从卧室墙上剥落，露出大片霉斑，凌晨外面的街道上传来醉汉大吵大闹的打斗声。白天，空间成员使用公共区远程工作，为工党制作宣传游戏，或某种炒得火热的慈善机器学习项目，或者只是想靠应用赚钱。这里的设计像一部蒸汽朋克同人小说：90年代的闭路电视摄像头像一群控制论鸽子，装点着狭窄入口走廊；拟物化的厨房橱柜门，则由卡夫卡式的古董图书馆归档系统制成。网站上有一幅展示所有成员社交图谱的可视化图，甚至有人提议，根据一个人与其他成员有多少社交媒体连接来设计会员折扣。 Δ 偶尔在那里过夜时，会感到不适，这反映出缺乏文化融入。与 Δ 花了十多年学习的艺术界封闭暗码相比，“技术向善”社群如此公开地把人际联结游戏化，令人觉得反常。Σ 则把这种公开看作进步：至少它没有复制艺术界不透明的精英主义。 办公氛围殖民了共用厨房和起居室，后者连通共享工位区。一位清洁工每天来清除住在这里的成员留下的杂乱痕迹；因为这些空间排满繁忙的公共活动，这被视为必要。每周一次，大家聚在一起吃大餐，由成员轮值做饭，向任何想更了解他们工作的人开放。在 Δ 共同创办的画廊兼独立策展人办公室，大家曾反复讨论，如何让空间柔和一些，营造家的感觉。一位同事策划的最早几场展览之一，让艺术家睡在画廊的行军床上，将公共厨房和会议室变成自己的起居室，摆满鲜花，做各种烹饪实验，与观众和共享工位使用者分享。 Δ 与 Σ 就黑客空间的价值观进行了一场紧张的交谈。这些人到底站在哪一边？为什么 Σ 要通过待在那里，为他们提供正当性？Σ 觉得，自己并不总能为这个社群里的人做事的方式辩护。建设基础设施时，比如掌权者名单或规划许可数据库，你只是把它放出去，希望它会被用于正当目的。 也许每个机构或社群都可能让人疏离，或者就是特别烦人。Σ 跟 Δ 去看一个关于拓展人类沟通或共情范围的展览，其中实验了与人工智能和嗜极细菌建立连接。Σ 觉得自己大概是现场唯一不从事艺术的人。当回答职业问题得到冷淡反应时，Σ 感到自己作为一个派生类别而存在——“男朋友”。Σ 参加艺术家和策展人的晚餐聚会时，听这些新朋友谈了大约一小时自己不认识的其他人。Σ 不禁想，他们以前有没有遇过这种事。如果这就是社群的感觉，Σ 宁愿满足于人们给予陌生人的基本礼貌。 Δ 正在阅读劳动行动者、教师和神秘主义哲学家 Simone Weil 的作品。她身后出版的《重力与恩典》由笔记本和日记里的文字组成，显然从未打算发表。其中大部分写于1942年，当时 Weil 做着农场雇工，与同为哲学家和基督徒的 Gustave Thibon 同住；后者最终成为她的好友。随着纳粹入侵法国，Weil 被迫流亡，把日记和笔记本托付给 Thibon。Weil 去世后，他将这些文字编辑为按主题编排的文集。Thibon 将 Weil 的私密文字公开，这种中介行为的伦理，由两人友谊中无重量的“恩典”获得限定与说明。[^ch18-008] Weil 拆解了对朋友的亲密义务如何使人接受一种给予的债务，而不求安慰。友谊中这种交换能量的不平等，是一种“奇迹”。[^ch18-009] Δ 必须及时攒够能量，才能把它花在朋友的情感需要上，因此又担心自己没有表现出这种超人品质，是不是不够有人性。 自我保护机制使 Δ 不愿与任何过于公开地暴露焦虑或不适的人共事。这并不是 Δ 引以为豪的事，尤其当这些朋友以“女性主义扫兴者”这一概念定位自身时。[^ch18-010] Δ 并无意惩罚这些朋友；诚然，社群发布的“信息过量”（TMI）内容似乎每天都在增加，使这越来越困难，但 Δ 能远远识别并避开那些肯定会把自身能量耗到零以下的人。Ω 是一位艺术家，Δ 与其友谊建立在这种默默尊重彼此边界的基础上。事实上，Ω 对可能给某些朋友施加过量情感劳动格外敏感，因此在压力特别大的时候，发展出一种自称“个人支持系统”的办法：假装给一位“代理朋友”打电话，实际从头到尾只是在录语音备忘。这样，效率就翻了一倍——既生产未来展览的原材料，也不让朋友负担过重。 Ω 不断为生活做笔记：对逆境的反思混合当时正在读的理论、讲座笔记、融入佛教与自助观念的个人箴言、Twitter 上的自白和未寄出的信。这些成为艺术原材料，经由接受指令的人类身体——常常是朋友和家人——以及非人身体——常常是计算性的——加以解析。Ω 在一篇博客中把这种实践描述为“自我圣徒传记”（autohagiography）。[^ch18-011] 近年，如何在 Ω 的自我圣徒传记作品中调动朋友和家人的声音，其伦理已成为一种越来越迫切的、赋予作品语境的力量。 Δ 忍不住保留着本领域与自主性有关的某些较浪漫的观念，尤其相信每件艺术作品都是自传，呈现一种多少引人入胜或糟糕透顶的视角。如果艺术界的网络关系通过艺术作品这个代理而运作，那么这些关系便建立在独特亲密的认同形式上。关键不只是被别人知道、被别人承认，而是特别要被那些自己认可的人承认。亲密滋生排他。当这种亲密扩展到一群人、一个“圈子”，它就把人引向一条危险而孤立的路：你其实不再需要任何不“懂”这个故事的人。 技术机构吸引了一批公务员和数字战略顾问，他们关心技术与公共领域的关系，例如投票系统。认真思考集体决策中利害所在的这种投入吸引着 Σ；尽管 Δ 有疑虑，这些伦理与社会关系仍在两人的关系中构成共同的智识兴趣。Σ 在识字之前就开始使用早期计算机，借助家庭固定电话上的调制解调器连接，给 Debian 项目贡献代码。Debian 是一种 Linux 发行版，今天仍以某种形式运行于全球大量数字基础设施之上。想到数千个素未谋面的人竟能以自愿、民主的方式共同建设软件，Σ 从中看到希望。Σ 的母亲抱怨电话费。两人决定不单独“成双”，而是一起搬进一间大合租屋时，共同介入混乱系统的愿望凸显出来。当 Ω 收到现住处的驱逐通知，Δ 和 Σ 便决定，这正是搬家并与 Ω 一起加入艺术家合租家庭的好机会。 异地恋期间，Σ 做过一个聊天机器人，把两人在 WhatsApp 上互发的全部消息结合起来。Σ 送过好几件基于代码的礼物，这一件无疑是 Δ 最喜欢的之一。Σ 解释说，它识别两人发消息时使用的模式，再生成遵循这些模式、却从未被说过的语句。机器人不是两人中的任何一个，说话方式却仍可辨认。Δ 琢磨，或许可以把机器人描述为一种集体声音；但按 Σ 的说法，它其实是第三个主体。做出机器人一年多之后，Σ 和 Δ 回忆起它，想知道它是否还活跃，能否再次找到并与之互动。Σ 说，它被保存在一台可能已关闭的虚拟服务器上，不过如果 Δ 想要，也许可以复活。Σ 把它移到新服务器，通过 WhatsApp 发链接给 Δ；Δ 与机器人简短地聊了起来： > 嗨，好久不见了 > > 刚看了她靠近小桥的住处，到了时差的时候 > > 哪座桥？ > > 我漫长的不成熟又要忙上一天，把我的时间分开有点毛骨悚然。 > > 我们确实有漫长的不成熟 > > 我可以在你的假期上。 > > 我们现在在度假，在未来 > > 我喜欢关于动物福利党派国际合作以及他们孩子的大量信息这个想法。 > > 听起来还是我们，哈哈 > > 是啊，我想我们本来会只说不玩。 > > 我们不真的玩也还是开心，这是一起相处的好方式 > > 也许我们只需要专注于写作，别无其他。 > > 哈，那正是我们现在做的，而且环境很美。 > > 我的无意识做得太多了。 > > 希望不是以让你难过的方式？ > > 你可以做我爸在街上爬的那些所有事情来付房租？ > > 听起来是个计划，也许你能解释详细一点？ > 我在想利用我的私处，然后在网络上摔了一跤，音乐阻止我从雅典。 > > 哈，也许用私处付房租这一点听起来有些可疑 > > 也许那不会太影响学生。 . 还莫名地让人兴奋。[^ch18-012] Ω 和 Δ 经常讨论 Ω 当下忙着的项目。可能需要就一个棘手的伦理问题征求意见，可能是对同事的抱怨，也可能是一声叹息：“为什么是我？”偶尔更像一次正式的工作室拜访。搬到一起之后，Σ 也开始参与。当 Ω 受邀为一场以调情为主题的群展创作新作品时，大家想起 Σ 为 Δ 做过的聊天机器人。也许可以根据与亲密朋友及一位前男友的谈话做些什么？他们问 Σ，愿不愿意帮忙处理计算解析这一块？ 在 Ω 的最新作品中，使用“朋友之间”产生的材料，以及这些交流“私密、共谋和相互”的性质所带来的挑战，被推到极限。[^ch18-013] 从 WhatsApp 和 Facebook 聊天中积累材料之后，Ω 开始与将出现在作品中的不同主体协商。这种具身的中介是一种社会工程。当 Ω 询问 Δ 是否允许通过艺术作品公开两人的对话时，Δ 答应了。其声音会成为一种无头的活物，通过一组活跃的非人算法分叉，其中一个算法会产生押韵对句。自动化诗句有助于使观众注意这些话，而 Ω 把它当作一个小小的内部笑话，指涉自己作为艺术家的“第一段职业生涯”——二十多岁时，Ω 曾在艺术／诗歌界小有名气。 Ω 一直在试用一款刚进入市场的新软件 Lyrebird。它自称提供“超逼真声音克隆与文本转语音”，[^ch18-014] Ω 认为，这会是激活这些话语的完美工具。这样，Ω 就能让朋友们按需要说出任何语句。Ω 和 Δ 讨论，这项技术可能带来的可怕滥用。在亲密关系与法律管辖中，声音目前都发挥着重要的证据作用：它是身体真实性的无身体替身。捕获甚至盗取一个声音，可能促成难以想象规模的诈骗、操纵与欺骗。 Ω 已经学会忍受自己的声音：它曾出现在展览中，或出现在讨论会的 YouTube 记录里。因此，Ω 很清楚这可能引起什么不适。用了好几年，Ω 才习惯这一点；让朋友为在公众场合不堪听到自己声音做好准备，是协商的重要部分。将众多聊天频道纳入集体发声的脚本后，这些审慎、带诊断性的词句会被重写为一个汇聚的声音，与 Ω 相互劝解。Δ 因这一想法而安心：友谊所产生的安全空间，最初使自己和其他人在私下谈话中愿意分享、冒羞耻的风险；如今，它被一个匿名却真实的集体声音所提供的安全感取代。 Δ 在 Lyrebird 创建账户，朗读语句，让产品生成模拟、捕捉自己的声音。虽然 Ω 已提醒 Δ，在画廊听到自己的声音时可能感到诡异——“听起来不像我，虽然我知道那是我”——Δ 仍试图保留一点自主性。Δ 只提供最低要求的30句，避免模拟过于逼真。Σ 不耐烦地等 Lyrebird 加载 Δ 的声音，随即从 Ω 档案中不断生出的数百句话里，粘贴了一句认真挑选的话。Δ 的仿造声音第一次开口： > 我好多年没做爱了。谈起这个让我有点慌。[^ch18-015] 两人都爆发出一声短促的大笑。那些显然本来只应该留在“朋友之间”的话被越界说出，以堪称完美的“恐怖谷”形式表达——一种令人发毛、又不完全像人的相似。语句可以取材于许多年的对话。Δ 与 Ω 至少认识六年，而 Δ 和 Σ 交往才刚过一年。大家都知道，几乎肯定会有一些话涉及 Δ 和 Σ 关系发展的讨论。虽然 Ω 向 Δ 保证，材料交给 Σ 之前都已预先编辑、删除姓名，但由于赶工，这并不完全属实。Σ 确保 Δ 不必知道这一点。Δ 觉得，反正 Σ 大概也能认出自己的措辞；不过这种恐惧并不如另一种想法重要：Σ 似乎喜欢这个项目，而且这正同时让 Σ 与自己最好的朋友之一更加亲近。至少面对更广泛的作品观众，这只是一个带故障的近似声音，而非真实声音；这提供了 Δ 所希望的、与不自在感隔开的一层保护。 Ω 想到，可以按一段关系的阶段来思考：从调情与期待、等电话——有时永远等不到——到双方热烈关系的狂潮，再到最终的关系破裂。为实现这种含义的层次，Σ 建议加入一些不仅能生成语言，也能拆解意义的技术。这些来自分布语义学的工具名叫“词向量”，由平台巨头开发并发布；巨头用它们理解通信内容、引导互联网用户的注意力。在词向量的语义运算中，可以从聊天记录找出与这些阶段各自氛围相近的语句。这些机器学习工具分析规模达数太字节的文本中，词语出现时彼此的紧密关系。语义空间以向量表示，每个词通常被赋予300个语义维度。虽然人很难读懂，这些向量却表示着术语之间复杂的亲近关系网络。根据使用模式推断意义的原则，被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控制论诞生时期发展理论的语言学家概括为：“从一个词的伙伴，你就能认识这个词。”[^ch18-016] 机器学习句法的结构像社交网络一样运作，显示谁和谁相处，并重新嵌入已有的亲近关系。一个词因邻近含义而产生的性别倾向，是最常被引用的潜在偏见例子：“男人 : 计算机程序员 :: 女人 : 家庭主妇”。[^ch18-017] 算法有时会产生不知所云的故障，因为那些被认为可以相互替换、出现在相同语境与位置的词，被假定具有同样意义。 Σ 想以善意的姿态开启两人的友谊，也对 Ω 的实践与技术工具使用充满好奇。Ω 使用 Σ 建立的各种工具：词向量产生的亲近关系、马尔可夫模型产生的押韵对句，以及最后的 Lyrebird 声音。在 Ω 的编辑过程中，这些机制被随意拼贴，以至 Σ 渐渐跟不上它们到底怎样被使用。情感分析确实被用了，但不是两人起初讨论的线性方式；而对句如今变成随机，还需要约束。很多时候，算法输出的话听起来只是一团乱，Ω 便重写它们，在模仿自动化的同时，把自己认为关键的词放在相邻位置。 在与 Ω 来来回回的过程中，Σ 感到两人对使用数字工具时的技艺与亲密，理解大不相同。Ω 没有时间了解底层一切如何运行，也没有时间学习命令行等晦涩界面。Σ 对自己提供现成黑箱的角色略感不适。虽然 Σ 认为 Ω 是一位“批判性”艺术家，但技术工作者的技艺与作者型艺术家之间的劳动分工，使 Σ 怀疑自己在艺术界当下机器学习炒作周期中的角色。Σ 受过人类学训练，相信关注任何人类实践的肌理，才会产生新概念，而人与机器之间富于生成性的联系尤其是一片沃土。Σ 不想落入那种老套的感受：自己的专长与创造力被缩减为“当技术员”之类的类别。不过 Σ 也接受，也许当 Ω 感到技术是发生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而非自己主动建造的东西时，那对 Ω 而言恰是艺术上富于生产力的时刻。 William Kherbeck 在《技术封建主义与公地悲剧》中，把“生成的一代”（Generation Generate）描绘为给平台生产内容的农奴；平台也不拥有自己的生产资料，因此像只有租借使用权的领主或封臣。[^ch18-018] Δ 觉得艺术作品的运作有点像平台。此外，一起居住这一事实，也使 Δ 想起家庭手工业。这是封建主义之后原工业化的一个阶段：分包生产由各式工匠在家中、而非工厂里完成。Σ 迷上摆弄自然语言处理的乐趣。在 Ω 提出的挑战——把朋友与恋人之间的交流变成押韵对句——推动下，Σ 快乐地敲键盘直到深夜。Σ 坐在床上，处理无穷无尽、五颜六色的代码行；Δ 则搜索“家庭手工业”+“数字劳动”等关键词，在一份面向“全球电子工程师和专家”的期刊中，找到1981年的文章《电子农舍》。[^ch18-019] 作者 Alvin Toffler 预测，一台家中的低成本电子工作站——到2006年，也许更早——将带来“重新强调家庭作为社会中心的趋势”。他思索这种局面的心理影响，得出结论：“在家工作意味着面对面关系与情感关系的深化”；推动它到来的，将是一个看似不可能的联盟：激进女性主义者、环保主义者与保守教会。[^ch18-020] Δ 得知，Toffler 第一部重要著作《未来的冲击》，是与妻子 Heidi 合写的。[^ch18-021] 她没有维基百科词条；如果她的名字在书的封面上——Δ 能找到两人合写的6本书——那字体也小到无法从 Amazon 的 JPEG 图看清。Δ 决定以这个令人恼火的发现结束当晚研究，愤怒地啪一下合上笔记本电脑。Σ 毫无反应，于是 Δ 不再等待，开始准备睡觉。Σ 已深陷其中，又继续敲了一会儿。 Weil 将“回归土地”的农业劳动浪漫化。她的哲学方法包括两种相互关联、自觉并行的活动：首先，体力劳动使她得以宣称拥有真实、具身的无产阶级经验；其次，在书面日记和笔记本中为这项劳动提供证据并加以分析。1934年的学术休假期间，她有意让自己与一群巴黎工厂工人一起体验异化；那些工人的工作时数是她的两倍——当然，她还需要反思的时间，写下自己的“工厂日记”。临近生命终点的1943年，她向 de Gaulle 将军提议以牺牲精神进行前线护理，而后者将她认定为心理不稳定。[^ch18-022] 她认为，共同的异化经验能产生与世界的真实关系，使自己摆脱资产阶级哲学寻求意义时那些平庸的装腔作势。在 Δ 看来，这是对无产阶级劳动似是而非的拜物化。 Δ 想，艺术家总像 Weil 一样，寻找下一片真实经验，来证明自己的政治立场。Δ 所生活的当代艺术领域，似乎逃不出真实救赎的许诺。在艺术史上，许多人曾试图彻底封死任何支持“真实性”这个一度破产概念的可能性。尽管如此，它仍不断悄悄回来，为艺术家身份中脆弱的缝隙——他们的生存本能——注入生命。这是双重过程：他们营销自身经验的真实性，使艺术作品能够作为商品流通。Δ 受教育时，学会把这视为肮脏市场与所谓“批判”理论之间持续的冲突。然而，在职业生涯早期某个时刻，艺术家与理论家都开始放弃对真实性和批判性的二分理解。随着另类右翼在艺术界成为一个有名有姓的存在，Δ 发现自己既更怀疑、也更理解具身真诚的必要性。在一个也许会被称为“后反讽转向”的时代，政治光谱两端都可能召唤真实性，来为各种“现实”提供证据。 Ω 说，我们正在从经验经济走向转化经济。Ω 告诉 Δ，去年参加洛杉矶的晚餐聚会时，才意识到那里的艺术界如何领先伦敦。Ω 解释，在洛杉矶，他们对自我照护更加认真。每个人都想表明，自己通过独特的、带来转化的灵性疗愈之旅，解决了自身“问题”。早晨6点起床，冥想一小时再处理邮件，就是在展示你是高效的劳动者，也是潜在的可靠合作者。Δ 说，这似乎奇怪地与围绕具身性、真实性展开的全部工作，以及“病弱女性理论”的影响相冲突。在该理论中，Johanna Hedva 反思了“黑人的命也是命”抗议期间，自己因慢性病卧床的时刻；这使其追问：“如果你连床都下不了，要怎样把砖头扔穿银行的窗户？”[^ch18-023] 不论是圈子转向保守，还是 Ω 只是年纪变大了，大家的期待都比几年前有所调整。Ω 认为，公开说自己本周情绪崩溃、感到非常没有生产力，或者只是因为出去玩太多、今天宿醉得厉害，会越来越不被接受。 谈起这件事，并不是因为他们最近玩得特别疯，而是 Ω 正经历严重疲惫；去看全科医生时，当场被诊断为发作性睡病，令 Ω 困惑不已。Ω 开始写一条推文，讲自己首次服下处方药莫达非尼。Ω 想，也许自己真的正在变成 Margery Kempe！一段时间以来，Ω 一直研究中世纪女性神秘主义者的圣徒传，例如在俗圣女 Margery Kempe。她这部早期自传的开头，是一个被现代科学认定为产后精神病的“异象”。[^ch18-024] 德国本笃会女修道院院长 Hildegarde von Bingen 也长期受到健康问题困扰。在她生活的八个世纪之后，一位神经学家阅读她的一次异象记述，识别出偏头痛发作的症状，并作出追溯性诊断，阐明圣徒异象与不良健康之间的联系。[^ch18-025] 和她之前的这些神秘主义者一样，Simone Weil 的身体很脆弱；除了其他病痛，还深受偏头痛折磨。这无疑极大影响了她的“苦难”概念，也称“malheur”（厄运）；有人因此将她视为圣徒。 如同神秘主义者的异象，Ω 的朋友与旧情人是具有洞见的见证者，是可以被召来帮助激活艺术家生命真实性的使者。在为作品付出劳动的过程中，Ω 与其关系网络里的这些行动者进行审慎协商。Ω 努力维持与他人相爱关系中恩典的许诺，而且大多数时候完美做到了。不过，总有失误的空间，总可能让自己关心的人受到羞辱或其他冒犯。有时，这会引出牺牲的问题：作品究竟值不值得？然而，如果没有这种活的委托，Ω 就是在否认自身身份的多重性。每当一个受托者发生故障，Ω 都会被提醒：这种偶然性所附带的危险，一直是现场艺术的特征，而自己的作品正靠它蓬勃生长。 很久以前，Ω 就让 Δ 读 Eve Kosofsky Sedgwick 的《偏执阅读与修复性阅读；或者，你如此偏执，大概以为这篇文章写的是你》。[^ch18-026] 文章将偏执描述为“寻求、发现和组织知识的诸多方式之一”。[^ch18-027] 的确，“偏执理解任何事物的方式，是限制它并使其具身化”。[^ch18-028] 按照 Sedgwick 的说法，这种具身知识具有一种模因性：偏执式真相通过同时寻求和发现知识的过程被复制。多年来，仅凭标题，Δ 就作出一个推测性的假设：Sedgwick 接受偏执作为一种认知方式，而它最常被边缘群体实践；正因如此，它可以被看作一个通常遭低估、失信处理的具身知识的丰富领域。然而，Sedgwick 的分析实际是从推翻如下工作的有用性开始的：受支配群体，例如艾滋病危机的受害者，去“追踪并揭露”他人如何合谋对付他们。[^ch18-029] 她的论点是，偏执其实是里根时代新自由主义认识论的一个面向，是一种相信可以通过揭露来祛魅、却显然没有牙齿的理想；它起源于 Marx、Nietzsche、Freud 等理论经典，也影响了 Judith Butler 的性别表演性概念。[^ch18-030] 偏执不喜欢惊讶，因为它的功能是预测罪行，这使其具有“追溯性”。[^ch18-031] Δ 觉得，把一个受过创伤、因而偏执的主体称作“追溯性的”，有些可怕，仿佛这个人就应该放下过去。更好的立场，是一种负责任的“希望”，它主张“修复性”的方法：相信未来可以不同于过去。[^ch18-032] 当 Sedgwick 说“倾向于偏执的人……需要……发展并传播最丰富的修复性实践”时，Δ 终于明白了。[^ch18-033] ## 参考文献 ‘About Us’〔关于我们〕, *EDN Network*, https://www.edn.com/aboutu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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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8-024]: Diana Jefferies and Debbie Horsfall, ‘Forged by Fire: Margery Kempe’s Account of Postnatal Psychosis’〔烈火锻造：Margery Kempe 对产后精神病的叙述〕, *Literature and Medicine* 32.2 (2014): 348–64. [^ch18-025]: Charles Sing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and Method of Science*〔科学史与科学方法研究〕,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17. [^ch18-026]: Eve Kosofsky Sedgwick, *Touching Feeling: Affect, Pedagogy, Performativity*〔触碰感受：情感、教育与表演性〕, Durham: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 [^ch18-027]: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30页。 [^ch18-028]: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31页。 [^ch18-029]: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23–124页。 [^ch18-030]: Judith Butler，引自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39页。 [^ch18-031]: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46页。 [^ch18-032]: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46–7页。 [^ch18-033]: Kosofsky Sedgwick，《触碰感受》，第150页。 # 即兴演绎区块链 Max Dovey 概览并分析在艺术中探索新兴去中心化账本技术所采用的表演方法。[^ch19-001] 区块链日益普及，引发了一种出乎意料的回应：运用表演、角色扮演与即兴创作，模拟、想象并体验不同的区块链未来。本文旨在梳理表演的不同实例和应用——具体说，真人角色扮演（LARP）与即兴表演——它们为个人提供创造性且实用的方法，以理解、发展和塑造作为社会治理技术的新兴区块链应用。 参见图廊图1（原书第47页）。 分布式账本技术（通常称为区块链或 DLT）通过在计算机网络上存储一个同步、分布式、记录带时间戳交易的数据库，承诺改变数字信息的结构组织方式。最初，区块链主要作为保障加密货币比特币安全的底层密码学架构；后来，其特性受到全球跨国企业与国际企业的广泛关注。这使数百万美元投入到区块链的开发，以及将其整合到企业组织之中，因为许多人认为区块链将在塑造信息系统未来方面发挥不可或缺的作用。推动区块链技术更广泛地改变社会的动力，可以从欧盟资助的“区块链促进社会公益”等倡议，[^ch19-002] 或名为“区块链与全球南方”的非政府组织研究联盟中看到。[^ch19-003] 在这些倡议中，许多人寻求开发并部署区块链技术，为许多“现实世界问题”管理和提供技术解决方案，例如数字投票系统，[^ch19-004] 或向外国人和难民提供数字身份证。[^ch19-005] 这些研究领域中的主流态度是：工程师与开发者能够通过基于区块链的应用解决世界上的许多问题。这种态度在“Blockchaingers 黑客马拉松”富于戏剧性的视频预告片中得到体现：[^ch19-006] Dutchchain 与 Blockchaingers 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Rutger van Zuidam 在一场周末黑客马拉松开幕时告诉工作坊参与者：“你们将构建这些了不起的解决方案，而且会把它们带到远远超出这场黑客马拉松的现实世界中去。”黑客马拉松常强调“现实世界”一词，用来描述能源、农业、医疗与政府等行业部门。这些“非科技”部门，为参与者想象并构建区块链应用提供出发点，借以颠覆或挑战信息系统能够如何整合到不同产业。 参见图廊图2（原书第47页）。 在区块链发展中，可以称为“社会转向”的，是在政府、医疗、能源、农业等各种产业与部门中，提倡并实施智能合约、分布式自治组织（DAO）等基于区块链的应用。反复强调为“现实世界”构建软件应用，旨在部署自主的、“图灵完备”的计算机代码，[^ch19-007] 让它们能够通过分布式数据库管理和治理个人；这是一个极为大胆、带有高度推测性的命题，因为截至当时，DAO 或智能合约仍没有一个成功运行的使用案例。[^ch19-008] 持续不断的文章以“区块链将如何改变……”为标题，维持着推测性话语，让颠覆者始终绷紧神经，不停预想区块链可能如何影响不同产业。人们常声称，区块链目前的发展状态类似于1992年的互联网，[^ch19-009] 暗示虽然区块链的广泛用途仍相对未知，它却会像后来互联网那样重要、那样具有开创性。这种推测性许诺——没人能保证区块链如何革命性地改变行业，却对其潜力深信不疑——推动区块链技术成为想象各类技术社会未来的推测性载体。因此，区块链作为广泛社会行政、商业或治理体系的发展，依然很大程度停留在投机与推测者的社会和文化想象中。无论区块链最终能否兑现炒作，其倡导者提出的众多“区块链想象”，已通过学术、文化和艺术研究传播。此外，区块链投资与媒体话语引发的推测，为艺术阐释提供了肥沃土壤：作为社会治理体系的区块链技术之含义，激发出各种“区块链想象”，通过文化与艺术实践表达、传播。 《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探讨了许多这样的文化表达。[^ch19-010] 该书收录论文、艺术作品和虚构文本，回应区块链，以及它作为社会治理技术可能被整合、应用的方式。文化实践者——艺术家、黑客、理论家和设计师——通过多种方法回应区块链治理的提议，针对这种新兴社会治理体系表达关切、批评和总体上不同的社会愿景。与《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出版同步，编辑之一、Furtherfield Gallery 共同创办人 Ruth Catlow 与 Serpentine Galleries 首席技术官 Ben Vickers 合作发起一系列工作坊，聚焦从艺术立场探索区块链。“与他人共同开展去中心化自治组织”（Decentralized Autonomous Organization With Others，DAOWO）是一系列双月活动，采用真人角色扮演（LARP）、情境即兴与工作坊模拟等实验性表演方法，集体演出由区块链启发的各种推测性未来。每场工作坊探索一个围绕区块链的推测性概念。参与工作坊时，感觉往往与前述 Blockchaingers 黑客马拉松诡异地相似：小组合作制作自己想象中的“现实世界”区块链应用，借以批评、讽刺并演出某些新兴区块链治理叙事，从而颠覆那种黑客马拉松中可见的技术解决主义工作坊形式。这类批判性游戏活动，对人们常提到的“现实世界”区块链应用形成了一种模拟。参与者发展叙事，想象并即兴演绎区块链广泛整合可能造成的社会与政治条件。 许多 DAOWO 工作坊使用一种 LARP 形式。这是一种生成性戏剧，常与桌游文化或战争重演相联系。近年来，随着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相关社群不断扩大，LARP 日益成熟；该社群把角色扮演方法发展为“北欧 LARP”，明确着重于更开放、协作性与沉浸式的角色扮演和游戏。通过定期节庆，以及与斯堪的纳维亚地方政府合作，将其作为应用性社会治疗的一种形式，这个社群在应用性、社会介入的实践中培育和发展了 LARP。[^ch19-011] 虽然 LARP 为沉浸与表演性相遇提供许多可能性，但它似乎不太像能用来促进对区块链兴起作出回应的媒介。然而，当区块链即将到来的前景仍是想象产物、而非实际运行的成果时，通过 LARP 演绎那些由区块链治理前景启发或推动的各种情境和想象未来，便提供一个语义与身体的框架，用来理解、协商和挑战区块链治理的潜在影响。 在区块链即兴演绎领域，另一种值得注意的表演实践，是在人机交互（HCI）中使用思辨设计方法。在《理解 DAO 的思辨方法》中，[^ch19-012] Chris Elsden 与 John Vines描述了集体探索区块链技术与分布式账本技术之含义所采用的某些表演方法。“思辨演行”（speculative enactments）这一术语，用来描述一种行动：把新兴技术社会建构的潜在配置所造成的条件与后果表演出来。虚构情境、游戏与即兴角色互动，都被用于挑战并推想潜在的技术社会未来。在爱丁堡大学设计信息学系举行的一场工作坊中，一组参与者——包括我自己——制作了一个基于区块链的婚姻合约虚构原型。我们先创建并测试了移动应用原型，再制作视频，演绎一种智能合约的后果或潜在使用情境：当个人身处同一地理区域时，该合约会把各自的数字加密货币钱包绑定为共享钱包。这款应用名为 Handfastr，源于 handfasting——一种让个人缔结临时、类似婚姻承诺的异教仪式——借此评论比特币婚姻的兴起，以及在教会或国家权威之外运行的去中心化技术应用。通过部署原型、演出某项新兴技术潜在使用案例的后果，个人可以从经验中理解技术社会体系的社会情感效应，并据此对围绕这类技术未来用途的主流主张提出潜在替代方案。 参见图廊图3（原书第48页）。 这些例子远非穷尽，却说明表演方法如何在文化与学术部门中，被用来传播对区块链及其作为社会治理技术之含义的理解。在这些新兴策略的背景下，值得考虑这种不循常规、看似不太可能的现象为何出现，并评估其有效性。显然，围绕区块链的宣传抓住了文化实践者的心智与想象，艺术家因此开始研究这项技术。想象 DAO 或智能合约等区块链应用的影响时，很难判断这些社会结构与组织的新配置在“现实世界”情境中会如何展开。因此，LARP、游戏与即兴成为模拟“现实世界”情境的有效媒介；用 Kei Kreutler 的话说，它们提供“排演关系”的机会，[^ch19-013] 排演那些可能围绕新的区块链社会组织模型形成的关系。由于区块链发展正在经历“社会转向”，通过我们可称为批判性“试运行”的方式测试这些技术的影响，至关重要。应当指出，模拟实践本来就是区块链系统设计架构的内置特征。例如，区块链平台 Ethereum 有“测试网”，供开发者在把代码发布到 Ethereum 主链之前，确认部署正确、功能正常。同样，LARP 提供一个模拟试验场，仿效区块链作为社会治理技术被广泛整合后可能产生的社会关系。 参见图廊图4（原书第48页）。 > “这让我特别想起《黑镜》里的一集。” > ——“当我们在区块链上买下一座岛，会是什么样子？”活动参与者[^ch19-014] 在这些方法中，运用即兴来演出另类区块链想象，是另一种不循常规的策略，效果则因情况而异。例如，戏剧中常用一种叫作“是的，而且……”（Yes, And...）的即兴方法来生成互动和情境：这是一种规则简单的游戏，支持玩家共同创造生成性虚构，要求每个想法都以“是的，而且……”回应，以共同进一步展开即兴场景。传统上，这种方法用于加快即兴对话流动，使表演更有趣。但在区块链 LARP 中，“是的，而且……”规则很快就把对话从平凡推向极端反乌托邦。当它作为方法用来对抗媒体上围绕区块链技术那些常常大胆的主张时，可能使 LARP 产生对流行科幻反乌托邦的荒诞模拟。在这里，艺术家 John Cage 对音乐中即兴使用的自身疑虑，与这种奇异技术社会角色扮演中的即兴运用产生共鸣。Cage 认为，即兴“不会把你带进新的经验，而是带向你已经熟悉的东西”。[^ch19-015] 虽然 Cage 谈的是音乐创作中的即兴，并非探索受区块链治理启发的推测性社会现实，但根据我对即兴和区块链角色扮演的体验，我认为它们常常走向相似结果。也就是说，并非应抛弃这个领域中的即兴方法，而是当我们试图传播围绕区块链技术的思辨性虚构时，有些方法比另一些更有效。 在《MoneyLab 读本：对数字经济的介入》中，理论家 Max Haiven 认为“货币是想象力的媒介”，文化策略能够为重建关于金融、货币和社会关系的另类想象提供富于成效的方法。[^ch19-016] 总体而言，文化社群运用表演方法来揭开区块链社会影响的神秘面纱、重新演出这些影响，构成一次引人入胜的尝试：解构、想象并重演潜在替代方案。区块链最初为使加密货币比特币成为可能而设计，本质上是一种金融技术；它吸引了人们的集体想象，思考如何通过网络计算重新设计货币、价值与社会。区块链的影响仍取决于那些用于激发兴趣和风险投资、推动其转化为广泛“通用技术”的推测性想象能否成功。换句话说，只有个人相信倡导者的主张，区块链才会成为社会治理技术。这些主张看似植根于区块链架构的事实或科学属性，实际上仍是被大幅润饰的文化想象命题。因此，当区块链和 DAO 的未来应用仍栖居于初创企业白皮书及技术未来主义者的想象中时，角色扮演、即兴与模拟就是有力而有吸引力的工具，让人们通过集体行动回应、调查并探索推测性想象。因此，应将运用表演方法即兴创造另类未来，理解为一套社会工具，用来具身实践并理解区块链和分布式账本技术提出的新关系。排演关系、即兴演绎潜在未来，已成为艺术领域一种鲜明的应对策略，去争论区块链倡导者提出的可能未来想象。如果区块链技术的“现实世界”应用从科幻转向社会现实主义，这将极大帮助我们预演可能出现的各种现实。 ## 参考文献 ‘Blockchains for Social Good’〔区块链促进社会公益〕, *European Commission*, https://ec.europa.eu/research/eic/index.cfm?pg=prizes_block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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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19-009]: Mohit Kaushal and Sheel Tyle, ‘The Blockchain: What It Is and Why It Matters’〔区块链：它是什么，为何重要〕, *Brookings*, 29 July 2016, https://www.brookings.edu/blog/techtank/2015/01/13/the-blockchain-what-it-is-and-why-it-matters/. [^ch19-010]: Ruth Catlow, Marc Garrett, Nathan Jones, and Sam Skinner (eds), *Artists Re:Thinking the Blockchain*〔艺术家重新思考区块链〕, Liverpool and London: Torque and Furtherfield, 2017. [^ch19-011]: Elvia Wilk, ‘More than a Game’〔不只是游戏〕, *Frieze*, 15 October 2017, https://frieze.com/article/more-game-0/. [^ch19-012]: Chris Elsden and John Vines, ‘Speculative Approaches to Understanding DAOs’〔理解 DAO 的思辨方法〕, in *Proc. DIS 2017 Workshop on New Value Transactions – Understanding and Designing for Distributed Autonomous Organisations*〔DIS 2017“新型价值交易——理解与设计分布式自治组织”工作坊论文集〕, https://chriselsden.files.wordpress.com/2018/01/dao-workshop-cam-ready.pdf/. [^ch19-013]: Kei Kreutler, ‘Patternist’, 演讲，飞钱会议（Flying Money Conference），阿姆斯特丹，2018年5月22日。 [^ch19-014]: 参见 http://www.daowo.org/#what-will-it-be-like-when-we-buy-an-island-on-the-blockchain/。 [^ch19-015]: Darter, Tom, ‘John Cage’, *Keyboard* 8 (September 1982): 21. [^ch19-016]: Max Haiven, ‘Money as a Medium of the Imagination: Art and the Currencies of Cooperation’〔货币作为想象力的媒介：艺术与合作的通货〕, in Geert Lovink, Nathaniel Tkacz and Patricia de Vries (eds), *MoneyLab Reader: An Intervention in Digital Economy*〔MoneyLab读本：对数字经济的介入〕, 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Amsterdam, 2015. # 附录 ## 作者简介 **James Bridle** 是一位跨技术、跨学科工作的艺术家和作家。他的艺术作品受画廊及机构委托创作，在世界各地和互联网上展出。他的文字发表于《连线》（Wired）、《Domus》、《卫报》（the Guardian）、《观察家报》（the Observer）等报刊。他讨论技术、知识与未来终结的著作《新黑暗时代》（New Dark Age）于 2018 年由 Verso 出版。 **Yiannis Colakides** 是执业建筑师，拥有建筑联盟学院（AA）文凭及国际舞台美术组织（OISTAT）荣誉文凭。除自身的建筑实践外，他自 1993 年起亦作为策展人／艺术总监开展工作，至今已组织逾 60 个文化项目。他对文化的兴趣促成 NeMe 的成立；该机构于 2004 年注册以来，他一直担任主席。他也是 LABs 和《Leonardo》期刊的同行评审人。 **Max Dovey** 可以被描述为 28.3% 的男人、14.1% 的艺术家和 8.4% 的成功人士。他也是专门研究数据政治与算法治理的艺术家、研究者和讲师。他的作品探索从技术与数字文化中浮现的政治叙事，并将其化为特定情境中的项目——酒吧、游戏节目、银行及其他参与式场景。 **Marc Garrett** 与艺术家 Ruth Catlow 共同创立艺术集体 Furtherfield，并任联合总监；该集体于 1996 年在互联网上起步。Furtherfield 有两个实体场所：一间画廊和一个公地实验室，均位于伦敦芬斯伯里公园。他已在英国及国际上策划逾 50 项当代媒体艺术展览与项目。目前，他正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完成博士学位。 **Inte Gloerich** 是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者及项目协调人。她拥有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媒体与数字文化硕士学位。她的研究涉及数字技术的政治、数字经济和网络身份。她与 Geert Lovink、Patricia de Vries 共同编辑《货币实验室读本 2：超越炒作》（MoneyLab Reader 2: Overcoming the Hype）。 **Valeria Graziano** 探讨围绕反抗工作以及政治愉悦之可能性的文化实践。她的方法受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制度分析、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批判组织理论影响。她拥有美术与艺术史学士学位（Goldsmiths College）、视觉文化硕士学位（Goldsmiths College）及批判管理研究博士学位（Queen Mary University）。 **Max Haiven** 是安大略省西北部湖首大学文化、媒体与社会正义领域的加拿大研究讲座教授，也是“重想价值行动实验室”（ReImagining Value Action Lab，RiVAL）主任。他面向学术读者及普通读者撰写文章，著有《想象的危机，权力的危机》（Crises of Imagination, Crises of Power）、《激进想象》（The Radical Imagination，与 Alex Khasnabish 合著）、《金融化的文化》（Cultures of Financialization）及《金钱之后的艺术，艺术之后的金钱》（Art after Money, Money after Art）。 **Lynn Hershman Leeson** 是艺术家和电影制作人，过去四十年来，她的艺术与电影在国际上广受赞誉。作为最具影响力的媒体艺术家之一，她因创新地探究如今被视为社会运作关键的问题而获得广泛认可：人与技术的关系、身份、监视，以及将媒体用作赋权工具来对抗审查和政治压迫。 **Francis Hunger** 是艺术家、DJ、设计师、程序员和媒体史研究者。他研究信息技术、全球化的技术与经济及政治后果、东西方冲突和性别角色等主题。除艺术实践外，Francis Hunger 也独立或合作开展策展项目，并出版相关主题的作品。 **Helen Kaplinsky** 是常驻伦敦的独立策展人和作家，目前正为新的伦敦科学画廊筹备一项把性别视作技术体验的展览。她在利物浦约翰摩尔斯大学展览研究实验室担任访问学者，在那里主持一个超虚构阅读小组，延伸了这一研究的某个面向。2015 年，她共同创立了可变的策展组织 Res.。该组织近期的项目“Alembic”（蒸馏器）回应 Goldsmiths 大学的一个赛博女性主义档案，讨论数字与炼金术的转化。 **Aleksi Knuutila** 接受过人类学训练，经营一家结合计算方法与定性方法的研究咨询机构。他在伦敦大学学院数字人类学项目攻读博士时研究了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宗教社群。其后，他的工作研究算法化、个性化媒体环境中信念与身份的形成，并通过结合人的推理与机器推理来考察政治文化。 **Marcell Mars** 是萨格勒布多媒体研究所（Multimedia Institute，mi2）和网络文化俱乐部 MAMA 的创办人之一。他发起 GNU GPL 出版品牌 EGOBOO.bits，参与众多合作艺术项目，是“Otokultivator”夏令营的组织者之一，在媒体与传播学院主持“技术的奇迹”（Wonder of technology／Čudo tehnike），并在马斯特里赫特的 Jan Van Eyck 从事“统治阶级研究”（Ruling Class Studies）。 **Tomislav Medak** 是考文垂大学后数字文化中心的博士生。他也是萨格勒布多媒体研究所／MAMA 的理论与出版团队成员、“世界的记忆／公共图书馆”（Memory of the World／Public library）项目的业余图书馆员，以及表演艺术集体 BADco. 的艺术家。 **Rob Myers** 是来自英国、现居加拿大温哥华的艺术家、黑客和作家。他只是想弄懂这个日益由技术中介的世界。 **Emily Van Der Nagel** 是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莫纳什大学的社交媒体讲师。她教授并研究社交媒体身份、实践和平台。 **Rachel O’Dwyer** 是都柏林国立艺术与设计学院的数字文化讲师。她的研究处于文化经济与数字经济的交汇处。她书写金钱、算法与艺术，但不一定同时书写这三者。 **Lídia Pereira** 是常驻鹿特丹的独立设计师、艺术家和研究者。她毕业于波尔图美术学院传播设计专业，以及鹿特丹 Piet Zwart 学院媒体设计与传播专业。她是《无处不在的劳工工会》（Pervasive Labour Union）小志的创刊编辑（2015 年至今）；该项目为投稿者提供一个低门槛入口，以表达他们对社交媒体劳动的看法。 **Erica Scourti** 是艺术家和作家。她的作品探索主体性表演与呈现中的传记写作和身体铭写。个展包括“主诉”（Chief Complaint，伦敦 Almanac）及“溢出片段”（Spill Sections，StudioRCA）；群展包括纽约高线公园、惠康收藏馆及维也纳美术馆的展览。她的文字发表于《咒语：21 世纪神秘诗歌》（Spells: 21st Century Occult Poetry）、《作为方法的虚构》（Fiction as Method）等出版物。她是《快乐的伪君子》（Happy Hypocrite）期刊的客座编辑，将于 2019 年夏在立陶宛 Rupert 驻留。目前，她正于 Goldsmiths 艺术系攻读由英国艺术与人文研究理事会（AHRC）资助、以实践为基础的博士学位。 **Rebecca L. Stein** 是杜克大学文化人类学家，在以色列军事占领和巴勒斯坦人被剥夺家园的历史遗产背景下，研究以色列文化与政治的联系。她著有《数字军国主义：社交媒体时代的以色列占领》（Digital Militarism: Israel’s Occupation in the Social Media Age，与 Adi Kuntsman 合著）、《冲突中的行程：以色列人、巴勒斯坦人与旅游的政治生命》（Itineraries in Conflict: Israelis, Palestinians, and the Political Lives of Tourism），并共同编辑《巴勒斯坦、以色列与大众文化的政治》（Palestine, Israel, and the Politics of Popular Culture）。 **Cassie Thornton** 以“女性主义经济学系”（Feminist Economics Department）的名义工作。她运用舞蹈、写作、视觉艺术、催眠、实验研究、导览和广播，保护未知事物，并揭示债务可以成为团结的来源。她的作品考察政府与经济制度对公众情感、行为及无意识的影响，重点关注债务和安全。 **Paul Vanouse** 是从事新兴媒体形式的艺术家，也是布法罗大学教授。他的艺术作品以各种新技术科学本身为媒介，回应其引发的复杂问题。他的作品包括考察民意调查与分类所产生后果的数据收集装置，以及动摇关于种族和身份的科学建构的遗传学实验。 **Patricia De Vries** 是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的研究者和项目协调人，也是鹿特丹伊拉斯谟大学博士候选人。她也负责“牧猫”。她的研究聚焦于艺术中将算法视作焦虑来源的想象。更多信息见 www.networkcultures.org/contesting-capture-technology。 **Krystian Woznicki** 是评论家，也是《柏林公报》（Berliner Gazette，berlinergazette.de）的共同创办人。他最近出版的《逃逸的归属》（Fugitive Belonging）融合写作与摄影。其他作品包括《斯诺登文件实地指南》（A Field Guide to the Snowden Files，与 Magdalena Taube 合著）、《飞机之后》（After the Planes，与 Brian Massumi 合著）、《谁害怕共同体？》（Wer hat Angst vor Gemeinschaft?，与 Jean-Luc Nancy 合著）及《关机：天堂的生产、大众旅游与全球化》（Abschalten. Paradiesproduktion, Massentourismus und Globalisierung）。 # 中文版制作说明 本稿为《状态机器：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的简体中文初译 v0.1，依据网络文化研究所2019年英文版制作。编辑为 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 与 Inte Gloerich，原版 ISBN 为978-94-92302-33-5。正文中的“今天”、政策、人物职务和未来预测均属于原版写作时点。 本初译由人工智能完成，并由未参与相应章节初译的另一人工智能对照底本全文复核；尚未经独立人工终审。它不是出版社发行或认可的正式中文版。 译本覆盖底本实际收录的前附文、19个正文单元（含引言与图廊）、原注、参考文献、作者简介与真实封底。原版没有索引。原版只有页眉而无正文的末页不单独重印，相关来源标记保留在可编辑稿中。 原版页下注移至各章末尾，原编号保留，并设正文与注释间的双向链接。目录与文内“原书第×页”沿用原版页码，链接指向相应中文内容；中文页眉使用本PDF的物理页码。中文自然段的跨页位置与原版不同。 封面与封底使用实际原版跨页封面为基础，中文化文字并适配留白。PDF分别呈现正封与封底，不单独重印书脊；书脊重复的出版机构标识与书名已在封面、封底和版权信息中保留。九幅信息图的文字已中文化，原图及逐项对照记录另存。图廊中的艺术品、货币、截图与纪实照片保留原貌，可辨读文字另附中文说明。全版摄影连续保留；原图极小、虚焦、遮挡或艺术性涂抹而不能可靠辨读的文字，已在相应位置说明，未以猜测补写。图像生成会产生细小视觉重绘，不能视为像素级复刻。 正文采用 Noto Sans SC 字体；强调文字采用保持字宽的派生斜体，少量特殊符号由系统字体补足。为使中文可读，译本调整了字号、行距、图文分页与封底文字底板，同时保留原版的黑白正文、细线页眉和封面色彩关系。 原书整体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4.0国际”许可，原有署名与许可文字保留。部分第三方图片另有署名或使用声明，尤其基因驱动图附有“仅用于教育”的原版声明；这些文字不等于已另行取得公开再分发授权。本译本不构成对第三方图片独立权利清理的声明；其中注明惠允提供或仅供教育用途的图片，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 制作日期：2026年10月。 # 状态机器 数字公民身份、金融与艺术边界上的反思与行动 Yiannis Colakides、Marc Garrett、Inte Gloerich 编 如今，我们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每当打开智能手机，我们便通过数据、法律与流动的字节，与不同国家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在这个世界，个人表达由数字平台界定并加以中介；新型货币、金融交换，甚至劳动，都绕过了企业和政府。与此同时，同样的技术增强了政府的监视权力，使企业得以榨取愈加复杂的劳动安排，却几乎无力减缓在真实边界上筑起真实围墙的进程。一方面，个人和群体的能动性开始接近民族国家；另一方面，我们的流动能力与来之不易的权利正受到威胁。我们需要什么工具来理解这个世界？艺术又如何帮助我们想象并实现其他可能的未来？ 本书考察新兴技术所开启的国家、公民与无国籍者之间的新关系。它是一项为期两年、获欧盟资助的合作成果，合作方包括 Aksioma（斯洛文尼亚）、Drugo More（克罗地亚）、Furtherfield（英国）、网络文化研究所（荷兰）、NeMe（塞浦路斯），以及众多艺术家、策展人、理论家和观众。《状态机器》坚持认为，我们需要新的表达形式和艺术实践，以回应这个时代最紧迫的问题；它力求教育并赋权于当下的数字主体，使其成为未来积极、投入而有效的数字公民。 撰稿人：James Bridle、Max Dovey、Marc Garrett、Valeria Graziano、Max Haiven、Lynn Hershman Leeson、Francis Hunger、Helen Kaplinsky、Marcell Mars、Tomislav Medak、Rob Myers、Emily van der Nagel、Rachel O’Dwyer、Lídia Pereira、Rebecca L. Stein、Cassie Thornton、Paul Vanouse、Patricia de Vries、Krystian Woznicki。 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2019 年 ISBN 978-94-92302-33-5 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由欧盟“创意欧洲”计划共同资助。 标识：网络文化研究所；状态机器项目；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欧洲联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