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言 近来，关于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消息一直不妙。 曾几何时，就在不久以前，科学界的共识还认为，北极极地冰盖在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压力下终将融化——“在21世纪后期”。[^f01-1] 这一估计发布于2007年，与阿尔·戈尔（Al Gore）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大约同时问世，它再次确认了一种普遍的看法：如果我们不尽快采取行动遏制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的排放（emissions），气候变化最严重的后果确实可能极为可怕——但那将发生在几十年之后。[^f01-2] 冰盖融化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气候变化所带来的威胁是真实的，却并非迫在眉睫：我们有时间通过人们熟悉的程序去争取变革——公共辩论、公众舆论的逐步形成、最终为推动国会（Congress）行动而结成的联盟，以及对一项国际条约的耐心谈判。 结果证明，这一估计过于乐观了。仅仅两年之后，新的估计就提出，北冰洋最早可能在2030年或2040年出现夏季无冰。[^f01-3] 部分由于全球各经济体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的速度快得惊人，气候的反应远比大多数研究者先前预计的要快。预测上的这一转变——连同整个气候科学领域中类似的转变——对于任何希望把生物圈（biosphere）以大致接近目前的状态保存到未来的人而言，都意味深长。威胁不再远远悬在世纪末附近，而是只有二三十年之遥。在这一进展及其他进展之后，关注气候变化科学的人们感到了更强烈的紧迫感，他们知道国际社会最好立即行动，以避免全球气候发生剧烈变化。这一迫切要求与国家和国际政治传统的限度相互抵牾，引出了一些棘手的问题。科学家怎样才能让这一消息影响到主要政治人物的思考，而这些人大多仍在使用20世纪90年代初设定的估计和目标？再者，各国怎样才能在如此短的时间内如此剧烈地改变其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经济？究竟有什么能够打破这一僵局？ 然而现在看来，就连那个估计也反过来被证明过于乐观了。三年之后，2012年夏季北极海冰惊人的融化，促使科学家重新审视那些早先的研究，转而提出北极可能在2020年之前就会在夏末无冰。剑桥大学极地海洋物理研究组（Polar Ocean Physics Group）负责人、研究北极海冰厚度的彼得·瓦德姆斯（Peter Wadhams）如今估计，北极将远在本个十年结束之前就出现夏季无冰，也许早至2015年或2016年。[^f01-4] 于是，在五年之内，那一可怕事件的威胁从本世纪后半叶提前到了本个十年的后期，几乎抹去了采取认真行动的机会。看来，2020年就是新的2100年。所谓有时间——哪怕是极少的时间——来应对这场危机，也就不过如此了。问题随即成倍增加：我们现在该怎么办？[^f01-5] 什么样的政治行动还有可行性？我们究竟要如何改变我们的经济体系，才能及时应对这一挑战？ 北极海冰的消息已经够糟了：它告诉我们，北半球气候的一场巨大转变已在进行之中。随着北极变暖，极北地区与温带地区之间的温差缩小，导致急流发生变化：急流如今移动得更慢，在向东行进的途中也更频繁地蜿蜒曲折。其结果是，它可能摆到得克萨斯上空，然后把暖空气径直向北拉过达科他地区，致使整个中西部在隆冬出现温暖天气；或者把北极的寒气向下拉入卡罗来纳地区乃至佛罗里达，使过去很少经历如此严寒天气的地区冰冻。此外，由于它移动得更慢，它可能会在某些地区上空停滞不前，使这些地区在更长的时间里遭受同一种天气——导致更长时间的降雨或降雪，从而带来更多洪水或更严酷的冬季风暴。同样的情况适用于整个北半球。这就是我们这个时代的“新常态”。[^f01-6] 但这还不是全部。更糟糕的消息还在后面。北极海冰的融化将导致海水本身的温度大幅升高，其高度有可能足以融化沉积在东西伯利亚北极陆架海床上的甲烷笼形水合物（methane clathrates）——有机生命的冰冻遗骸——并使由此产生的甲烷气体穿过海水逸入大气。科学家们早就知道这些海底的笼形水合物沉积，但由于世界各地的这类沉积大多位于远在海面之下的冷水中，他们并不太担心气候变化会在短期内使其融化。但那片北极大陆架的情况不同：它非常浅——常常只在海面以下约五十米——因此那里的笼形水合物很容易受到海洋表层温度上升的影响。所以，北极的变暖已经触发了这一过程的初始阶段，也就不足为奇了。 2010年3月，由伊戈尔·谢米列托夫（Igor Semiletov）和娜塔莉亚·沙霍娃（Natalia Shakhova）领导的一个俄罗斯科学家团队发表了一项研究，记录了东西伯利亚北极陆架上一次大规模的笼形水合物融化，这次融化所释放的甲烷数量“与此前对整个世界海洋甲烷排放量的估计相当”。[^f01-7] 由于甲烷作为一种温室气体的效力约为二氧化碳的二十六倍，尽管它在大气中远非那么短暂存留，又由于在那片海域——如同在世界上许多海洋中一样——有着巨量的冰冻甲烷晶体沉积，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发布了一份新闻稿，指出：“即便只释放陆架中所储存甲烷的一小部分，也可能引发突然的气候变暖。”[^f01-8] 2011年夏季，研究团队重返北极的这一区域时，发现逸出甲烷的“火炬状结构”比以前大得多，有些宽达一公里，这表明他们可能不得不上调对笼形水合物融化量的估计；最近的甲烷排放速率令长期研究这一现象的科学家们本人都感到震惊。[^f01-9] 但即便如此，坏消息也还没有说完。北极冰的融化，部分是由科学家所说的“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回路”驱动的：冰融化后，出现开阔水面，吸收阳光；结果水面变暖，使更多的冰融化，如此循环往复，形成一种死亡螺旋。既然北冰洋正在迅速融化，无论我们做什么，这一过程都将自我强化。这样的恶性循环同样适用于正在融化的笼形水合物。笼形水合物融化得越多，全球气温上升得就越多，从而使北极进一步变暖，更多的笼形水合物随之融化。[^f01-10] 在北极，一个正反馈回路（冰的融化）最终可能触发另一个，而两者合在一起，又可能在地球上的其他地方触发类似的恶性循环。一旦这些过程彻底启动，它们将在如此广泛的范围内调动起如此强大的物理力量，以至于人类所能做的一切都无济于事。 因此，人们完全可以理解，为什么一群科学家成立了北极甲烷紧急小组（Arctic Methane Emergency Group），以唤起世界对这一局势及其潜在灾难性后果的关注。在2012年夏季的大规模冰融之后，以及在彼得·瓦德姆斯作出夏季冰将最早于2015年完全融化的新估计之后，该小组如今公开表示，如果没有一项增加北极冰量的大型地球工程，全球气候灾难（catastrophe）将不可避免。[^f01-11] 到目前为止，这仍是少数人的观点，尽管它出自那些最直接参与北极气候研究的人。科学界整体上尚未认可这些发现。然而，密切关注地球上这一关键区域的研究者们得出了如此可怕的结论，这一事实本身就是一个明显的迹象：我们已经到了或许还能为我们所知的生物圈挽回一个未来的最后时刻。 关于北极的消息糟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我们所有人几乎立刻提出两三个问题，都是情有可原的。 *为什么没有人告诉我们这一切正在发生？* 各大媒体有时报道过北极惊人的冰融，却很少讨论其更广泛的影响或其对地球未来的潜在冲击。不过它们在这方面相对沉默并不令人意外。美国的全国性媒体，至少直到不久以前，一直假装在气候变化是否真实、人类活动是否导致气候变化这两个问题上存在一场有“两方”的“辩论”——而这些问题在科学界早已定论二十多年了。它们对气候变化犹豫不决、敷衍了事且常常不准确的报道是如此臭名昭著，以至于科学家们不得不就此发表坚定乃至响亮的声明，长时间地思考如何才能把信息传达出去——并且因他们在这方面的所有努力都付诸东流而沮丧地举手放弃。 *为什么形势变化得这么快？气候变化不是应该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吗？* 生物圈的反应可以采取多种形式，并非全都是渐进的。但我们本可以假定，至少我们对这一问题的贡献会以稳定的速度增加。然而事实证明，这一假定是错误的。几年前，我们本可以合理地预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会以渐进的速度上升。但事实证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这些排放的增长速度远远超出了任何人的预期。科学家们长期以来一直警告我们改变自己的方式，但我们反而使问题急剧恶化。当生物圈作出相应的反应时，我们又何必感到惊讶呢？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我们还有时间做任何事情吗？* 任何试图回答这些问题的人都陷入了真正的两难境地。说我们确实还有时间，就是认可一种可能是虚假的乐观主义，支持这样一种信念：我们应对政治问题的惯常方式——为国会行动和国际行动逐步积累支持、构建联盟这一缓慢的、渐进式的工作——能够及时奏效。没有什么比这更不确定的了。事实上，考虑到我们近年来糟糕的记录以及这一挑战的艰巨程度，我们及时应对这一挑战的机会似乎小得可笑。另一方面，说我们真的已经没有时间了，就是假装拥有我们实际上并不具备的知识。地球的前景看起来并不乐观，但我们尚不能确定一切希望都已丧失。例如，我们对北极笼形水合物融化的理解仍处于初始阶段，这一课题的主要研究者们的进一步评论也表明了这一点。[^f01-12] 此外，全球气候是如此复杂，某些地球物理模式可能正在出现，而我们对它们的了解更少。我们不能声称已经掌控了局势。没有这种掌控，大张旗鼓地宣布我们真的已经没有时间了，将是愚蠢的。 在过去的一二十年里，我们已经知道，我们生活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肩负着决定地球命运、从而决定人类命运的任务。迄今为止，我们一直无力采取果断行动，仍然被我们的传统和习惯的潮流所裹挟，仿佛在这一任务面前完全失去了行动能力。 与此同时，时间正在流逝。北极——以及其他地方——的种种进展表明，我们或许已经作出了选择，我们如今正走在毁灭之路上。我们无法确定这一事件已经发生，但我们当然也不能满怀信心地认为我们仍有时间而继续前行。我们如今被困在一个极其奇异、令人恐怖的时刻——一个我们不禁会想“是不是太晚了？我们还有未来吗？”的时刻。 其他书籍已经描述过气候的物理现实。另一些书籍回顾了我们为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停止其他损害生物圈的做法而可以做的诸多事情。还有一些书籍很好地阐释了我们的种种选择：利用新技术、转向可再生能源，以及在国家和国际层面采取新政策以使这些转型成为可能。所有这些书籍以及其他书籍都敦促我们及时采取行动。 本书也将涉及这些主题；为了描述我们当前处境的基本情况，它必须这样做。毫无疑问，我们必须把握问题的要点、解决方案的实际层面，以及两者对我们应当做什么所具有的意涵。 但本书的重点最终在别处。如果我们只局限于科学、技术和政治问题，如果我们以为自己可以作为有知识、会规划的生物来面对这一挑战，我们就忽略了这一时刻对我们人之存在的每一个层面所具有的意涵。此外，如果我们敦促现在就采取行动——我们必须这样做——然后就止步于此，我们就回避了另一种可能性的更广泛意涵：尽管过去二十来年有种种警告和努力，我们仍将无法及时采取行动。如果现在已经太晚了呢？如果我们如今面对的是一个正在消失的未来呢？ 一旦我们提出这些问题，整个讨论就改变了。我们早就知道利害所在；任何意识到气候变化的人都不曾怀疑它威胁着我们所知世界的存续能力。气候变化不仅是生物圈的危机；它也是我们作为人的意义与目的本身的危机。它代表着人类全部情感气候的一场惊人变化。然而现在，我们面临着这样一种可能：我们将无法避免越过不可回转的临界——无法避免触发严重的、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 过去，评论气候变化的人们一直警告我们要在到达这一点之前采取行动，借助这一可怕的威胁来激励我们。几乎每一本关于气候变化的书都以乐观的调子作结，解释这场危机归根结底如何是一个机遇，一个扭转局面、创造环境友好型经济和一个新的负责任社会的机会。这种思考这一挑战的方式，与过去二十年中大部分时间里这一威胁的性质颇为相符，那时我们仍然有信心自己还有时间带来改变。在那段时期，这样想是说得通的：如果没有某种乐观，没有从恐怖（horror）转向变革可能性的那种转换，我们几乎无法直面气候变化的严峻现实。结果，我们很少——如果说有过的话——真正审视一个正在消失的未来这一前景。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思考方式必定依然适用：毕竟，对紧急行动的要求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甚至已经成为一道至高的最后通牒。毫无疑问，我们必须尽人力所能做一切，以改变我们的社会，避免触发终极的灾祸。 但如果我们诚实，就必须承认，过去几年的事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严重地削弱了圆满结局的前景。几乎全部行动时间都已悄然流逝。因此，现在是我们以一种新的方式面对这场危机的时候了——不是放弃我们争取变革的努力，不是忘记那一系列将我们的经济转移到新基础上的出色倡议，而是第一次去思考：如果我们失败了，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这样做将是困难的；它将需要新的诚实之源、承受黑暗思想的新能力，以及面对无法忍受之事的新的耐心储备。它对我们的要求可能超出了我们所能给予的。 如果在时间正在耗尽的证据日益增多的情况下，我们仍坚持说我们还有时间，那我们就不够诚实了：固守那种熟悉的乐观情景而排除其他一切，将使我们陷入某种形式的压抑、防御、蓄意的盲目——实际上，陷入否认本身的一种变体。 因此，这一时刻要求我们去做一件我们很少想象过的事：即使可能为时已晚，也要为地球而战；恰恰在我们开始承认这一事业可能已经失败之时，坚持我们的一切努力——并且加大努力。近几年的进展表明，我们想象这场危机的整个方式都必须改变：如今我们被困在背水一战的痛苦之中，被困在从失败之口夺取胜利的尝试之中——伴随着那句最低限度的、绝望的口号：永不言败。 我们不能对这一时刻的新现实视而不见。我们如今面对的问题，不仅仅关乎这场危机的科学、技术、经济或政治层面——尽管这些层面依然至关重要——也关乎它对人类的意义。如果我们不能面对这些问题，我们就将失去某种珍贵的东西：我们以至少最低限度的正直与真实来生活的能力。 这些问题是我们将要面对的最艰难的问题之一。在某种意义上，它们是无法回答的。但在本书中，我仍将尝试面对它们——不是去回答它们，不是制造一种幻觉，仿佛在它们的压力下我们能够真正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而是去探究与它们共处、在它们的重负与黑暗之下生活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未来濒临消失，当下又为何而存在？如果那个未来已成疑问，我们该如何生活？ 这些问题之所以极其艰难，部分原因在于，它们是在我们现有的气候变化讨论已经加诸我们的种种要求之外，又额外来到我们面前的。那些要求本就相当可观；它们是如此严峻，以至于我们几乎一直未能很好地应对它们。因此，在进入本书的核心问题之前，或许明智的做法是先在后面这些要求上稍作停留，尽管它们为人熟知。 我们为什么一直如此停滞不前？是什么让我们如此难以像真正理智而负责任的人那样面对当前的危机？ 我认为，诚实的回答是：这是一场前所未有的危机，它向我们提出了我们从未面对过的挑战，而在应对这些挑战时，我们完全不知所措。 首先，如果我们要应对气候变化的根本方面，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迫审视远超出我们专业领域的现实，去阅读、学习和判断那些我们往往缺乏准备的科学发现。以往的危机并不要求我们承担这项任务。在现代的大部分时期，人们可以通过读报或与朋友交谈来自行评估公共事务的状况；不需要特别的专业知识。即使在核时代，公民也不必学习核反应的物理学，就能意识到广岛和长崎发生了什么：那些事件是真实的，那些武器的毁灭性效果是可以切身感知的。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被要求去应对一种现象，它不是一个单一的事件，不是一个已知的威胁，而是可能事件的语境——一个我们必须通过数百名科学家的细致工作才能了解的语境。此外，我们究竟可以信任谁来向我们转述这项工作、解释科学实际上发现了什么，这一点从来都不明显：由于这场辩论的许多参与者否认存在问题，或暗示科学家之间在气候变化是否真实的问题上存在真正的分歧，我们不确定该相信谁。以往的任何危机都不曾出现过类似的情形。 我们在接受这一挑战的真实性上的犹豫，也源于信任自身经验的倾向。如果我们的生活和环境在我们看来大体仍是熟悉的，我们就很难接受某种东西已经严重出了问题。凭直觉，我们会迟疑于依据任何一种主张采取行动，只要它在我们自己的经验中并不明显，肉眼看不见，也没有得到我们已经选定的权威的证实。在这方面，气候变化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它触及我们生活的切身之处，召唤我们思考自己对自身、对他人和对未来的道德责任——却不给我们任何明显的证实。它要求我们作出严肃的道德承诺，却不提供我们在迈出这类步伐时通常要求的那些基础。 但这还不是全部。如果我们确实接受了气候变化的真实性，接受了我们对其中大部分负有责任，那么这一认识是如此令人受伤，以至于我们可能不愿再进一步应对它。地球的未来正处于危险之中，这一前景最有可能使我们充满愤怒、恐怖和绝望的希望。在所有这些反应之下，潜藏着一种巨大的恐惧感。而我们几乎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帮助我们与这种恐惧共处。 这种情感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先例。即使在核军备竞赛的高峰期，当人们被迫思考全球毁灭的可能性时，他们至少意识到，那场大火可能源于他们日常生活进程之外的某种东西。一场核战争将是对事物既有状态的毁灭性中断。气候变化则不同：如果我们固守当前的习惯——这些习惯建立在对化石燃料的奢侈使用之上——它就有可能改变我们的整个世界。我们的生活方式威胁着它自身。以往没有任何一代人曾经直面过这种可能性——至少不是在行星尺度上。 从一种单一的恐怖到日常灾难的这一转变，是我们难以接受的：不知怎的，一个剧变性的事件比气候变化更容易理解。毕竟，这样的事件与我们对自身死亡的思考并无太大不同。我们大多数人都很清楚，我们的生活随时可能可怕地出错。我们知道，一场偶然的事故可能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夺去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毁容，或改变我们的性格。更糟的是，一个反常事件可能毁灭我们所爱的所有人。事情本来就是如此。 但气候变化不同。如今，我们的日常生活就是问题的根源：我们赖以按现有方式生活的一切——我们出行、为住宅供暖或制冷、为生产我们所用商品的工业提供动力所使用的能源——也正在把足量的温室气体排入大气，以至于我们的气候终将被改变。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正在引发一些事件，这些事件可能直接威胁到我们的生活方式。问题不在于某种可怕的事情有可能发生；这一次，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保持冷静、一切照旧，它就会发生。 更糟的是，一旦我们决定直面这种痛苦并采取行动，我们就会意识到这项任务可能超出了我们的能力。与我们所面对的相比，过去最严峻的挑战都显得容易。想一想美国废除奴隶制的漫长斗争。废奴主义者为根除这一制度奋斗了好几代人，却未能成功。奴隶主无论多么被道德呼吁所打动，往往都觉得自己无法解放奴隶，因为这样做会让他们失去太多“财产”；把奴隶当作自由的人来对待，代价对他们来说实在太大了。大多数人选择了精明而非人道，让经济考量压倒了伦理原则。同样的事情今天正在发生：我们这些发达国家的人就相当于奴隶主，心安理得地依赖于对世界生态系统（以及更多东西）的残酷支配。 在美国，废奴是靠一场战争才实现的。那一事件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几乎使共和国分裂。然而，那场斗争之所以能够成功，部分原因在于废奴所要废除的是一种与国家某一地区紧密相连的制度。今天，气候变化源于全美国乃至全世界人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力量会对我们发动战争以迫使我们改变。因此，我们这些身处美国及其他地方的人将不得不自愿放弃我们的特权。我们将不得不调动我们全部的伦理储备，来全面放弃特权。我们做任何这类事情，真的都没有历史先例。 问题不在于我们格外腐败、无可救药地自私；而在于历史如今让我们面对一项此前任何一代人都未曾胜任过的挑战。我们被要求去做不可能之事。 难怪我们几乎宁愿做任何事来逃避这项任务。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愿意相信它正在发生。我们几乎是自动地对接受它产生巨大的抗拒。即使是我们当中那些以绝望或痛苦作出反应的人，通常也很快就回到日常生活的现实中去了。在某个层面上，我们所有人都处于否认之中。谁会欢迎如此深刻的转变这一念头呢？面对事实是我们任何人最不愿意做的事。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们对它的反应之怪异，就开始变得可以理解了。气候变化的前景是如此不受欢迎，以至于广泛出现的否认其真实性的强烈呼声似乎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气候变化无异于对我们自以为是谁的一次攻击：它揭露出这样一些事实——发达世界的经济建立在一个谎言之上，我们的生活方式把地球的最终毁灭视为理所当然，而坚持这种生活方式使我们成为一桩重大罪行的共谋。没有人愿意接受这些现实。因此，对许多人来说，把我们本能的否认转变为一种完整的、明确的、条理清晰的主张，宣称一切都没有问题，是非常令人满足的。 十分明显，这样做的话，我们就不再是作为理智而负责任的成年人在行事了。在证据已到这一步的时候，拥抱否认最终就是选择地球的毁灭。但这并不意味着，做相反的事——选择理智的回应——就是我们所乐意的，因为它要求我们改变我们生活的根基。克服否认，要求我们接受：我们已经在一个谎言中生活了许多代，我们的整个文明正走在犯下生态灭绝（ecocide）的道路上——这是一种比种族灭绝更为严重的罪行，尽管与之紧密相连——而我们最切身的种种假设即便不是更糟，也是骇人的。 如果我们真能应对这一挑战，我们将完成一项在人类历史上几乎独一无二的壮举。如果我们做不到，我们的失败将是可以理解的，即便这会使我们成为独一无二的骇人存在。无论哪种情况，我们这一代人都将是这个物种历史上唯一的一代。难怪这一时刻让人感觉如此奇异。 但我们处境的艰难还不止于此。即使我们完全相信自己必须做些什么，并尝试独自去做，也并不是说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甚至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运动，就有能力做得足够多。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我们可能采取许多措施来大大减少对生物圈的损害，但只要工业和农业企业、乃至整个国家继续一切照旧，这些个人行动就永远不够。结果，我们陷入了我们行动的意愿与 我们能动性的根本限度之间、伦理原则与务实现实之间的矛盾之中。我们也许会奋力推动以突破这一矛盾，迫使各国作出改变，但迄今为止几乎没有发生什么转变；相应地，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生活在一个仍由我们未必认同的否认所塑造的社会语境中，仍然陷在我们希望打破的习惯之中。由于我们无法独自建造我们社会的基础设施，也无法独自制造我们所使用的商品，我们最终可能会栖身于一个我们所痛惜的经济体系之中。 面对这些看似不可能克服的困难，我们可能会诉诸许多种看似合理的回应。例如，我们可能干脆在绝望中举手放弃。我们可能满怀苦涩地得出结论：任务太过巨大，代价太过高昂，阻力如此强大，以至于不可能再为气候变化操心了。毕竟，我们可能会辩称，它最严重的后果要到我们死后才会发生：让后来的世代去面对吧。 但在这里，气候变化同样不会让我们绕过它。的确，认为那些后果将发生在遥远未来的想法，在整个政治光谱中都出人意料地普遍。许多人显然认为，气候变化真正沉重打击的将是别人，很可能是他们的孙辈。就连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最早使国会关注全球变暖概念的人之一，也是大幅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倡导者——也把他最近的一本书命名为《我孙辈的风暴》（*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而詹姆斯·加维（James Garvey）在他出色的著作《气候变化的伦理学》（*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中，也把他的分析建立在我们对他人、尤其是对未来世代（future generations）的伦理义务之上。[^f01-13] 但我们真的认为，后来的世代遭遇什么，仅仅是我们对他们的伦理义务问题吗？我们在从事大多数活动时所表现出的态度告诉我们并非如此。如果我们建造一座城市，难道我们不希望它经久长存吗？如果我们喜爱本地的传统，难道我们不希望它们保持其魅力吗？如果我们教育年轻人，难道我们不希望他们成长兴旺吗？如果我们取得一项医学突破，难道我们不希望它帮助人们过上长寿而健康的生活吗？如果我们创作一件艺术作品，难道我们不希望它为后人所欣赏吗？如果我们写一本书，难道我们不希望它被阅读吗？如果我们珍视过去伟大的文化与历史成就，难道我们不希望把它们传给我们之后的人吗？简而言之，我们采取的哪些行动不隐含着与未来的关系？如果未来消失了，我们生活的意义何在？ 未来从来不只是为未来的人而存在的；没有那个未来，我们现在所做的事就失去了其力量。没有未来，就没有当下，也没有多少过去。气候变化不仅仅关乎我们对他人的义务。它也关乎我们自己的生活。 如果我们对气候变化放弃不管，我们就取消了当下。我们选择让自己所有的日常活动变得毫无意义，仿佛我们想成为自己的影子，或者仿佛我们想永远漂浮在一个没有根基的世界里。我们当中没有人会选择这样的命运。然而，选择相反的道路——彻底改变我们之所是——同样极其困难。一个选项是恐怖的，另一个是不可能的。但没有其他选项可供选择。 气候变化每时每刻都把我们置于新的境地。它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作为一种物质现实是如此，在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冲击、我们理解它的能力、我们面对其意涵的意愿，以及我们为我们的社会讨论这些意涵的能力上，也是如此。如果它使我们乱了方寸，如果它在我们或他人身上激起奇怪的反应，我们不应感到惊讶。气候变化是侵扰性的、潜伏的、匿名的、无情的。然而它不会让我们转过身去。气候变化无休止地、冷酷地打断我们，使我们乱了方寸，并向我们索要我们几乎不知如何给予的东西。 为了充分估量这一挑战，本书当然必须把我们时代的实际现实纳入视野。但这样做的目的始终是思考它们更深层的维度，思考它们对我们之所是的一切所具有的意涵。 在接下来的各章中，第一个关键步骤是尽可能诚实地评估我们当前的处境，毫无否认、毫无保留地直面它。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开始思考我们困境的全部意涵。任务不仅仅是回顾事实，而是让它们沉入心底，在我们生活的切身之处对我们言说，并克服我们对其全部意涵的抗拒。因此，我将首先回到基本问题，应对气候变化本身——去理解它对我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在其生活之处所产生的冲击。下一步同样至关重要，是思考我们能够做些什么来消除气候变化的成因，并追问我们能否及时采取行动以带来改变。第三步是理解我们当前困境的关键，即思考我们为什么如此犹豫于采取所需规模的行动——以及，考虑到我们人类在一个小小星球上的庞大人口，这样做最终能否解决我们的环境危机。这些初始步骤将是第一章至第五章所关注的内容。 在尽可能直接地探讨了物理现实和政治现实之后，本书将转而承担其核心挑战：思考我们面前这一困境对人类的意涵，并深入探究其最终后果。它将追问：活在这个奇异的时刻是怎样的情形？如果未来正在消失，当下又为何而存在？如果我们生活的意义正在瓦解，而我们仍活下去，我们能够如何回应？在第六章至第八章探讨这些问题时，本书将揭示环境危机对我们自身生活的冲击，勾勒出一种我们如今正开始全面体验的、切身的混乱的轮廓。 在思考了这些艰难而令人痛苦的问题之后，本书将寻求一条穿过这种混乱的道路，找到一个即使身处废墟之中也能正直地生活的基础。如果对地球的损害几乎不可逆转，如果避免灾难的前景日益黯淡，那么，是什么能够为我们代表他人、为了一切生命而采取的行动提供锚点？如果自然力量如今以比以往更大的暴力威胁着我们，我们该如何怀着敬意回应它们？在这里，本书将提出，我们最好的选择是承认灾难是我们自己的，接受对人类给生物圈造成的伤害所负的责任，并由此致力于作出补偿（reparation）——并在此基础上，无论他人如何行事，都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采取具体的伦理行动。本书还将提出，我们或许可以怀着敬畏迎接旋风的猛烈，最终接受我们在生物圈中的有限位置，并为承受一切可能到来之事找到一个更新的基础。 ## 注释 [^f01-1]: 参见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第四次评估报告，第一工作组：《自然科学基础》（The Physical Science Basis），第十章：〈全球气候预估〉（Global Climate Projections），执行摘要，“雪与冰”部分，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ch10s10-es-4-precipitation-extremes.html - 10-es-5-snow-and。 [^f01-2]: 在本书中，我将更多地使用“气候变化”而非“全球变暖”，这并不是因为“气候变化”是一个冒犯性较弱的词，而是因为它更为准确。“全球变暖”不可避免地暗示我们所面对的主要是气温上升的问题，而“气候变化”则表明，这种变暖会随时间推移产生一系列各不相同的后果——包括异常的寒潮、大规模的降雨或暴风雪，以及区域气候系统的总体转变。简而言之，“气候变化”能更好地把握全局。 [^f01-3]: 参见 Richard Kerr, "Arctic Summer Sea Ice Could Vanish Soon But Not Suddenly," *Science*, volume 323, number 5922 (March 27, 2009), 1655, doi:10.1126/science.323.5922.1655 以及 Bill McKibben, *Eaarth: Making a Life on a Tough New Planet* (New York: Times Books, 2010), 4。 [^f01-4]: 参见 Fen Montaigne, "Arctic Tipping Point: A North Pole Without Ice," *Yale360*, August 30, 2012, http://e360.yale.edu/feature/tipping_point_arctic_heads_to_ice_free_summers/2567/ 以及 David Spratt, "Big call: Cambridge prof. predicts Arctic summer sea ice 'all gone by 2015,'" *Climate Code Red*, August 30, 2012, http://www.climatecodered.org/2012/08/big-call-cambridge-prof-predicts-arctic.html。 [^f01-5]: 在本书中描述大多数活动和选择时，我将通篇使用“我们”，以反映这样一个事实：今天所有在世的人都面对着这些核心困境，也都将与其后果共存。在气候变化的语境中，人与人之间的许多差异都消融了。通常，在描述“我们”必须如何行动时，我的重点将落在生活于发达国家、尤其是美国的人身上，他们采取行动的可能性将为后文的许多讨论提供语境。尽管世界各国的人们对气候的影响绝不相等，在倡导变革方面也绝没有平等的发言权——恰恰相反，他们承受着持续的结构性不平等——但他们仍有责任在各自的境况中尽其所能地采取行动，以避免将降临到他们身上的伤害，因此也必须被包括在这个词之中。 [^f01-6]: 参见 Andrew Freedman, "Arctic Warming is Altering Weather Patterns, Study Shows," *Climate Central*, April 3, 2012, http://www.climatecentral.org/news/arctic-warming-is-altering-weather-patterns-study-shows 以及其所依据的研究 Jennifer A. Francis and Stephen J. Vavrus, "Evidence linking Arctic amplification to extreme weather in mid-latitudes," *Geophysical Research Letters*, Volume 39, issue 6 (March 2012), L06801, doi:10.1029/2012GL051000。 [^f01-7]: Natalia Shakhova and others, "Extensive Methane Venting to the Atmosphere from Sediments of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Science*, volume 327, number 5970 (March 5, 2010), 1246–1250, doi:10.1126/science.1182221。 [^f01-8]: "Methane Releases From Arctic Shelf May Be Much Larger and Faster Than Anticipated," National Science Foundation, March 4, 2010, http://www.nsf.gov/news/news_summ.jsp?cntn_id=116532。 [^f01-9]: Steve Connor, "Vast methane 'plumes' seen in Arctic ocean as sea ice retreats," *The Independent*, December 13, 2011, 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science/vast-methane-plumes-seen-in-arctic-ocean-as-sea-ice-retreats-6276278.html。关于北极笼形水合物融化过程及其影响的更多信息，参见 Sam Carana, "The potential for methane releases in the Arctic to cause runaway global warming," *Arctic News*, December 20, 2011, updated January 29, 2012, http://arctic-news.blogspot.com/p/potential-for-methane-release.html。 [^f01-10]: 关于这些反馈回路之间的相互作用，参见 Peter Wadhams, "Imminent collapse of Arctic sea ice drives danger of accelerated methane thaw," *Arctic News*, March 7, 2012, http://arctic-news.blogspot.com/2012/03/rebuttal-imminent-collapse-of-arctic.html。 [^f01-11]: 参见北极甲烷紧急小组网站 http://www.ameg.me 以及 Peter Wadhams, "Geoengineering May Be Our Best Chance to Save Sea Ice," *Scientific American*, November 14, 2012,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geoengineering-last-chance-save-sea-ice。 [^f01-12]: 参见 John Mason, "Arctic methane outgassing on the East Siberian Arctic Shelf. Part 2. An interview with Dr Natalia Shakhova," *Skeptical Science*, January 19, 2012, http://www.skepticalscience.com/arctic-methane-outgassing-e-siberian-shelf-part2.html 以及 IdiotTracker, "Semiletov and Shakhova report," December 27, 2011, http://theidiottracker.blogspot.com/2011/12/semiletov-and-shakhova-report.html。 [^f01-13]: James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The Truth About the Coming Climate Catastrophe and Our Last Chance to Save Humanity* (New York: Bloomsbury, 2009) 以及 James Garvey, *The Ethics of Climate Change: Right and Wrong in a Warming World* (New York: Continuum, 2008)。关于演讲者多么频繁地把气候变化与他们的孙辈联系在一起，一个富有启发而又有趣的讨论参见 Bill McKibben, *Eaarth*, 11–13。 # 第一章 气候变化将发生在你身上 时至今日，我们当中许多人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基本情况已经有所了解。我们见过冰川融化、北极熊被困于浮冰、冰川崩解的图像。我们仔细看过描绘大气中二氧化碳上升的图表，或者至少听说过这些图表。我们推测过卡特里娜飓风以及各种洪水或干旱是否由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所致。也许我们看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或者读过关于气候学的书。事实上，如果民意调查可信的话，大多数美国人都接受气候变化的基本现实，并希望国家和国际社会为此做些什么。 但是，我们当中许多人也可能对有关气候变化之科学的某些方面迟疑不决——无论是它是否真的正在发生，还是人类活动是否正在导致它。由于除非读者首先认真对待这些问题，否则我在本书其余部分所说的一切都不会有多大意义，因此，如果你在这些方面仍然心存疑虑，我建议你现在就翻到附录，我在那里讨论了这些问题，然后再回到本章。 仔细处理好这些疑虑是至关重要的：如果我们的决定要有坚实的基础，如果我们要以真正审慎的态度生活，我们就不应跳过这一过程的任何阶段。如果不停下来了解气候变化的基本物理事实，我们不太可能充分意识到我们作为人类的处境。如果你已经这样做了，就继续读下去：这一章正是为你而写的。 事实证明，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以及它是由人类造成的——只是深入面对我们所遭遇之事的开始。我们走得越远，越是认识到气候变化对我们自身生活的潜在影响，我们就可能越是试图保护自己免受所学之事的冲击，以便能够心安理得地继续我们的生活。这往往相当容易做到。出于充分的理由，关于全球变暖的典型讨论紧扣科学；这一主题对普通读者而言的难度，以及需要一种能够穿透激烈争论之迷雾的解释，都要求尽可能不加渲染地处理这个主题。但结果是，即便是最出色的科学阐述者，写作时也仿佛事实会自己说话，仿佛我们的生活中不存在任何会妨碍我们全然接受他们所言的障碍。事实上，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能免于这样的障碍；我们大多数人都以某种方式过滤我们所听到的东西，或者纵容一种倾向，去简化或否认、误解或夸大事实的全部意涵——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而且或许是无意识地。 简言之，深入探究气候变化，要求我们越来越直接地面对那些我们宁愿忽视的现实。因此，对我们几乎所有人而言，首要的任务是打破那种将整个问题与我们的实际生活保持距离的倾向。挑战在于，辨认并直面我们逃避科学研究所教给我们的东西的那些最具代表性的方式，从而尽可能完整地与真相相遇。 那么，让我们从这样一个反对意见开始：对于"气候变化是对人类的严重而紧迫的威胁"这一观念，这或许是人们可能提出的第一个关键反对意见。 *是的*，一个声音抗议道，*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而且将会带来严重的后果，但不是马上；我们有充足的时间来想清楚要做些什么，以防止其最坏的影响发生。* 在某种程度上，我在本书开篇几页对我们当前处境的讨论，或许已经提供了一个充分的——尽管是仓促的——回答。但为了更充分地回应这一反对意见，在这里放慢脚步、勾勒出当代科学思想在这个问题上的整体语境，或许是有价值的。 这一反对意见依赖于这样一种科学上的不确定性：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emissions）最终究竟会造成多大的危害。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ntergovernmental Panel on Climate Change，以下简称 IPCC）——这一国际机构为世界各国政府汇集并总结科学知识的现状（并于 2007 年与阿尔·戈尔（Al Gore）一同获得诺贝尔和平奖）——在其评估报告中给出的估计确实差异很大。然而，更重要的是，"我们有时间拿出应对之策"这种感觉，也隐含在有关排放的国际协议谈判的缓慢步伐之中——更不用说对《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已经规定的减排的履行步伐更为缓慢了。（签署这些协议的国家中，很少有国家已开始大幅削减其排放，尽管它们作出此类承诺时声势浩大。）[^f02-14] 同样的耐心也体现在这样一个事实中：这些谈判者要么设定适度的减排目标（如在京都），要么设定遥远的履约日期。 这种耐心的方法的最大优点，在于它现实地认识到了达成协议、改变我们以碳为基础的文化，以及将排放削减到足以产生影响之程度的困难。任何人只要想一想将我们的社会改造到必要程度会有多么困难，就必定会同情谈判者深入骨髓的实用主义，同情他们对我们所面临的政治条件的接受，以及他们对于必须在这些条件之内工作才能取得任何有意义之成果的认识。 但科学研究中几乎没有什么能为这种耐心提供正当理由。首先，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中有一部分会在大气中停留一个世纪或更久。因此，即便我们很快减少我们所产生的二氧化碳的数量，这种气体的水平至少在本世纪余下的时间里仍将居高不下，在这段漫长的时期里持续迫使气候发生变化。实际上，我们很久以前的行动正在今天被感受到，而我们今天的行动将在未来的许多个十年里被感受到。我们越是长久地延续当前的习惯，后代（future generations）将不得不面对的困难就越大。除非我们相当确定今天的排放日后不会造成任何危害，否则我们今天就应当尽己所能。 此外，尽管对于我们的排放将会带来何种影响存在不同看法，但假定只有较为乐观的预测才是正确的，那将是愚蠢的。如果科学在这方面尚不确定，那么在选择一种慢动作式的策略之前，我们应当倾听经过深思熟虑的判断的全部范围。如果我们以这种方式倾听，我们很快就会发现，事情可能比我们所想的要糟糕得多。 今天气候变化科学家之间的主要争论，不是气候变化是否真实，而是它在未来是否会对地球的生态系统产生比我们先前所认为的更为严重的影响。促成这场争论的一个因素，是对我在本书开头提到的那类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循环问题的研究。当变暖的温度导致更多温室气体释放到大气中，而这些气体又导致温度进一步上升，如此循环往复时，这些恶性循环便出现了。一旦这些恶性循环变得足够强大，它们就构成了"临界点"（tipping points），导致一连串不可逆转的事件和不可阻挡的温度上升。我们排放的气体越多，我们等待改变习惯的时间越长，我们就越有可能越过这些临界点，从而使推迟严重气候变化及其一切后果的到来变得更加困难。 弗雷德·皮尔斯（Fred Pearce）在其关于这一主题的著作《以速度与暴力：为何科学家害怕气候变化中的临界点》（*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中，考察了可能在世界许多地区出现的一系列潜在"正反馈循环"。其中一些临界点可能确实还在几十年之后。但我们在相当近的将来就有可能越过其他一些临界点，如果我们尚未越过的话。[^f02-15] 临界点的几个关键例子，就是我在本书开头探讨过的那些。正如我在那里提到的，2012 年夏季北极海冰惊人的融化，在许多观察者看来表明，这一过程如今已经越过临界点，变得不可逆转。 第二个例子同样与引言中的讨论相关，那就是全球海床上的甲烷笼形水合物（methane clathrates）可能开始融化并将气体释放到大气中。[^f02-16] 如果这一反馈循环在任何大规模上启动，我们就会陷入大麻烦，因为有难以计量的甲烷能够以这种方式被释放出来。有一项估计认为，全世界所有海洋中的笼形水合物所含的甲烷，约为当今大气中甲烷含量的四千倍。[^f02-17] 研究者通常猜测，这样的笼形水合物融化只会在气候变化晚得多的阶段才会发生。2008 年，马克·林纳斯（Mark Lynas）提出，这种潜在的笼形水合物融化可能会发生在一个比工业化前温度升高了 5 摄氏度的地球上。[^f02-18] 但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笼形水合物的融化已经在北冰洋一片较浅的大陆架上开始了。那一相对局部的事件并不意味着世界各地的笼形水合物也即将融化。但由于笼形水合物的存在数量如此巨大，即便只有其总量中的一小部分融化，也足以使地球气候发生剧烈改变。我们也许已经在目睹这一事件的开端，倘若如此，它就是在比我们预期低得多的温度下显现出来的，而且还提早了几十年。 在离北极地区不远的地方，还有另一个令人担忧的例子隐约可见。可能的临界点中最为紧迫的例子之一，是整个遥远北方——西伯利亚、阿拉斯加和加拿大北部——正在融化的永久冻土。当它融化时，会释放出大量的二氧化碳和甲烷。一旦这些气体的释放达到某个点，它将导致如此多的进一步变暖——以及永久冻土的进一步融化——以至于其结果将不可逆转。 永久冻土的临界点并不遥远。2011 年 1 月发表的一项研究引人注目地预测，遥远北方的反馈循环将导致北极永久冻土在 2020 年代中期之后成为碳和甲烷的净源（而非汇），并且其强度足以抵消地球陆地吸收这些排放之能力的 42% 至 88%。[^f02-19] 这些例子可能暗示，只有遥远北方的反馈循环——北极的冰、笼形水合物、永久冻土——才值得关注。但请想一想亚马孙地区正在发生的事情。气温上升以及与之相关的降雨减少，已经导致亚马孙雨林变得干燥，使那里的树木生长减缓，并使它们更容易腐朽、更易遭受野火，也更易受到 2005 年和 2010 年那样非常严重的干旱的影响。[^f02-20] 这一过程如今已经发展到如此地步，以至于据某些估计，这一生态系统现在向大气中释放的二氧化碳已多于它所吸收的。[^f02-21] 想一想吧：亚马孙，曾以作为地球上吸收大量二氧化碳——并向大气中输送大量氧气——的最佳生态系统之一而闻名，如今可能已经在助推而非缓解全球变暖；即便尚未如此，也很可能很快就会如此。一旦我们彻底越过那个临界点，在赤道附近占主导地位的一整套行星系统也将随之发生转变。这个例子表明，地球每一个区域的系统都容易陷入严重的紊乱；生物圈（biosphere）中没有一个区域是安全的。 正如这样的现实所表明的，如果我们忽视那些使这些恶性循环运转起来的原因，我们将面临一个不可能完成的挑战，因为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其结果可能会抹去我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可能取得的任何进展。北极海冰的融化已经不可逆转。如果其他这些过程中的任何一个越过临界点，我们就会陷入重大麻烦。然而，所有这些临界点每天都在逼近。我们目前对气候变化的贡献已经足够显著，但一旦非常庞大的生态系统加入进来，它们将使我们所能做的相形见绌。 *你又来了*，另一个声音反对道；*你拉响的警报实在太响了。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而且是由人类造成的，但不要对其潜在影响作任何轻率的断言。不要忘乎所以；少说那些言过其实、警告种种可怕而毁灭性后果的话。* 一些"怀疑论者"几乎把这一建议应用于所有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倡导他们所认为的对全球变暖危险的"温和"估计；另一些人，比如克莱尔·帕金森（Claire Parkinson）——一位完全处于主流之内、目光清晰的科学家，在其他方面有许多值得我们学习之处——则针对的是更为狭窄的论断。[^f02-22] 毫无疑问，对辩论的所有参与者而言，最好是尽可能紧扣可证明的发现。但由于这种论点对遏制狂言的强调远远多于对危机本身之危险的强调，它最终把谨慎和礼貌看得比地球的未来更重要。这样一种偏好显示出对危机语言的过度反感。一些人认为，这类言论总是不负责任的，只是一种散布恐慌的形式。显然，一个负责任的、理智的人应当避免谈论紧急状态，或避免做任何轻率的事情，比如提议我们考虑改变自己的生活方式。但把注意力集中在过激的言论上，而不是集中在气候变化潜在的威胁上，就把注意力从最紧迫的关切转移到了相对边缘的关切上。这就好像这些作者住在一座开始起火的房子里，却宁愿做任何事也不肯真正拉响警报：那样太吵了，太无礼了！ 事实证明，这种低估威胁严重性的偏好，不仅为少数科学家所共有，而且可能是整个气候科学的总体基调。最近的一项研究表明，"科学家的偏向不是危言耸听，而是恰恰相反"，是"宁可作出较不令人警惕而非较令人警惕的预测"，这或许是因为研究者普遍恪守"克制、客观、怀疑、理性、冷静与适度的科学规范"。这项研究的作者们认为，气候科学家低估气候变化潜在影响的情况，比相反的情况更为常见，因为他们担心自己的研究发现显得危言耸听或不够谨慎。[^f02-23] 虽然在许多语境中，这种偏向谨慎的倾向可能对科学研究大有裨益，但在围绕气候变化的争论领域，它可能会强化我们的这样一种信念：情况毕竟并没有那么严峻。简言之，它可能会助长我们的一种感觉，即一切都还好，事情会以某种方式自行解决。这样一种观点显然是一种否认的方式，即便持此观点的人在其他方面极具洞察力。正如帕金森本人在其书的后半部分所承认的，她之所以不像其他人那样担忧未来，是因为她相信发明家"必定"会创造出新的替代能源，使化石燃料（fossil fuels）成为过去，而且言下之意，会及时做到这一点，使我们得以避免气候变化的不良影响。[^f02-24] 但是，认为一个解决方案会自然而然地出现，或者认为即便它出现了也会立即生效，这是天真的。发明需要时间来制造，而要按这一时刻所需的大规模来生产则需要更长的时间。只有一种至高无上的信心——无论它多么没有根据——只有一种对世俗版本之奇迹的信仰，才能解释对危机言论的这样一种反感。 *好吧*，有人可能会说，*它正在发生，是我们造成的，而且可能比我们所想的更糟。但就我所见，它可能不会在这里发生。* 毕竟，我们与气候变化联系在一起的大多数图像，描绘的都是在别处发生的事情——比如在北极，或者在那些即将被上涨的海水吞没的遥远岛屿周围。我们很少看到描绘气候变化在我们所生活之处对我们造成影响的图像。当然，我们意识到我们的夏天比以前更热，我们的生长季更长，我们的气候更加反复无常、出人意料。但到目前为止，我们当中很少有人迷失在融化的海冰上，或被上涨的潮水淹没。 我们大多数人如此习惯于以这种方式思考气候变化，以至于很难超越它。也许只有对我们处境的一种残酷的重申，才能让我们摆脱这种习惯，帮助我们聚焦于在我们自己身边将会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那么，就是这样：气候变化是毁灭性的，是绝对强大的，是无法被打发掉的，即便在我们更阴暗、最自私的时刻，我们可能想说"让冰盖见鬼去吧"或者"图瓦卢关我什么事"，即便我们可能想低声嘟囔、不让任何人听见："浮游生物算什么"或者"珊瑚礁没了正好"。气候变化不会只伤害他人，不会只是让秘鲁人饱受干渴之苦，或者让更多孟加拉国人被泛滥的海水卷走；恰恰相反，我们最好认真关注，因为我们自己的生活方式正岌岌可危。 首先，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北极的变化已经在改变北半球的天气模式。只需想一想 2012 年美国发生的那些奇怪事件：从 6 月 29 日开始横扫美国中部和东部地区的巨大雷暴与龙卷风复合体——"德雷科"（derecho）；早在 4 月就开始在西部蔓延的大规模野火；中西部的大旱，威胁粮食作物，有时还导致密西西比河航运中断；以及 11 月在东北部大片地区肆虐的超级风暴桑迪（Superstorm Sandy）。仅在那一年里，已被改变的气候就对美国几乎每一个地区造成了重大损害。而这还只是 2012 年：此后各个季节里发生的那些怪异事件——多得无法一一列举——也印证了同样的模式。研究者如今直截了当地指出，气候变化与这些极端天气模式之间存在密切联系。根据"环境美国研究与政策中心"（Environment America Research & Policy Center）的数据，从 1948 年到 2011 年，极端降水事件的频率增加了 30%。[^f02-25] 你有把握在未来几年和几十年里躲过这样的事件吗？[^f02-26] 在你所生活的地方，气候变化将与地球上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真实。在美国，它将提高平均气温；增加空气中的水汽含量，使强降水事件（降雨或降雪）更有可能发生，从而导致洪水和山体滑坡增加；增加夏季酷热天数；改变水循环并加剧蒸发，在大多数地区导致地表更加干燥、干旱更加频繁；并为更多的虫媒疾病和水传播疾病创造条件。它将迫使本地物种迁徙到更北的新栖息地，同时迫使本地吸收从南方迁来的物种，从而改变每一个本地生态系统内相互依存的生命形式之间的平衡。水循环的变化将改变全国各地的河流、溪流和开阔地貌，改变每个地区的根本特征。这些变化以及其他许多变化，很可能对粮食生产、户外活动、季节性仪式、我们所建造的物质建筑、公共卫生以及地方和区域经济产生不利影响。我们最终可能会生活在这样的自然系统之中：它们不仅在迅速变化，而且变得弱得多，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完全消亡。就在我们所生活的地方，我们将远不如从前那样舒适。[^f02-27] 起初，这类变化可能显得言过其实。例如，具有特定年平均气温的地带将向北移动，这一事实起初听起来也许并不那么糟糕。毕竟，有人可能会争辩说，更南边的生态系统维持得相当好；如果它们迁移到北方，难道不会同样兴旺吗？但许多物种不太有能力与已经生活在北方地区的物种竞争或取代它们，不太有能力迅速繁殖从而适应新的生存条件，也不太有能力在几年内跨越数英里的地域，这意味着一个生态系统的某些部分会成功迁徙，而另一些部分则不会。有些物种也许有足够的移动能力继续迁移，但如果它们这样做，就会失去食物来源，或失去它们以往赖以繁衍的栖息地（河谷、山脉）。在山地繁衍的生命形式，沿山坡向上迁徙的余地也许只有那么多，然后便会无处可去。与动物或鸟类不同，扎根于土壤中的植物可能难以迅速迁入新的地域。许多物种将适应新的条件，但许多其他物种则不会。研究表明，在 20 世纪下半叶，物种平均以每十年四英里的速度向两极迁移，而它们所生活的地带——由特定平均气温所界定的地带——迁移得要快得多，约为每十年三十五英里。[^f02-28] 随着时间推移，随着变暖的持续，那些无法快速移动的物种将发现自己身处温暖得多的温度带中，无法在对它们来说过热的气候中繁衍，并将屈服于自然力量。 这样的压力可以采取许多形式。想一想北美西部——尤其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松林中正在发生的变化。松甲虫是这些地区的一种本地昆虫，如今它的繁殖速度比以前快得多；由于冬季变暖、夏季更热以及夏季降水减少，它在这些栖息地中正成为比以前更具优势的物种。结果，它正在杀死数百万英亩的树木，使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北方森林从碳汇转变为碳的净排放者。[^f02-29] 不用说，这些森林中如此巨大的破坏，将对整个生态系统产生深远影响，改变水循环、改变原本林木覆盖之地的生长模式，以及其他更多方面。这一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单一物种的活动造成的，它完美地说明了生态系统中物种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如何使生态系统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 但是，与每一个生态系统都将不得不经历的更为广泛的转变相比，单一物种在某一地区扩张所导致的变化是相对细微的。与气温上升对水循环所产生的更为剧烈的影响相比，松甲虫对西部森林的影响就相形见绌了。生态系统的变暖加剧了蒸发，导致土地逐渐干燥，即便在树木不易受虫害的地方也会使其死亡。最近对美国西部各地森林状况的研究表明，这些森林已经在经历一种种群结构的转变——每年死亡的树木数量增加，新生长的树木数量减少——因此，它们正在接近"突然枯死的阈值"。更为干燥的条件以及各种昆虫日益增加的活动，正在导致这些森林的死亡率上升。[^f02-30] 显然，气候变化往往同时通过几种效应起作用，每一种效应都加剧其他效应的影响，从而造成比任何单一过程所能导致的更为糟糕的状况。 类似的变化正在美国的每一个地区发生。例如，在东北部，气候变化将驱使枫树林向更北迁移，最终使该地区失去其独具特色的秋色；海平面上升和风暴强度增加将导致更大的风暴潮、湿地受损、沿海洪水和侵蚀（超级风暴桑迪的惊人影响已充分表明了这一点）。东南部将变得如此炎热干燥，以至于其松林可能消失；该地区湖泊中的缺氧将使湖泊和溪流中的鱼类死亡；而更强大的龙卷风和飓风将对内陆地区和沿海地区同样造成破坏。西南部面临着一个被剧烈改变的未来，在那里，干旱将比过去更持久、更严重，导致河流和湖泊萎缩，火灾更容易蔓延。加利福尼亚州东部内华达山脉积雪的减少，将导致该州大部分地区严重缺水；在仲夏至夏末，那里的人们打开水龙头可能会发现没有水流出来。不用说，这些以及其他变化将损害每个地区的食物供应、能源来源、独特景观和生活质量——如果这样一份乏味的后果清单真能捕捉到将要发生之事的规模和强度的话。[^f02-31] 不难将这一模式推及地球的其余部分。显然，气候变化将对世界各地的生态系统造成严重后果。全世界的森林都处于严重危险之中。[^f02-32] 此外，生态系统所承受的压力正使地球上相当一部分物种面临巨大的压力。尽管要总结出对整个地球可能产生的影响令人难以想象，但一些科学家已经尝试这样做了：来自几个大洲的科学家对 1000 个物种进行考察，在一项经常被引用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在对气候变化严重程度的中等估计下——也就是说，气温仅比工业化前水平升高约 2 摄氏度，仅比当前温度升高 1.2 摄氏度——到 2050 年，地球上 15% 至 37% 的陆地物种可能"注定走向灭绝"，尽管一项较新的研究对这些发现作了限定，并提供了一个稍微不那么悲观的评估。[^f02-33] 海洋又如何呢？我们常常忘记，气候变化会使海洋酸化，危害那些依赖碳酸钙形成外壳或骨骼的生物，其中包括颗石藻（coccolithophores）——最为丰富的浮游生物类型之一。二氧化碳进一步被海洋吸收可能会损害浮游生物——海洋食物链的最初环节——这一前景尤其令人不寒而栗。科学家们对进一步酸化的潜在影响了解得并不充分，但鉴于我们已经知道的情况，我们几乎没有理由乐观。[^f02-34] 一项研究指出，海洋酸化的速度是 5500 万年前一次海洋生物大灭绝时期的十倍；另一项研究发现，由于海洋表层温度升高，自 1950 年以来浮游生物大约每年减少 1%。[^f02-35] "国际海洋状况计划"（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State of the Ocean）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发现，海洋生物的减少远比预期的严重；其科学主任亚历克斯·罗杰斯（Alex Rogers）说："几乎在所有方面，我们都看到变化的发生比我们所想的更快，或者以我们原以为几百年内都不会看到的方式发生。"[^f02-36]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强调气候变化将如何使几乎所有生态系统陷入严重紊乱，并迫使地球上相当一部分物种走向灭绝。但对人类而言，这些生物学现实只是图景的一部分。对我们来说，如此巨大的破坏也将耗尽我们从自然之美中获得的愉悦——一棵树的开花，一只鸟的鸣叫，一条鱼微妙的色彩，树皮的气味，一处纠缠的河岸上种种形态的交织。地球生命形式的毁灭，也是对平凡日子之美、对日常生活之诗意的一次创伤性打击。 *那又怎样*，有人可能会回应；*灭绝一直都有，而且将来也总会有；这里没有什么值得忧虑的。* 但这一次，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物种在几十年的时间里把栖息地让给另一个物种，或者在自然选择的寻常过程中被排挤出去。我们谈论的是种种因素的一种不稳定的组合：抹除许多物种的生态位；使复杂的生物相互关系易受无法预见的相互作用的影响；使整个生态系统承受重压。事实上，以这样的速度和这样的数量发生的灭绝，应当用一个更强烈的词来称呼；这不仅仅是灭绝，而是整个自然系统的死亡，或者至少是衰败，如果不是地球本身的死亡或衰败的话。这颗星球历史上的某些先前事件曾造成类似的毁灭——比如陨石撞击——但我们真的想与陨石竞争，看看哪种力量能把地球搞得最糟吗？ 这一切已经够糟了。但此刻我们所造成的远不止气候变化。如果你把先进的工业文明对我们的地方和区域生态系统所做的其他一切都考虑在内，情况就变得更加艰难。我们美国人如今所依赖的各种熟悉的做法——单一作物农业；含水层的枯竭；化肥向生态系统中释放大量的氮；大规模饲养鸡、猪和牛，产生前所未有数量的粪便污水；湿地的破坏；城市、郊区和远郊的扩张；露天开采、山顶移除式采煤，以及在原先受保护区域进行的石油钻探；向世界的水道和海洋中释放难以计量的塑料；过度捕捞；以及外来物种的无意引入，等等——已经使我们的生态系统承受重压。在这种压力之上再加上气候变化及其一切后果，无异于将危险成倍放大。 所有这些因素清楚地表明，生态系统的转变将就在我们自己的社区里发生。如果你需要一幅图像来把握气候变化与你和你的家人的相关性，那就看一看无论你住在哪里、环绕着你的自然生命，并想象它遭到损害或正在消失。然后请暂时记住：如果气候变化摧毁了一个生态系统，它就不会再回来——至少不会以我们所知的形式回来，而且数千年内都不会。它将永远消失。 *很好*，有人可能会回答，*对大多数地区来说也许确实如此，但某些地区无疑会从气候变化中受益：它们的生长季将会延长，更多的生命将在那里繁衍，冬天也会更加温和。对某些人来说，气候变化难道不是好消息吗？* 诚然，气候变化模型已经表明，某些地区可能会经历变暖，例如延长生长季，或减少冬季的不适。但想象这些变化真正有益，是天真的。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变暖的气候已经重创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北方森林；失去那些寒冷的冬夜、失去较短的生长季，对那里来说并不是什么好处。对其他地区所谓的任何好处，都很可能产生类似的影响。 尽管如此，认真对待这一反对意见，并借助另一个思想实验把它想透，还是值得的。如果我们设想某个地区确实会受益，那么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什么？首先，我们能否假定，生活在这个幸运地区的人们，其福祉完全依赖于那里所发生的事情？抑或他们住在用进口材料建造的房子里，驾驶在其他地区制造的汽车，吃在别处种植的食物？反过来说，他们是否把自己的产品卖给生活在别处的人？是什么支撑着他们所在地区的经济？如果其他地区的生态系统正在受难，那些地区的经济基础也将受难，贸易关系同样会受损。没有哪个地区能够设想自己可以轻易地独自存活。 但暂且让我们把这个实验推进到第二个层次，设想这个地区能够完全依靠自己繁荣兴旺。也许某个特定地区的人们非常善于创造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很好。但如果其他地区的居民正在受难，他们难道不是很可能迁往那些交了好运的地区吗？结果，那些境况较好的地区难道不会被寻求更好生活的人潮所淹没吗？更何况，这些移民看起来有可能以好价钱卖掉自己的房子吗？他们总能找到收入同样好的工作吗？幸运地带的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正在努力接纳一股涌入的人流：那些身心交瘁、处境不利、希望找到一个好住处的人。如果非人类物种将不得不迁徙，人类也将如此。此外，他们往往将不得不跨越国界迁徙，从而引出一整系列至关重要的政治问题。一旦你把人类的流动性考虑进来，你就改变了整个动态：一个气候或许并不坏的地区，将不得不面对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变，而这场转变反过来又可能使该地区的生态系统承受重压。 因此，认为气候变化从长远来看会使任何人受益，这种说法根本不可信。由于我们各经济体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网以及移民的不可避免性，没有任何保证。也许，如果生活在这个假想的幸运地区的人们建立起一种自给自足的经济——并宣布政治独立，用一道三十英尺高的围栏把整个地带围起来以阻挡其他所有人，并且对自己课以荒唐的重税，以建立一支能够击败任何入侵者的最先进的军队——那么他们就可以生活在相对的富足之中（尽管同时也生活在一种永久的自私与偏执之中）。这听起来像是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好吧*，最后一个声音说，*即便你所说的一切都是真的——即便气候变化将改变我所生活之地的生态系统，或者在我所在的地区引起一场大规模的社会转变，这对我来说又真有什么区别呢？我不关心自然；如果许多物种灭绝了，那也不会影响到我。生态系统也许会来来去去，但在现代世界里，那又有什么要紧？我也并不真的反对我所在社区的社会变化；到如今，我们都已经习惯了这类新发展。只要我有一份工作，能够生活在我的城市环境里，有一辆车、一部手机、良好的网络连接、充足的暖气、一台能用的空调，以及本地超市里充足的食物，一切都会好的。* 在这里说话的声音，终于是我们自己与生俱来、不可摧毁的自恋的那种独特的、或许大体上是无意识的声音。每当面对我们自身必死的前景时，那种深刻的懵然无知便会在我们所有人身上出现：尽管我们在某种层面上承认我们终将死去的现实，但我们并不常常按照这一洞见来生活。同样的情况更加适用于对地球可能遭遇之事的思考。面对全球变暖，对我们的自恋帮助最大的或许就是空调：显然，只要我们确信自己将能够永久地生活在一个相对舒适的室内温度中，我们就会觉得没有什么好担心的。 这一版本的近未来也许显得出人意料地可信。也许，即便海平面上升、地球变暖、地球的广大区域被气候变化摧毁，生活在某些地方的富人所处的境况，也将与他们习以为常的境况并无完全不同。如果他们愿意，他们完全可以无视来自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坏消息——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他们甚至可能不理会他们所在地区气候的变化、附近山上正在死去的森林、本地日渐萎缩的河流，以及生活在他们周围的许多植物、鸟类和动物新出现的脆弱性。但最终，他们将发现自己难以无视以下这些：广大区域干燥化可能导致的沙尘暴；日益减少的供水；猛烈得多的暴风雪、暴雨、龙卷风、飓风或风暴；偶尔发生的严重洪水（鉴于地貌的普遍干燥化，这无疑令人意外）；或者附近地带的山体滑坡和雪崩。 但自然灾害将只是故事的一部分。世界各地生态系统的缓慢毁坏终将造成损失。我们不太可能欣然接受以下这些后果：农业地区承受压力，导致食品价格上涨；本地水循环承受压力，导致供水减少，或许还会实行用水定量配给；以及全球变暖本身，导致夏季偶尔出现酷热难耐的高温天气。我们不会乐于看到气候变化给许多行业——包括渔业、林业、旅游业和户外休闲业——造成长期困难，并给正从自然灾害中恢复的地区强加巨大的成本。当气候变化开始侵蚀国家的经济增长率——或者更有可能的是，造成永久性的负增长率，迫使我们陷入一场永久的、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大萧条"——时，我们也不会感到高兴。在应对这些以及其他困难的同时，还要帮助日益增多的退休人员支付每月的开销和医疗费用，这将尤其具有挑战性。此外，国际混乱对普通人生活造成的后果也可能是痛苦的。当各国开始陷入严重的国内危机、承受新一轮的恐怖活动，或者为了基本自然资源、食物供应、人口压力或移民权利而相互开战时，人们可能会发现自己的国家也身处战争之中——或者以其他方式承受那种动荡在经济或政治上的后果，甚至可能就在本国境内。 设想我们可以通过退回到起居空间、打开空调、以某种方式自娱自乐，来使自己免受所有这些趋势的影响，这完全是无视现实。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这颗星球的转变将渗透进那些墙壁。我们也许会对结果感到愤怒，甚至可能嘟囔道：为什么他们没有告诉我会是这样？ 真的无法逃避：气候变化正在全面展开，由人类所造成，而且它将发生在你身上。 ## 注释 [^f02-14]: Robert P. Semple, Jr., "Remember Kyoto? Most Nations Do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2/04/opinion/sunday/remember-kyoto-most-nations-dont.html?_r=0。 [^f02-15]: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7)。 [^f02-16]: 参见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91–98。 [^f02-17]: Thomas Blunier, "'Frozen' Methane Escapes from the Sea Floor," *Science*, volume 288, number 5463 (April 7, 2000), 68–69. doi:10.1126/science.288.5463.68。 [^f02-18]: Mark Lynas, *Six Degrees: Our Future on a Hotter Planet* (Washington, D.C.: National Geographic 2008), 220–228。 [^f02-19]: Kevin Schaefer and others, "Amount and timing of permafrost carbon release in response to climate warming," *Tellus B*, volume 63, Issue 2 (April 2011), 165–180, doi:10.1111/j.1600-0889.2011.00527.x。 [^f02-20]: 关于这些干旱，参见 Simon L. Lewis and others, "The 2010 Amazon Drought," *Science*, volume 331, number 6017 (February 4, 2011), 554, doi:10.1126/science.1200807；关于雨林到 2010 年干旱时仅从 2005 年干旱中部分恢复，参见 Yadvinder Malhi and others, "Persistent effects of a severe drought on Amazonian forest canopy,"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110, number 2 (published online before print December 24, 2012), 565–570, doi:10.1073/pnas.1204651110。 [^f02-21]: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65。关于气候变化对亚马孙的影响的更多内容，参见 Nikolas Kozloff, *No Rain in the Amazon: How South America's Climate Change Affects the Entire Planet*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f02-22]: 尽管这一术语并不准确（我将在附录中讨论这个问题），我仍将使用"怀疑论者"一词，因为把这一群体称为"否认者"，就暗示我们其余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免于否认——这充其量是一个可疑的命题。 [^f02-23]: Keynyn Brysse and others, "Climate change prediction: Erring on the side of least drama?"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23, issue 1 (February 2013), 327–337。 [^f02-24]: Parkinson, *Coming Climate Crisis?* 321。 [^f02-25]: 参见 Nathan Willcox, "Extreme downpours up 30%. Scientists link trend to global warming," *Environment America*, July 31, 2012, http://www.environmentamerica.org/news/ame/new-report-extreme-downpours-30-percent，以及其所依据的报告 Environment America Research and Policy Center, "When it Rains, it Pours: Global Warming and the Increase in Extreme Precipitation from 1948 to 2011," July 31, 2012, http://www.environmentamerica.org/reports/ame/when-it-rains-it-pours。 [^f02-26]: 关于 2012 年主要气候变化事件（包括发生在美国的事件）的概述，参见 Greg Laden, "Top Climate Stories of 2012," *ScienceBlogs*, December 28, 2012, http://scienceblogs.com/gregladen/2012/12/28/top-climate-stories-of-2012/。 [^f02-27]: 关于气候变化对美国各地区影响的一份简明易读的评估概览，参见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Glob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e U.S., 2009 Report*, http://nca2009.globalchange.gov/。 [^f02-28]: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146。 [^f02-29]: W. A. Kurz and others, "Mountain pine beetle and forest carbon feedback to climate change," *Nature* 452 (April 24, 2008), 987–990, doi:10.1038/nature06777。 [^f02-30]: Phillip J. van Mantgem and others, "Widespread Increase of Tree Mortality Rates in the Western United States," *Science*, volume 323, number 5913 (January 23, 2009), 521–24, doi:10.1126/science.1165000。 [^f02-31]: 参见 the United States Global Change Research Program, *Global Climate Change Impacts in the U.S., 2009 Report* 中的评估，http://nca2009.globalchange.gov/。 [^f02-32]: Justin Gillis, "With Deaths of Forests, a Loss of Key Climate Protectors,"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0/01/science/earth/01forest.html?pagewanted=all。 [^f02-33]: Chris D. Thomas and others, "Extinction Risk from Climate Change," *Nature* 427 (January 8, 2004), 145–148, doi:10.1038/nature02121。关于这些发现之意涵的一篇清晰的思考，参见 Mark Lynas, *Six Degrees*, 115–119。那项较新、规模较小的研究出人意料地发现，分类群（而非物种）的平均迁移速度与温度带的移动相匹配，这使图景变得复杂得多；参见 I-Ching Chen and others (including Chris Thomas), "Rapid Range Shifts of Species Associated with High Levels of Climate Warming," *Science* 333 (August 19, 2011), 1024–26, doi:10.1126/science.1206432。关于气候变化对生态系统之影响的一般性指南，参见 Robert Henson, *The Rough Guide to Climate Change* (London: Rough Guides, 2006)。 [^f02-34]: 关于海洋酸化后果之近期研究的报道，参见 Richard Kerr, "Ocean Acidification Unprecedented, Unsettling," *Science*, volume 328, number 5985 (June 18, 2010), 1500–1501, doi:10.1126/science.328.5985.1500，该文强调了酸化将给广泛的海洋生物造成的损失。关于海洋酸化与颗石藻，参见 Jacqueline Ruttiman, "Sick Seas," *Nature* 442 (August 31, 2006), 978–980, doi:10.1038/442978a；以及 Dalin Shi and others, "Effect of Ocean Acidification on Iron Availability to Marine Phytoplankton," *Science*, volume 327, number 5966 (February 5, 2010), 676–679, doi:10.1126/science.1183517。 [^f02-35]: Andy Ridgwell and Daniela N. Schmidt, "Past constraints on the vulnerability of marine calcifiers to massive carbon dioxide release," *Nature Geoscience* volume 3, number 3 (March 2010), 196–200, doi:10.1038/ngeo745；以及 Daniel G. Boyce, Marlon R. Lewis, and Boris Worm, "Global phytoplankton decline over the past century," *Nature* 466 (July 29, 2010), 591–596, doi:10.1038/nature09268。 [^f02-36]: Richard Black, "World's oceans in 'shocking' decline," *BBC News*, June 20, 2011, http://www.bbc.co.uk/news/science-environment-13796479；报告与最新动态参见 International Programme on the State of the Ocean 网站：http://www.stateoftheocean.org/。 # 第二章 我们本可以做什么 那么，如果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正在发生，在未来几年还会进一步加剧，并且会打击到我们生活的地方，我们能做什么？如果我们接受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的研究结论，摆在我们面前的道路就是清楚的：既然我们人类正在加剧这个问题，我们就应当尽可能多、尽可能快地减少我们对气候变化的贡献。我们应当在每一个层面上这样做：个人、家庭、企业、产业、州、国家以及国际社会。我们应当使用一切已知技术来减少我们的排放（emissions）；在寻找、测试和实施新技术时富于创造力；制定明智而可行的公共政策和现实安排，以帮助平稳过渡到新的做法；并以得体和敏感的方式处理这一过渡所面临的诸多历史、文化、社会、经济和政治障碍——同时尽可能快地向前推进。 问题在于，我们并没有以所需要的清醒和迅速采取这些步骤。事实上，我们做的恰恰相反。大多数国家一切照旧，拖延真正的行动，至多也许采取了一些局部措施，并等待其他国家先签约，然后才开始认真的努力。但气候仍在变化，时间正在流逝。即便科学家警告我们，进一步等待可能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我们仍然坚持一种坚定的惰性。 因此，在这为时已晚的时刻，我们需要以双重方式来应对眼前的挑战。在一个层面上，我们必须仔细审视我们为减少所造成的伤害而可以采取的全部措施。为此，我们可以依靠那些专家指南，它们解释了如何更有效率地利用现有能源；如何创造、分配和使用新的、可持续的能源；以及如何减少或终止（能源使用之外）其他加剧气候变化的做法。[^f03-37] 但仅仅这样做还不够。如果我们要诚实地面对我们必须做的事情，就需要考虑那些阻止我们采取行动的障碍。即使我们手中已有一套潜在的策略，如果它们过于昂贵、实施耗时太长或者损害环境，它们也起不了多大作用。此外，要克服政治上的反对、改变实际的态度和行为，并激发所需的大规模行动，需要付出什么？问题的这个方面最为关键，因为迄今为止它已被证明是最难解决的。 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在考虑所有相关因素的前提下审视我们可能的行动方案。对能源效率和技术进行彻底、全面的考察，无论多么必要，如果没有对我们集体行动与改变的意愿作出诚实的评估，都无法让我们走得很远。 让我们从一个基本原则开始：我们必须从目前对石油、煤炭和天然气的严重依赖转向破坏性较小的燃料。有人可能会说，近来从石油或煤炭转向危害相对较小的天然气，至少是朝正确方向迈出的一步，但事实证明，在钻探过程中逸入大气的天然气（即甲烷）足以抵消任何此类好处。[^f03-38] 从一种化石燃料（fossil fuels）转向另一种，什么也解决不了；如果我们非用能源不可，唯一真正的选择就是依靠可再生能源。但在目前，我们还不能在很大程度上依靠替代能源；一项关键任务是弄清哪些技术可能最有效，以及我们能多快实施它们。 有几种能源很有前景，但也许只会制造出比它们能解决的更多的问题。许多专家认为，核能是一个极好的长期选择，它提供能源时对人造成的伤害、在地表上留下的足迹以及废料储存方面的代价都相对较小，尤其是与化石燃料相比。但很明显，建设新一代核电站将极其昂贵且耗时；由于目前在建的电站很少，而每座电站大约需要十年才能投入运行，核能无法在我们必须大幅削减排放的关键时刻帮上忙。此外，由于三里岛、切尔诺贝利和福岛发生的事件，我们所有人都对核能的安全性和可靠性抱有严重疑问。即使从工程细节来看核能颇具吸引力，但作为现实问题，实施核能引发了太多疑问，而且——即便它能赢得公众认可——也会耗时太久。它不是一个可行的选择。 地热能有很大的优势：它取之不尽，不产生副产品，随时间保持恒定（不像太阳能或风能），不干扰风或潮汐的自然运动，也不需要从地球中开采任何东西（就连核能也无法做到这一点，因为它依赖铀矿开采）。但它同样要求我们介入地球的系统，因为当我们向地表以下钻探一定深度时，就可能冒着引发地震扰动甚至小型地震的风险。更大的问题是，在地球的大部分地区，温度足够高（300°）的基岩位于地表以下很深的地方；例如，在美国西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地热工程师必须向下钻探四英里或更深，而在东半部的大部分地区，则要超过六英里。[^f03-39] 大规模地钻探到如此深度，在技术上和财务上都很困难，只有在进行大量进一步的研究和测试之后才会可行。 这类问题不仅适用于替代能源形式，也适用于我们使用化石燃料的方式可能发生的转变。许多观察者认为，我们不能单靠可再生能源；我们还必须燃烧煤炭和天然气——不是像过去那样把破坏性数量的二氧化碳释放到大气中，而是将其捕获并储存在地下深处。尽管捕获与储存的过程会消耗电厂所发电能的一部分，从而提高能源成本，但至少它不会危害大气。这种情况下真正的问题——而且是个大问题——在于这项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迄今为止，没有一座燃煤电厂以任何认真的方式实际测试过碳捕获技术。此外，就在美国环境保护局（Environmental Protection Agency）考虑是否禁止未来的燃煤电厂向大气排放二氧化碳、以迫使它们捕获碳的时候，日益充足的天然气的低价格正在消除公用事业公司建设此类昂贵电厂的动力。[^f03-40] 尽管如此，碳工程公司（Carbon Engineering）已在阿尔伯塔省卡尔加里建成了碳清除系统的原型，现在希望把它的技术推销给石油公司及其他客户。对这项技术的试验仍处于早期阶段；据一篇报道，这家公司的总裁戴维·基思（David Keith）"说他认为，随着公司发展，有可能将捕获成本降至每吨 100 美元左右。"[^f03-41] 由于对这项技术的研究尚处于如此早期的阶段，而且其潜在应用又如此昂贵，我们不能指望在不久的将来大规模地依靠它。然而，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在探索如何建立一个能在 2030 年前使英国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减少 90% 的能源系统时，建议该国一半的电力来自燃烧天然气（而非煤炭）并使用捕获与储存技术的电厂。想一想：他是在建议一半的电力来自一项他自己也承认在很大程度上未经检验的技术。这在你听来像一个可靠的计划吗？但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呢？其他种类的可再生能源无法提供足够的电力来维持英国的运转。他的两难是这整场讨论的典型。我们需要我们所没有的技术，而且我们昨天就需要它们了。[^f03-42] 幸运的是，这类坏消息并不是事情的全部。另一些技术乍看之下并无前景，但再看一眼，却可能有所帮助。生物燃料——由树木或植物制成的燃料——在技术上是可行的，但若激励人们铲除原生生态系统、种植作物以供此用——尤其是在巴西，那里种植这些作物已帮助摧毁了重要的生态系统——就会破坏这一转型的整个目的，即维持和增进我们尚存的生态系统。[^f03-43] 移除粮食作物、代之以用于生物燃料的植物，还会减少粮食供应，并抬高全世界的粮价。[^f03-44] 一种更负责任、更可持续的做法是只使用农业或森林管理的废料或副产品，如果非常谨慎地实施，这或许可行，但只能提供我们所需能源的一小部分。 但与生物燃料相关的一种替代方案极有前景。燃烧来自公共垃圾填埋场、污水处理厂和农场排放的甲烷，可以同时解决两个问题：它减少了这些排放，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在地方上可自我维持的能源形式。这项技术是现成的；养牛和养猪的农户用这项技术燃烧粪便发电，供自己使用或回售给电网。[^f03-45] 此外，瑞典的克里斯蒂安斯塔德（Kristianstad）正在非常有效地使用它，该市燃烧来自垃圾填埋场、污水池、木材废料和修剪下的树枝的沼气，为住宅和企业供暖，而无需依赖其他可再生能源。[^f03-46] 这项技术在燃烧来自垃圾和废料的气体的同时燃烧少量生物燃料，因而可能为我们较熟悉的那种生物燃料提供一个好的替代。市政沼气厂的优势在于它有可能处于地方控制之下：想必你不必翻天覆地才能让本地的沼气厂建成运转；你只需要在自己的社区里形成必要的意愿。如果世界各地的城镇有足够的主动性，这项技术就可以得到广泛实施。 地热能的一种替代方案也确有价值。不必深钻地下，我们仍然可以把地球的温暖用作能源。在大约五英尺以下，地面温度是恒定的；如果你在这一深度以下铺设管网并让水在管道中流动，就可以从地下汲取热量，将其浓缩，通过热交换器，用来为你的房子供暖或制冷。[^f03-47] 虽然初始成本很高，但这种能源几年内就能收回成本。其广泛采用的最大障碍是公众的无知、高昂的初始成本，以及全国许多地方缺乏受过培训的技术人员。[^f03-48] 不过，政府和公用事业公司为房主安装这些系统提供激励，而随着需求增加、宣传增多以及公众协同努力，人们也许能够在全国有效地使用这项技术。 那么太阳能和风能呢？它们的优点是我们对其很熟悉，但要以我们所需的丰富程度供应它们，将需要一番巨大的努力。我们对这些能源的使用正在迅速增加，其成本持续下降，而随着时间推移，公众也越来越清楚它们的好处。但按目前的实施速度，即使在一二十年内，它们也只能满足能源需求的一小部分。此外，由于太阳不会永远照耀，风也不是时时都在吹，只有当我们学会按需储存和释放它们所提供的电力时，才能充分利用这些能源。大规模地从汽油车转向电动车会在这方面有所帮助，因为汽车电池可以充当一种有效的电力储存形式。但要建立一个有效的系统，我们还需要建设储能站，储存这些能源所提供的能量，并按需把能量输送给消费者。一种解决办法是在有电力供应时把水泵入水库，然后在需要时放水顺坡而下发电。[^f03-49] 这些抽水蓄能设施——或者在有了更好的替代方案时采用那些方案——将是整个系统的必要组成部分。此外，要把这些能源纳入一个可持续供电的系统，我们需要一个智能电网，即一个更新的、高科技的配电网络，它能承受太阳或风所提供电力的突然波动，连接系统中的所有节点，并利用家庭（通过小型太阳能装置）贡献的能量。简言之，我们需要的远不止太阳能电池板或风力涡轮机：我们需要一个新的、精密的全国电网。 但这还不是全部。安装大型太阳能电站将占用全国阳光充足地区的大片空旷土地——这些土地如今为植物、动物和人类所用。例如，在山顶或有潜力的近海地点安装工业规模的风力涡轮机，将直接侵入相对未受破坏的生态系统或原始的景观。此外，事实证明，大型风力涡轮机很吵：它们造成一种低频振动，在周围一英里或更远的范围内都能听到。尽管这些技术能够为人类目的利用太阳和风，但它们也带来了真实的代价：如果我们真想减少我们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最终就会大大扩展我们在陆地和海洋上的物理足迹。现实是，许多人会抵制这些侵入：全国各地对风电场的反对，甚至来自当地环保人士的反对，都相当可观。一旦我们开始安装工业规模的太阳能电站，情况也会如此。 不过，我们可以把太阳能的生产和使用变成数以百万计普通家庭的日常特征，从而缩小巨型太阳能电站的足迹。戴维·克兰（David Crane）和小罗伯特·F. 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指出，太阳能电池板的成本在过去五年中下降了 80%，如今在二十个州已能与常规电力供应的成本相竞争。但由于州和地方政府规定的许可要求，很少有人选择它而不是电网电力；如今满足这些要求的花费比太阳能设备本身还要多。如果我们的政府像德国联邦政府那样改变规则，人们把自己的住宅转向太阳能就会容易得多。[^f03-50] 那么，大规模依赖太阳能和风能有多可行？显然，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仅仅建设一个全国性的智能电网就已经是一项庞大的基础设施工程；要完成它，我们需要大量资金、更多的技术专长以及数年的协同努力。建设足够数量的风电场和太阳能电场同样需要大量的前期研究、安装所需的时间，以及赢得公众认可的漫长努力。我们需要关键的技术突破，使储能变得便宜而可行。我们还需要仔细思考，为了这些目的，我们究竟想在陆地和海洋上施加多大的物理足迹。但太阳能成本的下降以及在家庭层面生产太阳能的可能性，或许会使这一转型的某些方面变得容易些。归根结底，这些能源形式可以成为解决方案的一部分，但在许多年内，它们可能都无法以足够大的规模、并配以真正可行的基础设施而得到利用。 让我们暂且转向这个问题的另一个关键方面，即减少能源使用。事实证明，工业电动机消耗的能源比公路车辆还多。正如一位能源效率专家所论证的，全面更换为新的、效率高得多的电动机，将使这些机器所用的能源减半，而且新机器能相当快地（在几周到十六个月之间）收回成本。[^f03-51] 新的金属铸造方法、新的工业泵技术、回收利用以及热电联产系统（CHP）各自都能产生重大影响：例如，据美国能源部（Department of Energy）称，广泛使用回收原本被浪费的热量的热电联产系统，所节省的能源将"相当于美国目前发电的燃煤电厂中 40% 的发电量"。[^f03-52] 提高住宅和建筑、照明和电器的能源效率，也将节省我们目前所消耗能源的很大一部分。[^f03-53] 所有这些转变都使用现有技术，很快就能收回成本，会降低开支，而且精明的商人和公民已经在实施它们。简言之，这是不用多想的事：仅仅以这些方式减少能源使用，就会带来实质性的差别。 但减少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远不只是改变我们开采和使用能源的方式。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林业做法——主要是毁林——造成了我们全部温室气体排放的 17% 多一点。[^f03-54] 毁林对地球造成双重损害：它直接释放二氧化碳，并损害森林作为碳汇的长期作用。正如我在第一章中讨论过的，既然世界各地的森林已经因气候变化而承受严重压力，那么刀耕火种、皆伐森林或以农场和牧场取而代之，只会加剧一个本已严峻的问题。如果我们要有哪怕一丝机会避免气候变化最坏的后果，毁林就必须终止。但设想这一改变比实行它容易得多。即使我们把终止毁林加入拟议中的国际气候条约，也无法保证签约国会真正履行其义务。这是个难题：我们需要设法创造出真正能够制止毁林的新策略。 我们大多数人凭直觉就知道如何应对这一挑战。我们这些发达国家当然应当保护自己的森林，但也应当出钱让较不富裕的国家保护它们的森林，帮助它们建立有效的环境机构来监测这些生态系统，并开始买断森林边缘的当地农户和牧场主的土地，使最近被清理的土地恢复原先的用途。简言之，我们需要认真的国际行动，包括政治上的和财政上的，才能以有意义的方式实现这一点。当然，问题在于，为这些措施提供资金需要通过一项国际气候变化条约，而这个目标仍然难以实现；同时还需要发达国家大多数选民的同意。在一些国家，尤其是美国，可能还没有多数人赞成把真金白银送往海外以应对气候变化。要达成必要的协议并通过关键的立法，需要许多年的艰苦努力。 我们对土壤的使用虽然远未受到公众同等的关注，但同样至关重要。由于土壤所含的碳是植物和树木的三到四倍，耕作土壤——仅此一项——就可能对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作出相当大的贡献，因为它会通过侵蚀和扬尘释放这些碳。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耕地向大气贡献的碳比燃烧化石燃料还多；据一项估计，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后者才作为碳源超过了耕地。[^f03-55] 当然，农业机械化改变了这一图景；到如今，化肥和除草剂的制造、为农业机械提供动力的化石燃料的使用，以及向大气释放的甲烷和一氧化二氮（尤其是施用氮基化肥所致），使情况变得更糟。IPCC 2007 年的评估估计，如今农业贡献了全世界温室气体排放的约 13.5%。幸运的是，我们已经了解如何扭转这些做法的基本原理；据一项研究，通过明智的土壤管理、更多使用覆盖作物、免耕农业、施用粪肥和农林复合经营，我们可以把全世界每年化石燃料排放量的 5% 到 15% 封存在土壤中，将一个碳的贡献者转变为一个主要的碳汇。[^f03-56] 但实现这一转变需要农业的全面变革。在美国，农业既不是一个轻易屈从于公众压力的产业，也不是一个接受为拯救气候而采取行动之紧迫性的政治选民群体。我们究竟要如何带来产生实效所必需的态度和做法的改变？联邦政府当然可以对农业做法施加新的规制，或对某些商品征收新税。但农民可以通过诉讼阻止新规则，或通过政治压力拖延新立法。在这个问题上找到解决办法很困难。 从对这些问题的简短讨论中，浮现出若干模式。首先，只有少数技术是现成的、能够毫无困难地实施、并能以足够的规模建设从而带来真正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新技术需要我们尚不具备的技能、尚未建成的基础设施，或难以获得的公众认可。正如美国环境保护基金（Environmental Defense Fund）主席弗雷德·克虏普（Fred Krupp）和米丽娅姆·霍恩（Miriam Horn）所论证的，企业家和发明家正忙于创造下一代技术，它们可能很快为我们的许多能源需求提供解决方案，但只有通过政治干预提高产生温室气体的成本（例如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的机制，也许就是加利福尼亚现在正在启动的那种制度），这些创新者才有可能以我们所需的规模生产能源。[^f03-57] 同样，托马斯·L. 弗里德曼（Thomas L. Friedman）敦促美国在创造新能源技术方面奋力领先，要求我们的政府通过制定"一个经过明智设计的政策、税收激励与抑制措施以及规制体系……"来营造一个"能源创新的生态系统"。[^f03-58] 但迄今为止，这样的体系并不存在，因此新能源经济尚未起飞。一些新技术已经可用，在这些情况下，我们应当毫不迟延地行动——例如建设沼气厂、转向新一代工业发动机，以及提高我们家庭中的效率。但要在巨大的规模上克服这一困难，将需要极大的政治意愿。即便这样说也还是轻描淡写了，因为这种政治意愿只能来自一个地方，即民众对这些变革的巨大支持浪潮。 因此，这番讨论中的一切都归结为世界各国的政治局势，而尤其是美国的政治局势。美国仍是世界上占主导地位的经济体，也是气候变化的主要推动者之一，而在那里采取行动已被证明尤其困难。是的，美国公众以极大的多数相信人类正在造成气候变化。但他们显然憎恶任何加税，即使这项税是为了预防气候变化。据乔恩·克罗斯尼克（Jon Krosnick）称，在 2009 年初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中，约 74% 的美国公众认为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且由人类活动造成，但分别有 78% 和 72% 的多数反对为减少消费而征收联邦电力税和汽油税。然而，有 80% 至 84% 的多数赞成以各种减税措施来鼓励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f03-59] 这项民调毫不意外地反映了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美国政治中人们熟悉的那种公众对税收的厌恶和对减税的喜爱。但在这件事上坚持这种偏好，大多数公民就选择了渐进的、零敲碎打的改变，而不是任何更系统的东西。他们似乎相信，只要我们改进技术、鼓励产业提高效率、请人们给房屋加装隔热层，我们就会做得不错。不幸的是，这种信念根本不是真的。 在过去十年里，我们未能在转向新能源经济方面取得进展，是因为我们大多数人都按照市场法则作决定。我们想要廉价的能源：石油、煤炭和天然气。全面改变我们做法的唯一有效途径，是对所有温室气体来源征税，对这些来源实施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如国会（Congress）在 2009—2010 年所辩论的那样），或者建立一种配给制度，为每个公民提供一套可交易的额度，用于在某一年购买燃料（如蒙比奥所提议的那样）。[^f03-60] 对于一个憎恶税收的公众来说，这些想法很难推销出去。我们需要一个替代方案。幸运的是，确实有一个。几位观察者提出了史蒂文·斯托夫特（Steven Stoft）所称的碳"返还税"（untax）——一种其收入将全额、平均地退还给每一位美国公民的税。这个想法得到了整个政治光谱中人士的支持，从首屈一指的气候科学家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到曾任乔治·W. 布什首席经济学家的 N. 格雷戈里·曼昆（N. Gregory Mankiw）。它类似于阿拉斯加的制度，该州政府把州在石油销售收入中所占的份额返还给每一位公民。[^f03-61] 另一些倡导者对这一提议稍作调整，建议把通过该税筹集的资金的一部分（也许四分之一）用于资助可再生技术的研发。重要的环境作家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喜欢这一提议；它也是参议员玛丽亚·坎特韦尔（Maria Cantwell，民主党—华盛顿州）和苏珊·柯林斯（Susan Collins，共和党—缅因州）在 2009—2010 年会期中提出的法案的基础。 这些提议各有长短。但在这里没有必要详细考察它们。即使在奥巴马总统任期头两年民主党拥有大多数席位的情况下，参议院也未能就气候变化采取行动。共和党人几乎一致反对总量控制与交易法案，而足够多的民主党人以保护选民利益（例如西弗吉尼亚州这个名副其实的产煤州的选民）的名义抵制该法案，以至于该法案或许从未获得过多数支持，更不用说通过所需的六十票了。那项法案已经充斥着如此多的例外和特殊优待，如此明显地是向抵制的产业之要求所作的一系列妥协，以至于它或许根本不值得通过。但所有这些到如今都已是陈年往事。"茶党"的造反、2010 年选举中权力向"怀疑"或迟疑的共和党人的转移，以及许多民主党人的持续抵制，都清楚地表明，必要的政治行动不会在短期内从美国国会中产生。事实上，政治现实现在是、并将继续是严峻的。由于仍然否认气候变化科学的相当大一部分公众构成了共和党的基本盘，该党在未来许多年里都将受制于一种教条式的"怀疑论"，正如 2012 年共和党总统初选所充分展示的那样。除非参议院规则发生惊人的改变，该机构将继续要求六十票的绝对多数才能通过立法，这就使共和党人和进行抵制的民主党人对任何认真的行动都拥有了实际上的否决权。在缺乏一场根本性的政治重组的情况下——而这种重组极不可能在短期内发生——几乎没有理由指望美国国会会批准可行的解决方案。[^f03-62] 奥巴马政府很好地评估了国会的形势，已经缩减了以任何有力方式应对气候变化的尝试，并明确表示倾向于相当温和的措施，即使在 2012 年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天超级风暴"桑迪"使人们重新关注气候问题之后也是如此。它计划在现行法律范围内、通过总统的行政权力或环境保护局的权力采取行动，这固然值得欢迎，但只能一点点削弱问题，而无法带来必要的广泛变革。[^f03-63] 这还只是国内的政治局势。国际上的情况也好不了多少。众所周知，发展中国家拒绝签署气候变化条约，除非人们对它们的困境有更为精细的理解，尤其是理解它们希望继续走经济增长和工业发展的道路，以及它们渴望加入富裕国家中充分展示的那种富足。[^f03-64] 简言之，它们的希望是设法把发展（development）与温室气体方面的紧缩结合起来。只有富裕国家帮助它们跨越过时的技术、采用最新的、破坏性最小的替代技术——并且也保护它们的生态系统——这才会实现。 当然，这种补贴要求在发达的西方并不容易被接受。但这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大多数评论者指出，我们不能指责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不肯让步，因为从历史上看，发达国家向大气中排放的二氧化碳远多于中国，而且中国的人均碳足迹仍远低于西方。所有这些观点都是对的。但由此并不能推出中国的抵制值得同情。首先，像发达国家一两个世纪以来所做的那样，在对后果全然无知的情况下向大气排放温室气体，与在我们已经知道后果是什么的今天排放温室气体，是截然不同的。我们不会容忍任何国家接受对其公民的奴役，并以美国曾经接受过奴隶制为由为这种做法辩护。用过去的无知为现在的愚蠢辩护，是根本无法接受的。此外，我们不应当用中国人均碳足迹仍然很小这一事实来解释它为何可能抵制行动：如果我们这样做，就等于认可这样一种观念，即出于公平，这一足迹理应变得更大——仿佛发展中国家不知怎么就有权向大气喷吐大量温室气体，仅仅因为我们已经愚蠢地这样做了好几代人。我们可以同情它们对经济增长的渴望，但我们不应屈从于自由派的负罪感。如果世界其他地方都要求有机会经历我们所享受过的那段历史，地球很快就会完蛋。 我们必须把中国的要求转化为既在国家之间、也对地球而言都公正的措辞。而正义要求的东西可能是我们无法容忍的：彻底而即刻地放弃我们如今可以看清的那种奢靡而骇人的愚蠢，即我们为了自身利益而吞噬地球的意愿。关键不在于邀请地球上的各个国家加入我们在温室气体问题上的疯狂，而在于停止我们的疯狂，并发现一种真正可持续的生活方式。我们不仅应当自己作出这一转变，也应当使发展中国家能够进入另一种更可行的现代性。 当然，对国际政治图景的这番讨论又直接把我们带回到国内语境。不用说，美国公众几乎没有意识到这样一种放弃是必要的，甚至是应当加以讨论的。美国的气候变化政治通常围绕着两个问题：我们必须在国内做些什么来改变我们的做法，以及是否或如何获得国际协议。但由于一个可行的解决方案必须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补贴，它也就要求美国纳税人在支付改造我们自身能源做法所需的一切费用之外，至少还要表现出最低限度的慷慨。 可以想象，在一个繁荣富足的时期，美国人或许能够同时接受国内的转型和国际上的慷慨。但今天很难想象这种接受。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挥之不去的影响使积极的行动在政治上不可能。在联邦债务高企、州政府正从危机中恢复、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公众放弃对化石燃料之依赖的意愿几乎不存在。对衰退或债务的关注将在许多年里压倒其他优先事项——至少要等到经济复苏使国家充分走出住房危机并大幅降低失业率为止。别管这一转型对普通公民的实际成本不会很大；例如，有了碳"返还税"，这样的公民很可能还会得到净收益。别管对发展中世界的大量补贴并不会给普通纳税人带来很大负担。这里的问题不是实际的，而是心理的；它源于在艰难时期很难去思考遥远的国家以及一个据说很遥远的未来。在一个高度两极化的政治语境中，相当廉价的行动也可能具有巨大的象征意义，因为采取这些行动要求我们接受一种关于世界以及我们在世界中之位置的新的、也许令人难以接受的看法。 对一些观察者来说，谴责广泛存在的对气候变化的否认以及压倒性的不愿行动，可能是相当容易的。但一味指责他人是行不通的。那些往往对气候变化最为热切的人——相对富裕、受过教育、有文化的公民——也是问题的一部分。以乘飞机旅行的问题为例。假设有一位模范公民，一丝不苟地进行回收，开省油的汽车，吃有机食品，投票给开明的政治家——但每年乘三次飞机（去加利福尼亚看望父母，去加勒比海度假，或去纽约看朋友）。很可能其中仅仅一次飞行的碳足迹，就与开那辆省油汽车一整年的碳足迹一样大。每个人都知道，或者应当知道，乘飞机旅行是一种严重的放纵，它会抵消公民在其他方面可能表现出的任何环境责任。[^f03-65] 但中产阶级及以上的每个人仍然照样沉溺其中。戴维·麦凯（David MacKay）精彩地并置了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的两段话。在第一段中，布莱尔说："除非我们现在就行动，不是在某个遥远的时候，而是现在，否则这些后果，尽管灾难性，将是不可逆转的。因此，没有什么比这更严肃、更紧迫、更需要领导力了。"两个月后，"在回应有人建议他应当以不乘飞机去巴巴多斯度假来展示领导力时"，布莱尔说这个想法"其实有点不切实际……"[^f03-66] 我想，相关阶层中的大多数人都能体会：几乎每一个明白利害攸关、又负担得起旅行的人，都确实无法想象放弃飞行的便利。我们不要对别的那些白痴指指点点；除了少数例外，我们也是白痴。布莱尔不愿放弃他在巴巴多斯的假期，非常清楚地表明，政治上的不作为只不过表达了我们所有人都感受到的那种不愿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生活的心态。无论我们的头脑多么相信需要行动，在本能的层面上我们就是做不到——或者无法像形势所要求的那样迅速而彻底地去做。我们的专家早已概述了我们为应对当前挑战本可以做些什么。我们也许正在缓慢地、以无限的不情愿开始承担这项任务。但我们还有时间可以浪费吗？ ## 注释 [^f03-37]: 其中一些最好的例子包括 Al Gore, *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Emmaus, Pennsylvania: Rodale, 2009)；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from Burning* (initially published 2007;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9)；以及 David J. C.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Without the Hot Air* (Cambridge, England: UIT Cambridge, 2009)。 [^f03-38]: Joe Romm, "Bridge to Nowhere? NOAA Confirms High Methane Leakage Rate Up To 9% From Gas Fields, Gutting Climate Benefit," *Climate Progress*, January 2, 2013, http://thinkprogress.org/climate/2013/01/02/1388021/bridge-to-nowhere-noaa-confirms-high-methane-leakage-rate-up-to-9-from-gas-fields-gutting-climate-benefit/。 [^f03-39]: 参见 Gore, *Our Choice*, 103 中的地图。 [^f03-40]: Matthew L. Wald, "With Natural Gas Plentiful and Cheap, Carbon Capture Projects Stumble," *New York Times*, May 18,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5/19/business/energy-environment/low-natural-gas-prices-threaten-carbon-capture-projects.html。 [^f03-41]: Anne Eisenberg, "Pulling Carbon Dioxide Out of Thin Air,"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06/business/pilot-plant-in-the-works-for-carbon-dioxide-cleansing.html。 [^f03-42]: David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持不同看法；在他的思想实验中，英国根本不需要依靠这类电厂。但他的建议将要求能源驱动的足迹在陆地和海洋上大幅增加。 [^f03-43]: Kosloff, *No Rain in the Amazon*, 145–73。 [^f03-44]: 例子之一可参见 Elizabeth Rosenthal, "As Biofuel Demand Grows, So Do Guatemala's Hunger Pang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5,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06/science/earth/in-fields-and-markets-guatemalans-feel-squeeze-of-biofuel-demand.html?pagewanted=all。 [^f03-45]: 关于用粪便生产沼气，参见 Fred Krupp and Miriam Horn, *Earth: The Sequel: The Race to Reinvent Energy and Stop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Norton, 2009), 206–208。 [^f03-46]: Elisabeth Rosenthal, "Using Waste, Swedish City Cuts Its Fossil Fuel Us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0,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2/11/science/earth/11fossil.html?pagewanted=all。 [^f03-47]: 关于住宅地热系统的一个很好的概述，参见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Geothermal Heat Pumps," available at the Whole Building Design Guide, http://www.wbdg.org/resources/geothermalheatpumps.php。 [^f03-48]: Patrick J. Hughes, "Geothermal (Ground-Source) Heat Pumps: Market Status, Barriers to Adoption, and Actions to Overcome Barriers," Oak Ridge National Laboratory,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Publications, December, 2008，网上有 PDF 文档可供查阅。 [^f03-49]: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190-94。 [^f03-50]: David Crane and Robert F. Kennedy, Jr., "Solar Panels for Every Home,"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12,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13/opinion/solar-panels-for-every-home.html。 [^f03-51]: Amory Lovins and L. Hunter Lovins, *Climate: Making Sense and Making Money*, Old Snowmass, Colorado: Rocky Mountain Institute, online publication, 1997, 6, http://www.rmi.org/Knowledge-Center/Library/C97-13_ClimateSenseMoney。另参见 U.S. Department of Energy, Energy Efficiency & Renewable Energy, http://www.eere.energy.gov/。 [^f03-52]: Gore, *Our Choice*, 253–54。 [^f03-53]: 关于车辆、建筑和家庭节能效益的出色而详尽的估算，参见 MacKay。 [^f03-54]: 参见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2007), Synthesis Report, 2.1: Causes of Change,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syr/en/mains2-1.html。 [^f03-55]: Al Gore, *Our Choice*, 203。 [^f03-56]: Rattan Lal, "Soil Carbon Sequestration Impacts on Global Climate Change and Food Security," *Science*, volume 304, number 5677 (June 11, 2004), 1623–1627, doi:10.1126/science.1097396。 [^f03-57]: Krupp and Horn, *Earth: The Sequel* 在全书中都提出了这一观点；例如，参见 40–44。关于加利福尼亚启动总量控制与交易制度，参见 Felicity Barringer, "A Grand Experiment to Rein In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0/14/science/earth/in-california-a-grand-experiment-to-rein-in-climate-change.html?pagewanted=all。 [^f03-58]: Thomas L. Friedman, *Hot, Flat, and Crowded: Why We Need a Green Revolution—and How It Can Renew America*, Release 2.0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9), 293。 [^f03-59]: Jon Krosnick, "The Climate Majority," *New York Times*, June 8,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6/09/opinion/09krosnick.html?pagewanted=all&_r=0。 [^f03-60]: 关于一项出于略为不同的理由而征收的碳税之结果的相关报道，参见 Elizabeth Rosenthal, "Carbon Taxes Make Ireland Even Green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7,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12/28/science/earth/in-ireland-carbon-taxes-pay-off.html?pagewanted=all。 [^f03-61]: Steven Stoft, *Carbonomics: How to Fix the Climate and Charge It to OPEC* (Nantucket, Massachusetts: Diamond Press, 2008)。 [^f03-62]: 当然，如果在参议院拥有多数席位的政党动用所谓的"核选项"，取消冗长辩论（filibuster）或终结辩论投票，从而使立法能够以简单多数票通过，那么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法案或许会有机会。但多数党的领袖在历史上一直不愿采取这一步骤，而且不清楚在手中没有绝对多数的情况下他们能否成功做到这一点。 [^f03-63]: 参见 Richard W. Stevenson and John M. Broder, "Speech Gives Climate Goals Center Stag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21,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22/us/politics/climate-change-prominent-in-obamas-inaugural-address.html。 [^f03-64]: 在这里以及其他地方，我使用"发展"的说法，有几个原因：为了避免使用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说法（及其内在的等级化地缘政治观念）；为了避免过分强调某些国家富裕而另一些国家贫穷的观念（因为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我们可能不得不重新定义财富）；以及为了突出"发展"这一概念及其全部含义（即所有国家都应当模仿现代西方社会、从而都应当采用高度能源密集型经济的观念）。 [^f03-65]: 关于航空旅行的环境代价的讨论，参见第十章。 [^f03-66]: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222。 # 第三章 时间已到 许多观察者早已习惯了政治变革的缓慢步调，他们或许同意我到目前为止所说的一切，但坚持认为我们不必太过担忧：只要假以时日，我们的经济会复苏，美国人中的绝大多数会占上风，我们的政治体制会发挥作用，我们会看到针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切实行动。只要足够坚持，在接下来十年左右，我们将促成一项真正有效的国际协议。对新技术的研究将开始结出硕果，我们将创造新的能源经济，并最终站稳脚跟。 但就这一特定的转型而言，与大多数其他转型不同，我们根本没有时间任由事态慢慢展开。当我们以惯常的审慎步调前进时，气候变化却在加速向前。两者之间的错位十分明显，而且还在扩大。如果我们要有所作为，就应该现在就做，最好是昨天就已经做了。正如 2007 年领导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科学家拉金德拉·帕乔里（Rajendra Pachauri）在那一年所说："如果 2012 年之前没有行动，那就太晚了……我们在接下来两三年中所做的事将决定我们的未来。这是决定性的时刻。"[^f04-67] 我们不习惯考虑如此迅速地行动，部分原因在于我们倾向于接受政治变革的步调。以此为前提的气候变化条约国际谈判，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还有一些时间：拟议中的协议设定的目标是到 2050 年将二氧化碳排放（emissions）减少 80%。那一年确实还有一段距离。但如果我们认真审视最新的信息，就会清楚地看到，我们必须比我们原先设想的更早、更大幅度地削减排放。 可是等一等，许多人会说；你为什么总是坚持一切都必须现在发生？为什么不先让国家在经济上复苏，然后再要求变革？为什么不先让所有人都达成共识，再匆忙付诸行动？ 时间已到，有八个充分的理由。 第一，这个目标——到 2050 年将排放削减 80%——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选定的，并非基于科学。2050 年足够遥远，使得大幅削减在政治上可以接受。每当有人提出我们必须更早实现这些削减时，其他人就会抵制——不是因为科学，而是因为他们担心政治后果。不幸的是，地球气候的变化并不怎么在乎什么是我们可以接受的。我们曾经设定的目标太过遥远；如果我们诚实，就必须承认我们必须更早行动。 第二，自国际谈判开始以来，科学本身已经发生了变化。在过去二十年左右，科学家们一直在探问：如果我们将大气中二氧化碳的工业化前水平——约 275 ppm（百万分之 275）——翻倍至约 550 ppm，会发生什么。这个数字之所以被选定，部分是因为它是一个方便的路标，它决定了无数气候变化研究的形态，也决定了 IPCC 评估报告中关于潜在未来情景的大部分讨论。因此，多年来我们对于在较低水平上可能发生多大变化并没有确切的认识。在颇为不同的另一脉络中，寻求国际协议的人们最初选择 450 ppm 作为目标，部分是因为一度看起来，只要齐心协力，国际社会或许能够达到这一目标。 但在过去四五年间，进一步的研究表明这些数字太高了。一篇（由詹姆斯·汉森〔James Hansen〕及其他许多人撰写、）于 2009 年 9 月发表的论文认为，以往的模型未能考虑到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回路的影响。模型曾经预测，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翻倍将导致约 3 摄氏度的升温（范围在 2 至 4.5 度之间）。但纳入正反馈回路效应的现有模型估计，同样的二氧化碳浓度将导致约 6 摄氏度的升温（范围在 4 至 8 度之间）。这一论点的含义是，IPCC 那些广为人知、被广泛引用的估计过于乐观——而且事实上我们已经超出了这颗星球所能承受的范围。如果说拉金德拉·帕乔里认为我们还有时间到 2012 年，那么这些研究者则暗示，我们甚至早在那一年之前很久就应该行动了。他们估计二氧化碳浓度的界限是 350 ppm；在那篇文章发表时，浓度已达 387 ppm 且仍在上升——并且正在迫使我们退出全新世（Holocene），即我们在过去一万年间所享有的稳定环境。[^f04-68] 受这一论点的说服，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和其他许多人组建了 350.org 团体，倡导采取一致行动以实现这一更低的目标。 第三，尽管国际社会多年前就将 450 ppm 定为目标，但在此后的岁月里，大多数发达国家的排放持续上升，加之中国等发展中国家排放的大幅增长，已使这一目标完全不切实际。在《京都议定书》（Kyoto Protocol）中，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承诺到 2012 年将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在 1990 年水平上减少约 5%。但实际上，从 1990 年到 2009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 38%。[^f04-69] 如今已经很少有观察者相信我们能够将二氧化碳水平稳定在那个阈值上。2004 年 8 月，斯蒂芬·帕卡拉（Stephen Pacala）和罗伯特·索科洛（Robert Socolow）提出了"稳定楔"（stabilization wedges）的概念。按照他们的定义，楔形是图表上的一个形状，其上方（上升的）线条描绘二氧化碳排放的逐步增长，其下方（水平或下降的）线条描绘如果我们采纳新做法、这些排放可能出现的下降。简而言之，一个楔形就是一块未被排放的二氧化碳。帕卡拉和索科洛利用现有或近乎现成的技术提出了十五个可能的楔形，并认为在接下来五十年中实现其中七个楔形，就足以将浓度稳定在 500 ppm，这是他们认为可行的目标。[^f04-70] 但在 2010 年 9 月，马丁·霍弗特（Martin Hoffert）指出，由于我们的排放上升得比帕卡拉和索科洛所设想的快得多，我们现在需要实现十八个楔形才能仅仅达到稳定，而要完全淘汰化石燃料（fossil fuels）则需要二十五个。[^f04-71] 想一想：在六年之内，世界从需要实现七个楔形变成了需要实现十八个。我们正走在错误的方向上，而且走得很快：我们每年给自己的挑战增加近两个楔形，使扭转这些排放效应的任务变得更加困难。 诚然，在经济衰退期间，电力和燃气的使用量下降了，减缓了我们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但使用量的下降是出于艰难困苦，而非我们基本习惯的任何转变。在经济低迷之中，很容易预见一旦复苏开始，人们就会急于回到他们最熟悉的行为方式上。事实上，情况正是如此。研究者发现，2010 年全球二氧化碳排放增加了 5.9%，远远抵消了 2009 年——衰退影响最大的那一年——的轻微下降。[^f04-72] 显然，经济衰退并没有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稳步增长。 第四，即便是这番讨论也没有正视这一挑战的全部分量，原因很简单：二氧化碳并不是唯一的温室气体。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指出，根据波茨坦气候影响研究所（Potsdam Institute for Climate Impact Research）的说法，我们应当力求将"大气中的温室气体稳定在相当于 440 ppm 二氧化碳或以下的水平"。当二氧化碳浓度约为 380 ppm 时，"其他温室气体使其升至相当于 440 或 450"。[^f04-73] 但到 2013 年末，全球二氧化碳月均浓度已接近 400 ppm，因此温室气体的总体浓度如今已远远高于相当于 450 ppm 的水平。[^f04-74] 我们已经超出了几年前为我们对温室效应的贡献所设定的上限。 第五，我们还必须考虑另一个因素。随着时间推移、我们排放更多的二氧化碳，生物圈（biosphere）所能吸收的就越少；据一项估计，到 2030 年它的吸收量将整整减少三分之一。[^f04-75] 因此，十年后排放一定数量的二氧化碳，将比今天排放同样数量给生物圈带来更大的负担——更有甚者，减少我们的排放量也只能勉强跟上地球吸收能力的下降。实际上，仅仅为了顾及这一事实，我们就必须额外削减一部分足迹。 第六，正如关于我们必须削减多深的估计需要修正一样，关于我们应当多快实现目标的推测也必须改变。蒙比奥本已十分严苛的估计——英国必须在 2030 年前将其排放削减 80%——所依据的是一个推测，即我们的排放何时会大到足以触发正反馈回路，从而引发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但蒙比奥依据的是早在 2003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的估计。[^f04-76] 已经很清楚的是，在此后的这些年里，我们的排放量远远超出了 2003 年的科学家所能猜想的。如果他们认为照常运行（business as usual）可能会在 2030 年左右——即二十七年之后——触发不可逆转的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那么过去十年里对温室气体不计后果的排放，无疑已将这个日期大大提前，更接近当下。 仅仅这些物理事实就已十分严峻。与仅仅几年前相比，我们需要实现的减排量增加了一倍多，而实现它们的时间却少得多。很快，我们所生活的当下与我们将越过临界点（tipping point）的未来就会重合——而我们将发现，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些正反馈回路启动的那个点。 基于这些事实做一些算术，或许有助于澄清我们的处境。2003 年时，看起来我们似乎能在 2030 年前实现目标，但我们设法浪费了十年左右的时间。如果说我们曾经需要实现七个楔形，那么现在我们需要实现十八个——再加上进一步的增量，以实现的目标不是 500 ppm，而是 350 ppm。既然我们已经高于相当于 450 ppm 的水平，如果我们不希望远远超出那个水平，就必须设法完全消除化石燃料的使用，从而如霍弗特所说，实现二十五个楔形。但如果现在去做，在他的研究发表后又过去了数年，我们很可能需要实现大约三十个楔形。然而我们还需要再加上一个增量，以顾及生物圈在未来几年将吸收较少我们所排放之物这一事实。一个粗略的估算表明，如果我们今天就行动，我们需要将排放削减至少三十二个楔形。此外，由于我们近年来的挥霍无度，也由于我们意识到必须实现一个更低的目标，我们很可能还需要提前许多年实现这些削减。 估算这一挑战的其他方式也证实了这些数字。在 2010 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多数国家赞同了一个目标：将地球温度的上升控制在比工业化前水平高出不超过 1.5 摄氏度。但由于我们已经使平均气温升高了 0.8 度，而且由于世界气候的惯性，温度还将再上升 0.6 度，这 1.5 度中的 1.4 度已不可避免，使我们几乎没有希望实现这一目标。[^f04-77] 即便我们今天就行动，完全消除我们的温室气体排放，也只能勉强达到我们的目标。而我们根本不可能如此迅速地消除所有这些排放。 让我们在这里也考虑纯粹物理事实之外的因素。正如我在上文所说，我们需要几年时间来通过必要的立法、签署关键的国际协议，此后还需要几年时间来研究和实施一系列新技术，建造太阳能和风能电站，创建新的能源基础设施，改造我们的交通运输系统，并为森林保护提供资金。如果运气好，或许大约十年后我们会开始看到温室气体排放的大幅下降。然而到那时，我们将已经排放了多得多的二氧化碳，以至于要实现我们的目标还有更远的路要走。有多远无法断言——但显然我们需要实现的楔形将远远多于我刚才提到的三十二个。 从这些估算看来，如果我们现在就行动，我们的政策改变大约要到十年后，即 2020 年代初的某个时候，才会最终开始生效。但如果我们考虑到第七个理由，我们处境的严峻性就一目了然了——这个事实就是，正如我在上文所说，2020 年就是新的 2100 年。正如最近的研究所表明的，随着北极海冰的融化，我们已经越过了一个临界点，并且可能在 2020 年代中期再越过一两个。上述几乎所有估算都把不越过那些临界点这一压倒一切的任务作为其根本原则；一旦我们到达那些临界点，我们就不必再逐一演算那些计算，而是可以从那些临界点的状态直接感知我们的处境。我们现在正目睹着我们曾试图避免的那些事件，而所有这些关于目标的谈论、所有这些算术，无论它们曾经看起来多么有用，最终都使我们分心，看不到就摆在我们眼前的东西。而从正在融化的海冰、正在爆发的甲烷笼形水合物（methane clathrates）、正在变形的永久冻土以及噼啪作响的亚马孙雨林这些证据来看，基本的情节正变得越来越清晰。因此看来，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即使我们今天就行动，我们的努力也可能要到 2020 年代中期才会生效——而恰恰在那时，我们可能正在触发严重且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命运或许会眷顾我们，给我们几年宽限期来实现目标，但即便如此，我们也确实必须在短得可笑的时间内完成一切。更有可能的是，我们将处于在反馈回路已经启动之后才采取行动的境地——使我们自己成为执迷不悟之愚蠢的典型。我们不只是在与灾难（disaster）调情；我们是在招致灾难。人们几乎不可能不认为一切都已失去，即使我们行动，也为时已晚。[^f04-78] 这些现实动摇了我们这个时代一项重大行动主义事业的前提——比尔·麦克基本推动许多公共机构从化石燃料公司撤资，从而帮助阻止美国将生物圈推向其承受极限之外。在他阐述自己论点的那篇《滚石》（*Rolling Stone*）文章中，麦克基本首先说明国际谈判者所依赖的 2 度阈值过高，但随后又援引从该阈值推导出的一个具体的"碳预算"，来论证我们还有时间通过撤资策略带来改变。[^f04-79] 他的努力固然值得称赞，却依赖于一个矛盾：一方面他知道我们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地球所能承受的极限，另一方面他又描述了某种行动主义仍然能够实现什么。 考虑到所有这些因素，我们再也不能假定我们的努力会结出果实，不能假定全新世的各种文明会以大致类似其现有形态的方式存续下去。诚实地审视摆在面前的任务和剩余的时间，应当使我们摆脱那种未曾言明的信心——即相信我们所知的世界会在我们的余生中以某种接近其现有形态的方式延续下去。 但是且慢，有人可能会说，如果我们在那个目标日期之后降低排放呢？地球的温度难道不会最终也下降，回到一个不会造成大范围气候变化的水平吗？即使我们一直行动迟缓、没能实现 450 ppm 的目标，难道就没有希望最终实现那个或更低的目标，从而一切安好吗？ 在这个问题中，我听到了最后的乐观主义者的声音——那些人希望，无论我们所有人多么愚蠢和怯懦，无论行动多么迟缓，无论多么可能在接下来几年里把整个任务搞砸，我们也许仍然有机会。350.org 的行动者们在某种程度上基于这一前提行事，正在组织努力，要从长期来看将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降至那个更低的数字，并暗示如果我们能做到，就将避免严重气候变化的发生。 但事实根本并非如此。我们时间所剩无几的第八个理由是：一旦我们将地球升温到某一程度，它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不会再冷却下来。最近的一篇论文表明，"由二氧化碳浓度增加而发生的气候变化，在排放停止后的 1000 年内基本上是不可逆转的"。如果我们确实设法停止了二氧化碳排放，"辐射强迫"（radiative forcing）——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温室效应——确实会下降，但这一下降将"在很大程度上被向海洋散热的减缓所抵消"。[^f04-80] 这一发现意味着，即使我们设法削减二氧化碳的排放量，地球的温度也会上升并维持在高位。但是等一等：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温度的上升比二氧化碳浓度的上升滞后许多年，因此即使在我们停止排放二氧化碳之后，温度也还会再上升 0.6 摄氏度左右——上述所有估算都考虑到了这一时间滞后。因此现实是，即使在我们削减温室气体排放量之后，温度水平也会继续上升——然后最终趋于平稳，并停留在那个更高的水平上。 那么不幸的是，气候的物理规律不会让我们现在扭转我们不当行为的后果。如果我们把温度推高，它们就会停留在那里。我们没有第二次机会。而第一次机会也已经在溜走。 如果能在这里停下来，说那些恶性循环是否已全力、永久地运转起来还不是绝对确定的，那就好了。这种迟疑在一两年前或许还说得过去。但到如今，北极反馈回路的严峻状态，以及我们对其给整个全球气候带来之后果的认识，已使我们几乎没有怀疑的余地。 难道我们已经没有任何希望的依据了吗？还剩下最后一个考虑，最后一块希望的基石：面对地球动态系统的巨大复杂性，我们普遍的谦卑。唯有这样一种意识——我们的知识是有限的，可能正在发生某种我们几乎毫无察觉的事情，它仍可能显现出来——阻挡在我们与坦率承认一切都已失去之间。 许多其他人似乎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其中一些人通过为这个问题引入一个全新的角度来表明他们对我们处境的认识，提出各种形式的地球工程（geoengineering）来应对我们的困境；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北极甲烷紧急小组（Arctic Methane Emergency Group）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类建议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有以其自身方式危害地球的风险。一个想法是向大气中注入气溶胶以遮暗阳光、降低温度。但这样做最终会造成严重的地面污染，并可能加剧臭氧层的损耗。在外太空放置一面遮挡板以减少照射到地球上的阳光又如何呢？它的面积需要约 450 万平方公里——因此建造和维护将耗资巨大（每年或许高达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 6%）。也许在各处沙漠上铺设白色塑料布、将阳光反射回太空会有所帮助。但这样做会阻碍尘埃的流通，而尘埃在为其他地区提供铁和磷以及为浮游生物提供养分方面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把那种白色反光塑料铺在大片海洋上又如何呢？反对这一想法的理由相当明显：大量的塑料会切断海洋生物所获得的阳光，很容易被风和风暴带走，而且如果塑料被吹上岸，还可能影响沿海生态系统。[^f04-81] 这些以及其他建议所表明的，更多是我们当下的绝望，而不是任何真正应对我们困境的尝试。 另一些建议似乎相当理智。顶尖气候科学家华莱士·布勒克（Wallace Broecker）得出结论：我们没有任何现实的机会及时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因此，他提议通过直接从露天空气中抽取二氧化碳并将其注入地下深处来修复气候。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碳工程公司（Carbon Engineering）正在将类似的想法付诸实践，并希望很快将其技术推向市场。但在这里同样，除非有碳税（或"返还税"〔untax〕）——除非有政治行动使化石燃料变得更加昂贵——否则就不会有足够的商业激励去以足够的规模这样做。[^f04-82] 听起来耳熟吗？在获得新技术之前，我们需要政治行动——而在这个例子中，该技术还处于非常初步的阶段。 另一些观察者看到我们的困境，并不设想我们能找到技术上的解决办法。他们转向另一个方向，鼓励我们去适应（adapt）即将向我们袭来的巨大变化。例如，比尔·麦克基本将他的书命名为《地球》（*Eaarth*）时就迈出了一大步：在他看来，我们已不再生活在地球这颗行星上，因为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发现自己身处另一颗行星上，一颗我们完全不习惯的行星。更早的作者，如在 2006 年和 2007 年讨论我们困境的阿尔·戈尔（Al Gore）或蒙比奥，当时仍有理由保持乐观。麦克基本在 2010 年写作时，放弃了告诉我们如何避免可怕命运的尝试。相反，他让我们为那颗新行星做好准备，并就我们可以如何在那里生活给出建议。这一转变本身就表明我们已经走了多远。不幸的是，即使是他关于适应的建议也无法与我们所面临的情形相称。在书的后半部分，他建议我们应当建立强大的小型社区，在本地生产食物，并依靠城镇而非整个国家的足智多谋和创造力。这些建议非常理智。但这样做几乎不可能使我们挺过他在书的前半部分如此出色地描述的那些事件。当降雨变得更不规律、土地保水能力变差、植物可能没有机会成熟时，许多地区的地方社区能在多大程度上自己种植粮食？在森林枯死、溪流干涸之中，城镇将如何繁荣？这些小型社区究竟会在哪里取得成功？ 不久之前，研究气候变化的人还可以强调改造我们化石燃料经济的可能性。几年之后，基调已经改变：现在他们强调对地球进行工程改造的前景，或者提出一种地方主义伦理作为平衡。正如我已经指出的，我不认为这些建议提供了真正的解决方案。但它们确实有指出问题所在的优点。那么，挑战就在于直面这个问题而不移开目光，不逃向越来越不可信的回应。一个关键的转变在过去几年中已经发生，然而我们大多回避它；我们急于继续前进，寻找某种乐观的借口。一定仍有安慰可供我们获取，无论它在哪里。但这些回应未能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之事的真正含义。 我并不否认我们需要开始评估适应一个已经改变的地球这一任务。在这方面，IPCC 的报告同样发挥了宝贵的作用。2007 年的评估报告非常仔细地描述了不同程度的变暖对世界各地生态和社会的潜在影响——以及它们可能如何适应。由于我们的处境日益严峻，许多观察者如今比过去更加认真地对待报告的这些部分。但随着重点转向适应（adaptation），我们应当停下来想一想这种侧重点变化的含义。 首先，"适应"这个术语对于我们面前的任务而言温和得具有误导性。"适应"暗示我们可以调整我们的一些做法，重新思考我们的生态系统和经济将如何存续，并找到一种可以在其中生活的"新常态"。但这种含义实在是太乐观了。除非我们很快作出严厉、彻底和毫不妥协的改变，否则温度将攀升到很高的水平。它们在那个水平上停留得越久——而它们将会如此——就越有可能触发正反馈回路，从而造成新一轮的变暖，给气候带来新一系列严酷的后果。这些可能性既没有被纳入 2007 年 IPCC 报告所提供的气候变化预测，也不是该报告所勾勒的适应情景中的一个因素。那么，我们所面临的现实比我们几年前所认为的要更为严酷一些。我们面临的最有可能的情景是，地球气候系统的变化将在几十年里加速并稳步恶化，一步一步地颠簸前行——各种反馈回路相继启动并造成毁灭性的影响。例如，遥远北方永久冻土中甲烷气体的释放，如果大规模发生，将导致一轮快速的全球变暖，而这又可能触发亚马孙生态系统的全面崩溃（collapse）——连同它对美洲天气的一切后果——以及大气中碳浓度的普遍上升，而这又可能触发其他地方的反馈回路。一旦我们越过第一个临界点，我们就无法确信能够逃脱其他的临界点以及更多的临界点。简而言之，我们所面临的是永久的适应——对我们的现实作出全面调整，然后再做一次……然后再做一次。如果我们承认以下这一点会更好：如果我们太晚作出必要的改变，我们将不得不在我们所能想象的时间里，以不均匀、不可预测的间隔，进行根本性的调整。 这一前景十分严峻。但我们不应因此就跳到那种流行的行星灾难（catastrophe）图景上去。我们所面临的未来，并不像一场会干脆打败我们的全面的、行星规模的灾难那样简单。如果是那样，它确实会使我们的一切努力徒劳无功，使我们最好的策略也毫无希望。但气候变化并不是像核浩劫那样的单一毁灭性事件。如果不可逆转的、毁灭性的气候变化发生，从长远来看，它将使许多社会流离失所，深刻改变我们文化的精神气质，给数以百万计的人带来难以言说的苦难，并使地球人口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它将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做到这一切，十年又十年地改变世界，让我们能够适应某些变化，又被另一些变化所击败。因此，它不会允许我们安然进入任何一种特定的应对模式。它可能在许多年里以渐进的步调推进，而在其他时候则骤然袭来。[^f04-83] 它将是一种持续不断的恐怖（horror），不同于我们以往面对过的任何恐怖。它是行星规模的，在漫长的时间跨度中展开，有时会给我们留出改变的余地，有时又会毫不留情地打断我们的计划。它会让我们产生正在成功适应的幻觉，然后又以进一步的生态变化破坏我们的努力。我们不能假定这些事件必然很快就会终结我们，但我们也不应假装我们能够掌控它们或毫发无损地挺过它们。简而言之，气候变化永远不会完全允许我们抱有全然的希望或陷入彻底的绝望：我们将无休止地被困在相互冲突的可能性之间。 认识到这是我们最有可能的未来，从希望我们或许能够避开它转向接受适应它的任务，我们所迈出的并不是一小步。这样做，我们就承认了我们的未来将是生活在一个不断恶化的世界里——一个可能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地、稳步地变得越来越不宜居的世界。 这一改变对我们所有人来说，将比严重气候变化最可能带来的那些后果——诸如风暴和洪水、不断上涨的粮价和日渐消失的水源、经济困境和战争——更加难以承受。现代生活一向以进步的观念为前提——以民主化、经济增长、日益增加的文化交流以及普通人生活的改善为前提。美国作为一个国家，借助它与许多其他传统所共享的启蒙运动的承诺，一向向前看，将其身份建立在其公民及世界人民终将获得解放的承诺之上。许多代以来，现代社会中的父母都认定他们在为子女创造更好的生活，确信自己的辛勤劳动和牺牲将使后代受益。即使在黑暗的时期，在大萧条的最低谷或在战争之中，美国人也一直保持着这种希望。社会正义和经济正义运动的参与者一向放眼长远，知道行动主义或许要到几十年后才会见到成效。所有这些希望又都默默依赖于经济增长的承诺，这一承诺如今是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合法性所依赖的——即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所有人的收入都会增加，每个人最终都会兴旺发达。 放弃进步之梦，接受一个永久恶化之世界的前景，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将是巨大的损失。没有了人人都会过上更好生活的承诺，现代生活的种种态度中几乎没有哪一种能完好无损地存续下来。因此，面对我们当下时刻的现实所需要的，远不止评估我们在减少温室气体排放方面做得如何。它所要求的，恰恰是对我们从启蒙运动继承而来的进步主义态度进行全面的重新审视，对我们在自身与未来之关系上视为理所当然的那些最基本的态度进行重新思考。 以这种方式看待我们的当下时刻，并不迫使我们首先放弃为避开它而进行的斗争。然而，随着人们越来越多地承认我们已经走到了避免不可逆转气候变化之努力的最后几年，随着重点越来越落在适应上，如何在对我们的处境保持诚实的同时又不放弃战斗，这个问题就变得更加紧迫。阿尔·戈尔曾经评论说："数量惊人的人从否认直接走向绝望，而没有在中间那一步停下来说：'我们可以为此做点什么！'"[^f04-84] 他说得完全正确。我只想补充一点：绝望也可以是一种否认的形式：它同样让我们得以对问题置之不理，得以认定我们没有责任。既然谁也无能为力，我们也就脱身了。 但是，如果我们一直致力于为此做点什么——却什么也没有发生呢？如果我们尽己所能，加入一个行动主义团体，比如戈尔为鼓动政治行动而创立的"重新赋能美国"（Repower America），敦促国家在这十年结束前转向可再生能源，并帮助个人采取自愿行动来减少他们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但最终意识到那必要的巨大转变不会及时发生呢？那时又该如何？ 这个问题正是本书所要探讨的。我们如今身处此地，充分意识到气候变化及其可能带来的后果，清楚地知道我们能做什么，却被阻挠而无法采取真正的行动。我们被困在一种盘旋等待的状态中，仿佛我们只能接受自己的命运。在这个关键时刻干脆放弃、抛开努力，将是愚蠢之极。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的首要任务是加倍努力。毕竟，我们所谈论的是世界上最大的罪行——生态灭绝（ecocide），即对我们整个星球之生态的攻击。它远比种族灭绝——对一个民族的毁灭——更为严重，因为它有可能摧毁一切生物的支持系统，并在此过程中使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流离失所、陷入贫困或遭到毁灭。它破坏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它改变我们对所继承的宗教、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理解，因为这些传统的有效性所依赖的那个未来有消失之虞。我们无论如何都必须继续战斗。 但在这样做的同时，我们应当开始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无论我们努力的结果如何，我们一向视为理所当然的未来都面临着消失的危险。我们曾经可以依赖这样一种观念：地球的基本生态系统在未来数十年乃至数百年里仍将存在并繁盛。我们再也不能这样依赖了。 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关于我们当前处境的最佳思考几乎总是迟迟不愿承认这一事实。不可避免地，除了一两个例外，那些讲出这一挑战之规模与时间之紧迫的真相的人，都会着重强调我们仍然可以采取哪些步骤来缓解危机，或者当生物圈的变化到来时我们可能用以挺过它们的最佳策略。提供一丝乐观是关键；多亏了这一姿态，我们能够更富有成效地处理对自身处境的诚实评估。我也会强调并非一切都已失去，我们仍然可以采取行动——如果我们立即、大规模地这样做的话。但任何停留于此的人都没有讲出全部的故事。实际上，考虑到政治变革的缓慢步调和我们经济的巨大惯性，我们及时去做必要之事的可能性极低。 因此，为了毫不回避地面对我们的处境，我们必须去做看似不可能之事，打破一个非常强大的禁忌，并开始思考生活在一个正经历严重气候变化的世界里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当中没有人会主动去寻求这类念头。然而，将它们拒之门外，最终是另一种形式的否认，是保护我们自己免受气候变化现实之冲击的又一种方式。任何这样的防御最终都会助长我们的自满，助长我们在某种程度上接受现状的意愿。与此相反，最理智、最人道、最具变革性的行动方针，是尽可能充分地面对我们的处境。这样做不会削弱对改变我们社会的承诺；恰恰相反，它将帮助我们理解当前这场斗争真正的利害所在。目标不仅是保障生物圈的未来；也是保存我们关于未来的观念，我们的生活和传统中有如此之多的部分都建立在这一观念之上。我们所奋力保存的，不仅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生态系统，还有对我们自己和他人之广阔而欢乐之生活的希望——正是这种希望，最终承载着我们所做的几乎一切。那么，就让我们在接下来的各章中一起直面深渊吧，要知道，这样做时，我们或许正在瞥见我们实际的未来——或者也许正从这一瞥中学到如此之多，以至于我们会更加奋力地斗争，将它挡在门外。 ## 注释 [^f04-67]: Elisabeth Rosenthal, "U. N. Chief Seeks More Climate Change Leadership,"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8, 2007, http://www.nytimes.com/2007/11/18/science/earth/18climatenew.html?pagewanted=all&_r=0。 [^f04-68]: Johan Rockström and others, "A Safe Operating Space for Humanity," *Nature* 461 (September 23, 2009), 472–475, doi:10.1038/461472a。 [^f04-69]: Robert B. Semple, Jr., "Remember Kyoto? Most Nations Don't,"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2/04/opinion/sunday/remember-kyoto-most-nations-dont.html。 [^f04-70]: S. Pacala and R. Socolow, "Stabilization Wedges: Solving the Climate Problem for the Next 50 Years with Current Technologies," *Science*, volume 305, number 5686 (August 13, 2004), 968–972, doi:10.1126/science.1100103。 [^f04-71]: Martin I. Hoffert, "Farewell to Fossil Fuels?" *Science*, volume 329, number 5997 (September 10, 2010), 1292–1294, doi:10.1126/science.1195449。 [^f04-72]: Justin Gillis, "Carbon Emissions Show Biggest Jump Ever Recorded,"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4,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12/05/science/earth/record-jump-in-emissions-in-2010-study-finds.html。这篇报道依据的是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于 2011 年 12 月 5 日发布的报告；该机构的最新报告见 http://www.globalcarbonproject.org/carbonbudget/。 [^f04-73]: Monbiot, *Heat*, 16。 [^f04-74]: 参见 CO2now 网站上的数据，http://co2now.org/。 [^f04-75]: Monbiot, *Heat*, 16。 [^f04-76]: Monbiot, *Heat*, 15；参见其注 122（第 227 页），该注提及其注 86（第 226 页）所引的一篇论文。 [^f04-77]: 参见 Mark Hertsgaard, *Hot: Living Through the Next Fifty Years on Earth*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Harcourt, 2011), 70。 [^f04-78]: 关于得出类似结论的一项著名讨论，参见 James Lovelock, *The Revenge of Gaia: Earth's Climate Crisis & the Fate of Humanity*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关于一项较新的、堪称典范的论述，其结论与本章所概述的相似，参见 Clive Hamilton, *Requiem for a Species: Why We Resist the Truth about Climate Change* (Washington, DC: Earthscan, 2010), 1–31。 [^f04-79]: Bill McKibben, "Global Warming's Terrifying New Math," *Rolling Stone*, July 19, 2012, http://www.rollingstone.com/politics/news/global-warmings-terrifying-new-math-20120719。在这篇文章的第二页，他写道："科学家估计，到本世纪中叶，人类大约还可以向大气中排放 5650 亿吨二氧化碳，同时仍有一定合理的希望将升温保持在 2 度以下。"但如果正如麦克基本所暗示的那样，2 度目标本身已经过高，那么这一碳预算也就过于宽松了。 [^f04-80]: Susan Solomon and others, "Irreversible Climate Change Due to Carbon Dioxide Emissions,"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106, number 6 (February 10, 2009), 1704–1709, doi:10.1073/pnas.0812721106。 [^f04-81]: 关于这些及其他地球工程方案的有益讨论，参见 Parkinson, *Coming Climate Crisis?*, 165–191。 [^f04-82]: Wallace S. Broecker and Robert Kunzig, *Fixing Climate: What Past Climate Changes Reveal About the Current Threat—And How to Counter I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186–233。 [^f04-83]: 关于突发气候变化之可能性的代表性讨论，参见 Richard Alley, *The Two-Mile Time Machine: Ice Cores,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Our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f04-84]: Gore, *An Inconvenient Truth: The Planetary Emergency of Global Warming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It* (Emmaus, Pennsylvania: Rodale, 2006), 276。 # 第四章 不可能的革命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论证：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而且其不可逆的形态几乎已经降临到我们身上。采取行动的道德律令压倒一切。然而我们并没有行动。为什么我们这些身在美国的人，即使面对如此巨大的律令，仍然无力行动？如果我们要理解时间中的这个十字路口，就必须正视我们集体习性中的某种东西——正是它使我们极难以真正的远见与清醒来面对这一时刻。乍看之下，我们为何如此停滞不前，为何似乎无力应对一个对我们所有人都有如此重大后果的威胁，并不十分清楚。这场危机的哪些特征把我们引入了这样的僵局？我们政治文化的哪些属性可以解释我们的迟疑？而我们的无能又揭示了我们整体困境及其后果的什么？ 我们为应对这场危机所能采取的实际步骤似乎相当简单。我们只需提高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价格——以及通过对农田和森林的不良管理而产生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的成本——使市场反映我们所生活于其中的物理现实。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所有人都会有实际的激励去转向新的、破坏性较小的做法。如果我们在随后的年份中进一步分步提高这些价格，我们就会更进一步改变我们的做法，最终达到我们完全不再为地球变暖作出贡献的地步。我们还应当资助研究，以开发和实施新技术，使太阳能、风能、潮汐能、波浪能和地热能能够随时可用；使捕获和封存二氧化碳的机制能够大规模安装；并使我们的农业和林业做法在生态上可持续。这些提高不可持续做法之成本、资助新研究的想法相当直截了当，到如今已为气候变化科学家、技术人员、政策专家和立法者所熟知；我们只需把它们付诸实施，而且要尽快。 然而，要作出这些改变并不那么简单。设想一条行动路线，远比真正去执行它容易。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美国的人来说，采取这些关键步骤需要在全国范围内对我们的态度与做法进行根本性的重新定向。这一改变若要奏效，就必须在许多层面上运作。它将要求我们转变对自身在世界中之位置的理解，愿意支持前所未有的公共政策，修正我们的工业和农业做法，并改变我们个人的日常习惯。它必须同时是意识形态的和立法的、技术的和财政的、大规模的和个人的。要避开严重气候变化的前景，我们不仅需要改变思维，还需要参与一项日常的、细致的努力，而这项努力常常会显得极其乏味而平庸；每走一步，我们都必须克服对现状的安逸、对不便之打扰的抗拒、对廉价生活的偏好，以及对替代方案的无知。 这一转变怎样才能最好地实现？只有某种极其强大、系统且有说服力的东西才可能成功——某种类似于气候变化本身的东西，只不过是在政治领域之内。挑战在于把气候变化的现实转译成我们的文化能够理解和接受的语汇。但这样做绝非易事。大多数政策专家想当然地认为，引入任何激进的新原则都注定要失败，至少一开始如此。他们认为，这样做会迫使人去倡导在政治上不可行的立场。在他们看来，我们必须更讲策略、更审慎；我们必须找到微妙的鼓励手段，把人们轻轻推向更负责任的行为。直接的干预只会引发对整个努力的否定。毕竟，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政治是可能性的艺术；如果你要求太多，你将一无所获。这种态度的一个版本由迈克·休姆（Mike Hulme）表达出来，他考察了人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意见分歧的各种原因，并提出，只有当我们能够调和彼此相异的信念时，我们才会取得进展。[^f05-85] 但气候变化不作妥协。要避开对我们生态系统的严重扰动，我们也不能妥协。但没有妥协，要改变民主社会几乎是不可能的。在美国，社会运动需要好几代人的时间才能实现其主要目标；这个国家的活动人士总是被迫在多年中接受点滴的收获，直到赢得最终的奖赏。到目前为止，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正遵循着这一模式。活动人士指出必须做什么，"怀疑论者"拒绝行动，而这个国家则缓慢而谨慎地朝着目标一点点前移。 然而这一次，缓慢而稳健的方法行不通。我们没有等待休姆所设想的信念调和的余裕。由于气候变化正在迅速推进，我们必须尽早行动。在这种情况下犹豫不决似乎是愚蠢的。尽管到如今我们所有人都已对现代民主国家中政治变革之迟缓抱有应有的敬畏，但我们也知道，在这个特定的情形中，问题每过一年就恶化一分。 是否有可能迄今提出的最佳解决方案本身出了什么问题？它们是否就是让人难以接受？如果是这样，它们的哪些方面似乎走得太远了？正如我所提示的，基本的方法足够直截了当：提高排放（emitting）温室气体的价格就能奏效，尤其是通过温室气体税或"返还税"（untax）的机制。（正如我在第二章中提到的，按照史蒂文·斯托夫特（Steven Stoft）的用法，返还税是一种其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所有纳税公民的税。）但公平地说，即使是这种相对简单的方法，也需要我们的政治文化发生一次重要的转变。 在美国，我们倾向于对市场的理性与效率寄予极大的信任。我们即使干预，也是通过把某些交易定为非法、对商业做法施加规制，以及用税收减免来鼓励各种事业。但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允许市场设定它自己的优先次序。我们以怀疑的眼光看待任何大范围塑造市场力量的尝试，因为我们在几十年前——至少在冷战时期——就已认定，任何对市场的集体控制都构成社会主义，因而（通过一次大跳跃）构成极权主义。对我们来说，市场的自由似乎与任何其他自由一样神圣，无论后果如何。但结果是，我们往往任由许多弊病溃烂数代；即使我们能够看到市场造成了一系列广泛的社会问题，我们也拒绝考虑许多解决它们的办法，因为担心干预看起来会像社会主义。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通过政府补贴了化石燃料的开采，干预市场以降低其成本，就像我们经常做的那样，创造出一种扭曲的社会主义，向极其富有的人伸出援手。因此，我们需要做的第一件事，是彻底取消这些补贴。但这一步本身只会使市场恢复其自身的均衡，而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温室气体返还税打破了这一僵局。通常，化石燃料的低成本使其成为默认的能源来源；只要这些能源保持廉价，市场就将永远强化我们当前的化石燃料习惯。通过提高促成气候变化的能源的价格，返还税彻底改变了这一动态。由于它把集体利益纳入了定价机制，它使我们仅仅通过遵循市场规律就能促成我们做法的大规模转变。一旦化石燃料变得比可再生替代能源更昂贵，我们所有人都将有激励用可持续的能源来驱动我们的工业、为我们的住宅供暖、为我们的汽车提供燃料。其结果将是一场技术创新的爆发，以创造一种新的能源经济。当这一返还税提高了产生温室气体的农业和林业做法的成本时，它也将推动土地管理方面的广泛创新。毫无疑问，对技术研究的公共投资也将是必要的。但这一措施并非完全通过法律或规制来改变公众行为，而是利用市场来抵消它此前所强化的危害。此外，如果它真正是一种返还税而不是一种税——如果联邦政府把全部收入平均分配给全国的纳税人——那么它就以另一种方式实现了创新：它使保护未来成为集体财产，给予每个纳税人在社会变革中的一份利害。公民越是依恋他们的那份钱，他们就越会把自身利益等同于整体的利益。[^f05-86] 因此，这一提议代表了美国人对市场之理解的一项重要创新。在一个层面上，返还税似乎毫无疑问地接受了市场对地球的统治，创造出那头奇怪的野兽，即由利润驱动的生态变革这一概念。但实际上，通过使用市场的语汇，这一解决方案使市场的运作服从于一个共同目标。它表明，即使市场是一套通常制造廉价与效率的机制，公众也可以为集体目的而挪用它，把它变成创造无温室气体经济的一种直截了当、维护成本低且有效的手段。实际上，这一策略把市场社会变成一台变革机器，它将产生朝向消除气候变化成因的惊人势头。当那个共同目标在市场的语汇中得到表达时，个人选择就可以完成其余的工作。其结果严格说来既不是资本主义也不是社会主义，因为它将依赖于二者之外的一种替代方案，利用资本主义的一个方面来实现一个由社会指定的目的。 这一策略与一个创新性解决方案的其他方面也十分契合。向可持续能源技术的转变，以及对农田和森林的生态合理管理，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科学研究、实验和专门知识。因此，这一方法希望利用科学来重新配置科学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创造的那个由化石燃料驱动的世界。在这里，所提议的措施同样将使看似对立的政治传统得以融合；它将把技术创新与环境责任结合起来，把工程技能很好地用于生态目的。正如我们可以利用市场来改造市场自身，我们也可以依靠科学来做同样的事——找到维系我们生活的方式，这些方式的破坏性远小于科学迄今所提供的那些方式。 实际上，这一措施最终提出的是自由市场意识形态与一项无法回避的环境律令之间的一次"大妥协"（Grand Compromise）。它接受美国人对经济自由根深蒂固的热爱，并把它用于一项绝大多数美国人同样信奉的事业。这个国家以前也曾使用过大致相似的方法，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就证明了这一点。那些措施把经济个人主义与公共保护融合在一起，起初曾被攻击为社会主义，但最终获得了几乎一致的公众支持，这表明此类混合型解决方案在美国是可能的。 尽管如此，这一提议至今尚未被我们的立法机构采纳。（2010 年，参议院未经表决就否决了一项法案，这也许是因为法案中的总量控制与交易（cap-and-trade）机制漏洞百出，但更可能是因为它会间接提高化石燃料的价格。）[^f05-87]任何提高化石燃料成本的立法，无论是通过总量控制与交易机制、税、返还税还是配给制度，似乎都不太可能获得国会（Congress）的认可——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不会。那些反对行动的人要么坚称气候变化不存在，要么坚称政府不应以这种方式侵入市场。第一种反对意见默默地替代了第二种；它表明了这样一种恐惧：如果气候变化恰好是真的，它就会给政府一个借口，对我们的生活施加过多的控制。 这些反对意见的最终基础是这样一种信念：每个人都有权做他或她愿意做的任何事——只要这种行为不损害他人的利益。这一信念是"自由主义"哲学的核心，也就是把保障个人自由置于最高优先地位的那一脉政治哲学。（在这里，我们的术语恰恰颠倒了；严格说来，那些把自由置于我们的未来之上的人是"自由主义者"，而那些希望把生物圈（biosphere）维系到未来的人，在一个关键意义上才是"保守主义者"。） 这种反对意见的问题在于，它一出场就站不住脚。当我们决定使用化石燃料时，我们正在伤害彼此，也在伤害生物圈和所有未来世代（future generations）。如果还有哪一项公共律令比这更能通过这一检验，我倒很想知道它是什么。所有政府都有权为未来世代保护生物圈的存续能力；否则，我们为何还要费心让这样的政府存在，就不清楚了。我们的宪法在其序言中承认了这一权利，序言指出政府的目的是"增进公共福利，并确保我们自己及我们的后代得享自由的恩赐"。请注意：它的目的是也为我们的后代确保自由。由于今天排放温室气体将导致更严重的气候变化，而这又将严重妨碍我们后人的自由，那么保障后代权利的唯一方式就是今天改变我们自己的做法。自由主义传统绝对站在改变我们社会这一边，而且是现在就改变。诀窍在于找到一个同样尊重自由主义传统的问题解决方案，一个依靠个人决策、远见和创造力的方案。温室气体返还税恰好符合要求，因为它为我们所有人创造了带来我们所需变革的市场激励。 因此，障碍并不存在于所提议之解决方案的任何特征之中，这一方案与我们的宪法以及我们对自由市场的尊重十分契合。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反对源于一种毫无正当性、甚至无法说出口的异议，即这样一种信念：任何可能的公共利益都不能为这种对个人自由的侵入辩护，在保护自由时我们甚至不应把后代的利益考虑在内。这样一种信念反对的是更大的善或集体目的这一观念本身。自"里根革命"以来，许多共和党人强烈抵制政府能够解决任何社会问题这一观念，因为按照定义，政府本身就是所有问题中最大的问题。因此，自那场"革命"以来，这些共和党人——绝非全部——倾向于把对政府的进步性运用诋毁为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或法西斯主义，有时甚至三者兼而有之。在自由市场意识形态的新版本中，似乎没有什么能比市场本身更重要。 因此，在实际层面上，这个国家对气候变化的回应如今必须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加以辩论，即"能源独立"的基础——使美国摆脱对"外国石油"之依赖的目标。但在这些前提下通过的任何立法都将是不够的。资助新能源技术的研究是必不可少的，但这一步本身并不会使这些技术对个人消费者产生吸引力。给予税收减免以帮助人们转向可再生能源也是好的，但它将是不充分的，因为绝大多数公众几乎没有放弃廉价化石燃料的激励。也许唯一能真正改变个人习惯的事件，是油价的急剧上涨。在那种情况下，自由市场或许能做到政府做不到的事，激励我们所有人尽快使用新能源。一种可能的情景是，政府将通过立法以催生新一轮技术创新，而全球经济复苏将把油价推得如此之高，以至于我们所有人都会自行开始转向一种新的能源经济。但这样的发展仍会留下太多缺口：它们将保留油价会再次下跌的希望，从而阻碍企业进行必要的长期投资；它们将使大众对廉价能源的偏好继续存在，也将使流向产油国的巨额资金转移继续存在；而且它们不会涵盖农田或森林的管理，不会建设智能电网，也不会帮助降低电动汽车的成本。此外，它们将使美国很难在国际谈判中接受具有约束力的减排目标，从而阻碍真正有效的全球行动。简言之，这种"解决方案"根本行不通。 对有效行动的教条式反对，其后果不仅仅是实际层面的。诚然，它将迫使我们采取折中措施。但值得思考的是，我们为什么根本就必须诉诸这些措施。现在是时候正视"里根革命"的后果了——即保护自由市场比任何其他考虑都更重要这一观念。如果这一教条是正确的，那么营造对商业友好的环境就压倒了保护地球。资本主义比生物圈更重要。毫无疑问，如果生物圈开始受损，资本主义也许难以繁荣；任何头脑清醒的商人都应该能够承认这一事实。但自由市场教条主义者不会这样做，因为他们根本不会承认生物圈正处于危险之中。他们对行动的抵制更为微妙：在他们看来，资本主义比生物圈更真实。商业条件是真实的，税收和政府资助也是真实的，但在他们看来，对气候变化的科学评估仍然如此具有推测性，如此依赖未经证实的模型，以至于它们尚未描述现实。当然，对商业环境的评估也依赖模型和估算，但至少它们所指涉的是我们所理解的行为模式。在这种观点看来，气候变化如果存在的话，也是源于我们仍未完全理解的物理过程。亚当·斯密（Adam Smith）像黄金一样可靠，而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则仍然有点可疑。在科学更加确凿之前没有必要改变——但即便到了那时，它又怎么可能像亚当·斯密的神话那样确凿呢？[^f05-88] 对市场原教旨主义的这种描述听起来也许有点极端。但事实上，整个公共领域都接受这样一条原则：任何政治措施，除非与市场规律相一致，否则都无法被证明为正当。（如今唯一被允许的例外是国家安全、少数道德规范——例如禁止买卖人口、身体器官或性的规范——以及几项太受欢迎而无法触碰的政府项目。）我们早已习惯于服从这条原则：似乎我们无法真正面对任何重大的公共问题（从居高不下的高中辍学率、药物滥用和工人安全，到救灾和濒危物种保护），而不考虑它对经济的影响以及解决它是否具有成本效益。我们的终极现实是经济；任何其他对我们重要的因素都必须与这条原则达成和解，否则就会被彻底清除。至少在美国，人类必须遵守市场的规则，而不是反过来。在这里，我们都生活在自由市场的泡沫之中；任何不服从市场逻辑的东西都进不来。 生活在这个泡沫之中的后果是严峻的。现在，快速回答这个问题。对你来说，哪个更难想象：自由市场资本主义的终结，还是自然的终结？到如今，想象一个遭受重创的生物圈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相当容易。想象市场终结之后的生活？那几乎是不可能的。对这个社会中的我们所有人来说，市场比自然更真实。[^f05-89] 但这就是核心问题吗？毕竟，温室气体返还税把一个共同的优先事项转译为货币语汇，借助市场规则来实现一个共同目的。它尊重这样一条规则：在这个国家，任何公共利益在以成本激励的语言说话之前都不能被接受。但显然，这一姿态是不够的。返还税依赖于这样一条原则：市场必须服务于*其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最终必须不危及生物圈，从而不危及我们的未来。这样一来，它就是在说自然比市场更真实。它宣告了对地球的忠诚，而不是对经济增长的忠诚。在试图消除我们对廉价能源的依赖时，它试图对我们的整个心态带来系统性的、激进的变革。这样一来，它就触犯了一项基本禁忌；它戳破了泡沫。 在实际层面上，温室气体返还税（或其替代版本）是一项相当无害的提议。它会提高能源成本，从而引发一系列进一步的变化，但在其他方面，它在各个方面都尊重我们的传统和习惯。尽管如此，它代表着一次巨大的象征性转变。如果说"里根革命"试图限制政府干预市场的权利，那么这一转变就构成一场生态革命，一场限制市场干预自然之权利的革命。应对气候变化似乎需要的恰恰是一场激进的变革——一场类似于工业革命、性革命、里根革命，或三者兼而有之的变革，因为它要求我们对政府的理解、我们的物理基础设施和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特定方面同时发生转变。事实上，它的影响如此广泛，以至于它可能是所有革命中影响最为深远的一场。 为什么这样一项简单的措施会有如此重大的后果？过去，美国的社会变革运动走过两条道路：有时，它们激发了宪法修正案、最高法院判决、新的法律保护，以及对我们关于个人权利之基本理解的其他修订；在另一些时刻，它们促成了公共机构的设立，以监督和执行对工人、以往遭受歧视者或环境诸方面的保护。尽管通过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需要回击社会主义的指控，但与今天所要求的相比，即便那些斗争也相形见绌。我们很少尝试通过如此直接地干预市场本身来改变我们的社会，即为了一个集体目的而改变所有类别经济活动都必需的商品的价格。上一次我们做这种量级的事情时，我们把一整类商品——即人——从市场上移除了，而为此动用了一场内战。在这个国家，每当不公正被编织进我们经济的肌理之中，变革就确实非常困难，而当前的情形也不例外。 这场革命将对我们提出多大要求，其迹象之一可以在它与"深层生态学"（deep ecology）的共同之处中找到。大约三十年前，深层生态学主张，由于地球并不是为服务于人类目的而存在的，我们需要摒弃对环境的温和保护，并更为激进地改变我们的社会。[^f05-90]深层生态学从未成为一场主流运动；它一直被视为、也自视为一种边缘但激烈的存在。但今天，气候变化正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表明它的核心观点：到如今，再清楚不过的是，我们不能以任何我们认为合适的方式利用地球，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危及我们自己的未来。我们是地球的一部分，而不是反过来。 但这一洞见本身并不足够。深层生态学使用了具有误导性的术语；通过使用"深层"一词，它暗示在这些问题上认识的深度本身就是其回报，看穿渐进主义措施就足够了。这种观点使我们无法注意到一个更为关键的对比，即内嵌于十九世纪激进传统之中的改良与革命之间的对比。从根本上说，通过反对改良主义措施，深层生态学就是革命生态学。既然如此，仅仅透彻思考对现代社会的批判只是第一步。更为关键的任务是想清楚如何改变现代社会，使它不再摧毁生物圈。气候变化迫使我们把这一特定的生态思想脉络转化为一种政治力量，能够为实际的立法以及切实可行的、现实世界中的解决方案进行倡导。 那么，我们究竟可以怎样做到这一点呢？到目前为止，主要的行动主义策略都没有奏效。普及气候变化科学的作用有限，因为相当一部分公众教条式地坚持"怀疑论"立场。更公开地尝试教育公众，只会被视为居高临下，甚至更糟。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直接政治行动往往遵循美国行动主义传统中熟悉的两条轨道：要么使用改良主义压力政治的策略，这最终依赖于募款和游说国会；要么使用去中心化的、以社区为中心的行动主义策略。但这两种努力都已失败，而且还将继续失败。游说国会逐渐积累了对行动的支持，但不足以让一项强有力的法案在民主党控制的众议院通过，更不用说在民主党控制的参议院通过了。许多活动人士已放弃了对联邦领导的期望，转而把精力投入组织地方性的努力；这些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成果，尤其是在城市、州和地区层面的减排协定方面。但归根结底，这些地方性努力没有一项是足够的；没有协调一致的、强硬的联邦行动，我们就根本无法按照必要的幅度减少排放。 有什么政治策略是我们可以采用而尚未尝试过的？也许值得顺带一提的是，暴力干预的道德理由是强有力的。如果我们能够像我们的先辈那样，为一场争取自由的民族主义起义辩护，或者为一场击败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辩护，那么我们就可以轻易地为一场拯救整个生物圈之生命的干预辩护，因为生物圈的衰退所代表的威胁，其规模远远大于过去的任何危机。与未来几十年地球上七十多亿人可能遭受的伤害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数千万人遭到的杀戮也相形见绌。[^f05-91] 然而，即便讨论诉诸暴力的可能性似乎也走得太远了；到如今，在发达国家，哪怕只是暗示暴力革命，就足以使任何变革运动丧失正当性。因此，在战后时代，美国发展出了一种比暴力社会变革更温和的替代方式，一种符合美国政治之渐进节奏的方式：在华盛顿举行大规模的非暴力集会，提出具体的行动要求。在这方面，也许关键性的事件是 1963 年 8 月的民权游行，小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 Jr.）在那次游行中发表了他著名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那次集会几乎成为此后在国家首都举行的每一次集会的模板，每一次集会都含蓄地援引民权运动，作为其自身之严肃性的典范。 但由于这类集会是象征性的——由于它们表达某些要求而不强迫立即行动——它们只有在政府愿意倾听时，只有在压力传达到一个接受民众要求之正当性的官方听众时，才能命中目标。当官员们认为他们已经回应了那些要求，或者认为新的道德主张不具正当性时，大规模集会就不会产生多大影响；人群将聚集然后散去，媒体将给予短暂的关注，而国家生活将继续下去，相对不受干扰。在那种情况下，集会最终构成一个令人感觉良好的场合，一个没有真正后果的集体自我表达之日。至少，关于生态和气候变化的集会就是如此；近年来各种集会、抗议游行及其他活动没有使国会的态度移动哪怕一英寸。 那么 2011 年秋天开始的"占领华尔街"（Occupy Wall Street）示威所尝试的策略又如何呢？这种不仅示威、而且占领公共空间的更具进攻性的尝试，会不会产生更大的影响？然而，不论好坏，那场抗议运动虽然触及了真实的关切，却没有提出一份掌权者可以回应的要求清单。这场运动成功地把某些观念带入了整体政治辩论，并改变了国家首都及其他地方的动态，但它没有产生强有力的、直接的影响。 行动主义有没有可能采取一种更有勇气、更具创造性的策略来打破这一僵局？在过去几十年里，许多国家经历了非暴力革命：大批普通公民占领公共空间，要求更换政府，并取得了成功。在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柏林和乌克兰、突尼斯和埃及——以及"阿拉伯之春"中的其他地方——庞大、持久、有纪律的人群所采取的行动就是极好的例证，即使它们帮助带来的变革未必都得以持续。这样的事件能否在美国发生，尽管是为了不同的目的？在国家首都的公共空间中举行一场大规模集会——一场从一开始就以*在其关于气候变化的具体要求得到满足之前绝不停止*为前提的集会——能否改变我们的政治语汇，打破我们僵化的集体话语，并迫使我们就气候变化作出某种决定，无论那是什么样的决定？ 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活动人士没有尝试在这一基础上组织抗议，甚至没有考虑过，原因有好几个。首先，这样做不尊重这样一条原则：在这个国家，政治要求必须是温和的、恭敬的、有分寸的——即使变革的呼声起初可能不被听见，它们最终也会被倾听。一群在散去之前要求变革的庞大人群意味着，经正式选举产生的政府如此忽视集体利益，以至于不能指望它在其自己认为合适的时候按照那一利益行事。简言之，那群人将试图篡夺政府本身的民众正当性。这样一种策略与美国人的秉性背道而驰；至少在过去一个世纪里，我们已经接受了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在宪法上具有正当性的政府在其他方面也具有正当性，它最终会服务于共同利益。提出相反的意见会显得傲慢至极，因为那看起来是在攻击民主本身。因此，凡是相信行动之紧迫性的人，没有一个会考虑这种强硬的、毫不妥协的集会；我们所有人在实践中都接受这个政府的权威，不管发生什么——即使它的政策支持着正在摧毁地球的市场活动。 但这种忠诚的后果是严峻的。实际上，我们把我们政治体制的存续能力置于生物圈的存续能力之上；*对我们来说，我们的政治体制比地球本身更真实*。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政治的泡沫之中，也生活在一个经济的泡沫之中。即使气候变化越来越表明我们的政策毫无道理，我们仍然接受这个政府的权威，继续推行一种温和的行动主义，仿佛在我们的官员们踌躇不决的时候，生物圈可以等待。 因此，作为一个国家，我们之所以没有行动，有两个压倒性的原因。第一，我们不希望戳破自由市场的泡沫，即我们认为地球的存在是为了维持经济增长的信念。对于相当一部分美国公众来说，放弃这一信念是非常困难的。但即使是那些放弃了这一信念的人，也接受温和抗议的习惯，因为他们不希望戳破政治的泡沫，即那种几乎一致的信念：这个政府终将代表我们所有人的最佳利益。即使气候就在我们眼前发生变化，我们也会犹豫不决而不去行动，因为对于我们几乎所有人来说，我们终极的家园，即对我们而言算作真实的领域，不是地球，而是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政治和社会传统。单凭自然事件本身，没有一个强大到足以动摇我们不假思索的忠诚。 为什么气候变化无法使我们从这些忠诚中挪动分毫？我们时代的生态革命究竟有什么地方就是说不通？答案只能是：它如此直接地违背这个国家的传统，以至于几乎无法用熟悉的语汇来理解。作为一场真正的生态革命，它带来了一系列前所未有的挑战。 首先，以往每一场经典意义上的革命（例如清教徒革命、美国革命或法国大革命）都许诺了某种程度的解放——从君主制或贵族制中、从外国政府中，或从某种剥削或奴役制度中解放出来。在所有这些情况下，人们战斗，是希望胜利会给予他们更大的自由与幸福。生态革命不许诺这样的回报。它寻求使地球的生态系统，并最终也使人类，从气候变化中解放出来。但它无疑逆现代文化之潮流而动。它要求我们放弃我们以为从以往那些胜利中获得的东西。它告诉我们，我们并不拥有某些权利——我们生活在一张错综复杂的相互关系之网中，而这些关系不受我们控制。它并不向我们许诺生活的美妙扩展，而是提供了某种远为微妙的东西：它告诉我们，如果我们放弃某种丰裕，或某种获得丰裕的方式，我们就将保住我们原以为可以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即我们拥有一个宜居未来的机会。 类似的思考也适用于这样一种社会变革：它不同于暴力革命，而是遵循美国政治文化的规则——一种通过妥协、历经许多世代而发生的变革。在这个国家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伟大的解放运动都是在经济增长、工业化、人口增加以及自然资源使用大幅扩张的背景下发生的。扩展个人权利是困难的——它已经历了数代人的时间，而且仍在进行之中——但当经济增长给出这样的许诺时，它就会相对容易一些：如果相对享有特权的群体承认他人的权利，他们自己未来的幸福并不会因此受损。此外，这种权利的扩展只是工业化本身更广泛影响中的一个要素，工业化把人们从前工业劳动无尽的苦役中解放了出来。以这种方式获得解放之后，人们有了接受教育和从事休闲活动的时间，有了购买种类繁多的消费品的金钱，也有了向同胞公民提供像他们自己一样获得幸福之机会的可能。 生态运动不遵循这些规则：它迫使我们思考，必然涉及更多自然资源使用的经济增长，从长远来看是否可行，如果可行，它又可能是什么样子；[^f05-92]它要求我们重建我们的整个工业基础设施，并可能使我们的许多做法去工业化；它迫使我们放弃我们可以继续"开发"（develop）以往未受扰动的自然空间这一假设；其结果是，它要求我们放弃，或至少考虑放弃，我们的集体丰裕将永远增长这一观念。在没有更多富足之许诺的情况下要求变革，就需要诉诸纯粹的原则。以往此类尝试很少有成功的；正如我在引言中提到的，废除奴隶制的运动就是在同样的基础上进行斗争的，它遭遇了整个经济体系的现实，直到这个国家经历了一场内战才获得成功。不用说，那不是一个好的先例。更糟的是，这样的诉求所走的路，将不仅仅是在没有生产、人口和定居方面各种趋势之帮助的情况下行事——大致说来，正是这些趋势使以往的运动得以获得普遍接受；它还可能会反对这些趋势。一场名副其实的生态运动，比以往任何社会事业要求得更多，而看起来提供得更少——即使它的最终目的是保障人类的幸福。在这里，地球的要求以及我们自身更好一面的要求，再次与我们的传统相冲突。 我们时代的革命之所以在这些方面与秉性相悖，部分原因在于它没有大多数人会认作直接的人类支持群体的东西。以往每一场革命都有一个可辨识的主角，即一群将真正从社会变革中受益的人。这一次，直接的支持群体是地球本身、它所有的生态系统以及整个人类。但事实证明，让这个支持群体的关切在我们的政治体制中得到承认，绝非易事。这些当事方没有直接的政治代表；除了那些自愿为它们发声的人之外，没有人为它们说话。但公众以怀疑的眼光看待这些志愿者：他们凭什么代表自然界，或为人类说话？他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是否全面而可靠？他们把生物圈的存续能力置于人类眼前满足之上的要求是否可以接受？然而，没有这样的代表，我们就几乎无法把我们行为的环境后果考虑在内。没有人赋予生态系统投票权，濒死的珊瑚礁或正在融化的永久冻土也无法提出政治要求。当然，即将被淹没的岛屿上的居民可以发出他们的声音。但他们人数如此之少，他们的土地如此遥远，以至于发达世界的人们表现得仿佛他们并不存在。 其结果是一种僵局，它尽可能清楚地标示出我们政治制度的局限。这些制度想当然地认为，所有与人类事务相关的问题都必然产生于人类共同体内部，并且能够在这一领域内得到解决。但事实证明，至少有一些问题与所有美国公民相关，即使我们中没有人是在寻求从直接折磨我们的压迫中解脱出来。采取行动防止严重的气候变化确实符合我们所有人的利益。但让自然界出现在我们对自身利益的计算之中，是不寻常的，而在这种规模上则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制度根本不知道如何回应。 这一僵局也可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这场潜在的革命必然维持着一种与未来的不寻常关系。社会运动通常是为了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而斗争；然而，我们时代的革命是为了阻止一个毁灭性未来的到来而斗争。以往的革命可以尝试粉碎传统，切断与过去的关系，发明一个全新的世界；法国大革命甚至创造了一部新的历法，试图让时间重新开始。自启蒙运动以来，现代社会一直把革命与激进主义之间的这种联系视为理所当然。但我们的时代不同。激进主义最典型的目标——对一个经过改造的未来的乌托邦式希望——如今要求我们首先尝试尽可能多地保存地球的环境，然后才能尝试以任何其他方式重建我们的社会。今天，*激进主义必须首先是保守的*：即使它的最终目标是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它也必须首先使一种可持续的、在生态上负责任的、延续许多世代的连续性成为可能，没有这种连续性，它甚至无法为进一步的社会和政治变革而斗争。当然，这种保守主义也要求对我们的能源经济进行激进的变革，但那是以使生物圈、从而使我们的社会本身得以存续的名义进行的。 由于这场运动的焦点是维系生物圈，它在另一个方面也与以往的革命截然不同。气候变化不等任何人：如果我们今天不改变我们的做法，我们将在未来的年份中感受到热浪。以前从未有过革命的*最后期限*，从未有过要求我们在为时已晚之前带来社会变革的要求。毫无疑问，以往的革命者抓住了再也不会出现的机会，他们确信再多忍受压迫一刻都是不可能的。在这个意义上，他们也感受到了一种至高的紧迫性。但那种紧迫性产生于历史处境本身之内，产生于社会和政治力量的相互作用。如今，这一律令产生于某些行为的纯粹物理后果，而就在不久以前，我们也许还不认为这些行为具有政治意义。突然之间，物质现实闯入了我们的历史，使一种我们无法忽视的绝对紧迫的要求被感受到。 这一点毫无疑问：我们必须行动，而且必须现在就行动。有些人可能会认为，这一挑战的紧迫性终将激励我们所有人参与一场将改变我们所生活之世界的运动。但任何认为承认我们所面临之事的潜在灾难性（catastrophic）维度本身就将有助于创造一场生态革命的想法，几乎肯定会落空。[^f05-93]相反的可能性要大得多。我们必须带来的革命一次又一次地违背我们的传统。它无休止地令人不便：它没有支持群体，不向我们许诺解放，并强加它自己的时间表。它毫不留情地闯入我们的历史，对通常的政治算计全然漠不关心。它要求我们立即改变我们的物质做法，无论我们当下表面上的利益可能是什么。 由于行动的障碍是巨大的，实际上是压倒性的，我们这个国家不能及时行动的可能性非常之大。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提示的，华盛顿当前的政治现实使我们的政府几乎不可能在未来几年——在我们必须行动的关键时段——采取必要的步骤。在这种情况下，清醒而负责任的公民应当做什么？ 我们是否应当干脆放弃，随波逐流？我们是否应当接受一个无法容忍的现实，因为与之斗争是如此困难，而且更奇怪的是，因为即使取得胜利也将为时已晚？绝非如此。回顾奴隶制时代，对于一个假想中的奴隶主，如果他辩称，由于解放他的奴隶不会改变整个制度，因而这样做毫无意义，我们会有多宽容？或者回顾纳粹德国，一个公民声称她之所以配合灭绝政策，是因为她无力对抗这个体制，我们会接受她的辩解吗？我们会接受这样的借口吗？不，我们不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的战争审判中，美国拒绝接受"纽伦堡辩护"，这就说明了一切：邪恶的行为，即使是奉命而为，也是不可接受的。 我们在这方面的思考很能说明我们所珍视的东西。我们肯定正义行事的必要性，即使这样做需要我们冒生命危险。我们还肯定，即使无法保证我们的行动会带来我们所期望的结果，我们也必须这样做。在一种极端危急的处境中尤其如此，当文明的未来似乎岌岌可危，当没有人知道我们为之牺牲自己的那个未来是否会到来之时。从我们在这些例子中的回应来判断，很清楚，对我们来说，正义的行动从来不在于计算后果，而在于做正确的事，仅仅因为它是正确的。 如果是这样，我们其实根本没有遵循亚里士多德。对我们来说，政治实际上是*不可能性*的艺术。如果我们不想使用等同于纽伦堡辩护的说辞，我们就必须承认，*即使一场反对现行体制的革命似乎是不可能的，我们也无论如何必须为之奋斗*。我们必须行动，而且必须现在就行动。我们亏欠地球和未来世代的太多了，不能只采取合理的行动，只采取成功概率很高的策略。我们不应顺从传统智慧，而必须改变它，同时也重新构想对自身利益的熟悉理解。我们时代的危机是前所未有的；我们的回应也必须如此。我们必须有勇气打破我们社会的禁忌，打破我们政治生活的惯例，揭露任何轻视生物圈之未来的政府在根本上的不正当性。如果这一要求需要我们聚集成庞大的人群，把我们的国家扣为人质，从而挑战现代民主国家自满的假设，那就这样吧：只有通过这种或任何类似的有力姿态，我们才能最终把生物圈置于我们对熟悉的政治传统的信念之上。即使我们惨遭失败，即使公共辩论的惯例过于僵化而无法接受我们的介入，我们也不应退缩。我们再也不会面对一场利害更为重大的危机；我们别无借口，只能至少挽救未来行动的可能性。我们别无选择，只能重新界定什么在政治上是可行的——即使为时已晚。[^f05-94] 对我们来说，只有不可能之事才是值得的。 ## 注释 [^f05-85]: Mike Hulme, *Why We Disagree About Climate Change: Understanding Controversy, Inaction and Opportunity* (Cambridge, England: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9)，尤见 173–176。休姆的论证在另一个关键事实上搁浅：社会变革从来不是通过调和而发生的，而只是通过逐步采纳一种新的正义观念而发生，这种观念在面对持续的反对时最终胜出。对这一变革的普遍接受，只有在变革本身发生之后一两代人才会出现。由此可见，在行动最为关键的时期，关于气候变化的分歧是不可避免的。 [^f05-86]: 参见 Steven Stoft, *Carbonomics: How to Fix the Climate and Charge It to OPEC* Nantucket, Massachusetts: Diamond Press, 2008)。斯托夫特关注的是对化石燃料供应征收的返还税；我补充了这样的建议，即对产生温室气体的农田和森林管理也征收类似的返还税，因此用我自己的术语"温室气体返还税"（greenhouse untax）替代了他的术语"碳返还税"（carbon untax）。 [^f05-87]: 参见 John M. Broder, "White House Energy Session Changes No Minds," *New York Times*, June 29,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6/30/science/earth/30energy.html；Peter Baker and David M. Herszenhorn, "Senate Democrats to Pursue a Smaller Energy Bill," *New York Times*, July 15,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7/15/us/politics/15energy.html；以及 Carl Hulse and Herszenhorn, "Democrats Call Off Climate Bill Effort," *New York Times*, July 22,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7/23/us/politics/23cong.html。 [^f05-88]: 尽管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者如此宣称，亚当·斯密绝不是一个不受约束之市场的倡导者，许多学者早已论证了这一点。这方面的代表性论述，参见 Salim Rashid, *The Myth of Adam Smith* (Northampton, Massachusetts: Edward Elgar, 1998)；Athol Fitzgibbons, *Adam Smith's System of Liberty, Wealth and Virtue: The Moral and Political Foundation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5)，尤见 chapter 10；以及 Heinz Lubasz, "Adam Smith and the 'Free Market,'" in *Adam Smith's Wealth of Nations: New Interdisciplinary Essays*, edited by Stephen Copley and Kathryn Sutherland (New York: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5), 45–69。 [^f05-89]: 比较一句常被归于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话："想象世界的终结比想象资本主义的终结更容易。"但这句话并非他本人所说；他在其文章 "Future City," *New Left Review*, volume 21 (2003), 65–79 中把它归于一位匿名的他人；见第 76 页。许多评论我们当前政治困境的人都援引过这一洞见；专著篇幅的讨论参见 Joel Kovel, *The Enemy of Nature: The End of Capitalism or the End of the World?* (New York, Zed Books, 2002)。 [^f05-90]: 参见 Bill Devall and George Sessions, *Deep Ecology: Living as if Nature Mattered* (Salt Lake City: G. M. Smith, 1985)，以及 George Sessions, editor, *Deep Ecology for the 21st Century: Readings on the Philosophy and Practice of the New Environmentalism* (Boston: Shambhala, 1995)。 [^f05-91]: 关于以暴力回应生态危机的道德理由，参见 Derrick Jensen, *Endgame: Volume I, The Problem of Civilization*, and *Volume II, Resistance* (New York: Seven Stories Press, 2006)。 [^f05-92]: 关于无增长的资本主义的讨论，参见 Tim Jackson, *Prosperity Without Growth: Economics for a Finite Planet* (Sterling, Virginia: Earthscan, 2009)，以及 Bill McKibben, *Deep Economy: The Wealth of Communities and the Durable Future* (New York: Henry Holt, 2007)。关于改造资本主义的相关讨论，参见 Vandana Shiva, *Earth Democracy: Justice, Sustainability, and Peace*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5)，以及 William Greider, *The Soul of Capitalism: Opening Paths to a Moral Economy*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2003)。 [^f05-93]: 参见 Sasha Lilley and others, *Catastrophism: The Apocalyptic Politics of Collapse and Rebirth* (Oakland: PM Press, 2012)。 [^f05-94]: 关于政治作为不可能性的艺术，参见 Slavoj 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New York: Verso, 1999), 199。在相关的脉络中，齐泽克（Žižek）经常评论那种重构整个政治语境的、看似不可能的行动；近期的一个代表性讨论，参见 *In Defense of Lost Causes* (New York: Verso, 2008), 304–316。 # 第五章 被窃取的未来 由于我们的经济和政治传统对我们而言比生物圈（biosphere）本身更为真实，我们所需要的生态革命不大可能发生，除非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本身变得更有说服力，除非生物圈以明白无误的方式告诉我们：如果我们不改变，它真的会大批毁灭我们。到那时，我们才终于会明白它对我们的要求，并以我们仍然可能的方式改造我们的社会。一个受损的生物圈终将迫使我们采取行动，这一事实告诉我们，我们面临一个基本的抉择：要么我们今天就以一种保存我们最熟悉之物的方式实行一场生态革命——要么气候变化将在日后摧毁我们的社会，迫使我们去适应并非我们所选择的条件。在这里，我们的处境同样是前所未有的：那场必要的生态革命，无论多么不便，都是一种被迫选择的产物，是一个为防止日后一个侵扰性强得多、混乱得多的事件而作出的决定。 如果我们确实行动得太晚，那也不会是第一次。许多观察者会指出，在这方面，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危机与我们已经经历过的许多其他危机如出一辙。美国高原上的猎人屠杀了数以百万计的野牛，几乎使这一物种灭绝，却没有引起多少公众的强烈抗议；大屠杀之后，只剩下了几个小小的牛群。发达国家把滴滴涕（DDT）注入食物链，时间之长，足以让这种分子把一些物种逼到濒临灭绝的境地，直到蕾切尔·卡森（Rachel Carson）的行动呼吁最终促成美国禁用这种产品。在20世纪70年代，等到各国终于采取行动时，公海上的拖网渔船已经消灭了相当大比例的经济鱼类种群。我们几乎可以无限地往这份清单上添加条目，每一条都会非常清楚地表明，在无数情况下，我们都是在损害已经造成之后才采取行动。 然而这一次，行动太晚的后果将更加糟糕，这要归因于我们当前困境的又一个奇特之处。由于我们今天排放的二氧化碳将在大气中存留一个多世纪，我们今天的行动将产生跨越数代人的后果，因此不采取行动，将永久性地削弱乃至可能抹除未来任何应对气候变化的行动。现代史上充斥着引发反革命——即恢复先前事态的运动——的革命。今天，我们自己的不作为将构成一场永久的反革命，一只摧毁后代创造力的沉重之手。这就好像未来的民兵（minutemen）无论多么足智多谋地坚持战斗，都将无休止地被乔治三世（King George III）击败。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们同时在损害生物圈的未来，并且*蓄意窃取未来人类有效应对这一事实的能力*。我们的排放（emissions）不仅在损害生物圈；它们正在摧毁人类与生物圈两者的未来历史。事实证明，二氧化碳不仅是一种能够持续存在到遥远未来、在数代人的时间里助长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分子；它还是一种历史污染物，以过去的事件使未来变得模糊不清，以早先世代的愚蠢窒息潜在的光辉。这就好像我们自己的时刻，通过某种奇怪的时间褶皱，将出现在我们之后的那一代人之后。我们排放的二氧化碳越多，我们对自己后代的能动性所表现出的蔑视就越多。在生育和抚养他们的过程中，我们也许在某种程度上向他们表达着爱与关怀，但与此同时，我们把一笔未来灾难的遗产传给了他们，一份即将到来的灰烬的遗赠。 因此，我们的处境是彻头彻尾地怪异的。我们对如何及时行动毫无真正的头绪，而我们的不作为又将严重限制行动在最终发生时所能带来的益处。革命不仅将来得太晚；当它到来时，它将*事先就已被击败*。由于我们的缘故，即使它真的到来，其效力也将远远低于它本应有的程度。我们是未来的窃贼。 面对这一挥之不去的认识，我们可能倾向于停下来，倾听一种浸透着对人类愚蠢和生态破坏的犬儒式接受的观点。例如，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目前的不作为没有什么值得哀叹的。在他们看来，如果我们违背自己的长远利益行事，我们就将承担后果，正如我们在过去经常承担的那样。人类事务中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智慧或远见；我们在当前这件事上未能行动也不例外。有什么可遗憾的呢？毕竟，他们可能会进一步辩称，我们赋予自然世界的价值并非自然世界内在固有的；它讲述的是我们作为人类所享受和所热爱的东西。自然本身对伤害没有意识；如果我们摧毁它，它不会抗议。在伤害自然时，我们伤害的只是我们投射到它上面的东西，仅此而已——除非我们伤害了自己，在那种情况下，我们最终将吸取教训，并尽我们所能地加以运用。没有必要让任何人试图为生物圈代言；它遭遇什么，只有在以一种人人可见的方式关系到人类时才是要紧的。 这种态度经不起简单的现实检验。我们真的相信世界的生态系统只为我们而存在吗——仅仅因为我们拥有某种意识？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认知的力量置于存在的力量之上了。然而，在关于我们如何形成为人类的一种解释中，我们的认知能力来自上帝按照他的形象创造了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责任保护他的创造。在另一种解释中，这种能力是通过我们在特定生态系统中的进化而产生的，是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在对许多环境压力的回应中产生的；它把我们与成千上万种其他生命形式直接联系在一起。在任何一种说法中，我们所拥有的任何能力都归功于我们自身之外的某种东西。 此外，我们“认知”的能力是有限的；我们对自身存在所掌握的东西少之又少，对其他生物的生命了解得更少，对它们可能的意识形式则了解得更少。这种能力非但没有使我们成为价值的唯一仲裁者，反而诉说着神圣力量的一个易错的回声，或者说它出自一种特定的进化适应模式。人类意识固然非凡，但它并不是一种赋予我们无限主权（sovereignty）、让我们对生物圈为所欲为的特征。我敢说，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接受仅仅作为意识形式而存在，却没有具身生活的种种乐趣。我们不会希望牺牲自己作为自然存在者的存在，成为纯粹的精神实体。但既然如此，我们就是众多自然生物中的一员，而我们希望过得好的愿望，反映了一切生命都想同样如此的基本驱力。如果我们尊重人类存在的这些维度，我们也必须尊重其他生命形式，并尽我们所能不去摧毁它们。 尽管如此，这一反对意见确实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把我们一切制度赖以建立的那种深刻的人类中心主义明确地揭示了出来。正如我已论证的，这种态度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清晰可见，这些体系理所当然地认为生态系统是供人类使用的“自然资源”。它也内在于我们的政治传统之中，这些传统很难把人类以外的视角纳入考量。事实上，它体现在现代工业社会的几乎每一个维度之中，这个社会处处都把人类主权视为理所当然。 气候变化驳斥了这种态度，而且是一劳永逸地驳斥了它。由于我们仅仅把自然视为人类活动的背景，并继续随心所欲地生活，我们正威胁着我们所知的生命的条件，从而破坏着现代社会本身。我们正在一劳永逸地证明：没有一个繁荣的生物圈，人类生活单凭自身丝毫不能繁荣。 但如果情况如此，气候变化就告诉我们，出了问题的远不止气候变化本身。它只是一系列广泛的人类中心主义活动的后果之一，而其中每一种活动都威胁着生物圈。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我们已经闯入了无数的地貌景观，为我们自己的活动腾出空间；向陆地和海洋上不计其数的生态系统倾泻污染物；并把大量物种逼向灭绝。在过去三四十年里，我们已开始采取措施遏制这些做法，但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所有这些问题，包括气候变化，都源于伴随先进工业化而来的生产力的巨大增长。借助化石燃料（fossil fuels）提供的能源，工业能够以前所未有的低廉成本和丰富数量生产商品，并生产出使现代农业的生产力大幅提高的化学肥料。以这种方式获得动力的工业和农业共同维持了多得多的人口。这些人口以其高度发达的生活方式，如今期望未来也有类似的生活水平，发展中世界的人们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如此。尽管发达社会一年比一年更善于以更少的能源生产商品和服务，但为全世界所有人提供发达的生活水平，仍将需要使用远远多于这个星球上可用的资源。在现有能源技术下，发达的生活方式能够为世界上所有人、甚至大多数人所共享，这连一丝一毫的可能性都没有。尽管如此，我们在这些以及其他许多方面，仍继续把生物圈当作人类取之不尽的资源来对待。 如果我们设法转向完全可再生的能源，这种状况会改变多少？值得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我们确实决定尽一切所能尽快改变我们的能源经济。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戴维·麦凯（David MacKay）关于在不排放任何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的情况下为不列颠岛（英格兰、苏格兰和威尔士）提供能源需要什么条件的著作，提供了一个极好的出发点。在书的后半部分，麦凯提出了实现这一目标的几种不同途径，并把选择留给读者。一种方案严重依赖核能；另一些方案使用清洁煤；还有一些方案则回避这两种能源，而严重依赖风能。当他把一个有代表性的方案标注在这座岛屿的地图上时，这样一种转变的真正意涵就变得清晰了。大片乡村被转变为生物燃料或木材生产系统；全国各地冒出十一座核电站；沿海出现若干波浪能和潮汐能发电场；地图上人口密集地区附近到处出现垃圾焚烧厂；风电场在岛屿周边的合适地点拔地而起；来自撒哈拉沙漠太阳能设施的大量太阳能电力，经由长途输电线路输送而来；此外还出现了几座清洁煤矿。[^f06-95] 麦凯这部堪称典范的著作，间接地适用于任何其他人口稠密的国家或地区，包括美国的相当一部分地区。如果我们大幅减少化石燃料的使用，我们就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侵入我们的环境。我们将需要在风力足以证明其成本合理的任何地方安装风力涡轮机，在日照充足的地点铺设数千平方英里的太阳能电池板，在一切可行之处收集波浪和潮汐的能量，在可持续的基础上尽可能地收获植物和树木的每一分能量，以及更多的事情。简言之，我们将需要以我们所能想象的一切方式开发地球，唯独不把化石燃料的废气排入大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认真汲取教训、努力避免气候变化，将迫使我们把对地球系统的开发从一种模式转向另一种模式，致使我们在陆地和海洋可见表面上留下的印迹大大增加。 这个思想实验表明，我们这些依赖能源的庞大人口需要如此之多的能源，以至于我们若不在这个星球上留下某种巨大的印迹，就无法满足他们的需求。如今，我们通过燃烧以石油、煤或天然气形式存在的化石化生物，向生命以往的历史借贷。我们开采铀，提炼它，并在核电站中利用其辐射能，但这一过程会留下核废料，其半衰期以数千年计。看来我们必须要么殖民这个星球的过去，要么殖民它的未来。如果我们希望避免这些选项，我们可以在陆地和海洋上建立数以百万计的能源场，以提取太阳、风和波浪的能量，以及草地和森林的能量。但这样做将不可避免地以我们尚未完全理解的方式侵入所有这些生态系统。如果我们尊重西南部沙漠的生态系统，我们希望把那里的多大面积覆盖上太阳能电池板？如果我们为了自身利益而收获风和潮汐运动的很大一部分，地球的动态流动会发生什么？实际上，我们最终将以一种即便对我们而言也是新奇的方式，殖民地球的现在。 有一项创新可能是这一模式的例外：我们可以尝试捕获二氧化碳并将其储存在地下。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将占用地球上相对隐蔽、未被利用的部分，尽管我们必须确保储存的气体不会在遥远未来的某一天逸出，并在那时造成损害。除了这一个例子之外，似乎我们庞大的数量本身就使我们有必要为了自身利益而殖民地球，乃至殖民时间本身。 简单的事实是，如果我们从一种非人类中心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当前的处境，我们的数量太多了。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以这种规模吸干这个星球的资源，我们将不得不把人口减少相当大的一部分——也许要减少到前工业化时期的水平。无限增长时代最大的单一遗产近在咫尺：那就是我们自己。毫无疑问，在过去几十年里，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增长率已经大幅下降。但这一事实并不能抵消这样一个现实：自18世纪中叶以来的现代化进程，使人类生命的数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我们如今已经远远超过了小威廉·R. 卡顿（William R. Catton, Jr.）在几代人以前所描述的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carrying capacity），即地球生态系统可以可信地供养的人口数量。[^f06-96] 现代农业只有通过使用巨量的化石燃料、过度使用可用水源、并用氮肥的流出物污染地下水和海洋，才能养活数十亿人，这一事实告诉我们，在可持续的方法下，让我们所有人都活下去将困难得多。就像气候变化一样，我们自己也是一种已经持续了数代人的巨大过度的症状。 如果情况如此，那么我们也生活在一个由特定的过去所创造的未来之中。我们并没有选择以这样的数量存在；在我们自己的身体之中，我们是并非出于我们自己的决定的继承者。此外，我们以这样的数量存在这一事实本身，就是对我们今天行动的巨大约束。正如我们正在从后代那里窃取未来，我们自己当下的行动也受到我们祖先行动的严重削弱。 但是，若要暗示我们回过头来会否定他们的决定，这几乎说不通——因为如果我们那样做，我们就是在选择不存在。我们被困在一种悲剧性的矛盾之中：一边是我们自己对生命的热爱，一边是对这种生命让生物圈付出何种代价的意识。我们既是一个新未来的施动者，同时又是对这个未来的威胁。这种矛盾也出现在我们与现代工业时代的关系之中：我们感激过去的革命，乐于在我们记不清的诸多方面获得了解放，惊叹于向我们敞开的丰富知识和享受。无论我们怎么说，我们都不可避免地是现代世界的产物。但我们也知道，这个世界正在杀死生物圈，不能再继续下去。现代的生活方式就是我们的生活，是我们自己的呼吸和血液，然而如果我们坚持这种生活方式，我们就将摧毁地球。 就我们的困境源于我们庞大的数量而言，我们不能不意识到，我们的未来也已经被从我们这里窃取了。无论我们做什么，我们都已经在使地球负担过重。即便是现在，这场革命也早已错过了它的时机。从生态学的视角来看，这一事件本应在很久以前就发生——与为驱动现代经济而大量采用化石燃料同时发生。廉价化石燃料的到来在把我们从古老的匮乏中解放出来的同时，也启动了我们现在必须回应的生态破坏。因此，我们的任务部分在于促成一场早该发生的转变。然而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不能谴责我们的祖先；他们不可能知道自己行动的最终后果。他们从我们这里窃取了未来，却丝毫没有这样做的意图。我们沉浸在一种巨大的历史反讽之中：我们祖先那些旨在解放我们的行动，在他们无意之间也诅咒了我们。 因此，难怪我们发现直面当前的危机如此困难。作为巨大丰裕的继承者，并且以我们庞大的数量本身构成这种丰裕的一个实例，我们无法轻易地消除数代人留下的遗产。在上一章中，我列举了一系列理由，说明我们这个时代的生态革命为何迟迟未至。在这里，我可以为那份清单再添一条理由：归根结底，那场革命要求我们消除一场已经持续了数个世纪的人口爆炸的某些后果。它要求我们赶上一个本应在很久以前就发生的事件——而由于我们的无知，这一事件未能在其适当的时间发生。我们出生得太晚，而从我们的愚蠢中觉醒得还要更晚。我们现在才刚刚开始把握自己的处境，在时间这遥远的边缘，仿佛是在我们自身的终结之后才醒来。 那么，在这颗并不完全是、或者说尚未成为我们真正家园的星球上，在这个奇怪的时刻，我们身处何处？正如我在上一章所论证的，这个时刻呼唤着一场革命——但这场革命并不向我们许诺任何熟悉的解放，任何释放。我们必须行动，却不会行动；我们必须回应某种比我们更伟大的东西，却几乎听不见它的声音。如今，当我们在我们的政治传统之内行事时，这些传统阻挠我们的行动，而不是使之成为可能。在做我们必须做的事情时，我们发现自己还被要求给出我们所没有的东西。我们为阻止即将到来的恐怖（horror）所能采取的措施相对简单，其目的也很清楚，然而实施它们却显得难到不可能的地步。 然而，正如我在本章中一直暗示的，即使我们这样做了，我们也会发现，尽管我们尽了最大努力，我们仍然在为自己的目的而利用这个星球。即使在我们试图阻止即将到来的危机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自己，以我们庞大的数量和过度的需求，已经是一场这个星球无法承受的过于巨大的危机。我们在被找到之处迷失，在我们的知识中无知，在我们的财富中贫穷，继承了一份诅咒我们的祝福。在这十字路口，我们已经越过了它，已经栖居在一个我们并未选择的未来之中。在从后代那里窃取未来的同时，我们也发现，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的未来也已缺失。回顾起来，我们也许会得出结论：现代世界的整个历史都被另一个不会到来的未来所笼罩——那是一场生态革命所许诺的未来，而这场革命无论何时发生，都将来得太晚。简言之，我们是一种悲剧性矛盾的继承者，一种无人选择的僵局的继承者。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不仅是与这一僵局作斗争，促成那场必要而又不可能的革命；也在于发现如何在一个未来正在消失的世界中生活。我们现在就转向这最后一个、毁灭性的挑战。 ## 注释 [^f06-95]: 关于五种能源方案，参见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203–213；关于展示其中一种方案的地图，参见 215。 [^f06-96]: William R. Catton, Jr., *Overshoot: The Ecological Basis of Revolutionary Change* (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82)。 # 第六章 即将到来的废墟 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现实，考虑到摆在我们面前的任务多么紧迫，而我们及时行动的任何希望又多么渺茫，我们就必须承认，一道巨大的阴影正笼罩着我们的当下时刻。生物圈（biosphere）正在迅速变化；土地干涸，冰盖融化，森林燃烧；那些领导我们公共机构的人争论不休，结结巴巴，然后陷入沉默；我们在日常活动中始终依赖的前景正在侵蚀和动摇；而激励我们政治生活的希望闪烁不定，终至熄灭。我们一向理所当然地认为，一个宜居的未来就摆在我们面前，无论我们现在遭遇什么，明天又是新的一天。但我们再也不能如此确定了。 人类社会一向对未来怀有强有力的图景。传统社会假定未来将与现在大致相同——部落、王国或民族将一代又一代地复制自身，永远维系着与诸神的联系、祖先的遗产以及人类的根本生活方式。相比之下，现代社会则提出了全人类普遍解放的图景，以至于在未来的某个时刻，不再有压迫或贫困、无知或暴力折磨这个地球。 然而，这些未来图景都依赖于一个更为基本的、此前从未受到质疑的假设：这个星球的生态系统将永远完好无损、繁荣兴旺。环绕着我们的生命系统那看似不可摧毁的连续性，使我们的一切想象成为可能。但是，如果这种连续性成了问题——当我们开始意识到地球的生态系统容易遭受毁灭或衰败时——会发生什么？ 面对这个问题，我们的首要任务只是去领会让这种连续性陷入疑问意味着什么。当我们开始以不同的方式想象未来时，我们最基本的假设会如何改变？例如，当我们认真对待普遍的气候变化、社会错位和永久适应的种种情景时，会发生什么？ 当科学家们想象，如果我们照常行事，或者在几年之后（因而为时已晚）才改变我们的能源经济，一个世纪后的世界可能是什么样子，并提供关于熟悉的地貌景观将发生的变化以及我们最熟悉的地方将承受的后果的细节时，他们最终为我们描绘的是我们自身文化的废墟。我们所能获得的最好的科学要求我们去想象这样一个美国：海岸线受损，森林衰败，土壤干涸，无数树木、植物和动物处于严重的困境之中——并且要求我们设想沿海城市的部分地区矗立在上涨的海水之中，而腹地的城市则蜷伏在从干裂田野上扬起的沙尘暴之下。 这些图景为我们捕捉到了我们自身未来的废墟。如果我们继续像今天这样生活，我们最终将发现自己身处陌生的、几乎无法辨认的地方。我们自己的生活也将改变：因为它们将既有点像我们今天所知的样子，又截然不同，其中缺失了主要的元素，其他元素则适应了新的条件，所以它们也将成为废墟。 以这种方式思考废墟，会激起一种新的情感。我们都熟悉废墟的图像——那些很久以前建造的人类建筑，它们在创造它们的文化消失之后幸存下来，已部分坍塌衰败，作为一个遥远时代的提醒物，作为时间必将对一切人类事业所做之事的象征，留存在地貌景观之中。面对废墟，无论它是什么——从罗马斗兽场到路边一座废弃的农场——人们所沉思的不仅是自己的必死性，还有文化或历史时代的必死性；人们感受到我们追求自身目标时的那种强度与时间漠然的流逝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 但现在，我们沉思的是未来废墟的前景，构想的是一种尚未发生的文化衰落。事实上，这些废墟的念头对我们如此富于魅力，以至于我们长久以来一直乐于在科幻小说和电影中虚构地描绘它们。（想想《人猿星球》或《未来水世界》。）然而，最近这些虚构的情景已经让位于对我们若继续如此生活将会发生什么的冷静预测。阅读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我们可以找到极其严肃、详尽的分析，说明如果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上升到某一水平，可能会发生什么。我们不再需要科幻小说来帮助我们想象未来的废墟：一代科学家如今正在分析我们的前景，同时努力从他们一丝不苟的估算中清除一切虚构的痕迹。我们现在可以吸收专业的评估：非洲中部和澳大利亚东部将变得多么干旱，五大湖的水位将下降多少，孟加拉国或佛罗里达将有多大面积被淹没，中国北方或美国中西部的粮食将有多少在更强烈的太阳热量下枯死。当我们开始考虑适应这些以及其他可能性时，曾经的科幻小说已经成为我们这个世界的现实，成为我们必须准备在其中生活的废墟。 这些废墟并不怎么如画。沉思玛雅神庙的遗迹时，我们可能会从一个遥远文化的幸存建筑中获得乐趣。沉思我们自己的城市和地貌景观的废墟则完全不同，哪怕仅仅因为我们仍然生活在其中。在观赏一个虚构的情景时，我们也许乐于把自己置于遥远的未来，带着惊奇或遗憾回望现在。但在现实中，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的生活会持续下去。因此，思考我们未来的废墟，最终就是要直面这样一个事实：我们现在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即将转变为别的东西——某种我们也许根本不希望经历的东西。简言之，这些未来的废墟关乎我们的当下，给我们之所是投下了一道阴影。 这些未来的废墟在另一方面也很奇特。在它们之中，废墟的概念将从建筑延伸到地貌景观，从地貌景观延伸到大陆和海洋，然后延伸到地球本身。今天我们很容易想象，一个世纪之后的一位观察者在眺望科罗拉多州的一片松林时，将看到其中相当一部分树木已经变成褐色、正在死去，另一些则已经倒下、正在腐烂。这样一位观察者，亲历了上个世纪的一部分，并了解了其余部分，将在那片地貌景观中看到一片森林的废墟。以这种方式思考一个处于废墟中的生态系统，同样会激起一种新的情感。参观斗兽场的人可能会思考罗马的衰亡，从而思考即便是最强大的帝国也终有一死，而这位松林的观察者将沉思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自然不可避免的必死性？并不完全是：那些松树在那里矗立了数千年，大概本可以矗立得更久。一个文明的终结？也不完全是：那个文明无疑将以某种形式在附近延续下去，最有可能就延续在这位观察者自己身上。那么，这些废墟将诉说什么？诉说的是化石燃料文明使那片森林陷入不可逆转的衰败的力量。 那么，说这片森林诉说着一个文明的废墟，也许是说得通的。于是在那个场景中，一场文化灾难（disaster）将在一个受伤的生态系统中变得可见。但即便是这一不寻常的特征，也没有完全捕捉到我们未来废墟的奇特之处。通常当我们想到废墟时，我们不会想象建造它们的人仍然生活在其中；那些遗址是被遗弃的、空荡荡的。如今没有哪位恺撒会造访斗兽场观看角斗比赛；在某个时候，罗马的居民放弃了这类表演，也没有维护那座古老的建筑。如今没有士兵沿着哈德良长城（Hadrian's Wall）巡逻；它失去了原有的功能，被废弃不用，它的一些石块被掠去作了其他用途。某种文化连续性丧失了，但物理实体留存了下来。相比之下，我们必须想象我们自己或我们的后代实际上生活在我们所建造的城市的废墟之中——或者也许生活在附近条件不那么艰难的地区。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未来的废墟将与过去那些如画的废墟恰恰相反：我们将比我们所摧毁的环境活得更久。我们使用的建筑仍将发挥重要的文化功能，我们仍将生活在它们附近，然而我们面临着这样的前景：最终我们对它们的使用将再也无法维持。我们愿意留在我们的城市里；我们希望维护我们的传统——然而我们的生活方式仍将被侵蚀。奇怪的是，那种生活方式，由于其“成功”本身所带来的生态后果，最终将打断它自身，使自己变得无法生存、过时作废。然而，在我们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们或我们的后来者仍将继续活下去，在那些废墟的阴影中搜寻栖身之所和生计。我们将成为废墟的一部分，勉强维持一种受损的生活方式。 毫无疑问，过去的其他人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体验。当敌人攻占一座城市，焚毁它，并摧毁它的圣地时，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知道他们目睹了自己生活方式的消逝。但他们从不怀疑，至少他们敌人的生活将继续下去。当文明耗尽了周围的环境，比可供它们使用的资源存续得更久时——无论是在古代美索不达米亚还是在尤卡坦——人们当然会哀叹自己文明的消逝，但他们仍然可以假定他们可能在别处幸存，他们或他们的子孙可以重新建设。[^f07-97] 一个文明的消逝，无论是多么巨大的事件，都从来不是决定性的；每个人都知道，别的事情将会发生，新一轮的历史将会开始。与人类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然环境的持久存续相比，所有这些变化都微不足道。罗马陷落了，全新世（Holocene）延续着，因此罗马可以再建。 如今不再如此了。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罗马仍然繁荣，而且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成功。此前没有哪一代人经历过任何接近现代生活之丰裕的东西。现代工业文明正在世界各地被复制，“发展中”国家寻求加入富国俱乐部，对地球的肆意消耗不受遏制地继续着。然而，这种化石燃料的丰裕正威胁着全新世，即过去一万年来我们所享有的那种复杂而相对稳定的地球状态。如今，罗马繁荣得如此奢靡，以至于全新世将会陷落——其结果是，罗马也将陷落。我们不能确信其他社会将取代我们自己的社会而繁荣；降临在我们身上的事情，将以某种别的方式降临在世界上所有的文化身上。我们也不能假定我们将重新建设。我们也许还不知道如何在这个被改变了的地球上建造任何能够持久的东西；找到这样做的办法将是一项永久的挑战。至少在一个方面，我们未来的蚀没将是决定性的：它不容任何逃脱，因为它将适用于整个人类物种。 这种规模的失败，或许仍会把我们置于其他人曾经面临过的困境之中。毕竟，其他社会曾面临更加黯淡的前景，被阻止按照自身的条件维系其以往的传统。想想塔斯马尼亚原住民吧。在他们于自己的故土岛屿上被殖民、因疾病和暴力而大批死亡、并被他们的欧洲主人囚禁在他们以往土地的一小部分上之后，他们发现自己在精神上被摧毁到如此地步，以至于只是等待死亡，并在几年之内完全消失了。[^f07-98] 这种失败的一个破坏性较小的版本发生在不久以前，就在柏林墙倒塌后不久。当资本主义席卷苏联，粉碎了共产主义诺言的残余时，男性的预期寿命急剧下降，仿佛那个社会根基的丧失使他们几乎没有理由继续活下去。[^f07-99] 这两个社会都没有因为另一种文化将会延续而感到特别的鼓舞，因为对他们来说重要的那个世界，那个为他们提供核心信念和关切体系的世界，已经消失了。 我们的困境有点像他们的困境：最终，当我们意识到没有人能够逃脱我们所创造的未来时，我们也将不得不怀疑我们的核心信念体系。但这一次，没有人打败了我们；我们不会被囚禁，也不会是冷战的失败者。我们将是被我们自己打败的。这一事件将既令我们苦恼——因为我们确实将被困在一个我们从未希望见到的地球上——同时也会给我们一些希望，因为作为我们自身毁灭的施动者，我们大概仍然有机会对此有所作为。我们既是加害者又是受害者，当然将经受一场危机，但我们仍将确信，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面对这场危机，找到适应的手段，或者发现某种继续活下去的方式。 但在这方面过多的信心将是虚幻的。直到我们历史上的这一刻为止，我们都可以理所当然地认为，如果我们预见到对我们集体生活的某种危险，我们就能采取行动并抵御它。如果我们做了些什么，我们就会看到结果。但如果我们的社会不能尽快行动，而那些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回路启动了，我们将进入一种真正怪异的状况。在那一刻——如果它尚未发生的话——我们将发现，*无论我们在当下做什么*，我们所恐惧的未来都将到来。在那个奇怪的时刻，未来将变得既不可避免又陌异；即使我们试图阻止，它也将带来毁灭性的事件。 在我们曾经能够以某种方式塑造未来的地方，在那一刻我们将发现未来已经变得疏离：那个未来同样将成为废墟。当然，即便在那一刻，我们的行动也将继续产生影响：它们可能阻止一个更具毁灭性的未来发生，或者可能为后代保存这个星球的各个方面。但对于阻止世界上所有文化遭受一场撕裂性的变化而言，它们将太少，也太迟。 我们可能在不知不觉中越过那些临界点（tipping points），这种可能性使我们的处境变得诡异（uncanny）。如果我们确实完成了那一转变，它将悄无声息、不被察觉地发生——就好像我们登上了一艘已被撞击、终将沉没的船，尽管我们对那次撞击毫无所闻，乐队还在继续演奏。在这样的情况下，决定未来的事件将已经到来，而我们却浑然不觉地照常生活。尽管我们的文化将已经遭受打击，我们仍将继续参与其中，仿佛它们依然兴旺。最近有几部电影设想，鬼魂是尚未得知自己已经死去的死者；他们之所以纠缠生者，是因为他们对自己的真实状况一无所知。[^f07-100] 同样，世界上的各个社会由于不知道自己的实际状态，可能很快就会变成幽灵，在一种身后的状态中延续下去。 但是，这种对幽灵般的文化的描绘，可能仍然没有充分体现我们的困境。在大多数情况下，无论是在欣赏虚构故事还是在思考科学评估时，我们往往都把这些废墟置于未来。我们大多假定，由气候变化引起的重大文化错位尚未到来。但事实上，这些变化已经在发生。一些观察者认为，苏丹达尔富尔地区更加干燥、炎热的条件，促成了那里冲突和反人类罪行的发生条件。[^f07-101] 建在永久冻土上的阿拉斯加城镇正在倾斜，它们的地基正在开裂。[^f07-102] 世界各地无数的农民，包括美国的农民，正在发现他们曾经依赖的季节节律正在被中止。 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被毁坏的未来之中，已经在经受生物圈中我们对之毫无准备的变化。但我们为什么没有准备好？为什么这个未来的到来会让我们感到意外？显然，尽管我们对奇异未来的念头津津乐道，在我们的虚构作品中无休止地投射它们，但我们终究并不期望它们到来：当它们到来时，它们显得为时过早，令我们措手不及。看来，未来这个范畴本身就飘浮在远方；即使我们以它为导向，作为我们当下行动的基础，我们也把它保持在一道概念之墙的另一边，保护当下免受它的到来。关于气候变化可能造成什么的科学研究也是如此：虽然我们可能吸收了研究者告诉我们的东西，但他们的发现对我们来说往往仍然只是信息，而不是我们日常生活中鲜活的现实。即使我们知道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并且可能摧毁我们的家园，我们也可能并未真正向自己承认这一事实。那个未来的到来剥夺了我们在远处沉思它时所获得的安全感和乐趣，把我们生活的概念地图抛入混乱。当它到来时，它使我们自以为理解的东西短路。由于从未经历过这样的变化，我们无法知道经历它会是什么样子。我们不可避免地对这一事件毫无准备；它只能在我们不知不觉时发生。 我们把被毁坏的未来保持在远处的倾向，迫使我们陷入一种矛盾：如果它的到来尚未发生，那么显然我们仍然有时间（在国会里争论它，谈判新的条约，准备改变我们的技术），仿佛它还在多年之后；如果它已经发生，那么就为时已晚，我们什么也不必做。无论哪种情况，我们都相信自己其实什么也不必做。也许在这里，我们同样生活在未来的废墟之中：现代文化长久以来一直以其控制自身条件、为意外情况制定计划、预测趋势、提供长期安全与保障的能力而自豪。你可以说，未来曾是它的专长。但这一次，那些管理未来的人力不从心了。未来一向是他们的专长，只是不是*这个*未来。看来，这一版本的未来按其定义就是难以应付的：是我们造成了它，然而它却逃脱了我们的把握，主要是因为它与我们的基本假设相矛盾。我们一直在使生活变得更好得多，而不是更糟；一个遭到毁灭的未来这一念头，与我们一直努力去做的一切深刻冲突。如果未来成了废墟，那么我们在未来方面的专长也成了废墟。但这样一来，现代文化最基本的前提也同样成了废墟。 乍看之下，我们承受这些未来废墟之前景的方式，可能与我们回应自身必死性的方式有许多共同之处。我们无法知道自己的死亡何时会到来；我们也许知道死亡终将发生，却并不认真对待这一前景；我们甚至可能已经患上了绝症而毫无察觉。但由此是否可以得出结论说，思考这些废墟就有点像沉思我们自己的死亡？这些对即将到来的可怕事件的冥思在某些方面是否相同？在一个较古老的宗教传统中，信徒们曾经冥思“死亡警示”（*memento mori*），即诸如头骨之类提醒人们死亡的物件，以此教导自己：他们将会死去，他们所有热烈的依恋和强烈的渴望都将消逝，一切都会消融，从而把目光转向永恒。近来，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哲学家论证说，我们最本真的存在方式是向死而在（being-toward-death），即与我们的必死性的直接遭遇。[^f07-103] 但这一类比最终是失败的。气候变化绝对比任何个人的逝去——甚至是自己的逝去——都要巨大得多。它完全属于另一个层级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个人会在事物的通常进程中死去。但一个物种的死亡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一个个体的死亡，与它的出生、它参与繁殖、它在一个特定生态位中维持某种适应性行为，出自同一个过程。同样，在生物圈动态生命的语境中，一个物种的消逝，与它的出现、它的繁荣、它参与共生或竞争关系，出自同一个过程。它的灭绝契合于一种奇妙复杂却又连贯的相互作用模式。然而，我们所面对的不是这种灭绝，而是对物种、生态系统、海洋的谋杀——这纯粹是我们这个物种在生物学上并无必要的放纵的结果。这不是死亡，甚至不是灭绝，而是对生命之网的一种破坏性干预。 简言之，气候变化所做的远远超过必死性所能做的一切：它损害了维系我们这个物种的生活世界，并因此损害了赋予我们的死亡以意义的那些社会，损害了我们自身抱负和成就的文化语境。它给每一个物种、每一个社会、每一个生命强加了一层额外的困难——一层此前从未有谁必须承受的困难。结果，所有这些都将面对某种比必死性更多的东西，某种完全出乎意料、更加奇特的东西。 这一怪异的未来在另一个方面也不同于必死性。两个世纪以前，珀西·比希·雪莱（Percy Bysshe Shelley）在他为约翰·济慈（John Keats）所写的挽歌〈阿多尼斯〉（*Adonais*）的一段中写道，当自然在春天复苏而死者却不再归来时，我们便会想起，岁月的循环与个人生命的形态截然不同。春天不能带回死者；因此，它终究不能安慰我们，反而会唤醒我们的悲伤（grief）。他以下面几行诗结束了诗歌的这一部分：“只要天空湛蓝，田野青翠，/ 黄昏必引来黑夜，黑夜必催促明朝，/ 一月接一月伴随着悲苦，一年唤醒一年走向忧伤。”[^f07-104] 对于说出这些话的人来说，人类会逝去，而自然会延续。然而今天，我们面对的几乎是相反的情感。在气候变化之下，你、我或某位朋友，可能会比当地一片森林的死亡、附近一条溪流的沉寂或邻近一片绿地的枯黄活得更久。岁月无疑将会轮回，黑夜仍将催促明朝，但自然是否会复苏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曾经以为我们会死去而自然会延续，如今我们却可能在一个我们所熟知的生态系统消逝之后幸存下来。我们对周围地貌景观的回应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改变。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与经验的许多其他方面的关系也会改变。即使在美国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国家，季节的运行也是仪式年的基础，锚定着复活节和圣诞节、逾越节和赎罪日、独立日和感恩节；当季节漂移到日历上的新区域，植物在别的时候开花或凋零，自然世界变得更加混乱时，这些仪式性事件的意义也会改变，它们诉说的将更少是世界深刻的轮转，而更多是纯粹的惯例。如果春天来得太早，如果秋天延伸到冬天，我们把青春与春天、把老年与秋天联系起来的做法就开始动摇；我们的隐喻开始消融，尽管青春和老年仍然属于我们。我们的生活与季节脱节，我们的时间跨度与自然的节律错位，我们的神话联想变得破旧不堪。 因此，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为生物圈的脆弱所感到的悲伤，多于为我们自身的脆弱所感到的悲伤。这种情感也可能引导我们为我们过度的不可伤害性而悲伤——为我们在这些晚近的高科技时代战胜疾病、驾驭身体的病痛、普遍地抵御衰老和死亡的能力而悲伤，就此而言，也为我们保护自己免受寒冷或炎热、减少饥饿和干渴、缩短一切距离、征服未知之更远领域的能力而悲伤。我们最终可能会希望重新回到更大的脆弱性，更坦然地接受虚弱和必死性，因为只有通过这种回归，我们才可能把其他生命形式从我们的支配所带来的毁灭性影响中解放出来。 然而，这样的思考最终将表明，与某种远为令人痛苦的东西相比——与我们的社会、我们所知的自然系统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生物圈本身可能的必死性相比——我们自身的必死性黯然失色。在我们的世界里，一个我们个体生命消失于其中的未来所具有的时间连贯性——简言之，必死性本身的连贯性——正在衰败。曾经充当终极沉思之范例的东西，如今在一个困难得多的思想面前相形见绌，那就是这样一种前景：我们关于何物持久、何物永恒的隐喻本身已经沦为废墟。 ## 注释 [^f07-97]: 关于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参见 Clive Ponting, *A Green History of the World: The Environment and the Collapse of Great Civil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1991), 68–73；关于尤卡坦的玛雅人，参见 Ponting, 78–83 以及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Penguin, 2006), 157–177。 [^f07-98]: 我指的是塔斯马尼亚人被围捕并囚禁在弗林德斯岛（Flinders Island）之后的命运；参见 Robert Hughes, *The Fatal Shore: The Epic of Australia's Founding*, (New York: Knopf, 1987), 423。 [^f07-99]: Michael Wines, "An Ailing Russia Lives a Tough Life That's Getting Shorter,"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3, 2000, http://www.nytimes.com/2000/12/03/world/an-ailing-russia-lives-a-tough-life-that-s-getting-shorter.html?pagewanted=all&src=pm。 [^f07-100]: 例如，参见 *The Others*（《小岛惊魂》）, directed by Alejandro Amenábar, 2001。 [^f07-101]: 参见 Stephan Faris, *Forecast: The Consequences of Climate Change, from the Amazon to the Arctic, from Darfur to Napa Valley* (New York: Holt, 2009), 5–29。 [^f07-102]: Elizabeth Kolbert, *Field Notes from a Catastrophe: Man, Nature, and Climate Change* (New York: Bloomsbury, 2006), 13–17。 [^f07-103]: 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lated by John Macquarrie and Edward Robinson (London: SCM Press, 1962), 279–311。 [^f07-104]: Percy Bysshe Shelley, *Adonais*, lines 187–189。参见 Donald H. Reiman and Neil Fraistat, editors, *Shelley's Poetry and Prose*, second edition (New York: Norton, 2002), 417。 # 第七章 破碎的当下 我们当中许多人在设想这些可能性时，或许会十分简单地回答："我为什么要在乎？你所描述的那些事件，即便真的会发生，也要在我离世之后才会改变地球上的人类生活。况且，这个问题如此巨大，我们必须采取的行动又如此艰难，我个人几乎无法带来什么改变。我就尽我所能好好过完这一生，让历史自行其是吧。" 这种回答中有某种清醒：在生活的许多情境中，压抑确实可能是一件好事。但是，我们真的能够把未来可能降临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现实搁置一旁吗？我们能简单地把当下的行动与其后果切割开来吗？ 如果正如我在上一章所提出的，每一个人类社会都培育了一幅强有力的未来图景，那么它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这样一幅图景对于为其当下的活动提供正当性而言是必不可少的。某种未来，某种对目标或目的地的朝向，内在于我们作为个体以及作为群体成员的一切有意图的活动之中。无论我们是否深切地、发自内心地在乎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或者就此而言，在乎人类乃至地球本身将会发生什么——对未来的某种投入都隐含在我们作为人类的处境之中。即便我们在意识层面上否认那个未来对我们的意义，我们是由目的驱动的存在者这一事实也意味着，我们的行动会出卖我们，无休止地表明我们事实上确实在乎，表明我们无论何时何地都投入于创造一个宜居的未来。 因此，我们无法回避一些艰难的问题。如果那样的未来正等待着我们，那么我们为自己设定、并通过各种努力去追求的目标会怎样？我们在日常生活中所做的一切，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将拥有一个未来——我们的房屋将依然矗立，我们将继续在我们所生活的国家中拥有一个家园，我们所习得的技能将以某种方式派上用场，我们将能够参与我们所珍视的文化活动，我们将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目标。我们的企业依靠信贷运转，其资本本身就是从未来的金融资源中借来的；我们的政府为常备军配备人员和装备，以防御可能到来的攻击；我们为自己的财产、身体和生命投保，以防范可能降临于我们的伤害。我们的许多日常活动都直接以确保未来宜居为指向。维系我们的爱情关系与情欲关系，经营家庭纽带与友谊，养育子女，施教或受教，提供或接受预防性与急症医疗，建造并维护我们生活和工作于其中的物质建筑：所有这些，以及无数其他活动，都揭示出我们多么希望维系我们已经熟知的生活，将其传给后代，并保持大致与当前水平相当的富足与幸福。简言之，我们对未来的朝向，恰恰构成了我们当下的精髓与实质。 个人的生活理所当然地认为，它们是由具有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叙事所塑造的——它们朝向那些将回报终生投入的满足、成就或实现。只有通过这样的叙事，我们才能合乎伦理地度过一生，因为只有通过它们，我们才能为有意图的行动——无论是什么行动——建立一个与一切对我们重要的人和事相关联的语境。[^f08-105] 这样的叙事同样塑造着家庭、社群和国家的集体生活，也塑造着政治团体、商业企业和宗教信仰的集体生活。没有这样的叙事，很难想象现代民主社会还能如何使自身具有正当性，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建立在解放与进步的原则之上。这种朝向如此深地嵌入我们的活动之中，以至于即便是一个否定一切集体善观念的彻底的虚无主义者，也仍然假定他将来能够维持那种身份、分享那种视角。仅仅是向他人谈论那种观点，就已经预设了说服所需的时间线，预设了论证与辩论的长期语境。 当然，人们有时会为了未来而牺牲过多的当下生活：他们过于热切地践行那门众所周知的延迟满足的艺术，在当下如此拼命地工作，以至于几乎忘记了所有这些努力究竟是为了什么。我们常常告诉这样的人，他们应该停止为未来而活，去享受当下。毫无疑问，我们给了他们很好的建议。但我们不应假定真的有可能只为当下而活。即便是最执着的反其道而行者——一个拒绝工作、无视朋友的人——在洗完澡后也仍然会关掉水龙头，因为她知道不让浴室被淹是件好事。我们的实际行动不断地诉说着我们的这样一种认知：下一个小时和下一天终将到来，即便在某些时候、出于特定的目的，我们或许并不希望强调这一事实。 但是，当我们回顾自己的生活叙事、展望我们希望拥有的未来时，如果我们意识到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将以直接而永久地影响我们的方式损害我们的世界，那会发生什么？当未来的宜居性遭到怀疑并开始消解时，我们对未来的朝向会怎样？如果我们选定的居所变得不宜居住，我们为之受训的职业不再被需要，或者我们原本指望赖以维生的收入面临消失的威胁，那又会怎样？如果我们意识到，我们想要过的生活在生态上是骇人听闻的，我们一直在养育的孩子没有机会过上与我们同样好的生活，而我们一直为之奋斗的政治事业也许永远不会成功，那又会怎样？ 我认为，答案是清楚的：我们所有的实际活动、我们的人际关系、我们的职业与目标，都在其实质本身上受到了损害。我们日常活动的价值开始磨损，我们生活的整个框架都变得可疑。气候变化不只是融化冰盖和冰川；它还融化了我们仍然参与其中的叙事，融化了当下这一天的目的。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同样已经生活在未来的废墟之中。[^f08-106] 气候变化既摧毁未来，也摧毁当下。但这还不是全部。我们大多数人都希望把我们从先辈那里继承而来的价值、成就与欢乐中的某些东西传给新的世代。当我们的未来遭到怀疑时，那一过去的传承也同样遭到怀疑。以大致相同的方式，对我们自己过去的记忆——我们或许仍将其视为与我们的当下紧密连续的——更加明确地移入了过去时态，仿佛它如今清楚地诉说着某种已经逝去的东西。或许在某些时刻，我们几乎会感到，我们的当下本身就应该用过去时态来表述——仿佛就像我前面提到的那艘船上的人们一样，我们生活在一个已经死去却浑然不知的社会之中。 这种奇异的可能性远远超出了我们自身生活的框架。我们生活在拥有悠久而辉煌历史的文化之中，这些文化产生了、也被塑造于君主与叛乱者的事迹，政治家与工程师的成就，神学家与哲学家的思想，诗人、剧作家与知识分子的作品，以及科学家的发现。但是，没有了未来，这些遗产虽然依旧至关重要、依旧珍贵，却会发生微妙的变化，仿佛它们在其根基消失之后依然延续。突然之间，所有这些遗产都属于一个正在逝去的行星时代，因为它们建立在已经崩溃（collapse）的生态根基的安稳之上。当未来逝去，当下与过去也随之逝去。人类时间的整个框架倾斜、朽坏、消失。 我们的处境是否让我们失去了希望？在某个层面上，确实如此：我们不能再希望我们所继承的文明会繁荣昌盛，也不能再希望未来的政治变革会让全人类都有机会分享我们所经历过的富足。如果那种希望成真，地球将会非常迅速地毁灭。正如罗伯特·詹森（Robert Jensen）所说，那种希望是懒惰的，而它所依赖的传统已经死去。[^f08-107] 只要我们固守在我们已知的框架之内，我们就不再会构想伟大的事物，而只会构想如何防止最坏的情况。我们将不会想象乌托邦，而只会想象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好的反乌托邦。 但是，如果我们转换视角，抛弃化石燃料（fossil fuels）文化的前提，另一种希望或许就会被赐予我们：我们可以希望有一种后碳文化，它即便在一个遭受重创的地球上也能繁荣兴盛。然而，那种希望远不止是单纯的情绪，因为它只能产生于这样的活动之中：重新发明我们是谁，并以一种与我们一贯作风不符的方式诚实地面对我们所面临的困难。然而，即便是那种希望，也不能没有它的阴影：正如我在前文所论证的，在这颗人口过剩的星球上为所有人转向可再生能源，仍然会造成巨大的伤害。看来，我们如今所拥有的希望，总是会掺杂着某种恐惧。丽贝卡·索尔尼特（Rebecca Solnit）在论述政治行动主义将始终面临的挑战时，将此称为"黑暗中的希望"。在我们的时刻，那黑暗还要更黑。[^f08-108] 然而，在我们破碎的当下（the broken present），这或许已是我们所能做到的最好。 我一直在指出，对我们未来废墟的意识，损害了我们当下活动的实质本身。是否由此可以推出，我们应该干脆放弃，抛弃我们所有的努力，弃绝世界，生活在一种紧张症般的绝望之中？为什么不干脆停止我们所有的劳作，被动地躺在沙发上呢？这很难算得上是一种解决办法；要不了多久，沙发上的那个家伙就会琢磨如何弄到吃的，如何保住头顶上的屋顶，以及如何满足其他基本的身体需求。如果他真的放弃照料自己，最终他的朋友们就不得不替他照料。他会成为他认识的每个人的累赘。无论我们对可能到来之事的意识有多强烈，生活的基本命令都要求我们继续下去。事实上，我们越是否认这些命令，就越是默认了它们：除非你已经知道某样东西在那里，否则你无法刻意忽视它。即便是沙发上的那个家伙，也不得不承认生活仍在继续。 那么，以加倍的劲头拥抱我们的日常生活，仿佛借此逃避我们的认知，这样行得通吗？为什么不这样回应我们的困境："我就一直工作下去，直到洪水上涨把我卷走"？但如果一个人作出这样的宣言，她所表明的是，她看重的是活动本身，而不是活动可能服务的任何目的。她或许希望证明自己不会屈服，证明自己能够战胜任何绝望。虽然这样的选择显示出某种勇气，但它最终也同样是绝望的，因为她并没有真正回应周遭的状况并据此调整自己的生活，而是试图去珍视她明知是徒劳的东西。虽然无视气候变化似乎可以保护她免受其害，但她的努力之无用必然会不时地击中她，尤其是在她从英雄式的紧绷中放松下来的时候；而且由于除了纯粹顽固的努力之外，她并没有对此创造出任何可行的回应，这种无用之感将以格外的力量击中她。纯粹的顽固并不比被动的绝望更好。 只有当我们意识到未来已成废墟、而生活仍在继续时，我们处境的艰难才会变得清晰。因此，即便我们意识到打击已经落下，即便我们生活在知晓而非无知之中，我们仍发现自己不得不像什么都没有改变那样继续活下去：看来，那种知晓并没有改变日常生活的基本挑战，没有改变做好工作、照顾所爱之人以及为未来作打算这些寻常任务。这一矛盾是鲜明的、不可克服的。我们对未来的朝向不可避免地依然存在，但对我们而言，它所指向的是那不再完全存在的东西。我们被夹在两个命令之间：我们必须过我们的生活，但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我们的生活叙事已不再可信。无论是弃绝还是顽固，无论是不顾一切的悲伤（grief）还是激愤的自我主张，最终都无法抹去这样一种怪异的性质：在一个其结局正被慢慢抹去的叙事之中坚持存续。没有任何合理的行动路线向我们敞开。被毁坏的未来迫使我们在破碎的当下之中忍耐存续。 在对这一矛盾的充分意识中生活，究竟是否可能？我们能否一边从事日常活动，一边意识到这些活动所隐含的叙事可能已成废墟？我们的第一个选择，是尽一切可能从一开始就避免陷入这一矛盾：以这种方式生活的前景，应当足以激励我们毫无保留地参与一场改变我们社会的运动，而且是现在就改变它们。但正如我一直在指出的，可供行动的时间如此之短，以至于它实际上已经消失了。因此，我们或许别无选择，只能以一种对我们而言似乎不可能的方式生活，去忍受一种将会继续下去、尽管已遭受根本损害的生活。我们这些生活在这一奇异时刻的人，最终可能不得不通过在这种不可能性之中忍耐存续，来应对这一时刻的奇异性。如果地球越过了转折点而我们仍然存续，我们将会发现，未来的废墟已使我们偏离了个人叙事的轨道，并将我们与我们自以为是的那个人拆分开来。在那一刻，如果我们头脑清醒、有所意识，我们将会是歪斜的、失衡的。 未来的废墟不可避免地瓦解任何连贯的生活方式。如果种种事件迫使我们构建新的策略，以便在一个已被改变的世界中生存，我们也将不得不面对这一更为私密的挑战：如何忍受这种不连贯，如何在我们原以为会过上的生活的废墟之中、在我们原以为可能成为的那个自我的废墟之中继续活下去。我们所有的基本情感都将悬而未决，因为没有一种会保持不变：欲望与悲伤，喜悦与哀愁，希望与绝望。生活在地球的物质废墟之中将是艰难的。但这样做也将象征着生活在另一种废墟之中——心灵的破碎语言之中。 ## 注释 [^f08-105]: 关于这一点的典范性讨论，参见 Alasdair MacIntyre, *After Virtue: A Study in Moral Theory*, third edition (Notre Dame: 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 2007), 204–225。 [^f08-106]: 关于我们可能如何回应"在我们死后可怕的事情可能会发生在他人身上"这一可能性的相关论证，参见 Samuel Scheffler, *Death and the Afterlif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f08-107]: Robert Jensen, "Hope is for the Lazy: The Challenge of Our Dead World," *Counterpunch*, July 9, 2012, http://www.counterpunch.org/2012/07/09/hope-is-for-the-lazy/。 [^f08-108]: Rebecca Solnit, *Hope in the Dark: Untold Histories, Wild Possibilities* (New York: Nation Books, 2004)。 # 第八章 缓慢而无尽的恐怖 到目前为止，我一直在暗示：我们所处的这种境况——为我们的未来而面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后果——是前所未有的。我们从未设想过，我们所知的生活可能以这样一种方式被改变得面目全非。但值得停下来想一想：这种与未来的关系是否真的如此新颖？我们所经历的，真的是一个如此奇异的时刻吗？现代文化中的人们，难道不是早已习惯于理所当然地面对这类不确定性了吗？在我们当前的处境中，真正新的东西是什么？ 毕竟，我们是一段漫长的毁灭史的继承者。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我们的社会既制造也承受了各种形式的系统性、不可逆转的变革，其中包括扩张与解放演变为毁灭与种族灭绝的那些形式。五百年来，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现代经济与政治体制的侵入性力量可能摧毁整个传统、文化和民族。这段历史如此漫长、艰难而血腥——又如此便于被忽视——因此不妨花一点时间回顾一下。 欧洲与新大陆的相遇，开启了一个几乎遍及每一个大陆的殖民时代；这一模式又常常使原住民人口锐减，并借助对非洲人的杀戮性奴役为新大陆提供劳动力。科学革命与工业革命则进而使现代工业资本主义的形成成为可能：它取代了传统行业和手工艺，迫使人口长期从乡村迁往城市，使各国经济从属于全球贸易与金融网络，永久地改变了前工业时代的生活方式。这一过程有时造成了残酷的后果。英国在其广袤帝国的各个国家推行某种特定的自由市场理论，导致了 1840 年代的爱尔兰大饥荒、19 世纪末印度的毁灭性饥荒，并最终导致了迈克·戴维斯（Mike Davis）所说的"第三世界的形成"。[^f09-109] 最终，现代国家的官僚权力，与军事和帝国野心、民族主义或种族主义相结合，造就了布尔战争期间南非的集中营，1904 年至 1907 年德国统治下纳米比亚（当时称西南非洲）鲜为人知的赫雷罗人（Herero）和纳马人（Nama）种族灭绝，以及 1915—1923 年的亚美尼亚种族灭绝。[^f09-110] 在此后的几十年里，这段历史只是愈演愈烈。第一次世界大战粉碎了欧洲的自满，摧毁了一代青年男子；战争结束大约十年后，大萧条开始了；这场漫长的磨难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而后者又带来了原子弹和大屠杀（Holocaust）。战后地缘政治条件的变化导致了以色列国的建立和巴勒斯坦人民的流离失所；它也为印度独立开辟了道路，而印度独立是随着印巴分治而实现的，这一事件伴随着约一百万人遭到屠杀。此后不久，冷战开始了，超级大国之间的军备竞赛以及核武器的扩散也随之而来，这种扩散在有限的程度上一直延续至今。在这一时期，启蒙运动的遗产染上了更为黑暗的色调；美国革命和法国革命的榜样起初为世界各国介入自身传统、重塑自我开辟了道路，后来却激发了俄国革命和中国革命，而这两场革命的领导者最终追求如此系统性、全盘性的变革，以致使他们的国家陷入饥荒乃至更糟的境地（1930 年代的斯大林治下和 1958—1962 年的毛泽东治下）。大屠杀之后，世界曾发誓"永不再"容忍消灭一个民族的企图，然而我们却目睹了布隆迪、柬埔寨、前南斯拉夫、东帝汶、卢旺达、达尔富尔及其他地方的种族灭绝和对人类生命的大规模毁灭，以及刚果大约五百万人遭到杀害——这一杀戮仍在继续。在本世纪初，"9·11"事件使国际性、无国家的恐怖主义及其对应物"反恐战争"凸显出来；这些发展，连同卢旺达和刚果的事件，表明在未来几十年中，这段暴力的历史将在国家控制之外延续，成为世界各地失败国家的一种地方性特征。 因此，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人类从来不曾确信他们所知的生活将会延续；恰恰相反，全球暴力的前景、企图灭绝整个民族的行径，以及近几十年来整个人类遭到毁灭的前景，都作为清晰的可能性赫然浮现。我们与灾难共处已久。到如今，我们或许已经习惯了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整个生活世界极其脆弱，人类本身也可能消失。然而，作为回应，我们一直试图击退毁灭的力量，希望能够把最坏的东西抛在身后，进入一个和平的时代。例如在美国，我们往往认为奴隶解放已经把最恶劣的压迫形式稳妥地留在了过去。国际社会建立了联合国，避免了核战争，挺过了冷战，阻止了许多其他冲突的爆发，或许也相信自己终于划定了灾难王国的边界。 气候变化与这段历史契合到什么程度？奥克塔维娅·巴特勒（Octavia Butler）在她非凡的"地球之种"（Earthseed）系列——由小说《播种者寓言》（*Parable of the Sower*）和《天赋寓言》（*Parable of the Talents*）组成——中，描绘了一个被气候变化的后果所摧残的未来美国，并推测在一个被暴力、不安全、贫困和无法无天撕裂的社会中，奴隶制将会回归。她所设想的奴隶制形式更多是性的和经济的，而非种族的，其基础是对个人的剥削，而不是某一可见的人群类别。尽管如此，她的作品表明，如果事情出了差错，我们美国人自以为已经超越的种种不公正形式将会卷土重来。 虽然我们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辩论中并不常设想这些可能性，但她的暗示听起来颇为真实。如果一场危机足够深重、持续足够长久，一切都将无法预料；宪法的保障将无法保护穷人免受富人之害，也无法保护弱者免受强者之害。毕竟，这些保障从来不曾完全做到这一点，即使在今天，为所有人争取公民权利的斗争也仍在继续。巴特勒的小说提醒我们，我们并没有从社会中根除不平等和剥削；阶级特权和深度贫困的延续，以及公共教育的再隔离和对内城社区的忽视，都告诉我们：我们利用过去废除奴隶制和其他公然虐行这一事实，为今天容忍一大堆社会弊病开脱。这些深刻不平等的持续存在，为更加严酷的做法卷土重来创造了条件。这一点也延伸到国际背景之中。如果我们考虑到下述情形的必然性——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数以百万计的人将试图跨越国界迁徙，各个社会将为资源发生冲突，而各个被永久性危机削弱的国家或许无力阻止冲突——我们就必须承认，许多形式的不公正回归或蔓延的条件将会成熟。 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可能为逆转民主社会所确立的种种保障以及联合国的有限成就创造条件。走向废墟般的未来时，我们反而可能退回到某种版本的过去。主要的区别在于，这一次，我们将无法如此轻易地通过确立个人权利或创造经济增长来逃离那个过去。那个未来将已经使这些可能性名誉扫地，表明它们无法兑现自己的承诺，因为保护个人权利的社会，恰恰也就是制造了行星困境的社会。此外，由于我们仍将保有对不那么悲惨的日子的记忆，我们在经受这种不公正时可能比我们的祖先更加痛苦，他们中的许多人对人权既无记忆，也无概念。我们习惯于受到公平对待，将会强烈地憎恨相反的待遇。某些虐行的回归不仅仅会把我们带回过去；它将取消我们原以为是永久的保障，从而在最切身之处给我们造成创伤。那时我们或许会认识到，自由和个人权利的观念只是虚构，它们栖身于一个我们从未完全试图拆除的剥削性社会关系网络之中。 受到诸如此类思考的启发，我们或许会想要谴责那些维持不平等结构的人。但气候变化削弱了这种追求道德清晰的尝试。看一看气候变化的国际后果，就能明白这一点。在一个层面上，世界上的工业国家已经排放并最终将排放比其他国家多得多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这一事实本身已经表明，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又一种压迫形式所塑造的世界中，那就是一种温室气体帝国主义。我们这些生活在发达世界的人显然是一场巨大暴力的施加者。然而，我们并不会因此逃脱自身行为的后果。我们浸没在一个仍以荒唐速度排放温室气体的社会中，而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将活得足够长久，去承受这些排放（emissions）的后果。我们也将承受巨大的困难；我们的社会也将遭受剧烈震荡。结果，我们将成为自己的受害者。今天的一些富人或许以为，他们的金钱将使他们能够相对毫发无损地熬过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但任何个人都不应自满；经济混乱和自相残杀的暴力往往会粉碎任何自鸣得意的安排，摧毁企业和家庭，把个人困在混乱之中。不公正与暴力的回归可能波及我们所有人；我们无法确定自己不是在奴役自己，建造一座我们和他人都无法逃脱的监狱。 如果我们把这些设想再推进一步，就可以把气候变化的潜在后果放置在集体毁灭的历史之中。在前面的一章中，我提到气候变化很可能为达尔富尔的残酷暴力创造了条件。[^f09-111] 当然，气候变化本身并不真正夺去人的生命；它为那种暴力创造了悲惨的母体。通过摧毁生态系统、剥夺人们的生计并迫使他们迁徙，气候变化极大地增加了冲突的机会。达尔富尔的事件很好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一旦气候变化加剧，此类进一步的暴力几乎不可避免——而且不仅发生在远离发达国家的地区。由于现代国家常常采取愚蠢、腐败和压迫性的形式，由于若干种暴力性的无国家实体（叛乱军队、分离主义组织或圣战运动）已经出现并很可能在世界许多地区兴起，由于各种绝对主义意识形态仍有武装的追随者，也由于族群竞争和偏见同样盛行，国际冲突、内战和系统性屠杀的所有要素依然存在。既然我们正把气候变化加入这一混合物之中，这些要素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易燃。 这一未来暴力的前景，是在我们对其代价有了更深认识的背景下成形的。近几十年来，许多阐释者越来越意识到，从战争、种族灭绝、性暴力、家庭虐待以及其他可怖事件中幸存下来所带来的心理后果。正如他们所论证的，创伤之所以具有毁灭性，是因为其严重程度在心灵能够充分做好准备之前就闯入了意识——或者更确切地说，是以一种心灵永远无法为之做好准备的方式闯入；结果，心灵承受着它无法吸收或理解的事件所造成的伤口。由于创伤经验在某种意义上从未对其受害者完全发生过，他们永远无法向前走，永远无法完全在这些事件之后生活。[^f09-112] 在越南战争时代及其后，我们在美国称之为"创伤后应激障碍"；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之后，我们认识到这种综合征继续折磨着士兵和平民。 但是，如果我们认真对待严重的全球气候变化的可能性，并因而承认即将到来的种族灭绝几乎不可避免，那又会怎样？我们会被尚未发生的事件造成创伤吗？如果创伤的特征是无法将经验吸收进生活的日常现实之中，那么设想未来的恐怖（horror）是否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对于一位现代的卡珊德拉（Cassandra）来说，这样的创伤是可能的：她会以一种足以摧毁她的强度目睹即将发生的事件。或许一位现代版本的圣经先知也会承受同样的遭遇。但颇具启发意义的是，这样的人物宣告他们所见之事，却从来不被相信；那些听到他们警告的人无动于衷地散去。这种漠然清楚地表明，对于我们其余的人来说，预期性的创伤似乎是不可能的。毕竟，如果我们是在想象创伤，我们就并没有真正经历它，它也没有以一种我们毫无准备的方式粉碎我们的心灵。或许未来的事件对我们来说永远不可能像过去或现在的事件那样真实。在这种情况下，气候变化根本不可能 像某段过去的恐怖那样对我们而言历历在目。 那么，一种即将到来的暴力具有怎样的地位？意识到我们今天的日常行为对我们自己和他人的生活所产生的巨大后果，这种意识将笼罩这些行为，赋予它们一种萦绕不去的深度。真诚地审视我们当前的做法——尤其是审视我们在美国燃烧化石燃料（fossil fuels）的异常之高的速率——应当让我们踌躇。我们自己是否正在实施一种种族灭绝，只不过它将在以后才发生？我们是否是一场只会在未来几十年中逐渐展开的系统性暴力的参与者？答案的一部分必定是否定的；正如我在上文所暗示的，气候变化本身并不是种族灭绝性的，因为它所提供的不过是冲突的母体。但正因为它做到了这一点——并因此能够产生一系列永无休止的可怖事件——它实际上远比任何单一的种族灭绝更为庞大。它既少于又多于达尔富尔的暴力。 事实上，由于我们无法确切知道我们目前的能源使用将在未来造成何种形式的气候变化，我们行为的具体含义始终无法把握。这里的问题不在于一种过于鲜活、令人如此震碎以致我们根本无法吸收的经验，而在于一种过于遥远、过于难以捕捉的经验。气候变化以延时播放的方式运作：某人以有害的方式行事，其结果可能很快显现，也可能在几十年后才显现。它也以累积的方式运作；任何单一的行为都可能促成气候的整体紊乱，而这种紊乱又会引发一系列进一步的物理过程。气候变化是由一种与其后果切断了任何直接联系的系统性暴力所造成的。 结果，我们作为化石燃料经济参与者的行为所伴随的并不是创伤，而可以说是创伤的照相底片，是其同样具有毁灭性的对应物——一种我们能够推断却无法实际看见的暴力。我们的行为因而获得了一个不可知的额外维度，一种不精确却可以感知的锋芒，因为它们不可避免地笼罩在即将到来的恐怖的阴影之下。就原初意义上的创伤而言，事件过于鲜活、过于具体，以致心灵无法应对；相反，就我们时代的预期性创伤而言，心灵构想出一种尚不够鲜活、尚不够具体的真实暴力。如果说创伤是一种过于强烈、过于沉重的经验的结果，那么我们所经历的则是一种过于轻飘的经验。但以这种方式，我们同样参与到我们无法吸收的事件之中，参与到一种我们无法同化的恐怖之中。 这些思考或许能够澄清气候变化在奴役、战争和种族灭绝的历史中所处的位置。但它对一个如今已习惯于全球核战争前景的世界又有何影响？那一威胁甚至远比种族灭绝更具囊括性，它威胁要在一瞬间、几乎毫无预警地摧毁整个人类现实，一击之下抹去我们所珍视的一切。毫无疑问，它在根本层面上危及了我们的个人生命和集体生命。美国或苏联的国家元首——以及在较小程度上其他国家的元首——能够以一个姿态威胁人类的存续，这是前所未有的。在核时代，人类整体的存在不再有所保障；它不再是如同自然本身那样确定无疑的现实。[^f09-113] 我们再也无法确信有一种神圣力量在保护我们，或者我们的文化价值观能以某种方式阻止我们的毁灭。的确，有一段时间，围绕这些价值观的争斗似乎有可能导致我们的毁灭。我们奉为神圣的东西与威胁我们现实的东西，可能是同一回事。 但与气候变化相比，核毁灭无论多么可怖，似乎几乎令人感到安慰。我们把那一事件想象为对我们日常生活的中断。真正使它可怕的，是这样一种前景：它将突然摧毁数十亿本来会延续下去、甚至可能繁荣兴旺的生命。结果，对几乎每个人来说，核战争的威胁都激发了一种巨大的愿望，希望日常生活本身能够延续下去。世界末日这一绝对可怖的念头，为对熟悉之物的绝对肯定提供了授权。这种情感不仅是反核活动人士的典型情感，也是国家元首的典型情感：由美国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Robert McNamara）所宣扬的相互确保毁灭学说就借助了这种情感，它声称，如果苏联人知道我们会反过来摧毁他们，他们就不会摧毁我们，反之亦然。其思路是，我们对自己所过生活的眷恋以及我们对未来的希望，将使按下按钮成为不可能。全面毁灭的前景悖论性地能够把普通公民和国家元首一同带回到他们对熟悉世界的首要忠诚上，甚至或许以一种此前任何一代人都未曾有过的方式强化了这种忠诚。如果说有什么的话，核时代促使我们把日常生活视为脆弱的，因而更加珍视它。这一威胁以某种方式赋予了日常生活一种惊人的强度。 然而，气候变化是另一回事。正如我在引言中所暗示的，这一次，未来废墟的前景产生于我们的生活方式，而不是威胁要中断它。在先进工业社会中，我们所做的几乎一切都由燃烧化石燃料来提供动力，而这一过程直接促成了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因此，这一威胁的含义确实是前所未有的。如果我们希望避免一场全球性的创伤事件，我们的任务就不仅仅是避免某种行动方针、克制住不按下按钮。我们面临着一个困难得多的挑战：大规模地撤销并改造我们社会的一个根本方面。这一次，我们自己就是威胁；如果我们希望保存哪怕类似于今天所过的生活，我们就必须尽快改变这种生活。 结果，这一威胁对我们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产生了非常不同的影响。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日常生活既珍贵又具威胁性：它在核心处发生了分裂。核威胁引导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肯定日常生活，而气候变化则迫使我们去想象，日常生活如何能被改造，从而不再削弱自身。这种对我们生活方式的眷恋悖论性地做着相反的事情：它既促使我们维持这种生活方式，又促使我们改变它；既珍惜我们所知的东西，又改造它。我们的生活方式同时诉说着我们希望保护其免受创伤的东西——以及它将要造成的创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甚至在今天就既是施害者又是受害者，一边缓慢地摧毁我们的生活，一边同时从这种毁灭中幸存。因此，甚至创伤那种相对的清晰性也消解为一种矛盾的、悖论性的状态，它把灾难（disaster）的施加与承受混合在一起。 这一次，威胁的道德清晰性以及回应它的必要性也有所不同。如果严重的气候变化发生，它不会以一个单一的、毁灭性的事件发生。一场全面核战争确实会摧毁人类生命的条件；即使少数受害者勉强短暂地挣扎下去，最终也不会有人幸存。然而，气候变化的影响历时数十年乃至数百年。与单一事件相比，它的步伐似乎慢得令人难以置信——慢到我们也许会决定干脆忽视它。如果说它似乎缓慢，那么它也是确定无疑的；如果我们忽视它，它将摧毁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东西。因此，它是一种真正隐伏的威胁，其持续的力量几乎令人毛骨悚然。但它在潜在的毁灭性上也不那么绝对；因为就人类尺度而言它相对缓慢（虽然就进化的时间尺度而言并非如此），我们完全可以想象它永远不会真正毁灭我们，永远不会真正使我们的世界终结；恰恰相反，鉴于它的步伐，我们或许会猜测，人类中相当大的一部分将从中幸存下来，尽管他们的生活将与我们今天所知的大不相同。 核战争与气候变化之间的这种对比，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尚未非常认真地对待后者。在核时代，我们习惯了一种全有或全无的情景。要么世界终结，真正地、永远地终结，要么它毫无阻碍地延续下去。气候变化没有给我们这两种故事结局中的任何一种。它不会彻底摧毁我们，也不会让我们照原样生活下去。它把毁灭与幸存结合在一起。它没有给我们启示录，也没有给我们避免了世界末日的满足感。它是某种截然不同的东西，仿佛它既邪恶又温和。仿佛气候变化告诉我们，世界终结了，却又延续下去——或者说，它在延续之中逐渐终结。它给了我们那种前所未有的经验：一种缓慢而无尽的恐怖。 气候变化的这一维度加剧了它对日常生活本已具有的悖论性影响。由于气候变化的后果既不是即时的，也不是绝对的，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推测它强加给我们的道德律令远不如核威胁那样强烈。迄今为止，我们的社会几乎不愿意着手进行遵从这一律令所必需的努力，因为这种努力仍然受到那些抗议采取行动的人的阻挠，而我们其余的人也尚未足够强烈地要求一场革命性的变革。我们拖延、犹豫，而关键的几十年就这样过去了。这种顽抗在核时代是不可能的：没有人认真地试图否认广岛轰炸曾经发生，或否认苏联的存在。然而今天在美国，否定现实已经成为许多人的职业和数百万人的爱好，而更多的人则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漠然或被动。 因此，对美国人来说，现实再一次发生了分裂：气候变化这一物理事实尚未获得社会事实或政治事实的地位。此刻，我们美国人生活在一个未能承认生物圈（biosphere）危机的社会中。气候告诉我们一回事，我们的政治告诉我们另一回事。因此，我们承受着一种彻底的解离状态。对于身在美国的我们来说，事情确实令人困惑：不仅世界在延续之中走向终结，我们还听说它根本没有在终结。由于我们无法击败那一虚假信息，我们感到我们的日常生活正在摧毁我们自己的未来——以及现在——同时又被要求假装它们根本没有做这样的事。我们对自身行为后果的认识，与一种集体性的、使人麻木的漠然之间的反差不断扩大，使我们经验的不连贯性变得更加严重。 在这里，回过头来看，核威胁又显得没那么糟糕了。核威胁几乎似乎能够自行处理：相互确保毁灭学说很好地把握了这一处境，使得永远不会有人按下按钮这一点显得可信。此外，一旦技术人员安装了各种故障安全装置以防止意外核战争，我们就可以假定，大规模毁灭只有在某人为了某种目的真正选择批准它时才会发生。这种人类控制的观念给了我们希望，使我们相信毁灭的时刻永远不会到来。我们可以相信，这一选择带有某种道德清晰性，是摧毁或保全世界的一个深思熟虑的决定。 然而，对于气候变化，我们不可能抱有这样的幻想。如果说有谁控制着这一威胁，那就是我们所有人。但是，想象我们真的处于控制之中是愚蠢的。气候变化在物理上的复杂性，极大地削弱了我们在防止它时可能诉诸的道德清晰性。我们知识的局限、把我们确实知道的东西传达给全世界所有公民的巨大困难，以及在中途改变我们物质实践的巨大挑战，使得世界上的许多人——包括我们自己——很可能在不知情、也无意为之的情况下助长严重气候变化的发生。其中涉及的物理过程将会自行展开，即使我们没有充分把握它们，或者否认它们的存在。 这种可能性指向了与核威胁之间另一个富有启发性的对比。在核时代的高峰期，观察者有时通过估算距离"午夜"——距离核大火那可怕的时刻——还剩多少分钟来评定危险的程度。今天，同样的隐喻也很适用——在一定程度上。但这一次，我们完全有可能活过了午夜却什么也没有察觉。正如我前面所暗示的，触发一系列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循环的那个可怕时刻，可能在无人动一根手指的情况下到来。那又怎样？我们没有共同的语言来描述一个在这样的时刻之后幸存下来的世界是什么样子。当然，我们的核虚构作品不断想象的并不是核事件本身，而是一幅后核时代的景象——仿佛在那一事件之后，类似人类生活的东西还有哪怕一丝可能延续很久。这些童话故事与我们今天的处境几乎毫不相干。现在我们必须面对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所有人都将生活在一个在遭受根本伤害之后看上去却毫无变化的世界中。 我们如何描述那个世界？我们可以使用已经撞上冰山、即将沉没的船这一隐喻，正如我在上一章中所做的那样。但即便是这个观念也只能说明到一定程度。那艘船或许还能继续航行几十年，随着岁月流逝极其缓慢地沉入深渊。我们根本不知道如何理解这样一个世界：它在灾难性时刻过去之后依然存活，并最终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但为时已晚。 有一类故事对这种处境给出了一个富有创意的回应。回到未来式的情节，尤其是在《终结者》（*Terminator*）系列电影中，设想在一个灾难性的未来，我们可以回到此刻的现在，避免做任何导致那个未来的事情。这种情节至少确实设想了灾难性事件之后的生活。但它这样做是为了传达立即行动的紧迫性——仿佛我们这些身处现在的人都是从那个未来被送回来，以确保它不会发生。这类故事非常适合气候变化的时代：的确，科学家们就我们的化石燃料经济的影响向我们发出的几乎所有警告，都可以用这种方式来讲述。但是，如果我们发现那一事件已经发生了——而我们又没有机器帮助我们回到过去、把事情纠正过来——那又会怎样？ 我们无法知道那一时刻将在何时到来，或者它是否已经发生，我们对它是否会发生也相对缺乏控制，这在一定程度上源于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知识存在根本的局限。在核时代，每个人都清楚地知道按下按钮会导致什么。但对于气候变化，情况则截然不同。如果科学家们没有在二十世纪中叶开始测定大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平，如果他们没有在几十年后开始关注以前所未有的数量将温室气体引入大气可能带来的后果，我们之中就没有人会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超出模糊感觉的认识。如果没有全世界数百名科学家持续不断的工作，我们即使在今天也无法对我们的处境作出大致的估计。然而，尽管付出了这样的努力，也没有人知道气候变化在其全部变化形式中是如何运作的。造成这种对比的原因之一或许在于，核弹是人类制造的，人类能够对其进行试验、目睹其结果、思考其可能的用途。而没有人计划并实施气候变化。 但是，我们可以计划并实施一场针对气候变化的行星规模的回应。一些观察者喜欢说：既然美国曾经着手实施曼哈顿计划来制造核弹，为什么它就不能如法炮制，去创造一种新的能源经济呢？这一比较的问题之一在于，今天，美国——或者更有可能是国际社会——需要创造出若干个相当于那一计划的项目，发明一系列新技术，并大规模地加以实施。我们需要一个曼哈顿计划、一个布鲁克林计划、一个皇后区计划、一个布朗克斯计划和一个斯塔滕岛计划，而这还只是开始。但更进一层的反讽在于，早先那个计划的目标是制造一种毁灭性的武器；而这一次的目标——一个困难得多的目标——是防止毁灭。当然，在那个时代，美国政府官员辩称，他们需要一种武器来防止纳粹、继而防止苏联摧毁这个国家。他们希望以毁灭来抵御毁灭。这一次，我们没有什么顺手的武器可以用来炸掉气候变化。 对另一种国家性——或者更有可能是国际性——计划的这种要求，将要求我们改变与现代技术突破之间的关系。在曼哈顿计划及其后，美国希望通过把毁灭的逻辑推向极限、成为毁灭的至高主宰者来确保自己的支配地位。尽管核武器的研制无疑是新事物，但它仍然是在历史的总体潮流之中运作的，这一潮流朝向越来越大的毁灭能力。它同样产生于那一更广泛的历史动态之中，即众多技术创新的创造——汽车和飞机、无线电和电视、数字系统和互联网的生产——这些创新理所当然地预设了另一种版本的毁灭力量，即为了人类的利益毫无保留地使用地球资源的力量。气候变化不会允许我们随波逐流，因为它要求我们取得能够扭转毁灭模式的技术突破。它要求我们对抗现代时代的全部势头，甚至对抗对"现代"本身的颂扬。 因此，从许多不同的方面来看，气候变化都代表着对一种我们已相当熟悉的危险的重大转变。回过头来看，核时代似乎充满了道德清晰性——有一个明确而现实的威胁，有一个瞬间而绝对的终结的前景，有一个欣然同意这种威胁存在的公众，有一个为回应这一威胁而可以完成的具体技术计划，还有一个大概神志健全、理性、可以信赖其不会选择毁灭的人物。气候变化在每一处都削弱了这些确定性。它给了我们一个充满悖论和矛盾的情景，这一情景似乎使必要的紧迫性复杂了好几倍。 如果说对我们在现代世界历史中所处位置的这番快速而粗略的考察能教给我们许多东西，那么它至少告诉我们：过去几个世纪的种种恐怖，连同它们表面上的道德确定性，并没有使我们为当前这一时刻做好准备。气候变化将我们引入了一个真正的新时代。与气候变化共存，把我们抛出了我们所熟悉的叙事：它告诉我们，我们并没有超越过去的暴力，我们赖以生活的那些表面保障可能只是幻觉。当我们生活在未来毁灭的阴影之下，最终可能发生之事的苦涩滋味侵入了我们的日常生活，给我们一种诡异的感觉：我们的日常行为伴随着即将到来的创伤。气候变化也打破了核毁灭那种被意愿的、瞬间死亡的故事，因为它构成了这样一种事件：它终结一种生活方式，同时又让我们在一场需要几代人、甚至几个世纪才能展开的灾难中继续活下去。它对地球及其人民的威胁与此前的任何威胁同样严重，然而它更少被理解，更难受我们控制，也更难以防止。随着这一前景压在我们身上，它把我们的现实分裂到核心，迫使我们既与我们的日常生活共处又与之对抗，珍惜我们同时又必须改变的东西。我们今天的挑战在于，尽管如此仍要承受住所有这些困难，去做必须做的事，并且不顾渺茫的胜算，为我们自己和后来者尽可能维持一个宜居的星球。 ## 注释 [^f09-109]: Mike Davis, *Late Victorian Holocausts: El Niño Famines and the Making of the Third World* (New York: Verso, 2001)。 [^f09-110]: 关于西南非洲的种族灭绝，参见 David Olusoga and Casper W. Erichsen, *The Kaiser's Holocaust: Germany's Forgotten Genocide* (London: Faber and Faber, 2010)。 [^f09-111]: 尽管许多观察者用"种族灭绝"（genocide）一词来指称达尔富尔的事件，但它或许并不是把握那里暴力之复杂性的最佳术语。"种族灭绝"如今是我们用来指称集体屠杀的首选术语，尽管从技术上说，它指的是企图消灭某一特定种族或族群成员的行为。我们需要另一个术语来指明那些出于不同动机、或溢出特定族群边界的暴力。关于达尔富尔近期历史的可靠指南，参见 Julie Flint and Alex De Waal, *Darfur: A New History of a Long War*, revised (New York: Zed Books, 2008)。 [^f09-112]: 关于这些主题的经典讨论，参见 Shoshana Feldman and Dori Laub, *Testimony: Crises of Witnessing in Literature,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2)。关于创伤建构的更宽泛的历史，参见 Ruth Leys, *Trauma: A Genea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0)。 [^f09-113]: 当然，"核时代"绝没有结束，因为从技术上说，一个或多个大国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依然存在。尽管如此，对大国之间核战争的恐惧已不再界定我们这个时刻（尽管国际社会仍然担忧核扩散和核恐怖主义），因此我将用过去时来描述"核时代"。 # 第九章 无限的责任 如果我一直以来所提示的是真的，那么我们当下未能做出抵御严重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所必需之事，就不仅严重威胁着地球的生命系统，也严重威胁着我们日常生活的根本层面。正如我已论证的，它危及那塑造着我们赖以生活之叙事的未来，从而削弱我们所做一切的意义。这一威胁的现实要求我们珍视自己所熟知的生活，同时又把它们看作具有破坏性的，结果使我们对日常经验的回应分裂开来。 我们不作为的伦理含义同样是分裂的。我们的失败终将从后来者那里窃取未来，剥夺他们充分应对将要折磨他们的那些问题的机会。然而，我们的无能反过来又部分源于我们先辈的决定；在最近的几代人里，他们使世界经济呈指数式扩张，并以惊人的繁盛生育出了我们，大大限制了我们所能有的选择。 作为一个声名扫地的过去的继承者，被一个正在消失的未来所萦绕，我们在惊惶中迎接当下这一时刻。然而我们不能干脆向绝望投降，因为日常生活的种种要求不断召唤我们面向某个未来来确定自己的方向，即便这个未来正在消失。于是，我们无可缓解地陷于行动的要求与行动的巨大困难之间，戴着镣铐，在历史的十字路口跌跌撞撞。 如果我们真正充分地体验到当下那种被萦绕、破碎的性质，我们就会渴求某种能从中获得慰藉的情感与精神资源。然而我们的处境已经削弱了几乎每一种我们所熟悉的安慰与希望。只要我们努力为一个更好的未来作准备，只要我们依赖于我们所知的世界将会延续的希望，只要我们以一种仍然许诺最终复原的方式悲伤，我们就被困在一种根基正在消失的情感动态之中。 于是我们发现自己身处这样一种境地：我们不得不为伦理行动寻求某种别的基础，寻求另一种赖以坚持下去的资源。一旦我们认识到未来已成废墟、我们的当下已经粉碎，面对气候变化之人类意义的任务就尚未完成，因为我们仍须找到某种可以在其上建造的基础，一个无论发生什么都能屹立不倒的基础。寻找这个基础，就是本章的任务。 这样做的第一步，只是要我们完全接受当下的恐怖（horror）。这样做出奇地罕见。人们会以为，我们高度矛盾、几乎不可能的处境会激起惊愕或愤慨。然而，我们总体上是以一种截然不同的基调作出回应的。几乎每个人都在心不在焉、轻微的沮丧、矛盾的被动、漠然之中——或者在某种困惑的愤慨之中——忍受着这场危机。我们绝大多数人恰恰缺乏一种激烈的回应，这一点是惊人的。究竟什么能解释我们不愿承认自身伦理困境的梦魇性质——或者更糟糕的是，我们倾向于以一种平静的绝望来接受它？ 答案很可能就在我于上一章所勾勒的历史之中。我们与灾难共处得太久，以至于已经习惯了它。几代人以来，我们一直把传统的粉碎、原住民的大量灭绝、奴役、经济上的流离失所与剥削、种族灭绝以及核毁灭的威胁，当作我们这个世界不可避免的方面来接受。这样的暴力如此深地交织在现代文化的肌理之中，以至于我们无法想象它停止之后的世界。结果，我们并没有真正尝试超越我们所知的东西。我们似乎已经屈从于这样的前景：不仅是我们自身的必死性，而且是我们的社会、我们的生态系统乃至生物圈（biosphere）本身可能遭到的毁灭。尽管我们对这些前景表示抗议，但到头来我们却把任何齐心协力克服它们的尝试都视为妄想。 我们有时或许会表示不赞成这种暴力，但我们处处都把它视为理所当然，接受它的结果，并靠它所产生的财富而兴旺。我们常常把那些抗议者当作说教式的讨厌鬼，当作一种简单化的、终究失败了的观点的党徒。我们把他们对当代社会的谴责纳入自己的思考，却不放弃对自己所拥有之物的热爱，最终处于一种半是矛盾、半是欢庆的情绪之中，不安地意识到我们的历史付出了怎样的代价，但终究并不懊悔。当我们确实承认这一代价的某个维度时，我们通常把它变成一种局部的、狭隘理解的怨恨的借口，要求我们这个特定群体被更公开地邀请参加派对，分得更大份额的财富与尊重——仿佛那个更广阔的世界尽管建立在系统性暴力之上，却依然是正当的。简言之，尽管我们知道自己所参与的世界出自一段毁灭的历史，我们最终还是因其对自己有利而接受了它的暴力。 然而，我们对种族灭绝的回应表明，某些事件有时确实会让我们停下来。在对大屠杀（Holocaust）感到震惊和骇然之后，我们发誓永不让那种规模的屠杀再次发生。但我们至今尚未兑现这一誓言。尽管我们创建了联合国来帮助裁决冲突，但这一机构过于信任现代国家不受外部干预其内部事务的权力，因此直到今天仍常常容许各国对本国公民犯下严重暴力。无论是世界三分之一犹太人遭到的毁灭，还是过去四十年间一连串的种族灭绝，都没有激励我们以足够的决心采取行动。尽管我们谴责国家暴力的后果，却不敢把我们的忠诚转向任何强大到足以遏制它的替代选择。[^f10-114] 我们无法实现那一誓言中所陈述的目标，也许源于一种更大的无能：无法理解那种规模的暴力。然而，这种不可估量的暴力不应使我们的决心瘫痪，反而应使其反过来变得不可估量地坚强，把哀悼（mourning）提升为一种要求解决的、更为强大的情感。自大屠杀以来的六十年间，我们在这方面的失败表明，要么我们并没有哀悼那些死者，要么——更可能的是——我们已经学会了把哀悼与行动、情感与制度分离开来。 因此，对种族灭绝的回应暴露了我们文化中的一个根本僵局：我们的誓言与行动之间、我们对能够建立新制度的自信与我们实际建立新制度的能力之间，存在一道巨大的鸿沟。迄今为止，我们尚未从意图走向实现，从恐怖走向决断。在某一方面未能行动，暴露出一种更广泛、由来已久的失败：未能认识并应对现代化给世界各族人民带来的破坏性后果。我们对大屠杀的回应凸显了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成立的事实：无论我们私人的悲伤（grief）有多深，我们都生活在一个在终极问题上基本瘫痪、破产的公共领域之中，这个公共领域在一种不安的、被萦绕的否认的遗产中运作。 在气候变化的时代，这一遗产更加强化了。如果我们无法为那些被种族灭绝所毁灭的人悲伤，我们就更不可能为那些我们尚未失去的人悲伤。然而，正如我已提示的，即将到来的潜在暴力，其规模使任何一场种族灭绝——实际上是比我们迄今所见更多的种族灭绝——所造成的毁灭都相形见绌。因此，我们当下这一时刻的特征是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触目的分离——一种恐怖与自满、决心与漠然的奇怪混合。仿佛我们正以自己踌躇的方式，希望去探索迷失方向与自我疏离的极限。 正如我刚才所提示的，我们的无能也许源于对种族灭绝早已使之声名扫地的那个东西的持续忠诚：现代国家不受挑战的统治。联合国至今尚未找到办法，来取代其成员国不受干预地治理其内部事务的主张。这种遏制国家权力的集体失败在今天尤其有害，因为旨在应对气候变化成因的国际条约谈判常常搁浅于各国利益的竞争性主张。这类主张既来自发达国家，也来自发展中国家，甚至来自世界上最富有、最负担得起慷慨的国家。最近，许多评论者把国际上的不作为归咎于中国或印度等国的抵制。但我们不应忘记，为回应《京都议定书》（Kyoto accords），1997 年 7 月，美国参议院以 95 比 0 投票决定，不同意任何不同样适用于发展中国家或会损害美国经济的议定书。[^f10-115] 各国显然认定，它们的优先事项比对生物圈的任何潜在威胁都更重要，正如它们的利益比保护人类免遭大规模屠杀更为关键。看来，国家的统治不能容忍任何干预，除非是国家按照自己的条件自由接受的限制。 在美国政治领域，我们对国家权力的容忍，与我们对个人抽象自由的尊重不相上下。正如我在前面一章所提示的，对碳税或"返还税"（untax）的激烈抵制，表达了一种愿望：甚至要使个人自由免受向后世传递一个活的生物圈这一压倒性要求的约束。以这种方式界定的自由——一种不对他人承担义务、不对未来负有责任的自由——所受到的激烈捍卫，最终保护的是不负责任和对义务的拒绝，正如抽象地容忍国家权力就等于授权潜在的权力滥用。国际上无力回应种族灭绝，与我们普遍认可驾驶运动型多用途车（SUV）、建造过大的住宅、给农作物施用氮肥或从事山顶移除式采煤的权利，彼此呼应。如果认真对待，那种对环境监管的永无休止的抱怨，所表达的要求是：人有权随心所欲地使用或滥用地球的资源，或者更直接地说，有权去毁灭。我想说，这样一种坚持在一个领域中所施行的，正是国家权力的杀戮性滥用在另一个领域中所施行的。 这种对国家或个人权利的坚持，清楚地表明了漠然与自我疏离的习惯中究竟利害何在。我们拒绝哀悼现代历史的暴力，主要是因为我们是它的受益者——因为它在更为广阔的尺度上例示了我们为自己所主张的毁灭的权利。我们终究不愿为维持我们生存的暴力承担责任，因为我们对某种自由的信仰要求我们看重这种自由胜过看重责任本身。尽管我们可能谴责遍布世界经济的剥削，但我们终究并不为之哀叹，因为我们不允许它打破个人自由的观念，或者打破我们相对经济特权的现实。 克服这一有缺陷之遗产的最直接方式，就是放弃一种抽象的、纯粹形式的自由的观念——归根到底是一种毁灭的权利——而转而肯定我们在一张关系之网中的位置：与家人、朋友、邻居和职场伙伴的关系，与我们所在地方、州、地区和国家的同胞公民的关系，与同我们共享栖息地的生灵的关系，与那些制造我们所用之物或消费我们所产之物的人的关系，与那些同我们共享人性的人的关系，与死者和未出生者的关系，以及与地球那些动态的、活的系统的关系。抽象的自由，与我们回应并反过来被回应的能力相比，简直微不足道——所谓回应的能力，也就是我们为他人、对他人、对一切他人，乃至对一切他人得以繁盛的那个领域本身负责的能力。 把世界解释为无数关系的场景——这种解释在古代文化中为人熟知，但在最近几个世纪中逐渐被边缘化——为以一种连贯得多的方式应对我们时代的挑战提供了基础。例如，我们对暴力遗产的矛盾接受，部分源于我们无法设想陌生人与我们自己有关联。他们被困在过去或未来，被困在另一个国家，被困在一个我们认为与自己的现实相距太远的现实之中，在我们的心目中没有足够的实质来值得认真关注。他们存在于那个巨大的抽象——我们的世界——之中，而这个世界以其不可估量的复杂性无法打动我们。当大屠杀这样的巨大罪恶发生时，我们可能会感到震惊、恐怖和痛苦，也许会以足够的兴趣作出回应，去了解它的一些历史。但是，如果不认识到它对我们日常生活的牵连，不认识到它从我们所熟悉的制度内部产生的力量，我们所施行的就只是一种空洞的悲伤，一种没有后果的形式上的关注。我们本可以让自己与陌生人的关系对我们的生活或我们所参与的实践产生实际的影响；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就会通过找出恐怖的根源并直接加以应对，而真正完成悲伤的过程。简言之，关键在于认为我们自己要为这一事件及其可能的重现负责，并据此行动。 这同样适用于我们在气候变化时代的处境：我们不能仅仅哀悼未来的受害者，也不能仅仅理解问题及其潜在的解决办法，而首先要认为我们自己要为将要发生的任何损害负责——简言之，要对未来的世代负责——因而按照定义就是要作出回应。只有当我们把自己视为一张相互义务之网的参与者时，我们才会拥有克服漠然、粉碎我们对毁灭权利那种不假思索的、精神病式的信念所必需的动力。他人曾给予我们，使我们的生活成为可能；让我们也反过来给予他人。 充分地活出我们的时刻，毫无保留地感受那恐怖，就是被赋予伦理行动的强烈动机。如果我们真正接受自己在关系之网中的位置，并因此尝试作出回应，那将会发生什么？让我们设想，我们直面了阿尔·戈尔（Al Gore）所说的我们的选择，作出明智的决定，从而减少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排放（emissions），采用更节能的技术，把我们经营森林和农田所造成的环境危害降到最低，建立市场驱动的激励机制以使每个人都采取这些步骤，资助范围广泛的新技术项目并尽快加以实施，并达成国际协议，使世界各国能够各自开展类似的努力。[^f10-116] 正如我已提示的，这样做需要我们以一种真正革命性的方式行动——需要我们为了一个共同的目的而违抗几代人的假设和习惯。 然而，以那种决定性的方式行动，我们也会做到多得多的事情。我们将证明，我们在一种自由的伪拥护者几乎从未提及的意义上是自由的——我们不只是自身文化传统的傀儡，而是仍然能够不顾一切困难作出正确的选择。在本书的大部分篇幅中，我勾勒了横在我们道路上的一系列艰巨障碍，包括行动的时间线之短、技术挑战之难、我们政治制度的局限、我们对经济增长的成瘾、国家利益那种自利的算计，以及对一种虚假版本的自由的信仰。但并不能由此推断，这些因素最终决定了我们将会做什么；我们仍然能够超越自己迄今所取得的成就。 但是，以这种方式行动最终会远远超出显示我们改变共同历史的力量。如果我们真正实施了必要的生态革命，我们就终将实现我们的先辈几乎未曾设想、也几乎从未尝试过的事情。这样做，我们也将应对现代文化的系统性暴力与过度，应对那份至今仍界定着我们时代的巨大的剥削与毁灭的遗产。选择正义不仅会使我们能够改变自己的历史处境；它还会为那段历史承担责任。它会宣告：在我们的自由之中，我们能够把那段历史当作我们自己的，把它归到我们名下，并在其后果的清晰光照下对它作出判断。最关键的是，它会表明我们能够作出补偿（reparation），能够公正地对待那些我们已经伤害、否则仍将继续伤害的人，并与这段历史的驱动力量作斗争。承担起这项任务，我们并不需要承认一种继承而来的罪责；我们并不自动地要为我们先辈的行为负责，正如我们的后来者也不会要为我们的行为负责一样。因此，我们的行为在又一种意义上将是自由的，因为它是被自由选择的，而不是被要求的；它会表明，我们能够肩负起一副本不应落到我们身上的重担，而在承担起这副重担时，我们终于能够超越对历史重负的忍受，进入一个新阶段，进入一个我们不仅是继承、而且是创造的世界。 但这还不是全部。由于这场生态革命将挽救生物圈以及一切人类社会之未来的某些部分，它也将证明我们有能力为人类未来那包罗一切的生态语境承担责任。正如我先前所论证的，既然不行动会剥夺未来的人们充分回应气候变化的机会，那么一场生态革命所做的恰恰相反：它将保护这样一种可能性本身，即在未来我们或他人能够代表人类行动。 简言之，以这种方式行动将在很大程度上恢复被窃取的未来（the stolen future）的某个维度，从而在某种程度上修补我们自己破碎的当下（the broken present）。它将从废墟中挽救出某些东西，尽管有我在前面四章所描述的气候变化的粉碎性影响，仍将人类的某种残余拼合起来。 然而，这样做，我们将承担一项在范围和意义上都令人屏息的任务，因为我们必然要承担并非属于我们这一代的几代人的伦理重担——一方面是一段暴力历史的重量，另一方面是可能遭受毁灭的未来世代的重量。但即便这也不是全部。当然，在这两个领域之间横亘着我们的当下，它以其几乎无法克服的惯性、它对自己仍在造成的暴力的矛盾的漠然，以及它对真正变革的拒绝，又给我们强加了另一副重担——一副我们能够立即认出是属于我们自己的重担。在我们拯救生物圈免遭进一步毁灭的自由选择中，在我们从共同历史的废墟中挽救某些东西的尝试中，我们最终必须*为应对贯穿整个现代历史进程——从过去经由当下直至未来——所施行的暴力承担责任*，从而为人类好几个世纪的努力承担责任。[^f10-117] 说来奇怪，为了正义地行动，我们将在单单一代人之内*承受那整个发展的重量*，代表死者、生者和未出生者清偿一笔巨债。尽管我们并没有选择这一时刻，我们仍可以自由地选择接受它的挑战，终于对现代性本身作一次全面的清算。 然而，即便这样的描述也没有把握住我们这一时刻的全部维度。如果我们不把视野进一步延伸到过去，就很难把握这一选择的含义。例如，我们应当同贾雷德·戴蒙德（Jared Diamond）一起，追溯那些把自身环境推过崩溃点并最终崩溃（collapse）的文明的编年史——或者那些凭借远见避免了这一命运的文明的编年史。[^f10-118] 决定性的时刻此前曾多次降临在世界各地的文明身上；我们所面对的那个时刻之所以独特，只是因为它囊括了生物圈本身的命运。 我们还可以把这一视野进一步往回延伸。沉思人类进化史的整个进程，我们可以把它的灾难性后果归咎于这一物种的某种固有缺陷。毕竟，故事可以这样讲：数千年来，我们消灭了大部分大型哺乳动物，摧毁了许多生态系统，学会了为自己的利益而利用几乎所有生物，看似无限地增加了自己的数量，而现在又即将把气候本身付之一炬。如果我们继续我们的方式，尽情地消耗生物圈，我们将使相当一部分生物的生存变得困难，甚至不可能。 这样的故事可以为彻底的绝望提供理由；如果数千年来我们一直如此系统地耗尽这个星球的资源，一次又一次地把文明的逻辑推过自然的极限，那么今天我们当然不可能有希望偏离这一模式。但这样的绝望几乎没有考虑到我们曾多么频繁地明智行事，或者——正如戴蒙德所举的新几内亚高地、蒂科皮亚岛（Tikopia Island）和德川时代日本的例子所表明的——我们曾多么频繁地量入为出地生活。[^f10-119] 它也没有认识到，我们既不仅仅是一个生物物种，也不直接被自己漫长的历史所决定；我们同样能够认识到自己作为动物的地位——我们的行为威胁着这个星球上的其他生命形式——因而也能够为了一切生命而超越我们的自私。进化与历史的知识应当有其分量；对那份漫长遗产的觉知——这是我们时代所独有的——必然改变作为人的意义，改变我们与自身存在条件的关系。极其奇怪的是，我们这个从生命形式的复杂网络中产生的物种，最终竟被证明能够损害那张网络本身。但如果情况如此，我们就已经超出了纯粹进化的决定，在一种精确的意义上变得非自然了。面对那份遗产，我们的挑战是在一种更进一步的、相反的意义上跨出生物学的决定，*为应对贯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整个历史的地方性生态暴力承担责任，尽我们所能地向我们从中进化而来、并在其中生活的生命之网作出补偿*。 为那段历史承担责任，也许并不是许多观察者会首先考虑的行动方针。沉思这段漫长的生态毁灭史，有些人可能干脆希望人类不复存在：他们也许会论证说，只有这一前景才能保护生命的进一步繁盛。但这种深刻的厌世愿望——无论如何它都不可能实现——否认了我们也是那个我们希望保护其未来的生命的一部分；把我们自己消灭掉，哪怕只是在思想中，也就是参与了一种放大许多倍的生态毁灭与种族灭绝。这就是去想象我们的伦理行动旨在防止的那种毁灭。 关键不在于毁灭人类，而在于消除斯蒂芬·杰伊·古尔德（Stephen Jay Gould）所说的我们的"宇宙性傲慢"（cosmic arrogance），即那种想象我们是进化的顶峰、是其最终目标的人类中心主义态度。[^f10-120] 挫败这种傲慢的最佳策略，不是否定人类历史，而是悖论性地肯定它，并由此改造它——把我们在地球上的在场，变成一种为了地球的在场，作为一个肩负保护其一切生命形式之职责的行动者。选择公正地对待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生命，我们将自由地接受一项其他任何物种都未曾尝试执行的任务：否定我们无限地繁盛和繁殖的冲动。通过迈出这非自然的一步，我们终将成为那个领域的守护者——我们的存在归功于这个领域，而由于我们，它已无法再凭自身繁盛。悖论的是，通过充分承担我们作为守护者的非自然地位，我们终将公正地对待生物圈，使一切生命的繁盛成为一种伦理的、而不仅仅是生物学的善。如果我们着手这样做，我们也许可以把重新成为真正的原住者作为我们的目标，以智慧、谦逊和远见真正地栖居于我们所生活的生态系统之中，从而证明我们终于能够加入那个同样贯穿我们作为一个物种的历史的悠久的反传统：人类对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生态系统的慷慨。 因此，考虑这一决定的全部维度，会让我们认识到，实施一场生态革命是一项世界历史性的行为，其含义无比巨大，因为通过它，我们将为人类进化史和文化史在过去、现在和未来的生态代价承担责任，并因此最终接受我们作为生物圈本身之守护者的角色。但这样一项巨大的行为并不是宇宙性傲慢的又一个例子。恰恰相反，那项行为之所以具有这些维度，只是因为我们今天所做的任何行为都会向后、向前波及我们的整个历史；在其对生物圈的物理后果中，我们的决定将揭示那段历史的整体意义——无论是好是坏——表明人类归根到底是补偿的行动者，还是灾难（disaster）的行动者。我们当下这一时刻那巨大的、压倒性的重要性，并非源于我们的野心，而是源于我们在地球气候史关键时刻所处的位置。我们正站在十字路口，我们只能作出选择。 但这一行为在另一种意义上可能显得过于巨大。我们怎么能背弃那些造就了我们当前安逸与便利的长期历史模式？我们为什么要放弃那与我们的愿望如此契合的空前丰裕？毫无疑问，这样做将非常困难。但我们不必出于纯粹利他的动机而行动。我们现在知道，一切照旧将使我们陷入悲惨的命运，消解那锚定我们生活叙事的未来。为了保持我们自己当下行为的价值，为了维持我们能够有意图地生活的可能性，我们必须进行干预。简言之，明智地行动符合我们自身的利益。这一事实应当给我们一些安慰。毕竟，以长远自身利益的名义把眼前的一时兴致搁置一旁，并不那么困难；我们从童年上学起就学会这样做，并且在整个成年期以各种方式继续这样做。推迟某一部分满足是现代生活的必要组成部分。一个明智的决定只不过是把这种审慎再向前推进关键的一步，把它扩展到生物圈本身的命运。负责任地行动并不要求我们成为惊人美德的典范、某种道德英雄；它只要求我们加强审慎的思考，把它应用于我们经验中曾经似乎不受此类关切约束的那一部分。 由于以这种方式行动符合我们的利益，它同时也会为他人保存一个未来这一事实，与其说是负担，不如说是额外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下，自私与利他之间通常的对立消失了。事实证明，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自己的利益，我们也将为保存一系列他者的未来而斗争。保护我们自己，我们也将挽救地球生命系统的前景。因此，我们的单一决定将在多个层面上运作，同时为我们自己、为人类、为生物圈挽救未来。 想象当下这一选择之全部维度的一种方式，是把未来者可能的经验纳入我们当下的活动之中，最终使他们也成为我们自己未来的守护者。我们会透过他们的眼睛看待当下，以我们想象他们将如何评判它的方式来评判它。我们甚至可以异想天开地把自己想象为那个成为废墟的未来的使者，想象为它在当下的化身。我们可以把自己看作不合时宜的人，令同时代人极为不便——肩负使命的大使，要以坏消息打断我们的时刻，以一则来自未来世代的可怕讯息打破今天的种种自满。我们会警告我们的同胞灾难即将到来。 如果我们以这种眼光看待自己，有些人可能会说，我们将成为《圣经》中先知的世俗对应者，那些先知曾警告他们的听众，若不悔改将会发生什么。但我们也必须扩展那一情景，去设想我们的警告会失败。在《圣经》的世界里，当预言失败时，随之而来的是对启示（apocalypse）的希望；那未能在历史中实现的救赎，只能通过一个神圣的决定来发生：终结历史，审判生者与死者，把选民与被诅咒者分开，并创造一个新天新地。（《圣经》意义上的启示并不是指一个灾变性的、终结性的事件，而是指一个终结性的救赎事件，一个把被救赎者从历史的恐怖中解放出来的事件。《启示录》（Revelation, or Apocalypse）毕竟对真正的信徒而言充满了好消息。） 然而，在我们的时代，我们面对着这样的可能性：救赎将不会以任何形式到来，既不从历史之内到来，也不从历史的终结处到来，这使我们没有神圣的保证，没有一个能够把道德意义强加于全部时间的审判日。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在一片后《圣经》的景观中苟存，被遗弃给一段不提供终极正义、不提供最终慰藉的历史。我们甘愿充当未来的使者，这不会使我们与《圣经》中的先知有任何相似之处；我们只会充当来自我们自己未来自我的信使，充当那些否则将被我们诅咒之人的代言人。我们只会是一些可错的公民，希望对后来者造成最少的伤害。[^f10-121] 然而，即便以那种方式行动的前景，如今也正在消失。尽管行动的理由极其令人信服，实际上是确定无疑的，我们的社会现在却正走着相反的道路。正如我在上文所论证的，我们及时采取必要行动的几率确实微乎其微，几乎已经消失。因此，我们之所以勾勒正确选择的总体含义，主要是为了把握它的反面。在这个已晚的时刻理解责任，也许最有助于我们领会一种彻底的不负责任的全部力量。 那种不负责任可能是什么样子？今天，尽管气候变化的影响在世界各地已经相当明显，我们仍然犹豫不决，不肯行动。因此，看起来很有可能，只有当这些影响更加广泛、持续和严重时——只有当它们显著恶化时——它们才会得到我们认真的关注。简言之，看来我们只有在气候变化的后果变得比今天严酷得多时才会行动。 当然，十年或二十年后的一致努力将为时太晚；它将无法抵消那时已经形成的气候模式。结果，在我们确实行动之后的那些年里，人们很快就会注意到，他们的努力似乎一事无成。他们会问："为什么所有这些环保措施都不起作用？为什么我们看不到我们所希望的结果？"行动与结果之间通常的关系将被悬置，这将提出棘手的问题：究竟是否还值得去应对这个问题。也许只有到那时，我们才会最终体验到那种梦魇：无论我们做什么，都要在一个难以栖居得多的世界里苟存下去。 到那时，我们可能会被诱惑去彻底放弃伦理行动。由于我们将生活在受伤的生态系统、萎缩的经济和困顿的社会之中，我们很可能会抛弃负责任地生活的尝试，转而选择蜷缩起来，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熬过去。对许多人来说，只有这样一种许诺——伦理行动可能会减轻日后我们自己或他人的进一步苦难——才能支撑一种对生态上负责任的生活的选择。但是，由于到那时我们已经在忍受我们所知的文明的部分崩溃，在我们前所未见的社会冲突、自然灾害和粮食短缺中求生，我们可能甚至没有余裕去担忧我们未来的命运。我们可能会发现，我们正生活在伦理行动本身的废墟之中。我们的处境可能类似于一个刚经受截肢却仍必须去救一个溺水者的人，或者一个被切除了一叶肺却仍必须帮忙抬伤员的人。在这样的处境中，采取行动帮助他人也许是可能的，但要困难得多，而且可能根本不会怎么发生。[^f10-122] 因此，更加令人震惊的是，我们今天不肯行动，而今天行动实际上可能会阻止那一梦魇般的情景成为现实。然而，我们可能会为拯救地球而自由行动这一可能性，有助于澄清：不行动也是一种选择——一种毁灭的选择。生态革命今天缺席，明天也将缺席，不是因为我们不可能实施它，而是因为我们不愿意；它说明了我们的决定：对现代文化的毁灭性方面保持相对的漠然，把那种毁灭一直维持到遥远的未来，从而继续被我们共同历史的习惯所束缚。这一决定，我们也应视为是自由作出的，视为一种道德主张的实例——不过这一次，它是为惰性、无能，并最终为灾难而作出的主张。它将自由地听任我们的传统和环境的界限无限制地界定我们，彻头彻尾地浸透我们，使我们成为很可能被评判为愚蠢、虚伪和道德怯懦的典范。如果我们在充分意识到其后果的情况下作出这一选择，我们也许会带着某种否定性的尊严这样做，仿佛我们执意要展示故意的盲目与自我毁灭，拥抱迷醉、过度、冲突与死亡。但更可能的是，我们将在没有注意到的情况下作出这一决定，根本没有真正地主张自己，就那样陷入自我毁灭，仿佛它是在我们睡梦中降临的。 至少，如果我们坚持那一微弱的可能性——即现在行动将使我们能够挽救被窃取的未来的一点点——我们可以走到这么远。但如果我们诚实地面对时辰之晚，我们就必须承认，我们很可能已经在没有有意识地选择任何东西的情况下决定了灾祸。那种麻木的、走向灾难的决定正一天天变得更加强大；不可逆转的气候变化正在迫近；我们所恐惧的世界已经来临，因为我们现在几乎不可能把它挡开了。 在这种投降之中，当我们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经历一场缓慢而不可逆转的崩溃时，责任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普遍的漠然之中，当行动的益处不断被取代、取消或忽视时，我们如何能够保持负责？在这些情况下，为责任辩护变得更加困难；气候变化的种种悖论以可怕的力量击中要害。如果我们今天试图维持一种生态伦理，我们将面对一个惊人地困难——如果不是不可能的话——的前景：*决定去保存一个未来，即便在它已被大部分毁灭之后*。更进一步，*我们会发现自己正向前活进我们正为之奋斗、力图阻止的那场灾难本身之中*。即便我们采取这样的行动，历史的惯性仍会把我们直接带入那个我们过去没有选择、现在也没有选择的命运。在我们的时刻，历史不仅不回应这样的努力；它还直接与这样的努力相抵触，仿佛在嘲笑我们竟然相信行动有其目的。实际上，我们将试图在责任的废墟之中维持责任，在正义赖以生效的框架已经瓦解之时仍保持正义。 在这一语境中维持一种有意图的人类生活感，需要一种至高的道德努力，一种几乎能够无视一切困难的对人类自由的信念，一种即便在正义退隐到几乎每一个可能性的地平线之外时仍坚持正义的正直感。我在上文所勾勒的自由责任的全部意涵都将经受考验，直至断裂的边缘，因为在我们的新处境中，我们将被要求承担一种看似没有目的的责任。 那一时刻的困难还会以其他方式令我们切身体会到。一旦严重的气候变化彻底发作，地球的温度将不会回到其先前的水平，气候也不会自行恢复；在人类的时间尺度上，这种丧失将是永久的。此外，气候越严酷，它对我们所熟知的社区和人们造成的伤害就越大，我们也将越是为气候对我们生活以及对地球本身的影响而悲伤。但我们的悲伤将很少有有效的出口，很少有获得有意义的化解的空间。我们不会踏上一个将吸收我们所经历之事并使我们焕然一新的哀悼过程，而是会发现，在这一丧失之外没有任何可以继续前往的东西。 许多观察者都写过环境悲伤的经验，写过为遭到毁坏的生态系统而哀悼的经验。在通常情况下，悲伤使我们能够接受丧失，能够在我们必须生活于其中的现实里承认一种新的缺席，并在把那段过去整合进我们生活之后面对未来。通过这一复原的过程，在某种意义上我们恢复了自己的现实感，通过吸收那一丧失而重新获得一个未来。[^f10-123] 但在气候变化的时代，悲伤再也无法以这种方式运作。在为我们已经失去的人悲伤时，我们将向前走入更多的丧失，走入一种更深重的哀悼的普遍经验。实际上，由于我们将无休无止地面对那些丧失、吸收进一步的毁灭，我们将永远无法从中完全复原。那个几乎对每个人来说都将不可避免的哀悼过程，将几乎带不来任何疗愈。此外，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不太可能及时行动这一前景，我们今天的情感处境也会随之改变。面对一个被窃取的未来，意识到即将在世界各地爆发的巨大社会危机，已经在承受那些即将到来的创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向前哀悼*，哀悼进我们所悲伤的那场灾难本身之中。甚至连悲伤过程所许诺的那个特定的情感未来也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悲伤无法克服的虚无。今天，并且在未来的岁月中以更大的程度，我们将不得不承担起一种二阶的悲伤过程：为未来、为悲伤本身而悲伤，为把这些丧失整合进我们生活并存活下来的可能性本身而悲伤。 正因为这一事实，我们不能依靠悲伤，也不能依靠任何其他情感过程，来带领我们度过这一时刻。无论这场危机对渴望、希望、悲伤和绝望来说是多么具有毁灭性，无论我们的情感生活在此刻可能多么令人痛苦，我们都无法按照任何熟悉的条件来挽救它们；我们必须找到另一个基础，在其上建立任何伦理正直的前景。 如果我们思考自己对未来世代的责任，同样的困难也会摆在我们面前。在我们的时代，随着未来正在消失，任何以某种未来之善为根基的伦理都面临着无可挽回地粉碎的危险。被遗弃给历史，没有保证地生活，我们也许很快就会发现，我们为自己和后来者守护生物圈的种种努力的基础将会失效。对我们时刻的一种纯粹世俗的描述，可能会像一种纯粹宗教的描述一样步履蹒跚；当我们试图在废墟之中实行正义时，两者都会瓦解。一旦不可逆转的严重气候变化到来，一旦漠然事件的领域扫除了我们的行为可能产生的几乎每一个积极后果，究竟还有什么能激励我们正义？ 在那种情况下，我们唯一的选择将是放弃一切对未来的指涉——无论是为我们自己、为他人还是为生物圈本身的未来。尽管我在本书前文论证过，我们所采取的几乎每一个行为都以我们对未来的定向为根基，但在严重气候变化无情的压力之下，我们将不得不建构一种没有这种定向的伦理，一种从截然不同的资源中汲取灵感的伦理。我们将不得不采取一种不再以这样的信念为终极基础的伦理：正义的行动必然会最终为我们自己或他人带来某种善，或带来某种可能真正到来的物质利益。采取这样一种伦理，我们实行正义将完全是为了另一个目的——一个在行为本身之中实现的目的。我们将回应他人，而不计算我们的行动从长远来看是否会有回报，不按照现实常识的要求来衡量我们的行动，接受这样一种可能性：我们的行动可能不会产生任何对我们或他人而言可见的结果。实际上，我们将在又一种意义上接受一种无限的（infinite）责任——一种超越一切实用的、有限的考量而落在我们身上的责任，它以一种本身就有价值的善为目标——这种善也许只在我们的意图之中、只在我们的正义感之中才可见，而没有这种正义感，一切行动的价值都将消失。[^f10-124] 这种伦理——一种处于极端境地（in extremis）的伦理——几乎能够经受任何情况。在灾难之中，在实用的行动可能令我们失望之处，在悲伤本身也必然搁浅之处，当日常生活与人类情感的一切熟悉情景都衰朽之时，我们仍然能够为了正义本身而实行正义。如果我们按照这些条件行动，我们就接受了一个没有救赎的世界，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救赎；放弃对任何超验解决办法的诉求，我们也同样把自己从一段纯粹物质的历史中解放出来，转而发现我们有能力超越一切计算去实行正义。从某种观点来看，这种正义的模式所施行的似乎是一种无法疗愈的关怀、一种无法解放的政治、一种无法实现的希望。然而事实上，如果我们采取一种我们无法知晓其益处的行动，把自己献给那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东西，我们就会在实行正义的行为本身之中发现一种正直，并对一种即便在废墟之中也可能持存的清明表示敬重。 看起来，任何能够采取这样一种实践的人，都会真正超越了自身利益的界限，变成了某种非人的东西。但以那种方式行动，尽管非同寻常，却并不在普通人类经验之外。今天，如果我们所爱的某个人患上了绝症，我们不会抛弃那个人；恰恰相反，我们关怀、爱那个人直至苦涩的终点。爱的目的是那个人，而不是未来。由此是否可以推断，爱在某种意义上是宗教性的，以超验的目的为目标？完全不是：爱也无视超验，除了它自身之外什么也不实现，因而构成了一种超越宗教与世俗而有所指向的行动形式，一种比其他一切都更是通过自身的行为来实现自身的行动形式。因此，无论听起来多么奇怪，由此可以推断：那些实践一种看似不可能之伦理的人，是在另一种尺度上施行这种爱的一个版本。 但即便这些反思，也没有让我们直面一切挑战中最困难的那一个。如果我们发现自己身处灾难之中，我们将如何为那场灾难本身承担责任？既然它的到来要归因于人类活动，以及人类对我们的活动一直在对生物圈造成的伤害的漠然，我们就不得不迈出最后的、无法承受的一步：接受那一失败本身的重担。 有些人可能会为了避免迈出这一步而几乎不惜一切。毕竟，他们可能会说，我们已经尽了一切努力来拯救环境，在自己的生活中减少我们造成的伤害，多年来一直为促成必要的行动而斗争。毫无疑问，对某些人来说，这样的抗议也许是真实的。然而，我们当中没有人能够宣称自己无辜；我们这些身处发达社会的人，全都牵连于现代工业文化所造成的伤害之中。我们对气候变化的知识本身，就依赖于当代科学家进行研究时可资利用的技术基础设施；我们谈论它、组织反对它的行动主义的能力本身，就依赖于现代出版业、通信技术和各种流动方式。不栖居于我们所反对的那些结构之中，我们甚至无法参与一场拯救地球的运动。毫无疑问，我们这些忍受着人类所制造之恐怖的人，可能会被诱惑而沉溺于对他人的怨恨与愤怒之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这样一种姿态也许会带来苦涩的快感，甚至部分准确，但它会使我们得以回避这一事实：我们曾受益于、并参与了那些造成这种毁灭的实践。 因此，我们最好把这一失败当作我们自己的，披上失败的外衣，为那个不去做正确之事的集体决定承担责任——简言之，把不可计数的丧失作为我们自己集体历史的后果来接受。这样一步也许看起来几乎是无法设想的，因为它如此直接地指明了我们的徒劳与屈辱。然而，迈出这一步，我们将在我们能够承担自身失败之全部分量的力量之中获得某种正直，能够把那时将作为人类存在之真实轮廓而显现的东西——它终极的非人性——称作我们自己的。在那最黯淡的时刻，我们甚至将为我们对责任的尝试归于失败这一事实承担责任，把那时将显现为我们整个历史之虚无的东西归到我们名下。[^f10-125] 这里是责任的终极的、最无法承受的层面：认领灾难的任务，把它归到我们名下，作为人类把它的重担担在我们自己身上。起初，这样一步看起来也许会把我们带到自我蔑视与屈辱最遥远、最苦涩的尽头；看起来，在这里我们终于真正放弃了、崩溃了、自己也化为废墟了。但事实并非如此。在这里，我们终将超越对我们非人性的恐怖，也超越对我们所熟知的社会和生态系统之消逝的悲伤。通过为一场巨大的失败承担责任，我们将在同一个姿态中，不带怀旧、也不带谴责地接受绝对的丧失。放弃那种把人类贬斥为纯粹进化异常的诱惑，也放弃那种对我们同类某种微弱理想化的执着，我们将接受处于其全部非人性之中的人类，从而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彻底敞开的空间，能够肯定那使我们得以存在的整个过程。被困在历史的垃圾堆上，面对毫无救赎的前景，我们也许能达到一种巨大的宁静，尽管我们也许已经破碎、被毁。 于是，看来我在前四章所描述的那种困惑的、破碎的生活，最终可以通向某种更多的东西，通向一个即便在废墟之中也能重获正直的基础。那个基础不是一种新的希望，而是肯定并忍受最坏情况的能力。为了找到超越我们时代之创伤的道路，为了越过一种无尽悲伤的情景，我们可以放弃一切可能疗愈我们的东西，转而毫无保留地拥抱创伤和悲伤本身——并发现，这样做它们会微妙地改变：通过更充分地拥抱创伤，我们能够接受这个破碎的世界，而不被它萦绕和困扰；通过完全屈服于悲伤，甚至是为悲伤本身而悲伤，我们也许会发现如何放弃对复原的执着，转而在赤贫之中接受一种宁静。通过以这些以及其他方式认领灾难，我们也许能放弃那种对自身无辜感的忠诚，以及那种对我们文化之正当性的信仰——正是它们使两者的粉碎如此痛苦。通过那一过程，我们也许终将把握一个新的基础——一个如此彻底的基础，以至于在它之上我们可以忍受无论将会到来的什么。在一种残缺的幸福的另一边，我们也许会发现更为广阔的可能性，包括一种毫无限度的肯定能力，以及一种不抱回报希望地去爱的力量。 发现我们即便在废墟之中也能坚持实行正义，我们就能找到一种即便在彻底的失败之中也能幸存的伦理乐观主义的基础。我们不必恐惧——无论现在还是以后——政治的或气候的现实会取消我们履行对他人、对那些维持了我们的生命形式之责任的能力。通过把一系列潜在的伦理挑战一直推演到苦涩的终点，通过想象可能降临的最坏情况——并发现我们甚至能够带着正直从那种恐怖中幸存——我们发现了一种我们也许从不知道自己拥有的不可摧毁的伦理能动性，辨认出那些未被注意地潜藏在我们时代种种不可能之挑战中的可能性迹象，那些即便未来消失也仍将为我们所保有的力量源泉。通过与最坏情况的同一次遭遇，我们学会如何与那些回应我们时代之困境而产生的全部情感——无论多么痛苦——共处，终于克服我们文化所习以为常的那种分离。 把这些发现从这个假设的未来带回到我们自己的时刻——在这一时刻，我们尚不能确定一切行动都是徒劳的，或者未来已经彻底消失——我们也许会意识到，即便现在，我们也能够兑现我们通过这次向未来的探入而获得的能动性，并因此能够以一种出人意料的权威面对我们当下的困难。此外，以这种方式回到当下，我们就把那一未来伦理决定的意义向外扩展，使之也包括我们自己的当下。但是，今天为可能到来的灾难承担责任，我们就必然接受这样的要求：放弃对那些正导向灾难（catastrophe）的实践的任何进一步参与，并尽可能地为我们已造成的伤害作出补偿。毫无疑问，我们做到这两者的能力都受到严重限制；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过我们的生活，就造成了远比我们所希望的更多的伤害，而补偿的任务对我们的要求，远远超过我们所能达到的。我们这些一段灾难性历史的继承者，本不应把那整段历史背负在自己的背上；当我们试图这样做时，我们可能会在重负之下踉跄，这完全可以理解。我们将不得不培养新的谦卑储备、新层次的韧性、新风格的黑色喜剧来忍受下去。我们所接受的任务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然而，通过把它当作我们自己的，我们就成为我们共同历史的行动者，而不只是其继承者——即便作为行动者，我们手中必然握有一种真正可怕的力量，既能毁灭，也能拯救。在接受这项任务时，我们终于承认了无论如何都将是真实的东西：在这一关头，正如在其他任何关头都不曾有过的那样，我们的责任是无限的责任（infinite responsibility）。 当我们在日常实践方面不可避免地面临一系列广泛的决定时，那种力量在今天对我们的普通生活意味着什么？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莫过于采取我们可以采取的最具变革性、最具建设性的步骤。由于我们的任务是减少那些对生物圈造成最大物理伤害的实践，衡量我们实行正义之意愿的终极尺度，就不是心灵的纯洁或精神的强度，而是我们行动的实际的、可测量的效果。然而，要实现那些具体的结果，需要一种真正的伦理承诺。结果，我们今天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看似悖论的境地：当我们极其严格地计算我们究竟能做些什么才能在我们的日常实践中产生最大的改变——并尽我们所能地贯彻那一计算——之时，我们才最好地接受了一种不可计算的责任。简言之，我们必须培育的不是别的，正是一种*无限责任的实用主义*，一种在发现和实施挽救未来的最精妙构想方面有着无尽智谋的实用主义。我现在就转向那项任务。 ## 注释 [^f10-114]: 关于近来一次未能制止种族灭绝的令人痛心的讨论，参见 Roméo Dallaire and Brent Beardsley, *Shake Hands with the Devil: The Failure of Humanity in Rwanda* (New York: Carroll & Graf, 2004)。 [^f10-115]: Library of Congress, Bill Summary and Status, 105th Congress (1997–1998), S. Res 98, http://thomas.loc.gov/cgi-bin/bdquery/z?d105:S.RES.98:. [^f10-116]: Al Gore, *Our Choice: A Plan to Solve the Climate Crisis* (Emmaus, Pennsylvania: Rodale, 2009)。 [^f10-117]: 关于无限的责任的经典讨论，参见 Emmanuel Levinas, *Totality and Infinity: An Essay on Exteriority*,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69)，尤其是 220–247；以及 Levinas, *Otherwise Than Being: Beyond Essence*, translated by Alphonso Lingis (Pittsburgh: Duquesne University Press, 1998)，尤其是 131–162。关于近来就类似主题——就其与我们当前伦理和政治困境的关联而言——所作的沉思，参见 Simon Critchley, *Infinitely Demanding: Ethics of Commitment, Politics of Resistance* (New York: Verso, 2007)。 [^f10-118]: Jared Diamond, *Collapse: How Societies Choose to Fail or Succeed* (New York: Penguin, 2006)。 [^f10-119]: Diamond, *Collapse*, 277–308。 [^f10-120]: Stephen Jay Gould, *Ever Since Darwin: Reflections in Natural History* (New York: Norton, 1977), 14；另见 38, 62。 [^f10-121]: 关于《圣经》宗教及其与我们对气候变化之回应的相关性的进一步思考，参见第十二章。 [^f10-122]: 在灾难之中，人们可能展现出惊人的慷慨能力；参见 Rebecca Solnit, *A Paradise Built in Hell: The Extraordinary Communities that Arise in Disaster* (New York: Penguin, 2009)。但如果气候变化变得真正严重，它将构成一场持续不断、没有尽头的灾难，与索尔尼特（Solnit）所描述的那些具体的、局部的事件形成对照，从而把人类的慷慨能力拉伸到远得多的程度。 [^f10-123]: 关于为环境毁坏与丧失而悲伤的讨论，参见 Phyllis Whindle, "The Ecology of Grief," in *Ecopsychology: Restoring the Earth, Healing the Mind*, edited by Thomas Roszak, Mary Gomes, and Allen Kanner (New York: Sierra Club Books, 1995), 136–149；Kristine Kevorkian, "Environmental Grief," *Ecology Global Network*, February 15, 2012, http://www.ecology.com/2012/02/15/environmental-grief/；以及 Marie Eaton, "Environmental Trauma and Grief," Curriculum for the Bioregion Initiative, Science Education Resource Center at Carleton College, August 2012, http://serc.carleton.edu/bioregion/sustain_contemp_lc/essays/67207.html。 [^f10-124]: 关于近来批判理论中的相关论证，参见 Jacques Derrida, *The Gift of Death*, second edition, and *Literature in Secret*, translated by David Will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8), 82–116；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Žižek）、埃里克·L. 桑特纳（Eric L. Santner）和肯尼思·莱因哈德（Kenneth Reinhard）收录于 *The Neighbor: Three Inquiries in Political Theology*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6) 中的文章；以及 Simon Critchley, *Infinitely Demanding*。这些讨论强调超越一切功过或回报之考虑去爱他人的要求，但它们没有考虑气候变化所提出的前所未有的伦理挑战，包括即便没有未来也要实行正义的挑战。关于为回应气候变化而扩展德里达（Derrida）思想的必要性，参见 Tom Cohen, "Anecographics: Climate Change and 'Late' Deconstruction," in *Impasses of the Post-Global: Theory in the Era of Climate Change*, volume 2, edited by Henry Sussman (MPublishing, University of Michigan Library; Open Humanities Press, 2012), http://quod.lib.umich.edu/o/ohp/10803281.0001.001/1:3/--impasses-of-the-post-global-theory-in-the-era-of-climate?rgn=div1;view=fulltext。 [^f10-125]: 比较以下两处论述：一是主体如何能够为事态（state of things）承担责任，从而把实体转化为主体，见 Slavoj Žižek, *The Sublime Object of Ideology* (New York: Verso, 1989), 217；二是通过穿越维持自身存在的基本幻想，"主体接受其[原文如此]不存在的空无"（"the subject accepts the void of his [sic] nonexistence"），见 Žižek, *The Ticklish Subject: The Absent Centre of Political Ontology* (New York: Verso, 1999), 281。 # 第十章 作出补偿：抵消你的生活 如果像我刚才所提出的那样，承担灾难也就意味着承担补偿（reparation）的要求——即便补偿是不可能的——那么，我们挺过这个时代缓慢恐怖的方式，并不能免除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正义的任务。恰恰相反，鉴于我们如今揽到自己账上的这场灾难规模之巨，这一任务也同样变得巨大。于是，我们所有务实的行动都因此成为一种补偿的微小标志，而这种补偿我们永远不会、也永远不可能完成；这项任务就像它所要修补的灾难一样不可计量。 但是，如果我们决心在日常生活中践行正义，我们立刻就会面对一连串来自自己或他人的怀疑性回应。面对如此巨大的危机，我们作为个人又能做什么呢？与针对气候变化关键成因的国家和国际协同措施相比，个人行动能起的作用微乎其微。但这其实并不构成对一种更新了的伦理的反驳；它毋宁说是对我们首要的、压倒一切的、最紧迫的任务的描述：为一场生态革命而奋力斗争。与之相比，我们可能采取的所有其他行动都黯然失色。当我们的政治制度为必要的变革设置障碍时，我们应当变得更有创造力，改变策略，并尝试从新的角度着手这个问题。如果我们再次失败，就应当以更进一步的努力坚持下去。任何事情都不应使我们畏缩。 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不必做任何事来改变自己的行为。如果我们要无论发生什么都践行正义，就必须决心尽己所能地带来改变。如果显然我们仍然身陷一个拒绝改变其方式的社会之中，这样做可能很困难。然而我们不能把这一事实当作借口。正如我在前文所问的：一个奴隶主拒绝解放他的"财产"，借口是他这样做本身并不能解放所有奴隶，我们对他会有多宽容？一个生活在纳粹德国的女人辩解说，她之所以配合灭绝体制，是因为她一己之力无法终结它，我们又会在多大程度上接受这种辩解？如果我们不太可能放过这样的人，那我们就必然相信，人们应当不顾成败地践行正义，即使面对贫困、惩罚或死亡也是如此。既然以对环境负责的方式生活在今天不会给我们招致任何此类威胁，我们的借口就更少了；我们在那些其他情形中所用的标准，使我们对自己当前行为的判断相当清楚。 我们也许会犹豫，不愿比现在走得更远，因为我们并不相信这样做是必要的，或有多大帮助。比如，我们可能会得出结论说，从统计上讲，我们的个人行动对整体局势只会有微不足道的影响。但即使这种行动在统计上无足轻重，它仍然是必要的。我们寻常的道德罗盘就是这样告诉我们的。如果我们中有人杀死了自己憎恨的某个人，从统计上讲，我们只是让人口减少了几乎无穷小的数量。同样，如果我们闯入别人家中偷走一件觊觎已久的东西，我们对国民生产总值几乎毫无损害。然而我们拒绝做这样的事，是有充分理由的。环境伦理也是如此：仅仅因为一辆油老虎只是路上数百万辆车中的一辆，就以为开它是可以接受的，这种想法很愚蠢。如果我们正在毁灭生物圈，那么我们就是在毁灭它——统计数字不是借口。 其他因素也可能进入我们的考虑。即使改变我们社会的集体努力软弱无力或迟迟不来，个人行动仍然至少能带来最低限度的改变。首先，它将有助于实现我们所要求的那种社会的某个方面，哪怕只是小规模地实现。其次，它将使我们摆脱某种虚伪，帮助我们弥合我们的要求与我们实际生活方式之间的差距。最后，如果我们之中有足够多的人行动起来，并鼓励他人也这样做，我们或许能共同为一场范围广得多的变革积聚势头。 这样的考虑也许已经促使我们做了大量事情。已有数以百万计的人懂得，我们应当用可再生能源取代化石燃料（fossil fuels），依靠节能的交通方式，在家中节约能源，减少消费，尽可能地重复使用和回收利用，购买本地的有机食品，并将废弃物堆肥。在过去大约四十年里，这些做法逐渐成为发达社会中——至少在许多地方——为人熟知的一部分，如今对我们许多人来说听上去已是基本常识。 但是，由于即便到现在，美国普通公民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足迹仍然远远高于世界其他地方的人们，在这个国家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此外，正如我在第五章所提出的，即使全人类很快转向可再生能源，我们在地球表面留下的印迹仍将是巨大的，部分原因在于全球人口规模之庞大。 为了应对这些挑战，我们必须比已经做到的走得更远得多。我们也许将被迫审视自己根本不愿去想的某些习惯或假设，不仅在公共领域、也在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去处理严重的困难。如果我们要透过未来的眼睛看待我们自己的时刻，我们也许就不得不忍受私人生活中几乎难以承受的变化，去做起初看来不可能的事。我们的困境迫使我们在每一个层面上——政治的与文化的、社会的与伦理的、集体的与个人的——走向激进的思考与行动。它要求我们在每一个领域都触及根本，包括在我们自己的个人生活中。 归根结底，我们没有任何正当理由迟疑于把一种务实的环境伦理应用于我们自己的生活。拒绝这样做经不起仔细推敲。依照这样一种伦理生活绝非易事；我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来自自身仍困于我们文化之熟悉习惯的那一部分的抵抗。结果，我们可能会受到诱惑，只在最方便的时候、在它对我们生活的侵扰最小的时候才改变自己的做法。我们可能会试图把安逸与责任结合起来，把现有习惯与新方式掺和在一起，仿佛把生活稍微改变一点就足够了。最危险的是，我们可能会同未来讨价还价，放弃那些危害相对较小的做法，以便保留那些危害大得多的做法。摒弃我们文化中的灾难性习惯，可能会出人意料地困难。最艰难也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克服这种抵抗，尤其是针对那些我们最依赖的、真正具有破坏性的做法。在这一点上，我们应当尽可能少地妥协。 因此，在本章中我将聚焦于一个有害活动的例子——乘飞机旅行——来考察它造成了多大的危害、我们为什么可能抗拒放弃它，以及在我们生活的实际限度之内我们最好能采取哪些步骤。把这一个例子想透，或许能为我们提供一个模板，说明我们可以如何面对其他破坏性的做法。既然航空旅行最终会引出是否依靠碳抵消（carbon offsets）来补偿我们的飞行这一问题，我们也可以顺带探讨，这些抵消能否在更广的范围内起作用，它们是否可能成为应对我们所造成的一切危害的有用策略。简言之，本章将尝试勾勒出一种应对我们时代主要伦理挑战的实际途径。 在大多数关于我们如何转向一种新能源经济的讨论中，话题最终都会转到航空旅行上。在温室气体使用的几乎所有其他领域，我们都能设想向替代能源的过渡，并能开始朝那个方向迈出合理的步伐。但航空旅行不行。正如戴维·麦凯（David MacKay）所指出的，"飞机已经几乎达到了它们可能达到的最高能效"。[^f11-126]然而乘飞机对大气有着巨大的负面影响。乔治·蒙比奥（George Monbiot）在一段有代表性且格外清晰的讨论中，援引（英国）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Environmental Pollution）的研究写道："每乘客英里的碳排放（emissions），'对于一架满载巡航的客机而言，与一辆载有三四人的乘用车相当'。"到目前为止还好。但正如蒙比奥接着指出的，"英国汽车的年平均行驶里程为9,200英里，而乘飞机我们一天就能超过这个数字。"飞机是如此高效的旅行方式——它们使我们能如此迅速地跨越如此遥远的距离——以至于我们忘记了把我们运送到那么远需要多少能量。如果某一航空英里的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看起来并不算大，那么把全程距离考虑进来，这个足迹就会迅速膨胀。 但这还远不是全部。蒙比奥继续说，乘飞机旅行的影响"并不局限于它们产生的碳"。飞机排放许多不同的微粒，它们的效应各不相同。因此，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估计，总体影响"是单独二氧化碳增温效应的2.7倍"，这主要是由于喷气发动机排出的水汽与对流层中的空气混合，形成了我们从远处地面上就能看到的凝结尾迹。"这意味着，亚音速飞机如果满座，每乘客英里造成的总增温大致与汽车相同。"[^f11-127] 把这种分析落实到我们自己的生活中，可能会令人相当清醒。假设你开一辆省油的车，做回收，生活得很负责——只是每年乘一次横贯全国的往返航班。根据一个有代表性的碳足迹计算器——terrapass.com上的那个——驾驶一辆每加仑跑四十英里的车一年行驶12,000英里，估计会向大气排放5,869磅二氧化碳——略低于三吨。相比之下，从波士顿到旧金山的一次往返航班，每个方向中途经停一次，每位乘客排放2,553磅二氧化碳。但如果把这个数字乘以2.7以反映该航班对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的全部影响，其净效应约为6,893磅——比那辆车开一整年的碳足迹还多出半吨。[^f11-128] 那么，乘短途螺旋桨飞机会不会更好些呢？事实证明，后者效率低下，因为它们要把更大比例的燃料用于升空。到达这样近的目的地，使用其他交通方式要好得多；蒙比奥自己的估算表明，开车走这段距离（按英国平均每车载1.56名乘客计）效率约为两倍，乘火车效率高出十倍以上，乘长途汽车效率高出约十五倍。[^f11-129] 飞机难道不能使用可再生能源吗？目前还不能。乙醇和其他生物燃料在对流层的极低温度下燃烧不佳，而一架以氢为燃料的飞机对全球变暖的贡献将是今天喷气式飞机的十三倍。[^f11-130]生物燃料公司阿米瑞斯（Amyris）已经研制出一种适合实际使用的可再生航空燃料，目前正在测试，准备在几年后推出。[^f11-131]但它能否以足够低廉的成本、以适当的规模生产出来，而又不对现有生态系统造成过大的破坏，是值得怀疑的。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们今天乘坐的这类飞机，还没有可用的替代品。 诸如此类的事实让我们当中相当多的人彻底沮丧。那些远离家人或朋友生活的人，那些职业几乎要求我们乘飞机四处奔走的人，或者那些只是热爱探索世界的人，几乎宁可做任何事也不愿放弃航空旅行。我们甚至可能把这个念头本身视为一种对个人的冒犯。但正是这一事实使这个例子如此有力、如此富有教益。生物圈（biosphere）其实并不怎么在乎我们的感受；现实就是现实，我们必须承受它。 我们的第一反应也许是，我们干脆就不该再乘飞机旅行了。对我们许多人来说，这无疑是最好的选择。我们也许足够幸运，或者足够聪明，住在所有我们想见的人附近。我们其余的大多数人应当能够通过电话、互联网视频连线或视频会议与家人或同事相聚。如果我们确实需要出行，也许可以乘长途汽车或火车。事实上，鉴于航空旅行所造成的危害，我们应当把这设为我们的默认反应：我们应当下定决心尽可能少地乘飞机，把它视为一种有害的行为，只有在别无选择时才去做。 但对于我们中的数百万人来说，采取这样的反应似乎要求过高。因此，这场讨论最关键的部分出现在我们必须在航空旅行的危害与它在我们生活中看似必要的位置之间作出裁断的时候。在这里停下来，思考一系列出行动机，并为每一种动机设想一个合理的回应，可能是有益的。 我们许多人把航空旅行当作休息放松的方式。全家度假、周末出游、隆冬时节去看阳光的旅行，这些该怎么办？在夏威夷的那一周，或去加勒比度假胜地的那趟旅行又如何？这些出行令人愉快，却几乎没有必要，尤其是在气候危机之中；我们明智的做法是完全放弃它们。在这方面改变我们的习惯并不容易。它将改变我们与"远离一切"这一观念本身的关系；我们将不得不重新思考我们的这种感觉：生物圈的存在部分是为了帮助我们享受闲暇时光。 减少航空旅行还会引出若干更棘手的问题。学生是否应当申请最好的大学，无论它们在哪里；工人是否应当迁往有好工作的任何地方；老年人是否应当退休后搬到亚利桑那或佛罗里达——如果这样做意味着有人必须乘飞机去参加感恩节和圣诞节的家庭团聚，甚至暑假的团聚？什么必须让步：一方面是个人的抱负与满足、家庭的观念以及退休生活的乐趣，另一方面是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威胁？如果我们对生物圈的存续还有一丝在乎，那么从长远来看答案是清楚的：我们必须学会成为一个流动性低得多的社会，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只要我们四处安家，或不断远赴天涯海角，就会有什么美妙的事情降临到我们身上。然而，由于我们在自己的生活中继承了那种流动性的后果，我们可能会发现自己与家人相隔遥远，也许是永久性的。 也许一个好的折中办法是，诚实面对我们能做什么，也诚实面对我们不能放弃什么；也许我们应当接受已经发生的事情——比如我们搬到了远离家人的地方——并因此接受偶尔乘飞机去探望他们。但这样的理由不能永远为我们所用。随着时间推移，我们应当尽可能采取措施，与我们所爱的人重聚，并找到更加本地化、更加安定的生活方式。采纳一种环境伦理将不可避免地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那种试图把距离与亲密结合起来的不切实际的尝试。 类似的压力在别处也比比皆是。各种职业的成员是否应当参加旨在让他们了解本领域发展动态的年会？如果不面对面会面，他们能把信息分享得多好？为了报道时事，记者飞往国内外的目的地，以便亲眼观察事态发展。事态必须紧急到什么程度，才能证明如此巨大的环境足迹是正当的？销售人员、顾问、商人、董事会成员和高管——这只是部分列举——是这个国家最频繁的飞行者之一；他们要如何开展业务？ 只要这些职业想当然地认为飞行应当是例行公事，认为它必须在一年中部分地成为一项频繁的活动，它们就已经接受了一种实际上等于对生物圈的持续虐待的东西。认为如此有害的行为应当是寻常之事的这一假设必须抛弃。因此，这些职业必须非常迅速地演变为另一种形式，转而依靠视频会议等替代性的联系方式来处理日常业务。如果这些领域中的人在今后几年里协同努力，这样的变化实际上是可行的。但要求绝对禁止面对面的接触可能走得太远，并引发对这整个努力的反弹。在这里，人们同样可以基于最紧迫的需要或最有成效的会面，为偶尔的飞行辩护。 当我们思考自己在国际社会中的位置时，还会出现更多的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前往其他国家、学习它们的语言、参与它们的文化传统，我们又如何打破狭隘封闭的眼界？艺术家、表演者、电影人、音乐家、厨师、文化评论家以及时尚界人士，如果不接触其他地方的文化，就无法保持在前沿。如果他们出行减少，如果相互影响以另一种方式发生，我们会欢迎其结果吗？外交官、非政府组织的工作人员和援助团体的雇员频繁地在世界各地奔波，但极具讽刺意味的是，他们这样做的同时也在助长对这个星球的伤害。他们要如何在不依靠航空旅行的情况下开展工作？ 贸易关系全球化的后果同样攸关。国家之间流动的商品数量不断增加——尤其是通过海运——这不可避免地伴随着国际航空旅行的增加，至少是为了支持双边商务安排。全球化也体现在各种各样的文化交流之中。如今，住在大镇或小城市的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能吃到不错的法国菜和意大利菜，有一家不错的墨西哥馆子、好吃的中国菜、一家寿司店、泰国菜和印度菜，或许还有一家西班牙小吃（tapas）馆。在任何大城市，我们也理所当然地认为能体验到某种真正的多元文化——那里会有规模可观的族裔或文化社群融入其中。在过去几十年里，美国邀请技能高超或受过高等教育的移民进入其社会，造成了来自世界许多国家的人口流入——这些移民可能希望时常乘飞机返回故乡。所有这些贸易关系、文化接触和家庭纽带，都依赖于一种对生物圈造成巨大而持续危害的出行方式。有没有可能在不造成进一步危害的情况下，维持类似这样的对世界的开放？ 无论我们多么珍视全球化的这些文化益处，以及从狭隘封闭的态度向更具世界主义的态度的逐渐转变，我们都不能把这些益处置于生物圈存续之上而给予绝对优先。把这个星球变成一个多元文化的灰烬堆，对人类并无益处。在我们力所能及的范围内，我们应当在大幅减少国际航班数量的同时，维系与这些国际交流相关的活力与创造力。而且，由于这些航班的碳足迹惊人——它们对生物圈的破坏超过其他任何航班——我们必须考虑尽可能地削减它们。然而，如果我们这样做，就不可避免地要放弃我们已经习惯依赖的全球化的许多方面——包括商品与时尚的便捷交流。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的文化和经济、我们对多元文化接触的感受，都将不得不演变。因此，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最终可能会像上面那些折中一样，接受为真正紧迫的目的而偶尔出行，但在其他情况下把这个星球的存续放在首位。 到目前为止情况看起来如何？在最宏观的层面上，我们可以向政府施压，要求采纳我在本书前面描述过的那种温室气体"返还税"（untax）。化石燃料价格的上涨将提高航空旅行的价格，并可能促使我们所有人——无论我们对气候危机的认识如何——改变我们的日常做法。如有必要，我们还应当思考如何改变我们的职业所视为理所当然的态度。工作者可以坚持要求雇主允许他们以视像方式而非亲身出行，或者找到其他可行的飞行替代方案。我们都可以开始创造性地思考，我们可以如何会面、交换信息、与同行社交，以及建立切实可行的联系。如果我们的社会采取真正的行动，所有这些变化都将是必要的；我们不妨在为时已晚之前，就着手开始那场大规模的文化转变。 此外，如果我上面概述的那些折中听起来合理，我们就可以决心只在特定场合乘飞机，把一年中的航班数量减少到一次或更少，一生中减少到寥寥几次：为了出国留学，为了回到祖辈的故土，或者为了去几个特定的、向往已久的目的地看看。航班数量的这种大幅削减，理所当然地可能激励我们充分利用每一次飞行，让那些航空里程尽可能物有所值。如果生活条件允许，比如说，我们可以在目的地停留几周甚至几个月，从而大大减少这次出行每天的气候影响。 无论我们飞往何处，都可以考虑这样一些研究：它们表明，如果我们在飞机的凝结尾迹能把阳光反射回太空的时候飞行——也就是在白天，以及在一年中相对明亮的季节——就可以减少航空旅行对环境的影响。（一项研究表明，在英国东南部，12月至2月的飞行只占全年航班总数的四分之一，却造成了凝结尾迹全年增温效应的一半；夜间飞行约占那里总数的五分之一，却造成了60%至80%的效应。）然而，由于凝结尾迹可能只构成飞行对大气总体影响的一部分，采取这一步骤可能只有部分的益处。[^f11-132] 尽管这些折中看起来也许合情合理，但这种程度的飞行仍然会助长气候变化。因此，我迄今勾勒的方法仍然不够。于是，另一个关键要素就是为每一次这样的飞行购买碳抵消的机会——也就是向那些把钱用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项目的组织捐款。出人意料的是，这样的抵消相当便宜：你可以通过一个可信且经过认证的组织，以每吨约12至15美元的价格抵消二氧化碳排放。然而，负责任地这样做需要做一点研究。要使这样的抵消有效，它们所资助的努力必须是原本不会发生的，不能只是把有害活动转移到另一个地点，也不能是已经在现有某项环境政策下被计算在内的。此外，这样的抵消应当支持那些在当下真正产生作用的干预措施。比如，如果你资助植树项目，这些树可能要过许多年才开始从大气中吸收二氧化碳；而且正如我在前面几章中提到的，许多森林已经在气候变化的压力下变得干枯、腐朽，因而濒临排放的二氧化碳多于吸收的二氧化碳。因此，资助那些选择其他策略的项目要明智得多，比如减少为生火做饭而燃烧木柴或木炭的项目，或者帮助建设其电力会被当地消费者实际使用的可再生能源电厂的项目。（顺便说一句，那些做饭的炉火通常会产生大量黑碳，研究人员最近发现，黑碳的危害可能远比先前认为的严重；因此，资助减少这种危害的努力，可能比我们所知的有益得多。[^f11-133]）幸运的是，已经有人就所有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研究，并把结果公布在网上，同时附有那些其努力似乎最有成效的碳抵消公司的链接。[^f11-134] 如果我们只是偶尔出行，并在出行时购买抵消，我们就会在减少自己总体碳足迹方面大有进展，并在很大程度上履行补偿的要求。更重要的是，通过购买抵消，我们将以自己微小的方式为国际社会若愿意便可全面资助的那些努力作出贡献；实际上，我们将开始促成我们所要求的生态革命。通过这样生活，我们将宣示我们对那场革命的承诺，从而开始兑现我们的选择——为如今在我们周围展开的生态灾难承担责任。 然而，抵消的一个问题在于，它们如此便宜、如此容易购买，以至于可能变得过于方便。如果一个人负担得起那点微小的成本，为什么不干脆随心所欲地继续飞行，再把一切都抵消掉呢？这样的策略当然比不购买抵消就飞行要好；至少它有助于抵销一个人出行的危害。但抵消的目的是补偿那些我们无法消除的排放，而不是让我们得以随心所欲地出行。否则，它就变成了一种让人们继续过奢侈生活的手段，仿佛只要他们买到一种自己没有造成任何危害的感觉，他们就可以随心所欲地造成危害。 抵消之所以在这方面有其局限，是因为我们的最终目标既是减少我们自己可能造成的排放，也是帮助减少别处的排放，以实现远远超出抵消所能达到的总减排量。虽然资助减少环境危害的项目大有益处，但我们的最终目的是在这样做的同时，也减少我们直接造成的危害。因此，我们的最终目标必须是消除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全部贡献，同时使世界其他地区的人们也能做到这一点。 这些考虑促使一些人全盘否定抵消。按照这种逻辑，如果我们可能滥用抵消来为危害生物圈开脱，那么我们就应当完全避免它们。但提出这一观点的人几乎无一例外仍在乘飞机旅行；因此，他们通过排斥抵消所标榜的美德是虚幻的。避免使用抵消的唯一负责任的方式，是从一开始就消除自己的碳足迹。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应当认真对待这种对依赖抵消的迟疑。归根结底，只有当我们把抵消视为帮助我们建立不造成直接危害的新做法的工具时，它们才会对我们有价值。如果我们决定使用抵消，就必须决心在我们行动的过渡过程中节制地使用它们——以便最终我们把航空旅行减少到根本不再需要那些抵消的程度。把抵消视为一种过渡性策略，可能是我们最好的选择。 这只是我们在气候变化时代可以如何转变习惯的一个例子。它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我们所有活动的一种变革？我们如何以它为基础，重新思考整个模式？ 把这个例子的许多方面应用于其他例子，应该不会太难。为碳足迹设定一个低门槛，理清我们是否应当作出任何例外，并审慎地抵消这些例外——同时把这些抵消视为一种临时措施——将使我们能够负责任地减少自己的总体碳足迹。 但既然如此，这个例子就告诉我们，我们应当开始抵消我们碳足迹的每一个方面，实际上就是彻底地抵消我们的生活。由于抵消相对便宜，我们大多数人都负担得起每年计算我们所有的温室气体排放并为之作出补偿。由于我们大多数人使用的能源大致与收入成正比，由此可见，我们当中钱较多的大多数人能够负担更多的抵消，而那些最负担不起的人需要购买的也最少。当然，即便如此，对某些人来说它们可能还是太贵了。尽管如此，如果我们所有人都尽力而为，而我们当中所有负担得起的人都抵消自己的生活，那么即使没有政府行动，我们也会为生物圈带来真正的改变。而且，由于我们会把这一做法与一种先行的、系统性的、尽可能减少碳足迹的尝试联系起来，我们在消除我们对这个星球所造成的危害方面会走得更远。 通过采取这些步骤，我们将履行我们作出补偿的承诺。事实上，这种补偿既会体现在我们自己生活中大大减少的危害上，也会体现在我们将在此地和别处促成的积极变革上。随着世界各地的人们转向危害较小的做法，随着可再生能源电厂投入运行，对地球之危害的某种形式的消解——无论多么有限——将会发生。 但既然如此，为什么要止步于此呢？我们还应当向那些在我们所居住的地方修复生态系统、积极保护荒野、水道、湿地和野生动物保护区、并且不仅保护而且敢于修复受损景观的组织捐款。更进一步，如果购买抵消能带来如此多的益处，我们为什么不在抵消本身之外再向那些组织捐款，使它们能走得比原本远得多？如果我们的生活真正关乎补偿，我们就可以决心购买为抵消自己碳足迹所需数量的两倍甚至三倍，尽我们所能减少我们所生活的社会所造成的危害。 作出这些折中并承担这些抵消的费用，也许并非易事；起初，对许多职业中的人来说，采取这些行动可能构成严峻的挑战。但相当清楚的是，我们当前的危机要求我们改变整个生活方式。在这些具体方面，它可能会把我们远远推出舒适区，要求我们付出我们其实并不想付出的东西。然而，如果我们想应对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就必须作出这类改变。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我们就与那些无视一切证据宣称根本不存在问题的人毫无二致——甚至更糟，因为我们会变得比他们更加自相矛盾、更加虚伪。我们别无选择，只能竭尽所能。 ## 注释 [^f11-126]: MacKay, *Sustainable Energy*, 35。 [^f11-127]: George Monbiot, *Heat*, 173。皇家环境污染委员会的特别报告，参见 *The Environmental Effects of Civil Aircraft in Flight*, 2002，尤其是第3.22段，可在网上获取PDF文件。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的估计取自对1992年航空旅行温室气体影响的研究，参见其特别报告 *Aviation and the Global Atmosphere*, 1999, section 6.6.5, http://www.ipcc.ch/ipccreports/sres/aviation/index.php?idp=86。 [^f11-128]: 我是在 terrapass.com 的碳足迹计算器（Carbon Footprint Calculator）上计算出这些数字的。正如其名称所示，该计算器只提供某次航班碳排放的估算值——而非其对环境的总体影响。在这方面，它是大多数碳足迹网站的典型。这些网站的负责任使用者最好把航空旅行足迹的估算值乘以2.7。参见 http://terrapass.com/carbon-footprint-calculator-2/。 [^f11-129]: Monbiot, 180。 [^f11-130]: Monbiot, 180–82；另见 MacKay, 35–37。 [^f11-131]: 参见 Krupp and Horn, *Earth: The Sequel*, 88–89；http://www.amyris.com/。 [^f11-132]: 参见 Nicola Stuber and others, "The Importance of the Diurnal and Annual Cycle of Air Traffic for Contrail Radiative Forcing," *Nature* 441 (June 15, 2006), 864–67, doi:10.1038/nature04877。 [^f11-133]: Elisabeth Rosenthal, "Burning Fuel Particles Do More Damage to Climate Than Thought, Study Says,"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5, 2013, http://www.nytimes.com/2013/01/16/science/earth/burning-fuel-particles-do-more-damage-to-climate-than-thought-study-says.html?_r=0；以及 T. C. Bond and others, "Bounding the role of black carbon in the climate system: A scientific assessment," *Journal of Geophysical Research: Atmospheres*, 118 (June 6, 2013), 1-173, doi: 10.1002/jgrd.50171。 [^f11-134]: 开始此类研究的一个好去处见此：http://www.offsetconsumer.org/providers/。 # 第十一章 不要生育 假设有这样一个人，在所有显而易见的方面都已经格外负责——几乎不用汽油，给住宅供暖或制冷时耗能极少，做垃圾回收，诸如此类——而现在又决定迈出看似激进的一步：不再乘坐飞机。这样够了吗？大幅减少航空旅行难道不会带来巨大的改变吗？当然会。但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我们面临的挑战，无论多么必要，仍然依赖于一个对眼前任务相当狭隘的假定。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往往关注的是，我们作为个人如何能通过种种实际行动降低自己的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足迹。然而这种思路把另一个关键问题排除在视野之外——那就是，究竟要不要把更多的个体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而他们每一个人又将在一生中向大气贡献一辈子的排放（emissions）。 既然生育孩子是一种个人选择，那么生育一个孩子的决定理所当然属于一个人对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个人影响这一范畴。然而，由于我们的文化在某种意义上把这一决定视为绝对私人的事，视为个人自由的精髓本身，我们迄今为止很少审视生育本身的伦理。通常，即便是对气候变化最为严厉的评论者，也对这个问题保持沉默，或者带着恐惧与战栗去触碰它，仿佛审视生育的政治会以某种方式触犯禁忌。他们说得有道理：确实会触犯禁忌。但在这个问题上保持沉默，就使那种自称已经周全地考虑过我们个人决定对气候变化的更广泛影响的姿态沦为笑柄。是否生育孩子这一决定，其影响之巨大，几乎令其他所有决定都相形见绌；甚至可以说，它正是个人在思考今天如何过一种合乎伦理的生活时所必须面对的那个问题。 因此，当我们考虑作为个人所能做的全部事情时，就不能满足于我在上一章中概述的那些选项。我们还必须审视生育孩子的问题，因为对于我们如何才能最好地作出补偿（reparation）这一问题，任何严肃的审视都必须以它为核心。 哪怕只是最粗略的思考，也会告诉我们，生育一个孩子必定对一个人在气候变化中的份额产生多么巨大的影响。如果你生了一个孩子，你就向生物圈（biosphere）增添了又一个完整的一生的温室气体排放。你基本上可以假定，你的孩子对环境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会复制你自己的影响，或者复制你在那个孩子一生的时间跨度内假设会产生的影响。那么，至少，你将使自己的印记增加一半（因为你和你的伴侣共同承担孕育这个孩子的责任）。但由于这个孩子很可能还会有更多的孩子，而那些孩子又可能再有孩子，这个印记很可能还要大得多。保罗·默托（Paul Murtaugh）和迈克尔·施拉克斯（Michael Schlax）在 2005 年发表的一篇论文中，依据他们所谓的"恒定情景"（constant scenario）——即假定父母个人的温室气体排放率会在其子女身上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作出估算：一位美国女性（出于技术性的统计原因，他们关注的是女性而非男性）如果驾驶一辆更省油的汽车、减少每周的驾驶里程、安装节能窗户、使用低能耗灯泡、安装节能冰箱并做垃圾回收，那么按照当年的排放平均值，她一生中大约能使 486 公吨二氧化碳免于进入大气；而一位少生一个孩子的女性，一生中将节省 9,441 吨。如果排放率在孩子一生中上升或下降，情况就会发生剧烈变化。但这一估算相当公允地呈现了今天一位潜在父母所面临的伦理选择。值得强调这些研究者的发现：一位有两个孩子的美国女性向大气中增添的二氧化碳，将"近 40 倍"于她通过环保行动可能节省的量。[^f12-135] 所有这些，都出自对个人环境足迹相当直截了当的考察。但如果我们再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即人类作为整体如今已大大超出这个星球的承载能力，那么不生育的理由就更加充分了。正如我在前面一章中所论证的，如果我们设法以足够大、足以产生影响的规模转向可再生能源，我们将在陆地和海洋上大大扩展我们能源基础设施的存在。其结果是，这一行动将使人类数量的严重过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呈现在我们眼前。在可预见的未来复制我们当前的人口数量——即便是人口零增长——也不过是把这种破坏模式传给后代（future generations），而他们妥善解决这一问题的选择将要少得多。如果我们希望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形式繁荣兴旺，就必须尽快减少我们的数量。唯一人道的做法就是降低我们的出生率。 其含义确凿无疑：一个希望阻止严重气候变化的人不应该生育孩子。毫无疑问，这样说触犯了我们文化中最强烈的禁忌之一。但正因为如此，就更有必要把不可言说之事说出来，反复地说，并且现在就说。如果我们想要有哪怕最微小的机会减少我们的文化对环境造成的损害，就应当从造成危害最大的那项活动开始，而毫无疑问，就是这一项。 我坦率承认，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仅仅是想到这个念头就已极其痛苦。我们不应生育和抚养孩子这一想法，与我们关于"正常"生活可能持有的一系列假定相抵触。尽管美国社会不再那么公开地反对保持单身或不育子女的人，并且日益宽容各种非传统家庭，包括由男同性恋和女同性恋伴侣组成的家庭，人们仍然会说"结婚并组建家庭"（getting married and starting a family），仿佛所说的这些人本身并不构成一个家庭，而只有在生育或收养一个孩子时才"组建"一个家庭。我们的社会还往往认为，这种意义上的组建家庭是成熟的标志，表明一个参与其中的成年人正在变得负责。此外，我们还理所当然地认为，父母在某种程度上比没有孩子的成年人更有爱心、更无私，更可能关心未来的世代，因而对人类的命运更有回应。许多人所感受到的生育孩子的欲望，又强化了所有这些假定。这种欲望可能让人觉得如此自然、如此不言自明，以至于他们可能会以为其他人也有同样的感受，并以为人们普遍应当有权满足这种欲望。不用说，这种欲望往往如此深切，足以界定整整一生。 然而，生育的环境后果应当促使我们颠倒这些假定，无论这样做看起来多么困难、几乎多么不可想象。我们需要重新界定我们的家庭观念，使"组建家庭"这个说法本身获得新的含义。我们应当设想这样一种可能性：不生育比把更多的人带到世上更有爱心、更负责，对他人和对人类更有爱。显然，我们不应简单地假定没有孩子的人自动就在这些方面是负责任的：贸然得出这一结论完全没有根据。但如果保持无子女是一个人减少对环境危害的更广泛努力的一部分，我们就不仅应当尊重这一决定，而且应当钦佩它。其推论同样成立：我们应当认真考虑生育孩子并非负责之举的可能性。无论一个人想要孩子的欲望多么强烈，我们都不应假定它会自动压倒其他一切考虑。 对这些问题缺乏任何严肃的讨论，这种状况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之中。例如，英美传统中主要的政治和经济理论都从理性自利（rational self-interest）的观念出发，这一假定理所当然地认为所有各方都具有成年人的身份。但这种分析并不能解释是什么首先把个人带到这个世界上。显然，自利原则包括一个人关于生育的决定，但在比如约翰·洛克（John Locke）或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理论中——他们的思想塑造了我们直到今天仍然遵循的美国传统——这种可能性并未得到明确讨论。也许孩子在成年之前不过是自己的延伸，成年之后大概就变成了一个理性的成年人（不过话说回来，洛克和斯密也没有认真考虑过女性同样是理性成年人的可能性）。这类理论从未审视一个理性的成年人究竟是否应当生育孩子，也从未思考生育如何纳入自利对整个社会所产生的后果之中。这个问题构成了整个现代政治与经济思考传统中的一个巨大盲点。 其后果在我们宪法法律相当混乱的状态中一目了然。自"罗诉韦德案"（Roe v. Wade）以来，美国人通常援引隐私权来捍卫女性堕胎的决定，或者以未出生孩子的生命权的名义来攻击这一权利。因此，我们通常最终会以个人权利的一种版本去对抗另一种版本。然而，那场辩论的措辞掩盖了一个更为诚实的讨论，即男女平等的原则是否应当压倒女性作为孩子孕育者的传统角色——现代个人主义的原则如今终于被应用于女性，它们是否比对生育的古老认可更为重要。在目前所进行的这场辩论中，现代的个人自由观念与传统规范相对峙，正如它在过去三个世纪中如此频繁地做过的那样。 但在我们的时代，那场辩论已经无可救药地过时了。鉴于气候变化施加在我们所有人身上的巨大压力，个人的抽象自由——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已出生还是未出生——都不能优先于一个根本问题，即人类作为整体是否还有任何权利为了自身目的而利用地球。这个问题的答案很简单：我们没有。但如果我们作为一个物种没有这样的权利，那么作为个人我们也没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自由——或多或少随心所欲地生育或不生育——就不再适用了。由此还可以推出，把未出生孩子的生命置于其他一切考虑之上，完全无视其对物种生命以及对整个生物圈生命的后果。对于性活跃的人来说，"支持生命"（pro-life）的立场实际上是"支持死亡"，因为它偏袒人类的繁殖，以牺牲其他一切生命形式为代价，并最终以牺牲人类生命本身为代价。今天，无论"支持选择"（pro-choice）还是"支持生命"的观点都难以令人信服。 同样的盲点也出现在关于发达世界出生率下降的讨论中。人口学家、政策制定者和新闻记者经常思考这样一个现象意味着什么：工业化国家的女性很少以足以替代当前人口的比率生育孩子。这一事实引出了诸如如何依靠日益减少的劳动力来供养日益老龄化的人口、或如何为女性生育提供新的激励之类的问题。但这场讨论的参与者很少有人提到，从生态角度来说，较低的出生率是一件好事，它可能表明一些人已经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且正在负责任地行事。[^f12-136] 我们思维中的这一盲点，甚至出现在那些据说鼓励环境责任的场合。例如，帮助你计算碳足迹（carbon footprint）的网站，会纳入各种各样的细节，诸如你汽车的油耗、你乘飞机旅行的多少、你用于住宅供暖的能源多少，但它们很少询问你是否已决定生育孩子。这一关切显然根本没有进入我们的思考，即便在环保圈子里也是如此。对这个问题的忽视自始至终、自上而下地渗透在我们的文化中。要么我们害怕提出这个问题，要么我们根本想不到它。 打破这种沉默之后会发生什么，这是一个好问题。尽管这样做无疑会很困难，但我们迫切需要根据这一新的视角重新审视我们所有的态度和理论，开始换个方式思考我们关于生育的假定。在这里，就像在其他许多领域一样，直面气候变化的后果确实要求我们修正我们共同文化中最基本的要素。我们无法预先知道这一努力可能会带来哪些新的政策、理论、法律解释或行动。我想提出，在整个这项工作中指导我们的最根本的工作假设是：不生育是我们今天所能作出的最合乎伦理的选择。举证的责任，即提供清晰而周全的理由的挑战，落在那些要采取相反做法的人身上。 由于这是一个极为庞大的话题，需要一场持久而集中的公共辩论，我在这段简短的讨论中只能触及几个主题。或许我在这里所能做的最有用的事情，是提出针对这一论证最可能出现的若干反对意见，并逐一作答。 第一个反对意见很可能是所有意见中最基本的。假设一对相爱的伴侣共同怀有生育孩子的强烈欲望；他们为什么不应该满足这一欲望呢？但我们的欲望本身能否为一个可能造成环境危害的决定提供正当理由？假设某个品味出众、收入丰厚的人希望建造一座巨大、美丽而令人赞叹的住宅——一座将有巨大碳足迹的住宅。我们认为这在伦理上是可以接受的吗？毫无疑问，生育孩子的愿望更站得住脚。但归根结底，除非潜在的父母除了欲望之外还有别的依据，否则他们仍然没有解释为什么他们的计划是合乎伦理的。 福音派基督徒和保守派犹太人（以及其他人）可能会坚持说，上帝亲自命令我们繁衍。根据《创世记》，上帝一造出人类，就对他们说："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治理这地；也要管理海里的鱼、空中的鸟和地上各样行动的活物。"[^f12-137] 实际上，上帝希望人类参与创造的过程，通过世世代代的生育来延续他的创始之举。迄今为止，人类确实极好地履行了这一命令：我们难道不是已经遍满地面、治理了一切行动之物吗？事实上，我们难道不是已经超出了地球养活我们的能力吗？我们难道不是正在治理乃至气候本身吗？我们应当径直去帮助杀死地球吗？这样做很难说是忠于一个视我们为造物之一部分、而非其毁灭之动因的命令。不假思索地繁衍，很难说是对神圣计划的公正对待。 有人可能会反对说，如果每个人都选择不生育，用不了多久人类就会走向终结。他们说得很有道理。如果这种做法真正在全人类中普及开来，并且持续足够长的时间，那么它确实会导致这个物种的终结。如果这里所概述的观念传播得足够广泛，影响到人类的很大一部分，我们显然需要作为一个物种明智地协作，在减少我们数量的同时仍然确保我们的生存。任何对一切生命的命运怀有责任感的人，都必然会以喜悦而非沮丧来迎接这种发展的前景；如果我们人类证明自己有能力为这样一个目标而合作，我们就终于表明，我们已经把握了自己在生命之网中的位置，并且能够据此行动。在那之前，个人的行动本身就会产生非常积极的影响。关键不在于让整个物种永远终止繁衍，而在于现在——在真正要紧的时刻——改变人类对生物圈的影响。 有些人提出了一个平凡得多的反对意见，认为他们想要有孩子，好在年老时照顾他们。当然，这一想法的一个问题在于，父母无法知道他们的孩子是否会住在附近，或者是否会有时间或意愿来帮忙。此外，为了个人便利而生孩子几乎没有考虑到其他人的处境，更不用说生物圈的利益了；它把自己潜在的利益置于其他所有人的生存之上。最后，也是最关键的，它理所当然地认为，首先会有一个值得操心的未来。如果每个人都以这种方式繁衍，并继续过这种生活，那么最不需要操心的就是我们退休后过得怎么样；照这样下去，生孩子将有助于摧毁我们安度晚年的机会。这些思考同样适用于美国经常被引用的一种论点，即我们需要养育孩子，以便他们能够为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联邦医疗保险（Medicare）缴费。但如果我们不愿为未来的一个版本——气候变化的后果——而烦恼，那我们又为什么要为另一个版本——我们退休后的经济支持——而操心呢？更合乎伦理的做法是，我们把全人类的利益置于自身利益之上，不生孩子，并在工作的年月里存下足够的钱来养活年老的自己。如果我们真的是自利的，那就让我们自己来完成这项工作吧。而如果我们在变老的过程中寻求个人支持，就应当在我们居住的地方建立一个由朋友和邻居组成的积极而充满爱的社群。 有生态意识的父母可能会坚持说，他们的孩子长大后会成为地球的好公民。他们会比别人用更少的能源，仔细地做垃圾回收，并尽其所能支持环保事业。这一切也许都是真的，但即使是美国负责任的成年人，对气候造成的损害仍然超过世界上其他几乎任何地方的人，远远超过生物圈所能承受的程度。即使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我们的表现仍然非常糟糕。往这个等式里再加进更多的人，于事无补。 但这些父母还有一个想法。如果他们的孩子中有一个成了天才，想出了能够拯救世界的技术发明呢？但这一理由几乎立刻就站不住脚。我们应当等待这样一项发明的想法本身，从一开始就是问题的一部分；它鼓励我们一切照旧，而让工程师们想出巧妙的方案来帮我们摆脱困境。这个计划会让我们迅速走进死胡同。此外，任何在 2015 年出生的孩子，都要到比如说 2040 年才能拿出她的发明——要防止对这个星球的严重危害，那已经太晚了。 一些潜在的父母可能会问，不生育而是收养孩子是否合乎伦理。抚养别人带到这个世界上的孩子难道不行吗？从基本原则来判断，也许可以。但由于美国夫妇越来越多地从世界各地收养孩子，而那些地方的平均碳足迹相对较小，他们实际上是在大大增加这些孩子一生对环境的影响。我们是否亲自生育了孩子，远不如我们是否在另一代人身上复制我们具有破坏性的习惯来得关键。 已经有了孩子的父母可能会反对说，这一论证归根结底是在指责他们做错了事。但这一论证根本不会导向这样的结论。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从未对这一观点有过片刻的思考；因此，我们不能假定父母是故意选择把自己的愿望置于人类未来的福祉之上。如果人们违背了一条他们并不知道的原则，他们就不应受到指责。然而，一旦他们听到了这一论证，我们也许会希望他们承担责任，至少要为他们最终的决定给出理由。但这样做与让父母因爱他们已有的孩子而感到内疚并不是一回事。 另一些人可能会评论说，选择不生育暴露出一种对人类的隐秘仇恨，一种偷偷摸摸的厌世。事实上，情况恰恰相反：那些选择不生育的人，把人类的未来利益——以及地球的生命系统——置于自私的考虑之上。这听起来难道不更像是对人类的爱吗？不过，值得停下来从字面上看待这一反对意见。比如说，如果我们爱狗，是否就意味着我们希望看到，比如说，八十亿条狗在这个星球上游荡？如果不希望，那是否就使我们成了憎恨狗的人？不太可能。 同样的回应也适用于这样一种看法，即这一伦理立场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对孩子的憎恨。这一反对意见并不比前一个更有说服力，但它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就是把一个基本问题带到了我们的注意之中。如果我们相当确定，生物圈在未来几十年里的状况会更糟，我们的社会会因此遭受巨大的苦难，下一代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将面临越来越多的困难，那么，把孩子带到这个世界上去面对所有这些挑战——还是不这样做——哪一个更负责任？为那些对此毫无发言权的人选择一种艰难的生活，是一种爱的行为吗？是把生命的馈赠（gift）给予孩子，不管他们可能面临什么困难，还是保护未出生者免受可能即将到来的灾难（disaster），哪一个更好？不用说，我们应当祝福已经与我们同在的孩子们的生命。我们应当竭尽所能帮助我们年轻的后裔茁壮成长。但在把人带到这个世界上之前就为他们选择一种艰难的生活，则完全是另一回事。事实上，不强迫未出生者接受一种艰难的生活，才远更是一种对他们的真正的爱。 那些爱孩子但选择不生育自己孩子的人又怎么样呢？他们有许多可以追求的机会：他们可以从事那些使他们能够照料婴儿、照料成长中的年轻人、照料好奇而正在学习的孩子的职业，训练他们负责任地生活和成长。这些成年人可以在孩子生病时医治他们，在他们玩耍时指导他们，并在对所有人都可能有益的情况下，让他们参与一系列成年人的活动。 毫无疑问，人们还可能以其他方式提出反对，但归根结底，几乎所有这些回应都可以归结为我在上面讨论过的第一个反对意见。我想回到这个意见，思考它一个更具攻击性的版本，这个版本或许能更清楚地揭示这场讨论的利害所在。 很好，有人可能会说。不生育对大多数人来说也许是有道理的，但我和我的伴侣受过良好教育，生活富裕，有能力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将来可能发生的任何事情的影响。如果我们想要孩子，为什么不应该要呢？（或者反过来，有人可能会说：我和我的伴侣相当贫穷，我们生活中唯一深切的喜悦，就是有机会生育和抚养孩子。既然我们别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还要剥夺我们的这份喜悦？）答案，正如我在上文所提示的，是我们的生活并不仅仅属于我们自己；我们所做的一切，要么加剧我们共同的问题，要么有助于解决它。以为我们可以在世界其余部分崩溃（collapse）的同时随心所欲，就是把自己看作一个崇高的（sublime）例外，看作享有全部特权的人物。这既是天真的——因为没有人真正是这样的例外——又是无可救药地自私的。 这样的回应最终暴露出一种为了自己的孩子而牺牲他人福祉的意愿。这种态度就潜藏在美国生活的许多方面的表层之下。美国制作的电影偶尔会利用这种感情，邀请观众把这样一种信念当作自己的信念：保护自己的孩子可以为极具威胁性的行为提供正当理由。在朱迪·福斯特（Jodie Foster）主演的《空中危机》（*Flightplan*）中，一位女性在寻找她走失的孩子时，想尽一切办法——包括放下氧气面罩、关掉她所乘飞机客舱的灯——来分散机组人员的注意力。丹泽尔·华盛顿（Denzel Washington）主演的《迫在眉梢》（*John Q*）讲述了一位非裔美国父亲闯入一家医院、要求为他的儿子做手术的故事。这两部电影都没有沦为为了攻击本身而颂扬攻击，但每一部都拥护这样一种观念：为了照顾自己的孩子而恐吓或威胁他人是可以接受的。[^f12-138] 这些电影讲述了关于美国文化的某种真相，值得赞许。它们照亮了我们政治思考中的盲点，表明我们并不怎么相信我们都会从相互自利的安排中获益这一观念。当孩子成为利害所在时，自利就变成了某种丑陋得多的东西：原来孩子是如此神圣，以至于他或她的福祉比他人的利益更重要。与孩子相比，社会关系不过是可以随风抛掷的糠秕。在日常生活中，这种态度表现为我们当中许多人愿意去买能找到的最大、最凶悍的 SUV，以保护我们的孩子免受伤害。如果我们撞了车，受苦的是对方，而不是我们。我们甚至可能以为，恰恰是通过这种确保别人先死的意愿，我们表现了对孩子的爱。但由于这样做时，我们是在为了保护我们选择带到世上的人而潜在地伤害他人，我们的态度暴露出，为了我们自己的优先事项，我们会放弃他人。更糟糕的是，这种自私的逻辑很快就会崩溃。当 SUV 的排放帮助摧毁生物圈时，消失的将不仅仅是对方的生物圈。那时又会怎样？我们可能以为，开着路上最大、最安全的车，就是在照顾自己的利益，但从长远来看，我们也在摧毁我们自己的生活以及我们孩子的生活。归根结底，这种态度暴露出一个奇怪的悖论：一种自我毁灭的自私。当我们坚持我们的抽象自由、坚持我们毁灭的权利时，我们也就是在选择毁灭我们自己和我们所爱的人。 这种总体态度在科马克·麦卡锡（Cormac McCarthy）的小说《路》（*The Road*）中采取了一种更友善、更温和的形式。[^f12-139] 这部小说暗示，一位父亲引导他的儿子穿越一个丧失了任何生命形式、除了散落在废墟般的住所里各处的罐头食品——或被杀害的人——之外别无任何食物的世界，是一项值得称赞的努力。这样一个世界不为任何生物许诺未来，然而我们却被要求去赞赏抚养这个儿子、并把他传递给一个并不存在的未来的努力。这个故事并没有像暴力的自私那样暗示，为了儿子而焚毁世界或许是可以接受的，而是暗示，即使世界已经被焚毁，我们仍然应当生育和抚养孩子。但由于那部小说中的世界永远不可能存在——因为没有其他生物，人类几乎就没有可供呼吸的氧气——它最终是我们这个世界的一个隐喻，因而鼓励我们认为，即使这个星球正在死去，我们也应当一如既往地生育孩子。在小说的世界里，这样的信念是妄想：把一个孩子引入一个死去的未来，是真正恐怖的（horrific）。在我们的世界里，这种信念的危害要大得多，因为它让我们可以安慰自己：即使我们正在助长这个星球的衰落，我们仍然是好人——因为我们在生育和照顾孩子。但在这种情况下，生孩子帮助我们回避了面对我们选择的真正伦理。《路》以它更温和的方式，同样强化了一种生态灭绝式的养育模式。 由于我们美国人如今生活在一个处处被这些观念塑造的社会中，由于即便在我们意识到这一事实之后，我们对这个星球生命的破坏性影响仍在迅速增长，我们这些希望保存一个未来的人，必须考虑采取相反的观点——一种把生物圈的利益置于我们自身愿望之上的观点。与其在一个被毁坏的世界里抚养一个心爱的孩子，我们更好的选择是根本不抚养孩子——在一个繁荣、美丽而为人所爱的星球上。听起来，这一选择的基础似乎是一种喜悦的无私，一种对他者生命的全然利他的承诺。毫无疑问，这一选择是利他的。但也只有这一选择能为我们自己保存一个未来。只有在一个繁荣的生物圈中，我们才能以我们所能想象的方式度过一生。作出别的选择也许是自私的，但它也将是自杀性的——或者至少会扼杀未来。 我承认，在为未来作出选择的同时不要孩子，这不仅仅是有点自相矛盾。毕竟，孩子一向是未来的象征本身，是即将到来之物的化身，是将要存在之物的承载者。尽管如此，今天选择不要孩子，将使那种对孩子的理解有朝一日得以回归。一旦我们真正改变了我们的文化，使我们不再理所当然地吞食地球，我们就可以恢复可持续性与生育之间古老的一致。选择不生育，将使那种最终的一致成为可能。 如果许多美国人把这种伦理当作自己的伦理，会带来怎样的文化后果？不言而喻，它几乎会全面改变我们的基本假定和实践。我们最终将经历一整套奇特的人口现实，而这些现实需要我们事先仔细考虑。对许多人来说，如果他们不能回家见到自己的孩子，就很难解释所有这些努力——所有这些辛苦的工作——是为了什么。孩子就是全部意义所在；他们以及他们所属的家，构成了对职业压力的纾解，对激烈竞争的逃避，一个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以及对某种更多东西的希望。如果是这样，他们已经在帮助我们忍受我们视为不可忍受、或至少不那么令人愉快的东西。但以别的方式思考，不再把我们的生活分割为劳动的艰辛和家庭的欢乐，真的不可能吗？我们难道不能重新想象我们的工作日，使它也能成为愉悦和欢乐的源泉吗？家庭的体验必须是私密的、封闭的、疏离的吗？还是说，它可以在与其他成年人的协作中、在不那么私密的环境中、在同样表达着对某种更多东西的希望的共同事业中找到？ 类似的问题也出现在我们对所居住社区的态度上。如果你问人们为什么住在他们所住的地方，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会解释说，他们的镇子并不那么有趣或繁荣，但那是个养孩子的好地方。这个回答说明了很多：它表明人们能够忍受他们可能渴望的城市乐趣的缺席，以便能够平静地抚养他们的孩子。但如果他们没有孩子，因而不得不更直接地面对镇上生活的现实，他们可能会要求它变成什么样子？他们可能会创造出什么样的活动和事业？整个社区可能会发生怎样的转变？ 我们的一些基本态度表明，我们只是容忍我们的工作场所和社区，而把我们真正的爱给予我们的伴侣和孩子。如果我们不再以这种方式隔离我们的生活，而是扩展我们情感的范围，会发生什么？如果我们以爱和关怀对待我们生活于其中的所有领域，把这些领域视为我们未来的承载者、我们希望的化身，会怎样？如果我们把这种关怀扩展到我们当地的生态系统，并进而扩展到生物圈本身，又会怎样？我们为什么今天还没有这样做？ 认真对待气候危机，迫使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最根本的态度。它要求我们思索那些看似不可能的事情——质疑我们赖以生活的核心忠诚。如果我们迟疑于走得那么远、质疑得那么深，就表明我们终究并不那么在乎生物圈的未来，甚至也不那么在乎我们自己的生活在二十年后会怎样。我们表明，我们认为自己的生活其实只关乎我们自己，而对未来的废墟漠不关心。我们当中大多数人都不会选择那样生活——但我们也许也并不真的希望完全抛弃那种态度。气候变化迫使我们作出选择；它潜在的严重性具有使我们的心思集中起来的力量。当它这样做时，它可能会激励我们重新思考我们文化的整个领域，重新审视家庭意味着什么，想象一种与地方的新关系，重新创造我们的工作和社区，并维系一种与生物圈的新关系。但除此之外还能怎样呢？如果我们生活的整个语境本身都已岌岌可危，那么要公正地对待它，就要求我们考虑把一切自上而下地重新创造。如果我们要开始承担我们已经在造成的灾难（disaster），并因此向生物圈作出补偿，我们所能做的就不能比这更少。 ## 注释 [^f12-135]: Paul A. Murtaugh and Michael G. Schlax, "Reproduction and the Carbon Legacies of Individuals," *Global Environmental Change* volume 19, issue 1 (February 2009): 14–20，可在线获取 PDF 文档。所引述的说法见第 18 页。作者认为，处理同时包括男性和女性的世系"在计算上代价过高"（computationally prohibitive），但由于"可归于一位女性祖先的遗传单位（两性皆有）的数量，平均而言，恰好就是从该祖先传下来的一条不间断的女性世系中所包含的女性数量"，他们对女性世系的关注将使他们能够"得出可追溯到该女性祖先的人年（男性与女性）总数的估算值"（16）。 [^f12-136]: 一个重要的例外是比尔·麦克基本（Bill McKibben），他在 *Maybe One: A Case for Smaller Families* (New York: Penguin, 1998) 中讨论了生育的生态后果。正如书名所示，麦克基本温和地建议父母考虑只生一个孩子；他并没有认真讨论一个都不生的可能性。 [^f12-137]: Genesis 1:28. *The Holy Bible: Revised Standard Edition*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Old Testament portions copyright 1952)。 [^f12-138]: *Flightplan*, directed by Robert Schwentke, 2005; *John Q*, directed by John Cassavetes, 2002。《迫在眉梢》刻意做到公平：这位父亲事先卸下了武器中的全部子弹，最终赢得了他所有"人质"的支持，表明必要时他愿意自杀以便为孩子提供心脏，在目睹这场磨难的人群——以及电视观众——眼中成为一个英雄人物，并最终因其所作所为被判服刑。在所有这些考虑之下，他所造成的伤害似乎消失了。然而事实仍然是，他确实诉诸了明显的暴力威胁来拯救他的儿子——而这部电影假定几乎每个人都会同情他。 [^f12-139]: Cormac McCarthy, *The Road* (New York: Vintage, 2006)。 # 第十二章 旋风之神 认真对待我们当前的处境，要求我们重新审视自己对日常实践、人生抉择、与他人以及与一切地上生命之关系的政治与伦理理解。它要求我们在经验的全部范围内重新想象自己所做的事和自己是谁。正如我已经指出的，它甚至要求我们认领灾难——把这场巨大的环境危机记在我们自己的账上，为正在展开的事态承担责任，并着手那项永无止境的任务：作出补偿（reparation）。 但正如我也已指出的，在迈出这最后、也最艰难的一步时，我们还必须肯定自身在那段造就了我们的行星史与生物史中的位置。要为我们正在造成的灾难承担责任，我们还必须肯定许多别的东西：我们对创造了我们的诸种力量、对我们作为其一部分的生命之网所负的债。 因此，我在前文勾勒的伦理立场，也意味着对那些最终远远超出我们自身的力量作出毫无保留的肯定——自然世界中那些如此浩瀚、狂野而暴烈、以至于我们只能以真正的谦卑臣服于它们的方面。然而，这种肯定远远越出了伦理学本身的讨论范围；它提出的问题值得单独处理，以种种两难挑战我们，而只有停下来就其本身加以思考，我们才能理解这些两难。于是，如果我们要充分领受气候变化对我们人性的全部冲击，就需要越出政治行动与伦理行动的框架，去沉思另一组传统上由神话、神学和哲学来处理的问题：最终构成我们世界的是什么力量？我们应当如何回应它们？既然我们如今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保证的世界里，也许还是一个没有我们可以生存其中的未来的世界里，我们应当讲述关于自身处境的什么样的故事？我们在宇宙中处于什么位置？ 在这一领域，一如在其他所有领域，严重气候变化几乎不可避免这一点改变了一切。曾经塑造了世界上许多文化的宗教慰藉不再成立——或者至少不再以从前的方式成立。事实上，过去二三十年间气候学的种种发现，只是使一种早已强烈的世界脆弱之感变得更加尖锐。 在十八世纪的进程中，地质学家认识到，地球的历史比他们先前所设想的要漫长得无可比拟，是寻常的物理过程在数百万年间的延续赋予了这颗行星表面如今的形态。面对这一"时间的幽暗深渊"，他们很难再鼓励受众维持关于人类在生命史中之位置的那种熟悉感。[^f13-140] 原来，巨变与大灭绝都是寻常事件；正如我将在下文讨论的，彩虹之约——上帝在其中向挪亚许诺，再也不会降下洪水毁灭他的造物——所提供的保证由此受到了质疑。此外，既然地质记录中有如此之多的部分不带任何人类痕迹，造物是否以人类为中心也就不再清楚了。这种人类脆弱之感在十九世纪进一步加强，尤其是在查尔斯·达尔文（Charles Darwin）和阿尔弗雷德·拉塞尔·华莱士（Alfred Russel Wallace）发现了一种能够驱动物种演化的核心机制——自然选择——并将这一机制推及人类之后。二十世纪又为这幅逐渐成形的图景增添了许多新要素，尤其是科学家提出了板块构造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各大陆是从一块单一的原始陆地上分裂出来并漂移到如今位置的。原来，我们脚下的大地也在移动，漂浮在地球内部熔融的炽热之上。 但这还不是全部：在最近几十年里，科学家认识到地球气候曾多么有规律地在相对寒冷与炎热之间来回翻转，为冰期和温和时代创造了条件。有时，地球几乎完全被冰雪覆盖；有时，从极地到极地都维持着温暖的气温。地球与太阳距离的变化或地轴倾角的变化，经常引起这颗行星诸动态系统的改变，产生正反馈（positive feedback）回路，随着时间推移造成大气的普遍变暖或变冷。[^f13-141] 由于所有这些一波又一波的科学探究，我们如今大致了解到地球的诸动态系统是如何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行星本身在摆动；大陆在移动；巨变来来去去；物种出现又消失；冰来访又离去。万物不停地变化。 我们这一物种的某种形态历经如此多的变化而一直生活在这颗行星上，这一事实也许能给我们希望。毕竟，如果我们已经挺过了此前几次气候大波动，那么我们似乎很可能也能承受未来几个世纪将要到来的挑战。巨大的韧性是我们古老的遗产；它之所以出现，或许恰恰是为了让我们能够应对由气候驱动的、对我们生态系统的极其迅速的转变。[^f13-142] 我们也许正是为了应对某种类似于我们在即将到来的时代所要面对的挑战而演化出来的。由于我们的智力和极强的适应能力，我们是一个难以根除的物种。当然，这一想法很难安慰作为个体的我们；即便我们几乎所有人都被消灭，即便大多数人——以及大多数社会——都消失了，这个物种也仍会延续下去。 但即便这些思考，也几乎没有公正对待我们所面对之事的全部意涵。我们的演化史很难说是诠释当下时刻的恰当语境，因为这一次，我们不仅仅是去适应我们所面对的气候变化，而是我们自己造成了它。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这一事实表明我们对孕育我们的生命之网是多么不尊重。既不是上帝也不是达尔文，既不是创造也不是演化，把我们带到了今天的境地；我们之所以到了这里，是因为我们违背了神圣命令或我们在生命系统中的位置所施加于我们的界限。因此，那些希望尊奉神圣命令的人，包括犹太教、天主教和福音派基督教的领袖们，呼吁我们尽一切所能不助长气候变化，并以怜悯之心对待那些将受其伤害最深的人，这是完全恰当的。[^f13-143] 然而，我们迄今为止的行动已将我们置于一个前所未有的境地。二十多年前，比尔·麦吉本（Bill McKibben）正确地评论说，由于气候变化，我们已不再生活在可以称之为自然的东西之中，不再生活在一个某些生态系统可以在没有人类印记的情况下繁盛的世界里。气候变化塑造着所有生物的生存条件，这些生物因而不再是完全野生的。实际上，他暗示，我们正在见证自然的终结。[^f13-144] 地质学家以他们自己的方式标示了这一事实：在他们看来，我们正在从全新世（Holocene）进入人类世（Anthropocene），即人类活动决定一切生物生存语境的时代。 但如果说自然在一种意义上终结了，它在另一种意义上却延续着。尽管我们也许会抹去一个不受人类影响的自然，自然却仍以改变了的形式存续。我们的活动最终可能迫使这颗行星的诸动态系统发生巨大变化，但这些系统在接受了生物圈的新条件之后，将继续做它们的工作。在其新的样态中，自然也许不再是不受人类干预这一意义上的"野性的"。但由于它远在我们的控制之外，威胁着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建成环境，并且的确势必粉碎我们视为理所当然的文化连续性，它在一种颇为不同的意义上可能甚至更加"野性"：它如今过度强大，并且看上去与人类的关切为敌。我们最终也许给自然换上了一副新面孔，使它成为某种比从前更不适于我们的东西，某种远比从前更能提醒我们自身之软弱与脆弱的东西。 大多数时候，我们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通过聚焦于实践的、技术的和伦理的问题，来追问我们如何能在这个新世界中存续下去。但正如我刚才指出的，我们并不只生活在这些层面上。我们无法通过对事实的赤裸陈述来把握自己的处境；我们需要故事、形象、寓言——简言之，神话——来使我们的现实对我们完全鲜活起来，使我们能够公正地对待我们的时刻。当然，关键并不在于复制我们曾经赖以生活的那些故事；我们今天所需要的神话，很可能会质疑、削弱甚至摧毁那些熟悉的传说，揭示它们为何不再可信，为何在某种意义上不再真实。我们可以讲述什么样的故事，来诠释我们在这一野性领域中的位置？ 一个故事可以是一段令人瞠目的错误的历史：我们借此为所有生物毁掉了地球的生命系统。这将是一个相当难以置信的新的堕落故事，在其中我们再一次犯下大罪，被逐出伊甸园——这一次是过去一万年间这颗行星生命系统的花园。 或者我们也许更愿意把这个故事讲成悲剧。在一个版本中，我们可以讲述，那些使我们得以从古老的匮乏中解放出来的技术，如何也被证明是我们的毁灭。在一个视野更宏阔的讲法中，我们会把自己的行动看作人类无能这部漫长得多的历史中的又一段插曲，从而获得关于人性中自我挫败、愚钝和病态维度的悲剧性知识。无论采取哪种形式，这个故事都能让我们在挫败之中肯定我们的历史，因为它不是单纯地谴责我们的行动，而是在其中发现道德上的复杂性，甚至在我们认识到那种傲慢（hubris）的能力之中辨识出某种尊严。[^f13-145] 我们也可以转向一种更出于本能的肯定方式；通过把这个故事讲成黑色喜剧，我们可以检验嘲笑自身根本性愚蠢的力量。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我们也许能学会如何忍受我们通过自己的大罪所创造的世界，如何接受不可接受之事，如何通过一阵爆笑将其痛苦炸裂开来。借助这些以及其他故事，我们可以完成我在第九章末尾附近提到的那个姿态，敢于肯定我们所是的那种虚无。 塞缪尔·贝克特（Samuel Beckett）在更早但可相比拟的时刻——广岛与奥斯维辛之后——写作，探索了这一情感地带的一个版本。在《等待戈多》（*Waiting for Godot*）和《终局》（*Endgame*）中，他给了我们凄凉闹剧、无望的打闹喜剧的杰作，在其中几乎每一个生命迹象都已离去，神圣的许诺永远不会兑现，日常生活的例行公事膨胀开来，填满一段全然无意义的时间流逝。[^f13-146] 在这些戏剧中，喜剧几乎使人类境况变得可以忍受，不是通过让我们径直肯定它，而是以远为微妙的方式，通过把它肯定为可笑的，让我们与它和解。我们的处境也许无可救药地荒谬，但它是我们能够认出、重新搬演，并通过喜剧接受为我们自己的处境。在这些戏剧中，我们可以瞥见笑使我们与几乎每一种愚蠢和堕落和解的能力。 但这些戏剧还更进一步，向我们展示了那些再也笑不出来的人物，他们不再为自己的故事所打动，不再以重演自身境况为乐；它们给了我们连喜剧也失效的时刻。如果说笑在某种意义上肯定生命并帮助我们继续下去，那么未来的根本缺席（在《终局》中尤为明显）就威胁到了笑本身，促使人物——以及观众——在笑的过程中思量自己究竟是否应该笑。这些戏剧把我们置于一种喜剧之后的境况的边缘，一种即便是喜剧的微妙策略也无法救赎的境况。 对我们当前困境的类似处理会是什么样子？也许迄今为止最好的尝试是T.C. 博伊尔（T.C. Boyle）的《地球之友》（*A Friend of the Earth*），书中写了一群生态活动家，他们拯救世界的努力走入了歧途，他们过度的爱或愤怒在自己的生活中造成了浩劫。[^f13-147] 这部小说部分设定在过去，即1980年代生态恐怖主义的时代，部分设定在未来，那时严重的气候变化已经永久确立；它比贝克特更公开地承认了促成政治转变的尝试，但以喜剧的方式呈现它，仿佛连行动主义都是滑稽可笑的。我们可以反对说，以这种方式对待行动主义近乎为消极与冷漠授权；但实际上，当小说从一个失败了的未来回望那些努力时，它使喜剧成为一剂解药，对治一种可能压倒一切的政治绝望感，把即便是失败也视为一种荒唐的、归根结底是喜剧性的境况的一部分。小说并不回避描绘那种彻底的失败，它想象了这样一个世界：大多数大型非人类动物已经灭绝或极度濒危，极其猛烈的风暴司空见惯，美国西部的森林已经倒伏于地。然而，正因为这本书设定在一个没有生态希望的世界里，它使喜剧的视角更加尖锐，敢于让我们恰恰对无可救赎之事发笑，敢于肯定我们真正怪诞的愚蠢。 小说聚焦于一个熟悉的喜剧类型的种种不幸遭遇——一个年迈、易怒、在性上容易被人摆布、常常喝醉的白人男子，他心地善良、真心爱人，但他的决定几乎总是出错。通过以这个人物为中心，博伊尔邀请我们从一个根本性错误和无能的位置来看待小说的世界，运用了从下方看世界这一古老的喜剧策略——从我们身上那个不可遏制地冲动、欲求、坚持的维度来看，这个维度无论怎样哀诉抱怨，都依然存续。在这里，一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喜剧也许回避了与灾难的全面对峙，沉溺于对失去的文学风格化；但它由此使失去变得可以生活。它展示了人类如何可能通过一场娱乐性的表演来适应一个不可能的世界，这场表演借助自嘲和荒诞游戏这些微小的力量征服了失败本身。如果说行动主义无法挡住废墟，那么笑可以把废墟转化为艺术的材料。 但即便是喜剧也有其限度。博伊尔不如贝克特诚实，因为他没有直接搬演这样的可能性：那套噱头会变得陈旧，笑声可能显得有些空洞，它所颂扬的荒诞生活可能无法继续下去。如果我们要生活在废墟之中，就需要更多的东西，某种超出我迄今提到的所有文体的东西——一种为废墟而作的野性神话，甚至也许是一种疯狂的神学。尤其是悲剧和喜剧，它们专注于在事后肯定人之存在的虚无这一任务。但今天的挑战还在于承认，并在某种意义上肯定自然那更令人生畏、更具威胁、甚至灾难性的面孔。理解后一主题，无疑需要理解它对我们的意义，也要将它对人类的冲击保持在视野之中。然而，这样做迫使我们冒险越出自身，重新拾起关于造物本身之稳定性的那些古老神话。 在这方面最好的策略，也许是回到我在上文探讨过的主题，即自然转变为一种比从前更加狂野、更加无情的力量。这样一种转变带有什么样的神话意味？起初，以这些方式来诠释自然的尝试本身似乎就是不可能的；地球诸系统的现实不再以毫不含糊的声音向我们说话。由于气候变化，自然在我们看来不再是神话性的、锚定于原初的古老真理之中；它如今是历史性的，并且像我们的建成环境一样，是人类活动的产物。在我们的经验中，如今几乎没有什么东西落在人类历史的领域之外、在一个我们无法伤害的领域中繁盛。因此，我们也许会以为自然的声音已经沉寂，古老的诸神已经死去。但正如我先前指出的，自然并不只是顺从于我们的意志；事实上，我们的干预已使其动态力量变得更加强大、更难预测，因而更能公开地违抗人类的预期。 结果，我们发现自己身处一片前所未有的精神地带。神圣之物不再是它过去的样子，但它并没有简单地消失。我们可以说，它像气候本身一样发生了转变。但我们应当如何诠释这一转变？我们是否应当设想神圣的力量已经采取了一种新的形态，从此将以格外恐怖的面貌向我们显现？毫无疑问，这些面貌的确会使我们恐惧。但如果它们确实如此，那么这些神毕竟也并非全然陌生。与它们相遇时，我们也许会辨认出那些黑暗诸神的归来——它们曾被数千年来统治我们的、相对仁慈的诸神击败。在强行闯入一个陌生的未来时，我们也许复活了我们过去某个被遗忘的阶段。 在此，让我借用西方核心传统的语言，即塑造了所有亚伯拉罕宗教——犹太教、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那一传统。希腊和罗马的神话讲述了某一代神（例如提坦诸神）如何被另一代神（奥林匹斯诸神）所取代，而我们很少设想亚伯拉罕宗教的上帝是在任何这样的更替序列中出现的。但《创世记》的前几章描述了另一种序列，即上帝对其造物之态度的一种转变。我们也许习惯于这样的故事：上帝在七日内创造了世界，并毫无保留地祝福了他的造物。但我们也许会忘记，不久之后，在这个故事随后的几章中，他对人类的罪感到惊骇，后悔造了人——并因此选择以洪水淹没大地和几乎所有生灵（见《创世记》第六章）。原来，创造之神也是洪水之神——一位有时会彻底憎恨自己所造之物的神。也许这种深刻的矛盾是全能权力所固有的：任何能够创造的权力也能够毁灭。但若是如此，我们作为造物的地位就并不安稳，因为上帝随时也能把我们抹去。没有任何神学能够安顿于造物本身的在场之上，因为使它存在的那位上帝能在一瞬间将它毁灭。 因此，《创世记》故事中的关键时刻既不发生在创造之时，也不发生在洪水之时，而是发生在洪水刚刚退去之后。[^f13-148] 离开方舟后，挪亚向上帝献上燔祭；作为回应，上帝许诺再也不毁灭世界，誓言"地还存留的时候，播种与收获、寒冷与炎热、夏天与冬天、白昼与黑夜，就永不停息"（8:22），并把一道彩虹放在云中，作为他自己与"地上一切有血肉的"之间"立约的记号"（9:17）。[^f13-149] 在这里，那位始终保有毁灭世界之选项的上帝永远放弃了这样做。唯有因为这一行动，他的造物才终于能够确信他们所知的造物将会延续下去。最令人安心的行动不是创造本身，而是永不再撤销它的神圣誓言。实际上，核心的奠基时刻是彩虹之约。 那么，对于在地球历史上各种各样的灾难与巨变一再发生这一事实，我们该作何理解？正如我在上文提到的，现代地质学知识使彩虹之约受到怀疑。它表明我们一直都被抛给了历史，生活在一个没有任何保证的世界里。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世界处于创造之神与洪水之神的支配之下——那个不作任何许诺的、矛盾而黑暗的形象。然而，我们可以论证说，我们对这位黑暗之神的感知已经退隐到遥远的过去，因为它曾被我们对那位更慈爱、更温和的立约之神的信任所取代，而这位神的许诺似乎已经在全新世相对稳定的生物圈中得到了实现。实际上，我们可以把立约的历史与地球的历史对应起来，把上帝的许诺解释为我们在过去一万年间所享有的那个非常宜居的世界的一个恰当记号。 但若是如此，我们从全新世进入人类世就提出了新的问题。既然我们自己的行动几乎不可避免地将造成艰难得多的生存条件，导致干旱、饥荒和各种自然灾害，我们就有可能凭一己之力在物质上做出相当于废除这一盟约的事，并再次释放出洪水之神。这样一种可能性在我们这个时刻颇为切题，因为一种与之相抗的对这一盟约的信仰，可能促使我们否认人类具有任何这样的力量，从而否定气候变化本身的现实。如果我们相信上帝创造了世界，并与一切生灵立了彩虹之约，我们就有了拒斥气候变化的强有力依据。以伊利诺伊州共和党国会议员约翰·希姆库斯（John Shimkus）的言论为例。2009年3月，在众议院能源与环境小组委员会（House Energy Subcommittee on Energy and Environment）上发言时，希姆库斯引用了《创世记》8:22，也就是我刚才引用的那节经文，接着说："我相信那是上帝无误的话语，他的造物就将会是那样。只有当上帝宣布地球的时间已到，地球才会终结。人不会毁灭这个地球。这个地球不会被洪水毁灭。"[^f13-150] 尽管在关于气候变化的讨论中提及彩虹之约也许并不寻常，我们却应当认真对待这一姿态。关于盟约的那段经文，是西方宗教与文化传统中关于造物之存续能力的一个核心陈述。如果我们要理解气候变化的神话回响，我们就必须直面这一盟约的意涵。这样做可能令我们不安；毕竟，彩虹之约并不以人类的行为为条件，因为它构成了对全部造物的一个无条件许诺。因此，我们可能破坏造物之安全这一可能性，挑战了神圣的权力，仿佛我们正在从上帝手中夺走毁灭地球的能力。希姆库斯先生以他自己的方式，准确地识别出了气候变化中威胁要削弱某一版本的传统信仰的那个方面。 我们可以反对说，气候变化并没有撤销那一盟约；我们只是在改变气候，而不是在毁灭它。但如果我们认真对待盟约的进一步细节，就无法坚持这一立场。事实上，气候变化将在许多地方摧毁"播种与收获"；我们如今所认识的冬天很可能会越来越向两极退缩，使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处于一种与我们从前所知截然不同的季节循环之中——一种不是在"寒冷与炎热"之间，而是在温暖与灼热之间的摆动。此外，气候变化将增强大气系统的强度，释放出猛烈得多的风暴，并使破坏性的洪水更有可能发生。这不是盟约所保证的世界。因此，无论这多么难以设想，我们已经抛弃了那位相对更仁慈的立约之神，复活了那位更早的黑暗之神，选择了一位不那么友善、更加疯狂的神——仿佛用异教的话来说，我们从奥林匹斯诸神退回到了提坦诸神。我们拥抱了一种艰难得多的命运。 有些人也许会抗议说，气候变化只是人类行动的后果，是罪如何败坏造物的又一个例子，它不可能改变上帝对我们的权力。但在盟约中，上帝承担起了造物未来健康的责任；他并没有让与我们任何通过罪的纯然之多来改变它的权力。另一些人也许会反对说，上帝允许全球变暖发生，是作为对我们行动的审判；他许诺"地还存留的时候"维持四季，所以季节的扭曲可能意味着大地将不再存留，意味着我们正在见证一场慢动作的世界末日，一个奇特但正当的上帝审判人类的版本。但《圣经》总是把最后审判的时间和实质归于上帝本身，从未暗示人类可能通过自己的行动迫使那场审判发生。如果上帝正在允许世界末日展开，那他就只是一个傀儡，因为那场审判正降临到我们身上，而他无需做任何事。 然而，对盟约的这些诠释，最终使我们的注意力偏离了它在当前辩论中被使用的方式。希姆库斯先生引用这节关键经文并坚持其无误的真理性，是为了反对任何抵御气候变化的努力。它不会发生，所以我们对此什么都不必做。结案。于是，讽刺是相当鲜明的：我们越是相信上帝保证地球生命系统的连续性，我们对它们承担的责任就越少，我们对它们的毁坏就越多。在这里，依赖《圣经》神话实际上是有害的，它为一种重大的僭越辩护，即违背了要我们看管（stewardship）造物的神圣命令。 但希姆库斯议员并不是唯一陷入矛盾的人。那么，一种确实坚持看管之责、却也承认盟约已不再成立的立场又如何呢？在那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坚定地持守我们必须对一切生命负责这一观念，我们所执行的是什么神圣诫命？我们也许最终会陷入与希姆库斯先生相反的困境，在没有盟约的情况下履行我们作为地球看管者的角色。我们会发现自己在遵从一种没有神圣基础的伦理，并且是在一个可能不受我们控制的地球上。 我们可以如何解决这一矛盾？我们可以论证说，那一神圣基础的缺席实际上使我们的看管成为必要；如果上帝完全掌管着造物，我们又能做些什么来协助他呢？我们的活动之所以要紧，恰恰是因为没有任何超验的保证说一切都会好起来。因此，我们的伦理取向将不是来自神圣命令，而是来自我们对孕育我们的生命之网所负的责任。我们可以不要上帝——也不要创世故事——而仍然拥有公正对待我们的同伴造物的强有力基础。 这就是从对我们时刻的世俗与科学诠释中产生的那种伦理立场。但它没有完全衡量出那一神话的、神学的挑战；因为它不讲述任何故事，它使我们缺少一种可以描绘我们最根本处境的语言。是否有可能以另一种方式解决这一矛盾——一种认真对待超越人类的力量之在场的方式，无论那些力量是什么？ 原来，在审视造物与一种可行的伦理之间的这种分裂时，我们所思考的问题在《圣经》的其他地方已经被提出过，尤其是在《约伯记》中。《创世记》不必是我们在犹太教和基督教经典中唯一的神话参照，因为这些经典包含许多文本，并把它们全都置于一种复杂的、富有创造性的张力之中——置于一份宽广的精神遗产之中，这份遗产是任何单一陈述，无论多么精妙，都无法把握的。这种陈述的多样性产生于一段漫长而多样的历史，它为生活在各自不同历史时刻的人们提供了一系列精神资源，因此，比如说，当我们面对自己独特的挑战时，《约伯记》可能会变得比《创世记》与我们今天更为相关。我们这些这一传统的继承者，无论是宗教的还是世俗的，因而可以借助上帝的这一常被忽视的呈现，来理解世界在未来几十年中可能呈现的面貌，并由此维持一种不止于实用的与无限者的关系。 约伯的故事非常简单：他是一个义人，然而灾祸降临到他的家人和财产上，他又被毒疮所击打。上帝为什么要对他做这些事？如果上帝对造物的统治与他对正义行为的尊重之间存在某种联系，那么约伯就不应该受苦。然而他显然在受苦。他的朋友们与他同坐，没完没了地对他说话，为他的境况想出这样或那样的解释，暴露出一切人类絮语的虚妄。最终，上帝亲自在旋风中向约伯显现并对他说话，问他是谁，竟敢质疑上帝的所作所为。上帝奠定大地根基或为海洋定界限的时候，约伯在场吗？他能驯服河马（Behemoth），或用鱼钩牵引利维坦（Leviathan）吗？约伯回答说："我从前风闻有你，现在亲眼看见你；因此我厌恶自己，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42:5–6）约伯被神圣的大能所震慑，放弃了因自己正当行为而获报偿的任何要求，自我降卑，并且懊悔。 《约伯记》是《圣经》中把造物的野性与恐怖同任何神圣正义的观念割裂开来的伟大文本。上帝是如此强大，他所成就的是如此惊人，以至于他无需理会人类的任何关切。我们可以把这位上帝看作一种神圣的恶霸，一个很喜欢仗势欺人的角色。或者我们也可以采取这一诠释的一个更谦卑的版本，出于过度的虔诚而决定在任何方面都不反驳上帝，即便我们完全不知道如何理解他。当然，后一种立场似乎是正统的，但它仓促的顺服之下隐藏着对那个恶霸未曾言明的怨恨，因而暗中认同了第一种、反抗性的回应。但还有第三种选择：也许造物是如此惊人，巨兽利维坦是如此壮观地可怖，以至于我们真正被打动，真正在敬畏中出神，不再在乎我们那些琐碎的关切。*造物是如此辉煌，以至于我们首先就放弃了生活在一个伦理宇宙中的渴望。*到了那一刻，我们先前的抱怨就显得愚蠢，我们甚至为提出过它们而在尘土和炉灰中懊悔。[^f13-151] 我认为，这是对《约伯记》最具精神意义的解读。然而，如果我们认真对待它，它就会把我们带到远远超出创造、洪水和彩虹之约的故事之外。首先，这位上帝并不肯定一个可能温顺地服从人类控制的造物之美；恰恰相反，他颂扬那喷火的、铁石心肠的、刀枪不入的怪兽利维坦。在创世故事所源出的那些古老神话和仪式中，英雄般的神圣存在通过击败混沌来产生我们的世界——或者在《创世记》的版本中，是通过击败"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1:2）的那种状态。创造之神是混沌的驯服者、屠龙者、怪兽的征服者；更有甚者，立约之神许诺再也不释放深渊之水，仿佛是要重申他创造的原初成就。但在《约伯记》中，上帝颂扬怪诞之物。这位上帝不仅对与人类立下的任何盟约表现出全然的蔑视，他还指向他的造物那令人恐怖的力量，把它作为他主权（sovereignty）的至高标志，表明那恰恰会违背盟约的东西，正是他身上最神圣的东西。这并不是说这位上帝会因为憎恶人类的罪而释放洪水；恰恰相反，他对人类的自我主张漠不关心，因为在他超验的力量面前，任何人类行为几乎都毫无意义。因此，把他看作洪水之神是不恰当的；他比那个黑暗存在还要更具威胁。[^f13-152] 值得记住的是，这位上帝是从旋风之中发言的，仿佛是要绝对清楚地表明，他体现在一切最无形、最具威胁、最令人恐怖的事物之中。但这位上帝甚至比混沌更令人恐怖，因为他击败混沌并在怪兽利维坦身上赋予它有机形态的能力，表明他比怪诞本身更强大。这位上帝不是无形之物的屠戮者，而是以无形之物为自己的形式，以其毁灭性的品质为乐，并把它们甩到抱怨着的人类面前。 任何遭遇过这位上帝的人，也许都会有几句尖刻的话要对希姆库斯议员说。这位上帝不作任何仁慈的许诺；如果说有什么的话，他授权他的造物随时使人类降卑。在他的支配下，灾难也许的确是寻常事件，而大灭绝——以及各种利维坦般生物的出现——可能成为地球历史的常规部分。因此我想提出，我们应当把这位上帝看作科学视野中那些在生物圈历史上一直运作着的力量在神话上的确切对应物；事实上，旋风之神所展现的态度与那些动态系统的隐含基调之间几乎没有差别。在我们的时代，对那些超人类力量的神话理解与唯物主义理解之间的鸿沟实际上已经消失。两者都在远超人类想象的时间尺度上、以远超人类想象的力量做着它们的工作；两者都显示出一种使我们自身相形见绌的混沌的创造力和漫不经心的毁灭性；并且两者在产生了人类之后，都对我们的福祉漠不关心。这位上帝不会比生物动态系统更多地担忧气候变化的毁灭性后果；如果说有什么的话，用神话的语言来说，他会把这些后果指出来，作为他野性力量的进一步展示。 我们也许会忍不住要否弃这位上帝，把他看作一个以羞辱我们为乐的存在。但如果我们以那种方式回应，我们就不会忠实于我们自身一个重要的、具有启示性的维度，一个在约伯的回应中得以实现的维度。我们热爱野生生物；那些伟大的掠食者——狮子、猎豹、老虎、鲨鱼——令我们感动得无以言表。我们对龙卷风和飓风中释放出的狂暴力量怀有一种惊愕的欣喜——而约伯的上帝恰恰选择以这些形式来披戴自己。当我们看到这样的事物时，我们知道自己正置身于某种比我们无限伟大的东西面前，某种全然不理会我们之关切的东西面前。在这样的时刻，我们甚至可能感到一种巨大的释然，因为知道我们永远不必经历生活在一个完全受控的环境中那种极度的厌倦与异化。我们的敬畏告诉我们，我们寻求超越，我们反抗人类绝对控制的前景。知道地球的生命系统和非人类生物并不遵循任何道德规范，当然也不遵循我们自己的道德规范，我们为此心怀感激。[^f13-153] 那么，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分有那种促使约伯放弃其道德诉求的敬畏。此外，当我们展望未来几十年时，我们也必须认识到，气候变化将在生物圈各处释放的那些非凡力量，也将激起我们的敬畏。无论这些力量将多么具有毁灭性，无论它们将多么严重地伤害我们的社会和我们个人的生活，我们仍然能在它们身上认出一种至高权力的标记。 因此，我们对神话领域的这番涉足，虽然看似把我们带离了我们的核心关切，实际上却能够急剧地转变、甚至也许逆转我们对自身处境的最初评估。我们在这位疯狂的上帝——或者说在这一上帝形象所人格化的那些无情而无名的力量——面前所感到的敬畏，能使我们与自己在宇宙中的无足轻重达成和解，肯定宇宙中任何道德关切的缺席，从而拥抱我们处境中那些否则可能使我们充满绝望的特征。几年之后，我们也许会像贝克特《终局》中的人物那样，因我们行动显而易见的徒劳和自然世界赤裸的敌意而变得麻木。《约伯记》教导我们转而以敬畏来回应——把地球的生命系统和生物看作非人的、甚至怪诞的，并因此而愈加辉煌。如果我们可以说更深地进入绝望，并像约伯那样从另一边走出来，我们最终将被释放到一个比我们琐碎的关切广阔得多的空间之中，并为一种伟大的辉煌所震慑。 这种释放不可避免地改变我们对本书迄今讨论过的几乎所有主题的理解。从痛苦到敬畏、从困惑到惊愕的谦卑的这一逆转，只有在我们放弃自己那宇宙的或其他种类的激烈傲慢时才能发生。当然，这种弃绝将不可避免地促使我们放弃使生物圈从属于我们自身的习惯——在集体和个人层面上实行一场真正的生态革命。一种变革性的政治是那一精神突破的直接后果，因为它将把约伯之懊悔的等价物付诸实践。 那种敬畏也将改变我们对严重气候变化之后果的回应。如果那种变化真的到来，我们会知道是我们的行动帮助触发了它——但我们也会认识到，并不是我们创造了它将释放的那些力量，那些将以其威力永远使我们降卑的力量。它的来临将提醒我们，正是屠龙的尝试本身，即为了我们的便利而利用地球巨大资源的尝试，最终把龙释放了出来，使地球变得不那么宜居。因此，我们的故事将与约伯的故事十分相似：通过要求一个漠然的宇宙顺从我们的预期，我们将激起它以一种惊人的暴力作出回应，而这种暴力揭示了我们真正的位置。 这样一种转变不会使我们的伦理取向受到怀疑，反而会赋予它新的力量和精微。我们这些不可避免地过着有意图的生活、充满责任感的人，将学会不去期待我们的意图也会是宇宙的意图。放弃我们在宇宙层面的傲慢，我们也将弃绝这样一种观念，即我们为宇宙设定的道德目的终将实现。如果我们选择为如今正在地球各处发生的环境危机承担责任，选择认领灾难，我们就会认识到，这一伦理行动并不使我们成为局势的主人，而是恰恰相反，因为它要求我们即便在无力使自然力量屈从于我们意志的时候也要行正义。因此，我们行正义，不是因为宇宙会奖赏我们，也不是因为如果我们这样做一切都会对我们有利，而仅仅是因为这样的行动是正确的事。这种弃绝将带来双重的益处：它将使我们能够给予世界的野性以应有的承认，追求一种在自然面前保持谦卑的真正生态的伦理，正如我在上文所论证的；同时也将使我们摆脱这样一种观念，即这种野性必然会以我们可能预期的方式运作。[^f13-154] 因此，我们终将以真正的谦卑生活，通过我们的行动肯定我们在造物中应有的位置。 一旦我们学会以这种方式生活，我们也许也终将把对未来的巨大强调放回它恰当的领域——放回日常审慎的世界之中，在它之外是一个完全不同层次的关切。我们能够而且应当仍然关注生活中的实际事务，包括我们如何排放温室气体，以及这样做对一切生命形式造成的后果。但在审慎之外，是我们是谁、我们为何在此这些终极问题。我们对未来的实用关切，不能遮蔽那些一直凌驾于我们之上、一再揭示我们在宇宙中之脆弱性的力量的在场。 接受伦理与宇宙之间、实用关切与神圣感之间、审慎与敬畏之间的这一鸿沟，我们也将放弃任何试图把两者统一起来的神话、任何宗教教导。彩虹之约无论多么美丽，都很难在我们的时代充当慰藉的资源。但越出它并非小事。如果我们这样做，我们对宗教可能给予我们什么的整个理解也会随之改变；事实上，正如我在上文所提示的，从《约伯记》中产生的敬畏，几乎完全契合于在唯物主义科学教我们看到的东西面前所怀的谦卑。它之所以如此，并不是因为它最终调和了信仰与理性，而是因为它越出了两者，把对我们处境的宗教诠释和世俗诠释都撬裂开来。旋风之神要求我们放弃任何关于宇宙会顺从我们预期的信心。在他面前的敬畏，抹除了那些会把他的力量翻译成人类语汇、会把他的声音捕获在特定教义之中、会向我们保证我们在一场最终的宇宙凯旋中占有一席之地的宗教建制。同样，与这样的黑暗力量相遇揭示出，世俗的希望不可能有任何终极基础，没有任何乌托邦必将实现的保证，没有历史终结的前景，也没有任何政治许诺必将兑现的确定性。摧毁我们宗教傲慢的那同一种敬畏，也将摧毁我们以为能够通过理性征服那些挑战我们之力量的信心。因此，通过那种敬畏的经验，我们将放弃这样的信心：上帝是我们自身的一个放大版本，或者以他的名义说话我们就能制服我们的同伴造物——或者通过更大的努力，我们可能获得对我们命运每一方面的理性的、系统的控制。我们将置身于那击败我们、并因此把我们带到自身之外的东西面前。 通过接受我们的失败，我们最终将变得能够见证事物核心处那不可言说的野性，那种生物的繁茂（biological exuberance，借用布鲁斯·巴格米尔［Bruce Bagemihl］的说法），它以纯粹疯狂的创造力和喧闹的过剩毫无来由、毫无道理地繁衍增殖，没有获得解释的希望。[^f13-155] 那种野性就是我们时代的神圣感——一个取代并摧毁了几乎所有先前以神圣之名为人所经历之事的神圣版本。在这一神圣版本中，人类没有任何慰藉，除了我们对其无限的美与脆弱的惊叹，对那无始无终而兴起之物、对那在时间的幽暗深渊中繁盛之物的辉煌的惊叹。 为那种辉煌所目眩，我们几乎能够承受任何可能发生的事。如果我们及时行动——我们必须如此——我们就将撤回那本会是一桩大罪的行为，并将有幸从此与一种美丽的混沌共处。如果我们不及时行动——我们几乎不可避免地不会——我们迎接即将到来的种种恐怖时，就不仅可以怀着悔恨与悲伤、义愤与哀痛，而且可以怀着这样一种感觉：席卷我们的，是对事物终极陌异性的一次更加惊人的启示。在那个如今几乎已降临到我们身上的世界里，我们最好忍受洪水，拥抱废墟，任群龙漫游——最终接受我们应有的位置。 ## 注释 [^f13-140]: 关于地球历史研究以及"时间的幽暗深渊"这一观念，参见 Paolo Rossi, *The Dark Abyss of Time: The History of the Earth & the History of Nations from Hooke to Vico*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4)。 [^f13-141]: 关于地球高度动态的气候系统的通俗概述，参见 Richard B. Alley, *The Two-Mile Time Machine: Ice Cores,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Our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Wallace S. Broecker and Robert Kunzig, *Fixing Climate: What Past Climate Changes Reveal About the Current Threat—and How to Counter I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f13-142]: 参见 William H. Calvin, *A Brain for All Seasons: Human Evolution & Abrupt Climate Change*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2)。 [^f13-143]: 在众多例子中举出三个，参见美国改革派拉比中央会议（Central Conference of American Rabbis）2005年通过的决议 "Climate Change," http://www.jewcology.com/resource/Central-Conference-of-American-Rabbis-Resolution-Climate-Change-2005；*Global Climate Change: A Plea for Dialogue, Prudence and the Common Good*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Conference of Catholic Bishops, 2001), http://www.usccb.org/issues-and-action/human-life-and-dignity/environment/global-climate-change-a-plea-for-dialogue-prudence-and-the-common-good.cfm；以及 The Evangelical Climate Initiative, "Climate Change: An Evangelical Call to Action"，有 PDF 文件可在线获取。 [^f13-144]: Bill McKibben, *The End of Nature*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9). [^f13-145]: 这种悲剧性知识类似于在索福克勒斯悲剧《安提戈涅》中发声的那种知识，其歌队颂扬我们向着一个实际上不会发生的未来前进、并依赖那些使我们一无所有的资源的能力。在此我借用了雅克·拉康对该剧关键诗行的讨论和意译，见 Jacques Lacan, *The Seminar of Jacques Lacan*, edited by Jacques-Alain Miller, *Book VII: The Ethics of Psychoanalysis*, translated by Dennis Porter (New York: Norton, 1992), 274–75。 [^f13-146]: Samuel Beckett, *Waiting for Godot: Tragicomedy in Two Acts*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4); *Endgame, A Play in One Act, Followed by Act Without Words, A Mime for One Player* (New York: Grove Press, 1958). [^f13-147]: T. C. Boyle, *A Friend of the Earth* (New York: Viking Penguin, 2000). [^f13-148]: 关于我在另一语境中对这一主题的分析，参见 "After the Covenant: Romanticism, Secularization, and Disastrous Transcendence," *European Romantic Review* 21 (2010): 345–61。 [^f13-149]: 本章所有《圣经》引文均出自 *The Holy Bible: Revised Standard Edition* (New York: Thomas Nelson & Sons, Old Testament portions copyright 1952)。 [^f13-150]: "'The planet won't be destroyed by global warming because God promised Noah,' says politician bidding to chair U.S. energy committee," [Daily] Mail Online, November 10, 2010, http://www.dailymail.co.uk/news/article-1328366/John-Shimkus-Global-warming-wont-destroy-planet-God-promised-Noah.html. [^f13-151]: 关于沿此思路对《约伯记》的一个典范性解读，参见 Stephen Mitchell, Introduction, *The Book of Job*, translated by Mitchell (New York: HarperCollins, 1987), vii–xxxii。 [^f13-152]: 因此，尽管约伯最终恢复了他的财产和家庭，我们却不应认为这一圆满结局是他那一谦卑时刻的结果。事实上，神圣者对正义的否弃，使那个圆满结局相比之下显得微不足道。 [^f13-153]: 有些读者也许会思量，敬畏是否是崇高（the sublime）美学的一个版本。在其影响深远的论述中，伊曼努尔·康德论证说，在崇高中我们回应的是心灵的无限能力，而不是自然的无限能力。《约伯记》则描绘了一种对真正超出我们之物的回应。康德的讨论参见 *Critique of the Power of Judgment*, edited by Paul Guyer, translated by Guyer and Eric Matthew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8–159。 [^f13-154]: 关于一种揭示出《约伯记》对人类中心主义之抨击中的环境主义意味的解读，参见 Bill McKibben, *The Comforting Whirlwind: God, Job, and the Scale of Creation* (Grand Rapids: Eerdmans, 1994)。 [^f13-155]: Bruce Bagemihl, *Biological Exuberance: Animal Homosexuality and Natural Diversity* (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 1999)；尤见 252–262。 # 附录 ## 气候变化是真实的 气候变化的基本状况究竟如何？它真的在发生吗？是人类造成的吗？气候科学中有多少内容确实可靠到足以让我们接受？ 本附录旨在帮助读者梳理有关气候科学的初步问题。它将部分依靠背景研究，部分依靠常识。我将围绕各种反对意见来组织论述，希望借此回应读者可能怀有的种种疑虑，或他们听到过的、关于我们处境之基本事实的种种问题。 第一种反对意见是：它不是真的。一种彻底的"怀疑论"回应会从一开始就暗示，全球变暖（global warming）并没有发生，因此我们无需担心气候变化（climate change）的后果；我们可以把整个话题搁在一边，继续过我们的日子。 从表面上看，这一立场就极不可信。"怀疑论者"喜欢暗示，气候变化方面的科学尚无定论，存在许多怀疑的理由，研究者之间当前的共识漏洞百出。但事实上，在相关领域中合格的专家——那些从事着被同行公认为出色研究的专家——当中，几乎不存在对这一共识的严肃异议。 由于围绕气候变化的争议，若干学者对该领域的出版物进行了调查，看看有多少科学家对基本共识提出质疑，而他们一再发现，合格的异议者人数极少。最近的一项研究考察了至少发表过二十篇相关论文的学者的研究，并按其发表论文的数量加以排名。他们得出结论：在排名前五十位的相关科学家中只有一位，在前一百位中只有三位，在前二百位中只有五位"未被证据说服"。这些发现与对专家科学家的调查高度吻合——其中 97% 的人表示认同共识观点。虽然确有人对这一观点持异议，但他们主要是其他领域的科学家、已不再从事活跃研究的学者、记者或外行人——简言之，是那些对当代研究的了解不如相关领域核心人员清楚的人。[^f14-156] 多年来进行过一系列类似的文献综述，其结果无一例外地指向同一结论。[^f14-157] 然而，相当一部分公众仍然以为科学家对全球变暖依旧心存疑虑。气候变化研究者当然敏锐地意识到公众的态度，并有强烈的动机去纠正这一错误印象。因此，几十个国家、涵盖气候变化科学各个专业的科学家组织，已就气候变化发表了清晰而有力的声明。[^f14-158] 此外，鉴于这一研究对公共政策分析的紧迫性，国际社会组建了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每隔几年为公众总结一次当代科学。每份 IPCC 报告的科学部分由科学家撰写，摘要部分则由其他人为世界各国政府官员撰写。持各种不同立场的科学家都抱怨，IPCC 报告遗漏了他们研究的重要方面，无论是忽略了关于共识观点的重要问题，还是拒绝认可最新的、最令人警惕的研究。[^f14-159] 任何力图在一个庞大知识领域中捕捉最具代表性观点的文件，都不可避免地会招致此类抱怨。同样不可避免的是，一份如此庞大而复杂的文件至少会包含一些小错误。没有任何人类事业是绝对无误的。但由此并不能推出整个共识因而是错误的。 尽管如此，"怀疑论者"仍坚称共识观点缺乏说服力或是错误的。一些否定这一观点的人认为，大多数研究者出于贪利的动机行事，试图迎合那些权力欲旺盛的官僚、资金充裕的公共机构以及其他向认可主流观点的科学家提供金钱、权力和名声的各方的意愿。这一论点最直言不讳的鼓吹者，或许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大气科学家理查德·林德森（Richard Lindzen），他嘲讽他所谓的共识的欺诈与歇斯底里。[^f14-160] 但认为研究者从某种阴谋中获益、他们与当权者以及彼此之间相互勾结以谋取共同利益的想法，与现实完全背道而驰。它很难解释，为何世界上如此众多不同国家、如此广泛的不同学科、与资助机构有着如此不同关系的科学家，都会认同这些基本主张。气候变化科学的世界太过庞大复杂，这样的阴谋根本无法运作。 这种拒绝接受绝大多数科学发现之有效性的态度，其真正动机并非怀疑精神，而是一个扭曲的、自我恭维的故事：孤狼挑战"那帮大人物"，与"建制"对抗，并在其自己的游戏中将其击败。它召唤着我们每个人身上的逆反倾向，召唤着我们对那一小撮英雄式少数派的钟爱——他们揭露了掌权的无脑工蜂们的愚蠢。这一耸人听闻的剧情被大肆印在无数书籍的扉页上，这些书许诺要让读者看清气候变化阴谋、支持共识观点者的歇斯底里与欺诈，或是"他们"不想让你知道的科学。虽然排名前一百位的科学家中有九十七位接受人为气候变化的观点，只有三位科学家提出质疑，但"怀疑论者"显然希望我们相信，这三位孤独的研究者——而且只有这三位——才是正确的。这样做可能格外愚蠢，因为甚至不清楚这三位之间是否彼此认同，也不清楚他们是否确信某种替代范式必然正确。他们对主导观点的怀疑，其动机可能是犹豫而非对抗。然而，"怀疑论者"利用了这种犹豫，希望借此为彻底否认气候变化的现实提供正当理由，仿佛拒绝接受共识观点本身就足以成为投身另一种观点的理由。显然，英雄式反对者的立场很难称得上是一种审慎的、深思熟虑的、真正怀疑性的观点：它实际上更像是一种冒险的、对抗性的、绝对的信仰——一种干脆就*知道*气候变化不可能是真的的信仰。 一旦仔细审视科学，这种对逆反型科学家的理想化便土崩瓦解。首先，过去二三十年来，研究者一直以格外的强度考察气候变化，异议者的观点在此期间当然也得到了认真的对待。研究者越是仔细地考察异议者的反驳，越是重复早先的研究以纠正可能的错误与缺陷，他们的发现就越准确、越有说服力，整体共识的基础也就越牢固。随着时间推移，气候科学的趋势是信心越来越强，而不是越来越弱。每一份后续的 IPCC 报告都表明了这一点，因为关于气候变化由人类活动引起之可能性的表述变得越来越有把握。第三次评估报告（2001）仍有些犹疑："有新的、更有力的证据表明，过去 50 年观测到的大部分变暖可归因于人类活动。"然而，第四次评估报告（2007）的措辞要强硬得多，称"自 20 世纪中叶以来观测到的全球平均温度升高，大部分*很可能*是由于观测到的人为温室气体（greenhouse gases）浓度增加所致"，而"很可能"在别处被定义为 90% 至 99% 的可能性。[^f14-161] 尽管如此，一些"怀疑论"观察者依然不为所动——或者发展出了新的方式来质疑共识。最近，逆反者已开始承认气候变化是真实的，并且是由人类造成的，但坚称它造成的损害将远小于所声称的程度——而且无论如何，以我们目前的技术也无法在任何重要程度上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他们改变了策略，假装接受基础科学，却又找到另一种方式来质疑其意义。这种新型的抵制可见于大量"怀疑论"著述之中，其中最好的例子——也是我将在此讨论的——或许是帕特里克·J. 迈克尔斯（Patrick J. Michaels）和小罗伯特·C. 鲍林（Robert C. Balling, Jr.）的一本书。 迈克尔斯和鲍林认为，共识之所以几乎一致，是科学的制度结构所致。他们认为，科学出版的性质倾向于排斥否定性的发现（即发现变量之间没有相关性，或没有统计学上显著结果的发现），从而形成一种有利于任何流行理论（包括共识观点）的内在偏向。此外，在他们对常规科学研究运作方式的解读中，信奉某一主导范式的科学家往往排斥替代观点。最后，依据"公共选择理论"的信条——该理论认为，人们倾向于选择许诺"更多"而非"更少"的政治和经济选项，偏好大主张而非小主张——他们认为，一种系统性的偏向渗透于该领域有关出版、公共资助和职业晋升的决定之中。[^f14-162] 这两位作者借鉴了关于科学如何运作的可信观点，但他们并没有足够审慎地把这些观点应用于气候变化之争。在这场争论的语境中，削弱主流观点的研究会是一项*肯定性*的发现，因为它会确立一个统计学上显著的结果。IPCC 纳入了许多此类发现，特意列出了许多事例，表明研究显示某些因素可能并未导致气候变化，或者至少不是通过任何已被明确证明的机制（例如大气气溶胶），也表明人们可能预期的某些后果——例如东南极大陆上冰层的变薄——并没有发生。 再者，研究者并不像一群绵羊那样行事；当他们遇到令人信服的相反论证，看到颠覆该领域既定观点的数据时，他们会感到欣喜。诚然，科学家有兴趣检验主导的研究范式，但他们也知道，创造一个新范式可能更重要、更具开创性。科学界大多数重要声誉的建立，都是因为某位研究者发现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东西，把整个领域的总体方向引向新的方向。 最后，声称共识观点不可信，这本身就是"更多"而非"更少"的一个例子，因为它不可避免地会获得不成比例的公众关注。暗示人们宁愿不听"怀疑论"观点，完全无视了公众——以及科学界——的反应，因为公众对相反观点和对共识同样感兴趣。"怀疑论"书籍的畅销——包括迈克尔斯和鲍林自己写的那本——正是这一模式的例证。 迈克尔斯和鲍林提出的相对有说服力的观点，比林德森对气候变化阴谋的指控*看上去*更为负责——因此归根结底也更为狡猾。但至少林德森试图解释可能促成阴谋的动机究竟是什么：一种垄断公共研究资助市场的愿望。他的理论的问题在于，很难理解科学家为何要合谋向世界提供如此一贯的坏消息。即便（按照这一理论）他们可能受到更多研究经费的诱惑，他们生活中几乎其他一切都会促使他们去*证伪*共识。我们当中——除了铁杆的灾难迷——真有谁有动机去接受气候变化吗？我们享受现在的生活，通常还希望更富有，消耗更多能源，更频繁地去更远的地方旅行，并为稳步增长的经济作出贡献、从中获益。从最贫穷的人到最富有的人，几乎每个人都喜欢不断增长的富足这一想法——而以目前的技术，这种富足当然也意味着温室气体排放（emissions）的不断增加。究竟谁愿意费心去重建作为这一切富足之基础的工业能力？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气候变化是我们最不希望看到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根本不必为它担心，我们的生活会轻松随意得多，惬意愉快得多。几乎所有的激励都站在逆反者一边。 跟着钱走。如果整个全球经济体系站在一边，而（假设）一小撮资助机构站在另一边，哪一方会赢？面对对更多财富如此汹涌的渴望，一小撮科学家为一己私利而策划的阴谋很快就会被冲垮。但这还是假定科学家本来就愿意参与这种图谋。科学家也是人：他们的假设、训练、实验室和机构，都与先进工业社会的技术完全捆绑在一起，因而也与正在导致气候变化的那些经济体系本身捆绑在一起。简言之，他们所发现的东西，对作为普通人的他们而言同样是令人不快的。事实上，这对他们来说尤其令人不快，因为我们工业经济的变革会相当直接地影响他们的技术性劳动。想象他们为了个人利益而编造气候变化的故事，是荒谬可笑的。恰恰相反，他们正在摆出整个国际社会宁愿不接受的发现。我们不应把他们斥为阴谋者，而应把他们看作不情愿地发现和研究某种连他们自己也宁愿不是真的东西的人。 鉴于我们所有人都有巨大的动机不去接受气候变化科学，更可信的思考方向毋宁是：那一小群异议者是否在为个人利益而编造*他们的*科学。毕竟，整个世界都可能站在异议者一边，尤其是那些以商业为导向的团体，比如美国商会（U.S. Chamber of Commerce）——它不断向美国国会（Congress）施压，要求采取尽可能温和的行动方针——以及化石燃料（fossil fuels）行业的企业代言人，他们当然惧怕世界最终可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人们可以预料，这样的团体——它们最终代表着我们所有人都牵涉其中的某种消费者偏好——会全力支持否认或无视气候变化科学，而事实上其中一些已经这样做了。正如詹姆斯·霍根（James Hoggan）在其著作《气候掩盖》（*Climate Cover-Up*）中所表明的，大约从 1991 年起，西部燃料协会（Western Fuels Association）和全国煤炭协会（National Coal Association）等企业资助了一场大规模的公关运动，以歪曲科学、误导公众，并拖延旨在解决这一问题的公共政策的采纳。在一项平行的努力中，埃克森（Exxon）公司创建了一些团体，为各种保守派"智库"输送支持，目的与此类似。[^f14-163] 这一努力收效显著：一项研究表明，1972 年至 2005 年间表达对气候变化持怀疑态度的英文书籍中，超过 92% "由保守派智库出版，或由隶属于这些智库的作者撰写，或两者兼而有之"。[^f14-164] 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前面提到的迈克尔斯和鲍林的书，该书由华盛顿特区著名的保守派智库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出版。通过这些以及相关的努力，全国性商业协会和大型化石燃料公司成功地让主流媒体相信，关于气候变化存在一场可信的辩论，问题的"双方"都有真正有成就的科学家。[^f14-165] 在这样做时，这些团体依靠的是他们和其他人在战后美国长期使用的一种精巧策略。在这一事例中，一如在其他事例中，他们利用了科学家与公众看待不确定性的方式之间的落差。科学家寻找知识尚未确定的领域，以便完善和深化他们的理解，而公众却常常把这种程度的不确定性与对基本事实本身的怀疑混为一谈。正如科学史家娜奥米·奥雷斯克斯（Naomi Oreskes）和埃里克·M. 康韦（Erik M. Conway）在其极具杀伤力的著作《贩卖怀疑的商人》（*Merchants of Doubt*）中所表明的，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保守派阻挠者一再依靠少数科学家来利用这一落差，制造怀疑的印象。气候变化只是一长串公共政策问题中最近的事例之一，在这些问题上，教条式的行动反对者以某种所谓的不确定性为名，把坚实的科学共识搁置一旁。几十年来，这些"贩卖怀疑的商人"暗示：吸烟与一系列健康问题之间、工业空气污染与酸雨问题之间、氯氟烃与南极上空日益扩大的臭氧空洞之间，其实并不存在严格的联系。他们试图削弱那些表明核弹头的交火可能导致核冬天的研究，近年来甚至暗示禁止 DDT 是一个错误。所有这些运动的形态大致相同，而且都有效地塑造了公众舆论：它们表明，一旦你暗示某种共识立场是"糟糕的科学"，促使负责任的科学家作出回应、为该领域的研究辩护，你就在科学界内部几乎不存在争论的地方制造出了一场公共辩论，制造出不确定性的印象，从而为不作为奠定基础。今天围绕气候变化的局面也没有什么不同。[^f14-166] 然而，几年前的某个时刻，这些努力背后的许多"怀疑论者"放弃了他们的顽固立场。共和党民调专家、舆论操纵高手、一场反对气候变化行动之公关运动的主要参与者弗兰克·伦茨（Frank Luntz）于 2006 年公开放弃了他的"怀疑论"观点，而大约在 2008 年，埃克森停止资助那场运动大部分活动背后的团体。[^f14-167] 大约与此同时，曾怀疑人类活动是否正在加剧全球变暖、其白宫也常常篡改联邦政府所雇科学家关于气候变化之声明的乔治·W. 布什（George W. Bush）总统，在 2007 年的国情咨文中谈到迫切需要采取措施"应对全球气候变化的严峻挑战"。[^f14-168] 到了这个时候，气候变化科学日益增强的信心已开始改变甚至是抗拒者的想法。 尽管连知名公众人物也倾向于收回或软化他们对行动的抵制，但仍有一部分公众未被说服，而且无论科学家或政策专业人士说什么，他们都很可能坚持这一立场。这个通常与共和党联系在一起的群体，如今已永久性地投身于一种"怀疑论"立场，尽管像前总统布什这样显赫的领导人已部分改变了想法。如今，以共和党人身份竞选公职的候选人，若想获得该党选民的支持，几乎*必须*否认人类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无论证据可能显示什么。看来，"保守派"对于保护（conserving）这颗星球并不怎么感兴趣，尽管如果我们不同时保护我们赖以生存的环境，那么保存珍贵的传统——保守主义立场的核心——将是不可能的。 到如今，"怀疑论"观点已几乎没有什么站得住脚的地方：科学研究不支持它，它的主要代言人已大体上名誉扫地，它的许多前领袖已收回或改变了立场，而绝大多数人都认同共识观点。然而，许多逆反者却因此更加顽固地坚持他们的观点。毫无疑问，某种懒惰的媒体报道风格——它继续谈论所谓"辩论"的"双方"——助长了公众这种程度的误解。但仅凭媒体报道无法解释那种深层的抵制。攻击气候变化科学家的言辞之凶猛、对一切关于如何应对这一问题的建议的敌意、以及对环境正义关切的普遍不容忍，都表明还有别的东西利害攸关。 对于一些外行的"怀疑论者"来说，气候变化的观念动摇了上帝保护并维系其创造的信仰。承认共识观点，就意味着要放弃某种特定版本的创造神学。在这种抵制的另一个版本中，林德森不愿放弃他的信念，即自然本身就有能力平衡其自身的系统。[^f14-169] 对于另一些"怀疑论者"来说，共识对美国宪法所保障的个人自由观念构成了威胁，而政府可能采取行动减少我们的排放这一前景，在他们看来带有对我们私人生活之无端侵犯的意味。这一立场等同于一种公民宗教，在其中，自由压倒一切其他关切，包括这部宪法序言本身所说的"公共福利"。执着于这些根本立场的人，有充分的动机抓住对共识的最微小怀疑，为他们的"怀疑论"辩护。显然，对他们而言利害攸关的东西，远远超出了对科学的解读。（我在第四章和第十二章中深入讨论了这场争论的这些方面。） 与这些深层的抵制根源相关联的还有另一个根源：对专家的政治和文化权力的疑虑。出于充分的理由，世界各地的普通人本能地不信任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无论其职业为何——理解和治理他们的权力。统治阶层中的人不可避免地未能反思其权威的来源，这一阶层中的人也乐于侵入长期确立的生活方式，嘲笑民间智慧和传承下来的文化价值，要求人们服从最新形式的社会改良——这一切向来都不只是有点冒犯人，即便专家知识常常给普通人带来了真正的益处。大众对专业知识的矛盾心态根深蒂固，因为它内在于不同社会阶层、以不同方式看待世界的人们之间那种纠结的关系之中。然而，这种矛盾心态并非只是某些社会阶层的特征；几乎任何一个暗中违抗医嘱、奉行不健康饮食、或觉得对世界和人类心灵的纯科学定义有局限的人身上，都存在这种矛盾心态。 出于所有这些原因，试图通过无休止地复述科学发现来说服"怀疑论者"，并不能触及他们真正的关切。对话必须涉及关于我们最根本价值的问题。归根结底，一个完全投身于"怀疑论"立场的人，可能干脆就抵制科学本身的权威，或者只在它顺应更重要的忠诚时才承认它。但那些过于轻率地打发这种"怀疑论"的人，也可能错过某种本质性的东西，因为我们当中没有人真正摆脱了诉诸类似顽固的、且往往未被承认的忠诚的冲动。我们都有充分的理由回避气候变化的含义；我们都在某种层面上感到深深的惊讶和抗拒。因此，在反思"怀疑论者"的顽固时，我们最好也思考一下我们自己图方便的回避，我们自己在认真对待世界之转变时的犹豫。 彻底否认气候变化正在发生，只是回避其要求的最公开的形式。还有一整串越来越微妙的、对研究者发现的否认，每一种都具有启发意义。也许下一种版本的抵制，出现在这样一个人身上：他不希望如此严厉地否定科学，却也不想接受它。这个人可能会想，即便"怀疑论者"如此固执是错误的，他们指出我们对地球气候仍有多少未知，却是对的。因此，在这种观点看来，科学中的不确定性实在太多，我们现在还不能行动。 这种犹豫通常是一件好事。事实上，所谓"怀疑论者"的立场背叛了真正怀疑精神的承诺。对人类正在导致气候变化这一主张的真正审慎的异议，对公众是有益的，因为它迫使研究者更仔细地说明他们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式，也促使他们改进研究方法。即便是像林德森这样刻意营造孤狼形象的逆反型科学家，其研究——而非其言辞——至今仍在惠及气候研究，因为他对共识观点的挑战有助于共识改进它自身对气候变化的阐述，并防止它对自己的发现变得过于缺乏批判。这样的逆反观点发挥着重要的公共作用。因为这一消息如此糟糕，对我们的生活有着如此巨大的潜在影响，我们竭尽全力抵制它、迫使专家倾听范围广泛的反对与怀疑，这是再自然不过的。让研究者为他们的发现辩护是一件好事：在他们提出真正令人信服的论证之前，没有理由让他们的工作影响我们的生活。在这里，正如在生活的许多领域一样，怀疑精神可以是一种真正的恩惠。 但这种怀疑精神是非教条的、开放的、充满好奇的；当它忠于自身时，它会迟疑于直接认可任何发现，包括逆反型科学家的研究。（它也不会像林德森那样，把接受共识的人描述为贪利之徒或歇斯底里者。）事实上，这种怀疑精神渗透于整个科学界；它是研究的命脉，是研究的动力。任何一个有自尊的研究者，若不是时刻怀疑该领域早先的工作并不完整、现有知识中存在巨大空白、换一个角度也许能揭示更多，早上都不可能起得了床。正因为这种态度，即便在今天，科学家向公众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声明，也不是绝对信仰的宣言，而是对一种合理情景的措辞审慎的描述，这些描述理所当然地内含了概率与犹豫。 这些怀疑之所以存在，并不只是出于习惯，并不只是因为科学家就是不肯表态。恰恰相反，很清楚的是，我们的知识*确实*存在巨大的空白。没有人真正了解是什么导致云的形成，气候变化会对云的增多或减少产生什么影响，以及云将可能致暖的阳光反射回太空的能力在未来会增强还是减弱（从而以某种方式影响这颗星球的变暖）。[^f14-170] 此外，预测未来变暖的计算机模型尚不能完全准确地描述这颗星球极其复杂的动态系统，因此，对于大气中某一水平的二氧化碳究竟会导致多少变暖，还没有确定的共识。与气候变化研究相关的各个领域的专家，都能轻易地为这份清单添上更多内容。 然而，这些专家也宣布了他们的确信：全球变暖正在发生，并且是由人类造成的。我们只能得出结论：对他们来说，这一点是确定的；不确定性出现在如何描述变暖发生的某些机制上，出现在特定情况下可能发生多少变暖上，以及随着时间推移可能出现哪些确切后果上。[^f14-171] 我们知识的局限并不会削弱这一根本现实：我们正在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改变地球的气候。简言之，共识立场如今被视为如此基本、如此难以反驳，以至于该领域的科学家已将其视为理所当然，转而去研究其他问题了。 但是，在确定性问题上的犹豫，仍然揭示了我们当前困境中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毕竟，我们当中很少有人曾被要求在对自己生活中某件核心之事拿定主意之前，先去评估科学专业知识的状况。我们不习惯处于这种境地。更何况，科学家把不确定性作为其职业的一部分来与之共处，而我们外行人通常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我们想要清晰简明的答案，并要求我们的政治家、记者和头面人物尽可能多地提供这样的答案。我们不喜欢科学上的审慎与我们日常对清晰的要求之间的错位。我们对科学如何回应我们对确定性之要求的不满，正是源于这种错位。 但值得一问的是，我们在气候问题上的戒备心理是否说得通。我们真的在自己生活的每个领域都寻求确定性吗？比如，我们是否只有在确知将来肯定用得上时才购买火灾保险？出门旅行时，我们是否只带那些能证明自己会用到的东西？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是否只有在确切知道哪些力量将威胁我们——以及何时威胁——时才要求军事上的战备？ 当我们从这个角度思考我们的处境时，很显然，坚持要在行动之前对气候变化有完全的确定性，是把一切都弄颠倒了。如果有人告诉你，在某个时刻驶过某条街道，你会有 1% 到 10% 的几率遭遇一场可怕的车祸，你会怎么做？我们当中很少有人会冒这个险。然而，那些坚持确定性的人却暗示，如果发生车祸的几率在 90% 到 99% 之间，我们仍然应该走那条路。毕竟，我们仍有一小部分几率毫发无伤地通过。 这样的回应是荒谬可笑的。面对重大伤害的可能性，大多数神志正常的成年人都会希望稳妥行事，留一条退路，有个备用方案，或者至少有良好的保险和出色的医疗照护。如果某件可怕的事情很有可能发生在我们身上，我们并不会简单地无动于衷。然而在气候变化的辩论中，我们却设法把整件事弄得完全颠倒了。科学中一种所谓的不确定性，掩盖了关于我们未来的一种可怕得多的不确定性：我们能否安然度过接下来的几十年？我们究竟还有没有未来？那才是我们应当面对的真正的不确定性，而如果我们以这样的方式来思考它，答案很快就会变得显而易见。 问题不在于科学家是否有绝对的证据证明人类正在导致气候变化。核心问题毋宁是：我们是否确信，我们并没有因为自己的生活方式，尤其是因为我们排放温室气体的方式，而使我们自己的生命和未来陷入疑问。即便你认为这方面的科学还可以更精确，你也必须承认，它已经在讲述一个相当可怕的故事了。仅仅闲待着等共识变得更加有力，并不是很明智。 但等一下，另一个人可能会反驳说，全球变暖是真实的，但*我们*不是原因。在其历史上，地球的气候因种种自然原因发生过剧烈变化；我们当前这个时刻也不例外。把气候变化归咎于我们自己，只不过是我们自身傲慢的一种表现。这个人可能会说，我们生活在一颗不稳定的星球上；对于这一事实我们无能为力。地球与太阳之间距离的周期性变化、极轴倾角的变化以及太阳亮度的变化，都会改变进入大气层的阳光量，改变这颗星球的温暖程度，并随着时间推移导致气候的巨大变化。 这一反对意见背后有大量的依据。例如，研究确实已经表明，太阳强度的微小变化（由太阳黑子和太阳亮度的变化所致）对温度和气候系统有巨大的影响，而且在这颗星球漫长的历史中，这些变化是常规事件。但正因为这些因素是相关的，科学家们下了很大功夫把它们考虑在内。在研究这一问题时，科学家们发现，太阳辐射的增加导致了直至 20 世纪 40 年代的气温上升，而太阳强度的减弱——可能还伴随着向大气中释放的气溶胶，气溶胶可能会抵消变暖——导致了从 20 世纪 40 年代到 70 年代的全球降温。但此后太阳黑子的平均活动并没有增加，而全球气温却以相当快的速度上升，这表明太阳强度事实上并不是近几十年全球变暖的主要因素。[^f14-172] 当前的温度变化是反常的，其发生速度远快于过去，而且主要是由人类活动引起的。 但对这一反对意见的这种直接回应，可能并没有公正地对待它。显然，许多人觉得，如果气候变化以前发生过，那么它再次发生时我们也不必太过不安。这种态度可能正是人们对那些显示自 20 世纪 70 年代末以来气温上升了多少的图表作出反应的动机：在一些观察者看来，如果当前的气温仍处在这颗星球历史上熟悉的温度变化区间之内，那么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就按定义而言并不反常，因而也不值得担忧。[^f14-173] 因此，如果他们能够证明今天的气温实际上并不比过去某个时候更高，他们就觉得自己已经驳倒了共识观点。 但这种逻辑根本站不住脚。即便为了论证起见，我们承认这颗星球在非常遥远的过去可能也曾这样温暖，甚至更温暖，这一事实也并不意味着当前的变暖是"自然的"，是事物寻常进程的一部分。非人类的原因可能在另一个时代导致了剧烈的变暖；由此并不能推出当前的变暖也是"自然的"。 这个回答本身已经足够。但也不妨做一个思想实验——就按逆反者的反对意见字面所说，看看会发生什么。假设当前的变暖是"自然的"，完全是我们无法控制的力量所致。那么，由此真的能推出我们没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这一论点非但不能帮助我们打发气候变化，反而只会强化这个问题——并使我们更难对它有所作为。 这一立场归根结底相当令人费解。认为如果地球历史上某个时候曾像今天这样温暖，我们就可以放松下来，这种假设根本说不通。数十万年来，地球的平均气温变化幅度很大，远远超出我们大多数人在科学课上所学到的。事实上，直到最近，地球的气候史在大众心目中几乎还没有留下什么印记。仔细看一看过去七万年左右——更不用说过去六十万年——的气温图表，一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这些图表上的曲线上下跳动的幅度远远超出人们最初的想象，只是在非常晚近的过去，在最近一次冰期之后大约一万年间——地质学家称之为全新世（Holocene）的时期——才放缓下来，进入相对的稳定。[^f14-174] 我们所知的文明，是在一颗大体上具有其当前特征的星球上兴起的。在这段相当短暂而例外的时期里，地球的气候创造了理想的条件，使某些类型的人类活动得以繁荣。对我们来说，"自然"是高度特定的、非常晚近的、相当脆弱的。即便在冰期之后最初的几千年里，我们还生活在流动的狩猎采集群落中，能够通过改变栖息地来适应新的条件。但随着伟大的定居式、建造式文明的兴起与传播，我们如今已扎根于特定的地方，灵活性大为降低，并深深依赖于我们所熟悉之景观的延续。冰期的回归，或一颗完全热带化的星球的到来——两者在地球历史上都有充分的先例——都将对我们的生活方式构成巨大的危险。如果地球进入其中任何一种情景，我们所习惯的一切、当代文明的任何方面，都不会再是原来的样子。因此，这一版本的"怀疑论"非但不能让我们对气候变化的危险置之不理，反而只会更清楚地表明文明是多么脆弱，多么晚近，又可能多么短暂。 如果我们仅仅是陷入了又一次气候转变之中，我们仍然必须设想如何应对。大体而言，那些声称气候变化并非由人类活动引起的人，都在反对为改变我们的处境而采取任何实质性行动的努力。这样的立场确实与他们认为人类行为并非近期变暖之原因的看法相一致。但如果变暖正在发生，而我们对此无能为力，那么我们该如何面对未来的几十年？ 任何真正相信当前变暖完全是自然的人，都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这一主张的后果。如果它是真的，那么我们减少自身对气候变化之影响的努力将毫无效果，我们的未来就真的暗淡无光。这样的人也应该非常有兴趣去思考——至少以某种方式思考——生活在一个未来正在消失的世界里是什么样子。设想对我们当前困境的这另一种诠释的思想实验，最终把我们直接带回到了本书的核心问题。 好吧，有人可能会说，气候变化是真实的，而且是由人类造成的，但气温的上升并没有那么大——不足以让我们担心。一些观察者认为，如果我们更仔细地收集地球气温的数据，例如滤除"城市热效应"（即城市扩张进入气象数据收集区域所导致的温度偏高趋势），我们就会发现地球根本没有像我们以为的那样变暖。[^f14-175] 乍一听，这是一个引人关注的反对意见。如果关于变暖的数据被夸大了呢？在这一点上，怀疑性的探究是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要对理解当前的生物圈（biosphere）有所头绪，难道不应该相当确定我们准确地测量了全球温度的变化吗？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理查德·A. 马勒（Richard A. Muller）在以往的全球气温研究中发现了足够多的缺陷，于是带领一个研究团队考察了整个问题。作为这一努力的结果，他于 2012 年 7 月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开头写道："就叫我一个皈依了的怀疑论者吧。"该团队着手处理气候变化怀疑论者提出的一系列反对意见（涉及城市热效应、有缺陷的数据选择以及人为偏差），并对它们全部进行了全面的统计分析，最终发现这些反对意见无一成立——而且温室气体的排放确实迫使全球气温在过去 250 年间上升了 2.5 华氏度，在过去五十年间上升了 1.5 华氏度。[^f14-176] 该团队还发现，除人类活动外，没有其他解释能更好地说明这一气温上升——甚至连太阳强度的变化也不能。对这一问题如此认真、显然中立而又彻底的考察，应当能消除这方面的大部分疑虑。 但同样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以此为依据反对气候变化的现实，是没有抓住要点的。它在我们如何测量气候变化上寻求确定性，而不是思考气候变化的后果。对这一反对意见最好的回应，是再做一个思想实验。假设这一反对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会怎样？ 答案立刻就有，而且相当致命。显然，气温的上升，无论高低，都已经在产生令人吃惊的影响。正如我在本书开头几页中所提到的，北极的海冰——以及北极某处大陆架上的甲烷笼形水合物（methane clathrates）——融化的速度都远远快于科学家们仅仅几年前所预测的，这表明我们已经经历的变暖所产生的影响，比我们最近所怀疑的更为严重。如果如此庞大的地球系统能够如此剧烈、如此迅速地发生转变，那么这颗星球平均气温的上升，无论确切数字是多少，都足以引起我们的注意。再花十年左右的时间去争论如何收集温度数据，而任由世界的生态系统自生自灭，这真的明智吗？ 毫无疑问，我们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科学家们已经达成了压倒性的、几乎一致的共识：我们正在导致气候变化，而且它已经在对地球的生命系统造成毁灭性的改变。我们关于其运作方式的知识尚非绝对，这一事实不应鼓励我们暂时对它置之不理，因为关于我们是否还会有未来的那种巨大的不确定性，远远超过了我们知识中相对技术性的不确定性。简言之，气候变化科学的基本原理告诉我们：这个问题是真实的。 ## 注释 [^f14-156]: William R. L. Anderegg and others, "Expert credibility in climate change,"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olume 107, number 27 (June 21, 2010), 12107–12109, doi:10.1073/pnas.1003187107。 [^f14-157]: 一个被广泛引用的早期例子，参见 Naomi Oreskes, "The Scientific Consensus on Climate Change," *Science*, volume 306, number 5702 (December 3, 2004), 1686, doi:10.1126/science.1103618。 [^f14-158]: 科学家们为表明自己对危机紧迫性及公共行动必要性的认识而作出的一次有代表性的尝试，参见美国国家科学院（National Academies）的联合声明，"Climate change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energy technologies for a low carbon future," May 2009，可在线获取 pdf 文档。 [^f14-159]: 从"怀疑论"角度对 IPCC 提出的一个有代表性的抱怨，参见 Lawrence Solomon, *The Deniers: The World-Renowned Scientists Who Stood Up Against Global Warming Hysteria, Political Persecution, and Fraud* (Richard Vigilante Books, 2010), 29–36 中关于克里斯托弗·兰德西（Christopher Landsea）作为 IPCC 第二次报告（1995）撰稿人之经历的讨论。认为 IPCC 过于谨慎的一方所提出的抱怨，参见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7), 39–45, 145–46 中关于理查德·施莱辛格（Richard Schlesinger）等人对格陵兰冰盖之新评估的记述；另见 Glenn Scherer, "Eight examples of where the IPCC has missed the mark on its predictions and projections," *The Daily Climate*, December 6, 2012, http://www.dailyclimate.org/tdc-newsroom/2012/12/ipcc-prediction-fact-check。 [^f14-160]: 一个有代表性的表述，参见 Richard S. Lindzen, "Resisting Climate Hysteria: A Case Against Precipitous Climate Action," http://www.quadrant.org.au/blogs/doomed-planet/2009/07/resisting-climate-hysteria。 [^f14-161]: 参见 IPCC Third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 I: The Scientific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page three，初始入口见 http://www.grida.no/publications/other/ipcc_tar/；以及 IPCC Fourth Assessment Report, Working Group I: The Scientific Basis, Summary for Policymakers, Understanding and Attributing Climate Change, http://www.ipcc.ch/publications_and_data/ar4/wg1/en/spmsspm-understanding-and.html。 [^f14-162]: Patrick J. Michaels and Robert C. Balling, Jr., *Climate of Extremes: Global Warming Science They Don't Want You to Know* (Washington, D.C.: Cato Institute, 2009), 195–209。 [^f14-163]: 关于这两项努力的讨论，参见 James Hoggan, *Climate Cover-up: The Crusade to Deny Global Warming* (Berkeley: Greystone Books, 2009), 31–87。 [^f14-164]: Hoggan, *Climate Cover-up*, 81。 [^f14-165]: 对这些由企业资助、旨在败坏气候变化科学声誉之努力的另一种格外有力的论述，参见 George Monbiot, *Heat: How to Stop the Planet from Burning* (Cambridge, Massachusetts: South End Press, 2009), 20–42。 [^f14-166]: Naomi Oreskes and Erik M. Conway, *Merchants of Doubt: How a Handful of Scientists Obscured the Truth on Issues from Tobacco Smoke to Global Warming* (New York: Bloomsbury Press, 2010)。 [^f14-167]: 关于伦茨，参见 Hoggan, *Climate Cover-up*, 72；关于埃克森，参见 Hoggan, 84。 [^f14-168]: President George W. Bush, State of the Union Address, January 23, 2007, http://georgewbush-whitehouse.archives.gov/news/releases/2007/01/20070123-2.html。 [^f14-169]: Hansen, *Storms of My Grandchildren*, 55。关于云与气候变化的种种不确定性，参见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Why Scientists Fear Tipping Points in Climate Change* (Boston: Beacon Press, 2007), 105–114。 [^f14-170]: 一个既认可主流观点、又对其局限有清醒认识的平衡表述，参见 Claire L. Parkinson, *Coming Climate Crisis? Consider the Past, Beware of the Big Fix* (New York: Rowman & Littlefield, 2010)。关于不确定性的这些维度，参见 Michael Oppenheimer and others, "The Limits of Consensus," *Science*, volume 317, number 5844 (September 14, 2007), 1505–1506, doi:10.1126/science.1144831，以及 Susan Solomon 等人的回应信，"A Closer Look at the IPCC Report," *Science*, volume 319, number 5862 (January 25, 2008), 409–410, doi:10.1126/science.319.5862.409c。 [^f14-171]: Spencer R. Weart, *The Discovery of Global Warming*, revised and expanded ed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167–68。关于太阳辐照、火山活动、气溶胶和温室气体对全球气温之影响的一篇有代表性的研究论文，参见 Thomas J. Crowley, "Causes of Climate Change Over the Past 1000 Years," *Science*, volume 289, number 5477, (July 14, 2000), 270–77, doi:10.1126/science.289.5477.270。 [^f14-172]: 关于著名的"曲棍球棒"图表及相关话题的怀疑性观点，参见 Solomon, *The Deniers*, 9–21; 57–74。关于迈克尔·曼（Michael Mann）争议的一个有代表性的主流记述，参见 Fred Pearce, *With Speed and Violence*, 204–209。 [^f14-173]: 此类图表的好例子，参见 Richard B. Alley, *The Two-Mile Time Machine: Ice Cores, Abrupt Climate Change, and Our Futur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3，以及 Wallace S. Broecker and Robert Kunzig, *Fixing Climate: What Past Climate Changes Reveal About the Current Threat—And How to Counter I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2008), 118。 [^f14-174]: Michaels and Balling, *Climate of Extremes*, 58–64。 [^f14-175]: Richard A. Muller, "The Conversion of a Climate Change Skeptic," *The New York Times*, July 28,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7/30/opinion/the-conversion-of-a-climate-change-skeptic.html?pagewanted=all&_r=0。关于马勒这一表述背后的完整研究，参见 Berkeley Earth Inc. 的论文，http://berkeleyearth.org/。 [^f14-176]: 〔译注：原书本章注释列表止于第 175 条，正文中的第 176 号注无对应注文。原书第 169 条注文似合并了两条注释的内容，此后注文编号与正文注号错位一位。此处照录原书编号，不作改动。〕 # 致谢 在本书的开头，我写道，气候变化打断我们，在每一个转折处都使我们失去方寸。它当然也这样对待了我：它打断了我的学术生涯，要求我暂停惯常的工作，去处理那些压倒一切的公共关切之事。因此，我首先要感谢鲍登学院（Bowdoin College）的鼎力支持，它不仅通过"教师休假补助"（Faculty Leave Supplement）提供资金，使我得以研究和撰写本书，而且明确鼓励教师承担起更广泛的使命，去增进它所谓的"公共福祉"。学院对学术之公共维度的这种难得的支持，令我由衷感激。 我深深受惠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持续不断地向一个抗拒的、有时充满敌意的公众描述气候变化的轮廓。他们不顾重重困难坚持完成这一任务，为今天的伦理勇气树立了很高的标准。我同样感激我在人文学科中的前辈，尤其是解构主义、拉康派和左翼传统中的前辈，他们示范了一种富有伦理勇气的能力，即不顾另一种根深蒂固的抗拒，而与否定性相伴停留（tarry with the negative）。我希望本书能在某种程度上使这两种思想传统之间深刻的亲缘关系显现出来。 我感激我在浪漫主义研究及相邻领域的同事们，他们以其工作的严谨和深入交谈的能力，持续示范着我们共同志业的最佳可能。我尤其要感谢蒂洛塔玛·拉詹（Tilottama Rajan）、托马斯·普福（Thomas Pfau）、威廉·加尔佩林（William Galperin）、弗朗西丝·弗格森（Frances Ferguson）、戴维·克拉克（David Clark）、詹姆斯·恩格尔（James Engell）、特雷莎·凯利（Theresa Kelley）、奥林·王（Orrin Wang）、罗布·米切尔（Rob Mitchell）、雅克·哈利普（Jacques Khalip）、南希·优素福（Nancy Yousef）、维瓦斯万·索尼（Vivasvan Soni）、安妮-莉丝·弗朗索瓦（Anne-Lise Francois）、蒂拉尔·马泽奥（Tilar Mazzeo）、伊丽莎白·费伊（Elizabeth Fay）、斯科特·荣格尔（Scott Juengel）、珍妮弗·费伊（Jennifer Fay）、琼·施泰格瓦尔德（Joan Steigerwald）、寺田丽（Rei Terada）、阿尔卡季·普洛特尼茨基（Arkady Plotnitsky）、理查德·沙（Richard Sha）、尼克·哈尔米（Nick Halmi）、科林·耶格尔（Colin Jager）、马克·卡努埃尔（Mark Canuel）、乔尔·法弗拉克（Joel Faflak）、特雷斯·派尔（Tres Pyle）、乔希·威尔纳（Josh Wilner）、尤金·施特尔齐格（Eugene Stelzig）、戴维·鲍尔奇（David Baulch）、罗恩·布罗利奥（Ron Broglio）、托比亚斯·梅内利（Tobias Menely）、安德鲁·沃伦（Andrew Warren）、亚历山大·施卢茨（Alexander Schlutz）、乔治·欧文（George Erving）、安迪·伯克特（Andy Burkett）、艾莉森·杜沙恩（Allison Dushane）、珍妮弗·霍兰（Jennifer Horan）、克里斯托弗·邦多克（Christopher Bundock）和雅各布·里辛格（Jacob Risinger）。近年来他们对我工作的回应极大地影响了本书，尽管本书可能与我们通常使用的语言相距甚远。 鲍登学院提供了一个充满活力的思想共同体，本项目得以在其中成形。鼓励我从事这一项目的根·克里登（Gen Creedon），以及在一个关键节点为我提供有益修改建议的汤姆·科特（Thom Cote），是尤为重要的对话者。我感激已故的汤姆·康奈尔（Tom Cornell）、苏珊·韦格纳（Susan Wegner）和戴维·赫克特（David Hecht）在我研究本书期间提出的具体建议；感激约翰·利希特（John Lichter）、菲尔·卡米尔（Phil Camill）、玛丽·亨特（Mary Hunter）、科林·勒斯勒（Collin Roesler）、伊丽莎白·普里查德（Elizabeth Pritchard）、马特·克林格尔（Matt Klingle）、埃米莉·彼得曼（Emily Peterman）、凯西·米汉（Casey Meehan）、安妮·威蒂（Anne Witty）和凯特·斯特恩（Kate Stern）对本项目的支持与回应；感激我在英语系、环境研究、男女同性恋研究以及性别与女性研究等领域的同事们，他们对具有伦理担当之学术的理解持续激励着我；也感激近年来我所开设的几门课程——尤其是高级研讨课——的学生们，感激他们在本书核心主题上思考的新鲜、强度与清晰。我热忱感谢塞莱斯特·古德里奇（Celeste Goodridge）、莉兹·马瑟（Liz Muther）、盖伊·马克·福斯特（Guy Mark Foster）、路易莎·斯沃维亚切克（Louisa Slowiaczek）和里奇·克莱纳（Rich Kreiner），感谢他们友谊的深度和支撑的力量。我感激缅因州沿海地区乃至更广泛共同体中的那些人，他们的友谊和交谈常常帮助奠定了本项目的基础，或重新照亮了它的轮廓；其中最重要的是卢辛达·科尔（Lucinda Cole）、罗伯特·马克利（Robert Markley）、弗兰克·威克斯（Frank Wicks）、苏坎雅·拉赫曼（Sukanya Rahman）和杰勒德·多里安（Gerard Dorian）。 我很高兴在此致谢"批判气候变化"（Critical Climate Change）丛书的编辑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和汤姆·科恩（Tom Cohen），感谢他们看到了本书的价值，并将其纳入人文学科中日益增多的气候变化研究之列；我也感激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志愿者集体的典范工作，从出版社的联合创始人兼联合社长西吉·约特坎特（Sigi Jöttkandt）和戴维·奥蒂纳（David Ottina），到密歇根出版（Michigan Publishing）的玛西娅·拉布伦茨（Marcia LaBrenz）、凯莉·威琴（Kelly Witchen）及其他人，他们引导本项目走过了许多阶段，并帮助将本书的内容和封面整理成可以出版的形式。 我最深切的感谢献给特丽·尼克尔（Terri Nickel），感谢她在每一个阶段对本项目严谨的回应，感谢她以无尽的耐心、以全新的专注阅读每一份新的草稿，最重要的是，感谢她那独有的温柔与喜悦的天赋——正是这种天赋，使得即便是阐述这些黑暗思想的任务也成为一项肯定性的事业。没有她坚如磐石的支持和出色的回应，我绝不可能写成这本书。无论在这件事上，还是在其他一切事业中，她都真正是我心智与心灵的伴侣。 # 引用文献 以下条目保留原书英文原样，以便读者查考。 - Alley, Richard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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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llings（戴维·A. 柯林斯） - 出版者：Open Humanities Press（密歇根大学图书馆 Michigan Publishing 旗下），Ann Arbor - 出版年份：2014 - ISBN：978-1-60785-314-5 - 来源：（原书在线版 DOI：） - 丛书：Critical Climate Change（批判性气候变化）丛书，主编 Tom Cohen、Claire Colebrook - 原书许可：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3.0（CC BY-SA 3.0）， **译本说明** 原书版权页载明：版权 © 2014 David A. Collings；本书以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发布，任何人可下载、再利用、重印、修改、分发和／或复制，条件是注明作者与来源，且衍生作品须采用相同或类似许可。原书封面图像（© 2007 Valerie Hegarty，保留所有权利）不在此许可之内，本译本未收录。 本译本为非官方中文译本，未经作者或出版者审阅或认可。原书写于 2014 年，译文保留原书的写作语境，不对其中的数据、预测或事件作任何更新。 **译本许可** 依照原书许可的"相同方式共享"条款，本译本同样以 CC BY-SA 3.0 许可发布。转载或改编时须署名原作者 David A. Collings 及原出版者，注明本译文为非官方译本，并以相同许可发布衍生作品。 **目录** - 引言（Introduction） - 第一章 气候变化将发生在你身上（Climate Change Will Happen to You） - 第二章 我们本可以做什么（What We Could Do） - 第三章 时间已到（Time's Up） - 第四章 不可能的革命（The Impossible Revolution） - 第五章 被窃取的未来（The Stolen Future） - 第六章 即将到来的废墟（The Ruins to Come） - 第七章 破碎的当下（The Broken Present） - 第八章 缓慢而无尽的恐怖（A Slow and Endless Horror） - 第九章 无限的责任（Infinite Responsibility） - 第十章 作出补偿：抵消你的生活（Making Reparation: Offset Your Life） - 第十一章 不要生育（Bear No Children） - 第十二章 旋风之神（The God of the Whirlwind） - 附录（Appendix） - 致谢（Acknowledgments） - 引用文献（Works Cit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