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前言（Series Foreword） “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导言中写下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尽管这一论断无疑是极端的（媒介考古学也一直被批评过于戏剧化、过于聚焦技术发展），它却推动我们继续把媒介思考为设定条件（terms）者：我们以此为条件生活、社交、交流、组织、从事学术研究，等等。毕竟，正如基特勒在近三十年前的开篇陈述中接着写道的，我们的处境，“不论是否由于”媒介，“都值得一番描述”。那么，媒介的条件（terms）是什么？即媒介的界限、条件、时期、关系与措辞是什么？这些条件与决定作用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寻找媒介”（In Search of Media）丛书通过考察用户在其中运作、却往往语焉不详的“媒介条件”（terms of media）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本丛书的目标不是编写一系列以关键词为纲、用以描述媒介实践的解释性文本，而是理解媒介得以生产的条件（即“terms”），以及媒介影响并改变这些条件的方式。 显然，搜索引擎的兴起助长了关键词和术语的激增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关键词本身的性质，因为如今任何词语和模式都可以成为“关键”。更进一步，它改变了学习过程本身，因为搜索预设了：(a) 只要措辞正确，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答；(b) 答案就在数据库之中。换言之，真相就“在那里”。然而，搜索/媒介对知识的影响远不止于搜索引擎。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艺术到文学，越来越多的学科正在寻找媒介，以此振兴其方法与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当下的媒介处境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术语，它可被理解为媒介性制约（mediatic conditioning）在时间上的转移。那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本丛书追问的是：知识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每本书都收录两位（或更多）作者的介入之作。他们对某一术语的切入方式（首批术语为：交流、模式歧视、市场、留存、机器、档案、组织、远距作用、拆解网络）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分歧又交汇。通过让北美与欧洲的学者结对合作，本丛书也推进了媒介理论：它消除了由于翻译的变数和各地学术惯例而跨越语言壁垒存在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十年差距”，以激发新的描述、规定与假说，重新思考并重新想象媒介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 导论　技术 + 药理学（Introduction: Technology + Pharmacology） 约书亚·内维斯（Joshua Neves）、艾莉娜·贾（Aleena Chia）、苏珊娜·帕索宁（Susanna Paasonen）、拉维·孙达拉姆（Ravi Sundaram） 新冠（Covid-19）疫情的经验显著加速了二十一世纪生物医学技术与信息技术之间正在进行的交互。全球数以亿计的人将自己的身体交付给实验性疫苗，这一景象表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法兰西学院（Collège de France）讲座中所阐述的人类安全模式，或许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时空。在题名恰如其分的1975—1976年讲座《必须保卫社会》（“Society Must Be Defended”）中，福柯谈到一套被称为“生命权力”（biopower）的政治技术如何发起了无缝衔接的医疗与社会工程，以优化生命并保障生命（2004）。生命权力使得对人口的周期性干预合法化，以保全更大的社会体。在疫情最初的几个月里，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认为，以健康安全之名实施的种种限制意味着一种“新的技术—医学专制”（2020）。尽管阿甘本的说法在当时引发了广泛争论，但明确无疑的是，身体、技术与药理学的重新编排已在世界各地出现。比弗·贝拉尔迪（Bifo Berardi）同样提请人们注意由疫情触发的一系列新的“自动机制”（automatisms）：“健康自动机制、技术中介的隔离，以及心理上的执念”（2021）。更宽泛地说，这意味着“经验”经历了一次显著的调制：如今驱动经验的是生物医学追踪器、自愿注射剂、延寿疗法和数据可视化。与此同时，大量人口表现出急于尝试针对这场大流行的实验性疗法，而另一些人则拒绝了这些疗法，或者根本无从获得。在许多方面，新冠经验有助于为本书的标题——《技术药理学》（*Technopharmacology*）——提供框架。 这本合著之书聚焦于广义上的大数据（big data）与大型药企（big pharma）之间正在浮现的亲缘关系。它将目前彼此之间缺乏充分对话的两个重要研究领域汇聚在一起：一方面是对网络化技术、数字文化、物流媒介（logistical media）以及种种技术化生活研究路径的探讨；另一方面是对生物经济与生物技术、毒品与药品，以及与生命本身的经济化、再生产和转化相关的一系列议题的考察。为了在这两个充满活力的领域之间架起桥梁，《技术药理学》追问：把媒介技术与药品和药理学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能让我们获得什么？这包括吞下一粒药丸或泡在社交媒体上之类的具身实践，对色情成瘾或网络成瘾的诊断，意识黑客（consciousness hacking）以及寻常的智能化举措。本书从批判媒介研究的视角出发，发出一个温和的呼吁：通过关注媒介的生物学、神经学与药理学维度，拓展媒介理论的探究。这种相互交叠（imbrication）见诸以下方面：人们担忧我们的媒介技术像药物/毒品一样，助长有害习惯，瓦解亲密关系；数字设备与药物在自我优化、工作、性和日常生活实践中的共处；由平台化社交性（platformed sociality）或公共情动（affect）的动员所支撑的动能表演性（kinetic performativities）；以及对新自由主义管理、生物资本和全球“生命支持”系统的批判性探讨（Vora 2015）。我们感兴趣的是，媒介与药物如何单独地以及共同地影响并改造身体的情动、认知与躯体能力——这些影响方式既完全寻常，又可能非同凡响，既扩展也削减着身体茁壮发展的能力。这些问题是苏珊娜·帕索宁在第一章中对成瘾与兴奋性（excitability）之分析的核心。她拒绝把网络色情视为一种致瘾毒品，转而追溯基础设施性依恋、网络化连接和感官愉悦如何激活了自我塑造的工程、种种依恋以及身体能力。 在此过程中，我们回到药（pharmakon）这一概念——它经由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在1980年代的著作进入文化理论。“pharmakon”是希腊语中意指药物、毒药与解药的词，它在柏拉图（Plato）的《斐德若篇》（*Phaedrus*）中扮演着关键角色：苏格拉底（Socrates）在那里把书写文本比作一种药物或春药（philter），它许诺充当鲜活记忆的助记工具，却通过其呆板的重复滋生遗忘（Derrida 1981, 108）。与内在记忆和鲜活言语相对，外化的书写于是意味着某种同质化与扁平化：对药（pharmakon）的类似理解日益成为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2012; 2013）后期关于网络化社会中记忆与注意力之技术的著述的基础。德里达（1981, 99）主张“不存在无害的药”，却拒绝以丧失来框定这一问题，而是凸显其含混性：在他看来，药（pharmakon）同时具有疗愈性与毒性，兼具“善与恶，宜人与不宜人”。药（pharmakon）在整体效果上是含混的，它同样拒绝“内与外、真与假、本质与表象”以及自然与人工之间的划分（103）。药（pharmakon）的概念有助于将技术文化的问题框定为可以缓解的问题，即“通过重组诱捕的工具与技术，以创造走出困局的出路”（Moore 2018, 192）。本书以药（pharmakon）这一形象为起点来探讨技术的、人类的与药理学的身体之间当前的交汇，进而强调它们的“生产性潜能”，容许出乎意料的转变和开放性的结果（Persson 2004, 46）。 对技术如何影响我们的记忆、交流与存在方式的关切贯穿了媒介理论：从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和齐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对电影的速度与节奏的兴趣，到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将技术视为人类感官系统之延伸的探索，再到沃尔特·翁（Walter Ong）受柏拉图影响、将技术批判为侵蚀记忆与认知的外在的非人产物，更不用说近年来诸如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的《浅薄：互联网如何毒化了我们的大脑》（*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Your Brain*）之类的技术流行读物式介入。在当前数据资本主义的语境下，这类关切变得愈发突出：大量寻常的社交活动通过网络化手段被组织起来并变现，而数字排毒、正念与工作效率应用的繁荣市场，则旨在通过消除无处不在的连接所带来的外部影响来帮助人们集中注意力，并许诺在此过程中恢复更本真、更有意义的存在方式（见 Syvertsen and Enli 2019）。这种对个人连接的削减并非拒绝或否定，而是“已经被包裹在连接性的技术范式之中”（Hesselberth 2018, 2007）。 我们对药（pharmakon）之批判话语的探讨，也受到当代与化学和计算实践之遭遇的调制，其中包括将药理学问题基本地延伸至媒介技术，以及这些技术以不均衡的方式横贯各个地缘政治区域（乃至媒介理论本身）。我们的目标是，一方面摆脱内与外、人与机器、本真与人工、连接与断连之间人们熟悉的划分；另一方面将注意力转向更为复杂的共处关系，在其中，技术的节奏与速度不仅仅被视为摧毁了我们在世界中的具身存在方式，也同样提供了新颖的社会与政治潜能、经验和能力。作为一种批判透镜，这种拓展了的药理学意义有策略地绕开了将技术要么视为可能、要么视为威胁的僵局式理解，以助益一种对语境之细微颗粒度保持敏感的批判性探究。虽然这本小书的一个局限在于它偏向欧美的学术与实践，但它也试图考察——并呼吁更多研究去考察——非西方的、多地点的技术药理学文化。这些关切贯穿全书，而拉维·孙达拉姆在第二章中的论述则以之为明确焦点：他考察短视频这一形式如何作为一种文化麻醉剂，滋养着印度的右翼民粹主义运动及其反运动。该章聚焦于一种正在浮现的生物技术感官系统（biotechnical sensorium），它对既有的权力关系、不断变化的政治动员形式以及公共情动构成压力，而这些既是在地调适的，又是全球可辨识的。 针对这一日益稠密的注意力与情动经济，我们也试图重新框定关于技术药理学式成瘾或亢奋（exuberance）的话语，其中包括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üll）在考察数字赌博机时所说的“设计成瘾”（addiction by design）（2012）。她追溯了游戏界面如何涉及触觉互动和机械节奏，从而使人得以进入一个情动、认知与躯体的“区域”（zone），在其中以投入的方式脱离外部世界。在舒尔看来，赌徒被他们所玩的机器玩弄，正如我们被日常平台玩弄——无论是休闲游戏的乐趣、TikTok 视频带来的兴趣与烦躁、工作的要求、自我提升的追求，还是色情视频带来的刺激、挫败与释放。通过追问机器赌博的行为心理学基础，舒尔将“区域”理论化为一种情动悬置的技术，强调对习惯或成瘾的关系性理解，即“一种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共同生产”（20）。这类研究与温迪·春（Wendy Hui Kyong Chun）的主张相呼应：网络化的想象“奠定并培养了使用习惯”，其后果源于这些习惯在我们身体中始终不被察觉的方式（2016, x）。由此，我们的分析不仅强调技术的物质属性——这是当前媒介研究中颇具影响的一个面向——而且强调由正在浮现的技术药理学所接合的社会与政治身体及实践。这种关系性的路径贯穿全书：既体现在我们对 Pornhub 和 TikTok 等平台的药理学框定上，也体现在我们对用于增强认知和做梦的药物的技术框定上。 媒介技术作为平台被部署给大众，用来把时间切分为不断缩短的视听增量，并跨越道德边界调制性愉悦；与此同时，创意阶层则把自己的身体当作平台，对大脑状态、生产力和表现进行生物黑客（biohacking）改造。媒介的药理学化在榨取（extraction）的层面上运作——大型科技公司榨取数据化的价值；而药理学的媒介化则通过优化（optimization）的体制运作——世界各地的科技工作者和城市专业人士对认知与创造表现的优化。尽管与杰森·派因（Jason Pine）所研究的另类毒品经济中冰毒与生产力之间的毁灭性关联有所不同，药理学的媒介化仍然同样是一种“获得更多生命”的尝试（2019, xix）。技术药理学的优化者们通过在睡眠中清醒地生活、在清醒时更聪明更正念地生活来获得更多生命。在这两种情形中，时间都至关重要。然而，正如约瑟夫·雷格尔（Joseph Reagle）所论，通过黑客式的系统化生活所获得的额外生命，是以为其他所有人打破规则为代价的（2019）。这些问题是艾莉娜·贾在第三章中所作论述的核心，该章考察了通过做梦使创造力合理化的种种技术如何将自我优化的仪式与关于新时代（New Age）灵性之神经学前景的意识形态结合在一起。 由此，我们也偏离了围绕药（pharmakon）的熟悉争论，转而关注实际的药品技术、实践与话语。我们立足于批判媒介研究，在一系列领域中追踪正在浮现的技术药理学，包括媒介与文化研究、社会与政治理论、所谓的区域研究或全球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学、性研究以及医学与健康人文学科。[^f02-1] 人类学家考希克·孙德尔·拉詹（Kaushik Sunder Rajan）所说的“药治”（pharmocracy）就是这类交汇的一个富有启发性的例子。在拉詹看来，“药治”描述的是由跨国制药业所支撑的健康政治经济学，它不仅通过定价、利润和专利进行经济剥削，还塑造着关于健康、价值和民主的基本观念与经验（2017, 5）。这里的关键在于，价值的述行性抽象——正如马克思主义对劳动价值的理解所把握的那样——如今已扩展到健康以及作为一具身体的劳作之上。乔·杜米特（Joe Dumit）将这种抽象称为“剩余健康”（surplus health），用以描述制药公司为了使处方最大化而将风险本身转化为一种症状的方式：“风险如今是一种虚拟语气的当下疾病：被当作已患病一样来治疗”（2012, 16）。这类针对身体能力、社会关系和政治规范的计算性与化学性干预，正是约书亚·内维斯在第四章中分析的焦点。以最优或韧性的未来之名，药物与设备长期性地干预着当下。 本书大部分内容写于全球新冠疫情所带来的延长了的例外时期，这一时期使人们对网络化媒介和化学支撑的寻常依赖变得格外醒目，其方式挑战并否定了过去十年间在大众话语与学术话语中比比皆是的、关于社交媒体成瘾、网络成瘾和智能手机成瘾的简化且以偏概全的诊断。由于我们在许多情况下无法与亲友见面，甚至无法离开家门，中介化的交流与其说对社交性构成威胁，不如说充当了社交性的基础设施支撑（Karppi et al. 2021; Paasonen 2021）。而随着线上流量飙升，被数据巨头采集、存储、分析和出售的用户数据量也随之激增，以至于那些帮助我们感到与世界相连的交流，同时也在为一种剥削性的技术药理学经济提供燃料。再加上日常生活回归疫情前常态的程度取决于疫苗接种计划的成败，这一特定的历史时刻使得对大数据和大型药企的批判都显得尤为紧迫。 不过，《技术药理学》的目标略有不同：通过批判性地探讨新自由主义数据资本主义之中关于身体、自我、主体和行动者的药理学想象与话语，我们将药理学用作一种分析透镜，以理解数据化和网络化的生活——在这样的生活中，人类与非人类的身体不仅彼此关联，而且相互啮合。本书探究技术、药理学与资本主义的交汇，追问媒介和药物如何参与新自由主义之下对生命的优化，它们如何在躯体与集体两个层面上调制生命的节奏、时间性与能力，以及它们如何既助力社会治理的尝试，又助力逃离社会治理的追求。换言之，技术药理学开启了一系列关于平台资本主义的、既未得到充分探讨又十分紧迫的问题。 本书旨在引起人们对邻近领域中聚焦于制药文化与制药产业的概念、问题和文本的关注——这件事我们在此只是开了个头——以便既为关于平台经济、监控资本主义等议题的争论注入新的空气，又为围绕我们与技术及补剂（tonics）之日常关系的新对话与新合作做好准备。《技术药理学》包含四章，分别探讨媒介与药物之间各不相同的遭遇，并展开一系列更大的关切与论断，而这些关切与论断正是本丛书所致力的“寻找媒介”的核心。在第一章《毒品、流行病与网络化的愉悦身体》（“Drugs, Epidemics, and Networked Bodies of Pleasure”）中，苏珊娜·帕索宁考察了反色情话语如何把网络色情框定为带来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新型毒品”。帕索宁借鉴并重新框定了关于药（pharmakon）的研究路径，追溯由网络化技术以及毒品与色情的使用所激活的亲密基础设施。她通过凸显愉悦的网络，对自我的规范性视域和关于成瘾的流行观念都提出了质疑。在第二章《短视频、TikTok 及其他的药理学》（“The Pharmacologies of Short Video, TikTok, and Beyond”）中，拉维·孙达拉姆以“药理学”为出发点，分析社交媒体应用 Tik Tok 及类似平台。孙达拉姆考察的并非毒品使用本身，而是智能手机情动性（affectivities）、日常形式的增强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以及当代“界面性”（interfaciality）在塑造印度充满争议的公共遭遇方面的动能影响。 在第三章《意识黑客中的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Hacking”）中，艾莉娜·贾考察了意识黑客对创造力的药理学常规化。意识黑客是一群自我优化者，他们使用迷幻技术——药物、可穿戴设备和冥想——来追逐意识的变异状态。贾以清醒梦（lucid dreaming）药丸为焦点，探讨灵性的、技术的与药理学的自我掌控模式如何通过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的意识形态运作——神经中心主义即把认知过程的语义内容还原为神经生物学，这一运作前提也为平台资本主义的行为分析律令所共享。最后，在第四章《人与物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of People and Things”）中，约书亚·内维斯把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推入寻常人类活动的世界，考察技术药理学工程如何以人类增益之名加剧脆弱性与不平等。内维斯尤其关注当代的智能话语——从聪明药（smart drugs）到智能手机——考察大数据与大型药企的相互交叠如何框定了韧性与优化之间正在浮现的张力。各章合在一起，为当代媒介理论提供了一组各不相同却又相互缠绕的议题，并加入了数字人文与医学人文交叉处一个日益壮大的研究子领域。 [^f02-1]: 后者是一个包容广泛的术语，描述的是处于人文学科与医学（包括医学人类学）、科学研究和公共卫生等领域交汇处的大量批判性与创造性工作。除本书所引用的其他著作外，还包括：Alaimo 2010, Barad 2007, Benjamin 2013, Bernstein 2019, Connolly 2002, Fuqua 2012, Preciado 2013, Race 2009, Wilson 2015，以及以技术、数据与健康为中心的项目。《催化剂》（*Catalyst*）期刊近期的一个特辑（Dolezal and Oikkonen 2021）考察了“自我追踪、具身差异以及健康的政治与伦理”（“Self-Tracking, Embodied Differences, and the Politics and Ethics of Health”），可作为后者的例证。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Alaimo, Stacy. 2010. *Bodily Natures: Science, Environment, and the Material Self*. Bloomington: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Agamben, Giorgio. 2020. “Biosecurity and Politics.” Trans. D. Alan Dean. *Medium*. May 13. https://d-dean.medium.com/biosecurity-and-politics-giorgio-agamben-396f9ab3b6f4. Barad, Karen. 2007. *Meeting the Universe Halfway: Quantum Physics and the Entanglement of Matter and Meaning*.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enjamin, Ruha. 2013. *People’s Science: Bodies and Rights on the Stem Cell Frontier*.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Bernstein, Anya. 2019. *The Future of Immortality: Remaking Life and Death in Contemporary Russia*.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ardi, Franco Bifo. 2021. “Freedom and Potency.” *E-Flux Journal*, no. 116. https://www.e-flux.com/journal/116/378694/freedom-and-potency/. Carr, Nicholas. 2010. *The Shallows: What the Internet Is Doing to Your Brain*. New York: W.W. Norton. Chun, Wendy Hui Kyong. 2016. *Updating to Remain the Same: Habitual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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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ra, Kalindi. 2015. *Life Support: Biocapital and the New History of Outsourced Labor*.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 第一章　药物、流行病与网络化的快感身体（Drugs, Epidemics, and Networked Bodies of Pleasure） 苏珊娜·帕索宁（Susanna Paasonen） “对抗新毒品”（Fight the New Drug）是一个总部设在犹他州、成立于 2009 年的反色情非政府组织。它尤其以年轻男性为目标，在社交媒体上运作，并借用通俗化的神经科学修辞，宣称网络色情是一种令人成瘾的毒素，会以有害的方式重塑使用者的大脑。这一主张得到了其他一些激进团体、倡导团体和游说团体的支持，它们将色情认定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迄今为止，美国已有二十九个州提出或通过了这方面的决议（Burke and MillerMacPhee 2021）。将色情等同于需要再打一场“毒品战争”（War on Drugs）的成瘾性毒素，这一做法还得到了围绕 Reddit 子版块 NoFap（创立于 2011 年）所形成的网络社群的支持，该社群提倡戒除色情使用和手淫（e.g., Burnett 2021; Hartmann 2021; Johanssen 2022; Oeming 2018; Taylor and Jackson 2018）。 在文化生产领域，色情当然并不新鲜，反对它的倡议与政策也同样如此。然而，人们认为网络色情的大规模流通与以录像带、杂志、小册子和 DVD 形式发行的露骨性内容在性质上是截然不同的怪物。作为一种“新毒品”，网络色情被视为在网络化的连接中不受控制地蔓延，并且比此前的任何东西都更加极端、更加无所不在、也更加有害。如果说色情的社会影响一向被视为有毒的，那么可以说，网络化媒体已将其邪恶力量加速扩张到了流行病般的规模。色情成瘾话语被批评为一种“出于政治动机而对公共卫生资源的误导”，其运作所依据的是“对健康与媒介研究双方面的倒退性理解”（Webber and Sullivan 2018, 192; Ley 2018），但它却具有一种诱人的大众吸引力。这一话语源自美国，又因以生物医学的语汇将反色情运动重新表述为一个道德卫生（moral hygiene）问题而在国际上颇具号召力（Schaler 2000）。 “新毒品”的修辞建立在一个悠久的传统之上，即警告身体的快感实践在社会和个人两个层面上所造成的腐蚀性影响。依照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1993, 1–2）的看法，毒品这一概念是一种植根于历史语境的修辞建构，以道德和政治评价为基础，并包裹在种种规范与禁令之中。将某物标记为毒品，意味着把它置于同自然世界（作为人工之物）以及社会制度（作为一种破坏稳定的有害力量）的双重对立之中。正如德里达（1981, 99, 125）所指出的，希腊语中表示药物的词“药”（pharmakon）既意味着毒药又意味着解药，因而包含着一种根本性的意义含混：它既代表病因又代表疗法，而且可能同时如此。本章考察将网络色情框定为一种令人成瘾的“新毒品”的做法，并广泛地以药（pharmakon）作为分析透镜来探讨这一框定所涉及的边界划分工作（boundary work），从成瘾的概念化一路推进到基础设施性的技术依赖、连接与依恋。 在下文中，我将批判性地梳理网络色情成瘾话语中在内与外、有机与人工/技术之间所划出的区分，并提出一个将快感与兴奋作为文化研究中、也为文化研究而言的基本关切置于前景的框架。此处所讨论的快感是感官性的、发自肺腑的（visceral），它常常被框定为需要治理与控制的问题，但它对于人们如何生活、如何形成依恋却至关重要，并且其所采取的形态可能是含混的。 ## 人工的、成瘾的刺激 根据同义词词典的定义，依赖（dependence）在强度增长时便渗入成瘾（addiction），成为“对某物上瘾的状态（= 无法停止服用或使用它）”（*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成瘾这一概念被用来描述对于社交媒体、食物、音乐、性、日间水疗、健身锻炼和购物等五花八门之事物的各种依恋、投入和从中获得的快感。从 20 世纪 70 至 80 年代最早的性成瘾诊断（Reay, Attwood, and Gooder 2015），到晚近对智能手机成瘾的担忧（Panova and Carbonell 2018），这都涉及对那些被认为在社会和道德上可疑的快感进行生命政治治理。 成瘾话语还暗含着在丰富而过剩的选项面前为控制而进行的挣扎——甚至是控制的不可能（Reith 2019, 2, 62）。格尔达·赖斯（Gerda Reith）（2019, 74）认为，19 世纪的成瘾观念是在与自由资本主义之下个人意志被削弱的担忧相关联的情况下被创造出来的。随后，在去管制化的资本主义中，消费日益强化，无法餍足的欲望遭遇了数量无限的可消费对象，对愈发强烈的自我控制形式的需要也随之增长，“为成瘾领域本身几乎可能无限的扩张铺平了道路，从赌博和糖到智能手机和脸书（Facebook）”（Reith 2019, 66）。成瘾话语的广泛应用与对设备、应用程序、电视剧、游戏及其他媒介对象“上钩”（hooked）的日常说法交织在一起（Jenkins 2006, 20; Hellman 2009）。与这种对投入的情动依恋的正面表述并行的，是一种广泛的风险与病理话语，在其中，设备和平台被视为奴役其使用者并削弱其行动能力。尤其是网络成瘾的诊断，自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在自助读物和学术分析中不断累积，并且至今仍被广泛使用，以至于例如“社交媒体成瘾”可能仅仅指人们定期查看自己的信息流（see Andreassen et al. 2012; Griffiths 2012; Reay, Attwood, and Gooder 2015, 9）。 作为“一种街头式的口语化夸张”（Coyne 2016, 129），成瘾诊断几乎可以被套用于任何由追求快感所驱动的活动。它们充当着“一种更广泛的文化不适的速记，表达着个人感到无力应对的一系列关系”（Reith 2019, 71），并道出了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中的焦虑与道德评判（Foddy and Savulescu 2007, 29）。归根结底，成瘾概念涉及对快感与欲望的管理，以及对生活应当如何度过的评判（Reith 2019, 67）。这一切导致人们轻易地将习惯性的日常惯例与强迫行为混为一谈，将快感实践与病态习惯混为一谈。 由于成瘾的临床概念不断渗入关于那些因道德理由而被视为有问题的快感实践的更广泛讨论之中（Ley, Prause, and Finn 2014, 96），它在色情问题上成为一个活跃的修辞形象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对于色情成瘾诊断的证据基础并无一致意见（Burke and MillerMacPhee 2021; Vörös 2009; Williams, Thomas, and Prior 2020; Reay, Attwood, and Gooder 2015）。在网络色情成瘾的概念中，网络化媒体的强制性力量与露骨性表征的强制性力量相遇，由此产生了一个情动充沛的形象：在瘴气般的影响面前丧失了控制。 换一种方式来表述，成瘾意味着难以通过为此目的而以强迫方式消费的对象和物质获得快感。在这里，成瘾涉及对快感的追求，而当人从为了快感而使用某种药物（“喜欢”它）转变为渴求它时，这种追求就成了问题（Ley, Prause, and Finn 2014, 96）。当所渴望的享受没有到来时，满足便遥不可及，成瘾者的生命力不增反减——即便她渴望更多，而这有损于她的福祉（Bjerg 2008; Weinberg 2002）。成瘾者不再是自身欲望的主人，她的自主性与自我控制逐渐滑脱，快感的对象也不再带来多少欢愉。这种概念化在解释对对象和物质的依恋如何被体验为个人问题的同时，也将成瘾性物质与福祉分割开来，从而绕过了习惯性用药在“追求和实现身心健康与福祉”中可能扮演的角色（Moore et al. 2017, 160）。因为即便其消费被认为是强迫性的，人们仍可以以策略性的方式去接触、体验成瘾性物质，并与之共同生活。 在伊芙·科索夫斯基·塞奇威克（Eve Kosofsky Sedgwick）（1993）看来，成瘾概念围绕着意志自由不足这一修辞形象展开，即成瘾者被视为受到其无法控制的外部力量驱使。正如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1990, 43）的著名论断，19 世纪见证了一种转变：从将“鸡奸者”（sodomite）界定为暂时偏离性规范的人，转向将“同性恋者”（homosexual）视为一种人格类型、身份范畴，甚至一个自成一类的“物种”。塞奇威克指出，在将鸦片使用者归类为成瘾者的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个类似的、平行的转变：“在将一个药物使用者分类学式地重构为一个成瘾者的过程中，发生改变的是关于她的最基本的术语。她从一种相对稳态的稳定与控制的处境中，被推入一个无可挽回的衰落与致命的叙事之中”（Sedgwick 1993, 131）。这还进一步涉及对“外来物质”的妖魔化，因为药物在人的专注程度、警觉程度、时间感或身体节律方面所带来的情动的、躯体的和认知的调节被框定为腐蚀性的（130–32）。在塞奇威克（133）看来，成瘾概念涉及以自主的、自足的、自由选择的主体为前提的“自由意志的宣传”。一个“使用者”可以被视为主体，而一个成瘾者——无法恰当或自由地做出选择，并受到她无法控制之力量的影响——则在某种程度上是一个客体。她是被动的，因而在一定程度上被女性化了，沉溺于不恰当的快感之中（cf. Race 2009, 140）。 依照塞奇威克的论证，这种内与外的划分建立在自然物质与人工物质的分离之上，并导致在两类欲望之间划出区分：一类“被认为是自然的，称为‘需要’，另一类被认为是人工的，称为‘成瘾’。或许，将某些特定的、可感知的物质在其与‘自然’欲望的（人工刺激的）关系中物化地归类为非自然的，这种做法最终必然会使任何欲望的自然性受到质疑”（136，强调为引者所加）。作为道德评判的问题，自然与非自然之间的边界划分工作于是围绕着恰当的欲望及其主体与客体而展开，这赋予了各种各样的成瘾话语某种程度的一致性。成瘾性物质作为某种反常的增补（supplement）萦绕着身体，它们助长了绝望而无法餍足的欲望，从而威胁着事物的道德秩序。 ## 不，NoFap 屈从并依赖于外部刺激的网络色情成瘾者，是一个具有生产力的、自我治理的新自由主义主体的反面。在 NoFap 通过戒除手淫而实现自我控制与自我提升的计划中，色情成瘾者还进一步代表着有缺陷的男性主体性。NoFap 在 Reddit 上的“关于社区”说明如下： 〔此处原文引用了 NoFap 在 Reddit 上的“关于社区”说明，大意是：该社区举办“重启”（rebooting）挑战，参与者（自称“Fapstronauts”，即“撸航员”）在一段时间内戒除色情和手淫；无论是想以每月挑战来随意检验自我控制力，还是因过度手淫或色情已成为生活中的问题而想较长期地戒除，都能在这里找到支持性的社群和大量资源。〕 托马斯·拉克尔（Thomas Laqueur）（2003）在其手淫文化史中描绘了手淫的转变：从犹太—基督教传统中被视为罪的“俄南之罪”（onanism），到 18 世纪晚期被界定为一种疾病的“自渎”（self-pollution）。在这两种情形中，手淫都被视为非自然的，作为一种非生殖性的快感实践而近似于鸡奸。作为医学干预和社会嘲讽的对象，手淫者——不知节制——被视为迷失于过度的、非生产性的孤独快感之中，“毫无可取的社会功能”（Laqueur 2003, 232, 235）。这种缺乏自我控制的表现被视为威胁着不亚于“文明人性之基础”的东西（66）。尽管对手淫的担忧同时延及男性和女性（所采用的性别模式是二元的），但人们尤其担心年轻男性浪费其精液、耗尽其生命力，并背离有意义的、生产性的社交：俄南式的习惯被认为会使男人变得迟钝、虚弱、神经质、精疲力竭、女性化、阳痿、疯狂，甚至死亡。 与此相对，20 世纪 70 年代见证了将孤独的性重新定义为抵抗社会治理的解放性活动；“是自我治理与自我控制的标志，而非其崩溃的标志”（Laqueur 2003, 277，强调为原文所有）。NoFap 则转而诉诸 19 世纪对俄南式自我伤害的理解，将通过放弃色情使用而获得的纪律和个人意志力置于前景，其社群成员以各种方式将色情使用讨论为一种坏习惯、成瘾和健康风险（Burnett 2021; Hartmann 2021）。不再“撸”（fapping）之后，成员们报告说自己的身心健康和男性活力都有所改善。NoFap 的修辞将色情塑造为一种从外部威胁身体的人工刺激物质，而自我愉悦则代表着有害的、非自然的性。在这里，色情与手淫携手并行，正如对俄南之罪的担忧在现代色情诞生后不久便出现了（Laqueur 2003, 330, 334; Florêncio 2021）。 遵循媒介效果研究的一般模板，反色情话语将色情框定为一个虚假想象的问题，认为它助长了对性与性别的有害认知。就其本身而言，NoFap——关注的是男性的自由与自主——则带有一个与手淫克制相关联的更广泛的志向性议程。反色情女性主义将色情定位为针对女性之性暴力的象征（如罗宾·摩根［Robin Morgan］在 20 世纪 70 年代提出、被广泛沿用的口号：“色情是理论，强奸是实践”），而 NoFap 则将年轻男性定位为终极的“失控流行病的非自愿受害者”（Webber and Sullivan 2018, 193）。该运动的起源被追溯到 2011 年 Reddit 上的一则帖子，该帖引用了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Health）的一项研究，声称“男性七天不手淫，其睾酮水平会上升 45.7%”（Love 2013）。于是可以说，男人通过驾驭自己的俄南冲动，便能提升自身的男性荷尔蒙构成。由于这里并未区分手淫禁欲与其他形式的性禁欲对睾酮水平的影响（尽管所研究的问题是射精频率），问题就变成了精液被错误地洒落。这一前提认为，不手淫会使男人更有男子气概。 记者凯蒂·毕晓普（Katie Bishop）（2019）进一步解释说：“许多 NoFap 参与者（他们常自称‘撸航员’［Fapstronauts］）之间还存在一种共识，即克制手淫可以带来‘超能力’，从精力和自信的提升，到赢得同伴的尊重或治愈社交焦虑，不一而足。”手淫禁欲被视为能够在一个人可以成为的那个男人身上带来积极的结果——拥有 86.3 万名成员的 Reddit 社群主要是男性，尽管也有一些女性 NoFap 参与者对身心的改造抱有信心。克丽丝·泰勒（Kris Taylor）和苏·杰克逊（Sue Jackson）（2018）在对 NoFap 的话语分析中指出，其成员通过进化论修辞，将异性恋男性气质框定为天生的、属于“自然秩序”的一部分。这涉及将“真实的”性抬高到虚假的性之上，与区分自然欲望和非自然欲望的更广泛的成瘾话语遥相呼应。作为“快感的主导追求者”，这些男人想要以自主取代依赖（Taylor and Jackson 2018, 634）。NoFap 的社群形成呼应了赖斯（2019, 71）的观点，即成瘾者身份与其说是被强加给不情愿的主体，不如说是“由个人自己积极选择和诠释的”。在 NoFap 内部，成瘾者身份是通过“培养一种（性的）工作伦理、监管自身的边界、自我封闭……以便更好地应对一个充满诸如色情之类‘非自然’诱惑的世界”而被操演出来的（Hartmann 2021, 225）。 ## 多巴胺泛滥 与此同时，19 世纪将成瘾理解为一种“意志疾病”的观念，已让位于将其诊断为一种大脑病症的通俗化神经科学（Ley 2018; Fraser et al. 2017）。按照这一论点，由于大脑的快感中枢在饮酒、吸毒、浏览脸书或观看网络色情时被激活，“突触和回路被欲望永久性地重塑，并在一个由神经化学的快感与奖赏所驱动的循环中，需要更大量的消费才能达到同样的激活水平”（Reith 2019, 64–65）。在这种对神经可塑性的理解中，大脑被“劫持”，成瘾者被束缚在毫无乐趣的、强迫性的重复循环之中，以至于最终，“更频繁消费色情的人，其大脑连接更少、活跃度更低，某些区域甚至更小”（Fight the New Drug 2017）。多巴胺是一种与预期奖赏相关的神经递质，对其他一系列身体和大脑功能也至关重要：作为药物，它被用于治疗低血压和循环问题。在贯穿 NoFap 和“对抗新毒品”的通俗成瘾话语中，它被狭隘地界定为一种令人成瘾的快感化学物质，对它的追求会损害使用者的大脑。这一思路在加里·威尔逊（Gary Wilson）2014 年的著作《色情之下的大脑：网络色情与新兴的成瘾科学》（*Your Brain on Porn: Internet Pornography and the Emerging Science of Addiction*）中得到了阐述，按照该书的说法，色情强化了某些神经连接而非其他连接，并在一个恶性循环中使男人陷入强迫性的习惯： 〔此处原文引用了 Wilson（n.d.）的一段话，大意是：把一只雄鼠放进有一只可交配雌鼠的笼子，它起初疯狂交配，随后逐渐对这只雌鼠失去兴趣；但若换上一只“新鲜”的雌鼠，它便立即重振精神，如此反复直至筋疲力尽；就像这只实验鼠一样，你的大脑中也有一种原始机制，驱使你去“授精”屏幕上那些二维的雌性、雄性（或别的什么）。〕 在威尔逊看来，网络色情的种种新奇之处导致了可能无穷无尽的荷尔蒙与神经递质冲击，助长了一个衰退的恶性循环。与受到“新鲜”雌鼠激发的“英勇”实验鼠相似，男人们据说在面对排山倒海的性刺激时无法自已，因为他们的大脑就是这样被预先设定好的。对着色情手淫使大脑释放多巴胺，并通过改变身体的生化平衡，将身体俘获于对快感的进一步追求之中。不过，通过“重新布线大脑”，或者 NoFap 所称的“重启”，康复仍然是可能的。就像崩溃或出现其他故障的计算机一样，重启被许诺能够带来一个干净的重新开始。 NoFap 既是一个同伴互助团体，也是亚历山大·罗兹（Alexander Rhodes）所拥有的一个商标。罗兹长期与神经科学家妮可·普劳斯（Nicole Prause）进行辩论并对其提起法律诉讼，后者并未发现色情成瘾诊断的证据基础（see Cole 2019）。普劳斯与其合著者一道，批评了将物质成瘾模型套用于色情使用的做法，认为性欲的差异不应仅仅因为偏离社会规范就被病理化为一种障碍（Steele et al. 2013; Prause et al. 2015）。普劳斯被罗兹指控诽谤，被 NoFap 的支持者贴上受色情产业扶持的“色情与手淫辩护者”的标签；她是质疑威尔逊成瘾论断的学者团体“真实的色情之下的大脑”（Real Your Brain on Porn）的成员。作为回应，“色情之下的大脑”网站则展示了普劳斯推文的截图，作为她进行诽谤的证据。 这场关于科学修辞与经验证据之用途的辩论，沿袭了美国“色情战争”（porn wars）长期以来的两极化路线；这场战争从 20 世纪 70 年代末持续到 80 年代，并在 21 世纪头十年重燃，其论调至今仍充满恶意（see Duggan and Hunter 1995, 5–6）。此外，反色情倡导者与神经科学家之间的对立，核心在于网络平台上赋予个人感受的价值。推特（Twitter）和 Reddit 对抗性的互动动态加剧了意见的不和与两极分化；阿德里安娜·马萨纳里（Adrienne Massanari）（2015）认为，后者在其子版块社群形成中浸透着白人的、异性恋的、且常常是厌女的极客文化，而 NoFap 正是其中的一部分（关于 NoFap 与“男性圈”［manosphere］，see Cole 2019; Hartmann 2021; Johanssen 2022）。那些将色情使用和自我愉悦体验为自己生活中负面因素的人，可以在成瘾诊断中找到慰藉和帮助，因为这些诊断似乎道出了他们所面临的问题并提供了解决方案。因此，当一位学者指出这些诊断缺乏科学证据时，便与一个人经验中主观的、切身感受到的真实发生了冲突。与此同时，大卫·J. 利（David J. Ley）（2018, 210）认为，成瘾话语通过将“原本无害的行为”病理化、服务于一个以营利为导向的成瘾治疗产业，以及混淆因果，“加剧了那些在色情使用上挣扎的个人所体验到的绝望感”。在利看来，这种绝望感的核心是一个与色情使用相关的羞耻和焦虑问题，而这种羞耻和焦虑源于对快感实践的病理化。 ## 基础设施性的依恋 在一种相互关联的成瘾话语中，人们认为，在各种网络交流中不断寻求多巴胺冲击会重塑我们的大脑，损害我们思考、记忆、存在和建立关系的能力（e.g., Carr 2011; Stjernfelt and Lauritzen 2019, 46–58）。按照这一论点，通过猫咪视频、制胜的表情包（meme）和无穷无尽的新动态，网络注意力经济将我们困在其强迫性的回路之中。认为网络化媒体破坏性地损害了我们认知、社会和情动能力的观点，实际上在学术界和新闻界都已变得相当普遍（e.g., Turkle 2011, Lovink 2019; 本书中 Sundaram 一章; 更详尽的讨论 see Paasonen 2021）。那些聚焦于从 Tinder 配对和 Instagram 点赞中获得多巴胺冲击的成瘾论述，暗示了这些事物的轻浮与平庸，却忽视了对网络化媒体广泛的、日常的基础设施性依赖。我认为，这归根结底是一种道德说教式的举动，它将依赖与成瘾混为一谈，将习惯性的媒介使用与破坏性的、强迫性的渴求混为一谈。 反之，如果将网络化连接理解为基础设施性的，理解为在日常生活中提供（afford）了种种能动性形式，那么问题就变成了一种不可还原为成瘾的依赖。遵循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的一般原则，人的能动性依赖于由多样的行动者（其中许多是非人类）所组成的偶然网络（Latour 2011），正如日常生活的可运转性依赖于从电力到自来水、道路、铁路和网络连接等一系列基础设施性行动者。而如果个体能动性是一项分布式的事业，依赖于并构成于它所连接、关联以及与之保持距离的行动者，那么我们习惯性使用的设备和平台就与其说是外部对象，不如说是不断塑造又拆解我们的网络中的节点。并不仅仅是我们在使用网络化媒体：更确切地说，是它们塑造了我们的行动能力（Pienaar et al. 2020, 2）。我们与基础设施之间多重连接、依恋和依赖的分量与深度意味着，将内（有机的、人类的）与外（技术的、外来的）分割开来的默认区分是站不住脚的。 在劳伦·伯兰特（Lauren Berlant）看来，亲密性意味着“影响人们、且人们赖以生存的连接”（2000, 4，强调为原文所有）。在这个意义上，亲密性与塑造我们的网络和依恋一样是基础设施性的（Coleman 2018, 610; Paasonen 2018b）。作为亲密性的基础设施，智能设备和网络平台使人、技术、表征体与数据档案之间的连接与断连成为可能。作为自我在其中不断生成的网络中的行动者，它们塑造并调节着与世界中其他身体相关联的方式，因而其本身就是亲密的。 我是在新冠肺炎（Covid-19）大流行期间的封锁和社交距离措施下写作本文的，在此期间，为维系社会关系——连同一系列其他的联系和义务——而对网络化媒体的日常依赖，以前所未有的方式显露出来。由于我们无法面对面、身体对身体地相见，从私信到视频通话的网络化连接已成为工作日常、摆脱社交隔离的喘息、建立联系并保持某种接触的手段的关键。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重复和延伸，这类连接可能因其中所涉及的疏离与故障而变得令人疲惫和沮丧，同时它们也使跨越那些我们无法在物理上穿越或往来的空间的亲密性成为可能。 ## 习惯 尽管就日常生活的可运转性在多大程度上有赖于网络化连接而言，这一特殊的历史时刻是例外的，但这些依赖也是随着时间推移逐渐形成的习惯（Coyne 2016, 129–30; Mowlabocus 2016）。温迪·春（Wendy Hui Kyong Chun）（2016, 1）认为，网络化媒体在似乎根本无足轻重的时候最为重要，即一旦它们已根深蒂固地成为几乎不需要有意识思考的日常惯例。在春看来，重要的不是新奇之物，而是习惯性之物：随时间推移而进行的重复、所确立的惯例，以及“没有任何刻意追求连贯性……没有任何有意识的专注”而持续进行的交流（Bourdieu 1984, 17, 173）。习惯——“机械的与创造性的；个体的与集体的；人类的与非人类的；内在的与外在的；非理性的与必需的”（Chun 2016, 6）——涉及产生依赖的日常的、具身的依恋。例如，丢失一部智能手机，会影响一个人与他人保持联系、在地图上找到自己的位置、为清晨早起设定闹钟、进行支付、弄清公交时刻表，或者一上公交车就玩休闲游戏来分散注意力的能力。而在大约二十年前，这一切都算不上什么问题。 对网络化媒体的习惯性使用虽然是公众高度关注的对象，却是我们感知世界之方式的核心（Richardson 2005）。正如珍妮·松登（Jenny Sundén）（2018, 69）所言：“我们数字设备的节奏与我们身体的节律交融在一起，加快或放慢我们的身体与他人身体相组合的方式，催生新的节律和关系。”内与外、有机与技术无法被干净利落地彼此区分开来，因为技术与其说是外来物质，不如说是我们与之共同生活的亲密的、或许是假体性的事物。于是，问题就变成了在与设备、应用程序、平台和交流伙伴的互动中所组合出的身体节律，这些节律影响着我们行动、关怀、记忆和思考的方式，而且可能是以含混的方式。 习惯（habit）这一概念既指日常惯例，也指令人恼火的怪癖和对毒品的渴求（瘾），其内涵在中性与负面之间游移。这对于如何看待网络化媒体使用的习惯具有重要意义。设备、应用程序和网站影响着我们的专注程度和感知节律——用于带来改变了的身体体验的致醉物质也是如此（Pienaar et al. 2020）。改变身体感受和体验能力的惯例，无论是借助网络色情、冬泳、酒精、冥想、激素替代、耐力运动、网络摄像直播（webcamming）还是吸毒来实现，都会“作为习惯铭刻在身体之中，以至于它们让人感到深切地发自肺腑、难以抗拒。但它们也与关于品味、表现、情动、情绪和社交性的感觉神话相关联”（Race 2009, 152）。通过重复而形成的习惯被嵌入社会规范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这些实践将其中一些视为可以接受的（下班后的一杯葡萄酒；几乎任何形式的体育锻炼），而将另一些（用一点氯胺酮放松一下；快速看一段群交色情片）视为不那么可以接受。 毒品和色情都可以“提供兴奋、快感和即时满足”以及“从压力中解脱、从无聊中逃离。它们的效果是短暂的；它们的快感转瞬即逝，有时会使人养成习惯”（Reith 2019, 84）。作为以不同方式体验世界的实例，这类释放为那些可能感觉停滞不前、或被体验为在可预见的乏味圈子里打转的生活增添了解脱、风险与动感（Cohen and Taylor, 1992, 171, 197）。正如凯恩·雷斯（Kane Race）（2009, 166）所指出的：“放空、分心、沉浸于某事、放开自我、忘乎所以、感到意外（无论是愉快的还是其他的），都是日常生活中熟悉的部分，并且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公众对色情和网络化媒体之强迫性、有害使用的担忧，围绕着种种逃避现实的追求展开，而这些追求的快感被视为可疑的。 网络色情——“新毒品”——的成瘾力量与其习惯性使用相联系，这一话语关注的是“以社会理性的、文明化的力量来控制‘非理性’的过剩与欲望”（Reith 2019, 147; see also Fraser et al. 2017）。在威尔逊（n.d.）看来，问题在于网络色情不尊重内与外的划分：“视频取代了你的想象，并可能塑造你的性品味、性行为或性轨迹”，而且由于色情“储存在你的大脑中”，它可以被自动调取，“在你需要‘来一口’的任何时候”。对于那些反对以色情素材为燃料的手淫的人而言，以技术为中介的自我愉悦实践意味着一种不真实性，它侵蚀着与他人发生性关联并从他人那里获得快感的更有意义或更真实的方式。 在威尔逊、“对抗新毒品”和 NoFap 看来，那曾驱使 19 世纪的手淫者陷入险境的东西，如今将我们困在“撸”的强迫性循环之中：然而一旦没有了网络色情，真实的自我便能重新茁壮成长。他们的逻辑与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的逻辑相似——尽管显而易见的事实是，NoFap 是通过网络化的同伴支持来运作的，因而与数字净化并不相容。数字排毒、清除和断食被当作重新连接一个人真实自我的手段，以及打造更直接、更有意义的社会联系的手段而被提供出来（Syvertsen and Enli 2020）。这涉及在天生的真实性——或 NoFap 话语中的“真实”（realness）——与有害的外部行动者之间所做出的明确的价值评判。 ## 注意安全；去手淫吧 在本文写作之时，对网络色情构成全球健康危机的担忧，遭遇了一场真实的、大规模伤害和杀死身体的全球大流行。当唾液接触构成实际的健康风险，当吸入他人的呼气就可能面临迫在眉睫的感染威胁时，公共卫生专业人士将手淫誉为最安全的性表达形式——这一情形在一定程度上、但也仅仅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艾滋病（HIV）流行期间对安全性行为实践的推广（e.g., Race 2018, 13–14, 46–47; Florêncio 2020a）。纽约市卫生局 2020 年 6 月的新冠肺炎性指南论及了大流行期间的减害问题：“你是你最安全的性伴侣。手淫不会传播新冠肺炎，尤其是如果你在性行为前后用肥皂和水洗手（以及任何性玩具）至少 20 秒的话。”一条同时针对约炮应用程序频繁使用者和性工作者的建议推荐使用网络平台：“考虑暂停线下约会。视频约会、色情短信（sexting）、订阅制粉丝平台、性感的‘Zoom 派对’或聊天室都可能是你的选择”（NYC Health 2020）。作为将网络化媒体视为亲密性基础设施的一种具体表述，公共卫生官员倡导安全的、保持距离的性连接方式。 随着大流行的到来，网络流量激增，其中也包括对成人网络摄像直播、内容订阅和视频聚合网站的访问。2020 年 3 月，当冠状病毒在各大洲迅速蔓延时，Pornhub 报告其日流量增幅高达 24%，并向“全世界”提供为期 30 天的免费高级会员资格，“以期推动人们认识到在新冠肺炎大流行期间居家和保持社交距离的重要性”。作为“新毒品”，网络色情被视为使用户成瘾并损害他们，而长期善于把握公关机会的 Pornhub（see Paasonen, Jarrett, and Light 2019, 52–57; Rodeschini 2021）则将色情宣传为应对社交距离之不适的安全解决方案，甚至某种解药。 网络化媒体与色情，无论是一起还是分别地，都在一系列辩论中作为药（pharmakon）而运作，同时也同样占据着“替罪羊”（pharmakos）的角色，被指控败坏社会秩序、伤害福祉（Derrida 1981, 130）。尽管在好的（刺激性的）药与坏的（过度刺激的、成瘾的）药之间形成二元对立看似容易，但这种边界划分工作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人们如何与网络化连接共同生活、快感在其中采取何种形态，都存在着大量的含混性。而如果依照德里达（1981, 103）的说法，药扰乱了“善与恶、内与外、真与假、本质与表象”之间的区分，那么将其作为理解网络色情的分析透镜，就意味着将含混性置于概括之上，并对与网络色情相关的关切、激情和经验形成更为细致入微的理解。 ## 好的、坏的和令人兴奋的 由合法与非法药物及其用途构成的药物市场，说明了药的双重性质：前一个市场不断扩张，后一个则以各种“战争”来应对（Race 2009, viii, 7）。在性与药物的领域中，所谓好的药包括恢复功能和预防性的物质，从伟哥（Viagra）和希爱力（Cialis）到避孕药和暴露前预防（preexposure prophylaxis）药物。而不那么好的药的领域，则涉及那些通过降低身体行动能力而使其陷入危险的物质——如约会强奸药——但也包括强化快感、助长过度的药物，如娱乐性的化学性爱（chemsex）和注射性爱（slamsex）中的“派对与玩乐”（party and play）式用药（Race 2015; 2018; Race et al. 2021）。化学性爱涉及“改变身体体验、增加快感、增进亲密、巩固社会纽带，以及沉溺于原本可能令人不适或难以想象的情色实践的欲望”（Pienaar et al. 2020, 7），它将纯粹的性快感置于前景，挑战有机具身性的观念，并改变一个人对身体所能为之事的理解（Hakim 2019, 118; Race 2009, 154）。 雷斯（2009; 2018）在人类身体、技术与药物的交汇处写作，将可能性与偏好如何被试验的实验性（experimentality）置于前景（also Pienaar et al. 2020, 6）。在雷斯看来，亲密与快感中的实验包含着作为开放式过程的惊奇与发现，在其中身体及其欲求处于不断的转变之中：“偶尔会有某种新的、意料之外的或酷儿的东西浮现——一种新的感觉、一种不寻常的情绪、一种此前无法想象的关联方式”（Race 2009, 186）。于是，惊奇对于性自我如何通过开放式实验而成形至关重要：“最令人振奋的快感，往往是那些你从未想象过能够成为享受之源的快感；它们使你超越自身，使体验自我和与他人相关联的新方式成为可能”（Race 2018, 177，强调为原文所有；see also Bollen and McInnes 2006, 112）。 这种实验可以延伸到将性视为以快感本身为目的的嬉戏性即兴实践来思考。通过这一过程，身体得知自己喜欢什么、宁愿不去尝试什么，以及什么会以可能是矛盾的方式作为未来的机会而撩拨人心（Paasonen 2018a）。对色情使用的经验研究同样表明，它涉及从无聊中获得解救，以及对身体所能为之事的实验（e.g., McKee et al. 2008; Barker 2014; Smith, Attwood, and Barker 2015）。网络色情的场景与编排汲取并助长性幻想，并且在极其个人化、却又绝非仅仅个人化的层面上运作，展示出身体所能做和所能感受之事的种种景观。无论是否借助媒介，性实验都构成某种药（pharmakon），因为其快感可能被染上阴暗而沉重的色调，并掺杂着羞耻和内疚。正如用药的快感可能有损身体健康一样，性快感实践也可能在其所涉及的社会依恋方面具有破坏性，在执行中令人不适，在其所提供的刺激方面高度含混，甚至成为创伤的素材。在这一切之中，内与外、个人与社会之间的划分不仅变得多孔可渗，而且无法维持。 根据唐纳德·L. 希尔顿（Donald L. Hilton）2009 年的著作《祂使我的灵魂苏醒：通过耶稣基督的赎罪理解并打破色情成瘾的化学与精神枷锁》（*He Restoreth My Soul: Understanding and Breaking the Chemical and Spiritual Chains of Pornography Addiction through the Atonement of Jesus Christ*）的内容简介——该书结合了神经科学和神学的洞见——“技术加速了我们对快感的迷恋。的确，快感的力量一直被低估了。”这无疑是事实，即便我对其含义的理解截然不同。网络化的交流在核心上关乎快感，而快感的力量确实既被低估了，也未被充分探明。快感可能充满情动上的含混，带着厌恶的色彩，或浸透着无聊，但它仍然是驱动人们与世界打交道的关键所在。快感可以是纯粹享乐主义的，正如它也可以是争取政治变革的社会组织的关键（Segal 2017; Sundén and Paasonen 2020, 156–57）。 对于情动理论家西尔万·S. 汤姆金斯（Silvan S. Tomkins）（2008, 191）而言，“我首先是那令我兴奋之物。”如果事物未能令人兴奋，它们就根本无关紧要——人们并不在乎。正如本书中 Chia 和 Neves 的章节所表明的，有些人为提升其神经能力或工作表现的可能性而兴奋，以至于这些关注成为构成自我的素材的一部分。人们同样可以为自体情色的性刺激而兴奋，即便这些刺激在新自由主义的框架内被普遍视为非生产性的、浪费的，因而是可疑的。但如果兴奋是构成自我之物，那么对它的追求就与其说关乎成瘾性的欲望，不如说关乎增强一个人的生命活力感。循着这一思路，通过网络色情和其他网络化性实践来追求强化的感觉，道出了快感的中心地位，并要求在文化研究中承认其重要性（Race 2009, 187; Florêncio 2020b）。雷斯（2018, 6）对实验的讨论延伸到学术实践，即“以别样的方式去思考和感受的需要”。在通俗成瘾话语将快感塑造为既非生产性又在道德上可疑的语境中，这种开放性及其所带来的含混性依然至关重要。 ## 走向战争 NoFap 成形于这样一个历史时刻：用斯蒂芬·莫尔德雷姆（Stephen Molldrem）（2018）的话来说，性内容正在被从构建了大部分日常社交性的社交媒体上去平台化（deplatformed）。社交媒体服务的内容政策和社区准则将冒犯性与淫秽性的标准从色情类型扩展到艺术作品中的裸体、密宗按摩照片和性教育资源。由于大部分社交媒体不仅将性的视觉内容、而且将性的交流都排除在外，视之为不当，性实际上被排除在这些平台所允许的交流之外。2018 年美国的 FOSTA/SESTA（《允许各州和受害者打击网络性贩运法》/《制止助长性贩运者法》［Allow States and Victims to Fight Online Sex Trafficking Act/Stop Enabling Sex Traffickers Act］）立法通过让平台为用户发布的内容负责，促使全球范围内的社交媒体社区准则收紧。尽管据称其目的是遏制性贩运，但它实际上影响了所有的性交流和内容分享（See Paasonen, Jarrett, and Light 2019）。 这导致了对冒犯性的“女性呈现”（female-presenting）乳头的警惕性筛除，以及对按照社交媒体市场领导者脸书的说法“促成、鼓励或协调成年人之间的性接触或商业性服务”的内容的筛除。与此同时，脸书却以言论自由之名，不愿审核煽动政治暴力的帖子，声称由于该公司并非出版者，这样做并不恰当——尽管在 FOSTA/SESTA 的框架下它已被认定为出版者。这种警惕与审核上的差异道出了一种价值等级制，在其中，广义的性被视为缺乏社会价值和意义。即便国际上在性公民权利方面取得了进展，性依然与风险、伤害和危险联系在一起——正如脸书社区准则将成人裸体和约炮尝试与仇恨言论和暴力一起归为“令人反感的内容”（Spišák et al. 2021）。 这符合大卫·M. 霍尔珀林（David M. Halperin）（2017, 3）称之为“对性的战争”（the war on sex）的更广泛逻辑：许多以性为目标的独立举措的累积效应，尤其针对那些“因道德、审美、政治或宗教理由而招致非议”的性形式。正如性被从公共城市空间中划区排除出去，性的去平台化也以安全和正常之名将清洗行动扩展到了网络平台（Halperin 2017, 6; Race 2018, 172–73; Oeming 2018）。巴里·雷伊（Barry Reay）、尼娜·阿特伍德（Nina Attwood）和克莱尔·古德（Claire Gooder）（2015, 7–8）将性成瘾话语的出现置于“性战争”（sex wars）之中，视之为文化焦虑的表达。他们将性成瘾认定为“一个没有解释力的标签”，并认为其广泛的吸引力源于其模糊性，这种模糊性使得一系列行为和投入都可以被归类为病态的（Reay, Attwood and Gooder 2015 105, 163）。在性成瘾诊断的基础上，色情成瘾的概念于是明确地与边界划分工作联系在一起，成为“道德说教式的评判、对性少数群体的污名化，以及对某些性表达和性行为的压制”的工具。“色情成瘾的概念是对通过现代技术手段所表达或体验的性施加社会控制的一种机制”（Ley, Prause, and Finn 2014, 101）。 作为对性的战争的一种延伸，针对作为“新毒品”的色情的战斗，完全不顾该类型内部的多样性、其生产伦理、其所流通于其中的数据经济的不透明性，也不顾人们在日常环境中消费色情的多种多样的方式。相反，色情显现为一种坏的药（以及替罪羊），它扼杀爱与亲密，导致勃起功能障碍，并助长强奸文化。这一话语将色情定位为从外部威胁着文化与社会的稳定和福祉，正如战争在异国土地上进行，或在本土战线上为击退外来入侵者而进行。但如果将色情视为文化的素材，将性幻想视为同时是个人的和社会的、独特的和共享的，那么针对它的战争就算不上是一项可行的事业。 作为一个异质的文化生产领域，色情建立在各种文化修辞、社会分野、规范和禁忌之上，并对其加以戏仿、回收和混编。与一般的文化一样，它是多声部的、多样的，并且由于它来自业余爱好者、大型商业制片厂和独立的癖好（kink）创业者的努力，它拒绝凝固于任何单一的审美、政治、伦理或经济运作原则——即便其流通在很大程度上集中于从用户数据和盗版内容中榨取利润的视频聚合平台。此外，对网络色情作为一场公共卫生危机的担忧，出现于这样一种文化语境之中：该类型的边界已变得愈发多孔可渗。对色情的战争是在性的交流和内容从多种来源流动——往往是横向流动——的情况下展开的，而这种流动的方式正在瓦解关于何为色情、其产品、生产者或市场的传统观念。 根据 Alexa 2021 年 8 月的排名，在全球排名的网站中，最受欢迎的色情网站都是直播网站：Chaturbate（第 47 位）和 LiveJasmin（第 75 位），Pornhub 位列第 72，XVideos 第 90，xHamster 第 94。以实时互动为主的直播网站，与将色情通常理解为“性电影”（例如普劳斯的研究中所使用的那样）的观念格格不入，内容订阅服务 OnlyFans 在大流行期间的成功也是如此。无论是借助 Zoom 进行的 BDSM 会话、对网络色情中各种奇异内容的尝试、与陌生人的一场火热的色情短信交流，还是与长期伴侣的持续消息往来，以媒介为中介的性交流都是与幻想、欲望和快感相关联的即兴活动。从事这类网络化性游戏的人未必将自己的实践界定为色情的——而可能界定为情色的、强烈的、令人兴奋的和重要的。性的去平台化意味着清除那些作为令人兴奋、因而也构成自我之素材而至关重要的性快感对象、交流和来源。 ## 欲望的隐晦对象 性幻想从广泛的来源中汲取素材——专家建议专栏、情色文学、在网络摄像直播网站上随意瞥见的东西、一摞摞经典的欧洲色情片（Euro Porn）、回味中的一夜情——它们既向新奇开放，又顽固地萦绕不去。网络化媒体、网络资源和一系列文化产品为幻想以及摸索性自我的方式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如上文所论，色情成瘾的诊断运作于一系列二分式区分之上，将社会与技术、自然与人工、内与外、真实与不真实、真与假、好与坏分割开来。 塞奇威克（1993, 136）曾指出，将自然欲望与非自然欲望对立起来，“最终必然会使任何欲望的自然性受到质疑”；考虑到这一点，雷斯（2009, 9）提出，医用药物据称支持“正常的健康”（与为纯粹的快感而改变身体生化平衡的药物相对），恰恰揭示了所谓正常身体之生产中所涉及的人为性与政治利害。在正常的、超常的与异常的快感之间所划出的区分，唤起了正常性以及对身体及其能力与欲望的治理问题，而药（pharmakon）这一形象有助于以富有成效的方式对此提出质疑。作为一种分析透镜，药使得抵抗和拒绝以下种种区分成为可能：将真实的性与表面上虚假的性分开，将维持固有功能的好药物与开辟新的感觉区域的药物分开，或将真实的在世存在方式与以技术为中介的方式分开。 我主张一种“两者皆是”而非“非此即彼”的逻辑，在其中，二元式的意义生产被对同时性、复杂性和含混性的考量所取代，从而使网络色情在其所引发的感觉与关系方面被视为易变的、偶然的，并且在其对个体或集体身体的影响方面是不固定的。我还进一步主张关注快感的复杂性以及快感所嵌入其中的情动强度的重要性。这些至关重要，因为网络化性实践中的快感与欲望，是帮助身体茁壮成长、为生活注入兴奋、并扩展感受、关联与存在之能力的一部分。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Andreassen, Cecilie Schou, Torbjørn Torsheim, Geir Scott Brunborg, and Ståle Pallesen. 2012. “Development of Facebook Addiction Scale.” Psychological Reports 110, no. 2: 50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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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视频 虽然近年来的视频流量似乎完全由手机平台驱动，但我们需要将其置于一段更长的历史中，这段历史可以追溯到二十一世纪初。短视频的历史中有两个要素值得一提，因为它们在 2010 年后的印度反复出现。2001 年，一家名为《特赫尔卡》（*Tehelka*）的新闻杂志公开发布了一段轰动性的视频，内容是军官收受贿赂——用隐藏摄像机录制。这段视频进入了主流电视，后来又在多媒体手机中流传。随之而来的是记者和社会运动制作的一连串揭露视频，它们迅速进入了公共文化。第二个例子是：2004 年 12 月，美国公司 eBay 的子公司 Bazee.com 的首席执行官（CEO）阿夫尼什·巴贾杰（Avnish Bajaj）被印度警方依据《信息技术法》（Information Technology Act）第 67 条逮捕，该条款涉及“淫秽”材料的传播。涉案的是一条涉及两名德里高中生的色情多媒体信息的售卖。该视频片段起初在朋友之间流传，随后迅速进入街头媒体市场以及印度各大学许多年轻男性的电脑。印度理工学院（IIT）的学生拉维·拉杰（Ravi Raj）决定在 Bazee.com 上把这段视频卖给更广泛的网络。结果，不仅拉维·拉杰被捕，Bazee 的首席执行官也被追究责任而遭到拘押。 从 1980 年代的 VHS 录像带网络开始，视频彻底改变了印度独立后的秩序。在 1990—2010 年这动荡的数十年间，借助视频的人群运用低成本的政治技术，为向上流动的行动者创造了新的空间——有时还绕开了国家和企业权力（Sundaram 2009）。这几十年的动荡被映射到一片由视频激活的、动态而快速变化的地形之上：公共丑闻、媒体暗访（media stings）、盗版景观，以及一种过度信息化的公共文化。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概括这十年的全球状况时，提请人们注意一种标志着全球盗版美学的“贫困影像”（poor image）文化，它充满了“无数次的传输和格式转换”（2009）。盗版美学那种神经质的、戏谑的运动，预示了 2010 年后的表情包文化。 视频在印度非凡的生态已由新的学术研究记录下来（Tanvir 2013; Tiwary 2018）。拉蒙·洛巴托（Ramon Lobato）论述了视频在全球电影影子基础设施中的核心地位（2012）；年轻一代学者则研究了媒体通过存储卡和蓝牙网络在无产者人群中的流通（Mukherjee and Singh 2017; Rashmi 2019）。印度用户自制视频的早期历史由一种无尽的、潜能化的动态所界定。这一时期印度那些像素化的、晃动的视频，令人想起史德耶尔所描述的“贫困影像”美学。第一代短视频在其被制作之时游走于互联网经济的边缘，穿行于一个极其多样的流通引擎之中：诺基亚多媒体手机、街坊小店和街头市场里的光盘、网上的盗版网站。这一时期轻度剪辑的单镜头视频是一份重要的遗产，即便它在 2010 年后已迁移到更受控制的平台架构之中。 在 1991 年的一个著名案件中，印度一家法院审查了视频证据在一起涉及公共情动的重要案件中的作用：一群情绪激动的学生与当地警察发生冲突，警察开枪，导致一名学生死亡。[^f04-4] 事件被不同的手持摄像机记录下来，所有由此产生的视频都被作为证据提交。法院在终审判决中指出，视频优于人类记忆，因为后者会因时间流逝而容易出错。[^f04-5] 这一 1991 年的案件在把视频置于公共情动的中心方面具有核心意义。作为一种替代人类证人的司法模式，视频在介入和重新安排诉讼剧场方面发挥着作用（Weizman 2014; Schuppli 2020）。把见证建构为一种更大的媒介先验（media a priori）的构成部分，这明显令人想起基特勒式的主题（Kittler 1999; Siegert 2015）。与此同时，更短的、移动的视频形式上演了关于政治的更大争论，而司法论坛无疑是其构成部分之一。《特赫尔卡》的暗访催生了一系列由视频驱动的诱捕事件——分别由非正式的媒体参与者、社会活动人士和煽情的媒体频道主导。在这里，公众人物、掌权者、政治对手、腐败的警察会被隐藏的视频设备“诱捕”，录下腐败、警察酷刑或勾结参与反少数群体骚乱等非法行为。暗访视频是一台氛围性的传染机器，在电视、网络门户、个人手机上流通，最终落脚于 YouTube。布赖恩·拉金（Brian Larkin）（2013）将基础设施界定为“在概念上难以驾驭的”（conceptually unruly），这一定义近似于早期版本的短视频所带来的动荡性；同样重要的是网络、物质与借助媒体的人群之间的关系性连接。 ## 短视频的政治问题 视频的兴起极大地扰乱了印度的后殖民权力模式，这一模式由管理公共情动的技术所构建。对媒体生产性的担忧可以追溯到殖民时期对印刷品的管理。后殖民政府在一套在功能上将社会/信息领域与媒体领域相分离的规范内运作。审查委员会监管电影，而中央和地方政府则不时介入，阻止被视为可能扰乱公共秩序或宗教和谐的文本的流通。[^f04-6] 正如威廉·马扎雷拉（William Mazzarella）（2013）所指出的，印度的审查制度既充当警察又充当赞助人，时刻警惕着肉欲的过度以及公共情动的“倾覆”（tipping over）。1990 年代以来视频的到来使旧模式难以为继。低成本媒体基础设施的倍增散布了种种情动模式，它们既富有吸引力又具有危险的动荡性，侵蚀了警察与赞助人之间精心营造的平衡。随着借助媒体的人群的出现，那种仅仅由福利与统计计数中介的纯粹政治主体的旧模式变得难以为继。 政府最初针对的是违反审查或公共秩序规定的个别视频。对个别媒体（印刷品、电影、视频）的选择性禁令调动了一种主权的表演。控制点随着非正式视频的流通基础设施而倍增。在这里，地方警察不时对媒体流通施加控制，以筛选和阻断潜在的危险流动。通过手机进行的短视频流通速度之快，使监管对象从个别媒体扩展到了基础设施。[^f04-7] 在印度各地的多起社会骚乱中，移动网络会在几分钟内传播短视频，事实证明，旧式的集中化媒体审查根本无法对其加以监管。近年来，政府当局利用殖民时期关于街头人群的规定，在全国受内乱冲击的整个地区彻底切断移动网络连接（Narrain 2017）。在动荡的克什米尔邦，移动电话连接曾周期性地被切断长达数月；即便恢复，网速也被压到最低，以扼制短视频的流通。 除了我所描述的控制系统之外，短视频已在更广泛的变革中被常规化。短视频在一个曾被分别称为网络化情动（networked affect）（Hillis, Paasonen, and Petit 2015）或流通引擎（circulation engine）（Sundaram 2015）的区域中运作，充当着各种激情的基础设施和中继。从日常的城市遭遇、游戏性事件到表情包文化，短视频如今构筑起一个不断扩张的氛围性基础设施。 ## 平台、文化工业及其他 智能手机应用是为一种“感官”基础设施（Sundaram 2015）而设计的，旨在触发身体反应：手、手指、眼睛和耳朵。在手机的早年，除了语音通话，主导性的是短信、数码摄影和 mp3 的流通。随着 2010 年后智能手机的普及，应用时代开启了一种由界面驱动的美学。正如本杰明·布拉顿（Benjamin Bratton）所论，手机应用建立起一种“界面性”（interfaciality），把用户嵌入一个更大的流通引擎之中。[^f04-8] 手机上的应用按钮从一个更大的计算连接中汲取力量，而云端和数据服务器则位于地球上的其他地方。布拉顿写道：“通过遥控、通过超距作用把一物连接到另一物，界面之物在中继与中断的循环控制论回路中向着其他事物的世界展开。它不是向内折叠，而是向外爆发。”（2014, 6）正如印度 2016 年以来的社会运动很快意识到的那样，剪辑工具和滤镜已使视频流通成为一台模因（memetic）引擎，远远超过了早期的短信。手机界面如今是一个令人觊觎的空间，挤满了由公司、政府、政党和金融科技兜售的新应用。同样，印度的手机用户继续与“非数字”的事物发生连接：没完没了地拍摄纸质文件，扫描图片和广告牌以制作表情包。 2010 年以来，数字平台实际上已经接管了印度混乱的视频年代的遗产。从最初几年 Facebook 和 YouTube 的迅速扩张开始，数字平台如今把自己定位为通往互联网文化的门户，面向数以亿计通过手机初次进入新媒体的新用户。在印度，如同在世界其他地方一样，数字文化日益被等同于平台，这就提出了新的挑战：如何在 1990—2010 年视频年代的美学遗产之中把握这些转变。平台是社会技术系统，它将软件、广告商以及汇聚全球用户的流通渠道组装在一起。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将平台新的知识逻辑概括为这样一个系统：它“依赖于机器的程序化选择，这些机器由人类操作者设计，用以将人类判断的某种代理自动化，或者从收集到的社会痕迹中发掘模式”（2014, 192）。随着文化生产被“平台化”，一系列创作者和用户被卷入“价值”创造之中，真正自主的可能性随之被关闭。正如最近的一篇综述所言，平台化“导致了偶然性文化商品（contingent cultural commodity）的兴起，这进一步动摇了生产、流通与变现诸模态之间的整齐区分”（Nieborg and Poell 2018, 4282）。平台被认为全面改变了文化生产：从通过软件和广告系统对文化产业的整合，到对用户内容可见性的算法策展，再到以复杂且不断演进的测量方法对人群进行实时的集体与“个体”测试。基础设施化（infrastructuralization）的轨迹（Plantin et al. 2018）暗示着捕获或依赖的模式，因为小生产者和艺术家会调整自己的实践以获得更好的网络可见性。 文化的工业化具有使人衰弱的物质与心理效应，这一论点并不新鲜。第一代欧洲批判理论已开始探讨文化与工业节奏之间的同步性。西格弗里德·克拉考尔（Siegfried Kracauer）把“大众”置于资本主义现代性的节奏之中——它表现着一种新的社会性与工业的重复。在克拉考尔发表于 1920 年代的《大众装饰》（*The Mass Ornament*）（1995）中，集体表达与机械化生产的节奏相一致。同步化的集体行为形式被呈现为类似于机械化生产。这使大众日益成为资本主义理性（ratio）的功能性部分。西奥多·阿多诺（Theodor Adorno）与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在 1944 年流亡期间写就的《启蒙辩证法》（*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中关于文化工业的那一章里论证道，工业媒体在把多样的人群同质化为消费者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大体而言，“文化工业论题”（它后来以此闻名）勾画了这样一幅图景：工业化的大众文化生产出驯顺的主体，这些主体被媒体公司和系列化生产所制造的虚假需求所框定（2002）。文化工业论题的各种变体在数十年间持续塑造着欧洲文化理论。到 1960 年代，有人主张人群已被战后繁荣与大众电视所驯服。1985 年，让·鲍德里亚（Jean Baudrillard）发表了其里程碑式的论文《大众：社会在媒体中的内爆》（“The Masses: The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陷于永久的（信息）参与的漩涡之中，公众不再由偶然的政治言说所构成，而是被“透明性”所吞没。 1980 年代的录像带与录音带革命，以及 1990 年代以来互联网文化的兴起，使关于文化工业的旧论点日益站不住脚。平台化论题在技术资本主义与日常经验的关系上开辟了一条新的战线。全球南方文化生产的非正式化，在 1980 和 1990 年代动摇电影与音乐产业的霸权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平台争论往往把非正式劳动视为当代资本主义更大设计的一个函数。正如坎宁安（Cunningham）与克雷格（Craig）（2019）所论，媒体“创作者”将不稳定性（precarity）与多种组织策略结合起来：通过网络运动以及与传统媒体结盟来对抗平台权力。在印度，小视频创作者在政治运动中寻求机会，并分散于多个平台之上。其中一些技巧模糊了平台来源并扰乱了寡头垄断：在印度主导 WhatsApp 的大量视频来自各种渠道：YouTube、Sharechat、[^f04-9] Instagram，以及各色政治行动者和右翼虚假信息频道。尽管用户自制视频对平台权力仍然至关重要，但它通过扩展感官区域而使用户的关系性复杂化：其中存在着泄漏、杂乱和多重依附。[^f04-10] ## 作为机遇的短视频 2016 年，美国网络跨国公司思科（Cisco）兴奋地预测，到 2020 年，印度 75% 的互联网流量将由视频驱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智能手机的拥有率相关（Cisco 2016）。这种预期中的兴奋已被充分证实；印度仍是世界上最大的视频内容消费国之一，这在很大程度上由通过 YouTube 和 Facebook 等流行平台传输的短视频所驱动，这些平台在印度设有服务器。视频还通过 WhatsApp 等聊天应用流通，直到不久之前也通过 TikTok 流通。2020 年，印度成为全球最大的手机视频消费国（Kumar 2020）。鉴于封城、社会抗议以及智能手机使用的飞速增长，那是非同寻常的一年。这是一场压倒性地由视频驱动的谵妄：先是社会运动的抗议媒体和表情包，接着是与新冠疫情相关的一轮又一轮循环。出现了大规模的伊斯兰恐惧症视频流量，随后是失业的流动工人返回村庄的日常记录，以及关于一名电影演员自杀的阴谋论。在此期间，网络幽默大量增加：表情包、单口喜剧片段、各式各样的笑话，以及医务工作者和医院员工跳舞的短视频。我们也不能忽视 2020 年医疗感知（medical sensorium）的视频记录：病人日记、日常悲剧，以及在全世界以百万计流传的虚假信息视频。 YouTube 在过去十年间在印度的迅速扩张，使其与流行娱乐一道，成为短视频生产的主要储存库之一。[^f04-11] YouTube 将正式与非正式实践相结合（Cunningham and Craig 2019），使之成为一个极其灵活的出口，既吸引媒体产业也吸引业余制作（Kumar 2016; Mehta 2020）。在印度，YouTube 吸引着地方语言参与者、内容中介、大型媒体公司、粉丝制作、非正式生产者以及不断扩张的政治驱动的视频制作。在 YouTube 业余视频中大量繁衍的混搭（mash-up）美学，起初被媒体学者视为一种美学逆转。马诺维奇（Manovich）（2009）最早提出，随着 YouTube 的出现，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2011）著作所主张的日常戏仿行为的政治价值被逆转了。在 YouTube 的拼贴（bricolage）与混合技巧中，“战术的逻辑如今已成为战略的逻辑”，服务于一种媒体经济（Manovich 2009, 324）。这一对 YouTube 的形式分析出现于平台基础设施仍在铺展之时。到 2020 年，YouTube 已被完全纳入主流媒体经济，各公司在其上运营网络剧、单口喜剧、音乐和体育节目。其中有小规模的地方创作者、怀抱抱负的表演者、推介内容的小型地方媒体公司，它们希望转型进入流媒体电视。在右翼民粹主义的语境中，YouTube 仍是政治发声的主要场所，从印度教民族主义的咆哮、另类右翼的历史系列，到政治集会的直接转播，不一而足。YouTube 上政治言说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来自各类表演者——用户、地方和全国性的网红、声音艺术家——就当代话题直接面向观众发言的视频。YouTube 上的政治传播，从专业制作的内容一直延伸到单镜头的业余上传，后者用手机应用快速剪辑而成。印度教右翼义警团体定期上传暴力视频，在 Twitter 等其他平台上引发一连串关联。YouTube 既是一个关键档案，也是短视频的主要来源，因为较长的片段会被剪辑后在其他应用上再次流通。 YouTube 对创作者的影响已被众多学者研究（Kumar 2016）。另一些学者则关注“地方”（region）这一观念如何在 YouTube 的本地化轨迹中变得重要（Mohan and Punathambekar 2019）。YouTube 仍是平台化最显眼的例子：广告商、生产者、策展系统和自适应算法模型构成的价值链不断繁衍。在像印度这样一个多语言的、非正式化的文化生产网络空间的语境中，YouTube 在空间抱负上依然独树一帜。除非受到法院的下架通知或政权的压力，YouTube 已成功吸纳了早期视频文化中相当一部分地下与边缘地带的内容，这些内容可以在平台上找到多个版本。近年来，YouTube 依然是社会运动视频、[^f04-12] 少数群体粉丝文化以及印度教民族主义义警的暴力战利品视频的重要储存库。在任何意义上，YouTube 的门户功能都得到了强化——这既是平台权力的一种功能，也是其结构性设计。 最后，或许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甚，YouTube 是一种富于创造性的药理学的场所。穆纳瓦尔·法鲁基（Munawar Faruqui）——印度一位颇受欢迎的年轻穆斯林 YouTube 喜剧演员——的案例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f04-13] 在印度，穆斯林喜剧演员在 YouTube 上的处境艰难，始终受到伊斯兰恐惧症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权的威胁，也受到更大的穆斯林社群的批评。对印度的年轻穆斯林表演者而言，YouTube 以及平台产业中的其他空间，是一片可供他们发声和谋生、却在迅速萎缩的领地。2021 年 1 月 1 日，在印度教民族主义义警团体投诉其表演“冒犯宗教感情”之后，法鲁基在印度中部印多尔（Indore）的一家俱乐部被捕，被依据殖民时期刑法典第 295 条提出指控。义警们提交了他其他讽刺表演的短视频片段作为证据——这些片段既未提及任何宗教，也并非出自那家俱乐部的演出（Purohit 2021）。在这里，我们可以透过印度的视角看到媒体人类学：一个全球平台；希望使世界复魅（reenchant）的非正式文化生产者；印度教民族主义、警察法律与政治情动运作之间的有毒组合。同样在此起作用的，是一种始终变动的情动地理：用户以多种格式和平台接触媒体，培养出依赖与漠然的关系。[^f04-14] 尺度与情绪发生倾覆：较大的视频事件散落为较小的遭遇，即提供多重进出口的微氛围（microatmospheres）。 ## TikTok 现象 TikTok 在印度短暂而狂热的运营时期，令人想起早年模拟视频所引发的风暴。TikTok 生产出在印度前所未见的活跃身体与奇异骚动（图 2.1）。就连古板的政府机器也被 TikTok 感染了：有警察在监狱里跳舞的视频，[^f04-15] 有医生和医护人员在外科手术前随音乐摇摆的视频，还有准军事部队在非法“遭遇战”（encounters）之前表演充满男性气概的突击队式敬礼的视频。TikTok 的封禁让人们看到了整整一代底层（subaltern）表演者，他们随着低价手机和廉价移动数据的普及而迅速涌现。[^f04-16] TikTok 艺人遍布印度的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其中包括农业工人、农民、城市移民、女性和男性、街头厨师、LGBTQ 表演者。令人想起印度早期视频的动荡历史，TikTok 艺人在临时搭建的空间里录制他们的表演——常常用的是借来的手机。与早期视频并无二致，阶级与空间秩序出现了翻搅，大量农村和城市的无产者涌入了“创作者”这一非正式而短暂的范畴。在任何意义上，手机所许诺的外向表达性都被激进化了。苏拉杰·查万（Suraj Chavan）是一位来自马哈拉施特拉邦西部某村庄的无产者 TikTok“明星”（图 2.2），他不仅从应用中赚钱，还从当地的赞助商网络和地方支持结构中获得收入（Goyal 2020）。 > 〔图 2.1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TikTok 塑造了印度公共文化中的种种较量，这些较量在许多社交媒体平台上被提及。这条针对德里主清真寺外一则禁令告示的 Twitter 评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有村庄表演者、流动工人，还有整整一代新的工人阶级女性开始在 TikTok 的世界里显露自己的存在。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前 TikTok 明星阿尔蒂（Arti）——一位来自印度北部的女工（图 2.3）。阿尔蒂白天劳作，夜里制作视频。这些视频展现出一种非凡的、一触即燃的动态：一种受控的身体动作，与一首流行的印地语歌曲同步。 TikTok 由中国公司字节跳动（Bytedance）发起，始于 2014 年，源自一款名为 Music.ly 的应用。近年来，TikTok 已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下载量最高的单一应用。在被印度政府封禁之前，TikTok 在印度的下载量估计达 5 亿次。TikTok 的创新在于其对差异化视频速度的运用。视频有十五秒的时长限制，而一系列增强现实（AR）界面则有助于增强这一被缩短的时长。TikTok 把视频经验转变为一种戏谑的、动能的驱力，混合动画与速度，激活身体的各个部分，并触发空间的扩张与收缩。它特别聚焦于身体和神经能量，一切都服务于连接性环境中的动能运动。TikTok 是沙维罗（Shaviro）所描述的后电影（postcinematic）转向的象征，在这一转向中，摄影机如今是“生成情动的机器，也是利用这种情动、或从这种情动中榨取价值的机器”（2010, 3；强调为原文所有）。运动身体的金融化与一种时间循环相联系（TikTok 的口号是“让每一秒都有价值”）。正如我已指出的，TikTok 的动作技术结合了 AR 滤镜，但在印度的情形中，对口型（lip-sync）技术被证明格外有力。TikTok 的“挑战”调动了电影文化的更大语料库，尤其是对姿势性（the gestural）的生产性运用（Chakravarty 2019.）。 > 〔图 2.2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苏拉杰·查万，来自印度西部的农村 TikTok 表演者。 这款应用调动了二十世纪技术的每一项媒体创新：画格的不同速度，以及一种延伸至竞技性的身体神经支配（enervation）。我们有动画、计算转向和电子游戏的历史。TikTok 的推荐引擎使用的是一种熟悉的个性化模型，但十五秒的片段模糊并调动了从喜剧性到攻击性的各类表演性。 > 〔图 2.3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阿尔蒂，TikTok 工人阶级表演者，@revatil TikTok 拥有一套变现引擎，它借鉴了在中国发展起来的网络送礼模式，体现了沙维罗所说的一种过度金融化的、加速主义的美学的更广阔图景。这是实质吸纳（real subsumption）的物质化，在其中价值形式蔓延至一切生命形式。[^f04-17] TikTok 还运用游戏化技术来激发和维持用户兴趣。游戏化设计通过红心和钻石的积累、通过一个往往嵌入地方的新兴网红网络，造就出用户与明星的等级。游戏化是新媒体中优化的核心组成部分（Zhang, Xiang, and Hao 2019），对于 TikTok 的算法预测和管理用户的方式至关重要。其算法促进与直觉的即时连接，增强智能（augmented intelligence）在其中介入并重新格式化情动环境。本杰明·布拉顿（2014）把这称为通过应用界面的 AR 功能对世界进行的侵略性字幕化（aggressive subtitling）。由于 TikTok 嵌入在一个社会构成多样的流通引擎之中，它勾画出平台文化的边缘。这些边缘地带包括暴力网络、底层明星以及少数群体政治文化（Ramesh n.d.）。根据一项法院命令，仅在印度，TikTok 就在 2019 年删除了 800 万条视频；该应用还在种姓冲突和右翼动员中被提及（Jalan 2019）。 后电影设计与平台化的这种结合，并不是 TikTok 成功的唯一特征。在家庭、政府办公室和监狱中对运动中的身体（bodies-in-motion）的调动，或许暗示着完全媒介化的、服务于注意力经济的身体。同样，身体动作的倾覆也令人想起二十世纪批判理论早先对游戏与神经支配（innervation）的投入。已故的米丽娅姆·汉森（Miriam Hansen）（2004）论述过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与技术的“赌博”（gamble）：在其中，游戏与“神经支配”的乌托邦可能性通过“混合”而被新技术释放出来，从而超越了技术原本的资本主义目的。本雅明对卓别林（Chaplin）的动作尤为着迷。本雅明写道： 〔此处原文引用了 Benjamin（2003, 94）的一段话，大意是：卓别林姿势的创新在于，他把人的表情动作分解为一连串微小的神经支配；无论是走路、摆弄手杖还是抬帽子，他的每个动作都由一串断奏式的细碎动作组成，从而把电影影像序列的法则施加于人的运动机能。〕 从艾蒂安-儒勒·马雷（Étienne-Jules Marey）和埃德沃德·迈布里奇（Eadweard Muybridge）的连续摄影实验中早期的动作捕捉，一直到吸引力电影（cinema of attractions）的直接面向观众，都突出了技术化的、行走着的身体。作为传染性运动的神经支配的可能性，即本雅明所梦想的与技术的“赌博”，已在 TikTok 的加速模型中得到了充分实现。尽管或恰恰由于其欢快的、过度商品化的狂热，TikTok 产生了各种情动的计量：游戏、笑声与暴力。在这里，应用设计与被优化的人群同其他物体和空间相碰撞，产生出意料之外的公共事件。我们所看到的是情动的各种微观时间性：游戏、恐惧、笑声，以及成瘾性的回返。 ## 从文化工业到新的“野蛮” 在意外离世前不久，贝尔纳·斯蒂格勒出版了《颠覆的时代：计算资本主义中的技术与疯狂》（*Age of Disruption: Technology and Madness in Computational Capitalism*）（2019）。该书是斯蒂格勒对他所看到的新“野蛮”的惊恐反思，这种野蛮从大数据、恐怖袭击与计算资本主义的聚合中浮现出来。斯蒂格勒显著地援引了霍克海默与阿多诺的《启蒙辩证法》，尤其是关于文化工业的那一章。对斯蒂格勒而言，新型的野蛮是《启蒙辩证法》的预言在远为激进的境况中的实现，这一境况由一种“算法治理术”（algorithmic governmentality）所界定。斯蒂格勒说，发生改变的“是对个体间关系与跨个体关系的系统性利用和物理性网格化（reticulation）——服务于今天所谓的‘数据经济’，而这种经济本身建立在数据密集型计算或‘大数据’之上，后者被呈现为‘理论的终结’”（Steigler 2019, 7）。尽管斯蒂格勒早先曾提请人们注意马克思无产阶级化理论的药理学性质，但对《启蒙辩证法》的援引标志着他对平台资本主义发展日益加深的忧虑。 人们普遍承认，阿多诺与霍克海默继承并超越了由卢卡奇（Lukacs）的《历史与阶级意识》（*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1972）所奠定的韦伯-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最初冲动。《启蒙辩证法》是反向的《共产党宣言》（*Communist Manifesto*），颠覆了马克思文本中乐观的现代主义。阿多诺与霍克海默把一种批判性的反启蒙与对文化工业的分析结合在一起。对法兰克福学派至关重要的祛魅美学，在颠覆的时代被斯蒂格勒完整地重新表述： 〔此处原文引用了 Stiegler（2019, 7）的一段话，大意是：数字网格化以闪电般的速度渗透、侵入、寄生并最终摧毁社会关系，通过超越、赶超与吞没而从内部将其中和与消灭；这种系统性利用网络效应的“自动虚无主义”像中子弹一样使地方文化与社会生活失去生机——它所瓦解的东西，它都加以利用：不仅是被抽离出其社会政治区域、被纳入“四巨头”商业模式的地方设施、基础设施与遗产，还有个体与群体的心理社会能量，而这些能量也因此被耗尽。〕 对斯蒂格勒而言，在当代的“超工业”（hyperindustrial）时代，数字技术造成了个体化的丧失、成瘾以及一种“象征的贫困”（symbolic misery）（2010）。尽管斯蒂格勒呼吁借助技术使词语（word）复魅，但即便是他早期的一些关切，也与 1940 年代法兰克福学派的关切相呼应：文化工业与理性化/语法化过程、记忆的置换，以及虚假需求的生成。[^f04-18] 鉴于末日式的后人类世思想以及计算资本主义的霸权这一语境，古典批判理论诸主题的回归并不令人意外。批判资源的逐步缩减曾萦绕着古典批判理论，而一种由平台主导的末日式思维似乎弥漫于当代西方先锋文化理论之中（Paasonen 2020）。鉴于二十世纪的文化与媒体理论一直在与祛魅以及主体性的外在化侵蚀等观念搏斗，在后疫情语境中转向一种具有生态意识的媒体观念就显得尤为迫切。在这里，药理学变得扩展性而非二元的，成为一种关注多重出发点的方式。正如我在本文中所提出的，即便是基于平台的短视频，也暗示着一个更为含混的故事。它们与早先的模拟基础设施之间存在着持续的连接。即便在平台资本主义兴起和右翼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语境中，我们也见证了微观政治行动、细微亲密关系和新的流动性的场所。这些不同尺度的强度与情境性遭遇，很难与那种霸权性平台经济使媒体成瘾的人群陷入分心或共识的模型相容。这并不是要否认斯蒂格勒在《颠覆的时代》中关于世界状况所提出的痛苦问题的重要性，而是要把这些问题推向新的出发点。尽管二十世纪媒体理论家的许多卓越洞见必将继续有效，但我们或许需要为疫情之后的不同时代更新我们的媒体理论。 [^f04-1]: “Explained: How Ban of TikTok and Other Chinese Apps Will Be Enforced; the Impact for Indian Users.”（《解读：TikTok 及其他中国应用禁令将如何执行；对印度用户的影响》）*The Indian Express*（博客），2020 年 7 月 4 日，https://indianexpress.com/article/explained/india-bans-chinese-apps-impact-explained-6482150/。 [^f04-2]: 斯蒂格勒关于技术与药理学的思想，批判性地回应了海德格尔的技艺（tekhnē）概念和德里达（Derrida）的药（pharmakon）。 [^f04-3]: 人们普遍承认，1755 年的里斯本大地震震撼了欧洲的思想生活，此后科学的和世俗的解释走上了前台。疫情的思想意涵将如何展开，仍有待观察。鉴于网络文化在塑造疫情方面所处的核心地位，一场对西方媒体与文化理论遗产的、早该进行的清算或许将会出现。 [^f04-4]: P. V. Kapoor and Anr. v. Union of India and Anr.，1991 年 9 月 6 日。 [^f04-5]: “这样的证人可能有意或无意地不讲出全部真相，特别是[sic]考虑到证词会在事件发生很久之后才被记录。随着时间的流逝，证人的记忆可能会变得模糊。”P. V. Kapoor and Anr. v. Union of India and Anr.，1991 年 9 月 6 日。 [^f04-6]: 迈克尔·沃纳（Michal Warner）（2002）所称的媒体的“丰饶的反常”（fruitful perversity），在印度的二十世纪历史中与潜在的公共骚乱联系在一起。在这里，越界性媒体形式的流通被与危险的公共情动和易激动的人群绑定在一起。这导致了印度宪法中与言论类罪行相关的激进变革，其中许多将在视频时代和当代上演。在独立后时期，随着印度宪法第一修正案，“公共秩序”被增列为第 19 条所规定的言论自由的例外。此外，还有限制言论的法律，如《印度刑法典》（IPC）第 153A 条和第 295A 条。IPC 第 153A 条将以宗教、种族等为由在群体之间煽动敌意的行为入罪。IPC 第 295A 条将通过侮辱任何阶层的宗教或宗教信仰而蓄意、恶意地激怒其宗教感情的行为入罪。在过去二十年间处理手机视频时，所有这些条款都曾被动用。 [^f04-7]: 今天印度有超过十亿部手机，其中近 7 亿部拥有宽带/数据接入（Telecom Regulatory Authority of India 2020）。为关闭基础设施，人们动用了原本用于人群控制的《印度刑法典》（IPC）第 144 条。 [^f04-8]: 机器智能作为人类行动中的一种变革性或平行力量，在印度关于政治、环境、隐私的公共辩论中被提及。关于数据隐私、Facebook/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在政治中使用机器人程序（bots）以及用于记录环境数据的传感器的公共辩论，在印度和世界其他地方一样广泛。对增强（augmentation）的技术与政治轴线的提及（Pasquinelli 2015）并不只是一个理论问题，印度最高法院确认隐私权的里程碑式判决中有很长一节论及数据与机器行动。Supreme Court of India Justice, K. S. Puttaswamy (Retd) . . . v. Union of India and Ors. On 24 August, 2017, https://indiankanoon.org/doc/91938676/。 [^f04-9]: Sharechat 是一款在印度语言用户中很受欢迎的应用。 [^f04-10]: 我们也不能忘记民族国家的作用，它们可能会周期性地限制平台权力并与之重新谈判。除了 TikTok 禁令之外，印度政府还对 Twitter 进行了反击。用户也可能周期性地采取退出策略：2020 年 WhatsApp 更改其隐私设置时，全球南方有数以百万计的用户转投 Signal 和 Telegram 避难。“WhatsApp Delays Privacy Changes Amid User Backlash”（《在用户强烈反对下，WhatsApp 推迟隐私变更》），*New York Times*，2021 年 1 月 15 日，https://www.nytimes.com/2021/01/15/technology/whatsapp-privacy-changes-delayed.html。 [^f04-11]: 对我自己的研究颇为有用的是，前 TikTok 视频明星的档案已迁移到了 YouTube。所有政治视频以及许多流行的表情包都会出现在 YouTube 上。 [^f04-12]: 在公共性（publicity）的悲剧性逆转中，警方利用曾在手机上分享、后被上传至 YouTube 的视频来起诉社会运动活动人士。 [^f04-13]: “Munawar Faruqui—YouTube,”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4aTcVTewbHtLeV8eK3enwA。访问于 2021 年 1 月 18 日。 [^f04-14]: 法鲁基的视频在 YouTube、WhatsApp 和 Sharechat（一款印度应用）的画中画（PIP, picture in picture）窗口中被观看，并在伊斯兰恐惧症的 Telegram 频道上被混剪。 [^f04-15]: 参见 https://youtu.be/d-PbuIIhOOs?t=7。 [^f04-16]: 来自印度农村的 TikTok 表演者萨纳坦·库马尔·马赫托（Sanatan Kumar Mahto）和他的姐姐萨维特里·库马丽（Savitri Kumari）告诉《线报》（*The Wire*）：“这是一个属于边缘人的平台，属于来自印度农村的人，属于那些并非出身富裕家庭的人。”（Srivastava 2020） [^f04-17]: 沙维罗（2015）认为，加速主义作为一种政治策略是无效的，尽管它作为一种美学策略显示出前景。美学加速主义是后越界的（posttransgressive），因为它由一种美学上的无效性所界定。在晚期资本主义的逻辑之下，越界已被完全吸纳为一种成功的市场优化模式。 [^f04-18]: 关于斯蒂格勒与阿多诺和霍克海默文化工业概念之间关系的讨论，参见 Crogan 2013。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Barker, Stephen. 2013. “Techno-Pharmaco-Genealogy.” In *Stiegler and Technics*,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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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Zongyi. 2021. “Infrastructuralization of Tik Tok: Transformation, Power Relationships, and Platformization of Video Entertainment in China.” *Media, Culture & Society* 43, no. 2: 219–36. # 第三章　意识黑客中的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Hacking） 艾莉娜·贾（Aleena Chia） 清醒梦（lucid dreaming）是一种意识的变异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在这种现象中，人们在做梦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清醒梦者甚至可能对自己梦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拥有一定的控制力。人们对这类梦的体验因文化而异，取决于做梦主要被理解为一种神经学上的副现象（epiphenomenon）、一种精神本质，还是一种用于个人转化的资源（Lohmann and Dahl 2014）。无论梦被理解为废料、本质还是资源，清醒都需要练习。这种孵育（incubate）梦境并解读梦境的“梦工”（dreamwork），在不同文化传统中表现为认知的、交流的与药理学的技术。增强梦境的物质——即所谓致梦剂（oneirogens）——被用于梦工之中，其形式可以是草药、营养补充剂或药物（Toro and Thomas 2006）。本章考察一类清醒梦致梦剂：它们声称能够通过加入用于非医疗用途的药理学认知增强剂——即益智药/促智剂（nootropics）——的成分，而省去梦工的种种功夫。 “梦叶”（Dream Leaf）是一种分两个阶段服用的致梦剂：睡前服一粒以推迟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几个小时后再服一粒以激发清醒并增强梦境回忆。梦叶将艾草（mugwort）等常用于增强睡眠和梦境的草药，与石杉碱甲（Huperzine-A）、α-甘油磷酸胆碱（alpha-GPC）等用于增强记忆的精神活性成分结合起来，被宣传为“一种更聪明的清醒梦方式”。梦叶的网站援引梦境心理生理学先驱斯蒂芬·拉伯奇（Stephen LaBerge）的说法，坚称梦中的清醒不仅能促进个人成长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还有助于实现自我掌控（Dream Leaf 2020a）。梦叶借用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中墨菲斯（Morpheus）引领尼奥（Neo）走向心灵觉醒这一标志性启蒙情节的神话：它的胶囊被染成蓝色，用于调节睡眠；红色，则用于在梦中“醒来”。 清醒是一种征用自主心理过程、从而在清醒生活与梦境生活中“升级”（level up）的框架。以药理学方式诱导清醒，与“意识黑客”（Consciousness Hacking）相契合：意识黑客是一系列实践，它们将一种工程思维付诸操作，为神秘体验预先调校心智，以追求自我优化（Reagle 2019）。意识黑客看似玄奥，实则是硅谷创新实践的一个特征；这些实践将清醒及其他变异状态合理化，看重的是它们带来宇宙合一感的认知性体验（noetic experiences）（James 1902）。本章借助网络上对清醒梦益智药的推广，以及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表明在新时代（New Age）技术灵性（technospiritualities）的语境中，对梦的认知性特质的工具化，正是后福特主义创新实践的一部分。 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利用清醒梦为清醒时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把浪漫主义的原创性与涌现理想同福特主义的理性与可靠性原则综合起来，在神经层面上使创造力常规化。在致梦创新的技术药理学中，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即把复杂的主观过程与认知过程还原为神经生物学——与一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工程思维结合在一起。精神的、神经的与技术的三者在此汇流，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观：它绕过了个体心智的沉思过程，也绕过了被想象为一个社会大脑（social brain）的审议过程。在意识黑客的世界观中，重要的不是体验和解释，而是可以被测量、分析、预测和优化的行动与结果。通过展示这一世界观如何支撑起自我优化的具体实践与行为分析的一般原则，梦境益智药的案例描绘出硅谷创新与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化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叠。 ## 这就是你做梦时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Dreams） > 实现创造力并没有简单而万无一失的方法。即便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召唤它，也寥寥无几，而许多人可能发现根本无法唤起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造力需要一种独特的神经生理学大脑状态，而这种状态并没有简单的心理开关。（Stickgold 2019, 145） 梦长久以来一直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在《睡眠委员会：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如何利用梦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以及你如何也能做到》（*The Committee of Sleep: How Artists, Scientists, and Athletes Use Dreams for Creative Problem-Solving—and How You Can Too*）一书中，进化心理学家迪尔德丽·巴雷特（Deidre Barrett）（2001）复述了一些梦的故事：据称这些梦曾帮助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这样的作家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这样的音乐家创作出杰作。巴雷特描述了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如何苦苦寻找一种根据原子量和化合价对化学元素进行分类的方法。一天晚上，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梦见了一张表格，所有元素都各就其位；他醒来后立即把它记录了下来。据他说，这个被回忆起的梦中图像只需要一处更正，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元素周期表的最终形式。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睡眠与梦的新科学》（*Why We Sleep: The New Science of Sleep and Dreams*）一书中，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Mathew Walker）（2017）解释说，做梦的心智能够以一种清醒心智难以企及的方式创造性地综合信息、解决问题，因为它建立的是不同的记忆联结。全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可视化结果显示，REM 睡眠——梦常常发生的阶段——的特点是：大脑中视觉、运动、情绪和自传体记忆区域的活动相对显著，而控制理性思维的区域活动则较弱。REM 做梦并不寻求概念之间的逻辑或层级联系，而是把新信息与现存记忆的全部“存货目录”联系起来，从而在相距遥远、彼此迥异的知识集合之间锻造出联想性的联结。沃克把梦对多样的组合可能性的这种通达称为“观念联觉”（ideasthesia）： > 我们醒来时，带着一张经过修订的“心智万维网”（Mind Wide Web），它能够为先前无从着手的问题占卜出答案。就此而言，REM 睡眠中的做梦是一种信息炼金术。从这一被我描述为观念联觉的做梦过程中，诞生了人类进步中一些最具革命性的飞跃。（2017, 219） 做梦之所以有助于已有观念的新颖组合，是因为它是一种相对摆脱了日常逻辑、社会成规和感官刺激之抑制的生物化学状态（Barrett 2007）。我们做梦时，大脑中与执行功能相关的网络受到抑制，而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则被激活（Hurd and Bulkeley 2014）。没有了精简化的神经网络及其趋于自动化行为的倾向所施加的审查，创造性的联想便在梦境状态中蓬勃生长。在《失控的物种：人类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The Runaway Species: 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中，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和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2017）指出，人类拥有一种即兴的神经结构：它支持精简化的神经网络，以实现效率、自动化行为和习惯；它也支持树状（arborescent）神经网络，以实现灵活性和中介化的行为，而后者正是创造力的神经学基础。在勃兰特和伊格曼看来，艺术、建筑、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创新思维，都源自这样一些实践——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认知过程——它们把巩固专业能力的自动化行为与产生新颖性的中介化行为结合起来。 药理学致梦剂借助这种流行的神经科学想象，把心智宣扬为一口有待以清醒梦为媒介去探测和开采的认知源泉。例如，梦叶的蓝红药丸组合声称能够“解锁极富创造性的梦”（Dream Leaf 2020b），其方式是绕过通常在清醒生活中支配我们心智的线性思维过程（Hermansen 2016a）。另一种补充剂 LucidEsc 则宣称，清醒梦“不仅是一种解放性的、有趣的体验，它还是一扇通往我们最深层问题之答案的大门”（ViviDream 2020）。像“阿尔法大脑”（Alpha BRAIN）这样用于增强记忆和专注力的益智药，也把清醒梦作为其功效之一来宣传。与梦叶和 LucidEsc 一样，阿尔法大脑含有石杉碱甲这一成分，它能提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水平以改善记忆。阿尔法大脑在吹嘘清醒梦的种种好处时打出广告说：“在清醒梦里，你可以飞翔、痛扁对手、创作艺术、解决问题”（Onnit, n.d.）。 创造力的神经生理状态与 REM 睡眠和做梦相关，也与走神（mind-wandering）或白日梦等内省性认知过程相关，后者会激活所谓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Raichle 2019）。在这些时刻，将已有记忆重组为新颖洞见所需的超联想过程会例行地活跃起来。默认模式网络指的是一组在静息状态下具有高水平代谢活动的脑区。即便没有主动专注于特定任务或当下的知觉，我们的大脑仍在生成关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自我感以及我们可能的未来的转瞬即逝的心理表征。然而，与做梦一样，激活 DMN 的白日梦或走神等认知过程只是部分有意识的，并不能随意复现（Bruder 2017）。与梦一样，DMN 状态是内向的，并且相对脱离感官刺激（Nir and Tononi 2010）。鉴于神经影像研究中显示出 REM 与 DMN 之间存在大量重叠（Stickgold 2019），一些心理学家提出，默认网络或许是做梦的神经基质（Domhoff 2011）。睡眠研究者罗伯特·斯蒂克戈尔德（Robert Stickgold）（2019）解释说，REM 睡眠之所以是如此丰沃的创造力源泉，是因为它让我们得以探索那些偶尔浮现于梦中的弱联想。即便不记得这些梦，做梦的大脑所建立的创造性联想也已被预先调校，等待我们在清醒时重新激活、重新发现。然而，正如斯蒂克戈尔德在本节开头引文中所感叹的，大脑中并没有开启创造力的简单心理开关。这是因为来自 REM 做梦与 DMN 白日梦的思绪和图像，是在没有意识意图或控制的情况下起伏涨落的——清醒梦的情形除外。实验心理学家沃斯（Voss）、霍尔茨曼（Holzmann）和霍布森（Hobson）（2009）发现，这些在 REM 期间通常处于潜伏状态的脑区在清醒梦中是活跃的；清醒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结合了清醒认知与睡眠认知要素的“混合意识状态”。 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者已通过把 REM 睡眠的脑电图（EEG）测量结果与清醒的生理指标（LaBerge 1980）和 fMRI 指标（Dresler et al. 2011）相对照，证实了清醒梦的存在。清醒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根据针对德国成年人的代表性调查，约有一半人报告至少做过一次清醒梦（Schredl and Erlacher 2011）。欧美梦文化发展出了多种孵育清醒梦的技术，从睡前设定意图，到采用经颅直流电或交流电刺激的睡眠可穿戴设备，不一而足。[^f05-1] 孵育在创意从业者中并不少见。例如，帕格尔（Pagel）、克维亚特科夫斯基（Kwiatkowski）和布罗伊尔斯（Broyles）（1999）在对参加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成功电影人进行调查时发现，与一般人群相比，导演、编剧和演员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梦境回忆，以及更多地利用梦来解决清醒时的问题。与清醒梦相比，普通人更容易做到为创造力而孵育梦境（Paulson et al. 2017）。睡眠研究者阿佩尔（Appel）、皮帕（Pipa）和德雷斯勒（Dresler）（2017, 8）在对清醒梦孵育的综述中总结道：“迄今为止开发的心理学的、药理学的或技术性的诱导技术，没有一种能够既可靠又安全地按需诱发清醒梦。”孵育清醒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但谢天谢地，有一种药丸可以解决它。 只需 29.99 美元，梦叶这样的益智药就承诺给梦境航行者（oneironauts）一张为期三十晚的通行证，通往这一混合意识状态，在那里，REM 与 DMN 状态中难以捉摸的观念联觉可以得到控制和保留。“梦叶帮助你营造适合清醒梦发生的神经环境。它还能帮助你更好地回忆梦境，并切实提升你的梦境创造力……最棒的是，只要按照说明服用，你在不到一周之内就会开始看到梦叶的效果”（Dream Leaf 2020b）。梦叶的作用方式是：相隔四小时分别服用蓝色和红色药丸，以预先调校睡眠的两个不同阶段。蓝色药丸含有用于生动做梦的草药艾草，以及缬草根（valerian root）——一种助眠剂，它在夜晚的第一阶段促进更深的非 REM 睡眠，从而使人在睡眠的第二阶段更快进入 REM 做梦周期。红色药丸使用石杉碱甲和酒石酸氢胆碱（choline bitartrate）来提高乙酰胆碱的水平，这是一种把做梦时的思绪与清醒时的记忆连接起来的神经递质。最后一种成分 α-甘油磷酸胆碱同样能使乙酰胆碱积累到更高的水平，并以提升理性思维等认知功能而著称。这些红色药丸成分共同作用，通过延缓乙酰胆碱的分解，来抵消做梦期间正常的意识丧失，从而提高在睡眠第二阶段进入清醒的几率。这些红色药丸成分都是非处方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常用于提升清醒时记忆与心智表现的益智药中。 在对药理学增强的创造性做梦、乃至更广义的致梦创新的流行想象中，目标从来都不是为做梦而做梦。目标是利用做梦来进行清醒时的构思，但即便这一点也只是通向“觉醒”（awakening）这一目的的手段：所谓觉醒，就是认识到人类经验的视角性质，而这种认识是以对自我的神经元式理解为中介的。致梦创新可以放在被称为“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中来理解，这个社群凝结了这样一种神经元世界观：在其中，自我是灵活的、可优化的，并浸润着一种杂糅不拘的灵性。 ## 超越产业（The Transcendence Industries） > 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吃下蓝色药丸——故事结束，你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相信你想相信的任何东西。你吃下红色药丸——你留在仙境，我带你看看兔子洞究竟有多深。 这段话引自电影《黑客帝国》（1999），墨菲斯在此向主人公尼奥提供了一个选择：是继续蒙昧，还是见证他自身存在的真相——在那个反乌托邦世界里，人类从摇篮到坟墓都被奴役在一个模拟现实之中。梦叶引用墨菲斯的这番话，把清醒梦描述为一种全感官的模拟，而这种模拟就像矩阵一样，是你可以学会去控制的（Hermansen 2016b）。这些关于彻底赋权的说法——尽管夸张——凝结了创新产业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那里，出人头地不是换挡的问题，而是转换范式的问题。和《黑客帝国》一样，清醒梦的感官逼真度帮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睡是醒，一切经验都是在心智中模拟出来的。这种范式转换不仅仅是心理上或神经生理上的，而且是存在论上的，它在清醒梦实践社群中被称为“觉醒”。 马特（Matt）是一位拥有超过 61,000 名订阅者的清醒梦内容创作者。他提出，除了将清醒梦用于娱乐、治疗或创造力之外，其真正的潜力在于作为一种理解意识的方式，以控制我们的冲动、驱动我们的行为，并在现实生活中觉醒（Tipharot 2017）。这始于认识到清醒梦是我们心智的虚构，而这一认识又引出关于现实的本质、关于知觉与意图在清醒经验中之作用的种种问题。一旦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梦，我们就能学会控制自己。梦叶更进一步，倡导“有意识生活的力量”：一旦你使自己的自主思维和行为与有意识的意图相一致，“你就会慢慢开始看到，你的行为正在创造你想要的现实”（Hermansen 2016c）。这种对意向性的关注，标志着清醒梦是一种与冥想处于同一连续统上的沉思实践。事实上，实验心理学家杰恩·加肯巴赫（Jayne Gackenbach）（1991）就提出，梦的清醒与冥想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相似之处。 清醒梦所特有的那种存在论觉醒，是一个名为“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所采纳的更广泛的新时代信仰的一部分。意识黑客始于 2013 年，最初是硅谷的一个品牌网络，围绕“改变、升级、调整我们内在的操作系统”这一使命组织活动（Consciousness Hacking 2016）。它目前作为非营利组织“探究系统公司”（Inquiring Systems Inc.）的一个财务托管项目运作，由后者管理其免税资格（Inquiring Systems, Inc. 2020）。据曾在这些活动上做过梦工讲座的詹妮弗·邓珀特（Jennifer Dumpert）（2019, 182）所说，意识黑客的目标是“寻找方法，利用技术（以及其他循证工具）作为心理与灵性成长的催化剂”。随着这些聚会从旧金山湾区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城市，参加者包括创客（makers）、生物黑客（biohackers）、研究人员、投资者和灵修实践者，他们尝试用电子的、药理学的和沉思的技术来达到意识的变异状态。 2020 年 5 月，意识黑客组织了“觉醒未来峰会”（Awakened Futures Summit），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的线上活动，以讲座和讨论的形式探讨用于超越性体验的迷幻剂、冥想、虚拟现实和经颅刺激（Awakened Futures Summit 2020）。意识黑客们把意识的变异状态理解为神秘体验的神经生物学媒介，而神秘体验的特征是宗教学者所说的“认知性特质”（noetic qualities）：一种不可言喻却又深刻的、揭示现实真相的启示性体验（James 1902），往往伴随着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合一感，以及自我感发生改变的体验（Blackmore 2017）。例如，在“技术迷幻之旅”（Journey into Technodelics）专题讨论中，发言者援引了三十项《神秘体验问卷》（Mystic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MEQ30）（Barrett et al. 2015），将其作为将认知性特质加以操作化的一种方式：评估迷幻体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超个人合一或非二元（nonduality）、幸福感以及超越时空等感受。 除了 MEQ30 之外，意识黑客及与之相近的实践社群还做过其他尝试，分析神秘体验的现象学与神经生理学，以便通过药物和梦来复制它们。作家兼记者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2018）在《如何改变你的心智》（*How to Change your Mind*）中指出，关于迷幻药使用的神经影像研究表明，神秘体验有其独特的神经关联物：DMN 活动的减弱。如前所述，这一网络与 REM 相重叠，并与走神和做梦等内省的、部分有意识的认知过程相关联。波伦提出，由于 DMN 牵涉到我们称为自我（ego）的心理建构，这一网络的抑制在现象学上被体验为：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熟悉的边界逐渐消融。精神活性药物使用的《舒尔金评定量表》（Shulgin Rating Scale）（Shulgin and Shulgin 1991）中的自我报告，将这种罕见状态描述为一种与内在和外在宇宙相连通的、极乐而超越的感受，而且即便使用同样的药物和剂量也不易复制。MEQ30 和舒尔金评定量表所识别出的这种与我们的内心世界、宇宙、真理、时间和空间“合一”的感受，是一种高峰体验，意识黑客们试图以更高的效率和一致性对其进行逆向工程。 在意识黑客中，超越这一目的为其技术药理学手段提供了正当性。在觉醒未来峰会（2020）上，神经学家亚当·加扎利（Adam Gazzaley）提出，迷幻体验的要素或许始于一个分子，但真正重要的是认知性体验。同样，波伦（2018）强调，带来治疗、灵性或创造性益处的，并不是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而是它所引发的那种心理体验——其中包含自我的暂时消解。意识黑客们相信，超个人合一的洞见能够帮助人类在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中，下调那些由生物学编码的、自主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如部落主义、成瘾和享乐主义。与迷幻剂一样，清醒梦可以被视为前意识黑客执行董事约书亚·菲尔兹（Joshua Fields）（2020）所说的“自我超越技术”，这些技术“让我们对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相互联系获得体验性的洞见”。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做梦符合 MEQ30 和舒尔金评定量表中的许多条目：清醒梦往往具有感官上的清晰、身体上的在场感以及一种扩展性的情绪激动（Tedlock 1999）；它还可能包括自我消融于一种被称为“海洋般无边无际”（oceanic boundlessness）之中的感受（Millière 2017；转引自 Sanz et al. 2018）。事实上，卡米拉·桑斯（Camila Sanz）等人（2018）在分析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体验描述时发现，高清醒度梦境的自我报告与迷幻剂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的现象学描述最为相似。梦境研究者赫德（Hurd）和布尔克利（Bulkeley）（2014）认为，“大梦”（big dreams）——那些具有生动意象和强烈情绪、并在人们的自我叙事和人生抉择中久久回响的梦——往往包含敬畏与狂喜的感受、情绪宣泄，以及诸如非二元之类的非常规意识状态。出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像邓珀特（2019）这样的意识黑客提出，做梦是原初的意识变异状态。 觉醒于神秘体验并不是意识黑客的终极目标；毋宁说，职业创造力、灵性超越与个人转化三者彼此循环、相互勾连。在一次视频访谈中，流行自助书《清醒梦：通往内在自我的大门》（*Lucid Dreaming: Gateway to the Inner Self*，2009）的作者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goner）讲述了他在一个关于蓝色圆点的清醒梦中获得的非二元觉知体验，这一体验如何揭示出能量、物质与意识在一种“合一”之中相互联结（Conscioius.TV 2012）。幸福感研究者杰弗里·马丁（Jeffery Martin）（2015）基于对五十位自我报告具有不同程度非二元意识者的访谈指出，这些不可言喻的状态并非幻象，而是对一种无所不包之能量的感受，通常并不涉及人格化的神祇。在由替代医学倡导者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和意识黑客最高领导层背书的自助书《发现者》（*The Finders*，2019）中（Fields 2020），马丁就每个人如何体验非二元意识、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提供了实用建议。在意识黑客的语境中，清醒梦中的认知性体验常常与创意或认知类职业中的晋升联系在一起。例如，教育内容平台 Mindvalley（2016）——意识黑客活动中的常客——教导说，清醒梦能在清醒生活中培养有意识的觉知，而这有助于控制走神、培养共情，并在创造性工作中综合多股不同的信息流。 这些例子表明，意识黑客——无论是通过对 REM 的药理学调节以实现清醒，还是通过对 DMN 的技术调节以实现觉醒——都把一种源自黑客思维的、系统化与实验化的理性方法应用于意识的变异状态。例如，觉醒未来大会的宣言使用益智药的语言，提倡把现有的沉思技术与新颖技术“叠加”（stacking）起来：“将这种神经上的丰沃与冥想、神经反馈或各种形式的刺激等干预手段叠加起来，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带来意识上的非线性提升。”在一本由意识黑客背书的书（Siegel 2017）——《盗火：硅谷、海豹突击队和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Stealing Fire: How Silicon Valley, the Navy SEALs, and Maverick Scientist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中，记者史蒂文·科特勒（Steven Kotler）和励志演说家杰米·惠尔（Jamie Wheal）（2017）展示了硅谷高管和工程师如何利用神经生物学与药理学的技术和技艺，来“黑”进非常规意识状态以实现高绩效。例如，这些高管和工程师不再费力地练习冥想，而是利用神经反馈，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引导到同样的心境之中。在科特勒和惠尔看来，以相对的精确度调校这些意识变异状态、并几乎按需进入它们，是创造性问题解决和高速决策的关键，而这能帮助个人在领导层级中步步高升。 为了按需、大规模地调节意识变异状态而对其底层神经生物学进行解码，正是意识黑客的精髓所在。传播学者约瑟夫·雷格尔（Joseph Reagle）（2019）在《黑客人生》（*Hacking Life*）中表明，这种在技术系统中寻求快速或巧妙解决方案的黑客精神，正被应用于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黑客（life hacking）把这种对解码系统底层规则的迷恋，用于在个人生产力、营养、健身、约会，乃至在意识黑客这类实践社群中对意义的追寻等方面寻找捷径。雷格尔将之置于语境中指出，生活黑客是创意阶层的自助：在工作中缺乏严格规制的情况下，这一阶层寻求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制，以尽量减少分心、尽量增加机会。这与技术研究者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2018）的论点不谋而合：生产力应用程序通过提供职业环境中所缺失的时间结构和情感结构，迎合了创意阶层的弹性工作。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黑进自己的意识，也是创新咨询兴起的一部分：创新咨询是诸如工作坊之类的企业服务，它们为《财富》500 强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可复制的方法论，以便快速而可靠地产生洞见，借此展示持续的变革（Wilf 2018）。 在关于做梦的通俗科学中，正如在更广泛的西方现代性中一样，创造力与规则被理解为彼此对立，需要通过技术药理学在神经层面上加以杂交。正如创新咨询通过工作坊等仪式性的交流活动，使创造力常规化、形式化和合理化（Wilf 2018），致梦创新也把创造力的不羁和超越性的不可言喻，转化为一种可管理、可依赖的资源。利用益智药黑进意识变异状态，是硅谷与新时代文化之间持续协同演化的最新阶段（Turner 2016），更广泛地说，也是西方将工具理性历史性地奠基于宗教期待之上的最新阶段（Noble 1999）。 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和莉比·毕晓普（Libby Bishop）（2000）指出，将创新作为一种建构加以运用总是策略性的，因为它把个体行动者置于一个竞争性的行动场域之中，而这一场域要求某种特定的回应秩序。当意识黑客这样的创新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与人格（personhood）联系在一起时，这一竞争场域就变得愈发政治化。例如，意识黑客的《觉醒未来十颗种子》（*10 Seeds of Awakened Futures*）宣扬说，创新者的意识、意图和成长会体现在其创新的本质之中，并且“个人发展与创造本身同样重要”。人类学家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2018）提出，在“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一创新范式中——它是由工程学院和商学院传授的头脑风暴、原型制作、文化观察与团队协作技能的混合——设计师在精神上和个人层面上与其产出的融合，是价值创造的枢纽。设计思维建立起一种等级制：产品和市场战略与个人生平相联系，被视为过于“有创意”而无法外包，而工业与机械设计以及制造职能则被视为简单而可互换的。这些认为创新是个人主义的、排他的和保守的批评，也被用来针对生活黑客（Reagle 2019）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黑客（Coleman and Golub 2008）。然而，意识黑客中致梦创新的案例使这一批评复杂化了：它把社会牵连进自我之中，把集体利益牵连进沉思实践之中。 ## 通过自我显化社会（Manifesting the Social through the Self） > 在意识黑客，关键在于由内而外的改变。关键在于认识到，世界的种种问题——从部落主义到创伤，到战争，再到气候变化——都是我们如何与自己、与彼此、与我们的星球相处的症状。而通过转变我们的内在景观，无论是个体地还是集体地，我们都在改变我们周遭的世界。（Fields 2020） 把意识黑客们打发为追逐快感以求出人头地的自私个体，是很容易的。例如，雷格尔（2019）认为，生活黑客为了个人利益而打破集体系统的规则，却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为一个人的生产力收拾残局、为一个人的极简主义接手杂物的人。雷格尔的分析表明，生活黑客对自我的聚焦造成了一种隧道视野，屏蔽掉了关于系统之不平等以及如何为所有人改善系统的问题。然而，意识黑客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小玩意儿，甚至也不仅仅是自我转化，而是集体的状态改变。正如意识黑客前执行董事约书亚·菲尔兹的上述引文所表达的，由内而外的改变意味着，公共政策、经济和工程领域的社会变革都处在人类意识的下游。这种社会变革的意图延伸到将“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和“有意识创新”（conscious innovation）原则应用于意识黑客的供应链。沿着这一思路，觉醒未来大会（2020）鼓励创客、投资者和用户保持正念，尽量减少其技术在攫取和剥削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时所造成的生态与伦理代价。 意识黑客把社会牵连进自我转化之中，其方式使人难以把它的个体化举措与集体化意图区分开来。理解意识黑客“由内而外的改变”之政治的关键，在于理解意图的力量。对意图之力量的这种信念，没有哪里比在清醒梦的元目标——觉醒——中表现得更清楚了。例如，梦叶声称，通过对潜意识心智所呈现的梦境场景变得有意识，进而对梦中的行动乃至环境施加控制，清醒梦提供了一个“创造另一种现实”的独特机会（Hermansen 2016e）。这种在梦中显化（manifesting）第二现实的观念，比仅仅通过引导自主思维和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觉醒更进了一步。它更进一步之处在于，把做梦经验和清醒经验都扎根于大脑之中：“毕竟，我们对现实的知觉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一种源自感官的神经学表达，正[如]我们在梦中所表达的那样。你的脑子是不是炸了？我的也是”（Hermansen 2016d）。 梦叶解释说，在睡眠中，大脑能够基于想象和记忆，有力地模拟出嗅觉、触觉、视觉、听觉和味觉（Hermansen 2016e）。在圣何塞召集科学与灵性领域领袖的“科学与非二元”（Science and Nonduality）大会上，清醒梦心理生理学先驱斯蒂芬·拉伯奇（Science and Nonduality 2014）在演讲中指出，无论做梦还是清醒，我们所体验的都不是世界，而是我们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因此，清醒梦是一种把握一切经验之虚幻本质的手段。这种看法呼应了拉伯奇（LeBerge）一贯的主张。例如，在他于夏威夷组织的清醒梦静修营上，拉伯奇提出，认识到现实是在心智中被创造出来的，“告诉你，你拥有比你以前所相信——或梦想——的大得多的力量去改变世界，从你自己开始”（Rock 2004, 169）。 在这种世界观中，这样的心智效力不仅显现在做梦时的心灵之眼和清醒时心智的视角之中，也显现在大脑的神经元网络之中。幸福感作家安德里亚·罗克（Andrea Rock）（2004）指出，神经影像研究表明，梦见做、看见或感受某件事，会激活与清醒时体验同一活动相同的神经元网络。例如，德雷斯勒（Dresler）等人（2011）利用 fMRI 脑部扫描表明，同一个手部动作无论是在清醒时完成，还是在清醒梦中完成，都会记录下相似的神经活动。显化的神经基础同样适用于清醒梦的治疗性使用。在《乔·罗根体验》播客（*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Podcast*，2013）中，记者史蒂夫·沃尔克（Steve Volk）描述了一个强有力的清醒梦：他在梦中得以“显化”出已故的母亲。据沃尔克（2011）说，他的梦在感官上如此真实——连她洗发水的气味和她拥抱的温暖都历历在目——以至于为他提供了走出悲伤所需的情绪宣泄。梦叶将之概括为：“我们在梦中能控制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培养的意识水平，而在清醒生活中其[原文如此]实也完全一样”（Hermansen 2016f）。 这种对致梦显化的信念远非边缘；它与流行的自助类型遥相呼应。例如，《奥普拉杂志》（*O: The Oprah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如何显化任何东西》（“How to Manifest Anything”）（Zapata 2019），汇总了安杰丽娜·隆巴尔多（Angelina Lombardo）（2019）、玛拉·麦肯纳（Marla McKenna）（2019）等人近期的自助书，这些书讲的是在心中观想职业、爱情和财务上的成功，以便将其在生活中实现。据这些作者说，显化通过写给宇宙的信和愿景板（vision boards），把思想、行动、信念和情绪导向所期望的感受和处境的实现。这种认为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信念，也为新时代灵性所共有，后者是一种由异教宗教、东方哲学和神秘-通灵现象混合而成的融合性文化形态（York 1995）。新时代灵性的显化信息鼓励人们相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我们自身意识的投射，我们可以通过在内部改造自己，使我们的现实变得更好”（Urban 2015, 226）。 显化的个人主义可以放在新时代的界定性特质中来理解，社会学家保罗·希拉斯（Paul Heelas）（1996）称之为“自我灵性”（self-spirituality）：其预设是，神圣无法在外界找到，而必须通过探索自己内在的心灵空间去发现。将新时代的种种取向锚定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社会压抑了我们本真的自我，而灵性洞见能够重新找回我们内在完美的神圣本质。例如，清醒梦益智药是“触及你个人灵性”的众多途径之一，其方式是不把梦解读为想象的虚构，而是解读为“通向你内在自我的窗口”（Hermansen 2016g）。史蒂文·萨特克利夫（Steven Sutcliffe）（2014）在总结关于另类灵性的质性研究时指出，新时代实践者更有可能来自在风险社会中争夺地位和位置的中间社会阶层。新时代实践与诸如健康、自信、富足（Bruce 2002）、问题解决、自我疗愈和个人成长（Aupers and Houtman 2010）等世俗目标无缝契合。 除了与新时代灵性之间较为明显的共鸣之外，致梦显化的可能性条件还在于“神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大脑是人性和社会生活之基础的观念，以及相信神经科学能够揭示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深刻真理（Vidal and Ortega 2017）。这种认为我们能够在活体大脑中理解心智——人类的信念、情绪和行为——的预设，得益于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 80 年代的磁共振成像（MRI）。据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和历史学家乔埃尔·阿比-拉谢德（Joelle Abi-Rached）（2013）所说，这种视觉想象对神经科学这一事业至关重要：神经科学整合了来自心理学和数学等迥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理解大脑作为干预大脑的途径。这种干预主要以精神药理学的形式出现。如今，为治疗神经精神疾病而开发的药物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增强；这些干预以梦叶和阿尔法大脑这样的益智药为形式，通过化学方式调节大脑状态，据称能让健康的大脑变得更好（Farah 2012）。 神经增强——无论是为了清醒时的认知还是做梦时的创造力——都建立在关于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想象之上。在沃克（2017）、勃兰特和伊格曼（2017）等人关于做梦和创造力的通俗神经科学著作中，神经可塑性话语显而易见：它们坚称大脑是灵活的、适应性强的，并且拥有几乎无限的形成新联想模式的潜力。女性主义学者维多利亚·皮茨-泰勒（Victoria Pitts-Taylor）（2010）指出，可塑性把大脑框定为终极的生物资源：一种未被开发的潜能，必须通过唤起新的意识状态、激发新的思维模式来训练它建立新的突触联结。这些增强与可塑性的话语，通过与改造身体相联系的个人自我照护与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伦理来召唤主体。罗斯和阿比-拉谢德（2013, 23）感叹道：“又一次，如今以神经的形式，我们被迫为我们的生物性负责，管理我们的大脑，以承担自由的责任。” 在自我灵性与神经可塑性的这一新自由主义背景之下，显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黑客“由内而外的改变”这一抱负的一个貌似合理的基础，变得清晰起来。毕竟，如果在我们心智的沙盒中显化某物，在神经元层面上等同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将其实现，那么社会变革就不过是个体转化的累积效应。正如积极心理学那种要求人们为良好感受而感觉良好的情动递归一样，意识黑客的显化模式“预设了其自身对象的承诺性质”（Ahmed 2010, 8）。意识黑客的核心是一个空位，可以用任何个人觉得正确、美好、真实和神圣的东西去显化填充。清醒梦者把它简单地称为“虚空”（the void）：一种感官性的、几何性的而非再现性的极简梦境（Johnson 2014）。就像自助作家罗伯特·瓦格纳（2012）关于蓝色圆点的梦一样，清醒的虚空承诺着灵性启示、神经灵活化和创造性灵感。虚空的承诺性可塑性，使意识黑客们免于为显化的杂糅不拘及其将个体转化与社会变革混为一谈负责。理解意识黑客的虚空，为洞察神经文化与平台资本主义交汇处那些未经审视的空间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在那里，人类意图并未得到超越，而是被绕过了。 ## 通过大脑绕过心智（Bypass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Brain） 清醒梦的神经文化与社交媒体的数据文化共享着一个操作性前提。就做梦而言，我们潜意识的种种叙事和我们超越体验的种种意义同样正当，也同样无从验证。就平台资本主义而言，我们网络活动中多样的再现性内容和语义内容同样具有生产性，也同样无需解读。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并不关心我们喜欢某人的复杂原因；平台关心的是可以通过追踪我们的参与度指标来预测的约会模式（Andrejevic 2020）。科学技术研究学者约翰内斯·布鲁德（Johannes Bruder）（2019）将之置于语境中指出，神经科学将社会主体还原为其大脑基质，是受到了植根于行为主义对 20 世纪心理学之影响的实验性刺激-反应范式的启发。刺激-反应范式的行为主义根源，在平台为优化参与度而进行的 A/B 测试中大量繁衍。在神经文化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案例中，做梦与交流的阐释性和因果性特质在操作上都无关紧要；相关性要到药理学输入和设计输入、创造力输出和参与度输出，以及它们通过生理学关联物和计算关联物所受的调节中去寻找。神经文化与数据文化中对主体性的这种绕过，可以追溯到媒介形式与再现之间的辩证法，以及对何者算作媒介、何者被指定为内容的不断变化的理解。 随着新时代灵性穿过七十年代的迷幻文化和加州波西米亚，神经科学、心理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张力通过工具、技术和技艺被重新描述：宗教研究学者兼技术作家埃里克·戴维斯（Erik Davis）（2019）正是以此来描述他所谓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意识黑客正是从这种玄秘仪式与实用程序的汇流中诞生的；在对主体性的实验中，重要的不是如何或为何，而是某一程序能否产生幻象体验。据戴维斯所说，意识本身被想象为一种媒介或界面，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感觉都可以接入其中。戴维斯（2019, 79）援引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意识产业的广泛影响，概括道：“如果媒介即讯息，那么对许多求道者和心灵航行者（psychonauts）来说，意识就成了终极媒介。” 在意识黑客把心智建模为 REM 和 DMN 等大脑状态之媒介的过程中，被绕过的是梦与超越体验的再现性内容及其政治。例如，梦叶的博客几乎没有对梦境内容的描述；大多数帖子鼓励读者利用清醒，在梦中和生活中显化他们自己的欲望——无论是生产性的、享乐性的还是沉思性的。同样，沃尔克关于亡母之梦的点睛之笔，不在于梦本身的意义，而在于其显化的逼真度和宣泄的有效性（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2013）。此外，瓦格纳（Wagonner）关于蓝色圆点之梦中的认知性体验描述（Conscious.TV 2012），或者 MEQ30（Barrett et al. 2015），都很少传达神秘体验的阐释性意义。认知性体验的性质——个体的、孤立的、出乎意料的——又加剧了这种含混。考特尼·本德（Courtney Bender）（2010）基于她对新英格兰神秘主义者的民族志研究指出，这些体验的意义可以被递归地阐释，并且抗拒社会学意义上的证伪。 这种把灵性体验从集体沉思中黑箱化的倾向，又因新时代的长青主义（perennialism）而加剧：长青主义相信不同的宗教传统同样有效，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崇拜同一个遍布宇宙和人体的神圣源头（Aupers and Houtman 2014）。这种长青主义帮助新时代灵性整合了多种多样的宗教、哲学和心理学观念与实践，也帮助它凝聚为一场个人主义的、去中心化的运动（Urban 2015）。尽管如此，我们所认为的灵性并不是一种中立的现象学描述，而是“在医学、宗教和艺术等机构中被积极生产出来的”（Bender 2010, 23）。 本章已经论证，将清醒梦益智药用于超越性体验，是在神经科学想象、创新律令和新时代世界观之中被积极生产出来的。意识黑客中对认知性体验的黑箱化，并不像为自我优化而将变异状态合理化那样简单直接。例如，觉醒未来指南告诫参与者警惕那些掏空沉思过程的“灵性绕道”（spiritual bypassing）和“享乐捷径”（hedonic shortcuts）： > 一种鼓励通过享乐主义或压抑来走捷径的技术，不是未来的意识黑客工具。话虽如此，我们决不能把效能的提升与绕道混为一谈。（Awakened Futures 2020） 意识黑客们相信，将灵性觉醒的大脑状态自动化，不必以真正的开悟为代价；他们相信，在把神圣的意识状态用作创造力与绩效的媒介时，不必牺牲其正当性。戴维斯（2019, 84）在评论七十年代 LSD 那吊诡的兴起时指出，这种迷幻药使各种宗教或神秘体验变得更加可见，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促成了“把灵魂还原为大脑”。然而，这种技术天真所引发的任何逻辑矛盾或文化冲突，都被显化这剂包容一切的香膏抚平了。这就是为什么意识黑客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超越技术，却不必争论其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意识黑客可以在共享集体实践的同时，在政治上原子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群真正的“黑客手法”（hack）并不是对变异状态的技术药理学自动化，而是显化的意识形态。 理解显化这一神经文化的黑客手法，为将虚拟现实中情绪的自动化与监控资本主义中主体性的自动化加以政治化，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对照。媒介学者丽莎·中村（Lisa Nakamura）（2020）认为，尽管当代 VR 被呈现为一种用于伦理决策的教育工具，它真正的价值却在于作为一种身体黑客，用以激发共情这类道德上“良好”的感受，服务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就像代餐包，或其他为通过减少分心来增强专注而创造的科技行业技术一样，VR 将感受的劳动自动化了”（Nakamura 2020, 60）。媒介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2020）就数据驱动系统中自动化决策的承诺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这些系统的前提是在消费、流动或安全方面先发制人地预判人类行为与风险。通过绕过人类的能动性、意图和主体性，这种决策“把公民生活的劳动卸载给自动化系统——它设想通过抹除社会生活来使之完美”（Andrejevic 2020, 109）。这种通过自动化实现的抹除，可以追溯到早期关于大数据的炒作（boyd and Crawford 2011），其典型便是《连线》（*Wired*）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2008）关于“理论的终结”（End of Theory）的宣言：只要数据足够多，数字就能自己说话，语义分析或因果分析因而变得多余。信息学学者杰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2014）驳斥了这种炒作，强调数据是由分类等阐释过程构成的，并将这种对人类意义的规避与科学中行为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中神经药理学的兴起联系起来。 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绕过和对人类审议的排除，没有哪里比在神经营销（neuromarketing）的案例中更加突出了。法律学者马克·巴塞洛缪（Mark Bartholomew）（2017）指出，神经营销的前提是：对大脑活动的观察比任何消费者调查都能产生更好的洞见、带来更有效的营销结果。其做法是测量大脑对商品和广告等刺激的情绪反应，并根据对这些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的分析对消费者进行细分。安德烈耶维奇（2012）报告说，神经营销的倡导者宣扬神经数据中的这些躯体标记更高效、更有效，因为它绕过了有意识的理性审议这条较慢的路径。与数据驱动的决策系统一样，神经营销为了预测的目的而优先考虑数据点之间的相关性，并在此过程中把因果性问题黑箱化了。 神经营销摒弃了由尼尔森（Nielsen）开创的市场研究模式，后者通过书面或口头信息与消费者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神经营销则声称要绕过人们所说的话，直接抵达他们感受的源头——大脑。按照这一逻辑，直接的知识形式被社会性所污染，进而被语言和意识所污染（Andrejevic 2012）。巴塞洛缪（2017, 105）认为，神经营销通过在消费者意识之外收集其反馈，削弱了“市场的民主承诺，[这一承诺]在于相信市场会回应消费者的声音，无论是通过消费选择，还是通过传统市场研究中更为具体的反馈”。 意识黑客、神经营销，乃至平台资本主义，都可以被理解为媒介学者托尼·桑普森（Tony Sampson）（2016）所说的神经资本主义（neurocapitalism）：即运用神经科学的发现和技术，使工作与休息中的身体和心智与效率管理的理性和体制相协调。更广泛地说，神经文化将神经科学的范式应用于经济学、艺术和教育等多种领域。神经伦理学家玛莎·法拉（Martha Farah）（2012）指出，神经科学支持一种物理主义观点，即人类的思想、感受和行动都是物理机制的结果。 具体而言在致梦创新中，一般而言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情绪、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自动化都声称能提供那些被人类的思考、意图和审议所妨碍的效率。与此相仿，意识黑客的案例把超越的神经关联物自动化，使之不受人类沉思的羁绊。正如巴塞洛缪所警告的，这种自动化是以自由民主的程序、并最终以其原则为代价的。神经文化清算了我们决定的能力；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等系统不是诉诸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把人类的决定消解于概率的计算之中（Stiegler 2020），这些计算先发制人地排除能动性、自发性和风险，以便规划出可能的未来（Andrejevic 2020）。无论是对面向人类行为期货市场（Zuboff 2019）的平台机制的设计，还是对它的批判（Van Dijck, de Waal, and Poell 2018），其底层都是那些熟悉的还原：将主体性还原为行为，将心智还原为大脑，将经验还原为中介。通过做梦实践与平台机制，神经文化不仅在重新框定我们如何理解人，也在重新框定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如何彼此相处。 法拉（2010）指出，神经伦理学领域正在思考的社会与伦理后果，不仅来自对人类大脑的增强，也来自那种使人类心智受制于预测、影响和控制的总体性物理主义范式。神经科学不仅仅是增强人性的工具，它还框定了思考人性、人格及其被规避的新方式（Farah 2012）。终结理论的数据逻辑驱力，往好里说是把政策引向减轻计算决策系统中的不公，往坏里说则是否认这些不公是广泛社会力量的一部分（Bowker 2014）。在这个意义上，被神经文化塑造的平台是一种药（pharmakon）：“一种总是包含毒性成分的解药，一种总是具有治疗功效的毒药”（Stiegler 2020, 173）。尽管药的毒性无法被消除，斯蒂格勒（Stiegler）在其对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的分析中坚持认为，其毒害是可以被抵抗的，而这些反作用力构成了知识的斗争。本章呼吁一种具有文化意识的神经伦理学，它质疑神经科学的物理主义范式，不仅质疑其对人的重新定义，也质疑其对社会的重新框定。哲学家卡特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2008）认为，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并由经济和社会语境交互决定：例如，大脑的可塑性将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关于灵活性与优化的预设和抱负自然化了。在意识黑客的手法中，正如在平台机制中一样，神经元自我的生物基质被以工程术语加以操作化（Bruder 2019）：比做梦和交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创造力和参与度的可测量结果。 ## 做梦的神经人文学（The Neurohumanities of Dreaming） 致梦创新的案例阐明了当代自我塑造的灵性模式、技术模式与药理学模式如何在意识黑客中汇合。本章分析了清醒梦益智药如何把创造性问题解决这一世俗目标与灵性觉醒综合起来，从而通过三重框架为心智建模：创新的设计思维、新时代的自我灵性，以及意识黑客的神经中心主义。本章认为，意识黑客把心智建模为一个沙盒，用以掌控自己的思想、显化自己的意志，而资本主义神经文化则把心智建模为一个黑箱，有待通过技术药理学的黑客手法去绕过。这些显化与绕过做梦之诠释学的汇流冲动，与平台资本主义对内容不加区分地将用户参与度商品化的机制相平行。我们睡梦的清醒与我们清醒时欲望的晦暗，都被一种追求效能而非阐明的神经工程思维所绕过。 皮茨-泰勒（2010, 648）概括道：“神经科学目前正服务于不民主的目的，但它可以被置于解放政治的服务之下。”梦提供了一个孔隙，让我们不仅可以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与神经文化的交汇，还可以将其显化与绕过的双重冲动政治化。梦曾被不同地理解为废料、本质和资源。人类学的研究路径把做梦分析为美洲原住民社会中通往精灵与神祇的集体门户（Tedlock 2004）。批判理论则把睡眠和梦定位为内在体验，需要加以保护，以免被脑部扫描仪医学化、被信息资本主义优化（Crary 2013）。与它所批判的睡眠文化一样，批判理论把梦理解为人类主体性的潜在本质，这就把做梦置于西方文化的边缘，使之成为一个蛰伏的、被动的、消极的空间，有待为清醒时的功能而被工具化（Fuller 2018）。睡眠文化及其批判都借鉴了知识界和大众关于大脑的观念，即把大脑视为一口原始能量的源泉，可以被导向不同的目的。 然而，梦不只是创造力或生产力的神经生物学媒介；它们还是能动性的想象性源泉。人类学家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2012）在报告希腊纳克索斯岛（Naxos）上做梦的形式与仪式时认为，梦的社会共鸣——当不同个体相继地、集体地做着相似的梦时——是人们再现过去、并为当下的行动构想劝诫的一种方式。斯图尔特（2012, 212）概括道，集体行动的形式始于梦中，激励公众“去处理能动性的问题，即必须运用关于过去的知识来面对未来”。对致梦剂的批判必须关注梦的这种生命力；对平台的批判必须处理过去的想象性潜能，而非其预测性潜能；对神经中心主义之生物还原论的批判，必须动摇它自身对人文主义的诉求。 在针对意识黑客和平台资本主义之神经中心主义的批判性介入中直面人文主义，将要求我们与神经人文学（neurohumanities）打交道。人文学科的阐释工作传统上是从人类自我、人类思想及其与世界之关系的首要地位出发的。这一工作也受到人类对意义的追寻和对世界之连贯性的美学追求的驱动。神经人文学在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2017）等人的著作中兴起，它试图通过使我们的政治与非意识认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的过程相协调，来去中心化心灵主义式的人类例外论；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存在与非人类生命和物质过程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上。这一路径承认，一切形式的意识——人类的与非人类的、生物的与技术的——都源自底层的物质过程（Hayles 2017）。这一路径也承认，认知、情动与感知（aisthesis）的过程先于意识并超出意识（Shaviro 2016）。 随着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以及物质与机器智能所构成的认知集合体（cognitive assemblages）改变着我们星球的状况，海尔斯（2017, 216）强调，“人文学科应当而且必须核心地参与到对其影响的分析、阐释和理解之中”。神经人文主义的这一认识，不应使我们无法对神经文化在药理学或计算（Bruder 2019）方面的种种体制形式与大众形式加以政治化。我们不应向这些神经力量屈服，而必须发展出神经学反思性（neurological reflexivity）（Rowson 2011；转引自 Rose and Abi-Rached 2013），把神经过程作为意识形态构成以及认知集合体的一部分来对待——不是作为一个工程问题，而是作为一项政治律令。 [^f05-1]: 关于这些梦境孵育可穿戴设备的分析，参见 Chia（2019）。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Ahmed, Sara. 2010. The Promise of Happines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nderson, Chris. 2008. “The End of Theory: The Data Deluge Makes the Scientific Method Obsolete.” Wired. June 23. Accessed September 2, 2021. https://www.wired.com/2008/06/pb-the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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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T. 米切尔（W. J. T. Mitchell）与马克·B. N. 汉森（Mark B. N. Hansen）的批判性中介（critical mediation）（2010）；莎拉·肯伯（Sarah Kember）与乔安娜·齐林斯卡（Joanna Zylinska）的“生命性”（lifeness）（2012, 3）；约翰·杜伦·彼得斯以及关于元素媒介（elemental media）的各种路径（2016）；[^f06-1] 甚至拉胡尔·慕克吉（Rahul Mukherjee）等学者所考察的“辐射性基础设施”（radiant infrastructures）（2020）；或中国和日本对麦克卢汉的接受（Han 2011; Steinberg 2017）——令我感兴趣的是，它巩固了一种扎根于麦克卢汉所谓“人的延伸”（the extensions of man）的媒介范式。回想一下《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开篇的那一手。麦克卢汉写道：“任何媒介——即我们自身的任何延伸——对个人和社会的影响，都源于我们自身的每一次延伸或任何一种新技术给我们的事务引入的新尺度”（1964, 1）。换言之，我们或可姑且称之为“外化论题”（externalization thesis）的东西——媒介在“外面”，是物性的、假肢式的、基础设施性的、环境性的、物流性的——以隐含或明确的方式深刻地塑造着我们的隐喻、政治和研究议程。[^f06-2] 这有充分的理由，当然也远比我在这里所能处理的复杂得多。我的简单主张是：外化倾向遮蔽了其他较少受到关注的向量——包括那些对于把技术药理学理解为一种具身现象至关重要的向量。 让我在提出另一种思路之前，先简要勾勒这一倾向的若干方面。首先，新麦克卢汉式的学术研究已经超越了在理解媒介时何者重要这一问题上陈旧的争论：一边是技术决定论，另一边是媒介使用或实践理论。事实上，当代媒介理论的多条脉络都试图在更基本或更平常的层面上重新诠释麦克卢汉的洞见。正如米切尔与汉森在《媒介研究批判术语》（*Critical Terms for Media Studies*）导言中所说：“‘理解媒介’并不仅仅（或主要）意味着理解各个单独的媒介——电、汽车、打字机、服装——而更像是从媒介的视角去理解”（xi）。他们化用弗里德里希·基特勒那句著名的格言，总结道：“媒介不是决定我们的处境……媒介就是我们的处境”（xxii）。以这种方式，两位作者拒绝了对我们“假肢式存在”（prosthetic being）的任何简单化理解（例如将其视为离散的或单一决定的），并强调关系性——即中介本身——对人类生命之涌现的重要性（xii）。这种人与技术的交叠，既不把身体视为一种先在的技术，也不把它视为信号的简单接收者。相反，身体“构成了一切中介行为的非自足的‘基底’，包括那些（绝大多数的）将其能动性扩展到‘皮肤’之外的中介”（xiii）。在此，我只想指出这一刻画所暗示的分岔路径。身体在本质上是关系性的，然而与此同时，这种关系性又被赋予了一个明确的向量：它延伸、投射、辐射。 与麦克卢汉在出版年份（1964 年）及其深远影响上相关联的，是法国古生物学家安德烈·勒鲁瓦-古朗（André Leroi-Gourhan）在《姿势与言语》（*Gesture and Speech*）中提出的一种平行路径。后者也催生了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在《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中对人与技艺（techne）之“共同起源性”（co-originarity）的关注（Leroi-Gourhan 1964; Stiegler 1998）。如果说《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巩固了媒介技术作为延伸或假肢器官的观念，那么勒鲁瓦-古朗的《姿势与言语》追踪的则是其反面：身体器官可以被理解为扩展的技术的种种方式（Peters 2016, 16）。彼得斯对勒鲁瓦-古朗的贡献概括如下： > 勒鲁瓦-古朗展示了人类肌肉骨骼形态与行走、采集、咀嚼、说话、绘画、书写和记忆等技术的共同演化。他明白，具身实践与技术物的交织从头颅一直延伸到脚趾。在他看来，人类境况恰恰是由我们的双足站立所界定的——以及由此而来的、我们不可能将自然与文化分开这一事实。（17） 如上所述，勒鲁瓦-古朗经由斯蒂格勒、彼得斯等人，提供了一种复杂的共同演化或反馈模型——例如，行走和咀嚼塑造着身体的骨骼，也为骨骼所塑造。与上文的麦克卢汉一样，这一框架令我感兴趣之处在于：它既揭示了广泛的概念可能性，却又似乎以限制当代媒介想象的方式沉积下来。从工具到环境再到平台，我们对媒介的许多思考都急于寻找外部、底下或之外的东西。其叠句是：媒介延伸、奠基、环绕、组织。我无意夸大其词，也承认延伸的重要性——从硬盘和智能手机到海底电缆和神经网络——但我想提出对麦克卢汉本质上离心的火花做一个简单的倒转。现在是时候对（人）的内涵（intensions of (hu)man）给予更多批判性关注了。[^f06-3] 换言之，不同于截除（amputation，麦克卢汉的反义词）或自然（假肢或人工的常见反面），内涵（intension）暗示的是向心的性质，或进入身体的过程。在下文中，我将媒介技术视为兴奋剂及其他药理学过程更大历史的一部分来考察，包括聪明药、经颅直流电刺激（transcranial direct current stimulation, tDCS）、输血、数字医学，以及其他补充物或技术。这不仅是把注意力从外化转向摄入、吸收、吸入、注射等过程，也是从我们当前困境的角度重新审视药（pharmakon）（Derrida 2000; Rinella 2010; Stiegler 2010）——即药物和其他技术同时既有益又有害的能力。 ## 多重用药 如果说，如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所言，香烟是现代性的象征，“体现了速度、短暂、喧嚣的大都市和广告”，那么聪明药或许就是认知资本主义当前阶段的形象（Shivelbusch 1992, 185）。事实上，希弗尔布施既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段更长的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历史——在其中，大脑让身体黯然失色——也追溯了咖啡、茶和烟草等日常兴奋剂长期以来如何被用于营造适于脑力劳动的状态，以及其他情绪或微观活力（microvitalities）（另见本书中 Chia 的章节）。关于咖啡因和尼古丁的多重用药（polypharmacy），他写道： > 〔此处原文引用了希弗尔布施（Schivelbusch）的一段话，大意是：自十七世纪以来，烟草和咖啡都被认为特别适合从事智力活动的人，尽管二者效果相反——烟草使人镇静，咖啡使人兴奋；它们共同的目标是使人体重新定向于脑力劳动的首要地位。大脑是资产阶级文明最关心的身体部位，在十七、十八世纪唯有它得到发展、培育和照料，身体其余部分只是支撑头脑的“必要之恶”。（110）〕 希弗尔布施对脑力劳动、协调搭配的药物（如咖啡与香烟）以及快乐与义务之叠加——他称之为“在享受过程中的表现”（performance-in-the-process-of-enjoyment）（xiv）——的描述，只是聪明物质更长历史中的一条线索。我在此稍作停留，既是为了给下面的例子定位，也是因为希弗尔布施对令人愉悦的兴奋剂、致醉物和其他技术如何将我们与社会捆绑在一起的理解，以有益的方式扭转了药（pharmakon）的观念。超越毒药与解药的古典意义——以及柏拉图式的“药（pharmakon）违背自然生命”这一观念（Derrida 1981, 99；强调为原文所有）——关注技术与药理学，能够凸显疾病与健康、智能与韧性、人与物之间新生的张力。这并不仅仅是要再次借用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对柏拉图的解读，说“不存在无害的药方”（99），或说药物本质上的模糊性是一种疑难（aporia）、一条死路。相反，我在此的目标是揭示药物和设备的“生产性潜能”——它们以意想不到的方式重塑身体、工作和政治的能力（Persson 2004, 46; Race 2009）。 在此我还想指出，技术药理学与“全球向兴奋剂的转向”纠缠在一起：在世界各地，兴奋剂已逐步取代麻醉品（如阿片类药物）成为人们首选的药物。[^f06-4] 冯客（Frank Dikötter）、拉曼（Lars Laamann）与周逊（Zhou Xun）在其中国麻醉品文化史《麻醉文化》（*Narcotic Culture*）中追溯了鸦片如何在二十世纪初让位于烟草，以及后来，即便在改革时代海洛因使用激增的情况下，[^f06-5] 包括甲基苯丙胺在内的苯丙胺类兴奋剂（amphetamine-type stimulants, ATS）如何占据中心舞台，因为“世界各地的消费者都在[寻找]更契合新的工作与休闲模式的设计药物”（2004, 210–11）。后者有着漫长而复杂的历史，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士兵和工人广泛使用，战后又被倾销到国内市场，被重新塑造为“妈妈的小帮手”，或日本工薪族等人群的必要补充（Wolkoff 1997; Sato 2008; Andreas 2020）。苯丙胺类兴奋剂的历史可追溯至中药麻黄（ma huang，ephedra）——这种药物已被使用了数千年，1887 年被人工合成，并于 1930 年代作为苯丙胺被纳入医疗实践。与大麻、古柯、烟草和其他许多兴奋剂各自独特的地方史一道，[^f06-6] 像阿得拉这样的合法药物或甲基苯丙胺这样的非法药物的兴起，支撑起一种速度经济。正如杰森·派恩（Jason Pine）所描述的，这种“新的毒品资本主义”（new narco-capitalism）“能给你更多能量、更多工作时间、‘更多生命’”（2007, 360; 2019）。 全球兴奋剂生产、流通和使用的激增，也与智能和网络化设备的兴起联系在一起。这包括灰色互联网、各异的法律地理、不断变化的身体与健康观念，以及与智能手机、算法身份和优化文化的亲密联系。这种技术与补剂的多重用药，既包括新旧习惯与物件，也包括它们被混合、排程和相互强化的方式。例如，当 2018 年在中国天津举行的世界经济论坛的一场分会提问“假如：聪明药变得像咖啡一样普遍？”（“What If: Smart Drugs Become as Common as Coffee?”）时，它同时也在追问兴奋剂——以及更广义的智能范式——作为日常生活实践的角色。这场讨论聚焦于一些熟悉的张力：治疗与增强、个人权利与社会公平、明智决策与成瘾习惯——它是一种日益技术药理学化的境况的缩影。这种境况的标志，不仅是数字基础设施的激增，还有咖啡消费在中国、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等地的爆炸式增长（Harbeck 2019）、全球范围内注意力缺陷多动障碍（ADHD）诊断与处方的增长（Smith 2017）、益智药/促智剂（nootropics）及其他用于专注和生产力的药物（Partridge 2012; Battleday and Brem 2015; Dance 2016）、世界各地合法与非法的苯丙胺（以及所谓“快速丸”[speed]）使用（Pine 2019; Andreas 2020）、电子烟与雾化吸食（包括大麻），以及其他许多东西。[^f06-7] 其中电子烟尤其为多重用药提供了一个生动的形象。JUUL 和悦刻（RELX）等领先的电子烟品牌以科技初创公司的方式运营，如今已成为物联网的一部分。它们的雾化器被设计得看起来像电脑 U 盘，通过 USB 接口或智能手机充电，并可由应用程序控制。[^f06-8] 这使它们得以作为习惯性物件（如 U 盘、笔等）隐没不见，并在至少两种意义上成为智能/药物（smart/drugs）：它们既被吸入体内以培养某种期望的状态，同时又与网络算法和基础设施进行通信。 不妨想一想 HVMN 首席执行官那句既令人振奋又令人恐惧的断言：“人类就是下一个平台”（Morris 2016）。HVMN 是一家硅谷公司，销售酮增强剂和益智补剂“组合”（stacks），承诺提升能量、专注力、记忆力、新陈代谢、睡眠和整体脑功能。[^f06-9] “益智药”（nootropic，源自希腊语：“心智”+“弯曲”）一词由罗马尼亚化学家科尔内留·久尔杰亚（Corneliu Giurgea）创造，用来称呼他于 1964 年合成、后来与认知能力提升联系在一起的药物吡拉西坦（Piracetam）。益智药包括一系列天然存在和人工合成的化合物——包括吡咯烷酮类（racetams）、中枢神经系统兴奋剂（如苯丙胺、哌甲酯，甚至咖啡因和尼古丁），以及世界各地保健食品店出售的各种传统草药和补剂——它们虽然大体上不受监管，却已成为一门大生意，并且对“专业管理阶层”（professional managerial class）的生活黑客（life-hacking）精神十分重要（Ehrenreich and Ehrenreich 2013）。 在《纽约》（*New York*）杂志一篇题为《硅谷的药丸狂人》（“The Pill Freaks of Silicon Valley”）的特写中，该公司联合创始人杰弗里·吴（Geoffrey Woo）以粗鄙的方式阐述了专注于人类优化的决定。他问道：“下一个十亿美元的价值[将会]在哪里被创造出来？”吴接着说： > 〔此处原文引用了 Morris（2016）中杰弗里·吴的一段话，大意是：纯科技产品上的传感器正在停滞，手机上的硬件和传感器数量已进入平台期；而人体上的传感器却在迅速增长——追踪心率、步数，乃至微生物组——从人体中提取数据正处于爆发阶段。〕 这一爆发的关键，在于生物分析对于表现优化和投机市场的价值。但除了人们熟悉的那种关注——我们的点击和点赞如何与定向广告、预测建模以及类似的助推（nudges）或用户画像联系在一起——身体上的传感器也讲述着另一个关于我们的数据、能量和未来之价值的故事。身体传感器推动了一个新兴的计算医学领域，它不再满足于单纯的追踪与溯源，而是开始以化学方式干预运动、认知和情动系统（Chatterjee 2004; Zhang 2015）。这种从减害或疗救向持续实验与自我改善的转变，不仅通过使古典的药（pharmakon）慢性化——即约瑟夫·杜米特（Joseph Dumit）所说的“终身用药”（drugs for life）（2010）——而重塑了它，也凝结出大数据与大型药企之间的一种新关系。 > 〔图 4.1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HVMN 的益智补剂组合——sprint、rise、kado、yawn——声称通过支持专注或休息等微观状态以及整体的身体和认知健康来增强表现。 HVMN 只是全世界无数自我优化初创公司中的一个例子——从以营养、输血和药丸为中心的项目，到冥想应用、自我追踪社群和 DIY 大脑刺激器。它让我们注意到的，与其说是认知或身体增强的有效形式——关于聪明药和流行饮食的研究仍然零散——不如说是网络化生活所宣示的一套新的期待与渴望，包括它对神经、身体和情动状态的种种要求。换言之，HVMN“不懈追求人类优化”的主张，与关于身体能力、时间经验以及人与物之关系的不断变化的规范联系在一起。除了人们熟悉的药物——如提神的茶、小憩时的香烟、助眠的酒——所谓的聪明药日益将工作与休闲的日常节律切分为能量、平静、注意力、创造力等微观状态或剂量。而且它们是与一个新兴的智能物生态协同完成这一切的。这既是重申拉维·孙达拉姆（Ravi Sundaram）在第二章中的主张——智能手机视频作为一种文化麻醉品运作，“为日常生活的节奏提供燃料，并生产出昼夜的时间标记”——也是在论证：智能在其核心处是一个技术药理学的问题或指令。 ## 大脑游戏 2016 年 7 月美国神经病学协会（American Neurological Association）期刊上的一封公开信，揭示了这一现象的某些轮廓。这封信直接致“经颅直流电刺激（tDCS）的自己动手（do-it-yourself）使用者”——tDCS 是一种非侵入性的操作，将电流送入大脑，旨在提高神经可塑性，从而加快学习能力（Wurzman, Hamilton, Pascual-Leone, Fox 2016）。尽管在一些研究中 tDCS 与认知功能改善相关，并被用作针对脑部疾病、损伤和精神障碍的专门治疗，促使知名神经学家写下这封信的，却是业余者、爱好者以及其他健康人士对 tDCS 的广泛使用。这包括数以百计的在线视频和论坛，向用户展示如何制作简单装置并施加电流；在亚马逊（Amazon）和阿里巴巴（Alibaba）等平台上出售的 DIY 及高科技电刺激套件或头戴设备；以及承诺提升表现的相关产品不断增长的市场。 一个近期且颇具影响的例子是 Halo Sport 的专利大脑刺激器。Halo Sport 曾宣称与精英体育特许经营球队和奥运代表队合作（该产品于 2021 年停产），[^f06-10] 承诺“升级你的大脑”，帮助“几乎任何人”更快地学习动作、力量、耐力和技能。用户在锻炼、练习或学习之前佩戴该头戴设备二十分钟，以“预激”（prime）大脑。作为众多此类产品之一，该头戴设备向运动皮层发送微弱电信号，“使其进入超可塑性状态”，让大脑为“超学习”（hyperlearning）做好准备。根据 Halo 的数据，定期的预激、训练和追踪会带来“快 45% 的结果”和“好 13% 的表现”。这类文献中常用的一个隐喻是短跑运动员：哪怕是零点几秒的微小提升，也可能决定输赢。正如一位钢琴家用户在评论中写道：“在使用 Halo 之前，我会说专注练习没有捷径。Halo 让你能够同时调谐身体并专注于音乐。我会说我的练习效率提高到了原来的 4 倍。有了 Halo，我能够学得更快、更全面，充分利用每一次练习。我是它的粉丝！”Halo Sport 2.0 在网上售价 399 美元，并在产品网站一个名为“真科学，真效果”（real science, real results）的栏目中，链接了数十项支持其安全性和有效性的同行评审研究。虽然它无疑价格昂贵、属于小众产品，却是日益拥挤的神经科技市场中数以百计的类似产品和自制装置的缩影。 与 Halo Sport 的小众市场和高昂价格形成对照的，是一个流行的业余视频频道（约 2012 年），它既记录了一名用户的自我实验，也教别人如何制作自己的 tDCS 套件。像《还在电击我的大脑》（“Still Zapping My Brain”）这样的视频在电视新闻和纪录片媒体中广泛流传，捕捉到了这一亚文化的业余和实验性质，以及与 DIY 大脑刺激器相关的诸多风险。该视频只是成千上万此类视频频道、Reddit 子版块、自我量化论坛和健康网红（wellness influencers）中的一个例子，[^f06-11] 它之所以受到关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描绘了健康且往往年轻的用户如何随意地向大脑施加电流。视频中的用户 anthonynlee 带我们经历了他“大脑游戏”的反复试错。视频开头说：“嗨，又是我。我已经把机器弄得很完美了，嗯，差不多完美……我是说比上次好多了。”他接着讲述了自己在正确放置海绵电极上的困难、对闪光的焦虑，以及对自己是否有任何感觉的不确定。视频结尾说：“我想随着时间推移，我会在工作记忆方面开始看到效果……我只需要继续玩这些游戏。”[^f06-12] > 〔图 4.2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Halo Sport 的专利神经预激系统承诺“升级你的大脑”。这款兼作耳机的头戴设备在网上售价 399 美元。 年轻人把电流从一节九伏电池送进自己的大脑，并将其发布到社交媒体上，希望变得更聪明、更快或更熟练——这一图景是此处所讨论的网络化活力的一个典型例子。它既指向对更高能力的新欲望和新要求，也指向新的风险与暴露形式。科学家们在公开信中表示，这些风险是独特的，因为健康人的风险—收益分析不同于那些面临极端或危及生命状况的人。他们断言，健康受试者“能得到的更少，可能失去的更多”。这是与表现增强主流化相关的主要矛盾之一：它以人类丰富化（human enrichment）的名义将脆弱性与不平等常态化。与此同时，它加剧了所谓正常人群与那些带有身体、认知和感官差异标记的人群之间既有的鸿沟。这使许多流行科技评论者指出，未来将日益由增强者与未增强者之间的差距来界定——这一叠句在各种文本中反复出现，从 2011 年的电影《永无止境》（*Limitless*）、ESPN 六集纪录片系列《增强》（*Enhanced*，2018）、VICE 探讨“人类+”（humanity+）或“印度的莫达非尼”（“Modafinil in India”）的视频、超人类主义纪录片《工作与死亡的未来》（*The Future of Work and Death*，2016），到 2018 年关于阿得拉的纪录片《吃药吧》（*Take Your Pills*），以及无数其他作品。 > 〔图 4.3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还在电击我的大脑：DIY tDCS 第二辑》（“Still Zapping My Brain. DIY tDCS Volume Two”，2012）是成千上万展示业余 tDCS 实验的视频之一。 阿得拉和经颅直流电刺激只是如今常被称为“美容神经学”（cosmetic neurology）的众多干预中的两种——这是神经学家安詹·查特吉（Anjan Chatterjee）的术语，指的是不在疾病状态而在健康状态下改善认知系统的可能性与危险（2004）。这一说法既捕捉到了自我改善的乐趣与要求之间的张力，也捕捉到了将此类实践贬斥为仅仅是“美容性的”、自恋的或轻浮的那种性别化轻视。查特吉是宾夕法尼亚大学神经美学中心（Penn Center for Neuroaesthetics）主任，他聚焦于神经药理学干预，界定了与更好的大脑和身体相关的三个前瞻性类别：“运动、心智与情绪”（movement, mentation, and mood）（973）。因此，美容神经学让我们注意到表现增强辅助手段的主流化——它们不再局限于治疗、职业运动员或边缘的身体黑客。这些实践广泛作用于身体和具身网络：认知增强与运动系统、情绪和情动的改善以及一系列技术系统相互交织。换言之，健康受试者的自我优化项目既推动了注意力、创造力、活力和风险的新标准，也推动了身体政治经济学与生活质量的深刻变化。正如查特吉所问：“如果我们能造出更好的身体和大脑，谁能得到它们？”（971）。 仿佛是在回应这样的鸿沟，温迪·布朗（Wendy Brown）观察到，每个社会所消费的药物，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它的政治经济和政治价值。从十九世纪大众的鸦片，到当代的抗抑郁药、抗焦虑药，再到如今的能力增强药物，如阿得拉、利他林（Ritalin）和莫达非尼（Modafinil），以及其他益智补剂、非法兴奋剂、治疗勃起功能障碍的药丸等等。所谓大众文化兴奋剂化（mass cultural doping）的兴起，凸显了庞大人口作为优势、耐力和生存之技术而使用的日常物质与支撑（Brown 2016）。布朗关于大众文化兴奋剂化的评论，呼应了乔纳森·克拉里（Johnathan Crary）的担忧：起初作为一种“生活方式选择”的东西，很快将成为许多人的必需（2013, 3）。日常的和实验性的聪明药的持续兴起表明，一种转变正在发生：从管理疼痛、焦虑或抑郁的治疗性关注，转向对更高表现的日益增长的要求，或者用超人类主义思想家的话说，转向“人类+”。当代的增强技术代表了一种以药理学加速为标志的复杂的人类榨取形式。主体不仅必须忍受日益加剧的风险和自我责任，还必须变得可以被重新优化、具有韧性。 我在此的兴趣在于思考“聪明药”及类似现象如何与其他智能技术——如智能手机、智能家居、智能城市——的扩散交织在一起。哈尔彭（Orit Halpern）、米切尔（Robert Mitchell）与吉奥根（Bernard Dionysius Geoghegan）借 IBM 的“智慧地球”（smarter planet）倡议之名，称之为智能指令（smartness mandate），用来描述“将动态的、涌现的计算网络编织在一起，以期造就一个更具韧性的人类物种”（2017, 107）。换言之，美容神经学及相关的增强形式被计算机系统捕获和放大，其方式同时改变着身体与网络。在下文中，我想在哈尔彭关于智能的目标是韧性这一主张的基础上展开论述。 > 〔图 4.4 未收录：原图为第三方图像。〕图注：1988 年一期《现实黑客》（*Reality Hackers*）中的一篇特稿，让人一窥大脑刺激装置更长的历史。该杂志于 1989 年更名为《蒙多 2000》（*Mondo 2000*），是《连线》（*Wired*）的前身。 韧性支撑起一套过程或基础设施，它们“能够吸收持续的冲击，同时保持功能和组织”（121）。它是一种具身与造世（worldmaking）的模式，拒绝稳定或平衡——即我们传统上理解为健康身体和生态系统之关键的东西——转而拥抱永久的优化与可塑性。这首先是说，智能与投机经济通过持续的增强或更新来管理不确定性（Chun 2016）；其次是说，网络化的优化，作为日常的乐趣与无休止的危机管理，巩固了一种独特且日益危险的韧性观念。 ## 优化之后 尽管以上各节是透过药物及其他兴奋剂或刺激的视角来关注智能，但智能更常与物联网（IoT）联系在一起，包括云计算与边缘计算、机器学习以及 5G 基础设施的转变——人们想象这些会给生活带来一种新的物性（thingly-ness）。“智能”这两层含义——即聪明药与智能设备——的交织，正是本章探讨技术药理学的核心所在。在回到韧性问题之前，我想停下来片刻，思考一下物联网的起源，或至少是其中一个起源故事。 科技企业家凯文·阿什顿（Kevin Ashton）被认为是在 1999 年于宝洁公司（Proctor and Gamble）的一次演讲中创造了“物联网”这一说法。他随后在麻省理工学院联合创办了自动识别中心（Auto-ID Center），该中心为射频识别（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及其他传感器技术制定了全球标准。有趣的是，这一概念源于阿什顿 1990 年代中期作为品牌经理参与推出玉兰油（Oil of Olay）化妆品系列的工作。阿什顿声称，他是在一次去当地药店时想到这个点子的：他注意到自己许多最畅销的产品都缺货了。进一步调查显示，在任何给定时间，都有 40% 的化妆品不在货架上。他问道：“但为什么呢？我们生产了足够多的产品，但它们待在我们的仓库里，从未到达空荡荡的货架。这就是线索：商店不知道自己缺货了”（Ashton 2015, n.p.）。阿什顿后来将这一问题与信息系统和条形码扫描的不足联系起来，但尤其归咎于人为失误。正如他在近来的访谈中指出的，这个简单的观察引发了一场范式转变：从人工录入的数据——它“容易出错、不精确且昂贵”（Ashton）——转向通过互联网通信的传感器。他这样概括这一转变：“真实世界包含着数以万亿计太字节的信息，而二十世纪的计算对此一无所获。”以及：“计算机需要通过自己感知世界来收集自己的信息”（Ashton）。 因此，物联网不仅仅是智能设备的集合，而是一种对一切事物进行核算和连接、同时减少人类干预与监督的驱力。它一方面培育出一个不断膨胀的技术感官系统（technosensorium），让计算机“自己”去听、去闻；另一方面，它又以管理式的冷漠对待人。人类用户被认为会以其失误和肉身的迟缓阻碍智能，尽管他们同时又被想象为智能系统的受益者或对象（例如作为消费者、工人、公民、罪犯等）。人既处于物联网观念的中心，同时其能动性又受到奇特的限制。作为用户代理（user-agents）或因变量，用户日益像其他物体一样被追踪、预测和重组。这让人想起关于捕获（capture）或数据监控（dataveillance）的观念——为了能够收集、存储和增强人类行为，计算机必须建立习惯和协议（Agre 2003）——但也让人想到有必要追踪关于数字监控的观念如何被平台经济所改变。数字—认知优化既是智能倡议的基础，又在很大程度上被智能话语本身的普遍性主张所省略。这是因为后者倾向于生命政治的尺度——全球、人口和无所不在——并以理想化的主张或计算之名抹去了实际存在的人或社群。 关于监控与捕获的争论，影响着当前许多关于价值与剥削如何在信息经济中运作的思考——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等学者将之称为《监控资本主义时代》（*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2019）。祖博夫的分析面向广大读者，总结了近来的诸多转变，聚焦于科技经济如何将人类经验转化为原材料和行为数据。她指出，虽然这些数据中的一小部分被用于改进产品或服务，“其余的则被宣布为专有的行为剩余（behavioral surplus），被输送到被称为‘机器智能’的先进制造流程中，并被制造成预测产品，预判你现在、不久之后以及以后将会做什么。”更重要的是，这些预测性操作已经生成了一个属于它们自己的市场——祖博夫称之为“行为期货市场”（behavioral futures markets）（8）。 祖博夫的表述为许多关于数据经济的大众和学术思考提供了有益的概括。但它也显示出我们自以为对网络化生活所知之事的局限。此类分析的有用之处，在于它们理解价值如何从看似免费的平台和劳动中被榨取出来。也就是说，我们如今已经远远超越了简单的数据挖掘和定向广告——甚至超越了“如果你不知道产品是什么，那么产品就是你”这句口号。相反，这类路径将一种投机经济理论化：它建立在行为修正之上，极不平等，并深度投入于利用网络化传感器来重组人与物并使之金融化。虽然这种重组常被理解为非政治性的，提供的是技术方案或效率，但监控资本主义及类似批判，提炼出了驱动当代投机与剩余形式的日常行为与平台垄断。 在这一语境中，一条流行的思路把数字设备和网络与药物成瘾及类似的习惯化联系起来。从大众对互联网如何影响我们大脑的焦虑（Carr 2010），到对脸书（Facebook）“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回路……正在摧毁社会的运作方式”的担忧（Palihapitiya 2017），再到哀叹“多巴胺、智能手机与你”（“Dopamine, Smartphones, and You”）的神经生物学话语的传播（Haynes 2018）。后者是一个总结哈佛医学院研究发现的研究博客，它报告说，对智能手机的依恋源于其所生成的“超社交环境”（hyper-social environments）——一种比传统社交网络大好几个数量级的连接潜能。研究者特雷弗·海恩斯（Trevor Haynes）总结道：“虽然不像可卡因带来的快感那样强烈，积极的社交刺激同样会导致多巴胺的释放，强化此前的任何行为”，并在此过程中重新布线我们的大脑。这一脉络的研究把人与智能手机的关系框定为一场争夺我们的时间、习惯乃至神经递质所走路径的战斗。这些研究暗示，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很简单：放下设备，关闭通知，留意时间。 但在任何整齐的计算界面或遭遇——用户在其中被追踪、被奖励或生成内容——之外，还有另一幅网络化生活的图式。如果说聚焦于社交媒体、屏幕和监控的倾向强调了某些人类行为或延伸，那么它也忽视了人与计算机之间的其他缠结。由此，技术药理学可以被理解为超越了消费、能动性、意义建构或环境（milieu）等经典问题。相反，它开启了较少被考虑的强度或内化轨迹——即进入身体的过程，这些过程拒绝内外之间熟悉的区分或皮肤的边界性。正如网络消耗人的活力，人也同样吃下或摄入网络（Preciado 2013）。这一表述的关键，既在于对人的尺度和政治的承诺，也在于对非人或行星关系的投入。[^f06-13] 这样一来，人是能动的，而不仅仅是行为的账簿；是可兴奋的，而不仅仅是原材料；是基础设施，而不仅仅是用户—参与者。在苏珊娜·帕索宁（Susanna Paasonen）对可兴奋性（excitability）以及影响技术—人类关系的“更深层的基础设施性依赖”的强调（见第一章）的基础上，我认为，药理学激活着我们思考、感受和渴望的能力，而其方式是数据经济、物流媒介、平台资本主义以及类似的技术经济询唤（interpolation）理解模型所未能解释的。 我所说的人与物的互联网（Internet of People and Things, IoPT）支撑起一种特定的人与非人的捕获模式，它深度投入于表现增强并从中榨取，却又超出了对数据价值的孤立关注。相反，我们必须继续考察一方面是“行为剩余”与数据期货，另一方面是驱动生物经济的“剩余生命”（surplus life）形式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Cooper 2008; Vora 2015）。这些不同的剩余模态在智能范式的核心处造成了韧性与夸张表现之间的张力。如果说前者强调危机与适应性——即吸收冲击并继续运转的能力——那么后者强调的不仅是持续的可运作性，而是超越既有限制、追求最优效能的驱力（包括在人类和行星尺度上新的耗竭、毒性和死亡形式）。这不仅仅是描述一种平衡之后的存在状态——在其中，世界被想象为可塑的、对危机有所回应的——而是要直面塑造优化之后的生活的种种义务：在那里，所谓的最佳实践与效率以更好未来之名放大了不平等与伤害（McKelvey and Neves 2021）。换言之，危机与优化相互构成，正如它们被不平等地分配。 我的出发点是梅琳达·库珀（Melinda Cooper）在讨论生物投机与积累时所指认的资本的“反逻辑”（counterlogic）——即一个简单的事实：资本必须始终从它所创造的剩余中扣除。关于从工业资本主义向后工业资本主义的转变所带来的剩余生命的转型，库珀写道： > 〔此处原文引用了 Cooper（2008）的一段话，大意是：两者的区别仅在于时间性——工业生产耗竭的是地球储存的过去有机生命（碳基化石燃料），而后工业生物生产则需要在驱使未来生命可能性劳作的同时使其去潜能化（depotentialize）；这种反逻辑在专利绝育技术中最为明显：植物的自我繁殖能力既被调动为劳动来源，又被刻意削减，以确保它不再“免费”繁殖，而这也是资本化生物生产整个事业的普遍特征。〕 耗竭（depletion）与去潜能化（depotentialization）之间的摩擦，对于我们当前局势中韧性的运作至关重要。韧性的身体和技术不再通过医学或风险缓解来寻求平衡——例如约瑟夫·杜米特（2012）所指认的慢性健康经济——而是陷入了新的僵局。它们如今被理解为可以无止境地优化，同时又通过限制未来的状态来运作。这将一种垂直的再生产模式常态化：从农民必须购买、种植却不能再次使用的种子，一直到运往全球市场的生物工程食品或保健补剂。拥有、捕获和改造活的有机体，如今激活着价值榨取——包括新旧形式的“生物剽窃”（biopiracy）（Shiva 2001）——在其中，没有什么是“免费”生产的。 库珀的剩余概念有助于说明本章乃至本书的一个基本主张：质询当下，需要更深入地探讨数据资本主义与制药资本主义。如上所述，这包括咖啡因与尼古丁、利他林与阿得拉、莫达非尼与益智药，更不用说非法麻醉品等兴奋剂，以日益寻常的方式与智能技术和计算网络缠结在一起或化入血肉（enmeshed or enfleshed）。这些技术药理学被理解为能够优化专注、能量、生产力和创造力等活力，并对其产生新的需求，它们同时与全球苯丙胺类兴奋剂（ATS）及技术化刺激的兴起相联系。此类关切标示着当下与行星的持续解构与重构，这需要新的问题、方法和关注领域。 ## 内涵与政治 如果说内涵——进入并穿过身体的物质通路——在当代媒介理论中基本缺席，那么它们也同样被关于医药及其他物质的文化理解所忽视。正如人类学家阿莎·珀森（Asha Persson）所言：“医疗过程的每一个方面似乎都得到了批判性的分析，直到药物越过人的嘴唇、消失在食道之中的那一刻为止。在那之后，故事往往变得晦暗不明，仿佛迷失在身体沉默的幽深之处”（2004, 45）。在对艾滋病药物与身体外观变化的考察中，珀森追溯了药物如何与“活的血肉”相遇，以及身体如何“远非沉默”（45–46）。在这简短的结语部分，我将为媒介理论引出此类洞见的若干含义，把媒介技术加入生物化学摄入的场景之中。 我尤其受到近来关于元素媒介的研究路径及其探讨技术与药理学之潜力的启发。仅举两例：约翰·杜伦·彼得斯的《奇云：走向元素媒介哲学》（*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和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的《媒介研究的元素》（“The Elements of Media Studies”）体现了一种元素转向，它改变并扩展了我们对媒介尺度与范围的理解。彼得斯将这种焦点转移描述为从图形（figure）到背景（ground）的移动。他写道：“媒介概念的元素遗产在这样一个时代完全切题：我们最普遍的周遭环境是技术性的，而自然——从蜜蜂和狗到玉米和病毒，从海床到大气——浸透了人类的操控”（2）。以这种方式，他将中介扩展到包括受人类影响的自然世界，以及那些最基本的元素：海、土、火和天空。 这一植根于历史的、对我们当代媒介理解的转变，将大气的、环境的和行星的维度与转型带到了当前技术争论的中心。这条思路一方面富于生产性——包括能够捕捉此处所讨论的药物、电流及其他优化补充物复杂的自然—人工性——另一方面，如我所论证的，它也是一套更大的假设的一部分，这套假设倾向于把媒介理解为外在的、环境性的、基础设施性的、物性的。重申彼得斯的说法，这是一种从图形拉远到背景的方式。虽然这一取向为媒介研究注入了活力，而且无疑仍然富饶，但它也驱动了一套可能抑制其他路径和认知方式的假设。因此，我姑且称之为“（人）的内涵”的东西，是在呼吁在元素话语之内及其旁侧重新关注身体和身体过程，并从制药实践开始。探究进入并穿过身体的技术和药理学通路，有助于我们充实媒介研究中当前的元素认识论，并描绘人与非人世界的其他构成方式。 正如斯塔罗谢尔斯基提醒我们的，关注元素对于消解内与外、离散与分布、坚硬与分子之间熟悉的边界相当有用。与药物及其他物质一样，“元素进行构成”（elements compose），而我们在探索和思考中选择强调哪些构成过程，至关重要。“元素不是物。”她接着说：“关于媒介之元素的学术研究一再表明，它们是过程性的、动态的、内在互动的（intra-active）”（2020, n.p.）。正是这种动态性和内在互动性在此至关重要——它既是对探讨媒介、激活媒介想象之新方向的呼吁，也是一种与塑造当代经济、社会和政治形态的技术药理学过程相协调的路径。 不妨想一想玛格丽特·莫尔斯（Margaret Morse）三十年前在其论文《赛博格吃什么？》（“What Do Cyborg’s Eat?”）中所说的信息社会的“口腔逻辑”（oral logic）（1994, 88）。莫尔斯的论文借鉴了女性主义的赛博格介入，包括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的经典之作《赛博格宣言》（“Cyborg Manifesto”），并避开了后来被凯瑟琳·海尔斯（Katherine Hayles）等学者指出的陷阱——海尔斯驳斥了千禧年时期将信息理解为“身体的代码”、因而完全可以与身体分离的观点（1999, 1）。关于这种口腔逻辑，莫尔斯问道：“想要变成电子的人类吃什么？”她接着写道： > 〔此处原文引用了 Morse（1994）的一段话，大意是：我们讨论的已不再是延伸有机身体功能的隐喻或电子假肢（如麦克卢汉对媒介的理解），也不是弗兰肯斯坦式的重组或铁皮人式的逐一替换身体部件——在这种更机械的意义上，装有心脏监护仪、器官植入物和假肢的赛博格早已行走于世；当代的幻想毋宁是：如果有机身体无法被抛弃，它如何可能以一种“吞并”的口腔逻辑与电子文化融合。（1994, 87）〕 莫尔斯不再主要关心超越身体，她和珀森一样，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人与非人存在的物质事实。食物与排泄物、肌肉与皮肤，与心脏监护仪、植入物以及更为日常的电子融合相互推挤。在这一语境中，吞并与吸收的日常实践取代了科幻幻想，尽管它们必须与不断增生的技术物和技术过程共存并相互整合。 莫尔斯的另一段颇具先见之明的文字，反思了将食用智能食品和药物作为理解 1990 年代网络化身体的一种方式。她写道： > 〔此处原文引用了 Morse（1994）的一段话，大意是：眼下当我们想把赛博格“内摄”（introject）进来时，只好将就于“聪明”饮料和药物；“聪明”一词仿照聪明家电、住宅和炸弹的说法，赋予物的世界某种能动性乃至人类主体性；“聪明”的药丸和粉末料理由维生素和/或药物构成，有时掺有精神活性物质，直指大脑；在赛博朋克的烹饪想象中，这些化学物质是乌托邦式的，是湿件（wetware）的润滑剂或“调校”，能打破血脑屏障、让神经元更快放电、促进树突生长，颇似连接信息流通之电子通道的网络。（89）〕 莫尔斯对智能身体的沉思之所以引人注目，在于尽管其参照已经过时，它在当下依然站得住脚。它对聪明食品、饮料和药物的描述，与本章所考察的例子强烈共鸣。它强调了内涵的重要性，或者说强调了作为中介行为的吞并（incorporations）——身体正是通过这些过程得以浮现与融合、被截断或蓬勃生长。我强调身体和生物的交汇，并不是要把内涵混同于内化过程，也不是要宣称摄入、吸入之类的隐喻提供了简单的解决方案或解药。显然，还有其他向心的姿态——微生物的、哲学的、生态的等等——在此同样重要。我的简单意见是：追寻外部力量、场所和假肢的倾向已经过度扩张，如今妨碍了我们去理解技术化当下的重要转变。关注药理学实践，比如服下一颗药丸或施加电流，是重新引导这些偏好的一种温和方式。 最后，这意味着回到题记中所引的鲁哈·本杰明的思辨性介入。本杰明借助其对生物技术之社会想象的研究，聚焦于我们以牺牲更广泛的社会变革为代价而对个体转变所抱持的矛盾且有害的执念。正如她所说，我们必须审视当下投注于“生物再生”的那种奇特信仰，并追问：如果“我们的身体能够再生”，为何我们会把“我们的政治共同体看得如此僵固不变？”（2016, 3）。这一张力是智能技术与认知增强之政治的核心：它们提供无穷无尽的自我改善应用，却透过危机、冷漠和绝望的视角来框定社会与行星。换言之，韧性与优化之间的摩擦，其回响远远超出了专门话语。本杰明温和的挑战，是生成新的虚构和思辨方法，去对抗我们周围更大的虚构。如果科技和制药行业花费数十亿来塑造我们对何为可能的感知，那么理解这些愿景并开始创造我们自己的愿景，就是当务之急。这就是要问：需要什么样的研究和批判，才能挑战由智能命令、技术药理平台（technopharma platforms）和生物技术想象所表达的世界图景，尤其是挑战那些将其要求定位为规范的概念框架和政治力量？我们又该如何更好地关注那些在城市与大陆之间激活着不平等的优化与榨取体制的复杂地缘政治亲密关系和生命支持系统？如果说本书的一个简单姿态是为现有的网络化技术理解加入药理学，那么它也提示我们，我们的政治批判和媒介理论必须关注构成当下的更大的生命与技术之网络，既包括人体，也超出人体。 [^f06-1]: 元素媒介在这一语境中尤其有趣。表面上看，彼得斯的“海、火、天、云、书和上帝”（2015, 8）仍然聚焦于环境，并与对自然、栖息地和大气的理解相联系。但元素媒介也关注意义、基础设施和构成过程。另见 Starosielski（2019）。我将在结语中回到这一思路。 [^f06-2]: 当然，延伸与外化不应被不加区分地混为一谈。我的兴趣在于强调长期以来和当代将媒介理解为外在于身体或身体之延伸的种种方式，并进一步指出这一倾向如何巩固了关于媒介是什么、在何处的某种常识。这些认识论倾向本身不应被视为硬性的范畴（例如内/外）。另见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关于“心灵的外化”（externalization of psyche）的讨论，它对通过（历史上可用的）媒介技术与隐喻中的外化来定位和理解心理状态的倾向做了平行的分析（Manovich 1995）。 [^f06-3]: 在这里，我既借用了“内涵”（intension）一词较早的用法，也为“延伸”（extension）创造了一个简单的反义词。前者借用逻辑学中内涵的定义，指“一个观念或概念的内部数量或内容，即其所包含的属性之总和”（OED）。此外，追踪内涵并不只是呼吁一种与麦克卢汉本人对假肢和外部物体的执着相平行的媒介“内化”范式。相反，二者都是生命之网中的向量，这张网必须认真对待人的形式与政治，同时不放弃对非人或行星关系的投入。 [^f06-4]: 兴奋剂和阿片类药物也应被理解为多重用药的一部分——即叠加使用多种物质，以达到专注、创造力、亲和、自信、休息、平静等微观状态、情绪和活力。 [^f06-5]: 关于中国风险重重的繁荣时代中阿片类药物使用的复杂性，参见 Bartlett（2018）。此外，当代的鸦片流行既使关于兴奋剂兴起的论断复杂化，同时也可被视为对这些速度、优化和风险文化的直接回应。 [^f06-6]: 例如，可参考印度的大麻使用史（Chopra and Chopra 1957）。 [^f06-7]: 新旧兴奋剂、日常与实验性物质、廉价与昂贵的药物/设备等等的这种混合，对于我把聪明药理解为一种多重用药至关重要。我的意思并不是要把益智补剂或昂贵设备挑出来，说它们特别新颖或影响特别大——尽管它们确实捕捉到了某种精神/伦理（ethos/ethics），并常常从传统医学或既有疗法中获利——而是要指出技术—药物干预在世界许多地方的日常生活习惯中持续增长和常态化。 [^f06-8]: 美国的 JUUL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悦刻（RELX）等公司，尽管在产品安全、缺乏监管以及与公共健康、青少年消费和死亡相关的其他问题上屡屡受挫，却依然蓬勃发展。例如，参见 Yujie Xue, “China’s Largest e-Cigarette Brand Relx to Study Health Effects of Vaping amid Regulatory Crackdown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online), September 18, 2020, https://www.scmp.com/tech/science-research/article/3102028/chinas-largest-e-cigarette-brand-relx-study-health-effects。与电子烟公司在这些市场取得的初步成功形成对照，印度于 2019 年 9 月禁止使用电子烟，理由是对安全的担忧以及对青少年流行的恐惧。参见 Sushmi Dey, “Fearing ‘Epidemic among Kids, Young,’ Govt Bans e-Cigarettes,” *Times of India* (online), September 19, 2019, http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business/india-business/fearing-epidemic-among-kids-young-government-bans-e-cigarettes/articleshow/71192894.cms。 [^f06-9]: HVMN 原名 Nootrobox，自我 2017 年开始关注这家公司以来，它已经改变了产品线和话语。它不再单一聚焦于益智药丸，网站上专门介绍益智药用于自我优化之科学的整个栏目也已消失。HVMN 目前的商业模式虽仍销售补剂，但重点转向生酮营养，包括食品棒、胶原蛋白和 MCT 粉，以及“Kickstarter 生酮套装”（Kickstarter keto kit）。参见 https://hvmn.com/。 [^f06-10]: 自我 2017 年开始这项研究以来，Halo Sport 已更名为 Halo 和 Halo Neuro，并将产品线扩展到运动饮料等。关于其“科学”的概述，参见 https://www.haloneuro.com/pages/science。截至 2021 年夏，该产品已停产。原因之一是类似设备的激增和市场的拥挤。参见 Neves 与 Chia 未来关于 Apollo、NeoRhythm 和 BrainTap 等可穿戴设备的研究（一篇正在撰写中的论文，将收入《媒介理论》[*Media Theory*] 期刊以“媒介的药理学”[pharmacologies of media] 为主题的特刊）。 [^f06-11]: 此类网站数以千计，从个人用户到社群和企业论坛不一而足。例如，参见量化自我（Quantified Self，https://quantifiedself.com/）、专门讨论经颅直流电刺激（https://www.reddit.com/r/tDCS/）或益智药（https://www.reddit.com/r/Nootropics/）的 Reddit 子版块，或流行的神经科技可穿戴设备 NeoRythm 的脸书群组（https://www.facebook.com/omnipemf/）。 [^f06-12]: “Still Zapping My Brain. DIY tDCS Volume Two,” YouTube (2012),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ORvXUQuRs8c. [^f06-13]: 有人问我：本章对人的执着，是否依赖于一套关于统一主体的假设，即认为这个主体可以被药物或技术突破或重新安排？换言之，我是否只是从另一个角度维护了麦克卢汉的延伸？我的回答是：既是也不是。在我看来，人的政治仍然是核心，但不足以应对当下所提出的技术药理学挑战。在类似的介入中，我在此追随迪佩什·查克拉巴蒂（Dipesh Chakrabarty）近来关于气候变化、行星与人之范畴的研究。他写道：“后人类主义本身无法处理政治问题。任何足以应对人类今天所面临的行星危机的政治理论，都必须从确保人类生命这一同样古老的前提出发，但如今要将自身奠基于一种新的哲学人类学，即对人类在生命之网中、在全球与行星相互关联却又不同的历史中不断变化的位置的新理解”（2019, 30）。 ## 参考文献（References） Agre, Philip. 2003. “Surveillance and Capture: Two Models of Privacy.” In The New Media Reader. Ed. Noah Wardrip-Fruin and Nick Monfort, 737–59.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shton, Kevin. 2015. “Beginning the Internet of Things.” Blog: https://www.howtoflyahorse.com/beginning-the-internet-of-things/. Andreas, Peter. 2020. “The World War II ‘Wonder Drug’ That Never Left Japan.” Zocalo, January 8. https://www.zocalopublicsquare.org/2020/01/08/the-world-war-ii-wonder-drug-that-never-left-japan/ideas/essa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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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Public Affairs. # 作者简介（Authors） **艾莉娜·贾（Aleena Chia）**，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Goldsmiths, University of London）媒介、传播与文化研究讲师，研究游戏开发中的创意文化以及计算式健康（computational wellness）。 **约书亚·内维斯（Joshua Neves）**，康考迪亚大学（Concordia University）电影研究副教授，著有《欠全球化：北京的媒介都市主义与合法性的幻象》（*Underglobalization: Beijing's Media Urbanism and the Chimera of Legitimacy*）。 **苏珊娜·帕索宁（Susanna Paasonen）**，芬兰图尔库大学（University of Turku）媒介研究教授，著有《依赖、分心、无聊：网络化媒介中的情动构型》（*Dependent, Distracted, Bored: Affective Formations in Networked Media*）。 **拉维·孙达拉姆（Ravi Sundaram）**，德里发展中社会研究中心（Centre for the Study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CSDS）教授，著有《盗版现代性：德里的媒介都市主义》（*Pirate Modernity: Delhi's Media Urbanism*），编有《没有界限：来自印度的媒介研究》（*No Limits: Media Studies from India*）。 --- ## 封底 约书亚·内维斯、艾莉娜·贾、苏珊娜·帕索宁、拉维·孙达拉姆 **《技术药理学》（*Technopharmacology*）** 《技术药理学》是一份温和的呼吁：通过关注媒介的生物、神经与药理维度来拓展媒介理论研究，其核心是大数据与大型药企之间新兴的亲缘关系。 “《技术药理学》触及了一个痛处，却也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地方：媒介的药理学化与药理学的媒介化。在由大型药企与平台资本主导的混乱的后疫情世界里，这是一本必读之书。” ——蒂齐亚娜·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那不勒斯东方大学（University of Naples "L'Orientale"） “《技术药理学》探究媒介技术与药物制剂之间的关系，以引人入胜的新视角颠覆我们对二者的理解。” ——托马斯·拉马尔（Thomas Lamarre），芝加哥大学（University of Chicago） 媒介研究 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与 meson press 合作出版 封面图片：Alexander Schimmeck/Unsplash（未收录） # 版权与译本说明 **《技术药理学》（非官方中文译本）** ## 原书信息 - 原书名：*Technopharmacology* - 作者：Joshua Neves、Aleena Chia、Susanna Paasonen、Ravi Sundaram - 丛书：In Search of Media（寻找媒介），丛书主编 Timon Beyes、Mercedes Bunz、Wendy Hui Kyong Chun - 出版：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 Lüneburg）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合作出版，2022 年 - ISBN（PDF）：978-3-95796-029-0 - DOI：10.14619/029-0 - 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technopharmacology/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22/08/978-3-95796-029-0-Technopharmacology.pdf） - 原书许可：据原书版权页，本书以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 4.0 International，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发布。原书为开放获取出版物，由加拿大 150 研究讲席计划（Canada 150 Research Chairs Program）与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资助。 ## 目录（据原书） | 文件 | 标题 | 作者 | |---|---|---| | 01 | 丛书前言（Series Foreword） | 丛书主编 | | 02 | 导论　技术 + 药理学（Introduction: Technology + Pharmacology） | Joshua Neves、Aleena Chia、Susanna Paasonen、Ravi Sundaram | | 03 | 第一章　药物、流行病与网络化的快感身体（Drugs, Epidemics, and Networked Bodies of Pleasure） | Susanna Paasonen | | 04 | 第二章　短视频、TikTok 及其他的药理学（The Pharmacologies of Short Video, TikTok, and Beyond） | Ravi Sundaram | | 05 | 第三章　意识黑客中的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Hacking） | Aleena Chia | | 06 | 第四章　人与物的互联网（The Internet of People and Things） | Joshua Neves | | 07 | 作者简介与封底（Authors） | — | ## 译本声明 本译本为非官方中文译本，依据上述 PDF 的文本翻译，未经原出版社或作者审定，译文中的任何错误由译者负责。原书作者及出版社不对本译本背书。 依据 CC BY-NC 4.0 许可，本译本注明原作者与来源，并以同样的署名—非商业性使用条件提供：仅供非商业性使用，不得用于商业目的；转载或改编时须注明原作者、原书来源及本译本为非官方译本。 相对原书的改动：将英文正文译为简体中文；人名与关键术语首次出现时括注原文；注释改为 Markdown 脚注；参考文献条目保留原文；删除页码与页眉。书中图片（第二章图 2.1–2.3、第四章图 4.1–4.4）均为第三方图像（截图、产品照片、杂志页面），不在原书许可覆盖范围内，未予收录，仅保留译出的图注；封面图片（Alexander Schimmeck/Unsplash）亦未收录。歌词及篇幅较长的第三方受版权保护引文未全文翻译，改为注明出处的简要概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