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 约翰·卡洛斯·罗 中文初译 v0.1 # 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 # 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 约翰·卡洛斯·罗（John Carlos Rowe） 开放人文出版社（Open Humanities Press） MPublishing 旗下出版品牌 · 密歇根大学图书馆，安娜堡 2012 ## 版权与出版说明 第一版由开放人文出版社于 2012 年出版。 本书可在线免费获取：http://hdl.handle.net/2027/spo.10945585.0001.001 版权所有 © 2012 John Carlos Rowe 本书为开放获取著作，采用知识共享“署名-相同方式共享”许可。依据这一许可，任何人均可下载、再利用、重印、修改、分发和／或复制作者的作品，只要注明作者与来源，并使由此形成的演绎作品采用相同或类似的许可。无须征得作者或出版者许可。法定合理使用以及其他权利不受上述条件的任何影响。 许可详情见：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3.0/ 本书所含的封面艺术、插图和其他媒体可能受到不同的版权限制。 ISBN-10：1-60785-243-8 ISBN-13：978-1-60785-243-8 开放人文出版社是一个由学者领导的国际开放获取出版共同体，其使命是让世界各地的读者都能免费取得当代批判思想的重要著作。MPublishing 旗下开放人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来自 OHP 编辑委员会与密歇根大学图书馆之间独特的合作关系。图书馆提供以图书馆为基础的管理与制作支持设施，帮助学者以图书形式发表前沿研究。 开放人文出版社 www.publishing.umich.edu　www.openhumanitiespress.org ### 中文版制作说明 以下为中文版新增的制作说明，不属于原书正文。 本稿为依据 2012 年英文第一版制作的“中文初译 v0.1”，由 Codex AI 初译并接受独立 AI 对读，未经独立人工终审，非官方译本，不构成出版社认可。译文及本次改编遵循原书 CC BY-SA 3.0 条件。作者有关“今天”“近年来”等判断保留原书的历史语境。 原书有序言、引言、两编九章、228 条书末注释、两幅照片及实际封面和封底；没有独立书目或索引。文献著录保留可检索的原文，并附中文题名。正文、引文、原注和前后材料均纳入译入范围。中文排版延续原版 6×9 英寸开本、单栏、黑白正文和克制的层级设计；空白源页保留来源记录，不机械重印。原封面与原封底均已从底本提取；通过生成式图像编辑去除原文，再叠排可选择的中文文字，沿用原色块设计。生成背景存在纹理与边界差异，不是原图逐像素复制。 原书正文上标为 1-227，书末却以序言文献为第 1 注，继而列至第 228 注。中文版根据注释内容核对后，使正文链接对准相应的书末条目，并使用书末序号；原序言缺少注标的第 1 注仍保留。原书页码与中文版页码明确区分，目录保留原书定位信息并提供中文版导航。 按原注 204，两幅照片由作者于 2008 年 8 月在坦桑尼亚北部拍摄；保留图像及现场英文文字，另附中文释读以保存其作为论证证据的样貌。无法辨认或未完成的文字不补造。版权页另有媒体许可的通用提示，未见具体单项例外。 ### 关于底本疑点 以下提示由译者新增，不构成对原文的静默校正。正文中的历史判断、法律论断及统计数字仍属原作者的表述，并非本译本独立核实的结论。例如：原书第 53 页同时写“1991 年 2 月 12 日”和“星期六”；第 50 页出现“阿富汗黑海邻近地区”的地理表述；第 63 页把韩国列作东南亚条约组织成员；第 70、75 页分别出现 300 万柬埔寨人死亡、75,000 名越战老兵返乡后自杀的数字。这些说法均依底本保留，不能仅因本译收录就视为获得证实。 另有值得校勘的底本原述：第 148 页称“谋杀洛丽塔的母亲”；第 161 页的人质释放日期；第 162 页关于未宣战与《日内瓦公约》的法律判断；第 178、179 页的“100 个光点”与“第 108 号提案”；第 194 页的“德鲁兹基督徒”；第 199 页关于安东尼奥·奈格里因涉莫罗绑架谋杀案而被缺席定罪的说法；第 207 页的伤亡数字。相关争议需另行依据专门史料、法律文本或文学原著核查。本译没有将推断当作原文而予以改写。第 179 页含 without 的句子与上下文或有矛盾，译文保留原句的否定含义。 原注 49 的数字范围、原注 96 的网址、原注 155 与 203 的回指页码，以及原注 182 残留的编辑提示，在相应位置保留并说明。原书中人物职衔和“当下”均应按其写作及 2012 年出版语境理解。 ## 目录 - [序言](#preface)（原书第 9 页） - [引言](#introduction)（原书第 13 页） - [第一编　文化政治](#part1) - [第 1 章　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ch01)（原书第 31 页） - [第 2 章　波斯湾战争中的“越南效应”](#ch02)（原书第 51 页） - [第 3 章　在我们的时代里报道伊拉克](#ch03)（原书第 78 页） - [第 4 章　关切的区域：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ch04)（原书第 84 页） - [第二编　文化实践](#part2) - [第 5 章　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ch05)（原书第 105 页） - [第 6 章　在爱达荷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ch06)（原书第 131 页） - [第 7 章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之死及其他挽歌：音乐与新美国研究](#ch07)（原书第 157 页） - [第 8 章　贝拉克·奥巴马的视觉呈现](#ch08)（原书第 173 页） - [第 9 章　唐·德里罗与反恐战争：文学与文化政治](#ch09)（原书第 181 页） - [原注](#notes)（原书第 211 页） ## 谨以此书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 序言 本书建议，我们应当从争取更大社会正义和平等的工作出发，思考我们作为学者兼教师的各种不同活动之间的关系。尽管这一目标并不限于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领域的学者，但它与我们的工作之间的联系，比与其他学科的联系更为明显。我们的学术研究主要接受学生的检验，偶尔也接受立法者及其他公共政策制定者的检验。我们既研究也实践“文化政治”，尤其是本书所界定的文化政治。我的主张与那些认为知识必须“摆脱”政治的人相抵触。知识从来不可能不带政治价值；明智的做法，是鼓励学生就其所学领域的政治内涵展开辩论。当这些政治意涵遭到忽视或否认时，它们仍在发挥作用，只是以隐蔽而更加危险的方式发挥作用。当然，我们必须“教授冲突”，而不能只是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无论我们觉得这些立场多么有说服力。 我还相信，在许多学科中，学术辩论与公共辩论之间、学术行动与社会行动之间，都存在必要的连续性。在本书中，我举例说明自己自 1991 年以来如何参与这些辩论并追求社会行动的目标。我并不是一名重要或有影响力的政治行动者；而本书的一个核心论点恰恰是，普通学者的确能够在公共领域产生影响，而且一旦认识到自己的这种能力，就可以发挥更大的影响。世界历史的巨大变化建立在极为细小的行动之上，而把这些行动协调起来，既可能是深入组织工作的结果，也可能出于历史机缘。今天，在全球化更广泛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之中，众多学者似乎都处于边缘位置，因此很容易感到气馁。更困难、但也更有希望和成效的做法，是找到那些交汇点，让我们的工作与其他人的劳动相互补充，以实现所有人更大的平等。 本书所有章节都以曾发表于美国、德国、埃及和英国的期刊、学术书籍及报纸的文章为基础。每一章都与初次发表时有很大不同，多数情况下，是因为我处理了从首次发表到收入本书之间的历史变化。在其中几章（第 1、2、3、5、8、9 章），我特别努力保留促成文章首次发表的历史语境，并评论其间发生的历史。有时，这些修改被明确标出，如第 2、3、8 章；在另外一些情况下，修改则融入一个统一的论证，如第 1、5、9 章。我试图呈现学术在明确进入政治领域和公共领域时所具有的历史维度。从一种意义上说，学术必须切合时宜；从另一种意义上说，学术又必须标示并记录历史时间的流逝。 许多朋友以他们身为学者兼教师所从事的行动激励了我，我对此深怀感激。本书献给爱德华·萨义德，他至今仍在教导我。当我最初想到以数字形式出版本书时，我的好友马克·波斯特（Mark Poster）把我介绍给加里·霍尔（Gary Hall），后者的工作也对我产生了深远影响。乔治敦大学的兰迪·巴斯（Randy Bass）、柏林洪堡大学的赖因哈德·伊森泽（Reinhard Isensee），以及比勒费尔德大学的马蒂亚斯·奥珀曼（Matthias Oppermann），在数字学术方面开辟了道路，并鼓励我完成本书。在社会行动方面，其他朋友为我树立了很高的标杆：范德堡大学的科林·达扬（Colin Dayan）与霍滕斯·斯皮勒斯（Hortense Spillers），纽约市立大学的露丝·威尔逊·吉尔摩（Ruth Wilson Gilmore），麦克马斯特大学的亨利·吉鲁（Henry Giroux），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的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Abdul JanMohamed），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的柯蒂斯·马雷斯（Curtis Marez）与雪莉·斯特里比（Shelley Streeby），达特茅斯学院的唐纳德·皮斯（Donald Pease），比勒费尔德大学的维尔弗里德·劳瑟特（Wilfried Raussert），纽约大学的玛丽塔·斯特肯（Marita Sturken）与达娜·波兰（Dana Polan），以及柏林自由大学的温弗里德·弗卢克（Winfried Fluck）。我在南加利福尼亚大学美国研究与族裔研究系的同事们，以联结学术、教学和社会行动的能力闻名。莎拉·巴内特-韦泽（Sarah Banet-Weiser）、理查德·伯格（Richard Berg）、菲利普·埃廷顿（Philip Ethington）、马卡雷娜·戈麦斯-巴里斯（Macarena Gomez-Barris）、莎拉·瓜尔蒂耶里（Sarah Gualtieri）、杰克·哈尔伯斯塔姆（Jack Halberstam）、戴维·劳埃德（David Lloyd）、塔尼娅·莫德莱斯基（Tania Modleski）、塔拉·麦克弗森（Tara McPherson）、玛丽亚·埃莱娜·马丁内斯（Maria Elena Martinez）、曼努埃尔·帕斯托（Manuel Pastor）、劳拉·普利多（Laura Pulido）、利兰·斋藤（Leland Saito）、乔治·桑切斯（George Sánchez）和贾内尔·王（Janelle Wong）在“文化政治”方面教给我的东西，是我永远无法报答的。 我要感谢相关编辑与出版者，允许我重印那些最初由他们发表、如今经过大幅修订的文章。第 1 章“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最初发表于《美国季刊》（American Quarterly）56:1（2004 年 3 月），第 33-47 页；第 2 章最初以“波斯湾战争中的‘越南效应’”为题，发表于《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第 19 期“战争的经济”专号（1991 年秋），第 121-39 页；第 3 章最初以“费卢杰影像将引发争论，但……不会改变政策”为题，发表于《新闻日报》（Newsday）评论版（2004 年 4 月 2 日），A49 版；第 4 章“关切的区域：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最初发表于埃及《艾利夫：比较诗学学刊》（Alif: Journal of Comparative Poetics）第 31 期（2010 年）“其他美洲”专号；第 5 章“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最初发表于《美国文学史》（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16:4（2004 年冬），第 575-595 页；第 6 章“在爱达荷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最初发表于《美国季刊》59:2（2007 年 6 月），第 253-275 页；第 7 章“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之死及其他挽歌：音乐与新美国研究”，收入维尔弗里德·劳瑟特与米歇尔·哈贝尔-帕兰（Michelle Habell-Pallán）编《玉米面包与库奇弗里托》（Cornbread and Cuchifritos，特里尔：Wissenschaftlicher Verlag Trier，2011），第 27-40 页；第 8 章“贝拉克·奥巴马的视觉呈现”，最初发表于《视觉文化杂志》（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8:2（2009 年 8 月），第 207-210 页；第 9 章的原始文章为“《毛二世》的戏剧化与反恐战争”，发表于《南大西洋季刊》（South Atlantic Quarterly）103:1（2003 年秋），第 21-43 页，以及“唐·德里罗《坠落的人》（2007）中的全球视野”，收入斯泰西·奥尔斯特（Stacey Olster）编《唐·德里罗：〈毛二世〉、〈地下世界〉与〈坠落的人〉》（Don DeLillo: Mao II, Underworld and Falling Man，伦敦：Continuum，2011），第 121-134 页。 # 引言 ## 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 现在该怎么办？贝拉克·奥巴马的当选是一次巨大成功。一位品格正直、政治才能卓越的人取代了乔治·W. 布什。乔治·W. 布什在回忆录《抉择时刻》（Decision Points，2010）中，为水刑及其他形式的酷刑辩护，称其“挽救了生命”；也为自己依据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错误证据而决定入侵伊拉克辩护，称“没有萨达姆·侯赛因，世界变得更安全了”。[^n002] 2010年中期选举使共和党取得众议院多数席位，这意味着在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剩下的两年里，国会将在政治上分裂。奥巴马总统的支持率已经降至47%，远低于他上任最初100天享有的极高支持率。共和党人，尤其是茶党或“茶党快车”的倡导者，似乎正在重新崛起：他们成功地为乔治·W. 布什任内的外交政策错误辩解，又把自己对当前经济衰退的责任转嫁给奥巴马总统和民主党人。按共和党人的政治声明，造成我们经济和社会问题的，是政府对华尔街的救助和“奥巴马医改”的成本，而不是两场代价高昂且毫无必要的对外战争，也不是缺乏监管的资本主义。美国政治正处于一个关键时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学术知识来澄清历史，使公民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 本书的大多数读者都曾为奥巴马的胜选贡献力量，也曾批评乔治·W. 布什政府的政策。过去十年为数不多的正面教训之一，确实就是：一个相对自由的知识阶层，是我们抵御法西斯主义或其他独裁篡权的最佳保障之一。在第二次海湾战争、我们对伊拉克的入侵和占领，以及我们仍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进行的战争期间，学界人士始终是最坚定地批评我国政策的群体之一；对于构成我国外交政策背景的美国帝国主义漫长历史，他们也最为了解， 而布什政府却以“例外”为这些政策辩护，仿佛美国除此之外始终是一个“反帝国主义”的民主国家。出于种种原因，拥有大学教职的知识分子，竟然比通常受到赞颂的“公共知识分子”更加勇敢；后者中有许多人为后“9·11”时代的美国政策辩护。当然，托德·吉特林的民族主义情绪在“9·11”之前就已存在；但唐·德里罗在发表于《哈泼斯》的文章《在未来的废墟中：九月阴影下对恐怖与失落的反思》（“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2001年12月）以及小说《坠落的人》（Falling Man，2007）中，出人意料地以感伤笔调为身陷困境的纽约人辩护，并对全球恐怖主义作出笼统谴责；这让许多读者感到意外，因为他们曾赞赏他在《毛二世》（Mao II，1991）中对美国在全球失序中所扮演角色的敏锐解读。过去十年，我们还见证了新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大量涌现：许多人在卸下共和党政府中的职务后，得到私人智库的资助，或者凭借自己在大学里的终身教职，为布什的外交政策、华尔街不受监管的晚期现代资本主义辩护，并煽动民粹主义者对“非法移民”这类内部敌人的焦虑。 从大学教师队伍中涌现新保守主义公共知识分子的现象，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化战争”。理查德·罗蒂、塞缪尔·亨廷顿和斯蒂芬·安布罗斯，是艾伦·布卢姆、小E. D. 赫施、迪内希·德苏扎和弗朗西斯·福山的衍生产物。报刊与广播电视新闻对乔治·W. 布什任内我国外交政策的批评有所收敛，部分原因在于这些媒体的兼并收购以及普遍的“默多克效应”；与此同时，学术批评则与Moveon.org等政治组织携手，至少维持了反战、反帝国主义行动的某种样貌。数十万伊拉克平民在宗派暴力中遭到杀害，数百万伊拉克人移居约旦、叙利亚等国，战后伊拉克的地缘政治面貌因此发生剧变，而美国占领军任由这种暴力继续猖獗；在此期间，少数勇敢的学者冒着生命危险前往伊拉克，报道那里支离破碎的生活和社区，试图挑战公众认为战争中的暴力“不可避免”的心态。 马克·莱文的《他们为何不恨我们：揭开邪恶轴心的面纱》（Why They Don’t Hate Us: Lifting the Veil on the Axis of Evil，2005），正是源于这种不依赖 美国国务院与军方渠道、亲赴饱受战争摧残的伊拉克进行目击调查的旅行。[^n003] 莱文的工作，与众多美国研究学者对美国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一贯批评互相补充，其中包括唐纳德·皮斯和艾米·卡普兰。他们批评布什政府如何建构一种可称为“国家例外论”的观念，为我国入侵伊拉克以及随后从阿布格莱布到关塔那摩发生的侵犯人权行为辩护，而这些侵权行为正是这一外交政策的组成部分。[^n004] 这些关于美国帝国主义的新研究，大量借鉴了理查德·德里农、理查德·斯洛特金、罗纳德·高木、安妮特·科洛德尼以及其他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研究学者的反帝国主义研究；这些学者认识到，无论谁执掌政府行政部门，殖民扩张及其伴随的种族性底层地位，都是美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奥巴马总统在全球广受欢迎，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他对一种新的美国例外论的诉求，也依赖于民族主义超越族裔和种族身份的假定。他在竞选中反复宣称，只有在美国，贝拉克·侯赛因·奥巴马才可能当选总统；在我看来，这不过是美国研究曾有效批判过的那些更古老、更危险的例外论的温和版本。 作为从事社会行动的学者，我们仍负有重要责任：对于伊拉克持续遭占领、阿富汗和巴基斯坦战事的扩展、在以巴冲突中奉行的渐进改良政策，以及美国不断扩大的“军事基地帝国”，我们必须继续批判其中的美国帝国主义。[^n005] 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还包括战略性忽视政策，例如海地、达尔富尔和索马里的持续危机，以及津巴布韦和非洲其他地区的政治与人权危机；这些问题在美国媒体报道和国务院政策中几乎不可见。[^n006] 虽然美国对古巴的政策似乎正在解冻，我们却仍像很久以前面对越南时那样，等待政权更迭，指望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权力衰退或死亡，会像胡志明在越南去世、萨达姆·侯赛因在伊拉克被处决一样，带来突然的政治转型。我们迫切需要一项对古巴的新政策，也需要围绕我国在加勒比地区以及更广泛的拉丁美洲所扮演的角色展开更多公共辩论。古巴与美国的关系史，在新美国研究的半球视野中具有重要意义，因此，作为学者和行动者，我们必须推动美国政府对古巴、海地以及本半球其他历来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地区， 采取超出象征性姿态的实际行动。 奥巴马总统还需要应对伊朗当前的政治危机，维护伊朗反对派的权利，同时避免老生常谈地要求伊朗“遵循”美国民主及其公民宗教的模式。尽管宪法规定政教分离，我国的政治史却一直深受宗教利益的塑造；这种影响在过去几十年或许尤其强大。我们自己如此尊崇美国民主的“清教起源”，而这些宗教价值又持续存在于新教工作伦理及资本主义为经济不平等提供的各种合理化解释中，因此，我们在指责“神权统治”的伊朗时，应当有所节制。我们也应意识到美国漫长的宗教迫害史；众所周知，最初的殖民者来到西半球，是为了寻求宗教自由与宽容。然而，无论殖民时期还是建国后的美国历史，都充斥着对原住民宗教、天主教、加勒比伏都教与北美胡毒巫术、摩门教、佛教、儒教、苏菲主义、耆那教、伊斯兰教以及许多其他宗教信奉者的迫害。 诚然，奥巴马政府在两年里显著改变了我国的全球声誉。奥巴马总统2009年6月4日在开罗发表的《新的开端》演说，有力地表明了这些新的善意。[^n007] 然而，这些都不应使我们放弃对奥巴马实际政策的必要批评。虽然美国作战部队于2010年9月大张旗鼓地撤离，驻伊美军仍然存在。奥巴马政府扩大了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针对塔利班的这场不可能获胜的战争，同时继续支持卡尔扎伊总统的腐败政府，因而无视该地区的历史教训，以及更普遍的“越南效应”。最近，美国海军海豹突击队在巴基斯坦阿伯塔巴德秘密行动，暗杀了乌萨马·本·拉登，这再次表明我国执意诉诸暴力和军事解决方案，并漠视其附庸国巴基斯坦的主权。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冲突，正陷入过去五十年中最易爆发的一次僵局。尽管已计划关闭，关塔那摩仍在运转；其中的囚犯现在将被送往帕劳、百慕大等外国地区，这又是美国 “外包”的一个例子；而那些已获释放的囚犯，在遭美国长期监禁后，又常常重新加入基地组织或其他恐怖组织。有关我国政府如何折磨战俘的更多信息，则被以与布什政府同样牵强的理由压制。 这些宏观政治问题，与美国及许多第一世界国家仍在努力摆脱的经济危机不可分割。2009年6月13日的《新闻周刊》封面为法里德·扎卡里亚的《资本主义宣言》作宣传，甚至配上仿红色皮革装帧和苏维埃红星。扎卡里亚不厌其烦地重复“有良心的资本主义”之类口号，无视卡尔·马克思的预言正在成真的有力证据，反而主张华尔街与宾夕法尼亚大道实行经济“自我监管”。[^n008] 资本主义以不顾后果、无休无止的增长意志为基础，正因自身的内在矛盾而崩塌。我们在所谓“全球信贷危机”“次贷崩溃”或“金融监管失灵”中见到的，实际上是这样一种结果：经济剩余被用于生产更多剩余，而没有重新投入人类、社会和全球体系，也没有通过改善无产阶级的工资、福利与劳动条件来促成财富再分配。中国的现代化使其转变为一种经过改造的资本主义经济，产生了惊人的剩余；这常被视为全球经济解决方案的一部分，却也有力地揭示了问题所在。支撑中国官僚式共产主义的，是一种资本主义经济；它在中国迅速制造出难以置信的阶级差异，如今又掌握着巨额剩余财富，将以拯救各国经济免遭其内部问题之害为名，重塑世界各地的经济。 露丝·威尔逊·吉尔摩在《金色古拉格：全球化中的加利福尼亚的监狱、剩余、危机与反抗》（Golden Gulag: Prisons, Surplus, Crisis, 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2007）中指出，加利福尼亚的监狱-工业复合体，不过是经济剩余寻找新投资机会的压力如何重新界定“犯罪”的一个例子。[^n009] 这些剩余推动着为选区寻找经济机会的立法者，促成了一个监狱-工业-立法复合体；要解读它，比辨认对冲基金经理 和其他剩余资本操纵者相对简单的会计伎俩困难得多。像安吉拉·戴维斯及其他致力于监狱改革的行动者一样，吉尔摩认为，美国庞大监狱体系在囚犯身体上刻写的“监禁地理”，构成了一种新奴隶制。要废除它，就必须面对犯罪化与资本主义之间错综复杂的经济纠葛，其深刻程度不亚于19世纪废奴主义者所面对的纠葛。加利福尼亚的全球化，究竟在何处与中国工厂交汇--那些工厂中受剥削的劳动者，生产了如此大量输往美国的廉价商品？ 威廉·D. 科汉的《纸牌屋：华尔街的傲慢与可悲的无度》（House of Cards: A Tale of Hubris and Wretched Excess on Wall Street，2009），清楚分析了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如何能在数周之内，从世界最强大的投资公司之一走向破产。[^n010] 贝尔斯登用来“玩转市场”的剩余，从来就不是为了帮助穷人、重建基础设施，或增进美国的“公共财富”。在最严重的危机中，贝尔斯登董事会成员首先担忧的，是自己每年高达2,500万至3,500万美元的巨额奖金；当公司声誉破产、企业开始崩溃时，他们才表达对“忠诚员工”的关切。最后，在恳求美国政府救助时，他们含糊地诉诸对美国经济的爱国承诺。然而，在华尔街的日常经济活动中，贝尔斯登的目标与工作、财富或机会“涓滴”惠及美国人民毫无关系，尤其与那些处于迅速扩张的阶级等级底层、饱受苦难的人无关。贝尔斯登只为自身运作，以越来越快的速度借入越来越多的资金，目的只是维持其资产负债表。虽然支撑报表的资产本身相当可观，但与公司的保证金及其他信贷义务相比，却越来越显得微不足道。最终，贝尔斯登几乎只剩下象征资本；这一象征资本的规模，远远超过其实际现金及实物资产，而要维系它，就只能依赖永无止境增长的声誉，但这种增长根本无法持续。在公司存续的最后几周，贝尔斯登高管拼命挽救企业声誉，却似乎满不在乎地没有意识到：按照剩余价值理论，公司的崩溃迟早不可避免。 然而，即便晚期现代资本主义的确正在崩塌，传统马克思主义也不大可能作为可行的替代方案重新出现。无论左派如何强烈 质疑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与奥巴马政府所推行的资本主义救助与补救方案，指责它们只是针对系统性问题的表面修补，左派至今仍未提出能够替代晚期现代资本主义及其补充物--“反恐战争”--的社会经济方案。我们或许正在见证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的复兴；富兰克林·罗斯福曾对这类政策进行过最持久的试验，但罗斯福的“新政”并不是社会主义，更谈不上共产主义。作为知识分子，我们需要提醒人们集体化尝试的漫长历史，其中包括失败的历史，以及集体劳动与基本社会契约之间的内在关系。同时，我们需要大幅修订马克思对阶级划分、阶级冲突与工业现代化的基本分析。 今天，谁构成“工人阶级”？我们的劳动如何与我们相异化？物化及其他神秘化形式通过何种过程发生？在晚期现代或后现代经济的这些“生产”过程中，文化发挥什么作用？这些经济实践又如何把全球经济重新组织成不同国民经济的等级体系，以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无法想象的方式生产价值？在许多方面，我们的后马克思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观念，与它们的现代思想源头仍然过于接近。 我们应如何开展这项工作，批评奥巴马政府延续美国国家的帝国遗产、支撑腐朽的资本主义经济？美国研究历来是一个积极参与社会行动的领域。我们在课堂、会议、街头、网络，以及我们参与的众多政治组织中，为社会变革和更大的正义而努力。对我们大多数人而言，这些活动并不彼此分离。我们鼓励学生投身于他们认为值得奋斗的事业；与大多数学者相比，我们更加致力于打造“开放的课堂”，将田野工作、社区参与、志愿服务与实习纳入课程任务。文化政治的含义，不应从某一种特定方法中寻找，而应从这些活动在进步政治中的交汇来理解；这种进步政治致力于消除把政治、经济、教育与社会行动视为不同领域的神秘化观念。 传统马克思主义认为，文化实践是附带现象，是更深层经济过程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后果的一部分。但文化正是价值被界定、修订或维持的场所， 尤其是在文化生产构成经济基础的后工业社会中。美国文化中的主导价值，使首席执行官和名人每年超过1亿美元的收入成为可能，也使我们能够容忍枪支暴力、普遍贫困、医疗保障不足、高失业率、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以及一系列其他社会失败。在这一点上，“神话与象征”学派的学者把注意力放在将最荒诞的社会不平等物化的文化叙事上，是正确的，即使他们研究的民族神话往往更多体现美国的理想而非现实。 文化政治还指这样一些过程：社会的主导价值被主体内化并付诸生活，而这些主体认同着由此类叙事塑造和再生产的想象共同体。无论我们所说的是路易·阿尔都塞论述的、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借以管理主体的召唤过程，还是斯拉沃热·齐泽克关于后意识形态语境中内化过程的新拉康派观念，文化都指向我们借以把自身构成为主体的象征系统。[^n011] 没有文化，就没有“价值”；经济剩余、政治权力、个人身份和社会归属，都取决于它们如何在我们称作“文化”的象征网络中展开。因此，若不阐释这一文化基质，政治批判就不可能成立；分析如果没有考虑政治实践如何依靠文化的修辞说服力，就仍然只是对个别政治事项的评论。 这些主张是否把文化抬到了超过其应有的重要地位？我是否把文化与那些实际上按自身规则运作、只是在文化系统中得到再现的社会、政治和经济力量混为一谈？此类问题总会存在争论，但本书的主张是：至少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政治和经济领袖就已经把文化理解为一个至关重要的权力领域。政治竞选和市场中的广告，不只是赢得选票和销售产品，还要在想象共同体中提供一种正当性，赋予政治家和公司以身份与权威。当然，没有选票或销售额，政治家和公司都无法存续；但文化流通所赋予的权威，却使连任或成功推出新产品成为可能。由于主体主要通过文化网络理解自身， 文化就不能再仅仅被理解为一种符号学幻想，仿佛只需驱散其中的幻觉即可；它必须被理解为社会关系、政治关系和个人关系的基础。因此，文化政治意味着对文化叙事作出阐释；正是这些叙事，使国家、市场、民族和公民资格之类的虚构被当作现实接受。文化政治的关键，在于如何组织起一个能够达成特定目标或目的的文化再现系统，然后我们才可以判断其“价值”。 这种阐释并非学者专有的工作；国家、市场、民族及公民的代表，也经常对这一文化叙事提出彼此竞争的解释。我们含混地提及“通俗文化”和“大众媒体”，有时只是为了把它们的作品与形式，同“高雅文化”及其专门媒介区分开来。但除了作为以印刷、口传等其他媒介为特征的更早时代的遗留痕迹，这些区别已经没有多大意义。当代学者与其他阐释者一道解读文化叙事，所有人都在争夺受众。唐·德里罗艰深的小说，与乔纳斯兄弟的一场演出当然不同；它们隐含的受众和实际的受众，都反映出这些差异。但这两种文化再现形式存在于同一个“文化政治”平面上：它们都是阐释，都在想象共同体、市场和身份的关系中安置其受众。互联网作为一种媒介，使广泛而多样的话语、视觉和听觉实践成为可能，其中既有面向小众的先锋作品，也有力求占据最广大市场份额的作品。 因此，《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试图在美国研究这一领域中，理解这些不同的阐释。如果依据例外论，把“美国”理解为独一无二的国家，这一任务本就已经相当困难；而今天，我们所理解的“美国研究”，涵盖了西半球的不同社会及其众多不同语言、我们以“环太平洋”和“大西洋世界”松散指称的全球交汇，以及继续塑造全球现实的西方帝国主义和新帝国主义的历史。[^n012] 《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并不声称能够处理所有这些问题和地区，因为这一学科的方法与范围，已经不再以百科全书式的包罗万象为目标。相反， 我们依据这些众多领域之间相关的交汇以及具有历史意义的接触，来理解它们。 本书各章都是我定义为“文化政治”的阐释实例，也承担着多种社会行动工作；我会在各章中尝试说明这些工作。本书分为两编。第一编“文化政治”讨论直接与社会行动相关的问题和议题。在这一编中，我追问：我们作为学者的工作如何构成“文化政治”，又如何与那些建构国家、市场、民族和公民叙事的其他日常阐释活动展开竞争。我以爱德华·萨义德兼具公共知识分子与一所重要大学杰出学者的双重角色，开启这一编，以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两种社会和政治职能之间的区别。在数字时代，每一位学者都是“公共知识分子”；但对于我们这些受过传统学术特定规范训练的人而言，这个新角色究竟意味着什么？ 第二章与第三章提供了我个人的两个例子，说明如何运用学术在公共领域采取行动，应对政治危机，分别针对第一次和第二次波斯湾战争。虽然这些努力体现了萨义德的社会行动精神，我自己的工作仍需要重新阐释萨义德奠基性的“东方主义”概念，以便更好地理解西方东方主义如何转变成美国的外交政策：美国先以其为越南战争辩护，继而又借助这种“越南效应”，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海湾战争辩护。这三章共同关注一个思想问题，即如何把美国民族主义置于西方帝国主义和跨国主义的关系中加以阐释。第四章从我们如何最有效地抗议美国新帝国主义这一社会行动问题，转向用于研究拉丁美洲、亚洲及其他地区的“区域研究”模式所涉及的更具体的学术政治。通过回顾学者、私人基金会和美国政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如何发展区域研究的学术实践，我论证说，今天我们在抗议美国参与对外战争时面对的某些同样的问题，也困扰着我们的学科。针对特定国家和地区的知识形式，无论多么无意，都可能助长我们的帝国想象。因此，“文化政治”既包括对公共领域的批判性说明，也包括对学术规范的批判性说明。问题并不只是选择上街反战，还是撰文探讨 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知识背后的假设，而是把二者结合起来同时进行。 第二编“文化实践”讨论更为熟悉的文化媒介：电影与电视（第五章）、回忆录与文学批评（第六章）、音乐（第七章）、视觉文化（第八章）和小说（第九章）。这些媒介本身都是“文化政治”的实例，因此，我的阐释并未偏离第一编对这一主题的关注。在第二编中，我也关注以特定国家为对象的知识与全球性关切之间的冲突，并且经常指出，在全球时代仍把重心放在美国这个民族国家上，造成了两个令人忧虑的后果。“9·11”之后，美国民族主义呈现出反动的政治性质，并奇特地与一种将外国问题内部化的努力相联系。我在若干章节中称为“超级民族主义”的现象，依赖于一种努力：通过想象把外国冲突引入国内，并把它们转化为更便于处理的国内范畴--恐怖主义、宗教不宽容、种族主义、性别歧视和阶级冲突。许多美国文化作品试图在美国国内语境中重新上演国际问题，从而理解它们，并在想象中解决它们。这种超级民族主义暗中强化了美国的文化帝国主义和政治帝国主义，因为它声称，这些国内的协商处理，是其他国家最终实现理想民主化的范本。 另一方面，流亡或移居作家的作品在美国受到欢迎，往往是因为我们希望从这些作品中认出一种渴望获得美国公民身份的欲望，并以此验证我们的社会和政治价值。最令我们感兴趣的移居者回忆录和小说，来自我国民族价值最受争议的那些地区，这并非偶然。昔日在被殖民国复制帝国强权价值的殖民地底层主体，在美国新帝国主义中重新出现，成为美国国内的模范公民，为备受争议的外交政策的正义性作证，并使美国的旧神话重新获得信誉。同样值得注意的是，曾在美国境内外生活和工作的移民作家，如何解读更早的美国文化叙事。纳菲西在德黑兰的中上阶层家庭长大时所读的欧洲和美国文学，其中残留的殖民主义，到了她成年后反抗伊朗共和国神权统治时，竟成为自由与反叛的文化源泉。卡勒德·胡赛尼《追风筝的人》中的阿富汗人物， 则把奥克兰的跳蚤市场当作塔利班统治前喀布尔巴扎摊市的某种再现来迎接。 第二编追问：我们如何批判那些深深嵌入承袭行为方式的文化政治？无论是移民美国者，还是美国公民，他们对某种文化叙事的认同，都可能关乎其身心生存。常见的学术回答仍然重要：提供所有相关共同体的历史语境与知识；提醒人们注意民族神话及其运作方式；厘清文化、宗教与政治差异。但理性解释有其限度，尤其在文化叙事强大而历史悠久时。正如第七章所提出的，我们还必须考虑其他手段，包括流行音乐那样诉诸情感和情绪的方式，以挑战我们与民族、市场及身份之间形成的情绪纽带。19世纪的废奴，如果没有逃亡奴隶叙事、证词和感伤传奇对未曾亲历奴隶制的读者所作出的有力诉求，便不可能实现。同样，仅仅诉诸感情，也不足以带来《解放奴隶宣言》或保障废奴的其他立法。因此，协调各种不同的文化政治实践，是第二编的一个核心主题。 最后，本书的媒介本身，也是新美国研究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熟悉晚期现代资本主义侵入教育各个层面的方式。从教师激励薪酬和与绩效挂钩的评估，到特许学校与营利性学院、大学，教育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成为一种与其他生意无异的生意。校外资助的研究，以及晋升和终身教职的标准，都与市场适销性紧密相连，甚至连资本主义模式本来就没有多少道理的领域也不例外。当然，教育并非生意，即使教育的财务层面对于它的成功至关重要。无论我们专攻什么，我们培养的都不是商品，而是人。衡量我们成功的，不是考试分数、工作保障或薪水，而是学生心智与心理的品质。声称我们试图培养“好公民”，无论听起来多么自负，这种理想都应当在某种程度上引导我们的努力，尤其对于我们这些教学和研究集中于 艺术、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的人而言。还有什么比学生运用所学知识塑造自己的社会、经济、政治和文化经验，更能证明我们教学与研究的成效？ 面对晚期现代研究型大学的这种公司化，我们应该发出反驳，部分原因是：与大多数采取企业管理方式的行政人员相比，我们更了解学术权力结构，也更有途径接近它们。当然，我们需要把“美国大学”纳入新美国研究的研究对象；在这方面，已经有极佳的研究范例，从比尔·雷丁斯的《废墟中的大学》（The University in Ruins，1997），到克里斯托弗·纽菲尔德的《常春藤与大学：商业与美国大学的形成，1880-1980》（Ivy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880-1980，2003），以及《瓦解公立大学：对中产阶级长达四十年的进攻》（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 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哈佛大学出版社，2008）。纽菲尔德还通过任职于加利福尼亚大学预算与规划委员会，把这些研究付诸行动。[^n013] 雷丁斯和纽菲尔德强调，晚期现代大学的真正问题，不在于取得终身教职的激进派把课堂“政治化”，而在于资本主义把大学变成生产新产品和劳动者的工厂。 政治化的知识，远不如资本化的知识危险。政治立场与观念可以辩论，也可以否决，多数教育环境中正是如此。师生的非理性偏见可以受到负面评价，必要时也可以作为不公正现象遭到抗议；尤其当我们对于不同政治议题的理解，正是历史、社会、政治和文化教育的关键时，更应如此。教育中的经济利益--作为一门学科的经济学研究除外--通常在教学之外运作。即便是极其依赖资助的研究，也常常与具体的经济利益相隔离，哪怕研究实际服务于那些利益。正是经济影响对教学和学术研究的不可见性，使其权力如此隐蔽而有害。尽管所有学院和大学的管理者都会坚持课堂与实验室中“自由探索”的重要性，但他们没有人会否认：要保障财政稳定，就必须获得政府和私人来源的校外资助。 人人都知道，这些资助来源通过正式规定，约束我们使用资金的方式以及得到支持的项目类型。只要我们还领取工资和福利，我们就仍是当代大学经济体系的一部分；但我们确实能够努力抵制 日益加剧的知识资本化，以及对知识的经济估值。开始这项工作的一种方式，是改变我们彼此交流研究、以及向更广泛世界传播研究的方式。现在是时候摆脱支配我们研究传播的资本主义残余因素，以最可负担的方式，让所有人都能接触我们的研究。《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遵循加里·霍尔在《把这本书数字化！新媒体的政治，或我们为何现在就需要开放获取》（Digitize This Book! The Politics of New Media or Why We Need Open Access Now，2008）中提出的模式；该书由明尼苏达大学出版社出版，收入凯特·海尔斯和马克·波斯特主编的“电子中介”丛书。[^n014] 霍尔那些富有说服力的论点，既在理论上缜密，又对学术出版危机作出切实回应，我在此不再重复。我这本书只是对霍尔更大规模的“开放获取”计划的一点贡献；不过，联系《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的论证，仍值得说明这种知识共享方式的若干含义。首先，把本书以数字形式出版，并免费提供给任何愿意下载的人，本身就是“文化政治”行动。作为政治行动，学术书籍的数字出版似乎只是一个象征性姿态，几乎无法与更严肃的社会行动相比。但“开放获取”的目的，并不是与其他政治行动竞争，而只是把学术知识的自由传播，纳入追求更大社会正义的工作之中。 把这本书放到互联网上，就能终结全球战争、种族主义或阶级不平等吗？又能让数以百万计没有互联网接入、电脑硬件或数字教育的人读到它吗？当然不能。但学术知识的“开放获取”，有一些值得考虑的直接后果。拒绝以市场模式衡量研究的成功，可以让学者强调研究的思想目的，并使它面向大得多的潜在受众。这一潜在受众，会影响我们生产何种学术成果吗？本书的目的之一，是提出“高雅”“通俗”与“大众”文化作品之间远为紧密的关系。这些区别主要由学者维系，而他们往往赋予“高雅”文化作品最高价值。让严格学术圈之外的受众能够接触我们的研究，也许会改变这种等级，或至少 促使学者对自己为何关注高雅、通俗或大众文化材料，提出更充分的理由。 这本书也并非一本书。各章都是修订后的文章，且全部曾发表于期刊、书籍与报纸。事实上，在人文与社会科学领域，以这种方式制作学术专著相当普遍。尽管这些领域十分看重学术专著，却很少有学者享有从头到尾写出一本新书的余裕。在大多数研究型大学和许多文理学院，助理教授若没有一本学术专著，就无法晋升或获得终身教职；副教授若没有两本或更多学术专著，也无法晋升。然而，除非为期刊撰写书评，很少有学者会从头到尾读完新书。我们浏览他人的学术专著，为了备课或自己的写作阅读其中章节，把书中片段与其他论文汇编成课堂读本，并以无数其他方式“使用”它们。 你会从头到尾读完这本书，还是下载其中部分，对另一些部分快速浏览，再把其余部分置之不理？如何使用本书，取决于你的具体兴趣。我提出一套持续展开的论证，给出若干例子，从而展示自己有能力体现那种使我的学者兼教师工作获得正当性的知识权威。如果我们相信，仍应要求年轻同事开展这种持续论证的工作，并在通常用于决定终身教职和晋升的七年内，展示传播这种工作的能力，那么，我们就应向他们提供不完全受市场条件约束的分享方式。一位中世纪研究学者，花十年取得博士学位，如今有新研究希望与本领域训练有素的专家分享，其命运应当由“供求”经济学来决定吗？这样的学术交流，会使我们比今天更加暴露于世上各种“校园观察”组织的审视，也会让那些以我们的专业、难解散文为乐、抱有扭曲快感的读者更容易接近我们。但它也会让我们的学术研究以新的方式动员起来，更能回应那些每天都要求我们运用分析与阐释能力的危机。 要让开放人文出版社及其同类机构取得成功，我们就必须改变各学术机构对研究价值的评定规范。经过同行评审的电子书， 与精装或平装纸质书，究竟有什么差别？为什么年轻学者必须在大学出版社或商业出版的市场中竞争，才能证明其思想的价值？我想提出，我们应宣布自己的学术研究是自由而免费的，使其区别于企业资本主义对包括知识产权在内的一切事物的估值；我们所坚持的，不应只是“偷这本书！”--20世纪60年代那个值得珍视的口号--而应是：使用这本书！也许，当大学出版社图书的价格从如今令人难以承受的高位降到免费下载时，我们就能更多地阅读彼此的研究。 我们也许还会发现，我们的研究能够更迅速、更广泛地参与新技术推动的新政治运动和社会运动。有人会合情合理地说，我们应与当下的政治激荡保持距离，提供慎重思考、学术严谨和有据可查的证据所带来的距离与视角。但过去我们已经见过，这种学术距离何其容易导致过度谨慎，有时甚至导致意识形态上的合作；它因此反而助长了那些恐怖，而我们本希望知识能帮助自己和学生克服的，恰恰就是这些恐怖。 能够带来进步性社会变革的文化政治，是多种不同活动的结果：街头传统抗议、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会和政治组织、报纸评论文章、在既有期刊与图书中发表的传统学术研究、在电子杂志与新兴数字出版社中迅速传播的电子学术成果、流行音乐、电影与电视、视觉艺术和造型艺术，以及博物馆展览。每一位学者都应立志成为公共知识分子，把自己的研究与每日塑造我们生活的国内外政策联系起来，而不是只尊崇爱德华·萨义德那样少数敢于向权力说真话的公共知识分子。与此同时，学者也必须警惕那些用来阻碍进步变革的文化政治，尤其是在它仅仅佯装提倡社会平等和正义时。权力所在已不再显而易见；学者能够帮助绘出它们的地图，让我们所有人都能挑战其权威。 # 第一编 ## 文化政治 # 第一章 ## 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 > 流亡究竟如何从一种挑战或风险，甚至从对［奥尔巴赫］自我的主动侵扰，转变成一项积极的使命，而其成功将成为一桩意义重大的文化行动？ > > --爱德华·萨义德，《世界、文本与批评家》（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1983） 我第一次见到爱德华·萨义德是在1976年，当时他来到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这后来成为他在随后二十五年间多次来访中的第一次。他主要是以批判理论家的身份受邀来尔湾的：最初邀请他的是默里·克里格创办的批评与理论学院，后来则是20世纪80年代初在尔湾组织成立的研究团体--批判理论研究所。他在这里作过若干次专题演讲、短期研讨，并于1989年主持韦勒克图书馆讲座。批判理论研究所中的亚历山大·盖利、加布里埃莱·施瓦布、J. 希利斯·米勒和沃尔夫冈·伊瑟尔等教师，也都从事比较文学研究，因此，萨义德的讲座和研讨班通常吸引相当比例的批判理论家与比较文学学者。当然，1975年至2005年间，比较文学与批判理论在尔湾联系密切；这或许也是我们与爱德华·萨义德的研究感到如此亲近的诸多原因之一。 1989年5月9日、10日和11日，萨义德发表韦勒克图书馆讲座时，是哥伦比亚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帕尔讲席教授；许多人主要把他视为比较文学学者和批判理论家，因而忽略了这一事实。[^n015] 萨义德1964年在哈佛完成的博士论文题为《约瑟夫·康拉德的书信与短篇小说》；此后，他发表了许多讨论19和20世纪英国文学重要人物的文章和书中章节。[^n016] 莎士比亚、弥尔顿、笛福、斯威夫特、塞缪尔·约翰逊、斯特恩、菲尔丁、布莱克、奥斯丁、华兹华斯、济慈、柯勒律治、乔治·艾略特、狄更斯、吉辛、阿诺德、霍普金斯、哈代、王尔德、萧伯纳、叶芝、康拉德、福特·马多克斯·福特、吉卜林、乔伊斯、T. E. 劳伦斯与奥威尔，经常出现在他的著作与文章中。即使这一不完全名单，也足以表明：萨义德在现代英美大学的精英文学文化中受过全面教育--人们常以F. R. 利维斯的《伟大的传统》（The Great Tradition，1948）笼统指称这种文化；同时，他也从斯威夫特、斯特恩、狄更斯、吉辛、王尔德、萧伯纳和康拉德那里，汲取了对审美意识形态的社会批评。 然而，如果从他对美国研究和美国文学研究的贡献来考虑，爱德华·萨义德似乎并不处于这些领域的中心；相对于他在英国文学方面接受的正规教育，以及从《东方主义》（Orientalism，1978）直至事业终点日益关注非欧洲文化、尤其是构成阿拉伯世界的文化，这些领域只是次要的。萨义德经常谈到T. S. 艾略特与亨利·詹姆斯，尤其是在早期著作《开端：意图与方法》（Beginnings: Intention and Method，1975）中；但他对两位作家的处理，符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把他们纳入英国传统的做法。[^n017] 对于他以一定篇幅讨论的少数美国文学作家，萨义德很快便把注意力集中到他们作为代表性美国人的学术声誉上，从而把这种例外论与“美国对世界主权的追求”联系起来（R, 364）。他为欧内斯特·海明威身后出版的《危险的夏天》（The Dangerous Summer，1985）所写的机敏书评--在这部书里，海明威重新回到了他在《午后之死》（Death in the Afternoon，1932）中娴熟处理过的斗牛文化--开篇便引用“美国写作”以“‘如何做’主义”为特征的陈词滥调，最后却得出结论：“美国写作的巨大问题”在于，“从知识中获得、又被转化成‘如何做’主义的认知震撼，只能发生一次［……］。第二次，它就被拖进市场”，被商业化了。[^n018] 萨义德直接指的是《危险的夏天》逊于更早的《午后之死》，但他也在论证：海明威身份的独特性，与其说来自他对美国男性气质难以言传的体现，不如说是市场的产物。 在为1991年Vintage平装本《白鲸》撰写的“导言”中，萨义德同样着重讨论美国例外论，并赞同“利昂·霍华德、牛顿·阿文与迈克尔·保罗·罗金”的看法，即“他生活与作品中不可化约的美国特质”（R, 358），构成了梅尔维尔 声誉的独特之处，也印证了学界的一句套话：《白鲸》是“美国所产生的最伟大、也最奇异的文学艺术作品”（R, 356）。在向美国文学研究者表示敬意后，萨义德强调《白鲸》的“欧里庇得斯式”情节，以及它“与荷马、但丁、班扬、塞万提斯、歌德、斯摩莱特的联系”，继而对梅尔维尔与康拉德展开长篇比较（R, 356, 358-359）。把梅尔维尔放到欧洲与美国的比较语境中之后，萨义德便能够对美国文学的例外论模式提出质疑：“我想，说只有一个美国人才能写出《白鲸》，大概是对的--如果我们这样说的意思是：只有一个像梅尔维尔那样禀赋惊人的作家，才可能同时作为一个美国人，对人类可能性的范围如此着迷”（R, 358）。萨义德在修辞上的种种限定，也使读者踌躇起来；于是，梅尔维尔“美国性”的虚构，实际上被萨义德最终归结出的《白鲸》内在的跨国性质所取代：“这部追猎白鲸的宏伟故事所具有的巨大能量，以磅礴的力量溢出了国家、审美与历史的边界”（R, 358）。 萨义德解构美国例外论的另一个好例子，是他对R. P. 布莱克默的解读。萨义德认为，布莱克默对亨利·詹姆斯作品中“意识”的关注，表征了他本人如何努力使自己“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时，在普林斯顿作为教师、批评家和文化力量”的权威获得正当性（R, 261）；尤其是在一个反智、反审美的社会里，这个社会“迫使艺术家”在想象中实现整个文化结构，而这一结构“已不再由社会制度承载”（R, 260）。萨义德还认为，令布莱克默深深着迷的詹姆斯式敏感性或精微良知，属于一种文明遗产；战后美国人不得不接过它，作为一种含混界定的“旧帝国结构瓦解后美国对世界的责任”的组成部分（R, 261）。因此，萨义德既能指出“［布莱克默］关于美国创造一种新意识的观念中潜藏的帝国主义”，又能精辟地诊断布莱克默的怀疑主义，认为它是对这种新版白人的--不妨称之为美国人的--负担的反应：“［布莱克默］笔下所有置身世界的知识分子与艺术家肖像，或者阴郁，或者苛刻地评判他人，或者干脆悲观透顶：他一生对亨利·亚当斯的迷恋，是最有力的例证”（R, 261-262）。[^n019] 单就萨义德论美国作家与批评家的文章而言，它们并不足以构成对美国研究的重大贡献；但即便是他最早涉及美国的文字中，也贯穿着他对美利坚帝国崛起的核心关切。萨义德对美国帝国主义的界定与批判，贯穿其整个事业而不断发展；而在他解释美国全球霸权崛起的方式中，也存在明显的遗漏和奇特之处。对于致力于批判性研究美国这一帝国强权的新美国研究而言，《东方主义》是最常被援引为典范的著作；但萨义德这部经典，相对淡化了19世纪美国在南太平洋、日本、中国、非洲和阿拉伯世界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介入的复杂历史。萨义德对此段历史最持续的讨论，见于最后一章“当今的东方主义”。在那里，他强调，“在19世纪，美国关注东方的种种方式，为其后来公开的帝国主义关切作了准备”，继而简要讨论了“1842年美国东方学会的成立”。[^n020] 《东方主义》对帝国主义的批判，着重于18和19世纪的欧洲帝国强权--英国、法国、西班牙和葡萄牙--部分目的，是理解美国在20世纪接管的历史遗产和外交政策。萨义德常把《东方主义》称为自己对美国介入越南所作反战回应的一部分，其中包括他对诺姆·乔姆斯基批判的认同：越南战争与客观学术概念之间存在一种“工具性联系”，因为该概念被用于掩盖国家资助的军事研究（O, 11）。[^n021] 尽管如此，《东方主义》的总体论证，仍强调美国帝国主义是20世纪的产物；然而，20世纪60年代末与70年代初，美国研究领域已经有大量、甚至足以界定这一领域的研究，探讨奴隶制、对美洲原住民的种族灭绝、“昭昭天命”，以及同西班牙、法国、英国和墨西哥等北美其他殖民强权持续冲突所构成的“内部殖民主义”。 《东方主义》出版十五年后，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Culture and Imperialism，1993）中，提到19世纪美国有一种堪与“欧洲的帝国主题”匹敌的“帝国主题”，并指出，理查德·斯洛特金、帕特里夏·利默里克和迈克尔·保罗·罗金“对这种美国帝国主义作过令人难忘的研究”。[^n022] 美国研究学者还可以在萨义德 1993年的名单上增添许多名字，包括罗纳德·高木、理查德·德里农、罗伯特·伯克霍弗、雷金纳德·霍斯曼与安妮特·科洛德尼。但可以公允地说，相比《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更认真地研究了美国的种族、性别、族裔和地域范畴，如何使传统帝国主义获得正当性。也可能是萨义德在《东方主义》中相对忽略19世纪美国帝国主义，包括已经大量存在的、把美国视为“内部殖民者”的研究，反而激发了美国研究的新学术工作；自1993年以来，这些工作愈来愈着重讨论领土扩张、经济剥削、人口控制与文化正当化的内部形式和外部形式之间的关系。艾米·卡普兰在《美国文化中的帝国无政府状态》（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United States Culture，2002）开篇一章中，承认的正是这种间接影响：“我受惠于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它有力地揭示了，欧洲高雅文化的珍宝，如何带着其基础所在--遥远地理空间中的帝国暴力--的痕迹。”[^n023] 《文化与帝国主义》对美国帝国主义以及美国研究在这一议题上的学术成果，的确比《东方主义》给予了更多关注；但萨义德把美国与非殖民化之后的新帝国主义联系起来的做法，在两书中是一贯的。“未来摆脱统治的自由”是《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最后一章，开篇一节“美国的崛起：战争中的公共空间”，主要讨论美国全球霸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如何成形（CI, 283-303）。诚然，萨义德也提到更早的美国帝国主义实例，包括“昭昭天命”的领土扩张，以及“离岸经历［……］，从北非海岸到菲律宾、中国、夏威夷，以及［……］加勒比地区和中美洲”（289），也提到“马克·吐温、威廉·詹姆斯和伦道夫·伯恩等反帝国主义者”（287）。但萨义德在最后一章提出的、带有明确乌托邦性质的政治改革方案，却牢牢建立在与一个“令人沮丧的事实”的对照之上：从美西战争、美菲战争到“沙漠风暴”行动，文化上的反帝国主义“一直没有奏效”。“沙漠风暴”这场军事行动萦绕在《文化与帝国主义》的最后几页，萨义德意识到：“那些反对美国进攻伊拉克的观点，完全未能阻止、推迟或减轻其可怕的力量”（287）。 即使《文化与帝国主义》中简短的《关于现代主义的一则说明》，也遵循萨义德的时代划分：传统帝国主义主要对应英国和法国--其次是19世纪处于“衰落”中的帝国强权西班牙和葡萄牙--而新帝国主义对应美国（CI, 186-190）。他的文化现代主义版本，并未超出他在《开端》中较为详尽讨论过的英格兰-爱尔兰-法国版本多远。康拉德、福斯特、乔伊斯、伍尔夫、T. E. 劳伦斯、马尔罗、普鲁斯特、毕加索、T. S. 艾略特、庞德与托马斯·曼--后者算是对德国殖民主义的一点照顾--构成了萨义德所理解的世界主义现代主义代表；这种现代主义以暧昧矛盾的方式再现非欧洲文化，或与欧洲追求全球权力的意志相配合，或对其提出挑战（188-189）。在这些语境中，T. S. 艾略特和庞德对萨义德而言，与其说是“美国”作家，不如说是这种世界主义的重要人物；他们各自精心培养的英国人和意大利人的海外侨居身份，也强化了这一假定。 爱德华·萨义德常被称为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这一说法一直令我困扰，尽管我承认萨义德对于推动后殖民研究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是一套多样的方法论，也是一系列针对不同地区与群体、彼此重叠而有时相互争论的研究，尤其关注非欧洲、非美国的“边缘”地区，那里居住着世界人口中的大多数，而许多人仅仅勉强生存。近年来，在萨义德著作的部分影响下，后殖民研究已经成为不断变化的美国研究领域中，一个核心方法和争论主题。从劳伦斯·比尤尔的《我们已经进入“后美国研究”了吗？》（“Are We Post-American Studies?”，1996），到C. 理查德·金编的《后殖民美国》（Postcolonial America，2000）与我编的《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2000）中的文章，关于美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如何关联的讨论，已经成为学界最活跃、也最具争议的论辩之一。[^n024] 在《新美国研究》（The New American Studies，2002）中，我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分析和解决办法，因为我相信，两个领域的未来至关紧要地联系在一起；而双方若错误地为争夺制度权力与空间而彼此斗争，可能会给两个领域都带来意想不到的负面后果。[^n025] 对于有意在美国研究与后殖民研究之间建立更紧密关系的学者而言，萨义德与后殖民研究历史之间的矛盾关系，很有启发性。 后殖民研究最重要的源头之一，是南亚学者在“底层研究历史学家小组”等团体中所作的工作；这些团体与包括马克思主义和女性主义组织在内的政治行动团体，有着密切联系。《文化与帝国主义》引用了一些后殖民研究学者的工作，但萨义德对女性主义着墨甚少，并重复了他历来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的不信任。《东方主义》以欧洲对“东方”的“女性化”，以及把欧洲恐同心理投射到“异国情调的东方”为论述前提；但在整个学术生涯中，萨义德对女性主义的认可，更多是姿态性的而非实质性的；他很少提及同性恋研究和酷儿理论，却经常表明自己认同马克思主义理论、同时不信任马克思主义实践。早在1982年，加亚特里·斯皮瓦克就要求萨义德更加认真地对待女性主义以及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她主张，萨义德“呼吁一种能够解释‘日常政治与权力斗争’的批评”，必须辅以“女性主义阐释学”；后者已经能够“阐明男性统治与资本之间的关系，以及男性统治与有组织的左派之间的关系”。[^n026] 在《世界、文本与批评家》（1983）中，萨义德能够赞赏马克思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精辟而［……］有说服力”，同时又与“马克思主义”保持距离，把它视为又一个限制“批判意识”自由的标签。[^n027] 我对把萨义德视为后殖民研究源头这一做法的不安，部分来自萨义德自己对于葛兰西式“有机知识分子”角色的培养。20世纪80年代初，萨义德把这一角色的批判功能，界定为在“市民社会内部的那个潜在空间中活动，代表那些替代性的行动和意图行事；推进这些行动和意图，是人类与知识分子的一项根本义务”（WTC, 30）。在我看来，萨义德把葛兰西的有机知识分子与现代主义的“世界主义者”嫁接起来，试图挽救一种独立的、往往属于精英的、来自大都会的“批判意识”。然而，随着后结构主义对主体的批判、后殖民主义对于协作的多学科学术和政治联盟的呼吁，以及文化研究对于审美意识形态及其“天才”崇拜的批判，这种意识越来越站不住脚。1997年，萨义德批评后殖民主义，因为它“实现了激进民族主义以及那种民族国家，在那里，独裁者［……］说着自决与解放的语言”。在这样的 情形下，萨义德更愿意选择另一条路：“知识分子的天职，是向权力说真话，拒斥正统和权威的官方话语，以反讽与怀疑精神而存在，［……］努力道出亲历苦难与受压抑经验的无声证词”（R, 526）。 萨义德始终强调，自己的跨国经历如何帮助他塑造一种策略上“格格不入”的身份--借用他自传的标题--因而能够采取一种“入世的”视角；这种视角，往往是植根于特定国家或其他社会位置的知识分子所不具备的。在《格格不入》（Out of Place）的最后一段，萨义德把这种眼光转变为一个本体论范畴：“偶尔，我体验到的自我是一些流动的水流。我更喜欢这样，而不是一个坚实自我的观念，不是那种许多人赋予重大意义的身份。这些水流［……］处于‘偏离’状态，也许格格不入，但至少它们始终在运动，处于时间、处所之中，呈现各种奇异组合的形态［……］。我愿意把这想成一种自由，尽管我远未完全确信它确实如此。”[^n028] 萨义德常在最优秀的文学、比较研究以及强有力的前辈--尤其是埃里希·奥尔巴赫--身上发现这种入世性；但这种发现方式，有时也可能掩盖其中截然不同的历史、文化与社会政治处境（WTC, 5-9）。[^n029] 萨义德从未明确把这种世界主义同美国性、甚至现代主义联系起来；然而，它既深深扎根于美国神话批评家曾有效批判的美国自我神话，也植根于美国侨居者在海外对自身“他者性”的精心培养。 萨义德的许多世界主义典范，都是在哥伦比亚大学与他共事、被归入纽约知识分子群体的朋友与同事。[^n030] 他的文集《流亡反思及其他论文》（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题献给“F. W. 杜皮的回忆”，并以一段友谊见证开篇，尤其追忆杜皮“激进而开放的精神”，以及他如何鼓励萨义德“对于法国理论新风格、实验小说与诗歌的兴趣”（R, xiii）。虽然萨义德承认自己“对身为年长同事和朋友的特里林怀有深厚感情”，但他显然把莱昂内尔·特里林归入那些纽约知识分子之列：他们“最糟糕的特点包括［……］令人厌倦的自恋，以及一种自以为是、向右转的致命倾向”，还有一种“在纽约知识分子风格中如此普遍”的“亲英癖” （xiii）。[^n031] 与之相比，萨义德把杜皮描写为一个左派知识分子，坚守“早年托洛茨基主义时期激进的反权威政治”；尽管在萨义德认识他的那些年里，杜皮的研究与教学显然遵循着其他许多纽约知识分子的高雅文化模式（xiii）。作为学者，杜皮最为人铭记的无疑是他1951年为“美国文人”丛书写的《亨利·詹姆斯：生平与著述》（Henry James: His Life and Writings）；此书在二战后重新确立亨利·詹姆斯在美国文学传统中的中心地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n032] 然而，“1967年阿拉伯世界遭到惨败之后，正是弗雷德·杜皮支持了我为巴勒斯坦事业进行的孤独斗争”，而“杜皮和妻子安迪，是我纽约学术生活中的朋友里，仅有的真正到贝鲁特探望过我的人；当时，也就是1972年秋天，那里是中东革命政治的中心”（xiii）。 萨义德对自己与杜皮夫妇友谊的见证，无疑是私人的、真诚的；但它也是一种方式，使他在承认自己与纽约知识分子关系的同时，与他们以欧洲为中心的文化兴趣和保守政治保持距离。更广义地说，对于萨义德经常称赞纽约市，我们也可以得出同样的结论。他说，纽约“今天［……］就是一百年前的巴黎，是我们时代的首都”；这主要归因于“它的异乎寻常，以及各种属性的奇特混合”，尤其因为它增添了他自身“格格不入”的感受（R, xi）。值得注意的是，萨义德对弗雷德·杜皮的钦佩以及对纽约的热爱，遵循着他在《世俗批评》中出色分析过的亲缘关系与结盟关系的逻辑：“如果亲缘关系由自然纽带与自然权威形式维系--包含服从、恐惧、爱、尊重与本能冲突--那么，新型的结盟关系，则将这些纽带转化为似乎超越个人的形式，例如行会意识、共识、同事关系、专业尊重、阶级，以及主导文化的霸权”（WTC, 20）。 到这里，我一直着重讨论，爱德华·萨义德如何矛盾地置身于欧美文化、历史与高等教育世界之中工作，而他在主要著作中又如此有力地批判这些世界。在那些体系中取得成功，当然对于他的批判意识至关重要；如果不分析他与欧美现代主义者、纽约知识分子、 “美国亚当”神话，以及在20世纪七八十年代美国学界广受欢迎的“旅行中的理论”之间的结盟关系，就无法理解他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因此，萨义德的“批判意识”有相当部分是深具“美国性”的，正如他本人不只是偶尔研究美国文学与文化的学者，而且在个人层面、存在层面和法律层面，都是美国人。事实上，他的名人地位也奇特地、且有时令人不安地体现出美国性：国际学术共同体既爱他也骂他，因为他既能成功地驾驭大学里的专门话语，又能在几种不同的大众和通俗媒介中作出回应。萨义德体现了启蒙运动的天才崇拜如何在后现代时代转变为名人崇拜，也体现了这一转变如何一路与美国商业主义紧密结合；而这种商业主义，正是萨义德在论海明威的《如何避免被牛角刺伤》（“How Not to Get Gored”）中如此雄辩地讽刺的对象（R, 238）。 学者们钦佩或谴责萨义德，恰恰因为他们期待他承担起向普通公众传播我们知识的责任，并把思想论辩转化为公共政策乃至外交政策。爱德华·萨义德出色地完成了这项工作，但他也成为学界的牺牲者：在我们的想象中，他魅力太大，以至于我们不可能企及他的成就；他的政治行动又太过危险，以至于我们不敢效仿。W. J. T. 米切尔在《纪念爱德华·萨义德》中指出：“爱德华公开露面时，总受死亡威胁困扰；他把这些威胁--连同自己的癌症--视为一种令人厌烦的干扰而不予理会；而更糟的是，还有那些提问者，企图诱使他说出反犹言论，或者把他对以色列的批评说成反犹主义的表现。”[^n033] 萨义德在回应公开的、常常危险的批评时，以及在积极面对自身白血病时，无疑都极有勇气；但我们也给他套上了神话英雄主义的面具，部分目的是逃避我们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责任：把知识传递给更广大的受众，并承受这种见识常会引发的异样反应。当然，还有许多其他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声誉部分也来自出色的学术研究；但很少有人获得萨义德那样的名人地位。在他身上，这是一种具有鲜明美国特色的、以牺牲为代价的成功。 围绕学术自由的持续争论，以及试图限制这种自由的立法努力，凸显了这种学术名人崇拜的危险；限制者往往以“政治”“不属于”课堂为理由。亚利桑那州最近针对无证劳工的立法中，包含了一项禁止图森公立学校开设奇卡诺／奇卡娜研究课程的法案，理由是它“反美”。2003至2004年间，国会围绕H.R. 3077号决议展开了相当激烈的辩论；公众通常把它称为国会“监管后殖民研究”的努力。[^n034] H.R. 3077于2003年10月24日在众议院通过，随后搁置于参议院的一个小组委员会，直到2004年悄然终止。该法案部分源于马丁·克雷默的“中东论坛”与丹尼尔·派普斯的“校园观察”的努力：他们试图压制这些新保守主义者所谓区域研究和后殖民研究对知识的政治化。许多知识分子把国会听证视为联邦政府以“国家安全”为名进行审查的新阶段。在斯坦利·库尔茨提交给小组委员会的报告中，爱德华·萨义德被数次称为“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他和《东方主义》是库尔茨所谓如今在美国大学里传授的“反美主义”的核心实例。库尔茨是一位“来自胡佛研究所和《国家评论》的知名党派人士”，他建议美国政府监管“依据第六篇拨给大学、用于研究世界其他地区的资金”（Prashad）。令我不安的是，库尔茨竟能如此轻易地错误认定萨义德是后殖民研究的“创始人”，并由此暗示存在一个由单一知识分子操控的阴谋。无论有没有爱德华·萨义德这样的替罪羊，布什政府对“反恐”和新“国土安全”的诉求，已经导致政府对思想生活的进一步干预；但这些所知有限的新保守主义者能够成功发起此类攻击，关键在于他们的偏执与阴谋修辞。如果那么多学者早已公开分享这些知识范式，使库尔茨无法单独指认“罪魁祸首”，后殖民研究与区域研究的处境又会好上多少？简而言之，倘若我们都说：“是的，我们都是后殖民学者”，又会发生什么？ 萨义德的声名，与其说建立在《开端》《东方主义》《文化与帝国主义》等重要学术著作的论证上--对他辱骂最狠的公开批评者，很少读过这些书-- 不如说建立在他对阿拉伯世界各民族政治自决与文化再现权利的倡导上。在这个世界里，当然包含着萨义德自身的埃及、巴勒斯坦和黎巴嫩亲缘关系；他始终有力地捍卫巴勒斯坦人拥有自己家园，以及相应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自主权的权利。在这方面，他持续而连贯地批评美国外交政策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帝国主义予以单方面支持；这种帝国主义在当前危机中以色列政府与军方的行为里表现得尤其明显。美国研究作为一门学科走向国际化的后果之一，是我们必须为美国在其边界之外的行为承担责任；萨义德为巴勒斯坦人权利辩护时，通常都会批评美国政府政策、主要把巴勒斯坦人再现为“恐怖分子”的媒体表述，以及东方主义学术研究；这些因素助长了当前以色列与巴勒斯坦之间未宣战的战争。[^n035] 萨义德关于阿拉伯世界政治与文化的大量学术研究和新闻评论，可以追溯到其事业的起点，也就是1970年发表《巴勒斯坦经验》和《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声音》之时。[^n036] 要评估萨义德三十三年来在中东研究和政治新闻评论方面的工作，需要具备这些领域资格的学者运用其研究技能和背景知识；但即使在这项工作完成之前，美国研究学者也已经可以从萨义德对美国、阿拉伯和以色列政治文化语境的比较研究中学到很多。1979年，他富有预见性地写道：“在近代阿拉伯历史中，我想不起有哪个时期，人们曾对美国怀有如此广泛、持续且痛苦的兴趣。在所有这些兴趣之下，当然有一个不争的事实：美国及其利益，以一种侵入性的直接方式，触及阿拉伯人的生活。”[^n037] 美国研究扩展到既包含国际学者的工作，也考虑美国作为全球强权的角色；对此，一个常见批评是，我们不可能在课程和研究项目中包揽“一切”。然而，许多学者回应萨义德关于重新理解我们与阿拉伯世界关系的挑战而开展的研究，已经驳斥了这样一种假定：认为研究美国与其他国家、民族和地区的联系， 必须由每个学者个人完成，或者必须完全由美国研究项目和课程来组织。 我们已进入一个后民族主义时代，其特征既有新民族主义的斗争，也有令人眼花缭乱的跨国危险与希望。萨义德在其公共形象和卓越事业中体现的比较主义，应当由许多不同学者共同开展；他们来自众多日益重叠的学科，例如美国研究、中东研究、比较宗教学、历史学、比较文学、哲学、政治学、人类学与外语系。他们的工作应该多样而富于争辩，但目标应当是形成某些思想联盟；这对于一种具有全球视野的新型博雅教育至关重要。另一个目标，应是形成公共政策，以印证或质疑各方由政府支持的专家所提供的知识。简而言之，我们可以朝着这些艰难却可以设想的协作目标努力，以专业知识分子更具集体性和多样性的声音，取代爱德华·萨义德独一无二的名人地位；这些知识分子愿意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承担更大责任。如果我们继续沿着萨义德研究已经指明的方向，以及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和新美国研究的丰富成果所揭示的方向工作，我们就将以最好的方式纪念爱德华·W. 萨义德：把他记作一位鼓励我们超越其工作的老师。 本着这种精神，我现在转向一种“美国东方主义”的发展。萨义德或许曾预见它，却未能活到今天，见到它目前的形态，尤其是当代美国社会某些领域中令人不安的伊斯兰恐惧症。最近，围绕在曼哈顿“归零地”两街区之外修建伊斯兰中心的争论，又与佛罗里达中部一个小镇牧师计划在“9·11”当天焚烧《古兰经》、以抗议伊斯兰恐怖分子的行动纠缠在一起。这些令人忧虑的例子表明，美国与伊斯兰世界已经变得何等两极对立。我的目的，是指出爱德华·萨义德对美国研究的贡献，不仅仅是学科层面的，更无疑比他偶尔谈到亨利·詹姆斯、欧内斯特·海明威和T. S. 艾略特时所说的话更为重要。萨义德留给新美国研究及其文化政治的遗产，应当被理解为：他阐发了一些关键观念，使我们得以理解美国这个深深介入 中东政治的全球强权。同样，我们也不应把萨义德当作无所不知的先知；美国东方主义，并非仅仅是他在《东方主义》及其他学术和新闻作品中如此出色解读的欧洲版本的延伸与发挥。萨义德于2003年9月25日去世时，第二次海湾战争已在官方说法中结束；乔治·W. 布什总统在2003年5月1日那场声名狼藉的演说中，宣告我们的军事“任务完成”，尽管美国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还将持续七年。萨义德无疑认识到，布什的军事炫耀，以及我们为寻找始终捉摸不定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而发动的无端入侵，正是伊拉克即将爆发内战、以及市民社会崩溃的原因；这场崩溃将导致数十万伊拉克人死于宗派暴力，数百万人逃离家园。对萨义德来说，这是西方帝国主义在该地区历史中的一个熟悉故事。 萨义德确实预见到，从第一次海湾战争到布什政府提出“大中东”构想，美国传统帝国主义会如何蜕变为新帝国主义；这一构想企图通过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我国灾难性的入侵和占领伊拉克，来实现地区平衡与安全。这个“新东方”，在历史上沿袭了欧洲在中东的殖民主义轨迹：尤其是围绕1869年通航的苏伊士运河修建而展开的北非和中东殖民争夺及其前后发展，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欧洲与奥斯曼帝国在该地区协商的势力均衡政治，以及20世纪20年代外国第一次大规模开发中东石油资源。炮舰外交、巴勒斯坦英国委任统治之类的政治势力范围、以现代“发展”和“自由贸易”资本主义修辞掩饰的第一世界国家商业机会主义--如标准石油和英国石油公司所依赖的那种--过去二十年间，只不过被美国以典型的“东方主义”方式延续下来。 萨义德也理解，这一帝国遗产如何塑造了以色列国与巴勒斯坦，以及埃及、黎巴嫩、约旦和叙利亚等近邻之间目前的僵局。这种政治僵局，几乎是由领土的破碎性所注定的：它使该地区各个独立国家的主权无法界定，更不用说维系了。萨义德在《文化与帝国主义》中写道：“帝国主义归根结底关乎土地”， 坚持指出这一帝国主义的根基，并告诫我们绝不可忘记（CI, xii-xiii）。只要看一眼以色列及巴勒斯坦分裂领土内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社区分布的地图，就会明白，要把该地区简单划分为以色列与巴勒斯坦，是何等不可能；这或许也提醒我们，为何巴勒斯坦政治家会在1948年拒绝那个看似合乎常识、将其“分割”为两个独立国家的方案。任何成功的解决办法，都将涉及对“国家边界”的新理解，并改变我们对于民族国家自足性与领土自主权的观念。 然而，把传统帝国主义模式直接延伸到当代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有局限的；后者无疑至少可以追溯至越南战争（1965-1975）。萨义德坚持认为，作为帝国主义欲望对象的土地，是不可化约的“现实”；这也许同样标志着他对于东方主义这一西方帝国主义关键策略的、彻底现代的理解所具有的局限。在揭示东方主义如何掩饰欧洲帝国主义者基本的土地攫取时，萨义德设想了一种相对直接的去神秘化工作：揭开西方话语实践--学术、文学、视觉艺术、新闻媒体等等--的面纱，因为它们遮蔽或伪装了中东的真实政治局势。阿拉伯文化被这一西方话语女性化、边缘化、少数化，尤其在语言和文化层面遭到排除；它首先需要的，是重新确立其悠久的权威：既确认它如何影响并塑造过西方，也确认它如何持续地自我再现，而这些再现方式却在西方蓄意的误读中遭到歪曲与压制。萨义德把文化翻译与祛魅的任务承担下来，将自己置于反帝国主义批评家的位置；而对于他所批判的西方的文化规范，他拥有受过训练的欧洲比较文学学者和欧陆理论家的专业理解。 今天，“报道／遮蔽伊斯兰”已经采取某些萨义德未能完全预见的新方式，改变了我们对于一种必须称作“新东方主义”的现象的理解。它由美国国家操纵，只部分取资于传统西方东方主义，而后者主要是欧洲帝国主义的产物。我将把其中几种新方式，置于一个大致拟定的统一标题下考察：传统“东方”在美国民族国家内部的内化。我更喜欢这一表述，而不是“美国化”；后者本身就是 美国帝国主义历史上一种较早的文化引入形式。我认为，这个过程具有某些不同于最简单意义上的“美国化”的新特征，尤其是：那些自觉具有跨国和全球性质的霸权力量，对“民族国家”作出复杂而矛盾的运用。萨义德无疑理解，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是欧洲自身对外来、女性、性、种族和非理性“他者”的无意识焦虑的投射。萨义德通常反对解构和后结构主义，但他本人也“解构”了这些“他者”，以揭示欧洲的精神病；这种精神病的主要症状，必定是那种无法治愈、永不满足的帝国主义欲望。 但当面对约翰·沃克·林德--“美国塔利班”--以及美籍伊朗人阿扎尔·纳菲西这样的文化产物时，萨义德对东方主义的批判便达到了其限度。前者是已被定罪并监禁的“敌方战斗人员”（法律上并非“恐怖分子”，否则此刻他就会被关在关塔那摩，而且很可能尚未受审）；后者则是美国与伊朗双方的新“爱国者”，甚至可能属于那种不可思议的“跨国”实体--“美国伊朗”。我将在第五章和第六章中，分别按照林德和纳菲西各自的情况讨论他们；但在这里，我想用他们来说明萨义德未能完全理解的新东方主义。林德把“新东方”拖入原本性质各异的“国内恐怖主义”领域，把大卫·考雷什、蒂莫西·麦克维、爱达荷州红宝石岭的分离主义者，与中东伊斯兰激进主义凝聚在一起。今天，这种关联已经变形，把反越战运动中左派政治的反帝国主义斗争也包括进来，因而暗中也包括了反对伊拉克和阿富汗不道德战争的反战运动。2008年总统竞选期间，莎拉·佩林重新翻出贝拉克·奥巴马与威廉·艾尔斯的交往，正表明奥巴马对美国与第二次海湾战争的“批评”如何被压缩成一种关联：将艾尔斯在20世纪60年代参与创建的“地下气象组织”、它所服务的反越战政治，同一种更普遍的反美“仇恨”联系起来。后者又不可思议地把如此不同的批判立场串在一起：作为学科的批判性美国研究、MoveOn.org等组织发起的反海湾战争抗议，以及致力于美国孤立主义和种族纯洁性的新纳粹与激进自由意志主义团体。即便我们抗辩说，美国这些激进运动--其中只有一部分被贴上“国内恐怖主义”的标签--通常都依赖其深厚的爱国主义， 并坚称自己倡导的任何批评，都是民主有效运作所必需的，这种抗辩也无济于事。 林德对美国国家权威构成的威胁大得多，因为他拒绝了这一民主与民族国家的话语世界。因此，必须通过把他幼儿化，在意识形态上消除他的威胁，并给他一个“宽大”的判决；这个判决又进一步证明，他只是以“青春期”的方式，反抗雅皮士父母、湾区的纵容态度，以及越战后那一代人的其他“症状”。这一代人不能恰当地养育孩子，是因为他们自己“从未长大”。对于反越战抗议，新保守主义有一种熟悉的解释，例如保罗·伯曼在《两个乌托邦的故事》（A Tale of Two Utopics，1996）及其续作《权力与理想主义者》（Power and the Idealists，2005）中提出的那样：把对外交政策、帝国主义和无正当理由战争的有力批评，贬为“幼稚”，视其为脱离“现实世界”，脱离美国全球军事和经济政策所假定的“现实政治”。诚然，将“东方”--在林德这里指也门和阿富汗--与“幼稚”相混淆，让人想起黑格尔关于历史“发展”的精巧理论：从“婴儿期”的东方，经过埃及的青春期，再到希腊罗马的青年期，最终达到黑格尔本人这样的德国唯心主义哲学家的完全成熟。林德把伊斯兰激进主义带入美国国内，关键在于他以青春期方式反叛西方“现代性与发展”。通过这一倒退姿态，“他”置换并吸收了阿拉伯、阿富汗、也门和其他“东方”社会制度以及伊斯兰教；美国法庭里那个蓄须的湾区青年，以其诡异形象体现出这个“新东方”，再一次把反越战嬉皮士与激进伊斯兰混为一谈。 这种误认的另一个版本，是移居海外的中东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她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Reading Lolita in Tehran，2003）中的权威，被假定是“本土知情人”的权威，因为她熟悉沙阿残酷统治结束后的伊朗政治与社会史。当然，纳菲西只是众多利用这种目击叙述获得成功的移居作家之一；其中还有同样受到赞颂的卡勒德·胡赛尼，他的《追风筝的人》（The Kite Runner，2003）据说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内部人的阿富汗叙事，涵盖苏联进入之前直至塔利班统治的时代。当然，对目击者始终应持审慎怀疑态度，尤其当我们讨论的是充满政治冲突、无法化约为一种 单一代表性视角的社会时。非西方本土人的实际权威，常常来自西方，从而危及其本土身份的可信性。纳菲西的权威，实际上是她从俄克拉何马大学取得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的权威，而非她有能力进行那种我们通常与新文化地理学家和人类学家联系起来的现代伊朗社会民族志研究。 传统帝国主义按照帝国大都会中心的文化与社会价值模具，塑造底层主体。纳菲西与胡赛尼把这一传统推进一步：他们积极采用那些价值，建构出“具有代表性”的伊朗裔美国人与阿富汗裔美国人；二者各自代表着伊朗或阿富汗民主化之后公民身份的乌托邦理想。当然，这种民主化的政治前提，是军事入侵与占领，因此，这类乌托邦幻想总是已经以美国帝国扩张为前提。纳菲西与胡赛尼代表传统的“同化主义理想”，但两位作者都从不“遗忘”其本土文化，而通常人们却期待被同化的少数群体这样做。相反，这些新底层主体积极在美国境内建构幻想性的伊朗和阿富汗“文化”：既通过他们的英语著作--及其主要由英裔美国人构成的读者群--也通过他们对美国境内伊朗或阿富汗难民社区的特殊推崇；这些社区被树立为那些最终将“返回”故土者的范本。 这种东方内化的第三个版本，是把神话性的民族叙事与原型，运用于中东的新对外行动。例如，以清教徒被俘叙事为背景对杰西卡·林奇作出的种种解读，以及将国内边疆冲突与第二次海湾战争压缩在一起的做法。诚然，后来的发展，包括林奇本人对相关事件版本，以及对美国军方英勇营救她的情节剧式说法的否认，都大大挑战了这种民族神话建构；但杰西卡·林奇实际上被迅速改编并吸收进国内关切的速度，正是我所谓“美国把国际危机民族国家化”的症状，即以此遏制和控制那些危机。美国人对帕特里克·丹尼尔·“帕特”·蒂尔曼（1976-2004）命运的着迷，可能表明意识形态上的复杂性、甚至矛盾，都在促成新的神话建构；蒂尔曼在阿富汗死于“友军误伤”。[^n038] 只要杰西卡· 林奇和帕特·蒂尔曼继续代表第二次海湾战争及我国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中的矛盾，他们就仍是引人关注的人物；而他们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把这些战争连同尚未解决的种种政治复杂性，一并带回“国内”。 更广泛的文化叙事，是两次海湾战争与阿富汗战争中的“越南效应”：我们在一个“东方”（东南亚）的行动，似乎制约着我们后来在另外两个非常不同的“东方”（伊拉克与阿富汗）的政策，仅凭名义上的联系，就把这三个地区混为一谈。“越南效应”说的是，一切都关乎我们，而非他们--无论伊拉克人、阿富汗人、越南人、老挝人还是柬埔寨人。因此，我们可以轻易地把关键术语，也就是帝国诗学中起作用的隐喻，从一个领域转移到另一个领域，而不感到认知失调：泥潭（越南和第一次海湾战争）、多米诺骨牌（东南亚和阿富汗／巴基斯坦）、黄丝带（战俘／失踪军人，以及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和海湾战争老兵）、创伤后应激障碍、橙剂和海湾战争综合征。当然，这些投射与替代的社会心理实践，对于19世纪欧洲东方主义也至关重要；它以自己对异国情调的“东方”的幻想为起点，用这些虚构替代那些既非“东部”、也非“东方”的地区。 新东方主义的区别，在于有意识地把这些幻想输入国内。在19世纪的想象中，距离是一个关键因素，它保持着遥远土地与人民的异国情调；尤其当那些地方的人移民到帝国大都会中心时，距离更显重要。但今天，美国新帝国主义依赖于把遥远、异国的事物，尤其是它们的想象性质，变成熟悉之物，并把它们纳入美国强大的同化神话。昔日英国关于“英语世界”的幻想，即大英帝国内每个人都说英语、都按英国市民社会标准行事的幻想，已经蜕变成美国关于“历史终结”的想象：届时，人人都会来到美国，实现自己的命运。当然，这也暗含着“美国”将无处不在。在这种反乌托邦愿景中，我们向内审视本国问题，以处理外交政策议题，预先应对那些终将来到我们身边的“外国”问题--我们知道，它们必然会来。正是这种“美国普遍性”的幻想--它过于频繁地成为新世界主义的范本，包括萨义德自己的世界主义--告诉我们：美国新帝国主义 与其说关乎土地、自然资源，甚至全球经济或军事权力，不如说主要关乎一种我们至今仍无法界定的民族身份。 新东方主义是多重的、相互重叠的，并在策略上制造混淆；这使其作者能够以外交政策讨论，取代对越南、伊拉克、以色列、巴勒斯坦、黎巴嫩、巴基斯坦和阿富汗各民族真正的历史讨论。这些内化、国内化和置换的文化过程，讽刺之处在于：它们通过一种从未如此脆弱而虚构的美国民族国家模式展开。里根-布什各届政府通过跨国联盟行使全球性的国家权力；这些联盟包括沙特王室、美国在大中东的盟国、阿富汗黑海邻近地区的石油利益，以及全球资本主义对中国现代化与发展的依赖，而这种民族国家模式与之并不相干。贝拉克·奥巴马政府试图塑造更加合作的国际关系形象，以及较少军事色彩的外交政策形象，尽管美国仍以“国家安全”之名进行着两场战争。奥巴马政府新的外交政策与国际形象，依然依赖一种强劲的美国例外论。美国不只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还是宗教、种族与族裔、性别与性取向、经济和政治多样性及宽容的民主典范。“东方”存在于一切别处，尤其存在于我们自己的家中。 # 第二章 ## 波斯湾战争中的“越南效应” > 这又是一次似曾相识的重演。 > > --约吉·贝拉，目睹曼特尔和马里斯接连击出本垒打时所言。 ### 序言：2010年 在上一章“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中，我论证说，美国新帝国主义所特有的新东方主义，借助了一种“越南效应”：它把外交政策问题纳入美国国内问题，使我们不再关注那些受我国政策影响的外国人民与国家的具体关切。越南战争，因而也包括“越南效应”，都是冷战意识形态的后果。虽然冷战把注意力集中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冲突，争夺全球优势的战斗却发生在欧洲与北美的边缘，尤其是“东方”；在19世纪欧洲的想象中，这一“东方”从中东延伸至近东和远东。美国担心，如果我们不接手法国在“印度支那”的殖民遗产，东南亚的“多米诺骨牌”就会“倒下”，落入苏联和中国的控制之中；这种担忧以二战后的一种外交政策观点为基础，即亚洲是冷战的主要战场。 克里斯蒂娜·克莱因在《冷战东方主义：中等文化想象中的亚洲，1945-1961》（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中指出，美国外交政策与通俗文化相互配合，生产了一个想象的东方；它既是美国欲望的投射，也是对全球问题、尤其是亚洲问题的国内化。起初，美国梦想着一种“全球一体化的想象”，但这一梦想却讽刺地被冷战东方主义的意识形态生产击碎，以至于“20世纪40年代 和50年代的外交政策与中等文化，最终不仅导向越南战争，也导向了吴宇森”。[^n039] 我们创造了那些历史与跨国条件，它们不但导致我国在越南的灾难性外交和军事政策，也产生了反叙事。对克莱因而言，香港电影导演吴宇森的生涯便体现了这种反叙事：他把传统好莱坞母题融入《辣手神探》（Hard Boiled，1992）等电影，并显著影响了昆汀·塔伦蒂诺等导演的美国电影。[^n040] 无论起源多么虚幻，美国东方主义都产生了真实效果，而且这些效果与我们自身民族身份之间，日益难以区分。从长时段历史来看，我们应把这种美国东方主义理解为全球化与冷战势力均衡政治塑造的结果；但在其意识形态运作的诸多例子中，最清楚的一个，就是通俗文化中所谓的“越南效应”。 “越南效应”一词最初在20世纪70年代末流行，用来指美国在战争过程中糟糕的军事与外交政策决策；它有时也被称为“越南综合征”，指的是我们首次在一场重大战争中失败后产生的失败主义心态。保守派声称，越南是一场我们在“战场”上“赢得”、却在大众媒体、国内政治和巴黎和谈中“输掉”的战争。“自由派媒体”支持强大的反战运动，行政部门接连发生危机--约翰·F. 肯尼迪遇刺、林登·约翰逊决定不参加1968年的连任选举、理查德·尼克松1971年的水门丑闻--再加上在巴黎和谈中对北越作出让步，逆转了我们军事上的胜利。其他解释则认为，我们延续法国反对越南人的殖民战争，从来就没有接近过“胜利”；我们未能理解北越军队的决心，以及民族解放阵线在南越发动的起义。即便纯从军事角度看，我们也只是对敌方行动作出反应，很少掌握主动，更从未真正“赢得”夹在交战双方之间的越南平民的“民心”。控制领土的传统军事战术失败后，被同样不成功的敌军死亡“人数统计”所取代；而这些数字在晚间新闻中播出，只会进一步激起反战情绪。从保守派角度看，“越南综合征”是我们 战败后的失败主义；从自由派角度看，“越南效应”则是我们冷战时代新帝国主义的后果。 下文是对“越南效应”一篇具有特定历史情境的阐释，最初于1991年2月12日发表，作为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学生和其他行动者组织的反战示威中的演说。《为什么波斯湾战争是又一个越南》发表时，距美军1991年1月16日轰炸伊拉克军事阵地、开启波斯湾战争尚不足一个月；再过十一天，即1991年2月23日，美国地面部队便将在科威特开始军事行动。自1991年以来，美国外交政策和文化态度已发生许多变化，尤其是在对待中东、阿拉伯人以及全球伊斯兰民族方面；但这篇文章的历史性依然重要，原因有二。第一，它最初并不是一篇学术论文，而是政治行动的一部分。一个星期六晚上，我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学生中心的翡翠湾礼堂，向不多的听众发表演讲；那天有数场演说，之前播放了一段戈尔·维达尔批评乔治·H. W. 布什总统决定入侵伊拉克的录音。第二，我继续参加当地反战示威的同时，也敦促全国各地的同行运用我们的学术手段抗议波斯湾战争。作为《文化批评》（Cultural Critique）集体编辑组成员，我敦促主编唐娜·普日贝洛维奇与副主编阿卜杜勒·詹穆罕默德紧急组织一期专号。他们很快编成“战争的经济”专号，于1991年秋天出版。[^n041] 该专号以诺姆·乔姆斯基的文章开篇，并收入其他知名学者对波斯湾战争与越南战争的有力批判，宣告它致力于本书标题所说的“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n042] 对于下文，我只作了旨在澄清乔治·H. W. 布什政府（1989-1993）以及第一次波斯湾战争（1990年8月至1991年3月）历史背景的修订。我更愿意让这个历史时刻自己说话，而不去点明它与后来事件之间某些显而易见的联系，尤其是我们依据萨达姆·侯赛因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虚假证据，灾难性地入侵伊拉克。我参加的反战行动，以及为这一事业而发表的学术研究，既没能阻止第一次海湾战争，也没能 阻止我们的领导人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把事情做完”，而自2003年以来，我们已目睹这给伊拉克人民和“大中东”带来的灾难性后果。但我通过游行、演讲与发表论文略尽绵力、参与其中的那些在真实历史时间中展开的知识和政治活动，终究会“累积成效”；即便只是因为它们对非理性政策提供了持续的理性批判--这些政策往往以虚假的爱国主义支撑--这种批判也是自由社会如此必需的。 ### “越南效应”：1991年 1991年3月3日，乔治·H. W. 布什总统在向国会报告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事胜利时宣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彻底甩掉了越南综合征。”[^n043] 在1991年4月14日的记者会上，被问及是否可能部署美军保护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难民时，总统坚称，我们不会在伊拉克再次陷入“泥潭”。这些话几乎不用说出口；从我们军事介入波斯湾一开始，“越南”就始终是一个历史参照。[^n044] “我们支持我们的军队”这一口号，促成了美国历史上无与伦比的爱国共识--据地面战第一周进行的大多数民意调查，支持率为85%。这个口号明确指向越南战争，以及一种文化“记忆”：反战运动曾系统地打击驻越美军的信心，甚至使其士气低落。反战运动的实际历史中，几乎没有什么能支持这种“回忆”；它像多数历史重构一样，把不同历史时刻混在一起。这一口号隐含的反面--“我们当年没有支持驻越军人”--与其说指反战示威者向归国士兵“吐口水”、高喊“杀人犯”，或以其他方式谴责军人执行美国外交政策的零星事件，不如说指越南战争结束之后，退伍军人遭政府与一般民众忽视、或被视为“难堪之源”的情形。那些迟来的游行、纪念碑与纪念活动，往往只是提醒越战老兵，他们归来时迎接他们的是何等漫长的沉默。 然而，这种沉默不只是厌战、冷漠，甚至对赴越服役者的蔑视所造成的；它还 代表了大多数美国人真正的道德困惑。在许多情况下，难堪与羞耻纠缠在一起--一种内疚感：我们曾广泛支持一场我们并不理解其目的的战争。简言之，我们的文化羞耻，与一种尚未说出口的感觉有关：我们的爱国主义并非建立在知识、理性与正义之上。越战年代的口号，如“我的国家，无论对错”以及“美国，要么爱它，要么离开它”，重新萦绕着我们；这不只是发生在我们输掉战争之后，更是在我们开始认识到，自己的外交政策曾是何等误入歧途、何等缺乏可靠信息之时。越南的教训很简单：再也不能让对我们儿女纯粹感情上的支持，遮蔽我们的爱国责任--即审视军事行动的理由与动机，因为恰恰是这样的行动，会把这些儿女置于危险之中。 对乔治·H. W. 布什总统而言，“越南综合征”意味着一种全民族的失败感与无力感，是应像戒除毒品或酒精一样“戒掉”的“习惯”。然而，越战时代的“毒品”，恰恰是对我们并不了解的外交政策不加批判的支持，是对于“胜利”的情绪化狂热；这种狂热夺去了58,000名美国人和数百万越南人的生命。但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让我们陶醉的恰恰又是这剂毒品；我们一边倒的胜利，几乎注定了我们将重犯越战时代的关键错误。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国防部长切尼、副总统奎尔以及施瓦茨科普夫将军不厌其烦地重复：“我们在波斯湾的行动，不会成为另一个越南。”轰炸伊拉克和科威特，正是为了防止越南那种军事泥潭再度出现。联合国决议及其批准的军事联盟，意在保护美国免遭新殖民主义的批评，避免重演我国在越南“赢得民心”的政策所遭遇的指责。尽管双方显然持续强硬、互不让步，对伊拉克的外交谈判仍获报刊和电视广泛报道，部分目的就是表明，我们已穷尽军事行动以外所有和平选择。 对美国公众而言，政治局势似乎确实与越战时代不同。1990年11月2日至1991年1月15日期间，塔里克·阿齐兹几乎每晚都在《夜线》及其他新闻节目中对美国电视观众讲话；而胡志明、武元甲将军， 甚至黎德寿--巴黎和谈期间经常接受采访的北越外长--在越战时期的美国公众眼中，始终是模糊而难以捉摸的人物。越战期间国会摇摆不定、含糊其词，这一次，电视直播的国会辩论却经常展示国会议员支持或反对军事介入的“雄辩”发言，最终形成了被宣传为对我国在海湾军事存在的明确授权。实际上，国会只是把责任交给总统；授予乔治·H. W. 布什总统比约翰逊或尼克松在越南这场“未宣战的战争”中所拥有的更大战争自由，使越战以来围绕“战争权力法”所涉及问题展开的长期而重要的讨论，实际上失去了意义。马克·彼得拉卡等政治学者试图提醒美国人：国会以微弱但毕竟决定性的多数，将权力授予总统，这件事本身和海湾发生军事冲突的威胁一样，都是值得抗议的重大问题。 但是，对民主治理中这些关键问题的公共讨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还记得越南持续至今的遗产。而海湾的决定性军事胜利，恰恰帮助抹去了这种文化记忆。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幸运地对联军而言迅速而相对少流血。一些反战行动者预言的“没有树木的越南”，从未出现在海湾沿岸的沙漠中。人们鼓励我们相信，这场“干净”“卫生”而“智能”的战争，源于联军在战场和华盛顿的领导者所拥有的先进技术、优越组织与正义性。当科威特的联军部队率先进入科威特城，受到抵抗战士迎接，而美军席卷伊拉克南部，把伊军赶过幼发拉底河或赶进巴士拉时，对另一个越南的恐惧烟消云散。在联军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1991年1月15日最后期限之前数月，反战组织曾以令人印象深刻的速度与效率组建起来；如今却一夜瓦解。这一次，面对沉默、甚至公开审查的，是那极少数顽强的抗议者。街头流传的说法是，抗议者“最好闭嘴”。[^n045] 公共辩论尚未开始便已结束；爱国主义则成了毫不掩饰的奇观：或者是欢呼的国会议员，或者是不断重播的 惠特尼·休斯顿在1991年1月27日坦帕体育场第25届超级碗比赛上，热泪纵横、深情高唱《星条旗》的画面。1991年4月3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电视台将播出《全明星向部队致敬》，《电视指南》把它称为一场“爱国狂欢”。[^n046] 从乔治·H. W. 布什总统把伊拉克入侵科威特比作德国入侵捷克斯洛伐克，到战争期间TNT电视台以及许多地方频道无休无止地重播二战战斗情节剧，多种媒体都在强调一种难以成立的类比：将此次行动与盟军对抗轴心国的努力相比。这种类比在修辞上，具有凸显越南战争负面例子的作用。“夹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波斯湾胜利之间的越南，可以被当作一种“反常”，一个独特的失败案例；其错误似乎能够在下一次得到“纠正”。尽管从理性角度看，这种历史“遏制”十分牵强，其修辞却帮助强化了修正主义历史学家的论点：我们在越南的失败，与总体外交政策--尤其所谓“冷战”时期制定的政策--没有多大关系，而主要与国会干预越战军事指挥有关。简言之，支持波斯湾战争的爱国修辞与奇观，不只是大众媒体宣传的简单工具，无论是否由政府策划；它们是重新赋予外交政策正当性的组成部分，而那些政策从越战以来、特别是在冷战结束之后，一直受到有效的理性批评。 许多反对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人认为，这场“危机”来得恰逢其时：当时削减国防预算似乎不可避免，而主张将“和平红利”用于迫切需要的国内项目的人，正在赢得大众支持。这一论点使一些人推测，轰炸伊拉克是美国新军事技术的一种“展示”，既要支持新的、甚至更大的国防开支，也要通过“爱国者”导弹系统之类装备的出口市场，为军事“研发”提供长远经济理由。虽然确实值得考虑，那些大额国防预算的倡导者，也许已认识到，在后冷战时代需要采用“国防”之外的其他理由；但笼统地认为第一次海湾战争主要出于经济权宜或军方自身利益，仍是一种过分粗糙的唯物主义。 国防支出只是政治权力诸多征象之一；这种权力的语法，仍然是美国外交政策。自越战以来，它依赖一种策略性滑移：从“国家防卫”的目的，转向对“国际法律与秩序”的监管。 越战年代，人们常以遏制共产主义直接关系到国家防卫为由，为战争辩护。乔治·H. W. 布什总统、国务卿贝克或国防部长切尼，很少用这类论据为第一次海湾战争辩护，尽管确有人把全球经济与美国经济利益联系起来。面对“不要为石油流血！”的反战口号，有些人附和国务卿贝克的说法，认为“为石油而战没什么不对”，我们到波斯湾是为了“保护美国人的工作”。然而，这些论点似乎对公众支持战争的态度影响不大，而且不只是因为它们很容易驳倒。相比之下，越南战争关乎“国家安全”的说法，尽管很难证明，却被广泛接受。使“国家防卫”论据在为我们在波斯湾的军事存在辩护时无效、甚至显得半心半意的原因，是它与美国外交政策的主导原则不相容：监管国际法。实际上，美国代替联合国与伊拉克进行外交谈判，而公众却无动于衷，这一点便显出了这种道德姿态的成功。一旦针对伊拉克的联合国决议和制裁获得批准，美国就被当作联合国的代表，不但负责组建军事联盟，也几乎包办与伊拉克的全部外交谈判。即使第一次海湾战争已随着伊拉克接受1991年3月3日正式停火而结束，联合国仍在讨论支持联军驻留伊拉克北部的新决议。 第一次波斯湾战争宣告美国成为国际法的仲裁者；联合国本来或许最适合在“全球新秩序”中获得新的权力和权威，但在公众心目中，它似乎比冷战时期还要无足轻重。在这一点上，“越南效应”使乔治·H. W. 布什总统能够通过坚称 五角大楼“不会绑着一只手打这场战争”，重申自己作为三军统帅的权威。乔治·H. W. 布什的隐喻再一次十分重要：在这里，他暗中把国会关于越战进程的辩论--尤其是导致1971至1973年间削减战争经费的辩论--判定为我们失败的原因。在修辞上把越南战争孤立起来，效果就是重新确认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到波斯湾危机，美国外交政策一直具有连续性、一致性与正义性。这遵循的是罗伯特·迪瓦恩所谓的“泥潭论”的逻辑；这一理论曾由小阿瑟·施莱辛格和戴维·哈尔伯斯坦在越战期间提出：“施莱辛格的泥潭论，尽管谴责美国介入，却仍免除了美国领导人的任何真正责任。一切都是意外，是一连串悲剧性错误，但并不要求重新考虑美国的冷战政策，也不要求彻底重新评估相关人物与决定。”[^n047] 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越战老兵的政治诉求，即将连同“越南”这个名字本身一起，从美国议程上被抹去；他们总体上的反应，却像是终于迎来了等待十五年多的“欢迎回家”。除了“越战老兵反战协会”（VVAW）等组织之外，大多数越战时期的退伍军人都组织并参加了支持战争的示威，还帮助“支持我们的军队”这一情绪化口号席卷全国，分化抗议者。“美国越战退伍军人协会”（VVA）最初成立，是因为越战老兵被“海外战争退伍军人协会”排斥在外，并为了给老兵的政治、经济诉求提供支持渠道；但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VVA的地方分会却成为亲战示威的集结点。任何挑战这一口号本身的努力，都遭遇激烈反对。人们试图提醒公众，许多越战时期老兵仍患有由战斗造成的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而英国福克兰战争老兵也有同样遭遇，这些提醒都遭到断然拒绝。在一个只有感情才说得通的时期，对人的“支持”与对战斗行动的“反对”之间这一基本区别，也被认为“太知识分子气”。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创伤后应激障碍”一词几乎未被提及， 只有CNN在中午播出的一则简短专题报道例外，其中采访了越战和福克兰群岛战争的退伍军人。实际上，许多近年战争老兵遭受的这一严重障碍，被重新诊断了。特别是越战时期老兵的“创伤”，不再指战斗的心理后遗症，反而似乎被追溯性地解释为美国公众当年未能“支持军队”。 在这些情绪之中，对于越南在美国文化中的意义，仍存在隐含却可以辨认的“论证”。支持战争的老兵，无条件支持波斯湾部队，却忽略创伤后应激障碍等关键问题；这实际上是在暗示，我们当年在越南并非为胜利而战，而只是为了在东南亚维持一种象征性存在，以抗衡苏联与中国的挑战。他们实际上赞同某种版本的“僵局论”；这一理论最具代表性的阐述者是丹尼尔·埃尔斯伯格--当然，对支持战争的老兵而言，他是个不大可能的政治盟友。他指责杜鲁门、艾森豪威尔和肯尼迪三位总统，试图同时应付相互矛盾的要求：既不让越南落入共产党之手，又不使美军投入一场在越南不可能获胜的地面战争。[^n048] 越战老兵对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的强烈支持，加强了乔治·H. W. 布什总统避免重陷历史陷阱的决心；按照“僵局论”，约翰逊总统从前任们在越南含糊不定的外交政策中，继承的就是这个陷阱。越战老兵在为总统欢呼、支持海湾战友时，似乎忽略了一点：越南战争及其给众多老兵带来的后果，正在被从美国外交政策的历史地图上抹去。无论叫“泥潭”还是“僵局”，越南终于获得了某种“解释”；这正是美国政府自1968年春节攻势至1990年始终费力追求却未能做到的解释。从始至终，政府想要的，都是一种能使我们先孤立、再忘记“越南”的说法。 在这些条件下，美国人民不只是“忘记”越南，而是像总统及其他政府官员一样，以某种集体压抑的方式，反复否认越南。这种广泛否认，也帮助公众否认这场短暂战争的杀戮。对于这场六周战争中平民和伊军伤亡的粗略信息，几乎没有美国公民表示过多大关切， 尽管这些数字，是美国在越南九年作战中所受伤亡的两至三倍。[^n049] 有些人把这一切视为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狂喜，另一些人则批评它是本国长期不容政治异议的危险症状；但无论如何，我们在越南的外交政策错误，与我们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的行为之间的相似之处，几乎完全被忽视了，尽管官方修辞中的“越南效应”无可回避，而新闻界和普通民众又如此娴熟地模仿着它。 我们输掉越南战争，是因为没有和平计划。我们在1965年派兵登陆岘港之前，就已经输掉越南战争，因为我们彻底误解了南越和北越的政治局势。1954年，我们输掉越南战争，就如同法国在奠边府战役中失败一样彻底；因为正是在那一年，我们擅自接过了决定越南与东南亚政治未来的权力。怀着最良好的意图、最高尚的情感，我们接手了法国在印度支那推行一个世纪的殖民事业。当然，我们的殖民主义不同于此前许多入侵越南的国家。我们不像法国人那样想要他们的乳胶或锡，也不像日本人那样想要他们的硬木或大米；我们要赢得民心。我们想要一个“势力范围”，以“平衡”苏联和中国在亚洲的影响。我们大声而不知疲倦地谈论政治自决、经济自立和民主制度，却把越南及东南亚其他地区仅仅视为一场复杂的势力均衡政治游戏中的“多米诺骨牌”。我们的宏大野心使越南、柬埔寨和老挝的政府与社会陷入动荡，但我们对这些地方的人民知之甚少。我们也不想多了解他们。 1990年末，当我们把庞大军事力量调往波斯湾时，我们无法理解，为何摩洛哥、约旦、埃及、马来西亚，以及中东和世界其他地区所谓“第三世界”国家的示威者，对我们出于善意进行“正义战争”、以“惩罚”和推翻独裁者与侵略者萨达姆·侯赛因的努力，如此愤怒。萨达姆·侯赛因不是胡志明那样的民族主义领袖。1990年8月2日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也不能与越南人民为把法国人、日本人、英国人和美国人赶出自己国家而进行的斗争相比。 在这些方面，乔治·H. W. 布什总统说得对：这场战争不是另一个越南。波斯湾战争并非作为一种新殖民主义行动而发动，去反对民族解放阵线、临时革命政府和越南共产党那样的民众民族主义运动。然而，反对联军驻留海湾的大规模示威，似乎一致反对外国干预，尤其反对联军所代表的美国与欧洲军队的干预。 总统主张波斯湾军事行动并不是西方帝国主义又一实例，其论证的关键部分，是军事联盟的强大。对许多自由派而言，联盟“团结在一起”的事实，足以证明我们在海湾的目标，是更大的“集体安全”政策的一部分，即各国联合起来维护国际法。正如哈罗德·迈耶森在第一次波斯湾战争期间所指出的，面对萨达姆·侯赛因的扩张主义，越南战争造成的美国左派内部裂痕呈现了新的特征：“托德·吉特林把左派的这一翼称作‘集体安全一帮’--其中既有支持战争者，也有反对战争者；他们相信应对伊拉克采取某种国际行动，美国在其中可以有正当角色，但他们反对建立新的‘美利坚治下的和平’--以区别于‘反帝国主义一帮’，后者是把美国不干预原则提升为普遍原则的反战者。”[^n050] 然而，“集体安全”论点往往混淆了联合国的程序--在此历史情境中就是联合国决议--与一群决定按国际法的最佳利益“采取行动”的国家所作的决定。联合国决议并未授权轰炸伊拉克或占领伊拉克南部。这些军事决定，是由美国组织的联盟作出的。从一开始，“联军”就明显是“美利坚治下的和平”的幌子。 我们本应把从“联合国”到“联军”、再到“美国”的修辞滑移，认作一种历史的似曾相识。1954年，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与艾森豪威尔总统组建了一个联盟；杜勒斯起初称之为“联合行动”，后来又改称“东南亚条约组织”。两者的目标都是“保障东南亚的安全”。在越南战争中，两者都没有证明自己十分有效。 诚然，“联合行动”的某些成员--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及东南亚条约组织的某些成员--例如韩国--派遣了象征性部队、顾问，并提供军事援助，支持越南共和国军（ARVN）和在越作战的美军。但这些“联盟”在政治上并不有效；它们不是以合理的政治与外交方案为基础的强大组织，无法解决欧洲殖民主义在东南亚留下的众多问题。它们只是美国拼凑起来、为其在越南的行为提供正当性的象征性联盟。 “联合行动”和东南亚条约组织，与为第一次波斯湾战争组建的联盟之间，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虽然参与联军的中东国家数目令人印象深刻，但其中相当一些并非民主国家，例如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问题不仅在于，我们再次以对抗另一个压迫政权--萨达姆·侯赛因和伊拉克军国主义这一“更大的恶”--的“利益”为名，与压迫性政权站到一起；更在于，我们把这些政府的支持误当作其人民的支持。例如，土耳其官方支持我们在波斯湾的行动，但普通土耳其公民的民调并不支持这一立场；他们大多反对土耳其卷入这场战争。对于开罗街头的埃及人、大马士革的叙利亚工人，我们听到了多少声音？少得可怜。他们是否认同那些“联盟”伙伴--埃及和叙利亚--及其领导人胡斯尼·穆巴拉克与哈萨德总统的观点？这些国家的人民无法接触大众媒体，也没有有效投票手段反对本国政府参与我国的军事联盟，因此只剩示威这一表达不满的方式。但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他不会被这些示威“动摇”，它们也不会对我们的国家“决心”产生“影响”。较为传统的西方帝国主义的一项典型特征，就是拒绝倾听人民的利益诉求，转而只同不民主的统治者打交道；众所周知，这些统治者常会发现，“外国利益”正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 正如我们在东南亚条约组织的联盟中建构出某种政治“虚构”，我们也操纵了联合国的“共识”；并非操纵它对伊拉克入侵科威特的谴责，而是操纵联合国要求伊拉克撤出科威特的 最后期限，以及它对美国政府作为联合国外交代表的默许授权。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在最后关头抵达巴格达，试图同伊拉克谈判和平解决方案时，受到的待遇仿佛只是一名中级美国外交官。伊拉克对联合国秘书长的反应，准确反映了他自己在外交谈判中已经接受的次要角色。 1954年在日内瓦，当法国与越南表面上正在拟定《日内瓦协议》时，美国由杜勒斯和其他高级外交官代表。虽然我们声称只是“观察员”，却积极参与了《日内瓦协议》的起草，但拒绝签字。拒绝签署之后，我们便进而无视其中的规定，尤其是协议签署两年后在越南举行自由选举的要求。1954至1973年间，南越政治局势日趋不稳，除了吴廷琰、阮庆、阮高祺和阮文绍那些明显舞弊的选举外，1954年后越南从未举行过“自由选举”。然而，我们为何不鼓励这些南越政府举行此类选举，却去打一场不可能获胜、最终只实现了我们最可怕噩梦--整个地区陷入动荡--的战争？在针对吴廷琰的政变成功、他本人遇刺之前那些年，我们的理由很简单：吴廷琰治下的南越政府还不够稳定。对于稍加留意的人，当时几乎无需翻译：吴廷琰政府不受欢迎；在他执政九年间，南方只要举行任何自由选举，他就会被选下台。 从1975年越战结束至今十六年，我们是否有效克服了越南的错误？尽管官方声称，这一联盟代表中东反对萨达姆·侯赛因、支持外国干预的立场，但它显然是美国的产物。即使联军中的欧洲和中东成员撤出，或拒绝越过沙特阿拉伯与科威特之间的边界，美军也显然足以完成我们的军事目标。作战部队的70%由美军提供； 绝大多数空中出击由美国飞机执行。联盟显然只是美国军事行动的一层薄薄伪装。 我们派兵中东，是为了反制该地区看似出现的政治动荡；这种动荡，被比作东南亚“多米诺骨牌”的“倒塌”。然而，有充分证据表明，我们采取这一行动时，对其政治后果所知不多。当外交仍有可能时，乔治·H. W. 布什总统不厌其烦地坚持，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拉克占领科威特之间“不得挂钩”。然而，甚至在地面战开始之前，总统便在1991年1月的“国情咨文”中宣布，巴勒斯坦问题的“某种解决”，将成为战后和平安排的必要部分。支持我国政策的人或许会说，我们从一开始就打算谈判和平解决以巴争端，只是要等到我们在地区内取得强势地位之后。 然而，乔治·H. W. 布什总统本可以在1月15日最后期限到期之前，宣布这样的意图；至少，这样可以加强美国在外交谈判中的地位，赢得阿拉伯人民更广泛的支持。假如我们明确提出建立巴勒斯坦家园、保障其在该地区政治和司法权利的计划，并迅速与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展开谈判，那么，我们本可以在该地区赢得更多可信度，削弱萨达姆·侯赛因把巴勒斯坦事业挪为己用的努力。简言之，我们本可以利用自己在这场危机中的影响力，推动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开展严肃谈判，而不受萨达姆·侯赛因的要求和科威特未来问题所牵制。我们在巴勒斯坦问题上缺乏积极政策，既体现在我们对巴勒斯坦问题与中东稳定是否“相关”的含糊态度，也体现在战后除了支持就此召开多国中东和平会议之外，没有更多作为。我们刚刚参与了一场重新安排中东政治力量平衡的军事行动，却在1991年采取一种“没有立场”的立场，对也许是中东最重要的议题--巴勒斯坦人的命运--应如何解决不置可否。这种含糊，如果还不算公然的外交政策欺诈，也最令人想起越战期间我们在东南亚的优柔寡断。 如果我国政府希望仅仅赞同巴勒斯坦家园问题获得“和平解决”的“可取性”，就能保持一种“象征性”立场，那么，我们或许便能理解，为何此后二十年间，以巴问题的任何解决都陷入政治僵局。这二十年的历史证明，我们确实已滑入中东的“泥潭”；要摆脱它，并不比逃脱我们在东南亚二十年间主动跳入的政治陷阱容易。 两伊战争结束以来，我们对萨达姆·侯赛因的反对，从“关切”他在地区内不断增强的军事力量，发展为赤裸裸的妖魔化。战争期间的海报上，萨达姆头像被套上靶心，并配有口号：“现在，这是私人恩怨！”随着战争狂热在国内蔓延，关于萨达姆“命运”或“未来”的争论也相应增多。战争展开之后，人们不断讨论，美军是否将萨达姆·侯赛因本人列为目标，以及是否应该“终结”他。杀死萨达姆·侯赛因是否“道德”、是否“合法”的讨论，抢占了中心位置，挤掉了本该由国务院和美国公众思考的另一个更合理问题：当代伊拉克还有哪些其他政党，又有哪些其他具有执政可能的政治领导人？ 任何记得吴廷琰及其弟弟吴廷瑈遇刺前那些年的人，都会在这种对“清除”萨达姆·侯赛因的痴迷中，发现某些令人不安的相似。民族解放阵线创始人之一张如磉，在《一个越共的回忆录》（A Viet Cong Memoir）中抱怨，美国政府从未去熟悉吴廷琰统治南越期间发展起来的各种反对党中那些完全胜任的领袖。[^n051] 正如他指出的，我们接受了吴廷琰与吴廷瑈对这些反对派领袖和政党的歪曲，把他们当作“共产党”；然而，1954至1963年的南越，尽管吴廷瑈竭力用秘密警察压制每一丝政治异议，却仍活跃着种类繁多的政治群体。即使亨利·卡伯特·洛奇和国务院其他人已经明白，吴廷琰与吴廷瑈政府必然垮台，我们也几乎没有尝试辨认反对派领袖，更不用说鼓励他们。对张如磉而言，美国外交政策的这一失败，反而 加强了为反对吴廷琰政府而结成的政治团体联盟。实际上，我们蓄意无视南越那些可能获得民众支持的政治替代方案，帮助民族解放阵线成长为一个有效的政治组织，并最终成为取得胜利的军事组织。 同样，我们似乎忽略了伊拉克境内可能存在任何反对萨达姆·侯赛因独裁统治的正当政治反对力量。与此同时，我们却鼓励“人民”起义，推翻萨达姆·侯赛因和复兴党。这类矛盾信息，导致乔治·H. W. 布什总统最近在库尔德难民困境上陷入尴尬；大多数难民正在逃避伊拉克军队对一场叛乱的镇压，而这场叛乱明显受到中情局广播的鼓励，广播呼吁公开革命，反对萨达姆·侯赛因。伊拉克南部什叶派穆斯林的起义受到的关注较少，尽管同样遭伊军无情镇压；但美国政府的“政策”，似乎再一次反映出越战时代的犹疑。毕竟，对布什政府而言，“什叶派”就等于“伊朗”，而这意味着地区力量平衡会出现更危险的“失衡”。我们又一次没有去辨认那些具有民众支持、并有更好施政计划的领袖，而是关注起我们在越战时期学会勾画的外国政治与问题的“漫画”。 战争期间，关于美国战后在海湾的外交政策，唯一的线索，是国务卿贝克计划设立一家“中东银行”，为伊拉克重建提供资金。有人开玩笑，说这倒是解决美国银行业危机的聪明办法；但明显的含义是，面对战后的政治危机，这就是国务院唯一能提出的想法。越南的教训似乎再次被遗忘。我们为支撑吴廷琰摇摇欲坠的政府，给予他巨额对外经济援助，却大多浪费在仓促推进南越工业化，以及“建设”一支有装备却无民众支持的军队上。关于美国对越经济援助，一个经久不衰的神话是：从最后关头对法国的经济支援，直到1975年撤离西贡，这些援助都被腐败官员挥霍掉了。然而，美国对南越援助的真正浪费，源自我们 误解越南经济与人民的需要。正如乔治·赫林在《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中指出的，1955至1960年美国对南越的援助，最初帮助稳定了南越政府；但比例失衡的军事援助与迅速推进南越工业化的努力，“对促进经济发展或改善村庄生活条件几乎没有帮助，而南越90%以上的人口居住在那里”。[^n052] 我们热衷于仿效发达国家，加强吴廷琰以城市为中心的中央统治，却忽略了越南经济和政治的乡村基础。 贝克“中东银行”的资金将如何分配？在越南，我们把建筑物、工厂和消费品，同“文化”这个含混词语所指的东西混为一谈。尽管萨达姆·侯赛因奉行军国主义、追求扩张目标并实施暴政，在他入侵科威特后的数月里，却在中东享有相当可观的民众支持。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我们不会被这样的民众示威“动摇”，仿佛它们只是某种“集体歇斯底里”，印证着我们关于“阿拉伯大众”最糟糕的族群中心主义幻想。然而，那些示威中似乎非常明显的，是对地区财富分配不公的抗议；无论财富是以石油、工作、土地，还是仅仅以“声音”来衡量--所谓声音，就是中东那些实际上不为西方所听见的众多社会与政治群体，获得某种承认。 从这一角度看，中东如此多人民的贫困，与该地区巨额财富相比尤其触目惊心；一家“中东银行”，无论抱负多么全面，真能显著缓解这种贫困吗？埃及、沙特阿拉伯、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叙利亚以及联军中的其他阿拉伯国家，已经从第一次波斯湾战争中获得经济收益。然而，约旦显然将因为保持中立，以及侯赛因国王抗议轰炸伊拉克造成平民伤亡，而在经济上遭到惩罚。即使在引发民众同情的情形中，例如库尔德难民的困境，未来在经济上能够指望的，也不过是基础设施，哪怕我们宽厚地假定，这种“重建”将完全无私地为伊拉克人民的利益而进行。谁来重建 科威特？这项工作不需要任何“中东银行”。科威特虽是世界最小的国家之一，却也是世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第一次海湾战争尚未结束，科威特流亡政府就已发放价值500亿美元的重建合同，几乎全部给了美国公司。美国将重建科威特，因此，美国不可避免地将成为科威特的经济与军事统治者。在这方面，我们将接替英国：英国1914至1961年把科威特作为保护国统治，1961至1963年保护科威特免遭伊拉克领土主张的侵害，并促成科威特王室与英国石油、盖蒂石油及日资“阿拉伯石油公司”之间的协议；这些企业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分享着科威特的石油财富。想到20世纪80年代美国银行业那些荒诞的丑闻，我国政府竟提议带头建立一家能够“解决”该地区战后问题的“中东银行”，实在显得可笑。 我们将如何保护这个小国，使其免遭伊拉克，以及海湾地区未来侵略的威胁？唯一的办法，就是在伊拉克扶植一个傀儡政府；它对美国利益的顺从或忠诚必须十分明确，这样我们才能把大部分军队从几乎必然成为战后伊拉克“占领区”的地方撤出。谁来“拯救”伊拉克人民--战前有1,750万人，而他们此刻已经开始挨饿，开始承受水源污染带来的疾病与瘟疫；他们的医生缺乏最基本的医疗用品，他们没有燃料煮熟仅有的一点食物，也无法净化从臭水塘和炸弹坑里收集来的水？不必说，我谈的只是幸存者，并非那些被炸毁建筑中的尸体、可怕瓦砾堆中的死者；五角大楼与萨达姆·侯赛因共同实施的“审查”，几乎把这些尸体从我们脑海里抹掉了。当然，难民已透露出一些迹象：即使是在“智能炸弹”和“非平民目标”的说辞之下，平民伤亡的人数终究会曝光，到那时，其绝对数量将使我们震惊。我几乎不必提醒各位，“附带损害”指的是人。 当然，美国将承担人道援助责任，也理应如此；但这种人道工作，无论能带来多少好处，仍将确保我们在可预见的未来 维持对伊拉克的政治势力范围。像吴廷琰一样，某个怀有善意、却几乎不受欢迎的伊拉克人，将被“选中”，使国家恢复经济稳定，让幸存者回归“正常”生活。当然，这样的领袖将依赖西方财政支持；无论本意多好，他都将是一个被收买的人。那么，伊拉克和科威特的邻国又会怎样？在导致这场灾难性战争的五个月外交谈判中，乔治·H. W. 布什总统拒绝容许他所谓的“挂钩”。但战争本身将迫使中东各国形成新的关系，我们又怎能忽视“挂钩”的问题？1965年美军登陆越南后的那些年，当人们明白我们并非仅仅派出“顾问”，而是在积极替南越政府作战时，同样的问题也曾被提出。柬埔寨、老挝、泰国将会怎样？我们知道，在轰炸民族解放阵线和临时革命政府沿柬越边境的庇护地之后，我们对红色高棉在柬埔寨的军事胜利，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我们知道，红色高棉政府对300万柬埔寨人实施的种族灭绝，是越南战争的“疯狂”蔓延到柬埔寨的后果。 一位老练的世界领导人，真能拒绝考虑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与该地区各国过去五十年来其他战争和领土野心之间的“政治挂钩”吗？事实上，外交政策难道不就是努力把不同国家利益“联系”起来吗？“挂钩”如今已不可避免，即使是乔治·H. W. 布什总统五个月前认为最不可想象的那个具体“挂钩”：科威特问题与巴勒斯坦问题，以及250万无家可归的巴勒斯坦人之间的“挂钩”。在1991年的“国情咨文”中，总统提出，某种巴勒斯坦问题解决方案必须成为战后和平安排的一部分；至少出于这样一个务实理由：如果不处理巴勒斯坦及其人民的问题，该地区就不会有持久和平。如果乔治·H. W. 布什总统如此清楚这一点，那么，在他下令开始军事行动之前，这又为何会成为一个有争议的问题？ 乔治·H. W. 布什总统拒绝哪怕考虑巴勒斯坦问题与伊拉克入侵科威特之间的任何“挂钩”，却启动了一项使广泛“挂钩”几乎不可避免的军事政策。萨达姆·侯赛因的军事政策，当然依赖这种政治“挂钩”；它们很可能给我们的联盟带来灾难性的军事后果。1991年1月16日空战开始后，约旦国王侯赛因愤怒地抗议这一军事行动及不断增加的平民伤亡。战争开始后，约旦人表达了对伊拉克人及萨达姆·侯赛因的强烈支持。我们的回应，是威胁削减对约旦的援助，并轻视约旦陆军与空军构成的“军事威胁”。与此同时，伊拉克把剩余空军中的很大一部分转移到伊朗基地，而我们也轻视伊朗境内伊拉克飞机的“军事威胁”。然而，普通伊朗公民却越来越同情伊拉克人，并对其西部边界之外持续不断的无情轰炸感到愤怒。难道我们只应害怕约旦和伊朗站在伊拉克一边参战吗？不，我们更应害怕的是持久的政治后果：我们的军事政策，已经在约旦和伊朗人民心中造成根深蒂固的对美怨恨。即使他们不加入军事冲突，我们又能确信，在民众日益反对美国在波斯湾行动的情绪中，他们的温和领导人--侯赛因国王和拉夫桑贾尼总统--仍能在政治上生存下去吗？ 我们在这场战争中的军事政策很可能正在创造的可怕未来，与东南亚曾发生的事情有着清楚的对应。如果这个未来哪怕接近我所勾画的图景--一个伊拉克版吴廷琰，或者更糟，一个由美国经济援助和军事支持撑起的伊朗沙阿--那么，我们已知道其后果。中东不会有和平；在法国、英国、如今又是美国殖民主义之后困扰该地区的战争，只会进一步加剧。或者，比公开战争更可怕的，是更多未被公开报道的政治恐怖可能上台掌权；我们谴责萨达姆·侯赛因实施这种恐怖，却曾支持沙阿及其秘密警察萨瓦克以铁腕统治伊朗长达四分之一个多世纪。 越盟在奠边府奋战，争取一场伟大的军事胜利；武元甲将军知道，它将主要服务于政治目标。当然，那是 一场真实的战役，双方都付出惨重伤亡，也都表现出非凡英雄主义；但越盟、武元甲与胡志明明白，它主要是一场象征性胜利，加强了他们在日内瓦的谈判地位。同样，1968年的春节攻势，对民族解放阵线及支持它的北越共产党而言，都是一场军事灾难。它几乎没有取得什么成果，除了顺化发生的暴行以及这座古城遭受的摧毁。海军陆战队以惨重伤亡夺回顺化，但他们终究收复了那块地方。驻越美军并不是神志恍惚、因反战抗议者而士气低落，或在军事行动中犹豫不决。我们赢得了战斗，却输掉了战争。因为战争尚未开始，我们就已经输掉了和平。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我们同样暴露出对当地政治的彻底无知；或者说，那只是对两个地区一种蓄意的漫不经心，以及对其原住民和地方政治缺乏兴趣。归根结底，这似乎才是我们在越南失败的原因。我们的“东南亚”专家数量庞大，遍布国务院和美国各地大学。但似乎没有人对越南复杂的政治分裂、不同地方领袖，以及族裔和宗教多样性，具有哪怕最起码的理解。我们把外援倾注于吴廷琰鼓励的工业化与城市化项目；他是一位城市天主教徒，同时也有深厚的民族主义情感。我们忽略了越南的农业传统，而这些传统在土地富饶肥沃的南越尤其重要。我们同受过欧洲教育的知识分子打交道，他们往往是对西方生活方式怀有矛盾向往的世界主义者；我们把乡村农民及其农业视作“无足轻重”。在我们的全球外交政策框架中，他们几乎不重要；但在越南，他们是获得民众支持的关键，也关乎我们自身的民主价值。我们从未赢得他们的“民心”，因为“村落迁居计划”和“凤凰计划”等项目，把他们数百年的传统与价值，视为需要我们启蒙的“原始”人民所遗留的残迹。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及其后，我们在伊拉克、科威特、约旦以及中东其他地方，重复了这种傲慢模式。沙特阿拉伯、埃及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盟国，承受了与我们结盟的后果：我们以帝国意志坚持推行现代技术官僚式的 “文明”，把它当作解决地区问题的政治方案，而这些问题恰恰被欧美帝国主义加剧了。 战争初期，大多数美国人都同意，政府施加的新闻审查符合我国的“最佳利益”。地面战开始后不久，一位致信《洛杉矶时报》的读者抱怨CNN对海湾军事行动的报道，写道：“难道没人记得二战时那句老话：‘闭紧嘴巴’？”我不赞同我们应接受这种审查，尤其当它意味着让我们对伊拉克和科威特的伤亡一无所知时。但即使假定这种军事审查确有必要，难道对我们的和平政治计划进行事实上的“审查”，也能获得同等辩护吗？如果这些计划合理，尤其当我们所谓“合理”包含对中东多样人民利益的考虑，那么，我们难道不应该广泛公开它们，以争取那些如今似乎一天比一天更恨我们的人的支持吗？合理的和平计划，难道不会帮助战争更快结束，更有说服力地推动那场美国政府鼓励我们相信很快就会在伊拉克发生的政变吗？唉，越南战争中也是一样。我们的政府鼓励我们相信，“隧道尽头的光明”将来自越南共产党的“内部”分裂、北越与中国之间的分歧，甚至胡志明的健康恶化与即将去世。我们的希望，像中情局那项臭名昭著的计划--在菲德尔·卡斯特罗的雪茄和胡须上下毒--一样荒诞而阴森。 抑或，事情一如往常：第一次海湾战争结束时，美国没有有效的和平计划，想象不出任何能够把军事行动转化为具有持久意义的人道与社会行动的“联系”？对于上文所勾画的那种令人恐惧、紧张不安的“和平”前景，我提出自己的替代版本。承认“全球新秩序”并不只是美国利用俄罗斯和中国的问题、重申在世界事务中同样陈旧的美国主导地位的时机，而是一个真正的机会，让我们能够创建一个“联合国”，通过它本来要代表的人类多样性来进行治理。废除“安全理事会”。取消否决权。让每一个获准加入的国家都有一票。对于军事侵略等问题，要作出有力且有约束力的决定， 应以达成共识为目标。建立一支真正多国参与的维和部队，由参与国家按比例分担责任。让这个新的联合国，就那些明显具有国际后果的问题谈判解决方案；并让同一个联合国，把主要具有地方性后果的其他问题，交给由该地区最直接受影响国家组成的“小组委员会”：在此情境下，就是由联合国召集，并按照联合国制定的一般规则和指引进行的中东会议。实际上，就是赋予联合国权力，去辩论并最终决定那些对世界共同体有影响的法律、领土和经济问题。简言之，不要派詹姆斯·贝克三世以联合国的“名义”前往日内瓦，与塔里克·阿齐兹谈判。有过1954年的《日内瓦协议》之后，谁还会相信这样的虚构？否则，那些最后关头的外交努力，为什么会如此迅速而可笑地崩溃？ 也应赋予联合国经济权力，使这一国际机构能够对侵略国实施长期、有效的经济制裁。关于国际联盟、继而联合国，如何未能带来这种达成全球共识、以法律和经济方式解决争端的新办法，所有这些论调，目前都必须暂且放下。我们此前从未尝试建立一个超越“势力均衡”政治逻辑、脱离欧洲殖民主义框架，或处于冷战结束之后的国际裁决机构。我们现在拥有这样的机会。[^n053] 如果这样的“和平解决方案”让你觉得天真、不可行，或不切实际到无可救药，我请你再考虑一个因素。那些反对这场战争的人，曾不断遭其他忧心的公民以反问方式质询：“但我们能做什么？”这一问句隐含的答案始终相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对伊拉克采取军事行动。”然而，在军事行动开始之前，我们与联合国本来有许多和平选择，其中没有一个获得合理的机会去发挥作用。 乔治·H. W. 布什总统坚称，我们不会在波斯湾“绑着一只手作战”。我们也不会失去“把事情做完”的“决心”；按照这一逻辑，那就是我们在越南“没有做完”的事。 但乔治·H. W. 布什总统在这两点上都错了。让双方的年轻男女迎着智能炸弹与导弹、艾布拉姆斯坦克与地雷--简言之，让脆弱而珍贵的人体迎着四处飞射的锐利金属碎片--这恰恰就是“绑着一只手作战”；被绑住的那只手，本来能够伸出人性的触摸，表达一种同情。这种同情不是给予萨达姆·侯赛因这样的独裁者，而是给予在这场战争中承受最大苦难的1,750万伊拉克人，以及中东那些无家可归、流离失所、贫困不堪的人们；他们在绝望中，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英雄。 把“战争”想象成“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只不过是彻底无视越南战争的教训。对一些人而言，是我们从越南的不光彩撤退--无论指1975年从西贡的屋顶撤离，还是1973年从巴黎和谈退出--导致了当代越南的压迫性政权。但正是我们在那场战争中的行为，把越南民族主义运动中最优秀的头脑与人才，丑化为粗俗的共产党、“人民的敌人”，与此同时，却支持一连串恶棍、骗子与自大狂。 越战老兵会告诉你，战争从来不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对于那些曾在越南战斗与服役的人，战争永远不会结束。对于死在那里的58,000名美国人，返乡后自杀的75,000人，估计在战争中丧生的200万越南人，承受苦难的家庭，以及我们这场丑陋战争各方至今仍遭受创伤后应激障碍折磨的老兵--对于他们以及许多其他越战幸存者--这场战争无论在战场上进行得多么“迅速”、多么“外科手术式”，它所对应的仍是越南：那场我们因为无法说清和平而输掉的战争。和平不是在战争结束时缔造的，而是在战争开始之前。所谓“正义战争”，假如这一概念可能成立，并不取决于晦涩的伦理争辩，而取决于这场战争将带来的和平承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衡量双方兄弟姐妹付出的代价。 我们没有中东和平计划，没有关于该地区未来的“政策”，除非那是五角大楼和政府行政部门办公室里拟定的“秘密”计划。在我们的历史中，我们太多时候知道如何发动战争，却无法想象和平。在短暂的历史中，我们已经作战217次，只有七次得到 国会批准的宣战。我们必须抗议的，不仅是战争的进行方式，也包括我们未能追求和平。我们不应为了“赢回”在越南输掉的战争而来到波斯湾；我们应来到波斯湾，赢得我们从未在越南找到的和平。 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哈罗德·迈耶森认为，中东持续的危机既不像第二次世界大战，也不像越南战争；他坚持说，反对第一次海湾战争的人应“坚持一种植根于当下的政治”。[^n054] 迈耶森明智地指出，我们应避免那些使我们忽略全球冲突具体情境的历史类比。把萨达姆·侯赛因比作阿道夫·希特勒，把入侵科威特比作纳粹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会通过混同不同独裁者、时代、地区与人民，造成混淆。同样，我们也不该急于忘记过去的教训，尤其是越南这样沉痛的教训。这些教训，不仅应由迈耶森认为已“分裂”的美国左派加以研究，也应由所有宣称在这场为期六周的波斯湾战争中取得短期胜利的人研究。除非我们阐明详细的外交政策，回应国内外在政治和经济上被剥夺权力者的关切，并学会同其他文化、而不是同政治名人打交道，否则，我们注定会陷入一种由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争构成的“全球新秩序”--这正是乔治·H. W. 布什政府的流行口号。让我们记住：反对越南战争，并不是输掉这场不可能获胜、且不道德的战争的原因；它只是异议与辩论的一种表达，而异议与辩论才是民主和理性爱国主义的真正标志。沉默与遗忘，已经太多次成为历史上最可怕时代的先声。 ### 后记：2010年 近二十年之后、距离“9·11”已近十年，再读前面这些文字，令人不寒而栗：早在1991年就已经如此清楚，中东尚未解决的问题--其中大多数来自欧美殖民干预在该地区留下的后殖民影响--只会被联军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中的军事行动进一步加剧。文章并未明确预见基地组织的出现，但鉴于我们外交政策如此短视，把萨达姆·侯赛因当作可以孤立起来、纯靠武力控制的独裁者， 某种以政治和军事方式抵抗西方的组织，似乎几乎必然会出现。最后一段预言的无休无止的“小规模战争”，如今已成为我们的外交政策和日常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影响着众多美国人，以及伊拉克、约旦、叙利亚、加沙、巴勒斯坦、黎巴嫩、以色列、埃及、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菲律宾人民的生活。这些战争及其持续的后果，正在摧毁我们引以为傲的经济；与此同时，一些美国人却采取一种奇怪地违背民主的做法，把我们的新帝国主义作为一种美德或“成功”的标志加以“庆祝”。实际上，我们似乎正站在崩溃边缘：世界史上几乎每一个致力于通过一连串战争来维持其不断扩张帝国的强权，都曾遭遇这种崩溃。写下这些文字时，贝拉克·奥巴马总统正努力让美国摆脱伊拉克和阿富汗两场代价高昂的战争；他自身的行政权威与自由派身份，正受到鲍勃·伍德沃德在刚出版的著作中所称《奥巴马的战争》（Obama’s Wars）的威胁。[^n055] 这本书甚至在出版之前，就已遭右翼记者谴责，称其助长了最初与“越南综合征”相关联的失败主义。[^n056] # 第三章 ## 在我们的时代里报道伊拉克 ## 序言：2010年 在美国版《在我们的时代里》（1925）中，欧内斯特·海明威在那些著名的短篇小说之间，穿插了一些简短的片段或“间奏”，其中许多涉及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及战前和战争期间欧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势。[^n057] 这些散文片段早一年已由威廉·伯德在巴黎的三山出版社单独出版，题为《在我们的时代里》（in our time，1924），是一次现代主义散文诗实验。[^n058] 为巴黎版手工排字时，伯德曾考虑给“每一页加上由新闻纸构成的边框，经过仔细选择，使其兼具装饰与图解的作用……这很适合一位年轻记者的书”。[^n059] 在美国版中，这些片段与尼克·亚当斯以及其他以美国中西部为背景的故事结合起来，被理解为一种间接的评论，一种现代主义的重写本（或许令人想起庞德对年轻海明威的影响），把动荡的政治与美国日常生活表面的常态联系起来。 因此，下文既受海明威《在我们的时代里》的间奏启发，也受他最初构想的启发：把一组近似新闻报道的短文写成先锋散文诗，意在震动读者，使他们多少认识到，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生活的人们将面临怎样的恐怖。威廉·伯德当时或许想到詹姆斯·乔伊斯《尤利西斯》（1922）中的报纸标题，以及约翰·多斯·帕索斯的《曼哈顿中转站》，尽管后一部小说直到1925年才出版。如今，高度现代主义通过吸纳新闻业的媒介形式（文字和图像），重新赋予其信息以功能，从而与新闻业展开竞争，这已是人们熟知的观点。 在我自己这篇关于第二次海湾战争的简短“新闻故事”中，我固然想提醒人们注意这一现代主义传统，但也想指出，在作为进步文化政治一部分的当代新闻写作中，学者可以发挥一种 略有不同的作用。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乔伊斯设想，改变新闻散文呈现的形式，也许就能让信息更有效地传达。多斯·帕索斯在《曼哈顿中转站》中隐含地提出，人们并不仔细阅读报纸，而报纸的版面把国际新闻与地方新闻混杂在一起。全球与地方之间的联系没有得到清楚的说明；这正是小说家的任务。然而，这种现代主义设想有赖于细心的读者：他们愿意花时间思考，一些迥异的事件之间究竟有何联系，例如海明威《在士麦那的码头上》所写的希土战争，与《印第安人营地》中美国中西部的欧美裔与美洲原住民关系；又如1920年代曼哈顿的生活，会如何受到多斯·帕索斯《曼哈顿中转站》所涉及的围绕摩洛哥的殖民争夺的影响。[^n060] 但是，为能够理解西北非殖民地动荡的影响，或希土战争中希腊人被迫逐出士麦那--土耳其人将其改称伊斯梅利亚--后果的深思型读者写作，未必是政治行动者能够享有的奢侈。今天的媒体种类过多，处理新闻的速度过快，已使这种先锋派介入难以产生显著影响。当然，学者经常在报纸上撰写评论文章，作为专家接受电视、广播及网络新闻采访，利用自己的网站与博客提供另类新闻，并通过许多其他方式，承担我在第一章中主张我们所有人都需要不时承担的“公共知识分子”角色。 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积极参与社会行动的学者面临许多问题，包括人们将学者视为左翼、自由派、“政治正确”者或拥有终身教职的激进分子的刻板印象。大众对学者的成见也包含关于各个学科的陈词滥调，这些成见难以消除。大众传媒从业者向学术专家征求意见的方式也带有某种偶然性。问一位记者他或她是怎么“找到”你的，答案往往是通过系里的行政助理、另一所大学里想要躲开这项任务的朋友，或一次匆忙的网络搜索。如果学者行动者想要有效介入大众传媒，就必须理解这些变数，并学会适应它们。 2004年4月1日，四名黑水保安“承包人员”烧焦尸体的影像出现在世界各地新闻媒体上；在影像出现一天后，我应纽约长岛《新闻日报》一位记者之邀，撰写了下文这篇200词的答复，回应他提出的问题。[^n061] 如今，这一事件已成为众所周知的序幕：2004至2006年间，联军对伊拉克安巴尔省的费卢杰发动军事攻击，实际上摧毁了这座城市的大部分地区，迫使大多数城市居民流离失所。美国国防部雇用黑水保安公司，为伊拉克境内的后勤服务提供各种安全保障。该公司的雇员斯科特·赫尔文森、杰里（耶尔科）·佐夫科、韦斯利·巴塔洛纳和迈克尔·蒂格，驾驶公司的运动型多用途车，准备为费卢杰的军队餐饮服务运输任务担任警卫时，遭到伊拉克伊斯兰军成员袭击。他们的车被火箭推进榴弹摧毁之后，四名死亡的承包人员被拖出车外，尸体被悬挂在横跨幼发拉底河的一座铁路桥上。联军如今私下把这座桥称为“黑水桥”。那里烧焦的尸体以怪异的姿态悬挂着，这一场景迅速成为2003年3月联军迅速且看似成功地入侵之后，伊拉克冲突持续不息的象征。 鉴于后来费卢杰发生的军事事件，回头看，我接到的问题显得荒谬地琐碎：“一张图片抵得上千言万语吗？”[^n062] 这些军事事件包括“坚定警戒行动”：在黑水承包人员烧焦而悬挂着的尸体影像引发全球愤怒后不久开始，最终未能完成；还包括备受争议的“幻影狂怒行动”：于2004年11月开始，不仅造成广泛的城市破坏和人员伤亡，而且留下持久的环境损害。当然，这个问题还有更深一层的意思。《新闻日报》的编辑们想知道，一位研究战争再现的“专家”是否认为，这幅特定影像会在美国激起反战或支持战争的反应。他们还希望在4月1日中午前收到答复，以便修改后于4月2日刊登。 新闻业这种要求立即回应的做法，几乎不给人留下反思或研究的时间，这也正是乔伊斯、多斯·帕索斯和海明威以另一种文学回应来处理新闻业的原因。然而，在美国公众的想象中，第二次海湾战争正在接近尾声，尤其是在乔治·W. 布什总统于2003年10月29日在“亚伯拉罕·林肯”号航空母舰上发表那篇声名狼藉的“任务完成”演说之后， 《新闻日报》的约稿似乎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我得以引起人们对“战后”伊拉克日益累积的问题的关注。我将这一页评论题为《报道伊拉克》，借指爱德华·萨义德的《报道伊斯兰》（1981），尤其是其副标题：《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他地区的方式》。[^n063] 萨义德的主标题当然有双关之意：西方媒体如何以符合西方“东方主义”的方式，把伊斯兰刻板化；他在《东方主义》（1978）中对这种东方主义作出了著名的分析与批评。[^n064] 新闻媒体强调军事冲突给四名黑水保安“承包人员”造成的可怕后果，确实“掩盖”了联军无正当理由入侵伊拉克这个主权国家时，持续施加于伊拉克人的暴力。 我不仅试图把讨论的主题从“一张图片是否抵得上千言万语”这一陈词滥调式的问题，转移到媒体对伊拉克持续战争的“报道”上，而且试图让人们注意到第二次海湾战争中鲜少得到讨论的独立“承包人员”的使用。2004年，这个议题几乎还没有进入讨论，一般公众也不太知道黑水保安公司。埃里克·普林斯与阿尔·克拉克于1997年创立黑水保安咨询公司。从2003年至2009年，该公司作为一家私人保安企业和民兵组织，在伊拉克扮演的角色越来越有争议，直到2009年被伊拉克政府驱逐出境。黑水公司努力修复公众形象，却几乎没有改变其准军事战术；2009年，它改名为“Xe服务公司”，这一策略显然旨在妨碍人们独立地通过网络搜索其人员与公司结构；随后又于2010年6月8日挂牌出售。[^n065] 2004年，远在美国公众把注意力集中到伊拉克的“私人承包人员”之前，我很容易便进入了黑水保安咨询公司的网站，并能逐一浏览雇员姓名；这些人几乎全部是美国、南非及世界其他国家军队的退伍军人。美国国防部雇用这样的准军事组织，再用“私人承包人员”这一委婉说法对其活动略加掩饰，就能不受惩罚地行事，这令我警觉。我希望在这篇简短评论中提醒人们注意这个问题，正如报纸文章的最后一句所做的那样。 这篇文章“奏效”了吗？没有。如果我们仅凭以下事实判断：黑水保安公司此后又在伊拉克成功经营了五年，而其间埃里克·普林斯用公司创造的财富支持反伊斯兰、基督教原教旨主义事业。[^n066] 普林斯于2009年3月2日辞去Xe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职务，不仅在2010年6月8日将公司挂牌出售，而且在2010年8月18日迁居阿布扎比；正如一些人怀疑的那样，这是因为阿拉伯联合酋长国与美国之间没有引渡条约。[^n067] 编辑将这一页文章改题为《费卢杰影像将激起争论，但是……不会改变政策》，提出了一个他本想从我这里得到、却没有得到的结论。我对萨义德《报道伊斯兰》的借指也因此丢失了。而我的信息重点是伊拉克人对美国帝国主义的愤怒、黑水保安公司在战争中扮演的私人角色，以及有必要更好地了解入侵与持续暴力所造成的伤亡。 在另一种无法衡量的意义上，这篇200词的报纸文章确实发挥了作用，因为它在这些问题成为日常谈话与公共辩论的常见议题之前，就已提出了它们。黑水保安公司已被逐出伊拉克，丧失了信誉；再也没有人被“私人承包人员”这一委婉用语蒙蔽；很少有人还相信，入侵之后伊拉克发生的“内战”与我们的帝国主义没有直接关系；如今，各种来源都在提供有关第二次海湾战争及其后续伤亡的信息。 ## 报道伊拉克：2004年4月1-2日 对于最近四名美国平民在费卢杰遇害一事，新闻媒体应当展示什么？争论虽然围绕如何恰当对待受害者及其家属、如何避免煽情而展开，但深层关切是这类影像的政治用途。这四名黑水保安公司雇员烧焦的尸体，会不会“吓倒”美国人，让我们失去“决心”？我们会不会放弃在伊拉克的军事与外交政策使命，就像克林顿政府在如今声名狼藉的“黑鹰坠落”事件之后被指责从索马里撤军那样？还是说，愤怒人群在凌辱四名美国公民时兴高采烈的静态照片和活动影像，会巩固一种全国共识， 而此前人们对于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及其“反恐战争”是否正当，意见仍然分歧？ 无论我们认为媒体影像多么有力，它们本身都不会在巩固或挑战我们在伊拉克的军事与外交政策方面发挥多大作用。正如越战时期的反战行动者所发现的，仅仅展示遭到伤害的人体--例如西贡警察局长处决越共嫌疑人的著名照片，以及那个被凝固汽油弹烧伤、赤裸着身体尖叫的孩子的著名照片--并不能独自改变政策或意见。在太多情况下，这类照片取代了严肃的历史与政治讨论，以情感替代理性。仅仅展览这种人类苦难，在最糟糕的时候可能产生一种变态的诱惑，甚至一种审美上的迷恋；它与费卢杰把人体用作恋物对象的做法有多么接近，是我们不愿深究的。恋物通常表明，人渴望拥有自己并不具有的权力：我们无法理解为什么又有四名美国人死去；暴民无法撼动美国的权威。如果这些死亡不应毫无意义，我们就必须审视它们告诉了我们什么。伊拉克的战争仍在继续，它是一场反抗入侵者的游击战，而非内战。费卢杰暴民的愤怒，是阿拉伯世界许多人对美国的愤怒的一部分。四名平民惨死，要求我们更充分地了解这场战争中所有战斗人员与非战斗人员的伤亡。私人军事公司在伊拉克扮演的角色，需要受到更严格的审视。 # 第四章 ## 关切的区域：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 本章讨论学术学科的微观政治与民族国家的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当新保守主义者抱怨教育被“政治化”时，他们往往坚持一切形式的教育都应“不受”政治干预，却忽视了一个事实：教育课程与教学法始终深深参与着具体的政治实践与立场。坚持让教育不受政治利益影响，根本不切实际；学生应当学习的，是如何根据现有信息，在具体政治立场之间作出判断，并据此为自己的立场辩护。人们经常提出，整个研究领域都由特定的认识论塑造，而这些认识论又代表特定的政治利益。美国研究与各种“区域研究”的历史，都是很好的例子；尤其因为“区域研究”自诞生以来，在思想与经济两方面都与国家资助有密切关系。本章把对美国研究（传统的与“新的”）及各种“区域研究”所承载的政治利益进行批判性阐释，视为一种政治实践，并主张新美国研究的行动主义不应仅限于宏观政治议题，例如前三章讨论的那些问题。 全球化给地缘政治与经济版图带来了剧变，由此引发关于重组区域研究的激烈争论，而美国研究迄今仍置身其外。考虑到美国在全球化所引起的经济、政治与文化变革中的作用，我们本来可以预期，美国研究的学科边界会像东亚、中东、东南亚、苏联和拉丁美洲研究的边界一样，遭遇激烈争论-- 这里仅列举二战后学术界建立的几个区域；自1970年代以来，尤其在苏联去殖民化之后，它们都面临严峻挑战。当然，区域研究模式主要界定的是社会科学--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以及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相交汇的跨学科领域，包括“历史社会学”和“社会科学史”。[^n068] 在美国研究领域，文化生产，尤其是文学与视觉艺术，以及传统历史学居于核心地位，因此，对于在新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力量支配下的新世界秩序应有怎样一张学术地图的争论，美国研究被视为外围领域，也就不足为奇。不论被当作附带现象还是上层建筑，二战后美国研究中的主导研究对象--为方便起见，可以用“神话与象征”这一标签概括--几乎不值得那些严肃学者的注意，因为他们关注的是全球政治动荡、经济危机、战争、种族灭绝、饥荒与干旱，以及传染病传播等紧迫问题。 在古希腊，地理学家把自己的领域分为三个主要的大陆区域：欧洲、亚洲和利比亚（非洲）。[^n069] 十六至十八世纪欧洲人的探险航海，以及沃尔特·米尼奥洛所称的“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巩固，扩展了古代的大陆模式，同时沿用了它的许多基本假设，包括文明之间的等级，以及这些不同地区各民族的独特性。[^n070] “现代小学课堂中的七大洲模式”带来了进一步的细化与划分，其中大多数反映了欧洲具体的殖民利益。正如马丁·刘易斯与卡伦·威根写道：“学术分工表明，古希腊人将全球划分为三部分的模式已根深蒂固。西方（北美与欧洲）被构想为严肃的历史学与社会科学的所在地；东方（从摩洛哥延伸至日本）则是东方学家可以沉思那些据说已成化石的文明之文化精华的区域；世界其余部分则属于人类学家，他们专门研究‘原始’的文化与社会制度。”（163） 按照“西方最佳”的论点，在传统的区域研究模式中，美国和加拿大分享了欧洲的特权地位；这一模式从社会科学十九世纪制度化诞生之时起，直到美国政府于1942年委托民族地理委员会推行正式改革期间， 始终支配着这些学科（Lewis and Wigen, 163）。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初民族主义意识形态与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混合，当然推动了“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进军”之类神话的形成：其“命运”从北欧延伸到英格兰、爱尔兰与苏格兰，再越过大西洋，横穿北美大陆，以一种“昭昭天命”胜利地使世界其余地区文明化。按照这一人们熟悉的观念，尤其是美国（尽管加拿大先为殖民地、后为英联邦成员，也符合这一描述），不过是欧洲文明的延伸，从而创造了一个“更大”的西方文明；这一文明同样从1970年代起受到彻底挑战。由此看来，美国和加拿大（北美）及其欧洲原型，应当构成最重要的研究“区域”，因此尽可能吸收美国研究和加拿大研究等互补领域的成果。 然而，当现代“区域研究”在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阴影下运作时，情况显然并非如此。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兴起、欧洲帝国主义巩固、美国帝国权威崛起的时期，美国研究和欧洲研究都尚不存在。刘易斯与威根所说主要致力于北美和欧洲的“严肃历史学与社会科学”，为世界其他地区提供的首先是一套“文明”模式：它既是当时已实现的形式，也是理想或命定的形式。沃尔特·惠特曼的《民主的远景》（1871／1876）既非社会学，也非历史学，但它把正在形成的世界其余部分纳入美国民主与个人主义的“宇宙性”命运，体现了这样一种悖论：西方文明中享有特权的“区域”--美国、加拿大、欧洲及其希腊罗马源头--根本不是“区域”，而是能够像上帝心灵一样，在任何地方、所有地方繁荣发展的观念化构造或理想主义。[^n071] 人们不需要北美研究或欧洲研究来“研究”这样一组在历史与地理上具体限定的现象，因为它们本就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在思想上的配套部分，几乎不会接受把“美国”或“欧洲”当作“研究对象”后可能产生的内部批判或元叙事检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美国政府号召史密森学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国家研究理事会和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组成一个名为民族地理委员会的机构”；当时要求建立“一套新的全球分区体系”，其目的绝非废除旧“区域研究”的帝国主义等级结构，也不是放弃其“西方最佳”的信念（Lewis and Wigen, 163）。民族地理委员会于1942年6月正式成立。[^n072] 担任新委员会主席的人类学家卡尔·E. 古思将其描述为“以本国科学家与学者的名义成立、旨在协助政府的一个非政府机构”（Guthe, 189）。这种由据称独立的基金会、学者与政府机构组成的奇特联盟--一种“国家-学术复合体”--即使在冷战时代及其资助已成过去之后，至今仍在塑造区域研究。促使美国政府采取行动的，是对更有效的“语言训练”和“文化通晓能力”的需要，好使美国及其盟国能够“在全球广大地区开展战争行动”（Lewis and Wigen, 163）。 古思将委员会的工作描述为“范围上具有跨学科性质，寻求利用地球科学、生物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设施与知识，只要它们与美国本土以外的地区有关”（Guthe, 189）。刘易斯与威根指出，地理学在委员会中所起的作用，比最初设想的小得多；最初由八名学者组成的委员会中，罗伯特·B. 霍尔是唯一一位地理学家（Lewis and Wigen, 163）。古思列出的1943年委员名单包括两名考古学家（如果在这张名单中将斯特朗算两次）、三名人类学家、一名历史学家、一名地理学家、一名生物学家、一名公共卫生专家，以及一名东亚语言学者。[^n073] 委员会由古思担任主席，由哥伦比亚大学考古学家兼人类学家（1937-1962）威廉·邓肯·斯特朗（1899-1962）任主任；斯特朗专门研究南北美洲原住民，尤其是秘鲁的印加人。[^n074] 因而，古思所明确排除的“美国本土”地区，显然并未把“原住民及其文化”也排除在研究之外，这进一步表明，这种“区域研究”模式完全致力于现代化与发展的进程。考古学与人类学 （尤其当我们根据威廉·邓肯·斯特朗在两个学科中的专长而将他计算两次时），占了委员会所代表学科的一半以上（九项中的五项）。这些学者中，只有两位可以说与“人文学科”有大致联系--汉学家莫蒂默·格雷夫斯与历史学家卡特·古德里奇。[^n075] “美国研究”与“美国文学”都没有代表；事实上，除了人类学家与考古学家覆盖的领域之外，委员会中没有任何文学或文化专业的代表。 战前难以管理的“七大洲”模式及其“欧洲殖民”潜台词，被民族地理委员会提出的更具体的“区域”所取代：东亚、东南亚、南亚、中东、非洲、拉丁美洲、北美、俄罗斯与东欧、西欧，以及大洋洲（Lewis and Wigen, 163-164）。较早的殖民等级体系被“现代化与发展”的目标替代；在这一目标下，北美和西欧凭借技术进步与政治创新的主张，依然保持“优越文明”的地位。社会科学、人文学科与地理学之间的跨学科联盟并未实现。刘易斯与马丁指出，虽然“著名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和罗伯特·霍尔两人被任命”进入民族地理委员会，但“很少有地理学家参与委员会的知识工作，划定区域的任务主要落在人类学家和其他社会科学家身上”（163）。[^n076] 事实上，“使用area一词（来自关于‘文化区’的民族学研究），而非region一词，就明显显示了人类学的烙印”。在我看来，这一迹象表明，这类“区域研究”早已受到“现代化与发展”模式的驱动；这种模式与新帝国主义，特别是后来的各种“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以及第三阶段后工业资本主义的全球形态，在结构上彼此同构。 有意思的是，民族地理委员会开展工作的同时，美国研究也正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出现。尽管对于确切“起源”我们可能有所争论，F. O. 马西森的影响深远的工作仍然是重要标志；他的《美国文艺复兴》出版于1941年。然而，美国研究，尤其是常被追溯至马西森的神话与象征学派，绝不是在民族地理委员会任职的人类学家、地理学家、生物学家 和其他学者所设想的那种“区域研究”领域。如果二者有联系，就必须从美国研究的文化理想主义来说明；它往往不自觉地支持区域研究的“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这种区域研究在1940年代初由民族地理委员会发展起来，在冷战时期得到全面制度化，尤其得益于“1958年《国防教育法》第六编，……它为建立大学区域研究中心提供了经费”；到1990年，已有“大约124个国家资源中心，……各自致力于对世界某个特定地区的跨学科研究”（Lewis and Wigen, 164）。当然，自唐纳德·皮斯于1985年发表开创性的《〈白鲸〉与冷战》以来，关于美国研究如何参与冷战意识形态，已有许多有价值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它如何表述美国例外论；随后，“新”美国研究对这一例外论提出挑战，积极致力于跨国、后民族、后殖民、原住民主义及多族裔的目标，在全球语境中理解“美国”。[^n077] 事实上，主要由左翼知识分子在1970年代发起的对冷战区域研究的批判，在历史上再次与另一场批判同时发生：女性主义者、族裔研究者、后现代主义者、同性恋研究者及其他被少数化的知识分子，对第一代美国研究（主要是神话与象征学派的意识形态）提出批评，指出他们的利益与权利在传统美国研究中，最坏的情况是被忽略，最好的情况也只是被“综合”进去。刘易斯与威根把1970年代开始的区域研究“危机”，归因于“美国大学的增长在1970年代停滞”，以及“越南战争结束”带来的“东南亚研究项目经费大量流失”；这一危机到1980年代末变得更为紧迫，“冷战结束削弱了区域研究专门知识的地缘政治依据，与此同时，苏联及其势力范围的消亡，又使战后的区域研究地图过时”（Lewis and Wigen, 164）。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在1990年代中期召集古尔本基安委员会，旨在为区域研究模式提出替代方案。委员会在1996年的《开放社会科学》中，也提到了“来自……‘文化研究’的……挑战”，并将其概括为“三个主要主题”：“性别研究及各种‘非欧洲中心’研究，对历史社会体系研究具有核心重要性；第二，地方性、深深植根于具体情境的历史分析的重要性， 许多人把它与新的‘解释学转向’联系在一起；第三，评价技术成就所涉及的价值与其他价值的关系”（64, 65）。沃勒斯坦的《古尔本基安报告》认为，这些发展有望在人文学者（尤其是“从事各类文学研究的学者”）、人类学与“涉及现代性中‘被遗忘’人群的新准学科”之间建立新的关系；这些人群“因性别、种族、阶级等原因而被忽视”，而文化研究“为他们阐述差异提供了一种理论上的（‘后现代’的）框架”（65）。 然而，这种超越冷战区域研究模式、把“新”美国研究学者所熟悉的发展纳入进来的“开放社会科学”承诺，没有充分考虑那些受区域研究训练、仍忠于其专业的学者所产生的巨大制度阻力；而且在某些领域，尤其是“东亚”“南亚”“中东”和“拉丁美洲”研究中，学者从“东南亚研究”和“苏联研究”的衰落中得到的，并非损失，而是好处。区域研究依然活跃兴旺，守卫自身地盘的学者决心坚定，因为他们的生存本身就依赖这场斗争。他们还掌握着一套强大的“常识”论据，反对与“新”美国研究、后殖民研究、文化研究，以及几乎任何版本的“后现代主义”及其各种补充--“世界主义”和“后马克思主义或新马克思主义”--结成联盟。在这些思想争论的前沿，有许多引人关注的人物；沃尔特·米尼奥洛的“边界思维”，以及胡安·波夫莱特的《批判的拉丁美洲与拉丁裔研究》（2003），迫使区域研究学者明确捍卫其知识边界。这些边界仍保留着帝国遗产；这一遗产一度被某种伪科学式的经验数据依赖所掩埋，也部分地被其二战后美国起源所掩饰--这种起源给它蒙上一层隐约“民主”的光环，而在这层光环之中，“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又被鲜明地宣告。 美国研究学者为什么应当介入这些争论？这些争论经常围绕民族语言、地方和区域历史，以及制度政治展开，而我们在这些方面所受的训练并不均衡。如果我们像我一样，致力于对加拿大与整个美洲进行比较研究，而非仅仅从事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研究”，无论后者能够有多么多样化，那么，对于拉丁美洲区域专家们那种熟悉的质疑， 我们该如何回应？他们认为，我们的计划不过是美国帝国主义的下一阶段，其发展从门罗主义，经过美西战争，一直延伸到冷战时代的泛美主义。最后，这种对加拿大与美洲进行“半球研究”的承诺，难道不只是复兴区域研究中更古老的大陆模式，以来自欧洲帝国过去、至今仍萦绕不去的更隐蔽难题，取代当代问题吗？ 每一个问题都有实际的答案。美国研究必须发展课程，要求学生学习与加拿大和美洲不同社群相关的外语，正如我们应当拓宽课程，处理美国以外的地方与区域历史一样。当然，我们必须留意语言、文化和认识论帝国主义的问题，尤其是在一个由新帝国主义实践塑造的全球时代；这些实践既通过军事、政治和经济策略运作，也同样通过文化与思想手段运作。但对其他社会的研究并非全都必然具有帝国主义性质，尤其当学术方法的目的，恰恰是考察知识追随权力的帝国主义倾向时。对西半球不同社群的比较研究，旨在特别仔细地关注历史上的权力动态：这些动态沿南北轴线制造的等级，与较早的东西划分中所隐含的帝国主义假设，同样令人不安（黑格尔将世界历史精神必然地从东方演进至西方文明的过程，塑造成了这一假设的纪念碑）。最后，如果我们把焦点放在西半球的“例外”地位上，不论是前哥伦布时期、前现代的原住民性，还是把它视为将实现欧洲帝国主义者理想的“新世界”的非凡独特性，“西半球”就会复制战前区域研究的旧大陆模式。但是，如果把它理解为米尼奥洛所称“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一个特别富有启发性的例子，西半球最终便无法与它在历史上卷入的全球进程分离，包括早在欧洲入侵者到来之前便已穿行于此的那些进程。在这一语境中，我们必须开始少从有关的“环带”--环太平洋、北大西洋、中大西洋、加勒比--来思考，而更多从某些“流动”来思考；这些流动描述着陆地、海洋、现代航空，以及后现代外部空间（军事与通信卫星）和内部空间（身体假体与虚拟现实） 中的往来穿越。[^n078] 这些答案其实不是许多区域研究专家想听到的，因为其学科面临的威胁，也包含一种内部批判：这种批判在以美国为中心的美国研究中早已充分展开，在拉丁美洲研究中也日益显现。尽管为传统“美洲”研究提供框架的欧洲帝国主义及其历史形态极其不同，它们却有一个共同点：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在反抗各自帝国主人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米尼奥洛沿着恩里克·杜塞尔《美洲的发明》的思路指出： > 有意思的是，“美洲”这一名称后来成为一种领土认同，并不是对西班牙王室而言，也不是对西印度的西班牙人而言，而是对克里奥尔人口及知识分子而言；他们出生于“美洲”，具有西班牙血统，并成为十九世纪独立运动的领袖。也正是克里奥尔人口及其知识分子，启动了把自己定义为“美洲人”的过程，其中包含一切可能的变体（“西班牙”“印第安”“拉丁”）……。地缘文化认同话语之所以重要，在于它填补了一个在征服与殖民过程中被破坏的空间。[130] 米尼奥洛所说的“克里奥尔人”，指的是出生于殖民地的西班牙人或葡萄牙人的后裔；西蒙·玻利瓦尔与何塞·德·圣马丁这样的“解放者”即出自其间，在他们自己后来称为“拉丁美洲”的地区，领导十九世纪初的民族革命。 虽然我们不把美国“开国元勋”，或爱默生、霍桑与惠特曼等文化民族主义者称为“克里奥尔人”，但他们符合米尼奥洛对于西半球民族意识形态具有反帝光环的构想。[^n079] 玻利瓦尔反对的是衰落中的西班牙帝国权力，而富兰克林和亚当斯反对的是在全球日益势盛的英帝国主义；二者虽有巨大差异，但南美与北美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都“填补了一个在征服与殖民过程中被破坏的空间”（130）。米尼奥洛所指的，是 欧洲征服与殖民对原住民社会的大规模破坏。美国与拉丁美洲的革命者多么频繁地援引帝国对原住民的毁灭，为克里奥尔革命辩护，而大多数克里奥尔人又公开敌视自己境内的原住民；这一点确实值得注意。从美国反叛者把自己装扮成其先辈在皮阔特战争与菲利普王战争中屠杀的原住民，到玻利瓦尔对西班牙人虐杀美洲印第安人所表达的戏剧化义愤，再到何塞·马蒂对北美印第安人的家长式态度--他声称自己与他们有一种微弱的纽带--南北美洲克里奥尔民族主义者的政治著述中，充满了要把原住民从双方共同的帝国主人的奴役与剥削中解放出来的热烈承诺。[^n080] 尽管整个半球各国对原住民的政策很不相同，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民族国家”阶段却表明，殖民压迫在“国家发展”与“必要的现代化”的名义下延续着。这些资产阶级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似乎以延续西班牙、葡萄牙与英国帝国主义之间语言、族裔及文化差异的方式，继续实行帝国主人的政策（这里只讨论1500至1800年间最强大的三个帝国）。但它们又形成了某种策略上的共同性，这种共同性一直延续至今，而且很可能是拉丁美洲区域研究学者如此激烈地反对“新”美国研究的半球比较方法的原因之一。关于这些不同美洲“民族国家”之间一种引人深思的“共同性”如何形成，米尼奥洛说得特别清楚： > 显然，1820至1830年间，两个美洲--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未来的历史道路正在被确定。此前，大约1500至1800年间，两个美洲的差异，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西班牙帝国与英国帝国之间的差异所规定的。语言与种族……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想象形成过程中的两个关键构成。 > 然而，差异中的共同性在于，十九世纪初，新兴国家的知识分子将“美洲”据为己有，将其视为不同于欧洲、但仍属于西方的地方。……政治独立伴随着地缘政治想象中的象征独立。（134-135） 在这一段中，米尼奥洛指出了一种具有半球性和跨国范围的十九世纪“美洲例外论”。我们立即可以想到许多例子：从内战前美国争取“文学民族主义”的激烈斗争--其中萦绕着欧洲典故与模式--到拉丁美洲知识分子相似的斗争；后者通过把欧洲源头改造为适应南美、加勒比或中美洲的人文与自然环境的形式，力求摆脱这些源头。古巴小说家阿莱霍·卡彭铁尔的《失去的足迹》（Los pasos perdidos，1953），似乎出色地呈现并讽刺了后一项事业；这部作品常被列为所谓“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最早作品之一。[^n081] 在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印刷主导时代，文学在建构这一民族想象并召唤其主体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反帝修辞不仅主导了传统“美国文艺复兴”中公开标榜“民主”的文学，也出现在那个时期许多关键的拉丁美洲文学文本中。《希科滕卡尔》是一部反帝的墨西哥小说，1826年在费城匿名出版，一些学者将其归于古巴革命牧师费利克斯·巴雷拉。它在拉丁美洲文学经典中享有崇高地位，部分原因在于，它尖锐谴责科尔特斯、其伴侣多尼娅·玛丽娜（拉·马林切），以及随军入侵的天主教神父，似乎意在支持墨西哥反抗西班牙的革命、拉丁美洲其他革命运动，并有力捍卫原住民的权利，认为这些权利等同于克里奥尔革命者的权利；后者在三个世纪之后实现了那位与小说同名的特拉斯卡拉英雄希科滕卡尔及其饱受苦难的恋人兼妻子特乌蒂拉未能实现的民主愿望。[^n082] 米尼奥洛在西半球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中发现的“差异中的共同性”，把这些解放运动与它们从帝国主人--西班牙、葡萄牙、荷兰、英国与法国--那里转换编码而来的帝国主义议程联系起来。尽管 西半球的南北分界，长期以来一直由涉及族裔与种族认同的公共政策的根本差异来界定，但当我们考察同样这些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如何对待原住民和有色克里奥尔人时，也会看到横跨这道边界的“差异中的共同性”。在十九世纪半球民族主义激荡最烈之时，克里奥尔革命者很少援引海地奴隶起义--可以说是历史上第一次成功的奴隶起义--而且总是将原住民问题纳入自己的民族主义纲领，同时却延续了、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恶化了原住民挣扎求生的社会与人类处境（Mignolo, 139）。大多数新兴国家刚一确立“国界”，就立即发起强势的领土扩张运动，与邻国发生争斗，其中一些争斗持续至今。 我反复使用米尼奥洛“差异中的共同性”这一说法，是为了强调：对西半球社群进行比较研究，并不是要确定它们在深层结构上的统一性，也不是要确定它们各自的“民族例外论”；较早的比较文学曾在误称为“世界文学”的计划中，依照主要来自欧洲的模式做过这样的工作。我所阐释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共同”的帝国主义潜台词，几乎不可能让人对古斯塔沃·佩雷斯·菲尔马特1990年那部影响深远的论文集《美洲各国有共同的文学吗？》，或马歇尔·伊金较近提出的《拉丁美洲有共同的历史吗？》中的问题，作出肯定回答。[^n083] 尽管如此，仍存在一些接触点与共同点，让我们能够在关键交汇处或接触地带展开这样的比较工作，而不是再制作一份为宏大“例外论”作证的文献--这种例外论在根本上属于新帝国主义。作为结尾，我将指出并简要讨论其中一些较重要的交汇场所，借此沿着米尼奥洛所谓“边界思维”的逻辑继续展开。 在半球内部，彼此抗衡的民族国家扩张计划尤其值得我们关注。米尼奥洛把1848年和1898年视为“盎格鲁美洲与拉丁美洲早期分化”的关键历史时刻（136）。结束美墨战争（1846-1848）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所标志的，“是新兴国家之间的冲突”，即 墨西哥与美国之间的冲突；美国公开的帝国主义行径，常被认为是这场战争直到最近才开始在美国文化史与社会史中受到足够关注的原因之一。[^n084] 这场战争改变了南北之间的“边界”，并在极短时间内把显著的“拉丁性”（Latinidad）纳入美国；“新”美国研究无法忽略其重要意义。大多数叙述把焦点放在受害的墨西哥身上；战争爆发时，它摆脱西班牙帝国控制不过四分之一个世纪，仍在应付国内政治与经济问题。而在包括文学史与文化史在内的大多数叙述中，原住民都消失了。在西班牙及其后的墨西哥对下加利福尼亚和上加利福尼亚的殖民过程中，他们早已被系统性地驱逐、奴役与杀害；战后，他们又受到美国官员施加的一系列新法律与新规则的约束，以及美国公民实行的虽较不正式却被认可的种族灭绝行为的迫害，这种行为一直持续到二十世纪相当晚的时候。 对米尼奥洛而言，1898年也重新绘制了半球地图：表面上，美国援引门罗主义，公开宣示其帝国主义议程，而西班牙在半球的帝国诉求崩溃了（136）。我还要补充，必须考虑美国就一项运河条约与英国进行的谈判，以及国务卿约翰·海在亚洲推行“门户开放政策”期间的美英谈判，因为这些谈判的结果，是英国基本同意美国在西半球的霸权，以换取英国在亚洲的主导地位。[^n085] 然而，谈到1898年时，人们太容易忘记，美国收编了古巴与波多黎各以及菲律宾的共和斗争。研究1898年，我们必须沿着那些具有战略意义的“环带”之一行进，或追踪某一股横跨太平洋的历史“流动”，认识到美国在美菲战争（1899-1902）中镇压菲律宾民族主义，延续了美国在加勒比地区实施的外交政策，尤其是针对其现今保护地波多黎各，以及棘手的古巴的政策。如果不同时考察美国与古巴和波多黎各民族主义的关系，就无法充分理解美西战争中的美西关系。正如从桑德奎斯特到布里克豪斯等学者所解释的，十九世纪古巴民族主义者的革命激荡， 与美国不同的政治和经济利益复杂地纠缠在一起，其中包括：1808年跨大西洋奴隶贸易被禁止之后，支持奴隶制的势力希望控制古巴，将其作为奴隶来源。[^n086] 再一次，要理解这些相互抗衡的克里奥尔民族主义的历史发展，所需的“边界思维”必须包含对这些岛屿上被遗忘人群的认识。在古巴与波多黎各，到十九世纪时我们已不能再谈论“原住民”，尽管波多黎各行动者仍自称“博里库阿人”，以指认最早的居民，因为那些原住民已被欧洲帝国主义者杀害。然而，在古巴，非洲裔古巴人以及逃亡奴隶社群的后裔，也必须被确定为“被遗忘”的人群；他们在历史上展示出一系列方法，以抵抗和规避帝国对其施加的灭绝以及民族国家对其施加的吸纳。一旦我们开始思考那些被欧洲帝国主义、继而被民族主义帝国主义边缘化的不同民族与社群之间的交汇，就会开始认识到，“边界思维”如何通向米尼奥洛近作所援引的几种“世界化”（mondialization）。西半球的非欧洲人群带来了自身的非洲、亚洲、大洋洲及美洲印第安传统，包括非欧洲语言、宗教和文化实践，并随着时间推移，在具体地点以不同方式加以发展。有时，这些非欧洲影响与欧美文化杂交融合，但也有许多我称之为“逃亡奴隶式”的风格、形式与实践，作为抵抗性话语实践存续下来，有力地标示出欧美想象的“视野边界”。 半球中棘手的语言划分，似乎印证了“盎格鲁”北部、“西班牙语”西南部与“葡萄牙语”东南部之间的严格分界；语言帝国主义的附带痕迹则四处散布，尤其是多语的加勒比地区，从荷兰语的阿鲁巴到法语的马提尼克。然而，当我们把这些语言划分置于整个半球的历史、文化与地理语境中，就必须认识到：我们正在沿着欧洲帝国主义与克里奥尔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轨迹前进，忽略了美洲印第安语言及相关文化遭受的大规模毁灭，也忽略了 奴隶制系统性地瓦解部族联系，以及惯常禁止奴隶接受文学教育和其他正规教育的做法，如何造成对非欧洲语言的压制。 沃纳·索洛斯与马克·谢尔出色的《美国文学多语选集》（2000），让我们仅仅窥见了一点：假如能够克服米尼奥洛所说的，帝国主义系统性地“否认”欧洲与美洲印第安符号学具有“同时代性”，那么一部真正“多语”的加拿大与美洲叙述会是什么样子。[^n087] 殖民符号化过程关键地依赖对美洲印第安知识档案的毁灭，以及对那段历史的压抑，正如奴隶制依赖对非洲遗存的系统性否认一样，后者包括语言、宗教与文化实践。类似的殖民符号化过程，在结构上也是克里奥尔民族主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即使一个随意观光的游客也不能不注意到，各种符号俯拾皆是，证明各国据称“植根于”其美洲印第安历史，然而这些国家对原住民的政策却始终具有种族灭绝性质。如果我们尝试一种“边界思维”，不是把美洲印第安和离散人群的符号学“添加”到各种以欧洲为基础的语言之中，而是挑战那些舶来语言及其认识论规程中的“差异中的共同性”，会发生什么？换言之，当我们把帝国遗产表面上的多样性所遮蔽的大量语言（与符号系统）也考虑进来时，不同“语言”分隔西半球各“区域”这一传统“问题”，便显得更加复杂。 另一个同时被“区域研究”和新旧美国研究忽视的“区域”，也提示我们，应如何超越欧洲权力／知识投下的阴影来开展“半球研究”。米尼奥洛强调殖民符号化过程，有时却忽略了帝国主义的生物性传播，以及它对前哥伦布时期各民族所造成的实际毁灭；遭到毁灭的不只是他们的“文本”，也包括他们的身体与生物化学系统。查尔斯·曼的《1491：哥伦布之前的美洲新发现》（2005），总结了有关欧洲疾病影响整个半球原住民的新科学证据。[^n088] 天花、流感与麻疹等传染病，在1500至1900年间给美洲印第安人口带来剧烈冲击；在许多欧洲人看来，这似乎支持了欧洲“文明”的“优越性”主张，哪怕这种主张只是粗糙地按照社会达尔文主义的 “适者生存”标准来计算。遵循“现代化与发展”意识形态的区域研究，在许多方面恰好强化了这种意识形态；它往往表现为把“旧世界欧洲人与安第斯、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哥伦布时期人民之间的冲突性相遇”，理解为“肮脏与洁净、恶臭与清新”，甚至“健康”与“疾病”的“辩证对立”（Mignolo, 153）。事实上，即使出于最仁慈、最人道的目的，公共卫生项目与政策在“现代化与发展”修辞中的普遍存在，也只是这种二元对立仍在从事帝国主义工作的一个例子。 如今我们知道，欧洲人在几个世纪间获得的、抵抗那些由他们在西半球传播并造成毁灭性后果的传染病的“免疫力”，很大程度上与牲畜驯养有关；他们采用的牲畜驯养方法又来自其所学习的中东农业实践，所以这种免疫力绝非欧洲人“固有”的。[^n089] 欧洲人在十八世纪以实验性且不均衡的方式采用的接种做法，也改编自中国早在1100年就用来防止天花传播的实践。此外，美洲印第安人与欧洲人之间的遗传差异，并不意味着一方在生物学上优于另一方，而仅仅是人类的差异；双方接触，却给其中一方带来了极其不利的结果。当我们不得不得出结论，认为就西半球而言，这种“进步”以1500至1900年间约四千万至六千万美洲印第安人的死亡为代价时，西方的“现代化与发展”便获得了相当不同的伦理含义。 “边界思维”应当解构欧洲帝国权力与克里奥尔民族国家权力之间、欧洲各语言之间的“差异”，以及其他显而易见的差异，例如据称信奉天主教的南方与新教的北方之间的差异；其目的不仅是揭露“现代／殖民世界体系”的共同历史--这一体系首次在西半球得到系统展开。这种边界思维还应当再现那些被帝国主人更为强大的权威遮蔽的社会与社群的历史，以及它们在当代保留下来的事物。米尼奥洛把W. E. B. 杜波依斯的“双重意识”模式应用于西半球研究，从而明确借鉴少数群体话语， 提出这种研究西半球的比较方法，也许能够使我们向一种更广阔的“世界性”思维开放；他从双重角度将其设想为“未来的行星性认识论与批判性地方主义”（157）。 我乐于以这样的结论收束：我并不确定他所谓的“边界灵知”究竟是什么意思；据说它能够使我们以差异化方式，跨越那些强加在我们作为学者、公民和人类身上的地缘政治、帝国与符号“边界”来思考。我确实知道的是，米尼奥洛富于挑战性的方法，能使我们达到一种“新”美国研究与“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应当欢迎的双重意识。一种意识使我们能够理解，“相互冲突的同质实体（拉丁美洲、法国、美国等）……是现代／殖民世界体系想象的一部分”（170）。另一种意识则使我们理解，“以另一种方式思考‘拉丁美洲’，着眼于其异质性而非同质性，着眼于不断变化的全球设计中的地方历史，并不是质疑某一种特定的认同形式（例如‘拉丁美洲’的认同），而是质疑现代／殖民世界体系中的所有民族／殖民认同形式”（170-171）。我还要补充，米尼奥洛的计划表面上是在解构“拉丁美洲”区域研究，但它也适用于北美研究，以及我们所熟悉的现代与后现代版本的“美国研究”。[^n090] 我着重讨论了区域研究与新美国研究之间的冲突，如何阻碍对西半球许多不同社群的比较研究发展；但米尼奥洛的“现代／殖民世界体系”并不局限于这个地区。在“9·11”之后，鉴于美国持续占领伊拉克、在阿富汗战争中的核心作用，其外交政策显著助长了巴勒斯坦人民遭受的帝国征服，以及美国境内不断壮大的阿拉伯移民社群，“中东”已成为新美国研究的一个关键领域。然而，这一领域本身，早已由那种区域研究模式界定；我已将其追溯至1940年代民族地理委员会出于政治动机而开展的工作。爱德华·萨义德对十九世纪西方东方主义的批判，需要更新，以考虑较近的发展；在这一工作中，必须将美国重组乔治·W. 布什所谓“大中东”的作用， 与美国学术界研究“中东”、全球伊斯兰社群、阿拉伯文化，以及来自这些地区和社群、因离散或自主选择而如今生活在祖居地之外的特定移民群体的模式联系起来，加以质疑。 保罗·吉尔罗伊的《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1993），从根本上挑战了“区域研究”对加勒比、非洲裔美国人和英国黑人社群的定义，在字面与比喻两种意义上引导我们走向“大西洋世界”；在那里，人员、商品与文化的跨国流动，不断以多样方式展开。[^n091] 戴维·劳埃德与彼得·D. 奥尼尔的《黑色与绿色大西洋》，展现了黑色（非洲）、绿色（爱尔兰）、红色（共产主义），以及其他“大西洋”，如何延续并拓宽我们今天所理解的、超越地缘政治国家之假定稳定性的海洋复杂性。[^n092] 新美国研究需要类似的、灵活的跨国观念，与拉丁美洲和中东的“批判性区域研究”协同合作，尊重我们在这些地区发现的多样社群，并提供批判性概念，以挑战更强大的民族国家对它们的边缘化，甚至排斥。 为了回应美国的新帝国主义，美国研究必须重新构想自身的全球范围；在此过程中，我们必须继续警惕知识与权力在历史上相互协调的具体方式。如果以为晚期现代研究型大学中的知识生产与传播，能够与资助这些工作的国家及产业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利益相分离，那就太天真了。无论公立还是私立，第一类研究型大学仍然代表着准许其存在的那个国家；但如今，不同国家和企业的利益也把这些大学拉向若干相互竞争的方向。我们已经见证这些教育机构中学生、教师与研究各组成部分的全球化，必须找到思想上的手段，确保这种全球化以辩证方式发挥作用，为那些被剥夺国家归属、文化，以及其他经济与政治权力的人们，提供“使心灵去殖民化”的手段，正如伟大的肯尼亚小说家与后殖民理论家恩古吉·瓦·提安哥所说的那样。[^n093] # 第二编 文化实践 # 第五章 ## 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二十一世纪的第一个十年里，曾被称为炮舰外交的做法重新出现，成为乔治·H. W. 布什及其后的乔治·W. 布什政府反复而抽象地赞同的“全球新秩序”的一部分；如果没有文化预先开展的工作，这种回归不可能发生。美国的文化生产，即霍克海默与阿多诺所谓“文化工业”的工作，使美国公民预先习惯于接受如今推动美国外交政策的、毫不掩饰的军国主义与沙文主义民族主义。[^n094] 美国文化工业不可避免地采取全球化形式，继续在地方抵抗与底层模仿之间制造深刻分裂；从传统帝国主义时代到我们后工业时代的各种新帝国主义，殖民冲突始终具有这一特征。今天，文化工业开展工作的方式，涵盖名义上不同的广泛政治立场，因此在许多方面，左翼、自由派与保守派的文化作品所实现的目标，往往相互补充，而非相互争执。在这一点上，自霍克海默与阿多诺于1944年提出以下论点以来，几乎没有什么改变：“即使政治立场对立者的审美活动，也都热情地服从这个铁铸体系的节奏，在这一点上彼此一致。”[^n095] 2003年春，美国军队迅速向巴格达推进时，人们对“嵌入式记者”提出了诸多批评；这些记者获准在五角大楼与国防部规定的特殊条件下报道战争。大多数批评都认为，这样的报道有偏见，或受到审查。一名《新闻周刊》摄影记者被发现用笔记本电脑修改一张伊拉克平民与美军人员相遇的照片，随后遭到解雇，这似乎证明该新闻杂志本身并无偏见。反战行动者传播了两张照片，记录2003年4月9日伊拉克示威者在巴格达天堂广场推倒萨达姆·侯赛因巨型塑像的场面。第一张是新闻中人们熟悉的照片： 示威者敲打雕像的基座，随后在一辆艾布拉姆斯坦克牵引车（配有起重机）的帮助下，把这位战败独裁者的庄严塑像拉倒。 第二张照片没有出现在大众报刊或晚间新闻中；镜头提供了广场现场的广角视野，可以看到入口道路已被美军封锁，而这场“民众”拆像行动是由美军如戏剧一般布置出来的。网上传播的第三张照片显示，同样这些积极参与攻击巴格达塑像的伊拉克人，“一天前”身在巴士拉，正准备登上美军飞机，飞往巴格达；照片中，他们被标注为“伊拉克自由部队”的成员。[^n096] 彼得·马斯在《推倒塑像：媒体如何夸大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瞬间》中认为，这起事件并非美国国家出于宣传目的策划的，而是因为住在天堂广场巴勒斯坦饭店的外国记者，敦促美军军官帮助伊拉克人推倒塑像。马斯凭借自己作为目击记者之一的权威主张，安排这一事件的首要目的，是制造一个好的新闻故事。[^n097] 这“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瞬间”，究竟由美国政府设计，还是由记者安排，到头来并非关键问题。西方新闻业与美国的“联军”从一开始就合作，把第二次海湾战争呈现为全球反恐战争的关键一环，并将伊拉克呈现为建设“大中东”的战略地区。 这种对战时美军或新闻宣传的揭露，在有关所谓“重建”伊拉克政治与经济基础设施的新闻报道中持续出现。究竟是谁应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一虚假信息负责--它曾被用作入侵伊拉克的主要理由--围绕这一问题的争论，是公众关切联邦政府是否诚实的最明显例子。这类宣传要成功，必须有愿意接受它的受众；他们早已准备好接受某些文化语义，而这些语义既能适应新的政治环境，又具有足够的“区域”关联，因而能够造成极其普遍的混淆：把萨达姆·侯赛因与奥萨马·本·拉登混为一谈，把伊拉克的世俗国家暴政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游击组织混为一谈。如此荒谬的一场战争， 怎么可能获得国会与美国民众的许可？答案并不只是布什政府无视了国际上对备战及最终战争行动的众多抗议。答案也不只是战争开始时，布什政府控制新闻、安排象征性事件来愚弄公众，尽管支持这些说法的证据十分充足。为一场“正义战争”、为美国充当全球“警察”而作的文化准备，并非一夜之间完成；它们是我们从越南战争继承的文化遗产，也是1945年以来我们崛起为新帝国国家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一遗产的核心，是把美国构想为一个独立存在、却拥有全球身份与使命的国家。传统帝国主义从一个国家中心向外扩张；而越战以来的美国帝国主义，则持续努力把世界“进口”进来，把全球差异变成美国这个国家的组成方面--换言之，将跨国议题内化并“过度国家化”。这一“越南效应”在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及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中的美国新帝国主义里，呈现出新的特点；但美国1955至1975年在东南亚的外交与军事战略所留下的历史遗产，既连贯，也具有基础性意义。 当然，人们常常批评美国，认为它是借助文化媒介向全球推销商品的几个第一世界国家之一。借用查默斯·约翰逊的定义，新殖民主义通常意味着“由某个帝国主义强权秘密支持的跨国公司”与该强权之间存在某种共谋，因而暗示经济、政治和军事动机之间的纠缠。[^n098] 消费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以及第一世界经济体的商品（常常在别处制造），被法国“慢食”运动、地球优先！组织和基地组织等极其不同的政治运动确定为具体攻击目标。拱廊及其他划定的购物区，虽然发源于十九世纪欧洲--巴黎、米兰、柏林等大都市--但购物中心却是美国的衍生物。美国购物中心在1960年代发展起来，并在过去五十年间不断完善；其特点是强调“城中之城”，把娱乐与消费连接起来，利用“国际性”及地域特色商店--卡地亚、万宝龙、内曼·马库斯、萨克斯第五大道精品百货、“得克萨斯纪念品”--制造虚假的世界主义， 并设有无处不在、常具国际风味的“美食广场”。明尼阿波利斯的美国购物中心、休斯敦的盖勒利亚，以及南加利福尼亚的南海岸广场等超大型购物中心，重新界定了公共领域，使之成为消费场所，以及产品与消费者双双商品化的场所。 无论由美国商业利益集团直接输出，还是由跨国公司建造得酷似美国原型，国际购物中心往往可以追溯到美国的资金、设计和营销来源或模式。美国公共电视网《前线》节目于2002年11月21日播出的报道《寻找基地组织》，收录了一段沙特阿拉伯利雅得某购物中心的影像；它在外观上与欧美购物中心毫无区别，里面也有许多同样的商店。[^n099] 当然，记者提醒人们注意宗教警察穆塔瓦的存在；他们在商场中巡视，寻找未戴面纱的女性，或未婚男女之间的非法交往。《寻找基地组织》是《前线》所作的一次出色尝试，解释阿拉伯世界许多不同群体对美国的敌意。利雅得的购物中心十分清楚地表现出一种普遍的怨恨来源：沙特阿拉伯迅速美国化，以及一种不言明的要求，即穆斯林的日常实践必须适应全球市场的要求。从一个角度看，穆塔瓦在这座典型购物中心里自如行事；那里有长而开阔的走廊，以及跨国商品执着的诱惑。从另一角度看，宗教警察似乎已被购物中心的文化修辞击败；这一修辞在同一个无拘无束的空间里鼓励恋爱与消费。正如安妮·弗里德伯格所论述的，购物中心把消费者欲望与心理欲望连接起来，而这种连接关键地依靠“观看者-购物者的流动主体性”。[^n100] 商品既非被动，也并不在政治上清白；在它们向消费者制造的特定欲望中，商品永远在积极起作用。其运作借助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的商品拜物教，以及卢卡奇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中阐发的物化的社会心理机制。[^n101] 特定的消费者欲望，也可以追溯到资本主义特定劳动类型的等级结构。在现代工业经济中，展示高级时装与有闲阶级用品的商店居于核心地位，例如女性名牌服装与成功男性的奢侈用品。传统橱窗中摆放着 衣着优雅、具有性吸引力的女性人体模特；它们属于大型百货商店的时代。尽管它们仍是后现代购物中心的一部分，却受到另一些商店的挑战：后者陈列种类极其繁复的电脑化身体延伸装置与微型设备、节省劳力的器械，以及高科技工具，许诺让人更便捷地接近财富与权力的主要来源，即对信息及其各种解释与表征规程的控制和操纵。在构成购物中心公共空间的人群拥挤之中，消费者获得一种许诺：他或她可以拥有某种个性，超脱于恰恰迫使自己走进本地“百思买”店门的力量之外。当然，这种身份有赖于它关于沟通的许诺；但这种沟通与其说是同他人，尤其是可能与该消费者不同的人沟通，不如说是在后现代生活鲜明的私密性中，远离他人。新的笔记本电脑、iPad和智能手机之所以受到珍视，在于它们使我们在人群中穿行时能够应付周围的人，却又能把我们的信息工作从这片人海中保存下来，在自家私密空间中存储、筛选和处理。当然，计算机硬件与软件所拜物化的、对于表征权力与权威的特殊欲望，正在迅速取代由晚期现代对时装、奢侈品等更传统商品的欲望所创造的公共领域。购物中心正在“变形”为互联网；这一想象空间商业化的速度如此之快，甚至足以吓坏最顽固的批评者，以及有时为消费资本主义辩护的人。 尽管知识分子作出了值得肯定的努力，希望在新技术中发现解放的可能性--传统社会形式与实践的替代选择今天确实存在--互联网迅速商业化与等级化的速度，仍暴露了巨大的不平等：一方是有能力负担准入费用的企业，一方是仅仅使用技术（因而也被技术使用）的个人，另一方则是被完全排除在新的交流实践之外的世界大多数人口。在《互联网怎么了？》（2001）中，马克·波斯特承认这些问题中的大多数，同时强调新数字技术的“未充分决定”性质，从而强调它们能够为新的跨国政治所用：“互联网为促成一种新政治提供了机会［并且］……可能发挥重要作用，削弱现代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等级结构， 为文化实践的新方向扫清道路。”[^n102] 在《环境电视》（2001）中，安娜·麦卡锡承认电视的便携性与公共可见性在实现福柯所预言的监视文化方面，带有意识形态后果，但她也设想了一些批判性的替代方案与干预方式，能够扰乱，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改变单向传播的电视。[^n103] 然而，这些替代方案日益被挤到互联网和电视的边缘。大多数电视研究者同意，“后电视网时代”重新配置产业的方式，只是允许更多企业巨头分享电视节目的财富。“利基”电视与“目标受众”仅在从自由派到保守派政治光谱的某些界限之内，带来了更多样的电视节目。迪迪·哈勒克的“纸老虎电视”等激进电视节目，几乎无人观看，财务上处于边缘地位，主要依赖外部拨款支持。各大电视网早已成功击败“公众接入有线电视”，使其无法成为单向电视的一种民众替代方案；“互动”电视的短期未来，尤其是在与计算机和互联网整合时，很可能不过是利润极其丰厚的电子游戏市场的延伸。 当然，博客、个人网站与维基，无论被组织为脸书这样的“社交网络”，还是只是由个人维护，都提供了廉价的、多向的通信系统，看似是电视等单向技术的替代物。吸引消费者投入新数字技术的，是社会交往这一普遍许诺；讽刺的是，这恰恰也是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提出的理想。但这是一个虚假许诺，它以复杂的程序设计、技术创新与软件升级，替代具有社会意义的交流。[^n104] 这些设备旨在服务商业与贸易需求，以公共领域日益私有化为前提；在家庭办公室、通勤车辆或商业航班的预留座位所呈现的彻底异化及悖论性的排他状态中，它们模拟出一种社会交往的幻觉，并制造由自身意识形态动机塑造的特定欲望。看着都市人匆匆从一处奔往另一处，紧盯着智能手机屏幕，常常还同时驾驶汽车或骑自行车，后现代的漫游者无法不作出这样的结论：数字技术进一步使我们异化， 同时许诺一种更多社交的幻觉。帝国想象依赖这些欲望而繁荣；今天，人们把它称为“连接性”，但它几乎不过是关于社会归属的古老梦想。弗朗西斯·福山等为全球“美国化”辩护的文化论者设想，这种同质化将把我们带到黑格尔及其他早期现代思想家梦幻般想象的那个“历史终结”，因为这些条件会产生政治共识。[^n105] 福山认为单向全球化可能带来国际共识，这一点当然没错；即便这种共识是我们几乎无法赞同的，是我们知道不仅会令人难以忍受地乏味、而且最终“非人”的，并且会要求经历一些不可思议而又无法预测的暴力时期。 这种对一般可称为“后现代经济”的批评，聚焦于信息、通信与娱乐产品，包括与其整合的研发环节；把它应用于当代全球处境时，似乎有种奇怪的时代错位感。如今，我们面对的是传统帝国主义的复兴：美国凌驾于一切其他人类共同体之上，以最公然的军国主义方式施展其无人挑战的权力。自大英帝国于十八世纪末和十九世纪凭武力与恐惧统治世界以来，还未曾有过如此毫不掩饰的军事权力统治。查默斯·约翰逊在承认二十一世纪当代美国的全球统治与十九世纪英国统治有重要差异的同时，也追溯了从英国到美国帝国政策的历史谱系，尤其是在中东和东南亚这样的关键地区（Johnson, 138-139, 217-218）。在索马里和非洲大部分地区、科索沃、塞尔维亚、古巴、尼加拉瓜、巴拿马、萨尔瓦多、哥伦比亚、菲律宾、朝鲜与韩国、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沙特阿拉伯及海湾国家、伊拉克与伊朗，美国通过公开的军事行动或威胁行事。这些情况似乎与欧内斯特·曼德尔、弗雷德里克·詹姆逊和戴维·哈维等后工业或晚期资本主义实践理论家所分析的后现代经济，并没有多大关系。 然而，一边是美国军力的崛起，以及与之配套、对国内外人民（尤其但不限于非美国公民）实行不平等和压迫性政策的威胁， 另一边是“文化出口”的资本化，二者之间存在重要关系；这些文化出口从好莱坞娱乐与电视节目，一直延伸至数字技术及其关于沟通、工作与社会“组网”的规程。约翰·加拉格尔与罗纳德·罗宾逊的“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理论，如今已有半个世纪历史；它的形成，远早于后现代经济通过重组其他经济生产与贸易形式而开始主导全球关系之前（这种重组对“工业化”的发展中国家尤其具有毁灭性，因为它们如今被新的、享有特权的资本化形式投下的阴影所笼罩）。[^n106] “自由贸易帝国主义”论点，仍能在相当程度上解释：为什么恰在全球化似乎成为美国经济凯旋主义近乎不可避免的结果之时，传统帝国军事力量却如此突出而频繁地以一种“外交政策”出现。查默斯·约翰逊等当代美国外交政策批评者也认识到，“自由贸易”经常被用来合理化跨国公司的行为，以及美国政府对以色列、直到最近的韩国等“附庸国家”的培植（Johnson, 31）。 加拉格尔与罗宾逊驳斥了传统理论，即帝国主义--他们的主要例子是英国在非洲的帝国主义--在历史上先经历军事征服，再巩固殖民统治，最后才通过经济发展缓慢地获得正当化并发生转型。加拉格尔与罗宾逊认为，在历史上，“自由贸易”政策一般先于殖民地的军事化；只有当宗主国与殖民地中心之间无法谈成贸易协议时，才需要这种军事力量。因此，当帝国强权推动原料或制成品的贸易协议，营造出对殖民者与被殖民者双方都优惠而公平的条款表象时，军事力量被保留为后备手段；这当然不是出于人道考虑，而主要是出于实用与经济原因。只有当“自由贸易”的幻象破灭时，才需要军事力量重新施加帝国“秩序”，从而恢复自由贸易的表象；在其掩护之下，通常实际发生的，是对殖民地自然资源或人力资源显然不平等的剥削。正如他们写道：“通常把自由贸易帝国的政策概括为‘要贸易，不要统治’， 其实应当改为‘尽可能在非正式控制下贸易；必要时在统治下贸易’。”（Gallagher and Robinson, 25） 这不正是我们今天在海湾地区及世界其他战略地点所见证的情形吗？目前，美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之间的关系，可以准确地描述为按照“自由贸易帝国主义”的逻辑运作：中国经济蓬勃发展，很大程度上依靠为出口美国市场制造产品所需要的受剥削劳动。[^n107] 福山理解全球化的一个假设是，“历史终结”将带来战争与国家争斗的结束，“地球村”与世界和平密不可分。从这一角度看，全球化使个人生活变得平庸而千篇一律，无论代价多大，都能够由其带来的安全获得超额补偿。考虑到人类大多数成员日常经历的恐惧，与美国全球霸权所带来的巨大收益相比，这些牺牲完全值得。罗伯特·卡根以新自由主义为美国在世界各地运用权力进行自身“防卫”辩护时，也得出了相似结论，尽管这一结论包含了他对欧盟与联合国的谴责--二者是目前与美国全球霸权最接近的竞争者。[^n108] 晚期资本主义凭借恐惧而繁荣，甚至把恐惧作为主要营销策略之一。在美国过去几年萧条的经济中，少有的亮点之一，便是自卫产品市场的蓬勃发展，尤其是高科技小玩意的市场；这是对“9·11”及其引发的各种排外焦虑--例如邮寄炭疽病菌事件--的回应。在纪录片《科伦拜恩的保龄球》（2002）中，迈克尔·摩尔把美国的暴力主要归因于新闻媒体与联邦政府传播的一种恐惧文化。如果我们接受他的论点的大致轮廓，那么，美国文化资本的全球化，就会包含恰恰这种“恐惧文化”的输出；我们正在见证的这一现象，与美国军事行动的增加互为补充，因为布什政府认真地履行其作为世界新秩序全球警察的角色。乔治·W. 布什总统离任时坚持说，他的政府使美国更能抵御恐怖主义，哪怕代价是我们的公民自由。然而，在乔治·W. 布什任总统期间，英国、西班牙、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 和印度的全球恐怖主义事件显著增加。奥巴马政府因未能预见两起未遂的国内恐怖主义“事件”而受到批评--2009年12月25日，一架由阿姆斯特丹飞往底特律的西北航空班机遭遇未遂爆炸袭击，以及2010年5月1日时代广场的未遂汽车炸弹袭击--而且它仍未把2009年11月5日胡德堡枪击案中的大规模杀人，认定为“国内恐怖主义”行为。只要美国还在发动全球“反恐战争”，恐怖主义事件就会继续发生；而这些事件无论发生在哪里，都将继续支持基于好战的新帝国主义的外交政策。因此，我想提出，文化帝国主义或自由贸易帝国主义，与军事帝国主义之间存在一种辩证关系；这一关系通过“恐惧文化”得到中介，后者有助于推销晚期资本主义产品，并且鼓励、而非减少以军事冲突替代国际外交的做法。 可以理解，这一辩证关系的历史，与现代性本身一样久远，尤其是当我们把现代性追溯到十五世纪末与十六世纪初的探险和征服航海之时。现代化与其说始于完成这些征服的技术--事实上，并没有什么新技术是专为探险航海而发明的--不如说始于对其他世界与民族的想象。人们常常谈到，早期探险者如何轻易地以一个民族替代另一个民族，例如哥伦布将加勒比人与阿拉瓦克人误认成远东的“印度人”（这一名称沿用至今，尽管经常受到美洲原住民与第一民族的质疑）。但还有一段较短的历史，能够让我们相当充分地认识这一辩证关系，尤其是它目前在世界政治中的运用；这段历史始于1970年代初美国在越南的军事失败。从那时起，美国文化便尝试通过广泛的媒体、从几乎所有可能的政治视角，解释战争并使之合理化。梳理这些对越南战争的不同看法，仍是文化与政治批评者的重要工作；但这些文化工作提供的总体印象，是把一次军事与殖民失败重新叙述为日后在加勒比、中美洲、波斯湾、非洲及前南斯拉夫交战各共和国展开军事冒险的基础。 1970年代中后期，一系列看似批判性地阐释美国介入越南的电影，例如《荣归》（1978）、《猎鹿人》（1979）与《现代启示录》（1980），后来被另一些电影和电视节目取代；后者挪用前作的自由派修辞，却将其纳入补偿性叙事，意在凭借想象重新打一遍这场战争，而且打赢。西尔维斯特·史泰龙的“兰博”角色，正是这种英雄惯例的经典范例。在《兰博》系列电影中，约翰·兰博与越南人、俄国人和其他外国敌人作战，但他也与美国人作战；这种方式清楚地预示了当代美国大众媒体对全球议题的“国家化”。第一部电影，特德·科特切夫的《兰博：第一滴血》（1982），以开场场景交代约翰·兰博对抗当地警察局，以及最终奉命追捕他的国民警卫队的动机。片头字幕滚动时，约翰·兰博沿着美国西北部一条迷人的土路，走向湖边一栋朴素的住宅。一名非洲裔美国女性正在晾衣绳上晾衣服，她位于一幅壮美自然景观的中心；她是兰博在越南最好的朋友德尔马·贝里的母亲。在影片开头的对话中，兰博从德尔马的母亲那里得知，自己的朋友已死于癌症，是越南喷洒的落叶剂橙剂的受害者。我曾在别处分析，兰博如何由此挪用1960年代末与1970年代初的民权、反战与反文化运动，来为自己在《兰博：第一滴血》中代表的军国主义赋予正当性。[^n109] 在第二部电影，乔治·P. 科斯马托斯的《兰博：第一滴血2》（1985）中，兰博的愤怒指向中央情报局对高科技而非人的能动性的依赖。在影片结尾，约翰·兰博用执行越南任务时携带的大型自动武器，向位于泰国的中央情报局计算机指挥中心开火，将其摧毁；接着，他发出一声原始的呐喊，伴随着这场仪式化的破坏，摧毁那种他显然谴责为非人的新式自动化战争。讽刺的是，在两部电影中，约翰·兰博的爱默生式自立精神与自然身份，都被用来与国防部和五角大楼在第一次、第二次海湾战争中采用的自动化军国主义作鲜明对比；而对许多人而言，这两场战争在文化上的正当性，却正是来自以约翰·兰博这一人物为典型的军国主义价值复兴。 虚构人物约翰·兰博与文森特·布鲁克斯准将之间，有一条直接的连线；后者是第二次海湾战争期间“身高六英尺有余、像好莱坞明星一样英俊的中央司令部非洲裔美国发言人”。在塞利亚营先进的、耗资“150万美元、专为电视建造的‘联军媒体中心’，……他每天向数百名记者展示经过剪辑的报告”（Johnson, 249）。 无论作为文化、地缘政治地区、历史还是民族，“越南”从来都没有得到十分精确的界定，因此它成为一个灵活的词语。于是，在文化幻想中重打的战争，可以发生在本国，例如路易·马勒的《阿拉莫湾》（1985）与沃尔特·希尔的《南方的安慰》（1981）；也可以发生在全球其他热点，例如克林特·伊斯特伍德《战火云霄》（1986）中的格林纳达、马克·莱斯特《独闯龙潭》（1985）中的中美洲，以及彼得·麦克唐纳《兰博3》（1988）中的阿富汗；在那里，约翰·兰博与阿富汗圣战者并肩英勇作战，对抗苏联。当然，这场受到中央情报局顾问、美国资金与武器支持的阿富汗反殖民抵抗运动，在1990年代中期会与塔利班（伊斯兰学生）结盟，而塔利班随后又会庇护奥萨马·本·拉登和基地组织（Johnson, 177）。如今在美国放映《兰博3》，会带来一种奇异的体验：观众看到约翰·兰博学习、甚至参与赛马等阿富汗“自由战士”的民俗仪式，而到2001年，这些人却成了我们毫无疑问的敌人。 与这些电影、《中国海滩》和《迈阿密风云》等虚构电视节目，以及HBO的《隐匿的士兵》等纪录片系列同时出现的，还有军方的“联动合作”：用官方场地充当电影布景，提供军事程序的内部信息，来换取宣传军事英雄主义与荣誉的影片，例如《军官与绅士》（1982）、《壮志凌云》（1986），及其许多衍生作品。如今，这些作品已帮助建立起一种电影与电视类型，包括哥伦比亚广播公司长年播出的《执法悍将》（JAG［Judge Adjutants’ General，军法署长］）系列。后来被称为“越南效应”的东西，扩展其光环，寄生性地借取其他战争的力量。因此，199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作为电影、电视纪实剧与印刷叙事（小说、传记和口述史）主题的复兴，既与诺曼底登陆五十周年、或纪念 二战结束等名义上的历史时间标记有关，也同样与大规模改写越南战争（以及美国在东南亚的帝国主义）有关。史蒂文·斯皮尔伯格的《拯救大兵瑞恩》（1998）、泰伦斯·马利克的《细细的红线》（1998）和吴宇森的《风语者》（2002）等电影，常因暴力描写直白、因而令人疏离，被宣传为“反战电影”；它们却帮助美国重新军事化，不仅因为它们借用了二战英雄主义与军事胜利的惯例，也因为它们各自以不同方式，借用自由派、往往明确反映和平主义的情感来实现自身目的。因此，带领士兵执行营救瑞恩任务的那名中尉（汤姆·汉克斯饰），是一位学校教师，不愿让他人承担不必要的生命风险，只是不得不履行平民士兵那令人不快却必要的职责。《细细的红线》中的军官在上级命令使部下承受不合理风险时抗命，而吴宇森电影中的纳瓦霍族“风语者”，则挑战战友的种族主义。然而，他们最后全都投入战斗，从而把“正义战争”论与自由派及反战情感联系起来。我的观点是，政治视角迥然不同的战斗影片，往往同样助长支持军事的情绪；安东尼·斯沃福德在其第一次海湾战争回忆录《锅盖头》（2003）中证实了这一点。斯沃福德描述美国士兵对有关越战的反战电影的迷恋，并总结说：“但事实上，越战电影全都是支持战争的，不论其自称的信息是什么，也不论库布里克、科波拉或斯通的意图是什么……。这些电影富于魔力的残酷性，赞美了他们作战技能中那种可怕而卑劣的美。战斗、强奸、战争、掠夺、焚烧。死亡与屠杀的电影影像，是军人的色情片。”[^n110] 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9·11”之前的那些年里，大众媒体帮助美国军队重新获得正当性，再次肯定“男性气概”的价值（常常直接反击女权运动），并化解那种曾为结束越南战争作出重大贡献的反战异议。美国的军国主义与“武士文化”被纳入国内关切，或被安置在历史上、地理上位于中东以外的场景之中，以后越战的面貌重生。民众取向的媒体与纪录片制作人，包括出人意料地广受欢迎的迈克尔·摩尔，以及“纸老虎电视”的迪迪·哈勒克等较少为人所见的“另类”电视制作人，很少触及大众媒体运用政治对手修辞时所展现的微妙手法。在摩尔的《罗杰与我》（1989）中，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是典型的资本家伪君子与窃贼；在《科伦拜恩的保龄球》（2002）中， 全国步枪协会主席则是衰老糊涂、愚蠢且自相矛盾的查尔顿·赫斯顿。只须揭穿假象！ 当然，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远在“9·11”之前，也有重要的例外，例如巴里·莱文森的《摇尾狗》（1998）和戴维·O. 拉塞尔的《夺金三王》（1997）；二者都批评民族主义宣传与媒体控制，正是这些做法使乔治·H. W. 布什政府能够在几乎不受公众审视的情况下，制造盟军“国际联盟”的幻象，发动第一次海湾战争。《摇尾狗》的前提是，我们对阿尔巴尼亚进行的一场“战争”，完全是由华盛顿的公关操盘手康拉德·布里姆（罗伯特·德尼罗饰），在好莱坞制片人西德尼·莫茨（达斯廷·霍夫曼饰）的协助下编造出来的，目的是转移公众对现任总统性骚扰指控的关注；此时距离他的连任选举只剩两周。《摇尾狗》精彩地讽刺了美国联邦政府对其海外军事冒险的新闻报道所施加的日益加强的控制。从许多方面看，《摇尾狗》似乎只是以好莱坞电影讽刺形式，展开让·鲍德里亚在刻意打破成见的《海湾战争不曾发生》（La Guerre du Golfe n’a pas eu lieu，1991）中提出的主张。[^n111] 《夺金三王》则以一种很不相同的方式，试图揭去海湾战争中爱国奉献的面具：它展示美国士兵对入侵科威特的伊拉克军队劫掠的科威特黄金的贪欲，以此比喻美国控制石油丰富的海湾地区的私利。我承认，《夺金三王》的和平主义与民众取向情感值得注意，尤其是在好莱坞电影越来越瞄准12至17岁观众的时期；这个年龄组的人，在电影与相关产品上的人均支出，仍高于美国其他所有年龄组。《夺金三王》中，一枚M-16子弹以慢镜头穿透人体肠道，导致绿色胆汁流出、使受害者缓慢而痛苦地死去的骇人场景，远比《拯救大兵瑞恩》中美军在诺曼底登陆日死于海滩上的慢镜头煽情场面有效。 尽管如此，《摇尾狗》与《夺金三王》都依赖一种美国化叙事；它在一般公众对全球化的理解中发挥重要作用，并预示了“9·11”之后的电影与电视，将如何依赖类似的、把国际问题国家化的过程， 用林恩·斯皮格尔的话说，“引导国家回到常态--或者至少回到电视与消费文化的正常流动”。[^n112] 《摇尾狗》以一种明显的方式做着这种文化工作：它把电影中的一切行动都安排在美国境内。那个被选来假扮一名在阿尔巴尼亚遭敌方炮火“击落”、又奇迹般“获救”的真实美国士兵的在押军人（丹尼斯·利里饰），必须由媒体团队从得克萨斯一所戒备森严的军事监狱中接出来。《摇尾狗》的自由派政治，使我所称的“过度国家化”成为影片的明确主题，因此，我们应当立刻理解其反讽：好莱坞制片人莫茨与华盛顿圈内人布里姆，发明一场国际危机，来掩盖一桩国内性丑闻。影片讽刺美国人对世界事件长期无知，而这种无知得益于围绕娱乐与广告来组织的新闻；但它同时也强化了一个假设，即美国是世界中心，即使一场虚构的战争，只要由美国来打，也能具有意义与价值。 尽管《摇尾狗》意在讽刺并对抗主流文化，精心编排的第二次海湾战争新闻故事仍然遵循了它的范例。美国士兵杰西卡·林奇在2003年3月23日入侵期间负伤，被伊拉克军队俘获；她的“获救”经历，恰好遵循这样一种美国化叙事：从美国特种部队英勇营救，到她在法兰克福附近的一个美军基地接受医疗与情况询问，再到她凯旋返回西弗吉尼亚州巴勒斯坦镇的故乡。更有意思且更切题的，是随后发生的事情：杰西卡·林奇否认媒体对其“英勇”的描绘，并质疑美国特种部队“营救”她的相关事实。如今，人们认为这是五角大楼蓄意开展宣传运动、为美国主导的入侵争取支持的一次努力；其结果，是新闻报道、书籍、电视电影与新闻专题中，掀起一轮又一轮指控与反指控。早在2003年11月11日，即她被俘和获救不到八个月后，林奇就在一次CNN采访中对黛安·索耶说，五角大楼“利用我来象征所有这一套东西。这不对。我不知道他们为什么拍摄［我的获救］，或说这些话”。[^n113] 2007年4月24日，她在美国众议院监督与政府改革委员会作证时，明确提到 五角大楼如何试图把她变成“来自西弗吉尼亚的兰博”。[^n114] 苏珊·法露迪把杰西卡·林奇的故事，解读为美国偏执与排外心理的一部分，其根源可追溯至殖民时期的俘虏叙事；她认为林奇的故事十分适合美国神话建构的惯例，无疑是正确的。[^n115] 这种国家神话制造的一个特点，是把异国事物吸纳进欧美符号体系。穆罕默德·奥德·雷哈耶夫是最先向美军报告杰西卡·林奇被囚于纳西里耶一家医院的伊拉克人；他不仅获得难民身份，获准移民美国，而且讲述自己在营救中作用的著作《因为每个生命都珍贵》（2003），还为他赢得了30万美元的预付稿酬。[^n116] 在不断涌现的书籍、新闻报道、国会听证会与电视电影之中，“杰西卡·林奇”帮助把一次在政治上缺乏正当性的伊拉克入侵，以及它对中东造成的动荡，转化为一套彻头彻尾的美国叙事。 《夺金三王》以更传统的方式，挑战美国在海湾地区自利的军国主义与外交政策：它谴责美军的指挥结构，并用“三王”的民众和平主义与人道主义加以对抗。这“三王”最终不负其《圣经》式称号，引领伊拉克异议者及其家属，越过边境前往伊朗这个“应许之地”。美国家长主义、“白人的负担”这一熟悉的帝国叙事，再次上演，其表述方式与十九世纪帝国叙事中遭到彻底批判的那一套，几乎完全相同。那些从共和国卫队攻击中救下阿奇·盖茨（乔治·克鲁尼饰）、特洛伊·巴洛（马克·沃尔伯格饰）、奇夫·埃尔金（艾斯·库珀饰）和康拉德·维格（斯派克·琼斯饰）的伊拉克异议者，最终显得主要只想“除掉萨达姆”，以便“过日子、做生意”，正如他们的领袖阿米尔·阿卜杜拉（克利夫·柯蒂斯饰）所说。 影片批判消费资本主义及其全球化，但另一方面又主张小企业的价值。特洛伊·巴洛被共和国卫队俘获并遭受酷刑时，嘴巴被一个CD盒撑开，原油被灌进他口中，强迫他喝下去。从科威特掠来的消费品堆积在疏于看守的伊拉克地堡里，体现了跨国公司全球化的华而不实：尚未开箱的磁带机与CD机、纠缠成团的珠宝、一堆堆手机，以及其他消费“垃圾”，在视觉上十分有效；然而，这三王最终将要营救的 政治异议者，却致力于美发等规模不大但有意义的生意。按照几乎图式化的“教育”叙事，余下三王（康拉德·维格已死，正准备按穆斯林仪式下葬）用自己从伊拉克人那里偷来的黄金（伊拉克人则从科威特人那里偷来），为政治异议者“买下”安全通行，让他们进入相对安全的伊朗。影片最后的越境场景，充满异议者与觉悟了的美国士兵之间动情的挥手和同情的目光；如今观看这一场面令人难受，因为保守派仍继续呼吁美国把对伊拉克的入侵与占领，扩展到伊朗。 戴维·O. 拉塞尔让这些美国士兵与伊拉克异议者之间建立相互同情，当然是意在对抗美国大众文化自十九世纪以来常见的、将阿拉伯人妖魔化的东方主义；这种做法在第一次海湾战争的准备期间被强化，在“9·11”袭击后的几个月里，更被推向近乎文化歇斯底里的程度。[^n117] 然而，影片对伊拉克异议者的地区、族裔与宗教身份的呈现，似乎刻意保持模糊。这些逐利的美国士兵进入伊拉克南部，寻找被偷走的科威特黄金，因此，他们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后遇到的政治异议者，最可能是什叶派异议者，类似于那些在战争结束后的几个星期里向乔治·H. W. 布什请求军事援助，并发动了一场反萨达姆·侯赛因而最终失败的起义的人。然而，影片中又有相当多的证据，使人得出这些伊拉克异议者是库尔德人的结论。例如，在库尔德人中，美发传统上是一项受尊重的职业，所以其中一位异议者打算重操这一行业，暗示了库尔德背景；当然，他们已从伊拉克北部的主要库尔德人口中心，被移置到影片背景中的伊拉克南部。在第一次海湾战争之前，萨达姆·侯赛因进行灭绝种族的“族裔清洗”安法尔行动期间，其政府确实曾强行把库尔德人“重新安置”到南方（包括许多在那里被杀害并埋入万人坑的人）。[^n118] 这种刻意混淆伊拉克不同异议群体的做法，似乎不仅意在让电影叙事更为简省，也意在让这四名美国士兵更容易接近这些异议者。影片中的这些士兵 提供了一组美国多元文化主义的样本：奇夫·埃尔金是虔诚信奉基督教的非洲裔美国人，康拉德·维格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南方白人种族主义者，阿奇·盖茨是一名提前退役的白人职业军人，特洛伊·巴洛则是典型的白人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WASP）。诚然，这一群体的代表性十分狭窄；但他们各自对伊拉克异议者的同情，演绎了一种文化杂糅叙事，明确主张增进对其他民族的理解，作为单向全球化与美国军国主义的替代途径。奇夫·埃尔金似乎放弃基督教，转而皈依伊斯兰教，并戴上传统阿拉伯男性的库菲亚头巾（“头部覆盖物”），以宣告其改宗。康拉德·维格学习伊斯兰葬礼习俗，通过与奇夫·埃尔金对伊斯兰的共同兴趣，克服自己对后者的种族主义，最终他本人也被准备按伊斯兰仪式安葬。事实上，异议者越境进入伊朗时，带着他的遗体，以便在另一边妥善安葬。主人公学会同情与理解的，并不是历史和地区上具体的伊拉克群体，而是概括化的“阿拉伯人”与“穆斯林”类型。以这种方式，四名美国人演绎了自由派多元文化主义；它经常因其对丽莎·洛所称“自由帝国主义国家的意识形态表征”的贡献而受到批评。[^n119] 因此，2004年观看伊拉克异议者在影片结尾越境进入相对自由的伊朗这一场景，所产生的电影体验，并不是一项来自1997年的预言：仿佛布什政府因为没有遵从《夺金三王》人道而政治自由主义的建议，才于2003年再次诉诸军事力量。恰恰相反，这种本身深深投入美国民族主义的自由派意识形态，帮助制造了一种局面，使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成为军事与殖民现实，并使针对伊朗“政权更迭”的秘密行动或军事努力，成为这一外交政策的“合乎逻辑的下一步”。 自“9·11”以来，在入侵及随后占领伊拉克期间，美国大众媒体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旧主题出现了一种新转折；但这一转折与旧主题相容，而且可以被理解为从越战时期延续至今的一段历史的一部分：美国政府逐渐而无可阻挡地控制新闻与娱乐媒体。可以理解，无论虚构还是非虚构电视，都十分关注“9·11”及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军事干预的正当化等彼此关联的事件。林恩·斯皮格尔 相当详细地描述了，“传统娱乐形式”如何在“9·11”之后，重新发明“它们在美国生活与文化中的位置”：最初，它们减少暴力电影的发行数量，并在电视上以“家庭节目”取而代之（Spigel, 235）。斯皮格尔继续论述，在这段自我审查时期之后不久，好莱坞与电视转而诉诸熟悉的历史叙事，以稳定国家凝聚力的神话，并再次肯定有关美国经验的目的论叙事（Spigel, 240-241）。斯皮格尔的论点证实了我的感受：好莱坞与电视迅速回收有关美国的旧神话叙事，而没有得出相反的结论--“9·11”恐怖袭击表明，美国人需要更多地了解那个他们如此执意要使之“全球化”的世界。仿佛直接回应了更多关注世界其他民族的这一承诺，媒体开始把“恐怖主义”吸纳进美国，剥去其国际威胁的属性。正如乔治·W. 布什总统持续努力把伊拉克与基地组织直接相连，把恐怖国家化也有助于消解其跨国的、尚未成形的，因而真正令人恐惧的力量。当代美国电视对恐怖的收束，遵循了我迄今追踪的文化帝国主义逻辑；但如今又附加一项主张：对付这种“恐怖”的最佳武器，是美国传统民主的武器，即法律的公正，以及超越党派政治、甚至国界的美国人民的民众精神。 美国全国广播公司的《法律与秩序》，从1990年9月13日首播，到2010年5月24日播出最终一集，是电视史上播出时间最长的连续剧。随着《法律与秩序：洛杉矶》于2010年秋（2010年9月29日）首播，这一系列还将延长这项纪录。这部全国广播公司的法律-警察情节剧，与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美国在中东的新帝国主义同时发展，因此，它经常处理与我们在该地区外交政策有关的问题，也就不足为奇。节目由萨姆·沃特森饰演纽约地区检察官办公室的首席检控官，提出了电视媒介特有的道德主张，借此区别于其他主要依靠城市公众对生活在日益危险的美国与世界中的焦虑的警匪犯罪节目。节目分成两部分：前半小时，警探调查犯罪、逮捕嫌疑人，再将案情提交地区检察官 办公室；后半小时，首席检控官杰克·麦科伊（萨姆·沃特森饰）与其迷人的助理地区检察官塞雷娜，将案件送上法庭，接受审理与判决。虽然侦查与法律工作并不总是吻合，但体系中的错误，似乎恰好证实了警察-司法系统整体上内建的制衡机制，正如节目开场画外音所说的那样。 在这里，我想暂作离题，预示我更广泛的论点。我不同意迈克尔·摩尔在《科伦拜恩的保龄球》中反复提出的主张：塑造美国恐惧气氛、进而导致每年超过11,000人死于枪支的，主要是新闻媒体，而非娱乐性电视与电影。摩尔列举加拿大、日本等其他社会：那里每年枪支死亡人数低于1,000，但暴力电影、电视节目与电子游戏仍有大量受众。他认为，在这些社会中，即使青少年观众也能暂时接受虚构节目的设定，并理解幻想与现实的区别。然而，在美国，大众媒体长期以来一直有混淆虚构与现实的传统，其目的主要在于将两种模式各自的商业优势最大化。我们几乎不需要近来的“真人秀电视”作为例子，来提醒自己，电视依赖鲍德里亚很久以前定义的“超真实”而繁荣；解释这一现象的最佳方式，似乎是电视让我们产生一种幻觉，仿佛对于原本令人困惑的现实，我们拥有更多知识与控制权。《法律与秩序》确实对观众产生这样的效果，这或许解释了它在广播电视网上取得的巨大成功；否则，广播电视网正受到“生活频道”和“氧气频道”等有线频道的重大挑战，后者瞄准特定市场份额，试图在所谓“后电视网时代”打破电视网霸权。 我曾在别处论述，1970年代初那种具有社会意识的电视，例如诺曼·李尔通过《全家福》开创的节目，到1980年代转变为更传统的、在美国民主现存法律与社会边界之内进行的“道德问题解决”（NAS, 170-71）。《全家福》主张，种族与族裔偏见不能完全靠法律克服，而需要改变个人价值观。《桑福德父子》延续这一论点，主张阶级与种族敌意在心理习惯中密不可分，而这些习惯虽难改变，却仍有可能改变。但《法律与秩序》设想， 尽管美国法律史上存在明显偏差，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仍是我们对抗与阶级、种族、族裔、性别或性取向相关不公的最佳防线。这一文化转变十分清楚：电视从致力于政治与社会改革，转向关注对现存制度的维护，正如节目标题所暗示的那样--“法律与秩序”是过去四十年保守派共和党竞选活动的一句口号。 我想分析的这集《法律与秩序》，围绕一位广受欢迎的人类学教授路易丝·默多克被谋杀的案件展开；她同时主持一个为穆斯林女性发声的社区中心。最后，一位改信伊斯兰教的年轻美国男性格雷格·兰登被捕并受审。当然，在这一集首次播出的2002年10月2日，最臭名昭著的改信伊斯兰教的美国人，是所谓“美国塔利班”约翰·沃克·林德。他离开位于加利福尼亚州马林县的中上阶层家庭，先到也门与巴基斯坦学习阿拉伯语、进而学习《古兰经》，随后到阿富汗加入塔利班。本集播出两天后，林德通过“认罪协商”被判二十年监禁；针对他的指控被减为“一项向塔利班提供服务罪，以及一项在实施重罪时携带爆炸物罪”。[^n120] 在量刑听证会上，林德流泪道歉，否认自己曾有意拿起武器对抗美国；而他离异的父母，在其被捕和受审期间始终支持他。 林德无疑是《法律与秩序》中格雷格·兰登这一人物的现实原型，但剧集对他的性格与经历作了非常重要的改动。首先，剧中这个年轻人鄙视父母、法律体系，乃至整个美国；他为政治宣传目的接管自己的法律辩护，在法庭上大发议论，使观众想起关于扎卡里亚斯·穆萨维的新闻报道。后者被指控是“9·11”袭击中的“第二十名”劫机者，同样坚持自任法律顾问，并把法庭作为“宣讲台”。兰登为自己作证时，把基地组织可能的动机，与美国境内受压迫少数群体在历史上抵抗支配的动机，作了一些很有道理的联系： > “自1990年以来，［美国］就占领了我们的圣地……美国不尊重任何文化，只尊重自己的文化……。美国 > 这个国家诞生于对美洲原住民的大规模屠杀之中，建立在非洲人的脊背上。假如美洲原住民能够通过驾机撞楼来自卫，你们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假如奴隶能够通过成为殉道者来获得自由，你们不认为他们会这样做吗？而那不会是恐怖主义；那会是自卫。” 格雷格·兰登穿着穆斯林男性服饰、留着胡须，被异国化、东方化了，尽管他的证词呼应了许多知识分子回应“9·11”时提出的合理论点。除了他的外表，兰登的父亲也使他显得格格不入：镜头显示，儿子作证时，父亲在法庭上左右摇头，嘴里无声地说着“不”。 在《法律与秩序》中，这名年轻人的目标，不是纽约世界贸易中心双塔象征的资本主义权威，也不是五角大楼的军事权威，而是一位人类学女教授；她终身致力于自由派的社会变革，并以推动美国大学多样化的工作体现这种奉献。把基地组织对美国（或以色列、法国、印度尼西亚）等全球恐怖袭击，与美国境内的“国内恐怖主义”，例如蒂莫西·麦克维炸毁俄克拉何马城默拉大楼的事件等同起来，是一种常见回应，不仅在美国如此，在伊斯兰社会也是如此。但《法律与秩序》这一集以特定方式建构情节，大幅避开这一结论。相反，我们得知，这名年轻人认为，在教授的穆斯林女性中心工作的女友，因与教授一起从事女性主义工作，而背离了自己作为顺从的伊斯兰女性应负的职责。他在嫉妒、但也出于宗教动机的盛怒中，“击杀”了自己的敌人。 《法律与秩序》谨慎地保护自己，避免被指控对美国穆斯林缺乏体察，因此刻意把这名年轻人与“真正的”伊斯兰区分开；但其做法，与美国大众新闻把基地组织和“真正的”伊斯兰区分开的方式大致相同：谴责二者“原教旨主义”的非理性，而不对伊斯兰社会中女性的角色作出任何实质性论述。在检察官与一名将由控方传召为“专家证人”的女心理学家进行的关键咨询中，心理学家得出结论， 兰登杀人的首要动机，是其性方面的不安全感；他与父母之间困难的关系，以及他迫切需要绝对控制女友的心理，又加强了这一动机。我几乎无需评论，这一结论如何把本集提出的所有重要伦理问题都化为琐屑之事。诚然，《法律与秩序》并没有说，这名年轻人代表所有美国穆斯林；但它实际上强化了自黑格尔等浪漫主义唯心论哲学家以来，西方用来把自身“文明”与伊斯兰“野蛮”区分开的几乎每一种惯例。 把左翼政治异议与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合并的做法，自2002年以来已有变化：其修辞技巧更加精巧，从而在美国国内外反战团体与其他进步团体之间制造进一步的分裂。在2004年2月18日播出的一集《法律与秩序》中，即上述“约翰·林德”一集播出十六个月之后，一名自巴西移民美国的非洲裔美国邮政工人肯尼思·席尔瓦，被控谋杀哈德逊大学学生布赖恩·蒂格；后者积极参与纽约的反战与反世贸组织示威。后来发现，席尔瓦本人是一位获勋的第一次海湾战争美国老兵，最近又在第二次海湾战争中失去了儿子。他认为，辩护律师所称蒂格的“激进行动”，已经“亵渎”了儿子的记忆。席尔瓦的谋杀罪名不成立，陪审团又无法就“一级误杀罪”作出裁决，因此法庭宣布审判无效。检察官杰克·麦科伊虽然对结果失望，却接受了它；他的上司、地区检察官（弗雷德·道尔顿·汤普森饰）则得出结论：席尔瓦之所以逃脱法律惩罚，归功于陪审团中同情其愤怒的“蓝领工人”。麦科伊的上司总结道，“逃避陪审义务的人”，也是“逃避现役服役的人”；他的意思是，即使法律正义出了差错，至少这位非洲裔美国移民席尔瓦，已被其“工人阶级”盟友宣告无罪。这位保守的移民、无论在国内还是海外都忠实为联邦政府工作的雇员，实际上让异议噤声，动员种族认同来“支持我们的军队”，而军人们仍在一场堂吉诃德式的战争中不断死去。 美国媒体迅速从2002年“美国塔利班”格雷格·兰登／约翰·沃克·林德这一可辨识的身体形象，转向彻底 “美国化”的版本；这些版本通常可被辨认为误入歧途的反战学生与其他异议者。在《逝者能言》2006年的一集《死亡人数》（2006年3月12日）中，两枚炸弹在波士顿高峰时间的地铁列车上爆炸，导致多人死伤，其中包括许多学童。[^n121] 在身份查明之前，这名“国内恐怖分子”便已被法医团队的一名成员称为“比本·拉登还坏”。在高潮场景中，他试图拆除自己设置的余下那枚炸弹；其布弹方式结合了马德里“3·11”与伦敦“7·7”恐怖行动。此时观众得知，这个炸弹客原来是一名“哈佛大学研究生”，他的妻子在伦敦地铁爆炸案（“7·7”）中遇害；他安放三枚炸弹，希望借此提醒美国人注意我国土安全机构的失误。 遗憾的是，这个天真的研究生没能控制自己的炸药（这里暗指伦敦后来那些主要炸药未能引爆的炸弹客），尽管他本人曾试图拉下紧急制动绳，让列车停下来。在笨手笨脚地试图拆除自己炸弹的过程中，他救了他人，却在其英雄式（但技术上失败）的尝试中，仿佛合乎正义地丧生。最好还是把“恐怖主义”交给专家，无论他们来自波士顿验尸官办公室，还是国土安全机构。最后一幕对这名“国内恐怖分子”身体的呈现，尤其耐人寻味：此前，他被塑造成一个和善、乐于助人的白人中产阶层男性；但在隧道的黑暗中，他却被表现为一个既“阴暗”又“种族化”的人物。这很像伦敦警察在2005年7月8日寻找“7·7”事件替罪羊时，开枪打死一名逃跑的巴西电工之际，一定“看见”的形象。 我把重点放在《法律与秩序》和《逝者能言》，而不是福克斯的《24小时》（2001-2010）上，因为前两部电视系列剧并不以恐怖主义为主要题材。当然，福克斯的《24小时》及其首席调查员杰克·鲍尔（基弗·萨瑟兰饰），已成为无数阐释的对象，探讨美国大众文化与大众媒体如何再现恐怖主义、美国在“反恐战争”中的角色，以及伊拉克与阿富汗战争的国内后果。福克斯《24小时》的八季节目固然只会证实我有关媒体把外国威胁、尤其是恐怖主义“过度国家化”的论点，但这一系列这样做，遵循的是福克斯电视网尤其在“9·11”之后公开保守的政治立场。《摇尾狗》与《夺金三王》等电影， 以及《法律与秩序》和《逝者能言》等电视系列剧，在政治倾向上则公开属于自由派。问题不仅在于，它们的自由主义与“9·11”后美国保守派的新自由主义策略相吻合；这种自由主义通过美国国家归属来界定自身，而这使我们迫切需要用来处理二十一世纪第二个十年所面临的社会、经济与政治问题的那种跨国、全球性想象，即使不至于完全不可能，也变得困难重重。 塔拉勒·阿萨德在《宗教的谱系》中认为，“西方”始于“现代化（西方化）计划”，这一计划在本质上是殖民性的，并且“通过自身的现代历史性，与一切非西方文化相对立地界定自身。因此，尽管现代性存在断裂（它与传统的决裂），‘西方’仍把自身过去作为一种有机连续性包含在自身之内：从‘希腊人与罗马人’及‘希伯来人与早期基督徒’，经过‘拉丁基督教世界’、‘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一直到现代欧洲人的‘普遍文明’”。[^n122] 因此，西方帝国主义是一则通过无数不同方式、媒介与体裁讲述的故事；但从这一角度看，其变化却少得惊人，它使“他者性”得以内化、合理化、历史化与文明化。 美国通俗电影与电视如此一贯地以化约方式参与这一叙事目的论，或许不该令我们惊讶，甚至震惊。对于约翰·沃克·林德或其虚构替身这样的年轻美国人而言，“伊斯兰”不过是把幼稚的反叛“表现出来”，从而证实那些“落后文化”的“未发展”特征；它们像黑格尔笔下的非洲一样，“没有历史”。同样，保守派政治人物与一般公众，将越战时期的反战行动理解为“大学生胡闹”“青春期叛逆”，或“拒绝他们父辈的美国”。越南战争与尚在持续、仍未定形的“反恐战争”，共同之处在于一种迫切欲望：通过彻底压抑东南亚与伊斯兰世界中所谓“敌人”的历史与现实，重新确认国家价值。今天，很少有人会不同意，越南战争标志着一个历史时刻：美国需要改变自身的外交与国内政策、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对公众意见的忽视，以及影响这些历史危机的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结构。要学习越战时期的教训，我们就必须学会承认、 而不是压抑伊斯兰复杂而相互交织的诸多历史，承认它对美国和其他西方社会发展的影响，以及我们依赖它所提供的经济手段来使世界“现代化”、从而“西方化”的事实--而它往往因此危及自身。然而，在我们能够开始学习这一教训之前，必须批判性地阅读另一种关于西方历史性的叙事；塔拉勒·阿萨德已极有说服力地阐释了，这种叙事依赖一个始终不变的“假定”：“为了创造历史，行动者必须创造未来、重塑自身，并帮助别人这样做；而衡量重塑成功的标准，被视为普遍标准。旧的世界必须被颠覆，一个新的世界必须被创造出来。在这个意义上，历史只能依托一种普遍目的论来创造。寻求维持‘地方’现状，或遵循地方社会生活模式的行动，不具备创造历史的资格。从美拉尼西亚的货物崇拜，到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它们都只是（无望地）试图‘抵抗未来’，或‘把历史时钟往回拨’。”（Asad, 19）现在，是我们以不同方式思考“历史”如何被创造、又曾如何被创造的时候了；是把“地方”与“全球”都算进去，并发展新的制度，而不只是新的阐释方法，以协调这些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时候了。没有这样的批判性知识，在全球战争的新时代，来自各方的恐怖很可能永无休止；美国入侵伊拉克及其持续进行的阿富汗战争，不过正在上演其中的一个阶段。 # 第六章 ## 在爱达荷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 > 我不认为自己是西方人，我认为自己是现代人。 > > --阿扎尔·纳菲西，《三个女人、两个世界、一个问题》，《SAIS评论》（2000年夏秋季），第37页。 > 美国文学中没有任何政治性的东西。 > > --劳拉·布什，《纽约时报》（2001年） 伴随乔治·W. 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推行军事帝国主义，一条新自由主义的文化战线悄然而有效地开辟了。许多私人智库、基金会以及大学外交政策中心支持这条战线；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这些机构一直在政治新保守主义的成功中发挥重要作用。尽管贝拉克·奥巴马当选总统以及晚期资本主义在2008年几乎崩溃，似乎预示着政治和经济方向的改变，萨拉·佩林的声望以及2009-2010年茶党和“茶党快车”的兴起，却表明保守主义即使面对这种政治、经济逆转，依然实力强大。新的保守主义运动在策略上对女性的利用尤其值得注意，因为它既让我们看清新保守主义者如何将新自由主义用作工具，也让我们看清当代女性主义者所面对的社会政治问题正在发生怎样的变化。“9·11”以来，美国如何借国际妇女权利问题来加强它对伊拉克、阿富汗、巴基斯坦、索马里、摩洛哥、伊朗和土耳其的外交与军事干预，已经受到相当多的关注。贝拉克·奥巴马任命希拉里·克林顿为国务卿，似乎进一步延续了美国新帝国主义与国际妇女权利之间的纠缠，不过下文主要关注的是 乔治·W. 布什总统任内，保守主义者对国际妇女权利、流亡女性知识分子以及欧美高雅文化的利用。 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书为记》（2003）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新保守主义者如今如何运用新自由主义修辞，以及他们何等重视文化问题。[^n123] 过去十年，尤其是在“9·11”之后的关键时期，我一直主张研究美国帝国主义的悠久历史，以便理解我们当前在海外的帝国主义冒险，与传统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帝国主义模式之间的连续性。[^n124] 我也始终认识到，有必要对适应后现代经济条件的文化帝国主义新方法进行理论阐释和解读，因为这些经济条件构成了全球化资本主义的基础。在商品、信息、服务、研究与技术、文化产品、生活方式和政治制度的这些新型跨国流动中，尽管上述现象看似具有“后民族国家”性质，美国这个民族国家仍然发挥着关键作用。“9·11”之后，美国民族主义呈现出一种奇特的孤立主义气息，而它对自身国际扩张的深度投入又使这种气息变得更加复杂。为第二次海湾战争的军事集结、以及我们持续占领伊拉克和阿富汗提供正当性的近乎歇斯底里的爱国主义，与将美国强调为世界其他国家民主典范的修辞相互叠加。[^n125] 尽管此刻我们还无法完全看清这种正在形成的神话，它在19世纪“昭昭天命”，甚至在其19世纪末的变体“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进军”中，都有某些先例；因为这些观念都依赖一种建立在西方文明遗产之上的美国民主乌托邦主义。[^n126] 对这种盎格鲁-撒克逊主义的捍卫，传统上一直由白人男性政治家、知识分子和作家承担。新保守主义者改变了这一模式，他们支持认同自身观点的少数族裔，从而使他们所宣称的贤能政治具有文化多样性的合法性。乔治·W. 布什政府的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达特茅斯学院毕业生及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迪内希·德苏扎、最高法院大法官克拉伦斯·托马斯，以及乔治·W. 布什任命的美国哥伦比亚特区巡回 上诉法院法官贾尼斯·罗杰斯·布朗，都是我们熟悉的少数族裔人物，他们因为认可这种新保守主义议程而受到颂扬。阿扎尔·纳菲西代表着这些典型的一种重要变体：她对文学文化的辩护，尤其是她用来组织全书的欧美文学例子，以一种专门针对在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所谓“文化战争”中感到失望的知识分子的方式，强有力地诉诸自由主义文化价值。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很容易就把赖斯、德苏扎、托马斯和布朗斥为新保守主义议程的傀儡，但纳菲西是一个更加复杂的人物，她对社会暴政之审美批判的捍卫，精心模仿了古典自由主义的修辞。 理查德·伯恩在2006年《高等教育纪事报》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围绕哈米德·达巴希某篇文章的争论；达巴希在文中批评纳菲西是美国入侵伊朗计划的先行者。[^n127] 伯恩援引了几位学者，他们像马里兰大学波斯研究中心的卡里米-哈卡克一样，坚持认为达巴希对纳菲西的批评过于“尖厉”，特别是他声称纳菲西的文学批评以某种方式预示着“战争”（Byrne, A16）。早在围绕达巴希发表于“埃及语报纸《金字塔报》”的文章而出现争议之前（Byrne, A12），我自己的研究路径就已形成；我将尝试阐明一些学术和历史方面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往往是达巴希更局限于政治层面的分析所缺乏的。尽管我希望将自己的研究路径与达巴希区分开来，我仍愿意首先表明，我赞同他的结论。虽然我不认为纳菲西的著作与美国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计划之间存在直接关系，但我确实认为，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体现了新保守主义者更大范围的努力，即从文化和政治层面为反对同伊朗现政府进行外交谈判建立依据。纳菲西还把诸如“新”美学这样的微观政治学术问题，同诸如美国在当代世界事务中的角色这样的宏观政治问题联系起来。 一些知识分子热衷于“复兴”“审美功能”，其中包括阿多诺以其著名用语“否定辩证法”所表达的左翼知识传统；借助这种热情，纳菲西看起来是在追随围绕伊莱恩·斯卡里《论美与正义》（1999）以及对“新美学”的其他贡献形成的共识。[^n128] 斯卡里认为审美功能深深参与争取更大社会正义的改革斗争，这一论证在政治上是激进的，无论人们可能怎样质疑 她的主张；她也在包括《依书而梦》（1999）和《谁保卫了这个国家？》（2003）在内的其他著作中明确表达了自己的政治立场。[^n129] 尽管纳菲西的著作很容易被混同于斯卡里或其他“新美学主义者”的作品，纳菲西的政治关联无可争议地属于新保守主义。1997年离开伊朗以后，纳菲西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SAIS）”找到了“学术和思想的家园”，在那里，她得以完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并借助“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慷慨资助”，“在SAIS推进我的项目”（346-347）。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财产来源，是H. 史密斯·理查森凭借维克斯伤风膏积累的财富。基金会以其5亿美元的资产，每年提供“近2500万美元的资助”，重点支持政治学、公共政策和国际关系研究。该基金会还“为全国各地的保守派智库提供重要支持”，尤其是美国企业研究所。[^n130]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的网站将其对“保守主义事业”的支持追溯到“1973年R. 伦道夫·理查森出任会长之时”，当时它“资助了裘德·万尼斯基和乔治·吉尔德早期的‘供给学派’〔经济学〕著作”。[^n131] 基金会董事会成员包括来自政府、军方和高等教育界一些最有影响力的新保守主义者，其中有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克里斯托弗·德穆思、塞缪尔·亨廷顿、爱德华·D. 迈耶将军、本·沃滕伯格和E. 威廉·斯泰森。[^n132] 当然，仅仅因为基金会支持过纳菲西的工作，绝不能成为她本人具有新保守主义政治立场的无可争辩的证据；基金会近期的受资助者既包括美国企业研究所、胡佛研究所、“新保守主义史”项目和杨百翰大学这些新保守主义团体，也包括哥伦比亚大学、纽约市立大学、波士顿大学和康奈尔大学。[^n133] 进一步表明纳菲西新保守主义背景的间接证据，是她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保罗·H. 尼采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关系。在那里，她担任“对话项目”的主任，这是“一项多年计划，旨在主要通过文化语境，促进穆斯林世界的民主与人权 发展”。据“对话项目”网站介绍，这个研究小组处理的议题“是伊斯兰主义者攻击的主要目标，因此也是穆斯林世界建立开放、多元社会的最重大障碍；其中包括文化与西方文化〔原文如此〕帝国主义的神话、妇女问题和人权等”。[^n134] SAIS位于华盛顿特区市中心西北区马萨诸塞大道1740号，邮政编码200036-1983，独立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在巴尔的摩的霍姆伍德主校区；该院设立的初衷，是培养外交人员和各种其他政府部门工作人员，包括情报界职位所需的人才。前国防部副部长、世界银行行长保罗·邓迪斯·沃尔福威茨（生于1943年12月22日）曾任教于耶鲁大学（1970-1973），并于1980年在SAIS短暂任教，随后即在里根总统第一任期内出任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部门负责人（1981-1982）。[^n135] 对于具有阿扎尔·纳菲西博士这种资历的学者来说，SAIS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机构：她拥有俄克拉何马大学的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在德黑兰大学担任英国文学助理教授（1979-1982），也曾任职于伊斯兰自由大学，在伊朗阿拉梅·塔巴塔巴伊大学担任了七年英语副教授，并于1994年作为牛津大学研究员开设“妇女与文化变迁的导师课”。[^n136] 据我所知，SAIS与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英语系或其他以文学为基础的课程之间，并无联系；“3-2年制”之类项目例外，它们允许霍普金斯大学本科生在取得学士学位后，直接继续攻读SAIS开设的几种硕士学位。一方面，阿扎尔·纳菲西作为“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教授”的专业身份不应引起任何质疑，我们或许只会钦佩这一著名大学聘任的声望。另一方面，一位英国文学博士受聘于培养外交官的SAIS，确实引出一系列耐人寻味的问题。实际上，在SAIS的网站上，纳菲西被列为“研究人员”（Research Associate），所属部门是“教学--实务”；而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网站的其他几处，她被列为“访问研究人员”（Visiting Research Associate）。[^n137] 当然，《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证明纳菲西理解现代伊朗复杂的政治、社会和文化现实：从沙阿政权的覆灭，经过伊斯兰革命和阿亚图拉霍梅尼的统治，直至当前伊斯兰共和国政府治下这场革命的状况。毕竟，纳菲西此书的目的，就是揭露最初的革命理想遭到广泛腐蚀，以及当前伊斯兰共和国许多人承受的暴政。凭借她作为本国社会政治变迁的一位知情本土见证人的资历，纳菲西适合为SAIS这样的国际关系学院担任顾问，却很难据此获得教授职位。她具体的教授资历与这些问题关系甚小，而完全来源于对英美文学的研究，由她的两部专著作为支撑：《反地球：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批评研究》（1994）以及《在德黑兰读〈洛丽塔〉》（2003）。[^n138] 所有这些因素，都处于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引人入胜的叙述之外，也处于其副标题《以书为记》所暗示的、有趣的混合形式之外。《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得到广泛宣传，出版当年登上《纽约时报》畅销书榜第一名，并获得2004年“Book Sense年度图书奖”；对它赞赏有加的作家、知识分子和文化评论家，横跨广泛的政治光谱，从苏珊·桑塔格、玛格丽特·阿特伍德这些政治立场明确的左翼人士，到辛西娅·奥齐克这样受人尊敬的新自由主义作家。[^n139] 无数读书小组选读此书，芒特霍利约克学院还将它用作大学一年级新生的“暑期读物”；《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迅速成为经典作品，被收入广受欢迎的大学教材《新人文学读本》第二版。[^n140] 由于此书的成功，纳菲西进行了许多演讲，例如她在丹佛举行的美国独立学校协会年会上亮相，被宣传为“一位教育家和解放者”。[^n141] 这本书将对四位西方经典作家的传统文学批评，与一名局内人对伊斯兰革命和共和国政治失败及压迫状况的评论结合起来；它引发的热情和宣传，究竟由何而来？“9·11”之后，许多知识分子讨论了一个众所周知的现象：普通公众对中东、穆斯林宗教及相关问题 缺乏兴趣。对于从事专业文学批评的读者，我几乎不必提醒，如今广大的美国读者对现代英美文学的阐释问题，兴趣何其有限。曾经兴盛的美文学市场自20世纪60年代初以来不断萎缩，成为一个专业的小众市场，仅靠主要大学对其财务困顿的出版社提供大笔补贴，才能勉强生存。即使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初，公众一度对弗兰克·伦特里夏、爱德华·萨义德和玛丽安娜·托尔戈夫尼克这些思想取向各异的学者所写的“学术回忆录”和“自传”产生短暂兴趣，其传播和讨论的广泛程度，也很难与纳菲西这部畅销书相提并论。[^n142] 一些学者认为，纳菲西此书的流行，与我们关心文学及其他文化文本的意义如何依赖阅读地点，有很大关系。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詹姆斯和奥斯汀，在美国或许已不再是“激进”作家，但纳菲西声称，这些作家在她的德黑兰学生中引起热烈回应，这标示出一种文化上不同的接受史。史蒂文·梅卢在分析《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时断言：“阅读西方经典时，事实上，阅读任何东西时，你身在何处确实至关重要。”[^n143] 苏珊·弗里德曼强调，纳菲西的审美价值在德黑兰从事的政治工作，与在美国或英国截然不同：在德黑兰，她珍视的美国、英国小说被判定为颓废作品；而在美国或英国，其美学仅仅被视为文化往昔的一部分。[^n144] 就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这一具体例子而言，这种关注阅读地点的研究路径的问题在于，它强化了纳菲西本人以其读书小组代替“伊朗妇女”，甚至代替反对伊朗国家政策的伊朗人的做法。然而，纳菲西说，她的读书小组由于国家审查而不得不维持极端私密的状态，这也使它几乎无法影响伊朗政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由一位在美国受教育并居住的伊朗移民写作，仅以英语面向英语读者出版，因此它所依赖的主要位置是在美国国内。[^n145] 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以及她所有新闻评论文章中的文化政治，支持我们往往视为第一世界国家--特别是美国--单向推动全球化的“现代化”过程。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纳菲西仅有两处简短提及 沙阿政权，留给读者的总体印象是：伊斯兰革命发生于政治真空之中，其压迫性统治并不是--至少部分不是--由美国支持的沙阿政权的暴虐及其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的残酷所激发。[^n146] 在新闻评论文章中，纳菲西从赞扬西方式现代化的角度，更加明确地赞颂沙阿时代： > 伊朗很有意思，因为在沙阿时代，通过的与妇女有关的法律非常进步；其原因之一是，自19世纪末以来，许多伊朗妇女也一直在为妇女权利斗争，因此妇女中已经有了某种程度的意识。政府也希望实现现代化，所以它接受了伊朗妇女的现代性。但传统家庭和宗教家庭中的许多人反对这一点。[^n147] 纳菲西所用的“妇女中某种程度的意识”这一表述颇有意味，因为它让人想起第二波女性主义的“提高意识”策略，即将其视为女性主义行动的关键阶段。纳菲西在德黑兰家中为学生组织的“秘密研讨班”，似乎就是以这种“提高意识”为范本；在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的美国，读书小组常常是提高意识的途径。她以不容置疑的口吻告诉读者：“人们说个人的就是政治的。当然，这不是真的”，从而否定了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一个基本信条；然而，在她的大学课堂以及她在德黑兰家中教授的研讨班里，纳菲西显然仍然仿效着第二波女性主义的其他政治实践（273）。这个私人研讨班是在她为抗议德黑兰大学的压迫做法而离职后组织的，成员全部是她的女学生。纳菲西辩称，“即使讨论的是无害的小说作品，在自己家中私下教授男女混合班也太冒险了”；不过她也允许“一位坚持不懈的男学生，虽然不得进入我们的课堂，……〔仍然〕阅读指定材料，并在特殊的日子……到我家来谈论我们正在读的书”（3）。[^n148]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成功，无疑部分建立在这本书对许多认同女性主义的西方读者的吸引力上，尤其是那种忽略世界各地妇女不同历史和文化处境的女性主义普遍主义。 纳菲西在德黑兰家中举办的读书小组，与在美国举办的同类小组仅有表面差别，尽管她做了一些微不足道的姿态，试图让课堂带上当地色彩。在本书开头介绍学生时，纳菲西描写了每位女性身穿伊斯兰服饰的样子；每个学生随后脱下外衣，露出她在纳菲西家中这个安全而私密的空间里穿的西式服装（4-6）。米特拉·拉斯特加尔注意到，几位书评人将这种揭下面纱的仪式，解读为一个让这些女性“作为个人显现出来”……展现“鲜明个性”……并“抛开拘束，坦率发言”……的过程。[^n149] 纳菲西的学生受她们与她一起研读的英美小说启发，实际上转变为西方主体，因此在纳菲西看来，能够识别并抗议伊朗政府的压迫政策。 世界各地许多女性主义者批评，这种女性主义普遍主义很容易被用于西方文化帝国主义计划。在美国入侵阿富汗后不久，劳拉·布什就将我们的行动辩护为一次机会，让阿富汗妇女从塔利班的性别等级制度中得到“解放”。米山莉莎指出，美国政府借“女性主义解放”来为其外交政策和军事行动辩护，有着漫长历史，美国在占领日本期间（1945-1952）就是如此。[^n150] 罗伯特·约翰森在其经典研究中考察了文化工作如何在美墨战争期间（1846-1848）帮助美国政策获得正当性，并解读其中的“浪漫与骑士精神的幻象”：美军从野蛮的墨西哥男人手中“拯救”墨西哥女性。[^n151] 玛莎·努斯鲍姆倡导以“批判的普遍主义”衡量不同社会中妇女的生活质量，也存在一种较为不明显的风险：它可能把人权伦理与第一世界国家--尤其是美国--推动的经济发展计划联系起来。[^n152] 米特拉·拉斯特加尔在分析英语世界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书评时指出，这本书在西方流行，与读者渴望理解真实的伊朗妇女有很大关系：“尽管对于纳菲西本人作为‘代表性’伊朗女性的‘真实性’存在矛盾态度，她对其他女性及其利益和欲望的描写，仍被〔书评人〕视为‘真实’，她所描述的适当解决方案也是如此。”[^n153] 把个人回忆录--无论多么具有个人特异性--变成关于异国 民族的民族志，这种倾向早已被认为是文化帝国主义的组成部分，尤其是在探险文学和旅行文学的历史中。正如拉斯特加尔指出的，很难接受纳菲西的自传能够“代表”一个典型的伊朗女性；但通过强调私人读书小组中女学生们的不同个性，她向读者提供了一个以局部代整体、却会造成误导的伊朗女性缩影。在这个小组内部，纳菲西的学生对她们共同阅读的英美文学文本的审美价值，抱持着几乎同等的信念；然而，拉斯特加尔指出，“那些积极支持革命的女学生的观点从未得到描述”。[^n154]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在认同这种西方普遍主义的自由派女性主义者中备受欢迎，值得注意，因为纳菲西本人的妇女权利观念十分不一致，有时甚至互相矛盾。例如，她不断批评杰梅茵·格里尔这样的第二波女性主义者，却常常将她们与“后现代女性主义者”混为一谈，而她通常认为后者教条、僵化：“但是，后现代女性主义者剥夺了我们改变的权利。”[^n155] 实际上，后现代女性主义--有时也被等同于“第三波女性主义”--通常将自身与第二波女性主义的价值观和策略区分开来，尤其反对后者把自身作为美国白人中产阶级女性的特权处境普遍化的倾向。[^n156] 纳菲西不仅混淆了第二波女性主义与后现代女性主义的立场差别，还颠倒了通常的后殖民批评：后殖民批评指责两者具有享有特权的西方视角，而她坚称，自己作为移居美国的伊朗侨民（其父在沙阿政权时期担任德黑兰市长），几乎谈不上拥有特权：“在过去二十年里，我一点特权也没有。在伊朗，我的家庭、权力和金钱--如果我有的话--都被夺走了。穿衣的权利、按自己的意愿行事的权利，这一切都被夺走了。”[^n157] 作为一名在离散伊朗的过程中承受了伊斯兰革命后果的个人，纳菲西的这一观察是成立的；但它却引导她对西方文明和价值的后殖民批评得出一个古怪结论：“因为西方就等于有特权，不是阶级，不是权力，仅仅是身为西方人……我认为这是对那些社会极大的侮辱。”[^n158] 纳菲西在这里把自己与西方混同，十分意味深长，因为它表明 她多么乐于作为一位非西方代表，重新为西方文明及其自由主义承诺辩护，无论西方历史上多么未能实现这些目标。 我们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文化战争中，已经熟悉新保守主义者如何混淆新马克思主义、女性主义、后殖民理论、解构主义、后结构主义以及被宽泛使用的“后现代主义”等各自不同的政治和思想立场。文化战争期间，许多学者试图澄清这种混淆，认为一旦指出新保守主义的“错误”，文化和政治辩论就可能在更有效的基础上展开。但现在看来，将不同立场及其各自术语混为一谈，从一开始就可能是一种精心操持的修辞与文化策略，就像其他宣传运动一直试图将不同群体合并为一个“敌人”那样。在阿扎尔·纳菲西与SAIS发生关联的时期，她自身的政治与文化价值被置于某些特定用途，这种情况似乎就清晰可见。 在《权力与理想主义者》（2005）中，保罗·伯曼以纳菲西的职业历程及其著作为例，说明穆斯林政治激进主义内部向“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发生的转变。[^n159] 伯曼在“穆斯林世界与美国左派”一章的前半部分着重讨论纳菲西，这又是他总体论证的一环：他认为，“新左派”已经变形为一种新的“自由主义和反极权主义思想”，放弃了自身过去的“激进主义”。他将此书视为1996年《两个乌托邦的故事：1968一代的政治旅程》的“一部可独立阅读的续作”；书中论证的关键，是他认为新左派的“理想主义”存活于“自由主义的反极权主义”之中，而美国左派夺取权力失败后的残余，仅仅徘徊在拥有终身教职的激进派的政治正确里。[^n160] 伯曼认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是“这一特定类型中的经典”：这类书讲述“从学生运动的革命左倾思想……经过道德或哲学危机，到成年后反极权自由主义新阶段”的“演变”（152）。他还认为此书“具有双重戏剧性，不只是因为它讲述的革命往事，也因为它的出版日期--2003年3月--正是入侵伊拉克开始之时”（152）。 伯曼对纳菲西的文学分析或美学谈得很少，只是赞同她所讨论的英美作家代表的一般自由主义价值。他更感兴趣的是，纳菲西如何从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一位“激进”左派--她在那里写了关于迈克·戈尔德的博士论文--转变为伯曼所倡导的新自由主义者：“于是，在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我们看到这样一个人的故事：她投入了大约1968年前后的左翼思想，随后发现左翼运动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失败，继而采取了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尊重个人想象力的态度。一种自由主义态度”（165-166）。[^n161] 伯曼为何认为纳菲西的书与美国入侵伊拉克同时出现非常重要，其原因相当清楚：“反极权的自由主义”，也就是伯曼的新自由主义，在萨达姆·侯赛因身上发现了与阿亚图拉霍梅尼及其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继承者同样的极权主义。正如乔治·布什臭名昭著地把伊拉克、伊朗、巴解组织和朝鲜简化为“邪恶轴心”相互关联的部分，伯曼的自由主义也在自由民主与世界各地的极权政权之间，建立了简单的二元对立，而美国则是自由民主的最佳代表。伯曼否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与墨索里尼、希特勒和佛朗哥统治下的现代法西斯国家有着显著区别，并将伊拉克、伊朗、佛朗哥的西班牙、希特勒的德国、墨索里尼的意大利、苏联共产主义以及毛泽东时代的中国等量齐观：“某些政治学家或许会继续挥舞他们的欧洲核对清单，反对说霍梅尼的伊斯兰主义不可能是一种现代极权主义。但我认为，凭嗅觉和感受作判断的文学读者，会立刻感觉到纳菲西正在讲述熟悉的经验”（170）。 然而，新保守主义政治利益对新自由主义话语的这种奇怪挪用，与纳菲西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热情捍卫的文化价值究竟有什么关系？尤其是当我们想到，她对审美“激进主义”的热忱，部分解释了此书在美国的成功之时。纳菲西的文学例证构成一部简短的英美文学现代主义史，从而有力捍卫了现代主义对现代化的内在批判；我们常常将这种批判与古典自由主义、法兰克福学派对“审美功能”的审慎捍卫等各类立场联系起来，后者既体现于阿多诺的“否定辩证法”，也体现于布莱希特的“间离效果”（Verfremdungseffekt）。[^n162] 在她的叙述中，纳菲西以逆时间顺序安排其文化史：从纳博科夫的《洛丽塔》（1955年在巴黎出版，1958年在美国出版）开始，继而是F. 斯科特·菲茨杰拉德的《了不起的盖茨比》（1925）、亨利·詹姆斯的《黛西·米勒》（1878）和《华盛顿广场》（1881）、以及简·奥斯汀的《傲慢与偏见》（1813）和《曼斯菲尔德庄园》（1814）。有趣的是，纳菲西这一向后回溯的文学史，最终以一种奥斯汀与索尔·贝娄（1915-2005）的互文阅读达到顶点；贝娄是当代美国小说家和新保守主义知识分子，在“第四部分：奥斯汀”中占据显著位置。[^n163] 纳菲西使用这些西方经典作家所产生的强大吸引力之一，必定来自这样一种可能性：在伊斯兰共和国压迫政权这一截然不同的文化语境下，他们能够发挥新的政治作用。自由派和左翼知识分子常常赞扬这种审美和政治功能的重新塑造，视其为挑战西方文明霸权及其文化殖民主义的一种方式。当然，在许多情形下，即便在最传统的文学和美学作品中，我们也能解读出这种有效的意识形态批判。事实上，我将尝试指出一些方法，让其他解读从纳菲西提供的西方文学例子中发掘这种潜力；与此同时，我也主张，纳菲西自己的文学解读是在使广义的英美现代化过程重新获得正当性。在展开这一辩证论证时，我并不自以为懂得如何恰当地、有效地批评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实际上，我承认自己对该国政治制度的内部运作以及社会惯习一无所知；这只是承认一个事实：对于纳菲西自1980年（30岁时）返回德黑兰，到1996年离开期间，她和许多人生活于其中--许多人也死于其中--的压迫条件的叙述，我无力提出质疑。在坦承自己的无知时，我也并无意对纳菲西所描述的伊朗状况视而不见。那些状况，尤其针对女性、少数群体和国家的政治反对者，完全可能如纳菲西所言，既恐怖又具有恐怖主义性质。我所关切的是她提出的替代方案：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所提供的文化、经济和政治“现代化”， 尤其是她所认定的我们“最优秀”的文学，其自由主义理想主义所展示的现代化。 要完整研究过去二十年中，纳博科夫、菲茨杰拉德、詹姆斯和奥斯汀的学术研究如何在解构主义、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的影响下发生变化，将是一项漫长而复杂的工作。纳菲西的书中几乎没有提到这些专业研究。在少数几处对文学研究中“批评理论”的一般状况发表评论时，她追随新保守主义的倾向，把许多相互竞争的不同方法斥为“后现代”或“相对主义”。纳菲西的同事米娜是一位亨利·詹姆斯专家，失去了大学职位；她抱怨，利昂·埃德尔的《现代心理小说》和伊恩·瓦特的《小说的兴起》等批评研究“如今不那么时髦了”，因为“每个人都成了后现代主义者。他们甚至不能自己阅读原文--他们过分依赖某些伪哲学家告诉他们文本说了什么”（236）。纳菲西一位名叫纳斯琳的学生陷入恋爱后抱怨说：“像我这样的女孩，……谈论德里达、巴特和世界形势……对男女关系，对跟男人约会意味着什么，却一无所知，一无所知”（297）。当然，纳菲西的书面向非专业读者，但她的文学解读来自远为古老的一代专业批评。对纳菲西来说，“小说不是寓言”，而《了不起的盖茨比》这样的最佳小说是“非政治性的”（111, 129）。小说让我们获得“另一个世界的感官经验”，要求我们悬置怀疑，以“小说核心的同情理解”进入其中（111）。从20世纪3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几种不同的文学形式主义方法都倡导类似价值，包括英美新批评（默里·克里格）、日内瓦学派的“文学现象学”（乔治·普莱、J. 希利斯·米勒），以及20世纪70年代和80年代沃尔夫冈·伊瑟尔、戴维·布莱希、简·汤普金斯和史蒂文·梅卢的“读者反应”理论。[^n164] 这些批评方法拒绝文学中公开的政治意图，并在宣传、大众文化、通俗文化和文学之间划出鲜明界线；最后这个术语，专指一种超越自身历史条件、能够吸引文学作品产生的时间和地点之外的受众的特殊话语。大量学术 研究已经探讨美国新批评如何回应20世纪30年代左派据称“失败”的计划，以及美国共产党在不同时期宣布、却未获成功的“文化战线”。[^n165] 在“第二部分：盖茨比”中，纳菲西将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与迈克·戈尔德的正统马克思主义相对照。两位作者“都写同一个主题：梦想，或者更具体地说，美国梦”，但“戈尔德仅仅梦想的东西，却已在这个遥远的国家成为现实，而这个国家如今有一个陌生的名字：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旧的理想必须死去……’他写道。‘让我们把自己的一切投入革命的熔炉。因为荣耀将从我们的死亡中升起。’这种句子可以出自伊朗任何一份报纸。戈尔德所渴望的革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而我们的是伊斯兰革命，但两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因为它们都具有意识形态性质和极权性质”（109）。 相比之下，菲茨杰拉德想象的是“美国梦”；这使《了不起的盖茨比》成为“一部美国经典，在许多方面都是最具美国特质的小说”。与此同时，纳菲西还考虑了其他一些“候选作品：《哈克贝利·费恩历险记》《白鲸》《红字》”（109）。她想要找出“伟大的美国小说”的愿望，使人想起美国文学批评中一个几乎被遗忘的时代：批评家努力辨认最能代表“美国经验”的小说；菲利普·罗斯的《伟大的美国小说》（1973）对此作了有力讽刺。[^n166] 大约1950年至1970年间，相当多的学术研究关注那难以捉摸的“美国梦”，及其理想民主的承诺，后者的特征是个人能够 实现自身潜能，并由此形成自立、自觉的公民之公民美德。同一时期的神话批评家，在分别研究昭昭天命、布鲁克林大桥、密西西比河和田园主义时，常常把这些题目与某种原初神话联系起来，例如R. W. B. 刘易斯的“美国亚当”。[^n167] “美国梦”流通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文学批评的两种主要话语--新批评和神话-象征学派--之中，牢牢植根于自由主义传统，尤其可以在爱默生式的自立，以及沃尔特·惠特曼开阔的“民主远景”中找到对应。我在别处批评过一种“爱默生主义”，它敦促人们用“审美异议”取代政治行动和真正的社会改革；这也是 描述塑造美国梦神话的自由主义传统的另一种方式。[^n168] 在德黑兰大学的课堂上，纳菲西发现菲茨杰拉德的小说在学生中激起了截然不同的反应，于是提议由学生对小说进行一场模拟审判。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谴责这是一部“不道德”的小说，因为它浪漫化了盖茨比与黛西·布坎南之间的通奸关系；共产主义学生则谴责它“颓废”，因为它将盖茨比对贵族身份的攀附和腐败的财富积累理想化。少数女学生和纳菲西本人则热烈为它辩护，而纳菲西在这场审判中作了最后陈词：“‘你们读《盖茨比》，’我说，‘不是为了知道通奸是好是坏，而是要理解通奸、忠诚和婚姻这些问题究竟多么复杂。伟大的小说会提高你的感知力和敏感度，使你体会生活与个人的复杂，并使你免于那种自以为是--把道德看作关于善恶的一套固定公式……’”（133）。当然，盖茨比粗俗的物质主义与崇高的理想主义之间的深刻冲突，长期以来一直使菲茨杰拉德的小说成为自由主义个人主义雄辩的捍卫者。为小说辩护的一名女学生扎琳指出，尼克·卡拉韦严格坚持“诚实”这一道德标准，要求我们据此评判包括盖茨比在内的所有人物；这强化了美国个人主义的神话，把它的理想形式与单纯的自私区分开来。 《了不起的盖茨比》的专业读者知道，盖茨比的理想主义和尼克的“诚实”标准，都包含深刻的反讽。尼克声称自己是“巴克卢公爵家族”的后裔--这一英国贵族世系是詹姆斯二世国王在王政复辟后为巩固权力而“发明”的--又说家族中其他人花钱雇了“替身”去参加南北战争，因此很难说他来自一个“诚实”的家庭。[^n169] 尼克愤愤不平于乔丹·贝克打高尔夫球作弊、开车鲁莽，但他本人却是喧嚣的20世纪20年代高度投机经济中的债券经纪人，也显然喜欢在盖茨比奢华的晚会上与富豪名流交际。盖茨比的葬礼过去很久之后，当尼克离开长岛和已因淡季关闭的“海滨大宅”时，他最后一次造访盖茨比门窗紧闭的豪宅。他发现“某个拿着砖块的男孩”在台阶上写了“一个淫秽的词”，便用鞋 擦去，以维护盖茨比“对于自身的柏拉图式构想”，而不去讲述菲茨杰拉德关于盖茨比私人及公共腐败的故事。[^n170] 有趣的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和左派对于盖茨比不道德行为的谴责，都很容易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中读出来；但在纳菲西的课堂审判中，两群人只能作最教条的咆哮，她还明确指出他们多么不愿意读小说，只爱发表自身对宗教或政治规范的倾向性演说。 十分可以预料，纳菲西敦促我们仔细关注文学文本--细读--并把它视为通向小说提供的“神奇”审美经验的唯一途径。对她同样重要的是，伟大的小说如何“扰动我们”；这使人想起俄国形式主义者强调的“陌生化”（ostranenie）的审美功能，即有策略的“疏离”，它是文学颠覆现代化之自动化过程的能力所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29）。[^n171] 诚然，她一再主张我们必须阅读她指定的小说--无论是在课堂上还是在书中--这一点无可反驳；但当她声称伊斯兰主义和左翼学生拒绝阅读时，一场戏法就发生了。她的说法在修辞上悄悄滑移：这些学生究竟因为不做功课而是坏学生，还是没有按照纳菲西的阐释规则阅读？这种围绕“细读”的争论，应当让我们想起文化战争期间学界内部的类似争执：当根深蒂固的文学文本细释法（explication de texte）受到相当大的压力时，其学术捍卫者反击说，其他方法“未能”“阅读文本”。[^n172] 纳菲西回忆自己的“激进”往事：她在大学期间曾抗议美国介入越南，后来读研究生时又参加了俄克拉何马大学的伊斯兰学生联合会，并提到自己对迈克·戈尔德左翼小说和新闻写作的研究。与近来其他“改宗”到较温和、甚至保守政治立场的人一样，纳菲西将自己早年对左翼政治的热情归因于天真的理想主义。她认为，德黑兰大学的学生，尤其在伊斯兰共和国宗教父权制下受到压制的年轻女性，重新点燃了她本人对于西方经典作家的热情；这些作家属于“我们通常称为文化的东西……一个意识形态作用相对较小的领域”（39）。这些伊朗女学生对“伟大作家的作品怀有真正的好奇、真正的渴求--这些作家 被政权和革命知识分子一同判入昏暗的阴影之中，他们的大多数书籍遭到封禁。与革命前不同，如今受到年轻人颂扬的，是‘非革命作家’，经典的承载者：詹姆斯、纳博科夫、伍尔夫、贝娄、奥斯汀和乔伊斯是受崇敬的名字，是那个被禁世界的使者；而我们会把那个世界变得比它过去或未来的任何时候都更加纯净、更加灿烂”（39）。 这些情感听来仿佛是对美国读者几乎不加掩饰的警告：如果“政治正确”的拥护者忽视我们“伟大的作家”、那些“经典的承载者”，美国就很可能出现类似于纳菲西在伊斯兰共和国看到的极权主义。纳菲西时常提醒她的左派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生：“当心你的愿望成真”；这种告诫语气似乎同样指向美国读者--鉴于此书以英语写成、由兰登书屋出版，他们构成了纳菲西读者中的最大部分。将《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与约翰·埃利斯在《失落的文学：社会议程与人文学的腐化》（1998）中对文化研究及各种其他“新”方法的攻击对读，会很有收获。[^n173] 与埃利斯对反文学方法的谴责相比，纳菲西的路径更具吸引力、也更少显出反动面目，其原因在于她的新自由主义女性主义；她谨慎地将这种女性主义与自己在新闻评论文章中一再谴责的激进“后现代女性主义”区分开来。 不仅她在德黑兰的女学生从这些非意识形态的西方经典作家身上发现激进潜力，经典文本本身也被她以敏锐的眼光来阅读，关注它们为女性人物提供的解放可能。因此，亨伯特·亨伯特把自己全部的审美激情、对美的热爱，以及他认为华而不实的美国所极度缺乏的欧洲高雅文化气质，都投射到洛丽塔身上。然而，亨伯特就像菲茨杰拉德《了不起的盖茨比》中那些不道德的人物一样，对他人“漫不经心”，以一种“残酷”对待他们，其中包括谋杀洛丽塔的母亲，以及绑架、强奸洛丽塔本人（43）。近年来，一些批评认为纳博科夫的《洛丽塔》逼近恋童癖文化，另一些人更认为它参与其中；对此，纳菲西通过谴责亨伯特误入歧途的审美意识，并在小说中读出一种微妙的“对亨伯特受害者的同情”，尤其是对受害“孩子”洛丽塔的同情，为纳博科夫辩护（42, 43）。这样，《洛丽塔》便 成为一种颇令人难以置信的早期女性主义叙事，纳菲西巧妙地将它同她年轻的伊朗女学生的处境联系起来：依照伊斯兰共和国法律，她们每个人早在九岁时，“就已经……到了可以嫁给比亨伯特年纪还大的男人的年龄”（43）。尽管我们反复被告诫，不要把亨伯特·亨伯特与阿亚图拉霍梅尼或伊斯兰国家其他代表人物混为一谈，纳菲西却屡屡作出恰恰这样的类比。纳菲西的结论是，纳博科夫激发我们对亨伯特受害者的同情--以及我们对亨伯特滥用其非凡审美能力的谴责--是为了教会我们“民主的第一课：所有人，无论多么可鄙，都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42）。当然，即使我们赞同纳菲西对纳博科夫道德目的的判断，这一判断也具有深刻的政治性，而且明显属于新保守主义者经常鼓吹的“古典自由主义”。布什政府的“政权更迭”和军事占领外交政策，之所以在他第二次就职演说中得到如下呼吁的合法化，并非偶然：美国应当“承担起自由的事业……寻求并支持每个国家和文化中民主运动的发展，最终目标是结束我们世界上的暴政”。[^n174] 纳菲西对另外两位经典作家--亨利·詹姆斯（第三部分）和简·奥斯汀（第四部分）--的解读方式，与她将纳博科夫和菲茨杰拉德读作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及其民主保障的倡导者，几乎如出一辙。与纳博科夫和菲茨杰拉德不同，詹姆斯和奥斯汀历来被从各种女性主义视角解读，因此这种叙述顺序给读者一种印象：第一部分（洛丽塔）和第二部分（盖茨比）的女性主义主题正变得愈发明确，甚至形成一条渐进序列，尽管我们在历史时间上正向后退。还有一点也很有趣：纳菲西以两个讨论小说的部分开篇，其中的主人公--洛丽塔和盖茨比--体现作者的自由主义理想；而最后两个部分讨论的则是作家--亨利·詹姆斯和简·奥斯汀--他们本人体现纳菲西心目中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典范。[^n175] 詹姆斯笔下的黛西·米勒和凯瑟琳·斯洛珀，以及奥斯汀笔下的伊丽莎白·班纳特，长期以来吸引了有趣且各不相同的学术解读，探究每个人物如何揭示 19世纪美国和英国变化中的性别关系与两性关系。尽管很少援引近期关于詹姆斯和奥斯汀的研究，纳菲西声称她选取这些特定女主人公，是为了说明“小说作为一种新的叙事形式，如何彻底改变有关个人之间基本关系的根本观念，从而改变关于人与社会的关系、人的任务与义务的传统态度”（194）。纳菲西关于小说的理论主张具有深刻的政治性，因为她赋予这一文类推动社会变革的力量。尽管她提到伊恩·瓦特颇具影响力的《小说的兴起》（1963），却没有援引他的论点：小说帮助中产阶级的社会经济权威取得正当性，尤其通过特别强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236）。纳菲西没有像瓦特那样分析小说中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而是强调黛西、凯瑟琳和伊丽莎白如何“出自一个由反抗的女主人公组成的悠久谱系”，她们“通过拒绝服从，制造了情节中的主要纠葛”（194-195）。人们很容易想把这条“反抗的女主人公”谱系，从黛西·米勒延伸到格特鲁德·斯泰因、弗吉尼亚·伍尔夫这样的现代女性主义者，再延伸到第二波和第三波女性主义中的激进艺术家和知识分子；但纳菲西明确拒绝这一传承，声称这些主人公“比后来20世纪那些显然更具革命性的女主人公更加复杂，因为她们并不自称激进”（195）。 只要想起纳菲西在新闻评论文章中多么激烈地拒绝“后现代女性主义”，她对20世纪女性写作和政治行动几乎整个传统的否认，就不像看起来那么离奇了。对于纳菲西，黛西·米勒、凯瑟琳·斯洛珀和伊丽莎·班纳特不是女性主义者，而是勇敢的个人，她们借助想象力、因而借助对不同人群的同情理解，反抗社会习俗（333）。黛西·米勒可以同时与温特伯恩和乔瓦内利调情，依靠自己的性魅力，而不必回避它--纳菲西暗示，西方式女性主义者与压迫性的伊斯兰共和国都要求女性回避性--即使黛西对传统偶像的挑战，意味着最终遭受社会排斥，甚至象征性的死亡。凯瑟琳·斯洛珀反抗追求者莫里斯·汤森的虚伪、彭尼曼姑妈的鬼祟以及父亲斯洛珀医生的专横，以顽强的终身不嫁肯定自己的道德严肃性与诚实（225）。伊丽莎·班纳特坚持按自己的条件 恋爱和结婚，不遵从她的阶级、家庭或更广泛社会体面标准的指令。每个人物都在叙事过程中形成自身个性，获得一种特定的身份；自由民主在最理想的状态下，使每个人都可能拥有这种身份，无论种族、阶级、性别或性认同如何。 纳菲西认为，最伟大的小说给予我们的，正是这种“理想民主”，尤其是它在那些具有独特性、因而具有个体性的人物身上的体现。有趣的是，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接近结尾时，纳菲西的男性知己，她的“魔术师”，传递了这个信息，但只是为了提醒纳菲西她自己曾说过的话。[^n176] 这是一种奇怪的腹语术： > “你从前总教诲我们所有人，说〔简·奥斯汀〕不理会政治，不是因为她不懂，而是因为她不允许自己的作品、自己的想象力，被周围的社会吞没。在世界陷入拿破仑战争的时候，她创造了自己独立的世界，一个两百年后你在伊朗伊斯兰共和国，把它当作小说中民主理想来讲授的世界。你还记得自己那一番话吗：与暴政斗争的第一课，就是做自己的事，遵从自己的良知？……你不停地谈民主空间，谈个人空间和创造空间的必要性。好啊，那就去创造它们吧，女人！别再唠叨，别再把精力放在伊斯兰共和国做了什么、说了什么上，开始专心于你的奥斯汀吧。”（282） 这些情感鲜明地表达了自由主义的“审美异议”：强调想象力的“革命”力量，使“个人的”和“私人的”免受“政治的”污染（237）。当她的一位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学生纳维先生把奥斯汀批评为“殖民作家”，指出“《曼斯菲尔德庄园》是一本纵容奴隶制的书”时，她起初惊愕得无言以对，因为“我几乎确信纳维先生没有读过《曼斯菲尔德庄园》”（289）。她说自己后来在一次赴美旅行中才得知，学生所读的是“爱德华·萨义德的《文化与帝国主义》”这一“革命”著作；她再次提醒读者，当学生不去“阅读原文”，却依赖“某些伪哲学家告诉 他们文本说了什么”时，是多么危险（236）。纳菲西感叹，“伊朗的反动势力竟然认同并挪用”萨义德的激进主义，实在可悲；而她想给美国读者的教训，似乎也十分清楚（290）。是的，右派和左派在极端之处会合了--这又是一条必须得到普遍承认的真理。 纳菲西在这些文学文本中所珍视的，是它们超越政治、提供不受意识形态污染的社会和个人理想的能力。然而，她选取的作家本身就提供了充足证据，表明他们自己的作品及其他文学作品，都深深卷入作品产生时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条件。纳菲西追随的是丹尼尔·贝尔关于自由民主“超越意识形态”的保守主义论点，以及弗朗西斯·福山那项颇受争议的主张：全球阶段的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把我们带到了“历史的终结”。[^n177] 纳菲西给这些新保守主义论点添加的，是她声称“伟大”文学为我们提供了榜样--作家本人，或他们的男女主人公--引导我们走出通常靠武力与暴力解决的政治冲突所造成的僵局。毕竟，在《斩首之邀》的结尾，纳博科夫笔下的辛辛纳图斯如此娴熟地运用的正是想象力；借助语言魔法，他让“断头台以及周围整个虚假的世界，连同刽子手，〔一同〕崩解”（77）。纳菲西顺带提到其他也许接近这种文学“伟大”的作家：非裔美国文化中的兰斯顿·休斯和佐拉·尼尔·赫斯顿，一小批波斯作品，包括《一千零一夜》、伊拉吉·佩泽什克扎德的《我的拿破仑叔叔》以及玛赞·莎塔碧的《波斯波利斯》。但是，这本书给人的总体印象是，西方文明--尤其是其英国和美国的变体--为这一民主个人主义的普遍模式，提供了数量最多、在审美上取得胜利的见证。[^n178] 阿扎尔·纳菲西是否参与了一项新保守主义阴谋，挪用新自由主义修辞来实现自身目的，包括在持续争夺美国人、以及我们希望转化为本国民主形式的那些国家公民之“人心”的战争中，将“文化”操纵为武器？她担任SAIS“对话项目”主任、获得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支持、参与SAIS将美国宣传为自由世界“保护者”的公关活动，这些外在证据令人信服。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自身的内在证据更有说服力；它表明，纳菲西并不是跌进如今为不知情的自由派备好的保守主义“陷阱”，而是在积极参与一种表面“去政治化”、实则具有深刻政治性的文化研究议程。我的目的不是装扮成文化“揭密者”，或某种政治正确的警察。纳菲西有自由写任何她想写的东西，也可以选择倡导任何倒退而谬误的审美观念。 纳菲西的第二部回忆录《我一直缄默的事：一个离家女儿的回忆》（2008），在讲述她在伊朗的家庭生活和教育经历时，主要依赖波斯和中东文学文本，这一点在书末的“推荐阅读书目”中可以看出。[^n179] 全书四部分中，有三部分的题词引用艾米莉·狄金森的诗（第四部分则引用流亡作家约瑟夫·布罗茨基的话）；这部回忆录也频繁提及西方文学在纳菲西生活与工作中的重要性，尤其在1979年革命之后。她简要讲述了自己为什么“开始写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部分因为学生对他作品的热情”，以及她本人为何认同纳博科夫“对流亡的关切，对可随身携带的想象世界以及想象力颠覆力量的坚定信念”（Things, 289）。尽管她详细记述了自己作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在诺曼的俄克拉何马大学期间的个人与政治活动，包括参与反越战示威和加入反对沙阿的伊朗学生联合会，纳菲西却只顺带提及她关于迈克·戈尔德小说和20世纪30年代左派的博士论文。然而，她又默默地把自己在美国参加反政府、反沙阿示威的经历，与博士论文研究联系起来：“我把我们在〔华盛顿特区〕租住公寓的客厅变成自己的办公室；每天一醒来洗过澡，我就端着咖啡回到床上，阅读关于伊朗的新闻。不久，卧室的一个角落就堆满了沾着咖啡渍的旧《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有些早晨，我会去国会图书馆，为写论文查阅《群众》《新群众》以及其他30年代出版物的旧缩微胶片，在那里度过愉悦的数小时”（Things, 212-213）。 《我一直缄默的事》以1997年她和丈夫比詹离开德黑兰前往华盛顿特区收尾，不过最后两章（第30章和第31章）讲的是母亲于2003年去世、父亲于2005年去世。书中对她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为期两年的研究员任期”提及甚少（Things, 294）。简言之，对于自己怎样与SAIS发生联系、这项研究员职位的条件、支持她申请的SAIS或其他地方的教员是谁，以及除了丈夫比詹在华盛顿特区工作之外，她在一个旨在培养外交官与情报官员的机构从事研究，究竟有什么专业上的理由，她始终保持缄默。《我一直缄默的事》没有回答这样的问题：一位持有英国文学博士学位、曾在伊朗教授波斯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学者，为什么会受到高级国际研究学院关注，她自己又为什么会对该学院感兴趣。 《我一直缄默的事》确实极其详细地叙述了她父亲艾哈迈德·纳菲西的政治生涯：他当上德黑兰市长，达到事业顶点，随后被沙阿逮捕监禁，最终获伊朗法院判决无罪释放。纳菲西也详细讲述了母亲内扎特与父亲之间的私人矛盾，以及内扎特在伊朗议会任职、直到1979年革命后被迫辞职的经历。纳菲西所讲述的家庭史，确实是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像纳菲西一家这样属于上层阶级、政治上温和的伊朗人，如何在历史中被抛来抛去，夹在沙阿与阿亚图拉霍梅尼这两个极端政权之间。我完全能够理解，阿扎尔·纳菲西为什么想要书写这段历史的复杂性，尤其是它在一个家庭中的体现，从而说明两个政权对人的影响。 然而，这样的家族史和宏观政治史，并不是她的畅销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中心。她告诉我们，2003年1月2日母亲在德黑兰去世时，她正在完成这本书（Things, 304）。那时，纳菲西在SAIS的“两年研究员职位”已经变成“访问教授”聘任，随后又变成“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外交政策研究所对话项目主任”（Things，衬页）。《我一直缄默的事》是另一部叙写家庭和个人夹在 殖民社会与后殖民社会之间所经历的忧郁的书。《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则是一部重新殖民化的叙事，其中流亡主体拥抱了新的征服者。 更大的问题在于，“文化”在多大程度上发生了范式转变：它原本被认为是由理查德·尼克松的副总统斯皮罗·阿格纽所谓“软弱无能的知识分子”控制的“财产”，或是文化战争鼎盛期保守派抨击的“终身教职激进派”（罗杰·金博尔）和“女性纳粹”（拉什·林博）的“工具”，如今却成了新帝国主义的资源。尼克松因水门丑闻名誉扫地、为避免弹劾以及很可能据此定罪而主动辞职之后的某个时候，美国新保守主义者组织起来，要重新夺回“自由派媒体”；他们不仅创建与之竞争的替代媒体，也挪用“自由主义”观念本身，连同“文化批评”的整个概念。阿扎尔·纳菲西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使西方文化文本重新获得正当性，成为伊朗政治革命与政权更迭的先导；而这正是乔治·W. 布什政府公开倡导的目标，尤其体现在它将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列为全球“邪恶轴心”的一部分。 虽然贝拉克·奥巴马政府缓和了外交修辞，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仍然是一种“选择”，特别是在回应伊朗不断增长的核威胁时。奥巴马总统一再援引“美国梦”以及“美国经验”的独特性，帮助他赢得选民的广泛欢迎；但这种民族主义也有助于维持“西方最好”的幻觉。保守的茶党运动蓬勃发展，部分正是奥巴马政府决意走中间路线的结果。美国的伟大在于它对一切事物无所不包的宽容。考虑到我在本章分析的保守主义者争夺文化权力的战略斗争，我并不确信，奥巴马政府的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能够有效回应新保守主义者的文化政治。 我最初开始阅读纳菲西《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地方是爱达荷州，我和克里斯汀大部分假期都在那里度过。在落基山脉高处，爱达荷、蒙大拿和怀俄明三州交界的地区，邻居们经常告诉我们，我们身处“上帝之乡”。极其强调独立的牧场主，同他们憎恶的土地管理局、国家森林局和国家公园管理局斗争，想象这些联邦 机构决意蚕食牧场主的自由。在商店和餐馆里，蓄着大胡子的边疆人--或者至少是他们的晚期现代仿真版本--什么都付现金，驾驶着装备齐全、足以应付任何可能紧急情况的皮卡；他们自豪于能在野外拆卸、重装从农业水泵到手枪的一切东西，也能在林中猎杀并“剥洗”灰熊、加拿大马鹿或驼鹿--这些动物在当地仍可猎取。当地人对陌生人疑心重重，尤其对加利福尼亚来的“抱树者”，往往极为虔信宗教，公开奉行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也根深蒂固。诚然，爱达荷几乎不能与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的压迫政权相提并论，但“上帝之乡”对于其版本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狂想式信奉，无疑同样带有狂热的政治性与意识形态性。在爱达荷阅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给细心的文化批评者上了一堂实物示范课：在美国，我们也面对不宽容与政治极端主义不断增长的危险；它们与纳菲西所批评的伊朗近期政治中的极端主义之间，存在的相似之处，超过大多数美国人愿意承认的程度。更令人不安的是，这种政治极端主义公开利用文化材料和学术学科来达成目的。 # 第七章 ## 弗朗西斯·斯科特·基之死及其他挽歌：音乐与新美国研究 > 有人从另一个国家来到我们的社会……改动我们的国歌，我认为这是可鄙的事情。 > > --查尔斯·基，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玄孙 > 《星条旗》的第一节应当保留英语，但其他各节应该交给任何想要它们的人，因为那些都是美国人不想唱或不愿唱的段落。 > > --喜剧演员乔恩·斯图尔特 1964年9月，距离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在一艘英国军舰上目睹麦克亨利堡遭炮击、写下著名诗篇《保卫麦克亨利堡》，恰好过去了150年。那时，我正惬意地躺在巴尔的摩港麦克亨利堡的一处草坡上，草坡将外部工事与内部堡垒分隔开来。我还差三个月才满十九岁，正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秋季学期开学前消磨时间，即将开始大学二年级的生活。作为初到巴尔的摩、天真无知的加利福尼亚人，我对历史一无所知，却决心主修这一学科，于是将自己的闲荡解释为“学习”。算不上欧洲“大旅行”，我这趟小小的巴尔的摩观光，却也沿着父母和教师为我踏出的高雅文化道路前进。参观博物馆，欣赏绘画，阅读“人类所思所写的最佳之作”，成为……的领袖。“嘿，你！在那里干什么？”我被匆匆带到司令官办公室--那时麦克亨利堡仍由一个准军事指挥机构管理--立即被带到了司令官本人面前。 我东张西望，拖拖拉拉，梦想着美国往昔朦胧的伟大；我对那段过去所知甚少，仅有的知识也不过是一堆学生式的陈词滥调。因此，我错过了堡垒的正式闭门时间，在“开放时间以外”被逮了个正着，像一个被英格兰银行定时锁困在中央金库的窃贼，或一个在蒙特卡洛赌场护墙上被探照灯逼入绝境的飞贼。即使在天真的20世纪60年代初，他们所担心的也一定是某种“恐怖主义”行为，只不过当时使用的名称更谦抑，叫作“破坏公物”和“游荡”，两者各有其帝国历史遗产。不知怎的，我凭着一番口舌之辩脱离了困境，以一阵敏捷的修辞花招避免被捕。我并不确切记得自己说了什么，但不知怎么，它奏效了。我只知道，从那天起，我恨透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 在基的歌词所表达的爱国情感、以及他在英国军舰上那段备受尊崇的被拘留经历背后，这首后来成为我国国歌的熟悉歌曲，直接源于我们建国初期的全球雄心。迈克尔·奥伦指出，《星条旗》的歌词最初“于1805年为〔威廉·〕班布里奇和〔斯蒂芬·〕迪凯特而作，并配上一首古老的英国饮酒歌曲的曲调”，回应的是班布里奇和迪凯特在美国巴巴里战争中的作用。这首颂扬我们抵御英国、保卫年轻国家的国歌，起源于对我们战胜北非统治者之海战胜利的回应：那些人的“‘缠着头巾的头颅’向‘勇者的额头’和‘我们国家的星条旗’俯首”。[^n180] 虽然弗朗西斯·斯科特·基后来“在1812年战争中的麦克亨利堡战役之后”修改了歌词，其中仍留有巴巴里战争的回声；后者可以说是美国这个国家第一次对外战争冒险。正如奥伦所论证的，美国介入中东的历史，从独立革命一直延续到我们当代对伊拉克的军事占领（Oren, 596）。虽然奥伦旨在表明，总体而言，这段历史更多体现美国对中东的“仁慈”，而非“贪婪”，但他同时也展示了，我们对该地区一贯抱有帝国图谋，而这又是我们追求全球权力的更大帝国雄心的一部分（Oren, 603）。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星条旗》起源于对美国战胜巴巴里诸国的颂扬，这在美国爱国主义的文化史中绝不是例外：爱国主义通过建构敌人而在文化层面发挥作用，由此展开一种帝国逻辑。 本来不该还需要批评爱国主义的修辞，但我们的时代如此令人绝望，其标志之一，就是必须挑战美国爱国主义，并以某种不那么致命的方式将我们的情感和思想联结起来的东西取而代之。在乔治·W. 布什政府全然无视公众意见、追逐其“反恐战争”期间，一种“新的”知识分子离乡立场逐渐显现：他们决意通过批评布什政府的帝国式“民主”，重新肯定美国民主的承诺。[^n181] 布什政府所做的事具有持久后果，也有深厚的历史根源。尽管奥巴马总统的任期获得广泛国际支持，但很明显，他选择继续使用强化美国例外论的爱国修辞。他在继续占领伊拉克、持续进行阿富汗战争以及应对巴基斯坦政治不稳定方面的外交政策，都依赖他反复确认美国的道德优越性，以及美国民主和资本主义对全球遥远角落的适用性。 我依然尊重我们惯常的思想手段，用以批评那些与我们对正义、平等和人道行为的理解相冲突的社会政治实践；这些手段包括最精深的学术话语，思考并推演富于想象力的解决办法的高雅文化工作，针对不平等社会规范的大众文化抵抗，以及从法律行动到表演行动等日常政治实践。当然，我们早已知道，这些活动中的任何一种，本身都不足以带来社会政治变革；每一种都需要其他实践的补充，而它们全都依赖有利、偶然的历史条件。柏林墙倒塌、马科斯夫妇出逃、哈维尔突然赢得民众拥护而掌权、奴隶制终结，以及妇女获得投票权，并非仅仅因为人们勇敢而协同行动。历史也发生了作用，而且往往远远超出此类人的能动性。 在这一点上，我无意将“历史”神秘化，甚至无意把“历史”的首字母大写。那些超出我们主动影响范围、因缺乏更恰当的词而被称作“历史”的东西--我认为这颇具悖论性，因为我们实际上指的，是所有并非历史性的事物--可能部分涉及超出理性能力的情感层面：个体对社会政治条件的反应，经过极大倍增，直至那些条件终于变得难以 忍受而必须被克服。我认为，美国民众对越南战争的厌恶，就是以这种方式发展起来的；美国及世界各地充满活力、形式多样的反战运动，为它提供了重要帮助，却不能全面解释它。情感转变对于实现必要的社会政治变革至关重要，因为它会影响那些顽固地不愿转变、不肯信服的人；否则，这些公民总会把行动者的每一次挑战，视为更加坚定自身立场的理由，更牢固地依附于他们为歧视、战争和种族灭绝所提出的论据。 大多数美国研究学者，无论具体属于什么学科，都是文学的研究者，知道文学修辞如何同时在理性与情感层面发挥作用，将读者塑造成艾蒂安·巴里巴尔所谓的“公民-主体”。当然，音乐也是美国研究的重要部分，但我认为，直到相当近的时候，它一直作为一种“专门领域”被边缘化，没有享有我们赋予历史文本和文学文本的中心地位--我们把后两者视为社会政治变革的推动者。因此，本章试图重新构想流行音乐，把它视为新美国研究与政治行动的中心；简言之，把它视为新美国研究文化政治的组成部分。 美国流行音乐能够运用在情感上富于感染力的歌词和乐曲，极为有效地实现意识形态目的。1931年国会通过将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星条旗》定为国歌的决定，本身就是这一意识形态目的的绝佳例子。音乐是美国民族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因为如此，运用流行音乐挑战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应当成为任何行动议程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在音乐的传播与复制使之成为最快速沟通媒介之一的那些历史时期。音乐的霸权和反霸权功能，无论在学术讨论内外都广为人知；而正是这种政治可塑性，构成了本文论题的第三部分：因为批判性音乐常常依赖熟悉的旋律和主题，它特别容易被保守主义重新赋予功能。布鲁斯·斯普林斯汀著名的《生于美国》，原本意在批评越战期间美国国内政策与外交政策如何合谋，剥削美国工人和殖民地底层民众。当然，罗纳德·里根总统轻而易举就 把《生于美国》从对美国公民身份的反讽评论，变成了自己竞选连任的爱国主题曲。 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美国的保守政治利益集团为自身目的挪用了“美国爱国主义”，将自觉、怀疑和质问的公民这一传统角色，挤到社会与政治的边缘，有时甚至推入事实上的流亡。“支持我们的军队”是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流行的口号，在入侵并占领伊拉克期间，它变成一种近乎歇斯底里的咒语，用以压制异议，控制美国规模虽大但仍属少数的反战运动。那种扭转成环的“丝带”，骄傲地展示在轿车和卡车的车窗、商家的门上，甚至T恤、外套和连衣裙上：它最初代表那些致力于抵抗艾滋病毒／艾滋病大流行的人们的团结，随后被采用为支持抗击乳腺癌及其他癌症者的象征，如今则成为在伊拉克“支持我们的军队”的全国性标志。 作为贴纸或贴花的扭转丝带，部分来源于1980-1981年伊朗人质危机期间人们绑在树上的“黄丝带”。跨越卡特与里根两届政府，人们借此表达对释放德黑兰美国大使馆内被学生扣为人质的52名美国人的支持。1981年1月21日，这些人质终于获伊朗政府释放时，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1973年的流行金曲《在老橡树上系条黄丝带》，被当作喜悦的返乡主题曲播放。1991年第一次海湾战争期间，乔治·H. W. 布什政府敦促美国人在家外“展示”黄丝带，以表达我们“欢迎他们回家”的愿望来“支持军队”。这样，伊朗人质危机中那种“让人质平安回家”的原初民粹情感和表面反战情感，便与保守派的一种含蓄批评结合起来：他们认为，从越战归来的退伍军人遭到了反战示威者的虐待。[^n182] 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的歌曲，取材于一辆开往佛罗里达州迈阿密的南方巴士上发生的真实事件。一位乘客告诉司机，他刚从监狱获释，因为开空头支票服刑三年。在狱中，他曾写信告诉妻子，她不必等他服满刑期， 但如果她仍愿意等他，就在佐治亚州怀特奥克镇广场唯一的橡树上系一条黄丝带，让他知道。当巴士驶过小镇，司机放慢了车速；妻子已在镇中心的橡树上系好一条黄丝带，获释者如释重负，热泪盈眶。司机打电话将这个故事告诉通讯社，故事随即传遍全国。词曲作者欧文·莱文和L. 拉塞尔·布朗在报纸上读到它，随后创作了这首销量过百万的歌。贝尔唱片于1973年2月发行，到1973年4月23日那一周，它已经成为美国排行榜第一的流行歌曲。 虽然直到1975年西贡才落入北越之手，美国才仓促撤离军事与外交人员，但1973年是美国与北越谈判达成和平协定的一年。托尼·奥兰多与黎明组合这首流行歌曲的成功，当然不仅因为它依赖乡村流行音乐的惯例--这是20世纪70年代初日益流行的一种混合音乐类型--也因为美国国内抱有乐观情绪，认为越战终于结束，而且在那时是“体面地”结束。回家与忠贞妻子团聚的囚犯，成为战俘的象征；许多战俘像今天的参议员约翰·麦凯恩一样，在“河内希尔顿”遭到酷刑，明确违反了《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战俘保护。当然，由于越战直到最后仍是一场“未宣战的战争”，有关违反《日内瓦公约》对作战部队保护规定的主张，在法律上无法成立。 越战之后，“黄丝带”原本代表一场不受欢迎的战争结束后公众的宽慰，以及家人平安归来的个人愿望，如今却成为一种毫不含糊的爱国热情，以“军队”来换喻“我们的外交政策”。现在，“黄丝带”出现了许多不同的配色，其中最受欢迎的是红、白、蓝三色丝带，以某种编排将美国国旗与丝带的多重含义结合起来。 我们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那里知道，爱国主义是一套由无数文化和象征行为维持的复杂虚构；但当旗帜飘扬、国歌奏响、橄榄球运动员 得分时，我们仍然会“激动”和“感动”。[^n183] 仍然难以理解的是，这样的爱国主义如何驱使个人，为针对一个遥远而相对弱小的国家--越南、伊拉克、阿富汗--的外交政策而献身，尽管在他们投入战斗之前，那个国家对他们没有直接威胁。许多来自不同背景的人，其中多数永远不会相遇，或者即使相遇，也会发现彼此毫无共同之处；他们怎么可能在“他们的”旗帜展示、“他们的”国歌奏响时，相互拥抱、齐声歌唱？尽管这是典型的“爱国主义训导场景”，人们却很少以极大热情、甚至很少在一致认同之下演出它。在2006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电视转播中，乔治·W. 布什总统在阿灵顿国家公墓演讲，赞扬军人的牺牲；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等人与他一同唱国歌。拉姆斯菲尔德就像体育赛事上心不在焉的球迷，显然记不住歌词，时而对口型，时而保持沉默。因此，“爱国主义”并非简单地通过重复某些象征性行为来表演，比如唱国歌或背诵“效忠誓词”。爱国主义依赖一个广阔得多的文化工业，其产品在类型和时间上都多种多样。没有“新的”制作，爱国主义就会失效。因此，它的活力很大程度上依赖不断重新赋予古老文化神话以功能，使之适应新情况。 自第一次海湾战争以来，爱国修辞一直依赖用军人来替代四面受敌的政治领导人和机构；军人往往被塑造成个人，或通过虚构个人来代表集体。在乡村与西部音乐金曲《阿灵顿》中，特雷斯·阿德金斯以一位第二次海湾战争阵亡老兵的口吻歌唱；这位士兵刚被安葬在阿灵顿国家公墓，距离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的“爷爷”，隔着“一千块墓碑”。[^n184] 这名老兵为国效力所得的奖赏，是“因为工作出色”而获得的“这一小块土地……”，就在“沿路上去，山丘上一座白色大宅”的下面。这座“白色大宅”，当然是卡斯蒂斯-李宅邸，也就是阿灵顿国家公墓最初所在的庄园：1864年6月15日，蒙哥马利·C. 梅格斯准将征用了该宅邸，在此为联邦军的战争死难者建立公墓。但阿德金斯的“白色大宅”也指政府行政部门，也就是白宫，因而 将这名阵亡老兵的牺牲与爱国，等同于对布什政府中东外交政策毫不质疑的支持。阿德金斯的歌词在老兵的“家乡”和最终“回家”进入阿灵顿国家公墓之间使用双关，把“山丘上……的白色大宅”诠释为作出如此牺牲的“被选中者”的恰当归宿。公墓是“这一片宁静的地产”，是年轻人能够“安息”的“圣地”。阿德金斯利用布什政府保护美国人免遭“恐怖主义”、保障“国土安全”的承诺，暗示这些政策代表一种全国共识：“我们感激那些感激我们所做之事的人，／我们可以安息，因为我们是被选中者，／我们来到了阿灵顿，是的，尘归尘，／别为我们哭泣，我们来到了阿灵顿。”当然，这一《圣经》引语将布什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公民宗教联系起来，正如对“山巅之城”（在此是“白色大宅”）和“被选中者”的影射，使人想起清教徒堕落前预定论中的拣选教义。 一些新保守主义者试图把“公民美德”和“良好公民身份”与“爱国主义”等同起来，实际上使爱国主义“合理化”，也就是为它披上一层“理性”的光环。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认同面临的挑战》中，塞缪尔·亨廷顿抱怨，“美国商业与知识精英中的一些人〔认同〕整个世界甚于本国，并〔界定〕自己为‘全球公民’……”。[^n185] 亨廷顿在书中采取民粹立场，把自由派学术“精英”和跨国公司“精英”混作一团，说他们与移民展开一场难以置信的共谋，要使美国去民族国家化；移民拒绝接受美国共识，最终便贯彻了他们在大学与企业中的盟友所奉行的“世界主义”议程。亨廷顿盯住拥有法律上或事实上的双重国籍的移民，给他们贴上“&号族”的标签，以如下坚持助长美国近期针对无证劳工的愤怒：“过去的移民保留族裔认同，是作为其美国国家认同的次级组成部分。相比之下，&号族拥有两种国家认同。他们鱼与熊掌兼得，把美国的机会、财富与自由，同出生国的文化、语言、家庭联系、传统和社会网络结合起来。”[^n186] 将这些不大可能结盟的力量联系起来的，最终是它们不爱国、反国家、乖戾而具有破坏性 的冲动。只有组成亨廷顿所谓国家“爱国公众”的美国基层民众才能拯救我们；他们“在爱国主义和对本国的忠诚方面，居于各国人民之首”。[^n187] 作为理性或历史准确的论证，《我们是谁？》与那些“黄丝带”不断变动的象征意义一样，都没有更多道理；但在两种情形中，一套模糊的“爱国主义”修辞，都作为维系社会所必需的“共识”，在象征层面将两者固定下来。 当然，塞缪尔·亨廷顿经常成为自由派批评的靶子，因为他的论证如此核心地依赖新保守主义修辞，尤其通过把“价值”“信仰”和“民族主义”联系起来。但近年来，针对新的“世界主义”，或者罗宾斯与谢芳所正面阐述的“世界政治”，也出现了更复杂、政治利害关系不那么明显的批评。[^n188] 新的“世界文学或全球文学”、“后民族主义”和“跨国”的文化政治项目、“旅行理论”以及“后殖民理论”，受到的批评包括其总体化冲动、不切实际，以及默认接受--或至少未能使自己区别于--第一世界单方面推动的全球化。虽然艾伦·沃尔夫在《新共和》上对所谓“反美研究”那篇臭名昭著的评论，是这种倾向的一个极端例子，但还有许多更“讲道理”的论点反对美国研究“国际化”，尤其当这要求我们比较研究西半球多语言、多族裔的社群及其相关边缘地带或“接触区”时。 在《世界主义》中，夸梅·安东尼·阿皮亚雄辩地倡导世界主义者的跨国伦理；这种人“严肃看待的，不仅是人的生命价值，更是具体的人的生活价值；这意味着关注那些赋予其生活以意义的实践与信仰。世界主义者知道，人是不同的，而我们可以从差异中学到很多”。[^n189] 阿皮亚的方法尊重人的差异，包括由国界与习俗确立的差异，但与此同时，也试图发展一种不受限于特定国家知识与道德的伦理。正如阿皮亚承认的，我们很难认同世界主义的理想，即“我们对陌生人负有义务”；但即使最小的“国家”，也主要由陌生人构成。[^n190] 是什么使我们能够认同那些并不亲自认识的“美国同胞”（或瑞士同胞、乌干达 同胞），却不与其他人类建立同样的联系？这个问题部分是国家专属知识的结果，尤其在与文化和历史有关的学科中。无论这些学科在解释国家时能够发挥何种批评与教育作用，它们也已经做了大量工作，使国家作为彼此分离的研究“对象”得到合法化。[^n191] 文化、经济和政治全球化，使爱国主义与民族主义看起来日益天真而不理性。美国流行音乐一方面在特雷斯·阿德金斯《阿灵顿》这样的作品中强化感伤的爱国主义，另一方面，也促使人们注意到一种无法逃避的全球意识，它批判国家的狭隘。跨界民谣乡村音乐人史蒂夫·厄尔在专辑《革命现在开始》的唱片说明中解释说，他创作这张专辑时，特别迫切地想为“我们一生中最重要的总统选举”“发声”；那就是2004年总统选举，将在专辑于2004年5月发行后的七个月举行。[^n192] 这些乡村与西部音乐旋律，与阿德金斯在《阿灵顿》等爱国歌曲中使用的旋律听来相当类似，但厄尔传递的信息却明确地具有激进性--秉持他所谓“激进的〔美国〕革命”的精神--而且具有全球视角。《回休斯敦的家》的歌词使人想起无数颂扬卡车司机辛勤劳动的乡村歌曲，但厄尔的司机跑的是巴士拉到巴格达的路线，“我的卡车引擎盖上装着防弹屏／一辆布雷德利战车跟在我后面”。卡车司机反复唱着：“上帝啊，让我活着回休斯敦／我再也不开卡车了”；这既否定了对卡车司机艰辛而光荣生活的惯常颂扬，也否定了开阔道路所象征的自由。[^n193] 厄尔笔下的卡车司机或许想尽快回休斯敦，认识到自己参与这场远离家乡的战争是一个错误；但厄尔说得很清楚，第二次海湾战争的一项教训，就是劳动人民之间存在跨越国界的共同纽带。在《富人的战争》中，厄尔指出，博比这样的美国普通士兵受到爱国主义愚弄--“博比在胳膊上文着雄鹰和国旗／抵达坎大哈时，红白蓝深入骨髓”--于是去打一场“富人的战争”，却把“一堆逾期未付的账单”留在家里，而“贷款公司拖走了他的车”。在同一首歌中，巴勒斯坦人 “阿里”，“一个次子的次子，／在加沙长大，坦克来时就扔瓶子和石块／在这里也没什么别的可干，只是孩子们玩的游戏／一辈子生活在恐惧中，便会让你变得这样坚硬”。 博比和阿里都响应了“富人”同样的召唤；富人操纵他们的劳工，仿佛这些人是孩子。阿里接到“召唤”时，“把自己裹在死亡之中，赞颂真主／一个开着新梅赛德斯的胖子把他送到门口／又一个穷孩子，出发去打富人的战争”。[^n194] 在美国媒体中，巴勒斯坦自杀式炸弹袭击者通常被描绘为宗教狂热分子；厄尔却认定，他们与驻伊拉克和阿富汗的美军，具有跨国的共同诉求。 谢芳、罗宾斯、阿皮亚和厄尔正在发展一种新的世界主义，它应当指导我们使美国研究“国际化”的努力。“国际美国研究”这个奇特的混合术语，在名称本身中似乎就结合了世界与国家这两个不相容的范畴，却为我们提供了一个绝佳机会：同时从跨国与“理性”的角度，对民族主义及其情感补充物“爱国主义”，展开持续批评。因此，这项工作的第一项任务具有深刻的理论性：我们怎样才能使“理性”与“知识”摆脱特定民族或国家利益的束缚？知识的去国家化，与后殖民理论家沃尔特·米尼奥洛倡导的知识去殖民化相辅相成，尤其当我们理解民族国家与殖民扩张之间的历史关系时。[^n195] 我们又能否以某种方式实现这一点，避开过去那些总体化的普遍原则--它们尤其显著地体现在现代性的启蒙遗产中？在结语中，我想指出，流行音乐提供了一种可能，沿着这些方向超越国家、超越普遍理性，并对抗新帝国主义版本的全球化。 民族国家内部的自由主义，已经不再能够替代一种政治上深为保守、修辞上却仍属自由主义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一个善意的知识分子或艺术家，多么容易被这种新自由主义修辞俘获，理查德·罗蒂的《拯救我们的国家》以及尼尔·扬新近的专辑《与战争共处》，便是例证。扬漫长的职业生涯呈现一种有趣的混合：他拥有加拿大背景，在《与战争共处》之前发行的专辑及纪录片《草原之风》中， 以音乐记录了这一背景；他曾是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与扬乐队的一员，在伍德斯托克演出的表现令人难忘，因而在反文化意义上认同反越战的一代；而在离开那个器乐蓝草组合、成为独立作曲与表演者之后，他在20世纪70年代末及整个80年代创作的乡村民谣中，又诉诸自由意志主义的政治立场。《愿她长久奔驰》等歌曲，常被称为自由意志主义的“圣歌”，触及政治保守派个人主义、反政府的价值；与此同时，他对美国帝国主义持续不断的批评--如《波卡洪塔斯》《火药手指》--甚至《男人需要一个女仆》（《收获》专辑）中的女性主义情感，又吸引着新左派的不同部分。 虽然扬常常回到自己加拿大乡村的根源，解释他对美国政策的批评，但他也类似于那些新左派知识分子：他们经常坚持，用自由主义的“民族主义”替代政府腐败的“爱国宣传”。在以《离开花园之后》批评美国对宗教的依赖、以《躁动的消费者》批评消费主义、以《震慑》批评军国主义之后，扬以一小段故意残缺的《美丽的亚美利加》为《与战争共处》收尾。但扬试图通过提供另一套国家价值来处理美国意识形态，其中包括《与战争共处》中的和平主义：这首歌将《星条旗》的歌词，与许多反战示威者的和平主义价值结合起来：“我立下神圣誓言／永不再杀戮／努力记住和平／火箭的红光／空中炸裂的炮弹／彻夜证明／我们的旗帜仍在那里。”[^n196] 像比尔·克林顿试图反击乔治·H. W. 布什竞选时的“家庭价值”修辞一样，扬在《家庭》中试图提供另一套“家庭价值”，含蓄地呼吁部队回家：“我要回美国／今天我刚拿到票／迫不及待想在／美国再见到你。”在《自由的旗帜》中，爱国主义同时朝两个方向发挥作用：美国国旗表面上飘扬在“我们的小儿子／出征的那一天”的游行队伍中；但同时“在风中飘扬”的，还有“飞舞的自由旗帜”，扬将其与“鲍勃·迪伦在1963年歌唱”联系起来。他大概指的是迪伦创作、当年由彼得、保罗与玛丽组合唱红的《答案在风中飘》，它不仅颂扬民权运动的英雄主义，也颂扬反战 运动的开端。扬的专辑聚焦于《让我们弹劾总统》和《寻找一位领袖》这类高尚任务，但两者都是这张专辑美国民族主义议程的组成部分。当然，这不是《与战争共处》发行时遭遇惨败的唯一原因。为了赶紧推出一张批判战争的专辑，扬依赖一些长期等同于自身音乐风格、因此显得有些老套的旋律，尤其那些带着强劲重拍的旋律。通俗评论中普遍出现了这种批评；我们还可以补充说，同样的音乐主题，在他的音乐中曾经与太多相互冲突的政治立场联系起来，以至于搅乱了它们的音乐含义。 史蒂夫·厄尔试图使本来深具爱国色彩的乡村音乐风格跨国化；他的政治盟友、甚至音乐盟友，也许可以在美国少数族裔音乐的悠久历史中找到。这些音乐人决意从那些强烈抵制他们的价值、甚至抵制他们的身份的听众那里，争取一次“被听见”的机会。从W. E. B. 杜波依斯在《黑人的灵魂》（1903）中对非裔美国人“悲歌”的开创性研究--可以说是第一次学术性地处理黑人灵歌的文化、社会与政治意义--到阿梅里科·帕雷德斯对墨西哥裔美国人叙事民谣（corridos）的研究，少数族裔流行音乐拥有漫长传统，其核心目的就是挑战美国及其公民身份的地缘政治和文化边界。杜波依斯重新发现了他“祖父的祖母”所唱“异教旋律”的国际意义；她曾在“哈德逊河谷和豪萨托尼克河谷”的某处，“对着膝间的孩子”唱这首歌。[^n197] 正如杜波依斯指出的，在“两百年”中，这首歌“一路传到我们这里，我们又唱给自己的孩子听；我们和父辈一样，不大知道歌词可能是什么意思，却很清楚它的音乐意味着什么”（Du Bois, 207）。杜波依斯所说的“音乐”，显然不只是旋律，虽然他在文本中抄录了曲谱；它也指一种反叛精神，那些非洲词语--“Do bana coba, gene me, gene me!”--向在北美遭受奴役或种族歧视的非裔离散者表达了这种精神（207）。对非裔美国儿童的耳朵而言，这一语言本身的异质性，在杜波依斯看来，就是一种跨国联盟的标志：它挑战美国国家的束缚，也挑战将奴隶明确排除在外的欧美传统中的文字读写文化。 《我们的颂歌》（Nuestro Himno）于2006年4月28日首先在西语广播电台播出，为五一期间反对HR 4437号法案及美国普遍反移民情绪的示威预热。它借鉴墨西哥叙事民谣传统，挑战美国在“边境地带”的帝国统治；但阿里埃尔·多夫曼所谓的这首“星条西英混语旗之歌”，也暗示“边界”（la frontera）如今已经位于美国这个国家的内部，而不只在其地缘政治边缘。[^n198] 正如多夫曼指出的，政治立场迥异的“保守派拉马尔·亚历山大和自由派爱德华·M. 肯尼迪……都宣称《星条旗》只能用英语演唱”；“弗朗西斯·斯科特·基的玄孙”查尔斯·基也是如此，他“‘认为西班牙语版本不爱国，坚决主张它只能用英语唱’”（Dorfman）。 多夫曼提醒我们，在19世纪60年代，也就是《星条旗》成为国歌七十多年以前，它就已经有意第绪语和拉丁语译本（Dorfman）。1861年还有德语译本，卡津人也曾将它译为法语。“美国国务院网站也一直提供这首国歌的多个西班牙语版本。”[^n199] 贾科莫·普契尼在1904年的歌剧《蝴蝶夫人》中，以《星条旗》的音乐主题标识背叛蝴蝶夫人的美国海军中尉B. F. 平克顿，甚至以这首歌的音乐来组织第二幕中平克顿与夏普莱斯（美国驻长崎领事）的二重唱。美国歌剧史家古斯塔夫·科贝在1919年忍不住评论：“用《星条旗》主题作为平克顿的个人主题，一直让我感到不快，从现在起，所有美国人都应该对此提出反对。”[^n200] 20世纪70年代修订科贝这部参考书的哈伍德伯爵指出，普契尼使用国歌音乐，从未给美国观众带来这种“不快的效果”，而且“如今经过大约七十年的反复聆听，似乎已不再引起任何评论”（1181）。 但普契尼20世纪初的意大利语歌剧脚本，以及前述各个译本，对美国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构成的威胁，很难与《我们的颂歌》相提并论。后者补充了2006年和2007年5月1日美国各地支持移民示威中，墨西哥、萨尔瓦多、尼加拉瓜以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大量国旗所展现的象征力量。《我们的颂歌》由英国音乐业高管亚当· 基德龙构思，由海地裔美国歌手怀克里夫·让、古巴裔美国说唱歌手皮特布尔，以及波多黎各歌手卡洛斯·翁塞和奥尔加·塔尼翁演唱，是一部真正的跨国作品。它提醒我们，民族国家在理解和治理经济、政治、文化与人类关系时，其视野日益狭窄。《我们的颂歌》有策略地偏离英文原词。第二节为非英语歌唱者主张美国的平等，坚持宣告：“Sus estrellas, sus franjas, la libertad, somos iguales./Somos hermanos, es nuestro himno”（“它的星，它的条纹，自由，我们平等。／我们是兄弟，这是我们的颂歌”），并将原先反抗大不列颠的反殖民斗争，重新塑造成一场反抗美国经济帝国主义的新革命：“En el fiero combate, en señal de victoria,/fulgor de lucha … (Mi gente sigue luchando.)/… al paso de la libertad (!Ya es tiempo de romper las cadenas!)”（“在激烈的战斗中，作为胜利的标志，／战斗的光辉……〔我的人民继续斗争。〕／……与自由同行，〔现在是打碎锁链的时候！〕”）。[^n201] 《我们的颂歌》汲取了美国多语言文化的传统、边境叙事民谣对同化规范的挑战，以及更普遍的口传传统--遭到少数化的人群常常通过这些传统沟通，建立政治和文化团结。多夫曼认为，《我们的颂歌》激起如此极端的反应，是因为它“无意间宣告了许多美国人多年来一直恐惧的事情：他们的国家正在成为一个双语国家”（Dorfman）。然而，多语言美国的现实，早已被大多数美国人接受，即便接受得不情不愿；此前的“唯英语”运动失败，主要是因为它们不切实际。《我们的颂歌》中威胁许多美国人的，是这样一个现实：美国国界的虚构已经无法继续维持，部分原因是我们自身对于经济、如今也包括政治全球化的需要，部分原因则是新的政治组织形式的出现--从欧盟这样的正式组织，到移民劳工之间正在形成的联盟，再到“全球恐怖分子”难以界定的威胁。 亚当·基德龙制作《我们的颂歌》，是为了展示对美国西语裔移民的国际声援；这首歌收录在《我们是美洲人》（Somos Americanos）专辑中，部分收入 捐给了位于华盛顿特区的国家首都移民联盟（Wikipedia）。基德龙在美国国内展开的行动，发源于美国地缘政治边界之外，正如在美国国内工作的1200万无证劳工的劳动，也来自境外。奴隶制下，非裔美国人不是公民；进入20世纪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美国原住民还不是公民；在《排华法案》之下，华裔美国人不是公民。美国能够维持自己的国家认同，依靠的是无数没有资格获得公民身份之人的劳动。 流行音乐借助车载收音机、iPod、CD播放机、巡演乐队，以及无论有无证件、一路跟唱心爱歌曲的行人，自由跨越国界。当然，歌词传达意义，正如我在本文中所论证的；但它们也依赖节拍与旋律，因此“外语”歌词--如杜波依斯祖辈的“Do bana coba”--即使具体词语可能不被理解，仍然能够传达意义。人们私下听音乐，也随着它跳舞，与知道正确舞步，或者至少知道如何装得像样的人，一起随节奏摇摆。当然，音乐可以把我们绑定于旗帜和战争，军人冲向战场时也用iPod听音乐；但音乐也能够将我们拆解，带我们跨越边界，并让我们与意想不到的社群联结起来，所需的不过是轻轻转动旋钮，或者借助人声这一技术奇迹。流行音乐流动、廉价、适应力强、具有政治可能性，是创建跨国联盟的一种手段；这些联盟将带领我们走出国家的牢笼。 # 第八章 ## 贝拉克·奥巴马的视觉呈现 ## 序言：2010年 我在这里插入另一段“间奏”，形式类似本书第一编的第三章，借此表明，文化政治也依赖迅速回应新情况而写成的学术作品，并发表在如今可容纳这种快速阐释的各类刊物上。马夸德·史密斯与《视觉文化杂志》编辑组，通过电子邮件向广泛的“学者、教育工作者、策展人、行动者和艺术家”发出一份关于贝拉克·奥巴马与视觉文化的问卷；这些人“在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各领域的学界、文化机构以及公共领域工作”。[^n202] 问卷中的问题收入了特刊的“编者按”，但编辑决定在选登的二十三份答复中不再重复问题。[^n203] 特刊在奥巴马当选十个月后出版，并非意在影响选举或舆论；但编辑们所说的“议题的时效性”，无疑与政治竞选中视觉符号的转瞬即逝有关。 今天，距离《视觉文化杂志》“奥巴马专刊”出版已过去两年，该期转载和分析的大多数图像，已经从公众视野中消失。诚然，谢泼德·费尔雷创作、原创性受到争议的奥巴马“希望”海报，以及蒂娜·菲在《周六夜现场》中对萨拉·佩林的喜剧模仿，继续在视觉上塑造奥巴马政府及其最有力的反对者，尤其是茶党和“茶党快车”中的反对者；这些组织成员选择了萨拉·佩林作为象征性领袖。重大政治事件中其他更加短暂的图像，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要回答它，我需要更深入地分析 依赖电子与数字媒介的高度视觉化文化中，从显性内容和潜在内容两方面发展出来的视觉叙事性。 不过，就“文化政治”而言，我纳入这篇已经过时的学术时评，目的是强调学者以一定速度回应文化和政治即时事件的重要性。当然，严谨的学术研究需要时间，不应被快速生产的解释取代。个人博客与维基网站上有关严肃问题的大量讨论往往流于浅薄，Twitter将之简化为电报式短语，Facebook又将之个人化；这些现象提醒我们，经过仔细研究、专家审阅、在可靠学术来源发表的成果，除了自身作为知识的内在价值，也继续在公共领域发挥关键作用。传统学术研究是耗时的工作，即使其传播时间已大幅缩短。学者不应将影响公共政策作为首要目标，但这不是由于某种对学术“非政治性”的虚妄信奉。学术知识总是以某种方式具有政治性；学者与公众最好理解这一不可逃避的事实，以便根据学术研究的不同政治关切来评判它。然而，大量有持久价值的学术研究所需的相对缓慢节奏，使它不适合直接提出公共政策建议，尽管扎实学术研究提供的较长历史视野，能够而且常常确实被用于作出影响公共政策的成功决策。 传统看法是，学者应当专注于自己的档案，在若干教学情境中--学术会议、课堂、研究中心--与同事和学生分享结论，偶尔通过评论文章（例如我收入第三章的文章）、博物馆展览及其他公共表演，或者担任大众媒体顾问与诉讼中的专家证人，进入公共领域。尽管这些非传统活动都可能列入教员的年度人事考核，它们在对教授“工作”的总体评价中，通常价值甚微。展览图录不是“书”；报刊评论和问卷答复不是“论文”。因为在通常对学术资本的评判中，它们不怎么“算数”，教授们往往不愿选择它们作为项目，从而强化了“象牙塔”与“市场”之间的分离。尚未取得终身教职的年轻教授，承受着来自同事的强大压力，不要 制作学术“价值”和“影响力”相对有限的成果；后一词指发表平台的声望以及在其学科共同体内部被引用的次数。资本、价值和影响力这些术语，显然取自资本主义经济；值得注意的是，公众对知识“政治化”的抱怨，远远多于对学术商业化的质疑。 那么，应当依据什么标准评价《视觉文化杂志》的“奥巴马专刊”？编辑们对这一期的构想，让我想起自己曾向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同事提出过的一个堂吉诃德式计划：制作一档定期电视节目，由学者评论通俗与大众文化、近期政治，以及其他需要历史、分析和理论视角的新闻；这些视角在传统新闻和访谈节目中难以获得。诚然，公共电视、另类新闻、全国公共广播电台以及许多其他媒体，在制作节目和纪录片时，已经越来越多地依靠学术“专家”；随着主要广播电视网络的支配地位减弱，这些节目极大扩展了公众获取新闻与报道的选择。不过，除了短暂客串出场，学者在大多数此类另类新闻与历史叙述中，仍然是“顾问”，而不是解释者和分析者。 因此，下文只是一个小例子，展示“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应当如何作为对“时事”的持续评论而发挥作用。在经济和政治生活都由高度媒介化的文化产品塑造的时代，我们比以往更需要迅速展开的思想分析，与更富反思、研究更深入的学术工作相伴；后者解释并澄清某些现象、叙事、构造和身份的出现，而这些东西对许多人来说构成了社会现实。有些人会坚持认为，这种思想工作应当价值中立，因此不具政治性；我的主张则是，这些解释首先应当摆脱经济纠葛或利益。晚间新闻和互联网被广告渗透，广告与信息、知识已经不易区分；学者则应提供他们自己的“信息自由”，使他们以这种方式提供的东西，与薪水、版税或 其他收入来源之间，只有最微弱的联系。 ## 贝拉克·奥巴马的视觉呈现：2009年 奥巴马的总统竞选团队在最近的初选以及成功的总统大选中，无疑极为有效地运用了互联网，包括其视觉图像和流媒体视频能力。“奥巴马就是希望”这一图像，在宣传奥巴马对文化多样性的承诺，以及克服美国种族和族裔分裂的努力方面，也极其有效。就任总统后的头“100天”里，奥巴马创建了一个单向“Facebook”页面，在围绕可能出现安全漏洞的大量宣传声中保留了私人黑莓手机，并以其他方式宣示自己是美国历史上最懂科技的总统。贝拉克·奥巴马的“可见性”并非完全是新的数字互联网技术的结果；它依赖许多传统媒介，包括政治演说的戏剧性、他在总统辩论中运用的身体语言--特别是面部表情--他的自嘲幽默（例如2009年5月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毕业典礼上致辞时，对该校拒绝授予他荣誉学位的回应），以及他的时尚表达。作为总统候选人，奥巴马曾因没有按照惯例佩戴美国国旗领针而成为新闻；但随后他佩戴了一枚，而且在余下竞选过程中一直留在翻领上。当选后，他允许摄影师拍摄自己在椭圆形办公室脱下外套的样子，引发前总统乔治·W. 布什批评，说奥巴马理应对这个“职位”表现出“尊重”。当然，米歇尔·奥巴马的时尚表达，建立在她支持常规高级时装界之外各类设计师的基础上，尤其是少数族裔设计师；她穿着他们的作品，引来相当多的报道。贝拉克·奥巴马的可见性，很大程度上与奥巴马家庭的视觉呈现有关：照片和视频展示这对恩爱夫妻，以及他们公开关爱两个女儿萨莎和玛莉娅所体现的家庭价值。 贝拉克·奥巴马及其家人的可见形象，以相当快的速度和频率在世界各地流通，我于2008年8月在坦桑尼亚 拍摄的两幅图像就说明了这一点。两辆不同的旅游纪念品售卖车，都被摊主装饰上了著名的奥巴马形象。[^n204]  像企业标识以及商家为提高辨识度而受到鼓励去发展的“品牌塑造”一样，“奥巴马标识”获得了相当广泛的跨国传播；这种传播使共和党人抗议他缺乏“爱国主义”，也使许多其他人把他看作一个能够恢复美国在世界各地日渐衰落声誉的人物。即使有争议的图像，比如奥巴马在肯尼亚佩戴传统非洲头饰的照片--共和党人错误地称其为“头巾”--也促进了奥巴马标识的全球化。 然而，无论奥巴马团队运用传统与新媒介的手法多么娴熟，它只是建立在克林顿总统两次竞选及两届任期中对新媒介的创新使用基础之上。今天可用的技术更加先进，但基本的数字媒介与克林顿团队当时使用的相似；彼时他们已经以相当娴熟、多样的方式运用这些媒介。从克林顿时代到奥巴马时代，区别在于贝拉克·奥巴马着力经营其全球形象，既为全球形象本身，也为了它在“9·11”之后、 有关美国应当如何在国际上呈现自身的看法纷争之际，在美国国内的用途。  奥巴马团队成功协调了同化与多元文化主义这两种不同修辞，从而赢得白人选民的巨大支持；其中许多人，对20世纪90年代多文化、多族裔的文化政治感到尤其受威胁。然而，奥巴马在跨越美国国内这道鸿沟时，无疑更倾向于一种经过调整的同化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回到以共识为基础的政治与民权。他备受吹捧的“两党合作”实用政治，虽然向对手做出象征性姿态，却未能证明十分有效；但“两党合作”的修辞是其形象的中心。他的总统竞选和上任头100天，一个突出特点是挪用新自由主义--老布什和小布什两位总统使用“更友善、更温和的美国”以及“100个光点”这些口号，正是这种保守策略的例证--然而，这一策略造成了一些十分负面的后果。首先，它在政治光谱两端引发了相当强烈、往往愤怒的反弹。赖特牧师的激进演说，实际上聚焦于马尔库塞曾称作“压抑性宽容”的东西：那些爱掉眼泪的自由派，以眼泪代替改变。萨拉·佩林和“水管工乔”如流星般迅速进入公众视野，受到一种常见的 白人愤怒推动，即对权力减损的愤怒。两个极端都受到奥巴马占据中间地带的能力推动，被进一步挤出公共辩论。在当前由林博主导的共和党修辞中，我们正目睹保守派愤怒吞噬自身，不过大概不会伴随某些在怪诞细节上无法预测的附带问题。其次，奥巴马重新发明了“美国例外论”，重复保守派沙文主义的修辞--“美国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国家”--并在处理阿富汗和伊拉克外交政策时，落入这一神话的陷阱。我们仍在公开地于伊拉克、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建立西方式民主，以便这些国家的人民也能追逐伊拉克式、阿富汗式和巴基斯坦式的“美国梦”。越战使我们知道，这种“例外论”是一种致命的神话；愚蠢的“美国梦”同样如此，它建立在晚期资本主义创业热情以及边疆（殖民）自立精神的沙土之上。 许多少数族裔和其他少数群体，已经成为奥巴马新的“美国例外论”的牺牲者，尤其是那些具体权利诉求不符合多数人形象、因而在共识政治中不具可见性的群体。美国原住民在总统竞选中再度隐形。约瑟夫·洛厄里牧师的祝祷中，有一句含混的呼吁：“愿红种人能够出人头地，伙计”（when the red man can get ahead, man），遗憾的是，许多人听成了“愿红种人能得到一个酋长”（when the red man can get a headman），重演了两个有关美国原住民的臭名昭著的刻板印象。与所有总统候选人一样，奥巴马小心避开移民改革问题，让美国1200万甚至更多的无证劳工面对不确定的未来。总统竞选期间，全国围绕同性婚姻展开激烈辩论，奥巴马和其他候选人却采取改良主义立场，或者采用政治上“迂腐”的看法，将其视为“州权”问题。考虑到第108号提案--禁止同性婚姻的宪法修正案--在加利福尼亚获得通过，部分原因是非裔美国和拉丁裔选民中强大的多数支持，奥巴马应当对这种影响少数群体权利的交叉性问题表明立场。但他对一种新的“美国例外论”的坚持，使任何这种立场都变得极不可能。 蒂娜·菲的“萨拉·佩林”，加上佩林不明智地决定与蒂娜·菲一同出现在《周六夜现场》，极为成功地使佩林、因而也使麦凯恩-佩林总统竞选组合显得无足轻重。《周六夜现场》把真实的萨拉·佩林变成他人剧本中的一个“角色”，利用了让·鲍德里亚很久以前所说的“超真实”力量，从而掌控了萨拉·佩林的文化“叙事”。[^n205] 萨拉·佩林很快成为蒂娜·菲的一种“效果”：既因为蒂娜·菲的模仿出色，也因为政治讽刺要求回应，而萨拉·佩林一旦回应，就为讽刺内容赋予了正当性。我曾将高度自我意识的电视--“元视频”--所使用的方式称作“衍生修辞”；它重新叙述萨拉·佩林，并使麦凯恩的竞选本身改变方向。[^n206] 尽管新自由主义通常很精明地理解媒介在政治竞选中的作用，那些计划未来让萨拉·佩林竞选总统的共和党政治策略家，似乎完全没有意识到后现代媒介所带来的这一鲍德里亚式后果。蒂娜·菲或《周六夜现场》的编剧，知道自己在做什么吗？不知道，但是这个节目的符号逻辑替他们完成了这项工作；这套逻辑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当时此类策略首次凸显。好极了。[^n207] W. E. B. 杜波依斯在他受到忽略却出色的虚构作品《暗水》（1920）中，抱怨一种将许多非裔美国女性排除在外的“美貌体系”；它把她们判定为“丑陋”，或者更糟，使她们不可见。[^n208] 贝拉克与米歇尔·奥巴马通过使自己区别于“俊男美女”和名人文化，成功驾驭了这一“美貌体系”。当然，他们两人都外貌出众、体魄健美、身材苗条。但他们强调自身出身平凡，并在与女儿共同展现的“家庭价值”修辞中重现这些背景，以争取工人阶级选民。在最近一次华盛顿盛会上拒绝穿无尾晚礼服、在椭圆形办公室脱去外套，总统仿效的是劳动者。米歇尔·奥巴马宣传自己选择的、往往来自少数族裔的非主流设计师，强调公开亮相的象征功能，同时突出自己谦卑的出身。他们对时尚符号的经营是新的，但总统“谦逊”的惯例，则是古老而久受尊崇的，最好的例证就是奥巴马的榜样亚伯拉罕·林肯。 # 第九章 ## 唐·德里罗与反恐战争：文学与文化政治 > 啊！人生中唯一重要的部分，就是沉思。等每个人都像我一样清楚地理解这一点，他们都会开始写作。生活将变成文学。一半人类将致力于阅读和研究另一半所写的东西。而沉思将成为一天中的主要事务，让它免遭实际生活的悲惨。如果一部分人类反叛，拒绝阅读另一半人的滔滔不绝，那就更好了。每个人将转而阅读自己；人们的生活便有机会重复、修正、结晶自身，不管在这一过程中它是否变得更清晰……。我打算重新开始写作。 > > --伊塔洛·斯韦沃，《一个老人的忏悔》（1928），本·约翰逊、P. N. 弗班克译 > 弥赛亚只有在不再需要他时才会到来；他不会在最后一天到来，而会在最末之时到来。 > > --弗朗茨·卡夫卡，《弥赛亚的到来》，《寓言与悖论》 ## “9·11”之前的文学：《毛二世》（1991） 2001年9月11日，世界贸易中心双塔和五角大楼遭到恐怖袭击，被劫持的美联航93号航班坠毁；事后不久，我接到了《纽约时报》一位记者的电话。艾米莉·埃金正在写一篇报道，讨论现代文学如何回应早期形式的恐怖行为，尤其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群魔》（1871- 1872）中的俄国革命者，以及亨利·詹姆斯《卡萨玛西玛公主》（1886）和约瑟夫·康拉德《密探》（1907）中的欧洲无政府主义者的虚构呈现。[^n209] 埃金合理地认为，伟大文学能够为我们提供应对“9·11”这类危机的方式，而这一具体事件在历史上并非独一无二。我们通过电话和电子邮件，讨论了早期现代革命运动的国家议程、基地组织的全球恐怖主义目标，以及再现这些不同政治文化和历史时期所需要的审美手段。 陀思妥耶夫斯基、詹姆斯和康拉德，都是心理现实主义的杰出实践者；这种写作在个人的选择与行动中寻找意义和价值，即使这些人是作为政治或社会群体的代表行动。詹姆斯笔下的海厄森斯·罗宾逊“选择”不去暗杀公爵，由此否定了他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关系；但这一选择要求他以自杀来承担自己行动的责任。[^n210]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群魔》以革命者谋杀斯塔夫罗金的妻子玛丽娅·季莫费耶芙娜·列比亚德金娜及其兄长达到高潮，而斯塔夫罗金及其追随者基里洛夫，则因对这一血腥结局负有责任而不可避免地自杀。在康拉德的《密探》中，温妮·维洛克发现，丈夫利用自己的弟弟史蒂维参与无政府主义者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阴谋，导致史蒂维在不知情中将自己炸死，于是杀了丈夫。正如温妮认为维洛克对无政府主义者针对其弟弟的罪行负有全部责任，她自己也在绝望中自杀，而且显然是以此补偿自己的暴力行为。康拉德重复报纸报道对温妮从航行于英吉利海峡中央的轮船上纵身跳下时困惑不解的结论，暗示那“‘注定永远笼罩着这一疯狂或绝望行为的……不可穿透的谜’”，唯有通过文学对个人复杂动机的洞察才能理解。[^n211] 对于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的行动，这些文学现实主义者会理解到什么？他们住在美国郊区，就读于私立飞行学校，在当地酒吧喝酒、抽烟--同时留下《古兰经》片段来教化顾客--去24小时健身俱乐部锻炼，然后同样例行公事地劫持四架民航客机，把三架直接撞向目标，第四架撞向地面。对这样的行为，可能作出什么“现实主义”叙述？除了 面对基地组织以及世界各地其他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团体的恐怖主义时表达彻底困惑之外，还能说些什么？这些团体致力于长期、甚至落于败势的斗争，反对作为西方资本主义及其新帝国主义“全球化”政策主要代表的美国。在今日西方媒体中，“自杀式炸弹袭击者”仍然难以解释、令人深感不安，不仅因为他们给平民造成可怕伤害，也因为那种将其行为归因于“疯狂”或宗教“狂热”的惯常解释，显然是错的。 “未来属于人群”，德里罗在《毛二世》中写道；这一预言回荡于整部小说，将我们从开头“在扬基体育场”的部分带入第一部，在那里，由文鲜明牧师主持的集体婚礼，取代了“美国人的消遣”--棒球。[^n212] “未来属于人群”的末世论语气，建立在德里罗此前许多作品的分析之上：后现代状况如何摧毁人文主义个体、哲学主体性与心理自我的传统意义。虽然陀思妥耶夫斯基、詹姆斯和康拉德写作时，其文化在历史上正处于这一转变的边缘，但他们只能以局部的、周边的方式理解它。在这些作家那里，可以隐约瞥见现代主义主体的消逝，但他们文学关注的中心，是异化、破碎、分裂的自我问题，以及新兴城市“群众”以各种方式造成这一困境的过程。 对于这些现代作家，自我被削弱、受损，而他们运用想象手段来恢复和医治它。因此，他们的文学作品通常以高度戏剧性的自我牺牲--三部关于革命的小说中标示个人责任的“自杀”--或自我肯定结束：陀思妥耶夫斯基《罪与罚》中的世俗化“效法基督”（imitatio Christi），《一位女士的画像》结尾处伊莎贝尔·阿彻拒绝卡斯帕·古德伍德、似乎决定返回罗马，以及《吉姆爷》和《诺斯特罗莫》中吉姆与诺斯特罗莫所代表的个人理想主义和高贵的可能性，它们又由人物作为人的失败与腐化得到有力衬托。尽管备受围攻、遭到威胁，自我最终仍具有韧性，存活于现代艺术和文学之中；往往仅凭作者想象意志的力量，就否定了城市工业社会事实上摧毁自我的作为--这些社会剥夺其能动性，以及抵抗自身内在力量遭到彻底异化的任何能力。 德里罗理解的后现代状况，涉及根本不同的主体性观念，其中大部分无法简单地与大众现象及其再现相对立或区分。他的人物与自身及彼此之间“保持距离”，而不是异化；这种自我的去中心化，似乎直接关联于那些构成经验本身的社会文化中介。在《天秤座》中，玛丽娜·奥斯瓦尔德感觉李·哈维是“你从远处看见的某个人”，甚至“在他打她的时候也是如此。他从未完全在场”。[^n213] 德里罗笔下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远非怪人或疯子，而是后现代主体性的原型，尽管是一个反乌托邦的版本。在小说中，奥斯瓦尔德对自身最好的表达，是那张著名照片：在他企图刺杀特德·沃克将军的前一天，由玛丽娜拍摄、奥斯瓦尔德自己摆好姿势：“照片里的李穿着黑衣，一只手拿步枪，另一只手拿几份报纸”（L, 290）。奥斯瓦尔德向乔治·德·莫伦希尔特解释照片：“‘这是那种人看了之后，也许会懂得一些以前不懂的东西的照片。……也许他会看见某个人的真相’”（L, 289）。李在照片上题写“送给我的朋友乔治，李·奥斯瓦尔德赠”，玛丽娜又用俄语写上“猎杀法西斯的人--哈哈哈！！！”；这张照片具有多重文本性，由此构成李·哈维·奥斯瓦尔德这一人物，一个由乔治、李、玛丽娜以及许多其他人共同组成的仿真体（L, 290）。 《毛二世》批评这种仿真身份，将它视为一个无人有家可归的后现代全球化世界的症候。隐居的小说家比尔·格雷试图抵抗这种趋势，保护小说伟大传统所颂扬的较为传统的身份；但在他哈德逊河谷乡村家中的庞大写作档案里，围绕着他的，既有“旧的手写稿、付印打字稿、总校样”，也有“一堆堆杂志期刊，刊登关于比尔作品的文章，以及关于他的消失、藏匿、退休、据称的改换身份、传闻中的自杀、恢复写作、进行中的作品、死亡、传闻中的回归的文章”（M, 31）。就像《天秤座》中尼古拉斯·布兰奇，为了解肯尼迪遇刺真相而收集大量互相冲突的文件，结果被这些文件活埋，比尔·格雷在本体意义上，也是由他用来取代家园的档案所构成。 格雷感伤地依恋一个较古老、充满神话色彩、属于棒球与书籍的美国；他似乎没有意识到，职业体育和文学商业，都对他试图逃避的名人文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早在文牧师租下扬基体育场、举行盛大的集体婚礼之前，格雷童年的英雄们，就已经在广播和报纸中挥出本垒打、绕垒奔跑，并被儿童和小说家塑造成传奇。小说中，格雷回忆自己小时候如何假装播报棒球比赛，暗示这种想象工作为他成为小说家做了准备。远在摄影记者布丽塔·尼尔松抵达纽约州北部他的家之前，比尔·格雷就已经既是后现代主体性条件的结果，也是其原因；正是这些条件，产生了J. D. 塞林格、托马斯·品钦、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和奥萨马·本·拉登这些历史变体。对于被布丽塔拍摄、收入她的作家“收藏”，比尔·格雷既不情愿又颇感兴趣；实际上，他已比自己所想的更充分地准备好，被这个世界框定。 在18世纪欧洲的想象中，典型的人借助理性或“意识”，组织不同而冲突的经验和材料。在后现代时代，这些认知手段已不再足够；正如保罗·维利里奥指出：“大众现象确实逃避即时把握，只有通过电脑，以及早期不存在的截取与记录设备，才能被感知。”[^n214] 德里罗未来图景中的“人群”，并不是由个人选择加入群体运动而构成，例如为了实现革命变革而建立的集体；相反，它由个人与自身能动性的疏离，以及从外部或上方强加的秩序和“归属”构成。如果我作为一个有意识、有理性的主体，选择加入革命（或国家、邻里、公司），那么更大的集体始终依赖于构成它的反思性单子。而在人“群”或“大众”中，每个主体仅仅是一个提喻，它“代表”整体，无论该主体被怎样独特地运用。在《毛二世》中，比尔·格雷把现代性的终结等同于小说之死，以及小说赖以存在的认知和沟通实践之死：“‘贝克特是最后一位塑造我们思考和观看方式的作家。在他之后，主要作品是空中爆炸和倒塌的建筑。这就是新的悲剧 叙事’”（M, 157）。这一场景中，比尔正在同乔治·哈达德谈话；哈达德自称谈判者，要用比尔交换被恐怖分子扣押、最终将被他们杀害的法语瑞士诗人让-克洛德·朱利安。 比尔·格雷理解，小说为何以及如何在晚期现代性的贝克特那里终结；乔治·哈达德则理解，这种后现代性如何使我们趋向于需要某种绝对的、极权的原则或统治者，以支配任何个人都无法掌控的事物。乔治试图以奉承说服比尔前往贝鲁特与毛主义恐怖分子见面，对他说： > 你本来可以成为一个毛主义者，比尔……。我仔细读过你的书，我们又谈了许多个小时，我很容易就能想象你融入那一大片蓝白棉布之中。你会写下文化为了看清自身而需要的东西。你也会看见，人们需要一种绝对的存在，需要一条走出软弱与困惑的道路。这就是我想在贝鲁特老鼠窝般的街巷中看到重生的东西。（M, 163） 由于德里罗的读者从未真正读到比尔·格雷的作品，我们无法证实或反驳哈达德的判断；但很清楚，德里罗认为，文学再现能够而且应当挑战后现代失落所助长的极权冲动。 阅读《毛二世》时，我们了解到，文学只有在我们回应它、与它交流的限度内，才能改变我们。恐怖分子把人质商品化，人质是目标、受害者和象征；作家则迫使读者--那些陌生人--回应，由此让他们显现自身，与其说让作家认识，不如说让他们彼此认识，就像教师教学、文学批评家作出解读。德里罗理解，商业小说与先锋小说，以及在访谈节目上备受赞誉、或因隐居而被珍视的小说家，都是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解决办法。发送者与接收者彼此改变、接受一切沟通在历史上都不完整的文本情境，实际上描述了德里罗的乌托邦社会；它不是少数个人退入四壁书架的书斋，也不是他们忠实的读者退入图书馆。在《天秤座》中，德里罗控诉美国人几乎发明了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其缘由正是他们把约翰·F. 肯尼迪建构成神话，以替代自身的公民责任。约翰·约翰斯顿 指出，《天秤座》解构“虚构与历史之间的差别”，不是为了重新确认历史经验的虚构基础，而是要“打开”小说及其关于连贯人物和有意义情节的整齐惯例，让它们直面“散文小说之外的那些力量，而这些惯例原本正是要将它们内化，并由此遏制它们”。[^n215] 类似地，瑞安·西蒙斯认为，德里罗在《毛二世》中试图证明，“没有人对语言拥有独一无二的支配权”，而且“没有人拥有语言，但在后现代世界中，每个人都被包摄在语言之中”。[^n216] 正如批评家对他大多数小说所指出的，德里罗从内部批判小说这种审美形式，使他作为文学作者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西蒙斯讨论了学者如何经常混同比尔·格雷与德里罗，而当代文化对于文学及审美“价值”的怀旧，无疑强化了这一倾向（Simmons 677）。鉴于德里罗在许多作品中批评后现代文化如何将文学变成恋物对象和商品，那些以为他正在哀悼小说与作者相继死亡的误读，一定让他感到某种满足，部分因为这些误读暴露了读者最深的恐惧。然而，这种误解也有可能把德里罗归入他无疑深恶痛绝的文化保守主义。不过，我们可以公允地判断，德里罗小说通常依赖的元小说式双重束缚与矛盾，具有很强的文学性，也许过于微妙，因而很可能被今天缺乏耐心的读者忽略。 在《毛二世》中，德里罗努力将自己的审美实践与价值，同我们所知的格雷对小说“技艺”较为传统的信奉区分开来。小说的每个不同部分，都以一张新闻照片开篇；它们强化了扉页上北京天安门广场人潮拥挤的照片，以及它隐含的信息：“未来属于人群。”它们也提醒我们，德里罗的叙事追踪的是新闻中突出的全球事件，包括1983年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和美国海军陆战队营房遭恐怖袭击等重大新闻。比尔·格雷想象自己能够逃离这些媒介，而德里罗的观点则是，电视、电影、摄影、音乐、城市噪音、不同语言，是 我们生活和工作其中、无法逃避的媒介。这些媒介造就了我们，正如它们似乎“侵入”小说的传统形式，并对其加以组织。 在《毛二世》中，比尔·格雷如此无情地被卷入恐怖分子的阴谋，以至于最终无需被强迫或命令，就“选择”了他们想要他做的事情。1984年初，西贝鲁特的什叶派穆斯林和德鲁兹人起义反对黎巴嫩军队；比尔询问乔治·哈达德怎样在贝鲁特找到阿布·拉希德，随后依照指引行动，这将把他直接带入当时全球无政府状态的现场，落入恐怖分子的控制。[^n217] 德里罗让比尔·格雷在到达贝鲁特、或落入阿布·拉希德控制之前很久，就死于在雅典被出租车撞击造成的“内伤”，使这一模式变得复杂。在一连串德里罗小说中常见的误传与意外中，布丽塔·尼尔松把查理·埃弗森的口信传给比尔·格雷，引他来到伦敦；在那里，他的公开演讲因炸弹爆炸而推迟，这又把他带到雅典；在那里，他被一辆失控出租车撞伤，乔治·哈达德又说服他取道塞浦路斯的拉纳卡前往贝鲁特。当比尔登上开往黎巴嫩朱尼耶的渡轮，并在船上因内伤而死时，读者知道，比尔·格雷已经被他当初希望通过成为小说家来躲开的生活偶然性吞没。这些事件的联系，要么极其偶然，要么完全出于动机和谋划；但在两种情形下，它们都代表比尔·格雷丧失了对自身生活及其再现的控制。 诚然，对于将他引向贝鲁特、人质、阿布·拉希德及毛主义恐怖分子的那一连串不容抗拒的事件和他人，比尔解释说，他想写这个人质，而这种愿望正在消除使他无法完成上一部小说的写作障碍。但当他反思自己对人质的新兴趣时，却流露出某种徒劳感：“他记不得自己为什么想写人质。他写了几页，还算有些喜欢，可真正的意义是什么？”（M, 198）。当然，传统小说家惯常给出的解释随时可用，比尔·格雷想象自己 > 本来可以告诉乔治〔哈达德〕，他写人质，是为了把他带回来，把他们将他锁进那间屋子时，世界所失去的一种意义还回来。也许 > 就是如此。当你惩罚一个无辜的人，当你让房间里挤满无辜受害者，你就在开始抽空世界的意义，建立一种分离的心智状态，让心灵吞噬自身之外的一切，以阴谋和虚构取代真实事物。一种虚构把世界狭隘地纳入自身，另一种虚构则向社会秩序伸展，试图在其中展开。他本来可以告诉乔治，作家创造人物，是为了揭示意识，增加意义的流动。我们以此回应权力，击退恐惧。通过扩展意识和人类可能性的幅度。（M, 200） 然而，他从未真的对乔治·哈达德说出这些话；而正是这一失败，在我们看来，等同于他愿意在漫游进恐怖分子阴谋的过程中，漂向自身的毁灭。 比尔·格雷卷入的恐怖主义阴谋，与一个他无法控制的异化世界中的意外和偶然，相差无几，因为命运与偶然都教给我们同样的教训：我们已不再拥有任何有效的能动性。传统小说家，无论技艺或天赋多么高超，已经无法再现那些暗中支配日常经验的力量。当清洁队里的一位老人发现比尔·格雷的尸体“躺在渡轮的铺位上”时，他仅仅拿走格雷的“护照和其他身份证件，任何带有姓名与号码的东西，以便卖给贝鲁特的某个民兵组织”（M, 216-217）。 比尔·格雷从未到达贝鲁特，尽管对德里罗而言，那场内战的无政府状态，是后现代状况的隐喻。小说中许多纽约场景，明确预示着贝鲁特，尤其是德里罗将纽约市无家可归者，视为相当于那些因内战、恐怖主义和无政府状态而流离失所的人。因此，小说结尾“在贝鲁特”一节，很容易被读作一个悲观的尾声：摄影记者布丽塔·尼尔松再度出现，来证实小说中另一句经常重复的话：“我们唯一的语言是贝鲁特”（M, 239）。她在比尔死去一年后来到这里，“受德国一家杂志委托……拍摄”阿布·拉希德；她放弃了为比尔·格雷这样的文学作家拍照的先锋项目，重新从事摄影新闻工作。她在小说开头放弃了后者， 因为用她的话来说：“‘无论我拍什么，无论多少恐怖、现实、苦难、残破的身体、血淋淋的脸，到最后全都他妈的那么漂亮’”（M, 229, 235, 24-25）。 有没有办法克服这种唯美主义及其意识形态？在小说中，布丽塔在贝鲁特的行动具有相反的意义，读者被留在一种彻底的含混之中；德里罗常常使用这种含混，迫使我们重新沟通，克服后现代的奴役处境。一方面，比尔·格雷死于前往黎巴嫩的渡轮，布丽塔带着相机和任务再度出现，似乎暗示商品文化与名人文化的胜利。德里罗解释布丽塔为何决定不再“拍摄作家”，而回到新闻摄影时，似乎刻画了她对当代状况的认命：“她现在接委托，做些有趣的事，几乎无人关注的战争，在尘土中奔跑的孩子。作家在某一天停止了。她不知道事情是怎么发生的，但他们悄然结束了。他们不再是她将永远追随的项目”（M, 229-230）。紧接这一段，布丽塔注意到“贴在水泥砖墙上的……一种新汽水，可口可乐二代的广告”，并“生出一个疯狂念头，觉得这些广告牌宣告了毛主义组织的存在”（M, 230）。像托马斯·品钦《拍卖第四十九批》中的奥狄帕·马斯一样，布丽塔开始处处看见巧合和征兆，由此驱动后现代主体特有的偏执。 《毛二世》与可口可乐二代之间的联系，相当合乎理性，即使亚特兰大的企业巨头会否认与贝鲁特内战中的恐怖团体或民兵组织有任何关联。在乔治·W. 布什总统宣布、贝拉克·奥巴马总统延续的“反恐战争”中，许多批评者指出，我们尚未开始把矛头指向跨国公司：它们剥削第三世界的劳动力与自然资源，操纵政府以获得“优惠”待遇，并在全球大举推销产品；在许多受其伤害的底层民众看来，这些就是恐怖行为。德里罗在对2001年9月11日的回应中指出，那天“改变”的，是这种企业与技术恐怖被明确无误地等同于美国：“袭击五角大楼和世界贸易中心的恐怖分子，并没有高喊‘微软去死’。引起他们愤怒的是美国。是我们现代性的耀眼光泽。是我们技术的推进力量。是 他们眼中我们的无神信仰。是我们外交政策赤裸裸的武力。是美国文化穿透每一堵墙、每一个家、每一种生活、每一颗心灵的力量。”[^n218] “热那亚、布拉格、西雅图及其他城市的抗议者，希望减缓那股全球动力，它似乎正不顾一切地奔向消费机器人与社会不稳定构成的景观”；而“9·11的恐怖分子想要把过去带回来”，他们把跨国资本主义命名为“美国”，并由此把它设定为目标（Ruins 35）。当然，如果美国虽然大力宣称自己致力于民主和人人享有正义，却未能以人权之名挑战这种全球化，那么“美国”很可能确实为自己招来了如今身上的靶标。 从另一层意义上，布丽塔·尼尔松否定了如今以美国外交与经济政策为例证、同时也受到其他第一世界国家认可的技术崇高。瑞安·西蒙斯认为，为比尔·格雷工作的年轻女性凯伦·詹尼，为他那过时的美学提供了最佳替代；不过西蒙斯在脚注中指出，“摄影师布丽塔·尼尔松，也可以说符合”他对凯伦的刻画，即比比尔·格雷更能适应后现代世界：“凯伦和她在街头或电视上看见的人群，都是一个更大系统的部分；这个系统将他们联系起来，却也有局限，无法提供她、比尔或任何其他人希望拥有的那种联系深度。她不是比尔所定义的‘作者’，因为她不试图控制叙事”（Simmons 694n1, 684）。 西蒙斯没有展开布丽塔·尼尔松的这一面，更倾向于强调凯伦·詹尼作为德里罗提供的比尔·格雷的替代者。德里罗在小说开头布丽塔为比尔·格雷拍照的场景，与结尾她遇到阿布·拉希德的场景之间，构造了技法上有效的平行。例如，布丽塔通过一名口译者与阿布·拉希德交流，尽管阿布·拉希德直接用英语对她说话，口译者仍在“解释”拉希德的意思，而且方式常常怪异。此前她为比尔·格雷拍照时，他的助手斯科特也进行“解释”，句子末尾常常像叠句一样加上“引用比尔的话”。格雷的助手凯伦·詹尼，在小说前段离开工作岗位，将自己的身份交给统一教会。类似地，在阿布· 拉希德接受布丽塔采访期间看守门口的蒙面年轻人，代表所有献身于阿布·拉希德的“孩子”：“‘在阿布·拉希德身边工作的男孩，没有面容，也没有言语。他们的五官是相同的，就是他的五官。他们不需要自己的五官或声音。他们正在把这些东西交给某种强大而伟大的存在’”（M, 234）。阿布·拉希德告诉布丽塔，这个年轻人是“‘我的儿子。拉希德。……我称自己为拉希德的父亲’”（M, 234）。 阿布·拉希德与布丽塔的谈话，让人想起比尔·格雷准备去寻找恐怖分子时，乔治·哈达德在雅典与他的谈话。区别在于，布丽塔抵抗阿布·拉希德那“口才出众、充满大男子气概的狗屁话”，尤其是他对毛泽东领导能力的崇拜（M, 236）。在小说中，布丽塔“什么也没说，因为她能说什么呢”，但她突然偏离了拍摄阿布·拉希德的任务，“走向门口的男孩，摘掉他的头罩。从头上提起来，扔到地板上。提的动作也不怎么温柔。她始终微笑着。然后退后两步，拍下他的照片”（M, 236）。“男孩狠狠击中她的前臂，伸手去抢相机”，而“她挥出一肘，没有打中，随后在他脸上打了一巴掌”（M, 237）。不同于认命、意志坚决、最终死去的小说家比尔·格雷，布丽塔采取行动：“她感到超然，几乎像灵魂出窍，走向拉希德，与他握手，实实在在地介绍自己，慢慢念出自己的名字”（M, 237）。 因此，摄影记者不必仅仅通过解释、整理我们当代世界中社会不义的丑恶，把它们变得“漂亮”。她能够揭露藏在各种极权主义背后的身份，包括那些通过我们自身心理运作、表现为逃避这个世界问题的欲望的极权主义。布丽塔以自己亲自观看恐怖分子面孔这一微小却重要的举动，确认了自己的身份。她通过相机观看，因为德里罗知道，我们无法逃脱赖以理解世界的媒介，不管它们被腐蚀到何种地步。我们则通过德里罗的小说观看；小说拒绝把我们所见的东西变得“漂亮”：我们自己对“全球”问题负有责任，无论我们把这些问题叫作“跨国资本主义”“美国帝国主义”，还是“国际恐怖主义”。 阿布·拉希德几次命令布丽塔：“‘不要把你的问题带到贝鲁特来。’”德里罗却邀请我们把所有问题带进 小说。在关于“9·11”的文章中，德里罗指出，那天的恐怖主义彻底终结了冷战叙事；它“终结于瓦砾之中，剩下由我们来创造反叙事”（Ruins 35）。布丽塔在小说结尾的象征行动，指向这种反叙事；在文章中，德里罗将它与恐怖行为之后“交错于纽约、华盛顿和世界各地的十万个故事”联系起来。有趣的是，这些故事--包括张贴在纽约归零地附近建筑和商店橱窗上的失踪者及死者照片--通过幸存者叙述、受害者自传，以及种类、质量各异的无数纪录片与纪实剧情片的出版和制作，正式进入公共领域：“有些看医生的预约救了人命，有些手机被用来报告劫机。故事生出其他故事，人们从翻滚的烟尘和灰烬中往北奔跑。……那些为活命而奔跑的人，属于留给我们的故事的一部分”（Ruins 6）。 在小说中，这类讲故事的行为，在布丽塔采访阿布·拉希德之后的次日清晨，从阳台目睹的贝鲁特婚礼里，得到凝练的呈现。婚礼队伍前面是一辆坦克，“后面跟着一辆吉普车，车尾装着无后坐力炮”（M, 240）。欢庆的人们究竟只是被卷入军事行动，还是受到某支民兵保护，我们始终不得而知；但很清楚，我们应当从一个无疑具有反讽意味的场景中汲取希望：“新郎和新娘端着香槟杯，几个女孩拿着烟花棒，迸射出一阵阵欢腾的光。一个穿浅色无尾晚礼服的宾客抽着长雪茄，绕着弹坑跳舞，逗得孩子们欢欣不已。新娘的礼服很美，胸前饰着蕾丝贴花，她看起来有着无与伦比的生命力，他们所有人看起来都超然出尘，不受限制，对置身这里也不感到惊讶”（M, 240）。布丽塔无需口译，从阳台上以零星的不同语言向新婚夫妇祝酒：“‘Bonne chance’、‘Bonheur’、‘Good luck’、‘Salám’、‘Skål’〔好运、幸福、好运、平安、干杯〕，炮塔开始转动，炮筒缓慢地转过去，像一个下流的蜜月笑话，每个人都笑了”（M, 240）。 ## “9·11”之后的文学：《坠落的人》（2007） 《毛二世》中的比尔·格雷离开康涅狄格州的审美隐居地，漂流到纽约、伦敦、雅典、塞浦路斯，随后死在前往贝鲁特的渡轮铺位上；十六年后，《坠落的人》中的基思·诺伊德克，茫然踉跄地走出世界贸易中心内正在崩塌的办公室，重新进入失调的家庭生活，与另一位“9·11”幸存者展开一段漫无方向的婚外情，随后跌入国际扑克竞赛的卑琐之中。格雷和诺伊德克起初都令人同情，是日渐衰退的人文主义的不同版本，却逐渐蜕变为其恐怖主义对手的幽灵：漫无目的、无国可属、受社会决定、服从他人命令的存在。十六年后，经过美国对伊拉克和阿富汗长达四年的军事入侵、两地持续的内战和反殖民战争，以及“9·11”之后遍布全球的一连串恐怖行为的冲击，美国读者已经忘记了布丽塔在贝鲁特阳台上那欢快的反讽。 布丽塔挑战阿布·拉希德，揭下其无面孔“孩子们”的面罩并拍照，介绍自己，通过掌掴那“幼稚的”卫兵来确认自身的女性气质；即使在《毛二世》中她所理解的、受到不同媒介中介的后现代条件下，她依然重新肯定了主体性的可能。1991年，德里罗仍然认为，西方自由主义主体性有可能“幸存”。当然，布丽塔举杯祝福的婚礼队伍一定是基督徒，因为他们在喝香槟；所以，德里罗在《毛二世》结尾使用的德鲁兹基督徒，预示了他在《坠落的人》中更持续地回归包括基督教在内的西方概念。格雷和诺伊德克都远比他们作为分身的恐怖主义对手更具存在主义色彩；每个人都沉思着恐怖主义所暴露、也所利用的随机性。无论阿布·拉希德和在《坠落的人》中被虚构化的历史上基地组织恐怖分子穆罕默德·阿塔，在激进伊斯兰事业中多么目标明确，德里罗都清楚地表明，两者服务于形而上学偶然性这一更高得多的目的。违背自己最善意的初衷，德里罗最终助长了文化殖民主义，使全球恐怖主义被内化和吸纳。《坠落的人》是波戈那句著名格言的典型例证：“我们遇见了敌人，他就是我们！”[^n219] 一方面，这种认识使我们有可能面对某些问题；全球“恐怖分子”坚称，除非这些问题被以暴力带到我们家门口，否则我们就会压抑它们。另一方面，德里罗也可能 给我们提供另一种“误认”：我们看到的全是自身的倒影，而非西方主体则变得不可见。如何梳理这些对他者的文化再现，仍然是文化批评者的关键工作，也是文化政治的首要任务。 在《坠落的人》中，德里罗在小说中清楚地以阿塔的本名“阿米尔”标识他--“阿米尔对着他的脸说话。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穆罕默德·埃尔-阿米尔·埃尔-赛义德·阿塔”。[^n220] 然而，尽管德里罗努力用这个“本名”使最知名的“9·11”劫机者个人化，他主要还是通过哈马德这个人物，而不是穆罕默德·阿塔，来再现基地组织。一位参加过两伊战争（1980-1988）的伊拉克老兵，“一个面包师，在汉堡这里大概十年了”，与哈马德“在同一座清真寺祈祷”；他向哈马德讲述战争故事，尤其伊朗人如何一波又一波派遣男孩，对伊拉克与伊朗有争议的边境地区发起攻击（FM, 77）。这个没有名字的面包师得出结论：“大多数国家都由疯子统治”；哈马德心不在焉地听着，却“对这个人心存感激”（78）。哈马德关注的不是宏观政治问题，而是女人和性--“他总想着，会不会又有个女人骑车经过，一个可以看上几眼的人，湿漉漉的头发，双腿不停蹬踏”（78）--尽管他知道，必须压抑这些欲望，尤其对德国女人的欲望。他真正满足性欲时，对象是一位移居德国的叙利亚女性，但即使这段关系，他也感到陌生。哈马德对面包师的感激，似乎不大是因为从徒劳的两伊战争中学到了什么具体教训，而更多是因为这种交谈所提供的最起码的人际接触。 德里罗对基地组织动机、以及恐怖分子个人和社会心理的分析十分简短，散布在小说的两章（“在玛丽恩大街上”，77-83；“在诺科米斯”，171-178）和结尾“在哈德逊走廊”一章的部分篇幅（237-243）中；最后这部分再现了哈马德乘坐的飞机撞击世界贸易中心的实际过程。不过，德里罗谨慎地确保，小说三个部分--1. 比尔·劳顿，2. 恩斯特·赫兴格，3. 戴维·贾尼亚克--各自都包含恐怖分子故事的一部分。即便如此，这部246页的小说，讨论基地组织的篇幅仍不足二十页；其中多数聚焦于哈马德的分心与困惑，他在社交和性接触这些基本人类欲望，与基地组织虚假的社会之间撕裂。德里罗似乎着重强调哈马德的平凡，以及他在思想上的不成熟， 既以此表现他的共同人性，也说明他何以愿意被招募。当哈马德问阿米尔·阿塔，“其他人呢，那些将会死的人？”他得到的回答是：“没有其他人。其他人之所以存在，只在于他们填补我们为他们设计的角色。这就是他们作为他人的功能。除了死亡这一有用的事实，那些将会死的人，对自己的生命没有任何主张权。”德里罗只能得出结论：“哈马德对此印象深刻。这听起来像哲学。”（FM, 176） 德里罗通过尽量减少小说中对恐怖分子的关注，使他们显得无足轻重；这强化了他在《地下世界》（1997）和《大都会》（2003）中的论点：第一世界的超级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创造了自身在基地组织中的对手，以及我们在后现代状况下可能经历的任何其他“恐怖”，无论来自国内还是国外。《大都会》中的外汇交易员，得意地在电视上观看西雅图示威者反对世界贸易组织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全球经济政策，听着他们高喊：“一个幽灵正在世界上徘徊……”[^n221] 对这个外汇投机者而言，示威者的象征行动不过是纯粹的戏剧、仅仅是娱乐，而不是全球信贷市场即将崩溃的症候；诚然，这种崩溃在历史时间上晚于上述任何一本小说，但在个人、机构和国家之间贫富差距急剧扩大这种条件下，从系统层面完全可以预见。德里罗无意间使人想起雅克·德里达的《马克思的幽灵》（1993），并接近其论点：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知识与行动范式，以及一个新的国际组织，来克服马克思主义的失败与全球资本主义即将到来的崩溃。美国本土产生的刺客李·哈维·奥斯瓦尔德，与从外部输入的基地组织恐怖分子之间，并无差别：恐怖是一个建立在不稳定主仆关系之上的体系的必然副产品，而这种关系必然促使仆人反叛。基思·诺伊德克的儿子贾斯廷，听着新闻无休止地重复奥萨马·本·拉登，便开始寻找“比尔·劳顿”；起初，他的家人没有发现这个阿拉伯语名字与英美式名字在读音上的相似。 “没有目的，这就是目的”，这是阿塔的话，在哈马德短暂出现于小说的各个片段中，它始终在他脑海回响；但它也像《毛二世》中组织整部小说的“未来属于人群”一样，发挥一种可怕的主导动机的作用（FM, 177）。一旦社会组织的表层， 以及家庭、邻里、宗教、国家等等归属关系的象征结构崩溃，我们每个人便暴露于乔治奥·阿甘本所谓的“赤裸生命”：这种处境可以由极权政权模拟制造，但它也是我们努力“成为人”时所回应的基本处境。当然，把阿甘本的“赤裸生命”一词用于德里罗小说中的人物，乍看似乎不道德，因为阿甘本用它来表现纳粹如何把受害者压缩到最低限度的存在，以证明灭绝他们是正当的。阿塔宣称，“其他人”仅为基地组织的目的而存在，这使人想起纳粹为种族灭绝所作的合理化辩护。 阿甘本提出“赤裸生命”概念，部分源于汉娜·阿伦特在《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中，对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各类流离失所的难民所经历的“赤裸生活”的阐述。[^n222] 甚至在我们目睹基思·诺伊德克在“9·11”袭击后逃离世界贸易中心之前，我们已知道他是一个“难民”：深受创伤、失去位置，无法处理家庭生活和工作，最终被他不理解的力量无情地推向竞技扑克的琐屑。他从“9·11”之前与朋友打扑克这一单纯社交消遣，漂向“9·11”之后大西洋城及美国东北部印第安赌场的赌桌，最后在拉斯维加斯以竞技扑克为职业；“诺伊德克”（Neudecker）确实获得一副“新牌”（new deck），或者一层“新掩护”（new cover），而它实际上向读者暴露了日常生活的随机性。因此，根本上处于异化状态的存在主义者，能够同其他“难民”联结，比如基思在从双塔带出的公文包内发现姓名后，找到的那位非裔美国女性。弗洛伦斯·吉文斯与基思·诺伊德克短暂的婚外情，之所以可能，只因两人共享创伤后应激的纽带： > 她谈起大楼，一遍遍回顾，令人窒息，烟雾，折叠的身体，而他明白，这些事他们只能彼此诉说，带着最细微、最乏味的细节，但它永远不会乏味，也不会太过详细，因为如今它已经在他们体内，因为他需要听到自己在记忆描摹中失落的东西。（FM, 90-91） 弗洛伦斯被描述为一位“肤色较浅的黑人女性”，她“奇异地体现着犹疑的语言和坚定不移的种族”，暗示一个处于诺伊德克所属社会之外的社群，尽管她就住在中央公园另一边--诚然，这种邻近也暗示纽约东区与西区的阶级差异。德里罗略微将她的族裔身份情色化，不过严格通过诺伊德克的视角：“当她大笑时，仿佛自然中闪过一道火光，某种半藏着的耀眼东西舒展开来”（92）。可以预料，她与自己用CD播放器放给他听的巴西音乐十分合拍，“随着音乐拍手”，最后跳起舞来，“双臂举起，离开身体，几乎入了迷，……这时面对着他，嘴唇张开，眼睛逐渐睁开”，直到诺伊德克“开始从衣服里爬出来”（92-93）。 “‘我从没去过巴西，’”弗洛伦斯承认；但在小说中，正是她的种族身份，使她能够回应这种音乐，尽管略显笨拙，而这种音乐最终使诺伊德克脱离中产阶级的端庄。音乐--也就是这两个人物之间这种可能的接触--就在诺伊德克归还给弗洛伦斯的公文包里：“‘这是你从那里带出来的播放器里那张光盘，’”她告诉他（93）。小说结尾前第三页，当诺伊德克沿着大楼楼梯下行时，一位“个子偏小、坐着……休息的老人”把公文包交给他，解释说：“‘我不知道该拿这个怎么办。她摔倒了，把它留下了’”（244）。德里罗戏仿某种经典侦探情节，把公文包中的“宝藏”呈现为桑巴或某种混合音乐形式的巴西节奏，意在把我们从资本主义、印刷知识和西方文明的限制中解放出来：“他听见音乐变成另一种，带着嗡鸣和冲劲，葡萄牙语人声在说唱、歌唱、吹口哨，背后是吉他与鼓，狂乱的萨克斯管”（92）。作为房地产投资银行家的诺伊德克--“‘一家小公司，叫罗耶地产……。原来叫罗耶与斯坦斯。后来斯坦斯被起诉了’”（53）--只能作出职业式回应：“‘我正在跟某个人谈。还很初步。有关一个涉及巴西投资者的工作。我可能需要懂一些葡萄牙语’”（93）。 就像佐拉·尼尔·赫斯顿《做有色的我是什么感觉》（1928）中，在乡村小酒馆桌上有节奏地敲打手指的白人男子，诺伊德克从未真正与弗洛伦斯建立联系，尽管他们确实有过短暂的性关系。“音乐。那些紫色和 红色的巨大情感团块，没有触动他”，赫斯顿写道，“我感受到的东西，他仅仅听见了……。那时，他因自己的白而如此苍白，而我如此有色”。[^n223] 不过，德里罗没有得出这一结论，尽管他暗示了基思和弗洛伦斯在文化、族裔和阶级上的差别：由于共同却短暂的创伤后应激，这些差别暂时被忽略。他们这段未被充分展开的插曲，在小说中确实奇怪，因为除了作为框架的基地组织袭击行为--它本身就是根本性的跨界--这是小说人物真正跨越各自狭小世界边界的极少数时刻之一。在某个层面，德里罗暗示，这些个人失败--基思无法听见弗洛伦斯如此明确感受到的巴西节奏--是我们国家问题的症候，并部分解释了我们何以容易受到恐怖侵袭。 小说中其他越界事例，要么虚幻，要么琐屑，要么只是重新确立它们所威胁的边界。哈马德渴望街上骑车的德国女人，却最终与一位叙利亚女人上床。“9·11”之后不久，莉安愤怒地要求邻居埃莱娜调低听起来像阿拉伯音乐的音量--“女人们柔和地合唱，用阿拉伯语歌唱”（119）--抱怨说：“‘现在整座城市都异常敏感。你躲到哪里去了？’”（FM, 120）。莉安的母亲妮娜与一位神秘的德国艺术商人马丁·里德诺，亦即恩斯特·赫兴格，维持着长达二十年的关系；据传，他与柏林第一公社及意大利红色旅有关联（146）。琳达·考夫曼有说服力地论证，《坠落的人》借助德里罗在“9·11”之前和之后的非虚构散文，评论20世纪60年代欧洲与美国的激进抗议运动，与当代全球恐怖主义运动之间的关系。[^n224] 就像因参与意大利红色旅绑架并谋杀基督教民主党总理阿尔多·莫罗而被缺席定罪的安东尼奥·奈格里一样，里德诺／赫兴格代表激进政治与文化的交汇。 德里罗明确将里德诺／赫兴格与“第一公社”联系起来，而不是与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相连，尽管妮娜也说，“他在意大利待过一阵，在那场动荡中，红色旅活跃的时候。但我不知道”（146）。第一公社，简称“K1”，是一个短命的政治公社，1967年在柏林由一群激进派创建，领导者有迪特尔·昆策尔曼、鲁迪·杜奇克、贝恩德·拉贝尔，成员还包括汉斯·马格努斯· 恩岑斯贝格的前妻达格伦和弟弟乌尔里希。到1969年，这个反政府的学生行动团体已经瓦解，但在鼎盛时期，它以策划、偶尔实施达达主义风格的社会讽刺“表演”著称。这些行动包括：计划在1967年4月副总统休伯特·汉弗莱访问柏林时实施的“布丁暗杀”--因其中一个方案是用布丁、酸奶和面粉攻击他而得名--以及那张著名的K1照片，公社成员对着墙摆出露臀姿势，标题写着：“Das Private ist politisch!”（“个人的就是政治的！”）。第一公社的象征行动，通常与具体政治事件联系起来，例如他们于1967年6月2日反对伊朗沙阿访问柏林的示威；但德国左翼行动者常批评他们，对宣传的兴趣大于对政治变革的兴趣。 尽管如此，第一公社仍很接近德里罗早期笔下的激进艺术家；《时代周报》报道未遂的“布丁暗杀”阴谋时，标题将其领导者称为“十一个小奥斯瓦尔德”。由于成员与德国知名作家有关系，第一公社成员曾在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的柏林公寓住了一段时间，后来又住进乌韦·约翰逊的单间公寓，直到身在美国的约翰逊，对第一公社引来的负面宣传感到不安，请邻居君特·格拉斯把他们赶走。意大利红色旅和德国巴德尔-迈因霍夫集团确实实施过造成持久后果的城市恐怖行动，第一公社则主要通过象征行动发挥作用。无论这些政治行动团体多么不同，它们仍有共同之处：都起源于20世纪60年代欧洲左翼政治，而且与美国60年代左派有联系。 小说中的政治辩论极少，而且全都发生在莉安母亲妮娜--著名的艺术史教授--及其情人马丁／恩斯特--世界主义艺术商人、前激进分子--周围的学者和艺术家之间。在妮娜追悼会后的午餐上，马丁提出“……美国无关紧要的想法”，说“那一天正在到来，除了美国带来的危险，没人再需要考虑美国”，说“美国正在失去中心地位”（191）。对德里罗而言，马丁的不同想法其实是同一个：无关紧要等于边缘化，边缘化等于危险。 这些等式暗示了最终的等式：美国＝恐怖主义。当然，这个结论不出所料地来自被怀疑为60年代激进分子的恩斯特·赫兴格，也就是马丁·里德诺；他对着一个话题高谈阔论，而小说使我们相信，这个话题他熟悉得过了头。 那么，对于弗洛伦斯·吉文斯和基思·诺伊德克之间那段简短而未充分展开的关系，我们应当得出什么结论？基思的德国姓氏，又叠加于他通过岳母妮娜与恩斯特·赫兴格形成的模糊家庭关系。迈克尔·哈特和安东尼奥·奈格里在《帝国》（2000）最后一节“诸众反抗帝国”中预言，一个受压迫人民的联盟正在兴起，反抗欧美帝国；过去500年，这个帝国以现代化、进步、自由和自我之名，造成了如此多的人类苦难。[^n225] 哈特和奈格里认为，如果这个联盟真正到来，它不会出自欧美霸权与特权体系的内部。“美国之后是什么？”马丁问妮娜哀悼中的朋友和她的女儿；但他同历史上的第一公社成员一样，丝毫不知道该拿这项知识怎么办（192）。莉安理解了问题：“也许他是个恐怖分子，但他是我们这边的，她想，而这个念头使她发冷、使她羞愧--我们这边的，也就是说，无神的、西方的、白人的”（195）。 那么，为什么德里罗如此边缘化其他人物，那些代表他异性的人物，从平凡却具有明确族裔特征的弗洛伦斯，到哈马德与阿米尔·阿塔这两个恐怖分子？弗洛伦斯·吉文斯的姓氏，暗示她所关联的各种馈赠：从那个公文包，连同里面的CD播放器和巴西音乐，到她给予基思的人际接触；这也许暗示一种新的人际关系“礼物经济”，而不是以财产和商品为基础的社会关系。然而，德里罗像基思一样，似乎仅仅把她作为不可能的替代方案来考虑，视为通向非西方知识的一种途径；她随着巴西节奏充满渴望而又笨拙的舞蹈，暗示了这种知识。基思·诺伊德克的回应最终是琐屑而私人的：他会向分居妻子莉安坦白婚外情，她则会“拿一把菜刀来杀我”。德里罗轻视任何第一世界体系内部的革命，又拒绝探索来自外部的任何价值重估的可能；唯一例外是恐怖分子的教条主义，而它被表现为西方含混与怀疑几乎完美的反面、以及必然的产物。 在再现一个具体恐怖分子时，德里罗赋予哈马德某种人的轮廓，却只是为了使他西方化。哈马德是虚构人物，而历史上的阿米尔·穆罕默德·阿塔被描写为教条、极权，这一事实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策略。哈马德在汉堡、阿富汗、佛罗里达州的诺科米斯跌跌撞撞，即使在沿哈德逊走廊疾驰、冲向世界贸易中心北塔的喷气客机上，也是如此。他怀疑两伊战争中利用孩子的做法，怀疑在对西方的圣战中许诺所有殉道者获得救赎，怀疑对恐怖分子的性禁令，甚至怀疑要求穆斯林男子蓄须的规定。尽管批评这些教导中的大多数，他仍然接受基本前提：西方正在对伊斯兰发动战争，打击西方霸权将显示“一个大国如何也会脆弱。一个干预、一个占领的大国”（46）。然而，最后这些话的说话者，却是马丁／恩斯特，这个欧美60年代左派的后继者，而不是伊斯兰原教旨主义者，也不是真主党和哈马斯这样的团体；这些团体反复谴责欧美支持他们认为是以色列在中东推行的帝国主义。 德里罗完全理解，现代性的存在主义氛围--他和我都在这种氛围中受教育--不足以推动社会纽带的形成。像哲学存在主义那样主张：作为人类，我们存在的根本荒诞、我们与外部世界之间不可克服的疏离，恰恰是召唤我们共同生活、因而应当激发我们热情地创造人类居所和社会制度的东西；这种主张过于抽象、充满悖论，无法激励普通人。德里罗无法超越早年的教育，仍然相信那个根本的深渊，相信存在的随机性，而心灵将它转化为模式、阴谋、人物、命运和帝国。在阿米尔·阿塔的教条背后，是哈马德的怀疑主义，因此就连圣战者最终也会被骗入虚无。但德里罗已不再相信，这一关于人的偶然性的普遍真理，能够推动什么超出无休止权力意志历史之外的东西；这种权力意志依靠战争，以及生产出那些“理应”受我们支配的底层他者而蓬勃发展--无论具体历史时刻的“我们”是谁。 莉安“爱克尔凯郭尔的古旧，爱她拥有的那本译本中耀眼的戏剧性，那是一部书页脆弱的旧选集，红墨水的下划线画得笔直……。他让她觉得，自己被抛入这个 世界，并不是她有时以为的那出单薄的情节剧”（118）。但莉安的生活确实是“一出单薄的情节剧”，只是借无数他人的苦难才扩展出意义：他们是外交政策、战争和经济欺诈的受害者。正是凭借这些，莉安得以过着相对舒适的生活，而哈马德记得的只有拥挤、挤满其他房客的狭小房间，以及不断流离失所。也门、沙特阿拉伯、阿富汗、汉堡、佛罗里达、纽约、哈德逊走廊--哈马德总是在异乡，确实体验着德里罗及现代性存在主义论题中那根本的疏离。我们都是陌生人吗？是，也不是；哈马德比莉安更加如此。在第14章，也就是哈马德与阿塔开始那趟飞向北塔的命定航程前几页，莉安古怪、出乎意料、随意地转向宗教时，她认识到了这一僵局吗？“她想要不信”，也许因为她自杀的父亲杰克，曾如此热切而矛盾地相信，“上帝以纯粹存在灌注时空，让星辰发光”，仿佛这为他自身作为“建筑师、艺术家”--一个从事制造秩序工作的人--的事业赋予了目的（232）。 然而，推动她的不是“不信的意志”；相反，莉安转向天主教，仿佛直接回应德里罗赋予阿塔的那种热烈的信仰意志：“其他人在读《古兰经》，她则去教堂。……别人站起、跪下时，她也跟着做，看着神父主持弥撒，面包和酒，身体和血。她不相信这个，不相信圣体变质，但她相信某种东西，半是害怕它会占据自己”（233）。莉安的宗教皈依，仍然是基督教存在主义的某个版本，是她在大学时和“9·11”之前所热爱的古旧克尔凯郭尔的一点残留痕迹；但它仍然是天主教，尤其当它说：“上帝是那个说‘我不在这里’的声音”（236）。虽然莉安在几页之内游移于几个基督教版本之间，她的皈依确实使她能够“独自生活，在可靠的平静中，她和孩子”，远离选择了超级资本主义极端偶然性的基思（236）。 基思·诺伊德克从北塔漂移到“公园那边”弗洛伦斯的公寓，又到大西洋城的体育与赌博俱乐部，最后来到拉斯维加斯，在那里作为竞技性、强迫性的扑克玩家，断断续续地“工作”；他演出了超级资本主义对存在主义困境的回应。如果这一切都是谎言，仅仅是一场转瞬即逝的游戏，那么我们 就只能通过不断演示它来揭露虚构，始终生活在边缘，每天面对那纯粹的偶然性：它薄薄地掩藏在股票、信贷和货币市场的“风险”之下，属于那个基思曾感觉安全的华尔街世界。将近四十年前，罗伯特·文丘里、丹尼斯·斯科特·布朗和史蒂文·艾泽努尔的《向拉斯维加斯学习》（1972）问世，成为一份后现代宣言；即使它的题名强调了其中的反讽：严肃建筑与城市规划，应当跟随拉斯维加斯媚俗趣味的引领。[^n226] 德里罗在《坠落的人》中的结论是，拉斯维加斯只把我们带到了资本主义的卑琐之处，到了体系再也无法维系的矛盾绝点；他把拉斯维加斯变成美国“自己的屎”的首都（191），使人想起《地下世界》（1997）的主要论点。[^n227] 德里罗在《坠落的人》中上演的困境，以戴维·贾尼亚克那个与书名同名的行为为例证；他反复表演“坠落”，提醒纽约人，美国的“堕落”何等悲怆。当然，他所表演的，字面上正是“记住你终将死去”（memento mori）这个古老的诗歌修辞：它纪念几位“9·11”受害者，他们选择从双塔顶部纵身跃下，而不愿在楼内被烧死或窒息。关于这些“坠落”的人，已有许多文字；他们奇异的姿势，主要是基本物理规律的结果，而不是对“9·11”恐怖事件作出的某种最后姿态。莉安去学校接贾斯廷时，偶然看见贾尼亚克从一处高架地铁站台“坠落”，学校操场能看到那里，因此见证了他的一次表演。多年后，她偶然读到他的讣告，继而上网检索他的过去。他是一位受过训练的演员，患有“心脏病和高血压”（230），39岁时被发现死于密歇根州萨吉诺县，“距离世界贸易中心原址五百多英里”（223）；也许他正准备不系安全吊带，表演自己的“最后一跳”。 德里罗在小说中安排的行为艺术，唤起纽约市丰富的街头表演史，也使人想起法国高空杂技演员菲利普·珀蒂的具体壮举：1974年8月7日，他突破当时仍在施工的世界贸易中心的保安，将钢索架在双塔之间，并在其上走过。詹姆斯·马什新近的纪录片《走钢丝的人》（2008）对他既颂扬又批评，片中完全没有提到“9·11”；珀蒂预示了德里罗的 贾尼亚克，正如马什的纪录片无意间对德里罗这个神秘人物作了评论。两者都使人关注晚期现代城市空间压倒性尺度中的人；两者都依赖世界贸易中心作为现代主义去人性化的象征，让珀蒂的勇气或贾尼亚克那受害的人体，与这样的城市景观对峙。 然而，即使珀蒂大胆壮举的新闻照片传遍全球，贾尼亚克也离开纽约，大概想把自己的消息传向中西部和美国各地，两个人物却都遮蔽了“9·11”事件。美国人在9月11日并没有袭击自己；尽管德里罗有说服力地指出，美国人助成了某些全球条件，促使众多反帝国主义、不隶属于国家、政治上激进的团体兴起，自1989年冷战结束以来，同第一世界国家及全球金融力量交战。作为一个强国，美国在同一历史时期滥用了自身的道德和政治权威，理解“我们的堕落”，当然是一项重要任务。《坠落的人》通过细致呈现美国道德权威赖以建立的价值之不稳定，为全球左翼知识分子持续展开的这一分析作出了贡献：宗教宽容、核心家庭、对国家的思想与文化批评、机会平等、反帝国主义，以及普遍人权。贾尼亚克在小说中“坠落”，就是为了展示我们在每个方面的失败。伊斯兰恐怖主义推动莉安走向天主教。莉安与基思摇摇欲坠的婚姻，只在他逃离北塔后短暂恢复；当他与创伤后应激挣扎时，婚姻再次摇晃、倒塌。妮娜和马丁／恩斯特的艺术圈，是那种在全球政治中已毫无推动力的“激进时尚”的典型。第一公社的恶作剧不能从内部改变体系，严肃艺术也不能。艺术商人马丁·里德诺公寓的白墙，不仅暗示他的暂居状态，也暗示审美与思想批评被抹除。普遍存在的美国反智主义，以及后现代知识分子和艺术家自身对全球阶级／种姓体系的共谋，都已将他们遏制。就像挂在妮娜公寓里的那些优雅的乔治奥·莫兰迪画作，细长瓶子和简朴盒子在白色背景中若隐若现，当代艺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也仅仅是强调我们的贫乏和商品化。在莫兰迪的画中，我们 就是那些瓶子和盒子，没有自然指涉的静物，被提炼成商店橱窗里无用而昂贵的物品。 但这一切都没有解释阿塔与基地组织。哈马德西方化的欲望和困惑的灵魂，不足以代表某些群体与个人针对美国的愤怒或暴力：他们愿意为最微小的一点机会付出生命，只为了向第一世界的傲慢“发声”。2008年11月26日至29日发动孟买袭击的十名农村青年，曾在泰姬陵宫酒店大堂停下来，惊叹为酒店宾客提供的电视屏幕、个人电脑以及琳琅满目的技术设备。这些年轻革命者亲眼目睹了全球财富的悬殊；同样的悬殊，也体现在迅速现代化的孟买社会与经济的不平等中。当然，他们所属、以巴基斯坦为基地的武装组织“虔诚军”，其动机部分由南亚穆斯林与印度教徒之间的宗教差异驱动；但此次袭击也表明，这些地方宗教政治如今如何带上深刻的反犹主义色彩，而这种反犹主义似乎将全球伊斯兰恐怖团体联结起来。全球恐怖主义的宗教、政治、经济、社会与个人情感投注，无法完全在欧美意识形态框架内得到充分再现，更遑论成功分析与批判。英国在南亚次大陆的帝国主义、美国在世界各地的新帝国主义，以及第一世界国家的全球资本主义，都对恐怖主义的产生负有责任；但恐怖主义既不是统一的全球运动，也不完全是这些原因的结果。 萨尔曼·拉什迪的《愤怒》（2001）写于“9·11”之前，同年出版，确实尝试理解受到少数化的非欧洲人，面对第一世界经济、政治和个人霸权时的心理。拉什迪的主人公马利克·索兰卡，不是一个来自欠发达国家的贫穷农民，而是一位受过剑桥教育的孟买百万富翁；他发明的“小脑袋”玩偶，为他带来财富和名声。也许正因为这些原因，索兰卡感到一种压倒性的“愤怒”，他害怕自己会把它暴力地发泄到家人身上，于是自我放逐，从伦敦来到纽约。然而，在纽约市，他又强迫性地阅读报纸上关于一名连环杀手的报道；索兰卡担心那个人可能就是自己，在某种受压抑或躯体性的状态中，宣泄无法控制的狂怒。[^n228] 马利克·索兰卡最终并不是那个精神变态的杀人犯，但拉什迪说得很清楚：这个人物对西方的愤怒如此真实，即使对他自己也如此可触可感，以至于它随时可能爆发。2009年11月5日，在得克萨斯州胡德堡担任精神科医生的美国陆军少校尼达尔·马利克·哈桑，走进军人战备中心，高呼“Allahu Akbar!”（“真主至大！”），随后开枪，造成四十三人受伤、十三人死亡；他的愤怒，加入了“9·11”恐怖分子和其他人的愤怒，无论后者是否受到基地组织启发。他们炸毁马德里和伦敦的列车、巴厘岛的夜总会、也门的外国军舰、埃及与以色列的度假地；此外，还有遍及帝国主义第一世界、无数遭到挫败的公共交通与公共空间爆炸图谋。哈桑少校是“恐怖分子”吗？他通过手机和电子邮件与也门的安瓦尔·奥拉基联络，是否证明他属于这场“全球战争”？还是说，他只是又一个精神变态者，一个讽刺地受过训练、原本要治疗他人创伤后应激障碍的“疯子”？ 拉什迪在“9·11”之前，试图从文学上解释第三世界愤怒的“意识”，绝没有“涵盖”如今处于全球无政府状态中心的这一问题。约翰·厄普代克的《恐怖分子》（2006），出色地捕捉了艾哈迈德·阿什马维·马洛伊内心的愤怒：这个18岁的新泽西州北部青年皈依了伊斯兰教，由爱尔兰裔美国母亲抚养长大；他的埃及父亲在他三岁时抛弃了母子。《恐怖分子》的结尾颇为感伤，艾哈迈德驾驶满载炸药的卡车进入林肯隧道时改变了主意；尽管如此，这仍是一位彻底资产阶级的作家所作的勇敢努力，运用小说技巧，帮助美国读者理解这种仿佛来自另一世界的愤怒。因此，使我们如此难以“再现”恐怖主义与恐怖分子的，并不是小说作为一种文类的“失败”。无论局限何在，小说仍然能帮助我们思考一个“他者”，尽管这一过程充满语言、风格、文化与宗教差异，以及读者能力的问题。 德里罗《坠落的人》中的致命僵局，并不是文学体裁的过错，而在于他过度依赖美国的国家形式。在整个创作生涯中，德里罗一直是我们最伟大的批评者之一，批评只从美国内部思考的局限。我在本篇开头指出，不能完全以国家内部的条件来理解德里罗笔下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奥斯瓦尔德暗杀 约翰·F. 肯尼迪的那一天，美国“改变”了，因为从那一刻起，我们再也无法把“美国”同墨西哥、古巴、日本、苏联分开来理解。我们本来就应该以文化孤立主义的方式思考“美国”吗？近年来，美国研究显著转向跨国和国际研究，以证明“国家”知识--古老的“美国例外论”--如何使我们看不见美国帝国主义的历史与地缘政治范围，看不见它如何将国内的种族、族裔和性别／性刻板印象、阶级及相关经济不平等部署到全球，以及如何“通过其他手段”延续奴隶制。 《愤怒》中拉什迪笔下的马利克·索兰卡，从未受骗去相信纽约市是什么世界主义或多元文化乌托邦。纽约市甚至比伦敦这个古老帝国都会更糟：它摆出平等、包容、多样、运转良好的姿态，索兰卡却清楚地看出，它只是一个缩影，浓缩了不平等、政治壁垒和被占领的领土，而正是这些，使“第一世界”之外的众多人继续愤怒。在《爱德华·萨义德与美国研究》一章中，我曾主张，即使萨义德，这位我们最重要的后殖民理论家之一，本人也被纽约市的世界主义承诺所吸引。但早在基地组织将纽约视为美国的代表而设为目标之前，拉什迪就已经理解，纽约是一座彻头彻尾的美国大都市。德里罗在《哈珀斯》上发表的文章《在未来的废墟中》，刊于2001年12月，距“9·11”仅三个月，准确预示了他将在《坠落的人》中写出的内容：深入批评我们国家的失败，却没有相应理解那些我们帮助产生、又已超出我们文化、政治与军事控制的全球力量。在这一点上，他以非虚构和虚构方式对“9·11”作出的回应，都在助长而非挑战我所谓的“超级民族主义”；美国国家试图通过这种民族主义，将全球问题吸纳进来，从而使之归化。我们最强大的社会批评者、最有洞察力的作家之一，竟会如此着迷于国家形式，这又是一个理由，说明我们何以如此迫切地需要超越国家的思考方式，重新理论化一个真正全球秩序中的政治、经济与人类关系。 一种进步的文化政治议程，无论位于已经确立的美国研究学科，还是族裔研究、后殖民研究、原住民研究和文化研究等相关领域，都必须具有后民族主义性质，并提供超出 国家形式的社会、政治和经济联系模式。与其他非美国社群的接触区，需要由不同领域的学者共同确定；但对于以超越国家的方式构想的文化政治，我们需要一种新的比较方法，远远超出较古老的欧洲中心“世界文学”，考虑美国国内及其境外的流亡、异议和被边缘化的作家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同样，我们不能忽视把美国作为全球大国来研究的重要性，尤其当它通过文化实践行使这种权力时。仅仅批评国内的“美国例外论”，已经不够；今天我们还必须揭示，这种例外论如何被输出，并由此渗入国界之外许多不同的地方网络。美国电影和文学在伊拉克、以色列、巴基斯坦、耶路撒冷和尼加拉瓜，如何被接受？在那些拥有大型美军基地、存在贸易差额失衡的国家，人们能够接触到哪些消费品、电脑软件、互联网内容，以及相关的“文化工作”？揭开美国权力的神秘面纱，尤其是它披着“自由与机会”外衣时，仍是一项核心任务；与此同时，我们必须更多地了解那些最受美国全球霸权威胁的社群、国家和人民。正如我们从越战导致的大量流离失所移民人口中所了解的，我们推动全球化的军事、政治和经济权力，常常把大量新人口带到我国；因此，移民及其文化后果，必须与我提出的文化外交政策一同研究。“美国小说”已不能再被孤立阅读，也不能仅从它对国家象征体系的再现来阅读；因为离开其跨国、后民族主义的流通网络，我们根本不可能理解这一象征体系。 # 原注 ## 序言 [^n001]: Gerald Graff, *Beyond the Culture Wars: How Teaching the Conflicts Can Revitalize American Education*（《超越文化战争：教授冲突如何重振美国教育》）(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92)。 ## 引言 [^n002]: George W. Bush, *Decision Points*（《抉择时刻》）(New York: Crown Publishers, 2010), pp. 275, 320。 [^n003]: Mark Levine, *Why They Don’t Hate Us: Lifting the Veil on the Axis of Evil*（《他们为何并不恨我们：揭开邪恶轴心的面纱》）(Oxford: Oneworld Publishing, 2005)。 [^n004]: Donald E. Pease, *The New American Exceptionalism*（《新美国例外论》）(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9)；Amy Kaplan, “Where Is Guantanamo?”（《关塔那摩在哪里？》）, *American Quarterly* 57:3 (September 2005), 831-858。 [^n005]: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与共和国的终结》）(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4), pp. 151-186。 [^n006]: 2010 年海地地震之后近期开展的人道主义援助，似乎是美国长期忽视海地这一历史的例外；但它实际上延续的是这样一段历史：美国曾占领这个国家（1915-1934），经常干涉其内部政治，并剥削其劳动力。地震之后，美国与非政府机构和其他国家一道，为海地提供了大量救援；但如今，霍乱席卷了居住着一百多万流离失所海地人的营地，他们绝望的处境又一次被美国媒体忽视。 [^n007]: 可见 http://www.whitehouse.gov/blog/NewBeginning/ [^n008]: Fareed Zakaria, “The Capitalist Manifesto: Greed Is Good (To a point)”（《资本主义宣言：贪婪是好的〔在一定限度内〕》）, *Newsweek* (June 13, 2009), p. 7。 [^n009]: Ruth Wilson Gilmore, *Golden Gulag: Prisons, Surplus, Crisis, and Opposition in Globalizing California*（《金色古拉格：全球化加利福尼亚的监狱、过剩、危机与反抗》）(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7)。 [^n010]: William D. Cohan, *House of Cards: A Tale of Hubris and Wretched Excess on Wall Street*（《纸牌屋：华尔街的傲慢与可悲的无度》）(New York: Doubleday, 2009)。 [^n011]: Louis Althusser, “Ideology and Ideological State Apparatuses”（《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 收入 *Lenin and Philosophy and Other Essays*（《列宁与哲学及其他论文》）, trans. Ben Brewster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1), pp. 127-189；Slavoj Žižek, *For They Know Not What They Do: Enjoyment as a Political Factor*（《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作为政治因素的享乐》）(London: Verso Press, 2008)。 [^n012]: 参见 John Carlos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3-63。 [^n013]: William Readings, *The University in Ruins*（《废墟中的大学》）(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7)；Christopher Newfield, *Ivy and University: Business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University, 1880-1980*（《常春藤与大学：商业与美国大学的形成，1880-1980》）(Durham, N. 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3)，以及 *Unmaking the Public University: The Forty Year Assault on the Middle Class*（《拆解公立大学：对中产阶级长达四十年的攻击》）(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n014]: Gary Hall, *Digitize This Book! The Politics of New Media, or Why We Need Open Access Now*（《把这本书数字化！新媒体的政治，或我们为何现在就需要开放获取》）(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8)。 ## 第 1 章 [^n015]: 萨义德的韦勒克讲座以 *Musical Elaborations*（《音乐的阐释》）为题出版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n016]: 萨义德经修订的博士论文在两年后出版，书名为 *Joseph Conrad and the Fiction of Autobiography*（《约瑟夫·康拉德与自传的虚构》）(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6)。 [^n017]: 的确，詹姆斯是 F. R. Leavis, *The Great Tradition: George Eliot, Henry James, Joseph Conrad*（《伟大的传统：乔治·艾略特、亨利·詹姆斯、约瑟夫·康拉德》）(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67) 中具有代表性的三位一体之一；查尔斯·狄更斯却只在结尾一章得到一篇论《艰难时世》的“分析札记”。 [^n018]: Ernest Hemingway, *The Dangerous Summer*（《危险的夏天》）, intro. James A. Michener (N. Y.: Scribner, 1985)；Said, *Reflections on Exile and Other Essays*（《流亡沉思及其他文章》）(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 238。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R。 [^n019]: 尽管萨义德只是简短地谈及亨利·亚当斯，但这样的提及散见于许多地方，尤其是其论布莱克默的文章。布莱克默从未完成自己的 *Henry Adams*（《亨利·亚当斯》）(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80)，此书在他去世后由维罗妮卡·马科夫斯基（Veronica Makowsky）编辑出版。萨义德虽然不具有亚当斯研究的专家知识，却对亚当斯所谓自己的“保守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也就是他那彻底矛盾的政治立场--的社会意义有着异乎寻常的理解。他把它看作许多现代美国自由主义者所面临困境的症候：当他们对民主远景的热情转变为现代美国帝国的一项关键工具时，便陷入了这种困境。参见 Rowe, *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 165-194。 [^n020]: Said, *Orientalism*（《东方主义》）(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78), pp. 294-295。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O。 [^n021]: 我记得，萨义德在好几个场合都反复讲过，他构思《东方主义》，是对弗朗西丝·菲茨杰拉德的 *Fire in the Lake: The Vietnamese and the Americans in Vietnam*（《湖中之火：越南的越南人与美国人》）(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2) 所代表的西方自由主义学术作出的愤怒回应。该书大量依赖她的导师、法属印度支那问题专家保罗·穆斯（Paul Mus）的东方主义学术；菲茨杰拉德将此书同时献给父亲和已故的穆斯。特别是，萨义德曾在质疑我对菲茨杰拉德著作的使用时再次讲述这个故事。我是在“既有价值的中介”会议上宣读“目击者：美国再现越南的文献纪录风格”一文时使用那部著作的；这一会议由明尼苏达大学于 1984 年 10 月主办，旨在庆祝《文化批评》创刊。他对我论文的批评令我完全措手不及，但也促使我重新阅读和思考菲茨杰拉德的作品，并由此修改了我的文章。修订后的版本发表于 *The Vietnam War and American Culture*（《越南战争与美国文化》）, eds. John Carlos Rowe and Rick Berg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 148-174。 [^n022]: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文化与帝国主义》）(New York: Random House, Inc., 1993), p. 63。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CI。 [^n023]: Amy Kaplan, *The Anarchy of Empire in United States Culture*（《美国文化中的帝国无政府状态》）(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p. 14。我在 *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 From the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I*（《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从独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3-15，作出了类似的处理。 [^n024]: Lawrence Buell, “Are We Post-American Studies?”（《我们已进入后美国研究了吗？》）, 收入 *Field Work: Sites in Literary and Cultural Studies*（《田野工作：文学与文化研究的场域》）, eds. Marjorie Garber, Paul B. Franklin, and Rebecca Walkowitz (New York: Routledge, 1996)；C. Richard King, *Postcolonial America*（《后殖民美国》）(Urbana: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00)；John Carlos Rowe, *Post-Nationalist American Studies*（《后民族主义美国研究》）(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这些理论讨论已得到许多从后殖民视角出发、针对美国具体历史的研究的补充，其中包括 Katherine Kinney, *Friendly Fire: American Identity and the Literature of the Vietnam War*（《友军误击：美国身份与越战文学》）(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1)，以及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冷战东方主义：中等文化品位想象中的亚洲，1945-196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n025]: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xxii-xxviii。 [^n026]: Spivak, “The Politics of Interpretations”（《阐释的政治》）(1982), *In Other Worlds: Essays in Cultural Politics*（《在其他世界：文化政治论文集》）(New York: Routledege, 1988), p. 131。 [^n027]: Said, *The World, the Text, and the Critic*（《世界、文本与批评家》）(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3), pp. 45, 28。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WTC。 [^n028]: Said, *Out of Place: A Memoir*（《格格不入：回忆录》）(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99), p. 295。 [^n029]: 关于将奥尔巴赫视作一种超历史的世界主义理想这一做法的批评，见拙著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 pp. 211-212n.8, 213n.17。 [^n030]: 关于 1940 年代与 1950 年代的纽约知识分子如何预示、并在某些情况下参与了 1960 年代末及其后的批判理论论争，Klaus J. Milich 的 *Die frühe Postmoderne: Geschichte eines europäisch-amerikanischen Kulturkonflikts*（《早期后现代：一场欧美文化冲突的历史》）(Frankfurt: Campus Verlag, 1998) 有出色的论述。 [^n031]: 关于特里林对当代新自由主义的预示，参见 John Carlos Rowe, *Afterlives of Modernism: Liberalism, Trans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ritique*（《现代主义的来世：自由主义、跨国主义与政治批判》）(Hanover, N.H.: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1)。 [^n032]: F. W. Dupee, *Henry James: His Life and Writings*（《亨利·詹姆斯：生平与著述》）, 2nd edition (Garden City, N. Y.: Doubleday and Co., Inc., 1956)，是我读过的第一部研究亨利·詹姆斯的批评著作；对与我同一代的许多学者而言，此书深刻影响了我们将亨利·詹姆斯理解为现代主义者的方式。（我承认，很久以后我才获得对杜皮这本书的这种理解；第一次读它时，我才十六岁，正急急忙忙地赶一份高中报告！） [^n033]: W. J. T. Mitchell, “Remembering Edward Said”（《纪念爱德华·萨义德》）,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October 10, 2003), B11。 [^n034]: Vijay Prashad, “Confronting the Evangelical Imperialists”（《直面福音派帝国主义者》）, *CounterPunch* (November 13, 2003), (www.counterpunch.org/prashad111320003.html/)。 [^n035]: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余部分的方式》）(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1)，以及 *Blaming the Victims: Spurious Scholarship an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归罪于受害者：伪学术与巴勒斯坦问题》）, eds. Edward W. Said and Christopher Hitchens (London: Verso, 1988)。 [^n036]: Said, “The Palestinian Experience”（《巴勒斯坦经验》）, 收入 *Reflections on the Middle East Crisis*（《中东危机沉思》）, ed. Herbert Mason, Studies in the Behavioral Sciences, 7 (The Hague: Mouton, 1970), pp. 127-147；“A Palestinian Voice”（《一个巴勒斯坦人的声音》）, *The Middle East Newsletter* (October-November 1970), 4:8: 11-15。 [^n037]: Said, *The Palestinian Question and the American Context*（《巴勒斯坦问题与美国语境》）,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 1 (E) (Beirut: Institute for Palestine Studies, 1979), p. 7。 [^n038]: Jonathan Krakauer, *Where Men Win Glory: The Odyssey of Pat Tillman*（《人们赢得荣耀之地：帕特·蒂尔曼的奥德赛》）(New York: Doubleday and Co., 2009)，通过关于蒂尔曼的体育名望、他的军旅生涯及其在阿富汗死亡的相互竞争的叙述，呈现了这种矛盾性的大部分内容。 ## 第 2 章 [^n039]: Christina Klein, *Cold War Orientalism: Asia in the Middlebrow Imagination, 1945-1961*（《冷战东方主义：中等文化品位想象中的亚洲，1945-1961》）(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3), p. 276。 [^n040]: 同上，pp. 273-276。 [^n041]: Donna Przybylowicz and Abdul JanMohamed, “Introduction: The Economy of Moral Capital in the Gulf War”（《导言：海湾战争中的道德资本经济》）, 收入“战争的经济”专号，*Cultural Critique* 19 (Fall 1991), 5-13。 [^n042]: Noam Chomsky, “After the Cold War: U.S. Foreign Policy in the Middle East”（《冷战之后：美国在中东的外交政策》）, *Cultural Critique* 19 (Fall 1991), 15-31。 [^n043]: 参见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 and Vietnam: The Unending War”（《美国与越南：无休止的战争》）, *Foreign Affairs* (Winter 1991/92)。 [^n044]: Harvard Sitikoff, “The Postwar Impact of Vietnam”（《越南战争的战后影响》）, *The Oxford Companion of American Military History*（《牛津美国军事史指南》）, ed. John Whiteclay Chambers, II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n045]: 曾任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航空站司令的戴维·舒特（David Shuter）将军，于 1991 年 1 月 23 日对加利福尼亚大学尔湾分校的听众说，反战抗议者是在“鼓励敌人”，而一旦战争开始，“异议”便不再合适。“Protesters ‘Encouraging Hussein,’ Retired General Tells UCI Forum”（《退役将军在尔湾分校论坛称抗议者“鼓励侯赛因”》）, *Los Angeles Times*, Orange County Edition (January 24, 1991), B12。 [^n046]: *All-Star Salute to the Troops*（《全明星向军队致敬》）, dir. Dwight Hemion (CBS-TV, April 3, 1991)。 [^n047]: Robert Divine, “Historiography: Vietnam Reconsidered”（《史学：重新思考越南》）, *Diplomatic History* (1988), 83。 [^n048]: 同上，82-3。 [^n049]: 自 1991 年以来，对第一次海湾战争双方平民与战斗人员伤亡的估计一直存在很大差异，但最新数字似乎支持我在 1991 年的粗略估算。如果以越战中约 58,000 名美国人的伤亡数字作比较，那么“美国越战伤亡的两到三倍”就意味着伤亡总数为 116,000 至 174,000。2010 年，维基百科（http://en.wikipedia.org/wiki/Gulf_War#casualties）引用多个美国军方来源，列出以下伤亡数字：伊拉克平民 103,500；伊拉克战斗人员 30-37,500；美国与战斗有关的伤亡 148，非战斗伤亡 145；其他联军伤亡合计 100。这些数字得出的总数在 133,893 至 141,393 之间。我在原文和这则更新的注释中将伤亡数字合并，意在抵制美国政府为淡化伤亡造成的印象而将其分开计算的愿望。平民、战斗人员、伊拉克人和联军，都应当被“计入”战争造成的人类损失之中。〔译注：原文伊拉克战斗人员的范围写作“30-37,500”；从作者随后给出的总数反推，其下限似应为 30,000。本译保留原文数字，不静默改正。〕 [^n050]: Harold Meyerson, “Gulf-Conflicted”（《海湾困惑》）, *LA Weekly* (February 22-28, 1991), 18。 [^n051]: Truong Nhu Tang, with David Chanoff and Doan Van Toai, *A Viet Cong Memoir*（《一个越共的回忆录》）(New York: Random House, 1985), p. 75。 [^n052]: George C. Herring, *America’s Longest War: The United States and Vietnam, 1950-1975*（《美国最长的战争：美国与越南，1950-1975》）, 2nd ed. (New York: Alfred A. Knopf, 1986), p. 86。赫林指出，1955 年至 1959 年间，我国的军事援助“是经济和技术援助的四倍”（p. 62）。 [^n053]: 这是我把 1991 年提出的建议保留为现在时态的少数几个地方之一，因为在全球政治中，这一建议看来仍然切合实际，也仍可想象。 [^n054]: Meyerson, “Gulf-Conflicted”（《海湾困惑》）, 18。 [^n055]: Bob Woodward, *Obama’s Wars*（《奥巴马的战争》）(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n056]: 参见 Gold-Panner, “Obama’s Wars-Vietnam Redux”（《奥巴马的战争：越南重演》）, *My Auburn*（加利福尼亚）博客 (9/22/10)。伍德沃德的书于 9/27/10 出版。 ## 第 3 章 [^n057]: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在我们的时代里》）(New York: Boni and Liveright, 1925)。 [^n058]: Ernest Hemingway, *in our time*（《在我们的时代里》）(Paris: Three Mountains Press, 1924)。 [^n059]: Carlos Baker, *Ernest Hemingway: A Life Story*（《欧内斯特·海明威传》）(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1969), p. 116。 [^n060]: 关于多斯·帕索斯在《曼哈顿中转站》中对新闻媒体的使用，参见 John Carlos Rowe, *Afterlives of Modernism: Liberalism, Transnationalism, and Political Critique*（《现代主义的来世：自由主义、跨国主义与政治批判》）(Hanover: University Press of New England, 2011)。 [^n061]: “Images from Fallujah Will Stir Debate, But … Won’t Alter Policy”（《费卢杰影像将引发争论，但……不会改变政策》）, Op-Ed, *Newsday* (April 2, 2004)。 [^n062]: “幻影狂怒行动”被指控在作战中使用白磷弹，造成长期的环境破坏。意大利纪录片 *Fallujah, the Hidden Massacre*（《费卢杰：隐蔽的大屠杀》）的导演西格弗里多·拉努奇（Sigfrido Ranucci）和毛里齐奥·托雷阿尔塔（Maurizio Torrealta），有力地论证了白磷对费卢杰癌症发病率急剧上升的影响，以及这场从伊拉克异议者手中夺回城市的特定军事进攻所造成的直接伤亡。*Fallujah, the Hidden Massacre* (11/08/2005, Radiotelevisione Italiana [RAI, Italian State Television] production, English and Italian versions)〔意大利国家广播电视公司制作，有英语版与意大利语版〕。 [^n063]: Edward Said, *Covering Islam: How the Media and Experts Determine How We See the Rest of the World*（《报道伊斯兰：媒体与专家如何决定我们看待世界其余部分的方式》）(New York: Pantheon, 1981)。 [^n064]: Edward Said, *Orientalism*（《东方主义》）(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8)。 [^n065]: “Xe”显然使各类搜索引擎返回了大量无关的网站；这一策略并没有多少帮助，无法改善该公司准军事化、神秘莫测和偏执多疑的形象。 [^n066]: Jeremy Scahill, *Blackwater: The Rise of the World’s Most Powerful Mercenary Army*（《黑水：世界最强大雇佣军的崛起》）(New York: The Nation Books of the Avalon Publishing Group, Inc., 2007)。 [^n067]: “Erik Prince”（“埃里克·普林斯”），维基百科。 ## 第 4 章 [^n068]: Wallerstein, Immanuel; Juma, Calestous; Keller, Evelyn Fox; Kocka, Jürgen; Lecourt, Dominique; Mudimbe, V. Y.; Mushakoji; Prigogine, Ilya; Taylor, Peter J.; Trouillot, Michel-Rolph, *Open the Social Sciences. Report of the Gulbenkian Commission on Restructuring of the Social Sciences*（《开放社会科学：古尔本基安社会科学重建委员会报告》）(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44-45。 [^n069]: Martin W. Lewis and Kären Wigen, “A Maritime Response to the Crisis in Area Studies”（《对区域研究危机的海洋回应》）, *The Geographical Review* 89:2 (April 1999), 162。 [^n070]: Walter D. Mignolo, *Local Histories/Global Designs: Coloniality, Subaltern Knowledges, and Border Thinking*（《地方历史／全球设计：殖民性、底层知识与边界思维》）(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278-280。 [^n071]: Walt Whitman, *Democratic Vista*（《民主远景》）, 收入 *Leaves of Grass*（《草叶集》）, eds. Sculley Bradley, Harold W. Blodgett, and Michael Moon, Norton Critical Edition (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4)，呈现了十九世纪美国关于性别分工（尤其是母职与“分离领域”意识形态）、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性，以及欧洲文明“向西”（并且隐含地“向南”）推进的大部分民族神话。作为惠特曼诗歌作品的补充，他的散文表明，十九世纪美国文学文化（以及随后将其经典化的二十世纪学术建制）如何帮助把“美国”研究与“欧洲”研究塑造成“例外区域”，使它们成为帝国主义“文明使命”的学科工具。 [^n072]: Carl E. Guthe, “The Ethnogeographic Board”（《民族地理委员会》）, *The Scientific Monthly*, 57:2 (August 1943), 188。 [^n073]: 同上。委员会成员还包括在两个相关的私人基金会任职的学者：汉学家莫蒂默·格雷夫斯（Mortimer Graves），他同时也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CLS）的秘书；以及疟疾治疗专家威尔伯·A. 索耶（Wilbur A. Sawyer），他在 1935-1944 年间担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IHD）主任。还有一个政府机构--国立现代东方语言与文明学校，也由莫蒂默·格雷夫斯主持。1943 年的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主任威廉·邓肯·斯特朗（William Duncan Strong），人类学家；主席卡尔·E. 古思（Carl E. Guthe），来自密歇根大学的人类学家；温德尔·C. 贝内特（Wendell C. Bennett），考古学家；卡特·古德里奇（Carter Goodrich），历史学家；约翰·E. 格拉夫（John E. Graf），人类学家；莫蒂默·格雷夫斯，汉学家，同时担任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秘书及国立现代东方语言与文明学校主席；罗伯特·B. 霍尔（Robert B. Hall），地理学家；威尔伯·A. 索耶，黄热病专家，尤其专长于其在拉丁美洲的治疗，曾任洛克菲勒基金会国际卫生部主任（1935-1944）；道格拉斯·M. 惠特克（Douglas M. Whitaker），生物学家。 [^n074]: “William Duncan Strong”（“威廉·邓肯·斯特朗”），维基百科。 [^n075]: 卡特·古德里奇是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教师。他接受的是经济史训练，专长于现代化与发展，并在沃顿的“工业学院”任教。 [^n076]: 最初的委员会（1942）似乎没有社会学或政治学的代表，只有古德里奇显示出与经济学的明确联系。刘易斯和威根提及的地理学家以赛亚·鲍曼（Isaiah Bowman）不是原委员会成员，必定是后来加入的。 [^n077]: Donald Pease, “Moby-Dick and the Cold War”（《〈白鲸〉与冷战》）, *The American Renaissance Reconsidered*（《重审美国文艺复兴》）, eds. Walter Benn Michaels and Donald E. Pease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113-155。皮斯特别把对《白鲸》的冷战式解读追溯至马西森，正如其结论所言：“自从马西森把［《白鲸》］解读为美国文艺复兴中诸形象的自由具有反抗极权主义力量的标志以来，《白鲸》便成为一部冷战文本：它将以实玛利的幸存确立为自由世界战胜极权力量的标志”（153）。 [^n078]: 我在本文前面曾借重的文化地理学家马丁·刘易斯和卡伦·威根，主持了杜克大学的“海洋相联”（Oceans Connect）计划，以海上联系重新界定区域研究。正如他们自己承认的那样，这种新区域研究模式的弱点之一，是它优先考虑较早的运输、移民与贸易场所，却未充分顾及“互联网网站和机场”等新的场所（Lewis and Wigen, 168）。即使在海洋构成关键接触地带或“流动”的历史语境中，海洋模式最终也造成了越来越复杂的“区域”的不断增殖--如今，黑色大西洋之外，又有绿色大西洋、红色大西洋、北大西洋（它同样包括黑色、绿色与红色），等等--这显示出将“区域”作为一种结构、地理或概念单位所固有的问题。 [^n079]: 当然，严格说来，爱默生、霍桑与惠特曼不是“克里奥尔人”，因为他们出生于美国脱离英国独立之后；而富兰克林、亚当斯、杰斐逊等人则符合“克里奥尔人”的定义。 [^n080]: 玻利瓦尔著名的“The Jamaica Letter: Response from a Southern American to a Gentleman from This Island”（《牙买加来信：一位南美人对本岛一位绅士的答复》）(September 6, 1815)，见 *El Libertador: Writings of Simón Bolívar*（《解放者：西蒙·玻利瓦尔文选》）, trans. Frederick H. Fornoff, ed. David Bushnell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3。这封信重申了反对西班牙的革命计划：一方面将西班牙控诉为“邪恶的继母”，另一方面将西班牙对美洲原住民犯下的“暴行”与“恶行”转移到克里奥尔反叛者身上，声称西班牙企图把他们变成“奴隶”。何塞·马蒂的“The Indians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的印第安人》）(1885)，见 *Selected Writings*（《文选》）, ed. and trans. Esther Alle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2002), pp. 157-164，报道了始于 1883 年的莫洪克会议；正是这些会议促成了令人憎恶的 1887 年《道斯土地总分配法》的通过。马蒂的结论虽然写于该法通过前两年，却完全符合该法将原住民土地和人民“分配并同化”于美国国家的目标。 [^n081]: Alejo Carpentier, *The Lost Steps*（《失去的足迹》）, trans. Harriet de Onís (New York: 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1956)。 [^n082]: Félix Varela, *Jicoténcal*（《希科滕卡尔》）, eds. Luis Leal y Rodolfo J. Cortina (Houston: Arte Publico Press, 1995)。莱亚尔与科尔蒂纳在“Introducción”（《导言》）, pp. vii-xlvii，论证了巴雷拉是这部小说的作者。小说的作者归属仍有争议，正如吉列尔莫·I. 卡斯蒂略-费利乌（Guillermo I. Castillo-Feliú）在小说英译本 *Xicoténcatl: An Anonymous Historical Novel about the Events Leading up to the Conquest of the Aztec Empire*（《希科滕卡特尔：一部描写阿兹特克帝国遭征服前诸事件的匿名历史小说》）, trans. Guillermo I. Castillo-Feliú (Austin: University of Texas Press, 1999), pp. 1-6 的“Introduction”（《导言》）中指出的那样。安娜·布里克豪斯在 *Transamerican Literary Relations and the Nineteenth-Century Public Sphere*（《跨美洲文学关系与十九世纪公共领域》）(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7-83，对这部被忽视的“美洲”小说的跨国意义作了精彩论述，强调小说的“泛美”与“反帝国主义”特征；但她没有把其中十九世纪民族主义的寓言，解读为一种为了民族主义目的而“利用”美洲原住民、充满意识形态色彩的方式。 [^n083]: Gustavo Pérez Firmat, ed., *Do the Americas Have a Common Literature?*（《美洲是否拥有共同的文学？》）(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1990)；Marshall C. Eakin, “Does Latin America Have a Common History?”（《拉丁美洲是否拥有共同的历史？》）。 [^n084]: Shelley Streeby, *American Sensations: Class, Empire, and the Production of Popular Culture*（《美国轰动：阶级、帝国与大众文化的生产》）(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2)。 [^n085]: John Carlos Rowe, *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 From the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I*（《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从独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174-175。 [^n086]: 西班牙直到 1817 年才签署这一国际协定，而即使在此后，古巴仍不断从非洲非法输入奴隶。西里洛·比利亚韦尔德（Cirilo Villaverde）的古巴民族主义小说 *Cecilia Valdés or El Angel Hill: A Novel of Nineteenth-Century Cuba*（《塞西莉亚·巴尔德斯，或天使山：一部十九世纪古巴的小说》）(1882), trans. Helen Lane, ed. Sibylle Fisch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围绕非法运送奴隶至古巴、生活在古巴的美国种植园主，以及十九世纪美国与古巴在政治和经济上普遍纠缠的命运，组织其情节。 [^n087]: Marc Shell and Werner Sollors, *The Multilingual Anthology of American Literature: A Reader of Original Texts with English Translations*（《美国文学多语选集：原文与英译读本》）(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2000)，全书二十九篇选文中只有四篇来自美国原住民；Walter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读写、领土性与殖民化》）, 2nd ed. (Ann Arbor: 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3), pp. 136-160。 [^n088]: Charles C. Mann, *1491: New Revelations of the Americas before Columbus*（《1491：哥伦布之前美洲的新发现》）(New York: Vintage Books, 2006)。 [^n089]: Jared Diamond, *Guns, Germs, and Steel: The Fates of Human Societies*（《枪炮、病菌与钢铁：人类社会的命运》）(New York: W. W. Norton, 1997)。 [^n090]: “北美研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大学、尤其是德国大学中发展起来，是“区域研究”模式的一部分；“欧洲研究”则是在更近时期于欧洲和美国形成的。“北美研究”在大多数情况下明显展现了冷战“区域研究”模式；“欧洲研究”则似乎专门针对这种区域研究模式的局限而产生，同时仍保留其基本用语。要充分考察这两种“区域研究”类别，需要更为展开而独立的论证。 [^n091]: Paul Gilroy, *The Black Atlantic: 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黑色大西洋：现代性与双重意识》）(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4。 [^n092]: Peter D. O’Neill and David Lloyd, eds., *The Black and Green Atlantic: Cross-Currents of the African and Irish Diasporas*（《黑色与绿色大西洋：非洲与爱尔兰离散群体的交汇潮流》）(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09)。 [^n093]: Ngũgĩ wa Thiong’o, *Decolonising the Mind: The Politics of Language in African Literature*（《精神的去殖民化：非洲文学的语言政治》）(New York: 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 1986), p. 7。 ## 第 5 章 [^n094]: Max Horkheimer and Theodor Adorno, *Dialectic of Enlightenment*（《启蒙辩证法》）, trans. John Cumming (New York: Continuum, 1988), p. 122。 [^n095]: 同上，p. 120。 [^n096]: 参见网站：http//www.informationclearinghouse.info/article2842.htm。〔译注：原文网址中的“http”之后缺少冒号；原样保留。〕 [^n097]: Peter Maass, “The Toppling: How the Media Inflated a Minor Moment in a Long War”（《推倒塑像：媒体如何夸大漫长战争中的一个小小瞬间》）, *New Yorker* (1/10/2011), 47-60。 [^n098]: Chalmers Johnson, *The Sorrows of Empire: Militarism, Secrecy, and the End of the Republic*（《帝国的悲哀：军国主义、秘密与共和国的终结》）(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 2004), p. 30。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Johnson。 [^n099]: “In Search of Al-Qaeda”（《寻找基地组织》）, *Frontline*. PBS (21 November 2002)。 [^n100]: Anne Friedberg, *Window Shopping: Cinema and the Postmodern*（《橱窗购物：电影与后现代》）(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3), p. 120。 [^n101]: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 trans. Ben Fowkes, 2 vols.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77), I, 125-177；Georg Lukács, *History and Class Consciousness: Studies in Marxist Dialectics*（《历史与阶级意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研究》）, trans. Rodney Livingstone (Cambridge: MIT Press, 1971), pp. 91-92。 [^n102]: Mark Poster, *What’s the Matter with the Internet?*（《互联网怎么了？》）(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20。 [^n103]: Anna McCarthy, *Ambient Television: Visual Culture and Public Space*（《环境电视：视觉文化与公共空间》）(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01), pp. 226-251。 [^n104]: Karl Marx and Friedrich Engels, *The German Ideology*（《德意志意识形态》）, ed. C. J. Arthur. (New York: International Publishers, 1988), p. 47。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GI。 [^n105]: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s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New York: Bard Press, 1998), p. 127。〔译注：原书此处英文题名使用复数“Ends”，本译保留其著录形式。〕 [^n106]: John Gallagher and Ronald Robinson, “The Imperialism of Free Trade”（《自由贸易帝国主义》）,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2nd series, 6 (1953): 1-25。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Gallagher and Robinson。 [^n107]: 如今，中国是美国全球贸易关系中最大贸易失衡的来源。 [^n108]: Robert Kagan, *Of Paradise and Power: America and Europe in the New World Order*（《天堂与权力：新世界秩序中的美国与欧洲》）(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 pp. 157-158。 [^n109]: John Carlos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180-186。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NAS。 [^n110]: Anthony Swofford, *Jarhead: A Marine’s Chronicle of the Gulf War*（《锅盖头：一名海军陆战队员的海湾战争纪事》）(New York: Scribner, 2003), p. 210。 [^n111]: 保罗·帕顿（Paul Patton）的英译本 *The Gulf War Did Not Take Place*（《海湾战争不曾发生》）于 1995 年出版。 [^n112]: Lynn Spigel, “Entertainment Wars: Television Culture after 9/11”（《娱乐战争：9·11 之后的电视文化》）, *American Quarterly* 56.2 (June 2004), 239。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Spigel。 [^n113]: “Lynch: Military Played Up Rescue Too Much”（《林奇：军方过分渲染营救行动》）, CNN (11/7/2003)。 [^n114]: “Rambo Image Was Based on Lie, Says US War Hero Jessica Lynch”（《美国战争英雄杰西卡·林奇称兰博形象建立在谎言之上》）, *Guardian* (London) (April 25, 2007)。 [^n115]: Susan Faludi, *The Terror Dream: Myth and Misogyny in Insecure America*（《恐怖之梦：不安的美国中的神话与厌女》）(New York: Metropolitan Books, 2007), p. 191。 [^n116]: Mohamed Odeh al-Rehaief with Jeff Coplon, *Because Each Life Is Precious: Why an Iraqi Man Came to Risk Everything for Private Jessica Lynch*（《因为每个生命都珍贵：一名伊拉克男子为何为列兵杰西卡·林奇冒一切风险》）(New York: HarperCollins, 2003)。阿尔-雷哈耶夫对事件的叙述遭到包括杰西卡·林奇在内的许多人的质疑。参见 Rick Bragg, *I Am a Soldier Too: The Jessica Lynch Story*（《我也是一名士兵：杰西卡·林奇的故事》）(New York: Vintage, 2004)。 [^n117]: 我在本文以及《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中的一个论点是：如果我们从完整历史范围来审视美国帝国主义，而非将其看作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美西战争的一种近期的“新帝国主义”，就会发现，美国东方主义这类特征除其具体针对的民族之外，相对而言并没有变化。从十九世纪的的黎波里巴巴里海盗，到美菲战争（1898-1902）中由阿奎纳多领导、反抗美国吞并的菲律宾革命者，再到越共与北越正规军，以及更近时期的利比亚人、巴勒斯坦人、伊拉克人、伊朗人和基地组织式的跨国革命者，世界各地不同的群体一直不断地被美国东方主义化。关于这些语境中美国东方主义的有趣讨论，参见 Klein, 1-19。 [^n118]: 对《夺金三王》所描绘的反抗团体中库尔德成分的这一解释，我有赖于辛辛那提大学的托马斯·勒克莱尔（Thomas LeClair）。 [^n119]: Lisa Lowe, “Imagining Los Angeles in the Production of Multiculturalism”（《在多元文化主义的生产中想象洛杉矶》），收入 *Mapping Multiculturalism*（《勾绘多元文化主义》）, eds. Avery F. Gordon and Christopher Newfield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1), p. 420。 [^n120]: “I Made a Mistake by Joining the Taliban”（《我加入塔利班是个错误》）, *Washington Post* (5 Oct. 2002), A 1。 [^n121]: *Crossing Jordan*（《逝者能言》）(NBC television), “Death Toll”（《死亡人数》）(March 12, 2006) (http://www.imdb.com/title/tt0284718/episodes)。 [^n122]: Talal Asad, *Genealogies of Religion: Disciplines and Reasons of Power in Christianity and Islam*（《宗教的谱系：基督教与伊斯兰教中权力的规训与理据》）(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3), p. 18。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Asad。 ## 第 6 章 [^n123]: Azar Nafisi,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 A Memoir in Books*（《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一部以书为线索的回忆录》）(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3)。后续引文均在正文中标明。 [^n124]: John Carlos Rowe, “Culture, U.S. Imperialism, and Globalization”（《文化、美国帝国主义与全球化》）, *American Literary History* 16:4 (Winter 2004), 575-595。 [^n125]: John Carlos Rowe, “European Lessons in Imperialism: A Letter to America”（《帝国主义的欧洲教训：致美国的一封信》）, *Transatlantic Studies*, special issue ed. Charles Gannon 6:2 (August 2008), 183-198。 [^n126]: Frank Norris, “The Frontier Gone at Last”（《边疆终于消失了》）, *The Complete Works of Frank Norris*（《弗兰克·诺里斯全集》）, vol. 4 (New York: P. F. Collier and Son, 1899), p. 283，只是世纪末那些捍卫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优越性及其必然统治全球的著述中的一个例子。诺里斯预言，“这部文明的史诗”将以“真正的爱国主义［即］人类的兄弟情谊”告终，并使人们认识到“整个世界就是我们的国家，全人类就是我们的同胞”（289）。雷金纳德·霍斯曼的 *Race and Manifest Destiny: The Origins of American Racial Anglo-Saxonism*（《种族与昭昭天命：美国盎格鲁-撒克逊种族主义的起源》）(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1)，是研究这一文化传统的经典著作。 [^n127]: Richard Byrne, “A Collision of Prose and Politics”（《散文与政治的碰撞》）,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LIII:8 (10/13/06), A12-14, 16。 [^n128]: Elaine Scarry, *On Beauty and Being Just*（《论美与正义》）(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9)。其他著作包括 Michael Clark, ed. *The Revenge of the Aesthetic: The Place of Literature in Theory Today*（《审美的复仇：文学在当代理论中的位置》）(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以及 *Aesthetics in a Multicultural Age*（《多元文化时代的美学》）, eds. Emory Elliott, Louis Freitas Caton, and Jeffrey Rhyn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中的若干篇文章。 [^n129]: Elaine Scarry, *Dreaming by the Book*（《依书而梦》）(New York: Farrar, Straus, Giroux, 1999)，以及 *Who Defended the Country?*（《谁保卫了国家？》）Eds. Joshua Cohen and Joel Rogers (Boston, MA: Beacon Press, 2003)。 [^n130]: *dKosopedia, the Free Political Encyclopedia*（《dKosopedia：自由政治百科全书》）(www.dkosopedia.com/index.php/Smith_Richardson_Foundation)。 [^n131]: 史密斯·理查森基金会网站（http://www.srf.org）。 [^n132]: 同上。 [^n133]: *dKosopedia, the Free Political Encyclopedia*（《dKosopedia：自由政治百科全书》）(www.dkosopedia.com/index.php/Smith_Richardson_Foundation)。 [^n134]: “对话计划”（The Dialogue Project）网站（http://dialogueproject.sais-jhu.edu）。 [^n135]: “Paul D. Wolfowitz”（“保罗·D. 沃尔福威茨”），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Paul.Wolfowitz)。 [^n136]: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前置材料中的“关于作者”，以及“Roundtable: Three Women, Two Worlds, One Issue”（《圆桌讨论：三位女性、两个世界、一个问题》）, *SAIS Review* (Summer-Fall 2000), 31。 [^n137]: 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网站（http://webapps.jhu.edu）。据我所能查明的情况，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众多教师个人主页中，并没有阿扎尔·纳菲西的主页。 [^n138]: 纳菲西的 *Anti-Terra: A Critical Study of Vladimir Nabokov’s Novels*（《反地球：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小说批评研究》），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无页码的“关于作者”中以这个英文书名列为她的一部著作，但此书并未用英语出版。在回复我的电子邮件询问时，她写道，该书于 1994 年在德黑兰以波斯语出版，而“［……］我一直设法自己弄到几本，但出版者声称这本书已经绝版，而且他们无法获得重印许可”（阿扎尔·纳菲西于 2005 年 6 月 4 日致约翰·卡洛斯·罗的电子邮件）。她的新书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 Memories of a Prodigal Daughter*（《我一直缄默的那些事：一个叛逆女儿的回忆》）(New York: Random House, 2008) 的扉页对页“阿扎尔·纳菲西其他著作”（无页码）中，*Anti-Terra* 后括注了其波斯文书名：*On Donya-Ye Deegar: Taamoli Daar Assar-E Vladimir Nabokov*。一位与我有过通信的伊朗学者告诉我，这部学术著作确实曾以这一波斯文书名在德黑兰出版，但他没有见到过实物。 [^n139]: 《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前置材料中的“《在德黑兰读〈洛丽塔〉》所获赞誉”。“图书之选奖”（Book Sense Award，原名“阿比奖”）于 2000 年美国书展的 6 月 2 日设立；“获奖者由全国各地的独立书商选出，他们投票选出在过去一年里最乐于亲自向顾客推荐销售的书目”（http://www.booksense.com/readup/awards/bsby.jsp）。Mira Rastegar, “Reading Nafisi in the West: Authenticity, Orientalism, and ‘Liberating’ Iranian Women”（《在西方阅读纳菲西：本真性、东方主义与“解放”伊朗女性》）, *Women’s Studies Quarterly*, “The Global and the Intimate,” eds. Geraldine Pratt and Victoria Rosner, 34:1-2 (Spring-Summer 2006), 108-128，评估了英语世界对《在德黑兰读〈洛丽塔〉》的评论，结论是其中大多依赖关于神权统治下伊朗的自由主义与东方主义假设。〔译注：此处原文作者名作“Mira”，同书其他注释作“Mitra”，均保留原著录。〕 [^n140]: 2005 年秋季，蒙特霍利约克学院要求一年级本科生为入学迎新活动阅读《在德黑兰读〈洛丽塔〉》。Azar Nafisi, “Selections from Reading Lolita in Tehran”（《〈在德黑兰读〈洛丽塔〉〉选段》），收入 Richard E. Miller and Kurt Spellmeyer, eds., *The New Humanities Reader*（《新人文读本》）, Second Edition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06), pp. 334-356。 [^n141]: *People Planet Purpose: Leading the Way to a Sustainable Future*（《人、地球、目标：引领通向可持续未来的道路》），全国独立学校协会年会会议手册 (February 28-March 3, 2007)，科罗拉多州丹佛，p. 4。 [^n142]: Frank Lentricchia, *The Edge of Night: A Confesssion*（《夜之边缘：一份告白》）(New York: Random House, 1994)；Edward Said, *Out of Place: A Memoir*（《格格不入：回忆录》）(New York: Knopf, 1999)；Marianna Torgovnick, *Crossing Ocean Parkway: Readings by an Italian American Daughter*（《穿越海洋大道：一位意大利裔美国女儿的阅读》）(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4)。 [^n143]: Steven Mailloux, “Judging and Hoping: Rhetorical Effects of Reading about Reading”（《判断与希望：阅读关于阅读之作的修辞效果》），收入 *New Directions in American Reception Study*（《美国接受研究的新方向》）, eds. James Machor and Philip Goldstei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23-32。 [^n144]: Susan Stanford Friedman “Unthinking Manifest Destiny: Muslim Modernities on Three Continents”（《解除昭昭天命的思维定式：三个大陆的穆斯林现代性》）, *American Literature and the Planet*（《美国文学与地球》）, eds. Lawrence Buell and Wai-Chee Dimoc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 [^n145]: Mitra Rastegar, “Reading Nafisi in the West”（《在西方阅读纳菲西》）, 126n6，指出《在德黑兰读〈洛丽塔〉》尚未译成波斯语，在伊朗几乎无人知晓，而了解它的伊朗人则斥其为西方宣传。 [^n146]: 第一次提及是在“第二部：盖茨比”的第 12 节，讲述纳菲西逐渐疏远俄克拉何马大学伊朗学生联合会的过程，尤其是其中“最激进的团体”。这个团体曾指控“他们的一名成员、一位前赛跑冠军［……］是伊朗秘密警察萨瓦克（SAVAK）的特工。一些热心成员决定从他口中‘逼出’真相。他们将他诱骗至假日旅馆的一个房间，试图以酷刑迫使他供认，其中包括用香烟烧他的手指。当他们离开房间来到停车场时，受害者设法逃脱了”（113）。第二天，“几名联邦调查局特工带着狗和那名‘罪犯’”来到校园寻找“袭击者”，但这个遭到伊朗学生酷刑的人拒绝“揭发折磨自己的人”，由此让纳菲西评论激进学生对此事的反应如何“令我恐惧”，因为它似乎表明，在美国的伊朗学生有模仿“斯大林同志”的倾向，并且预示了伊斯兰革命期间德黑兰伊朗学生的行为（114）。关于这名“受害者”是萨瓦克特工的指控，既未获得证实，也未遭到否认；至于出现的是联邦调查局而非诺曼市警察局的人员这一奇怪事实，书中也没有解释。 [^n147]: Nafisi, “Roundtable: Three Women, Two Worlds, One Issue”（《圆桌讨论：三位女性、两个世界、一个问题》）, 45。 [^n148]: 纳菲西与其唯一男学生尼玛之间的特殊安排，究竟如何使她的私人研讨班对当局保持“秘密”，并没有得到解释。 [^n149]: Mitra Rastegar, “Reading Nafisi in the West”（《在西方阅读纳菲西》）, 113。 [^n150]: Lisa Yonemaya, “Liberation under Siege: U.S. Military Occupation and Japanese Women’s Enfranchisement”（《被围困的解放：美国军事占领与日本女性获得选举权》）, *Legal Borderlands: Law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American Borders*（《法律边界地带：法律与美国边界的构建》）, eds. Mary L. Dudziak and Leti Volpp, special issue of *American Quarterly* 57:3 (September 2005), 886。 [^n151]: Robert W. Johannsen, *To the Halls of the Montezumas: The Mexican War in the American Imagination*（《直抵蒙特祖马的殿堂：美国想象中的墨西哥战争》）(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pp. 68, 170。 [^n152]: Martha Nussbaum, “Introduction”（《导言》）, *Women, Culture, and Development: A Study of Human Capabilities*（《女性、文化与发展：人的能力研究》）, eds. Martha C. Nussbaum and Jonathan Glov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4。 [^n153]: Mitra Rastegar, “Reading Nafisi in the West”（《在西方阅读纳菲西》）, 111。 [^n154]: 同上，119。 [^n155]: 同上，35。〔译注：原文为“Ibid., 35”；第 153-154 注回指 Rastegar 的文章，原书著录页码范围为 108-128，故此处回指与页码似不相容。本译保留，未擅自确定另一出处。〕 [^n156]: Linda J. Nicholson, ed., *Feminism/ Postmodernism*（《女性主义／后现代主义》）(New York: Routledge, 1990)，是一部出色的选集，代表了这种第三波、后现代女性主义取向，并清楚显示了它们与第二波女性主义观点的分歧。 [^n157]: Nafisi, “Roundtable: Three Women, Two Worlds, One Issue”（《圆桌讨论：三位女性、两个世界、一个问题》）, 35。 [^n158]: 同上。 [^n159]: Paul Berman, *Power and the Idealists, or, The Passion of Joschka Fisher and Its Aftermath*（《权力与理想主义者，或约施卡·菲舍尔的激情及其后果》）(Brooklyn, N.Y.: Soft Skull Press, 2005), p. 172。 [^n160]: 同上，p. ix；*A Tale of Two Utopias: The Political Journey of the Generation of 1968*（《两个乌托邦的故事：1968 一代的政治历程》）(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1996)。伯曼还是 *Debating PC: The Controversy over Political Correctness on College Campuses*（《争论政治正确：大学校园里的政治正确之争》）(New York: Dell, 1992) 的编者。 [^n161]: 纳菲西于 1979 年在俄克拉何马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在《国际学位论文摘要》中以 Azar “Naficy”的姓名登记，题为 *The Literary Wars of Mike Gold, A Study in the Background Development of Mike Gold’s Literary Ideas, 1920-1941*（《迈克·戈尔德的文学战争：迈克·戈尔德文学思想背景发展的研究，1920-1941》）, DAI, 40, no. 08A (1979): 4599。据她在俄克拉何马大学的博士论文导师戴维·S. 格罗斯（David S. Gross）所述，“Naficy”是她读研究生时使用的姓氏拼法。艾伦·维利（Alan Velie）也是其论文委员会成员。 [^n162]: Theodore Adorno, *Aesthetic Theory*（《美学理论》）, trans. C. Lenhardt, eds. Gretel Adorno and Rolf Tiedemann (London: Routledge and Kegan Paul, 1984), p. 7；Bertholt Brecht, *Brecht on Theater: The Development of an Aesthetic*（《布莱希特论戏剧：一种美学的发展》）, ed. and trans. John Willett (New York: Hill and Wang, 1964), pp. 91-99。 [^n163]: 保罗·伯曼对纳菲西的文学兴趣本身兴趣不大，除非它们代表了西方的自由主义个人主义；他特别关注她对贝娄的处理：“她引用索尔·贝娄关于政治压迫面前文学价值的论述--文学能够抵达‘政治的核心’。那么，政治的核心是什么？用贝娄的话说，那正是‘人类的感受、人类的经验、人类的形体与面孔，重新获得其应有位置--前台’的所在”（*Power and the Idealists*〔《权力与理想主义者》〕, p. 171）。 [^n164]: Murray Krieger, “The Existential Basis of Contextual Criticism”（《语境批评的存在论基础》），收入 *The Play and Place of Criticism*（《批评的游戏与位置》）(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67), pp. 239-251；Sarah N. Lawall, *Critics of Consciousness: The Existential Structures of Literature*（《意识批评家：文学的存在结构》）(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8)；Wolfgang Iser, *The Act of Reading: A Theory of Aesthetic Response*（《阅读行为：审美反应理论》）(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8)；David Bleich, *Readings and Feelings: An Introduction to Subjective Criticism*（《阅读与感受：主观批评导论》）(Urbana, Ill.: National Council of Teachers of English, 1975)；Steven Mailloux, *Rhetorical Power*（《修辞的力量》）(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9)。 [^n165]: 参见 Michael Denning, *The Cultural Front: The Laboring of American Cultur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文化阵线：二十世纪美国文化的劳工化》）(New York: Verso, 1998)，以及 Cary Nelson, *Repression and Recovery: Modern American Poetry and the Politics of Cultural Memory, 1910-1945*（《压抑与复苏：美国现代诗歌与文化记忆的政治，1910-1945》）(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92)。 [^n166]: Philip Roth, *The Great American Novel*（《伟大的美国小说》）(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73)。 [^n167]: R. W. B. Lewis, *The American Adam: Innocence, Tragedy, and Tradition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美国亚当：十九世纪的天真、悲剧与传统》）(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55)。 [^n168]: Rowe, *At Emerson’s Tomb: The Politics of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在爱默生墓前：美国经典文学的政治》）(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3。 [^n169]: F. Scott Fitzgerald, *The Great Gatsby*（《了不起的盖茨比》）(New York: Scribner, 1925), p. 3。 [^n170]: 同上，pp. 179-180。 [^n171]: Victor Shklovsky, “Art as Technique”（《作为手法的艺术》）(1917)，收入 *Critical Theory Since Plato*（《自柏拉图以来的批评理论》）, rev. ed., ed. Hazard Adams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92), pp. 751-759，提出了俄国形式主义关于文学“陌生化”的一种典型定义。 [^n172]: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76-77。 [^n173]: John M. Ellis, *Literature Lost: Social Agenda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Humanities*（《失落的文学：社会议程与人文学科的败坏》）(New Haven, Con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7)。参见我对 Cary Nelson 的 *Manifesto of a Tenured Radical*（《一位终身教职激进者的宣言》）及 John M. Ellis 的 *Literature Lost: Social Agendas and the Corruption of the Humanities* 所写书评，载于 *Academe: Bulletin of the A.A.U.P.*, (May-June 1998), 76-77。 [^n174]: “Vow for ‘Freedom in All the World’: Text of the Inaugural Address”（《誓求“全世界的自由”：就职演说全文》）, *Los Angeles Times* (1/21/05), A22。 [^n175]: 我承认，这种解读可能有些牵强，因为纳菲西在詹姆斯与奥斯丁两部分中使用了多个文学例子。尽管如此，詹姆斯《黛西·米勒》中的黛西和奥斯丁《傲慢与偏见》中的伊丽莎白·班纳特，在纳菲西书中各自对应的部分里，的确是受到优先对待的人物。那两个部分完全也可以分别题为“黛西”与“伊丽莎白”（或“伊莱莎”）。 [^n176]: 纳菲西那位未具名、被她称为“魔术师”的知己，最初引起她的注意，是在德黑兰大学师生就课程改革展开辩论的时候。他是一位戏剧教授（显然也教授电影），拒绝在一所已将拉辛从课程中剔除的大学任教，因而主动辞职，主张“没有任何人［……］，当然也没有任何革命领袖或政治英雄，比拉辛更重要”（139）。他显然没有考虑过这样一种可能：拉辛所代表的法国文化，或许与法国在中东的殖民主义存在某种共谋关系。“当他再次开口时，他说，哪怕一部劳莱与哈台的电影，也比他们所有的革命论著--包括马克思与列宁的著作--更有价值”（140）。虽然他也迷恋俄罗斯电影，但这位“魔术师”显然是一位西方式的教授；他对欧美经典的捍卫，听上去颇像威廉·贝内特等美国保守派，那些人曾极为强硬地坚持莎士比亚在美国博雅教育中的重要性。 [^n177]: Daniel Bell, *The End of Ideology: On the Exhaustion of Political Ideas in the Fifties*（《意识形态的终结：论五十年代政治观念的枯竭》）(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以及 Francis Fukuyama, *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历史的终结与最后的人》）(New York: Free Press, 1992)。福山是纳菲西在高级国际研究学院的同事之一。 [^n178]: 纳菲西附有一份简短的“推荐阅读”书单，列出三十一位作者；他们都在《在德黑兰读〈洛丽塔〉》中被提及（355-356）。 [^n179]: Azar Nafisi, *Things I’ve Been Silent About*（《我一直缄默的那些事》）, pp. 319-320。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Things。 ## 第 7 章 [^n180]: Michael B. Oren, *Power, Faith, and Fantasy: America in the Middle East, 1776 to the Present*（《权力、信仰与幻想：美国在中东，1776 年至今》）(New York: W. W. Norton and Co., 2007), p. 77。 [^n181]: Robert Stam and Ella Shohat, *Flagging Patriotism: Crises of Narcissism and Anti-Americanism*（《标举爱国主义：自恋与反美主义的危机》）(New York: Routledge, 2007)，是知识分子挑战美国爱国主义修辞的这类工作的一个出色范例。 [^n182]: 在 1975 年之后美国文化对越战作出的历史与想象的“修订”中，批评我们在越战中军事与政治失败的保守派，常常提及美国公众没有“支持军队”。在《荣归》（Coming Home）中，萨莉（简·方达饰）开着一辆运动型的经典款（而且昂贵！）保时捷 Speedster，前往奥克兰海军航空站（此处待核实）接退伍的丈夫鲍勃·海德（布鲁斯·邓恩饰）。当他加挡驶出军事基地大门时，转向聚集在围栏外的反战示威者，向他们竖起中指。观众为海德这种蔑视反战示威者的“反叛”姿态欢呼。2005 年 2 月 6 日，福克斯电视网转播 2005 年 NFL 超级碗期间，圣路易斯的安海斯-布希酿酒公司播放了一则广告：从伊拉克回国的美军走过机场，陌生人自发地鼓掌；最后屏幕变黑，出现“谢谢你们”，接着是“安海斯-布希”。次日 NBC 晚间新闻（2005 年 2 月 7 日）为这则广告及观众给予它的压倒性好评制作了专题报道，尽管有些批评者指出，这则广告仍旨在鼓励消费者“买啤酒”。安海斯-布希公司借助这则广告展现的“道德价值”与“社会责任”，向美国人保证广告只播放一次，以此标示其特殊目的。这则六十秒广告由 DOB 芝加哥广告公司的史蒂夫·布格达诺斯（Steve Bougdanos）撰写，显然试图扭转抗议者责难越战归来老兵的“越南效应”。〔译注：“此处待核实”为原文括注“check this”，并非中文版新提出的核查意见。〕 [^n183]: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想象的共同体》）, rev. ed. (London: Verso, 1995), pp. 37-46，指出在印刷文化中，这类工作在很大程度上由共同的民族语言，以及从文学文本到日常新闻写作和新闻报道的文化工作来完成；这些工作强化“官方语言”，或者在有多种语言的国家中，强化那个“想象的共同体”的双语或多语性质。 [^n184]: Trace Adkins, “Arlington”（《阿灵顿》）, *Songs about Me*（《关于我的歌》）(Liberty, 2005)。阿德金斯自称是“工人阶级赞歌”的歌手，因此，他对第二次海湾战争中死亡的感伤化，有助于使美国军方持续剥削工人阶级军人得到正当化（www.traceadkins.com/bio）。 [^n185]: Samuel P. Huntington, *Who Are We? The Challenges to America’s National Identity*（《我们是谁？美国国家身份面临的挑战》）(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04), p. 274。 [^n186]: 同上，p. 192。 [^n187]: 同上，p. 273。 [^n188]: Pheng Cheah and Bruce Robbins, eds. *Cosmopolitics: Thinking and Feeling beyond the Nation*（《世界主义政治：超越民族的思考与感受》）(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98)。 [^n189]: Kwame Anthony Appiah, *Cosmopolitanism: Ethics in a World of Strangers*（《世界主义：陌生人世界中的伦理》）(New York: W. W. Norton, 2006), p. xv。 [^n190]: 同上，p. 153。 [^n191]: Edouard Glissant, *Caribbean Discourse: Selected Essays*（《加勒比话语：论文选》）(1981; rpt. Charlottesville, Virginia: University Press of Virginia, 1989), p. 64，提出了类似主张，讨论“文学”与“历史”如何服务于西方文明的“功能性幻想”。 [^n192]: Steve Earle, *The Revolution Starts Now*（《革命现在开始》）(Sarangel Music, 2004)。 [^n193]: “Home to Houston”（《回休斯敦的家》）, *The Revolution Starts Now*（《革命现在开始》），歌词来自 www.steveearle.com/ 。 [^n194]: “Rich Man’s War”（《富人的战争》）, *The Revolution Starts Now*（《革命现在开始》），歌词来自 www.steveearle.com/ 。 [^n195]: Walter D. Mignolo, *The Darker Side of the Renaissance: Literacy, Territoriality, and Colonization*（《文艺复兴的阴暗面：读写、领土性与殖民化》）(Ann Arbor: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1995), p. 20，将其方法描述为“一种多场域阐释学”；它使墨西加人（阿兹特克人）与西班牙人的民族知识之间的差异等得以显现，从而挑战欧洲中心知识的霸权。 [^n196]: Neil Young, “Living with War”（《与战争共处》）, *Living with War*（《与战争共处》）(Reprise Records/Silver Fiddle Music, 2006)。 [^n197]: W. E. B. Du Bois, *The Souls of Black Folk*（《黑人的灵魂》）(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p. 207。 [^n198]: Ariel Dorfman, “Waving the Star-Spanglish Banner”（《挥舞“星条西英混语旗”》）, *Washington Post* (May 7, 2006)。 [^n199]: “Nuestro Himno”（《我们的国歌》），维基百科 (http://en.wikipedia.org/wiki/Nuestro_Himno)。 [^n200]: Gustave Kobbé, *The New Kobbé’s Complete Opera Book*（《新版科贝歌剧全书》）, ed. and rev. The Earl of Harewood (New York: G. P. Putnam’s Sons, 1976), p. 1181。 [^n201]: “Nuestro Himno”（《我们的国歌》），维基百科。 ## 第 8 章 [^n202]: Marquard Smith and the JVC Editorial Group, “Editorial: Questionnaire on Barack Obama”（《编者按：关于贝拉克·奥巴马的问卷》）, *Journal of Visual Culture*, The Obama Issue, vol. 8:2 (August 2009), 123。 [^n203]: 同上，pp. 23-24。〔译注：原文页码如此；上一注所引页码为 123，此处 23-24 与回指关系疑有问题。本译保留原数字，未据推断改为 123-124。〕 [^n204]: 两幅照片均由作者于 2008 年 8 月在坦桑尼亚北部拍摄。 [^n205]: Jean Baudrillard, “Simulacra and Simulations”（《拟像与模拟》），收入 *Selected Writings*（《文选》）, ed. Mark Poster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pp. 166-184。 [^n206]: John Carlos Rowe, *The New American Studies*（《新美国研究》）(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02), pp. 151-171。 [^n207]: 萨拉·佩林随后决定提前辞去阿拉斯加州州长之职，转而以全国政治名人的身份担任一种“不限地域”的角色，支持共和党，尤其是更狭义上的茶党事业；这同样遵循了“衍生效应”与鲍德里亚式超真实的逻辑。佩林显然是一个由这些围绕她的文化建构所生产出来的政治现象。她在麦凯恩-佩林竞选搭档中的名人地位，注定了麦凯恩竞选总统的失败；而她自己持续的名声，在蒂娜·菲讽刺形象的纠缠之下，似乎也在对她争取更高政治职位的机会产生同样的负面影响。 [^n208]: W. E. B. Du Bois, “The Damnation of Women”（《女性的受诅咒处境》），见 *Darkwater: Voices from within the Veil*（《暗水：面纱之内的声音》），收入 Eric Sundquist, ed., *The Oxford W. E. B. Du Bois Reader*（《牛津 W. E. B. 杜波依斯读本》）(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pp. 564-576。 ## 第 9 章 [^n209]: Emily Eakin, “Novels Gaze into Terror’s Dark Soul”（《小说凝视恐怖的黑暗灵魂》）, Arts and Ideas, *New York Times* (9-22-01)。 [^n210]: John Carlos Rowe, *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Henry James*（《亨利·詹姆斯的理论维度》）(Madison: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1984), pp. 147-188。 [^n211]: Joseph Conrad, *The Secret Agent*（《密探》）(Garden City, NY: Doubleday and Co., Inc., 1921), p. 249。 [^n212]: Don DeLillo, *Mao II*（《毛二世》）(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91), p. 16。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M。 [^n213]: Don DeLillo, *Libra*（《天秤座》）(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9), p. 241。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L。 [^n214]: Paul Virilio, *The Virilio Reader*（《维里里奥读本》）, ed. James Der Derian (Malden, MA: Blackwell Publishers, Inc., 1998), p. 107。 [^n215]: John Johnston, “Superlinear Fiction or Historical Diagram?: Don DeLillo’s Libra”（《超线性小说还是历史图解？唐·德里罗的〈天秤座〉》）,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0:2 (Summer 1994), 338。 [^n216]: Ryan Simmons, “What Is a Terrorist? Contemporary Authorship, the Unabomber, and Mao II”（《什么是恐怖分子？当代作者身份、“大学炸弹客”与〈毛二世〉》）, *Modern Fiction Studies* 45:3 (Fall 1999), 683。后续引文在正文中标明。 [^n217]: 德里罗提及在贝鲁特交战的什叶派与基督教民兵，以及叙利亚、以色列和黎巴嫩军事力量之间的冲突（M, 195），因此我们可以推断，小说中以贝鲁特为背景的场景发生在以色列于 1982 年 6 月入侵黎巴嫩与 1985 年撤军之间。更准确地说，德里罗指的是不同民兵组织在 1984 年 2 月至 9 月间施行的极端暴力，而那正是恐怖主义汽车炸弹袭击者攻击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和海军陆战队总部后的第二年。阿布·拉希德的恐怖组织可能意在代表哈马斯之类的巴勒斯坦团体，尽管其中毛主义的关联纯属虚构。小说中，阿布·拉希德对布里塔说：“‘我曾有一个我深爱的妻子，她被长枪党杀害了’”（M, 234）。Thomas Friedman, *From Beirut to Jerusalem*（《从贝鲁特到耶路撒冷》）(New York: Doubleday, 1989), pp. xiii-xiv，清楚概述了长枪党民兵领袖巴希尔·杰马耶勒如何在当选黎巴嫩总统后不久，于 1982 年 9 月 14 日遭到暗杀。长枪党民兵随后在被以色列占领军包围的萨布拉与夏蒂拉难民营屠杀了巴勒斯坦人。 [^n218]: DeLillo,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Reflections on Terror and Loss in the Shadow of September”（《在未来的废墟中：九月阴影下对恐怖与丧失的思考》）, *Harper’s* (December 2001), 34。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Ruins。 [^n219]: Walt Kelly, *The Pogo Papers*（《波戈文集》）(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1953), p. 35。 [^n220]: DeLillo, *Falling Man*（《坠落的人》）(New York: Scribner, 2007), p. 80。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FM。 [^n221]: DeLillo, *Cosmopolis*（《大都会》）(New York: Scribner, 2003), p. 89。下文在正文中简称为 C。 [^n222]: Giorgio Agamben, *Homo Sacer: Sovereign Power and Bare Life*（《神圣人：主权权力与赤裸生命》）, trans. Daniel Heller-Roazen (Palo Alto: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Hannah Arendt, *The Origins of Totalitarianism*（《极权主义的起源》）(1951) (New York: Harcourt, 1976)。 [^n223]: Zora Neale Hurston, “How It Feels to Be Colored Me”（《身为有色人种的我有何感受》）, *A Zora Neale Hurston Reader*（《佐拉·尼尔·赫斯顿读本》）, ed. Alice Walker (Old Westbury, NY: Feminist Press, 1979), p. 154。 [^n224]: Linda S. Kauffman, “The Wake of Terror: Don DeLillo’s ‘In the Ruins of the Future,’ ‘Baader-Meinhof,’ and Falling Man”（《恐怖之后：唐·德里罗的〈在未来的废墟中〉、〈巴德尔-迈因霍夫〉与〈坠落的人〉》）, *Modern Fiction Studies* 54:2 (Summer 2008), 353-377。 [^n225]: Michael Hardt and Antonio Negri, *Empire*（《帝国》）(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pp. 393-413。 [^n226]: Robert Venturi, Denise Scott Brown, and Steven Izenour, *Learning from Las Vegas*（《向拉斯维加斯学习》）(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2)。 [^n227]: DeLillo, *Underworld*（《地下世界》）(New York: Scribner, 1997)。 [^n228]: Salman Rushdie, *Fury*（《愤怒》）(London: Jonathan Cape, 2001)。 # 封底 在《新美国研究的文化政治》中，美国研究领域的重要学者约翰·卡洛斯·罗回应了知识分子面临的两个迫切问题。首先，在过去二十年中，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如何利用女性主义、同性恋权利、多元文化主义、跨国主义与全球化、阶级流动、宗教自由，以及言论与文化表达自由等议题，为一种旨在支持美国在全球进行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扩张的新“美国例外论”辩护？ 其次，如果新自由主义已成功运用各种文化媒介，那么，批评其主要主张与根本目的的最佳方式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是否可能想象出一种能有效挑战新自由主义的“反文化”？还是说，这种替代方案已被“政治正确”“极左”“激进主义”“极端主义”，甚至“恐怖主义”等标签控制和遏制？在大众想象中，这些标签指向政治和社会少数群体，从而注定使他们遭到边缘化。 罗认为，爱德华·萨义德等有影响力的公共知识分子所倡导的“文化批评”传统，可以适应新自由主义霸权及其对新媒体的成功掌控所带来的新情势。然而，我们不能只是向萨义德这样重要的前辈致敬，还必须重新思考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他不只是一位“跨学科学者”，也应当是一位能够应对不同媒介的社会批评家。 约翰·卡洛斯·罗是南加利福尼亚大学 USC Associates 人文学科讲席教授，并担任该校美国研究与族裔研究系主任。他著有《亨利·亚当斯与亨利·詹姆斯：现代意识的形成》（Henry Adams and Henry James: The Emergence of a Modern Consciousness，1976）、《穿过海关大楼：十九世纪美国小说与现代理论》（Through the Custom-House: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n Fiction and Modern Theory，1982）、《亨利·詹姆斯的理论维度》（The Theoretical Dimensions of Henry James，1984）、《在爱默生墓前：美国经典文学的政治》（At Emerson’s Tomb: The Politics of Classic American Literature，1997）、《另一位亨利·詹姆斯》（The Other Henry James，1998）、《文学文化与美国帝国主义：从独立革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Literary Culture and U.S. Imperialism: From the Revolution to World War II，2000），以及《新美国研究》（The New American Studies，2002）。 开放人文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