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没有软件，只有服务：导论

*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 Introduction* — Irina Kaldrack and Martina Leeker（伊琳娜·卡尔德拉克、马丁娜·莱克）

数字技术渗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社交网络、我们个人或协作生产的内容，以及其他各类信息。随着计算机与电话融合为智能移动设备，这些实践正在改变软件的概念及其物质性。过去，所谓的盒装软件（收缩膜包装软件，shrink-wrapped software）必须先购买，再安装到个人计算机（PC）上，进行配置，并定期更新。而今天，只需登录某个平台并安装一项服务，便可轻松访问 Dropbox、Facebook、Google 等。与消费市场上云、网络服务（web services）和移动应用的发展并行，“经典”软件供应商也越来越多地转向订阅模式：Adobe Creative Suite 变成了 Adobe Creative Cloud，Microsoft Word 变成了 Office 365。软件不再被购买，而是可以被租用。在个人计算机的世界里，硬件体现为一个物件，操作系统（OS）使用户得以安装并运行软件——这个世界正在被改造。硬件日益缩小，并分化为上网本、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其使用可能性——过去由软件以捆绑的应用程序和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形式提供——如今被设计为层层级联的服务（cascades of services）。用户的设备仅仅是通向服务的入口，而这些服务又转而访问空间上远隔的硬件并控制各种进程。

消费领域内的这一发展，对应着商业领域向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转变。据此，企业可以租用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管理服务，用于管理其员工、产品和客户数据。因此，硬件采购仅限于能够联网、可接入 SaaS 供应商的计算机。企业无需为服务器或软件支付开销，也无需为内部 IT 部门或外部顾问所做的修改与维护付费，而只需支付访问费用。按照推销话术的说法，这为企业节省了金钱与时间，使其能够专注于核心业务，并创造更高的利润。此外，服务还被许诺为易于使用，因为诸如“产品订购”“交付”或“收款”之类的业务流程得到了直观呈现，并且可以相对轻松地加以组合。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具备编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便可根据自身需求优化 IT 资源（参见本书中 Neubert 的文章）。

编者的论题“没有软件，只有服务”（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将这一状况描述为与以往时代的彻底断裂：硬件曾经被客体化为一台物理计算机，如今正分布于不同的数据中心，并完全消解于基础设施之中。而软件迄今为止控制着硬件的时空物质性，并提供用户界面，如今它却消解于组织数据访问及数据处理的层层级联的服务之中。软件所有权由此变得过时，作为财产的商品被服务的使用所取代。这种“使用经济”（use-economy）向所有人开放，并许诺赋权：借助这些新服务，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售或交换自己的技能与物品，也可以通过组合与修改来重新发明既有的服务。恰恰是创业式服务与日益兴起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之间的这种互动，对应着这样一个过程：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帮助、个人服务或人情——即我们寻常的日常实践——都可能被置于经济法则之下（参见本书中 Lison 的文章）。

本书的论题与书名不仅指向一个历史剧变的处境，也可以被理解为与媒介学（media science）一个重要的系统性论证的交锋。所指涉的当然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主张：没有软件，只有硬件，因为计算机内部发生的技术操作可以被还原为硬件中的开关，软件只不过是使之对人而言可读而已（1992）。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以技术史的诊断“只有软件”（There is only software）（2013, 147ff.）挑战了基特勒的论题，因为在数字化时代，从摄影到绘画的一切媒介形式如今都已消解于软件之中。将数字文化的当代特征描述为由带宽和连接速度所结构化的层层级联的查询与操作（参见本书中 Parikka 的文章），与其说是在援引马诺维奇式（2013）的历史剧变，不如说是对基特勒系统性论证的变奏与评注：这里提出的是，很可能同样不存在独立自足的硬件，因为程序与硬件始终作为服务而相互关联（参见本书中 Neubert 的文章）。追随托马斯·海格（Thomas Haigh），人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硬件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包括程序、支持、文档、公司、分销、工程师和程序员，以及学习过程与实践（2002, 2013）。由此，针对基特勒的系统性论证，产生了如下研究假设：如果硬件是这样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服务”，即在多个行动者之间就可分发软件的使用与商品化进行协商，具有关键意义（Haigh 2013）——那么决定这一处境的就不是与硬件或软件技术相关的技术条件，而是政治与经济，以及实践与协作格局（Erickson and Kelty in this volume; Gießmann and Schüttpelz 2015; Schmidt 2015）。

因此，“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论题是断然的，而且简化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当然，即便在这个服务的时代，仍有一些产品是以软件的形式提供的。此外，从软件体制到服务统治的彻底转变是否会发生，也尚待观察。但这一尖锐的断言具有极富成效的挑衅性：它实际上迫使人们在服务无处不在的语境中，对当代发展进行必要的、细致而精微的观察——而服务很可能在数字文化的构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本书作者们以各自的文章呈现了这场讨论，它可以划分为技术、实践与经济三个领域。尽管关于服务的这些不同视角看似相互交叠，但每一个焦点仍各自产生了特定的结论。在一种受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启发的技术史中，软件、服务与硬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清晰起来，这与软件不（再）存在的断言恰恰相反（Neubert; Erickson and Kelty; Magee and Rossiter; Parikka）。服务一直都存在，只是其使用和侧重发生了变化（Haigh 2002, 2013）。对实践（Fagerjord, Lison, Erickson and Kelty）以及对经济（Lison, Magee and Rossiter, Parikka）的强烈关注，各自以不同方式表明，作为商业模式的服务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后果渗透到其他社会领域之中。因此，本书接续了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中的若干立场，这些立场考察不同形式的软件如何嵌入当代世界。其中涉及的问题是：软件如何塑造主体性、共同性和工作形式，又如何反过来被它们所修改（例如在线期刊《计算文化》（*Computational Culture*）；Fuller 2008 以及 Chun 2006, 2011）。通过聚焦于服务，并对这一概念的狭义与引申义加以区分性讨论，本书为研究服务以及在“服务文化”中进行有效干预提供了初步的方向。之所以关注干预，是基于这样一种推测：向服务的转变可能导致一种自身特有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形式。这有待进一步考察，也有待作为对服务文化的一个批判层面加以探索。基于这一考虑，下文对各个领域的阐述都蕴含着特定的干预选项。本书旨在处理上述现象与研究领域，但绝不声称已穷尽一切。

## 技术

本书中的文章从技术史的视角探讨服务的技术本质。从这一视角来看，所谓从软件向服务的过渡中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剧变的说法，立即引出了一个矛盾。正如克里斯托夫·诺伊贝特（Christoph Neubert）所论证的，真正需要考察的其实是硬件、软件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在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都会被重新协商。在这一重构中，软件显现为一个不稳定的要素，在机器与业务流程之间进行中介。程序功能的模块化与封装，以及将其作为服务加以黑箱化，使技术上的连续性——从面向对象编程到敏捷编程——与概念及话语上的转移相互咬合。塞思·埃里克森（Seth Erickson）和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Christopher M. Kelty）聚焦于变化与稳定之间的这种咬合。他们的启发式方法借用当代进化理论的概念，以识别“变化与停滞的模式，即倾向于保存谱系的模式”（Erickson and Kelty, 42, quoting Wimsatt and Griesemer 2007, 283）。他们并不坚持软件与服务之间确实存在抽象的区分，而是本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精神追问：不同形式的软件目前以何种“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2013）出现。利亚姆·马吉（Liam Magee）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在其文章中选取了数据库的历史发展作为历史参照。在他们的重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系型与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技术创新伴随着某种“参数政治”（politics of parameters），而后者又对应着组织与知识生产、监管与控制的政策。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从维利里奥（Virilio）（1999 [a], 1999 [b]）出发，考察服务的中断与崩溃，即通过拒绝服务（denial-of-service, DoS）攻击。借此，他清楚地揭示了 SaaS 赖以建立的技术条件：带宽、传输速度以及对流量的高效管理凸显出来，并揭示出网络政策的施行如何牵涉其中。

这些历史重构指出了技术条件在哪些时刻塑造了从软件到服务的过渡及其各自的体制。由此，它们标示出在技术、实践、政治经济与话语化（discursivations）的相互作用之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 实践

服务与实践之间呈现出双重关系。首先，服务架构内部的技术程序规定了编程方式以及沟通与经济交易的方式。因此，按照埃里克森和凯尔蒂的说法（49f.），文件的使用因应用的使用而发生改变：应用不仅构成了访问自己在云中内容的唯一途径，同时还将文件与用户、账户和平台融合在一起。其次，用户实践反过来也对技术产生影响。安德鲁·利森（Andrew Lison）因此描述了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订阅模式如何使非法破解 Photoshop 等授权软件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发展似乎是一种用以阻止不受欢迎之实践的技术解决方案。

安德斯·法格约尔德（Anders Fagerjord）表明，只有通过观察实践，才能获得关于服务技术文化的一幅差异化图景。他考察应用文化的实践，并揭示其为服务的一部分。应用产业的许诺是：应用应当易于编程和使用，并且可以自由获取。然而一旦观察参与应用生产的行动者网络，这一许诺很快就被解构了。与这些许诺相反，垄断化可能正在加剧，苹果公司（Apple）的经济政策便是明证：这些应用只能在苹果设备上编程和使用，并且只能通过苹果应用商店（Apple App Store）获取。法格约尔德追随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发展出一个分析模型，用以分析不同行动元（actants）及其利益的组合如何能够修改乃至破坏该产业的服务基础设施。

对实践的聚焦表明，这些实践被设计为操作与操作链，并因而能够被转译为服务，也表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一旦将二者等同起来，技术、经济与实践相互影响之互动中的生产性环节便会消失。这正是利森和法格约尔德为区分软件文化与服务文化而着重指出的。从法格约尔德基于 ANT 方法与洞见所作的精细分析中，人们可以推导出若干自由度，这些自由度或许有助于用户抵御在服务体制内部被强制划一，并打断服务的级联。

## 政治经济

如果聚焦于从软件向服务过渡的经济与社会效应，那么运营这些应用的公司所作的许诺——诸如自由和高效的时间管理——很快便会瓦解。毋宁说，一种新的范式变得清晰起来，它显露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服务政策（Magee and Rossiter）与服务经济（Lison）的体制。马库斯·克拉耶夫斯基（Markus Krajewski）为我们理解技术结构与实践为何以及如何能够转变为总体性体制作出了重要的先期贡献（2010, 2014）。针对某种体制是否可能形成服务经济的问题，克拉耶夫斯基表明，隐喻的运用是分布式计算（distributed computing）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里所说的“服务原则”（service principle）一直被称为分布式计算（2014）。按照克拉耶夫斯基的说法，服务、服务器、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或桌面之类的隐喻在信息技术中被用来使抽象的技术变得可以理解。但他指出，在此过程中，隐喻释放出其自身的媒介力量与文化技术（culture-technical）力量，以至于技术、经济与实践的发展经由包装这些技术的隐喻所构成的概念视域而得到推动。因此，对服务的隐喻性使用绝非无辜，而是服务经济的一个建构性因素。

马吉和罗西特在其章节中指出，以服务为导向首先意味着一种控制与监管的政策，它不仅着眼于工作的组织，而且着眼于整个环境本身，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理念便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们指出，由于这种服务体制与那些将自身塑造为黑箱的基础设施的扩张齐头并进，因此很难在系统之外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安德鲁·利森看来（67f.），服务与基础设施正在成为数字文化中一种无可回避的生存条件，它们将我们引向迄今未知的工作形式、报酬形式和生活方式。TaskRabbit 这项服务便是一例：高素质的自由职业者通过平台向其邻里或在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从设计、代买杂货到照看孩子，不一而足。服务交易迅速、自我组织，而且据称自由职业者和客户都对此感到满意。然而，按照利森的说法，问题在于，不同职业与工作形式（非物质的、物质的、社会—情感的）之间的差异正在消解，并被捆绑进我们委婉地称为“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的激进经济冲动之中。利森告诉我们，这意味着在这一体制中，既不存在商品、价值，也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存在不再被明确宣示为交易的商业交换，以及无所不在、永无止境的服务。借助利森的论证，人们可以将他的诊断进一步强调为：提供者与客户都沦为了服务的奴隶。

关于服务体制如何可能被打断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攻击服务并不是一个选项，因为这类攻击早已被整合进系统之中。尤西·帕里卡借拒绝服务攻击来揭示服务网络政治的技术基础，其中包括服务器容量、数据流量的协议以及带宽和连接速度的分配。帕里卡指出，服务的用户放弃了对自己的业务、通信与身份的控制，因而沦为分发服务的不稳定基础设施条件的牺牲品，并成为服务之准许与封锁的外交博弈的受害者，而非诉诸具有政治依据的正当监管。帕里卡将他对这些后果的评估凝练为一个论题：“没有服务，只有凭证”（There are no services, there are just vouchers），即访问服务的凭证。他指出，由此可以设想，一种为服务而设的服务体制正在建立，在其中，对后者的访问必须首先经由前者来开通和保障。

## 干预的关注领域

在讨论“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论题时，经济视角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令人鼓舞的结论。2008 年，Google 与 Salesforce.com 以“把你的办公室搬进云端！”（Put your office into the cloud!）为口号结成合作伙伴（Salesforce.com 2008）。其目标是借助用于企业协作的应用和软件打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而且原本应当仅限于这一领域。然而，本书主张，不同的服务形式与技术确实汇聚成了一个服务体制。这可以通过提出如下问题来凸显：一种商业模式和一句企业广告口号，如何能够将日常的数字事务构型为一种服务与基础设施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又进一步在自我组织中得到推动——正如执着于共享经济的大批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参见 Lison）？反过来，诺伊贝特以及埃里克森和凯尔蒂受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启发的分析都表明，人们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谈论与传统软件政治的范式断裂以及服务体制的兴起。这一洞见可以有助于，例如，突破那些在话语上、经济上和实践学（praxiological）上生成的服务逻辑。即便只是观察服务行动场域中的实践，也能揭示出服务体制中可供打断的空间：在那里可以描述行动主体（action instances）的多元化，从而提示人们对“软件即服务”的宏大企业许诺加以相对化（Fagerjord）。

因此，这一宽泛而粗粒度的论题为科学分析开启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张力，它在两端之间展开：一端是彻底思考服务技术逻辑（service-techno-logics）的后果，另一端是解构服务体制的话语与技术。基于这一考虑，便有可能发展出干预服务格局的方法，并识别出反制的可能性。之所以必须以这种方式审视服务的各个方面，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经济的首要地位正准备取代技术上的选项以及那些并非首先是经济性的实践，并由此升级为一种自身特有的治理术形式。这种治理术的形成甚至可能是由用户促成的，并构成了正在开展的服务。用户或许正在召唤并组织着他们自己的自我剥削。与此同时，他们却在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上，掌控着自己的自我决定和所谓的参与——而这种参与乃是一种访问服务的政策。

感谢编委会的同事们、meson press 的马库斯·布克哈特（Marcus Burkhardt）和安德烈亚斯·基希纳（Andreas Kirchner），以及我们的研究助理莱昂·凯泽（Leon Kaiser）。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Chun, Wendy. 2006. *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Chun, Wendy. 2011. *Programmed Visions: Software and Mem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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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uller, Matthew. 2008.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Gießmann, Sebastian, and Erich Schüttpelz. 2015. „Medien der Kooperation. Überlegungen zum Forschungsstand.” *Navigationen* 15 (1): 7–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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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igh, Thomas. “Software and Souls. Programs and Packag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6 (9): 3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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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rajewski, Markus. 2014. “Dienstleistungsagenturen. Zur Delegation von Handlungsmacht zwischen Subalternen und Software-Services.” In: *Programm(e)*, edited by Dieter Mersch and Joachim Paech. Medien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en der DFG, 125–157. Zürich and Berlin: Diaphanes.

Latour, Bruno. 2013.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ovich, Lev. 2013. *Software Takes Command*.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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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midt, Kjeld. 2015. “Of Humble Origins: The Practice Roots of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Computing.” *Zeitschri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 Web Specials. http://www.zfmedienwissenschaft.de/online/humble-origins.

Virilio, Paul. 1999.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Semiotext(e).

Wimsatt, William C., and James R. Griesemer. 2007. “Reproducing Entrenchments to Scaffold Culture: The Central Role of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Evolution.” In *Integrating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edited by Roger Sansom and Robert N. Brandon, 227–323. Cambridge, MA: MIT Press.


# “硬件之犬的尾巴”：计算机器、软件与服务的历史接合

*“The Tail on the Hardware Dog”: Historical Articulations of Computing Machinery, Software, and Services*
克里斯托夫·诺伊贝特（Christoph Neubert）

> 过去十五年间，计算机产业中面向服务的商业模式的兴起，是支配硬件、软件与服务三者关系的更广泛历史动态的一部分。本文追溯这一三元组不断变化的构型，尤其关注“软件”在若干典型语境中的经济建构、技术建构与社会建构。这些历史证据为分析和批判当下以“服务”来重新接合软件的做法开辟了视角。

没有软件。令人感到一种历史悖论的是：这一论断——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 1990 年代初以批判的严格性提出，用以反对那种认为人能够掌控看似透明的计算机硬件的意识形态（Kittler 1992, 1993, 2014）——竟与今日计算机产业以“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和“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之名所推崇的商业模式遥相呼应。认真对待这一悖论，我将在更宽广的历史视野下审视本书所探讨的从软件到服务的划时代转变这一观念。我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观察：硬件、软件与服务之间的区分并不在于事物的本性，而是复杂历史过程的产物。在关键方面，当前软件与服务的趋同恰恰逆转了一种历史发展：“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命题，所描述的正是计算机产业直至 1970 年代的典型状况。因此，所谓软件的衰落，必须放在“软件”作为技术人工物、经济商品和社会装置（dispositive）的兴起与转变的背景下加以评估。在目睹其消失之际，一个问题随之而来：软件最初是如何产生的？

## 系统与程序

在计算领域，“软件”（software）一词首次见诸印刷品，一般归于统计学教授约翰·W. 图基（John W. Tukey）1958 年的用法（Shapiro 2000）。这个词可能更早就已在口头和工作文件中被创造出来，或许出自 1950 年代的保罗·尼奎特（Paul Niquette）（Niquette 2006），甚或早在 1940 年代末出自兰德公司（RAND）数学家梅里尔·弗勒德（Merrill Flood）（Cerruzi 2003, 365, 372）[^f02-t1]。然而，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软件”一词直到 1960 年代初才得到较广泛的使用，指“某一特定计算机运行所需的系统程序的总体，包括编译器和库例程，通常由制造商提供，与用户为特定任务提供的程序材料相对”（OED）。

> [图 1 略：原图为第三方版权材料。图注：“罐装软件”（Tin Canned Software）（Cybermatics 1971）。]

正如这一描述已经暗示的，历史上的软件概念在若干方面与我们今天的理解截然不同（参见 Haigh 2012[^f02-t2]）。在较狭窄的意义上，这一概念涵盖系统软件，如操作系统、汇编系统、编程工具和编译器。在较宽泛的意义上，软件被认为包括穿孔卡片和磁带之类的媒介，也包括书面文档，乃至系统分析或培训等人类活动。由于软件一方面与计算机硬件紧密相连，另一方面又与各种服务紧密相连，它并不涵盖我们今天视为其本质的东西，即应用程序。区分历史理解与当下理解的第二个方面在于：软件起初并不是商业产品。操作系统（OS）、实用程序和编程工具由硬件制造商免费提供，被视为企业连同硬件设备一起购买或租用的一般服务的一部分。另一方面，用于工资核算、文件系统或会计等具体业务任务的程序则是高度定制的，通常由企业的数据处理人员在内部编写。

长期以来，软件只代表“硬件之犬的尾巴”（Bender 1968, 243）。相应地，自 1960 年代中期兴起的软件产业处于边缘地位，提供的是编程服务而非标准化产品。即便程序以“罐装”解决方案的形式出售（图 1），所提出的交易也包括硬件基础设施、培训和定制。将个别企业开发的程序收购过来，再以许可方式作为套装应用出售给同行业其他客户的最初尝试，直到 1960 年代末才出现，而且收效甚微（Brown 2002；Head 2002）。即便提供一份实用软件解决方案的目录，也未能满足客户的需求或期待（Welke 2002）。为软件付费的想法——尤其是为那些甚至没有根据企业具体需求加以调整的标准化产品付费——似乎毫无道理。常被提及的 1960 年代“软件危机”表现为合格人员的短缺（Ensmenger 2010, 51ff.），而在新兴软件产业中，结构化产品设计和编码劳动的泰勒化（Taylorization）问题直到 1970 年代才变得重要。事实上，“软件工程”（software engineering）一词在“系统软件的专业开发、生产和管理”（OED）意义上，最早使用于 1968 年（Mahoney 2004）。

## 分时

1950 年代和 1960 年代计算产业所特有的偏向服务的倾向，很大程度上源于高昂的硬件成本。大型主机和小型计算机是昂贵的基础设施，以一种“计算机公用事业修辞”（computer utility rhetoric）的方式提供给客户。正如电力消费者并不自建发电厂一样，“对组织而言，从服务提供商处购买信息处理，会比自己拥有一台大型主机更便宜、更可靠”（Campbell-Kelly and Garcia-Swartz 2007, 752）。支撑这一服务模式的技术被称为分时（time sharing）。分时概念形成于 1950 年代末，其主要动机是通过避免空闲时间来高效利用昂贵的大型主机。分时指的是通过终端连接到一台中央计算机的多个用户（看似）同时进行的访问，在技术上以向并发用户进程灵活分配 CPU 时间为基础。第一个实验性实现——兼容分时系统（Compatible Time Sharing System，CTSS）——于 1961 年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台 IBM 709 计算机上部署，随后于 1963 年推出了运行于 IBM 7094 上的 CTSS II，可供 30 名远程用户访问（Auerbach 1973, 65）。此后数年，IBM、博尔特-贝拉尼克-纽曼公司（Bolt, Beranek, and Newman），以及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与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合作，又为各种平台开发了更多的分时系统。

分时技术在大学和研究中心发展起来，很容易就转化为一种商业模式。第一家商业提供商亚当斯联合公司（Adams Associates）于 1963 年出现，IBM 则于 1964 年跟进（Auerbach 1973, 65）。即使同年 IBM 推出了 System/360，计算硬件依然昂贵，安装也耗时耗资，因此只有较大的行政机构和企业才负担得起租用乃至购买相应设备并维持所需人员。许多较小的公司将其数据处理活动外包，求助于分时提供商的服务。这些提供商通过公共或专用数据线路提供对计算基础设施的远程访问，包括硬件、编程环境（例如 COBOL、FORTRAN 和 BASIC）、软件包、文件存储和打印服务。客户通常租用所需的终端设备，并按 CPU 时间、连接时间和存储量等参数付费。

## 拆分

专门的软件产业从以往的硬件与服务经济中独立出来，经历了两个主要步骤。第一步是 1970 年代以来企业软件部门的兴起，伴随着一系列技术、经济和社会创新，包括：产品的标准化，新的商业与营销模式，客户心态的变化，程序员的职业化，软件工程及相应方法（如结构化编程和以软件库形式系统地重用代码）的兴起，高级计算机语言解释器和编译器的开发，以及 IBM S/360 系列等价格可承受且相互兼容的硬件系统的推出（参见 Johnson 2002；Goetz 2002a, 2002b）。

将软件发明为一种独立的经济商品和产品需要付出多大的努力，促使 IBM 放弃将程序与硬件和服务捆绑销售这一做法的一系列事件提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例证。1969 年 1 月 17 日，美国司法部对 IBM 提起诉讼，指控该公司垄断通用计算机市场；服务、软件与机器的捆绑被视为反竞争且违法。反垄断司花了六年时间，才于 1975 年将此案提交审判；又过了六年，此案最终于 1982 年被撤销，当时被认为“缺乏依据”（参见 Johnson 1982；Kirchner 1982）。然而，在筹备这场史上历时最长、耗资最巨的反垄断审判之一的过程中，各方提交了约 300 亿页的文书。审判期间，

> 共录取了约 2,500 份证词，IBM 汇编了 6,600 万页证据，并存放在专门的仓库中。在诉讼的高峰期，有 200 多名 IBM 律师投入此案，公司每年在他们身上花费数千万美元。[……] 双方传唤了 974 名证人 [……]，产生了 104,400 页的证词记录。（Anthes 1989, 65）

在此案审理期间，IBM 发布了内部指令，禁止将程序描述为产品：

> 我们应当认识到，在广告或演示中脱离机器来讨论[应用]程序，与我们的基本立场不相符，即硬件与包括程序在内的软件是一个不可分割的产品[……]。（引自 Arnst 1977, 4）

另一方面，IBM 对司法部提出的法律问题反应非常迅速。早在 1966 年，在推出 S/360 系列的背景下，一个“拆分（unbundling）特别工作组”就已经成立（参见 Grad 2002；Humphrey 2002）；1969 年 6 月 23 日，IBM 宣布决定对硬件、软件和服务分别定价。这一天被视为软件产业的诞生日，或“软件公司的独立日”（Gibson 1989, 6）；不过回头来看，IBM 的这一决定更可能不是新兴商业部门的原因，而是其症候或结果。无论如何，拆分事件生动地展示了软件独立所引发的种种复杂性。

## 大众市场与定价模式

在 1960 和 1970 年代企业部门的种种纷争之后，迈向软件作为产品的第二个主要步骤，与 1980 年代以来个人计算机（PC）日益增长的影响相关，后者开辟了消费软件的大众市场（参见 Campbell-Kelly 2001）。PC 充当了套装软件应用的宿主，这些应用以收缩膜包装的盒子形式提供给客户；而这种软件反过来又在计算机硬件的驯化（domestication）——即硬件融入办公室和私人家庭环境——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此同时，OSI 参考模型所表述的分层架构和协议栈概念使得为计算机互联建立基本标准成为可能，从而开启了企业计算的终端-主机逻辑向内联网和互联网的客户端-服务器逻辑的转变。联网计算与万维网为客户端和服务器操作系统（Novell Netware、Microsoft NT）、网页浏览器（Netscape、Microsoft）、网页出版软件（Macromedia、Adobe）和杀毒软件（Symantec）开辟了新的软件市场。

互联网业务很快就模糊了服务、企业软件和消费软件这几个经济部门之间的区分，其顺序恰与它们的历史出现顺序相反：微软等大众市场厂商进入了企业软件业务，后来消费软件厂商和企业软件厂商又都转向了服务（参见 Campbell-Kelly and Garcia-Swartz 2007, 736f.）。互联网还促成了程序协作开发的新形式，由此催生了开源（Open Source）运动。开源软件和“自由”软件——尤其是 Linux——的影响，连同其他趋势，如移动媒介和小型设备的兴起、2000 年前后互联网经济的崩溃，以及硬件和专有软件日益商品化，导致了 1980 年代确立的软件产品范式的衰落，并催生了新的价值创造策略。在此背景下，一个有趣的发展是设备模式（appliances model），它回到了将专有软件与硬件捆绑为盒装产品的思路（Hein 2007）。这一意义上的设备既包括游戏主机、mp3 播放器、导航设备和各类个人小型设备等消费产品，也包括路由器或专用于电子邮件和防火墙服务的设备等企业设备。另一种策略则为非软件产品搭建营销平台，如音乐下载或电子书、多媒体内容的流媒体传输、社交和商业服务的推广，或将“免费”软件与广告捆绑。

这些变化表明，计算机产业总体上从垂直整合转向水平整合，并转向下游收入和服务。剩下的软件厂商因此被推向新的定价模式：

> 传统的产品销售和许可费用已经下降，产品公司的收入已转向服务，例如年度维护费，用户凭此可获得补丁、小幅升级，通常还有技术支持。（Cusumano 2008, 20）

除维护费外，传统的一次性预付许可费已被订阅或按使用付费模式所取代，这些模式确保了稳定的收入流，即便在经济衰退期间亦然。这类定价模式对产品的规划、版本管理和维护产生了深远影响（Olsen 2006）。特别是，由于新软件版本和升级的开发主要出于营销需求，即“制造出一种新产品的错觉，以证明反复转售本质上同一种商品是合理的”（268），订阅模式消除了发布周期所带来的断裂效应。另一方面，软件订阅往往造成客户锁定（lock-in），这对小企业和自由职业者尤其成问题（关于 Adobe 当前所采取政策的例子，参见 Leistert 2013）。

## 云的架构

与以“服务”之名推广订阅截然不同的，是以网络服务（web services）的形式提供软件应用功能的设想：厂商不再交付一份软件副本供客户在其场所安装运行，而是将软件托管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并通过互联网提供访问。这种商业模式高度依赖网络和服务器性能等技术因素，因而引出了较新的云计算范式。根据美国商务部国家标准与技术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s and Technology，NIST）给出的定义，云计算包括三个层次的服务（Mell and Grance 2011）：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指提供计算资源（处理、存储、网络），这些资源可以像本地硬件一样被配置，供客户用来“运行任意软件，其中可包括操作系统和应用程序”（3）。底层的虚拟机器又运行在一个资源池化的分布式云基础设施之上。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模式指虚拟开发环境，其中已包括操作系统，以及“由提供商支持的编程语言、库、服务和工具”（2f.）。最后，SaaS 代表了云计算的最高集成层次。在此，客户使用服务的功能，而无需在操作系统、开发环境或应用软件层面管理任何基础设施（参见 Gajbhiye and Shrivastva 2014；Crago and Walters 2015）。

在技术上，SaaS 的实现遵循面向服务的架构的框架（Laplante, Zhang and Voas 2008）。SOA 将面向对象编程的逻辑扩展到商业服务上，从算法和控制结构转向以特定属性、功能和接口来定义的软件组件；这些组件应在分布式软件系统的语境中无需中央控制而相互作用。例如，一家网店可能会调用由不同厂商提供的多项服务，包括数据库管理、支付服务和物流服务，而每一项服务又会调用若干下级服务，如网页表单处理、推荐系统或追踪选项。这些组件仅是松散耦合的，也就是说，在单个流程中，服务按需被调用，其发现、选择和绑定以不可预测的方式“即时”（on the fly）完成（参见 Turner, Budgen, and Brereton 2003；Gold et al. 2004）。这一语境中的活动不再被构想为传统意义上的编程；核心的过程隐喻转而指向音乐和舞蹈领域的审美实践——“作曲/组合”（composition）、“编舞”（choreography）和“编排/配器”（orchestration）。

在经济上，SOA 和 SaaS 与业务流程管理融合得天衣无缝。服务的组合由特定的软件工具完成，如业务流程建模语言（Business Process Modeling Language，BPML）——一种基于 XML 的标准，旨在为经济工作流与计算工作流之间提供高效的转译。BPML 后来被网络服务业务流程执行语言（Business Process Execution Language for Web Services，WS-BPEL）所取代，后者主要由 IBM 和微软开发，并由 OASIS 联盟（结构化信息标准促进组织，Organiz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Structured Information Standards）提升为行业标准（参见 Turner, Budgen, and Brereton 2003；Candan et al. 2009）。在此语境中，软件不仅不再是一种产品，也不再是用于完成特定业务任务的工具：相反，两个领域似乎在实现古老的控制论之梦的过程中趋于融合，即业务本身成为纯粹编程（亦即音乐和舞蹈）的事务。

## 隐藏的环境

上文的历史概述或许能从几个方面帮助我们理解当前的服务导向。首先，显而易见的是，硬件、软件与服务之间的边界以及三个领域之间的关系是流动的，在概念、技术和经济层面上处于持续的历史变化之中。其次，硬件和服务分别符合经典的经济商品定义，代表着相当稳定的概念，而软件的地位则一向成问题。由于软件的价值取决于配置、定制、维护和培训，它始终与服务紧密耦合。收缩膜包装盒的独立似乎只代表一个过渡阶段；即便在消费市场，复杂而昂贵的应用程序如今也正在被廉价的应用所取代，而这些应用在许多情况下充当的是远程服务的界面。第三，从经济角度看，产品与服务之间并无泾渭分明的区分，二者毋宁说是一个连续统的两端。不同的商业模式可能依赖不同的策略，将产品“服务化”（servitize）或将服务“产品化”（productize）（Cusumano 2008, 26）。综合来看，支配硬件、软件与服务之间关系的，在微观和宏观经济层面上似乎都并非简单的线性趋势，而是循环的或其他形式的动态（参见 Cusumano 2003, 2008；Suarez, Cusumano, and Kahl 2013）。因此，当下软件和计算机基础设施作为服务的繁荣，可以被视为 1950 和 1960 年代硬件与服务计算经济之本质方面的复兴。

毕竟，没有软件。基特勒这一思辨而夸张的格言，提出于套装比特盒子的全盛时期，显然受到了使用运行微软操作系统的个人计算机的亲身经验的启发。但它的意涵更为普遍，指向一种不可避免的策略性迷惑，它使铭刻在硬件中的政治与权力关系变得不可见。今天，硬件和软件从“用户体验”的焦点中退隐，被认为应当成为环境的一部分——“云”作为一种包罗一切的大气隐喻，或城市、家庭、衣物乃至人体之类较小的领域。在马克·维瑟（Mark Weiser）提出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的议程之前，晚年的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就以汽车为例强调了媒介的环境逻辑。麦克卢汉认为，媒介不是车辆，而是基础设施，他进一步将其描述为“隐藏的服务环境”（hidden environment of services）（McLuhan 2005, 242）。因此，“服务”概念从一开始就将经济与一种媒介生态联系在一起——不过，这是一种控制论类型的受管理的生态，它被调校为趋向操作闭合与黑箱化。特别是，如果说软件承诺以算法的方式灵活控制硬件，那么服务则代表了以功能的方式灵活控制算法的可能性。软件封装了硬件，服务则同时封装了硬件与软件。在服务时代，硬件和软件都运行在保护模式（protected mode）之下。

## 编码服务

那么，基础设施真实的政治与生态条件是什么？云的物质与能量资源是什么，它们如何被管理、在何处、由谁管理？软件产业中的劳动条件如何因服务范式而发生转变？作为一个恰当的例子，我们可以考察极限编程（Extreme Programming，XP）或敏捷编程（Agile Programming，AP）之类的方法（Beck 1999；Beck et al. 2001），它们在历史上和系统上都与 SOA 和云计算相关联（Guha and Al-Dabass 2010；Baliyan and Kumar 2014）。为了满足对不断变化的需求做出高度响应的要求，传统的开发与生产周期被放弃，转而追求工作流的全面加速。“敏捷”范式背离了结构化编程和软件生产的工厂模式的核心原则，认为周密的规划和详尽的文档是有害的。《敏捷宣言》（“Agile Manifesto”）及相关评论（Beck et al. 2001）读来是工作方法与道德价值的一种奇特结合，产生了一种以效率、生产力和客户满意度为导向的工作伦理。尽管它强调“个体性”“自由”和“尊重”等范畴，但许多被推荐的原则和方法实际上令人想起杰拉尔德·温伯格（Gerald Weinberg）在 1960 年代末提出的“无我编程”（egoless programming）理论（Weinberg 1971, 47ff.；参见 Ensmenger 2010, 212–217）。

例如，在较小的项目中，所有团队成员应在同一房间内，保持持续沟通，并实行自我监控和相互纠正，XP 中的结对编程尤其鼓励这一点。任务和角色被灵活分配，并且应当轮换；团队成员与客户直接接触，以便对客户的反馈立即作出反应。程序员得到奖励，不是因为个人技能和能力，而是因为个人投入。工作由作为集体主体的团队完成。层级尽可能扁平，应避免中央控制。因此，在许多方面，敏捷及相关方案相当于编码技术与自我技术（technologies of the self）的趋同（参见 Neubert 2016）。显然，编舞、面向对象编程、整齐的周期、即时绑定和灵活工作流等经济理念，又在编程实践的层面上重新出现。如同服务基础设施的其他部分一样，人类程序员属于一个资源池，可被随意调配并按需响应。在敏捷方法中，云变得自我指涉。人力资本管理（Human Capital Management，HCM）成为最有利可图的服务之一，并非巧合。如果说结构化编程与软件工程的泰勒化相关联（Mahoney 2004），那么“敏捷”编程及相关方法则代表着朝向新自由主义的、或许甚至是后自由主义的编码主体之方法又迈进了一步。

毕竟，软件肯定是大量存在的。因此，我们或许必须调整基特勒的启发式命题：没有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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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2-t1]: 译注：原文作“Cerruzi 2003”，参考文献中对应条目为 Ceruzzi, Paul E. 2003，当为拼写之误。
[^f02-t2]: 译注：原文作“Haigh 2012”，参考文献中仅有 Haigh, Thomas. 2002 一条，疑为年份之误。


# 软件的耐久性

*The Durability of Software* — Seth Erickson and Christopher M. Kelty（塞思·埃里克森、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

> 软件既非物质的，亦非非物质的，而是耐久的、被固着的、被搭建支架的。本文提出，应当透过服务与软件所呈现的多种多样的耐久性与时间性形式来理解它们。我们借用演化与发育的概念，但以批判的眼光关注对价值（诸价值）的诊断以及持续维护的必要性。我们考察了多种不同案例：基础设施软件、军事软件、操作系统与文件系统。

> 我们本周的目标，是把"糊状件"（mushyware）转化为固件（firmware），把我们的产品从果冻变成晶体。
> （艾伦·J. 珀利斯［Alan J. Perlis］，见 NATO, 138）

## 一条软件腔棘鱼

2014 年 4 月，一期《60 分钟》（*60 Minutes*）节目短暂地引起轰动：它披露美国处于战备状态的核武库仍在使用"古董级"的软件和硬件，例如软盘、缩微胶片和射线照相数据，以及编写于 1970 年代的软件。互联网上的人们纷纷嘲笑这些无可救药的过时技术；当约翰·奥利弗（John Oliver）在《上周今夜秀》（*Last Week Tonight*）中向现场观众展示一名导弹操作员手持 8 英寸软盘的图片时，观众席中传来清晰可闻的惊呼。奥利弗的评论是："我的天！这些东西看起来连跑《俄勒冈之旅》（*Oregon Trail*）都勉强，更别说毁灭地球的武器了。"

许多习惯了持续更新、快速发布周期、Beta 测试和自动升级的人觉得这则报道令人震惊——而且是发自本能的震惊，因为它涉及的是地球上最致命的武器。正如《Vice》的一篇文章引用杰克·温斯坦少将（Major General Jack Weinstein）的话所说，"一线希望"在于"［去年分析该网络的］网络工程师发现，就其开发方式而言，这个系统极其安全、极其可靠"（Richmond 2014）。因此，这里的戏剧性张力来自某种未言明的东西（较新的技术总是比旧的遗留系统更安全、更好、更高效）与某种直觉性的东西（不把这些武器连上互联网是非常明智的）之间的冲突。

运行这些 1970 年代"民兵"（Minuteman）导弹发射控制系统的软件和硬件系统，是一种技术上的腔棘鱼（coelacanth）：一块活化石。它与外界隔绝，经过高度工程化，（但愿）受到严格维护，却从未被升级或改动。与之形成对照的，是我们可以视为当代软件之慈鲷（cichlids）的那些东西：每小时都在涌现的移动应用、游戏、网站、API 和服务，它们更新不断，灭绝速度也同样迅速。[^f03-1] 软件即服务（SaaS）、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 SOA）或云的兴起，似乎暗示着一种朝向某种超不稳定性的质变正在发生：不再有稳定的程序，只剩下跨越界面与设备的查询所构成的临时关系，使原本就是非物质的东西变得更加缥缈、更加如烟似雾。由此似乎可以推论，我们的经济和文化也正变得同样"云化"——不稳定、不确定、疏远、契约化。

这种表面上的转变——从软件到服务——提出了一个问题：二者有区别吗？区别何在，又如何最好地描述这种区别？一方面，人们可以断言二者根本没有区别，因为服务的概念从一开始就内建于软件之中。事实上，在"软件"这个词或这个对象出现之前，就已经存在编程服务了。[^f03-2] 软件必须经过拆分捆绑（unbundled）和产品化，才获得了我们通常归于 Microsoft Word 或 Adobe Creative Suite 之类事物的那种稳定性与单一性。无论是 1960 年代的计算机公用事业（computer utility），还是 1980 年代 Sun 公司宣称"网络就是计算机"时的瘦客户端与网络 PC（netPC），服务一直以来都是人们持续追求的目标。另一方面，今天的服务看起来又相当不同：重新配置的便捷、访问的开放、运作的标准化，以及对"数据中心即计算机"模式的依赖，似乎都把软件、数据库、档案，乃至整个公司，变成了信息、查询或控制的短暂通道。稳定的产品化软件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不稳定的契约安排——Adobe Creative Suite 变成了 Adobe Creative Cloud，Microsoft Word 变成了 Office 365——伴随着从所有权意识到服役（servitude）意识的转变。

然而，想要确定二者之间区别的这种欲望，落入了一个本体论陷阱——它要求二者的区别是关于属性与种类（以及权利）的抽象区别，而不是人类之间的时间性与使用上的区别。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时常受困于一种语文学幻想，即认为软件的运作条件被可编程性所辖域化（territorialized），而不是认为软件的可编程性被时间所恐吓（terrorized）。因此，软件与服务是一组相互纠缠的操作，最好从绵延（duration）与时间性的视角，特别是从演化框架的视角来看待，而不是从代码、通道、电路、网络，或其他那些偏重空间性、或偏重依赖空间性来理解对象的智识抽象的视角来看待。

于是，在"民兵"导弹软件这条腔棘鱼与 Apple App Store 中的慈鲷之间，存在着一整个谱系的软件，它们处于不同的时间性之中，具有不同程度的耐久性。演化的进路在此是合理的，但不仅仅是为了描述这种多样化，而是为了批判性地分析价值与诸价值——最核心的是新颖性，但也包括安全保障（security）、安全（safety）、自由、健康或风险——在何处以及如何构造着这些时间性。"演化并不是随便什么变化与停滞，而是变化与停滞的*特定模式*，即倾向于*保存祖先*的模式"（Wimsatt and Griesemer 2007, 283，强调为引者所加）。

转向演化观念的绝不止我们——创造软件的人和研究软件的人都常常这样做。例如，在软件工程领域内，软件演化的语言常常取代了修理和维护的语言。[^f03-3] 而所谓"人工生命"（artificial life）的研究者长期以来陷入一种幻想，认为程序既然会演化，就必定是活的（Helmreich 1998; Riskin 2007）。最近，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等人采用了一种宽泛的演化论语言——但他坚称只是作为隐喻——来解释媒介制作软件领域中随时间推移的变化（Manovich 2013）。

我们对演化理论的探索不是隐喻性的，而是批判性和分析性的，也就是说：如何以差异化的方式分析软件的种群，以便诊断在软件之中、透过软件发挥作用的价值、意识形态或文化技术。我们关注的焦点不是代码或程序，而是软件的种群——用工程师的话说，即软件的装机基础（installed base），这必然意味着一个由用户、设计者、维护者以及必须保持运转（即被变得耐久）的组织和物理设施所构成的生态。

软件的耐久性不是某个特定软件程序或服务的内在特征，也不是某种抽象可编程性或数学面向的特征，而是它被嵌入一个由意图与期待构成的社会、经济和文化场域之后所具有的特征——在那里，它以不同的方式生成。"民兵"导弹发射井保持稳定的原因，不同于 Linux 内核的"稳定性"（后者经常变化，而其名义正是为了维持一种能够容纳不可知范围的可能用途的稳定性）。像 Facebook Connect 这样的服务的生成，与《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提供的简单查询 API 大不相同。二者都是服务，都依赖于金钱以及在乎它们的人——但它们演化与停滞的动力学彼此迥异。

因此，演化不仅仅是一种关于变化或绵延的理论——它还关乎过去的某些方面如何在不同生态中被差异化地保存下来。软件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演化——它像生命一样不断地多样化。认识到变异、异质性以及过去在现在中的保存，可以发挥重要的分析与批判功能：辨识出那些令某些系统保持稳定、缓慢变化，同时又要求另一些系统似乎以"思想的速度"变化的价值、意识形态和文化技术。

软件不是非物质的——对任何研究它的人来说，这一点都很清楚。但软件也不是一种实体（substance）。软件被服务所取代——如果这种取代确实正在发生的话——与其被解释为一种本体论或物质上的转变，不如被解释为并发、依赖与耐久性关系上的转变——软件同样具有"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Latour 2013）。

在本文中，我们从发育-演化理论中借用两个概念来思考软件中变化与停滞的模式：生成性固着（generative entrenchment）与支架（scaffolding）。温萨特（Wimsatt）与格里斯默（Griesemer）使用这些术语，是为了论证对文化演化和生物演化的一种发育性理解，以反对严格以基因/模因为中心的（á la Dawkins，道金斯式的）理解或"双重遗传模型"（dual-inheritance model）（Richerson and Boyd 2005）。这一点恰如其分，因为一个具体事实是，软件总是与"开发"（development，亦即"发育"）一词相搭配——尽管我们应当小心地把"软件的发育生物学"与作为一种既定方法论的软件开发区分开来。我们在此主张，耐久性——或许甚至是周晓菁（Wendy Hui Kyong Chun）所说的"持久的短暂性"（enduring ephemerality）（Chun 2011, 167–173）——是稳健性（robustness）与生成性固着的结果，也就是说，当软件成为基础性的，或以其他方式被锁定于一个由用途和期待构成的网络之中时——其标志是维护（我们分析中的另一个关键术语）——并且受特定的文化和经济价值（诸价值）所驱动。正如软件专业人士常常认识到的，软件的维护并不完全等同于维护一座桥梁或一条高速公路：它无关磨损，也无关软件某些部分的失效。毋宁说，它关乎让软件与其他软件和系统中发生的变化及依赖关系保持同步（Ensmenger 2014）。

## 层、栈、固着、支架

在大多数工程教科书中，信息系统被分层为栈（stack）——通常是一个金字塔——物质的、物理的层位于底部，越往上越短暂缥缈。[^f03-4] 这样的层确实存在，但它们几乎从来不会如此清晰。事实上，修改一小段软件有时可能比修改它据称所层叠或堆栈于其上的硬件或基础设施更困难、更昂贵或更危险。生成性固着是发育性纠缠的真实特征，它恰恰凭借被纠缠的部件或功能的必要性而生成创新。[^f03-5] 这些纠缠如何形成，并非预先注定或机械的：这是有待历史研究的问题——研究一个项目的发展、软件的传播、指导它们（或未能指导它们）的标准、对系统中其他组件之未来的期待所形成的依赖，以及围绕特定软件系统以力线（lines of force）组织起来的诸价值。

支架作为一个概念，服务于相关的分析目的。在建筑中，支架是必需的，但在结构完工后最终会消失（尽管它常常为了维护而再次出现）。在发展心理学中，当人们提供边界，使他人能够在其中学习和发展技能时，支架就发生了。随着他们重复这些技能，边界就变得不那么必要了。在软件测试过程中，也发生着类似的事情：代表这些边界的工具（用例、测试套件、浏览器之类的不同软件环境，或常见的失效场景）被围绕着软件构建起来，以测试它如何回应——随着软件被修订和改进，这些测试系统被拆除并消失。随着软件趋于稳定、变得更加稳健，它便在其他软件系统和工具之间被生成性地固着下来。这一过程的某些方面，体现在软件工程中普遍被称为"自举"（bootstrapping）的过程之中：使用一个软件系统去设计或构建另一个补充或取代它的系统。同样，Beta 测试也可以被解释为把真实用户（或早期采用者）用作支架。

诉诸这些发育-演化概念，并不只是为了描述纯粹的动力学，无论复杂还是简单。毋宁说，通过辨识动力学与模式，我们可以展示价值与逻辑如何运作：某些被固着的软件得到维护，而另一些则没有；而维护意味着一组需要批判性阐释的价值（Jackson 2014; Orr 1996）。并非所有软件都因为具有经济价值而得到维护——例如"民兵 III"导弹系统，或运行电网的软件。不维护它们或许会产生经济影响，但它们得到维护主要是基于其他价值：安全保障、安全、健康、流动性、保密等。[^f03-6] 即便是"已归档"的软件也必须得到维护，并代表着特定的价值：保存、恢复、证据（Kirschenbaum 2008）。

## 超越新与旧

软件世界存在巨大的多样性，这不应令人意外。令人意外的是，除了旧的、过时的或废弃的与"前沿的"或新的这套语言之外，我们没有好的方法来为软件分类——或研究它。创新的语言偏重线性与渐进，而非多样性的扩散或不同时间性之间的互动。新颖性或创新之价值的至高地位，是一种特别现代主义的、西方的观念：不惜一切代价追求新颖！它还隐含着一个相似而又相反的错误：把旧事物同样看作线性和渐进的——被沉积、被归档、被遗忘、需要不断更新。事实上，演化的视角要求我们感知到新颖性无处不在，并以许多持续存在的不同形式出现：过去并未被取代，而是被保存下来，以差异化的方式回应着一个不断变化的生态（这个生态由其他同样既新又旧的事物所构成）。

因此，关键的批判或分析时刻不在于辨识新事物，而在于辨识一个独特的种群——一种策展式的操作——即围绕一组同类实例划定边界，使多样性与分化得以显现。几个例子或许可以为如何研究软件指出一条不同的道路。

首先：特定的操作系统（OS）种群可以说是我们软件生态中最被固着——也最具生成性——的方面。它们有多种形态，从面向消费者的 iOS 和 Android 移动操作系统（大约有 10 年历史）到源自 UNIX 的操作系统（大约有半个世纪历史）。此外还有各种在某些方面既旧又新的种群。OpenVMS 和 Alpha 操作系统最初是在 1970 年代为 DEC-VAX 计算机设计的，但至今仍以旧的、新的、更新的、仿真的和迁移的形式在使用；OpenVMS 运行着印度铁路（India Railways）的订票系统以及巴黎地铁（Paris Metro）自动化无人驾驶的 14 号线。[^f03-7]

同样，被固着的编程语言（COBOL 和 FORTRAN）处于"千年虫"（Y2K）恐慌的核心。尽管预言中的末日并未到来，它确实揭示了维护软件的问题——既包括其成本，也包括要使被固着的软件脱嵌所必需的那类价值（在此例中是对末日的恐惧）。军事系统、公共基础设施、工厂过程控制（SCADA）系统，都包含着各种形式的固着与依赖——其中一些以戏剧性的方式暴露出来（例如震网［Stuxnet］病毒的案例），另一些则只是通过维护或故障才缓慢地显露。

固着与支架也有助于理解软件程序员所使用的各种基础工具——从 gcc 之类的编译器到编程语言、库及其绑定（bindings）。后者——语言绑定——是生成性固着的一个好例子。操作系统中常用代码的库通常用特定语言编写，例如 C、C++ 或汇编语言，这往往是为了便于重用，有时也是为了让代码更高效（例如，用 C 实现的算法可以比用 Perl 实现的运行得快得多）。但由于这些库"固着"在操作系统之中，它们便"生成"了对绑定的需求：即访问某个库、有时为了在另一种编程语言中使用而重新编译该库的代码片段。旧技术为新技术"搭建支架"：程序员需要用另一种语言重写一个程序（无论是为了效率还是优雅，或是为了访问一个被固着的系统的某些部分）的故事，就是支架过程的日常证据。

事实上，到 2015 年，用于快速构建和部署软件的一系列新编程语言和框架，已经织就了庞大而脆弱的固着与相互依赖之网。Drupal 和 Ruby on Rails 之类的 Web 编程框架正在快速演化——底层的编程语言（如 Ruby 和 php）相对较新，框架本身也随着开发者完善其 Web 开发方法而不断演化，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用于扩展这些框架的各个模块和插件导致了一种"依赖地狱"（dependency hell）。一位评论者（Hartig 2014）在反思软件中的这种历史差异时说："编译一个 20 多年前的 C 程序，实际上比让一个去年的 Rails 应用跑起来要容易得多。"这清楚地表明，正如演化理论所预言的，创新是大量的，但未必是有利的。

有些种类的软件并没有被生成性地固着，即便它们在时间中持续存在或保持耐久。"民兵"导弹基地就是一个例子——没有任何其他软件或硬件依赖于为控制那些导弹发射设施而创建的软件，但它仍作为一个封闭系统被耐久地维护着。

另一些软件之所以得到维护，是因为它在技术上和文化上都被固着了。以使文件这一抽象成为可能的整套软件系统为例：文件系统、内存分配、属性与权限，以及目录层级。正如一份微软技术报告（Harper et al. 2011）的作者所指出的，文件作为一种带有相关属性（例如所有权、权限）和规范操作（复制、编辑、删除）的数据单位，这一概念已被证明极为稳健，在过去四十年里几乎没有变化。大多数操作系统都是围绕文件构建的，文件管理着内存的分配和对数据的访问；管道和文件是 UNIX 设计的核心，UNIX 把一切都当作文件，包括打印机之类的外部设备（通过设备文件访问）。人类也是围绕文件构建的：我们期待文件以特定方式运作，期待它们稳定、可查找、可拥有、可共享。

尽管文件似乎是一个本质性的概念，它却受到面向服务的计算或云计算的挑战——在那里，一种新的"社交"数据与文件相关联，文件同时存在于多个设备上。在这种情况下，被固着的与其说是某段特定的软件代码，不如说是一种本质性的"抽象"（以及一组隐含的可互操作组件），它既固着在硬件中，也固着在用户的期待中。它之所以是生成性的，是因为文件无法简单地被整体（in toto）替换，而必须在特定价值的指引下被"逐片"（piecewise）重新设计。

布兰谢特（Blanchette）关于谷歌文件系统（Google File System）的例子（2011）表明，即便文件已不复从前，我们仍然需要这种抽象，作为让文件在一组虚拟化服务器上显得可操作且稳定的方式（从而保存它，并进一步固着它）。工程师们或许会同意存在"更好的"做事方式，但文件无法如此轻易地从人类意识和机器意识中脱嵌出来。

但是：它正在改变。支架可以帮助我们看到它如何改变。iOS 和 Android 操作系统都向用户"隐藏"了文件。文件尚未消失——操作系统仍然依赖它们——但它们被嵌入应用之中，而应用已迅速成为大多数设备上与软件交互的主要方式（Apple 2014）。在手机或 iPad 上"打开一个文件"非常困难，因为系统被设计为把文件及关于文件的元数据隐藏在应用内部——如今，应用被设定为人类所面对的主要抽象。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应用并不要求用户打开或关闭重要文件，它们通过把东西放进应用之中（以及"放进云端"）来解决"我的东西在哪儿？"的问题。这就形成了一种支架，借此用户可以从"应用打开文件"的理解转向"应用拥有与用户、账户和设备绑定的数据与资源"的理解。有些种群比另一些变化得更快。

然而，这一转变并不只是一个演化事实。毋宁说，通过理解文件与应用的生成性固着和支架，我们能够以更具批判性的眼光审视那些否则只会被称为技术或工程问题的东西。除其他方面外，文件抽象支撑着一种特定的财产权模式，在这种模式中，数字对象实际上是围绕稳定的财产所有权来设计的：文件必须有所有者和权限。相比之下，应用是围绕另一种权利与法律场域来设计的：合同与服务条款——具体而言是不可协商的合同，其中应用提供者享有的权利远多于应用用户。

这就是处于从软件到服务之转变核心的"文化技术"（cultural technique）：20 世纪的知识产权法是为固定于"有形媒介"之中的无形财产，以及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时代媒介得以如此固定的无数方式而设计的（Kittler 2006）。相比之下，合同法所关乎的不是无形之物与有形之物之间的关系，而是一种信任关系的固定期限，以及一种以责任与义务来构造未来的方式。这不是非此即彼的情形，但随着越来越多的用户订立合同而非购买财产，软件本身也在发生变化，以支持这种文化实践。

## 结句：遗留

"遗留"（legacy）一词在信息技术史上有着精确的含义。遗留系统是每个 IT 经理的梦魇；它们是锁定（lock-in）的原因，是专有软件之恶的象征；它们是千年虫的根源、网络安全的祸害，它们代表着企业资本主义之恶，代表着自由软件和开源（Open Source）经常与之交战的那种支配。

但如果演化是"保存祖先的变化与停滞的特定模式"，那么遗留就无路可逃。不过，并非所有遗留都同样重大，正如并非所有遗产都同样丰厚。如果我们想要声称像 SaaS 这样的创新确实代表着与过去的某种断裂，那么我们最好更深入地理解祖先在软件系统中曾经以及正在如何被保存。恰恰相反——某些服务将会被固着下来；今天看似灵活的解决方案栈（solution stack），就是明天的遗留系统。更重要的是，不存在单一的遗留，而只存在一种差异的模式：一种相对于环境的多样化。如果我们想要分析这些差异所造成的差异，就必须不再把软件当作实体——无论是物质实体还是思想实体：程序、代码、算法。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 Network Theory）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简单的观点：我们既不生活在一个以人类为基础的世界中，也不生活在一个仅由机器的自动性所运行的世界中，而是生活在一个由关系与模式构成的世界中。软件所造成的差异，取决于它如何被嵌入我们诸联结（associations）之间的关系——但它并非在任何地方都以同样的方式被嵌入。软件的效果——它所造成的差异——取决于在任一给定案例中起作用的"保存祖先的变化与停滞的模式"。

以支架和生成性固着来思考，或许可以成为一剂解药，对抗在大众思想和学术思想中都极为常见的那种无休止的反人文主义目的论。这种目的论——一种新斯宾塞主义（neo-Spencerianism）——受到各种权威评论和批评的驱动，它们要求软件（以及广义上的技术）服从一条不断复杂化、不断加速进步的法则，其终点要么是某种想象中的全能资本主义的统治，要么是某种幻想中的自主人工智能所带来的解放-毁灭。[^f03-8] 这种"持续加速变化的叠句"（Refrain of Constantly Accelerating Change）包含一定的真理——软件确实促成了新的模式、新的耐久性——但它忽视了世界中多样性的存在，以及多样性保存祖先的方式。把软件演化视为一个在制度上和文化上都具有异质性的对象，或许能让我们批判性地诊断其真实效果，而不是急于奔向下一个新事物，宣告它突如其来的统治地位以及其余一切的无关紧要。

*我们感谢 Part.Public.Part.Lab 的成员们富有价值的交谈与反馈，感谢伊里娜·卡尔德拉克（Irina Kaldrack）和马丁娜·莱克（Martina Leeker）的犀利评论，并感谢吕讷堡大学（Leuphana University）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邀请我们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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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3-1]: 慈鲷是一类常见且快速分化的鱼类，包含 2000 至 3000 个物种，其中包括神仙鱼（Angelfish）和罗非鱼（Tilapia）等，在形态和行为上呈现出惊人的多样性。

[^f03-2]: 关于软件服务，参见 Campbell-Kelly and Garcia-Swartz (2011)、Campbell-Kelly (2009)。Chun (2011) 也提出了这一观点。

[^f03-3]: 例如《软件维护期刊》（*Journal of Software Maintenance*），该刊以此名称出版至 2001 年，随后更名为《软件维护与演化期刊》（*Journal of Software Maintenance and Evolution*），直至 2012 年与《软件过程与改进》（*Software Process and Improvement*）合并，成为《软件期刊：过程与演化》（*The Journal of Software: Process and Evolution*）。软件工程中对"演化"一词的口语化用法不胜枚举，但也存在更为精确地刻画软件演化的尝试，它们主要是对程序的内部演化或个体发育（ontogeny）的分析（得益于版本控制系统技术），例如 Mens and Demeyer (2008)。在软件程序员中还普遍存在一种系统发育（phylogenetic）的执念，体现在大量记录不同软件之谱系的树状图中，例如 Lévénez 的 Unix 图表（2015）。

[^f03-4]: 在软件史上，"栈"（stack）一词有多种含义。有时它指编程语言中的一种抽象数据类型（向内存栈中添加某物）；有时它指不同技术特性的分层，如协议栈；而一种较新的、更口语化的用法（例如"解决方案栈"）则包括构成某个特定 Web 框架的一系列工具——编程语言、包管理器、数据库、库——这种框架用于在不同情境中快速构建和部署应用。它们的共同之处在于，都试图捕捉软件如何总是在进程中被堆栈、分层或相互连接。没有哪个软件是一座孤岛，诸如此类。

[^f03-5]: Blanchette (2011) 讨论了模块化对跨层创新之影响的例子。

[^f03-6]: 事实上，存在一个相当稳健的经济生态位，专门维护"过时"的软件，例如 The Logical Company (2015)，该公司重新制造 DEC 公司 1970 年代 PDP 计算机的"硬件、软件和诊断兼容"版本，赋予那些软件一种新的时间性与耐久性。

[^f03-7]: 参见 Hewlett-Packard Invent (2002) 以及 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5)。

[^f03-8]: 例如，参见伊恩·博戈斯特（Ian Bogost）就此主题发表的评论文章《计算的大教堂》（"The Cathedral of Computation"）(2015)。


# 从收缩膜包装到服务：通用机器与普遍交换

*From Shrink Wrap to Services: The Universal Machine and Universal Exchange* —— 安德鲁·利森（Andrew Lison）

数字媒介内部从软件向服务的转变，代表着一种超越多媒体的普遍性层级——多媒体是数字在其二进制等价体系之内对既有媒介形式的关联——并进而深入到对社会关系本身的关联之中。在这个意义上，它既映照又补充了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后者同样试图通过货币形式使商品与关系变得等价（而非平等）。本章追溯这一转变，考察面向终端用户的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的发展与优步（Uber）、TaskRabbit 等移动应用所促成的服务经济之间的关联，进而论证：在这一语境中，“服务”应被理解为通用媒介从日益普遍化的交换过程中对价值的榨取。

> 信息是协议式控制（protocological control）之组织逻辑中的关键商品。
> （Galloway and Thacker 2007, 57）

数字是一种总体化的力量。它作为媒介的发展史——这同样也是它作为概念的发展史——乃是将既有的方法、媒介，最终乃至关系，逐步纳入根本上二进制的（再）生产与传输逻辑之中的历史。因此，当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断言“没有软件”（There is no Software）时，他意在凸显图灵（Turing）通用机器（universal machine）的能力（以及最终的局限）——这种纳入的潜能正寓于其中——而非任何单个程序，后者只能代表这种潜能的某一特定实例（Kittler 1995）。资本同样实现了一种类似的总体化：它通过一种普遍交换（universal exchange）的逻辑，使人类关系与人类所生产的商品一样变得可以理解；这种逻辑同时且悖论性地既意味着平等（一切社会交易都可以被等价化，因为它们都可以通过转换为货币形式来完成），又意味着不平等（交易的一方——资本家一方——终究比另一方积累更多的价值）。如果说软件是特定的过程与媒介借以成为通用机器之可互换方面的机制，那么全球化便是个别的地区、人民与劳动实践被纳入资本主义政治经济之世界体系的过程。因此，尽管已有重要的研究考察了全球化的资本主义趋势与地区特殊性之间的遭遇（例如 Tsing 2005），将资本主义作为一种总体化力量来分析，对于充分说明其权力与驱力而言仍然至关重要。

由此便产生了数字与全球资本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late capitalism，马克思主义思想家常如此称呼它，例如 Mandel 1978, Jameson 1991）之间关系的问题。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一个基本信条是：与我上文的描述相反，普遍交换的作用在于遮蔽人类关系，而不是——或者更确切地说，在遮蔽人类关系的同时，既取代又附加于——将其转化为一个等价体系。由此便有了《资本论》（*Capital*）开篇所阐述的对商品形式的批判，进而也有了此后诸多尝试：在一个真正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到来之前，暂时地、预先地揭开“社会生活过程……的面纱”（Marx 1976, 173），其途径是去神秘化的分析，以及随后的先锋派“陌生化”（Verfremdung）——正如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所论证的，后者恰恰是图形化数字界面通过完全吸纳而最终使之失去锋芒的那种技术（Manovich 2001, 306–307）。然而，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初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兴起，尤其是伴随其出现的多媒体软件，将软件置于一个悖论性的交汇点上：它使之失去锋芒的那种批判，反倒被这一批判原本所针对的形式活得更久。这一形式与其说是资本主义本身，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特有的商品化表现形态；后者在盒装软件（shrink-wrapped software，即收缩膜包装软件）产品中达到顶峰，并由此也比东欧那些真正存在的“共产主义”社会活得更久——尽管只是勉强如此。

说商品随着盒装软件产品的出现而达到顶峰，并不是说盒装软件在某种意义上代表了理想的、柏拉图式的商品。毋宁说，这是在断言：盒装软件标志着一种根本上以商品形式为前提的政治经济的最后时刻，也就是说，在这种政治经济中，几乎所有社会经济关系——甚至包括那些主要通过与媒介无关的“信息”产品来实现的关系——都被物质商品的流通所掩盖。将现代媒介本质上视为技术可复制性之函数的观点，至少自瓦尔特·本雅明（Walter Benjamin）的分析（Benjamin 1968）以来——如果不是自活字印刷术出现以来——便已流行；但是，在盒装多媒体软件中，一种投入了固定数量劳动的商品与另一种先期投入大量劳动、随后摊销到大量相对廉价的副本上的商品之间的二律背反，被拉伸到了断裂点。[^f04-1] 这些矛盾的根源在于这样一个问题：消费者购买的究竟是一件可随意处置的物品（包括复制其中可能包含的任何内容），还是对该物品所含内容的许可（license），并因而随后要受到种种限制。[^f04-2] 许可问题之所以变得至关重要，恰恰是在这样一个时刻：媒介不再局限于工业生产过程将其封存于其中的物品，而是变得可以毫不费力地复制，也就是说，变得可被盗版（Kittler 1995）。这本已是 20 世纪 80 年代英国唱片业协会（British Phonographic Industry，BPI）“家庭录音正在扼杀音乐”（Home Taping is Killing Music）等宣传运动的教训；而在数字多媒体的情形中，所谓的智识商品变得可以复制，甚至不会产生模拟复制所导致的质量损耗。因此，BPI 的宣传运动之后不久，20 世纪 80 年代末的流行音乐中便出现了一连串借助数字技术实现的“采样迷幻”（sampladelia），唱片业内部也重新关注起版权法（例如参见 Clover 2009, 25–50）。

盒装软件之所以代表商品形式的顶峰，是因为如果不刻意加上“复制保护”，它便是第一种可以被终端用户大规模地精确而又毫不费力地复制的商品，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最后一种。基特勒从或许还勉强可以称为生产的角度——即软件开发的角度——分析了这一问题：要使软件作为商品兴起有所根据，就必须克服对一种可普遍计算的算法主张所有权的不可能性（Kittler 1995）。[^f04-3] 而在同样只能勉强称为消费的一方，即终端用户一方，不妨考虑软件出版商协会（Software Publishers Association，SPA）1992 年那部臭名昭著的视频《别拷那张软盘》（*Don't Copy That Floppy*），它颇能说明问题地借助当时正处于流行巅峰的一种音乐形式——嘻哈（hip-hop）——来凸显软件盗版问题。

视频开头，两名学童正在争论是否要拷贝一款游戏，以便带回家继续玩，这时一位会说唱的“磁盘保护者”（disk protector）“DP”出现在他们的电脑屏幕上，劝阻他们。DP 由演员兼律师 M. E. 哈特（M.E. Hart）饰演，他列举了复制软件的经济代价，明确地将软件产业与零售商店联系在一起：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视频《别拷那张软盘》（SPA/M.E. Hart 1992）中的四行歌词（作词：M. E. Hart），因属第三方版权材料，不予翻译。大意为：一份拷贝引出更多拷贝，于是再没有人去商店买软盘，没有人拿到报酬、也就无法开发更多产品，团队解散，商店随之关门。］

的确，这部视频似乎在暗示，软件与铭刻它的物理媒介不可分离：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同一视频（SPA/M.E. Hart 1992）中的七行歌词，因属第三方版权材料，不予翻译。大意为：拿走的越多，剩下的就越少；软盘与游戏渐渐消失，屏幕缩小、褪去，程序坠入太空中的黑洞，计算机世界变得荒凉、失去生机，屏幕一片漆黑——“计算机时代”就此终结。］

在这里，“计算机时代”之不可想象，不仅仅在于没有物质载体（这一观察平淡无奇，以至于不言自明），更在于没有一种非常特定的物质载体——软盘，以及使之成为可能的经济关系体系——同样，这不单是资本主义，而是一种特定的商品分销与零售体系。然而，这部视频本身不仅似乎意识到，要说服精通电脑的孩子不去盗版软件是一场艰苦的战斗（它甚至在某处似乎承认，盗版往往轻而易举），而且它所依赖的，恰恰是它试图在观众中加以遏制的那些可重复性（iterability）特征。正如约书亚·克洛弗（Joshua Clover）所指出的，嘻哈或许正是与采样和挪用联系最为紧密的流行音乐类型（Clover 2011, especially 89–90; see also Clover 2009, 25–50）；而这部视频的音乐伴奏配有素材图形，这些图形通过施加各种变换的调色板而循环播放，堪称那个时代多媒体制作标准的一次名副其实的炫技。的确，人们不禁要问：这部视频及其配乐在多大程度上是由完全获得授权（或无需授权）的素材构成的，抑或其制作者或许会为其中至少一部分采样鼓点和/或视觉母题主张合理使用（fair use）。无论如何，这部视频的存在终究与它所谴责的复制技术密不可分，因为数字的可复制性逻辑是多媒体时代生产者与消费者共同继承的文化遗产——这或许也正是为什么此处的重点与其说在于盗版的法律后果，不如说在于其所谓的经济后果，并最终在于其道德后果。

说商品随着盒装软件产品的出现而达到顶峰，也就是说它从此走向衰落。软件，特别是软件“出版”，确实如 SPA 所预言的那样开始消失，但并非以它所担忧的方式。随着移动设备以及将构成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的嵌入式组件成为 21 世纪初占主导地位的计算平台，屏幕事实上确实开始缩小，甚至褪去；而随着商品化的软件产品日益被软件即服务（SaaS）范式所取代，程序本身似乎也确实坠入了黑洞。SaaS 通常被理解为一种后端现象，它支撑着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和微软 Azure（Microsoft Azure）等平台，其他公司的软件应用可以在这些平台上运行，而无需自行维护物理服务器基础设施。更进一步，这一术语还被用来描述一种由单个组成部分构建定制应用、业务流程或工作流的范式，例如广受欢迎的 Salesforce.com——其网站上公布的电话号码实际上就是 1-800-NO-SOFTWARE。然而今天，零售软件商店实际上已不复存在，软盘本身也成了媒介考古学的遗物，我们有必要思考服务范式是以何种方式将甚至是盒装的终端用户软件也纳入其中的。

例如，2015 年 1 月，微软在成功地将 Office——可以说是其最有价值的软件产品——以 Office 365 的形式重塑为订阅服务之后，宣布其即将推出的操作系统 Windows 10 将以类似的条款提供：

> 我们把 Windows 视为一种服务——事实上，人们完全可以合理地认为，在未来几年里，Windows 将成为这个星球上最大的互联网服务之一。（Meyerson 2015）

人们可以将这一举措视为这家软件巨头在追赶苹果（Apple）：自 2007 年初代 iPhone 发布以来，苹果一直向持有有效移动运营商合约的用户免费提供其 iOS 移动操作系统的升级，并自 2013 年起免费提供其桌面操作系统 OS X 的升级。然而，与后者不同——苹果可以说采取了一种更具基特勒色彩的做法，即通过销售硬件来补贴其操作系统的开发成本——微软将 Windows 授权给第三方硬件制造商，因而直接依赖软件销售获取收入，它明确援引服务范式来为这一转变辩护。曾几何时，新操作系统的发布——最著名的是 Windows 95——会迎来排队等候、争当第一个带着盒装拷贝走出店门的顾客；而“Windows 即服务”范式则表明，即便是对我们个人电脑的运行最为根本的软件，如今也被视为某种类似基础设施的东西，按合约加以维护，而不是作为独立产品交付。

自由与开源软件（Free and Open Source software，F/OSS）常被推崇为对盒装商品模式的一种回应，但那些使其成为专有软件之有力替代方案的干预措施，迄今为止在应对资本经由 SaaS 扩张所延续的特定不平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被证明是无效的。久负盛名的 GPL（GNU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General Public License）中的许多要求，例如公开提供源代码（包括所作的任何修改）的要求，并不适用于那些在服务器上运行此类软件、仅通过网络向终端用户呈现其计算输出的人；这些规定被留给了与之兼容但不那么流行的 AGPL（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GNU Affero General Public License，参见 GNU Operating System 2015）。诸如此类的例外，使得“云”公司——包括谷歌（Google）和苹果等主要科技企业——能够利用自由软件，同时又保持其在线服务的专有性质。的确，像 AGPL 这样的法律措施只能部分地改善这一状况。GNU 创始人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用“服务作为软件替代品”（Service as a Software Substitute，SaaSS）来描述这一困境：

> 即便服务器上的程序是自由的，那也无法保护服务器的用户免受 SaaSS 的影响……SaaSS 总是使你受制于服务器运营者的权力，而唯一的补救办法就是：*不要使用 SaaSS*！（Stallman 2010, emphases in original）

因此，服务范式可以被视为不仅取代了商品意识形态，也取代了自由软件意识形态。

或许更引人注目的是，Adobe 公司（Adobe Systems）于 2013 年将其包括 Photoshop、Flash 和 Illustrator 在内的多媒体软件套件转向“创意云”（Creative Cloud）基础设施，为那群“创意专业人士”以订阅服务取代了收缩膜包装模式——至少在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前，这群人的工作似乎是原本暗淡的全球经济中为数不多的亮点之一。如果说，正如洛丽·爱默生（Lori Emerson）所论证的，苹果把“创造力”变成了某种拜物教对象，借此掩盖了它通过日益封闭的软硬件界面强加给用户的创造力匮乏（Emerson 2014, 18-19），那么创意云范式及其相应的移动应用则表明，即便是那点有限的想象力，如今也只能从大型跨国公司那里借来。与创意云（乃至 Adobe）的旗舰产品之一 Photoshop 的起源相比较，“创造力即服务”（Creativity as a Service）范式追踪的是所谓“创意阶层”（creative class，Florida 2002）不断沦为契约劳工的过程。Photoshop 开发于 20 世纪 80 年代末，1990 年以 1.0 版首次面世，并迅速成为数字多媒体革命的基石；它可以说是最应为这一阶层的崛起负责的软件产品：在一个为庆祝该程序诞生 25 周年而新近建立的网站上，匈牙利艺术家兼摄影师弗洛拉·鲍尔希（Flora Borsi）写道：

> 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没有钱在摄影棚里组织拍摄，于是我就用 Photoshop 创造我想要的任何东西。谢谢你，Adobe，给了我建立自己事业的工具和机会。（Adobe 2015）

然而，在作为这次庆祝活动一部分而安排的、与 Photoshop 联合创始人托马斯·诺尔（Thomas Knoll）进行的 Reddit“问我任何问题”（Ask Me Anything）活动中，有一个讨论串（以及少数其他提及这一话题的帖子）谈到，盗版在把那些通常买不起这款以昂贵著称的软件的孩子培养成付费的成年专业用户方面曾发挥何等关键的作用。用户 mkautzm 写道：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Reddit 用户 mkautzm 的一段较长留言（Reddit 2015），大意为：这种做法非常间接、确实是放长线，但如果能在青少年真正需要为企业或个人作出购买决定之前就让他们投入到你的产品中，对企业而言这是极具可持续性且有利可图的……而这与 Adobe 云的做法严重背道而驰。］

作为一种摆脱商品模式、同时又附带能更有效遏制盗版之好处的方法，SaaS——尤其是当它扩展到 Windows 和 Photoshop 这样的终端用户软件时——为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那一广受赞誉的分析提供了一个例证，只不过被转移到了“非物质的”数字领域：该分析描述了当资本回报率 r 超过经济增长率 g 时，食利经济如何繁荣起来（Piketty 2014, 25–27 and 422–424）。与职业发展和向上流动的衰退相应，商业软件供应商不再寄望于那些盗版盒装拷贝的人在经济和职业上站稳脚跟后成为后续主要版本的合法拥有者，而是更愿意以按月或按年的方式将软件作为“服务”租给所有用户，以换取对源源不断的增量更新的一种不稳定的、随时可被撤销的访问权。

事实上，服务在皮凯蒂的分析中占据着某种矛盾的位置：一方面，至少在西方经济体中，服务构成了过去 200 年间经济增长的最大部门——这一部门主要建立在纯粹的人类劳动之上，以至于“21 世纪典型工薪阶层一小时的工作所能买到的理发次数，与一百年前一小时的工作所能买到的一样多”（Piketty 2014, 90）；而另一方面，这一部门同时又包含着“收入最低的工人”（Piketty 2014, 280）。事实上，他认为服务已变得如此占据主导、如此成为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以至于

> 按照活动的最终目的（健康、交通、住房等）来对其分组，并放弃农业／工业／服务业的区分，或许会更为清楚明了。（Piketty 2014, 589, n. 17）

正如如今几乎所有媒介都是数字的，如今几乎一切都是服务，因而专门将其标识为服务已属多余；这是对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autonomist Marxists）迈克尔·哈特（Michael Hardt）与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如下论断的一种扩展：他们所谓的“非物质劳动已在*质*的意义上取得霸权”（Hardt and Negri 2004, 109, emphasis in original）。在他们看来，服务部门是非物质劳动的一个子集，后者还包括诸如编程之类的逻辑与语义实践；但在 SaaS 经济中，这些区分正在迅速消失。随着优步、爱彼迎（Airbnb）和 TaskRabbit 等移动应用将合同上独立的司机、兼职房东（或转租人）以及临时工与付费顾客连接起来，软件便成为在一个非物质劳动市场中实现买方与卖方之所谓“去中介化”（disintermediation）的手段，而这个市场更准确的定义是服务，而非“共享”。[^f04-4] 借助 Elance-oDesk 和 OnForce 等公司，这一体制被扩展到开发者身上，因为“一切即服务”（Everything as a Service）模式甚至将软件服务本身的创建也纳入其中（DCR TrendLine 2014）。

如果说自治主义者的希望在于，非物质劳动在质上的霸权提供了一种转向——背离商品形式的神秘化，转向马克思所说的“社会生活过程”，其途径不是先锋派的祛魅，而是资本试图使之服从于这一潜在地更为不言自明的劳动体制的、不断扩大的诸众（multitude）——那么，软件中服务经济的（回归），作为一支早已存在的临时劳动力在质与量上的扩张，则代表了资本对这些条件的全力回应。[^f04-5] 服务确实使构成劳动关系的社会网络变得更加显而易见，但它们在这样做的同时，也抽走了一笔看不见却相当可观的分成。的确，这正是皮凯蒂在强调欧洲中央银行行长反对“租金”的运动所固有的荒谬性时所要表达的观点：

>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Piketty（2014, 423）中的一段较长文字，大意为：这位央行行长所指的显然是服务部门缺乏竞争，似乎出租车司机、理发师之类的人赚得太多了；但以这种方式使用“租金”一词的问题在于，资本产生收入——按照该词的本义即“资本所产生的年租金”——这一事实，与不完全竞争或垄断问题毫无关系。］

换言之，无论资本以“效率”之名试图颠覆的是哪些持证职业，它都会抽取租金；而像取代出租车的优步这样借助软件运作的服务经济公司，不过是资本以这些职业为代价实现这一点的方式而已。因此，如果说在某种意义上似乎没有（或不再有）软件了，那并不是因为它被还原为通用机器的纯粹潜能，而是因为它被实体化（hypostatization）为普遍经济交换的代理者、社会关系的终极中介者以及全球化的终极目标。同样，当一切都成为服务时，人类便再也不能被视为正在走向一种作为未异化存在者、调动我们集体劳动之自由潜能（potentia）的共同存在；毋宁说，每个人都变成了农奴（serf）。正如信息安全分析师格雷厄姆·克鲁利（Graham Cluley）呼应斯托曼而提出的，我们应当用“别人的电脑”这一说法来取代“云”这个词（Palmer 2013）；同样，当我们听到“服务”一词时，我们应当想到的是“别人的财产”——只要我们还有机会说服自己，是我们拥有盒子里的内容，而不是反过来，这一现实就仍然可以被否认。

[^f04-1]: 这一问题无法轻易地还原为经典马克思主义关于固定资本与可变资本的区分，因为在前网络时代，文化／媒介产业创作过程的组成部分通常（而且现在往往仍然）本身无法像其产出那样容易地（如果能够的话）被商品化。因此，“创意”成本（讲故事的人、导演、音乐人、程序员等）在很大程度上仍是可变的；人们（还？）无法以固定成本购买一台编剧机器，从而使职业编剧变得过时——尽管如今人们可以对他们进行“众包”。

[^f04-2]: 当然，必须结合唱片业自身在 20 世纪 80 年代初随着激光唱片（CD）向数字媒介的转变来考虑这一问题。这一转变的前提是说服消费者将他们喜爱的录音作为新的媒介商品重新购买一遍，而绝非以任何一种“媒介升级许可”的形式出现——即赋予那些已拥有黑胶唱片或磁带版本的人在新格式上欣赏这些录音的权利。另见 Sterne (2012), 219。

[^f04-3]: 在基特勒看来，软件编译使可普遍计算的算法得以被遮蔽，从而成为财产；他富有成效但错误地将这一过程等同于数学加密：“高级编程语言不断增长的层级结构，其运作方式与近来数学密码学中的单向函数完全相同……对软件而言，这种密码学效应提供了一种便利的方式，来绕过如下事实：凭借图灵的证明，适用于算法的精神财产概念已变得毫无意义……每一份许可证、每一个加密狗、每一个商标……都证明[了]单向函数的功能性”（Kittler 1995）。实际上，二者之间的区别才是关键：对一则用足够先进的“单向”算法加密的消息进行解码，虽然计算量大到在没有加密密钥的情况下仍不可行，但一旦成功执行，便会产生被编码消息的精确副本；而反编译则没有这样的保证。尽管编译对于软件物化为商品至关重要，但将其类比为一种有损压缩或许更为准确。换句话说，反编译在严格意义上是不可判定的，只有部分重建处于 NP 完全（NP-complete）复杂性类中（Horspool and Marovac 1980, 223, 227）；相比之下，在没有密钥的情况下对“单向”密文进行完全解密，至多如基特勒所描述的那样是 NP 完全的。（不过，克劳德·香农（Claude Shannon）所定义的“完全保密”（Perfect Secrecy）系统在严格意义上将是不可判定的，因为可能的解密结果的数量将等于可能的明文消息的数量（Shannon 1949, 659）。这样的系统有一个苛刻的要求：需要一个真正随机的、在发送者与接收者之间预先共享的密钥，其信息量（例如长度）等于或大于待加密的消息；当代数字加密系统通常以这种不可判定的完美为代价，换取较少的熵（即可管理的密钥长度）、可重复使用性，以及公开但又相当安全的密钥交换的可能性。）

[^f04-4]: 在优步和爱彼迎这样的应用上，提供者受到的评价与“共享”的设施一样多，甚至更多。优步司机与其说是在“共享”她或他的汽车，不如说是在载人前往某地；为了确保在网站上获得好评，爱彼迎的“房东”往往（如果不是总是）会在严格意义上与其“房客”“共享”住宿之外，再提供各种服务（清洁、烹饪，甚至可能是陪伴）。

[^f04-5]: 需要指出的是，计算的大型机时代也曾提供过它自己版本的 SaaS：IBM 等公司在出售或出租其庞大而昂贵的硬件的同时，还辅以开发咨询服务。因此，当前的 SaaS 模式在某种意义上既是对这一概念的回归，也是对它的扩展，即将其从企业延伸至全体人口。关于诸众，参见 Hardt and Negri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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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服务导向：数据、机构、劳动

*Service Orientations: Data, Institutions, Labor* — Liam Magee and Ned Rossiter（利亚姆·马吉、内德·罗西特）

本文的核心关切在于考察数据库（database）作为一种治理技术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围绕建模世界并对其施加影响之能力而展开的权力争夺。我们认为，"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并不只是 IT 行业的又一个时髦新词；它构成了一个更长的时间视野，以及数据与劳动之间关系的更为复杂的重组，而数据库及其种种牵连在其中始终至关重要。

可以说，关系数据库（relational database）对组织文化和世界经济之转型的影响甚至超过了互联网。计算数据库的分析潜能与数据中心的物质性相结合，生产出了史无前例的世界模型。此处的关键在于规模问题以及数据采集的无所不在。数据的结构化有其谱系。17、18 世纪，知识曾来源于珍奇柜（Wunderkammer）、人口登记册以及福柯（Foucault）所说的"大表格"（great tables）等过渡性技术——这些技术后来被系统化为各种认识论工具，包括狄德罗（Diderot）的百科全书、元素周期表、博物馆以及林奈（Linnaeus）的分类学——它们都与作为统计主体而被治理的人口（populations）的兴起相伴而生。笛卡尔网格（Cartesian grid）作为一种用于组织与排列的二维空间，为后来数据结构化与数据查询的种种技术提供了一个抽象模板。这类工具在今天可以被理解为原型数据库（proto-databases），预示着格尔诺特·伯梅（Gernot Böhme）所说的我们当下这个"侵入性技术化"（invasive technification）的时代（Böhme 2012）。

批判与判断被统计数据以及对不可理解之物的可视化那看似无可辩驳的权威所蒙蔽。决策建立在对数据与物质世界之间关系的误认之上。认知如今被外包给了机器。莱布尼茨（Leibniz）关于"普遍数学"（mathesis universalis）的梦想，在这一化身中变成了一场噩梦般的倒转——人类曾处于现代认识论事业的中心，如今却成了边缘的数据采集者，并且越来越仅仅是数据本身。人类在结构上对自身在数据经济中再生产价值的功能浑然不觉，进入了一个机器性配置（machinic arrangement）的新时期，其运作被抽象到符号资本主义（semiotic capitalism）的领域之中（Lazzarato 2014）。一种关于合作、分享与参与的想象，为"创业式自我"（entrepreneurial-self）提供了一套强有力的叙事；然而，这一自我组织集体拒绝形式的能力，却不断被价值榨取的分解效应所削弱——这种价值榨取源自深藏于算法架构之保险库中的重组计算逻辑（Scholz 2014; Terranova 2014）。

20 世纪 70 年代初关系数据库的出现，标志着关于人与人口之知识在延展性与可塑性上的一次关键转变。IBM 雇员埃德加·科德（Edgar Codd）首次提出关系模型，作为既有的网状与层次型数据库系统的替代方案。关系数据库的不同之处在于，它将包含于不同集合中的逻辑元素之间的关系形式化；其优势效应之一，是将操作与查询数据的过程同数据在硬盘上的物理位置分离开来（Codd 1970）。由此，改变程序处理数据之方式所需的成本和时间随之降低。不久之后，随着同为 IBM 雇员的张伯林（Chamberlin）与博伊斯（Boyce）于 1974 年在一篇论文中提出结构化英语查询语言（Structured English Query Language，SEQUEL，后来的 SQL），对主体的"审问"（interrogation）便成了字面意义上的事实。人类主体早已被捕获于劳动与商品的特定"关系"之中。张伯林与博伊斯所举的第一个例子，便是一个"描述雇员的关系"，其中出场的是几乎不算虚构的一组常见姓氏："Jones"、"Smith"和"Lee"（1974, 250）。另一个查询示例则提到了同样耳熟能详的品牌："找出那些由 Levi 供货并在男装部销售的商品"（253）。这些例子也暴露了初生的 IT 产业在空间与文化上的中心所在。

随着关系模型与 SQL 的出现，信息在一种新的意义上变得作为数据而纯粹可编程，并可用于（除其他用途之外）各种特设（ad hoc）的知识生产形式。它开辟了全新的信息学科学领域。数据挖掘、商业智能、实时分析、客户关系管理（CRM）和企业资源计划（ERP），离开现代数据库都是不可想象的。这又反过来导致了现代机构在处理与物流（logistics）运作上的技术转变，并在报告撰写、保险评估、信用审查和政策制定等看似平凡的领域产生了变革性影响。曾经的专门技艺，变成了由模板驱动、极易复制的机构流程。

在这里，知识与参数的政治相互摩擦。数据的新用途成为机构环境之社会生活中的常态，其中所负载的政治既无处不在，又在很大程度上处于隐而不显的状态。正如科德颇有先见之明地指出的——尽管他显然并不关心其政治意涵——"大型数据库的未来用户必须受到保护，使其不必知道数据在机器中是如何组织的"（Codd 1970, 377）。这里隐含的是一个在"保护模式"（protected mode）下运行的系统，它既是数据组织者的一种防护措施，也是那些有发疯之虞的"未来用户"的防护措施（Kittler 2013）。正如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所观察到的，保护模式的权力"源自……沉默的效力"（Kittler 2013, 213）。由于无法介入机器的操作系统（OS），用户被锁在外面，无法发出那些可以改变架构与可寻址内存的指令——而这些在英特尔（Intel）于 1978 年推出的 x86 中央处理器（CPU）的实模式（real mode）下本是特有的。1982 年发布的英特尔 80286 16 位微处理器区分了实模式与保护模式，这是一款为多任务应用而设计的 CPU，其实时运行由增强的操作系统控制来保障。[^f05-1] 现代操作系统——Windows、MacOS 和 Linux——即便在今天，仍在某种意义上继续使用这一模式来保护我们免受自己机器的伤害。

保护模式系统的广泛采用，影响着表达、实践、主体性与知识的经济。在少有的几次援引权力概念的时刻之一，基特勒提出，福柯式分析应当重新定向，转而考察技术系统特有的保护模式及其"特权"（privileges）如何为重构官僚制的转型提供关键。尽管基特勒并不以政治表态著称，他实际上将访问权限问题视为一场地缘政治战争的新战线——这场战争针对的是美国的霸权及其 IT 产业在全球经济与社会中的帝国式扩张。

人们或许可以合理地断言，开源软件（Open Source software，OSS）提供了保护模式的这样一种替代方案。但在很大程度上，开源软件即便不是渴望、也是在模仿那些占据压倒性优势的操作系统的美学体制。自己动手（Do-it-yourself，DIY）的硬件组装或许提供了一种更为离经叛道的替代方案，尽管它比开源软件更无法扩大规模，从而对 IT 巨头构成任何真正的挑战。DIY 硬件运动日益与创客文化（maker culture）联系在一起，而后者作为"手工替代品"（artisan-alternatives）的长尾，并不愿承认对地方主义（localism）的推崇往往依赖于全球供应链（Wark 2013）。高雅消费的美德之举，加上自己组装的满足感，成全了一种关于区隔（distinction）的时髦想象——一种市中心拿铁版的宜家（IKEA）。正如这种想象本身是全球媒介生产的一部分，在一条又一条时髦小巷之间回荡，它的种种欲望也是通过世界物流经济隐蔽的运作而得到服务的。

开源与创客文化涵盖了一个光谱：一端是"共谋的"、由企业支持的组织（例如 Apache 软件基金会，Apache Software Foundation），另一端则是提供了某种批判性反击空间的反传统者和黑客行动主义者（hacktivists）。尽管开源运动总体上与基特勒（以及其他许多人）对开放访问形式——即实模式——的呼吁明显一致，但这并不能取消我们在此表达的怀疑。即便是最理想主义的项目，也可能被卷入企业主义之中。MySQL 是一个广泛使用的数据库系统，是开源运动的"模范代表"，也是许多其他开源项目——包括流行的博客引擎 WordPress——的默认选择。2008 年，托管并支持 MySQL 的那家瑞典公司被出售给太阳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而后者不久又被全球最大的企业数据库系统供应商甲骨文（Oracle）收购。甲骨文继续支持 MySQL，以此作为向用户"追加销售"（upselling）其更昂贵产品套件的手段。作为抗议，MySQL 的创始人之一随后发起了"拯救 MySQL"（Save MySQL）运动（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5）。

知识实践的耐久性（durability），过去是、现在依然是与参数的持续存在共同延展的。政治存在收缩为蒯因（Quine）格言的化身：存在就是成为一个变量的值。曼努埃尔·德兰达（Manuel DeLanda）曾在另一语境中明确反思过通过参数化过程实现的装配（assemblage）的概念个体化，即"为其提供带有可调设置的'旋钮'，这些设置的值决定着一个涌现整体在任一给定时刻的同一性条件"（DeLanda 2011, 187）。因此，正如当代哲学倾向于借助数据库逻辑的可供性（affordances）来思考包括社会系统在内的整个本体论，现代机构生活与劳动的运作同样由参数调整、调校和微调的过程所决定。改变这些值——即参数的设置——便会改变思想与实践的配置。

到 20 世纪 80 年代初，所有机构对数据库参数化可供性的日益依赖，强化并重新折射了 20 世纪晚期的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理论。对于在早先关于机构的假设之下进行思考的马克斯·韦伯（Max Weber）而言，机构表现为资本主义现代性一种必然受限的人造物，一种相对僵硬、不可配置、没有参数的组织形式（Weber 1930）。保罗·迪马乔（Paul DiMaggio）与沃尔特·鲍威尔（Walter Powell）在宣告"新制度主义"（new institutionalism）时重访了这一"官僚制的铁笼"，将现代机构形式重新构想为一种"同构的"（isomorphic）实体：它共享共同的程序、结构和运作规范，同时又能够适应地理、商业及特定行业的条件（DiMaggio and Powell 1983）。我们认为，组织形式与特定时局下的技术—物质条件之间的这种同构性或"选择性亲和"（elective affinity）之所以能被新制度主义理论家所辨识，部分原因在于它在历史上恰好与企业数据库的无所不在及其相对持久的品质相契合。同样，弹性资本积累模式的兴起，也并非一场独立于计算架构新兴发展的转型。安娜·秦（Anna Tsing）（2009）所称的"供应链资本主义"（supply chain capitalism）的物流世界，已日益主要受到实时计算性与准时制（just-in-time）生产和分销模式这两个相互关联的过程的支配。因此，现代机构的敏捷性，取决于在不断扩大的规模上运行的关系数据库的组合可能性。

自 21 世纪头十年以来，机构适应弹性化体制的能力，被新型的非关系系统所增强，而非取代。所谓 NoSQL，即非关系数据库，似乎放松了关系模型所施加的约束。看似全新的数据管理范式，在用户与 0 和 1 在磁盘或固态硬盘上的物理分配之间，又增加了更多层科德所称的"保护性"间接层。这里有两个特定的 IT 术语引起共鸣：SaaS，即软件即服务；以及 SOA，即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第一个术语 SaaS 指的是将软件作为一系列功能或服务通过网络交付，而不是作为一个从计算机硬盘安装并运行的可执行文件。第二个术语 SOA 描述的则是一种开发软件的方式，即同样以服务的形式，通过网络暴露关键功能，供其他软件使用。在这些框架中，数据库并没有消失。相反，它们被转化为提供给其他系统、其他服务的服务，成为一个更大组合拼图的一部分，机器的与人类的客户端借此满足其信息需求。理论上，提供此类计算服务的组织是可以互换的。实际上，诸如标准合规、消费者选择以及即插即用不同服务和供应商的能力之类的 IT 语言，成了一场只在口头上标榜灵活性的固守游戏中的筹码。选择是透过受限参数的棱镜而被看待的。这一逻辑将 IT 时尚与政策的封闭世界折射到机构劳动与政治的更大领域，而后者正日益依赖于信息架构的这些表面上的抽象。

斯特凡诺·哈尼（Stefano Harney）与弗雷德·莫滕（Fred Moten）所称的"算法机构"（algorithmic institution）负责管理"物流人口"（logistical populations），其灵活性部分内在于甲骨文和 IBM 等企业数据库的技术运作之中，而这些数据库易于出现缺陷、硬件故障、软件小错误之类的问题（Harney and Moten 2013, 90–91; Harney 2014）。然而，物流关于一个无缝互操作的平滑世界的幻想，并不仅仅被技术故障所扰乱。正如哈尼与莫滕所写：

> 物流每一次试图驱散策略、放逐人的时间、不经由主体而连接、不处理事物而施加支配的尝试，都在抵抗某种早已在抵抗它的东西，即那奠定了现代物流之基础的抵抗。（Harney and Moten 2013, 91–92）

物流总是为它所无法获得之物所困扰：为人类主体性那些不确定的时间与空间视野以及隐藏的储备所困扰。这些东西永远以提高效率措施的许诺引诱着技术官僚倾向，却按其定义始终处于物流的校准视野之外。这就是为什么如此多的认知注意力和如此多的财务资源被耗费在设计更复杂的计算基础设施之上。

## "服务导向"

在关系数据库最初的几十年里，人们还可以通过物理容器的隐喻来想象这一官僚扩张的工具。数据库服务器安放在有空调、无窗的房间里，在逻辑与物理之间保持着一种脆弱却可感知的联系。数据库运行于"大铁"（big iron）大型主机或工业级个人计算机之上，这些机器能够进行快速的输入/输出操作，具有较低的磁盘与网络延迟，以及较高的事务吞吐量和并行性。数据有一个家；它可以被保护、锁定，被容纳在名副其实的数据中心之内。在不起眼的郊区办公楼外立面和仓库深处，技术人员和管理员——他们的才能甚至对更广泛的 IT 行业而言都晦涩难懂——让机器和数据系统持续嗡嗡运转。然而，完全自动化劳动的前景，从未远离围绕数据库的机器之梦。机器人接管了备份磁带的更换；自我复制与负载均衡的数据库减少了对人工监控的需求。

这与其说是一个关于制造业和低薪工作被离岸外包到发展中经济体的故事——这些特征在大多数发达经济体中同样可以找到——不如说是，由于关系数据库这样的治理技术，多层价值生产活动的整合得以同步发生。劳动日益受制于实时协调、命令与控制的物流体制。与用于模拟"客户"或"雇员"等"现实世界"对象的软件和数据库设计技术的过程相倒转——且容我们与张伯林和博伊斯（1974）意见相左——这些劳动实体开始越来越像企业资源计划和人力资源（HR）系统中的数据结构，而这些劳动实体本应是这些系统据以建模的原型（Rossiter 2015）。

SOA 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随着 21 世纪头十年中期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及 EC2（弹性计算云，Elastic Compute Cloud）、微软（Microsoft）的 Azure 平台和谷歌（Google）的 App Engine 等成熟的虚拟化或云服务的到来而趋于成熟，构成了一种激进的另类计算范式。与此同时，这一范式试图将科德"保护"用户的愿望推得更远。数据库被安置在数据中心高度虚拟化的服务器农场中，如今可以无处不在——又无处可寻。在这一范式下，重要的不再是技术数据结构与物理硬盘和机器之间的具体配置，而是数据处理所特有的关系、元组、列表、集合、序列、键和表。事实上，现代数据库管理员，包括 WordPress 网站卑微的维护者，越来越不可能理解这些关系究竟是如何配置的。相反，数据库日益作为一种隐含契约而存在，即通过网络、使用包括 SOAP（简单对象访问协议，Simple Object Access Protocol）或 REST（表述性状态转移，Representational State Transfer）在内的各种标准化协议，向其客户端供应一系列数据服务。

数据库不再是一个容器，一个有形的外壳或存储库。相反，它是面向服务的：一个句子中被动的宾语，对请求作出响应的东西。从提出要求的客户端的角度看，这些服务请求究竟是由在同一处理器上运行的一组紧密协调的进程来解决，还是——并且越来越多地——由一张松散联合的互联服务之网来解决，已不再相关。实际上，这意味着架构从不受到质疑。任何对变革或更深层次访问的请求，都会遭到控制权所有者响亮的漠视。客户端的功能就是服从于服务。这样一种捕获技术为规模扩张提供了基础。人们可以选择迁移到其他供应商，但使组织流程和活动适应稍有重新配置的架构所涉及的时间和成本相当可观。因此，无论客户端多么希望逃离面向服务的系统，对特定架构的运营依赖往往都超过了逃离的意志。尽管有标准合规和迁移路径之类的说辞，实践中用户"保护"却有沦为安抚（pacification）的危险。

将计算移交给云的无形状态，是 IT 行业反复出现的母题之一。即便这并非不可避免，夸大网络、存储与计算过程之间的融合仍然存在危险。早在 1984 年，推销"网络就是计算机"（the network is the computer）这一理念就已经是可信的了（Olsen 2008; Aytes 2012）。同样，在 2015 年，人们也可以论证：关于物化服务的那个引人入胜的故事——无论是 SOA 纯粹计算意义上的，还是 SaaS 及其近亲基础设施即服务（Infrastructure as a Service，IaaS）与平台即服务（Platform as a Service，PaaS）在经济上的衍生——早已沉入一般 IT 硬件和软件商品化的背景噪音之中。这些技术已达到其设计停滞点，用高德纳（Gartner）的行话来说，就是"生产力高原"（plateau of productivity）。

然而，计算服务的术语暗示着一种更有意义的转向，一种正在进行中的再定向。透过新兴计算服务产业的棱镜——这些产业不仅包括硬件、软件和网络容量的外包，还包括系统监控与备份、故障检测和数据分析等准人类服务——人们可以想象一部高度压缩的资本主义历史正以急剧加速的速度重演。仿佛计算在早先驱除了其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的阶段之后，如今正一头冲进它的后工业时代——而对整个资本主义而言，这一事件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才被宣告。全球 SOA 的兴起，模仿着企业主义时代——无休止的外包、离岸、纵向与横向整合、兼并、收购以及剥离非核心资产——将单一、连贯的软件系统或数据存储库的权威作为毫无意义之物抹除。有形的数据产品——一块硬盘、一张软盘、一个记忆棒——如今已完全转化为一种以太化（etherealized）的事物，一种无形商品，一种抽象服务，往往要么以算法方式执行，要么由远离消费场所的空间中灵巧的手指进行数据录入、或由那里的身体进行服务器维护来支撑。

因此，SaaS 新近形成的织体，代表着一种特定的程序性异化逻辑的实现——在这一实现中，处理周期的计算时间与开发服务的人类程序性劳动都丧失了各自的独特性。在这一模式中，"软件即产品"（Software as a Product）消失了。同样消失的，还有 80 年代共享软件文化、交换集市以及当时尚处萌芽的开源运动那令人向往的家庭手工业——在那里，至少程序员的作者身份和声誉还能与一个可识别的人造物或商品联系在一起，无论这种联系多么表面，而如今再提起它又带着几分怀旧。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由相互连接的服务端点构成的灰色世界：它们无差别、相互整合，唯有 IP 地址和对其能力的编码声明才能将它们区分开来。

这一架构模型在微工作（microwork）的兴起中有其政治对应物，亚马逊的另一个站点——土耳其机器人（Mechanical Turk，MT）——便是其范例。[^f05-2] 在这里，对于算法尚不能完全胜任、因而需要被特别界定为"人类智能任务"（Human Intelligence Tasks，HITs）的那些剩余的低价值服务，人们可以按计件费率买卖人类劳动。18 世纪最初的"土耳其人"（Turk）代表着一台掩饰其运作规则、实则一直由人类劳动驱动的机器。亚马逊的这次"刷新"暗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人类劳动如今填补了算法力有不逮之处的空缺。任务包括识别重复的 Facebook 和 Google+ 账户、标注照片中物体的材质以及辨认手写字迹（Limer 2014）。这种服务导向形式在今天仍是一种所幸较为冷僻的劳动招募形式。然而，亚马逊的 EC2 与土耳其机器人在语言和功能上的高度相近——二者都宣扬"弹性"资源的灵活性——让我们得以一窥一种超出伯梅阴郁预言程度的"侵入性技术化"。面向服务的机构的算法可能性同样具有弹性：它们不断延伸、扩展到一系列人类职业之中，这一劳动自动化的过程自 17 世纪以来便饱受谴责（参见 Hobsbawm 1952）。

进入 21 世纪，以 SOA 为主导的机构的兴起所预示的，与其说是被淘汰的威胁，不如说是——吊诡地——边界与责任的消失。在当前的服务导向中，从服务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越来越难以看出某些单调乏味、充斥指标的人类劳动形式如何还能与计算机所执行的劳动区分开来。业务流程外包（Business Process Outsourcing，BPO）工作已成为印度大部分 IT 部门的支柱经济。BPO 工作为大型跨国公司和中小企业（Small and Medium Enterprises，SMEs）满足医疗、保险、物流和金融部门的数据录入需求，只要工资保持在被压低的水平，这份工作就是稳定的。就像永不疲倦的电路板一样，BPO 工作及其在呼叫中心中可以找到的情感对应物都是全天候（24/7）的，二者都提供了一种"感官贫乏"（sensory impoverishment），它使感知迟钝，并消耗掉任何本可被汇聚为劳动组织形式的能量储备（Crary 2013, 33, 105）。

## 以太化的数据库，或黑箱政治

如果说关系数据库代表着机构向一种计算形式的现代主义的过渡——在其中，纸质记录被由主键标识、并被组装成新型"大表格"的元组所取代——那么可以说，我们如今正在进入一个超现代（hypermodern）的时代。当信息失去其在归档与记录保存系统之物理类比物中的锚定，屈从于一组新的消解性隐喻群——云计算、敏捷方法、移动设备、虚拟机以及（计算的或人力的）资源供给的弹性——它也就失去了最后一丝有形性。借用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关于技术的隐喻，可以说它已经变得"以太化"了（Mumford 1938）。对芒福德而言，城市是这样一个空间：在那里，通过一种奇特的隐喻转换，信息"经由城市被'以太化'为人类遗产中的持久元素"（Mumford 1938, 3，着重为引者所加）。在一种颇为不同的意义上，曾经由关系数据库所占据的信息空间，同样可以被看作处于一种混合状态之中：它同时在消解，变得难以捉摸、透明、缥缈，又在隔绝的保护层中聚集，变得不可知，成为一个接收输入并以输出作出响应的机器仆人。黑箱（black box）既是不透明的，又是全然透明的。

"雾件"（vaporware）指的是一种软到实际上什么也不做、或根本不存在的软件；我们可以想象另一种造词，让以太与雾气的隐喻与诸如"云计算"这样的新术语相互渗透。但我们在此关心的不仅仅是数据管理的以太化品质。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这些属性是 IT 行业及其服务所特有的炒作机器的一部分。数据库记录仍需以 0 和 1 的形式刻写在磁盘或固态盘上，而这些盘通常位于基本无法进入的数据中心。在这里变得难以思考的，是伴随新型数据服务而来的以太式透明与物质性不透明这两种属性的同时并存。通信基础设施的商业圈占（enclosure），加上 SaaS 所特有的算法架构的不透明性，催生了一种黑箱政治。

对于依赖数据的企业而言，这首先意味着在直接控制与效率及规模经济之间进行一种可计算的权衡。通过将其对"大铁"大型主机计算的依赖剥离给服务供应商，同时继续以"大数据"进行交易，现代机构一方面剥离了又一项不再属于核心的活动——管理自身的数据——另一方面又更深地嵌入一组横跨旧有机构界线的不稳定关系之中。在这里，"架构"一词——用于软件时总是负载着过多的隐喻——反而变得完全具有误导性，消失于其反面之中：一张由松散协调的端点构成的去结构化网络，在点与点之间折射着服务请求与响应。出错的可能性随之放大；对该错误的责任则连同对计算结果的任何单一控制点一起丢失了。如果说，正如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最近所说，"公司与算法之间的区别正在消退"，那么在一个完全实现的 SOA/SaaS 数字经济的分布式情境下，甚至"算法"也不再是单一的或自足的了（Brockman 2014）。随着智慧城市的兴起，人们发现一种日益增强的反馈运作：在其中，"一切坚固的东西"调节着算法治理的形式，反之亦然。适应与转型是一个相互构成的过程，它在如今已转向服务交付架构的数据库的参数之内被容纳、检索并据以行动。SOA 数据库将会是对这样一种不再"立基"（based）于任何地方的数据之概念的粗略近似。

在 SOA/SaaS 数字经济广泛来临之际，任何组织都可以在看似任意的规模上利用"弹性"数据设施。任何组织都可以使用预测分析、商业智能以及一系列用于数据认证、搜索、日志、计费、监控、可视化、转换、发布和备份的辅助服务。尽管这些服务可能只以有限的品种、由有限的几家供应商提供，任何组织却也都可以通过即便看似数量很少的参数所提供的大量组合可能性来使自身与众不同。关系数据库通过开发特设查询与报告的能力，开启了预测性与准时制数据分析的新形式，从而使现代机构能够在作为一般形式而同质化的同时，在参数的特殊性上差异化。SOA 数据库则加速了机构趋同与差异化这两组趋势。正如国际象棋中有限的规则集合提供了无限的可能性，SOA 数据库也为无穷无尽的机构形式在其参数视野之内的涌现提供了可能。同样，它进一步加剧了面向服务的劳动的处境与不稳定性（precarity），为资本如何被弹性地积累与部署设定了新的"标准"。但在这种机构差异确实出现的地方，它不能被还原为数据库的决定性形式。文化会溢出数据参数的结构性约束。与此同时，我们上文所描述的结构性解耦与分解过程，也带来了自我吞噬、创造性破坏和系统性干预的新前景。如何在这些限度之外运作，并发明新的组织系统与表达文化，将构成当下的一种参数政治（parametric politics）。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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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05-1]: 基特勒批判的对象是 1985 年发布的 80386 32 位微处理器，它允许模式切换，从而改进了 80286 的保护模式。80386 的市场渗透率也更高，并在各类机构环境中被广泛采用。

[^f05-2]: 在 2014 年于新学院（The New School）举行的"数字劳动：血汗工厂、纠察线、街垒"（Digital Labor: Sweatshops, Picket Lines, Barricades）会议上，也有多位与会者讨论了土耳其机器人。


# 云、商店与数以百万计的应用

*The Cloud, the Store, and Millions of Apps* — Anders Fagerjord（安德斯·法格约德）

iPhone 上的 150 万个应用可以用于成千上万种用途。其中许多是基于云的服务，而更多的是游戏和简单的实用工具。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的理念是：让一个程序只在中央服务器上运行一个实例，并且只用一个浏览器来访问这些程序。在移动设备上，通过应用访问服务比通过浏览器更为高效，这意味着每个用户都需要许多应用。此外，对应用而言，硬件传感器与云访问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与其把应用视为软件服务，我们更应将其描述为一个网络中的行动者（actors）；在这个网络中，开发者、用户，以及苹果公司（Apple）的硬件、编程环境和应用商店（App Store）都是重要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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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已死”（The Web is Dead）——这是 2010 年 8 月《连线》（*Wired*）杂志整版封面上的口号。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写道，移动应用提供了“更简单、更流畅、开箱即用的服务”（2010b）。蒂姆·奥莱利（Tim O'Reilly）回应称“真正重要的是后端”，他指出，Twitter、Google 或 Facebook 等热门服务都运行在大型服务器中心里，而这些服务器中心既可以通过网站访问，也可以通过原生应用访问（Anderson 2010a）。这些服务器被称为云，许多最受欢迎的应用都在使用它们。我们把文档和数据存储在云中，有时在社交网络中分享，有时则保持私密。无论我们使用哪块屏幕——从小小的电话、中等尺寸的平板电脑，到台式计算机，乃至 50 英寸的电视屏幕——它们都随时可用。我们仍然把它们称为电话和电视，但我们用它们来使用相同的服务。看来，真正重要的是云，是后端。

云的某些部分——或者更准确地说，某些云——是软件即服务（SaaS）站点，用户可以在这些站点上访问运行于中央数据中心的计算机系统。用户不必在自己的机器上安装软件，而是通过网页来访问这些系统。在我所在的大学，我在一个网站上报销差旅费，在另一个网站上阅读和撰写正式公函，并与同事在 Google Docs 中起草论文——Google Docs 同样是一个网站。所有这些都可以通过一个瘦客户端（thin client）——我的网页浏览器——来访问。由于这个瘦客户端早已存在于我的计算机中（以及几乎所有其他计算机中），我只需让这一个程序保持更新，而无需安装和升级大量其他程序。这对我来说想必更为方便，也为大学的计算机部门省去了购买升级并将其分发给全体员工的工作。主系统只在数据中心存在一份安装，可以随时更新，无需向所有用户分发副本。

然而，大多数时候，我发现这些网站速度缓慢，总体上难以使用。我常常渴望那种“更简单、更流畅、开箱即用的服务”——再借用一次安德森的话。

台式计算机越来越多地被用来通过网页浏览器访问远程软件，而移动平台的使用则绕开了浏览器，转而偏爱无数的原生应用。下文我们将对此稍作梳理，并且会很早就认识到：云是一个漂亮而简单的隐喻，所指的却是一个复杂的行动者网络（actor network）。像这样一篇短文很难处理哪怕一个网络，更不用说几个相互竞争的网络了，因此我将聚焦于为苹果 iOS 开发、运行在 iPhone 和 iPad 上的应用。

要描述这样一个复杂的网络，我们需要谨慎用词，尤其是因为同一个术语可能会被不同的行动者群体以不同方式理解。

对程序员来说，app 是任何应用程序（application program）的缩写。在这里，我们将在更狭窄的意义上使用“应用”（app）一词，我们相信这更符合日常用语：应用是一种供移动设备使用的小程序，从一个中央分发者——应用商店——下载。

对于一本讨论 SaaS 的书而言，“服务”（service）一词至关重要。在这里，我们必须离开对服务的日常理解，而将其限定于面向服务的架构（Service-oriented Architecture，SOA）工程中的用法，即开放组织（The Open Group）所给出的定义：

> 服务是对一种可重复的、具有特定结果的业务活动的逻辑表示（例如检查客户信用、提供天气数据、汇总钻探报告等），并且：它是自足的，可以由其他服务组合而成，对服务的消费者而言是一个“黑箱”。（The Open Group 2013）

应当补充的是，这些服务是通过计算机网络提供的。那么，应用是由服务构成的吗？它们只是瘦客户端、通往云端的门户吗？事实是，有些应用确实如此，但远非全部。要理解应用，我们需要认识到它们是一个网络中的行动者，下文我们将尝试描述这个网络。

## 协调传感器

关于应用的笼统概括十分常见，但一个应用几乎可以是任何东西，从简单的实用工具到复杂的游戏。苹果的应用商店里有地图应用、医疗诊断工具、运动日志、食谱和饮食日志、银行应用和公交车票应用、单位换算器、计算器，还有简单的手电筒。唯一的共同点似乎是设备：应用是供移动设备使用的软件应用程序。那么，让我们就从 iPhone 本身开始描述应用网络。

iPhone 推出时，苹果宣称它是三种新设备的合一：一台电子邮件设备、一台音乐播放器和一部电话（Apple 2007）。我们或许仍倾向于把 iPhone 视为对电话的再媒介化（remediation）（Bolter and Grusin 1999），但 iPhone 的技术规格清楚地表明它远不止于此。它是一台口袋大小的计算机，具备多种网络连接：GSM 电话、801.11 Wi-Fi[^f06-tn1]、蓝牙、USB，在 2014 年的机型中甚至还有近场通信（Near-Field Communication）（Apple 2014a）。输入可以通过高分辨率触摸屏、手机正反两面的麦克风和摄像头以及几个按键完成。输出则通过屏幕、三个扬声器、一个振动器或一盏强光 LED 灯实现，还可以通过线缆连接更多的扬声器和屏幕。重要的是不要忘了传感器：GPS、距离传感器、气压计、加速度计、用于指南针和运动检测的三轴陀螺仪、环境光传感器，以及部分机型中的指纹扫描器。

iPhone 应用是一种小程序，它利用这些网络连接、输入／输出和传感器中的某一些，来实现用户认为有用或有趣的目的。应用可以根据用户或传感器的输入进行计算，通过网络发送和接收数据，并将结果输出给用户，同时将结果通过网络发送出去。最受欢迎的应用实际上是 Web 服务的瘦客户端，例如 Facebook 和 Google 地图（Google Maps）。它们大量使用网络，大部分计算都在远程服务器上、“在云端”完成。但另一些热门应用，例如《愤怒的小鸟》（*Angry Birds*），则在 iPhone 上进行计算，并使用 iPhone 的触摸屏和扬声器进行交互。还有一些应用依赖其他传感器，例如 Sleep Cycle 利用加速度计监测用户睡眠时的身体活动，又如 VitalSigns 通过分析图像来计算摄像头前那个人的脉搏和呼吸频率。2014 年苹果设计奖（Apple Design Award）得主《Device 6》是一个介于游戏与书籍之间的互动故事，只使用触摸屏和扬声器；而 Flashlight 只使用触摸屏来开关 LED 闪光灯。Sleep Cycle、VitalSigns、《Device 6》和 Flashlight 都不与任何服务器通信，它们在 iPhone 上孤立地运行。

宣称“没有软件，只有服务”，就是把这种多样性收窄为寥寥几类应用。我认为利斯特尔（Liestøl）的视角更富成效：我们正在步入感官媒介（sensory media）的时代（Liestøl et al. 2012）。我相信这一转变需要深入研究，但在本文中，我们需要继续描述这个网络：从运行在设备上的应用，转向应用开发者及其工作的环境。

## 此处有软件

基特勒（Kittler）曾以一个颇具挑衅性的文章标题《没有软件》（“There is no Software”）（Kittler 1992）引起了一些关注；他在文中认为，计算机软件的诸多层次只是在遮蔽计算机底层的硬件。尽管这篇文章带有十足的技术决定论色彩，它主要是对现代计算机的笛卡尔式基础的批判。基特勒能用好几种编程语言编写代码，他非常清楚软件是劳动——往往是巨大的劳动——的相当有形的成果。软件的分层结构使这种劳动更为高效；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的进路不应把它分析掉，而应关注这些不同的层次，考察权力如何分布于其间。

人们并不是通过组合 Web 服务来设计应用的。iOS 应用只能用苹果为 Macintosh 计算机提供的 XCode 编程环境来开发。它包括两种语言和 70 个不同的框架（frameworks）供程序员调用，其中包括界面按钮和其他元素、苹果服务器园区中的云存储、一个数据库系统、用于 2D 和 3D 开发的图形引擎，以及通往 iOS 其他部分的接口，例如通知、通讯录、日历、地图、相机和照片编辑软件。这些框架在两方面类似于服务：一是它们都是标准化的设计模式，开发者可以通过相对简单的接口加以依赖；二是它们都是“黑箱”，因为开发者无需了解其内部运作。上文概述的三种主要操作——本地计算、访问传感器、访问苹果的云服务——都有相应的框架支持。程序员可以通过使用苹果的框架来赚钱：借助应用商店的支付服务实现应用内购买，以及在应用内投放横幅广告。苹果 iCloud 中的云存储可以通过另一个框架获取，而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分享则借助又一个框架完成。

XCode 是这个网络中一个强有力的行动者：它规定了什么可以做、什么容易做、什么根本无法做，因而对开发者拥有权力。齐特林（Zittrain）把 iPhone 作为“拴系式”（tethered）设备的首要例证——这种设备可以被其制造商远程控制——与之相对的是可以被用来做任何事情的“生成性”（generative）设备（Zittrain 2008, chap. 2–3）。这种二分过于简单。苹果可以通过软件更新控制 iPhone 的某些方面，开发者可能使用的部分框架和服务也可以被远程控制。但开发者仍然找到了自由，在美国商店中创造出 150 万个应用，这看起来相当具有生成性。苹果的框架很少把开发者锁死，但它们提供了阻力较小的道路。像 Facebook 这样的大公司运营着自己的服务，供其应用使用。较小的开发者则要么自行开发服务，要么走更简单的路线，使用苹果的服务。与其采用生成性／拴系式的二分法，我们更应效仿基特勒的做法（即便不采纳他的结论），去研究通过各个软件层次所能获得的自由度。

软件即服务常被描绘为一种使编程变得简单的架构。表面上看，开发者无需编写代码，只需把不同的服务组装起来，就像孩子拼接乐高积木一样。iOS 编程与此相去甚远。仅仅创建一个传统的入门级“hello world”信息，就需要一系列不同的文件，其中大多数对初学者来说都难以理解。iPhone 已售出 5 亿部（Costello 2014），但其所有者中只有 35 万人注册成为开发者，而这些开发者中又有许多人（我们不知道具体有多少）从未向应用商店上传过任何应用。人们可以设想一部编程简单到用户会自己编写手电筒应用、而不是去下载一个的手机，但 iPhone 并不是这样的产品。

## 应用商店：强制通行点

正如 XCode 是唯一的编程环境，苹果也垄断了分发渠道；开发者不能直接把应用发给朋友。要在真实的 iPhone 上测试新应用，开发者必须向苹果购买每年 99 美元的许可证（Apple 2014b）。应用只能在少数几台设备上测试，并且只能通过苹果的应用商店进一步分发。这是我们所描述的 iOS 网络中的主要节点，也就是卡隆（Callon 1986）所说的“强制通行点”（obligatory passage point）。

到 2014 年底，应用商店中已有近 150 万个应用。正如斯尼卡斯（Snickars 2012）和弗吕基格（Flueckiger 2012）所讨论的，它是小型企业的舞台，尽管最受欢迎的应用背后是大型服务（App Annie）。

苹果会在每个应用获准进入应用商店之前对其进行审核，《应用商店审核指南》（“App Store Review Guidelines”）（Apple 2015）包含 179 条规则。苹果核查应用是否可靠、安全，并符合 iPhone 的界面指南。苹果也在保护自身的市场地位：“提及任何其他移动平台名称的应用或元数据将被拒绝”（规则 3.1）。暴力、种族主义、性、医疗建议，以及提及药物、酒精或尼古丁使用的内容，都受到严格管控。这引发了一场关于审查的争论，维基百科的“苹果公司的审查”（“Censorship by Apple”）词条即是明证（Wikipedia contributors 2015）。

苹果对每次审核都收取费用。获准的应用可以免费分发，开发者也可以选择出售，在这种情况下苹果抽取 30% 的收入。要下载应用，用户必须提交个人的 Apple ID 和密码，付费应用则从与该账户关联的信用卡中扣款。

在与开发者、软件、注册费和信用卡公司的这些交锋中，在这些“力量的较量”（trials of strength）（Latour 1988）中，苹果是迄今为止最强大的力量。不过，开发者也拥有权力。正如斯尼卡斯（Snickars 2012）所表明的，若没有开发者方面的这种巨大创造力，iPhone 就不会取得今天的成功。用户这一方则逐一判断自己想要安装和使用哪些应用；由于下载量的竞争十分激烈，这可不是微不足道的权力。当用户选择保留哪些应用时，他们就在其他行动者之间的力量较量中充当了仲裁者。

## 移动性与无处不在：客户端与云

我们已经快速勾勒了应用网络，并指出了其中的一些权力关系。现在可以回到 SaaS 的问题上来。应用开发并不是由没有经验的人把服务混搭（mashing up）在一起。不过，应用仍可以连接到 Facebook、Twitter、Google 的众多服务，以及 Evernote 或 DropBox 之类的个人存储云。这就是普适计算（ubiquitous computing）：你的数据始终与你同在；云始终在你头顶。但是，用一个瘦客户端访问所有软件的理念已经失落了。手机虽然性能强大，但对于现代 Web 服务所使用的高级客户端脚本而言仍然太慢。移动电话网络也比台式计算机的宽带连接慢得多。效率是开发应用而不使用手机网页浏览器的一个主要原因。苹果的 Objective-C 比 JavaScript 更高效，并让开发者对众多软件框架和硬件传感器拥有更多控制。另一个原因是屏幕太小：浏览器有几行用户界面（称为“chrome”），会占用宝贵的空间。在 Safari 浏览器中显示的 Facebook，顶部有地址栏，底部有后退按钮和其他控件。而 Facebook 应用可以使用整个屏幕，同时也更为高效。

手机上的云计算不是一个瘦客户端，而是许多个瘦客户端。每一个都必须安装并保持更新；尽管应用商店软件可以提醒用户有可用的更新，SaaS 那“无需安装、无需升级”的主要承诺已然落空。

## 结论

应用不会扼杀网络。尽管网站和应用之间存在一些重叠，但有相当多的应用从来不是、将来也不会是 Web 服务。安德森的观点是，目前在网络上作为商业服务提供的许多内容，例如新闻和社交媒体，可以通过为每个平台量身定制的应用更高效、更可靠地交付。从安德森作为一份印刷杂志主编的视角来看，最显眼的是媒体产业，这并不令人意外。对齐特林等人而言，业余参与才是网络的力量所在，也是使网络成为一种独特技术的那一方面。

业余爱好者制作了许多应用，但大多数应用可能是由专业程序员在业余时间制作的。开发一个应用，就是进入一个由苹果的编程语言和 Xcode 应用程序、苹果的审批服务、苹果的应用商店、用户以及 iPhone 本身所构成的网络。

应用不仅仅是服务；它们是应用程序，把 iPhone 的计算能力、网络连接、传感器和输出设备用于那些不会激怒苹果、而用户又认为有意义的目的。

感谢安德斯·松内斯·勒夫利（Anders Sundnes Løvlie）、弗罗德·古里拜（Frode Guribye）、亚坦·米夏尔森（Kjartan Michalsen）和约翰内斯·M. 林海姆（Johannes M. Ringheim）富有洞见的讨论。卑尔根大学（University of Bergen）媒介与信息科学系慷慨地借给我办公空间，让我在那里写下了本文。

[^f06-tn1]: 译注：原文作“801.11 Wi-fi”，应为 IEEE 802.11 无线网络标准之笔误。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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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ttrain, Jonathan L. 2008. *The Future of the Internet and How to Stop it*.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 拒绝服务

*Denials of Service* — Jussi Parikka（尤西·帕里卡）

> 本文将拒绝服务攻击（denial-of-service attacks）视为理解当代网络政治问题的一个关键切入点。通过强调互联网经济建立在安全服务与攻击服务之上、并由此不断螺旋上升的特征，本文进而讨论 2014 年 12 月针对索尼（Sony）与 Xbox 游戏网络的 DoS 攻击——这次攻击最终以 Kimdotcom 向黑客提供其文件共享服务 Mega 的代金券而告终。本文结合这一案例及其他例子，考察其意涵：服务一词如何也开始指代一种与互联网基础设施的关系，即服务器以及互联网连接的速度，而后者可以被拒绝服务攻击拖慢或淹没。

## 被预设的服务

服务可以被视为一个总括性术语，标示着网络政治的一条主轴。软件在如此多的层面上都是一种服务。毕竟，正是在服务的名目之下，人们进入各种平台并接受其使用条款；被准许或被拒绝访问付费墙（paywall）背后的报纸、媒体或其他内容；接入社交网络，如游戏网络以及其他同样作为服务的娱乐形式。正如读到这篇短文结尾时会清楚看到的那样，拒绝服务（DoS）也是服务——而且它们还可以通过进一步提供服务代金券来加以应对。基于软件的经济是一种服务相互竞争的经济，无论我们谈论的是社交媒体之类的正式平台，还是 DoS 之类较为非正式、有时带有犯罪性质的服务。

服务还意味着，关键的认知技能与社会技能成为榨取价值和实现货币化（monetisation）的场所。毕竟，正是在服务经济中，服务被有效地发明出来，作为通达你的需求、关系以及其他可能从中发现价值的形式的途径。正如我们从后福特主义（post-Fordist）政治理论中所学到的，社会性并不仅仅关乎工厂；只要能够将社会性如此包装，社会性也就是一种服务。换言之，在当代社交媒体与服务经济中，社会性是作为一种服务而被通达的。

除了作为社会与经济相互混融的这类关系的交汇点之外，我们还可以通过另一条线索来探讨服务。就技术文化和技术（媒介）系统而言，我们可以追随保罗·维利里奥（Paul Virilio）和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Wolfgang Schivelbusch）的足迹，从技术系统的断裂点入手，开始追踪其本质。随着火车的发明，火车事故也随之而来；航空史是一部与飞行器事故保持系统性关联的历史；同样，在一系列技术发明中，人们都可以书写其特定事故的历史。人们可以通过技术的断裂点来书写技术的媒介考古学（media archaeology），并分析例如计算机、软件以及互联网之类的网络，若从其特定的事故形式出发，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可以说，计算机蠕虫和病毒就是这样一种核心的事故形式，它展开了网络文化在普遍可通信性、交换与共享方面更广泛的逻辑及其隐含的基础设施欲望（Parikka 2007; Cohen 1986）。这表明，我们也可以从拒绝服务攻击的角度来探讨服务问题——这是一种反复出现、不断重复的基于软件的实践，它既被称为一种新型政治行动主义（activism），也同样被称为有害的黑客行为。

通过 DoS 活动，作为软件之面具的服务这一观念，就转而与安全和商业联系在一起。简言之，自 20 世纪 90 年代后半期以来，拒绝服务攻击已成为媒体报道和互联网文化安全评估词汇的一部分。用简单且不太技术化的话来说，拒绝服务攻击的运作方式是对某个特定地址及其服务器进行狂轰滥炸。由“ping”和“点击”（hits）构成的互联网经济，通过在短时间内以技术手段诱发的“人气”激增而被用来反噬自身，致使服务器崩溃、无法访问。整个攻击与互联网“ping”的时间（见 Pias 2011）以及互联网的时间关键型基础设施（time-critical infrastructure）（Ernst 2013）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关系，即它会产生请求超时（request time out）；换言之，它制造出一种在技术上无力处理请求的局面（被淹没，可以说就像服务台管理面对极端客流时的处境）。官僚体制与客户服务的情境转变为互联网流量及其协议性（protocological）管理的问题，正如服务与仆役（servantry）的社会情境已经同时转变为软件搜索经济的象征符号与文化技术（Krajewski 2010）。无论是提供服务还是拒绝服务，软件都围绕着服务这一轴心运转。

## 拒绝的文化技术

正如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2013）等作者所解释的，利用僵尸网络（botnets）的 DoS 或分布式拒绝服务（distributed-denial-of-service，DDoS）攻击，是恶意软件史的一个特征。早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和 90 年代初，蠕虫和病毒的危险就已在商业交易、通信与服务的语境中被识别出来。安全措施延伸到了保险领域：伦敦劳合社（Lloyds of London）早在 1989 年就已推出针对网络相关事故的保险套餐。该保单承保电信中断、软件与数据故障以及病毒攻击所造成的损失。大约在同一时期，控制风险集团有限公司（Control Risks Group Ltd.）成立了一家名为控制风险信息技术有限公司（Control Risks Information Technology Ltd.，CRIT）的新公司，其任务是打击计算机犯罪，包括间谍活动、欺诈、恶意或非法的数据篡改，以及拒绝服务或破坏服务（Parikka 2007, 73）。在服务经济无尽的螺旋中，这种情形指的是一种为防范服务损失而提供保障的服务。

Mydoom（2004）等诸多蠕虫已成为这部互联网服务经济另类历史（从其阴暗面读出的历史）中的里程碑。然而，实际拒绝服务的各种文化技术还要丰富得多，包括作为强制消耗带宽之手段的 smurf 攻击（smurfing）和 fraggle 攻击（fraggling），ICMP（互联网控制消息协议，Internet Control Message Protocol）回显请求/应答式的 ping，甚至还包括发送单个恶意数据包，例如利用互联网电话协议（VoIP）的“死亡邀请”（Invite of Death）攻击。这些技术与互联网的协议性质相关（Galloway 2004），但也作为凸显服务相对于软件这一问题的特定方式而展开。当然，当涉及服务及其拒绝的问题时，从 DoS 的视角出发，人们开始认识到，甚至由机器人程序（bots）构成的僵尸网络（zombie networks）也是互联网平台服务关系之形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一千台被俘获的机器 ping 你最喜爱的游戏服务网络，这便是半死者拖慢你带宽的召唤。

就与软件相关的技术而言，服务及其拒绝的这种首要性是一个有趣的特征。事实上，它是开始展开如下任务的一种方式：揭示将互联网社会性（sociability）特别强调为服务关系的那种奇特倾向。要出现拒绝服务，就必须先确立一种对服务的预设，并将其作为社会化数字网络及其平台的首要特征之一。关于服务的话语，实际上是开始思考如下问题的一种方式：在这类互联网“政治”中被凸显、处于中心位置的问题，是否并非软件，而是服务器；并非程序，而是数据流量与速度？自然，人们不应将这些事物视为二元对立；但在提及软件政治、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以及其他相关术语时，必须记住，并非所有对软件的关注都回溯到终端用户程序，它也指向更广泛的基础设施问题及其服务关系，正是后者维系着网络经济中特定的主体性模式：服务器、仆人、服务及其客户（关于仆役的详尽媒介史，见 Krajewski 2010 和 2013）。

正是在这一语境中，服务与“网络政治”的关系以一种别样的方式得到强调。由服务所引发的对软件的悬置——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特征，可以通过分析 DoS 的逻辑来加以探讨，并将服务视为作为互联网基础设施之一部分而被协商的特征：服务器、带宽、ping 的迟缓与速度，等等。服务提供对内容的访问，但同时也以这样一个事实为支撑：此类内容以及情感/认知经济依赖于基础设施。过去几年里，网络中立性（net neutrality）问题主导了网络政治辩论的很大一部分：谁有权决定互联网速度，从而可能为出价最高的服务提供快速通道，而将不那么富裕的用户置于其后？

DoS 对作为服务的速度与迟缓提供了进一步的注解。人们甚至可以通过雇用合适的黑客团体，把这种减速当作一种服务来购买（Brunton 2013; Dredge 2014），正如人们也会被提供各种服务：由分布式网站管理员实施的“邻里守望”、数据管理以及分布式云，以确保即便是个人或小团体/小公司的网站也能保持可访问性（例如 CloudFlare 2015）。安全服务从单纯防范恶意软件，扩展到涵盖访客管理、跨服务器的内容分发以及流量优化。

无论如何，所有这些都揭示了服务运作的不同层面：既有人们在内容、感受、用户满意度等终端用户客户语境中购买和预设的服务，也有网络关系所涉及的基础设施层面，例如被预设的速度。

## 代金券解决方案

作为互联网文化中服务与拒绝服务话语之奇特转折的一个例子，不妨看看 2014 年底的这一事例。2014 年圣诞假期期间的节礼日（Boxing Day），黑客团体蜥蜴小队（Lizard Squad）宣称对索尼 PlayStation 和 Xbox 网络遭受的拒绝服务攻击负责。在圣诞节后的游戏狂潮之中，这次攻击使上述网络瘫痪，并像 12 月早些时候的黑客事件那样登上了新闻头条。据称由朝鲜实施的索尼黑客事件，演变成一场以消费者为中心、颇为古怪的关于审查的“政治”辩论，因为当时看起来索尼将撤回其电影《采访》（*The Interview*）的发行。当然，由“和平卫士”（Guardians of Peace）团体实施的索尼黑客事件主要着眼于从索尼窃取大量资料，与蜥蜴小队的攻击并不相同。

蜥蜴小队事件的解决方式，同样为网络政治这一概念提供了奇特的注解：它由一位出人意料的调停者化解——Kimdotcom，即 Megaupload 和 Mega 存储/共享服务颇具争议的创始人，也是一位直言不讳的互联网权利与自由活动家。根据他本人的说法，黑客们获得了 Mega 高级终身账户（premium Mega Lifetime accounts）的代金券，以换取他们停止攻击并承诺永不再犯。事件以双方各自在推特（Twitter）上发表声明而告终。

蜥蜴小队（@lizardmafia）以非常满意的语气评论道：“感谢 @KimDotcom 的代金券——你就是我们停止攻击的原因。@MegaPrivacy 是一项超棒的服务。”

Kimdotcom 在推特上以同样愉快的语气回应：“Xbox Live 和 PSN 服务正在恢复。许多地区已完全恢复。全面恢复在即。祝大家游戏假期愉快。不客气 :-)”

同一天（2014 年 12 月 26 日）晚些时候，他又写道：“记住……只有在蜥蜴小队不再攻击 Xbox Live 和 PSN 的情况下，他们才能享受免费的 Mega 高级账户。#Thatsthedeal（这就是交易）”。

然而，这并没有阻止蜥蜴小队以一款名为 LizardStresser 的独立 DDoS 工具的形式提供服务，人们可以雇用它来满足互联网攻击需求：“LizardStresser 的最高级别攻击承诺持续 30,000 秒——略多于八小时——每月 129.99 美元，或以 500 美元获得‘终身’使用权”（Dredge 2014）。

除了作为服务的 DDoS 之外，Mega 存储/共享平台的案例也是对互联网经济的一个奇特注解。作为互联网英雄式政治——即由个人崇拜所造就的自由斗士（例如与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并列）的政治——新先锋的一员，Kimdotcom 这种被指控为盗版的政治，已转而在存储/共享平台 Mega 的主页上引用《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并将该平台标榜为：

> 隐私公司（The Privacy Company）：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Mega 2015a）

存储与隐私成为其业务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或者更具体地说，正如 Mega 的《服务条款》（Terms of Service）所规定的：

［译者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Mega《服务条款》（Mega 2015b）中的一段较长文字，大意为：其服务包含用户控制的加密（UCE）；用户应妥善保管自己的加密密钥并予以保密，除非希望他人访问自己的数据，否则不要向任何人透露；如果遗失密钥，用户将无法再访问自己的数据；平台强烈建议用户使用可靠的杀毒软件和防火墙保护。］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黑客行为及相关技术在过去几年中被纳入网络政治的话语，它也可以指一种以服务为导向的“政治”或“外交”，即以对服务的访问来对抗拒绝服务。Kimdotcom 的提议（#thatsthedeal）以一份免费加密存储代金券的圣诞礼物来回应黑客行动，从而确保数百万用户能够访问游戏网络服务。代金券文化——从购物，乃至紧缩政策之后服务经济的私有化——标志着为新自由主义话语所珍视的那种选择能力。

无论如何，在我们的案例中，它标志着“没有软件，只有服务”向“没有软件，只有代金券”的一种变奏——这是针对拒绝服务问题的一种准政治的、以服务为导向的解决方案。

衷心感谢杰拉尔丁·华雷斯（Geraldine Juárez）的反馈与想法。

##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Brunton, Finn. 2013. Spam. A Shadow History of the Internet. Cambridge, MA: MIT Press.

Cohen, Frederick B. 1986. Computer Viruses. A Dissertation presented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ern California, Decemb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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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as, Claus 2011. “The Game Player’s Duty. The User as the Gestalt of the Ports.” In: Media Archaeology. Approaches, Applications and Implications, edited by Erkki Huhtamo and Jussi Parikka, 163–183.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作者简介

*Authors*

**塞思·埃里克森（Seth Erickson）**，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系博士候选人。其博士论文聚焦当代数字学术中的软件开发实践。

**安德斯·法格约德（Anders Fagerjord）**，奥斯陆大学媒介与传播系媒介研究副教授。研究兴趣包括位置媒介（locative media）、设计理论、多模态与多媒体理论，以及“融合”（convergence）概念。在学术界之外，他曾担任网页设计师和电台主持人。

**伊琳娜·卡尔德拉克（Irina Kaldrack）**，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博士后研究员。其研究涉及数字时代的新方法、数字文化的理论与历史、运动的科学史以及数学的文化史。

**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Christopher M. Kelty）**，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信息研究与人类学教授，著有《两比特：自由软件的文化意义》（*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其当前研究项目见 http://kelty.org/。

**马丁娜·莱克（Martina Leeker）**，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方法教授、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资深研究员，戏剧与媒介研究学者和讲师。其研究涉及数字文化中的艺术/实践研究、话语分析的媒介理论、媒介人类学、艺术与技术、戏剧与媒介。

**安德鲁·利森（Andrew Lison）**，堪萨斯大学霍尔人文中心（Hall Center for the Humanities）数字人文博士后研究员。他与蒂莫西·斯科特·布朗（Timothy Scott Brown）合编《声与像中的全球六十年代：媒介、反文化、反叛》（*The Global Sixties in Sound and Vision: Media, Counterculture, Revolt*，Palgrave Macmillan，2014）。其著述亦发表于《新构型》（*New Formations*）和《科幻研究》（*Science Fiction Studies*）。

**利亚姆·马吉（Liam Magee）**，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资深研究员，合著有《迈向语义网：连接学术研究中的知识》（*Towards a Semantic Web: Connecting Knowledge in Academic Research*，2010）。

**克里斯托夫·诺伊贝特（Christoph Neubert）**，帕德博恩大学媒介研究系媒介史博士后讲师，德国研究基金会（DFG）研究训练小组“自动性”（Automatisms）资深成员。研究兴趣包括媒介理论与媒介史、交通与物流的认识论以及生态学史。

**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南安普敦大学温彻斯特艺术学院技术文化与美学教授，著有多部关于数字文化与媒介理论的著作，包括《什么是媒介考古学？》（*What is Media Archaeology?*，2012）及最新的《媒介地质学》（*A Geology of Media*，2015）。

**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传播学教授。其著作《软件、基础设施、劳动：物流噩梦的媒介理论》（*Software, Infrastructure, Labor: A Media Theory of Logistical Nightmares*）将于 2015 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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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底

数字文化丛书 · www.meson-press.com · ISBN 978-3-95796-055-9

伊琳娜·卡尔德拉克、马丁娜·莱克（编）
《没有软件，只有服务》（*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

软件已死了吗？谷歌（Google）、Dropbox、Adobe 创意云（Adobe Creative Cloud）或社交媒体应用之类的服务，在我们的数字媒介景观中无所不在。这标志着服务范式的（再度）兴起，它对传统的商业模式与许可模式，以及媒介创作与使用的方式都构成了挑战。本文集中的短文探讨了服务如何改变软件的概念、编程这一文化技术、劳动条件以及数据的生态与政治，以及它们如何影响知识的装置（dispositif）。


# 版权与译本说明

**没有软件，只有服务**

*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

伊琳娜·卡尔德拉克（Irina Kaldrack）、马丁娜·莱克（Martina Leeker）编

## 版本信息

- 原书名：*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
- 编者：Irina Kaldrack, Martina Leeker
- 撰稿人：Christoph Neubert；Seth Erickson, Christopher M. Kelty；Andrew Lison；Liam Magee, Ned Rossiter；Anders Fagerjord；Jussi Parikka
- 丛书：数字文化丛书（Digital Cultures Series），Armin Beverungen、Irina Kaldrack、Martina Leeker、Sascha Simons、Florian Sprenger 主编；数字文化研究实验室（Digital Cultures Research Lab）丛书
- 出版：meson press，吕讷堡大学数字文化中心混合出版实验室（Hybrid Publishing Lab, Centre for Digital Cultures, Leuphana University of Lüneburg），2015 年
- ISBN（印刷版）978-3-95796-055-9；ISBN（PDF）978-3-95796-056-6；ISBN（EPUB）978-3-95796-057-3
- DOI：10.14619/008
- 原书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there-is-no-software-there-are-just-services/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15/06/9783957960566-No-Software-just-Services.pdf）
- 资助：大众汽车基金会（Volkswagen Foundation）“下萨克森预先拨款”（Niedersächsisches Vorab）计划、下萨克森州科学与文化部，以及欧盟重大项目“吕讷堡创新孵化器”（Innovation Incubator Lüneburg）。
- 原书封面图片：© Lily Wittenburg（第三方版权，本译本未收录）。

## 许可

原书依据 **知识共享 署名—相同方式共享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SA 4.0）** 发布：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sa/4.0/

本中文译本为上述作品的演绎作品，同样依据 **CC BY-SA 4.0** 发布。转载、修改或再发布本译本时，须注明原作者、编者、原出版者及本译本出处，并以相同许可协议共享。

## 译本说明

本译本为**非官方译本**，未经原作者、编者或 meson press 审阅或认可。译文仅依据上述来源下载的 PDF 原文翻译，如与原文有出入，以原文为准。

- 人名、术语在首次出现时以括号附原文；文内引注保持原样；各章参考文献保留原文。
- 原书中不属于上述许可范围的第三方材料未予复制：第 1 章（Neubert）图 1 为 1971 年 Cybermatics 公司广告（© Cybermatics Inc.），仅保留译出的图注；第 3 章（Lison）所引 1992 年宣传片《别复制那张软盘》（Don't Copy That Floppy）的歌词未译；第 3 章中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与一则 Reddit 评论的长段引文、第 6 章（Parikka）中 Mega 服务条款的长段引文，均以带出处的中文概述代替，并以“译者注”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