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丛书前言（Series Foreword） “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在《留声机、电影、打字机》（*Gramophone, Film, Typewriter*）的导言中写下了这句臭名昭著的话。尽管这一论断无疑是极端的（媒介考古学也一直被批评过于戏剧化、过于聚焦技术发展），它却推动我们继续把媒介思考为设定条件（terms）者：我们以此为条件生活、社交、交流、组织、从事学术研究，等等。毕竟，正如基特勒在近三十年前的开篇陈述中接着写道的，我们的处境，“不论是否由于”媒介，“都值得一番描述”。那么，媒介的条件（terms）是什么？即媒介的界限、条件、时期、关系与措辞是什么？这些条件与决定作用之间又是什么关系？“寻找媒介”（In Search of Media）丛书通过考察用户在其中运作、却往往语焉不详的“媒介条件”（terms of media）来回答这些问题。也就是说，本丛书的目标不是编写一系列以关键词为纲、用以描述媒介实践的解释性文本，而是理解媒介得以生产的条件（即“terms”），以及媒介影响并改变这些条件的方式。 显然，搜索引擎的兴起助长了关键词和术语的激增与支配地位。与此同时，它也改变了关键词本身的性质，因为如今任何词语和模式都可以成为“关键”。更进一步，它改变了学习过程本身，因为搜索预设了：(a) 只要措辞正确，任何问题都能得到解答；(b) 答案就在数据库之中。换言之，真相就“在那里”。然而，搜索/媒介对知识的影响远不止于搜索引擎。从社会学到经济学，从艺术到文学，越来越多的学科正在寻找媒介，以此振兴其方法与研究对象。因此，我们当下的媒介处境似乎意味着一个新的术语，它可被理解为媒介性制约（mediatic conditioning）在时间上的转移。那么，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说，本丛书追问的是：知识本身的条件是什么？ 为了回答这一问题，每本书都收录两位（或更多）作者的介入之作。他们对某一术语的切入方式（首批术语为：交流、模式歧视、市场、留存、机器、档案、组织、远距作用）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分歧又交汇。通过让北美与欧洲的学者结对合作，本丛书也推进了媒介理论：它消除了由于翻译的变数和各地学术惯例而跨越语言壁垒存在的那种众所周知的“十年差距”，以激发新的描述、规定与假说，重新思考并重新想象媒介能够做什么、必须做什么。 # 导论　断连研究：在新冠疫情的边缘（Introduction. Studies in Disconnection: On the Fringes of COVID-19） 泰罗·卡尔皮（Tero Karppi） 在自愿的自我隔离中为一本关于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的书撰写导论，多少带着某种奇异感。[^f02-1] 这个曾经开放、互联的世界骤然断开了连接，在物理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彼此分隔。国界正在关闭，国际旅行被禁止，人们被鼓励——有时是在罚款的威胁下被强制——寻求庇护或居家不出；雇主把工作转移到互联网平台上，以避免面对面的会议；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学已经从线下授课转向线上环境。无须多言，造成2020年春季这一局面的原因是新型冠状病毒COVID-19的暴发，其症状包括干咳、呼吸急促、发热，乃至致命的肺炎。[^f02-2] 尽管各个来源、各个国家对死亡率的估计不尽相同，但地方、地区、国家和全球层面都在推行紧急措施，以帮助医疗体系应对这场疫情。这种新型冠状病毒于2019年12月在中国武汉地区首次被发现，随后迅速蔓延至全球。对于那些已经把病毒式传播（virality）与社交媒体以及某种商业逻辑——在这种逻辑中，“金钱”追随着“在网络中扩散的社会影响力”（Sampson 2012, 2）——联系在一起的人来说，COVID-19适时地提醒我们病毒式传播在流行病学上的踪迹。病毒的迅速扩散表明，网络，无论是物理的还是虚拟的，都可能催生一种不受控制的、狂野的、甚至具有毁灭性的连接性（connectivity）。正如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和尤金·撒克（Eugene Thacker）（2007, 6）所指出的，“网络”有时“携带着最非人的、最厌恶人类的倾向”。至3月11日，COVID-19已被世界卫生组织认定为大流行病。由于病毒迅速扩散，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回避、隔离与躲避成了新的社会规范，而线上连接则成为社会互动的首选方式。尽管我们或许已经（至少暂时）告别了物理意义上的联网交往，但我们并没有告别网络。事实上，作为一种“生物网络”，“新发传染病……高度依赖于一个或多个网络”（Galloway and Thacker 2007, 90）。病毒在网络中传播，而网络模型被用来解释COVID-19如何具有传染性；流行病学和机器学习试图对其动向进行建模和预测。如果病毒式传播在网络中滋长，那么预测网络的边、切断网络的节点，便可能是控制它的一种途径。 对网络以及我们个人与网络之间连接性的控制，一直是近来围绕断开连接的实践与理论展开的学术讨论中的关键议题之一。我们在此称之为断连研究（disconnection studies）的这一新兴领域，其出现与社交媒体及其他使数字化成为常态的网络化连接技术平台的兴起紧密相连（Kuntsman and Miyake 2019, 902）。“注意力经济的强化”、推动社会及其服务数字化的政治力量，以及自我优化之类的潮流，都被讨论为个体开始质疑无处不在的连接性之前提的原因（Syvertsen 2020, 7–8）。断连研究关注用户抵抗特定数字平台的实践（Light 2014; Brennen 2019），但也批判诸如数字资本主义的原则以及现有社交网络模式背后的剥削性数据实践（Bucher 2020; Natale and Treré 2020; Karppi 2018）。断连研究的诸多向量构成了不同的方法论实践，从经验研究到媒介艺术和研究创作（research creation），致力于探索个体与集体同网络共处的战术与战略，并从关于故障、中断、干扰与例外状态的媒介理论基础中汲取灵感。 断连研究探讨连接性这类概念和联网这类实践时，所取的方向并不关心它们所创造的统一性，恰恰相反。“‘断开连接’一词是一个动词，意味着移除或打破一种连接，”本·莱特（Ben Light）（2014, 150）在第一部关于线上断开连接的专著中写道。中断、干扰和移除使我们注意到建立连接的意义和连接性的重要性（Sundén and Blagojević 2019, 57），也使我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没有连接，断开连接便无法存在（Hesselberth 2018）。佩皮塔·赫塞尔贝特（Pepita Hesselberth）所说的“断开连接的悖论”的另一面当然同样成立：没有断开连接的潜在可能，也就没有连接（Hesselberth 2018; Light and Cassidy 2014）。连接总是脆弱的，需要被维持、维护和管理（Strathern 1996, 523; Karppi 2018）。 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89, 280）那个著名的定义所言，理论是“一种概念的实践”，它与来自不同实践的其他概念相互干预。断连研究带来了一整套概念武器，诸如拔掉插头（unplugging）、解除好友关系（unfriending）和退出（withdrawal）；这些研究拆解法拉第笼之类的装置，深入考察在排毒营中进行的聚会，检视数字极简主义的实践，并追问数字自杀是否真能终结一个数据替身（data double）的生命（关于这些概念的讨论，见第四章）。在本书中，拆解（undoing）这一概念为审视断开连接提供了视角。作为断开连接词汇的一部分，拆解是一个强调活动的概念。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1912, 161）在其关于彻底经验主义的著作中写道：“对某物正在进行（something doing）的任何把握，都是一种活动的经验。”对詹姆斯而言，进行（doing）是一种赤裸的活动形式，而“‘生命’感”是由正在发生的变化之经验构成的（James 1912, 161）。某物正在进行即意味着活动，而没有活动便一无所有（Massumi 2011, 1）。艾琳·曼宁（Erin Manning）（2015, 55）认为：“当某物进行时，新的关系场域正在形成，随之形成的还有新的存在模式。”拆解并非对进行的否定，而是一种更为具体的活动，其中发生的变化常常被唤作抵抗（Deutsch 2007, 122）。例如，“undo”的词典释义是解开、松开或放松，它也可以表示取消或逆转结果的过程。拆解运用的是凯伦·巴拉德（Karen Barad）（2007, 175）所称的“能动性切割”（agential cut）的力量——一种重新配置某一装配体（assemblage）各部分的时间性分离。拆解的影响从回应性的到批判性的不等，甚至可以达到毁灭性的极端。 本书的任务是考察乃至亲手划出这样的切割，拆解不同的连接与网络模型对我们的经验正在做的事情，并追问：当我们从挑战并逆转过去二十年的构成性秩序——去连接——的角度来接近网络时，网络会呈现出怎样的面貌。这篇导论性文章接下来几部分的意图，是通过反思COVID-19对我们的连接倾向造成了什么影响，来思考断连研究的一些核心观点。正如阿迪·昆茨曼（Adi Kuntsman）和埃斯佩兰萨·三宅（Esperanza Miyake）（2018, 903–4）所指出的，关于数字脱离（digital disengagement）的研究常常把社会的与数字的混为一谈。这场大流行病迫使我们修正并拆解将这两个概念捆绑在一起的某些纽带。 因此，让我们从中间开始（in medias res），描绘这一在2020年春季正在展开的局面的特殊之处。首先，这场大流行病清楚地表明，断开连接并不仅仅是一种线上现象（Light 2014；见本书第一章）。由于病毒通过任何由人构成的物理网络传播，减缓其传播、防止其波及高危人群的唯一方法，就是切断一切身体接触。孩子们不应与祖父母见面；病人应当待在室内。检疫隔离和自我隔离之类的做法打乱了我们的日常实践，迫使我们确定哪些连接真正必要，哪些可以忽略，哪些又应当完全避免。正如安妮·考恩（Anne Kaun）和克里斯蒂安·施瓦岑内格（Christian Schwarzenegger）（2014）所论：“连接与断开连接是不断被重新协商的动态过程。” 研究断开连接，意味着探索和理论化如何既借助又超越关于连接性的主导性想象来思考。如果说连接性关乎通过调动“运作的形式、动态与空间参数”来使事物运转起来，那么断开连接则表现为“静止、等待与去强化”的形式（Tellmann, Opitz, and Stäheli 2012, 210–11）。当网络失灵时，我们只能在“无助感与控制欲”之间摇摆（Paasonen 2014, 703）。2020年4月，许多基本服务已被削减，航空旅行只在特殊情况下才可能，没有人知道托儿所和学校何时重新开放。货物仍在流动，人却停留在原地。病毒已将金融市场推入危机状态。在这种断开连接的状态中，我们只能等待。 政治家、媒体和专家都宣称我们同舟共济，但我们的处境远非平等。断连研究提出了关于退出所需的资本、劳动和知识的问题。尽管在许多职业中，建立人脉长期以来都是一项核心技能，但似乎只有内向者能在社会隔离中如鱼得水（见本书第一章）。断开连接的能力需要以社交媒体之外的人际网络为形式的社会资本（Portwood-Stacer 2013）、特定的技能（Syvertsen 2018）和知识（Kaun and Treré 2018），而且有时是少数人的奢侈品，反映着他们的权力地位（Karppi and Nieborg 2020）。 在大流行病期间，居家办公受到鼓励，尽管并非人人都享有这种特权。最早感受到经济衰退冲击的是航空公司，而它们的工作原本就是连接人、国家和大陆。必要岗位工作者（essential workers），如医护人员和急救人员，无法居家工作。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Centers of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2020）的研究表明：“长期存在的系统性健康与社会不平等，使部分少数种族和族裔群体成员无论年龄大小，都面临着更高的感染COVID-19或罹患重症的风险。”低收入人群以及诸如新移民等群体正受到这场大流行病更为不利的影响（CBC News 2020）。那些收入依赖于新兴零工经济的人无法退出；他们不停地把食物和商品送到那些在相对安全的隔离状态中网上下单的人手中。 在病毒时代，无论是生物病毒还是计算机病毒，每个人都被要求不仅要保护自身安全，还要确保他人的安全（Parikka 2007）。断开连接的实践使自我规制变得可见，并使之成为规范（Jorge 2019）。与断开连接相关的新常态的一个典型例子是“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实践。《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解释说：“简单地说，其理念就是在你和他人之间保持距离——就此而言，至少六英尺。这也意味着尽量减少与人接触。尽可能避免乘坐公共交通，限制非必要出行，居家工作，不参加社交聚会——绝对不要去拥挤的酒吧和体育场馆”（Mandavilli 2020）。加拿大多伦多一座已关闭的公园门口的告示牌上写着：“请保持良好的身体距离——相隔两米，或大约一根冰球杆的长度。”保持一根冰球杆的距离之所以能保护人们，是因为COVID-19通过咳嗽或打喷嚏产生的呼吸道飞沫传播。社交距离的实践已成为政府、组织和个人为防范COVID-19感染威胁而采取的预防措施的关键象征之一。其他象征包括口罩（另见第二章关于隐私服装的讨论）、洗手液和卫生纸，它们很快就被抢购一空或流入了黑市。如今，戴口罩的人在公共场所随处可见——在机场、学校、公园和餐馆——如果这些地方还没有关闭的话。 社交距离、自我隔离、检疫隔离和例外状态，只是强化了吉尔·德勒兹曾界定的那些旧的控制模式——他将其与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的规训机制概念联系在一起。我们正目睹以空间划分和将人们在物理上彼此隔开为基础的封闭技术的复兴（Deleuze 1992; Foucault 1979, 195–200）。各民族国家继续推行各种指导方针，以“压平曲线”，确保各自的医疗体系能够应付其病人。为了减缓病毒传播，任何与感染者有过接触或曾到过高风险地区的人，都被要求或被强制自我隔离十四天。出现感染迹象的人则被置于检疫隔离之中。 断开连接不仅构成一种中断，“也构成一种某物可以存在于其中的状态”（Light 2014, 150）。社交距离、检疫隔离和自我隔离都保护我们免受病毒侵害。芬兰与其他一些国家一样宣布进入紧急状态，这赋予了限制任何集会规模的法律权力——起初是不超过五百人，很快便降至不超过十人。新的规定和限制每天都在生效。餐馆只提供外卖。健身房、理发店、海滩和许多其他公共场所被迫无限期关闭。“无新冠”如今成了Tinder上的卖点。个人自愿地划出各自的隔离区域，其中适用新的社会规范：不拥抱，不触碰，不进行任何形式的身体接触。在大流行病中，生命本身正受到断开连接的保护。 各民族国家尝试以不同的战术控制大流行病，从助推（nudging）公民的社会行为、使之趋向更具社交距离的互动，到对非本国公民关闭边境（另见第三章关于助推的讨论）。对某些民族国家所采取的例外措施提出批评的人之一是吉奥乔·阿甘本（Giorgio Agamben）（2020a; 2020b）。作为回应，让-吕克·南希（Jean-Luc Nancy）指出，“例外”并非一种反常，而是“正在成为一个世界中的常规——在这个世界里，各种技术性的相互连接（移动、各类转移、物质的浸渍或扩散，等等）正达到迄今未知的强度，而且这种强度正与人口以同样的速度增长”；政府的角色只是这个谜题中的一小块（Nancy 2020）。 福柯在论述十七世纪末为控制鼠疫而采取的例外措施——即把受污染的空间和人与那些被认为健康的空间和人分隔开来——时，也强调了随之出现的分类、登记和报告等实践的作用（Foucault 1979, 196–97）。聚焦于连接中所潜藏的威胁与脆弱性的病毒话语，无论是生物学的还是计算的，似乎都与塑造了1990年代网络文化的那些实践密不可分（Parikka 2007, 94–96; McKinney and Mulvin 2019）。同样，对Covid-19的应对也伴随着旨在控制感染风险的新数字实践的发展。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和尼尔·塞尔温（Neil Selwyn）描述了“智能手机如何能被改作监控系统，以支持对公众的管理与控制”，例如强迫每个人下载一款应用，告诉个人是否可以离开自己的公寓（Andrejevic and Selwyn 2020）。在德国，德国电信（Deutsche Telekom）正在提供智能手机位置数据，用于追踪公众的行动轨迹并预测病毒的传播（Schaer 2020）。5月，苹果（Apple）和谷歌（Google）推出了一套自动化的“接触者追踪”系统，智能手机借助蓝牙自动与附近的其他手机建立连接。[^f02-3] 所记录的关于接触时间和地点的信息随后可被用来警告手机持有者可能已暴露于病毒。如果说社交网络的基础在于建立数字连接，使用户无论身处何时何地都能与既有的朋友、同事或志趣相投者的网络保持联系，那么COVID-19则呈现出它的反向图像。在这个新世界里，社会的由数字的所决定，数字的通过规定你何时、何地、与谁可以保持联系，以及谁应当与同伴隔离，来拆解物理的社会网络。 COVID-19是一种“冠状”（corona）病毒的变种；这种病毒之所以得名，是因为它的形状呈现出一种边缘突起，类似于太阳或其他恒星稀薄的气态外层（日冕）。在大流行病时代，恰恰是物理连接变得稀薄了，而断开连接不再是一种边缘突起。尽管社交距离的技术或许能成功地将人们与其线下环境在物理上隔离开来，但隔离未必延伸到线上空间。恰恰相反，许多过去面对面进行的日常实践，从会议到教学再到看医生，如今正被转移到线上。从儿童玩伴聚会到下班后的聚会，人们正在线上建立新的社会关系。那些离开了脸书（Facebook）的人如今考虑回归，以便在自我隔离中找到一种共同体感。Zoom、Skype和FaceTime等视频会议应用获得了新的重要性。Nextdoor等较新的社交网络正在成为人们寻求和提供本地帮助的场所。对许多人来说，与物理社交圈断开连接放大了其线上对应物的重要性。 在检疫隔离中，社会生活主要在线上展开，而在那里，“社交距离”是个名不副实的说法。近年来，互联网研究者一再表明，线上连接可以是非常真实而亲密的，在数字媒介时代，物理距离不再等同于社会隔离（Baym 2010）。事实上，世界卫生组织等专家机构更倾向于使用的概念不是“社交距离”，而是“身体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因为后者清晰的空间秩序比前者模糊的象征意味更具描述性。在大流行病中，身体上的断开连接成了生命本身的一种务实状态。 十多年前，当亚历山大·加洛韦和尤金·撒克论述网络时，他们要求我们正视这些网络的非人（unhuman）面向。我们甚至不再能掌控自己的网络。通过强调网络的非人一面，加洛韦和撒克将我们的注意力引向“网络的物质性”，这种物质性“展现出与有权势的个人无关的权力关系”（2007, 153）。他们的核心论点是，对网络——尤其是数字网络——的理解一直过于以人为中心，这使学者们忽视了以协议为典型的网络基础设施如何确立了引导和分配人类行动的根本条件。这些论断已由软件研究和平台研究加以发展和细化，这些研究往往致力于在网络分析中去人类中心化。今天，网络的非人性体现在生物病毒的不可控性上，也体现在：从病毒的视角来看，人的身体、人的触碰乃至人与人之间的连接，都不过是传染网络中一种可供利用的结构。 加洛韦和撒克指出：“网络通过无休止的连接与断开连接而运作……它们永远不完整，却总是呈现出某种形态”（2007, 156）。当人类在物理上不再彼此接近而被去中心化时，社会的力量便呈现为其他形态。被拆解的线下网络释放其社会力量的一个场所，就是线上网络以及各种社会性技术。然而，我们的物理社交网络并不只是从一种环境搬到另一种环境，社会的与数字的混同也并非没有后果。正如在线下世界一样，在线上世界里，生活也塑造着它所发生于其中的网络，并被这些网络所塑造。问题在于，数字网络不仅是非人的（unhuman），有时还是不人道的（inhuman）。许多数字平台曾被视为参与式民主的化身，如今却已成为假新闻和仇恨言论的网络，并“为最具破坏性的力量提供了一个理想的宣传系统”（Vaidhyanathan 2018, 195）。这些平台的收入不仅建立在利用用户私人信息的基础上，也建立在利用其行为模式的基础上。社交媒体平台积极地界定“社会性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们认为什么应当作为反社会的东西被过滤掉”（Carmi 2020, 121）。“过度连接”（overconnection）已被公认为一个现实问题（Baym et al. 2020）。尽管数字网络显然在剥削人的价值，并为人力资本划定新的定义，但在COVID-19时代，我们非但没有与它们断开连接，反而被更深地推入其中。过去被视为过度连接的东西，变成了默认设置（default）。 在疫苗研制出来之前，断开连接的规训机制都指向网络；其中许多是切断节点之间的链接、把个体隔离进更易控制的较小子集的方法。与此同时，工作、教育和我们的私人关系从面对面的会面转移到了线上网络。此时此刻，我们需要断连研究来揭示不同网络所促成的不人道（in-）与非人（unhuman）关系。但更重要的是，当链接正被切断、物理网络被拆解、线下被线上所取代时，如何照护每一个单独的节点，便成了这些研究同样需要回应的问题。加洛韦和撒克曾鼓励我们不要从以人为中心的视角来界定数字网络——因为按照默认设置，人并不是这些网络的核心关切——而如今我们所需要的，恰恰正是以人为中心的视角。 《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试图考察处于断开连接之中意味着什么：身处种种事物断裂、中断、松解与切割的过程之中，是一种怎样的经验。在断开连接中，我们面对的是划定网络界限、设定其边界的活动。网络名人正在倦怠，个人正在前往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营，政策制定者正在构想如何限制社交平台，而人们似乎也更加注重自己的隐私。如果说这个新千年的头二十年是在建立各种形式的连接性——从社交媒体的诞生到算法推荐系统，再到网红（influencer）形象的兴起——那么我们直到现在才开始正视这一变化更广泛的文化与政治意涵。各大社交平台，以及这些公司纳入其商业战略、并从中获益二十年之久的网络模式，或许还没有走向衰落。但这种衰落感觉比以往更近了。 在断开连接中，人既不是与网络站在一起，也不是与网络对立，而总是处于两者之间的某处。正如克拉拉·维格霍斯特（Clara Wieghorst）和莉亚·P.齐罗特（Lea P. Zierott）在第四章开篇所写：“断开连接嵌入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本书试图通过其结构来捕捉这种嵌入性，并展示我们这种无处不在的连接性文化如何能够从内部受到挑战，其根基如何能够从内部受到批判并被去自然化。连同这篇导论在内，本书由五个各自独立的部分构成，它们在方法上和实践上彼此断开连接。第一章从古典社会学文本一直到5G网络的出现，探寻人在网络理论中的角色。第二章和第四章偏离了较为传统的学术写法。前者访谈了一位服装设计师，她设计的衣服不是为了可见性，而是为了隐私。后者采用关键词的形式，来阐明断连研究这张网络中的一些节点和边。第三章通过对一项技术功能的细读，拆解了脸书的隐私主张。为了遵循拆解的逻辑，各章邀请读者进入一个连接、断开连接、再连接的持续过程。 在第一章中，乌尔斯·施特海利（Urs Stäheli）认为，我们需要在数字之内和之外理解连接性的谱系。作为迈向拆解网络的社会学的第一步，施特海利将断开连接追溯到社会学家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和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在1900年前后的著作。在施特海利看来，这些对联网交往的早期批判形式作为施为性（performative）概念运作，生产出我们如今理解连接性与断连性（disconnectivities）的方式。换言之，超连接性（hyperconnectivity，即过度联网的可能性）、害羞或内向类型的形象（联网太过了），以及精神分裂的状况（一切都相互连接）等概念，各自生产出一种超越其技术层面的对连接性的理解。然而，对于这些看似个体化的形象，施特海利并不认为断开连接是一个可以通过排毒或自我照护来治愈的主观问题。相反，他表明断开连接的问题是网络文化想象的一部分；因此，断开连接并不仅仅是连接的一个附带结果，它本身就是生产性的。这一路径使施特海利得以重新阐释断开连接的观念——不是将其视为完全弃绝连接性技术，而是将其视为一个策略—战术性的中间地带，在其中可以设计和创造新的技巧与技术。 拆解以不同的形式出现。设计隐私工具、排毒营和“搞定事情”（getting-things-done）类应用的工程师、活动家、艺术家乃至企业家的工作（Draper 2019; Fish 2017; Gregg 2018; Brunton and Nissenbaum 2015），为我们理解隔离、保持距离和混淆（obfuscation）的文化技术提供了洞见。在本书第二章中，莉亚·P.齐罗特访谈了服装设计师妮可·舍勒（Nicole Scheller），她设计致力于隐藏个人身份的反监控服装。对舍勒来说，面对早已无所不在、如今又与无处不在的识别系统相连的摄像头，服装是保护个人隐私的唯一方式。例如，她使用一种能反射红外光的涂层，并编织带有能阻碍算法识别系统的图案的套头毛衣。舍勒揭示了使个体对技术而言变得可读、并使其成为连接性话语一部分的过程。这篇访谈强调，有意识的拆解需要活动，并提出了在断开连接问题上考虑一种基于具体物质性的制作者视角的重要性。 在第三章中，泰罗·卡尔皮探讨了脸书的“站外活动”（Off-Facebook Activity）隐私工具，该工具旨在让个人控制哪些信息在脸书与特定广告商之间流动。该工具的开发者宣称：“最适合掌控数据的人就是你”（Facebook 2020）。但卡尔皮认为，这一工具的存在本身及其话语，与其说是从内部赋权给用户，不如说是在构建一个特定的外部。在这种情况下，断开连接意味着致力于建立边界，确定脸书是什么，以及连接性的界限在哪里。通过对站外活动工具宣传材料的细读，卡尔皮描绘了这一工具如何通过断开脸书平台、其用户与广告商之间的链接，在三者之间划出技术边界。卡尔皮还分析了围绕这一工具的话语如何助推用户走向特定形式的外部性。换言之，当站外活动工具界定脸书的外部时，它不仅将这一界定作为技术的一项功能付诸实践，还将其编织进周遭的话语之中。网络之外之物的界限，同时是技术性的、社会性的和心理性的。 本书的结语部分旨在通过确认（ratifying）断开连接当前得以成形的一些概念和现象，为断连研究开辟新的领域。为此，克拉拉·维格霍斯特和莉亚·P.齐罗特撰写的词汇表描绘了断开连接当前出现于其中、在其中受到考察或应当在其中受到考察的话语网络。她们探讨的关键词既包括具体的经验案例，如信号盲区（dead zones）、离线权（the right to disconnect）和离线的意义，也包括更一般的概念，如解除好友关系、取消关注（unfollowing）和拔掉插头。词汇表作为一个整体说明，断开连接从来不是铁板一块的，并且，无论我们喜欢与否，我们如今都面对着一种截然不同的想象：未来属于断开连接。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和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2015）在论述用于保护隐私的各种战术和实践时坚持认为：“从实践中、从进行中，可以学到多得多的东西。”同样，我们希望表明，从拆解中也可以学到许多东西——拆解是这样一种活动：在其中，抵抗赋予生命以意义，并使世界的进程保持开放，迎向新事物。正如本书所示，拆解是一种复杂的实践。事实上，它由不同的“断连实践”（disconnective practices）（Light 2014）所构成，这些实践可以解开连接性的结，从排毒到反监控措施，从技术禁令到技术故障。每一种实践都是独特的，对它们的研究需要专门的方法论，以拆解和解构构成那些网络的要素，从技术功能到围绕它们的话语网络。拆解，就是推翻那些认为网络诸要素紧密相连的教条式连接性理论，例如，表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网络理论是如何建立在对主体性的特定理解之上的，或者追问谁在从当前数字平台所促成的社会性模式中获益。拆解网络强调这样一个事实：连接性，尤其是其数字形式，是被人为创造出来的，遵循着关于网络是什么、用户是谁的特定理解，并且是为特定目的而建立的。《拆解网络》呼吁我们超越当前处境中的连接状态去思考。 ## 注释 [^f02-1]: 这篇导论写于大流行病第一波期间。它描绘了2020年春季局势的发展情况。 [^f02-2]: 写书总是一项集体的工作。我谨代表我本人和本书的其他作者，感谢蒂蒙·拜斯（Timon Beyes）在统筹整个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感谢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和芬恩·布伦顿提供的宝贵反馈；感谢埃里克·伯恩（Erik Born）的翻译、文字编辑和反馈；感谢英加·卢克斯（Inga Luchs）帮助我们进行各章的排版。 [^f02-3]: 见 https://covid19.apple.com/contacttracing。 ## 参考文献 - Agamben, Giorgio. 2020a. “The Invention of an Epidemic.”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 February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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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第一章　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 乌尔斯·施泰利（Urs Stäheli）　著 英译：埃里克·伯恩（Erik Born） 就在几年前，“联网”（networking）还像是一个带有预言色彩的流行语，“建立连接”（making connections）则像一句解放性的口号。[^f03-1] 几乎没有哪个文化或社会领域能够免于“更好地联网”的要求，也就是结交更多的人脉、强化既有的联系，或者用某个行业翻新过的“ABC 口诀”来说，“永远在连接”（always be connecting）。联网被认为可以压平企业的层级结构，把传统公司改造为高度互联的组织。它为政治运动提供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形象，这些运动开始把自身理解为灵活、可扩展、模块化的系统。联网甚至在“关系美学”（relational art）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后者把观众参与变成了一种互动性的审美实践。尤其是数字联网，它在早期互联网话语中受到的推崇无出其右；这些话语把建立连接视为从一度具有排斥性的结构中获得解放的手段。对于技术先锋派（记录于诸如名字起得恰如其分的《连线》［*Wired*］这类杂志之中）和互联网文化的批评者而言，民主参与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更好、更开放的未来；参与性原则仿佛已被硬连线进数字技术之中，直接编码进了社交媒体平台。[^f03-2] 然而回过头看，联网似乎更像是一种强加。事实上，我们当下所目睹的，恰恰是联网的衰竭——而且不仅体现在“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强制执行或“倦怠”（burnout）这一广泛诊断之中。无处不在的联网对许多个体而言正在变成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活动，与此同时，它也织就了一张愈加紧密、愈加令人窒息的社会控制之网。凯特·洛斯（Kate Losse）是脸书（Facebook）最早的员工之一，曾担任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早期演讲撰稿人，后来成为该平台犀利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在她看来，联网最初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抱负。在一篇幻灭的回顾中，洛斯描述了弥漫于早期社交网络中的嬉皮精神，那时它们怀有一种“道德化的使命感：连接人们，连接世界。这很难反驳。连接人们有什么错呢？没什么错，对吧？”（Kulwin 2018）。在当时，连接越来越多的人（和物）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这不仅是技术可能性的实现，也是迈向一个更好、更开放社会的一步。因此，当脸书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创始人和早期开发者看到他们最初的乌托邦屈从于监控与经济化的双重逻辑——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分析（2019）正捕捉到了这一逻辑——时，他们感到十分意外。就连数字网络文化的激进理论家们也对联网感到幻灭。互联网一度被视为“块茎”（rhizome）那种灵活、反等级结构的实现——“块茎”是取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20 世纪 70 年代权力社会理论的一个批判概念——然而人们对数字文化的崇高期待却远未达成。当代数字文化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起初曾在德勒兹式框架下激烈论证，如今却简洁地要求我们“忘掉德勒兹！”（Berry and Galloway 2016）。否则，对互联网的政治热情就会太过轻易地落入它所批判的那种控制社会的魔咒之中。 联网是否仍应与这些晚近的发展区分开来并借此得到挽救——假设它本身仍然值得追求的话？连接性（connectivity）是一种内在之善，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建立连接的行为又是如何变成一种伦理与政治义务的（最突出地体现在博尔坦斯基［Boltanski］与夏佩洛［Chiapello］（2007）所指认的、作为资本主义新精神关键构成要素的“联网者”形象上）？这些问题在不止一个方面意义重大：连接性概念不仅指向当代数字网络的一个核心基础，还指向对连接性进行更长时段谱系考察的必要，而这种谱系不能被化约为数字。今天，连接性的观念——即建立连接、扩展网络的能力——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从前数字时代的社交接触，到社交网络所需要的数字设备。连接性显然塑造了脸书、推特和汤博乐（Tumbl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它也影响着那些乍看之下可能是“非数字”的社会领域：在派对上闲聊的意义，如今似乎在于结识重要的文化或经济人脉；学术交流活动的目的，似乎在于在一度彼此隔绝的学科之间建立跨学科对话。在这些情境中，联网的首要美德似乎是随时愿意建立新的联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承受尝试失败所带来的失望的能力（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7）。联网的原则在西方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逻辑，促成了一种广泛的“连接性拜物教”（fetish of connectivity）（Pedersen 2013）。连接性的逻辑与一整套语义、技术与技艺相伴而行，它们将其变为一种伦理—政治纲领，而“自我优化”这一概念只能部分地把握这一纲领。自我优化的精神气质制造出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联网者”形象——他们既努力维护自己的活跃人脉，也努力提升自己建立连接的能力——但这个看似主观的形象，只是凝缩并例示了另一种无法被化约为任何形式之主体化的逻辑。就其基本结构而言，连接性的精神气质以一种非主体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总是指向网络的扩展与强化。“去连接”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同时面向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连接性首先指涉的并非个体经验、情动与心理状态，而是网络生成性的一种特定形式：建立连接的自我指涉化。网络的概念正是预设并助长了这一逻辑：为连接而生产连接。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网络的概念并不被化约为数字网络，而总是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连接。因此，我的论点并不是要把技术性的网络连接性与人类连接性对立起来。那样做只会导向一种熟悉而怀旧的媒介批判叙事，试图从物化的数字连接中挽救出真正的连接。相反，我认为有必要揭示伴随着连接性被确立为一种自足的伦理—政治之善而来的社会技术强加。 ## 超连接的谱系（Genealogies of Hyperconnection） 一旦网络的扩展、新连接的不断创造变成了目的本身，连接概念中被感知到的过度，便以“超连接”（hyperconnection）的名义被问题化。这也意味着，当代关于联网危机的诊断，其起源不能被等同于社会生活持续的数字化，从而把网络观念化约为一种技术观念。在社会学对当下的诊断中，超连接的最初踪迹早在 1900 年前后就已出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借助“厌世态度”（blasé attitude）这一概念，考察了“大都市类型的人……如何发展出一种器官，保护自己免受外部环境中那些会把他连根拔起的威胁性潮流与不协调的侵扰”（Simmel 1950, 410）。除了诊断出一种初生的危机，齐美尔对厌世态度之形成的强调，还把冷漠（indifference）呈现为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最早的技术之一，尽管它仍然是一种个体形式。继其早期在纨绔子（dandy）形象中的审美化之后，这种冷漠态度最终将成为在数字环境中周旋的最重要技术之一。近年来，关于注意力与分心的反思日益增多，甚至有人谈论一整套“冷漠伦理”（ethics of indifference）（Tonkiss 2003）。在这些当代语境中，“冷漠”描述的是一种在网络化情境中周旋、而又不屈从于连接性精神气质的可能性；这也提出了一个我在此只能略作提示的理论问题（Stäheli 2020）：我们能否设想一种共同在场（co-presence），而不必将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f03-3] 1900 年前后，齐美尔的同时代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发展出他自己的模仿社会学。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其解读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先驱，以及对网络化之社会的一种早期阐述（Latour 2002）。然而，塔尔德在某些地方对他自己的普遍模仿原则更具批判性，因为一个建立在完美模仿之上的社会很容易丧失其丰富的创新感，进而丧失其活力，最终变得单调而同质。在塔尔德看来，这类社会——他认为其特征在于其媒介结构，以及其早在“数字”社会到来之前就产生无尽统计数据的能力——的表现形象是梦游者（somnambulist）。作为传导模仿的完美媒介，梦游者毫无阻力地传递情动、观念与实践（Tarde 1903, 76）。如果有人刻意去寻找塔尔德对网络社会之早期分析的界限，他会立即遇到梦游者的对应者，即冷漠的另一种化身——害羞、胆怯或内向的类型。按照塔尔德的说法，“胆怯是一种有意识的、因而是不完全的磁化……它是一种初生的社会状态，伴随着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每一次过渡”（86；强调为原文所有）。[^f03-4] 内向者往往会扰乱原本畅通无阻的模仿通道，因为他们不信任联网这一过程本身，总是担心自己可能失礼。在塔尔德看来，内向者社会化不足，因而在个体层面上阻力过大，无法充当完美的传导媒介。 对内向以及其他偏离被感知之连接性规范的形式感兴趣的，远不止塔尔德一人。世纪之交见证了一套关于内向者的广泛社会心理学话语的发展，内向者因其不愿交流而被视为社交联网情境中的障碍（Duga 1922）。其结果是，内向被病理化了，无法在随意场合中社交的状况被变成一种有待治疗的疾病。以一种后来成为网络社会之倦怠案例典型的处理方式，那些广泛存在的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形象被归类为病理、障碍与意外，从而强化了占主导地位的连接律令。 塔尔德拒绝参与对内向的普遍病理化，他对内向者被认为无法建立连接这一点表现出非凡的同情，甚至认为其中蕴含着一种新能力的轮廓。这种“无能”并不单纯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自身的能力，并伴随着一套实践。这正是我所谓的拆解网络：它既不是对网络的简单否定，也不只是从网络中拔掉插头，而是网络内部那些质疑网络之连接性伦理—政治强加的实践。这种同情在塔尔德后来重构其模仿社会学、以便解释非模仿（non-imitation）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模仿律》（*The Laws of Imitation*）第二版序言中，塔尔德断言：“在没有接触时不模仿……仅仅是一种非社会关系，但不模仿与我们有接触的邻人，则使我们与他处于一种真正的反社会关系之中”（1903, xix；强调为引者所加）。非模仿不仅仅是模仿的缺席，它将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又需要与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区分开来。塔尔德修订后的社会学的关键含义在于，非模仿催生出一种特殊的存在模式，即便在空间邻近与社会接触之中，它也并不意味着互动性。我所谓的拆解网络就栖居于连接性与非连接性之间的这一概念空间：创造并试验那些对网络冷漠、却又不外在于网络的实践。尽管塔尔德从未阐发这一初生的理论纲领，但它恰恰标示出拆解网络之社会学的出发点；这种社会学所关心的，可能不止是简单地离开网络或试图摧毁网络。相反，它需要处理那些看似断开的共存形式，它们在强调意义上并不创造任何社会连接。同时，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需要把断开连接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这就牵涉到关于关系性之界限的根本理论问题，并挑战任何将关系性视为社会之定义性标准的理论（Stäheli 2020）。[^f03-5] ## 对真实连接的渴望（The Desire for Real Connection） 与齐美尔和塔尔德对连接与断开连接的激进勾勒相比，当代许多应对超连接的尝试注定令人失望。近年来，最常见的论证模式是不把问题定位于联网本身，而仅仅定位于其虚假与物化的形式。为了挽救某种原初意义上的人类连接性——它通常被假定为“好的”——这种常见论证保留、甚至往往强化了一种普遍化的“连接人”（*homo conexus*）人类学（Bay 2011）[^f03-6]，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用来为网络公司正名的那种网络化人类形象。沿着这一思路，何塞·范·戴克（José van Dijck）（2013）认为，曾经代表着人们寄托在尚未经济化之互联网上的民主与参与希望的“联结文化”（culture of connectedness），已被一种由算法控制的“连接性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所取代。数字文化批判——鉴于德国当前对技术的怀疑态度，这类批判在该国尤为突出——把连接与断开连接的问题说得更加简单。针对数字那种冰冷而虚拟的感觉（它似乎创造出一个自主的、非人的空间），数字文化的批评者强调模拟（analog）被感知到的温暖，视之为人类社会唯一真实的空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本关于当代数字社会的德语指南，其书名《模拟就是新的有机》（*Analog ist das neue Bio*）宣称“模拟”就是“新的有机”（Wilkens 2015）。对于许多数字文化批评者而言，模拟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可以在其中培育他们认为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的东西，从深刻的情感到深入的交谈。作为传统社会的最后堡垒，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这一点在“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旅游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家特别引人注目的公司“扎根营”（Camp Grounded），通过在北加利福尼亚格外优美而偏远的地区为成年人组织断开连接与排毒营而声名鹊起（Digital Detox® 2020）。[^f03-7] 它们的口号是：“断开以重连”（Disconnect to Reconnect）。从排毒度假村、断开连接指南，到自我照护服务和管理咨询公司，“数字排毒”的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效仿。又一次引人注目的是，断开连接的倡导者并不一定批评连接性理念本身；他们甚至预设了人们对数字联网的熟悉，把它作为铺平道路的手段，通向他们认为更为强烈的模拟联网形式。无视自己的脸书时间线，不再向照片墙（Instagram）上传照片，甚至几天完全不用智能手机——这些简单的措施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的：更接近自己，也更接近他人。按照经典文化批判的套路，数字技术扮演了阻碍人们通往真实与真理之路的唯一障碍（Bollmer 2016）。[^f03-8] 这些断开连接的乌托邦——听起来或许更像是反乌托邦——试图在两种连接性形式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一种是正常人类连接性的原初形式，另一种是其后来的病理形式，而当前的“数字排毒”修辞使后者重新焕发了活力（Sutton 2017）。在新的饮食与治疗体制中，数字被视为一种毒素，类同于糖、酒精或毒品，需要通过有纪律的自我功夫从身体中清除出去，而模拟则代表着某种超级食物。除了假定数字与模拟之间存在一种几乎无法维持的截然区分之外，断开连接的乌托邦还启动了一种阴险的个人责任体制（Jurgenson 2013）。由于个体被认为要为自己不健康的联网行为负责，他们便可以被委以保护自己免受数字诱惑、发展更可持续之生活方式的任务。将过度的数字消费描述为一种成瘾，有助于把个体的失败道德化，并将其变成可以通过治疗、自我省察、教育措施和自助指南加以补救的东西。其结果是，联网问题最终被私人化了，即便那个最初催生出自由主义自我责任观念的经典私人领域已不复存在。于是，个体面临着一个无解的问题：他们被要求为自己的联网活动承担责任，却并不拥有经典自由主义自我的那种自主性。 对当代联网的任何分析都同样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两难，乍看之下似乎只有两种选择。继续为曾经热烈的联网颂扬降温，最终可能会推进那种增进繁荣与幸福的技术官僚方案，尽管它仍然会与这一社会方案无限改进联网的原初目标捆绑在一起。另一种选择是同样成问题的退回到一个理想化的模拟世界，这常常带有卢德主义（Luddism）的味道，而且远不像看上去那样无辜。作为一种道德化的“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技术（Shamir 2008），与数字断开连接试图凭借其自称掌握的关于真实与本真的知识，使自身免于任何可能的批评（Portwood-Stacer 2013）。在当前的僵局中，模拟怀旧者与数字辩护者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只是深深的相互鄙夷。然而，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在更深的层面上因对建立“真实”连接之力量的共同信念而联合在一起。 连接性批判需要处理这种共同基础，它常常体现为对连接性之力量的信念。格兰特·博尔默（Grant Bollmer）（2016）正确地指出，当代网络话语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肯定性的，都倾向于预设某种关于网络化主体的人类学，而这种预设往往只是潜在的。新型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是以一种特定的人类形象为前提的：身为人，意味着在关系之中并通过关系而生活；这取决于与他人建立连接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接受这种人的形象，人们便会立即感到有义务去呵护其核心方面，并不断发展、完善自我联网的技术。唯一剩下可争论的，只是特定的联网技术是“对”还是“错”、“病态”还是“健康”、“高效”还是“低效”；而连接性这一铁律本身则无可争辩。归根结底，这种连接性人类学把人的本质视为培育关系、建立连接的能力，从而强化了当代的联网律令，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 ## 网络热（Network Fever） 当我谈论“网络”时，我所指的远不止数字界面与技术基础设施。网络最简单的定义之一，是各个交汇点（即“节点”［nodes］）之间的连线（即“边”［edges］），它们形成特定的连接模式。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只是众多网络中的一种，其他网络还包括公司、朋友圈、黑手党式组织、交通基础设施和全球贸易关系。近年来，这种经典的网络观念因预设了离散而独立之单元的存在而遭到诸多批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它强调被定义为“行动元”（actants）的节点本身就是联网的结果（Latour 2005），从而把我们的关注点转向联网（即建立连接）的实际工作，使原本静态的网络概念变得动态。从这一视角来看，网络把一个异质的行动者集合聚拢在一起，并依靠其自身看似无限的可扩展性而蓬勃发展，恰恰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清晰的边界。此外，清晰边界的缺席使上文所描述的连接性精神气质得以嵌入网络的结构本身：无限扩展的潜能变成了无限扩展的要求。最后，这种修正后的联网观强调，网络概念并不仅仅是描述性范畴；它们具有自身的述行效果，并产生它们所描述的那种连接活动。 网络总是不止于单纯描述性的技术范畴。连接、从而扩展网络的律令，以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为食。温迪·全（Wendy Chun）（2006）甚至用“偏执”（paranoid）结构来描述互联网。从来不存在一个位于网络之外、能够完整地看清网络的位置；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失灵、整个网络可能失控、连接可能丢失或化为乌有，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从网络本身的假想视角来看，这张精密之网可能受损、个别组件可能失灵的风险始终存在。网络如何应对这些根深蒂固的焦虑——它们并非偶然，而是被直接铭刻在网络的社会技术结构之中？答案很简单：更多的联网！持续的监控和多层次的控制确保了对网络当前状态的掌握。偏执的网络是贪得无厌的。曾经的优势——无需多少额外努力即可扩展——很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扩展会触发更多的扩展。网络焦虑或许会因额外网络的创建而暂时平息，但这些新网络又转而制造出更多焦虑。建筑理论家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2001）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网络热”（network fever）。 当代网络热的一个主要方面，或许用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精神分裂症研究的一个概念来描述更为恰当。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家克劳斯·康拉德（Klaus Conrad）的说法，建立连接的贪婪欲望是精神分裂症初期阶段的特征。对于在原本互不相关的事物和事件之间感知到联系的倾向，康拉德创造了“幻想性关联”（apophenia）一词（Conrad 1958）。在康拉德的分析中，对于幻想性关联者（apopheniacs）来说，不存在巧合这回事：如果错过了电车，他们会认为这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挡住了他们的路；如果邻居没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可能会断定此人在为某个秘密组织效力。幻想性关联者总是在寻找那些导致偶然事件的未知联系，结果却把随机事件连接在一起。在康拉德的分析中，他们的特征在于一种同样无穷无尽、耽于幻想的欲望，要去建立连接、揭示隐藏的模式。康拉德这一久被遗忘的“幻想性关联”概念，随着当代“大数据”研究而大规模复兴，[^f03-9] 后者同样是在看似无穷无尽的数据中揭示模式，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模式服务于——比如说——风险分析和移民管控。从幻想性关联到焦虑，如今被普遍用来描述网络动态的精神病理学词汇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当下的连接性精神气质直到不久之前还被视为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一种特定的病理逻辑如今被直接铭刻进了网络——怀疑、不信任和不可控之强化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创造力、模式识别和建立出人意料之连接的逻辑。 超连接并非意外；它并非从外部降临于网络，也并非仅仅源于越来越全面之系统的草率而盲目的扩散。应为超连接负责的，是无限增长的内在逻辑。数字技术通过利用网络思维中固有的可能性，格外高效地运用了这一逻辑。联网日益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过程：在不必要的会议上，心不在焉的经理们不断偷瞄自己的智能手机，只为了筹划下一场同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网络热远没有这么显眼。如果联网能把每个人从僵化的等级制中解放出来，并创造新的接入机会，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有人要对与越来越多的人交流、与越来越多的事物连接的可能性心存疑虑呢？就其自身而言，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对网络社会这场未曾预见的危机准备不足，因为它们仍然倾向于把网络及其他缠结形式视为从旧有方法中获得解放的形式，而那些旧方法很容易被斥为本质主义。无论是梦想着越来越稠密之异质网络形式的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嬉皮反文化相勾连、对杂草般的块茎进行狂热颂扬的德勒兹，还是标志着转向更为干涩之连接性（connectivity）概念的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系统理论——这些视角都格外看重建立连接，并始终着迷于其看似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 拆解网络的实践（Practices of Undoing Networks） 切断连接、放慢连接，让网络变得稀疏、识别出连接的过剩——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只被描述为非故意的网络故障，需要尽可能予以消除。[^f03-10] 然而近年来，许多原本嘲笑一切针对主导性连接性精神气质之反动的领域，已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反动。我们正目睹各种拆解网络之实践的涌现，它们从未在理论中得到说明，在一片网络狂热之中也从未被纳入规划。即便在商业世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网者”形象也日益面临竞争：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了某些员工的长处，而这些员工长期以来因缺乏社交热情而被指责缺少应有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苏珊·凯恩（Susan Cain）的《安静》（*Quiet*，2013）这样的畅销书中，内向者被呈现为一种长期遭到忽视的经济资源，因为他们比健谈的联网者工作得更可靠、更专注。 许多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工作场所设计中，创意工作空间的首要模式长期以来是“开放式办公室”（open office），它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汉堡附近的奎克博恩（Quickborn）被发明出来。[^f03-11] 如今人们对开放式办公室的态度已远为怀疑，而它的命运最终与迅速蔓延的“共享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s）联系在一起，后者导致了经济生活名副其实的“休息室化”（loungification）。许多员工对这些变化很难感到满意，至今仍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封闭的空间，或许能够为他们提供某种保护，使之免于必须随时可被联络的要求。与此类似，联网长期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保障，因为稠密的军事或能源网络在危机发生时仍能继续运转。然而今天，要求让许多此类关键基础设施离线的呼声日益高涨，因为它们已经以不再可控的方式变得易受网络攻击（Gaycken and Karger 2011）。一些最显眼的断开连接技术，恰恰在连接程度最高的用户中最为流行：多家软件供应商提供可在一段时间内限制无节制上网的应用程序；屏蔽信号的手机壳旨在确保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被联络；酒吧和餐馆宣传自己提供无手机区；度假酒店被刻意建在苏格兰高地这样的蜂窝信号盲区；匿名化软件则承诺让个体用户不可见、不可追踪，从而不再能被日益膨胀的监控机器所寻址。这份清单可以无休止地列下去，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联网的危机已经引出了拆解网络的新实验，尽管它们远非总能成功。 当前对断开连接的投入，与那些更早的“退出”（checking out）幻想有着显著区别——后者被浓缩在反文化口号“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之中。今天的拆解网络，并不一定意味着在网络之外开始一种生活、从而将网络彻底抛诸身后。即便当前许多断开连接的尝试——尤其在它们的自我构想之中——并非全然摆脱对早先退出形式的怀旧，它们的实践仍然完全在网络之内运作。[^f03-12] 拆解网络描述的是一种悖论性的事业：它要求利用网络来与网络断开连接。因此，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简单的开/关之分，而是一个“既非/亦非”的地带。所以，拆解网络既不意味着完全撤离网络，也不是关闭互联网这样的天真想法（Sprenger 2019）。当我谈论“拆解网络的实践”时，我并不打算像数字排毒及其他自我照护形式的流行话语那样，把它们框定为一个主观问题。我也不打算主张存在某种绝对的断开连接状态。让不堪重负的个体与网络那冷酷无情的结构相对立，所准确呈现的只会是网络批判背后的底层逻辑，而非网络本身。此外，这样做既无法为断开连接的逻辑提供多少洞见，也无法构成拆解网络之社会学所必需的出发点，因为它再次翻出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经典对立。对于断开连接的实践而言，参照点既不是个体主体，也不是周遭的社会，而是正在进行连接的网络。网络热使得超连接的底层逻辑开始显得越来越成问题，而这又反过来催生了拆解网络的新实践。关键在于，这些新实践揭示出：单纯离开网络或关闭网络并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是过度简化，它们未能承认连接与断开连接的同时性。我所说的“同时性”，并不仅仅指这样一个逻辑结论：每当人们连接到一个网络，他们就从另一个网络断开；或者连接与断开连接总是相伴而行。尽管这一视角有可能使断开连接沦为连接的单纯相关项——两者本身都不具有任何积极特征——它也可能使拆解网络的实践、技术与基础设施所构成的一个独立储备库变得可见。 拆解网络的这些异质实践具有某种方向性，因为它们把超连接性（hyperconnectivity）问题当作一个契机，来发展创造断连状态（disconnectivity）的替代性实践。把超连接变成一个问题，是迈向拆解网络的第一步。这种方向性，或者说断开连接的倾向，更多来自这种以网络为焦点的（福柯意义上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而非来自所涉行动者的任何个人意图。我并不打算主张，把超连接问题化这一行为本身，必然会以一种准功能主义的方式自行产生这一轨迹。我的主张是：断开连接总是已经作为超连接之实践与技术的想象维度而被铭刻于其中。拆解网络的想象维度并不是实践背后的某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实践的外部象征框架，而是构成了这些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f03-13] 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Anderson 2006），[^f03-14] 我认为这种想象一直有其基础设施性的根基，因为它指向联网的媒介构成（Langenohl 2019）。然而，这些实践的想象维度并不必然首先暗示一个由断开连接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反，它或许有助于探测网络的界限，并使对这些界限的体验成为可能。在这方面，时间结构在这些实践的想象维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它在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对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整体定义中那样——即“集体持有并被演绎的、关于可欲之未来（或关于抵抗不可欲之未来）的愿景”（2015, 28）。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原始的”或“给定的”拆解网络实践；它们总是满载着对未来的希望、恐惧与期待。对于实践是否具有“拆解”的地位而言，断开连接（或连接得更少）的想象未来是否得以实现无关紧要，因为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判定一种实践是否算作断开连接的标准。毋宁说，正是关于一种连接更少乃至断开连接之状态的有界想象，构成了拆解网络的实践。 ## 拆解网络的战术与战略（Tactics and Strategies of Undoing Networks） 断开连接之实践的方向性由其想象维度产生，可以借助一组经典区分来加以分析，即“战术”（tactics）与“战略”（strategies）。这组区分可追溯到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社会学，而后者又取自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塞托看来，战术是依赖于情境、往往狡黠的实践，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它没有办法保持自身，没有办法维持距离，处于撤退、预见与自我收拢的位置”（de Certeau 1984, 37；强调为原文所有）。与之相反，战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如有可能，是一个永久的空间——并从这一空间出发以理性的方式运作。塞托“把这样一种力量关系的计算称为‘战略’：当一个拥有意志与权力的主体（一个所有者、一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科学机构）能够从某个‘环境’中被隔离出来时，这种计算才成为可能”（xix）。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对拆解网络的战术与战略作一个初步区分。拆解网络的战术在网络之上运作，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主权空间，它并不预设一个精疲力竭却富于韧性的主体。此外，它们并不像关于“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的讨论中那样，旨在创造性地挪用网络资源，或建立替代方案、开展颠覆性的媒体运动。相反，拆解网络的战术利用的是某些时刻，例如局部网络故障，此时连接律令本身显露出弱点（Mannell 2017, 44）；当连接律令显得格外荒诞之时，它们甚至可以暗中瓦解这一律令，进而组织起不可寻址性（non-addressability）。与以参与式媒体和 DIY 运动精神对塞托所作的热情接受不同，拆解网络更关乎“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的战术。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为断开连接而修正塞托的战略概念。拆解网络的战略或许有其空间——例如，在那些为应对倦怠和被感知到的效率不足而制定自身战略的企业中。但这些战略同样具有想象维度，其最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暗示并创造出一个话语单元，而这个单元被认为恰好有能力采取此类战略行动。在这里，人们可以谈论一种（几乎是经典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想象性“误认”（misrecognition）。然而，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战略的功能性，因为它们构造了我们如何谈论断开连接、又如何针对断开连接采取行动的重要部分（McKinlay et al. 2009）。对断开连接的战略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们以与功能主义概念近距离的方式表述其想象，并倾向于把超连接框定为一个可解决的问题。例如，一家公司可能发现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太多，于是尝试借助规划软件来优化日程，从而把断开连接变成一个明确可操作、具有可测量结果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减少用于开会的小时数。然而，我们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中得知，企业战略几乎从未奏效，至少不会达到它们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企业仍在继续制定这些战略，尤其是针对断开连接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认真对待战略表述的形式，而不必假定它们必然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这些战略的另一个直接效果，是通过把断开连接建构为一种可消费却可靠的“体验”（experience）（Pine and Gilmore 2011）而将其商品化。就此而言，值得强调的是，从断开连接指南、排毒度假村到管理咨询，这个初生的断开连接产业，基本上是由网络平台的先驱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例如兰迪·扎克伯格（Randy Zuckerberg）鼓励数字“拔插头”（unplugging）的努力（Zuckerberg 2013），又如费利克斯·利维（Felix Levy）在结束其硅谷职业生涯后创办的“扎根营”。依照无限可扩展的网络逻辑，社交媒体不断创造新的连接可能，无线传感器和 RFID 芯片则正在创造一整个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即便网络的激增与扩展似乎看不到尽头，断开连接或未联网的类型正日益吸引着商人的注意，例如兰迪·扎克伯格（Randi Zuckerberg）如今就在为压力重重的联网者开发专门的排毒产品。耐人寻味的转折在于，断开连接——或者确切地说，关于断开连接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种种观念——不仅被视为新联网项目的广阔空间，也被视为可供体验经济开发利用的东西。在这里，人们可以谈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landgrab），它涉及对断开连接者的发现、处置与商品化。 断开连接的战略使其自身及其关于断开连接的图像高度可见。它们声称事先就知道没有网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并试图把它们希望创造的那种断开连接嵌入地方网络的功能逻辑之中。无论是作为一种新奇的奢华体验、一种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控制，还是一种调节效率与创造力的组织机制，断开连接都被普遍呈现为一种需要掌握的规训性战略，这又一次反映出博客和指南中那些勇敢而英雄式的叙事。就此而言，断开连接的战略始终是权力的战略。它们与以下问题紧密相连：由谁以何种方式决定断开连接的程度，应当部署哪些断开连接技术，谁能够获得哪些形式的断开连接。在分析战略方案及其相应的主张时，我们不应自动假定它们会顺利运转，从而强化它们的自我描述。我们的分析还需要说明主权的变化：主权者依然是那个能够就断开连接作出决定的人，但由于任何形式的断开连接都牵涉到复杂的实践与基础设施结构，任何明确的决定都是不可能的。 断开连接的战略高度可见，而与之相应的战术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见或不显眼。断开连接的战术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场所，因而比断开连接战略中显见的主权幻觉更契合去中心化、异质性网络的逻辑。此外，尽管断开连接的战术同样带有自身的想象维度，支撑它们的却是一种远为模糊的、关于断开连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此而言，断开连接的战术并不遵循战略思考与行动的经典模式，因为它们既不表述一个明确的问题，也不发展系统性的技术与实践来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它们甚至放弃了对断开连接之任何可实现目标的远景式表述。断开连接的战术在网络内部运作，往往发展出实验性、情境性的不可沟通、不可感知与撤离形式。内向者的形象在这里扮演着一种范例性的角色，因为内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尝试撤离沟通的要求，其方式是让自己尽可能不被察觉——理想情况下，是消失在某种内在空间的建筑之中。与断开连接战略的英雄主义相反，这些是弱者的战术，而弱者对网络逻辑之复杂性的感知，往往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战略都更为敏锐。断开连接之战术的基础，并不是一种被夸大的、主权式的断开连接能力，而是借用社会学的“连接性”概念，可以称之为“断连性”（disconnectivity）的东西。与社会学的连接性概念（*Anschlussfähigkeit*，即连接的能力）相反，断连性强调的是无法连接（*Anschlussunfähigkeit*）。[^f03-15] 然而，与经典概念不同，这种无能本身并不是一种缺陷，也不是某种单纯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种往往不可见的、自成一体的能力——一种非主权的拆解网络。这也是为什么那种关于天然处于连接之中的主体的人文主义人类学，无法为网络文化提供批判性视角，因为它分享并合法化了网络文化的连接性精神气质。在讨论早期社会学关于网络社会的观念时，我所强调的正是这些背离连接律令的时刻，比如内向者的形象。它们的特征在于一种无法建立连接的状态；我并不打算像病理化话语那样把它呈现为一种失败或缺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待培育的能力。沿着这一思路，亚历山大·加洛韦把“不足”（insufficiency）作为一切网络社会批判的基础（Galloway and LaRiviere 2017）。 即便战术的基本逻辑使其运作方式与战略迥然不同，它们也几乎从不以纯粹而孤立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类型学仅仅意在作为一种启发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种混合形态中二者各自所占的比重。它或许还有助于澄清二者的相互依存，因为拆解网络的战略往往建立在对相应战术的观察与重新表述之上。以上文提到的开放式办公室模式的危机为例。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断开连接与沟通方面的挑战，如今出现了一整套撤离战术，旨在使人暂时无法被找到。起初，这些战术被视为技术性问题，往往与规训和控制措施相关。随着对超连接性——尤其是对互联团队之间不知疲倦地沟通这一观念——的批评日益增多，这类回避战术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被用来规训个体，而是为断开连接的新战略提供了模板，例如在组织规划中设置静修场所，或规定强制性的不沟通时段。在情境性战术向抵抗战略的发展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趋势，例如个人试图退出脸书这类社交媒体平台时所伴随的巨大困难（Karppi 2018）。在这些情况下，像“自杀机器”（Suicide Machine）这样的艺术项目能够使连接律令变得可见，同时提供断开连接的技术。同样，匿名化的尝试可能费力而且常常失败，但它们也催生了匿名化软件和“过度增生”（hypertrophy）战略，例如制造具有误导性的数据集。这些例子再一次表明，任何从战术被挪用到霸权性战略的叙事，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建构。在许多领域，恰恰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边界，被证明是实验以及拆解网络之新技术涌现的肥沃空间。艺术项目在这里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那些关注断开连接之物质性的项目，其例证包括可穿戴设备、[^f03-16] 法拉第笼[^f03-17]以及消失美学。[^f03-18] 在这些领域中，每一个都在见证一种耐人寻味的战术的部署：它挪用昔日军事上的遮蔽、屏蔽或防护技术，并重新激活军事战略内部的战术时刻，从特殊颜色与材料的开发，到电磁干扰器，莫不如此。 把断开连接化约为一套浪漫化的日常撤离实践，不仅会忽视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一极富生产性的空间，还会重新确认一种政治谬误，即把战略等同于权力，把战术等同于抵抗。这种解读最终忽视了那些被铭刻进霸权性权力计算之中的断开连接战术，例如部署冷漠战术来无视不受欢迎的个体、漠视整个社会群体。旨在使自己无法被找到的战术，从来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实施的：例如，回避电子邮件、撤离其他沟通要求的能力分布并不均衡，在许多公司里，这种能力仍是高层管理者的专属特权（Jauréguiberry 2014）。 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边界充当着新技术与新工艺涌现的关键空间，这一事实也表明，断开连接并不一定遵循一种技术恐惧的冲动。恰恰相反，我们正目睹拆解网络的技术与工艺丰富多样地涌现，它们揭示出断开连接的可能性需要以多少条件为支撑。再说一遍，断开连接从来不会自行发生，而始终以创造社会距离的能力为前提。当我谈论“拆解网络”时，我所指的正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这一中间地带；它不能被化约为一种单纯的干扰，因为它产生出独立的社会形式。 ## 拆解网络的政治（Politics of Undoing Networks） 借用战术与战略这套论战学（polemological）词汇来概念化拆解网络，表明拆解网络永远不能脱离权力问题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并且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离经叛道的拆解网络政治。如果说连接性精神气质最初是在网络形态的控制社会中结晶为一种霸权原则，并最终被铭刻进几乎每一个社会技术领域，那么（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的精神气质近来则成了全新协商的场所。几年前，快餐连锁店汉堡王（Burger King）发起了一场名为“皇堡献祭”（Whopper Sacrifice）的争议性营销活动：任何人只要使用一款专门开发的应用程序“删除”十位脸书好友，就能获得一个免费的皇堡（Wortham 2009）。至于那些前好友，该应用程序会自动通知他们：他们已经被献祭了，代价是十分之一个汉堡。这场广告活动最终不得不提前终止，因为脸书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即便“皇堡献祭”几乎不是有意为之的政治活动，它仍使社交媒体公司的生命政治秩序变得可见，甚至挑战了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观念：连接本身就是可欲的，联网总是关乎提升连接性。[^f03-19] 以一种几乎经典的方式，拆解网络的政治始终以扰乱连接性精神气质、使之去自然化为中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睁开眼睛，看清——套用福柯关于被治理的那句名言——发展一种“不要被如此连接的艺术”（art of not being connected so much）可能意味着什么。相应地，无数原本关注解放的政治观念，只要它们完全依赖于可见性与承认，最终都陷入了危机。归根结底，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方案，难道不就是一个庞大的霸权性联网方案吗？对于经典的可见性政治——比如要求承认此前未被听见之声音的各种身份政治——断开连接又意味着什么？断开连接会导致更大的排斥，还是说某些断开连接的形式可以有助于包容？ 即便拆解网络的政治在关于连接性的公认教条的核心处辛勤耕作，它们也始终面临被去政治化的威胁。当然，断开连接的去政治化总是遵循着一种隐蔽的责任化政治逻辑。把断开连接框定为一种个人的自我照护实践，会让孤立的个体显得要为节制自己的网络联系、保护自己的隐私负责。其结果是，拆解网络被嵌入个体化的控制形式之中，丧失了其集体的政治相关性：被感知到的无法以“正确”方式进行连接与断开连接、联网与去联网，被编码为一种个人失败。与此同时，把断开连接转化为一种服务于完美联网的社会技术，有可能牺牲它作为连接律令之批判的潜能。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我们需要持续审视与拆解网络相关的基本概念，并从实践、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构想这一问题，以免把个体主体变成断开连接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需要保持抽象，其意义在于：它聚焦于连接的调制（modulation），并首先关注切断连接、使之淡出、使之消失，或任其化为乌有。 如果说拆解网络并不止于日常实践的孤立化和个体的责任化，那么其更多的意涵或许可以在断开连接对于联网过程的集体意义中找到。就此而言，仅仅诊断普遍的网络热、批判联网律令是不够的，因为同样的批判也可能充当使个体去政治化的手段。“不要被如此连接的艺术”不是一项主观的计划，而是一场集体斗争，它在网络之中围绕连接性的界限展开。在这方面，建筑理论家马尔科姆·麦卡洛（Malcolm McCullough）（2013）提出了“环境公地”（ambient commons）的说法，这是一个用于分析数字环境中注意力与分心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术语。相应地，我们可以把组织注意力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激增与连接性问题——改写为一个为集体经验创造环境的问题。唯有将连接性的经验从个人主义视角中剥离出来，我们才有希望探索“环境共享化”（ambient commoning）的替代可能（Zehle 2014）。对断开连接的公共处理将继续制造新的社会冲突地带。一方面，备受争议的“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droit à la déconnexion*）保障法国劳动者在空闲时间无需可被联络；[^f03-20] 另一方面，德国绿党正在推动网络的全面覆盖（ZEIT Online 2020），而 5G 网络的建设则持续加剧着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关于断开连接权的辩论，到学校禁用手机这类特定领域的战略，断开连接正日益成为一项政治挑战，尤其是就其制度化而言。争夺更为激烈的，是那些试图断开网络拓扑之某些部分的尝试，例如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或欧盟备受争议的“链接税”（link tax）。在新冠疫情（COVID-19）期间，社交距离与隔离措施清楚地表明，对断开连接的控制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领域。与对自我照护的渴望、对离网生活的向往相比，在这些领域中更为明显的是：拆解网络归根结底总是关乎权力。玛丽莲·斯特拉森（Marylin Strathern）在网络理论中为数不多的讨论断开连接之生产性潜能的论述之一里指出，切断连接、限制网络是极具力量的姿态（Strathern 1996），而这些姿态或许能在日益增多的对超连接的主题化中找到理想的合法性基础。这类断开连接的战略可能会给连接性精神气质的批判泼上一盆冷水，因为它们使断连性服从于连接性的功能要求。但它们同样需要想象撤离的时刻、发展回避的技术，而这些或许能帮助我们减少连接性，并为争取断开连接之生活的集体经验而努力。就此而言，断开连接隐含着一些指向走出网络热之道路的时刻。断开连接之战术及其社会学分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这些在社会层面富有成果的时刻，而不是聚焦于无网络生活的个人窍门与诀窍。通过揭露断开连接在其最受控形式中的物质性，我们最终或许有望重新激活战略中所固有的战术时刻，即便这类事业仍然嵌在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可见性政治之中。因此，任何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都将在两者之间摆荡：一端是对无网络生活可能面貌的战略性表述，另一端是从不断变化的情境本身中引出断开连接之意义的开放式战术。 ## 注释 [^f03-1]: 译者注（英译者）：乌尔斯·施泰利的这篇文章基于他的论文《断网的艺术》（“Die Kunst der Entnetzung”），载 *FAQ* 2（2019）：132–137；以及专著《断网社会学》（*Soziologie der Entnetzung*，柏林：Suhrkamp，2021）。与英语中的情形一样，本文标题所用的德语词 *Entnetzung*（断开连接、拆解网络）是 *Vernetzung*（连接、建立网络）的反义词，不过在主要的德语词典中，只有后者有收录，前者则没有。此外，英语词“connection”和“disconnection”或许只能间接暗示“联网”之义，而它们的德语对应词则通过词根“Netz”（网）直接唤起这一含义。经与作者商定，我将 *Vernetzung* 译为“networking”（联网）、“connecting”（连接）或“making connections”（建立连接），将 *Ent-netzung* 译为“de-networking”（去联网）、“disconnecting”（断开连接）、“cutting connections”（切断连接）和“undoing networks”（拆解网络）。 [^f03-2]: 关于社会、审美与政治网络的一份易读的跨学科概览，参见 Levine 2015, 112–31 等；关于社交媒体之解放力量的经典文献，参见 Shirky 2011；关于早期人们寄托于互联网的政治希望的概览，参见 Papacharissi 2002。 [^f03-3]: 关于对社会学互动论的批判以及对分析“次要模式”（minor modes）的呼吁，参见 Jackson and Piette 2015。 [^f03-4]: 以下关于内向者的段落基于乌尔斯·施泰利的《对共同体的恐惧》（“Die Angst vor der Gemeinschaft”）（2013）。 [^f03-5]: 关于齐美尔借助“高贵”（*Vornehmheit*）这一形象提出的冷漠观念——该观念本身就在社会学的边缘处运作——参见 Simmel 2009, 641–65；关于冷漠在齐美尔著作中之作用的进一步分析，参见 Stäheli 2018。 [^f03-6]: 批判性的视角参见 Llamas and Belk 2013。 [^f03-7]: 批判性的视角参见 Sutton 2017；Stäheli and Stoltenberg 2020。 [^f03-8]: 历史概览参见 Hesselberth 2018a。 [^f03-9]: 尤其突出地体现在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的博客“Apophenia”（2004）中，该博客把“幻想性关联”的病理学语义转化为对数字文化的一种热情洋溢的描述。 [^f03-10]: 比较组织理论中关于连接性不断增强的讨论（Kolb et al. 2012）。 [^f03-11]: 代表性的批判参见 Feifer 2013。 [^f03-12]: 关于对当代撤离政治的女性主义批判，参见莎拉·夏尔马（Sarah Sharma）2017 年的马歇尔·麦克卢汉讲座（Marshall McLuhan Lecture）《退出与人的延伸》（“Exit and the Extensions of Man”），其概要见 Sharma 2017。 [^f03-13]: 关于“受实践约束的想象”（practice-bound imaginary）这一观念，参见 Hyysalo 2006。 [^f03-14]: 在安德森看来，印刷机在构成民族共同体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f03-15]: 参见卢曼的连接性（*Anschlussfähigkeit*）概念（Luhmann 1984, 62）；关于在 *Anschlussunfähigkeit*（无法连接）意义上对断连性的强解读，参见 Bjerg（2006）和 Stäheli（2020）。 [^f03-16]: 关于这一主题，参见本书中对妮可·舍勒（Nicole Scheller）的访谈。 [^f03-17]: 关于以法拉第笼为题材之艺术项目的概览，参见“Feel Sound”博客：https://feelsoundproject-blog.tumblr.com。早在 1973 年，加拿大艺术家汤姆·谢尔曼（Tom Sherman）就制作了一个铝制法拉第笼，可屏蔽一切外部辐射；尤其值得一提的还有凯瑟琳·理查兹（Catherine Richard）的《千禧年末的珍奇柜》（“Curiosity Cabinet at the End of the Millennium”，1995），以及扬·斯特尔巴克（Jan Sterbak）的《绿洲》（“Oasis”，2000）和《Faradayyart》（2001）。 [^f03-18]: 一个绝佳的例子是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的《如何不被看见：一个他妈的说教性教育 .MOV 文件》（“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装置，2013）。 [^f03-19]: 关于生命政治与连接性之间的关联，参见 Karppi 2018, 1462（Kindle 位置）。 [^f03-20]: 批判性的看法参见 Hesselberth 2018b。 ## 参考文献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y, Morton. 2011. *Homo Conexus: The Connected Humans*. Self-published. - Berry, David M., and Alexander R. Galloway. 2016. “A Network Is a Network Is a Network: Reflections on the Computational and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 no. 4: 151–72. - Bjerg, Ole. 2006. “Accelerating Luhmann: Towards a Systems Theory of Ambival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 no. 5: 49–68. - Bollmer, Grant. 2016. *Inhuman Networks: Social Media and the Archaeology of Connecti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7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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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rott） （英译：埃里克·伯恩［Erik Born］） 时装设计师妮可·舍勒（Nicole Scheller）曾在德国施内贝格（Schneeberg）学习应用艺术。她于 2017 年以“IP/privacy”系列毕业，该系列展示的是反监控时装。此后，她的工作一直围绕这样一个问题展开：如何使时装——尤其是借助特殊材料——成为保护私人领域免受数字监控的工具。舍勒在德国莱比锡（Leipzig）生活和工作，以下访谈于 2020 年 1 月在那里进行。 **莉亚·P. 齐罗特：** 衣服怎样才能让一个人消失？ **妮可·舍勒：** 嗯，我之所以一开始就决定用衣服来做，是因为我是时装设计师。但归根结底，监控摄像头真正关心的是人的身份。算法也一样，还有生物特征识别（biometrics），它们真正关乎的都是身份。生物特征本质上是一些模式，它们把一个人的身份转译成算法可用的简单数学形式。根据一个人的生物特征，算法就知道这个人是 X 还是 Y，也就知道了这个人长什么样。在某些方面，时装的运作方式完全相同。我们穿时装或衣服是为了表达自我，把我们的身份传递给外部世界。但时装也可以保护人们免受外部世界的侵扰。它之所以如此有效，是因为人们可以在形状与形态上大做文章。比如，宽大的廓形可以遮掩一个人的性别。尺码、体重——人们可以通过遮掩自己的识别特征，轻松地玩弄这些类别。面对所有这些生物特征数据采集，衣服是保护自己的一种极其简单而有效的方式。这真的是任何人都能走的最简单的路。 至于图案，它们仍处于开发阶段，会在事物的表面上进一步迷惑算法。通过制造无意义的数据，人们可以让算法更难识别出任何人。第一步其实是识别，第二步才是分析。甚至在第一步，人们就已经可以成功地让算法相信自己不算是一个人——比如，把自己的外形完全打散。这是一种相当不错的反监控自我保护方式，尤其是因为大多数用于初始识别过程的算法都是实时运行的，这意味着它们必须在极短的时间内评估海量数据。这就是为什么识别过程非常容易出错，而人们仍来得及做出反应。不过，这终究是在与风车作战。我只需要关注新的发展，找出误差来源，然后就可以着手寻找新的解决方案。 **齐罗特：** 所以，人们仍然会被识别，只不过被识别成了别的东西？ **舍勒：** 可以说，任何人都能让识别变得更困难。我想，中国有一所大学开发了另一种类似的图案，能让算法无法识别出它们所观察的对象是人类。[^f04-1] 那将是下一步要做的事。我肯定还没到那一步。一切都还处于测试阶段。遗憾的是，目前还没有进展到让人可以径直走过监控摄像头而完全不被识别的程度。但任何人都能让识别变得更困难，这在目前已经足够了。你要么会被错误识别，要么会制造出无意义的数据，也就是更多的数据，而算法可能无法对其进行计算。那是一种对识别毫无意义的数据，比如一个长着十张脸的人。这说不通。它可能会成为漏网之鱼。但它通过制造关于外形的无意义信息，使整个数据集失真。在某些监控系统中，反射也会起作用，尤其是由三维扫描仪构成的系统，这种系统已经相当普遍了。它们使用红外光工作，而人们可以轻易地用反光材料来干扰红外光。这些就是我迄今为止在工作中找到的一些策略，但我仍在继续研究。我们拭目以待。 **齐罗特：** 消失的过程——或者说无法被识别的过程——是如何运作的？这是一个简单的“是或否”吗——你穿上某样东西，然后就无法被识别了？还是说存在一些中间步骤？ **舍勒：** 正如我刚才所说，任何人始终仍然可以被识别为人类。但我试图干扰识别过程，让一个人真的只能被识别为人类，而不能被识别为某个特定的人。这就是一种中间步骤。当然，我也在玩弄生物特征和身形，让一切变得非常陌生。这种陌生化正是我这个系列的重点。 **齐罗特：** 你把自己的品牌命名为“IP/privacy”。能谈谈它是怎么来的，以及你最初是如何想到做这种形式的时装的吗？ **舍勒：** 我不想只是简单地拿起监控这个主题，然后一门心思做时装。对我个人来说，那没有挑战性。我喜欢寻找解决问题的各种途径。每当我发现一个问题，我都希望至少提供一种可能的解决方案，而这在这个项目、这个主题上效果极好。当然，后来我接触到了亚当·哈维（Adam Harvey），看了看这个方向上正在发生什么。[^f04-2] 当时已经有另外几位艺术家了。那是 2014 年，随着整个 NSA（美国国家安全局）丑闻爆发，一切都如雨后春笋般冒了出来。大约三年后，当我开始自己的工作时，我注意到一切都停滞不前了。情况没有好转，反而在恶化。于是我想：“为什么不再为此做点什么了呢？” **齐罗特：** 你的“解决问题的途径”，我是指你的系列——它由哪些部分组成？它们是如何运作的？ **舍勒：** 这个系列可以分为两大类。我是自下而上地着手处理一切的。所以我首先研究了有哪些类型的监控系统，哪些已经在使用中，在城市空间里能找到什么，然后我开始接触到红外摄像头，更多是私人用途的。接着是柏林南十字车站（Südkreuz）的自动人脸识别试验，这种试验据说还要推广到全国。于是，我研究了它们是如何运作的。算法如何识别一个人的脸？生物特征起什么作用？识别过程是如何进行的？人脸识别和动作分析有哪些可能性？ *［图 2.1］妮可·舍勒，《IP/privacy》，2017 年，黑白图案。摄影：弗朗茨·格吕内瓦尔德（Franz Grünewald）；模特：克里斯蒂娜·达尔伯特（Christina Dalbert）。* 起初，我专注于人脸识别，也稍微处理了一下动作分析。其成果就是那些黑白针织品——系列中那三件带有不对称黑白图案的超大号单品。我有意利用不对称和超大尺码来遮掩身体的形状。这是最简单的做法。那些修长而宽大的廓形遮住了动作分析所需的全部节点——膝盖、臀部、手臂——这就使分析更加困难。它并非百分之百完美，而是一种给动作分析制造一些“障碍”的方式。另一件激励我的事，是避免做出那种把穿着者完全包裹起来的罩袍（burka）。[^f04-3] 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脸保持露出，并做出人们可以穿上街的衣服。当然，初次看到这些单品时，它们看起来非常与众不同，但它们可以作为街头服饰来穿。它们是可穿的。它们肯定会引人注目，但不会引起摄像头的注意，而这正是关键所在。 黑白图案源于我尝试把生物特征纳入其中并分析其运作方式。算法如何识别我们的脸？它所使用的网络又是什么样子的？我稍微摆弄了一下，就开发出了这个图案。当算法扫描这个图案时，它会识别出某种东西，而我随后就利用这一点制造了重复的脸。由于脸的数量众多，加上它们的位置——这些脸共同构成了黑白人脸图案——算法就再也无法明确地说出这个特定的人是 X 还是 Y。 我系列中的一件单品是一件超大号飞行员夹克，它旨在完全遮住动作分析所需的节点。它长及膝盖，让穿着者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蛋。背部还有一个轻微的隆起，打散了整个身体的形状。这件衣服上我完全没有用图案。我想回到摧毁身体形状这一总体构想上来，回到我们如何应对动作分析这个问题上来。 *［图 2.2］妮可·舍勒，《IP/privacy》，2017 年，飞行员夹克。摄影：弗朗茨·格吕内瓦尔德；模特：克里斯蒂娜·达尔伯特。* **齐罗特：** 那么这种材料的要点在于它能形成自己的形状？ **舍勒：** 在于它能尽可能地保持自身的形状。我不擅长用丝绸，它总是在我手里塌下去，所以我一直在寻找能保持形状的面料。这也是我选择对比色的原因，这绝非随意之举。算法会寻找极端的对比，这就是为什么黑白图案很擅长防止一个人被识别出来。我最终就坚持用这两种颜色，黑与白。 还有另一件超大号飞行员夹克，我也把它用于白色夹克的剪裁（见图 2.2）。它用的是另一种面料，但仍是一种保形良好的针织物，背部同样有一个漂亮的隆起，也能较好地保持形状。当然，这里还有另一件超大号毛衣。 我还设计了一条连衣裙，图案在上面效果相当好。我把它挂在人台上拍了一段视频，视频显示算法甚至试图在肩带上识别出人脸。 **齐罗特：** 所以如果有人穿着这条裙子走到监控摄像头前，摄像头看到的不止是一张脸，而是十张脸？ **舍勒：** 没错，至少构想是这样的。这就是为什么对我来说，重要的是让脸保持可见，同时制造出无意义的数据，使任何明确的识别都更加困难。不知怎么的，看到一个长着十张脸的人，对算法来说是说不通的。一定是哪里出错了，理论上一切都需要重新分析，但到那时你早就走远了。所以，关键在于尽可能快速而有效地实时制造错误——可以说，就在实时扫描之中——这样你就不会被识别出来。这个图案效果非常好，我甚至用不同尺寸测试过。在某些情况下，图案最终会被分割成更小的部分，从而产生更多的脸。 **齐罗特：** 这真是一个很时髦的图案。至少我觉得穿它不会显得那么奇怪。它有点像千鸟格，你不觉得吗？ *［图 2.3］妮可·舍勒，《IP/privacy》，2017 年，毛衣。摄影：弗朗茨·格吕内瓦尔德；模特：克里斯蒂娜·达尔伯特。* *［图 2.4］妮可·舍勒，《IP/privacy》，2017 年，大衣。摄影：弗朗茨·格吕内瓦尔德；模特：克里斯蒂娜·达尔伯特。* **舍勒：** 是的，绝对是。那会是摄像头识别出的一张脸。再加上你自己的脸，就会有两张脸，这就会迷惑算法。图案中的数字原本是编程过程的一部分。但我保留它们只是出于审美原因。因为它们和编程有关，我就想：“来吧，就留着它！有人会觉得这里有点不对劲，它一定有什么含义！” 这是一件。另一件其实就是一件大衣，我在它的兜帽里集成了 LED 灯，为红外或夜视摄像头制造一种“淡出效果”（fade effect）。不过，这种效果的原理并不是让人走在街上时真的像灯泡一样亮起来。这种淡出发生在我们的可见光谱之外，只有摄像头才能看到。这件单品还有一层特殊的 IRR 涂层，通常用于军事领域。它对热成像摄像头尤其具有迷惑性，因为它把你所有的体热都锁在里面。你几乎是隐形的，或者在图像中只显示为一团模糊的污迹。它在城市空间中用得比较少。但它仍然非常合适，因为我当时处理的正是红外问题。出发之前，你要先打开兜帽里的 LED 灯。 **齐罗特：** 它们会在你的头部四周亮起来？ **舍勒：** 正是如此。兜帽本身非常大，领口也是。无论从哪个角度看，你都无法认出任何人的脸。我用视频录像测试过，从正面和侧面看效果都非常好。谁都看不到任何东西，因为穿着者完全被照亮了。 LED 灯的角度和光的波长经过设计，能够让红外摄像头完全致盲。红外摄像头需要光才能在黑暗中看见东西，而 LED 灯就把这种光直接送回给它。反射的构想以及这种明亮的光晕就是这样产生的。再说一遍，关键在于涂层。那是一种非常坚韧的材料，不会让任何体热透到外面，从而确保人们不会被无人机看到。遗憾的是，我还没有机会用热成像摄像头测试它，不过我很想看看结果。 **齐罗特：** 但你不是还得确保没有体热从拉链或接缝处散逸出去吗？ **舍勒：** 理论上，我本该做一整套连体服。在我的大衣里，你能看到穿着者的手，因为它是为城市空间设计的。否则，由于材料如此厚实，你穿着它会汗流浃背。所以我把它做得尽可能宽大，连袖子也稍微敞开一些。否则你真的会大汗淋漓。这些都是你只有在最初的开发阶段才会注意到的事情。我在半年内完成了一切，包括技术开发、材料和剪裁。暂时也不可能做得更多了。当然，这些都是未来开发中需要持续关注的问题，否则它就行不通。没人会穿它。 *［图 2.5］妮可·舍勒，《IP/privacy》，2017 年，遮阳帽檐。摄影：弗朗茨·格吕内瓦尔德；模特：克里斯蒂娜·达尔伯特。* 还有一些基础款，是我缝制给人们穿在这个系列里面的，以保持不对称性。这些衣服上也有凸起。我还设计了一种可以像帽子一样戴的遮阳帽檐（visor）。它不让任何红外光透入，你的脸看起来就像一个黑色圆盘——你变得无法辨认。然后还有带“胖膝盖”（chub-knees）的紧身裤——我喜欢这么叫它们，因为它们让你的膝盖看起来胖乎乎的，但是是好的那种。当然，我经常只是在玩。但我对不对称性以及人体可能的去碎片化（defragmentation）是认真的，这些理念贯穿了我的整个系列。 这个系列之后，我还推出了一个小型反监控产品线，比如这个包。你可以把手机和信用卡放进去，完全处于离线状态。我把这条产品线叫作“[off ’lain]”。它们是这个系列的附赠小物件，是让人们自己决定何时离线的小东西。 让它起作用的是一种由金属线制成的特殊材料，它被织入衬里。这就像你把手机放进一个铅盒或一台铝制冰箱里。你就离线了。理论上，你也可以直接把手机放进冰箱，那样也行。 **齐罗特：** 不过这个包真的很时髦…… **舍勒：** 它必须时髦——否则就没人想要它了。这正是我的思路。我注意到，“信息隐私”和“私人领域”这样的词听起来陈旧过时，仿佛与任何人都无关。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可以如此有效地用时装来回应监控，至少我正在这样尝试。通过让这些词承载更多分量，我试图创造一种新的话语。我想说的是：“这又变酷了，我们可以谈论它，每个人都可以为此做点什么，每个人都可以传播这个信息，而且做的时候还很好看。” **齐罗特：** 那顶帽子呢？它也是用于反监控目的的吗？ **舍勒：** 那是一顶特殊的帽子，和其他所有东西一样，仍是原型。它也会用到遮阳帽檐的构想，但我还在研究它的机械结构。这些都是即将到来的新构想。主要目的是保护人们的身份。说到躲避监控，谁都没有真正的选择。如果有人装了一个监控摄像头，其他人真的对此无能为力。你可以通过选择穿什么来回应，也许穿件连帽衫之类的。但归根结底，要保护你的身份，你能做的也就这么多了。你总会在某个地方被拍到，而你无法保护自己免受其害。说到生物特征，我们就是一本摊开的书。这一切都非常可疑。如果你一直被评估，就像中国社会信用体系中的奖惩那样，而你恰好在有交通摄像头的地方闯了红灯，那么砰——扣十分！今天，这已经不再是奥威尔（Orwell）了，而是现实世界。 **齐罗特：** 你会把你的时装描述为男女通用吗？还是说由谁来穿有所不同？ **舍勒：** 理论上，它们都是以一种特定的方式剪裁的。剪裁都非常宽松，或者说与常规剪裁没有什么关系。但如果是男装，我得把所有东西都做得稍大一些，因为人的体型不同。我更大的抱负是做两条产品线，或者也许只做一条，但它肯定是性别中立的。任何人都可以穿。从顾客需求来看，找男装的人往往偏爱那件大衣，找女装的人则偏爱黑白图案。但不同的人觉得不同的东西酷。我收到过最疯狂的请求。 **齐罗特：** 既然人们能在你的网站上看到这些衣服的照片，你现在是不是收到很多请求？ **舍勒：** 那是肯定的。我最近收到一个人的请求，他觉得黑白图案非常酷，想把它做在一件西装外套上。这是个好主意，但我还没进展到那一步。 **齐罗特：** 这是否意味着你仍处于开发阶段，还是说你的衣服已经有人穿上街了？ **舍勒：** 嗯，过去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一直在琢磨把手机包做成产品。我甚至卖出了几个原型。但一切都还处于开发阶段，衣服也是。而且我单打独斗肯定走不了多远。我缺乏技术上的专业知识，没法说：“现在，我要用自动人脸识别做点什么。”我依赖别人的帮助。要是能有一个团队就好了，里面有一位程序员和一位负责经营管理的人，然后从那里继续做下去。这就是为什么我花了一段时间才让一切运转起来，达到真正可以起飞的程度。 我的目标之一是确保整个系列能够在日常情境中作为街头服饰发挥作用。如果这个系列被放进展览或博物馆，它就只会待在那里，帮不了任何人。当然，它可能会激发讨论。但我真正想做的是帮助人们自助。正如我所说，每个人都应该能够自己做决定，为自己、为私人领域做点什么，因为私人领域恰恰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对我来说，真正深入到这一点的根本，是很重要的。 **齐罗特：** 那么，在你设想的团队里，程序员会负责确保算法层面行得通吗？ **舍勒：** 当然。到现在，我对算法已经有了基本的了解，我确实必须了解。但我肯定没法那么深入到这些内容中去，所以程序员可以替我做这部分工作。当然，他们也得看看什么是可能的。他们同样不可能独自完成一切。我们可能需要一整个技术团队来拆解这些算法。要做成任何真正了不起的事情，我都得依赖别人。我会很高兴拥有一个团队。 **齐罗特：** 但你的主要任务是把一切转译到材料或衣服中去？ **舍勒：** 当然。至少需要三个不同的开发领域，而我需要进行“转译”——用你的话说——让一切都能运作并得以实施。我们拭目以待。 **齐罗特：** 你说做像那个包这样的东西需要一年时间，这个过程是什么样的？你具体在做什么？ **舍勒：** 最重要的是，我依赖我的材料。我不能随手拿起一块丝绸面料就开始做。我需要非常仔细地检视我的材料，以发现它们的能力。比如，我对金属织物做了大量测试，到目前为止，它在制作封口方面效果最好。这是一个简单的产品，但要让它真正实现屏蔽，同时又方便最终用户使用，并不容易。这是整件事的关键所在，所以这些产品需要大量的反复试错。 **齐罗特：** 那么，你的一次试验是什么样的，比如说，拿那件夹克来说？ **舍勒：** 穿上它，试一试，观察算法，让它被扫描。这件夹克基本上是有效的，但还没到让人可以直接去南十字车站而不被识别的程度。它肯定还没到那一步。但我已经找到了想要继续追寻的方法。我收到了大量真心想买这些衣服的人的请求。但我还没真正准备好出售它们。当然，有人可以把其中一件当作时尚宣言来穿。但对我来说，穿它们的真正意义在于几乎隐形，而这需要非常有效才行。我想慢慢来，把一切都想清楚，所以大家只能等等了。 **齐罗特：** 你能描述一下你寻找材料的过程吗？你是怎么找到东西的？ **舍勒：** 研究。在军事技术里总能找到些东西。屏蔽产品是一个由来已久的小领域，比如在一些办公场所，敏感数据或电子部件会被存放在特定的房间里。所以，你可以去看看这类东西已经存在于哪里，然后与其只是觉得它奇怪，不如以一种奇怪的方式去使用它。总会有些东西多少能起点作用。这就是研究，纯粹而简单。找出问题和合适的材料，然后四处看看，进行测试。我喜欢订购各种材料，试一试，看看它们是否管用。 **齐罗特：** 然后这种材料还得是能加工的…… **舍勒：** 没错，就像那件大衣。它用的是带 IRR 涂层的考杜拉（Cordura）面料，一种非常结实的材料。今天我根本不会再用它了，因为它太硬，像背包的材料，日常穿着并不舒服。在某个时期，它是一个不错的解决方案，但它已经不再适合最终用户了。这些就是我在考虑下一步开发时想到的东西，什么可能效果更好。比如，人们是怎样用 LED 灯做东西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领域：用哪种 LED 灯，它们是否可以水洗，诸如此类。这些都非常重要，尤其是如果你想卖出一件单品的话。这一切都还只是一个刚刚开始变得有趣的大实验。 **齐罗特：** 你还使用了这种特别的黑色…… **舍勒：** 梵塔黑（Vantablack）。我是在某个时候偶然接触到它的；那是另一个研究项目。它几乎是现存最黑的黑色。[^f04-4] 因为可以说，它能完全吸收光线。它是一种碳质颜料，这意味着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一片森林——任何落在森林上的光都会被吞没。[^f04-5] 那里非常暗，而这种颜料的结构与之类似。我觉得它非常令人兴奋，但主要问题是它不太耐久。涂上之后它维持不了多久，而且你不能随便涂在什么地方，因为它事后会被擦掉。这就是为什么它对我来说还不实用。我很期待看到随着时间推移会有怎样的发展。我目前没有时间做这个，这是另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花了很多年才发展到今天这一步。如果能把它用于别的东西，比如一种清漆，或者一种特意做成可水洗的涂料，那就太令人兴奋了，而我肯定会准备好几件作品。 **齐罗特：** 到目前为止，梵塔黑被用于哪些东西？ **舍勒：** 好问题。我不知道它是由 NASA（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还是其他人开发的。我唯一知道的是，有一家公司仿制了它，因为到目前为止，任何想使用这种最黑之黑的人都需要获得许可。 当然，许可费贵得要命，这就引发了一场反向运动，有人说：“我们想用这种黑色，我们要自己做研究。”他们确实开发出了一种颜料并推向了市场。它更多是面向艺术家、画家和其他创意人士的。但即便是这种新的黑色，仍然可以被洗掉。所以它还不太耐久，对我来说还不太有用。但我很想用它做点什么，要是它能再持久一点，那就太酷了。正如我所说，让我们拭目以待。 再说一遍，我非常依赖我的材料。我不能只是说：“我有个想法，我现在就想把它实现。”这些是人们已经研究了很多年的领域！这就是为什么我必须看看市场上有什么，以及我如何能将其用于自己的目的。 **齐罗特：** 你是怎样把那种布满人脸的反人脸识别图案做到面料里去的？ **舍勒：** 这就是生物特征的妙处——你可以在表面设计上大做文章。用什么样的材料其实并不重要。关键在于算法能识别它。一旦识别了，它就起作用了。作为设计师，你可以尽情发挥，我个人觉得这非常棒。我的设计工作总算有一次不依赖于材料了——别误会，依赖材料通常也挺令人愉快的。但能够不考虑材料而尽情玩设计，这对我来说是一种非常美好的变化。 **齐罗特：** 表面设计是否意味着面料仍然是你自己做的？ **舍勒：** 嗯，部分是。正如我所说，我把图案织进了针织单品里。我没有染色，而是直接织进去的。这就是为什么它是永久性地融为一体的，而且从一开始就效果很好。反正算法能识别它，而这是相当不错的第一步。 **齐罗特：** 你是否觉得反监控服装，或者说用于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的服装，目前在时尚界是一个话题？ **舍勒：** 哎呀！不是，完全不是。嗯，最多就是那些 RFID 屏蔽产品。我记得雨果博斯（Hugo Boss）曾经出过一套西装，胸前的小口袋里有一个 RFID 屏蔽器，用来放信用卡之类的东西。那是人们一度热议的唯一东西。过去几年里，我见过很多 RFID 屏蔽钱包。但问题是它们大多是用劣质材料做的。它们只能用两个星期，然后就散架了。或者，你把它们洗了，然后它们就报废了。做这些东西的人并没有考虑它们长期来看是否真的有效。 至于断开连接或私人领域，我个人没怎么听说过真正处理这些话题的尝试，即便有，也只存在于小范围的艺术家圈子里。处理这些事情需要很大的勇气，而对于大品牌和大公司来说，它们仍然是敏感话题。它们带有政治色彩，而企业通常不愿意碰。他们信奉这样的座右铭：“让一切尽可能整洁。只管做时装，这就够了。”嗯，对我来说这不够。 **齐罗特：** 除了服装，你还从事人体彩绘。你的作品中是否有一种整体性的断开连接观念？ **舍勒：** 我主要关注的是服装。亚当·哈维用彩绘做过类似的东西，[^f04-6] 所以这真的只是向他的作品致意一下，因为它和时装很搭。说到底，我把大部分时间都花在生物特征上，这自然也包括脸。处理整个图案是一项浩大的工程，但我自己的工作最终始终朝着时装的方向发展。我的衣服已经很极端了。再让人在脸上涂点别的东西，比如化妆，那就太过了。没人会这么做。嗯，没人会认真地这么做。也许在锐舞派对（rave）之类的场合，但不会在日常生活中。 **齐罗特：** 那么你会说，你的主要设计理念是确保衣服可穿吗？ **舍勒：** 绝对是。你甚至可以说“形式追随功能”（form follows function），因为我必须从两个极端方向来确定自己的方位：一边是最终用户，即穿着者，另一边是［监控］系统。一切都需要以摄像头如何运作、如何看待一个人为基础，而我必须朝着那个方向调整我的设计。这就是为什么我总是试图弄清楚问题到底是什么，以及我们可以如何回应它。这就是我工作的全部内容。真的，我是一个问题解决者，至少我一直在寻找可能的解决方案。 **齐罗特：** 最后，非常感谢你带来这场有趣的对话。 ## 注释 [^f04-1]: 关于“隐身斗篷”（invisibility cloak）项目的更多细节——该项目实际上源自清华大学（Tsinghua University）与华盛顿大学（University of Washington）的合作——参见 Yang et al. 2018。 [^f04-2]: 2013 年，常驻柏林的艺术家兼研究者亚当·哈维推出了他的“隐匿服”（Stealth Wear）系列，该系列由反无人机时装构成。哈维的“CV Dazzle”系列同样涉及反监控产品和伪装技术。参见哈维的网站：https://ahprojects.com/。 [^f04-3]: 舍勒在此似乎再次将自己的作品与哈维的“隐匿服”系列相对照；后者“受到传统伊斯兰服饰以及服装可以在人与神之间提供一种分隔这一观念的启发”（Harvey 2012）。 [^f04-4]: 关于由萨里纳米系统公司（Surrey NanoSystems）开发的梵塔黑，参见该公司网站：https://www.surreynanosystems.com/about/vantablack。关于一位艺术家试图为该颜色申请专利所引起的反响，参见《卫报》（*The Guardian*）2019 年 8 月 5 日文章《Black 3.0：阿尼什·卡普尔与艺术界最小气、最好笑的纷争》（“Black 3.0: Anish Kapoor and the Art World’s Pettiest, Funniest Dispute”）。 [^f04-5]: 参见本书“术语表”中的“森林”（Forest）词条。 [^f04-6]: 在“CV Dazzle”系列中，哈维使用了一种面部伪装技术，其灵感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发展起来、俗称“炫目迷彩”（razzle dazzle）的海军迷彩；参见哈维该系列于原系列发布十年后更新的 2020 年修订版：https://cvdazzle.com/。 ## 参考文献 - “Black 3.0: Anish Kapoor and the Art World’s Pettiest, Funniest Dispute.” 2019. The Guardian, August 5. Accessed April 22, 2020. https://www.theguardian.com/artanddesign/shortcuts/2019/aug/05/black-30-anish-kapoor-and-the-art-worlds-pettiest-funniest-dispute. - Harvey, Adam R. 2012. “Stealth Wear.” AH Projects, March 12. Accessed April 22, 2020. https://ahprojects.com/stealth-wear/. - Yang, Darren Y., et al. 2018. “Building Towards ‘Invisible Cloak’: Robust Physical Adversarial Attack on YOLO Object Detector.” 9th IEEE Annual Ubiquitous Computing, Electronics & Mobile Communication Conference (UEMCON), 368–74. New York, N.Y. Accessed April 22, 2020. doi: 10.1109/UEMCON.2018.8796670. # 第三章　拆解外部：论默认设置与“脸书站外动态”（Undoing the Outside: On Defaults and Off-Facebook Activity） 泰罗·卡尔皮（Tero Karppi） > 最近我在电脑上网时，注意到屏幕两侧的广告都是阿什利·麦迪逊（Ashley Madison）的。我并不认为我丈夫在出轨，真的不这么认为，可每当这种情况出现，我胸口还是会泛起一阵嫉妒的刺痛。这些广告出现，有没有可能是因为我访问过的网站？……那么，我是在自欺欺人吗？还是说，这些广告有可能是我自己造成的？如果是这样，有没有办法让它们不再出现？ 当一位忧心忡忡的网民向《石板》（Slate）杂志的性话题咨询专栏提出这些问题时，专栏作家里奇·尤兹维亚克（Rich Juzwiak）（2019）着重指出，这让该专栏讽刺地变成了一个“非常基础的技术咨询专栏”。在强调自己缺乏技术经验之后，尤兹维亚克随即得出了一个更宏观的结论：“诚然，有时此前访问过某个网站，会导致你收到该网站的定向广告，但这并不是产生此类内容的唯一原因。”他接着说，锁定潜在客户“是一门模糊的科学，而且恰恰在这个领域出过重大纰漏。最近有报道称，阿什利·麦迪逊的广告出现在多个儿童网站上。”尤兹维亚克的回答表明，一个曾主要面向寻求婚外情用户进行营销的约会网站的广告，未必与在阿什利·麦迪逊上拥有账户、甚至与访问过该网站有关。毋宁说，这些广告源自对潜在客户更为抽象的人口统计学定向。对于任何熟悉社交媒体时代定向广告如何运作的人来说，这种方法毫不新鲜。用户不断地依据年龄、所在地和职业被归入千篇一律的受众群体；访问者遭到定制广告的狂轰滥炸，而这些广告不仅基于他们常去的网站，也基于他们被假定的同类人常去的网站。正如尤兹维亚克的回答所指出的，新鲜之处在于，推特（Twitter）和脸书（Facebook）等主要社交平台已经开始为用户提供“选择退出”（opt-out）个性化定向营销的功能。换言之，用户现在可以阻断阿什利·麦迪逊、脸书、谷歌（Google）及类似网站之间的信息流动，从而降低收到不想要的广告的几率，或许也能让多疑之人安下心来。这些选择退出功能并非专为那些有所隐瞒的人而设计，而是面向所有希望在使用社交平台时对所见广告拥有更多控制权的人。 在本章中，我将专门聚焦于脸书的“脸书站外动态”（Off-Facebook Activity）工具（Facebook A）。该公司于2019年8月20日推出这一工具，它可以被置于这样的语境中来理解：它是脸书针对前述由个性化定向广告所带来的社交媒体连接性（connectivity）问题而给出的解决方案。当用户与脸书高度密集的算法结构相连接时，他们各种各样的在线活动所生成的数据，便成为识别、画像和定向他们的手段，而不论他们意愿如何。过去几年里，这一问题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媒体关注，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这一备受瞩目的案例即为一例：该公司基于脸书数据对选民进行心理图谱画像和定向。如今，断开部分用于定向的数据流的可能性，成了用户“脸书体验”的一部分（Facebook B）。用户可以从自己的脸书设置中进入这一工具，它提供“我们［脸书］从商家或组织那里接收到的关于你［用户］活动的摘要，其中包括你在其他应用和网站上的活动”（Facebook C）。脸书利用这些信息来“展示更相关的广告”；推荐用户可能感兴趣的东西，如活动、市场（Marketplace）商品和小组；帮助用户发现新的商家和品牌，并帮助后者了解“其网站、应用或广告的表现如何，以及是否触及了合适的人群”；以及识别“可疑活动”（Facebook C）。脸书（B）告诉我们，借助这一工具，你不仅可以查看自己过往脸书站外动态的摘要，而且“你可以通过脸书站外动态设置中的清除历史控件，将过往的脸书站外动态与你的账户断开连接”。 按照主流逻辑，被感知到的问题（连接性）及其标准解决方案（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被视为二元对立。本章对“脸书站外动态”工具进行的经验分析和概念分析，意在论证这种关系是生产性的，而非破坏性的。将连接与断开连接之间的关系视为生产性的，指向的是佩皮塔·赫塞尔贝特（Pepita Hesselberth）（2018）所说的断开连接的“结构性悖论”（structuring paradox）：没有断连性（disconnectivity），就没有连接性。我的分析将建立在赫塞尔贝特的观点之上：断开连接是这样一种过程，它并不否定连接性，而是催生出一个内在地在场的外部（2018, 2007）。外部的构成，是我解读“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核心，这一工具以一个特定的名称来指称外部：“脸书站外”（off-Facebook）。我主张，这个术语标示的是一种由该公司所界定、并体现在该工具的运作方式和语境化方式之中的特定外在性模式。我在本章中展开的论点是：“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暗示了脸书无力超越当前连接性的主导图景去思考——而这种关系正是他们自己实际上建构起来的，在其中，为公司贡献数据的连接对其财务存续至关重要。 下文中，我将勾勒“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据称是如何“拆解”（undo）平台、用户与广告商之间的联系的。“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口号是“你看得见，你控制得了”（You see it. You control it），它强调，虽然平台提供了工具，但隐私是用户的选择（Facebook L）。我将聚焦于选择的问题框架，并追随迪普蒂·辛格·阿普特（Deepti Singh Apte）的思路，运用助推理论（nudge theory）将该工具作为一种选择架构（choice architecture）来讨论：它通过为用户提供对其隐私设置的控制权，赋予他们一种显性的自主感，同时却仍让他们受制于一个其他控制模式在其中运作的环境，而这些控制模式往往超出了用户的觉察（Apte 2020）。在我的解读中，对隐私设置的控制，是由公司所控制的隐私；而对“脸书站外动态”的定义，则是一种重新划定连接性边界的尝试。 我分析的主要材料是介绍“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宣传视频；在我的解读中，这些视频影响着用户行为，引导用户采取某些实践而非另一些。我将分析该工具宣传网站（Facebook A）中收录的四个视频：《米拉向丈夫介绍我们新的数据控制功能》（“Meera Introduces Our New Data Control to Her Husband”）（Facebook D）、《介绍“脸书站外动态”：一个让你更好地掌控自己数据的新工具》（“Introducing Off-Facebook Activity: A New Tool That Gives You More Control of Your Data”）（Facebook L）、《为什么广告让人觉得是冲着你个人来的？》（“Why Do Ads Feel Like They Are Directed to You, Personally?”）（Facebook J），以及《在线广告的走向》（“Where Online Advertising is Headed”）（Facebook K）。[^f05-1] 总体而言，本章用于细读的材料包括：该平台的官方宣传材料、描述该工具或该公司对“脸书站外动态”之定义的帮助中心文件，以及其他描述广告定向如何运作的脸书材料（Facebook A–L）。正如我将表明的，“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话语助推用户以得失来评估自己断开连接的选择，并常常鼓励他们继续使用这一系统，而不是弃之而去。最后，我将论证，我们应当关注外部在断开连接的话语中是如何被构成和想象的。 ## 助推（Nudge） 说来也巧，《米拉向丈夫介绍我们新的数据控制功能》是脸书用来推广其选择退出工具“脸书站外动态”的一个视频（Facebook D）的名称，视频的主角是一对幸福的夫妇。[^f05-2] 在这个视频中，来自脸书数据与隐私团队的米拉（Meera）向丈夫大卫（David）展示该平台新的数据控制功能。“我们刚刚发布了一个控制功能，让人们能够查看自己脸书站外动态的摘要，并将其与自己的账户断开连接，”米拉向大卫解释道。这对夫妇在脸书总部进行这场访谈，柔和的光线透过场景后方半透明的窗户倾泻而入。“什么是脸书动态？”大卫问道。米拉解释说，它由关于用户互动的信息组成，包括应用使用情况和网站访问记录。大卫进一步问，脸书在收到互动的迹象之后，是否会把他的姓名和电话号码发送给网站。“不会，”米拉坚定地摇着头回答，“我们可以在不告诉广告商你是谁的情况下向你展示广告。”大卫请她举个例子，米拉便说明了在一个背包网站上的点击和浏览如何生成一条数据，显示设备X上的某位用户点击了某款背包的图片。为了阐明这一点，他们讨论了购买背包的过程，并配以虚构公司的动画和简化的数据流示意图。如果任何用户点击了某个关联购物网站上的任何链接，该设备数据就会被回传给脸书，与脸书自己的用户数据库进行匹配，并被用来推送一则定向广告。“好的，那么现在，如果我愿意，我可以把它断开连接，”大卫迟疑地说。米拉要过他的手机，一段叠加的动画显示她打开了一个可滚动的脸书站外动态列表，列出了215个与公司分享过大卫活动的虚构应用和网站。“原来这就是我看到这么多背包广告的原因，”恍然大悟的大卫推断道，“那么，如果我把这个断开连接，我就不［原文如此］再看到广告了吗？”米拉澄清道：“你看到的广告数量还是一样的，只是个性化程度会降低。”“这说得通，”大卫欣然说道，而米拉则宣布“更多透明度和控制方面的更新即将到来”。 个人处于“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宣传材料的中心。“掌控数据的最佳人选就是你，”“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新闻稿如此宣称（Facebook A）。该工具的文件和视频或隐或显地声称，用户是掌控自身数据的最佳人选，而“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则为他们提供了这样做的手段。强调用户控制、把责任的重担放在个人身上，这几乎谈不上新鲜。正如西瓦·维迪亚那坦（Siva Vaidhyanathan）所指出的，这已成为“那些监控我们的行为、记录我们交易的硅谷公司的……标准立场”（Vaidhyanathan 2018, 74）。脸书控制观念的核心，是用户拥有管理自己在线隐私的选择这一观念。由于强调选择，“脸书站外动态”工具也属于一段更长的隐私工具史，这些工具被设计出来，旨在让用户对在线连接性的渗漏性（leakiness）拥有更多控制（Chun 2016）。正如诺拉·德雷珀（Nora Draper）（2019, 87）所指出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这些工具的制造者便将隐私设想为“一种经由赋予控制权的工具而得到优化的个人选择的功能”。“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属于这样一个工具谱系：它们强调个人在信息系统中保护自身个人数据的选择，例如隐藏其IP地址、让他们以隐身模式浏览网页（51–52）。德雷珀强调，将赋予选择作为一种针对具体情境之保护的功能是重要的：“例如，一位参与聊天室的用户可能倾向于使用一个前后一致的化名身份……然而，同一个人在访问新闻网站或浏览健康相关信息时，可能更倾向于完全匿名”（54）。 然而，赋予隐私选择，并不能单独解决所谓的隐私悖论（privacy paradox）：个人意识到隐私问题，却仍选择违背自己的最佳认知而行事（Kokolakis 2017）。行为经济学家声称，我们如何评估在线隐私的价值，取决于诸如损失厌恶（loss aversion）状态之类的心理偏差（Acquisti, John, and Loewenstein 2013）。损失厌恶认为，对个人而言，“损失的权重大大高于客观上等量的收益”（Kahnemann, Knetsch, and Thaler 1990, 1326）。关于损失厌恶的研究表明，个人往往会高估自己所拥有的东西；例如，一个人愿意为某件物品支付的价格，低于他们出售该物品时愿意接受的价格。[^f05-3] 这种行为并不理性，但却构成了决策过程的一部分。 像损失厌恶这样的观念，对于助推理论这一领域的兴起至关重要。[^f05-4] 理查德·塞勒（Richard Thaler）和卡斯·桑斯坦（Cass Sunstein）在其著作《助推》（*Nudge*，2008）中声称，人类行为并不像经济学家在该学科历史上所主张的那样理性。助推理论的指导思想是：在决策情境中，无法依靠理性来控制人类行为，因此人们需要被“助推”向某些行为。助推理论与塞勒和桑斯坦所定义的“自由意志家长主义”（libertarian paternalism）这一意识形态相关联，它在不施加强制的情况下推动人们在特定情境中做出某些选择（Thaler and Sunstein 2003）。这种意识形态预设了一个知道什么对个人和群体最好的权威，并通过微妙的助推来促进这些行为。奥巴马政府的社会与行为科学团队（Social and Behavioral Science team）或许是这一理论实际应用中最著名的例子。此外，卡罗琳·佩德韦尔（Carolyn Pedwell）观察到：“助推式的治理形式最常见于北美和西欧，用于应对与饮食、锻炼和吸烟相关的生活方式问题，与储蓄和投资相关的金融实践，以及诸如游荡和超速之类的‘反社会’行为”（2017, 60）。助推的目的往往是打破坏习惯、促进更健康的生活方式，以及总体上改善人们的生活（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Pedwell 2017; Mannevuo 2019）。 社交媒体中已经应用了助推理论的一个特定领域，便是前述的隐私语境（Wang et al. 2014, 2367）。例如，亚历山德罗·阿奎斯蒂（Alessandro Acquisti）（2009）主张，可以将系统设计成能够“增强并影响”用户的隐私选择。通过揭示和利用心理与情感偏差，用户被助推向更知情的决定。虽然在这一语境中，助推可以借由更知情、能保护隐私的选择的重要性而得到正当化，但显然，这种技术同样可以被用于其他目的。为了举例说明助推，塞勒和桑斯坦提到了“协同过滤”（collaborative filtering）实践：它根据个人的品味和偏好，以及个人与其他个人的相似程度，为书籍、电影和其他产品提供推荐（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96）。如今显而易见，这种方法已在推荐系统中臻于完善，这些推荐系统不仅用于网飞（Netflix），也用于脸书之类的社交媒体平台，后者使用复杂的算法过程来评估不同选项，并为每位用户进行个性化处理。[^f05-5] 同样不足为奇的是，这些实现更好、更个体化定向的新能力给广告业带来了巨大变化。正如约瑟夫·图罗（Joseph Turow）所考察的，在当前的数字格局中，脸书在赋予广告商基于在线行为、过往购买记录和位置数据等因素更好地定向投放广告的能力方面，扮演着重要角色（Turow 2011）。图罗指出，脸书已成为这类信息的核心把关者之一，而广告商能否获取这些信息，取决于能否使用脸书的广告工具，而这些工具并非免费（Turow 2011, 138）。2019年，脸书的总收入为706.97亿美元，其中广告收入为696.55亿美元（Facebook E）。广告是脸书的关键收入来源。 娜塔莎·道·舒尔（Natasha Dow Schüll）和凯特琳·扎卢姆（Caitlin Zaloom）（2011, 523）写道：“助推是一种奇特的机制，因为它既预设了自由，又与自由相抗衡；它假定了一个进行选择的主体，但这个主体在本性上不具备做出理性、健康选择的能力。”当然，并非所有描述类似助推之实践的研究都应通过助推理论来梳理；例如，在线操纵和说服便构成了其自身的特定情形，与“助推”略有不同（Susser, Roessler, and Nissenbaum 2019）。然而，通过调整数字环境的参数和功能来引导人们行为的软件能力，与助推理论的框架十分契合。助推理论中对选择的控制，以修改选择发生于其中的环境的能力为前提。塞勒和桑斯坦举过的一个例子涉及学校食堂：把水果放在甜点前面，以鼓励人们食用健康的苹果，而非不那么健康的海绵蛋糕（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1–3, 10）。两位作者坚称，这一情境并未强迫任何人做出任何特定选择，但食堂内商品的摆放方式使某些选择比另一些更容易。阿普特在将脸书作为一种选择架构来分析时提醒我们，存在比单纯在界面中按特定顺序摆放事物更精细的助推方法：她的例子从社会助推一直延伸到基于算法的超级助推（hypernudge）——在前者中，用户的动态消息（Newsfeed）帖子通过网络效应影响他人；在后者中，推荐算法依据例如预测建模来选择助推（Apte 2020, 6; Yeung 2017）。对阿普特以及例如撰写超级助推相关文章的凯伦·杨（Karen Yeung）（2017）而言，同样重要的是，有些助推诱发被动行为，另一些则激发行为。在下一节中，我将通过考察“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如何作为脸书界面的一部分被引入、以及它如何被安置于其环境之中，来探讨该工具的助推。这里的核心是“默认设置”（default）的概念，以及脸书的设置如何使某些选项而非另一些成为可选之项。 ## 默认设置（Defaults） 正如以米拉和大卫为主角的说明视频所描述的，“脸书站外动态”工具让用户能够看到一份摘要，其中列出了默认被允许向脸书发送其活动信息的应用和网站（Facebook D）。如果用户愿意，他们可以从自己的账户中清除这些信息。首先，他们必须进入自己的脸书设置，然后点击“脸书站外动态”，随后将出现“管理你的脸书动态”或“清除历史”的选项（Facebook D）。“管理”选项提供一份收集脸书站外动态的商家列表。该工具提供一个简洁的列表式界面，用户可以选择部分地移除脸书站外动态，即逐一选择授予哪个网站和应用访问权限，也可以一键清除全部脸书站外历史。如果用户选择关闭未来的动态，这一选择将在48小时内生效，其过往动态也将被删除（Facebook F）。点击单个条目，例如虚构的“汤姆的背包”（Tom's Backpacks），用户便会进入一个页面，其中给出关于脸书如何接收到这些信息以及所接收互动次数的一般细节。随后，用户可以选择前往该广告商的网站，断开与该特定脸书站外网站之间的联系，或者就所报告的动态提供反馈。 该工具的功能基于助推理论家所说的“选择架构”（Thaler and Sunstein 2008, 3）：在其中，个人还被分配了一个默认位置，而“数字决策引导过程”则决定着他们的默认设置（Yeung 2017, 121）。[^f05-6] 默认情况下，脸书站外动态不会被阻止。根据助推理论，默认设置是一种特殊的助推，它发生在那些处于用户觉察阈限之下的事物被放大的时刻。在这些时刻，默认设置引导着我们的选择。默认设置远不止于软件操作，它代表着一种广泛存在的文化现象。埃里克·约翰逊（Eric Johnson）和丹尼尔·戈德斯坦（Daniel Goldstein）讨论了默认设置对医疗和器官捐献的影响：将默认设置设为选择加入（opt in）还是选择退出，会显著影响捐献数量（Johnson and Goldstein 2003）。行为经济学中的另一个经典例子，是退休计划中选择加入还是退出的默认设置（Choi et al. 2004）。默认设置或许能够使选择成为可能，但它们也表明某些选择享有高于其他选择的优先地位（Shah and Kesan 2008, 990）。根据约翰逊和戈德斯坦的看法，默认设置能以三种方式影响选择：它们暗示了一种被推荐的行动；它们减少了决策所需的努力；并且它们“往往代表着现存状态或现状，而改变通常涉及取舍”（Johnson and Goldstein 2003, 1338）。 在复杂的选择情境中，默认设置可以被用来引导决策过程，而不必强迫用户做出选择（Thaler, Sunstein, and Balz 2013, 431）。选择什么都不做，就是选择默认设置。这里重要的是，选择什么都不做似乎正是用户的默认状态。例如，拉吉夫·沙阿（Rajiv Shah）和克里斯蒂安·桑德维格（Christian Sandvig）的研究表明，用户在配置其Wi-Fi设置时，大多数人根本不会更改默认设置（2008, 41）。塞勒、桑斯坦和鲍尔茨（Balz）（2013）观察到：“出于懒惰、恐惧和分心，许多人会采取任何需要最少努力的选项，或者说阻力最小的路径。”塞勒坚称：“如果默认选项附带某种隐含或明确的暗示，表明它代表着正常的、甚至是被推荐的行动方针，那么倾向于什么都不做的行为趋势就会得到强化”（Thaler, Sunstein and Balz 2013, 430）。 用户或许是掌控自身数据的最佳人选，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这样做。沙阿和桑德维格主张，在互联网上规制用户行为的权力，既不掌握在个人手中，也不掌握在立法者手中，而是掌握在那些“设定软件默认设置的人”手中（2008, 26）。尽管“默认设置”、“设置”和“配置”这几个词的含义在计算机科学、法律语境和软件研究中略有不同，但人们的共识仍是：它们不应被等闲视之。默认设置不仅处于基于软件的选择架构之用户体验的核心，也表达着权力关系。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声称：“脸书极有兴趣维持那些使信息尽可能开放的默认设置”（van Dijck 2013, 53）。阿普特指出，至少直到最近，脸书的隐私设置一直被设为开放，以允许连接性的自由扩张（2020, 5）。维迪亚那坦进一步论证，像脸书这样的公司或许声称通过给予我们选择来赋权于我们，但与此同时，它们把连接性的默认设置设定得对自己有利（2018, 74）。默认设置制造出一种控制的幻觉，某种意义上的安慰剂效应（Vaccaro et al. 2018）。 在论及作为助推的脸书默认设置时，阿普特指出：“用户要么会被促使采取行动，要么会被哄入不作为的状态，这取决于哪一种有利于平台。”通过为用户提供“脸书站外动态”工具以及一种用户可借以使自己的脸书体验更加私密的架构，平台为用户提供了一种显性的控制形式。然而，该工具也被阿普特所说的“诱发被动的助推”（passivity-inducing nudge）所环绕（Apte 2020, 7–8）：用户需要采取额外步骤才能使用该工具并关闭脸书站外动态。该工具被埋藏在用户的隐私设置中，而默认情况下，脸书站外动态总是开启的。调整脸书站外动态的设置——甚至仅仅是意识到这些选择的存在——都需要有意识的行动。脸书站外动态默认是开启的——无论是在字面意义上还是在隐喻意义上。 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和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2015, 98）写道：“隐私问题没有简单的解决方案，因为隐私本身就是针对不断变动的社会挑战的一种解决方案。”维迪亚那坦认为，隐私之类的东西总是从属于脸书的商业模式，这一模式建立在捕获用户数据和注意力的基础上，“以便给我们［用户］更多我们告诉脸书我们想要的东西，并帮助广告商将其商业诉求精准地匹配给那些可能对这些商品和服务感兴趣的人”（Vaidhyanathan 2018, 76）。在接下来的几节中，我将主张：虽然“脸书站外动态”工具为用户提供了自主性和显性控制，但诱发被动的助推已就位，以减轻更严格的隐私设置可能给平台造成的潜在财务损害。这里的核心在于脸书如何界定脸书站外空间，以及广告商和定向广告与平台之间的关系。 ## 脸书站外（Off-Facebook） 当“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制作者指出，掌控数据的最佳人选就是用户自己时，他们暗示，个体用户具备关于“好的”和“坏的”数据实践的知识，并且已经理解隐私的重要性。此处批评的要点在于：脸书并未改变其核心商业模式，而是不断寻找其他手段来应对隐私问题。[^f05-7] 该公司借助“脸书站外动态”工具为用户提供的选择架构，或许能够把人的行为重新引向对社交媒体更具隐私性的使用，但这种助推并未实质性地改变更广泛的社会政治、文化或经济层面的在线环境，而这一环境依然建立在信息的无限制流动之上，而非建立在隐私之上（cf. Pedwell 2017, 80）。可以说，与数据隐私相关的结构性问题之所以未被触及，是有原因的：广告收入。 根据安妮·赫尔蒙德（Anne Helmond）、大卫·尼堡（David Nieborg）和费尔南多·范德弗利斯特（Fernando van der Vlist）所引用的统计数据，“截至2018年底，脸书承载了超过9000万家企业和600万活跃广告商”（2019, 123）。这些“第三方”所具有的巨大经济影响力说明了，为什么像维迪亚那坦（2018, 9–10）这样的批评者会认为，该公司及其产品已经大到无法控制的地步：“脸书太大、太强势、太具侵入性——而且它运转得太好——以至于浅层的改革不足以带来改变。”该平台的增长，是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和尤利西斯·A. 梅希亚斯（Ulises A. Mejias）（2019, xii）所描述的“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的结果，这一概念用以描述信息技术和“新的连接基础设施”如何被“编织进”人们的日常生活与实践之中。脸书的权力，以它扩散并渗入各种在线空间的方式为前提（另见 Karppi 2018）。 “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既可以用来分析该公司如何将数据控制框定为一种个人责任，也可以用来分析脸书给网络化环境带来的更广泛的结构性变化。这一被脸书称为“脸书站外”的外部，在该工具的语境中有着一个非常特定而精确的定义。 将某物生产为外部，透露出正在起作用的历史、物质、社会和经济力量（Probyn 1996, 12）。脸书站外空间由各种实体构成，例如拥有网站和应用的广告商和营销商，这些网站和应用可以与脸书平台相连接，但并不由该公司本身所拥有、建造或管理。脸书（Facebook F）告诉我们：“脸书站外动态是商家和组织与我们分享的、关于你与它们之间互动的动态摘要，例如访问它们的应用或网站。”因此，界定脸书站外空间的一种方式，是更仔细地考察广告商和营销商在该平台中的角色，尤其是它们如何通过将自身连接到平台而主动地创造出这一角色。关于这种连接实践的描述，可见于赫尔蒙德、尼堡及其同事的近期著作。为了奠定他们研究路径的基础，赫尔蒙德（2015, 1）用平台化（platformization）的概念来解释脸书的增长，平台化“意味着社交媒体平台向网络其余部分的延伸，以及它们使外部网络数据‘为平台所用’（platform ready）的驱动力”。在赫尔蒙德看来，将社交媒体网站与平台区分开来的，是它们的运作逻辑。 任何平台的逻辑都涉及两种相互关联意义上的“互操作性”（interoperability）：将其系统内的一切连接起来，并占有这些相互连接所允许获取的各种不同类型的数据（Nieborg and Helmond 2019, 203）。与库尔德利和梅希亚斯一样，尼堡和赫尔蒙德也将这一逻辑的强化视为脸书经济增长和技术扩张背后的原因。赫尔蒙德、尼堡和范德弗利斯特（2019, 141）论证说，平台化使脸书成为连接的基础设施，并声称它“通过计算层面和组织层面的平台整合不断累积外部依赖，从而随着时间推移获得了基础设施属性”。此外，尼堡、赫尔蒙德和范德弗利斯特追溯了脸书在其历史中如何扩展自身边界，例如通过将不同利益相关者整合进平台的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和软件开发工具包（SDK）。这些合在一起，就是脸书所说的“商务工具”（business tools），除API和SDK之外，还包括“脸书像素（Facebook Pixel）、脸书社交插件（如‘赞’和‘分享’按钮）、脸书登录（Facebook Login）和账户工具包（Account Kit），以及其他平台集成，还有其他插件、代码、规范、文档、技术和服务”（Facebook G）。 脸书声称，其商务工具使公司能够打造更好的用户体验，并使商家能够通过更准确地定向“合适的”人群来扩大其覆盖面（Facebook H）。亚当·阿尔维德松（Adam Arvidsson）解释说，脸书构建了一种社交图谱（social graph）技术，用以描述不仅是个体用户之间、而且是对象（可以是用户，也可以是其他事物）之间的互动（脸书称之为“边”［edges］）（Arvidsson 2016, 10）。例如，脸书像素测量跨设备转化，这意味着，如果一家网店集成了像素，它就能判断一则脸书广告是否促成了其网站上的商品购买（Facebook I）。这些信息不仅与该商家分享，也与脸书分享，从而构成了脸书站外动态的一个例子。 在平台自己对脸书站外动态的定义中，它并不指涉任何从根本上处于平台之外的东西，而是指将事物与平台相连接的实践。这一脸书站外空间特别为那些希望利用脸书开展营销的商业伙伴所占据。脸书站外动态代表着一种经由该公司自身商务工具而发生的连接：“商家和组织与我们分享的、关于你的互动的动态摘要，例如访问它们的应用或网站”（Facebook C）。商务工具提供了获取脸书站外动态信息的途径，这些信息可被用来向用户展示更相关的广告、推荐活动和市场商品、帮助用户发现品牌和商家，甚至识别可疑活动（Facebook C）。脸书站外动态涵盖各种各样的互动，从打开应用、浏览内容到进行购买，乃至仅仅将商品加入购物车（Facebook C）。动态可以包括涉及“你用脸书账号登录过的应用和网站”以及“数据服务提供商和营销机构”的行为（Facebook C）。支配某些广告如何出现在特定用户屏幕上的逻辑，与脸书站外空间如何在技术上连接到脸书平台、并被转化为信息流紧密相连。值得注意的是，清除自己的脸书站外动态历史并不会删除这些信息，而只是将这些信息来源与个人账户解除关联（Facebook A）。[^f05-8] 如果用户选择断开其脸书站外动态的连接，他们看到的广告数量将保持不变，但这些广告理应不再是个性化的。诚然，从背包到约会服务，各种广告仍会继续出现在每个人的脸书账户中，只是它们不再基于从脸书站外网站获取的用户动态。 根据何塞·范迪克、尼堡和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2019, 8）的看法，脸书权力的主要来源之一，在于其相互关联的动态结构；在我看来，这种结构体现在脸书站外与——找不到更好的说法——“脸书站内”（on-Facebook）之间的关系中，而二者实际上都不过是脸书。在“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话语中，该公司自己的修辞断言，其他商家、应用和网站构成了脸书站外空间，但必须重申的是，脸书的商业模式依赖于其网络中的这些“边”。脸书所描述的脸书站外空间并不是一个绝对的外部；它并非与平台完全区隔或断开，而毋宁是内在的、相连接的。正如名称中的连字符所暗示的，脸书站外空间在理论上与脸书在根本上相接合、相结合、相联结——在实践中则是通过API和SDK。它不是对脸书的否定，因为脸书站外的广告商始终是平台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脸书站外对于平台的整个存在而言是构成性的：脸书站外的公司不仅以收入的形式在财务上支撑着平台；它们的对象还通过把来自不同平台和服务的信息带给公司，形成“边”并构建起脸书的社交图谱。对脸书而言，脸书站外赋予平台以结构，并奠定其界限。从这一视角来看，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对每一位个体用户而言，脸书站外环境在默认情况下并不是关闭的。 ## 债务（Debt） 乍看之下，“脸书站外动态”工具似乎只是一种与控制个人隐私相关的简单选择架构；但被助推的实际选择却另有所在。“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宣传视频和说明视频，显示出第三方商家与该社交平台之间连接的重要性。对个体用户而言，围绕该工具的话语为公司的个性化定向营销实践提供了合理化论证，并贬低隐私，转而推崇“更好的”“更准确的”“更有趣的”内容的投放。 为了强调广告商对平台的重要性，作为补充参考资料出现在该工具宣传材料中的视频《为什么广告让人觉得是冲着你个人来的？》（Facebook J）中，一段画外音解释道：“广告已经变得更有针对性。更加个人化。而这更加有效，因为人们更喜欢与自己相关的广告。”值得注意的是，画外音还强调：“这激励广告商制作真正契合人们兴趣的广告。而正是这些广告，帮助让互联网的大部分内容得以免费”（Facebook J）。言下之意是，如果用户不再从脸书接收定向广告（例如通过使用“脸书站外动态”工具），那么不仅他们的体验会受损，整个平台的存续也将面临风险。第二个说明视频《在线广告的走向》同样作为“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参考材料出现，它使用了几乎完全相同的语言： > 事实证明，人们更愿意看到自己喜欢的东西的广告。而且由于网络的收入模式**主要由广告支撑**，看广告意味着你可以**免费**使用搜索引擎和社交媒体之类的服务。广告让人感觉相关是很重要的，因为如果不相关，人们就不会点击它们。而如果他们不点击，商家就不会认为这些广告有价值，也就不会想在网上投放广告，**这意味着免费的网络将不复存在**。（Facebook K；强调为引者所加。） 尽管该公司可能为用户提供了控制隐私的工具，但在宣传话语中，它几乎没有鼓励用户这样做。这些视频中关于“免费网络”的修辞，诱使用户接受“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默认设置。这里的助推在于：脸书之所以免费，只是因为用户让外部进入；据称，当用户允许公司将他们与商家相连接、并基于其个人脸书资料向他们投放定向广告时，他们是在给自己帮忙。 当然，这一视角几乎谈不上新鲜。苏珊娜·帕索宁（Susanna Paasonen）（2018）指出，数据、时间和注意力是为一个“免费”的脸书所付出的代价。帕索宁富有成效地发展了这样一种批评：对脸书平台的使用可以被视为一个市场，用户在其中与平台交换商品；然而，“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宣传材料，为思考我们与平台的关系提供了另一种方式。 让我回到“默认”（default）这个术语。根据《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它还有一些无法被归结为技术设置的含义：“未能做到被要求或被期待之事”，尤其是“未能出庭”或“未能履行财务承诺”（即违约）。[^f05-9] 采纳“default”的这一附加含义，可以使我们从债务（debt）的角度更敏锐地分析脸书与用户的关系。在这一模式中，用户并非与平台交换商品，而是为脸书与自己之间所缔结的债约提供偿付。这里的重要区别在于：交换关系通过暂时性的动态来运作——各方可以自由地进入和退出交换——而对于债务关系来说，在债务还清之前，不存在任何退出或外部。因此，作为一种关系模式，债务总是比交换更具约束力。 脸书可以被解读为一个在财务和道德双重意义上的债务市场。脸书在宣传和说明视频中的助推，包含一种情感诉求：用户欠平台自己的信息。首先，这些视频暗示，既然平台是“免费”的，用户就不应把它当作一桩生意，而应视之为一份恩惠；任何注册的人都背负着这笔感恩之债。如果用户被认为亏欠平台，那么他们偿还的最佳方式，就是不去调整自己的脸书站外动态设置，也不断开自己脸书账户的连接。作为对平台所提供服务的回报，用户被期望通过接受——不仅是定向广告，还有公司整个基于广告的商业模式——来偿付其所欠，因为没有这些东西，社交平台显然就会失去收入并倒闭。 债务关系还依赖于这样一种观念：用户有意或无意地试图避免自己的损失。为此，围绕“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话语着重强调使用工具限制数据流的种种弊端：其中有些可能是个人性的，影响用户日常使用平台的体验质量；另一些则可能是集体性的，如该公司所断言的，“免费网络”取决于定向营销。脸书关于“脸书站外动态”工具的修辞，调动了一种人们熟悉的“滑坡”论证，将单个用户看似“自由”的断开连接之选择，呈现为对所有人的威胁。 这里利害攸关的是用户的“断开连接的权利”（right to disconnect）（Hesselberth 2018, 1995, 2006）。如果声称这一系列助推——它们突出定向营销对脸书的重要性，并将免费网络的整个模式置于风险之中——是被有意安置的，目的是操纵用户不去使用该工具，那就是过度解读了。毋宁说，我们在这里看到的是：对脸书而言，任何东西都无法存在于这一连接性模式之外，而又不对其业务造成破坏。因此，把一切都折叠进内部并将其保持在那里，就变得至关重要，以至于连接性的外部逐渐消失。 ## 外部（Outside） 正如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1991, 16）所言：“问题总是拥有它所应得的解决方案，这取决于它被陈述的方式（即它被确定为问题的条件），以及我们可用来陈述它的手段和术语。”“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同样如此：其话语表明，由该公司所界定的隐私“问题”，排除了平台的物质条件，也排除了围绕高效的、基于数据的定向营销而构建起来的商业模式。这两项默认设置保持不变。把该工具作为面向二十多亿活跃脸书用户的“解决方案”来呈现，就好比为枪伤建议贴一块创可贴。它或许能在这里那里止住渗漏数据的点滴，却改变不了依赖数据畅通无阻地流通的商业模式。 在此不作结论，而是要论证：对外部问题的理论化，可以开辟一条新的向量，用以在“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及其所包含的助推之外思考断开连接。“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所提供的解决方案，只适用于已经身处系统之内的用户，助推理论亦是如此。佩德韦尔（2017, 80–81）断言：“归根结底，助推理论的焦点在于（通过对行政安排和其他选择架构的表面修改）改变个人行为，而不是实施更深层的社会或结构性变革，或者说，不是去理解身体、基础设施与环境之间复杂而不断变化的相互作用。”莫娜·曼内武奥（Mona Mannevuo）（2019, 35）探讨了助推在全民基本收入实验语境中的运用，她指出，对这一理论而言，选择的自由是一种幻觉：“人们可以自由地做出选择——只要他们是在国家所构建的后科层制选择架构之内做出选择。”如果助推理论始终专注于管理水果、甜点和海绵蛋糕在食堂里如何摆放，那么它就可能远远无法在更全面的层面上改变营养标准和膳食要求。如果助推理论主要是在退休制度中调整选择加入与选择退出，那么它或许就封闭了从整体上重新思考养老金的可能性。当脸书设计一项为了更具隐私的用户体验而断开连接的功能时，这种断开连接仍然安全地发生在平台的参数之内。 珍妮·孙登（Jenny Sundén）和叶利萨维塔·布拉戈耶维奇（Jelisaveta Blagojević）（2019, 57）指出，“断裂与中断”迫使我们去思考“连接或关联究竟意味着什么”。与此不同，我在本章中试图探讨的，是理解你在使用“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时断开连接后接入的是什么（what you disconnect to）的重要性。在这里可以提醒一下，“disconnect”（断开连接）一词由两部分组成：dis-意为“……的反面”，而词根connect源自拉丁语动词connectere，后者又由两部分构成：con-（一起）+ nectere（捆绑），即“结合在一起”。当代断连研究（disconnection studies）着重于表明，断开连接因其与连接表面上的对立而成为一种有意义的行为，然而，有一个问题却一直未受关注：在断开连接的行为中，什么被结合在了一起？在断开连接中被肯定并获得其形态的外部是什么？ 对这一问题感兴趣的理论家之一是赫塞尔贝特，她关于断开连接的结构性悖论，受到尚塔尔·墨菲（Chantal Mouffe）“构成性外部”（constitutive outside）概念的启发，而墨菲又是从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那里借来这一概念的（Hesselberth 2018, 2007）。根据墨菲（2005, 15）的看法，构成性外部解释了身份的创造如何是关系性的，并取决于“差异的确立，而这种差异往往是在等级制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例如形式与质料、黑与白、男与女之间的差异，等等”。这正是用户在启用其“脸书站外动态”工具时所发现的差异。通过开发这一工具，该公司在内部与外部之间、在平台与营销商之间，发展出一种人为的对立。用户将自己的个人数据流与营销商和广告商断开连接，但这只是一种局部的断开。用户并没有与脸书断开连接，甚至没有与其根本的商业实践形式断开连接；正如宣传材料反复说明的那样，用户仍会看到广告。用户仍然处在营销商和广告商的触及范围之内，而后者凭借软件开发工具包和API，本就是平台的一部分。 脸书借助该工具所设计和划定的外部，呈现出一种与内部相似的形态，因而与它被设计时所处的条件相对应。[^f05-10] 隐私并不意味着免于被定向，差别只在于定向的个性化程度。因此，当用户断开其脸书站外动态的连接时，他们最终并没有进入外部，而是发现自己处在“越位”（offside）之中。这一越位内在于“游戏规则”，并在系统之内具有特定的功能：越位就是个性化内容更少的脸书。该工具所产生的差异，仅仅是用户被剥削程度上的差异，因而与更具结构性的质的变化并无多大关系。[^f05-11] 伪装成外部的越位，并不是对连接的否定。 赫塞尔贝特（2018, 2007）论证说，构成性外部迫使我们看到连接性的界限，从而为抵抗以下主张提供了一个支点，即“我们‘当前的连接性文化’‘没有外部’”。与此相反，被视为越位的脸书站外则表明，即便是外部，也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能够被连接性的逻辑所连接和捕获。在这个意义上，越位似乎正体现了泰娜·布赫（Taina Bucher）（2020, 611）所说的意思：选择退出的实践、乃至拒绝连接，都不过是连接的诸种形式，而且“在数字世界中，没有什么可以断开连接的”（610）。布赫提出这一主张，所寻求的并不是彻底驳斥断开连接的行为，而是寻找新的方式来阐明与外部共在（being-with）意味着什么（615–16）。 基思·安塞尔-皮尔逊（Keith Ansell-Pearson）（1999, 84）写道：“正是‘外部’的力量冲击并作用于我们，作用于我们所认为的自己是什么，以及我们所认为的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如果脸书站外就是用户触手可及的外部，那么断开连接的行为中便几乎没有什么解放可言。如果每个人都保留既定的选择架构，或者只是继续这里那里地进行助推，他们就永远无法改变整个系统。不过应当指出，皮尔逊在上述引文中所指的，是德勒兹对外部的理解，而非德里达或墨菲的理解。这一视角的意涵在于：不应通过对立或否定来构想外部。在德勒兹式的解读中，抵抗的萌芽确实寓于断开连接之中，但前提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它须从承认外部存在于其与脸书的关系之外开始。[^f05-12] 我对脸书与脸书站外的考察表明，线上与线下、脸书与脸书站外、内部与外部之间的关系，为该公司执行着特定的功能。脸书站外与脸书站内都建立在一种具有功能性的、特定的外部想象之上。这一想象的功能，在于界定与脸书共在的关系。要么我们完全沉浸于脸书体验以及构成这种体验的各项特性与功能之中，要么我们的体验因被断开连接的脸书站外动态而受到限制。在这两种情况下，内部与外部都属于脸书，并由其加以界定。然而，存在着一个无法被拆解的外部。世界、线下，甚至自由的互联网，都独立于社交媒体的任何特定想象或表现形式而存在。总有某种东西是我们可以在断开连接后接入的。正如安塞尔-皮尔逊（1999, 84）所指出的：“正是外部的蠕动运动，使固定而稳定的身份去层化（destratify），并通过双重化过程产生出通往更强烈、更具创造性之存在的新可能性。”断连研究所需要的，不仅是不同的关系理论，还有寻找外部的方式。 ## 注释 [^f05-1]: 由作者转写。 [^f05-2]: 同一视频也出现在“什么是脸书站外动态？”网页上（Facebook C）。 [^f05-3]: 这就是所谓的禀赋效应（endowment effect）（Kahneman, Knetsch, and Thaler 1991, 194）。 [^f05-4]: 选择是助推理论这一新兴领域的核心概念。该理论被归功于理查德·塞勒和卡斯·桑斯坦。塞勒因其在行为经济学领域的工作而获得2017年诺贝尔经济学奖。 [^f05-5]: 在社交媒体上，由当前算法媒体系统所实施、并被理解为一种助推的个性化，利用有关用户的连接、习惯和偏好的数据，来预测哪些选择会向他们呈现。凯伦·杨将算法个性化的助推称为“超级助推”（hypernudges），因为它们是“网络化的”“持续更新的”“动态的”“无处不在的”、有效的，因而是强大的（Yeung 2017）。然而，“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在运作上要传统得多。 [^f05-6]: Yang Wang 等人（2014）提出，专为脸书用户界面设计的隐私助推，可以帮助用户“更仔细地考虑其在线披露的内容和受众”，避免对发布的脸书帖子感到后悔。他们设计的隐私助推之一是这样一项功能：在一条脸书帖子发布之前，显示将会对其作出反应的受众，随后以一个可见的倒计时器延迟发布，使用户在点击发送按钮之后、受众看到之前，有时间删除该消息。这里的助推不是文本性的，而是基于脸书的用户界面设计，为决策提供了一种视觉辅助。实施这一助推，还将把用户点击发送按钮时的默认动作从即时响应改为延迟响应。其要点在于：用户界面是以某种特定方式设计出来的，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此外，正如凯伦·杨所指出的，基于软件的算法选择架构可以被持续地重新配置和优化（Yeung 2017, 122）。 [^f05-7]: 2018年，欧盟《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 GDPR）生效。其目的在于为处理用户数据的企业确立要求，以保护数据安全，并赋予欧盟公民对其数据更多的控制权。“脸书站外动态”工具可被视为脸书对GDPR的回应之一（Ready 2019）。 [^f05-8]: 正如宣传材料（Facebook A）所描述的：“你断开连接的信息将不再与你的账户相关联。这些数据仍可在不与单个用户相关联的情况下被使用，以便我们［脸书］让商家了解其网站、应用或广告的表现如何。” [^f05-9]: “Default.”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访问于2020年4月27日。https://www.oed.com/view/Entry/48723?rskey=x83Jjk&result=1#eid. [^f05-10]: 我在这里转述的，是德勒兹关于解决方案与问题之关系的看法，以及他对通过相似性来理解差异的批判（Deleuze 2004）。 [^f05-11]: 参见德勒兹（2004, 299–300）关于程度差异（difference in degree）与种类差异（difference in kind）的讨论。 [^f05-12]: 德勒兹在《对话 II》（*Dialogues II*）中有一个著名论断：“关系外在于其项”，以及“关系可以改变而项不发生改变”（Deleuze and Parnet 2007, 55）。因此，我们不应孤立地思考项或关系，而应将二者放在一起思考（56）。在此我也要感谢列维·布莱恩特（Levi Bryant），他在一篇博客文章中阐释德勒兹，并论证说：“只要关系外在于其项，只要对象独立于其关系，那么凡是存在关系之处，我们都可以确信这些关系是被建立或建构起来的”（Bryant 2011）。 ## 参考文献 - Acquisti, Alessandro. 2009. “Nudging Privacy: The Behavioral Economics of Personal Information.” *IEEE Security & Privacy* 7:82–85. - Acquisti, Alessandro, Leslie K. John, and George Loewenstein. 2013. “What Is Privacy Worth?” *Journal of Legal Studies* 42:249–74. - Ansell-Pearson, Keith. 1999. *Germinal Life*. London: Routledge. - Apte, Deepti Singh. 2020. “Explicit Autonomy, Implicit Control: User Autonomy in the Dichotomous Choice Architecture of Facebook.” *Journal of Creative Communications*: 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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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rott） 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的多义性，要求我们收集并汇编它在不同学科、实践与媒介技术中被理解的各种方式。断开连接远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概念，更谈不上一个自洽的研究领域；它更像是一个占位符，承载着关于离开网络、切断连接以及拒绝成为某物之一部分的种种讨论。下列词条包含若干带否定性前缀（un-、dis-、de-）的例子，我们建议将其视为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的积极实践。正如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为其著作《情动政治》（*Politics of Affect*，2015）最后一章所取的标题“代结论”（In lieu of a conclusion）那样，本术语表并不旨在概览既有的理论概念，而是要提出更好的问题。因此，本术语表并不追求完备，而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测绘拆解网络之实践的游戏式尝试。 尽管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是多义的（Hesselberth 2018），其中仍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论证脉络。公共领域中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往往预设存在某种不受任何媒介侵扰的状态或空间：“模拟”（the analog）、“irl”（in real life，现实生活中）或“离线”（offline）；与之对立的，则是涵盖一切计算机化事物的“数字”（the digital）、“虚拟”（virtual）或“在线”（online）环境。为了打破这种数字二元论（digital dualism）（Jurgenson 2013），本术语表对拆解网络的诸种现象进行测绘，这些现象提出了更好的问题，例如指出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的悖论（Hesselberth 2018; Karppi 2018），或论证“模拟”远非自然之物，而是需要被建构出来的（Stäheli and Stoltenberg 2020）。一些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与自我责任化（self-responsibilization）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相关联，而另一些运动或艺术实践则旨在扰乱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拆解网络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我们将各词条组织为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现象，而非孤立的理论概念或知名作者的名字，意在唤起人们注意：断开连接是如何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 模拟怀旧（Analog Nostalgia） 数字媒介无所不在所衍生的一种附带现象，是对通常所谓“模拟媒介”（analog media）的怀旧（Marks 2012; Schrey 2014）。在媒介研究中，“数字”与“模拟”之间的区分至今仍有争议（Sterne 2016; Peters 2016）。然而在日常用法中，模拟媒介的定义相当简单：凡是未经计算机化的东西皆是。[^f06-1]过一种“模拟生活”已经成为一整股潮流。从模拟摄影到收藏和聆听黑胶唱片，从模拟式旅行指南到成人涂色书，有一整套活动和产品让人得以追求“离线”爱好。 模拟怀旧者觉得，与数字媒介断开连接、转而投入模拟媒介，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他们认为模拟摄影繁复的过程令人满足；他们喜欢黑胶那种“本真的”声音。模拟怀旧者觉得，不用谷歌地图（Google Maps）旅行会促使他们与陌生人交谈，并增进他们对异地的了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存在像 Hipstamatic 这样的数字应用程序，它们试图把模拟摄影的美学施加于用智能手机拍摄的数码照片之上。因此，模拟怀旧几乎不局限于“旧媒介”，也可以通过“新媒介”来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媒介这一范畴只是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才被创造出来的，因为此前并无必要区分这两种模式。 模拟怀旧所指涉的，确实不止于对模拟媒介的使用。尤其是在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批判性话语中，这个形容词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名词使用：“模拟”描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媒介侵扰的原初状态或空间。模拟许诺了一种比社交媒体上更本真、更具人性的连接。讽刺的是，一个媒介理论的形容词被用来描述一种据称非媒介的状况。施泰利（Stäheli）和施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2020）借助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旅游的案例研究，描述了建构“模拟”所需投入的大量工作。他们将这种创造所谓无媒介区域的过程称为“模拟化”（analogization），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过程。模拟必须通过使用书籍、地图或打字机等媒介才能被创造出来。 ## 休息（Break） 在断开连接的语境中，“休息”（break，亦有“中断”之意）既代表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概念范畴，也是呼吁断开连接的大众话语中一个常见的主题。珍妮·松登（Jenny Sundén）（2018）将休息与情动理论联系起来，指出其具有扰乱性功能与启发性功能。为了实现休息的“酷儿潜能”（the queer potentials）（2018, 64），松登着重强调那些可能开启新的关系性模式的断连时刻。休息的启发性功能在于，它能够“揭示持续连接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给人怎样的感受”（64）。 在关于断开连接的大众话语中，人们常常主张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无论是不再时刻盯着手机、不再刷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还是不再追踪新闻。数字排毒假期许诺让人从无处不在的连接性（connectivity）中暂时抽身，而追求模拟爱好则宣称能让人从数字化组织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休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连接性是一种我们需要从中抽身休息的状态，而休息本身则是一种必然不受数字媒介侵扰的状态。然而实际上，我们常常借助互联网来从工作或社交等其他活动中休息。对许多人来说，在办公室里度过疲惫的一天后，看 YouTube 视频或网上购物可以是令人放松、甚至令人满足的活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由于这些休闲活动需要打字和盯着屏幕，它们几乎与工作无从区分。 当你尴尬地站在公交车站，或在派对上待在房间的角落时，智能手机可以让你免于寒暄。查看社交媒体或约会应用——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假装在查看——或许能帮助内向的人显得合群，同时又显得忙碌。但随着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日益流行，盯着手机也可能被斥为反社交行为。把智能手机或互联网比作香烟，所唤起的不仅是成瘾感，还有休息感。抽一支烟让人能够从工作中暂歇片刻，也能让人在派对上有事可做（而不是显得孤零零、局促不安）。吸烟曾一度被视为一种正当的——甚至很酷的——活动，如今却普遍被认为不健康、不负责任。智能手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经历的时间要短得多：它们曾经是可以拿来炫耀的时髦设备（在特定语境中如今仍然如此），但其受欢迎程度正在稳步下降。不过，智能手机休息与吸烟休息在组织层面的效应上可能有所不同。在抽烟休息时，“[吸烟者之间]可能形成原本不会出现的关系”（Brewis and Grey 2008, 981），因为处于不同等级位置的人有机会相遇。那么，在那些放下手机休息的人之间，以及在那些拿着手机休息、并在互联网上相遇的人之间，又可能形成怎样的关系呢？ ## 盲区（Dead Zones） 作为全面连接中的一个缺口，“盲区”（dead zone）大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作为某种需要被消除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和报告没有（蜂窝网络或互联网）覆盖的地点。也有一些应用程序，比如 White Spots，以积极的方式重新诠释盲区。如果你按下“带我离开”（get me out）按钮，就会被引导到一张地图上，地图显示世界各地的“白点”（white spots，即没有覆盖的地点）。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数字排毒营地和酒店，以及禁用手机的咖啡馆。除了作为这些暂离之所，盲区也是那些自称电磁超敏（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e）的人的避难所。 由于盲区往往是地理上的断开连接与数字上的断开连接相伴而生的结果，它们开启了一种空间视角：盲区在空间上如何被划定，它的边界在哪里？盲区通常由服务缺失或基础设施故障造成，因而用户无须主动创造盲区。因此，在这里可以观察到的实践，主要涉及对一个已然断开连接的空间的组织。 追问盲区如何产生，会引出有关其技术基础的问题。盲区究竟是电磁波在水平方向、大范围传播中真实存在的空洞，还是仅仅是无线电塔和蜂窝基站不足的结果？事实上，两者兼而有之。从技术角度讲，盲区是指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无法建立连接，或只能建立微弱接收的区域。这可能是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也可能是因为承载信号的电波被有意中断或无意干扰。传输总是取决于大气、天气影响以及大地导电性等因素；额外的干扰或障碍物，如道路、建筑、山脉和狭窄的山谷，还会进一步阻碍电波传播。当辐射被不同物体吸收时，也会产生盲区。除了森林之外，人体是另一个相对较大的吸收体，能够通过皮肤吸收某些类型的辐射。 除了这些被动发生的情形之外，主动创造盲区则引出了权力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府管理着一片广阔的区域，出于科学研究和军事目的，该区域内的无线电传输受到限制。国家无线电静默区（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是一个依法设立的盲区，并根据可在其中使用的电子设备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分区。 如何测绘盲区的问题，要求对网络作出另类的表征。梅希亚斯（Mejias）（2013）对大多数倾向于聚焦节点的网络理论的逻辑提出质疑，转而关注节点之间的空间。这些“旁节点”（paranodes）构成了一个多维空间，它同时位于网络之内与之外。 ## 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 “数字排毒”一词描述的是一股潮流，它似乎与当下其他倡导正念（mindfulness）和健康主义（healthism）的运动密不可分。善于照顾自己的人不仅吃超级食物、练习瑜伽和冥想；他们还必须时不时地“拔掉插头”（unplug），以便“充电”（recharge）。Digital Detox® 是一家公司的名称，该公司“致力于帮助人们更加活在当下，并改善生活中与技术使用之间的平衡”（Digital Detox 2020）。 该公司的口号是“断开连接，以重新连接”（Disconnect to Reconnect）。自 2012 年起，Digital Detox® 举办“Camp Grounded®”——一个为期三晚的成人夏令营，人们前往加利福尼亚某个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地方，以便“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彼此连接”（Digital Detox 2020）。[^f06-2]营员可以参加组织者所称的“游戏工作坊”（playshops）。此外，Digital Detox® 还在美国各地的城市组织“拔掉插头的夜晚”（unplugged nights out），参与者可以在不受手机干扰的情况下结识新朋友。Digital Detox® 还资助关于技术影响的研究，并为学校提供认证，以应对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的问题。 数字排毒的结果是，手机使用，或更一般地说“数字”，被毒化了（Sutton 2017）。在众多学者中，亚当·费什（Adam Fish）（2017）批评了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企图：让个人为应对资本主义强加的负担承担责任，然后再向他们出售昂贵的产品和套餐，帮助他们恢复状态。 该公司的理念——以及如今为数众多的效仿者的理念——所依赖的基本前提，是它对“好的”连接与“坏的”连接的区分。其观点是，人类天生有一种彼此连接的冲动，而这种欲望无法通过借助技术设备的连接来满足。如果过度使用手机被认为有损害我们连接能力的风险，那么在数字排毒倡导者看来，我们就需要“断开连接，以重新连接”。 ## 数字排毒美容产品（Digital Detox Beauty Products） 在一些数字排毒倡导者看来，过度使用手机和过多的“屏幕时间”（screen time）既威胁着我们（心理上）的健康，也威胁着我们（身体上）的美丽（在一种非常整体主义的意义上）。为了减轻长时间使用数字设备所造成的损害，人们可以购买价格不菲的美容产品。 一个德国天然化妆品品牌销售一款抗蓝光面部精油，试图借防蓝光电脑眼镜的流行而牟利。它含有金盏花成分，据称能保护皮肤免受屏幕蓝光辐射的伤害。据说这种蓝光不仅会损害细胞、加速皮肤老化，还是长时间使用屏幕导致眼疲劳的主要原因。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已被科学研究揭穿，一个美国化妆品品牌仍推出了一款数字排毒浴盐，许诺能让使用者摆脱“EMF”（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并对抗“亢奋而疲惫”（wired and tired）综合征。在温哥华一家文化杂志对这款浴盐的评测中，建议使用者多喝水，不要在浴缸里泡太久，因为“浴盐的作用实实在在就是清除体内毒素”——这是一个“强烈的……净化过程”（Markovinovic 2019）。 出浴之后，人们还可以使用一款富含矿物质的数字排毒面部喷雾，据称它能让使用者重新焕发活力，并保护皮肤免受屏幕疲劳之害。产品说明将这款面部喷雾宣传为“乘飞机旅行、工作时或使用电脑和移动设备时必不可少”（Niche Beauty, n.d.）。 这些数字排毒美容产品全都装在设计精美的包装里，它们完美地展示了媒介不消费（media nonconsumption）（Portwood-Stacer 2013）和暂时性断开连接（Jorge 2019）如何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们的营销议程建立在通过散播焦虑来制造欲望的基础上。其背后的论证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有毒的环境中，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在飞机上度日，或是对着屏幕工作，都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和整体健康。但别担心——购买这些产品，你就能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并清除体内的毒素。 安娜·若热（Ana Jorge）（2019）通过对 Instagram 的话语分析表明，数字断开连接与中断是如何以生活方式选择的形式被重新整合进社交媒体的。一张在数字排毒浴中发布的自拍，清楚地说明了商品化的断开连接实践已如何成为我们日常数字生活的一部分。 ## 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 作为更大范围的极简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最新著作的书名就是《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2019）。作为《深度工作》（*Deep Work*，2016）和《如何成为全优学生》（*How to Become a Straight-A Student*，2006）的续作，这本自助指南就如何通过重新掌控技术来过上充实的生活提供了实用建议。数字极简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享受阅读、倾听他人或散步之类的“离线”活动，而不会时时感到查看手机的冲动。他们能够享受社交活动，而无须在 Instagram 上记录下来；他们能够跟进新闻，而不会陷入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 作为教导读者如何成为数字极简主义者的努力的一部分，纽波特的“学习窍门博客”（Study Hacks Blog）（2020）鼓励其关注者参加“模拟一月挑战”（The Analog January Challenge）。由于只有在投入模拟替代活动时，放弃基于屏幕的活动才可能令人愉快，纽波特提出了五项承诺：阅读（三到四本书，无论哪本都行）；运动（每天散步十五分钟，不带手机）；连接（在这个月里与二十个不同的人进行一次“真正的”交谈）；制作（找一个需要与物质世界互动的爱好）；以及加入（一个每周聚会的本地团体）。 与激进的弃绝不同，数字极简主义并不建议删除自己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更不建议过一种没有技术的生活。相反，它的目的是通过让人们感到不那么依赖技术，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数字极简主义讲究的是节制。它没有任何政治推动力，比如批判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或永久在线待命的无理要求。相反，它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相一致，即塑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负责的、具有韧性的个体。 ## 数字自杀（Digital Suicide） Seppukoo.com 和“Web 2.0 自杀机器”（Web 2.0 Suicide Machine）是泰罗·卡尔皮（Tero Karppi）在其一篇关于“数字自杀”的文章（2011）中分析的两个艺术项目。两者均创立于 2009 年，都在脸书（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一种数字“死亡”。十余年过去，这些艺术项目或许显得古老。随着脸书失去人气，用户删除自己的脸书账户、只保留推特（Twitter）和 Instagram 账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然，Instagram 如今也归脸书所有。尽管如此，这两个艺术项目仍可被视为艺术性断开连接实践的早期范例，是旨在扰乱占主导地位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案例。 这两个项目的运作方式都与数字极简主义或数字排毒的策略不同，后者往往以个人福祉而非抵抗为目标。Seppukoo（这个名字指涉一种日本的仪式性自杀）和 Web 2.0 自杀机器的反叛性质，可以从脸书分别与二者打过官司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有一段时间，Seppukoo.com 发布公告称，“由于巨头脸书与 Seppukoo 之间悖论性的争议，我们的自杀服务如今已无法使用”（Seppukoo 2009）。与这则公告一同出现的，还有一段日本武士的视频，配以日语旁白（附英文字幕），讲述了该网站消亡的故事。[^f06-3] Web 2.0 自杀机器也已不再运作。它的服务曾经是这样运作的：愿意实施数字自杀的脸书用户输入自己的脸书用户名和密码。接下来，Seppukoo 会登录用户的脸书账户，利用其信息在 Seppukoo.com 上创建一个纪念页面；而 Web 2.0 自杀机器则只是更改用户的密码，使其再也无法登录脸书。随后，用户的头像会被换成 Web 2.0 自杀机器的标志，其脸书好友则被一个接一个地删除。整个过程自动进行，并且对用户可见。正如卡尔皮所说：“脸书生命[原文如此！]正在用户眼前消失”（2011, 10）。 ## 消失（Disappearing） 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其影像装置《如何不被看见》（“How Not to Be Seen”）——其标题重新框定了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同名经典小品——中，寻求更为严肃的隐身方式。“凡未被分辨率捕获的，都是不可见的”（Steyerl 2013），她如此断言，并提出了若干种消失的战术。与那部经典小品中一样，这些战术大多旨在达到“不成为画面的一部分”意义上的不可见，从而不被看见。逃避普遍的透明性要求被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可见与不可见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被设想为两极之间的种种细微层次，类似于无法被寻址或无法被找到的状态（Yamamoto-Masson 2014）。 另一种消失策略是被看见得过多。混淆（obfuscation）是一种行动主义实践，它制造过多的噪声、散布误导性信息，从而可以成为对抗监控的工具（Brunton and Nissenbaum 2015）。消失之所以成为一种政治行为，不仅在于决定逃避可见性体制，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除了作为一种政治战术的功能之外，变得不可感知或非个人化，本身就是生成（becoming）的最终形式（Papadopoulos and Tsianos 2007）。于是，消失便是一种可以由之出发去行动的积极存在状态。作为主动的实践，各种形式的消失和藏身之所，可以被解读为与网络断开连接、选择不再被看见的战术。 ## 断连应用（Disconnection Apps） 你的屏幕上是否闪烁着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信号？你能否看到一个无线运营商的信号在两米之外，另一个在 230 米之外？你是否听到一种像核电站里盖革计数器发出的噪声？谁会不想按下那个“带我离开”按钮，让这一切停止，并把人引向最近的“盲区”呢？这正是你作为 White Spots 应用用户所体验到的。这个多媒体项目由信息设计师理查德·韦根（Richard Vijgen）创立，它不仅将周围环境中原本不可见的电磁波可视化，还标示出没有连接、因而也没有辐射的地点。 正如 White Spots 所表明的，拆解网络往往是以又一个应用程序的形式、经由数字技术来中介的。种类繁多的断连应用可以分为两大类，二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一类构成自我照护（self-care）实践的一部分，另一类则用于实现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些应用并不提倡完全弃绝数字媒介，而是倡导负责任的、有正念的使用。它们帮助用户屏蔽来电、消息，有时甚至屏蔽互联网访问；有些可以在自选时段内暂停其他应用（例如 Offtime、Freedom）；还有一些甚至会推荐旨在放慢节奏、变得更加专注的正念技巧（例如 PAUSE）。 自我照护实践往往与对用户的监测相伴而行。正如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其著作《适得其反》（*Counterproductive*，2018）中所表明的，也有一些应用会在监测用户屏幕时间、追踪其点击的同时分析用户行为（例如 Offtime、苹果的“屏幕使用时间”［Screen time］、Moment、QualityTime、Checky）。在隐私和数据保护领域，一些应用提供反追踪工具和 VPN 客户端，以确保用户在网上搜索时的匿名性（例如 Disconnect.me、AdGuard、NoTrack）。在这里，断开连接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自我照护过程，谷歌（Google）最近的“纸手机”（Paper Phone）实验就表明了这一点：纸手机名副其实就是一张纸，它让你从你那部非纸质手机中选择当天需要的信息，然后打印在真正的纸上，这张纸可以剪裁、折叠，用来夹放信用卡。这种极简版的手机应当能帮助你更加“专注”。 ## 无所事事（Doing Nothing） 在为 2017 年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 Festival）创作的装置《机器人，无所事事》（“Robot, doing nothing”）中，艺术家伊曼纽尔·戈洛布（Emanuel Gollob）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正如其名称所示，它什么也不做，只是来回摆动手臂。站在机器人面前，观者的注意力被它重复的动作所吸引，同时又被它的美学设计所抚慰。据戈洛布所说，该项目“控诉我们的现代社会即便在日常工作场所之外也无休止地忙碌。如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首先是由于数字技术的扩散——是永久在场、随时准备沟通以及对信息的持续接收”（Gollob 2020）。 拒绝作为社会的某个特定部分发挥功能，几乎不是一种新现象。在前数字时代，停止工作的决定——即罢工——就已经是一种政治行为，是针对资本统治秩序所表达的拒绝（Tronti 1966）。作为一种无时间性的结构、一种编年序列中的断裂，无所事事的时刻成为一种“跌出节奏”（falling out of the rhythm）的方式，正如施泰利（2014）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非事件还有一个基础设施维度，埃恩（Ehn）和勒夫格伦（Löfgren）（2010）称之为“不起眼的事件”（unglamorous events）。“无所事事”可以被视为选择退出社会规范，并借助技术在短时间内逃离社会。一个人（社会）价值的缺失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批判行为，它为拔掉插头、无所事事的行为赋予一种积极自主的意味，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连接召唤的另一面。不发挥功能的时刻可以充满愉悦，就像观看机器人的动作那样。如此看来，“无所事事”便成为一种审美形式的批判。 ## 电磁超敏症（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ity, EHS） 当你对某种几乎无处不在的东西过敏时，你该怎么办？患有“电磁超敏症”（EHS）的人声称，他们对超出最大允许辐射水平的电磁场和电磁波十分敏感。据说这种敏感尤其由 Wi-Fi、无线电和移动电话引起。据称症状包括普遍易发头痛、失眠以及细胞损伤。迄今为止，患者关于自己患有 EHS 的说法尚未得到任何成功的科学验证，而且 EHS 也未被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为一种医学诊断。一个小小的例外是瑞典，在那里 EHS 被认定为一种功能障碍，而非一种疾病。 自认为患有 EHS 的人，往往在屏蔽电磁波方面经验丰富。除了用金属箔和特殊纺织品等屏蔽材料保护身体之外，他们的居住空间也可能配备特殊装置：悬挂在床上的特制床幔、带银线的睡袋或窗帘。人们用碳涂料粉刷墙壁，以阻隔一切辐射痕迹。这类产品的市场规模庞大，包括各种声称可以通过影响电子和质子的“振动”来“调和”电磁场的设备。特殊插头许诺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辐射的环境：一旦接入电路，它们仍然允许使用手机和 Wi-Fi。 对于 EHS 患者来说，找到一个合适的居住地尤其困难。屏蔽某个特定空间往往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需要找到辐射不那么强或根本不存在辐射的地方。博客上的个人记述展示了 EHS 患者如何在盲区中组织自己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睡在森林某处没有水电的房车里，总是在躲避最近的无线电发射塔。某些关于 EHS 的说法表现出与阴谋论的危险接近：“致命辐射”（deadly radiation）就是这样一个流行语，使用它的正是那些同样否认气候变化、声称犹太人控制世界的教派。 ## 法拉第笼（Faraday Cage） 遇到雷暴时该怎么办？找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你就会安全。由于它们是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体，其内部可以免受放电的影响。笼子的外部甚至不必完全封闭。就像微波炉那样，一张网就足以把辐射挡在里面（或外面），因为网孔只需小于电波的波长即可。由于频率范围很广，并非每一个笼子都能防辐射，这取决于制造它的材料。 法拉第笼最初是为军队和其他组织发明的，用来保护关键的信息技术设备或精密电气设备免受电磁脉冲攻击或雷击。它们还被用来保护讨论敏感话题的房间免遭窃听。由于法拉第笼只是被动地阻隔信号，它们是合法的，公开市场上也有一系列此类设备可供购买。只要看一眼亚马逊（Amazon），就能发现法拉第笼最常见的用途：屏蔽汽车钥匙、手机和信用卡；或者用于更全面防护的“屏蔽式隐私保护安全六件套超厚末日准备套装”（blackout-privacy protection security 6 pieces ultra-thick prepping kit）。 ## 森林（Forest） 在智能手机通信中，数据信号被数字化，并被转换为高频电磁辐射。为了传输信号，发射塔向相应的接收端发送电磁波。传输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天气条件和/或大地或水体的导电性；障碍物和干扰也会阻止无线电波传播。除了遮挡或反射等因素之外，吸收在塑造传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无线电波会撞上吸收它们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以是建筑物和植物，也可以是人体。森林是一个特别大的吸收体，因为它通过枝叶拦截并耗散无线电波。 因此，森林可以成为那些不想被找到或想逃离电磁辐射的人的藏身之所。生活在数字社会中，伴随而来的是一种透明的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观念，在这个空间里，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都随时可以被定位。断开连接——即选择退出数字网络的行为——需要创造不透明的场所，例如藏身之所和其他隐秘地点（Stäheli 2014）。拔掉插头的空间之所以是隐秘的，是因为它逃避数字控制与可视化——它是不被看见的。 由于森林往往是盲区，它们同时也是文学中一种著名的断开连接想象的发生地，这并非巧合。在小说《我们在森林中的生活》（*Notre vie dans les forêts*，2017）[^f06-4]中，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图景：在这个社会里，技术资本主义导致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机器人化，并伴随着全面监控。一小群反叛者逃进森林，并在那里策划对克隆工厂的袭击。作为一个离线世界，森林已成为原始自然的象征，成为人类应当回归之所。它们被描绘为最后一处未被超连接性（hyperconnectivity）触及的地方，因而是躲避无人机和其他监控技术的好去处。 ## 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 “信息过载”的话语显著地出现在呼吁断开连接的危机诊断之中。这个术语由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通俗科学著作《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1970）中首创。早在 1965 年，托夫勒就已指出，个人承受着“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太多变化”（1970, 1；转引自 Toffler 1965）。托夫勒援引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大转变（例如工业化、新技术、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呼吁人们认真对待这种“变化之病”（disease of change）（1970, 1），并为那些感到不堪重负的人提供“生存策略”（strategies for survival）（Toffler 1970, 369）。 如今，信息过载的话语所指的并非一般性的社会变迁，而是字面意义上信息过多。[^f06-5]大众话语中支持断开连接的一种论点认为，在一个在线新闻、社交媒体和商业屏幕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个人被他们所暴露于其中的持续信息流压得喘不过气。在“前数字时代”，人们似乎每天只在公共电视台上看一次新闻；他们可以相信，这档新闻节目包含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重要内容，而且公共广播是可靠的信息来源。广播以及“严肃的”日报或周报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近年来，新闻来源的数量成倍增加。除了人们如今所接触到的新闻数量庞大之外，人们也不再知道哪些新闻来源是可信的。 信息过载话语的支持者断言，脸书上已经出现了“回音室”（echo chambers）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用户在其中接收到的定向信息只会强化他们既有的态度。他们强调，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该丑闻揭露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团队通过收集数以百万计的脸书个人资料操纵了 2016 年的竞选活动——导致人们对新闻整体的可靠性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感。 如同杂货店一样，奈飞（Netflix）和声田（Spotify）等流媒体服务如今要求用户从海量的产品中作出选择，而心理学家所说的“选择的自由”或“选择的负担”通常被视为一项令人不堪重负的任务。在这一特定的信息过载话语中存在一种有趣的含混性。一方面，数字媒介看似一种解放：消费者不再受制于预先选定的广播节目，可以主动决定自己想看、想听或想读什么。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选项又导致精疲力竭。因此，有些人感到被信息压得不堪重负，以至于决定完全不再看新闻。对他们来说，这种弃绝似乎是重新获得能动性（agency）的唯一途径。 ##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与信息过载的话语一样，“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的话语也常常被用来论证断开连接的必要。在心理学中，网络成瘾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种新的非化学性行为成瘾（Marks 1990）而出现，其主张是：尽管互联网并不是一种化学药物，人们对它却表现出类似的反应。心理学家金伯利·扬（Kimberly Young）（1998）开展了一项关于网络成瘾的调查，随后出版了一本论述这一现象的书。书中记述了一些人因沉迷于聊天室而冷落配偶，甚至忘记去接孩子。在大量关于网购成瘾、网络性成瘾和网络游戏成瘾案例的报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察是：在线时光比离线时光流逝得更快。 如今，人们开始讨论网络成瘾的一种新的亚型综合征：智能手机成瘾。人们一有空闲就利落地解锁手机，这种样子让人联想到那些把高效点烟练成了一门艺术的老烟枪。此外，还出现了诸如“WhatsApp 炎”（WhatsAppitis）之类的诊断，这是“重复性劳损综合征”（Repetitive-Strain-Injury-Syndrome）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症状包括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导致的拇指和手腕疼痛。另一个晚近出现的诊断是“亢奋而疲惫”（wired and tired）综合征，又称“肾上腺疲劳”（adrenal fatigue）。正如“wired”（既指“联网的”，又指“亢奋的”）一词所暗示的，它描述的是一种因建立连接的压力和在屏幕前耗费过多时间而导致的全面疲惫状态。然而，“网络成瘾”并未得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的承认（Sutton 2017）。[^f06-6]与其说它是一种得到医学承认的病症，不如将其理解为大众话语中的一个元素，或者是呼吁断开连接时所使用的一种修辞工具。 对媒介成瘾的恐惧长久以来一直是媒介批判中的一个常见主题（topos）。在 18 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场关于“阅读狂热”（Lesesucht）的格外激烈的争论（Huyssen 1986; Littau 2006）。人们担心花太多时间阅读小说会导致严重后果：女性被指责疏于照料家务、孩子和丈夫；男性则被指责滋生革命思想。在这些社会风险之外，有些人甚至声称，读太多小说会引发身体疾病——正如吃得太多会使肠胃不适，读太多小说也会使大脑不适。 ## 干扰（Jamming） 干扰（jamming）一个信号，不仅意味着阻断它，还意味着通过发射宽带噪声来压制原始信号。一般而言，电功率越大，干扰频率的范围就越大、越宽。干扰器会干扰各种频率，从无线电波、GPS 信号、无人机和蜂窝信号，到蓝牙和 Wi-Fi（后者甚至用低功率也能做到）。有些干扰十分明显，尤其是当它能被听到时；另一些干扰则更为隐蔽、悄无声息。在另一种被称为“欺骗”（spoofing）的干扰形式中，错误的 GPS 信号被发送出去，以误导接收端。 干扰实践起源于军事领域，过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至今仍然）被用来阻止接收外国信号，例如纳粹德国时期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的干扰，或冷战期间苏联对西方广播的干扰。如今，作为一种电子反制策略的干扰仍然是一种审查形式，但它也被用来阻止炸弹被引爆，或用于无人机防御。 作为对信号的主动扰乱，干扰在大多数国家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违法的，只有在诸如监狱等官方机构中才被允许，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电影院、剧院或法院等公共场所，可以找到合法的干扰器，用来防止手机使用所造成的干扰。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公开市场上都有各种供日常使用的干扰设备出售，为用户提供工具，以防止汽车钥匙被黑客入侵、保护信用卡安全，甚至阻止测速摄像头被触发。 除了无线电干扰之外，“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一词被用来描述一种旨在颠覆占主导地位的表征规范的艺术表演。一种广为流传的做法被称为“异轨”（détournement），即篡改广告，以对消费主义进行总体批判。像“游击队女孩”（The Guerilla Girls）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也曾用它来批判流行文化和整个艺术界中的性别歧视（Kuni 2012）。 ## 禁止使用手机（No Phones Allowed） 即便你设法进入了柏林那家以门槛极高而闻名的电子舞曲俱乐部伯格海恩（Berghain），你手机的摄像头镜头也会被贴上贴纸。这种拍照禁令在其他电子舞曲俱乐部中也越来越常见，它象征着对个人边界的尊重，是正在兴起的“禁止使用手机”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保障了隐私，尤其是在伯格海恩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空间里：这家俱乐部承袭了电子舞曲文化中性积极（sex-positivity）的传统，却也在努力应对自身迅速走红所带来的问题。一些电子舞曲和锐舞（rave）俱乐部根植于亚文化运动（D’Andrea 2007; St. John 2009），尽管早已进入主流，却仍试图提升人们对个人边界的意识。由于电子舞曲舞蹈中还结合着“增强”（enhancement）的观念，执行拍照禁令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主要依赖于客人的自我克制与理解，俱乐部本身也需要组织遮盖摄像头并传达这一规则。 执行拍照禁令的俱乐部可以通过不展示其内部照片来强化自身的神秘形象，而它们的客人则可以轻易地从事颠覆性行为，例如在洗手间里偷偷拍照并发到 Instagram 上。与此同时，俱乐部用来遮盖镜头的贴纸已经成为归属于某个特定圈子（scene）的象征。派对结束后，人们会把贴纸留在手机上，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是在哪里度过周末的。如此一来，他们便成为一个拒绝拍照的锐舞者想象共同体的一部分。 俱乐部并不是唯一禁止使用手机的空间。手机禁令的其他例子还出现在学校、法庭、飞机起飞和降落期间，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出现在剧院和电影院，这里只略举数例。 正如这一关于其排他性的例子所表明的，断连性（disconnectivity）的空间深深嵌入于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之中。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蕴含着创造可能性空间的潜能，不同的欲望可以在其中得到实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的序言中，勾勒出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它是一个在原本有限的分布之中的不稳定场域。与“乌托邦”（utopias）不同，“异托邦”（heterotopias）位于不同的地方，它们从那里通过禁止通常的描述而“暗中破坏语言”（Foucault 1994, xviii）。在福柯看来，创造一个连贯的空间，作为对一个共同图表（tableau）的寻求，就是建立一种“物的秩序”。异托邦作为一个偏离秩序的区域而存在，同时又表明可能存在其他秩序；它本身是一种秩序，同时又代表着对另一种秩序的批判。如果把拔掉插头的空间视为异托邦，那么它们就不能被简单地并入连接性之中，而是作为批判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s）而被生产出来的。 ## 离线（Offline） 对模拟怀旧者来说，离线具有重大价值。在一个似乎一切都在线的世界里，许多人觉得只有离线才能过上“本真的”生活。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日常生活的精心策展——以在 Instagram 上用滤镜修图为例——导致了某种不信任：如果人们的网络形象被认为是虚假的，那么模拟怀旧者便觉得，只有在离线或“现实生活中”（irl）与人见面时，他们才能了解到对方真实、本真的自我。面对面交流被认为比通过短信聊天更本真，因为离线交谈会伴随着脸红、结巴以及其他超出表情符号表达能力的社交线索。据说，这些反应连同对交谈对象的模仿，使本真的交流成为可能。 在关于数字断开连接的想象中，“离线”（offline）一词在德国尤其流行。杰西·柯比（Jessi Kirby）的青少年小说《迷失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Lost*，2018）被译成德语时，书名为《离线时，下雨是湿的》（*Offline ist es nass, wenn’s regnet*，2019）。但“离线”并不只有正面的含义：阿尔诺·施特罗贝尔（Arno Strobel）的德国心理惊悚小说《离线》（*Offline*，2019）讲述了一群人前往山区进行数字排毒之旅，而当其中一名参与者失踪、随后被发现遭受严重虐待时，这趟旅程便变成了一场恐怖之旅。离线代表着小说主人公们的覆灭。 在 Instagram 上，目前约有 481,000 条帖子带有 #offline 标签。[^f06-7]汇集在这个话题标签下的图片，不仅有自然、家庭、宠物以及宣布自己将在一段时间内离线的人，还有正在吃东西的人。甚至还有人在 #offline 的电梯里自拍。因此，这个话题标签似乎被用于任何不直接在电脑前进行的活动——它呈现为一个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形式，其彻底的空洞同时意味着彻底的丰盈（Laclau 2007）。 ## 扰动（Perturbation）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人们有时会怀疑“无处不在的连接性”这一诊断。即便是在德国备受赞誉的国家铁路系统上，列车一进入隧道，电话就会中断（有时甚至毫无可辨识的原因）。在德国的高速列车城际特快（Intercity-Express，ICE）上，车载 Wi-Fi 服务极不可靠，以至于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都成为一项真正的挑战。这些经历不能被描述为断连性的时刻；它们是扰动（perturbation）的时刻。 “扰动”描述的是某种非故意的差错——一次故障、失灵或缺陷——而“断开连接”则总是涉及有意的实践，这些实践并非有所欠缺，而是别具一格。与扰动不同，断连性需要被主动地生产出来。在火车上经过盲区并因信号不佳而恼火，不同于为了数字排毒度假而特意前往盲区。前一个例子描述的是扰动的情形，后一个例子描述的则是断开连接的情形。不过，扰动与断开连接之间的这一区分，不应再生产一方面是技术决定论、另一方面是自主的人这一观念之间的二元论。 扰动的时刻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受制于（失灵的）技术。断开连接的时刻也并不要求人类主体重新获得能动性。遵循这一逻辑，就等于赞同数字排毒和数字极简主义的支持者，他们相信人类从根本上受到技术的威胁。相反，断开连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异质的物质过程，它既涉及人类与技术基础设施，也涉及想象。 ## 弃绝（Renunciation） 完全弃绝数字媒介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电子邮件地址还能发展事业。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将无法撰写和提交大部分课程作业。[^f06-8]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数字排毒之旅也必须在网上预订。然而，仍然有人不使用社交媒体，也不使用智能手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必“弃绝”数字媒介，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从未用过；另一些人则曾经是狂热的互联网爱好者，后来改变了主意。 在前社交媒体爱好者众多的悔过事例中，有一例是 2007 年至 2011 年间担任脸书高管的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他说自己如今对曾经帮助打造这家公司感到“极大的愧疚”（tremendous guilt）。他声称，脸书正通过其“短期的、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回路”（short-term, dopamine-driven feedback loops）“撕裂社会运作的社会结构”（ripping apart the social fabric of how society works）。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帕利哈皮蒂亚建议人们彻底地从社交媒体上“硬性休息”（hard break）一段时间（Vincent 2017）。卡尔皮和尼博格（Nieborg）（2020）将这些忏悔认定为“企业退位”（corporate abdication）。前脸书员工的忏悔“与其说是关于这些技术以及平台实际如何运作的真相，不如说是通过测绘并突出某些特定关系而非其他关系，来建构和塑造我们对平台权力之想象的努力”（Karppi and Nieborg 2020, 5）。 有一则报道讲的是，在硅谷工作的旧金山湾区（Bay Area）员工把孩子送进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s），因为这些学校没有手机（Nathani 2018）。那些警告超连接性危害并建议断开连接的人，恰恰是互联网与技术专家，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的建议显得格外可信。他们看起来更了解技术的成瘾性，毕竟这些技术是他们自己开发的。社交媒体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是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的开发者之一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数字极简主义》的作者卡尔·纽波特也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这类专家的言论可以被理解为诸多断开连接话语中的一种特定话语，其他话语还包括媒介学者、心理学家和模拟怀旧者的话语。通过使用与“网络成瘾”和“拯救孩子”相关的修辞手法，这些专家建构了一种看待社交媒体的特定视角。 ## 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 “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旨在保护雇员免于时刻待命，确保他们在非工作时间无须查看电子邮件或接听电话。在这项权利的发源国，它被称为“断线权”（Le droit à la déconnexion），它是对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界限消解的一种回应。断开连接权于 2001 年在法国出现，作为一种手段，确保雇员没有义务在家工作，也没有义务把文件和办公设备带回家。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对这项权利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2016 年，法国中央政府通过了“埃尔·霍姆里法”（El Khomri Law，以法国时任劳动部长命名），赋予法国雇员在非工作时间断开与工作电话和电子邮件之连接的权利（Collins et al. 2019）。该法还增补了一个段落，具体规定了雇主未能尊重雇员享有个人和家庭时间之权利时应如何处理（例如，开展有关合理使用数字工具的培训和意识提升活动）（Legifrance 2016）。这项权利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依法生效。 近年来，包括菲律宾、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权利。除了法律强制之外，一些公司还出台了政策，在每天某个时间之后阻止电子邮件服务器向手机发送邮件。佩皮塔·黑塞尔贝特（Pepita Hesselberth）（2018）聚焦于围绕断开连接权的争论，以研究断开/连接性的悖论。她指出，上文提到的对“埃尔·霍姆里法”的修订有可能产生与其目标相反的效果。由于该法宣称，雇主在侵犯雇员断开连接权时所受的“惩罚”就在于开展意识培训，这部法律便变得既非强制性的，也不具约束力。因此，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传统区隔并不一定能得到保留；其风险在于，雇员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时都可能变得可供雇主调用。黑塞尔贝特并未得出“连接性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van Dijck 2013）“没有外部”（no outside）的结论，而是与泰罗·卡尔皮（2018）类似，主张断连性同时限制并构成连接性；断开/连接性的悖论正在于此。 ## 屏蔽服饰（Shield Wear） 屏蔽服饰（shield wear）指的是由能够阻隔无线电波和无线信号的材料制成的服装和首饰，或者是能让人在监控无人机和人脸识别摄像头面前隐形的服装和首饰。它或许还能保护那些相信电磁辐射有害的人。妮可·谢勒（Nicole Scheller，本书收录了对她的访谈）、亚当·哈维（Adam Harvey）和埃娃·诺瓦克（Ewa Nowak）等艺术家，致力于创作这类隐私时尚。他们对材料和形式进行实验，不仅是为了作出政治表态，也是为了让这些表态时尚起来。其中一些服装是按照法拉第笼原理制作的，因此穿着者能够免受电磁场的影响。另一些则内置反射屏蔽层，可以致盲摄像头（也会利用光线），并且能够进行热反射，使穿着者在红外摄像头中不可见。除了此类阻隔材料之外，另一种避免自身生物数据被分析的方法，是借助面具、油彩或首饰的扭曲形状、图案和不自然的比例，来改变身体的轮廓并伪装面部。 屏蔽服饰并不一定具有解放性，也有公司销售用于正式用途的屏蔽服饰。荷兰公司荷兰屏蔽系统有限公司（Holland Shielding Systems BV）提供一系列保护身体免受电磁场影响的材料。其中一件商品是屏蔽罩袍（burka），该公司网站上的广告这样写道：“屏蔽你的头部从此变得更容易。把这件轻薄宽松的罩袍从头上套下，它就能在 10 MHz—3 GHz 的频率范围内提供 99.7% 的屏蔽，在 5.6 GHz 频率下提供超过 94% 的屏蔽。这些频率包括 Wi-Fi、无绳电话、通信基站、移动电话，甚至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穿上快捷，脱下方便。均码适合所有人”（Holland Shielding Systems BV 2020）。考虑到欧洲多国围绕禁止面纱的争论，以及对于某些穿着罩袍的伊斯兰女性而言罩袍被赋予的压迫性质，这则轻松愉快的广告显得相当古怪。人们不禁要问：这家公司是无意中采用了不恰当的语气，还是这可以被理解为对罩袍的一种有意的重新评价——屏蔽罩袍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如今穿脱都很方便？它不是专为女性设计的，而是依照均码适合所有人的原则设计的。它的目的不是保护女性免受男性目光的注视，也不是保护男性免于看到女性的身体，而是保护每一个人免受电磁场的影响。图中所示的商品（https://hollandshielding.com/Shielded-burka?_ga=2.225674202.1981716146.1605613357-2099775437.1605613357）实际上是一件尼卡布（niqaab）而非罩袍——后者不仅遮盖头部，还遮盖整个身体，只在眼前留有一块网纱。因此，屏蔽服饰构成了一场更广泛的、围绕遮蔽实践之争论的一部分；这场争论既涵盖与解放性实践相关的问题，也涵盖与商业化相关的问题。 ## 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 要估计当前的新冠（Covid-19）疫情对断开连接话语以及断连研究领域的长期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当然，眼下还有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然而，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一场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模拟怀旧者和数字排毒支持者所颂扬的那种“联结感”（connectedness）[^f06-9]，目前无法享有，因为人们被要求（在某些国家则是被强制）待在家中。Digital Detox® 的网站宣布，“2020 年 5 月的营地因新冠疫情相关的出行顾虑而取消”（Digital Detox 2020）。在 Instagram 上，#stayhome、#stayathome，或者更具攻击性的 #staythefuckhome 等话题标签大受欢迎。为了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需要践行“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 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与数字排毒的呼吁截然不同。主张数字排毒的话语很可能偏爱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却担心数字技术对“真正的”连接构成威胁；而在社交距离的时期，通信技术却是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互联网的声誉——即便是在模拟怀旧者当中——会因冠状病毒危机而受益吗？ 为了避免“隔离”的含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开始使用“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一词，这个说法是由美国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丹尼尔·奥尔德里奇（Daniel Aldrich）提出的（Gale 2020）。在德国，还有“接触禁令”（Kontaktverbot）的说法（这个词通常指“限制令”，尽管其字面翻译是“禁止接触”）。在谷歌上搜索这个词，可以读到许多关于违反“接触禁令”而受到警方处罚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这场危机之下，出现了关于应当如何行事的新的（道德化的）话语；它们的语义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除了互联网在关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批判话语语境中可能被重新评价，以及新的断开连接话语的出现之外，当前的形势还凸显了距离的社会重要性。早在 1903 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50）就已指出，保持社会距离是大城市居民的一种关键应对机制。[^f06-10]只有与其他城市居民以及持续不断的印象之流保持距离，大城市中的生活才可能不至于时时令人不堪重负。如果说最近几十年的标志是一种“连接性拜物教”（fetish of connectivity）（Pedersen 2013，施泰利在本书第一章开头曾加以引用），那么当前的危机则凸显了连接性的风险与局限。可以预期，我们当前保持社交距离的状态将影响我们构想社会本身的方式。因此，那些能够将断连性和距离的时刻加以概念化的研究路径，只会受到更多的需求。 ## 取消关注（Unfollowing） 无处不在的连接性不仅影响我们约会的方式（例如使用 Grindr 或 Tinder 之类的应用），也影响我们分手的方式（Gershon 2012）。乌尔斯·施泰利（Urs Stäheli）（2013）提到了 2012 年一篇饶有趣味的德语博客文章，其标题为“Die emotionale Entnetzung—Trennung in Zeiten des Internets”（情感意义上的拆解网络：互联网时代的分手）。在这篇帖子中，博主 FrolleinSocial（2012）描述了与前男友分开的繁琐过程。从前，唯一需要“注销”的“账户”，不过是共用门铃铭牌上前任的名字。有关前任生活的信息可以由共同的朋友提供（理想情况下，只在被问到时才提供）。如今，分手的过程要费力得多。如果不想一直被前任生活的种种细节所淹没，就必须主动采取预防措施。FrolleinSocial 需要在好几个平台（例如脸书、Instagram、推特）上主动屏蔽前男友的账户。更激进的做法是将他“解除好友”（unfriend，脸书）或“取消关注”（unfollow，Instagram 和推特）。在施泰利（2013, 4）看来，这篇博客文章说明了切断联系是一个繁琐的过程，而在互联网时代，由于连接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增，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冗长乏味。 “Unfollow”（取消关注）也是一款应用程序的名称，以及最近出版的一本德国畅销书的书名（Schink 2020）。这款应用用来追踪那些在 Instagram 上取消关注你的人（先关注某人，以便让对方回关自己，随后对方又取消关注你，以便为自己获得更多粉丝——这似乎是 Instagram 上一种不受社会欢迎、却反复出现的现象）。另一方面，那本书则是对 Instagram 的一次愤怒批判（其副标题为 *Wie Instagram unser Leben zerstört*，即“Instagram 如何摧毁我们的生活”）。尽管这款应用和这本书有着同样的名称，它们的议程却截然相反，而这两种议程都是当前关于（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之话语的典型特征。这款应用代表了以 Instagram 粉丝数量来提升自身人气的欲望，并调动了对失去这些粉丝的恐惧；而这本书则质疑关注的整体逻辑，倡导取消关注。 ## 解除好友（Unfriending） “解除好友”（unfriending）（John and Dvir-Gvirsman 2015; Schwarz and Shani 2016; Sibona and Walzak 2011; John and Gal 2018）是一种专门与脸书相关联的活动，因为在 Instagram 和推特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与用户相连接的人并不被称为“好友”（friends），而是被称为“关注者”（followers）。尼古拉斯·A. 约翰（Nicholas A. John）和诺姆·加尔（Noam Gal）认为，脸书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2018, 2971）。基于对以色列犹太裔脸书用户的访谈，约翰和加尔探讨了在 2014 年以色列—加沙冲突期间在脸书上将某人解除好友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在约翰和加尔看来，解除好友是“在网络化社会性条件下为自我进行的一种[在线]边界管理形式”（2971）。两位作者提出了“个人公共领域”（personal public sphere）这一“富有成效的……矛盾修辞”（2971），作为将社交网站上出现的政治讨论之交流空间加以理论化的一种手段。在研究中，约翰和加尔注意到某种不协调：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即从自己的信息流中移除某些政治帖子），他们的受访者本可以只是隐藏脸书好友那些不想看到的帖子，而不必将对方彻底解除好友。在承认这种不协调的同时，约翰和加尔得出结论：解除好友可以被理解为“对个人公共领域行使主权”（2982），并进一步认为，“我与谁相连接的问题”（2973）是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将他们的发现与“取消关注”的行为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拆解在线联系的模式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脸书上的社会关系是否倾向于遵循一种持续互惠与相互认同的模式，而 Instagram 上的联系则呈现出一种更为短暂易逝的形态？ ## 拔掉插头（Unplugging） “拔掉插头”（unplugging）作为一种断开连接的实践，意味着主动地——通常只是暂时地——从数字化连接的状态中抽身。“选择退出”（opt out）的决定往往伴随着一些颂扬这一行为本身之独特性的活动：面带微笑、满心欢喜的人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拔掉插头，是为了……重新连接、即兴演奏、去爱、珍惜当下、去参加派对、睡上一整天”等等。 从 2010 年开始，美国的“全国拔插头日”（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号召人们在每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从技术中暂歇 24 小时”（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这项倡议与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传统相关联，由一个名为“重启”（Reboot）的犹太非营利组织发起，该组织为数字世界撰写了一份相应的“安息日宣言”（Sabbath Manifesto）。它将宗教规条与慢活运动（slow movement）相结合，以十项主要原则为基础：“远离技术；与所爱之人连接；滋养你的健康；走到户外；远离商业；点亮蜡烛；喝葡萄酒；吃面包；寻找宁静；回馈他人”（Sabbath Manifesto）。关于暂时性数字节制的讨论根植于安息日的宗教规条（安息日不允许犹太人使用电器），却逐渐脱离其宗教起源，发展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自我照护观念。 除了放弃使用技术设备之外，全国拔插头日的参与者还可以通过举办诸如拔掉插头的骑行或无手机的社区晚餐等活动来进一步参与其中。甚至还有一个与孩子一起拔掉插头的项目（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拔掉插头的”），为“拔插头者”（unplugger）提供盒子，里面装有一个“手机睡袋”、棋盘游戏的点子以及烹饪食谱。 当用于教育领域时，拔掉插头便成为一种长期策略，这在“拔掉插头的教室”（unplugged classrooms）这一概念中显而易见，即手机被禁止带入学校。除了学校和法庭这类机构性的拔掉插头之外，大多数拔掉插头的空间都是隐秘的，或者不易找到。然而，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发现种类广泛的此类空间，包括无手机俱乐部、咖啡馆以及不允许使用手机的高级餐厅。变得拔掉插头的过程，需要一种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技术、实践与基础设施的协助。 ## 注释 我们要感谢蒂蒙·拜耶斯（Timon Beyes）、泰罗·卡尔皮和乌尔斯·施泰利在编写本术语表过程中给予的帮助。此外，我们感谢埃里克·博恩（Erik Born）和肖恩·希尔兹（Sean Shields）的文字编辑工作和有益意见，以及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和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的详尽审阅。 [^f06-1]: 关于对这种简化的模拟媒介观念的批判，参见 Sterne 2016。 [^f06-2]: 关于这一特定营地的研究，参见 Sutton 2017 以及 Stäheli and Stoltenberg 2020。 [^f06-3]: 截至今日（2020 年 3 月 30 日），该网站已经消失。Seppukoo 只能通过 http://www.seppukoo.com/how-it-works 访问。 [^f06-4]: 英文书名：*Our Life in the Forest*（《我们在森林中的生活》）。 [^f06-5]: 参见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的著作《信息过剩》（*Infoglut*，2013）。 [^f06-6]: 尼克·西弗（Nick Seaver）（2019）建议在思考算法推荐系统时借用人类学中关于诱捕（trapping）的理论。他认为，陷阱（trap）这一概念为网络成瘾的道德化框架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 [^f06-7]: 参见 Jorge 2019，其对 Instagram 上暂时性断开连接的话语分析涵盖了 #offline 这一话题标签。 [^f06-8]: 数字技术获取不平等的问题，在关于“数字鸿沟”（digital divide）的争论中得到讨论；参见 Norris 2001 等。 [^f06-9]: 何塞·范·迪克（José van Dijck）（2013）区分了“联结感”（connectedness）与“连接性”（connectivity）。后者描述的是被社交网络公司商品化了的连接，前者则指人类彼此连接的“真正”欲望。 [^f06-10]: 参见本书中乌尔斯·施泰利的文章以及 Stäheli 2018。 ## 参考文献 - Andrejevic, Mark. 2013. *Infogl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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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erott）**，汉堡大学社会科学系（Department of Social Sciences）研究助理、博士生。 # 版权与译本说明 **《拆解网络》（非官方中文译本）** ## 原书信息 - 原书名：*Undoing Networks* - 作者：Tero Karppi、Urs Stäheli、Clara Wieghorst、Lea P. Zierott - 丛书：In Search of Media（寻找媒介），丛书主编 Timon Beyes、Mercedes Bunz、Wendy Hui Kyong Chun - 出版：meson press（德国吕讷堡 Lüneburg）与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美国明尼阿波利斯）合作出版，2021 年 - ISBN（PDF）：978-3-95796-153-2 - DOI：10.14619/153-2 - 来源：https://meson.press/books/undoing-networks/ （PDF：https://meson.press/wp-content/uploads/2021/04/9783957961532-Undoing-Networks.pdf） - 原书许可：据原书版权页，本书以知识共享 署名—非商业性使用 4.0 国际许可协议（CC BY-NC 4.0 International，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发布。原书为开放获取出版物，由加拿大 150 研究讲席计划（Canada 150 Research Chairs Program）与西蒙菲莎大学（Simon Fraser University）资助。 ## 目录（据原书） | 文件 | 标题 | 作者 | |---|---|---| | 01 | 丛书前言（Series Foreword） | 丛书主编 | | 02 | 导论　断连研究：在新冠疫情的边缘（Introduction. Studies in Disconnection: On the Fringes of COVID-19） | Tero Karppi | | 03 | 第一章　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 | Urs Stäheli | | 04 | 第二章　迷惑算法，拆解身形：时装设计师妮可·舍勒访谈（Confusing Algorithms and Undoing Body Shapes: An Interview with Fashion Designer Nicole Scheller） | Lea P. Zierott | | 05 | 第三章　拆解外部：论默认设置与“脸书站外动态”（Undoing the Outside: On Defaults and Off-Facebook Activity） | Tero Karppi | | 06 | 第四章　术语表（Glossary） | Clara Wieghorst、Lea P. Zierott | | 07 | 作者简介（Authors） | — | ## 译本声明 本译本为非官方中文译本，依据上述 PDF 的文本翻译，未经原出版社或作者审定，译文中的任何错误由译者负责。原书作者及出版社不对本译本背书。 依据 CC BY-NC 4.0 许可，本译本注明原作者与来源，仅供非商业性使用，不得用于商业目的。相对原书的改动：将英文正文译为简体中文；人名与关键术语首次出现时括注原文；注释改为 Markdown 脚注；参考文献条目保留原文；删除页码与页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