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像我们 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 吉尔特·洛文克、米里亚姆·拉施 主编 INC 读本 第8册 中文初译 v0.1 # 不像我们 ## 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 # 版权与出版资料 《不像我们》读本：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 主编：Geert Lovink（吉尔特·洛文克）与 Miriam Rasch（米里亚姆·拉施） 文字编辑：Rachel Somers Miles 设计：Katja van Stiphout 封面设计：Giulia Ciliberto 与 Silvio Lorusso 印刷：Joh. Enschedé，阿姆斯特丹 出版：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阿姆斯特丹，2013年 ISBN：978-90-818575-2-9 联系方式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电话：+31205951866 传真：+31205951840 电子邮件：info@networkcultures.org 网站：www.networkcultures.org 通过电子邮件订购本书：books@networkcultures.org 本出版物的 PDF 也可从以下地址免费下载：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inc-readers 加入 Unlike Us 邮件列表：http://listcultures.org/mailman/listinfo/unlike-us_listcultures.org 支持单位：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Hogeschool van Amsterdam）的 CREATE-IT 应用研究项目，以及民主与媒体基金会（Stichting Democratie en Media）。 感谢 INC 的 Margreet Riphagen，感谢所有作者的贡献、Patrice Riemens 的翻译、Rachel Somers Miles 的文字编辑，以及民主与媒体基金会的资金支持。 本出版物采用知识共享“署名—非商业性使用—相同方式共享 3.0 未本地化版本”（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NonCommercial ShareAlike 3.0 Unported，CC BY-NC-SA 3.0）许可。许可文本见：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sa/3.0/。 ## 中文版制作说明 本稿为依据2013年 INC Reader #8 英文版制作的简体中文初译，版本标记为“中文初译 v0.1”。Codex AI 初译与独立 AI 对读不等于人工终审；本稿未经独立人工终校，非出版社官方译本，也不主张为中文首译。原书所述事件、人物职务、网站功能和数据均按原文时间保留。斯蒂格勒一章的英文原注说明其由 Patrice Riemens 译自法文，因此该章中文为经英文版转译。 正文、原注、图注、书目、研究议程、会议资料、作者简介及可取得封面封底材料均按原版范围处理。学术文献保留可检索的原文著录；原注在排版中集中到对应篇章末尾，保留原编号。原书页码引用明确标作“原书第X页”，与本版页码区别，目录链接指向对应译文。原版无独立主题索引。封面及会议海报的中文文字采用可检索排版；图内文字译文与原始画面、逐图署名一并保存。原始截图中确实无法可靠辨认的微小文字，将在相应位置注明，不猜造文字。 本书原有整体许可照录，插图与艺术作品的独立 Copyright 署名均保留；整体许可不构成对全部被引第三方素材可脱离本书任意复用的保证。中文改编按同一 CC BY-NC-SA 3.0 条件标示。 底本 SHA256：8ad8e4a72ed015852ab005438d57ea6fd0f04652e50cdf7f534db729e35ee8da。 # 不像我们 ## 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与米里亚姆·拉施（Miriam Rasch）主编 INC 读本 第8册 # 已出版的 INC 读本 INC Reader 系列汇集会议投稿，由网络文化研究所制作。各读本均提供印刷版与 PDF 版。 INC 读本第7册：Geert Lovink 与 Nathaniel Tkacz 主编，《批判性观点：维基百科读本》（Critical Point of View: A Wikipedia Reader），2011年。 INC 读本第6册：Geert Lovink 与 Rachel Somers Miles 主编，《视频漩涡读本 II：超越 YouTube 的活动影像》（Video Vortex Reader II: Moving Images Beyond YouTube），2011年。 INC 读本第5册：Scott McQuire、Meredith Martin 与 Sabine Niederer 主编，《城市屏幕读本》（Urban Screens Reader），2009年。 INC 读本第4册：Geert Lovink 与 Sabine Niederer 主编，《视频漩涡读本：回应 YouTube》（Video Vortex Reader: Responses to YouTube），2008年。 INC 读本第3册：Geert Lovink 与 Ned Rossiter 主编，《我的创造力读本：创意产业批判》（MyCreativity Reader: A Critique of Creative Industries），2007年。 INC 读本第2册：Katrien Jacobs、Marije Janssen 与 Matteo Pasquinelli 主编，《点击我：网络色情研究读本》（C’LICK ME: A Netporn Studies Reader），2007年。 INC 读本第1册：Geert Lovink 与 Soenke Zehle 主编，《隔绝交流读本》（Incommunicado Reader），2005年。 所有 INC 读本，以及 Network Notebooks（网络笔记）系列、Theory on Demand（按需理论）等其他出版物，均可从 www.networkcultures.org/publications 免费下载 PDF。按需印刷版本见 www.scribd.com/collections/3073695/INC-Readers，在线阅读见 www.issuu.com/instituteofnetworkcultures。 # 目录 以下数字为原书印刷页码，链接跳转到本版相应译文。 Geert Lovink：[Facebook 之外的世界：《不像我们》读本导言](#chapter-a00) · 原书第9页 ## 社交媒体理论 Bernard Stiegler：[社交技术时代最珍贵的财富](#chapter-a01) · 原书第16页 David M. Berry：[反对再媒介化](#chapter-a02) · 原书第31页 Ganaele Langlois：[社交媒体，或走向心理生活的政治经济学](#chapter-a03) · 原书第50页 Nathan Jurgenson 与 PJ Rey：[扇舞：隐私如何在超公开时代兴盛](#chapter-a04) · 原书第61页 Martin Warnke：[Web 2.0 中作为堡垒的数据库](#chapter-a05) · 原书第76页 Andrea Miconi：[网络表层之下：集中如何影响 Web 2.0 环境中的社会实践](#chapter-a06) · 原书第89页 Yuk Hui 与 Harry Halpin：[集体个体化：社交网络的未来](#chapter-a07) · 原书第103页 ## 批判性平台分析 Korinna Patelis：[政治经济学与垄断的抽象形式：社交媒体要求什么](#chapter-a08) · 原书第117页 Jenny Kennedy：[分享的修辞：数据、想象与欲望](#chapter-a09) · 原书第127页 Mercedes Bunz：[皆大欢喜：肯定性话语时代的批判](#chapter-a10) · 原书第137页 Caroline Bassett：[沉默、谵妄、谎言？](#chapter-a11) · 原书第146页 Ippolita 与 Tiziana Mancinelli：[Facebook 水族箱：个人档案中的自由](#chapter-a12) · 原书第159页 ## 平台案例研究 Mariann Hardey 与 David Beer：[谈论逃离](#chapter-a13) · 原书第166页 D.E. Wittkower：[Facebook 上的无聊](#chapter-a14) · 原目录标为188，实际章首为原书第180页 【译注：原目录页码188与正文章首180不一致；本版链接按实际章首定位。】 Leighton Evans：[如何不花钱绘制地图：非物质劳动与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chapter-a15) · 原书第189页 Andrew McNicol：[与你何干？分析通过系统设计使社会空间性别化的正当性及其影响](#chapter-a16) · 原书第200页 Robert W. Gehl：[“我为什么离开 Facebook”：即使退出马克·扎克伯格的社交图谱，也执意拒绝不复存在](#chapter-a17) · 原书第220页 ## 艺术干预 Simona Lodi：[非法艺术，以及社交媒体的其他故事](#chapter-a18) · 原书第239页 Alessandro Ludovico 与 Paolo Cirio：[面对 Facebook：在永恒派对中微笑](#chapter-a19) · 原书第254页 Louis Doulas 与 Wyatt Niehaus：[论 Pleaselike.com 与《Facebook 极乐》](#chapter-a20) · 原书第259页 Brad Troemel：[社交媒体之后的艺术：对自由市场惯例的拒斥与映照](#chapter-a21) · 原书第264页 Tatiana Bazzichelli：[作为艺术介入的颠覆性商业](#chapter-a22) · 原书第269页 ## 行动主义与社交媒体使用 Marc Stumpel：[Facebook 抵抗：增强的自由](#chapter-a23) · 原书第274页 Pavlos Hatzopoulos 与 Nelli Kambouri：[占领的战术：生成蟑螂](#chapter-a24) · 原书第289页 Tiziana Terranova 与 Joan Donovan：[占领社交网络：企业社交媒体对于网络化社会运动的悖论](#chapter-a25) · 原书第296页 ## 替代方案 Lonneke van der Velden：[与替代方案相遇：关于创建个人资料与加入黑客群体的札记](#chapter-a26) · 原书第312页 Sebastian Sevignani：[Facebook 与 Diaspora：一项批判研究](#chapter-a27) · 原书第323页 Florencio Cabello、Marta G. Franco 与 Alexandra Haché：[迈向自由的联邦式社交网络：Lorea 夺回网络！](#chapter-a28) · 原书第338页 Solon Barocas、Seda Gürses、Arvind Narayanan 与 Vincent Toubiana：[不大可能实现的结果？关于去中心化个人数据架构前景与潜能的一场分布式讨论](#chapter-a29) · 原书第347页 ## 附录 [Unlike Us 研究议程](#chapter-app1) · 原书第364页 [Unlike Us 会议](#chapter-app2) · 原书第373页 Unlike Us #1，利马索尔 Unlike Us #2，阿姆斯特丹 [作者简介](#chapter-bios) · 原书第376页 Unlike Us #3 社交媒体：设计，还是衰退 2013年3月22日至23日 TrouwAmsterdam 会议、工作坊、派对与黑客马拉松 网络文化研究所 CREATE-IT 应用研究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networkcultures.org/unlikeus # Facebook 之外的世界：《不像我们》读本导言 /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社交　媒体　FACEBOOK 网络　研究　互联网 用户　网络　信息 时间　公众　GOOGLE 今日社会箴言：“自我是不可挽救的”（Das Ich ist nicht zu retten），恩斯特·马赫——“我害怕这样一天：技术压过我们的人性。世界将只剩下一代白痴”，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我可以买一辆福特、丰田、宝马或 Smart，在同样的道路上行驶，使用同样的燃料。除了一把让我进入车内并启动引擎的钥匙之外，一切都可以互换。这是一个很好的范式，说明我们的通信系统在各个层面上应当怎样运作”，戴夫·温纳——“表明立场，成为作者”——欧洲网络协奏曲——“互联网给我灵感”，Johan Sjerpstra——“从分布到离散，只有一小步……”——“无论信息还是一剂毒品，拥有时都不会带来幸福，得不到时却会使你痛苦”，米歇尔·塞尔——“我经常旅行，在网上。” 无论我们是否正身处又一轮互联网泡沫，有一点大家都能同意：社交媒体主导着互联网和智能手机的使用。在非正式对话、持续上传和用户生成内容爆炸式增长的推动下，各种应用与基于网络的用户对用户服务不断涌现，大大助长了“参与式文化”的兴起。与此同时，垄断权力、商业化与商品化也在扩张，屈指可数的几个社交媒体平台主导着社交网络。如何看待“社交媒体”的影响及其后果，这个问题中的紧张关系日益加剧。两种相互矛盾的过程——促进自由交流与对社会关系的商业剥削——似乎都处在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赋权与控制、自由与偏执。一方面，新媒体创造并扩展了让我们互动、娱乐乃至使自身政治化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在大多数国家，它们确实只归三四家公司所有，而这些公司拥有塑造此类互动架构的惊人权力。占据霸权的互联网意识形态承诺开放、去中心化的系统，我们为什么却一次又一次发现自己被锁在封闭、中心化的环境中？个体用户为什么如此容易被诱入这些企业的“围墙花园”？为了心爱的“免费”服务那便捷的用法与简洁的界面，社会将付出怎样的长期代价，我们理解了吗？ Facebook 社交空间的增长速度与覆盖范围前所未有。据称，截至2012年末，Facebook 已拥有超过十亿活跃用户，在全球网络用户首先访问的网站中位列前三。用户心甘情愿地把社交生活与关系的无数片段存入这个网站，而它致力于加速信息交换的游戏。在从 LinkedIn 到 Google+ 的不同平台上，我们都忙于交友、排名、推荐、转推、创建圈子、上传 照片和视频，以及更新状态。无数（移动）应用组织着这种在虚拟公众面前献出私人时刻的活动，将在线世界无缝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 然而，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在线社交网络现象仍然脆弱。想想多数社交网站的命运便知。有谁还记得 Friendster？MySpace 突然内爆（以及随后小心翼翼的复苏）前所未闻，英国 Bebo、荷兰 Hyves、德国 StudiVZ 的衰落也与之并行。Twitter 和 Facebook——就此而言，也包括 Google——距离最终倒下，仅仅隔着一部软件杰作。这意味着，“协议性的”未来并不静止，而为我们开辟各种技术政治干预留有空间。与其重复创业公司变成企业巨兽的公式，难道现在不该把互联网重新发明为真正独立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它能够有效抵御企业支配和国家控制吗？有一点可以确定：厌倦迟早会出现，交友狂潮的终结便将近在眼前。得知朋友和家人不得不另想办法监视你的生活，将是一个令人解放的时刻。更新了那么多次，你的状态仍然没有改善，而我们都迫不及待要去别处浪费时间。 如何研究半封闭、转瞬即逝的空间？提出“黑箱”理论¹来研究此类社交网站的算法文化是一回事。但是，对我们这些非极客而言，如果算法确实始终是一个黑箱，又会怎样？这不仅可能因为艺术与人文学者缺乏计算机科学知识，还因为我们确实遭遇了企业秘密及相关的专利战争。社交媒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仍由摆弄 API 和数据可视化的定量研究与社会科学研究所主导。 在社交媒体研究的第一阶段，以 danah boyd 为代表的社会科学研究主要关注围绕年轻人、隐私和身份盗窃而产生的道德恐慌。从欧文·戈夫曼1959年研究中的自我呈现理论，到米歇尔·福柯的《自我技术》，再到以影响者和（新闻）枢纽为重点、基于图结构的网络理论，各种研究与路径已经出现。迄今缺少的是对这些社交媒体垄断企业之政治经济学的严谨讨论。不同领域的学者和专家仍很难把握资金／价值流。为了免费使用 Facebook、Google 之类的服务，我们付出了什么代价？ 我们首先需要承认社交媒体的双重性质。把它简单归为毫无权力的中性平台，与把它看成资本主义的坏孩子一样，都难以令人信服。社交媒体的美妙与深度在于，它要求我们重新理解经典的二元对立：商业／政治、非正式网络／广大公众、用户／生产者、艺术性／标准化、原创／复制，以及民主化／剥夺权力。与其以这些二元对立为起点，不如仔细审视社交网络本身的逻辑。即使 Twitter 和 Facebook 原注 1. 参见 Taina Bucher, *Programmed Sociality: A Software Studies Perspectiv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被编程的社会性：社交网站的软件研究视角》）, PhD diss.,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2. 一夜之间消失，交友、点赞和排名也只会作为嵌入软件的模因进一步传播。让每一个用户“去 Facebook 化”需要一段时间——除非我们押注突然内爆的速度，并相信模因的力量。 社交媒体平台太庞大、太流动，以至难以研究——不只是因为海量用户、巨大流量、封闭数据库以及过量的元数据。使我们无法反思它们的，还有其流动性质：它们以暂时性、个性化信息流的热心把关者形象出现。我们想把它们冷冻干燥吗？做一份“Twitter 生活中的一天”？我们需要发展捕捉过程性流动的方法（这也解释了我们为何痴迷于信息可视化和酷炫的统计）。这里的问题不是对象变异，而是对象真的消失。新近建立的“软件研究”学科产生的新见解也许有益，但在我们读完文献、建立领域理论、发展具体的批判概念、写下方法论思考并编好数据集以前，研究对象就已经剧烈变化，甚至不复存在。研究可能只生产出装满网络评估及其他伦理考量的历史档案。变用海森堡的不确定性原理，我们可以说，对象并非因我们观察它而改变，而是因我们研究它而改变。可惜，这种唯心主义观念并不符合实情。研究徒劳的主要原因是：我们集体痴迷于技术的影响，却忽略其架构。简化、易用的非正式网络网站也是如此。乍看之下，社交媒体似乎完美结合了19世纪的大规模生产（此处生产的是网络）与正在形成的历史（见2011年的阿拉伯之春）。在这里，“延异”发挥的作用出奇地少。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们不是后现代机器，而是1990年代数字全球化浪潮变成大众文化之后，直截了当的现代主义产品。 社交媒体极为流行，不应被视为社会性死后的“复活”。在线系统并非为遭遇他者而设计（尽管网络约会网站很受欢迎）。我们始终置身“朋友”之中。社交媒体的信仰（如果有的话），毋宁说是设计并运行防御系统，重新营造失落部落的共同体感：由计算机生成的非正式性。社会性，这个在解放过程中曾令阶级社会不安的危险范畴，如今面对大规模预算削减、私有化与公共资源耗竭，已转为守势。情境主义者的批判在这里失去动力。在这个查询社会里，Facebook 全然不是景观式的（spectacular）。在封闭的社交媒体领域，表征理论的批判工具作用有限。相反，我们需要进一步激进化让·鲍德里亚关于“社会性之死”的论述。² 他所描写的社会性在媒体中的内爆，发生在 Facebook 诞生前20—30年。人们从混乱且可能危险的人群街头生活，转向受到规制的汽车流；这一迁移清空了城市公共空间，为公寓、咖啡馆和办公室等封闭领域内的后福特主义互动让路。Web 2.0 中“社会”这一时髦概念的复兴，并非试图让20世纪“社会问题”重生的复古热的一部分。这里没有阶级 原注 2. Jean Baudrillard, ‘The Masses: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大众：社会性在媒体中的内爆》）, *New Literary History* 16.3 (Spring, 1985): 1, www.jstor.org/stable/468841. 斗争。社交媒体的构想，并不是返回历史的欧米伽点之前、绕过广岛和奥斯维辛，再从别处续写人类故事。在这里，生产社会性的唯一理由就是榨取价值。社交媒体问题围绕聚合、数据挖掘和画像等概念展开。以算法剥削人机互动，有意识地冒着这样一种风险：社会性的黑暗面（意在使系统自杀的暴民行为）是能够管理的。 鉴于这里展开的工作范围广、抱负大，明确收窄“社交媒体”一词的确切含义似乎十分重要。有些人会回溯早期网络文化，强调这些“虚拟共同体”的公共领域一面。这个略带天主教意味的词，在1990年代末失去了霸权；当时，受风险资本以及投资银行和养老基金的“傻钱”支持的初创公司蜂拥而入。在这个互联网狂热的黄金时代，重点由作为公共领域的互联网转向了电子购物中心的形象。用户不再被看作网络空间的全球公民，而被称作顾客。2000／2001年的互联网崩盘引发全球金融危机，这一进程突然停止。同一时期，9·11之后加强监控的行动也对互联网自由产生了重大影响。 为了重建在全球 IT 市场的主导地位，硅谷被迫重新塑造自己，发起了一场名为 Web 2.0 的复兴运动。美国创业活力的这次转世把用户放到驾驶座上，意在宽带铺开、移动互联网到来所带来的网络文化“主流化”关键阶段，将自身的支配地位发挥到极致。Web 2.0 时代的核心口号是“用户生成内容”；在从生产和购买付费内容转向开发利用用户数据的过程中，Google 是获利的主要角色。从博客到照片分享，再到社交网络，其构想都是降低复杂程度与用户自由，换取易用的界面、无需订阅的免费服务，以及供浏览的海量免费内容数据库和用户个人资料。 Web 2.0 意识形态通过美国西海岸的热门新闻网站，如 TechCrunch、Hacker News，以及 Slashdot、Wired、Mashable、ReadWriteWeb，连同 O’Reilly 出版社的各种活动和 SXSW（奥斯汀）、LeWeb（巴黎）等会议，强调初创公司的多样性；而“社交媒体”一词标志着以集中和整合为特征的下一阶段。谈到社交媒体，我们基本指两大角色：Facebook（社交聚会场所）与 Twitter（用于简短、快速的新闻交换），或许还包括 LinkedIn（用于职业网络）和 Google+（面向技术爱好者）。虽然这种简化在不知不觉间发生，却完美体现了人们想就共同通信标准达成一致的愿望（尽管知道，在这个依然充满变化的环境中，这实际上不可能）。 社交媒体标志着一种转变：从开放网络上基于 HTML 的链接实践，转向封闭系统内部的点赞和推荐。间接而肤浅的“点赞经济”使用户无法基本理解开放网络究竟为何物。交友、点赞、推荐、更新社交媒体之类的信息行为，在你与他人之间加入新的层次。其结果例如是，把复杂社会关系压缩成一个扁平世界（扎迪·史密斯 对此描述得很好），其中只有“朋友”。Google+ 的发起，回应了这种积极、没有对抗的新纪元世界观。这就是民主化互联网的矛盾：简单的技术让许多人受益，但同样的简单也让所有人承受代价。Facebook 之所以流行，恰恰因为它在技术和社会层面的局限。因此，我们需要更好地理解如今储存在云端的界面与软件。我们再也无法接触代码，这一动向可被视作“对通用计算机的战争”的一部分——科里·多克托罗在柏林第28届混沌计算机大会（2011年12月）上如此描述。³ 我们要求开放数据，使用开源浏览器，争论网络中立性和版权；与此同时，Facebook 之类的“围墙花园”却封闭技术发展的世界，走向“个性化”：你的视野之外的信息将永远无法进入你的信息生态。Web 2.0 与社交媒体之间的另一条重要分水岭，是智能手机和应用的到来。Web 2.0 尚完全基于个人电脑。社交媒体话语则强调移动性：人们把最喜欢的社交媒体应用装在手机上，无论身在何处都随身携带。这导致信息过载、成瘾，也进一步封闭互联网，使它只偏爱实时移动应用，把我们更深地卷入金融危机、阿拉伯之春和占领运动等加速的历史能量场。 2011年7月，由我们的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与 Korinna Patelis（利马索尔，塞浦路斯理工大学）共同建立的 Unlike Us 研究网络启动，致力于研究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启动活动于2011年11月28日在塞浦路斯举行。2012年3月8—10日，一场为期两天半、包含工作坊的会议在阿姆斯特丹举行。⁴ 这些活动、博客、论坛、邮件列表、读本及其他渠道探讨一系列主题（下文列出其中一些），征集理论、实证、实践和艺术方面的贡献。Unlike Us 预见了专门工作坊及所谓 BarCamp（自由参与的非正式会议）的需要，认识到自身议程多样，可以向许多方向主动展开——乃至面临碎片化的危险。 让我们走出企业、非政府组织、政府部门以及（职业）教育中经常听到的问题：如何最好地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与围绕克里斯蒂安·福克斯、讨论社交媒体（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社会科学学者不同⁵，Unlike Us 首先关心广泛的艺术与人文视角，也称作网络美学（如维托·坎帕内利所述⁶），同时关心行动主义用途，以及讨论大小替代方案的必要性，而不局限于学术研究。我们认为，批判与替代方案内在相连，并同样受美学议程引导。另一种社交网络是可能的。然而，对实际操作信息的需求，无论多么可以理解，其中也包括 原注 3. Cory Doctorow, ‘Lockdown: The Coming War on General-purpose Computing’（《封锁：即将到来的通用计算战争》）, *Boing Boing*, 10 January 2012, http://boingboing.net/2012/01/10/lockdown.html. 原注 4. 关于 Unlike Us 网络、相关邮件列表、即将举行的会议与工作坊，以及博客和（学术）出版物，详见 http://networkcultures.org/wpmu/unlikeus/。 原注 5. 参见 http://www.icts-and-society.net/events/uppsala2012/。 原注 6. Vito Campanelli, *Web Aesthetics*（《网络美学》）, Rotterdam: INC/NAi Publishers, 2010. 传播替代平台信息的需求，我们的研究也不能止步于此。读者会发现，这本读本有时将回到基本问题。我们应该重新评估中心化模式，还是继续主张去中心化模式？分布式的“联邦式社交网络”是否是一种第三条道路的替代方案？为了更充分说明这一网络的初衷，我们在读本附录收入了 Unlike Us 研究议程；这是2011年7月网络成立初期，一群人在线协作写成的文本。⁷ Unlike Us 走过一年半，其议程变得更加清晰、集中，但真正的选择仍然有待作出。希望当前围绕基本概念和战略的讨论，最终能在隧道尽头见到光亮。你能感到，这关系重大。 讨论最新研究趋势时，可以看到，人们越来越厌倦社交媒体“剥削”论，一方面转向更细致分析“点赞经济”，另一方面希望设计替代方案。Facebook 与 Twitter 的临界用户规模优势正在消退，可替代平台如何才能更加成功？垄断地位及其相伴的控制狂热已过于明显，作为研究结论提出已是老生常谈。IT 行业从 IBM、微软到 Google、Facebook 的权力模式正变得广为人知。普通用户不愿显得落伍，也承担不起被排除在这种非正式声誉经济之外的代价；因此，他们觉得不得不随大流。我们仍需习惯网络现实的两副面孔：一方面，网络极宜迅速扩大规模，让先行者创造新的公众，并在风险资本的资金支持下，转瞬间占领某项技术或应用。另一方面，与速度和规模相对，网络始终也具有分布式、去中心化、非正式、近乎私人的一面。近来，社交媒体公司执迷于不惜一切代价的超高速增长，强调前者，忽略后者。现在，各国的设计师、程序员、极客和技术迷该介入了：认清企业—国家控制的阴暗面，并积极行动。对初创企业的崇拜，要么必须彻底改革，要么就得整个炸毁。希望这本读本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作用。 阿姆斯特丹，2012年10月 ## 参考文献 Campanelli, Vito. *Web Aesthetics*, Rotterdam: INC/NAi Publishers, 2010. Doctorow, Cory. ‘Lockdown:, The Coming War on General-purpose Computing’, *Boing Boing*, 10 January 2012, , http://boingboing.net/2012/01/10/lockdown.html. Baudrillard, Jean. ‘The Masses: Implosion of the Social in the Media’, *New Literary History* 16.3 (Spring, 1985): 1, www.jstor.org/stable/468841. Bucher, Taina. ‘Programmed Sociality: A Software Studies Perspectiv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PhD diss., Faculty of Humanities, University of Oslo, 2012. 原注 7. 最初的 Unlike Us 征集文本的贡献者包括：Marc Stumpel、Sabine Niederer、Vito Campanelli、Ned Rossiter、Michael Dieter、Oliver Leistert、Taina Bucher、Gabriella Coleman、Ulises Mejias、Anne Helmond、Lonneke van der Velden、Morgan Currie、Eric Kluitenberg，以及发起人 Geert Lovink 和 Korinna Patelis。 # 社交技术时代最珍贵的财富 /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社会　网络　个体化 友爱（PHILIA）　友谊　心理的 时间　方式　技术 集体　过程　个体 关系的　意义　群体 我们通常所说的“社交网络”——我们将会看到，这是一个矛盾的称谓——处在构成社会性的事物的核心。¹ 这一称谓本身之所以矛盾，是因为这里谈论的数字网络，似乎绕过了自古以来界定社会性的传统邻近关系网络。而如果追随亚里士多德，认为它们属于友爱（philia），而友爱本身又是社会性的根基，那么我们很容易承认它们处在社会性的核心。 亚里士多德告诉我们——目前流行的一切传统，包括雅克·德里达的《友爱的政治》，在这一点上都追随他——友谊（即 philia）是首要的社会纽带，没有它就没有社会。然而，让·洛克鲁瓦（Jean Lauxerois）强烈反对把 philia 译成友谊。起初我没有赞同他。但在思考社交网络时，我最终发现他是对的：² — 首先，因为希腊语实际上另有一个表示友谊的词：“philotès”； — 其次，因为亚里士多德指出，每一个有生命的生物都与同类处于某种 philia 之中。³ > 洛克鲁瓦写道，philia 不仅仅是我们所理解的友谊。它指的是，每个生物，无论人类还是动物，从来到世间的那一刻起，就必然与其他生物相联结的方式。⁴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philia 将人类联结起来；但同样依照亚里士多德的观点，人类只是 philia 的一个特殊情形。 — 为了澄清第一点，尤其是为了探问：我们称为社交网络的东西，是否产生了新的友谊形式，或者更一般地说，新的 philia 形式，我建议与雅各布·冯·于克斯屈尔 原注 1. 由 Patrice Riemens 从法文译成英文。原载 Bernard Stiegler (ed.), *Réseaux sociaux: Culture politique et ingénierie des réseaux sociaux*, Collection du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Limoges: FYP éditions, 2012。〔中译说明：本章依据本书英文版转译。〕 原注 2. 进一步的分析与论证见 Bernard Stiegler, *Veux-tu devenir mon ami?*（《你愿意成为我的朋友吗？》），即出。 原注 3.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Philia et philotès*，http://iri.tw/a。 原注 4. Jean Lauxerois, ‘Postface à Aristote’, in Aristote, *L’Amicalité*, Chapitres VIII et IX de *Ethique à Nicomaque*, trans. Jean Lauxerois, Garches: Éditions À propos, 2002, p. 84. （Jacob von Uexküll）一道绕行一段。他的描述呈现了动物 philia 的一个方面：收养这种根本上开放的可能性。 > 群居的寒鸦一生都在身边保持一个“伴侣”〔“socius”〕，与之从事各种活动。即使一只寒鸦被独自养大，它也不会没有伴侣；若找不到自己的同类，它便寻找“替代伴侣”。事实上，每遇到一种新活动，一个新的替代伴侣就能填补这个空缺。 > 寒鸦乔克（Tschock）年幼时，把〔主人〕洛伦茨本人当作母亲伴侣。无论洛伦茨去哪里，它都跟着；想吃东西时，就向他呼叫。学会自己觅食后，它选中女仆作为伴侣，在她面前跳起特有的求偶舞。后来，它找到一只小寒鸦作为收养伴侣，由乔克喂养它。每当乔克准备作较长距离的飞行，就会用典型的寒鸦方式——在洛伦茨背后径直向上飞——试图说服洛伦茨与它同行。这样做不奏效时，它便加入飞行的乌鸦之中，于是乌鸦成了它的飞行伴侣〔“socii”〕。⁵ 据洛克鲁瓦所述，亚里士多德指出： > philia 应被视为既关乎同一种类的动物，例如鸟，也关乎同一家族的成员——同时还关乎不同人类共同体（如城邦）之间及其内部的关系。⁶ 既然寒鸦可能把不同物种的生物接纳为与自己平等的存在，那么我们就必须追问：那些能够成为朋友的存在者，其 philia 究竟由什么构成？这里所谓朋友，指能够被爱、欲望和缺席所触动的存在者——欲求对象总是对这种缺席的体验（拉康将之概念化为“le manque”，即“匮乏”）。他们由此在这种感受中使自身个体化，通过它形成心理个体化，并以独特方式受到触动。 用西蒙东的术语说，这个问题关乎从生命个体化到心理与集体个体化的过渡。西蒙东写道，生命个体化： > ……既可以在单个生物的层面上发生，也可以通过不同生物之间的有机关系发生。后一种情况下，个体生物内部的整合因外部整合而得到增进：群体充当整合者。于是，生命统一体构成唯一的具体实在；某些情况下，它由单一个体组成，另一些情况下，则由一个高度分化的多重个体群体组成。⁷ 原注 5. Jacob von Uexküll, *A Foray Into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Humans: With a Theory of Meaning*, trans. Joseph D. O’Nei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p. 111. 原注 6. Jean Lauxerois, ‘Postface à Aristote’, p. 84. 原注 7.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second edition, Jérôme Million, Paris: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p. 156（引文由译者译出）。 西蒙东在一则注释中接着描述白蚁非常特殊的 philia：〔源页上末尾的字母 I 与本页开头 n 合为英文 In。〕 > 尽管神经结构相当简单，白蚁却建造了动物世界中最复杂精巧的建筑：作为群体工作时，它们仿佛是一个单一有机体。⁸ 因此，我们必须把生命个体化当作一个过程来思考，而不能从活的个体的（本性）来思考： > 生物学所称的个体，实际上与其说是个体，不如说是次个体；仿佛在生物学中，个体性应被看成包含许多层次，取决于个体化接续而成的诸层级……应被视为生命单位的，是整个群体，而非单一个体。⁹ 如此理解个体化，便会对 philia 及其暂时涵盖的含义产生另一种认识。它关乎（各种）植物或动物生命聚合为群：细胞聚集为一个身体、珊瑚、各种群落、兽群、团伙、成对的动物——相对于物理个体化，这些通常都会产生生命个体化。 但生命个体化在于个体的结集，并不形成一个受共同体缺失困扰的共同体；按乔治·巴塔耶的说法，共同体缺失恰是能够拥有友谊者的标志。在这种共同体的缺失中，心理现象得以出现；这些现象属于康吉莱姆所称的技术性生命，换句话说，就是人类。与心理和集体的、亦即社会的个体化相反，生命个体化始终是一种结合；除畸变情形或外部因素造成的情形外，不存在分离的可能。 与这种生命个体化相反，心理和集体个体化同时适合又不适合那些失去共同体之人的共同体；也就是说，这种个体化总是既被技术个体化增进，又被它削弱。这是我们这种存在者的个体化，或至少是我们试图成为、或在努力分享共同未来时相信自己是的那种存在者的个体化。我们希望那个未来是友善的，或者希望自己能相信它是友善的，尤其面对我们所称“社交网络”的扩展时。因此，与生命个体化相反，心理和集体个体化变成一种改变：在他者、在大他者的面前成为他者，也就是在先由弗洛伊德、后由拉康称为 das Ding（物）的条件下存在。 — 无论对这些翻译问题如何评论——也无论如何界定 philia 与 philotès 之间、作为动物收养的 philia 与作为人类接纳的 philia 之间的精确区别（在后者之中，philotès 意义上的友谊只是一个特殊情形）——要成为源于 原注 8.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note 1（引文由译者译出）。 原注 9.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p. 157（引文由译者译出）。 社会工程¹⁰的社交网络的一部分，也就是成为“社交网络”这种复杂关系技术的一部分，首先必须描述这种关系技术所谓的你的“朋友网络”。这些“朋友”最好被理解为“联系人”，甚至不是“熟人”，而是某个人“声誉”的接收者与载体；网络的网络效应，使我“朋友”的“朋友”自动成为我的“朋友”。 在这里，我们还应以（古）希腊人所称的 kleos¹¹ 为起点，探究这些声誉技术——按霍华德·莱茵戈德的说法，它们是社会工程中复杂的关系技术。Kleos 可译为声誉、荣耀、后世、传言等，但此处没有足够篇幅和时间展开。另一个极为迫切的问题，是分析这种“网络效应”究竟怎样影响这类“网络之网络”；我认为，这种网络之网络确实对应于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会死的努斯性存在者——现代人又称之为“人类”——之间的 philia。 社交网络的关系技术要求描述个人的“朋友网络”，而这种描述又要求你正式将网络中的其他成员纳入自己的网络；因此，这些人也须同意这个申明与描述的程序。通过（正式地）申明我们的“朋友”和“友谊”，并在朋友、熟人和各种联系人之间进行选择——他们在这里都被笼统称作“朋友”——我们使过去理解的社会网络发生深刻改变：朋友、家庭和亲属、熟人、伙伴、老友、旧有社会结构等，正是它们创造网络，同时又依赖网络。 因此，我们本来就已身处这些社会网络之中，只是未曾充分意识到。如今却发现自己被卷入这些关系技术，它们突然让我们把这些关系明确表达出来，同时深刻改变这些关系，有时甚至就我们现在所称的朋友而言，完全抛弃原有关系。所以我认为，我们更应将其看作动物之间的那种 philia，如寒鸦乔克，或蚁巢里的白蚁。这里，我再次提出在《象征的贫困1》（*De la Misère Symbolique 1*）中已经表达的假说：数字技术因其普遍化的可追踪性，很可能使人类行为退回到同步行动的节肢动物层面；这些动物在群体所有成员不断释放的化学信息素支配下活动。 在这里，洛克鲁瓦提出的翻译问题才充分显出意义：数字网络，也叫社交网络，是使我们退化到昆虫状态的 philia，还是实现人类之间这种难以企及的 philotès 的新机遇？为了进一步凸显问题的严重性，让我们看亚里士多德如何谈论人类的 philia： 原注 10. 法文原文使用英语。（英译者注。） 原注 11.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Régression ou évolution*，http://iri.tw/8。 > Philia 是生活中最必要的事物，因为即使拥有其他一切好东西，也没有人会选择没有它的生活。¹² 这里，亚里士多德说得极为清楚：在人类之间，以友谊形式表现的 philia 是最珍贵的财富。它是每一个人最珍贵的财富，因为没有它，生活就不值得过。¹³ 但它也是社会最珍贵的财富，理由很简单：作为联结力量，它构成社会最基本的特征；这也意味着，它是创造团结的力量，能织出关系的丝线，换言之，形成社会网络。 — 这些朋友——与他们偶然相遇使我们如此快乐，如同相遇带来的意外之事，仿佛布瓦尔在长椅上遇见佩居谢——这些朋友，以及围绕他们、因他们而形成的网络，恰恰就是 Facebook 的注册程序要求我们申报的东西：必须先申报，才能建立任何关系，但也必须先如实提供电子邮箱地址、选定密码。这因此与在警察局作陈述毫无区别：它是一种形式化，一种公布，也就是使之公开。 友谊被申明、形式化、公开化的这种构造，提出了许许多多问题，包括其完全施为性的性质：如果一个人宣布某人是自己的朋友，他在某种意义上就使那人成为朋友，并迫使他或她成为朋友。然而，一种以友谊为基础的关系若有什么本质之物，那似乎恰恰是摆脱形式化与公开性，而是促成一个所谓 intimi 的群体，即亲密之人，或者更广义的熟悉面孔的圈子。在建立友谊纽带时，人们常说“咱们之间别见外”；例如从礼貌称呼改用非正式称呼，布瓦尔和佩居谢偶然相遇后很快便是如此。¹⁴ 不过，情形的性质也许还要复杂，我将试图说明这一点。或许友谊始终带有公开的、即使并非明说的申告，恰恰因为友谊经常处在社会网络的起源处。这样的社会网络可能很小，公开申告的范围甚至可以更狭窄，仅涉及最亲密的关系，构成拉康所称的 extime（“外密性”）。¹⁵ 除了这些考虑，Facebook 究竟是什么？除去阿兰·塞邦（Alain Seban）所提到的事实：它是一个自今年年初起每月增长 原注 12. 转述自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第八卷第一章的著名段落。（英译者注。） 原注 13. 它也以先于友谊的另一种 philia 为前提：母爱与子女之爱。见 Bernard Stiegler,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论药理学》）。 原注 14.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Facebook ou l’amitié déclarée*，http://iri.tw/6。 原注 15. Jacques Lacan and Jacques-Alain Miller (eds), *Le Séminaire XVI: D’un autre à l’Autre*, Paris: Éd. du Seuil, 2006. 一千万人、到8月25日以后用户将超过一亿的社交网络。¹⁶ 那么，用非正式的、也就是朋友间的说法，让我们从头说起；并且用一种非亚里士多德的语言来说，Facebook 的运作模式基于两项功能： 1. 创建个人资料，相当于通过自身关系进行某种自我描述； 2. 对话，在集体个体化意义上构成社会结合的过程。 — 大家都知道，画像功能存在问题，因为广告商如今用它尽可能精确地瞄准“潜在客户”——姑且称之为外科手术式营销。 自我画像功能当然可能成为使用者的一种反思练习，但它的主要效果，是让此类网络的新成员仿佛民族志学者一样申明自己的社会归属，由此即使称不上开展自我民族志，也至少在开展自我社会志：通过数字书写机制，申明和记录自己在网络中的联结——尤其是友谊，也包括各种兴趣，甚至最琐碎和逐利的兴趣。 我确实相信，这种自我索引功能可能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甚至引发社会生活的更新——顺便说，社会生活的状况很糟糕，这一点无法否认。我确实相信，如果共同体以及 Facebook 等集体智慧网络能够明智地运用公开申明关系（友谊关系及其他关系）所包含的反思性，它就可能引出心理、集体和技术个体化过程，使21世纪真正成为关系和平或善意的世纪；若我可以这样说，这将基于一种新的善意（即良好意愿），即使它未必是严格意义上“友好的”。¹⁷ 也许有人会说，社会性状况不佳，恰恰是因为这些技术在使它形式化的同时摧毁了它。也许如此。这种机制确实容许元形式化、规则提取，以及计算，而这些可能导致一种由计算强加的对存在的摧毁——友谊却总是超越此类计算，所以才说“咱们之间别见外”（意指不作金钱交易，不玩大大小小的花招，也因此经常听到“生意场上无朋友”等说法）。 为了社会学或人类学研究而进行的这些精明、审慎的动作，构成约翰·巴恩斯社会网络理论的支柱。¹⁸ 克洛德·列维-斯特劳斯同样沿着这条道路，研究并 原注 16. 这些话说于2008年。Facebook 目前已有超过七亿成员。（英译者注：其间 Facebook 的注册用户已达十亿。） 原注 17.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Emergence d’un XXIe siècle paisible*，http://iri.tw/7。 原注 18. 参见（法文）维基百科“social networks”条目。（英译者注：法文原文使用英语。） 从结构上形式化南比克瓦拉部落内部的社会关系。在那里，他利用一场小冲突的机会，哄骗部落的小女孩说出本应保密的名字： > 有一天，我正在和一群孩子玩耍，一个小女孩被同伴打了。她跑到我身边寻求保护，开始贴着我的耳朵低声说些什么，说是一个“大秘密”。由于我不明白，只得让她反复说。最后，她的对手发现了怎么回事，气冲冲地走来，转而也试图告诉我另一个似乎同样是秘密的东西。过了一会儿，我终于弄清事情原委。第一个小女孩是想告诉我她敌人的名字，而那个敌人发现后，决定也告诉我另一个女孩的名字，作为报复。从此，煽动孩子们彼此作对，直到我渐渐知道所有人的名字，就轻而易举了，尽管做法并不怎么正大光明。事情完成之后，我们在某种意义上已成了彼此的同谋，于是我很快也让他们说出了大人的名字。此事被发现后，孩子们受到责备，我的信息来源也断了。¹⁹ 正是从这种探究隐蔽关系的人类学描述出发——这些关系对社会关系的建立至关重要——我们可能更好地把社会性理解为一套关系规则，甚至使它更加密集，强化 philia 的实践方式。这里也可提到本杰明·李·沃尔夫的工作：他将霍皮人的语法形式化，极大违背了他们的意愿。²⁰ 现在我逐渐相信，如果通过 Facebook 这类社交网络的自我人类学系统来作同类描述，也可能形成一种反思性个体化。²¹ 但若如此，需要什么条件？ — 我们应通过科学——无论人类学、语言学还是法学，因为法律就是使社会规则形式化的东西——达到一种反思性的 philia，它可以被理解为政治社会的标志。政治社会随希腊城邦（polis）而兴起。城邦以公法为基础，而公法本身依照一套严格规则，被申明、描述和明确化；其严格性在于，这些规则以公民身份为基础，把公民身份视为正式构成的友谊纽带。这种纽带本身又被正式宣布，并以公法为基础；公法无非是加入那个先称作 polis、后称作 civitas、最终称作 nation 的社会群体的条件。当然，这本身就是一种网络之网络，同样建立在让关系明确化的技术之上，即书写。 事实上，如今共同体新成员的到来——通常叫作出生——无论如何都必须向（出生和死亡）登记员申报；登记员同时把家庭网络书写 原注 19. Claude Lévi-Strauss,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John Russel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61, p. 270. 原注 20. Benjamin Lee Whorf, *Linguistiqu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Gonthier Denoël, 1956. 原注 21.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Individuation réflexive*，http://iri.tw/b。 下来，使其形式化。这些书面的、因此也是正式的档案，在人的一生中，不论幸事还是不幸之事，都与之相伴。没有它们，也就不会有历史学家。 书写是一种使关系形式化的记忆技术。它始于所有人共有的最基本关系器官：语言。因此，霍皮人不愿让自己的语言被语法化；他们知道，那将摧毁自己的文化。 然而，如果人类学能够提供另一种语法化方式，也就是对关系流进行离散化的形式表达——社会网络正通过这些流动产生，并构成社会群体——那么令阿比·瓦尔堡如此着迷的霍皮社会，难道不会有更好的未来吗？ 无论如何，很清楚，公民身份的形成以通过文字对社会关系进行描述性的语法化为基础；它服务于每位公民心理个体化的加强，并通过他或她，加强其他公民的心理个体化，逐步扩展为集体个体化。这反过来又产生一种特定的跨个体化过程，简单说，就是书写历史，继而产生我们称为西方的那种特有社会动力。 — 我所谓跨个体化过程，是指在社会关系的进程中确保如下情形发生的过程。按西蒙东的话说，社会关系总是一组心理个体化的组合，它们在社会上相互共同个体化（并非仅在心理意义上）；这是通过双重共同个体化过程²²，即一次由两个人进行的个体化²³来实现的。友谊和爱情是其中精妙且对心理个体形成不可或缺的实例，因此童年友谊如此重要，威廉·迈斯特的友谊也如此令我们着迷。在这种共同个体化期间，存在一种亚稳态化过程，把它引向神经网络理论所谓的吸引子；通过这个吸引子，某一种关系被建立为规范。 这意味着，跨个体化并非简单的共同个体化：它注定会成为网络的规则，而规则正因多数时候不被意识到，才更加有效。这种跨个体化形成西蒙东所称的跨个体，而跨个体使意义达到亚稳态。 意义赋予世界以理解，因而造就一个世界；这种理解由那些在世界中使自身个体化、共同个体化的人分享。他们推动世界的意义演变，把一个简单网络转变成真正的世界。在其中，构成这个网络—世界的人启动集体与心理个体化过程，并在友谊的印记之下——也就是借助构成友谊的纽带的力量——联结起来。 原注 22. 关于“二者”，见 Alain Badiou, *De l’amour*, Paris: Flammarion, 1999. 原注 23.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Transindividuation*，http://iri.tw/g。 因此，文字书写固然构成一种个体化机制：通过增强心理个体化、从而巩固社会纽带，加强集体个体化这一演变；但正如米歇尔·福柯所示，它也可能产生主体化过程，而这种过程实际是一种 sujétion，即臣服，继而导致去主体化和去个体化。 在福柯所谓的规训社会中尤其如此：权力不仅为所有行为“建档”，也把个体变成文档，以便通过书写，使人的整个人生、生活的所有方面都服从控制。这就是福柯所谓的生命权力（biopouvoir）。 生命权力的特征是检验——学校考试或健康检查——它首先是一种规训和监视技术。福柯说：“检查还将个体性引入文献记录的领域……把个体置于监视领域中的检查，也将他们置于书写网络之中；它使他们陷入一大堆捕捉、固定他们的文件之中。”²⁴ 这同时也构成一种“书写的权力”。 即便“Edvige”计划²⁵让我们想起诺拉—曼克关于社会信息化的报告²⁶早已指出的问题——数字化及随之而来的可追踪性，也就是作者们提议称为“远程信息处理”的扩张，对个人和集体自由构成重大风险——眼下的大问题、真正的新问题，与其说是国家和警察控制，不如说是营销通过设置社会关系自我描述系统，试图对行为实施的控制。若持悲观看法，人们可能担心，它们必然导致一种新的、计算机辅助的、自我施加的奴役——一个数字蚁巢。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面对的将是超越生命权力的东西：心理权力，或更准确地说²⁷，心理—社会权力。²⁸ — 我必须马上澄清：我并非要把社交网络简单归结为警察工具，也不是把它简单归结为营销工具。我也无意妖魔化警察或营销本身。 我更想表明，社交网络代表语法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导致社会关系本身被语法化。我所谓语法化，是形式化和离散化的过程；一方面，它允许复制被离散化的东西，另一方面，它允许计算或控制操作，最后也允许对能够反复迭代的东西进行反思或批判； 原注 24.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p. 189. 原注 25. 法国一项全面的警方登记计划，最终在大规模抗议之后被放弃。（英译者注。） 原注 26. Simon Nora and Alain Minc, *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Éd. du Seuil, 1997. 原注 27.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与 Philippe Petit、Vincent Bontems 的对话，*Economie de l’hypermateriel et psychopouvoir*,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8. 原注 28.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Le risque de prise en main du Marketing*，http://iri.tw/d。 这些东西凭借自身的迭代，能够产生差异，也就是个体化，也就是说，仍然是一种差异。²⁹ 作为社会关系的语法化，社交网络同一切语法化一样，都是一种药理学现象，因为它既容许去个体化，也容许加强个体化。³⁰ Facebook 的对话功能本应在这里提供帮助——只要安装跨个体化应用即可；但据我目前所知，这种应用完全不存在。 因此，社交网络是德勒兹所谓控制社会和调制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它们进一步推进。但别忘了，德勒兹有时也设想一种控制的艺术；他首先关心的不是废除控制，而是利用控制做些什么，乃至掌握对控制本身的控制。社交网络使去个体化恶化，主要不是通过警察控制，而是通过营销实施的行为控制；这种可能的去个体化可以受到抵制，但前提是能够扭转社交网络的药理学方向。 这一切不是要阻止或否认社交网络的存在，也不是忽略其危险。首先要做的是，在社交网络之中，与社交网络一道，发明社交网络的未来。但只有理解这些同时具有技术性和社会性的网络，才能做到这一点；这种理解要使网络有能力成为反思性的行动者——例如，乌尔里希·贝克在二十多年前切尔诺贝利灾难之后所呼唤的反思性现代化的行动者。 — 我刚刚用了“灾难”一词。这个词如今司空见惯，却不应随便使用。不过，在进一步展开之前，我想在这里提出：如果切尔诺贝利是一场大灾难（其间我们又见证了福岛灾难），如今我们还发现了更多灾难；它们都促使我们思考这种“反思性现代化”的其他中介形式，或者用一种更开放的表述，思考一种新的工业文明，把我们拖出眼下似乎身处的工业颓败状态。 这里，我具体想到的是心理灾难、社会灾难以及代际灾难。年轻人日益深受其害，因为在数字社交网络之前就已存在的社会网络——家庭、学校、邻里、公民身份、中介组织等等——正缓慢但不可否认地受到侵蚀。 这种侵蚀来自心理权力的过度影响，而心理权力由使各种网络成倍增殖的心理技术所支撑。我认为，最严重的 原注 29. 关于这些问题，见 Bernard Stiegler, *Bêtise et savoir au XIXème siècle. Pharmacologie de l’université*, Paris: Fayard, 2012. 原注 30.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Réseaux sociaux, poison ou remède*，http://iri.tw/9。 罪魁祸首是电视网络，它使传统社会网络短路；传统网络凭借代际性质，数千年来维系着熟悉的网状关系，维系着没有它便没有社会的 philia。电视网络因而导致一种既是心理的、也是集体的去个体化。 因此，超越这些心理技术，社会技术——更准确地说，心理—社会技术——随着社交网络一起出现。我在别处已经说明，在我们极其复杂的时代，这种去个体化如何伴随着代际纽带的摧毁，也伴随着大规模捕获心理注意力的技术。³¹ 然而，众所周知，注意力不仅是心理之物，也是社会之物。社会注意力意味着文明、彬彬有礼与普通礼貌；礼貌这个名称源于 polis，意即以尽可能友好和平的外表出现的政治。毕竟，朋友的反面是敌人，敌人之间通常的关系是战争。 社交网络构成社会性的数字语法化——这当然伴随着元数据技术，以及跨个体化过程形式化的无数其他方面——其关键博弈在于：我们应当实现一种转变，以关系技术的形式，运用塑造和捕获心理注意力与社会注意力的技术。 我对这些问题的总体基本论点是：正是造成去个体化过程、也就是破坏社会性的东西，凭借其语法化，也构成发明新的个体化形式的唯一道路。³² 蓬皮杜中心研究与创新研究所（IRI）的全部活动与研究开发，都受这一观点引导。 不过，要实现这种立场，首先必须对其对象作药理学批判。我将试图在结论中勾勒这一点，并强调：这项工作的赌注，无异于战争还是和平的两难，而它发生在我称为“跨国间”（inter-nation）的、当下正出现的现象之中。³³ — 若社交网络是西蒙东理论的一个杰出例证——按该理论，只有在集体个体化中才能实现心理个体化——那么，当代社会便正在遭受社会性去个体化；它清算了过去所谓的社会网络，即以代际和祖辈关系为基础的网络。 从这个角度看，人们很容易认为，我们正在目睹一种出现：通过 Facebook 以及许许多多其他社会技术的中介形式， 原注 31. Bernard Stiegler, *Prendre soin. De la jeunesse et des générations*, Paris: Flammarion, 2008（《关怀：论青年与世代》）。 原注 32.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Vers une nouvelle forme d’individuation*，http://iri.tw/e。 原注 33. 关于 inter-nation 概念，见 Bernard Stiegler, *Bêtise et savoir au XIXème siècle*。 包括联网游戏，非社会网络正在出现，成为真正社会网络的替代物：社会网络的 pharmaka（药与毒）、代用品、拟像、假装与将就，用以填补社会现实的缺失。它们是医治社会关系缺乏的“药方”，正如游戏缓解年轻成年人生活于其中的社会荒漠一样——托马斯·冈（Thomas Gaon）在玛蒂尔德·吉拉尔于 IRI 组织的“欲望与技术”工作坊中，充分说明了这一点。³⁴ 人们因而很容易认为，这些年轻人给自己开的药方很可能比疾病更糟——但如果不再深入探究，这种看法也许是错误的。 是的，发展社交网络的是年轻成年人；他们在这些技术中找到一种办法，重建自己如此迫切缺少的东西：一种 philia。但年轻成年人需要另一位年轻成年人、一个同辈的目光——这些网络恰恰提供了这种目光。这就是“peer-to-peer”（同侪对同侪）³⁵如此迅猛发展的原因，而互联网是发展这种基于平等关系的理想媒介。但对 IRI 的我们来说，同侪对同侪之所以不可回避，还因为如今的年轻人不再甘愿只是消费者，他们想行动、想实践，而这是好事。他们想在心理上和集体上实现个体化。³⁶ 在这种普遍（且慷慨）的背景中，我们还应注意：社交网络也是建构弗洛伊德所谓“认同的次级过程”的空间。这些过程通常发生在以邻近关系为基础的社会网络之中，即发生在构成家庭、部落、氏族、乡村或城市等装置的 philia 之中，而这些装置也具有政治性，等等。 至于当下的公共领域——鉴于此前的结构其间都已瓦解，它如今基本上已数字化，并由心理—社会—技术网络组成——我们要充分注意，它使许多年轻成年人得以脱离电视网络。在他们眼中，电视已成为成年人的地盘，但他们实际把这些成年人看成未成年人，因为父母的心理常常已经转变为“可供支配的脑时间”³⁷的储藏室，从而幼稚化了。当代青年希望通过发展自己的关系空间（即使未必是真正的社会空间）来抵制这一局面。 为什么要加上这一保留？因为我不相信，一般的社会网络、尤其是社会技术网络，能够仅凭自身就促成社会群体的形成。也因为我相信，真正的问题在于社会网络与社会群体的配置关系（没有社会群体的社会网络，就相当于黑手党）。 这种配置不仅可能，而且完全可信，因为社会技术网络也是一个被书写的空间，因而是个体化的空间。但 原注 34. ‘Désir et technologies: Autour des jeux videos’，由 Mathilde Girard 负责，为研究所组织的 Thomas Gaon 与 Serge Tisseron 工作坊，2008年6月26日。 原注 35. 原文为英语。（英译者注。） 原注 36.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Adolescents acteurs*，http://iri.tw/h。 原注 37. 一位商业电视台主管那句声名狼藉的名言，用来表达他如何看待该频道的观众。（英译者注。） 要使这种配置实际成为可能，社会技术网络还应具有代际性；或者更确切地说：社会群体应把自身构成为社会—心理—技术网络的代际配置。³⁸ 社会技术网络多种多样，Facebook 只是其中一种。成年人已进入许多这样的网络，追求各种兴趣，从职业活动到宗教信仰，其间还有无数其他种类、形式的人生体验。社交网络代表的语法化，终将把传统社会网络的一切形式纳入其中，正如移民网络也一直与社会技术网络相连接。 我们在蓬皮杜中心研究与创新研究所，对现代文化采取鲜明的政治立场。对我们而言，这意味着，作为成年人，我们必须以最用心、同时也是最慷慨的方式，承担发展社会技术网络的责任。它们应成为生产康德意义上的成熟与成年（majorité）的网络：成年人的网络，让年轻成年人得以找到通向成年之路的网络，使他们在这个过程中从未成年人转变为成年人。在成年人自身已被如此严重地幼稚化的时代，这件事变得极为困难。 为此，我们需要在社交网络中建立受城邦规范、也就是政治化的朋友共同体。³⁹ 这些共同体应具有公民性质，即对自身个体化的条件采取批判立场。这一工程应依照对网络的药理学理解来进行；例如，完全应该能够进入网络，抵制同一网络中任何阻碍它具体实现为心理、技术与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东西。有必要在网络上、在网络中发展理论和实践知识共同体，建立批判空间，并为此发明迫切需要的政治技术。这又要求以论争性的跨个体化技术为基础，对元数据软件取得深入理解，并组织合乎逻辑、同时和平、善意且基于自愿贡献的论争。 这就是我们在 IRI 正在开展的工作。 ## 参考文献 Badiou, Alain. *De l’amour*, Paris: Flammarion, 1999. Foucault, Michel. *Discipline and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trans. Alan Sherida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77. Lacan, Jacques and Jacques-Alain Miller (eds). *Le Séminaire XVI: D’un autre à l’Autre*, Paris: Éd. du Seuil, 2006. 原注 38.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Du réseau social au groupe social*，http://iri.tw/f。 原注 39. 参见 Bernard Stiegler 讲座 ‘Désir et relation sociale à l’époque du social engineering’, ENMI 2008, *Communautés critiques*，http://iri.tw/e。 Lauxerois, Jean. ‘Postface à Aristote’, in Aristote, *L’Amicalité*, Chapitres VIII et IX de *Ethique à Nicomaque*, trans. Jean Lauxerois, Garches : Éditions À propos, 2002. Lévi-Strauss, Claude. *Tristes Tropiques*, trans. John Russell, New York: Criterion Books, 1961. Nora, Simon and Alain Minc. *L’Informatisation de la société*, Paris: Éd. du Seuil, 1997. Petit, Philippe and Vincent Bontems. *Economie de l’hypermateriel et psychopouvoir*, Paris: Mille et une nuits, 2008. Stiegler, Bernard. *Prendre soin. De la jeunesse et des générations*, Paris: Flammarion, 2008. ______.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 ______ (ed.) *Réseaux sociaux: Culture politique et ingénierie des réseaux sociaux*, Collection du Nouveau Monde Industriel, Limoges: FYP éditions, 2012. ______. *Bêtise et savoir au XIXème siècle. Pharmacologie de l’université*, Paris: Fayard, 2012. von Uexküll, Jacob. *A Foray Into the Worlds of Animals and Humans: With a Theory of Meaning*, trans. Joseph D. O’Neill,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2010.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 et sa genèse physico-biologique*, second edition, Jérôme Million, Paris: Pari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 1997. Whorf, Benjamin Lee. *Linguistique et Anthropologie*, Paris: Gonthier Denoël, 1956. # 反对再媒介化 / 戴维·M. 贝里（DAVID M. BERRY） 数据　媒介　计算的 软件　网络　代码　GOOGLE 用户　程序缺陷　时间　技术 再媒介化　信息 在当代生活中，社会性成为某种特定形式的技术聚焦与强化的场所。当然，传统社会经验也参与过各种形式的技术中介与格式化，并受到控制技术支配。例如，想想电话怎样组织谈话：它降低空间邻近的价值，同时强化某些身体反应与语言使用方式。因此，仔细追溯媒介谱系、认识技术与社会曾经相遇的各种方式，就十分重要——其中也包括失足、错误、死胡同和死亡媒介。然而，这种对媒介的理解，日益被归结为“再媒介化”（remediation）概念。人们认为，这一概念既有助于思考媒介变化，又维持媒介特殊性的观念。赋予它当代用法的博尔特和格鲁辛说： > 我们把一种媒介在另一种媒介中的再现称作再媒介化，并将论证：再媒介化是新数字媒介的一项界定性特征。乍看之下似乎晦涩的实践，实际上极为普遍，以至我们可以辨认出数字媒介将其前身再媒介化的各种方式组成的谱系；这一谱系取决于人们感知到的新旧媒介之间竞争或对抗的程度。¹ 但在我看来，尝试理解计算媒介时，我们现在必须超越关于以往技术经验模式与媒介之再媒介化的讨论。我认为这很重要，理由有若干，既有理论的，也有实证的。首先，从理论上说，再媒介化已成为霸权概念，因而丧失了理论力量与价值。它的直觉可追溯到麦克卢汉所谓新媒介的内容是旧媒介的观点——麦克卢汉实际上将“复归”视为媒介的一条“定律”。² 可我认为，除去这个颇为平常的论点，这一做法既使我们对“新”媒介的特殊性与物质性不再敏感，更成问题的是，它复活了一种媒介幽灵学：旧媒介概念“附身”于新媒介形式。虽然对旧时的“新”媒介而言，这或许有几分真实——即便在这里，我也有些怀疑——但在数字媒介，尤其是 原注 1. Jay David Bolter and Richard Grusin,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0, p. 45. 原注 2. Marshall McLuhan and Eric McLuhan, *Laws of Media: The New Science*,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2. 计算媒介的背景下，这个概念在我看来越来越无益。其次，再媒介化指向一种媒介形式的深度模型，鼓励假设某种原初媒介、起源（origo），或者甚至让其作为先验条件潜伏其中。这样便能通过双重运动来解读计算性，并使对数字性的否认正当化：一面惊叹计算媒介的新颖性，一面把先前的媒介形式实体化为计算媒介“内部”的东西。第三，我不认为它准确描述了计算媒介的实证状况；事实上，它遮蔽了计算性在结构和形式上的特殊性。其进一步效应是，计算媒介分析被置于某种透镜或方法之下，而这种透镜或方法正是经由此前关于再媒介化的主张获得正当性的。第四，我认为再媒介化依靠视觉中心性取得力量：它对媒介形式的概念化隐含着视觉取向，一种媒介包含另一种媒介的方式，依赖一种深刻的视觉隐喻。考虑到20世纪视觉媒介形式的霸权，这一点十分重要。最后，也正因如此，我认为我们应该将再媒介化概念历史化。在我看来，它确实是一个适用于20世纪媒介技术的概念，其形态来自特定历史语境：根据那些先前媒介形式的物质性来思考媒介，以及围绕它们形成的、看似适切的一整组概念。我们需要用另一套术语思考计算媒介，淡化——至少减少——把再媒介化看成类似镜子之物的背景假定，而将媒介看作做某事的行动能力或手段；这意味着超越屏幕来思考。 与再媒介化的论述相对，在计算媒介语境中，我想思考“去媒介化”（de-mediation）：一种媒介形式不再占主导地位，变得边缘化，随后被吸收／重构于一种新媒介之中，后者对它进行“入媒化”（en-mediate）。使用“入媒化”，我想让人注意与格式有关的边界如何被固定：也就是对先前媒介的再现或模仿——但它既不是“同一个”媒介，也不是被“包含”在新媒介之中。这一区分很重要，因为在入媒化发生的时刻，计算范畴与技术改变了新近入媒化的形式——我想到的是新美学及相关计算美学所提供的例子。我也想突出入媒化的过程性质；换言之，入媒化需要持续工作，才能使已经入媒化的媒介稳定下来。从这个意义上说，计算媒介与入媒化深刻相连，后者是通过数字技术进行中介的总体过程。理解入媒化的一种方式，是把它看作指向一种范式转变：我们应当怎样理解“中介”，而它并不关乎“穿过”或“信息传递”本身。相反，在此讨论中，入媒化旨在列举并揭示计算中介作为机器处理的特殊性。 因此，我想迅速转向思考：使社会性入媒化意味着什么？使用“社会性”一词时，我特别想到20世纪媒介为社会交往提供的中介基础；这些基础经由入媒化便成为新的东西。因此，社会交往不是被再媒介化，而是被入媒化——也就是说，社会的计算中介不同于广播媒介的中介过程；它具有特殊性，若依赖再媒介化概念理解它，这种特殊性就会被遮蔽。因此，并不是某种原初社会交往形式 以某种方式被编码在媒介里，再在历史上发生的多次再媒介化中被重新呈现。相反，这是特定社会交往形式的入媒化；在这一过程中，这些形式本身被转变、被建构，并以若干不同存在模式成为可能。 因此，本文探讨社会交往与入媒化的关系，特别是它们与代码、软件的关系。这样做是因为社会交往与入媒化日益交织。也就是说，代码与软件成为人类生活的可能性条件；关键在于，它们成为我们与非人行动者共同栖居的计算生态。³ 所以，我们需要考虑这个新的计算世界，思考如今如何在一个高度入媒化、以代码为基础的处境中生活。计算机代码与软件不仅是机制；它们代表一种极其丰富的媒介形式。它们与以往媒介形式实例的区别，在于高度过程化。它们还可以被授予行动能力，继而把这种能力作为规定施加给其他行动者；不过，它们依然处在人类能够尝试理解的范围内。正如基钦所论： > 软件创造与使用的惊人增长，源于其涌现性与可执行性：它把世界编码为规则、例程、算法和数据库，再利用这些东西在世界中工作，使日常生活的诸方面变得可编程。虽然软件并不完全具备感知和意识，却可以表现出某些“活着”的特征（Thrift and French, 2002）。这种性质十分重要，因为代码使技术能以自主方式在世界中工作——也就是说，无需人类监督或授权，便可处理数据、评估情况并作出决定。⁴ 代码和软件作为计算媒介，具有这种深刻的互动特征，因此在日常生活中的使用有极高的可塑性，并不可避免地越来越深入生活世界——社交媒体显然是其中一个重要例子。这相对于旧媒介形式已经制造、并继续制造特定的紧张关系，也为管理公众与娱乐业及政治之间的关系，并将这些关系景观化，带来问题。入媒化概念承接了上世纪批判理论家的关切，尤其是他们对个体性遭清算和文化趋同的忧虑；数字性是这一过程的一种特定、范式性的形式。不过，人们也认为，计算媒介内部包含一种即使称不上革命性、也至少激进的内核。⁵ 原因在于，代码／软件似乎为结社网络中的个人自主提供了相对的可供性，使人们能够分享信息、进行沟通。 尽管如此，这里我希望把入媒化理解为一个宽泛概念，关联着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共同构成的组合体。目的在于探究：通过计算设备、 原注 3. Matthew Fuller,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原注 4. Rob Kitchin, ‘The Programmable City’,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B: Planning and Design*, 38.6 (2011): 945. 原注 5. 见 David M. Berry, *Copy, Rip, Burn: The Politics of Copyleft and Open Source*, London: Pluto Press, 2008；以及 Paola Antonelli, ‘States of Design 03: Thinkering’, *Domus*, 4 July 2011, http://www.domusweb.it/en/design/states-of-design-03-thinkering-/。 流、云或网络部署代码／软件，会使哪些变化成为可能；米彻姆称之为“人造物的新生态”。⁶ 以计算为基础的装置大量增殖，实在令人惊叹。每年公布的统计数字，都向我们说明新的计算世界影响何其深远。例如，4.27亿欧洲人（即65%）使用互联网，超过90%的欧洲网民在网上读新闻。⁷ 当然，这些计算设备既不静止，也不沉默；其相互连接、通信、运行、影响和使用，尚有待充分研究。研究之所以愈发困难，既因为底层硬件技术使变化速度惊人——设备越来越小、越来越紧凑、功能越来越强、耗电越来越少——也因为驱动它们的软件在复杂度、能力、范围和智能方面不断增长。当然，我们也应关注这些设备生态中过度分享或过量收集数据的问题，用户无法控制、无法“为自己删改”；最近曝光的 Path 和 Hipster 自动收集用户通讯录数据事件，就是例证。⁸ 计算设备与系统还使新的社会本体论及相应社会认识论的组合成为可能；在计算社会中，我们日益将它们视为理所当然，例如 Wikipedia、Facebook 和 Twitter——可以说，这是由计算性入媒化的新社会形式。计算设备及其赖以建立、从中获得力量的计算原则，渗透到我们在日常生活中运用和发展知识的方式之中，其程度令人吃惊；只是我们早已低估其重要性，使之退居背景。例如，戴维·扎克斯⁹写过，n 元语法之类的计算方法正被广泛用于解码日常生活。¹⁰ 从移动设备瞬间调取信息，将其与其他数据流结合，通过实时社交网络展开辩论和批判，随后编辑、发布、传播到全世界——如果这些能力尚未开始变得如此平常，我们本会觉得不可思议。 事实上，备受宣传的“情境时代”（Age of Context），正建立在分布式计算、云服务、智能设备、传感器以及围绕移动技术的新编程实践所实现的可能性条件之上。这种新的计算范式强调：连接多种技术十分重要；这些技术通过实时流和 API（应用程序编程接口）提供数据，从而使这些技术设备内部产生一种新型智能。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原注 6. Carl Mitcham, ‘The Importance of Philosophy to Engineering’, *Teorema*, Vol. XVII/3 (Autumn, 1998): 43. 原注 7. Robin Wauters, ‘427 Million Europeans are Now Online, 37% Uses More than One Device: IAB’, *The Next Web*, 31 May 2012, http://thenextweb.com/eu/2012/05/31/427-million-europeans-are-now-online-37-uses-more-than-one-device-iab/。 原注 8. ‘iPhone Apps Path and Hipster Offer Address-book Apology’, *BBC*, 9 February 2012,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6962129。 原注 9. David Zax, ‘You Can’t Keep Your Secrets From Twitter’, *Fast Company*, 26 July 2011, http://www.fastcompany.com/1769217/there-are-no-secrets-from-twitter。 原注 10. n-gram 是从一段给定文本或语音序列中提取的“n”个项目组成的列表。基本单位可以是字母、单词、音节等。Google n-gram viewer 是用此技术检索文本语料库的一个好例子：http://books.google.com/ngrams。 Google 的新产品“Google Now”：它依据用户以往行为、偏好、Google 搜索结果历史、智能设备传感器、地理定位等提供算法预测，试图比用户“先想一步”。正如其说明所言： > Google Now 在恰当时刻提供恰当信息。一天开始之前，它告诉你今天的天气；出门上班之前，它告诉你预计路况如何；站在站台上时，它告诉你下一班列车何时到来；你喜爱的球队正在比赛时，它告诉你比分。最棒的是什么？这一切自动发生。一整天里，卡片都会在你需要的时刻出现。¹¹ 这些新技术形成一个组合，创造新产品、新服务、新趣味和欲望，也创造介入预先思考的能力——Google 称之为“增强人类”（Augmented Humanity）。¹²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延续了如下观念：“人类意识被放到显微镜之下”以后，“被无情暴露出其可怜的本相：一种短暂、稍纵即逝的现象”。¹³ 增强人类与情境计算的构想，旨在补救人类认知能力的这一“问题”。技术开发者知道，此处必须谨慎行事，正如 Google 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所透露：“Google 的政策是一直走到令人毛骨悚然的那条线前，但不越线。”¹⁴ “毛骨悚然的界线”就是公众和政治人物认为资本主义企业已越界进入监视、控制和操纵的那个点——当然，Google 内部对这些技术的试验，可能激进得多，侵入性也更强。这些新技术未必像乍看之下那么危险；毫无疑问，情境计算范式对生活忙碌的用户可能极有帮助，更像私人助理而非秘密警察。谢尔·伊斯雷尔认为，这个新的“情境时代”因若干相互竞争的技术汇流而成为可能。他写道，情境计算建立在： > ［1］社交媒体、［2］真正智能的移动设备、［3］传感器、［4］大数据和［5］地图绘制之上。我们认为，这五股力量的汇流形成一场完美风暴，其整体远远大于任何单独部分。¹⁵ 因此，今天代码／软件成为我们与所遭遇世界之间的关键中介，应该已不足为奇。它切断物理世界与我们身体之间的直接耦合，同时管理一个较为松散的软件化传输系统。在飞机设计中，这叫“电传操纵”（fly-by-wire）；实际上，电传操纵也是我们日益经历的计算环境的状况，我 原注 11. ‘Google Now’, Google, 2012, http://www.google.com/landing/now/。 原注 12. 见 Kit Eaton, ‘The Future According to Schmidt: “Augmented Humanity,” Integrated into Google’, *Fast Company*, 25 January 2011, http://www.fastcompany.com/1720703/future-according-schmidt-augmented-humanity-integrated-google。 原注 13. Donald，转引自 Nigel Thrift, ‘Re-inventing Invention: New Tendencies in Capitalist Commodific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35.2 (May, 2006): 284. 原注 14. Shane Richmond, ‘Eric Schmidt: Google Gets Close to “the Creepy Line”’, *The Telegraph*, 5 October 2010, http://blogs.telegraph.co.uk/technology/shanerichmond/100005766/eric-schmidt-getting-close-to-the-creepy-line/。 原注 15. Shel Israel, ‘Age of Context: Really Smart Mobile Devices’, *Forbes*, 5 September 2012, http://www.forbes.com/sites/shelisrael/2012/09/05/age-of-context-really-smart-mobile-devices/。 在别处称之为计算性（computationality）。¹⁶ 这是一种高度入媒化的存在，越来越成为（后）现代世界的特征。许多物体仍然牢牢保持物质性，处在我们触手可及之处；但不难看到，更加软件化的拟像已在地平线外若隐若现。当然，这并不是说软件没有物质性：它确实嵌入物理对象和物理环境，并且必须依赖物质载体才能运作，例如目前支撑计算社会的大型数据中心。尽管如此，软件的物质性无疑是一种不同的物质性、更纤薄的物质性，几乎可以说是物质性较少的物质性。这部分因为软件越来越倾向于把自身深处隐藏在矩形玻璃后面，而这些玻璃只对某些预定互动形式作出回应。这里我既想到实体键盘与触控板，也想到 iPad 和其他平板电脑上的触觉触摸界面，以及 Google Now、Apple Siri 所代表的新式预判界面。 ## 网页虫、信标和追踪器 几个例子有助于说明，这个以代码为基础的世界如何日益使周围世界入媒化。首先，可以考虑日渐增多的所谓“网页虫”（web bugs，也称“网页信标”）：嵌入看似无害的表面、却在积极而隐蔽地收集我们数据与信息的计算机程序代码。¹⁷ 正如马德里加尔所解释： > 今天早上，如果你打开浏览器访问 NYTimes.com，在你点击与有关朝鲜和詹姆斯·默多克的新闻出现在屏幕之间的几毫秒里，发生了一件惊人的事。这一次访问的数据被发送给了10家不同公司，包括微软和 Google 的子公司、一群流量记录网站，以及其他规模较小的广告公司。这些公司几乎瞬间就能记录你的访问、放置专门为你的眼睛定制的广告，并扩充那个不断增长的关于你的在线档案……最近一次为期36小时的普通网页浏览中，追踪我互联网活动的公司名单如下：Acerno、Adara Media、Adblade、Adbrite、ADC Onion、Adchemy、ADiFY、AdMeld、Adtech、Aggregate Knowledge、AlmondNet、Aperture、AppNexus、Atlas、Audience Science……这还只是 A 开头的公司。我的完整名单包括105家公司，而现实中还要再多几十家。¹⁸ 网页虫是自动数据收集代理，被秘密嵌入我们浏览的网页。它们常放在一个仅有一像素的微小框架或图像中，小到肉眼无法看到；它们执行代码，悄悄把 Cookie 放到你的电脑上，以便追踪用户行为，并把用户的各种信息发送回自己的服务器。 原注 16. David M. Berry, *The Philosophy of Software: Code and Mediation in the Digital Age*, London: Palgrave, 2011. 原注 17. 其中包括 HTTP Cookie、本地存储对象（LSO）和文档对象模型存储（DOM Storage）。 原注 18. Alexis C. Madrigal, ‘I’m Being Followed: How Google – and 104 Other Companies – Are Tracking Me on the Web’, *The Atlantic*, 29 February 2012, http://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2/02/im-being-followed-how-google-and-104-other-companies-are-tracking-me-on-the-web/253758/。 这些数据存储过程最初于1990年代初被设计为“HTTP 状态管理机制”，使网页和网站能够储存当前收集的用户数据，即计算机科学所谓的“状态”（State）；它们被称为“Web 1.0 的网页虫”。¹⁹ 其初衷是让网站设计者实现某种关于用户的记忆，例如当前购物篮、偏好或用户名。公司很快便看出：利用这些早期的“Cookie”留下浏览、购买、点击行为的追踪信息，可以监控用户行为。²⁰ 算法追踪行为、收集用户数据与信息的能力，带来重要的隐私问题，也推动所谓行为营销和助推的发展。²¹ 随着 Web 2.0 技术及软硬件的发展，这些技术已复杂精巧得多，实际上成为 Web 2.0 的网页虫。²² 幸运的是，一些有用的软件项目正在出现，使我们能够追踪追踪器，例如 Collusion、Foxtracks 和 Ghostery。²³ 查看 Ghostery 关于 ChartBeat 公司²⁴的记录，可以看到如下描述： > 为网站和博客提供实时分析。界面逐分钟追踪访问者、加载时间及来源网站。这使实时用户互动成为可能，让发布者有机会在社交媒体事件发生时立即回应。ChartBeat 还通过 API 支持移动技术。²⁵ 网页虫在用户不知情的情况下，在浏览器中运行代码以完成这些分析；即使看到了代码，它看起来也极为复杂。²⁶ 较新的网页虫（Web 2.0）比先前的小段代码或单像素图像文件大得多。²⁷ 它们也不再那么以屏幕为中心，更少依赖 原注 19. Jaromir Dobias, ‘Privacy Effects of Web Bugs Amplified by Web 2.0’, in S. Fischer-Hübner et al. (eds), *Privacy and Identity Management for Life*, London: Springer, 2010, p. 245. 原注 20. “Cookie 是服务器可以在客户端计算机上设置和读取的小段文本，用以记录其‘状态’。它们的结构有严格规定，每个包含的数据不能超过4 KB。当用户访问某个域时，该域可以调用脚本，在用户机器上设置一个 Cookie。此后客户端与服务器之间的每次通信，浏览器都会发送这个 Cookie，直到它过期或被服务器重置。”（Sonal Mittal, ‘User Privacy and the Evolution of Third-party Tracking Mechanisms on the World Wide Web’, thesi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Stanford University, May 2010, http://www.stanford.edu/~sonalm/Mittal_Thesis.pdf, p. 10。） 原注 21. 行为主义路径参见 Nir Eyal, ‘How To Manufacture Desire’, *TechCrunch*, 4 March 2012, http://techcrunch.com/2012/03/04/how-to-manufacture-desire/。 原注 22. Dobias, ‘Privacy Effects of Web Bugs Amplified by Web 2.0’, p. 245. 原注 23. Ghostery 在“关于”页面如此自述：“成为网络侦探。Ghostery 是你观察无形网络的窗口——为了了解你的在线行为而被放进网页的标签、网页虫、像素和信标。Ghostery 追踪这些追踪器，并向你列出对你的活动感兴趣的广告网络、行为数据供应商、网络出版者和其他公司。”（‘About Ghostery’, Ghostery, 2012, http://www.ghostery.com/about。）另见 https://disconnect.me/。 原注 24. 见 http://chartbeat.com。 原注 25. ‘About ChartBeat’, Ghostery, 2012, http://www.ghostery.com/apps/chartbeat。 原注 26. 示例见 http://static.chartbeat.com/js/chartbeat.js。 原注 27. 其他示例见：Chartbeat, http://static.chartbeat.com/js/chartbeat.js；Google Analytics, http://www.google-analytics.com/ga.js；Omniture, http://o.aolcdn.com/omniunih.js；Advertising.com, http://o.aolcdn.com/ads/adsWrapper.js。 对特定图像文件的请求来统计使用量，而更加过程化、更具代理能力；其中往往包含复杂软件功能，在用户设备的浏览器（或应用）内运行。值得注意的是，即使对有经验的程序员而言，这些代码也极不透明，难以理解。人们确实有理由怀疑，其中使用了混淆技术：这种编程技术降低代码可读性，基本目的是保护公司免受观察。迄今检查多个网站上的若干网页虫后，我还没有找到任何一个，除了简短隐私政策以外，还说明代码究竟在做什么。Ghostery 再次显得有用，它可以提供有关某个网页虫的基本信息（如今据信已有数千种网页虫）。²⁸ 正如马德里加尔报道： > 实质上，〔网络广告倡议组织〕主张用户没有*不*被追踪的权利。“我们长期以来都承认，应让消费者选择：是否可以用有关其可能兴趣的数据，让广告与他们更相关，”〔他们〕写道。“但 NAI 准则同样承认，公司有时需要出于运营理由继续收集数据，而这些理由与依据用户在线行为进行广告定向是分开的。”公司“需要继续收集数据”，这却与用户“不被追踪”的愿望直接冲突。²⁹ 这些被称为网页虫、信标、像素或标签的东西，构成用户很少看到的隐蔽网络监视体系的一部分；但它通过猜测、引诱、引导和助推，使行为朝特定方向发展，正实时而深刻地改变用户的互联网体验。³⁰ Ghostery 在2010年给网页虫排序，识别出以下最常遇到的种类（相对于平均水平）：Revenue Science（250倍）、OpenX（254倍）、AddThis（523.6倍）、Facebook Connect（529.8倍）、Omniture（605.7倍）、Comscore Beacon（659.5倍）、DoubleClick（924.4倍）、QuantCast（1042倍）、Google Adsense（1452倍）、Google Analytics（3904.5倍）。³¹ 从遭遇频次的相对规模看，Google 显然在用户统计数据收集领域遥遥领先。这些数据很重要，因为正如摩根大通的伊姆兰·汗所解释，每位网站独立访客为 Amazon（电子商务）带来189美元，为 Google（搜索）带来24美元；Facebook（社交网络）虽然每位用户只带来4美元，但这一数字正迅速增长。³² 通过实时分析、客户历史、行为定向等手段留住并抓牢这些访客，越来越有利可图。事实上， 原注 28. ‘About Chartbeat’。 原注 29. Alexis C. Madrigal, ‘I’m Being Followed: How Google – and 104 Other Companies – Are Tracking Me on the Web’。 原注 30. 例如，使用“机器人”或“蜘蛛”抓取开放网页数据，通过聚合和数据分析建立用户数据储存库。有意思的是，Google 用于搜索结果的索引数据，大部分正是如此收集的。这也正在成为社会科学的一种数字方法，并提出尚未解决的特定数字研究伦理问题。见 https://www.issuecrawler.net/；http://socscibot.wlv.ac.uk/；以及 http://webatlas.fr/wp/navicrawler/。 原注 31. Andy Kahl, ‘Ghostrank Planetary System’, *Ghostery*, 5 April 2011, http://purplebox.ghostery.com/?p=1016021670。 原注 32. Jay Yarrow, ‘Chart of the Day: Here’s How Much A Unique Visitor Is Worth’, *Business Insider*, 5 January 2011,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chart-of-the-day-revenue-per-unique-visitor-2011-1。 Amazon 计算得出，了解并回应客户需求对获利至关重要，“页面加载仅慢一秒，每年就可能损失16亿美元销售额”。³³ 相应地，“Google 计算得出，搜索结果只延迟十分之四秒，每天就可能损失800万次搜索——意味着少展示数百万条网络广告”，因此收入也会减少。³⁴ 那些更明确地收集数据和信息的公司，往往制定了数据收集与隐私政策，例如 Facebook³⁵或 Google。³⁶ 克拉诺和麦克唐纳的分析发现，读完用户日常上网遇到的隐私政策，平均每年需要201小时，而且这些都是极其复杂的法律文件。³⁷ 因此，很少有人阅读也不足为奇。用户往往在没有明确意识到的情况下，同意了某些数据使用、收集、转售和聚合。例如，当你登录时，Facebook 会收集： > ……一份带时间戳的你所访问网址清单，并将它与你的姓名、朋友名单、Facebook 偏好、电子邮箱地址、IP 地址、屏幕分辨率、操作系统和浏览器配对。退出登录之后，它仍收集除姓名、朋友名单和 Facebook 偏好之外的一切，转而使用一个唯一的字母数字标识符追踪你。³⁸ 当然，网页虫是一种监视形式；公司用来监控员工的追踪技术包含网页虫，也丝毫不令人意外。例如，2006年惠普使用 readnotify.com 的网页虫，追查向记者 Dawn Kawamoto 泄密的内部人员，后来在美国众议院一个小组委员会作证时承认，“在某些情况下使用电子邮件虫，仍然是公司的惯常做法”。³⁹ 可见，这是一个纹理极其复杂的环境，目前却很少向用户提供诊断，甚至几乎没有警告。这个行业更喜欢用“透明 GIF”而不是网页虫一词；它显然急于避免监管，并尽量保持低调，以免引起太多其认为无端的关注。当前有关监管方向的部分讨论，聚焦于“请勿追踪”（do not track）标志：它可在 HTTP 标头中表达用户退出追踪的偏好。不幸的是，尊重这一标头的公司寥寥无几，目前美国或其他地方也没有要求它们如此行事的法律。⁴⁰ 技术行业中已有一些 原注 33. Kit Eaton, ‘How One Second Could Cost Amazon $1.6 Billion In Sales’, *Fast Company*, 14 March 2012, http://www.fastcompany.com/1825005/impatient-america-needs-faster-intertubes。 原注 34. Eaton, ‘How One Second Could Cost Amazon $1.6 Billion In Sales’。 原注 35. 例如 Facebook 的 ‘Data Use Policy’，http://www.facebook.com/about/privacy/。 原注 36. 例如 Google 的 ‘Privacy Policy’，http://www.google.com/policies/privacy/。 原注 37. Aleecia M. McDonald and Lorrie Faith Cranor, ‘The Cost of Reading Privacy Policies’, *I/S: A Journal of Law and Policy for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008 Privacy Year in Review issue), http://lorrie.cranor.org/pubs/readingPolicyCost-authorDraft.pdf。 原注 38. Dylan Love, ‘Here’s the Information Facebook Gathers on You as You Browse the Web’, *Business Insider*, 18 November 2011,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facebook-tracking-2011-11。 原注 39. Joris Evers, ‘How HP Bugged E-mail’, *CNET*, 28 September 2006, http://news.cnet.com/How-HP-bugged-e-mail/2100-1029_3-6121048.html。 原注 40. ‘Tracking Protection Working Group’, W3C, 2012, http://www.w3.org/2011/tracking-protection/。 自律动向，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近期也发布了一份报告。⁴¹ 不过，在目前关于欧盟《电子隐私指令》的争论中，第29条工作组（A29 WP）表示：“欧洲数字广告业代表——欧洲广告标准联盟（EASA）和 IAB Europe——制定的自愿方案，不符合最近修订的《电子隐私指令》关于同意和信息的要求。”⁴² 因此，欧盟可能先于其他地方立法。 随着从手机到 GPS 系统的计算联网设备使用日益广泛，这些追踪系统只会更具侵入性，更积极地从日常生活收集数据。因此，例如美国人对这些追踪技术的使用增长感到不安，也并不奇怪。皮尤研究发现： > 73%的美国人表示，他们“不能接受”被追踪（因为那会侵犯隐私）；只有23%说“可以接受”（因为能获得更好、更个性化的搜索结果）……尽管反对被追踪的比例很高，受访者中却不到一半——38%——表示知道如何控制被收集的自身数据。⁴³ 这些计算系统与表面能够向用户供应商品，却又需要采集数据、卖给广告商和营销公司来创收，这两者之间的矛盾，说明局面并不稳定。它也表明，用户对计算设备的地下深处多么缺乏认识：这些通用计算平台能把用户界面与设备的实际意图或运作分离，同时给用户一种仍然完全掌控计算机的印象。事实上，软件的入媒化与以往借再媒介化概念进行思考的尝试之间的这种断裂，对于凸显软件如何不同于先前媒介十分重要。加伯观察到： > 地下网络，表面幻象……关于这些东西，我们究竟想知道多少？我们真的想理解数据收集、个性化以及创造轻松愉快搜索体验的全部幕后工作的细微复杂之处吗……还是在某种层面上，我们宁愿让它继续保持魔法的样子？⁴⁴ 原注 41. Hayley Tsukayama, ‘FTC Releases Final Privacy Report, Says “Do Not Track” Mechanism May be Available by End of Year’, *Washington Post*, 26 March 2012, 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usiness/technology/ftc-releases-final-privacy-report-says-do-not-track-mechanism-may-be-available-by-end-of-year/2012/03/26/gIQAzi23bS_story.html。 原注 42. Jennifer Baker, ‘European Watchdog Pushes for Do Not Track Protocol’, *PCWorld*, 6 March 6 2012, http://www.pcworld.com/businesscenter/article/251373/european_watchdog_pushes_for_do_not_track_protocol.html。 原注 43. Megan Garber, ‘Americans Love Google! Americans Hate Google!’, *The Atlantic*, 9 March 2012, http://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2/03/americans-love-google-americans-hate-google/254253/。关于皮尤“Search Engine Use 2012”研究的更多信息，见 http://pewinternet.org/Reports/2012/Search-Engine-Use-2012/Summary-of-findings.aspx。 原注 44. Garber, ‘Americans Love Google! Americans Hate Google!’。 确实，据阿伦报道，“免费版 Android 应用消耗的能量中，多达75%用来投放广告，或追踪并上传用户数据”。⁴⁵ 也就是说，热门应用的免费版本，大部分处理工作都用于监控用户活动，并将它们传回服务器。⁴⁶ 代码／软件暗中监控用户、甚至掩盖自身处理活动的能力，无疑将日益成为政治、经济以及技术问题。⁴⁷ ## 生活流 最后，我想把网页虫的这些发展与一种名为“生活流”（lifestreaming）的自我监测技术联系起来，也就是“量化自我”的观念。⁴⁸ 随着 Twitter、Facebook 等“实时流”平台的发展，这些技术近年来不断扩张。确实，有人认为：“我们终于来到这样一个阶段：人们自愿提供有关自己具体活动的信息，往往包括地点、和谁在一起、做什么、对正在做的事情感觉如何、在谈些什么……我们从未拥有这样的数据，至少从未达到这样的细致程度。”⁴⁹ 《经济学人》作了一个有用的描述，认为： > 衡量事物以描绘朝目标前进的进度，这个观念在大型组织里司空见惯。政府统计贸易数字、医院候诊时间和考试成绩；公司衡量营业额、利润和库存。但个人使用指标远没那么普遍，显著的例外是试图减肥或改善体能的人……不过，有些人正在这样做。这是一个混杂的群体，包括早期采用者、健身狂热者、技术布道者、自我成长成瘾者、黑客，以及患有各种健康问题的病人。他们共同相信，收集和分析日常活动数据，可以帮助改善生活——这种做法叫作“自我追踪”“身体黑客”或“自我量化”。⁵⁰ 使用计算设备监测健康信号，并将其反馈到计算界面、数据可视化和实时流等之中的现象，是社交媒体的下一步。它闭合了网上个人信息的循环；这些信息虽然名义上仍属私人，却由公司储存和访问，而公司希望利用这些生物数据进行数据挖掘、发现创新。 原注 45. Jacob Aron, ‘Free Apps Eat up Your Phone Battery Just Sending Ads’, *New Scientist*, 18 March 2012, http://www.newscientist.com/article/mg21328566.400-free-apps-eat-up-your-phone-battery-just-sending-ads.html。 原注 46. Abhinav Pathak, Y. Charlie Hu and Ming Zhang, ‘Where is the Energy Spent Inside My App? Fine Grained Energy Accounting on Smartphones with Eprof’, *Eurosys 2012*, 2012, http://research.microsoft.com/en-us/people/mzh/eurosys-2012.pdf。 原注 47. 以下商业软件是用户控制自己暴露于追踪器、网页虫和计算行动体的程度的例子，不过问题是：你为什么选择信任它们？https://cloudcapture.org/register/ 和 http://www.abine.com。 原注 48. 见 http://quantifiedself.com/。 原注 49. Randy Rieland, ‘So What Do We Do With All This Data?’, *Smithsonian*, 23 January 2012, http://blogs.smithsonianmag.com/ideas/2012/01/so-what-do-we-do-with-all-this-data/。 原注 50. ‘Counting Every Moment’, *The Economist*, 3 March 2012, http://www.economist.com/node/21548493。 “生活流”最初是戴维·盖伦特与埃里克·弗里曼在1990年代提出的构想。⁵¹ 他们将其描述为： > ……按时间排序的文档流，充当你电子生活的日记；你创建的每一份文档，以及别人发给你的每一份文档，都储存在生活流中。流的尾端包含过去的文档（从你的电子出生证明开始）。离开尾端、走向现在，流中会出现较近的文档——正在撰写的文章或新电子邮件；其他文档（图片、通信、账单、电影、语音邮件、软件）则储存在其间。越过现在、进入未来，流中包含你将需要的文档：提醒、日历事项、待办清单。你通过少量功能强大的操作工具管理生活流，它们让你透明地储存信息，按需组织信息，过滤和监控传入信息，以一体化方式创建提醒与日历事项，并把大量文档“压缩”为概览或执行摘要。⁵² 盖伦特最初把它们描述为“编年流”，⁵³ 突出其与文档和文本储存有关的叙事维度与时间维度。今天，我们更可能把它们理解为“实时流”，以及 Twitter、Facebook、Google+ 等系统提供的时间线功能。它们日益成为推动计算创新的界面设计模式，尤其在移动与定位技术领域。不过，与盖伦特和弗里曼描述的文档中心模式不同，还有由简短更新组成的微型流，典型代表是 Twitter：它的更新长度为140个字符，与短短信相当。即便如此，这点文本空间仍足以容纳惊人的数据量，尤其把地理信息、图像、网页链接等也计算在内时。史蒂芬·沃尔夫勒姆从1989年开始系统收集自己的数据，无疑是最早这样做的人之一。他解释道： > 电子邮件是我系统归档的一种数据。从中可以学到极多东西。我一直收集的另一种数据是按键。多年来，我记录了自己敲下的每一个键——如今已超过一亿次。⁵⁴ 这种自我收集确实正越来越普遍，在反思性与自我认识的语境中，它提出了有趣的问题。收集的数据规模也可能相当庞大，而且缺乏结构。不过，更好的数据 原注 51. Eric Thomas Freeman, ‘The Lifestreams Software Architecture’, PhD diss., Department of Computer Science, Yale University, May 1997, http://www.cs.yale.edu/homes/freeman/dissertation/etf.pdf；以及 David Gelernter, ‘Time To Start Taking The Internet Seriously’, *The Edge*, 3 March 2010, http://www.edge.org/3rd_culture/gelernter10/gelernter10_index.html。 原注 52. Eric Thomas Freeman, ‘Welcome to the Yale Lifestreams Homepage!’, 2000, http://cs-www.cs.yale.edu/homes/freeman/lifestreams.html。 原注 53. David Gelernter, ‘The Cyber-road Not Taken’, *The Washington Post*, April 1994. 原注 54. Stephen Wolfram, ‘The Personal Analytics of My Life’, *Stephan Wolfram blog*, 8 March 2012, http://blog.stephenwolfram.com/2012/03/the-personal-analytics-of-my-life/。 管理，以及从非结构化或半结构化数据中检索和发现信息的技术，无疑将在未来揭示我们日常生活的模式。⁵⁵ 这种收集与发送数据的方式，因移动应用的使用而加速。移动应用相对小巧、自成一体，通常执行单一的特定功能。例如，iPhone 上的 Twitter 应用让用户向时间线发送更新，也能搜索其他时间线、查看个人资料和信息流等。不过，以应用形式开发时，它们也能利用本地设备的能力，特别是设备包含智能手机上常见的精密感应电路时，就可以记录 GPS 地理位置、方向等。到了这一步，生活流与网页虫监测、收集网络活跃用户数据的活动，就越来越相似。事实上，活动流已成为一种标准，日益被纳入多种媒介和软件之中，并跨越它们。活动流本质上把用户事件或活动编码为一种可以通过计算传输、随后聚合、检索和处理的形式： > 最简单的活动由行动者、动词、对象和目标组成。它讲述某个人对某个对象或借助某个对象执行动作的故事——“杰拉尔丁把一张照片发到她的相册”或“约翰分享了一个视频”。多数情况下，这些组成部分是明确的，但也可能是隐含的。⁵⁶ 不过，数据与活动收集只是图景的一部分。要成为反思性数据，就必须对其原始状态进行计算处理；这种原始状态可能有结构、无结构，或二者结合。此时通常会把数据可视化，一般用图表或时间线；也可以用热图、图论等技术，反复处理数据，找出底层数据集中的模式。不论是个人还是聚合使用，也就是无论对个人用户（或生活流记录者）还是组织（例如 Facebook）而言，关键都在于匹配模式、比较数据细节，例如与某种常态、历史数据集，或其他人的总体、群体、类别进行比较。 因此，这种模式化的使用是一种动态实时反馈机制，为行为、规范等提供导向；同时也提供一种文档式自恋，似乎给用户的存在以确认和地位。即使所谓游戏化形式——授予竞争积分、徽章、荣誉和地位商品——也可以更一般地被看作在用户群体内建构等级社会结构。它还鼓励用户把自己理解为一组部分对象、碎片化的“可分体”（dividuals），或松散连接的属性， 原注 55. 沃尔夫勒姆进一步写道：“分析我保存的各种数据，能弄清那么多事情，真令人惊讶。实际上，还有许多别的数据类型，我在这篇文章里甚至没提到。我还保存了多年整理好的医疗检查数据（以及目前还不太有用的完整基因组）、GPS 位置轨迹、逐个房间的动作传感器数据、无穷无尽的企业记录，还有更多更多……仔细想来，我想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更早开始收集更多数据。”（Wolfram, ‘The Personal Analytics of My Life’。） 原注 56. ActivityStreamsWG, ‘JSON Activity Streams 1.0’。 这些属性被收集为按时间排列的数据点，接受干预与控制。这可以理解为一种对自我的计算式关怀，由更广阔计算环境中的一支寡视装置（oligopticons）⁵⁷大军协助实现；它们观察并储存行为与情感数据。然而，这种自我是通过使数据获得意义的代码与软件来协调的。因此，代码和软件负责通过意义的稳定化及其网络，为行动者创造并维持重要性和叙事。⁵⁸ 我们怎样才能把这些案例研究结合起来，思考生活于代码和软件之中意味着什么，以及它对研究和计算社会理论化等更广泛探索有何影响？ ## 结论：代码、计算行动体与情境 似乎有一条线索贯穿网页虫与生活流：数据收集、监控和实时反馈，无论公开还是隐蔽。我们当然可以继续孤立地研究这些现象，用再媒介化来思考；这类研究确实能产生富有成效的知识。但在我看来，要更好理解这种软件入媒化，需要关注代码和软件所代表的计算性。⁵⁹ 这些系统最有趣的方面之一在于，人类在许多情况下成为促成数据传输的载体，从而为计算经济提供燃料。入媒化概念试图把计算技术的这种组合体性质纳入考虑。用户主动下载那些公开宣称会收集数据的应用；当他们的活动被“小弟弟”们观看、记录，并可供日后回放或分析时，他们或许确实从中获得存在层面的慰藉或认可。因此，网页虫在许多方面也是生活流，只不过这种生活流未经被监测用户的授权。执行收集的是我们可以称为“计算行动体”（compactants）的东西，它们被设计来以被动进攻的方式记录数据。⁶⁰ 用 compactants（computational actants，即计算行动体）这个概念，我想特别强调收集信息的计算代理的被动进攻特征：一方面，它们在表面之下，相对温和而沉默，带有被动性；另一方面，它们又积极囤积数据，监测行为信号、情感流等。⁶¹ “compact”一词还带来有用的联想：把所有必要组件或功能整齐装进小巧的包裹，以及表达的紧凑简洁。其源自拉丁语 compact，意为紧密置于一起或连接 原注 57.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原注 58. 一个特别好的例子见 http://open.sen.se/：“让你的数据历史有意义。私密储存你的信息流，并使用丰富的可视化和混搭工具，理解正在发生什么。”（Sense, *Feel. Act. Make sense*, 2012, http://open.sen.se/。） 原注 59. Berry, *The Philosophy of Software*。 原注 60. 即计算行动体，行动体（actant）概念来自行动者网络理论。 原注 61. 当然，计算行动体不只是“内部”数据收集代理；它们也可能位于你的数据资源和网络之外，试探如何进入。这类未经授权访问个人数据的行为日益增多，被称为数据盗窃的工业化。见 Scott M. Fulton, ‘The Industrialization of Data Theft: Verizon’s Staggering New Data’, *ReadWrite*, 22 March 2012, http://readwrite.com/2012/03/22/the-industrialization-of-data。 在一起，也几乎道出了网页虫及其相关技术的性质。从“伴侣行动体”（companion actants）的角度看，compactants 这个名称同样有用。⁶² 因此，“计算行动体”是理解软件如何进行入媒化的一个重要中层概念。 有趣的是，计算行动体的构成方式，可以被理解为具有数据收集／可视化的二元结构，每一端都是一种特定运行模式。当然，由于生成的数据往往极其庞大，计算处理和聚合常被转移到“云”，或专门为此设计并通过网络访问的服务器计算机。例如，许多病毒确实常常尝试“呼叫总部”，报告状态、上传数据或提供更新机会；更新可能把自身变得更具攻击性，也可能修正程序缺陷。 我们还可以思考，由计算行动体阵列或网络组成的这些更广泛计算系统，究竟以谁为接收对象；在许多情况下，那个对象是未来的行动者。量化自我运动明确承认，“未来自我”将被要求改掉当下自我的坏习惯和不良行为。换言之，计算设备有一个维度似乎要求：软件不只是中介过去和现在，也要对概率性的未来进行入媒化。也就是说，未来自我具有明确的规范语境：你作为当下的自我，可能正以不公平、不道德的方式对待未来自我，或没有充分顾及所谓“未来自我连续性”。⁶³ 这种内置的未来倾向，令人着迷地反映出计算系统内部的时间表征：时间被入媒化为具有时间序列结构的实时数据流，往往组织为列表。因此，过去（储存的数据）、现在（当前的数据收集或经过处理的档案数据）和未来（既是系统的伦理接收对象，也是潜在的数据和使用提供者），往往深深嵌入运行这些系统的代码中。在某些情况下，未来也具有客观存在，作为通过情境计算呈现的概率投射，确实成为一个代码对象：它实时更新，以模型形式包含未来状态的主要特征。计算天气预测系统与气候变化模型都是例子。 有许多例子表明，关注当代社会中使众多生命、记忆和生命政治系统与产业入媒化的代码和软件，能够同样深刻地揭示：我们如何使用代码和软件，以及由此产生的结构性假设、条件与可供性。我们使用计算模型越来越多，也倾向于把代码／软件可视化的屏幕表征与我们可能称为现实的东西混淆——更不用说，我们未能理解代码的入媒化怎样共同建构并深度参与当今日常生活的稳定化。即便如此，在制度语境里，代码／软件尚未被完全纳入 原注 62. Donna Haraway, *The Companion Species Manifesto: Dogs, People, and Significant Otherness*, Chicago: Prickly Paradigm Press, 2003. 原注 63. Alina Tugend, ‘Bad Habits? My Future Self Will Deal With That’, *New York Times*, 24 February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2/25/business/another-theory-on-why-bad-habits-are-hard-to-break-shortcuts.html?_r=3&pagewanted=all。 这些社会系统的特定逻辑，而且在许多方面削弱了这些结构性、制度性形式。⁶⁴ 我们必须保持警觉：软件工程本身还是一门相对年轻的学科，其系统化、理性化努力零碎而不完整；许多耗资惊人的软件系统失败案例，便是明证。当然，代码／软件研究并不容易，所需技术仍处于起步阶段；即使广泛借鉴自然科学、社会科学、艺术与人文学科的研究，我们也仍在发展自身的理解。但这应当为批判理论家带来希望和方向：既包括当下试图提出批判和反事实可能性的理论家，也包括未来的理论家，因为代码／软件是一个特别丰富的场所，适合干预、争辩与拆解代码／软件系统。⁶⁵ ## 参考文献 ‘About ChartBeat’, Ghostery, 2012, http://www.ghostery.com/apps/chartbeat. ‘About Ghostery’, Ghostery, 2012, http://www.ghostery.com/about. Activity Streams Working Group. ‘JSON Activity Streams 1.0’, Activity Streams, May 2011, http://activitystrea.ms/specs/json/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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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aniel Solove, ‘“I’ve Got Nothing to Hide” and Other Misunderstandings of Privacy’,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 12 July 2007, http://papers.ssrn.com/abstract=998565。 原注 2. Stephen Frosh, *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 London: Palgrave Macmilan, 2010, p. 32. 原注 3. D.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2nd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05. 原注 4. Jessica Benjamin, *Shadow of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 Psychoanalysis*, 1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Jessica Benjamin, *Like Subjects, Love Objects: Essays on Recogni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社交媒体如何投资心理生活？社交媒体是一种结构化平台，以极为独特的方式连接语言、技术、经济和心理：语言如今既是心灵的反映，也是一组信息技术。思想、情感和情绪不再只是从人的心灵发出；在一个通过人们表达自我、度过生活而获利的环境中，它们成为搜索引擎和推荐软件如今能够生产的有价值产品。 因此，除了 Wikipedia，大多数热门社交媒体都受到营利动机的侵入；社交媒体的信息处理能力，使无形思想、情感和情绪组成的心理生活得以向市场化敞开。因此，现在应发展一种心理生活的政治经济学：我们需要研究，通过把不同政治、经济、文化、技术、语言和心理过程结为联盟，服务于特定利益（即商业获利）的权力形态如何被结构化。社交媒体政治经济学具体要追问：这些结构化动力，如何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内部及彼此之间发展出的界面、数据储存库和信息处理系统，得到组织并形成模式。这样的分析计划，将使我们能够从心理参与的角度辨认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 ## 自由沟通与获得解放的生活？ 社交媒体，尤其是 Google 世界的各部分（Blogger、YouTube、Google+）、社交网站（Facebook）和微博平台（Twitter）等最流行的平台，已经根本解构了以下关联：作为不受束缚的信息交换的自由沟通，与积极社会变化、集体及个人赋权和转变之间的关联。社交媒体看起来把民主、自由、不受审查的沟通承诺，与营利性事业调和起来。按照如今的主流叙事，2011年阿拉伯之春这样的民主革命，是由巨型社交媒体平台，尤其 Facebook 和 Twitter，使之成为可能的。 于是，有意义的联结、创造潜力和变革行动（简言之，使生活值得过的东西），似乎与营利动机携手并进。按照这种叙事，所发展的是哪种社交媒体并不重要：无论营利还是非营利，社交媒体都意味着朝向更加平等、更具社会关联性的沟通形式的不可否认的进步。 将不受束缚的沟通与积极转变画等号，问题在于它只看到社交媒体的一个方面：界面层面上人类用户之间的沟通。社交媒体远不止于此：软件和信息机器也与用户沟通，尤其通过搜索建议、定向推荐和自动更新。此外，社交媒体上的沟通不只发生在界面层面，也在后台通过用户数据的流通发生，生成大量个人画像信息，再出售给第三方。 因此，我们现在需要考虑：用户间自由沟通，不应被完全等同于积极转变和解放。毕竟，我放到 营利性社交媒体上的内容，不再属于我，而被捕获、监测，用于我本无意的目的。我或许可以自由沟通，但所表达的东西可能未经我同意就被私有化、纳入监视和监控。 当然，也可以说用户之间的沟通仍然重要；无论使用什么数据捕获系统，它都可以在人类领域演变、流通，并产生深远的社会、政治和心理影响。然而，社交媒体在试图确立信息意义的过程中，扮演着关键角色。它们不只是显示信息，还把信息从更有意义到较少意义排列次序。不同社交媒体有不同排序逻辑，但越来越与个性化有关，也就是联结网络中的接近程度：有意义的，是靠近我、说我的语言、被我的网络喜欢、符合我及同辈观点的东西。因此，人类沟通的政治不只是关乎说了什么或发布了什么，而是日益关乎社交媒体的信息逻辑，以及它如何分配信息、确立信息层级、赋予信息意义。 面对这一新语境，我们应当警惕过去被视为不容置疑的自由沟通与向好转变之间的关联，尽管营利性社交媒体正以此假设为基础。社交媒体的意识形态认为，平台越了解用户，就越能服务其需求、建议探索路径并找到答案。因此，社交媒体不只是分享信息和沟通的场所；它们为我们如何度过日常生活、如何与他人共处，提供模式与指引。社交媒体日常、无处不在，也关乎心理。其目的是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想要什么、该怎样感受、下一位朋友应是谁、下一部最喜欢的电视剧、小说或电影是什么，哪些政治事业值得关注，等等。 然而，社交媒体的一个悖论是，在持续寻找意义的过程中，最终反而使沟通变得无意义。这也许更像一种西方的“那又怎样？”现象：如此多行动者和公民出现在社交媒体上，却往往没有带来任何有意义的变化。“有意义”是这里的关键词：社交媒体造成沟通政治的解构，单单说出某事已不够。任何人类沟通若要有意义，就必须被别人注意到，继而引发某种政治行动、社会变化或意识转变。 问题在于，社交媒体上的沟通并不总会引向变革实践和有意义的行动。更多时候，提高对某个问题的认识，只停留于无休止的讨论。我并非说不能采用沟通策略来处理这种现象，但社交媒体平台内置着一种矛盾逻辑：为了留住用户注意力，对意义的寻找必须永不结束，任何满足都必须是暂时的，或不断被推迟。因此，当网络与现实的变革可能性隔绝时，信息在其中持续流通，便产生了无意义。 此外，把数据收集与个性化所用的特定搜索逻辑结合，并不等于映照出用户未知的欲望和心理需求，尽管营利性社交媒体很擅长让我们相信二者相同。尤其是，社交媒体受到过度正向连接的困扰：它假定，幸福的人就是不断在网上与别人联结的人。不受打扰、保持距离观察、感到疲倦的权利——简言之，与别人建立多种联结，包括负向联结的权利——在营利性社交媒体上往往不存在。 总之，社交媒体把自身插入我们的生活，作为帮助生活展开的媒介，尽管它在这方面取得的成功有时会被营利动机抵消。治疗情境通常鼓励我们在善意他人的支持下，主要依靠自己来实现改变；社交媒体则让我们把不确定和欲望排遣出去，确实到别处寻找答案。因此，我们批判性关注的重点，应放在社交媒体通过个性化推荐、建议和劝诫，寻求接触并匹配人类心灵的那些时刻。 ## 从机器主体化到心理投资 社交媒体平台在一条细线上摇摆：一边是丰富我们的生活，另一边是随着对我们的了解不断增长而过度控制生活。不能否认其中任何一个方面，因为两者内在相连：营利性社交媒体的经济成功，建立在用户不断寻找意义、联结和自我发现，并与之挣扎的基础上。社交媒体利用沟通、信息网络和数据挖掘，生产出我们可以投入这种寻找的方式。我们需要一个框架，理解社交媒体上的生活已变成什么，尤其要理解：资本主义动机与心理生活通过软件平台和数据联网发生这种有问题的结合后，呈现出怎样的新轮廓。 因此，我想进一步探究社交媒体后台的数据流通，同时把注意力从软件和网络架构问题转向生活问题：社交媒体怎样把自身嵌入那种通过向世界敞开而发现自我的过程？这种探索已经充分展开，有赖于自治主义研究识别出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兴起：它在金融和技术上投资于创造力、智慧、知识和语言，以取得经济成功。 用户数据流通关乎对主体化的管理。⁵ 研究主体化，就是研究我们成为特定主体的过程。当我们受到教育、邀请、强迫、胁迫或说服，试图融入特定权力形态时，主体化就发生了。在营利性社交媒体环境中，这种实现可以表现为：购买 Gmail 或 Facebook 账户向我们推荐的产品，或在观看所选视频之前必须先观看 YouTube 原注 5. Maurizio Lazzarato,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trans. Joshua David Jordan, New York: Semiotext(e), 2012；Franco ‘Bifo’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trans.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New York: Semiotext(e), 2009；Paolo Virno, *A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For an Analysis of Contemporary Forms of Life*, trans. Isabella Bertoletti, James Cascaito and Andrea Casson, 1st US edition,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上的广告。在这些情况下，我们被强烈邀请去适应顾客的主体位置，并认识到：证明自身存在的一种核心方式，是购买商品。 不过，这种经典的消费者主体化，只是营利性社交媒体上发生之事的一个方面。主体化也意味着通过不断更新状态、接受推荐、点击链接等，总之通过持续使用平台，融入社交媒体平台的逻辑。这些好行为可以获得奖励：如果我邀请别人使用某个平台，就可以得到更大账户存储空间、购物抵用额和其他好处。当我们被邀请和鼓励采用特定用户方式时，主体化就发生了——这包括表达自己的方式、重视平台信息逻辑及其推荐系统的方式，以及与别人交往的方式。做一个“好”用户的最大好处之一，是被网络的其他人认可和看见：我越多在 Facebook 上贡献内容、与同辈互动，并接受自己无法控制数据，我的贡献就越突出，我也就越受欢迎；我越多在其他社交媒体平台评论产品，就越会被呈现为可信赖的贡献者。 这种奖励系统让用户感到被赋权、拥有更多可能性，符合福柯把权力理解为生产性的、而非完全压抑性的定义。⁶ 主体——此处即社交媒体用户——必须遵守一些规则和做事方式，才有可能丰富自我。自治主义思想的影响，是理解通过社交媒体发展起来的新资本主义形式的关键：这种资本主义直接以用户的主观生活为食，创造消费的理想条件。⁷ 社交媒体关心的不是出售商品，而是创造可供商业化开采的态度和主体位置。 主体化虽是重要分析场域，但必须记住：主体概念不等于心理生活。主体化可在多个层面运作：心理层面，也包括生物、政治、经济等层面。反过来，心理生活不能被化约为主体化过程的一个方面；它还包括我们遭遇世界、从中取得行为模式、期待和信念时，所产生的多种有意识与无意识反应。⁸ 关注对主体化过程的心理反应，促使我们分析一个完整的人类经验领域；迄今这个领域主要在精神分析中讨论。在关系理论里，分析主体化与心理生活之间关系的一种方法，是“假自体”概念。⁹ 假 原注 6. Michel Foucault,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1980. 原注 7. Maurizio Lazzarato,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原注 8. Judith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st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86. 原注 9. D.W. Winnicott, ‘Ego Distortion 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 in D.W. 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Inc., 1965, pp. 140-152. 自体的生成，是为了适应个人无法控制的外在压力，而真自体——能够创造、生成意义、转变自身的自体——则被埋藏起来。其结果，是普遍感到生活空虚、耗竭，并伴随抑郁、苦闷、压力和偏执等心理健康问题。因此，接下来我想主张：抑郁、解离、欲望、满足感，以及寻找依恋对象、处理与他者的关系，如今都必须纳入任何对社交媒体的批判路径，包括政治经济学路径。 连接心灵问题与批判研究的桥梁已经在建设中：主体性理论已经与精神分析理论结合¹⁰；同时，自德勒兹与瓜塔里的《反俄狄浦斯》¹¹，以及瓜塔里关于分裂分析的工作¹²以来，心理生活就被带出精神分析情境的边界，成为政治和技术问题。总体而言，向非物质劳动形式的转变，让我们更加认识到，心灵状态反映了当代权力斗争。比福对“工作中的灵魂”的探索¹³，以及将抑郁、压力和偏执考察为资本主义系统产物的研究，展示了通过信息技术开采心理生活的这一新转向；这一资本主义系统通过投资人类创造和想象能力，以人类心灵为食。 在社交媒体的情形中，对自己作为主体化场所所处位置的不满，产生了一系列当前批判和政治经济分析往往忽略的现象：面对持续收到的个性化信息流时的倦怠、偏执、不参与、冷漠和耗竭，都应考虑在内。雪莉·特克尔的《群体性孤独》¹⁴虽然常被概括为又一份对社交媒体的悲观描述，却提出了重要一点：通过使用社交媒体，我们把自己的脆弱——对联结、承认和意义的需要——暴露给一种技术装置，而这种装置已把自己塑造为能够替我们理解世界的东西。问题在于，为发现自己在世界中的位置而与世界联结，并不等于网络连接：社交媒体中持续发生的链接，几乎不为停顿、建设性的断裂，以及寻找世界给予安心感的新方式留下空间。 ## 过渡性媒介 面对这种可以称作心理资本主义的新语境，营利性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可能是什么样？到这里应该已经清楚，用户界面设计只是答案的一部分。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会议非常有益地指出：若想理解社交媒体产生的新型权力，用户在界面层面发生的沟通只是冰山一角。 原注 10. Butler,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Lauren Berlant,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原注 11. Gilles Deleuze,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st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原注 12. Félix Guattari,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trans. Taylor Adkins, New York: Semiotext(e), 2010. 原注 13. Berardi, *The Soul at Work*。 原注 14. Sherry Turkle, *Alone Together: Why We Expect More from Technology and Less from Each Other*,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1. 在界面层面，我们可能感到沟通与表达是自由的，任何人都能分享表达。但研究社交媒体平台的后台，以及可与商品相联的用户数据、个人资料、喜好、行为和偏好的流通与挖掘，至关重要。因此，对隐私、知识产权、黑箱平台和网络的担忧，凸显出权力斗争的场所已从人类行动者之间的沟通，转向个人数据在无形网络中的流通；这些数据又以持续不断的个性化推荐流返回，萦绕着我们。确实，不仅在线上，而且随着地理定位工具扩散，也能在现实世界追踪个体用户的能力，引发人们对隐蔽营销在生活中过度存在的严重忧虑。 我关于社交媒体与心理生活的论点，应被视为这种隐私关切的延伸：通过持续追踪和画像，社交媒体试图锁定个人心灵向世界敞开的潜在时刻。由此提供的个性化商品化与营销新市场，还刚开始被界定；但不难看出，臣属策略不断深入心灵，会带来何种风险。 我并不想否认社交媒体负面方面的关键重要性，但现在想转向考察更有变革潜力的一面。这真正关乎社交媒体平台如何把自身安置为心理和主观生活的核心组成部分：我们越来越把它们当作自我发现、建立关系（亲密或较表面、友谊或职业联络）的平台，简言之，作为与他人和自己共处的平台。在许多方面，这项工作已在进行：替代社交网络的设计，显然包括反思作为用户的条件，以及用户之间、用户与技术之间的理想关系。¹⁵ 把社交网络技术看成心理生活的辅助，并对之反思，旨在为推进这些思考提供新的概念工具。 任何变革计划，包括政治计划，都需要开启一种可能性感。社交媒体确实开启这种感受，但它对营利动机的关注，会限制、并且往往最终否定通过与别人真实相遇而产生的创造可能性感。这种可能性感不能只是物质层面的，还必须进入心理生活。因此，我们从经济学和信息政治转向心理治疗与社会治疗，考察社交媒体如何丰富生活。这个药理学视角，来自斯蒂格勒的药理学概念：某物因剂量以及与其他成分的混合而既可为毒、也可为药。¹⁶ 它要求超越连接性，转向真实承认来思考社交媒体。也就是说，我们需要把社交媒体发展为这样的空间：在其中，我们不只是与他人取得联系，还能充分探索与他人的关系意味着什么，以及这些关系如何帮助生成创造与转变的感受。 原注 15. Christopher M. Kelty,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原注 16. Bernard Stiegler, *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Malden and Cambridge: Polity, 2010. 问题是，为恢复创造力和生命力而培养心理转变，主要是在精神分析诊所这种非常特定的情境中处理的：治疗师与一位或多位来访者投入特定时间，努力解决那些阻碍真实自体形成的冲突与问题；真实自体能够界定并寻找意义。当然，这种情境很难移植到社交媒体平台。尤其是，当代精神分析情境依赖于中介的缺席：主要转变模式，是来访者与治疗师之间直接的言语交换。不应让社交媒体以某种人工智能的身份重新进入心理生活，承担客观解释心理症状的传统治疗角色。相反，正如当前精神分析治疗依靠反思和探索治疗师与来访者之间的关系空间，社交媒体也可以充当中介空间，在个人的具体处境中探索创造力的轮廓。 因此，把社交媒体概念化为过渡性空间，大有可为。“过渡性”观念来自温尼科特对儿童与特殊玩具或物品（如某只特别的泰迪熊或某条特别的毯子）关系的分析。温尼科特认为，这些物品具有根本的过渡功能，因为它们提供一个既非完全处于儿童心灵内部、也非完全属于外部现实的场所。¹⁷ 过渡性客体在内外之间提供安全空间，使主体可以在其中试探外部世界。过渡性客体的概念可以延伸至艺术，因为艺术体验把创造力和新潜能的感受传递给观者，并将之唤醒。因此，问题是：怎样把社交媒体设计成过渡性空间？这要求思考，怎样运用信息和数据处理，使用户能够创造、排练、玩味自己与他人的表征。 与此同时，必须发展一种不只提供游戏模拟的社交媒体。否则会培育唯我论环境，一切都变得不真实、被模拟，并与外部生活隔绝。因此，把社交媒体视为过渡性空间，要求我们将其理解为提供朱迪斯·巴特勒¹⁸所谓的承认规范：我们借以考察、理解、塑造自己相对于他人是谁的空间与模式。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过渡性媒介的社交媒体，应包含反思真实相遇的空间，并能够提高我们对与他人共同作为世界中主体之条件的认识。这些建议目前看起来或许过于宽泛、含糊，但可能有助于就技术中介下与他人和世界的联结，发展新的视角。 ## 心理生活与承认的重要性 不必说，谈论心理生活充满风险；第一项极其现实的风险是：将爱、孤独、渴望等情感与情绪带到前台，听起来可能十分矫情，因为它们通常不被视为任何“严肃”政治与批判计划的一部分。然而，只从狭义信息政治角度看待社交媒体，将是一个错误：社交 原注 17. D.W. Winnicott, *Playing and Reality*。 原注 18. Judith Butler, *Frames Of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USA, 2010. 媒体不只是控制工具，而是我们借以生活的平台；我们越来越多、甚至有时完全通过它们，表达对意义与联结的追寻。不考虑这一追寻的多种后果——从隐私问题和监视，到心理生活的商品化——将不利于设计可行的社交媒体替代方案。 社交媒体向心理生活施加特定连接模式：它们不是提供内容（那是其他用户或第三方的工作），而是提供模式，使内容交换成为有意义地确认个人在世界中位置的行动（与朋友、制度、文化文本等等相联系），并因此能够引向行动（如购买商品或参与政治行动）。当然，这种模式化并不顺畅；我们在营利性社交媒体中经历的情绪与存在层面的不满，是经济动机与心理发展相互渗透的重要指标。反过来，解构这种渗透，可以引向对社交媒体在心理生活中所扮演角色的新理解。 ## 参考文献 Benjamin, Jessica. *Shadow of the Other: Intersubjectivity and Gender in Psychoanalysis*, 1st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1997. ______. *Like Subjects, Love Objects: Essays on Recognition and Sexual Difference*,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Berardi, Franco ‘Bifo’. *The Soul at Work: From Alienation to Autonomy*, trans. Francesca Cadel and Giuseppina Mecchia, New York: Semiotext(e), 2009. Berlant, Lauren. *Cruel Optimism*,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2011. Butler, Judith. *The Psychic Life of Power: Theories in Subjection*, 1st edition,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7. ______. *Frames Of War*, London and New York: Verso Press USA, 2010. Deleuze, Gilles. *Anti-Oedip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1st edition,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1983. Foucault, Michel. *Power/Knowledge: Selected Interviews and Other Writings, 1972-1977*, New York: Vintage, 1980. Frosh, Stephen. *Psychoanalysis Outside the Clinic*, London: Palgrave Macmilan, 2010. Guattari, Félix. *The Machinic Unconscious: Essays in Schizoanalysis*, trans. Taylor Adkins, New York: Semiotext(e), 2010. Kelty, Christopher M. *Two Bits: The Cultural Significance of Free Software*, Durham and London: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oks, 2008. Lazzarato, Maurizio. *Révolutions Du Capitalisme*, Paris: Empêcheurs de Penser en Rond, 2004. ______. *The Making of the Indebted Man: An Essay on the Neoliberal Condition*, tra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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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nnicott, *The Maturati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onment: 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Emotional Development*, New York: International UP Inc., 1965, pp. 140-152. # 扇舞：隐私如何在超公开时代兴盛 / 内森·尤尔根森（NATHAN JURGENSON）与 PJ REY 隐私　公开性　社会的 更多　媒体　信息 新的　舞台　公开　当……时 最多　其他　前台 后台　扇　舞 我们这个数字互联的当下，其历史已在书写之中：学界内外的作者构建了一套现代神话，讲述社交媒体及其他数字技术如何侵蚀我们曾珍视的隐私，并以大众公开性的新文化运动取而代之。但我们认为，这种数字大众暴露癖叙事是虚构的，建立在一个错误假设之上：隐私与公开性是零和关系。常见的简单说法是，公开性以隐私为代价；我们则提出一种反叙事，展示二者的辩证关系：隐私与公开性深深交织、相互强化，甚至可能随着数字信息越来越无处不在而一同增长。我们还认为，揭示与隐藏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至少部分解释了社交媒体为何如此诱人。 我们并不质疑生活越来越公开这一观点。¹ danah boyd 在研究年轻人使用社交媒体时观察到这一趋势，指出：“青少年在所遭遇的公众空间中面临的经验，似乎更像名人的公共生活，而不像他们父母面对的经验。”² 实证数据支持通过社交媒体分享信息已十分普遍的说法。2012年，48%的美国成年人每天使用社交网站（三年前只有27%）。³ 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预测，社交媒体不仅会继续吸引用户，用户也将更加活跃，因此“明年，人们分享的信息将是今年的两倍；再下一年，又将是前一年的两倍”。⁴ 从这个意义上说，个人被看见的机会可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 社交媒体生活中日益增加的公开性，使无数评论者感叹，人们似乎再也不可能拥有隐私；他们常常 原注 1. 另见 Nathan Jurgenson, ‘Rethinking Privacy and Publicity on Social Media: Part I’, *The Cyborgology Blog*, 30 June 2011, http://thesocietypages.org/cyborgology/2011/06/30/rethinking-privacy-and-publicity-on-social-media-part-i/。 原注 2. danah boyd, ‘Why Youth <3 Social Network Sites: The Role of Networked Publics in Teenage Social Life’, *MacArthur Foundation Series on Digital Media and Learning – Youth, Identity, and Digital Media Volume* (2007): 119–142. 原注 3. ‘Trend Data (Adult)’, *Pew Internet and American Life Project*，访问于2012年10月27日，http://www.pewinternet.org/Static-Pages/Trend-Data-%28Adults%29/Online-Activities-Daily.aspx。 原注 4. Saul Hansell, ‘Zuckerberg’s Law of Information Sharing’, *The New York Times*, 6 November 2008,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08/11/06/zuckerbergs-law-of-information-sharing/?gwh=0092D1D22D3F8C5BEF616585D8A33F35。 诉诸对奥威尔“老大哥”的恐惧和其他类似夸张说法。各种新闻出版物的科技版，充斥着“隐私的终结”“隐私如何在网上消失”“颠覆：在联网时代寻找隐私”或“你的生活被撕开：分享是陷阱”等标题。⁵ 在这种媒体环境下，若有人相信隐私已成往事，也情有可原。 人们日益相信，所有新数字平台和设备提供的公开性，意味着我们所熟悉的隐私已死；由此增长的道德恐慌，建立在一个简单却很少被承认的假设上：关于隐私与公开性关系的性质，人们认为二者是两极对立，必然以彼此为代价。多数学者和评论者似乎都默默相信，隐私与公开性是零和的。 我们提出另一种理论：许多情况下，新社交数字技术带来的并非预设的取舍，而是隐私和公开性的共同增长。 ## Facebook 扇舞 > 她缓慢、克制而流畅地拨动起伏的羽毛，一把扇子扫向侧面，另一把便接替其位置，遮住她裸露的肩膀至膝盖……着迷的观众伸长脖子，想偷看一眼……⁶ > 当然，我跳扇舞时是裸体的，但整个构想就是你必须始终遮住自己。吸引力就在于那种也许能看见点什么的幻觉。⁷ > 我给自己找理由……反正谁会知道这些扇子后面是什么呢？⁸ 扇舞（以及更广义的滑稽艳舞传统）以揭示与隐藏的循环互动为特征。因此，它是理解隐私与公开性一般如何运作的绝佳隐喻。⁹ 为发展这一扇舞 原注 5. ‘The End of Privacy?’, *The New York Times*, 14 July 2012, http://www.nytimes.com/2012/07/15/opinion/sunday/the-end-of-privacy.html；Steven Lohr, ‘How Privacy Vanishes Online’,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rch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3/17/technology/17privacy.html?gwh=7F7171A571EFAC9BADB349DB73396060；Nick Bilton, ‘Disruptions: Seeking Privacy in a Networked Age’, *The New York Times*, 14 October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10/14/seeking-privacy-in-a-networked-age/；Andrew Keen, ‘Your Life Torn Open, Essay 1: Sharing Is a Trap’, *Wired*, 3 February 2011, http://www.wired.co.uk/magazine/archive/2011/03/features/sharing-is-a-trap?page=all。 原注 6. Cheryl Ganz 对 Sally Rand 的描述，见 Cheryl R. Ganz, *The 1933 Chicago World’s Fair: A Century of Progress*, Champaign, Illinoi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2. 原注 7. June Wilkinson 访谈，载 Tom Weaver, *I Was a Monster Movie Maker: Conversations with 22 SF and Horror Filmmakers*, Jefferson, North Carolina: McFarland & Company, 2001. 原注 8. Sally Rand, ‘The Recollections and Thoughts of Sally Rand’, interview by Studs Terkel, 1971, http://www.studsterkel.org/htimes.php。 原注 9. Marc Smith, ‘A Link to Social Media Network Visualization: Picturing Online Relations and Roles’, iSchool Colloquium Series, University of Maryland, College Park, 15 September 2009；Nathan Jurgenson, ‘Rethinking Privacy and Publicity on Social Media: Part I’；Nathan Jurgenson and PJ Rey, ‘Comment of Sarah Ford’s Reconceptualization of Privacy and Publicit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5 (2012): 287–293. 隐喻，我们回看让·鲍德里亚使用“淫亵”（obscenity）与“诱惑”（seduction）概念的方式。¹⁰ 对鲍德里亚而言，“淫亵”是揭示一切、将事物完全暴露的冲动；“诱惑”则是策略性地有所保留，制造魔法般、令人着迷的兴趣的过程（他称之为与“非场景的淫亵”相对的“场景”）。 在鲍德里亚的词汇中，扇舞是诱惑性的场景，而不是淫亵，因为扇子的每次移动都同时揭露和遮蔽身体的某些部分。舞者的动作暗示着被遮住的“部位”，却从不完全揭开。扇子是让事物可见或不可见、已知或未知的工具。随着舞蹈推进，我们只是更加具体地意识到仍被隐藏的东西：舞者身体未被遮掩、完全暴露的全貌。正是在已知与未知的这种互动中，舞蹈变得如此迷人。 在包括社交媒体在内的日常生活中，隐私与公开性的运作大体也是如此。两者相互牵连，或者如某些学者所说，是“辩证的”。也就是说，隐私通过公开性来界定，而不是通过反对公开性来界定。最敏锐的隐私行动者早已理解这一点，包括早期一代黑客行动者： > 在电子时代，开放社会需要隐私。隐私不是秘密。私事是一个人不想让全世界知道的事，秘密则是一个人不想让任何人知道的事。隐私是有选择地向世界揭示自己的权力。¹¹ 公开性与隐私都是任何披露行为的一部分：一个是展现的能力，另一个是保护的能力。二者彼此依赖。正如密码朋克倡导密码学时所认识到的，我们有时在拥有更多隐私时，反而会分享更多。因此，相信隐私与公开性相互独立，和相信它们彼此对立一样错误。两者跳着一支复杂、且往往彼此强化的舞。 ## 前台与后台 承认揭示与隐藏相互强化、相互依存，也见于谈论社交媒体时或许最常被引用的理论家之一。社会学家欧文·戈夫曼提出了许多帮助理解社会过程的概念隐喻；虽然他的写作远早于社交媒体兴起，却仍深受研究新数字技术者欢迎。其中最流行的，或许是其关于自我呈现的“拟剧”框架：把人类互动描述为无尽的表演系列。¹² 戈夫曼所谓“前台”，就是表演中观察者看得见的方面。个体在前台扮演的各种角色，往往由社会规定；按他的话说，“前台往往是被选择的，而不是被创造的”。¹³ 换言之，个体 原注 10. Jean Baudrillard, *Fatal Strateg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0 (1983). 原注 11. Hughes, Eric, ‘A Cypherpunk’s Manifesto’, 1993，可见 http://www.activism.net/cypherpunk/manifesto.html。 原注 12. Erving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1959. 原注 13.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22. 必须采用适合其所处制度的特定脚本。这些脚本具有规范性，说明在某些场合应如何表演。 因此，前台表演往往呈现理想化的自我版本；这需要大量工作与准备，而这些并不可见于表演本身。戈夫曼举出的这种无形身份工作的一个例子，是访谈及其他公开信息交换所特有的“经过计算的自发性”： > 要作一场听起来真正随意、自发、轻松的广播讲话，讲话者可能必须极其仔细地设计稿子，逐句试验，以贴近日常谈话的内容、语言、节奏和速度。¹⁴ 为创造个人可见表演而进行的这种无形工作，被认为发生在后台。它是创造公众人格所必需的私人工作。戈夫曼由此承认隐私与公开性的辩证关系：每场新表演都需要新的后台准备；新的公开经验伴随着新的私人经验。他甚至在全书结论中明确承认，前台与后台、可见与不可见是辩证相连的（当今多数引用他的评论者忽略了这个事实）： > 所有社会互动之下，似乎都存在一种基本辩证法。当一个个体来到他人面前，他会想弄清处境的事实。若掌握这些信息，他便能知道并顾及将要发生什么，也能在符合自己明智自利的范围内，给予在场他人适当待遇。要彻底揭示处境的事实性质，个体就必须知道有关他人的所有相关社会数据；还必须知道他人在互动中所作活动的实际结果或最终产物，以及他们对自己最内在的感受。这种完整信息极少能够取得；缺少它时，个体便倾向于使用替代物——线索、试探、暗示、表达性姿态、地位象征等等——作为预测工具。简言之，因为个体关心的现实当下不可感知，只能依赖表象来代替。矛盾的是，个体越关心无法感知的现实，就越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在表象上。¹⁵ 正如扇舞，可见之物使观看者着迷，从而强化对不可见之物的兴趣。简言之，戈夫曼的前台并不侵占后台；两者相互依存。 这种解读与声称我们的生活已全部变成前台的观察者相矛盾。即使聚光灯可能始终照在我们身上，后台仍是持续表演的必要部分。诸如“电子媒介促进了前台与后台之间‘中间区域’的发展” 原注 14.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32. 原注 15.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249. 这样的说法之所以有问题，是因为它们从根本上误解了后台是什么。¹⁶ 这些评论者往往把后台描述为个体背后的“真实”本质或自我，把前台描述为个体为了应付世界而必需的、不真实或不完整的表征。从这一观点看，前台不过是部分暴露（有时扭曲）的后台，只是冰山一角。然而，戈夫曼明确认为，自我存在于表演之中，而表演需要前台与后台：不存在超出为前台所作表演之外的自我，也不存在没有后台的前台。 真要说有什么优先性，戈夫曼反而把它给予前台，他说：“面具代表……我们努力实现的角色——这副面具是更真实的自我，是我们想成为的自我。”¹⁷ 这并不是说，个体不会有时自觉地进行以欺骗观众为目的的犬儒式表演。戈夫曼指出，通过仔细控制表象，“表演者既能放弃蛋糕，又能吃到蛋糕”。¹⁸ 但即使个体在实施欺骗，构成后台的也不是秘密本身，而是为了准备一场隐藏秘密的表演所作的一切工作。隐藏本身就是可见的表演。他举了一个虽明显过时、却有说明力的例子： > 中产阶级家庭主妇可能把《星期六晚邮报》放在客厅边桌上，却把一本《真实爱情》藏在卧室里（“一定是清洁女工留下的东西”）。¹⁹ 细读或重读戈夫曼，就能看清前台与后台从来不是二元对立，而只是扇舞中的两个环节：揭示中包含隐藏，而揭示只有通过进一步隐藏才成为可能。我们同意多数评论者，认为戈夫曼有助于理解隐私与公开性，但坚持必须以符合其自身辩证结论的方式来解读。如此理解，戈夫曼的拟剧模型与我们的模型高度一致。我们认为，其著作对于分析社交媒体仍有无穷用处；社交媒体正是当代许多隐私与公开性争论的核心。 ## “刷白墙”与“社交隐写” 在当代社交媒体中，很容易找到隐私与公开性相互强化而非零和的例子。例如 danah boyd 详细描述的两个突出案例：“刷白墙”（whitewalling）与“社交隐写”（social steganography）。刷白墙是指社交媒体用户高度公开地发布信息，随后有时每天删除大部分或全部信息，留下空白的（Facebook）留言墙。²⁰ 这样，用户此前互动就不会留下公开档案。社交 原注 16. Sarah Michele Ford, ‘Reconceptualizing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14.4 (2011): 550-567. 原注 17.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249. 原注 18.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41. 原注 19. Goffman, *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p. 48. 原注 20. danah boyd, ‘Networked Privacy’, Personal Democracy Forum, New York, NY, 6 June 2011. 隐写则是用户把消息隐藏在众目睽睽之下的做法。²¹ 例如，一个青少年可能发布歌词，在父母看来似乎没什么意义，对同辈却传达完全不同的含义。这可能是向一个群体（此处为朋友）公开表达严重困扰、却不让另一个群体（父母）知道的策略。 两种情形里，用户都高度公开（有时把极私密的信息发布给许多人看），同时又高度私密（删除内容，或把它藏在多重含义后面）。两个例子都把高度隐私与高度公开共同付诸实践，尤其后一例中，两者同时发生。传统的零和逻辑认为，隐私与公开性之间存在连续谱；由于这些行为既高度私密又高度公开，便应被放在连续谱的某个中点。²² 这个位置会与只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少量信息的人相似。然而，显然，刷白墙者与社交隐写者使用社交媒体的方式，在性质上有所不同：他们比偶尔使用的人投入更多，也更加私密、更加公开。把隐私与公开性误看作二元对立，甚至连续谱，便预设了零和取舍，无法把握人们通常使用社交媒体的不同方式。 刷白墙与社交隐写，是同时最大化隐私和公开性的较极端尝试；但更典型的社交媒体用户也会采用此类策略。例如，隐私控制选项的存在并不阻止分享，反而鼓励分享。有证据表明，分享最多的人，也最敏感于隐私设置。²³ 如果用户觉得无法有选择地分享，他们往往更可能保守秘密。正如我们的预测，社交媒体用户非常积极地调整隐私设置。例如，具有全国代表性的皮尤调查显示，2010年，65%的美国成年社交媒体用户调整过个人资料的隐私设置。²⁴ 2012年的类似调查表明： > 知道如何管理自身数据被捕获的人中，81%会采取这些措施。这一群体中，约75%使用网站隐私设置来控制有关自己的哪些信息被捕获；65%更改浏览器设置，以限制被收集的信息。²⁵ 原注 21. danah boyd and Alice Marwick, ‘Social Privacy in Networked Publics: Teens’ Attitudes, Practices, and Strategies’, Decade in Internet Time: Symposium on the Dynamics of the Internet and Society, Oxford University, 22 September 2011,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925128。 原注 22. Ford, ‘Reconceptualizing the Public/Private Distinction in the Ag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原注 23. Kevin Lewis, Jason Kaufman and Nicholas Christakis, ‘The Taste for Privacy: An Analysis of College Student Privacy Settings in an Online Social Network’,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4.1 (2008): 79-100. 原注 24. Mary Madden and Aaron Smith, ‘Reputation Management and Social Media’,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26 May 2010, http://www.pewinternet.org/Reports/2010/Reputation-Management.aspx。 原注 25. Kristen Purcell, Joanna Brenner and Lee Rainie, ‘Search Engine Use 2012’, *Pew Internet & American Life Project*, 9 March 2012, http://pewinternet.org/Reports/2012/Search-Engine-Use-2012.aspx。 如果文化潮流真在走向不受约束的暴露癖，我们就不会预期这种隐私关切伴随新的分享方式出现。然而，这些数据表明，网上分享或揭示信息的工作，与隐私及选择性隐藏的工作深深相连。 用户对隐私的关心，也表现为他们就各种隐私侵犯与社交媒体平台展开的高调抗争；这些事件成为公司的重大公关失误，并继续在世界各地法院中交锋。围绕不同社交媒体网站隐私政策的争论，并不是为了少分享而争取更多隐私。相反，用户也在寻求更大隐私，好让自己放心分享更多，也就是放心将生活的更多方面更加公开。公开性倡导者杰夫·贾维斯认识到这一点，他说：“隐私与公开性并不互相排斥；事实上，它们彼此依赖。”²⁶ ## 维基解密 我们提出隐私与公开性并非总是此消彼长、而往往相互强化，希望这一论点具有普遍性，适用于社交媒体个人资料之外的情形。例如，维基解密就是一个体现隐私／公开性辩证法的机构，也在策略行动中理解并运用扇舞方式。比如，当它收到重大泄密材料时，从不一次性公布全部信息，而常让信息慢慢流出——也就是说，维基解密使信息保持部分隐蔽——如此一来，每当泄密事件淡出头条，新一批文件的发布就会重新引来关注。而且，媒体对它还掌握哪些未公开文件的猜测，会进一步强化关注。这些私密的未知事物，反而增加公众可见度。因此，维基解密行动者认识到，实现透明目标的最佳方式，往往是运用隐藏机制。 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的哲学深具辩证性。他的目标是消除“共谋”；他用网络术语把它描述为“连通图”，或一群在内部分享信息、却拒绝向外部提供信息的个体。他认为，这种排他的信息交换有利于共谋群体内部的人，却损害外部的人。当信息无法再在组成这些排他信息网络的个体之间秘密传递时，共谋便不复存在。许多“开放政府”和透明倡导者认为，只要对容纳共谋的机构强制执行披露规则，就能击碎强大的共谋。唐纳德·塔普斯科特对透明的描述，代表了多数此类倡导者的典型观点： > 我把透明定义为：机构向顾客、员工、商业伙伴、股东等利益相关者提供相关信息的机会与义务——“相关”意指，拥有这些信息能帮助他们 原注 26. Jeff Jarvis, *Public Parts: How Sharing in the Digital Age Improves the Way We Work and Live*,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1. > ……证据表明，开放的机构会表现得更好……每家公司和政府都需要一项透明战略。²⁷ 阿桑奇则指出，有些反直觉的是，当机构被激怒而采取严厉措施堵漏、收紧并变得更加私密和隐秘时，透明反而得到推进。维基解密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激起这些反制措施；其假设是，施加内部隐私措施会减缓信息流，使机构运作效率降低、变得无效且易受颠覆。阿桑奇得出结论： > 当我们把共谋看作一个有机整体时，就能看到一个相互作用的器官系统，一个有动脉和静脉的身体；它的血液可能变得黏稠、流速减慢，直到它倒下，无法充分理解和控制周围环境中的力量。²⁸ 因此，维基解密的战略不只依赖公众对泄露文件的反应；它还期待，政府与公司为阻止泄密而作出回应时，会降低运行效率，最终变成更容易攻击的目标，也更无力施展权力。一旦如此，共谋的敌人就更容易攻破共谋，循环也会再次开始。 鉴于这种复杂的隐私／公开性观，媒体把维基解密称为“反保密组织”，名不副实。²⁹ 实际上，阿桑奇甚至赞许保密：“保密对许多事情很重要，但不应被用来掩盖滥用。”³⁰ 更好的描述或许是“反共谋”，并应理解，这一议程依赖对隐私和公开性双方的精巧运用。 ## Violentacrez 这一逻辑的另一个例子，是 Gawker 记者 Adrian Chen 对一名著名而有争议、网名为 Violentacrez 的 Reddit 用户实施“开盒”（doxxing）。³¹ “开盒”是网络俚语，指揭示某人的个人身份信息；此人此前以各种昵称、网名、头像等在线上匿名或化名活动。Violentacrez 曾管理多达400个讨论版，其中许多议题极具争议，挑战言论自由边界并侵犯他人隐私。有些讨论版涉及所谓“偷拍照”（多为未经同意拍摄女性，再发到网上供别人评论的照片）、死去儿童的照片、儿童色情 原注 27. Donald Tapscott and Clay Shirky, ‘Where Everybody Knows Your Name: How to Succeed in the Post-Privacy Age’, *The Atlantic*, 2 November 2012, http://www.theatlantic.com/business/archive/2012/11/where-everybody-knows-your-name-how-to-succeed-in-the-post-privacy-age/264468/。 原注 28. Julian Assange, ‘State and Terrorist Conspiracies’, *Cryptome.org*, 10 November 2006, cryptome.org/0002/ja-conspiracies.pdf。 原注 29. 例如 Shane Scott, ‘WikiLeaks Archive — Julian Assange Issues Warning’, *The New York Times*, 6 December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12/07/world/europe/07assange.html。 原注 30. Julian Assange, interview by Richard Stengel, *Time*, 30 November 2010,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34040,00.html。 原注 31. Reddit 是一个热门讨论论坛网站；“Violentacrez”读作“violent acres”。 以及许多其他内容。Chen 在报道时获知 Violentacrez 的真实身份，并在一篇受到广泛关注的报道中披露。³² 当被问及为何“开盒”此人（我们由此知道他的本名是 Michael Brutsch）时，Chen 的回答与阿桑奇的思路相近：保护那些被 Brutsch 侵犯隐私的人，比保护 Brutsch 的身份更重要。Brutsch 以及 Reddit 网站，部分正是通过给予用户隐私和匿名性，促成广泛的隐私侵犯。Chen 则用公开性来保护隐私：让一个人更加公开，可以让其他人有机会更加私密，只要他们愿意。 ## 名人文化 隐私／公开性的辩证法在线下也可见，例如名人文化。名人严密控制形象（服装、身体、性接触等）和其他信息（恋情、孩子、离婚等），不是因为他们想最小化公开性、最大化隐私。相反，他们往往控制信息，是为了以最能扩大曝光的方式发布。名人文化通过制造人为稀缺来操纵需求：需求从不被满足，却因发布足够的信息、提醒我们他们仍然存在，同时让我们觉得还有更多可知之事，而进一步被挑动。缓慢揭示的净效果，是制造比完全透明更多的话题与公开性。简言之，名人常把隐私用作获取曝光的工具。 这一现象最极端、虽非有意的例子，是《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 J.D. 塞林格；他极度隐居，使其成为一种神话人物，并赢得近乎教派般的追随者。Audie Conish 在题为“安息于隐私”的讣文中，描述了塞林格对隐私的强烈渴望： > 在我们这个浸透名人文化、人们仅仅为了出名而梦想成名的社会里，塞林格是反名人。他避开索求签名者，烧掉粉丝来信，躲避自己笔下的“假人”……他生活在与 Brangelina 和“八胞胎妈妈”相隔整个世界的另一端。当渴望成名的人企图闯过白宫大门、冲到舞台中央时，塞林格只想从后门溜走……今天，我不指望从我这一代任何人口中听到类似的话。我们在博客、Twitter 和 Facebook 上把私人生活洒遍互联网，也希望喜爱的演员与作家如此。³³ 这里，Cornish 陷入一个显著的施为矛盾：一方面赞颂塞林格据说为了隐私放弃曝光，另一方面却为他的隐私写了一篇高度公开的讣文。事实上，在她的文章里，他的隐私比他的作品更突出。这恰好展示出，塞林格的隐私如何使他成为如此显著的公众人物。 原注 32. Adrian Chen, ‘Unmasking Reddit’s Violentacrez, The Biggest Troll on the Web’, *Gawker*, 12 October 2012, http://gawker.com/5950981/unmasking-reddits-violentacrez-the-biggest-troll-on-the-web。 原注 33. Audie Cornish, ‘Rest In Privacy, J.D. Salinger’, *Weekend Edition Saturday*, NPR, 30 January 2010, http://www.npr.org/templates/story/story.php?storyId=123140347。 如果名人文化常常是以隐私换取公开性，那么 danah boyd 最近的一项观察则说明，这种辩证法也可以反过来：有选择地借助公开性促进隐私。 > 安吉丽娜·朱莉与比利·鲍勃·松顿结婚时，围绕她的媒体狂热极为强烈。她主动暴露生活的许多方面，火上浇油。一度，一名记者问她，为什么决定如此公开，放弃任何可能拥有的隐私。安吉丽娜回答，要实现隐私，最好的办法就是显得如此公开，以至没人费心去探究她想保护的领域。³⁴ 名人或许是最深地卷入公开性游戏的人，所以，他们往往也是最积极采取措施保护自身隐私的人，这并不奇怪。名人文化证明自己是隐私与公开性一个特别密集的辩证联结点，因此也是研究二者如何互动的理想案例。 ## 史翠珊效应 “史翠珊效应”描述追求隐私反而带来意外曝光的情形。名称来自这样一件事：著名歌手芭芭拉·史翠珊认为，一个海岸侵蚀监测项目拍摄的住宅航拍照片侵犯了她的隐私，于是诉诸法律，要求从互联网移除照片。³⁵ 诉讼前几乎没人看过照片，但法律行动的消息传出后，照片开始在网上迅速流传，大幅增加了公开程度。史翠珊最终败诉，但即使胜诉，照片也会比原来更加公开。 Techdirt 创始人迈克·马斯尼克在把史翠珊诉讼与佛罗里达一家度假村对 Urinal.net 的类似法律行动相比较时，创造了“史翠珊效应”一词。Urinal.net 是一个收集小便池照片的玩笑网站；它公开宣布，在发布该度假村一个小便池的照片后，收到停止侵权通知。几个新闻机构和网络讨论群体随后报道此事。马斯尼克在猛烈批评 Urinal.net 一案时，阐明了史翠珊效应的逻辑： > 律师们还要多久才能意识到：仅仅试图压制网上他们不喜欢的东西，就可能让绝大多数人原本永远不会看到的东西（比如某个海滨度假村小便池的照片），如今被更多人看到？姑且叫它史翠珊效应吧。³⁶ 更近的一次史翠珊效应，是山达基教会声称 YouTube 上一段汤姆·克鲁斯访谈侵犯版权；该访谈让山达基教显得很不光彩。YouTube 在诉讼威胁下 原注 34. danah boyd, ‘Dear Voyeur, meet Flâneur… Sincerely, Social Media’,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505-507. 原注 35. Mike Masnick, ‘Streisand Suing over Environmentalist’s Aerial Shots of Her Home’, *Techdirt*, 1 June 2003, http://www.techdirt.com/articles/20030601/1910207.shtml。 原注 36. Mike Masnick, ‘Since When Is It Illegal To Just Mention A Trademark Online?’, *Techdirt*, 5 January 2005, http://www.techdirt.com/articles/20050105/0132239.shtml。 移除了视频。但山达基教会的行动激怒了言论自由与透明行动者（事实上，Gabriella Coleman 指出，自 Usenet 时代以来，黑客行动者就与山达基教会及其“极端专有”的性质长期对立³⁷）。许多网站（最著名的是 Gawker³⁸）为抗议而重贴视频，新闻报道带来巨大网络流量。黑客群体 Anonymous 在山达基设施门前组织示威，并发布一系列视频，声称教会利用制度权力实施某种审查。媒体报道抗议时，又把更多流量引向视频。又一次，企图通过诉讼及其他制度机制隐藏信息，反而导致进一步揭露。³⁹ ## 地图上的空白点 如同史翠珊效应，地图和其他文件上的空白点、涂黑处与删节处，也是隐私可能产生意外公开性的例子。空白点是产生新知识的未知事物：即知道有东西缺失。从这个意义上说，隐藏行为也是揭示行为。借用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的话，空白点制造“已知的未知”。地理学家特雷弗·帕格伦描述了这种已知与未知的辩证法如何在空白点中运作： > 保密只能像创可贴一样起作用，是遮住某物的方法。但正如创可贴宣告它遮住了一处伤口，地图空白与涂黑文件也宣告有东西被藏起来。换言之，秘密往往不可避免地宣布自身存在。例如，政府从公共档案中撤下卫星照片，实际上就是广播机密设施的位置。地图上的空白勾勒出它试图隐藏的东西。于是，要真正保守秘密，连这些轮廓也必须成为秘密。随后，轮廓的轮廓也得保密，如此循环。⁴⁰ 某物被隐藏这一事实，往往以怀疑的形式引发更多关注，超过被隐藏之物本身原会引发的关注。 一个如今声名狼藉的空白点例子，是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利用职权，让自己的私人住宅在 Google 地图（及其他地图服务）上被涂掉。这一事实一经发现，《连线》的“Google Earth 为什么隐藏迪克·切尼的房子？”之类文章，就把全 原注 37. Gabriella Coleman, ‘Old and New Net Wars Over Free Speech and Secrecy or How to Understand the Lulz Battle Against 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 Global Café Series, The Institute for Public Knowledge, New York University, New York City, 31 March 2009. 原注 38. Nick Douglas, ‘Why Kids on the Internet Are Scientology’s Most Powerful Enemy’, *Gawker*, 21 January 2008, http://gawker.com/347367/why-kids-on-the-internet-are-scientologys-most-powerful-enemy。 原注 39. Robert Vamosi, ‘Anonymous Hackers Take on the Church of Scientology’, *CNET*, 24 January 2008, http://news.cnet.com/8301-10789_3-9857666-57.html。 原注 40. Trevor Paglen, *Blank Spots on the Map: The Dark Geography of the Pentagon’s Secret World*, New York: EP Dutton, 2009, p. 17. 国的注意力引向那所房子及其地理位置。⁴¹ 简言之，房子被隐藏这件事，使它（及其位置）更加公开。 更突出的例子，是引人注目的私密性，帮助美国情报官员识别出奥萨马·本·拉登藏身的院落。白宫反恐负责人虽然形容他“藏在眼皮底下”，但部分正是院落极端的私密性，使它引起情报官员注意。⁴² 《纽约时报》报道： > 这处住宅防卫如此严密、规模如此庞大，以至美国官员推测，它是为隐藏一个远比普通信使重要的人而建……物业估值100万美元，却既没有电话，也没有互联网连接。住户如此注重安全，甚至焚烧垃圾，而不学邻居把垃圾放到街上等待收走。⁴³ 美国官员从未在院落内部安插“眼睛”，但主要依据其周围极度的私密性，就决定实施突袭。 ## 终曲：社交媒体的诱惑 这里呈现的每个案例中，隐私与公开性都相互强化。然而，研究者、记者、评论者，以及几乎所有讨论这些问题的人，通常都假定隐私与公开性是一种取舍。相反，应当把二者视为在揭示与隐藏的扇舞中联结在一起。隐私可以使事物显眼，公开性也可以隐藏。 我们论证最明显的含义，是对宣告“隐私已死”的新闻报道、文章、书籍等保持深刻怀疑。证据根本不支持“网络揭开所有人的面具”“匿名在这里死亡”或“网络意味着遗忘的终结”等说法。⁴⁴ 齐格蒙特·鲍曼在《卫报》上提出我们可能正在目睹“匿名的终结”，也同样不正确。⁴⁵ 这些评论者说公开性正在扩张，这一点没错；但我们必须记住，与常见假设相反，公开性的扩散未必以隐私的损失或死亡为代价。无论线上还是线下，隐私和匿名继续存在、甚至扩张的例子比比皆是——它们有时是公开性的原因，有时又是其结果。 原注 41. Sharon Weinberger, ‘Why is Google Earth Hiding Dick Cheney’s House?’, *Wired*, 23 July 2008,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08/07/what-is-google/。 原注 42. Mark Cooper, Helene Mazzetti and Peter Baker, ‘Behind the Hunt for Bin Laden’, *The New York Times*, 2 May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3/world/asia/03intel.html?pagewanted=all&_r=0。 原注 43. Mark Mazzetti and Helene Cooper, ‘Detective Work on Courier Led to Breakthrough on Bin Laden’, *The New York Times*, 2 May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5/02/world/asia/02reconstruct-capture-osama-bin-laden.html。 原注 44. Brian Stelter, ‘Upending Anonymity, These Days the Web Unmasks Everyone’, *The New York Times*, 20 June 2011, http://www.nytimes.com/2011/06/21/us/21anonymity.html；Jeffrey Rosen, ‘The Web Means the End of Forgetting’, *The New York Times*, 21 July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7/25/magazine/25privacy-t2.html。 原注 45. Zygmunt Bauman, ‘Is This the End of Anonymity?’, *The Guardian*, 28 June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jun/28/end-anonymity-technology-internet。 确实，这种诱惑性的部分揭示，可能正是社交媒体吸引力的一部分。如果社交媒体要么是对自我完全、淫亵的暴露，要么是通过一律匿名的个人资料彻底隐藏身份，它就远不会如此迷人。相反，社交媒体如同其他隐私与公开性的实践，更像一场扇舞：揭示与隐藏之间富于创造、充满诱惑、相互强化的互动。 ## 参考文献 Assange, Julian. ‘State and Terrorist Conspiracies’, Cryptome.org, 10 November 2006, cryptome.org/0002/ja-conspiracies.pdf. ______. Interview by Richard Stengel, Time, 30 November 2010, http://www.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2034040,00.html. Baudrillard, Jean. Fatal Strategies, New York: Semiotext(e), 1990 (1983). Bauman, Zygmunt. ‘Is This the End of Anonymity?’, The Guardian, 28 June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1/jun/28/end-anonymity-technology-intern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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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einberger, Sharon. ‘Why is Google Earth Hiding Dick Cheney’s House?’, Wired, 23 July 2008,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08/07/what-is-google/. # Web 2.0 中作为堡垒的数据库 / 马丁·瓦恩克（MARTIN WARNKE） 网络　万维网　节点 尺度　互联网　网络 链接　数量　权力 自由　数据库　已连接的 如果 Web 2.0 的承诺——草根民主——纯粹是意识形态，会怎样？如果我们生成的内容，也生成大规模不平等：极少数人对我们大多数人的权力，会怎样？如果这既令人恼火，同时又无法避免，会怎样？ 万维网上正在发生一种矛盾的发展。一方面，网络真正成为大众媒介，在发达工业化国家，实际上人人都参与其中；你可以称之为全面普及。另一方面，开展这些传播实践的网络场所，本身却极其集中。基本上，所有人都在极少数网络地点相遇。而这些地点，无一例外，要么是私有的，要么不受民族国家监管。这种共同体验由单个机构实现，其模式似乎更像专制主义，而非人民治理。这些绝对统治者——多数为私人——的宫殿，在技术上具有数据库的形态，在军事上则具有堡垒的形态。不管你怎样看待，这都是必然的。 ## Web 2.0 的承诺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1。来源：http://yarikson.files.wordpress.com/2008/04/web-20-scheme.png。 图内文字译文：左栏“前网络时代与 Web 1.0”；由上至下为“作者”→“媒体公司”→“信息（音乐、文学、新闻等）”，下方另有“作者”以箭头指向信息云；周围面孔由信息云的箭头连接。说明：（1）信息流主要由媒体公司管理，部分由作者管理；（2）互联网＝信息“垃圾场”（“无关”信息泛滥）。右栏“Web 2.0”；由上至下为“作者”→“信息（音乐、文学、新闻等）”→“Web 2.0 工具”→“相关信息”→“用户共同体”，工具与各共同体通过弧形箭头联结。说明：（1）信息流由用户共同体（兴趣相投的同侪）管理（过滤、排序、评分）；（2）相关信息可以直接面向用户共同体，并在其中创造。 公众显然持完全不同的看法，这张再普通不过的图（图1）即可说明：Web 2.0 中，自由与欢乐爆发了。信息流不再由媒体公司控制，让一些人高兴、许多人悲伤；在 Web 2.0 中，我们的同侪接管了一切。不过，peer 这个词既指地位平等者，也指英国贵族，多少令人困惑。但图给人的印象是：彩虹下许多快乐的面孔，似乎承诺在朋友之中体验圣灵降临奇迹般的集体狂喜。毕竟，他们利用“工具”，也就是实用手段，亲自控制信息流。 于是，众人组成 Web 2.0 的身体，这可能令人想起托马斯·霍布斯，但我们稍后再谈。Web 2.0 的幻象是自决、共同交融，甚至共产主义，是自由个体的联合。它承诺平等，并且——恕我冒犯于尔根·哈贝马斯——承诺平等的话语。但现实与此相去甚远。 ## 网络科学 稳定、可扩展、规模极大的网络，必然具有分布高度不均的网络拓扑，因此，在这种结构中根本谈不上平等。这里我借鉴阿尔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的《链接：万物如何与万物相连，以及这对商业、科学和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¹ 该书对网络理论的概述非常值得推荐。巴拉巴西用一名空乘人员的例子，向读者介绍网络的涌现：此人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性接触对象，对艾滋病传播作出了很大贡献。² 此处考察的网络节点，是有关个体；链接则是性接触。节点及其链接构成我们现在要研究的网络。这名空乘人员之所以如此出名，是因为最早登记的约250名艾滋病患者中，四分之一仅由他一人导致。他是极少数拥有异常多接触对象的人之一；许多感染者曾与他或他的某个伴侣接触。此类高度联网的个体有许多例子。再举一例，在演员数据库³中，我们能看到谁曾与谁出演同一部电影。⁴ 现在可以问：一个演员与另一个演员相隔几度？结果小得惊人：答案是三。每位演员通过三个链接与其他演员相连，每个链接对应一次共同出演电影。例如，凯文·科斯特纳与赫尔穆特·夸尔廷格，我们可以亲自检验。这两位先生有什么关系？答案是，尽管表面差异很大，关系却不少。科斯特纳曾与肖恩·康纳利出演《铁面无私》，康纳利又与夸尔廷格出演《玫瑰之名》，因此他们只隔两个链接。一个更极端的例子给出最高值：在1920年同名默片中饰演卡里加里博士的维尔纳·克劳斯，与詹姆斯·卡梅隆2009年《阿凡达》中的萨姆·沃辛顿，只隔三部电影。乍看之下令人惊讶的，是 原注 1.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lume, 2003. 原注 2. Barabási, *Linked*, p. 123. 原注 3. 见 http://oracleofbacon.org。 原注 4. Barabási, *Linked*, p. 60. 选定链接之间的距离如此之小，尽管个体实际的连接相当稀少，三分之一演员的连接数不到十。 斯坦利·米尔格拉姆——也就是1961年进行同名实验的那个人，实验显示，只要离受苦者足够远，参与者就愿意以据称服务科学的名义，把别人送上电椅致死——于1967年5月在《今日心理学》发表了一项研究⁵的结果，考察美国两个个体之间通过熟人相连的距离。结果是六。地球上人与人之间的这一距离，后来被称为“六度分隔”；2007年的研究显示，全球即时通信服务参与者之间的平均距离为6.6。⁶ 这个世界是个小世界。 问题是，如何解释如此庞大网络中节点间这么短的距离？毕竟，2007年的实验研究了一个拥有1.8亿节点的网络。如果估算，要在1.8亿人口中达到距离七，一个人必须连接到何种程度，把1.8亿除以七便得到超过2500万。即使派对上最受欢迎的人也不认识这么多人，但要与所有其他人只隔七度，他就必须认识这么多人。 实际上，这很容易理解：假设连接度均匀，k=2（k 等于链接数量），那么，要到达环形网络中最远的点，需要的链接数是节点数的一半。网络直径因此为 N/2（N 等于节点数）。如果每个节点还与紧邻节点之外的下一个节点相连，即连接度为四，就能跳过相邻节点，只需一半“跳数”，也就是 N/4。直径始终是节点数除以连接度。这意味着，1.8亿必须除以约2500万，才能得到七。  图2。来源：据 Barabási 2003，第51页。 图内文字译文及关系：左侧环网 k=2，D=N/2；右侧环网 k=4，D=N/4。k 为每个节点的链接数，D 为网络直径，N 为节点数。原图的实线链接与表示环网延续的虚线保持原样。 原注 5. Stanley Milgram, ‘The Small World Problem’, *Psychology Today* 1.1 (May 1967): 61-67. 原注 6. Jure Leskovec and Eric Horvitz, ‘Planetary-Scale Views on an Instant-Messaging Network’, *Microsoft Research Technical Report* (June, 2007): 1-28.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3。来源：Leskovec and Horvitz 2007，第22页。 图内文字译文（此图嵌入原论文第22页，含四幅图及下列原文）：页眉“22；LESKOVEC & HORVITZ”。 上排左图：（a）聚类；纵轴 C（聚类系数），刻度 10⁰、10⁻¹、10⁻²、10⁻³；横轴 k（度），显示刻度 10¹、10²；拟合关系 C ∝ k⁻⁰·³⁷。上排右图：（b）连通分量；纵轴“数量”，刻度 10⁰ 至 10⁷；横轴“弱连通分量大小”，刻度 10⁰ 至 10⁹；箭头文字“最大连通分量（99.9%的节点）”。 “图19：（a）聚类系数；（b）连通分量分布。99.9%的节点属于最大连通分量。” 下排左图：（a）直径；纵轴 p(l)（概率），刻度 10⁰、10⁻²、10⁻⁴、10⁻⁶、10⁻⁸、10⁻¹⁰、10⁻¹²；横轴 l（以跳数计的路径长度），刻度 0、5、10、15、20、25、30。下排右图：（b）k-核；纵轴“节点数”，刻度 10¹ 至 10⁹；横轴“K 阶的核”，刻度 10⁰、10¹、10²；标注 k=20；k=60–68，n=79。 “图20：（a）最短路径长度的分布。平均最短路径长度为6.6，分布的众数为6跳，90%有效直径为7.8；（b）k 阶核的大小分布。” “研究发现，社交网络高度具有传递性，即有共同朋友的人也往往互为朋友。聚类系数（19）被用作网络传递性的度量。这一定义是：围绕度为 k 的节点形成的三角形的比例（19）。图19（a）展示 Messenger 中节点的聚类系数与其度的关系。此前测量网络图的结果及理论分析表明，聚类系数随节点度 k 衰减为 k⁻¹（指数−1）（11）。对于 Messenger 网络，聚类系数随节点度的衰减非常缓慢，指数为−0.37，平均聚类系数为0.137。这表明 Messenger 网络中的聚类远高于预期——有共同朋友的人也往往相互连接。图19（b）展示网络中的连通分量分布。与大量小分量的背景相比，巨型分量包含网络99.9%的节点，分布遵循幂律。” 连接度若均匀，或虽随机却具有显著平均值，就无法达到如此短的距离。只有给少数节点额外链接，整体距离才会显著缩短：  图4。来源：据 Barabási 2003，第51页。 图内关系说明：环状局部连接之外，少数节点之间增加跨越环内部的长链接；原图无额外文字标签。 一种网络结构若由连接不均匀的节点集合组成，即少量连接很强、大量连接很弱的对象，便能实现、甚至要求这里讨论的性质：节点极多而直径极小，却不需要整体连接度极高。我们多数人在身边亲友之间往来，拥有少量但强的纽带；少数人通过弱熟人关系把这些“孤岛”连接起来。至少，这是马克·格兰诺维特在论弱关系的文章中的主张。⁷ 这种非常特殊的网络节点叫作枢纽。只需少数枢纽，就能形成直径小、凝聚力高的网络。你或许已经猜到，在万维网上，背后有巨型数据库的那些头部网站，就承担这个角色。 ## 无标度 保罗·巴兰在分布式通信网络的草案中——这一网络后来成为 ARPANET，再成为互联网——区分了三种网络：星形、树形和网状网络。⁸ 原注 7. Mark S. Granovetter,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May, 1973): 1360–1380. 原注 8. Paul Baran, *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IX Summary Overview*, Santa Monica: The RAND Corporation, 1964.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5。来源：http://www.rand.org/pubs/research_memoranda/2006/RM3767.pdf。 图内文字译文：左图“中心化（A）”，点为“站点”（Station），线为“链接”（Link）；中图“去中心化（B）”；右图“分布式（C）”。原图底部说明：“图1——中心化、去中心化与分布式网络”。各点、线及三种拓扑关系保留原图。 现在，经过训练的眼睛会认出，（C）型网络的连接度分布相当均匀。数一数，可得： | 链接数 | 这类节点的数量 | | --- | --- | | 2 | 3 | | 3 | 8 | | 4 | 17 | | 5 | 15 | | 6 | 3 | 有三个节点有两条链接（右上、左上、左下），八个节点有三条链接，多数节点有四条或五条链接。画成图如下： 得到的是近似正态分布；典型连接度在四与五之间。网络直径约为十或十一跳。试着亲自从左下走到右上！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然而，并非所有直径极小的网络都属于这种具有特征尺度的类型，此处的尺度约为每节点四条链接。互联网也并非如此：看来，即使在连接到学术互联网的全部计算机组成的网络中——这涉及数百万台——任何两台之间的最大 图6。图内数字：横轴 2、3、4、5、6；纵轴 0、5、10、15、20；散点依次为（2,3）、（3,8）、（4,17）、（5,15）、（6,3），曲线示意近似正态分布。 距离也只有约十二跳。⁹ 这并不多，均匀连接无法做到。因此，必须找出一种不具有这种特征尺度的不同模型。它会包含大量链接很少的节点，以及极少数链接很多的节点。这种网络被称为无标度网络，因为缺少中等连接度。其分布更接近这样： 顺便说，莎士比亚也是如此：如果统计莎士比亚全集的词语，会发现14,376个词只出现一次，4,343个词出现两次，364个词出现多达十次。助动词与连词出现得非常频繁，而他最著名的独白恰以这些词开头，真是妙不可言：“To be or not to be”（生存还是毁灭）。¹⁰ 极少数词出现极多次，极多词则极少出现。即使莎士比亚写得更多，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不会出现居中的分布，曲线形状反而会保持不变。这种形状可以用幂律精确建模： 图7。图内数字：横轴 0、3.750、7.500、11.250、15.000（千位分隔点，分别为0、3,750、7,500、11,250、15,000）；纵轴 0、2,5、5,0、7,5、10,0（逗号为小数点）。  y = a × x⁻ᵏ 巴拉巴西比较了这两种网络：¹¹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8。来源：Barabási 2003，第53页。 图内文字译文：左上“随机网络”，右上“无标度网络”；左下“节点链接数的钟形曲线分布”，纵轴“节点数量”，横轴“链接数量”，峰值附近标注“典型节点”；右下“节点链接数的幂律分布”，第一图纵轴“节点数量”、横轴“链接数量”，第二图纵轴“节点数量（对数尺度）”、横轴“链接数量（对数尺度）”。上排分别以公路连接和航空线路表现两种网络；下排保留原分布曲线关系。 原注 9. Martin Warnke, *Theorien des Internet*, Hamburg: Junius-Verlag, 2011, p. 73. 原注 10. 见 http://math.ucdenver.edu/~wbriggs/qr/shakespeare.html。 原注 11.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and Eric Bonabeau, ‘Scale-Free Networks’, *Scientific American* (May, 2003): 50-59. 左边是公路网，右边是航空线路。公路交叉口的出口数不是无限的，而机场的起降数量却各不相同。交叉口有典型的接入点数量，起降次数则可能差别极大：小机场很多，大机场极少。 对互联网的统计研究表明，IP 层面的网络结构，即路由器网络，非常严格地遵循幂律。¹² 否则，怎样解释欧洲城市间只需十二跳？只有假定存在少数巨大枢纽和许多极小网络节点，才能解释。这极大缩短了任意网络节点之间的距离。拥有海量连接的节点使巨大跨越成为可能，并维系整个网络的凝聚力。不均匀是无标度网络最重要的成分——它们借助数据库运行。 ## 稳定性 无标度网络最令人惊奇的特性之一，是抵抗随机扰动的稳定性。保罗·巴兰在兰德报告中研究了热核战争情况下网络拓扑的行为，发现冗余能增强网络对破坏的抵抗力。但他研究的还是均匀分布的随机网络，而非无标度网络，因为后者当时尚不为人所知。它们是在其工作基础上才被发现，并进一步深入研究的。 当无标度网络遭到随机破坏时，枢纽受损的概率与分布最右端那些不重要节点相同。但由于枢纽少得多，几乎总是次要节点被击中；无标度网络只有在几乎完全毁坏时，才会碎裂成孤岛。¹³ 更准确地说，幂指数小于三的无标度网络具有这种行为，而互联网恰好属于这一类。但若枢纽被击中，一切就会迅速出问题，网络随即崩溃。 并列的三幅图（见下一页）展示三种破坏情境。如果随机网络的节点受到攻击（图9），只有极高冗余才有帮助。无标度网络（图10）若遭受偶然攻击，实际上几乎不可摧毁。然而，定向攻击（图11）会迅速造成剧烈影响。因此，无论互联网抵抗攻击的能力多强，只要某个主体能够控制主要节点，就会产生后果。这种局面可见于极权国家，例如中国审查搜索引擎时：一个枢纽——中国国家——与另一个枢纽——Google——展开角力，结果尚不确定。由此，人们或许会猜想，正是这些条件使某些网络节点呈现堡垒般的形态。 ## 增长 无标度网络如何增长？增长时会发生什么？如果网络可以依据一条稍后介绍的简单规则增加新节点， 原注 12. Michalis Faloutsos, Petros Faloutsos and Christos Faloutsos, ‘On Power-law Relationships of the Internet Topology’, *Computer Communication Review* 29 (1999): 251. 原注 13. Barabási, *Linked*, p. 109.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9—11。来源：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et al. (2003)，第50—59、57页。 图内文字译文（按原版上、中、下三排顺序）：上排“无标度网络：节点偶然失效”，左图“之前”、标注“枢纽”；箭头指向右图“之后”、标注“失效节点”。中排“无标度网络：攻击枢纽”，左图“之前”、标注“枢纽”；箭头指向右图“之后”、标注“受攻击的枢纽”。下排“随机网络：节点偶然失效”，左图“之前”、标注“节点”；箭头指向右图“之后”、标注“失效节点”。实心点为仍在网络中的节点，空心点对应失效或受攻击节点，连接线保留原图。〔译注：原文上一页的图9、图10、图11指代次序，与本页上、中、下图的实际排列不一致；本译按原图排列保留。〕 那么，就可能无限增长，同时保留其网络特征，即幂律。这条简单规则规定，新节点的优先连接，正比于候选连接节点已有的链接数量¹⁴：一个节点优先连向连接度高的节点。无标度网络有自己的宠儿，多数新来者都想去那里；这可以叫作旅鼠迁徙、明星文化、流行文化、大众趣味的统治，或者也许叫“最爱联系人”？以这种方式生成的网络，就是幂指数为三的无标度网络。 增长与优先连接，是无标度网络的两大驱动力，互联网也如此。这解释了互联网为什么能够以如此惊人的速度增长，而不向内崩塌： 原注 14. Barabási, *Linked*, p. 96. 极大的中心吸引了最大份额的连接，而它们也最有能力处理这些连接。如果道路交通必须像互联网主机数一样，在40年中从四增长到七千亿¹⁵，它早就崩溃了。不均匀提供稳定性。〔译注：原文作“from four to seven hundred billion”，数字依原文保留，不据此补正统计单位。〕 ## 数据库：网络的堡垒 可以根据尼尔森的一项研究估计万维网链接的分布。¹⁶ 就活跃使用而言，Google 触及约90%的 WWW 用户，Facebook 为73%，Wikipedia 则在三分之一以上，为38%。 这些网站是网络的主要节点。它们管理巨量链接；例如，Google 如今肯定已有数百亿页面，分布程度同样巨大。不言而喻，一个网站上如此庞大的链接数量，不可能手工维护。数据储存在巨型数据库中；程序根据数据库内容，按需创建网页。这是一个真正大型网站必备的结构。 数据库方便众人访问，弥补了蒂姆·伯纳斯-李爵士所规划网络的一项不足：借助主要数据库供应商提供的适当技术，参与者无需理解太多技术。内容管理系统让用户能通过网页表单输入数据，数据进入数据库，随后在网页上呈现，供他人观看。Google、Facebook、Wikipedia、Twitter、Flickr 及其他网站都是如此运作。而且没有其他办法，因为要连接如今 WWW 中如此众多的网站，只有依靠高度连接、自动运行的中心。 原先规划的平等已被打破。只有完全无关紧要的网站，仍按最初计划的模式运作。网络只有通过最受欢迎的网站才得以存在，这些网站基本吸引了全部流量。而且显然，为维持互联网稳定，不能让这些网站遭到毁坏。这种高度庇护、公众与敌人同样无法到达、被加固以保障统治者权力与繁荣的空间，在军事术语中就叫堡垒。 那些据说如此不透明、如此专断的 Web 1.0 机制，已被推翻。甚至堡垒网页也再不能被链接，Wikipedia 等少数例外除外。仅使用地址栏中的网址，无法从 Twitter 外部引用一条推文。 在 Twitter 堡垒内部，以回复或转推形式引用是常态；也允许引用网络内容。但对数据库支撑的网站材料的支配，始终意味着：只有遵守供应商的规则，才能继续行动。堡垒网页的结构与功能是特定的，并完全 原注 15. 见 The Internet Systems Consortium, http://www.isc.org/solutions/survey/history。 原注 16. ‘Top 10 Global Web Parent Companies, Home & Work’, Nielsen, September 2012, http://www.nielsen.com/us/en/insights/top10s/internet.html。 处于供应商控制之下。在 Facebook，你只能宣布某人是朋友，不能宣布为敌人。供应商把 Google Ads 排除在外，因为这毕竟是一场争夺网络支配权的竞争，领地正在被瓜分。即使在 Wikipedia，如果你在其等级体系中地位不够高，新增页面也必须艰难地穿过一整套官僚程序。 网络最初的理念，即人人在平等条件下参与，已不复存在。在 Web 2.0 中，人人都可参与，但只能遵守堡垒统治者的条件。无需像 Web 1.0 时代那样具备技术专长，每个人都能披露自身信息，并以个人数据换取数据库运营提供的服务。结果是，数据库在许多方面成为 Web 2.0 的堡垒：作为主要节点，它们必须把网络维系在一起，因此受到极其严密的保护；同时，它们对内容和话语行使无限权力。米歇尔·福柯得写两本书才能描述这种局面。他在《话语的秩序》中写道：“我们必须把话语理解为施加于事物的一种暴力……”¹⁷ 他告诫我们，分析话语不能只看被表达出来的东西，除了被纳入的东西，还要看被排除的东西。他无法预料，这些排除与纳入会以算法方式进行，嵌入技术。我们还应补充他的观察：构成话语的实践不仅包括说话与书写，也应包括以倾听和阅读形式出现的沉默，即使参与其中的不是人，而是计算机程序。关于这一点，他还得写出那本讨论全景敞视主义的书。¹⁸ 今天，社交媒体在专制政权中的作用受到广泛讨论。埃及、突尼斯、利比亚或叙利亚的北非起义，甚至被一些人称为 Facebook 或 Twitter 革命。但我们知道，这些公司本身也对话语行使权力。它们不允许审查。它们只允许美国政府关闭自己的数据库，正如维基解密丑闻期间发生的那样。或者，如果“云”在国家领海外的浮台上运行，就完全不允许关闭。它们允许新兴国家大道上的大众自我组织，把富裕西方世界的传播结构移植到集市与沙漠；地方政府则只能尝试切断互联网本身，因为互联网是进入这些堡垒的接入点。 Web 2.0 数据库中的共同交融，意味着聚集在一些非常特殊的地方：这些地方由私人公司运营并监控，公司想偷听其中的话语，再把它们卖给其他公司。福柯论全景敞视主义时写道： > 那些表现君主过剩权力的典礼、仪式和标记，已经无用。有一种机器保证不对称、不平衡和差异。因此，谁行使权力并不重要……同样，是什么动机驱使他，也不重要……外部权力 原注 17. Michel Foucault, *Die Ordnung des Diskurses*, Frankfurt/ M.: Fischer, 1996, p. 34；英译载 Robert Young (ed.), *Untying the Text: A Post-structuralist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2, p. 67. 原注 18. Michel Foucault, *Discipline & Punish: The Birth of the Prison*,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5. > 可以摆脱其物理重量，趋向非身体性；越接近这一极限，其效果就越恒定、深刻和持久：这是一场避免任何身体对抗、永远预先决定胜负的永久胜利。¹⁹ 上市公司数据库的话语权力，唯一追求的目标，是在经济上开发利用人们所说所写的东西。传统意义上的审查并不是它们的兴趣所在；事实上，审查会损害生意，因为它会扭曲今天被称为数据挖掘的话语分析。这也正是它们与突尼斯或利比亚等专制国家的政治文化不相容之处。 实际上，Web 2.0 的共同体形成了托马斯·霍布斯在《利维坦》中描述的身体。只是由个体身体组成的君主形象，如今显得极不合时宜。左手拿着不可少的一罐可乐，右手拿信用卡，头戴棒球帽，身穿名牌服饰，屋前停着一辆超大 SUV——今天的利维坦应该这样描绘。只是一个好消费者，一个任人讨好、接受宣传，并应享受这种娇宠角色的人。这种生活规划是为整个世界准备的蓝图，而它也并非公民权保障中最糟糕的那一种。如今不再需要用石头建造保护这一模式的堡垒，因为装有空调、戒备森严的数据中心里的数据库，已经承担了这项工作。 ## 参考文献 Barabási, Albert-László. *Linked: How Everything is Connected to Everything Else and What It Means for Business, Science, and Everyday Life*, New York: Plume,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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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ucault, *Discipline & Punish*, p. 195. # 网络表层之下：集中如何影响 Web 2.0 环境中的社会实践 / 安德烈亚·米科尼（ANDREA MICONI） WIKIPEDIA　权力　开放 源代码　新的　数量　定律　链接 博客　研究　自由　软件 分布　共同体 让我们直奔主题：Web 2.0 服务——博客、社交媒体、共同体，以及我们通常称为参与式和自由的所有环境——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真正民主？无论出于结构因素还是偶然因素，新的霸权正在互联网的水平模式内部形成，这一点似乎已很明显；如今已没有人还能想象，这种模式最终会使整个社会重新配置为水平结构。相反，通过分析历史证据与实证研究提供的一些新发现，我们可以追问：网络本身是否是一种参与式、平等、民主的结构？ 事实上，过去几年中，对网络幂律性质的发现¹开辟了新研究领域，揭示出在万维网等真实网络中，大量链接极少的网站，与少数高度链接的节点，即“枢纽”，并存。换言之，幂律结构是不平等的数学证明，而不平等被认为是网络发展的主要规律。 这一新研究领域目前聚焦于集中机制：网络中最有价值的资源——大部分流量、越来越多的文档，以及最重要的入站链接数量（继而是由 Google 算法决定的等级排名）——如何聚集于少数节点周围。然而，问题最微妙的方面，与其说是已被广泛研究的链接幂律分布²，不如说是这种结构性不平等——帕累托原则所谓的“可预测的不均衡”——对网页浏览行为的影响；略出乎预料的是，浏览行为似乎也受到日益加剧的集中程度的支配。³ 由于互联网存在资源高度集中的现象，人们使用网络的方式也相应显现出不平等与非民主性质。 原注 1. Michalis Faloutsos, Petros Faloutsos and Christos Faloutsos. ‘On Power-Law Relationship of the Internet Topology’, Proceedings of ACM Special Interest Group on Data Communication’, 1999, pp. 251-262. 原注 2.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The Physics of the Web’, Physics World, July 2001, pp. 33-38. 原注 3.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and Albert Réka,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 Science 286 (15 October 1999): 509-512; and Matthew Hindman, Kostas Tsioutsioulikis and Judy A. Johnson, ‘“Googlearchy”: How a Few Heavily-Linked Sites Dominate Politics on the Web’, Annual Meeting of The Midwest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03, http://www.cs.princeton.edu/~kt/mpsa03.pdf. 考虑一下 Twitter 的例子。这一著名微博平台于2006年首次推出，如今已十分流行。一项对2.6亿条推文进行的近期研究表明，0.05%的用户吸引了超过50%的全部注意力⁴；这种统计分布，以令人警觉的对称性，映照出网络流量围绕少数主要枢纽集中的总体趋势。但就 Twitter 而言，这一结果并不太令人意外：它实际上是一个微型广播平台；正如其他研究所示，“最有影响力的人被转推或提及的次数，相较多数用户，不成比例地更多”⁵，信息遵循幂律分布。⁶ 更值得研究的，是其他网络领域发生了什么，因为它们被认为具有更加民主、更加水平的参与模式。因此，本文将考察约40项研究，涉及三种网络环境，按规模由小到大排列：人们为创造和分发自由软件应用而合作的开源共同体；Wikipedia；最后是博客系统。 ## 开源共同体 先从开源共同体说起。它们由自由软件行动者组成，是充满活力的参与式民主的优先空间：其动力或来自传统上强调的意识形态动机，或来自近年研究指出的、更实际的人类合作带来的竞争优势。⁷ 约柴·本克勒声称，唯有参与自愿合作和同侪生产，才可能真正摆脱自私神话。⁸ 这一说法鲜明体现出一种普遍倾向：高估一个现象，而这个现象除 Linux 和少数其他成功案例外，通常取得的结果即使不算灾难，也相当不佳。⁹ 对开源替代方案、以及它从灰暗无聊的社会关系背景中激发“美德行为”能力的信仰¹⁰，早已受到一项旧研究的挑战：Apache 开源共同体400名成员中，只有15人完成了超过90%的代码修改。¹¹ 如果自由软件开发中也存在这种集中，我们是否因而可以认定，开源组织与其他生产系统并无实质差异？ 原注 4. Shaomei Wu, Winter A. Mason, Jake M. Hofman and Duncan J. Watts, ‘Who Says What to Whom on Twitter’, 2011, http://research.yahoo.com/pub/3386. 原注 5. Meeyoung Cha, Hamed Haddadi, Fabrício Benvenuto and Krishna P. Gummadi, ‘Measuring User Influence in Twitter: The Million Follower Fallacy’, Association for the Advancement of the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10, http://an.kaist.ac.kr/~mycha/docs/icwsm2010_cha.pdf. 原注 6. Eytan Bakshy, Jake M. Hofman, Winter A. Mason, and Duncan J. Watts, ‘Identifying “Influencers” on Twitter’, 2001, http://research.yahoo.com/files/bakshy_wsdm.pdf. 原注 7. Yochai Benkler,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How Cooperation Triumphs over Self-Interest, New York, Crown Business, 2011. 原注 8. Yochai,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pp. 5-7. 原注 9. Clay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The Power of Organizing Without Organizations, New York: Penguin Press, 2008, p. 244. 原注 10. Yochai Benkler and Helen Nissenbaum, ‘Common-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 The Journal of Political Philosophy 14.4 (2006), pp. 409-411. 原注 11. Audris Mockus, Roy T. Fielding and James Herbsleb, ‘A Case Study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The Apache Server’, Proceedings of the Twenty-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Limerick: ACM Press, 2000, pp. 266-267. 当然不能。仍有许多差异，尤其在参与者动机方面；这些动机并不总能归入使经济活动正当化的经典形式：内在满足带来的短暂愉悦¹²；有效性、意识形态信条与相互信任之间的良性联系¹³；但也包括更现实的动机——对约80名开源活动参与者的访谈显示——即增长自身“人力资本”的理想抱负，与着眼“未来货币报酬”的具体投资，两者的独特结合。¹⁴ 至少按一种流行话语，这些差异十分重要，以至构成新社会契约的革命性前提。¹⁵ 然而——这才是重点——它们距离转化为真正替代性的、摆脱等级与权威结构的工作条件，仍然很远。把分析范围扩大到更广共同体，不仅考虑开发者，也考虑1996—1999年 Apache 讨论论坛参与者，结果依旧：信息流“相对集中”，因为50%的回答来自最活跃的100名答复者，而他们只占全部答复者的2%。¹⁶ 对 Mozilla 开发共同体的类似研究得到同样结果：50%的技术问题，由113名用户这一小小少数解决。¹⁷ 对基于 Linux 开源平台的 Debian 操作系统开发的类似研究，提供了进一步佐证：这个系统最初受激进参与式理想启发，后来却如最坏情形一样，最终服从于严格的管理集中化。¹⁸ 另一项研究指出，开源软件开发没有产生基于同侪生产过程的“自组织系统”，因为项目是“由开发者与维护者自上而下组织的，他们的控制与权威对成果质量至关重要”。¹⁹ 史蒂夫·韦伯谈到 Linux 时补充说，虽然这并非传统权威性权力，却确实存在信息的“金字塔式流动”、明确分工，以及一种“听起来非常像等级决策结构”的组织。²⁰ 因此，更广泛调查的结果确认，自由软件开发可能是“分布式的”，但也无疑“极度头重脚轻”：在考察的12,700多名 原注 12. Clay Shirky, Cognitive Surplus: Creativity and Generosity in a Connected Age, London: Allen Lane, 2010, pp. 62-64; 78-82. 原注 13. Katherine J. Stewart and Sanjay Gosain, ‘The Impact of Ideology in Effectiveness in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Teams’, MIS Quarterly 20.2 (2006): 291-314. 原注 14. Alexander Hars and Shaosong Ou, ’Working for Free? Motivations for Participating in Open-Source Projects’, Proceedings of the 34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01, http://csdl2.computer.org/comp/proceedings/hicss/2001/0981/07/09817014.pdf. 原注 15. Don Tapscott and Anthony D. Williams, Wikinomics: How Mass Collaboration Changes Everything, New York: Portfolio, 2006 p. 40; Benkler,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pp. 119-201. 原注 16. Karim R. Lakhani and Eric von Hippel, ’How Open Source Software Works: “Free” User-to-User Assistance’, Research Policy 32.6 (2003), p. 940. 原注 17. Audris Mockus, Roy T. Fielding and James Herbsleb, ‘Two Case Studies of Open Source Software Development: Apache and Mozilla’, ACM Transactions on Software Engineering and Methodology, 11.3 (2002), p. 335. 原注 18. Martin Krafft, 2005, The Debian System, San Francisco: No Starch Press, 2005, p. 54. 原注 19. Paul P. Duguid, ‘Limits of Self-Organization’, First Monday 11.10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05/1323. 原注 20. Steven Weber, 2004, The Success of Open Sourc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187-188. 作者中，仅10%贡献了总代码库超过72%的内容；最前面的10位作者（占总人数0.08%）就贡献了总体成果约20%。²¹ 本克勒与尼森鲍姆指出，基于公地的同侪生产²²出现在由合作努力驱动的环境中，是那些对“管理等级”过敏的自由个体相遇的产物。但在人类事务中常见的是，打碎旧等级，最终又生产新等级；在线活动的统计测量，以及它们服从幂律分布“80／20法则”的事实，清楚揭示了这一点。不过，这个结论并不令人意外：开源共同体实际上围绕特定技术目标建立，因此，随着时间推移，最专业个体的领导地位必然出现，许多研究都指出了这一点。²³ 这是一种以技术能力为基础、因而被认为正当的精英权威。但这是否是唯一原因，还是存在更难察觉、更具结构性、更根深蒂固的因素？要验证这一点，就必须转向其他网络环境，在那里，准入所需技能更为普及。 ## Wikipedia 人人都知道 Wikipedia；更重要的是，人人都同意，它是网络上最成功的协作项目。但不太为人所知的是，每页更新数的分布遵循幂律，因而将百科全书的肌理分割为一组高度链接的核心页面，以及环绕它们、可见度较低的浩大内容边缘。²⁴ 虽然规模较小，这仍把我们带回最初的问题：如果 Wikipedia 的页面之间没有民主，那么，至少在其共同体成员之间，民主存在吗？ 一位朋友曾告诉我，他有兴趣为 Wikipedia 写一篇介绍某个特殊、几乎无人知晓的音乐类型的文章——那是一个非常狭窄、接近微型音乐的子类型。他提交提案，最终遭到拒绝，因为按 Wikipedia 的标准，他感兴趣的音乐被认为过于精英化。因此，这个回复不仅让我看见把关实践正在影响网络政治经济，同时也显示出，此过程中许多决定性选择标准，仍依赖传统价值，例如某个条目被认为具有多大公共意义、积极参与者的独裁，等等。那么，Wikipedia 究竟有什么真正的新东西？ 为了更好考察这一问题，应关注“编辑战”概念：围绕页面正确版本的激烈讨论，以及连续修改内容引发的冲突。这类冲突并不局限于争议议题，而是 原注 21. Rishab Aiyer Ghosh and Vipul Ved Prakash, ‘The Orbiten Free Software Survey’, First Monday 5.7 (2000), 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769/678. 原注 22. Benkler and Helen, ‘Common-based Peer Production and Virtue’: 394-419. 原注 23. Josh Lerner and Jean Tirole, ‘Some Simple Economics of Open Source’, NBER Working Paper Series, 2002, http://www.nber.org/papers/w7600; Siobhán O’Mahony and Fabrizio Ferraro, ‘The Emergence of Governance in an Open Source Community’, Academy of Management Journal 50.5 (2007), p. 1093. 原注 24. Luciana Buriol et al., ‘Temporal Evolution of the Wikigraph’, Proceedings of Web Intelligence, IEEE Press, Hong Kong, 2006, http://research.yahoo.com/pub/1662. Wikipedia 活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²⁵，甚至引发关于项目范围和包容性的更广泛争论。²⁶ 然而，这并不是平等者之间的冲突：Wikipedia 作者中，实际存在一小群积极创建和修订内容的“强”贡献者，以及更大一群仅偶尔、通常围绕特定兴趣主题贡献的“弱”作者；两者分别被称为“狂热者”和“好撒马利亚人”。²⁷ 布赖恩特、福特与布鲁克曼则更朴素地称其为“专家”和“新人”，强调 Wikipedia 结构的透明性使修改更容易受到控制，并把“新手”限制在“边缘参与”中，从事对整个共同体“风险低”的活动，以稳定系统内部等级。²⁸ 至于前述编辑战，根据可用的部分统计，这些争执的疯狂增长，并没有伴随修改数量的相应增长。至少在英文版中，每篇文章平均编辑次数实际上相当低（约11次），负责这些编辑的独立用户数量更少。²⁹ 另一项以七篇文章为小型实证数据集的研究，指出进一步的复杂情况：70%的编辑由少数反复贡献者，即惯常编辑者完成，而大量编辑又出自最初创建文章的人。³⁰ 最显著的是，考察的五个月期间——2007年2月至7月——相当多初始内容保持不变：依文章不同，76%至98%的原始文本没有修改。无论实质还是数字，这都明显偏离维基格式的协作性质，需要解释： > 我们把一种模式称为先发优势。页面最初的文本通常存续更久，相较后来加入同一页面的贡献，也较少被修改。我们的假说是，第一个创建页面的人通常决定了文章的基调。³¹ 原注 25. Fernanda B. Viégas, Martin Wattenberg and Dave Kushal, ‘Studying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Authors with History Flow Visualizations’, CHI Paper 6.1 (2004), p. 579. 原注 26. Vasilis Kostakis, ‘Peer governance and Wikipedia: Identify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 Problems of Wikipedia’s Governance’, First Monday 15.3 (2010),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613/2479. 原注 27. Denise Anthony, Sean W. Smith and Tim Williamson, ‘The Quality of Open Source Production: Zealots and Good Samaritans in the Case of Wikipedia’, Dartmouth College Computer Science Technical Report Series, September 27, http://www.cs.dartmouth.edu/reports/abstracts/TR2007-606. 原注 28. Susan L. Bryant, Andrea Forte and Amy Bruckman, ‘Becoming Wikipedian: Transformation of Participation in a Collaborative Online Encyclopedia’, 2005,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summary?doi=10.1.1.62.5337, pp. 2-3. 原注 29. Andrew Lih, ‘Wikipedia as Participatory Journalism: Reliable Sources? Metrics for Evaluating Collaborative Media as a News Resource’, Paper for the 5th International Symposium on Online Journalism, 2004, http://bsunytimes.pbworks.com/f/Wiki_News.pdf, pp. 7-8. 原注 30. Katherine Ehmann, Andrew Large and Jamshid Behesti, ‘Collaboration in Context: Comparing Article Evolution among Subject Disciplines in Wikipedia’, First Monday 13.10 (20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217/2034. 原注 31. Viégas, Wattenberg and Kushal, ‘Studying Cooperation and Conflict between Authors with History Flow Visualizations’, p. 580. 先发优势——如最早拓荒者向西竞逐一样，及早占据空间带来的好处——是网络政治经济的一条黄金法则³²，因此，它同样适用于此并不奇怪。问题另在别处：如果 Wikipedia 中不断增长的集体参与，没有转化为对内容更积极的工作——这种工作似乎很有限，而且没有增加迹象——那么，参与究竟流向哪里？ 这里出现一种矛盾趋势：Wikipedia 的社会参与继续增长，直接产生新文章内容的工作量，其比例却趋于下降。文章页面编辑占全部编辑的比例，从2001年的90%降到2006年的70%；创建新页面的编辑比例，更降至10%以下。³³ 相比之下，间接工作——不是创造新主题、新文章，而是用于“冲突解决”“共识建立”或“共同体管理”等活动——大幅增加。³⁴ 本克勒认为，通过这些看似次要、不可见的沟通渠道，Wikipedia 使成员建立更强联系，并界定自身身份边界。³⁵ 换言之，Wikipedia 正在做的是制定自己的规则。 这些规则的质量与效力仍待确定。一方面，对共同体成员的访谈似乎显示，去中心化日益加强³⁶；另一方面，支持这一广泛观点的实证证据相对有限。例如，一项研究考察的29,000名注册用户中，143名是管理员，只有七人拥有开发者权限和自主决策能力³⁷；换言之，只有少数仲裁者有权把其他人逐出游戏。³⁸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指出，Wikipedia 的组织图可以描述为金字塔，底部是“匿名用户”，往上依次是“注册用户、大使、调解者、管理员、仲裁者、开发者和行政员”（吉米·威尔士处于顶端，扮演一种形而上的“仁慈独裁者”）；其中只有最后四类，在不同层级分享决策责任与权力。³⁹ 不过，福克斯接着说，晋升并不困难，取决于技能的逐步获取。这一假设令人想起开源共同体“精英权威”的原则，却受到一些批评者质疑；他们报告，管理员实施破坏、排斥和审查，目的是 原注 32.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Linked: The New Science of Networks, Cambridge, MA: Perseus, 2002, pp. 90-101. 原注 33. Aniket Kittur et al., ‘He Says, She Says: Conflict and Coordination in Wikipedia’, 2007, p. 3,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240698. 原注 34. Kittur et al., ‘He Says, She Says’, 2007, p. 3, http://dl.acm.org/citation.cfm?id=1240698. 原注 35. Benkler, The Penguin and the Leviathan, pp.103-104. 原注 36. Andrea Forte and Amy Bruckman, ‘Scaling Consensus: Increasing Decentralization in Wikipedia Governance’, 2008, http://dlc.dlib.indiana.edu/dlc/bitstream/handle/10535/5638/ForteBruckmanScalingConsensus.pdf, p. 11. 原注 37. Andrea Ciffolilli, ‘Phantom Authority, Self-Selective Recruitment and Retention of Members in Virtual Communities: The Case of Wikipedia’, First Monday 8.12 (2003),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108/1028. 原注 38. Bryant, Forte and Bruckman, ‘Becoming Wikipedian’, p. 9. 原注 39. Christian Fuchs,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319. 维护“现状”，把新人挡在外面。⁴⁰ 有人认为这种等级结构相当开放、可逆，也有人认为它僵硬、难以进入。那么，在探索维基世界的过程中，我们真的发现了新东西吗？ > Wikipedia 中数量庞大的政策……表明治理是该共同体中一个蓬勃发展的方面……事实上，Wikipedia 的形式化程序……似乎与世界各地线下自治共同体中发现的若干设计原则相通。⁴¹ Viégas、Wattenberg 和 McKeon 认为，存在一种“隐藏的”秩序；Vasilis Kostakis 则补充说，是一种不可见、福柯式的“无结构的暴政”⁴²，这里指法国哲学家米歇尔·福柯最先提出的著名“权力网络”范式。在此，网络与权力的密切关系意味着：Wikipedia 如整个 Web 2.0 一样，并未把社会经验带离规则与支配的阴影，只是把它们置于另一套机制之下；这套机制有自己的行政角色划分、编辑战、修订过程引发的冲突、隐藏机制和新官僚实践的繁琐细节。Emigh 与 Herring 得出结论⁴³：观察 Wikipedia 的实际运作，可以看到，为了确立百科知识储存库的地位，它被迫制定了一些特别严格的规则，这在维基协作环境中几乎前所未有，并发现了程序、代码与网络架构的作用。毕竟，正如劳伦斯·莱斯格所说，在网络上，“代码就是法律”。⁴⁴ ## 博客圈 最后是博客圈。它在某些方面代表最广泛、最容易进入的系统，因此也最被期待成为真正自由、平等的社会交往空间。然而，自2001年爆发式增长以来，图景并不那么美好，一项对约25,000个博客的研究说明了这一点。⁴⁵ 从一开始，博客数量的增长就呈现出奇异的突变和不连续演化：在历时层面，数量增长集中于短暂的异常繁殖期，即“爆发”，而非均匀分布于时间；在拓扑层面，博客系统的链接分布遵循幂律，极少数网站获得几乎所有博客推荐列表链接。这种“爆发式”演化已被 原注 40. Parker Peters, ‘Lesson #2: Procedure vs Content, or “You Didn’t Genuflect Deeply Enough”’, Parker Peters Livejournal, 18 January 2007, parkerpeters.livejournal.com/1195.html. 原注 41. Fernanda B. Viégas, Martin Wattenberg and Matthew M. McKeon, ‘The Hidden Order of Wikipedia’, Proceedings from Online Communities and Social Computing: Second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lympia: Springer, 2007, p. 453. 原注 42. Kostakis, ’Peer Governance and Wikipedia’, p. 2. 原注 43. William Emigh and Susan C. Herring, ‘Collaborative Authoring on the Web: A Genre Analysis of Online Encyclopedias’, Proceedings of the 38th Hawaii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System Sciences, 2005, http://www.ufrgs.br/limc/escritacoletiva/pdf/online_encyclopedias.pdf, p. 9. 原注 44. Lawrence Lessig, Code Version 2.0, New York: Basic Books, 2006, pp. 1-8; 77. 原注 45. Ravi Kumar et al., ‘On the Bursty Evolution of Blogspace’, Proceedings of the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2003, http://www2003.org/cdrom/papers/refereed/p477/p477-kumar/p477-kumar.htm. 较新的研究确认，以至它本身成为一个研究领域。⁴⁶ 但限于篇幅，我只关注第二个方面，即博客圈内部关系的拓扑维度。 如果说幂律是网络上所建立连接的统计度量——少数节点吸引大部分链接，充当极强的吸引极——博客圈也不例外：连接一个博客与另一个博客的入站链接同样分布不均，基本遵循帕累托原则的80／20比例。正如法比奥·梅蒂蒂耶里所观察⁴⁷，尽管充满活力，意大利博客圈的悖论在于一种精神分裂式的分隔：一边是数十万不为人知的博主，另一边是极少数真正吸引公众注意的博客，不超过200个，以贝佩·格里洛这个突出案例为首。除了让人想起意大利国家历史的一些特征，这也反映了更普遍的结构趋势：所谓“A 级名单”——获得几乎所有入站链接的少数超成功博客——与绝大多数仅获极少入站链接、虽活跃却实际不可见、迷失于网络遥远边缘的博客之间，存在巨大不平衡。⁴⁸ 博客圈的幂律性质已被大量研究充分证明；它们均依靠名为“爬虫”的自动计算程序，对链接作定量分析。例如，克莱·舍基对433个博客组成的网络进行分析，发现最前面的两个网站占全部入站链接的5%，前50个博客（占总数12%）占50%的链接，明显符合幂律分布。⁴⁹ Jason Kottke 对 Technorati 排名前100位博客的研究⁵⁰，Cameron Marlow 对27,000个博客网络的更大规模研究⁵¹，一项涉及45,000个博客与超过200万篇博文的样本调查⁵²，以及 Farrell 和 Drezner 对4,500个政治博客的研究，都给出同样指向。最后这项研究指出，存在“特别‘有吸引力’的焦点，使个体更容易协调”⁵³，文献通常称之为“枢纽”。 为清楚理解这一现象，可以考虑贝佩·格里洛的案例。这位意大利前喜剧演员最终创立了政治运动 Cinque 原注 46. Ravi Kumar et al., ‘Structure and Evolution of Blogspace’,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47 12 (2004): 35-39;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Bursts: The Hidden Pattern Behind Everything We Do, New York: Dutton Books, 2010, pp.4-5. 原注 47. Fabio Metitieri, Il grande inganno del Web 2.0, Roma-Bari: Laterza, 2009. 原注 48. Mathieu O’Neil, ‘Weblogs and Authority’, Blogtalk Downunder Meeting, Technology University of Sidney, 2006, http://incsub.org/blogtalk/?page_id=107, p. 4. 原注 49. Clay Shirky, ‘Power Laws, Weblogs, and Inequality’, posting to Networks, Economics and Culture mailing list, 8 February 2003, http://www.shirky.com/writings/powerlaw_weblog.html, pp. 1-2. 原注 50. Jason Kottke, ‘Weblogs and Power Laws’, Kotke.org, 9 February 2003, www.kottke.org/03/02/weblogs-and-powerlaws. 原注 51. Cameron Marlow, ‘Audienc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Weblog Community’, International Communication Association Conference, 2004, http://web.media.mit.edu/~cameron/cv/pubs/04-01.htm. 原注 52. Jure Leskovec et al., ‘Cascading Behavior in Large Blog Graphs’, 2007, http://citeseerx.ist.psu.edu/viewdoc/summary?doi=10.1.1.117.9104. 原注 53. Henry Farrell and Daniel W. Drezner,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Blogs’, Public Choice 134.1-2 (January 2008): 22. Stelle（五星），主要受生态主义与反腐诉求，以及基于网络的直接民主话语启发。虽然他的项目被呈现为一种水平、非官僚、参与式的挑战，针对传统垂直等级与政党，但实际上，运动内部并不存在民主过程。讨论仅限于评论格里洛本人在博客提出的议题，通常不触及战略与决策的深层；格里洛所扮演的角色，似乎又生产出一种魅力型、旧式、民粹主义的权力，在博客圈看似平等的结构中重新浮现。这种旧权力形式出现于新数字环境，究竟是 Web 2.0 运作的例外，还是正在出现的某种过程的证明？互联网的水平结构，是否与实际民主关系甚微，甚至毫无关系？ 博客圈的其他方面似乎也遵循类似统计趋势：例如，作者更新网站的频率⁵⁴，以及生产的博文数量⁵⁵，都服从同样幂律分布，显示大量边缘行动者与少数特别活跃节点之间的巨大差距。因此，总体而言，幂律已被确认为网络演化的一般模型，影响着最为不同的网络部分。不过，如果入站与出站链接分布是网络“自组织”过程中最关键的要素⁵⁶，那么，为得出最相关的结论，我们很可能应将注意力集中于此。 帕累托原则并非在网络上施加正态分布，而是一条不均衡法则，正如它帮助理解收入分配的不平等：通常20%人口取得80%收入。对此，克莱·舍基指出，幂律并不完全是不连续趋势：除了最顶端、链接数远超其他节点的节点外，其余节点的入站链接数相近，因为在幂律分布中，第一与第二名的差距大于第二与第三名的差距，以此类推。⁵⁷ 从这一角度看，博客圈最终呈现矛盾的金字塔形态：巨大底座与顶端相距极远。Farrell 和 Drezner 认为⁵⁸，原因在于，最成功博客为其他所有博客选择讨论议题；其他博客又链接最重要的博客，希望间接取得某种可见度。少数成功节点与无穷无尽主体之间的对比，不只是统计测量：它还反映少数个体、组织或机构，与其余绝大多数之间可信度和权威的差异。Mathieu O’Neil 认为，这仿佛是 原注 54. Cameron Marlow, ‘Investment and Attention in the Weblog Community’,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2006, http://alumni.media.mit.edu, pp. 1-5. 原注 55. Daniel Gruhl et al., ‘Information Diffusion Through Blogspace’, Proceedings of the 13th International World Wide Web Conference, 2004, http://people.csail.mit.edu/dln/papers/blogs/idib.pdf. 原注 56. Albert-László Barabási, Réka Albert and Hawoong Jeong, ‘Scale-Free Characteristics of Random Networks: The Topology of the World-Wide Web’, Physica A 281.1-4 (June 2005), p. 69. 原注 57.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pp. 124-125. 原注 58. Farrell and Drezner, ‘The Power and Politics of Blogs’, p. 22. 魅力型权力的一种悖论式回归⁵⁹，从创新的褶皱中意外出现。前述 Cameron Marlow 研究，以及他对博客推荐链接和所谓“永久链接”的区分，进一步确认了这些霸权位置的魅力型性质：前者指向网站首页，后者则指向档案深处展开某个具体议题的内容。永久链接在别处也称“动态链接”，其分布实际上远比“静态”的博客推荐链接均匀。这或许说明，某个议题的讨论可以沿许多不同路径展开，而指向博客首页的链接则受作者光环影响，因此更集中。⁶⁰ ## 网络上的权力 那么，怎样把这些迹象加以概括，它们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告诉我们网络权力配置的情况？首先，坚持比较开源共同体、Wikipedia 与更广博客空间在质与量上的不同维度，许多研究似乎确认了网络的无标度性质：即无论网络大小，都落入同一种聚集规律的分形特征。⁶¹ 就最初假说而言，这些研究似乎证实了我们的怀疑：网络围绕少数“枢纽”聚集的倾向，会影响其道德经济。舍基认为，“这种模式不只适用于商品”⁶²——包括商品的幂律曲线和“长尾”效应——也适用于“社会互动”。不过，在社会理论层面，这个问题似乎仍相当难以捉摸，因为这些统计不能转化为网络经验的一般理论，也未能详尽勾勒各观察领域（开源、Wikipedia、博客）；我们距离完整理解它们仍很遥远。即使只限于 Wikipedia 这一例，一项实证研究也显示，“权力距离”——最核心成员与影响力较小成员之间的距离——会随国家语境变化，至少法国、德国、荷兰和日本如此⁶³；如果同一共同体的地方领域之间，权力距离指数都在波动，那么思考一种网络等级的一般理论，似乎相当不现实。 我们似乎正在整个网络中目睹不同趋势出现：开源群体的“精英”权威，把早期互联网共同体进步、大胆的意识形态带入 Web 2.0 时代；Wikipedia 的“程序”暴政，在感知表面之下，通过规则、协议和角色的隐秘交织运作；最后是博客圈的魅力型权力，在那里，话语仍带着说话者的面孔，它们的出现使网络生态系统的发展及正当化模式 原注 59. O’Neil, ‘Weblogs and Authority’, p. 4; Mathieu O’Neil, Cyberchiefs: Autonomy and Authority in Online Tribes, London: Pluto Press, 2009, p.116. 原注 60. Marlow, ‘Audience, Structure and Authority in the Weblog Community’, pp. 6-8; Marlow, ‘Investment and Attention in the Weblog Community’, p. 7. 原注 61. Barabási and Albert, ‘Emergence of Scaling in Random Networks’, pp. 509-510. 原注 62. Shirky, Here Comes Everybody, p. 126. 原注 63. Ulrike Pfeil, Panayiotis Zaphiris and Chee Ang, ‘Cultural Differences in Collaborative Authoring of Wikipedia’, Journal of Computer-Mediated Communication 12.1 (2006), http://jcmc.indiana.edu/vol12/issue1/pfeil.html. 发生突然转折。然而，这三种不同趋势具有一个共同特点：没有任何一种暗示网络正在向去中心化、民主或平等演化；相反，它们各以自己的方式，意味着或多或少新的不对称、权力与不平等层次。因此，理论的想象努力，应当由此开始。 ## 参考文献 Anthony, Denise, Sean 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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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bert Simondon,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Chatou: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原注 2. Bernard Stiegler,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映射为链接。调查由“你想坐在谁旁边？”之类简单问题构成。莫雷诺从图中发现，女生现有宿舍分配方案造成了冲突；于是使用同一模型提出另一套方案，成功降低了逃跑人数。相信“绘图”能够表征社会关系，促使他写道：“由于社会宇宙的模式对我们不可见，绘图使它变得可见。因此，社会计量图越准确、越真实地描绘所发现的关系，就越有用。”³ 对莫雷诺而言，社会关系绘图不再只是社会关系的表征；这些关系地图可以重新设计社会生活。他将之称为一种新的社会规划，借助预先规划、由技术实现的社会网络，重组“有机”社会关系。早在1941年，他已提出，把技术社会网络叠加于原有社会网络之上，“会产生一种令社会措手不及的局面，使它越来越脱离人类控制”。⁴ 这种失控正是当下技术社会网络的核心问题。为了处理这一现象，我们提出，必须质疑社会网络分析历史发展中所隐藏的某些本体论预设。 尽管明确绘制社会关系，社会网络分析实际上却是社会原子主义的极端表现。必须从社会学和哲学两方面理解这个命题：社会网络的预设是，个体构成网络；因而，个体——传统社会学通常指人类个体，但也可以是动物、民族国家等其他完全个体化的行动者——是社会网络基本且不变的单位。若存在任何集体性，也主要被视为个体及其社会关系之总和，并由量化“社交图谱”映射出来，为社会网络概念赋予数学精度。这与人类学中广泛接受的观点冲突：社会、共同体或其他集体的存在，超出个体及其关系的简单相加，并深深嵌入其技术、历史，甚至动物学世界。可以注意到，集体的发展在历史上以家庭、氏族、部落等形式存在，甚至早于自主个体的观念。 同时，社会与网络的结合，也重新激活了工业化精神；这可追溯至远早于莫雷诺的19世纪法国社会主义哲学家亨利·德·圣西门。皮埃尔·米索指出，圣西门是首位通过对生理学的理解，完整概念化网络理念的哲学家；圣西门随后用它分析截然不同的领域，尽管其方式更富想象，而不像后来莫雷诺那样使用数学术语。圣西门确实设想了通信、交通等网络，把网络观念同时作为社会转型的首要概念与工具。他相信，通过工业化，就有可能 原注 3. J.L. Moreno,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New York: Beacon House, 1978, p. 95. 原注 4. J.L. Moreno,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15-35. 经由网络系统，把财富与资源从富者重新分配给穷者、从才干较高者分配给才干较低者，从而创建社会主义国家；如同有机体通过疏通全部循环，取得内部平衡。⁵ 今天，历史让我们知道，圣西门的社会学忽视了政治经济学问题（因而也必然忽视阶级问题），这些问题后来由卡尔·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分析。⁶ 然而，数字社交网络的扩散似乎仍带着一丝解放意味，因为网络的无摩擦中介，似乎也释放了对新型民主社会的想象。所谓“无摩擦”，是指把社会结构设想得更加扁平，使此前孤立的社会组成部分可以彼此参与，甚至在全球层面如此。这一现象被“人人时代”等口号概括：人们可以利用 Facebook、Twitter 等社交工具，自主组织活动、运动，乃至革命。对莫雷诺而言，社会计量革命从未摆脱自己的影子。 将社会网络描绘为节点和链接的图像，强化了这样一种哲学假设：社会关系总是以物化方式存在，成为一个原子单位与另一个原子单位之间的“链接”。可以想见，把社会网络仅仅描绘为点与点之间的线，会限制创新的地平线：这种原始图像不懂得怎样把超出个体的任何集体性作为首要之物来图示，反而总把集体性当成相互连接的原子地图的后果或副产品。把每个人视为社会原子，已经意味着一种极端个人主义，内在地否定集体性的位置。 Facebook 之类的社交网站停留在这一范式内，只为那些往往早已存在于更丰富社会空间中的社会关系提供数字表征，并主要基于不同发现算法，使新联结得以出现。但一个人通过 Facebook 认识的真正新朋友，又有多少不是先在另一个非数字或数字领域相遇？这些用阿多诺的话说“非同一的”（das Nichtidentische）社会关系，被压平为“朋友”这一同一空间；Facebook 本身的存在，很大程度依赖个人主义预设，因为其基本单位始终是个人的 Facebook 资料。⁷ 因此，Facebook 节点最初是人，而人与人唯一的关系只能是“朋友”。后来，对其友谊概念的某些线性修改，分化出“亲密朋友”或“熟人”等其他类别（“敌意”“敌人”等概念当然被禁止，Hatebook 之类讽刺性社交网站除外⁸）。近期，Facebook 又把地点、品牌等新对象类型纳入网络节点，这一次用“赞”关系连接。 原注 5. Pierre Musso,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11-29. 原注 6. Karl Marx,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原注 7. Theodor Adorno,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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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tiegler,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 开发者平台，让应用可以在 Facebook 之上运行，巧妙地违背了经济学家与政治学家约瑟夫·熊彼特的经典“创造性破坏”模型。¹¹ 这样，Facebook 一边允许开发者在其上建立自己的业务，一边捕获开发者，把他们困在自己的“围墙花园”里，从而把一个单纯的社交网站转变为无所不包的社交平台。 数字社交网络诞生之初，人们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关系的中心化存在危险。最早的典型案例或许发生在2005年：伊朗政府封锁 Orkut，不久又封锁其他社交网站。当时在万维网联盟任职的 Dan Brickley 写道：“开关一拨，65,000多个伊朗博客（据 blogcensus）和 Orkut 超过7%的用户，就这么没了。”¹² 万维网联盟（W3C）是世界首要的网络标准机构，维护 HTML 及其他标准。当时，Brickley 正与广受赞誉的网络发明者蒂姆·伯纳斯-李合作，创建伯纳斯-李所称的“语义网”：雄心勃勃地将文档网络转变为链接数据的语义网络，赋予数据“明确界定的”意义。伯纳斯-李认为，不仅释放全世界的文本，还把全世界的数据从各种封闭数据库中去中心化，将引发巨大的创新爆发。第一步是 RDF（资源描述框架）：一种开放、可扩展的数据格式，旨在用基于网络形式的简单知识表示语言，描述任何事物的元数据；具体说，就是节点与链接，节点表示主语和宾语，链接表示二者之间的谓词。¹³ Brickley 决定使用 RDF 创建“朋友的朋友”（FOAF）项目，以“〔创建〕一个由机器可读页面组成的网络，描述人、他们之间的链接，以及他们创造和从事的事物……FOAF 定义一种开放、去中心化的技术，连接社交网站及其所描述的人”。¹⁴ 他希望，有了这样的数据可携带标准，用户就能随意携带数据迁移，摆脱社交网站消失时数据也随之毁灭的问题。 LiveJournal 创始人 Brad Fitzpatrick 是开放社交图谱的最早倡导者。起初，他允许用户从 LiveJournal“导出”FOAF 资料，让他们控制自己的数据，并迁移到其他支持 FOAF 的网站。在与当时 Six Apart 同事 David Recordon 合编的《社交图谱思考》中，Fitzpatrick 表示： > 越来越多新的“社交应用”及传统应用，要么需要“社交图谱”，要么可以利用其中的信息，为用户提供更大价值……不幸的是，并不存在一个全面且去中心化的社交图谱（甚至不存在多个能够互操作的社交图谱）。 原注 11. Joseph Schumpeter,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43)。关于“创造性破坏”，另见 http://en.wikipedia.org/wiki/Creative_destruction。 原注 12. Dan Brickley, ‘Re: Twitter and Iran Elections’, posting to W3C mailing list, 16 June 2009, http://lists.w3.org/Archives/Public/public-xg-socialweb/2009Jun/0096.html。 原注 13. 关于 RDF，见 http://www.w3.org/TR/2004/REC-rdf-concepts-20040210/。 原注 14. 见 http://www.foaf-project.org/。 > 相反，存在的是数百个分散的社交图谱，多数质量可疑，许多是围墙花园。¹⁵ 因此，Fitzpatrick 宣称，社会应“最终使社交图谱成为共同体资产”，以便“让图谱数据像个人电脑上的文档一样可以携带”。¹⁶ 一系列工作随即展开，制定创建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所需的规范。在“联邦式社交网络”的口号下，Status.Net（前身 identi.ca）等公司开始产出可运行代码，展示以标准为基础、真正去中心化且开放的社交网络的潜力：状态更新、个人资料等数据，可以在多个服务器之间无缝分享——至少在技术上，这是一项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 这些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工作，在黑客与社交网络爱好者之外几乎没有影响，尽管它确实让几位先驱在 Facebook、Google 等公司找到了工作。Fitzpatrick 的合著者 David Recordon 离开 Six Apart，成为 Facebook 首任标准经理；这至少部分归功于他最初围绕开放授权（OAuth）、OpenID 及去中心化社交图谱所作的工作。在 Facebook，Recordon 开始对伯纳斯-李的语义网感兴趣，与 FOAF 发明者 Dan Brickley 讨论，并传出 Facebook 可能“开放”社交平台的消息。然而，实际发生的更有意思：它发布了“赞”按钮，正式名称为“开放图谱协议”。¹⁷ Facebook 巧妙利用 RDF 开放标准，让站长把网页描述为有限商品类别中的一种（电影、人物、书籍、地点等），再结合 Javascript，把任何网站的数据发送给 Facebook。与 Google 抓取的超链接不同，哪个用户“赞”了某项商品的信息，不向网站所有者揭示，甚至也不由用户本人保存，而是被送往 Facebook 的中心化数据库。颇为讽刺的是，Facebook 利用开放标准语义网，在整个网络上建立了一个真正封闭、只包含“赞”这一关系的平台！面对 Facebook 在社交网络中日益扩张的统治，Google 惊慌之下招募了去中心化社交网络背后的许多关键人物，包括 Brad Fitzpatrick、Dan Brickley、Joseph Smarr、Chris Messina 等；其中一些人后来开发了 Google+。但迄今，Google+ 仍未成为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核心。 关键在于，社交网络去中心化只是社交网络的扩散，因此实际上与中心化平台“开放”商业模式的扩散相容；这些模式完全没有挑战社交网络本身的本体论预设。语义网的去中心化性质，却产生了大规模中心化的“赞”按钮，这说明问题并非简单地把中心化数字社交网络与去中心化社交万维网对立起来。去中心化从不彻底完成，而且往往充满矛盾。即使可以说互联网在 IP 地址层面是去中心化的，但目前， 原注 15.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原注 16. Brad Fitzpatrick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原注 17. 关于“开放图谱协议”，见 http://ogp.me/。 通过 Google 和 Facebook 的服务器与数据库提取货币价值，仍然是中心化的。 “去中心化”一词需要进一步审视，因为眼前哲学问题的关键是：即使在去中心化系统中，也从未挑战把人还原为原子、把关系还原为原子之间链接的本体论化约。未能超越这一点，使真实的人类用户几乎没有理由采用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及其社会管理方式的替代方案。我们承认，去中心化往往是值得追求的特征，但必须记住，它并不必然意味着正面意义，否则会简单滑向对点对点系统的某种拜物教。不过，反过来相信去中心化永远负面，也会让我们陷入角落，只能像加洛韦一样指出网络如何意味着控制。¹⁸ 对我们更有用的是斯蒂格勒的术语：去中心化技术始终是一种 pharmacon，某种同时正面与负面、既是药方又是毒物的东西。¹⁹ 因此，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的大规模采用，既意味着民主传播——2011年各种抗议中 Twitter 与 Facebook 的作用便是见证——也意味着社会控制——同样技术对其中一些运动的监视与摧毁便是见证——这并不应令人意外。探究社交网络这一“新”现象如何嵌入一个已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更大意识形态装置，其意义不只是批判性揭露某种“真理内容”；我们还认为，通过有意识地分析并超越以图来经典表征社会网络时僵硬、贫乏的本体论假设，想象与发明的可能性，仍能为个体化打开新空间。去中心化现在不够，永远也不会足够。 ## 集体个体化 是否可以重新思考集体性概念，以补救当前数字社交网络的个体化原子主义？这并不意味着抹去个体，用某种神秘化、物化的集体性替代其独特性，带来斯大林主义集体主义所显示的可疑政治后果。相反，我们希望集体与个体相互创造，犹如某些花朵与蜜蜂之间必需的繁殖关系。社会计量学要求越来越精确的映射，以准确反映和预测连接、互动的概率，从而通过营销最大化平台自身的利润率；因此，数字社交网络中的技术个体化，很容易重新滑向去个体化。我们能否思考一种新的个体化，既不颂扬、也不拒绝数字社交技术的可能性？网络预设了当前这种使人去个体化的社会概念，并在实践中通过社会技术工程将之实现；一种能够对此发挥治疗作用的个体化模型，恰恰就是吉尔贝·西蒙东在《心理与集体个体化》中提出的。²⁰ 原注 18. Alexander Galloway,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Boston: MIT Press, 2006. 原注 19. Bernard Stiegler,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 原注 20.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Editions Aubier, 1989. 西蒙东指出，个体化始终同时是心理的与集体的。他所谓心理个体化，指个体心理的形成，例如处于焦虑、悲伤、愤怒等状态。“集体”则指出，这些个体状态的形成，必然与更广泛的社会和技术世界相连。但心理与集体的二分本身不够，必须同时思考二者。个体与群体并不对立，个体和集体构成持续的个体化过程。对西蒙东而言，心理个体化更多是一种单纯的个体化（individualization），它也是个体化的条件；集体个体化则是使个体进入持续转变状态的过程。 集体的形成常被化约为“个体为什么想参与”之类考量，这也是营销者或筹划创业者的典型问题。这个问题只把社会规范和集体看作预定义结构，错误假定：为了创建集体，工程方法必须立刻设置社会范畴，并根据这些预先配置“塑造”参与个体。西蒙东把个体化看作类似结晶的过程。同样，群体的生成也可以看作一种个体化，使每个个体同时成为行动者与环境。有人可能问：我们在 Facebook 上看到的，不已经是心理与集体个体化吗？的确，西蒙东的哲学路径可以成为分析社会关系的工具；但必须超越这种局限，理解这些理论不仅是分析工具，这些概念也是转变的工具。正如前文所见，Facebook 主要让原子化个体进行个体化。因此，真正替代 Facebook 的方案，不会复制其功能，而会从完全不同之处出发：从集体出发，重新设计个体与集体的关系。我们不应只问原子化个体怎样形成集体，而必须发现集体社交网络怎样改变、塑造个体，并把这种现象置于首位。 因此，我们想反思群体问题，并提出：将集体与个体区别开的，是属于群体的共同计划；共同计划继而塑造集体个体化过程。以 Ushahidi 为例，它在 Google Maps 之上提供众包地图服务，最初旨在监测肯尼亚选举期间的暴力。2010年海地地震之后，为帮助从灾难中恢复，Ushahidi 让当地与海外志愿者通过特殊标签收集短信，绘制危机地图，救出那些否则可能失去生命的人。2011年日本地震与海啸之后，日本工程师分析推文及其他社交媒体，绘制海啸损害与待处理紧急情况的地图。这些项目的动力远超简单发布个人状态更新，使人们能围绕共同目标积极协作，由此发展出集体的计划性。正是计划形成的时刻，让个体通过集体使自己个体化，并赋予个人投入以意义。在 Facebook 上可以建立群组、页面、活动，但 Facebook、Google+ 和 Twitter 都没有提供基于协作的集体个体化工具。换言之，在 Facebook 上，群组与个体并无 不同，只是网络中又一个原子。我们要超越原子与链接，超越节点与顶点！ ## 集体式社交网络 说清楚一点：我们反对的是社交网络关于个体及其关系的哲学假设；正是通过改变这些假设，我们才能想象把社交网络转变为集体个体化的技术。从初步瞥见集体个体化这一新哲学模型，到在技术系统中实现它，我们提出：社交网站应作为一套动态、开放、没有预定终点的工具存在，使集体计划能够被创建和管理。只要群体成功运用其生物—技术能力，完成集体个体化过程中产生的目标，集体智慧就能成为现实。因此，用户必须始终属于某个具体集体计划，否则就不能充分利用平台定义的功能和数据。每项集体计划可由共同同意的目标界定，由一起经历集体个体化的群体“成员”集体提出并更新完成要求。任务随后可分配为个人行动或子群组行动，其进度应被监测和显示。不过，集体应该动态而非静态：群组可随时合并为更大计划，计划也可拆分为更小集体。通过这种方式，集体能够彼此发现、沟通，寻找合作与信息分享的可能。 有趣的是，替代性数字社交网络唯一成功的例子，都是为草根政治项目整合集体功能的网络。实际上，第一个由用户贡献内容驱动的 Web 2.0 网站，可以说是 Indymedia：世纪之交另全球化运动兴起时建立的全球独立媒体中心网络。²¹ 如今，几乎所有大众媒体渠道的网站，都拥有 Indymedia 曾经创新的开放评论功能。此外，最初设想“增强社交网络”的行动者与程序员，希望它能够“增强公民形成关系、围绕实践共同体中的共同兴趣自我组织的能力，从而更好参与民主治理过程”²²；这些人似乎多数已经放弃，现在要么在传统数字社交网络工作，要么也许在打“长线”，以实现原初愿景。最后，从 FOAF 到 Diaspora²³，这些 Facebook、Twitter 替代方案的成功，可以客观地用用户数量及持续长期增长来衡量。Diaspora 等替代网络虽因《纽约时报》等主流媒体报道，短暂吸引大量用户，却从未提供集体个体化所需的协作工具。因此，除抽象价值与 原注 21. 见 https://www.indymedia.org/。 原注 22. Ken Jorda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原注 23. 见 https://joindiaspora.com/。 工程设计以外，它们无法以用户能理解的方式与 Facebook 区分开，用户最终失去兴趣；甚至如今，留下的创始人也转向其他项目。此外，任何仅仅创造社交网络去中心化的协议，最好的结局也不过是被 Facebook 或 Google+ 等现有平台吸纳。更可能的是，任何所谓替代方案，只要不超越原始社会物理学的构想——社会原子由物化社会关系联结——就会枯萎、死亡。尽管对中心化数字社交平台的批评接连不断，这种原始社会物理学的概念装置似乎对行动者影响甚微：从埃及革命到 #occupy，他们都经常使用 Twitter、Facebook 等传统原子化网络，主要是为了借其庞大用户群进行宣传。这确实是传播消息最有效的方式。但人类经由数字社交网络实现全球互联，最终结果竟只是分享照片和用140个字符呼喊以求注意，仍显得相当贫乏。 仔细观察会发现，行动者彼此组织时，用的并不是 Facebook 和 Twitter，而是鲜为人知的替代社交网络，如去中心化数字社交网络 Lorea²⁴，以及由行动者服务器 riseup.net 运营的 Crabgrass。²⁵ 客观而言，这两个网络在各自共同体中都算成功：各有约50,000名用户，持续增长，软件不断更新。这很可能因为它们广为运动参与者熟知，并整合进现有社会运动，直接关联街头与网络上的集体个体化。Lorea 是西班牙“愤怒者”运动首选的集体社交平台，Crabgrass 则与美国、德国、巴西的多种无政府主义运动保持长期关系。这并不是说，任何由草根政治行动者创建的平台都注定成功，远非如此：#occupy 运动计划创建、曾被大力炒作的 Federated General Assembly（联邦式大会）平台，至今仍是草案，而非拥有真实用户的可运行代码库。Lorea 和 Crabgrass 成功的原因很直接：Facebook、Twitter 等原子化数字社交网络，恰恰缺少协调与数据生产所需的工具，例如这些平台“群件”所提供的文件协同编辑和任务组织。“群件”一词通常与 IBM Lotusphere 等商业软件相联，但此类工具多数长期只向愿付高价的企业用户提供，功能也局限于企业用途。我们如今看到的是，群件进入公民自组织的手中。此外，这两个网络在实践中都并不特别去中心化：Lorea 虽然去中心化，几乎所有活动却在单一节点上；Crabgrass 出于安全考虑，尚未实现包括联邦互联在内的功能。从这一点看，用户真正重视的显然是使集体个体化成为可能的功能，而非去中心化本身。 目前，这些行动主义社交平台，在集体个体化所需工具方面还只触及表面。Crabgrass 与 Lorea 最受欢迎的工具是维基协同编辑，但严格局限于小型行动者群体， 原注 24. 见 https://lorea.org/。 原注 25. 见 https://we.riseup.net/。 替代社交平台保护这些群体的隐私，使其免遭潜在监视。然而，还需要更多种工具，在更广泛的延迟时间和媒介范围内协调，从 Eetherpad 的实时聊天，到视频协同编辑与注释。真正替代原子化社交网络的方案，不只应培育信息的集体生产，还应创造一个横跨一切可能数据类型、供各种反思与知识发展的空间。因此，我们发现，这些集体平台确实可能成为伯纳斯-李语义网的核心：它们应有能力储存、提炼、分享数据，使用 RDF 等开放而灵活的格式，再通过将数据投射到地图和其他可视化中，使之容易解释。与把网络简单想成任何用户都能轻易访问全部数据的普遍空间不同，集体个体化平台只允许参与数据与知识创造的人，通过访问控制掌握数据，使他们能够在准备好时向更广世界发布。正如当前社交平台的首要存在理由，是为营销收割用户数据，真正的替代方案则会让用户创造关于其世界的多种数据，以增强自身在其中的集体存在：形成广泛、多样、开放的关系。最终，这些不是原子间的连接，而是存在于数据、栖居于数据的不同方式，是在互联网时代的此在（Dasein）之中，重新建立一个新的“此”（Da）。 沿着这一思路，参与集体个体化过程的人，必须能够以自己认为恰当的方式显露自身，能够使用不同人格面貌，甚至保持匿名，而不是永远绑定单一身份。可以想象，有些人宁愿使用化名或匿名，甚至只在完全匿名的集体中行动。当前数字社交网络主要作为营销机器存在，（去）个体化只是副作用；看似私密的东西，对服务器运营者始终可见。因此，要为集体个体化打开空间，连运营服务器的系统管理员，也不应能够访问其上集体群组的数据。利用公钥技术与服务器端加密，应能实现这一点，阻止运营者窥探用户。确实，出于安全考虑，只要正确实施，去中心化就有意义；同时，以去中心化和冗余方式把数据储存在多台服务器，能够尽量降低攻击与集体生产数据被毁的后果。 ## 结论：有待到来的社交网络 我们并不反对图的数学，而是反对网络的世界图像（Weltbild）：一种关于整个世界的特定图像，它限制、塑造我们的潜能。²⁶ 如同此前把世界看作钟表或计算机的图像，这幅特定图像远非无辜，而是反映社会与经济秩序的本体论假设：亚当·斯密及古典经济学家把交换——一种链接！——看成总发生于个体之间，这并非偶然。我们一再指出，网络理论与 原注 26. Yuk Hui,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可见 http://www.junctures.org/index.php/junctures/article/view/6/4。 数字性本身关系不大，因为远在互联网出现之前，圣西门失败的空想社会主义就已渴望建立网络世界。数字社交网络把社交图谱数学理论，与横跨全球的数字通信网络这一现实人工物结合，代表社会关系的工业化：它把“社会的”这个难以捉摸的形容词所指向的丰富可能性，转变为彻底原子化的个人主义，与世界的关联被还原为纯粹链接。当今社交网络的预设，远非中性科学方法，而是在中介我们的真实沟通。 集体个体化提出，对于一种远远超出营销、点击率、用户数量之类指标的经济，另一种社交网络不仅可能，而且必要。集体式社交网络是可能的，它基于我们自身及我们与他人在世共在的显现，基于围绕共同计划或召唤形成的“群体”。计划也是投射，即预期群体集体个体化的共同未来。把群体与计划联系起来，就是坚持：个体化始终也是时间性和存在性过程，而不只是社会与心理过程。把共同意志投向计划，是计划本身产生群体与个体的共同个体化。此外，创建一种受开放标准影响、建立在这种群体观念上的新技术基础，就能让不同替代方案交换其社交网络的要素，并在协议、数据可携带性，尤其概念化层面实现相互沟通。因此，我们批评社交网络的局限，也批评把社会计量学奉为理解社会计算之康庄大道的研究者；同时，我们也想勾勒：理解、甚至编程社会与数字的新方法，是可能而且迫切的。 最后，让我们用几句或许令人意外的话，为社交网络辩护。 在全球范围内，我们越来越着迷于一种新的世界图像——全球社交网络——同时也越来越深陷其中。社交网络或许发挥着与早已逝去的早期资本主义时代小说相似的功能，正如卢卡奇在《小说理论》中分析的：当个体被连根拔出此前稳定的田园世界、推入城市，资产阶级小说叙事提供了关键表征，既见证资本主义到来造成的伤害，也使人能够象征性地获得一种新的整体理解，面对压倒性的大都市新世界。²⁷ 如今在晚期资本主义时代，社会生活被连根拔出，超出特定城市与国家；失业率上升又让“工作”（工厂、工作场所、办公室）的重要性下降。于是，我们在 Facebook 的图像里瞥见一种理解全球关系网络、理解自身生活“时间线”的方式，又有什么奇怪？对“朋友”的普遍痴迷，难道不既暴露全球世界的孤独，也暴露人类对真正友谊的渴望？把力比多投入个人资料，难道不恰恰准确地映照出：在一个脱离传统与地方感、漂泊不定的世界里，维持身份感何其困难？尽管节点与链接的本体论有缺陷，全球社交网络的图像里，仍包含一个统一世界的可能图景，远比那种把世界描绘为彼此分隔的民族国家、 原注 27. Georg Lukács,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 各有特殊颜色与僵硬边界、永不混合的地球图像更为如此。莫雷诺今天仍有一个尚未兑现的承诺，由覆盖全球的社交网络图像呈现出来：构建真正全球性的友谊与联结观念的可能。全球社交网络世界图像之后会出现什么图像，尚不得而知；但我们只能希望，那将是废除一切此类图像。图像始终见证着我们的异化，以及我们未能把握实际上已经存在之物。当我们培养认知能力，足以对共同世界承担责任时，就不会再有世界的图像。届时，只有世界本身。 ##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Negative Dialectics*, trans. E. B. Ashton, New York: Seabury Press, 1973 (1966). Fitzpatrick, Brad and David Recordon. ‘Thoughts on the Social Graph’, *bradfitz.com*, 17 August 2007, http://bradfitz.com/social-graph-problem/。 Galloway, Alexander. *Protocol: How Control Exists after Decentralization*, Boston: MIT Press, 2006. Hui, Yuk. ‘Computational Turn or a New Weltbild?’, *Junctures: The Journal for Thematic Dialogue* 13 Unseen (2010): 41-51. Jordan, Ken, Jan Hauser and Steven Foster. ‘The Augmented Social Network: Building Identity and Trust into the Next-generation Internet’, *First Monday* 8.8 (4 August 2003),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068/988。 Lukács, Georg. *Theory of the Novel*, trans. A. Bostock, Cambridge, MA: MIT Press, 1974 (1916). Marx, Karl. *Capital: Volume 1: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trans. Ben Fowkes, New York: Penguin Classics, 1992 (1867). Moreno, J.L.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An Introduction in Sociomet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Association* 4.1 (February, 1941): 15-35. ______. *Who Shall Survive? Foundations of Sociometry, Group Psychotherapy and Sociodrama*, New York: Beacon House, 1978. Musso, Pierre. ‘Aux origines du concept moderne: corps et réseau dans la philosophie de Saint Simon’, *Quaderni* 3 (Hiver 87/88): 11-29. Perroux, François. *Industri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tome I: Saint-simonisme du XXe siècle et création collective*, Paris: Press Universitaire de France, 1964. Schumpeter, Joseph. *Capitalism, Socialism and Democracy*, London: Routledge, 2003 (1943).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Editions Aubier, 1989. ______. *Imagination et Invention*, Chatou: Editions de la Transparence, 2008. Stiegler, Bernard. ‘Who? What? 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 in Bernard Stiegler, *Technics and Time, 1: The Fault of Epimetheus*, trans. Richard Beardsworth and George Collins,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8, pp. 134-180. ______. *Ce qui fait que la vie vaut la peine d’être vécue: De la pharmacologie*, Paris: Flammarion, 2010. ______. *États de choc: Bêtise et savoir au XXIe Siècle*, Paris: Fayard/Mille et une Nuit, 2012. # 政治经济学与垄断的抽象形式：社交媒体要求什么 / 科琳娜·帕特利斯（KORINNA PATELIS） 媒体　社会性　网络 其他　软件　用户 服务　内容　FACEBOOK 个性化　界面 生产　过程 > 我们的目标不是建立一个平台，而是遍布所有平台。 > ——马克·扎克伯格¹ 过去十年间，被称作“社交媒体”的在线服务的使用量出现了惊人的增长；这个名称意在描述这些服务能够“促成”用户之间的社会交往。就西方人的使用情况而言，社交媒体构成了万维网的核心。与西方民主国家的大多数媒体一样，社交媒体是私人公司。过去五年间，它们的成功运营形成了一个寡头垄断市场，Facebook 居于领先地位。这意味着，对许多人，尤其是新近上网的人来说，社交媒体就是“互联网”；而对其中许多人来说，Facebook 就是社交媒体。 社交媒体市场的商业性质及其寡头垄断结构，在一定程度上是资本主义民主国家设计媒体的方式所带来的不幸结果。由于社交媒体是在公司资本主义中发展起来的，它们天生具有双重性质：一方面，它们是传播得以实现的场所，而传播对于民主的运作，乃至整个社会，都至关重要；另一方面，它们又必须实现利润。用扎克伯格本人在 2012 年首次公开募股（IPO）时写给 Facebook 投资者的信中的话说：“Facebook 最初并不是为了成为一家公司而创建的。它是为了完成一项社会使命而建立的——让世界更加开放、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² 这就是媒体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中所履行功能的悖论性质。³ 换言之，正如传统媒体一样，万维网上的社交媒体也不是为了替社会履行某些功能而发展起来的。没有人为了赋予它们一种社会角色而设计它们；相反，它们是在一个全球放松管制的传播领域中发展起来的，而且从设计之初就是商业媒体。这种设计中富有戏剧性的反讽在于，人们认为社交媒体应当 原注 1. 马克·扎克伯格于 2011 年 11 月在《查理·罗斯》电视节目中所说。转录节选见：http://www.businessweek.com/magazine/charlie-rose-talks-to-mark-zuckerberg-and-sheryl-sandberg-11102011.html。 原注 2. David A. Ebersman, ‘Letter from Mark Zuckerberg’, i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p. 67,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 原注 3. 对这一悖论的经典探讨，见 Michael Schudson,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不受国家干预，但这却使它们容易受到金融力量的支配。换句话说，在一个放松管制的领域中，商业媒体必然会产生 Facebook 这样的垄断者。资本主义就是这样运作的。 面对 Facebook 这类垄断软件的故事，本文讲述另一个故事，其中充满了对资本主义运作方式至关重要的悖论。它讲述资本主义软件的故事，着眼于这类软件的情节与主人公，从一个与常见批判路径略有不同的角度，考察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这种叙事具有论战性质——它旨在引发有关新媒体垄断性质及其与用户文化关系的争论。换言之，社交媒体所讲述的有趣故事，就是你、我以及其他数十亿人日复一日在屏幕上凝视的东西，以及它与资本主义有何关系。因此，我关注万维网诸矛盾中平凡而不那么引人注目的一端：在那里，人们每天都会遇到日益加剧的商业化、结构化和垄断化。要深入理解社交媒体在这一形成过程中的作用，就必须关注这种媒体的通俗、大众的一面。社交媒体推动着关键的产业过程：把传播转化为一个碎片化、商业化的个人数据池的过程。几年后，当这一过程完成时，它将在结构上永久改变商业媒体。这是因为，商业媒体将不再依靠广告获得资金，而将通过商业化的私人数据获得资金。社交媒体如今能够直接向有关公司出售受众实际的个人数据，而不再是向广告商提供受众的观看次数来换取金钱。⁴ 我并不是说，对互联网的分析必须始终围绕其政治经济学展开。这里感兴趣的，是进一步将互联网的大众性要素概念化。 ## 作为社会文本的社交媒体 对社交媒体的研究兴趣在方法论上尚有些不明确，尤其是在“情动”似乎弥漫整个学术界的时刻。在新媒体期刊中，“文本”作为分析范畴几乎已经不复存在，因为它面临多重方法论挑战；其中最明显的，是“主动用户”的观念，以及把互动性自动赋予新媒体使用的做法。与以新媒体“情动”为中心的路径不同，我在这里关注软件及其产生的界面，并把它们作为理解万维网表征结构的基本轴线。这种对软件的关注，是我们从所谓“软件研究”中吸收的一个要素；后者的一项主张，就是把软件看作理解“新媒体语言”的核心。⁵ 此外，软件同时构成⁶ 一种社会文本和一种被消费的产品。因此，界面与软件既是文化文本，也就是一组有系统组织起来的话语，同时又是消费产品；这些产品的 原注 4. 提供这项服务的公司，参见 http://www.audiencetargeting.com/。 原注 5.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原注 6. 例如，参见 Lev Manovich,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Lev Manovich, Software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rthcoming, http://lab.softwarestudies.com/2008/11/softbook.html；Matthew Fuller,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以及 Matthew Fuller (ed.)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8。 生产和分配条件具有重要意义。⁷ 这意味着，Facebook 软件不可能不带有偏向；它不可能不是依据特定价值观、以特定互动为目标而开发的。因此，Facebook 软件构成的是一个政治选择的领域，而不是“透明性”的领域。 由于我从事政治经济学研究，我在这里感兴趣的并非任何政治选择领域，而是那些追求商业权力的领域。⁸ 因此，我重新阐释媒体政治经济学及其与文化研究的综合，以期对软件进行概念化。通过综合这两种路径，我把网络体验理解为一体的，把基础设施与内容看作一体，把物质与文化看作统一的。而且，我要求我们承认，“界面”是内容的重要组成部分。由此，界面被理解为一个统一的文化文本，无法与任何具体分析恰好聚焦的某个个人网页区分开来。正因为如此，本文没有分别讨论社交媒体的产业力量、编码实践以及在全球分发的文化文本，因为它们共同构成了一个庞大的权力结构。因此，Facebook 界面并非中立实体：它作为一种追求权力的文化文本，框定了特定的互动形式，而数百万用户每天都在消费这些形式。 解读软件，首先要强调这类软件是在垄断基础上为营利而生产的；它是“重磅畅销软件”。鉴于软件以寡头垄断方式在全球分发，其表征结构以及它让用户参与的脚本，呈现出治理方面的一个核心空缺。换言之，网络上的表征权力掌握在少数公司手中，掌握在追逐利润的垄断企业手中。微软垄断了消费软件市场，并在社交媒体市场占据重要地位。Google 垄断了“搜索”市场和用户内容生产市场（即 YouTube 与 Blogger），而内容生产工具市场则越来越受到 Adobe 的垄断。⁹ ## 从普遍性到殖民化 根据来自垄断企业及新媒体理论等方面的霸权话语，上述治理空缺不一定意味着软件本身嵌入了价值观。这类话语把有关计算机设计、如今又有关软件设计及其商业运作的论证浸透其中。杰伊·戴维·博尔特（Jay David Bolter）与戴安娜·格罗马拉（Diane Gromala）¹⁰ 提出了反对 原注 7. 本文提出的文本分析采用了霍尔分析的大部分内容。见 Stuart Hall,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Hutchinson, 1991, pp. 128-138。 原注 8. 对新媒体开展政治经济学分析的有力论证，见罗伯特·麦克切斯尼的早期著述，例如 ‘So Much for the Magic of Technology and the Free Market’, in Andrew Herman and Thomas Swiss (eds) The World Wide Web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0-47。 原注 9. 微软 2012 年上半年的收入为 35.47 十亿美元（见 http://www.microsoft.com/investor/EarningsAndFinancials/Earnings/PressReleaseAndWebcast/FY12/Q4/default.aspx）；Google 同期收入为 22.86 十亿美元（见 http://investor.google.com/earnings.html）；Facebook 收入为 2.24 十亿美元（见 http://investor.fb.com/results.cfm）；Adobe 为 2.17 十亿美元（见 http://www.adobe.com/aboutadobe/invrelations/pdfs/ADBE_10Q_Q212_FINAL_Certified.pdf）。 原注 10. Jay David Bolter and Diane Gromala, Windows and Mirrors Interaction Design, Digital Art, and the Myth of Transparen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计算机设计中一种既定观念的论证：按照这种观念，计算机应当被设计成不可见的，顺着用户的方向航行，提供实质上中立而透明的界面，并且只负责分发内容。博尔特和格罗马拉认为，这种在计算机以及所谓“智能”设备设计中确立的立场，在政治上并不可行；它导致操作系统及一般计算机在这样一种范式中得到开发：目标是把它们发展成人体本身的中立延伸。“普适计算”之类的流行术语正是由此而来。 博尔特和格罗马拉质疑这一范式的意识形态基础，并提出论证：这种目标既不可能实现，也不能在政治上得到认可，因为人们并未就计算机究竟应当潜在地／虚拟地“顺应”哪些人类感知功能达成共识。他们追问，我们在政治上究竟如何同意了顺从这一观念，而不是例如唤醒这一观念。换言之，对博尔特和格罗马拉来说，计算机不可能是“透明”的；相反，它们构成互动与有目的行动的领域。 生产这类文本的公司，在商业性网络软件服务中利用并巩固着博尔特与格罗马拉描述的设计范式。它们已经煽动透明性意识形态有一段时间了：它们说的是“你今天想去哪里”，而不是“我们今天带你去哪里？”，或者“我们为你分类知识”。从处理社会关系、有选择地归档网页，到在预设菜单中容纳言论自由，每家公司都把片面或混乱的过程呈现为透明的。用 Facebook《使用条款》的话说：“Facebook 不是一个网站，而是一种分享你信息的方式；它的设计目的是让你轻松地与任何人分享你的信息。”¹¹ 这些公司把自身功能呈现为技术性的，或者统一、公正的，从而否认自己享有的公然垄断地位，进而否认这种垄断的权力。它们像计算机设计者一样宣称，一方面，自己的服务建立在有关“感知结构”的普遍知识之上；另一方面，用户对服务的持续开发保证了这种统一性。微软关于可用性的著名箴言，就是这种逻辑的一个好例子。在 Google 等其他案例中，人们只需声称所提供的服务仅仅起到技术性便利作用、因而没有必要存在竞争，就能为寡头垄断辩护。不断强调所谓全球用户对已发布内容的贡献，又暗示着：既然大众网络上的中介活动寻求并依赖集体的免费贡献，就没有竞争的必要。正如我们只需要一个维基百科一样，我们也只需要唯一一个 YouTube！ ## 从普遍性到垄断化 只要观察社交媒体界面的实际表征，就很容易反驳这种话语。有两种价值观不断浮现，它们彼此关联，构成了邀请我们参与的文化实践。第一种是普遍性，当然还有与之相伴的霸权诉求。第二种是“真实身份”、“社会身份”，以及自然的／身体的身份应当成为在线身份基石的观念。虚拟不再被理解为 原注 11. 见 Facebook 于 2009 年 10 月公布的《使用条款》，http://www.facebook.com/legal/terms。 超出真实社会生活延伸之外的事物。事实上，可以说，虚拟身份与匿名性通过这些文本遭到污名化。角色扮演，以及作为有别于真实、不同于真实的虚拟，被理解为“虚假”。那些不以某种想象中的、植根于这种物质性的普遍真实自我为对象提供文本的服务，也受到同样对待。用扎克伯格的话说：“‘如今，万维网处在一个重要的转折点。’初创企业要求用户带着自己的真实身份前来。‘现在，社交已成为默认状态。’”¹² 这两种观念共同发挥作用，滋养了一种双重文化实践，使个人数据的商业化¹³ 成为可能，并把商业媒体转变为一片商业性的数据海洋。在寡头垄断社交媒体的文本中，深深嵌入着这样一种观念：某项网络服务追求普遍性，它想垄断我们的上网时间，并殖民整个万维网。凝视 Facebook 的登录页面，人们很快就能读出这种抱负：页面并不是为了“奉送”服务或内容而设计的，而是一道通往某处的入口，更像一本书的封面，一个进入网络的入口。 进入这一空间时，自然身份的重要性进一步彰显了它的力量。用户的独一身份是进入该网络的钥匙，因为 Facebook 登录页与其他着陆页不同：它每次都会向想要登录的近十亿注册用户显示注册模板，要求填写出生日期等七项私人信息，而不是只向点击注册链接的用户显示这个模板。 这两点观察虽然琐细，却常常由互联网原住民提出：他们使用互联网至少十年，其间并不需要加入其他任何网络，因为他们本来就在网络上；而且多年来，他们都不必为这种使用而拿个人资料进行交换。 ## 中介结构 > 当公司更了解你时，你就不必再看那些你不感兴趣的东西的广告。公司也会知道，恰当的人正在看到它们销售的东西。……你的计算机会告诉公司，你有兴趣买什么，或者有兴趣听什么。 > ——比尔·盖茨¹⁴ 殖民万维网的战略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取得成功。寡头垄断社交媒体服务和 Google 的索引服务，如今构成了统一的界面，也就是位于万维网中心的文化文本。我们对它的熟悉程度，就像对好莱坞 原注 12. 扎克伯格在 2010 年 4 月 21 日上午 10:45 的 F8 大会主题演讲中所说。弗雷德里克·拉迪努瓦的实时博客有所记录：Frederic Lardinois, ‘Live Blog: Mark Zuckerberg’s F8 Keynote’, ReadWrite, 21 April 2010, http://readwrite.com/2010/04/21/live_blog_mark_zuckerbergs_f8_keynote。 原注 13. 要把这一论点置于隐私讨论之中，参见 Helen Nissenbaum,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以及 Michael Zimmer, ‘The Externalities of Search 2.0: The Emerging Privacy Threats when the Drive for the Perfect Search Engine meets Web 2.0’, First Monday 13.3 (20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136/1944。 原注 14. Bill Gates, The Road Ahea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p. 19。 电影一样，以至于我们许多人把它等同于万维网本身：我们用 Windows、由 Explorer 加强、经 Google 扫描、由 Facebook 丰富的方式，来指称每天所经历的结构化网络体验。通过导航菜单与选择框、进度条、搜索工具及电子商务，网络界面向我们回述故事，为我们提供一种独特的机会，让我们自己成为这些故事的主人公。网络界面在其服务设计与运行的整个范围内都反映着价值观。它所提供的工业化中介，一方面通过强烈要求个性化，另一方面通过要求在更广泛的虚假集体性框架中，收集、扫描越来越多的个人经历与内容，来使内容标准化。这条双重轴线构成了网络内容工业化的核心，而且是由社交媒体发展出来的。围绕这一双重目标，所提供的产品与服务具有以下共同特征：第一，通过个性化产生一种独特的控制感；第二，要求作为集体生产者共同体一部分的用户，进一步生产或处理个人内容。个性化所提供的托辞，掩盖了人们实际上正在面对一个商品化过程的事实；在这一过程中，商业与传播缓慢而稳定地整合，直到成为同质之物。通过全球性界面，这种商业化试图攫取社会生活中越来越多的方面，以及越来越多的内容，而这些内容全部由用户自己生产。 社交媒体的发展，是个性化在更广泛的网络传播标准化过程中发挥作用的关键节点，主要因为它确立了要求用户参与标准化集体内容生产过程的机制。它的重要性还在于使个人数据商品化变得理所当然。个性化已经如此深地成为社交媒体传播的一部分，以至于个性化（也即标准化）过程本身就构成了产品。因此，即将被个性化的究竟是什么，并没有它将被归档、被“处理”，以及个人数据将通过这个过程生产出来这一事实那么重要。 ## 一个脚本，许多故事 我们的在线屏幕由软件和服务组成，其最终目标是把商业交易与商业化的传播整合起来，并提供将二者结合的个性化产品。构成各种社交媒体文本和其他类型服务界面的抽象形式，彼此之间惊人地相似。在用户屏幕上，所有服务仿佛都经过协调设计，好像每个对象都被设计成与其他所有对象共存，向我们讲述同一个故事。应用程序尽管差异极大，甚至是针对不同访问平台而开发的，却共同组成一个固定框架，我们本地的网络体验就在其中表达出来。这个固定框架的表征基础，最早由最初的 Windows 图形操作系统建立，随后又由社交媒体扩展和重塑。Windows 文化文本的中心，是一个把内容与信息呈现为对象的图形界面；据说处于主导地位的用户的一切行动，都被呈现为对这些对象的支配权。空间被呈现为三维的，而通过对被表征的虚拟世界进行过度简化，用户则被呈现为支配者。 过度简化构成了这一文本的基本特征，因此，书写、打开文件、浏览网络、阅读文件、添加和聆听等行动，全都被同质化，表现得仿佛相同。以“普遍功能性”和 “普通”用户的名义（这个用户看上去可一点都不称职！），一切都被过度简化，结果是用户／主人公对三维信息世界的权力似乎有所增加。用户在三维空间中的移动，被设想成对对象的“控制”，也就是对信息的控制；通过不断增加的命令，信息被置于界面的中心，象征着用户的自由。人称代词“我的”代表用户的权力，其最高体现是个性化的可能性，以及用用户的真实姓名替换“我的”。观察 Facebook 的时间线，人们很容易读出这些价值观，但也能读出把它们扩展到一切事物的要求，读出向更多社会、虚拟及真实空间疾驰扩张的要求。社交媒体把这些最基本的表征延伸、放大到在线生活中，许诺更大的自由，即在无限网络空间中管理信息的自由。在供大众消费的产品与服务中，编码着这样一种结合：简化服务的图形环境，与在无定形信息海洋中控制信息的能力相结合。 空间通过努力控制三维对象而得到重新中介；时间则通过扩展脚本、控制更多对象的能力而得到重新中介。这种控制向商业领域的延伸被自然化，被理解为我们叙事自由的延伸。因此，由用户在虚拟空间中移动以控制对象的能力所体现的自由，被进一步对应于用户购买这些对象的能力。网络传播如今能够包括产品消费，而且被呈现为一种体验，在这种体验中，进一步处理与“对象”生产具有核心地位。 社交媒体文本为同一个脚本提供了无限延展：用户可以自由获得越来越多的信息处理与控制方式，例如打标签、加入列表、储存、检索，以及对所谓“民众统治”和集体内容生产的其他任何贡献。按照这个脚本，界面一方面提供日益增长的个性化与控制能力，另一方面提供日益增长的向“集体”作贡献、访问“集体”的能力。不断要求更多信息的叙事主轴，由同一枚硬币歪斜的两面组成：个性化与集体性。社交媒体的迅速发展，改写并澄清了这种批量生产文本的这一面。借助个人控制的幻觉，我们这些用户一点一点地生产出脚本的新剧集，试图参与一个商业化的社会过程。 换言之，在网络的中心，人们不仅被要求收集、储存、处理和整理过去分开保存的对象与经验，还被要求把他人吸收到一个集体生产过程中。通过无数选择框和命令所呈现的传播个性化过程，一个独特主人公为自己编写情节的故事被嵌入文本。个性化的网络体验涉及生产越来越多的信息、将其分类、剖分，而最重要的是，把它提供给为了共同利益而对对象进行分级排序的集体努力。换言之，脚本的主人公是独一的用户，情节由控制信息以及生产进一步控制的能力本身组成，因而也由生产同一脚本更多版本的能力组成。通过社交媒体，我们被召唤去生产同一脚本的新剧集， 从而让我们自己接近控制的顶峰。这类脚本的一个经典例子，是 Facebook 应用“你有多了解我？”（How Well Do You Know Me?）的发展；用户在其中把名为“我的朋友有多了解我”（How Well My Friends Know Me）的应用¹⁵ 个性化，然后邀请朋友消费它。用户对应用进行个性化，就相当于为同一脚本增添一集。 但这种做法的登峰造极之处，是时间线本身：用户可以利用预先定制、又可继续定制和扩展的方框，以线性方式讲述自己的人生故事。换言之，垄断性社交媒体界面在把标准化过程呈现为个性化过程方面，居于核心地位。在社交媒体中，个性化过程从此构成了产品本身，仿佛被个性化的是什么，没有如何进行个性化重要。为了信息而生产信息的新种类、新的评论方式、标签添加、个人事物的处理以及分类方式不断被加入，要求用户越来越详细地界定自己的在场。在社交媒体中，个性化对所提供的产品如此核心，以至于产品已经不再被商品化；这不仅因为用户也参与生产，而且因为每一件产品都仿佛确实不同于其他任何产品，至少表面上抵抗了标准化带来的同质化。 要求生产越来越多内容的压力越强，内容就越趋向个性化和碎片化，并进一步扩展到社会生活与行动的各个部分，因此社交媒体的中介权力也就越大。构成产品的标准化服务，逐渐变得无法与用户被呈现的方式区分开来。例如，给朋友的帖子打标签，已经成了与朋友交流的同义词。因此，举例来说，如今全球界面上的大多数服务都以自我表征的标准化为前提，要求用户在建立页面时，把自己的身份分配到可供填写的小方框之中。使用界面以个性化为前提，否则用户根本不被允许在网络的大众中心地带漫游。 最后，社交媒体不仅把社会互动与用户生产的内容商业化，还界定社会接触、自我和经验的哪些方面将被商业化。例如，在 Facebook 上，这里所描述的个性化过程，可以把用户的“普通”生活与“数字”生活在概念上相互连接。这样，个性化以及知识和社会经验的生产、储存，逐渐成为网络生活的一部分。不断揭示私人生活中更多经过标准化的细节，成为表征的一部分，正如网络之外真实自我的视觉化，也纠缠在这种表征之中。 这些程序与服务构成了商业网络的核心。社交媒体的发展，确立了对控制、归档以及集体生产内容的要求，而这些要求位于脚本的中心。 原注 15. 见 http://apps.facebook.com/quizdoyouknowme/。 ## 参考文献 Bolter, David Jay and Diane Gromala. Windows and Mirrors Interaction Design, Digital Art, and the Myth of Transparency,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3. Ebersman, David A. ‘Letter from Mark Zuckerberg’ i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p.67,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 Fuller, Matthew. Media Ecologies: Materialist Energies in Art and Techno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5. _______ (ed.)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A: Press, 2008. Gates, Bill. The Road Ahead, London: Penguin Books, 1996. Hall, Stuart. ‘Encoding/decoding’, in Stuart Hall et al. (eds) Culture, Media, Language: Working Papers in Cultural Studies, London: Hutchinson, 1991, pp. 128-138. Lardinois, Frederic. ‘Live Blog: Mark Zuckerberg’s F8 Keynote’, ReadWrite, 21 April 2010, http://readwrite.com/2010/04/21/live_blog_mark_zuckerbergs_f8_keynote. Manovich, Lev. The Language of New Media,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1. _______. Software Takes Command, Cambridge, MA: MIT Press, forthcoming, http://lab.softwarestudies.com/2008/11/softbook.html. McChesney, Robert. ‘So Much for the Magic of Technology and the Free Market’, in Andrew Herman and Thomas Swiss (eds) The World Wide Web and Contemporary Cultural Theory, New York: Routledge, 2000, pp. 10-47. Nissenbaum, Helen. Privacy in Context: Technology, Policy, and the Integrity of Social Life, Palo Alto, C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Schudson, Michael. The Power of New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Zimmer, Michael. ‘The Externalities of Search 2.0: The Emerging Privacy Threats when the Drive for the Perfect Search Engine meets Web 2.0’, First Monday 13.3 (20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2136/1944. # 分享的修辞：数据、想象与欲望 / 珍妮·肯尼迪（JENNY KENNEDY） 分享　社会性　FACEBOOK 媒体　分享　平台 数据　博客　术语 政治　数字　文化 世界　修辞　内容 > 无论相隔整个世界还是一条街道，Twitter——以及更广义的技术——都使人们能够通过彼此的眼睛看世界。由此，我们能够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地分享信息和交流，让世界更加亲近。 > ——阿卜杜尔·乔杜里（Abdur Chowdhury）¹ > 如果你给什么东西点了赞，它就会自动分享给你所有的朋友，相当于说：“这个人喜欢这个，你也该喜欢它。”所以，他们确实是在引导你以哪些方式分享东西……因此我会想，我确实“喜欢”这个，但我是不是“喜欢”到足以告诉全世界我“喜欢”它呢？因为别人看到时就会想：“哦，她一定很爱这个品牌”，因为她在 Facebook 上给它点了“赞”，可实际上我可能并没有那么喜欢。 > ——埃塞尔（Esel）² > 我们得到全部文化；他们得到全部收入。 > ——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³ 2006 年 10 月 31 日，时任 Facebook 新开发的分享功能项目经理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在其公开博客最早的几篇文章之一中写道： > 从今天开始，分享到 Facebook 的链接遍布互联网，从《时代》的文章到 Photobucket 的视频都有。请在整个万维网上寻找这样的链接，它们让分享变得轻松。⁴ 休斯是 Facebook 的创始成员之一；他凭借对用户而不是代码的直觉，在 Facebook 圈内被称为“共情者”。他把这个社交网络看作帮助人们以最高效率分享信息的机会。⁵ 他发布公告的时间点 原注 1. Abdur Chowdhury, ‘Global Pulse’, Twitter weblog, 29 June 2011, http://blog.twitter.com/2011/06/global-pulse.html。 原注 2. 埃塞尔，访谈记录，2012 年。埃塞尔为化名。 原注 3. McKenzie Wark, ‘Considerations of a Hacker Manifesto’, in Trebor Scholz (ed.)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原注 4. Chris Hughes, ‘Share is Everywhere’, The Facebook Blog, 31 October 2006,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2215537130。 原注 5. Ellen McGirt, ‘How Chris Hughes Helped Launch Facebook and the Barack Obama Campaign’, Fast Company, 1 April 2009, http://www.fastcompany.com/1207594/how-chris-hughes-helped-launch-facebook-and-barack-obama-campaign。 十分重要：从此以后，分享按钮开始在在线内容和应用中迅速普及。尽管这是一个分水岭式的时刻，分享修辞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传播此前已经积累了数年；休斯 2006 年的这篇文章，正处于这种用语被采纳的时期。⁶ 比这种修辞发展的时间点更重要的，是分享修辞的框定方式。休斯在 Facebook 博客上仅有的另一篇文章，是对“分享就是关爱”（sharing is caring）这句格言的双关改写；他于 2007 年 1 月离开 Facebook，转而负责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竞选支持者的在线组织工作。他唤起人们想象中对学校老师教导的记忆，借此调动善意的社会感受：“为了向全世界的幼儿园教师致以应有的敬意，去分享吧。”与此同时，他又用文章标题“分享就是敢为”（Sharing is Daring）发出挑战，强调这一切的大胆与新颖。⁷ 在数字语境中，“分享”一词的使用具有策略性；它带有社会、经济、文化与政治的共鸣。文化中介，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能够利用这种丰富语义，根据自身特定议程建构一套分享修辞。“分享”的使用从来不是中立的。此外，这个词丰富的语义常常掩盖数字语境中彼此竞争的分享修辞之间的张力。 在本文开篇的第二段引文中，社交媒体用户埃塞尔突出了分享所包含的复杂主观劳动。⁸ 埃塞尔指出，人们可能以不同方式理解她的分享实践；她的说法与 Twitter 博客中的夸张说法形成鲜明矛盾：后者声称，分享让“世界更加亲近”，使交流变得“轻松”。 ## 分享的想象 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指出：“在我们的社会中，传播协议并不是建立在文化的分享之上，而是建立在分享的文化之上。”⁹ 分享是社交网络上的惯常劝说。这一词语的动员既非偶然，也非天真，而是由社交媒体平台等文化中介有策略地运用和修饰的。即便不是全部，绝大多数社交媒体平台都提供“分享”功能。这些分享功能在话语上被框定为社交、建立联系或浏览的实践。 社交媒体平台是框定分享的核心参与者。尽管它们并不是唯一建构、动员有关分享的文化想象的文化中介， 原注 6. Nicholas John, ‘Sharing and Web 2.0: The Emergence of a Keyword’, New Media Society (2012), http://nms.sagepub.com/content/early/2012/07/03/1461444812450684。 原注 7. Chris Hughes, ‘Sharing is Daring’, The Facebook Blog, 27 October 2006,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2214737130。 原注 8. 作为我研究联网空间中选择性分享实践的博士课题的一部分，我把分享作为一种复杂的媒体实践加以梳理。我通过多种定性方法，考察数字语境中分享修辞的发展，以及在联网空间中从事分享实践者的认知与体验。埃塞尔的引文节选自我在 2011 至 2012 年间进行的多次访谈中的一份记录。 原注 9. 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126。着重号为引者所加。 围绕分享的非物质劳动展开的大部分争论却都聚焦于这些实体，这表明它们在分享修辞的发展与推动中处于核心位置。¹⁰ “分享”的使用并非无邪地呼应一句童年格言，而是经过精心建构的。作为一种修辞策略，它具有政治性。社交媒体平台利用分享修辞，来确立自身作为社会参与促进者的功能。以下是一些典型宣言：“Facebook 帮助你与生活中的人建立联系并分享。”¹¹ Twitter 说：“了解你关心的人和组织此刻正在发生什么。”¹² Flickr 邀请人们：“用照片分享你的生活”，“通过评论和注释了解朋友近况、分享你的故事”。¹³ 同样，YouTube 也把自己定位为社会关系的促进者，通过其 iPhone 应用提供“更多与你爱的人分享的方式”。¹⁴ 社交媒体平台借助“分享”与先前既有活动的联系来使用这一词语，诉诸现成的日常语言，声称自己能够更好地促成这种分享；但矛盾的是，它们同时又遮蔽了这样一种认识：在它们出现以前，人们也曾可能开展任何形式的分享。 分享修辞诉诸一种关于连接性的文化图景。使用这种想象的并不只有社交媒体平台，基于移动设备的平台也如此。网络提供商、手机制造商和社交媒体平台，各自宣传自己的产品使共同相处的社会活动成为可能；这说明，存在一种持续的文化规范：通过远程技术分享，以获得情感上的连接。 ## 好主体会分享 2010 年，马克·扎克伯格进一步强调把分享框定为情感连接，他在 Facebook 博客的一篇文章中写道： > 创建 Facebook 时，我们围绕几个简单想法来构建它。人们希望与朋友及周围的人分享，并保持联系。当你能够控制自己分享的内容时，你就会想分享更多。当你分享得更多，世界就变得更加开放、更加相互连接。¹⁵ 扎克伯格延续休斯所确立的框架，把分享组织为积极、“开放”的传播，以及“相互连接”的社会交往。这与 Twitter 的宣言明显相似，后者同样夸大了平台在把人们汇聚起来方面的作用。社交媒体平台大量采用这种以“开放”和“连接”为基础的意义结构。分享的说法被有意用来让人们开始熟悉数字中介所提供的实践——与朋友和亲人社交，围绕共同关切与他人建立联系，以及浏览来自世界各地的故事。 原注 10. Trebor Scholz (ed.) Digital Labour: The Internet as Playground and Factory, New York and London: Routledge, 2012。 原注 11. Facebook, www.facebook.com。 原注 12. Twitter, www.twitter.com。 原注 13. Flickr, www.flickr.com。 原注 14. Andrey Doronichev, ‘Introducing a New YouTube App for your iPhone and iPod Touch’, YouTube weblog, 11 September 2012, http://youtube-global.blogspot.com.au/2012/09/introducing-new-youtube-app-for-your.html。 原注 15. Mark Zuckerberg, ‘Making Control Simple’, The Facebook Blog, 27 May 2010,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391922327130。 大众报刊似乎想让我们相信，任何不愿在某个主要社交媒体平台分享日常琐事的人，都是可能实施大规模杀人的可怕怪物。¹⁶ 使用社交媒体平台，被等同于成为社会中合格的一员。于是，报纸记者凯瑟琳·贝内特（Catherine Bennett）写道：“使用 Facebook 如今被视为如此压倒性的常态，以至于雇主很可能会把有据可查的在线戳人、吹嘘和加好友记录，当作令人安心的社会化与职业素养的标志。”¹⁷ 这些平台作为文化中介运作，因此也是能够建构数字主体的权力结构；在这种结构中，成为一个好的新自由主义主体，就意味着通过社交、建立联系与浏览进行分享。好主体发帖、更新、点赞、发推、转推，而最重要的是，分享。 社会融入被等同于连接与分享，因此“退出”社交媒体平台就被比作结束一段关系。一旦离开，你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的能力仿佛会不可思议地丧失——不过，如果你选择回来，你的数据仍会完好地保留。这里的假设是，你的社会融入依赖于你在平台上的在场。《卫报》的另一位记者说：“在 Facebook 上与某人‘解除好友关系’……感觉就像当面扇了对方一巴掌（而且这一巴掌甚至算不上时机得当，因为你无法确定对方何时才会发现）。”¹⁸ 很说明问题的是，他接着写道：“出于商业原因，Facebook 自己也讨厌解除好友关系，因此它让你可以轻松隐藏令人厌烦的联系人的更新，而不让对方察觉。”¹⁹ 社交媒体平台更希望你尽可能与更多人分享。更多的连接意味着更广泛的分享，也意味着更多产生数据的机会。 数据就是黄金。分享所产生的数据，是世界经济论坛所说的一种新兴“资产类别”的组成部分。²⁰ Facebook 声称自己“从未、也永远不会出售用户信息”，²¹ 因为它们没有必要这样做。它们为什么要把数据，以及随控制数据访问而来的权力，出售给另一方呢？Facebook、Google 及其同类企业的价值，来自拥有用户数据，而不是出售这些数据。既然从事的是收集数据的业务，那么扩大数据的广度与规模就是一个稳妥计划。分享是数据的引擎。 那么，什么是分享？约柴·本克勒（Yochai Benkler）把分享框定为以“友善”方式做的事情。²² 查尔斯·利德比特（Charles Leadbeater）说：“你分享什么，你就是什么。”²³ 分享是共处， 原注 16. Catherine Bennett, ‘Not on Facebook? What Kind of Sad Sicko Are You?’, The Guardian, 12 August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aug/12/catherine-bennett-facebook-psycopaths。 原注 17. Bennett, ‘Not on Facebook?’。 原注 18. Oliver Burkeman, ‘Facebook and Twitter: The Art of Unfriending or Unfollowing People’, The Guardian, 14 September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2/sep/14/unfollow-unfriend-on-facebook-twitter?CMP=twt_fd。 原注 19. Burkeman, ‘Facebook and Twitter’。 原注 20. World Economic Forum, Personal Data: The Emergence of a New Asset Class, Geneva, 2011, http://www.weforum.org/reports/personal-data-emergence-new-asset-class。 原注 21. Mike Vernal, ‘An Update on Facebook UIDs’, Facebook Developers weblog, 31 October 2010, http://developers.facebook.com/blog/post/422/。 原注 22. Yochai Benkler, ‘‘‘Sharing Nicely”: 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 114 (2004)。 原注 23. Charles Leadbeater, We-Think: Mass innovation Not Mass Production: The Power of Mass Creativity, London: Profile Books, 2008。 是一种经济功能，也是一种政治行为。“分享”的定义能够适用于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的广泛范围，这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为什么分享的语言，对这些数字参与者而言是一种如此有用的修辞策略。作为社会促进者，它们强调为社会“善”而分享；作为文化中介，它们强调通过在其平台上分享而形成共同性。它们借助分享指标区分用户创造的价值，从而彰显其经济地位；它们通过获取由用户创造的经济权力而体现其政治地位，尽管这种通过用户所创造价值形成的政治、经济地位被刻意淡化。 ## 象征与策略 蒂姆·伯纳斯-李（Tim Berners-Lee）谈到早期互联网时说：“万维网背后的梦想，是一个共同的信息空间，在其中，我们通过分享信息来交流。”²⁴ 鼓励分享，既是网络文化话语的一部分，也是基础设施的一部分。Web 2.0 修辞的原则，以参与式实践为中心，例如信息分发、界面与系统之间的互操作性，以及以用户为中心的设计；这种设计围绕对终端用户需求与欲望的判断，来优化设计选择。开放性、用户自由参与以及集体智能，是这种修辞的核心属性。 社交媒体平台明确而有策略地把分享置于参与文化之中，把自身定位为使分享成为可能的主体，目的在于共同体发展、参与及创造力。这些网站的宣言与用户的期待之间存在张力。作为公众所生产内容的策展者，这些服务提供者也塑造哪些内容得以存在。它们策划的不只是内容，还有围绕内容的话语。 社交媒体平台确立了一种特定话语，用来框定自身存在的目的、与用户的关系，并调节它们与用户的关系同它们与客户或商业主体的关系之间的张力。在 YouTube 内部，存在共同的做事、观看和存在方式。用户上传自己的视频、观看视频，并通过评论他人或制作新内容来回应；这些活动又产生共同体与对话。YouTube 既是商业实体的分发服务，又是共同体的生成者，因此处于一种复杂的位置。 这些公司通过把自己确立为中介，借助“提供支持的实体”这一观念，淡化其经济权力并遮蔽其政治影响，暗示它们并不控制网站中包含的实践。马约·富斯特·莫雷尔（Mayo Fuster Morell）用“维基漂洗”（wikiwashing）一词来描述这类行为。²⁵ 维基漂洗是对维基所关联价值——协作、开放、非营利——的挪用。它是一个系统性的误表述过程，试图赋予商业企业维基的价值。Facebook 于 2004 年上线时（当时名为 Thefacebook），首页显示着“A Mark Zuckerburg Production Thefacebook © 2004”（马克·扎克伯格出品，Thefacebook © 2004），清楚标明其专有 原注 24. Tim Berners-Lee and Mark Fischetti, Weaving the Web: The Original Design and Ultimate Destiny of the World Wide Web by Its Inventor, San Francisco: Harper, 1999。 原注 25. Mayo Fuster Morell, ‘The Unethics of Sharing: Wikiwashing’,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Ethics 15.9 (2011), http://www.i-r-i-e.net/inhalt/015/015-Morell.pdf。 控制。如今，版权行只剩下“Facebook © 2012”。公司身份与工具被压缩到同一个品牌之下。 这种框定遗漏或忽视了什么？如前所述，在这个合而为一的门面中，“分享”一词被用于借用中立性的语义。通过信息架构与宣传语，直接面向用户使用这样的语言，暗示一个善意的托管者提供着访问机会和开放的中立性。然而，其中许多网站依靠广告和内容流量的销售获得资金，YouTube 就是如此。²⁶ 在协调这些复杂关系时，选择性语言的精确运用至关重要。正如塔尔顿·吉莱斯皮（Tarleton Gillespie）认为“平台”被作为关键词来运用一样，“分享”一词也是如此： > “平台”这样的术语，并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以某种有机、无拘束的方式从公共讨论中自然产生的。它是怀有特定目的的利益相关者从现成的文化词汇中选取的，并经过精心修饰，以便在特定话语之内，对特定受众产生特定共鸣。²⁷ 把“平台”换成“分享”，这一论点同样切题。通过平台、分享之类比喻对在线活动进行话语定位，“依赖于足够具体、从而能表达某种意义，又足够模糊、从而能在多种场合对多类受众起作用的术语与观念”。²⁸ 正因为如此，“分享”这个词才能在不同话语中，由各自具有特定议程的不同群体使用。 分享是一种政治建构。分享内容引发了对该内容“所有权”的追问，这说明：尽管互联网或许建立在一个连贯的技术框架之内，网站内部针对用户、服务提供者和数据处理者的政策之间，却存在明显的（政治）划分。社交媒体平台既在用户之间充当中介，也在广告商与流量之间充当中介。这使社交媒体平台区别于非营利协作维基，以及 Linux 等开源项目这类其他社交网络平台。正如塔尔顿·吉莱斯皮所论述的，重要的政治问题被改写成技术治理问题，于是政治在技术的光照下变得不可见。²⁹ 平台强调其社会可供性——帮助你“建立联系”、“了解近况”以及“通过彼此的眼睛看世界”——由此把数据处理、所有权与货币化的政治隐藏起来。分享（归根结底）是政治性的。 ## 相互冲突的分享修辞 多种相互冲突的分享修辞，回荡在网络社会的文化之中。杰西卡·利特曼（Jessica Litman）把分享定位为一种“无政府式志愿主义”：对数字信息、文件和传播进行“不受驯化”的分享，比 原注 26. Matthew Allen, ‘Web 2.0: An Argument Against Convergence’, First Monday 13.3 (20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2139/1946。 原注 27. Tarleton Gillespie,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New Media Society 12.3 (2010), p. 359。 原注 28. Gillespie, ‘The Politics of “Platforms’’’, p. 359。 原注 29. Tarleton Gillespie, Wired Shut: Copyright and the Shape of Digital Culture,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7, pp. 82-83。 付费订阅或实体副本发行更有效。³⁰ 在具有“蜂巢心智”的礼物经济中，人们通过不明确的义务交换资源，并期待从参与中获得满足。 这种分享修辞的效用有其限度。分享只适用于特定对象的分发。利特曼说：“在互联网上收集信息，是‘学习’。在网上发布信息，是‘分享’。把完全相同的事情用于音乐录音，就成了‘偷窃’。”³¹ “财产”的声明使“分享”变得棘手，围绕财产的激烈争论持续不休。对一些人来说，分享是一个会招致诉讼、等同于“偷窃”的词；对另一些人来说，问题在于它与有形性的关联既不精确，也不恰当。 分享、偷窃、复制。每个词都传达一套特定原则与价值，但偷窃和复制是与分享分道而行的关键点。它们所描述的实践，本质上是对物质或非物质对象以及排他权的再分配。对物质对象的分享和偷窃，意味着再分配中的减损性质。排他性在分配中减弱，并受到最小可分单位的限制。物质对象的复制涉及规模问题。排他性同样会在分发中减弱，不过复制品的性质意味着原物的排他性仍然完整保留。对于非物质对象，分享、偷窃和复制都涉及规模问题。排他性可能变得无关紧要，原件有变得过时的风险。区分分享、偷窃和复制的，是对分发规模与排他性的控制所依循的条件，以及这种控制权的归属。分享是放弃控制，而这种放弃可能只是部分的。偷窃是控制权所有权的强制转移。复制是放弃对分发的控制，同时保留原件的所有权，尽管原件可能不再能被辨认，或不再值得加以区分。 在讨论点对点文件分享时，马修·戴维（Matthew David）认为，通过把分享、复制和偷窃视为同义行为，分享这一行动遭到了犯罪化。³² 分享威胁着稀缺性，因此，无摩擦的分发方式被框定为违法、犯罪，以保护那些从稀缺性中获益最大者，而不论这种威胁是否有充分依据。在涉及数字或信息商品时，联网设备和个人使稀缺性这一概念成了问题。文件分享的分布式系统，使软件提供者与用户互动，以及受到侵权或受数字管理的文件之间拉开距离。财产、权利和所有权的话语挑战媒体集团的垄断，因此，提供、上传或下载受控媒体文件，乃至为这些行为提供软件或服务基础设施，都被框定为犯罪行为。这些分发系统的网络化，以及系统自身日益分布式化、使某个特定实体无法被识别或无法与某项特定行为、某个特定文件联系起来，在一定程度上正是对这种犯罪化话语的回应。因此，点对点分享的犯罪化可以被解读为文化的犯罪化。³³ 原注 30. Jessica Litman, ‘Sharing and Stealing’, Hastings Communications and Entertainment Law Journal 27 (2004): 4。 原注 31. Litman, ‘Sharing and Stealing’, p. 23。 原注 32. Matthew David, Peer to Peer and the Music Industry: The Criminalization of Sharing,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Limited, 2010。 原注 33. Matthew, Peer to Peer and the Music Industry, p. 9。 此外，点对点倡导团体试图通过“分享就是关爱”的口号，重新夺回分享修辞，以抵制文化的犯罪化。正如社交媒体平台有利益动机把特定实践框定为分享一样，点对点和文件分享倡导者也如此。他们强调这些实践的普遍性，并将其置于用户生成内容的连续谱之中，从而把文件分享实践重新框定为常态行为，而非违法行为；其中暗示的是，试图限制它们的法律制度已经过时，而不是这些实践越了界。最近，这种把分享作为社会行为的框定，在葡萄牙的一宗版权侵权案件中得到成功运用：一名法官裁定，供个人使用的文件分享是合法的。³⁴ 知识共享（Creative Commons）也声称要普及分享。知识共享把社会实践形式化，显示了地域性与哲学性预设的限度，以及产权的暂时性。约翰·帕尔弗里（John Palfrey）与乌尔斯·加塞尔（Urs Gasser）认为，“分享规范”浸润在富于创造性的互动与生产方式之中；这些方式包括非法下载和观看，它们威胁所有权与版权的合法性，并将创造力与版权法对置。³⁵ 对于何者构成创造性使用、何者属于侵犯版权，用户之间存在模糊与矛盾的认识。 后面这些例子表明，借用语义的实践在数字语境中至关重要；从事这项工作的，并不只有社交媒体平台和文化中介。 ## 提高对修辞建构的认识 “分享”一词的无处不在及其日常性，掩盖了它被用来描述的多样而复杂的社会、文化、经济与政治过程。在远程技术和互联网修辞中，这个词既有通俗的使用语境，也有批判性的使用语境。“分享”一词周围的模糊性，隐藏着相互竞争的期待之间的张力。尤其是社交媒体平台，它们利用这些分享话语，遮蔽对数据和劳动的专有控制；于是，分享成为一种修辞上的中和剂，调和为社交媒体平台提供内容而产生数据的人（用户）、“拥有”这些数据的人（平台），以及访问并使用这些数据的人（广告商和数据处理者）之间的关系。 社交媒体平台上的“分享”，或许在口头上向我们幼儿园时期学到的分享致意，但闭门进行的数据私人货币化，却构成鲜明矛盾。分享的夸张修辞需要接受严格检视，以理解什么得到优先对待，什么又被遗漏、抹去或忽视。 原注 34. Ernesto, ‘File-Sharing for Personal Use Declared Legal in Portugal’, TorrentFreak, 27 September 2012, http://torrentfreak.com/file-sharing-for-personal-use-declared-legal-in-portugal-120927/。 原注 35. John Palfrey and Urs Gasser, Born Digital: Understanding the First Generation of Digital Natives, Phoenix, Arizona: Basic Books, 2008, p. 138。 ## 参考文献 Allen, Matthew. ‘Web 2.0: An Argument Against Convergence’, First Monday 13.3 (2008),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Article/2139/1946. Benkler, Yochai. ‘‘‘Sharing Nicely”: On Shareable Goods and the Emergence of Sharing as a Modality of Economic Production’, The Yale Law Journal 114 (2004): 273-358. Bennett, Catherine. ‘Not on Facebook? What Kind of Sad Sicko Are You?’, The Guardian, 12 August,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2/aug/12/catherine-bennett-facebook-psycopaths. Berners-Lee, Tim and Mark Fische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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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uckerberg, Mark. ‘Making Control Simple’, The Facebook Blog, 27 May 2010,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391922327130. # 皆大欢喜：肯定性话语时代的批判 / 梅赛德斯·邦茨（MERCEDES BUNZ） FACEBOOK　批判　社会性 肯定　数据　喜欢 权力　秩序　中心 话语　否定　世界 我喜欢。你喜欢。他喜欢。她喜欢。我们喜欢，而且喜欢得很多。据 Facebook 称，2012 年第一季度，用户每天产生三十二亿条互动，其中主要是点赞，也包括评论。¹ 与之对应的“我不喜欢”或“讨厌”按钮，既不存在，也不在计划之中。这是一个高效的技巧：Facebook 几乎不需要规训用户，而是设计他们的行动，这些行动是正面的。这并不意味着 Facebook 上不能存在分歧，只是表达分歧更为费事，因为必须在评论中明确写出来。因而，它通过在视觉上偏爱肯定的设计，培养了赞同而非批判的取向。乍看起来，Facebook 的这种取向可以这样解释：朋友之间通常会对彼此说积极的话。他们有一些共同点，彼此尊重，也共享某些兴趣。然而，Facebook 并不仅仅是一个朋友网络，而是一个由数百万朋友组成的网络。正因为如此，Facebook 所培养的肯定具有社会维度——它远不只是朋友之间的私事。当其基本设计绕开现代话语中赞成或反对的辩证秩序，代之以“我喜欢”这一肯定命题时，它便展开了一种在我们社会中日益占据支配地位的话语风格：肯定性话语正在兴起。批判还能够得到挽救吗？ ## 奥斯维辛？我喜欢！ 2012 年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大会结束数日之后，克拉科夫犹太人隔都清场事件迎来了阴郁的周年纪念。为了纪念这场始于 3 月 13 日的事件，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页面上发布了以下帖子： > 1943 年 3 月 13–14 日，德国人清除了克拉科夫的犹太人隔都。这一行动由党卫军突击大队长威利·哈泽（Willi Haase）监督。约 6,000 名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被转移到普瓦舒夫集中营。约 1,000 人在隔都街头遭到杀害。3 月 13 日，一批约 2,000 名犹太人被送往奥斯维辛。经过甄选，484 名男子与 24 名女子被登记入营。其余约 1,492 人在二号毒气室中被杀害。² 截至 2012 年 10 月，已有七十七人点击 Facebook 按钮，表示喜欢这条内容。当然，这些人并不是纳粹。由于没有其他按钮，人们只能通过喜欢 原注 1. Facebook 企业传播经理 Tina Kulow，2012 年 7 月 20 日致作者的电子邮件。 原注 2. Auschwitz Memorial / Muzeum Auschwitz, ‘On 13-14 March 1943 German […]’, Facebook update, 13 March 2012, 13:25, http://www.facebook.com/auschwitzmemorial/posts/10150592000141097。 这则状态更新把它分解而成的恐怖细节，来表明我们不会遗忘这场令人难以理解的种族灭绝。 Facebook 的结构允许人们每周发布数条帖子，而不只是发表一篇文章，从而为个人故事，以及那些我们几乎从未听闻、规模较小却同样关键的日常事件留出空间。2009 年，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决定以这种示范性方式使用 Facebook，通过我们社会中的新传播平台，让记忆保持鲜活。³ 除此之外，它还做了另一件事：当大屠杀的历史恐怖只能以破坏性的方式进入 Facebook 默认的肯定结构时，它揭示了有某种新事物正在支配社会话语。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页面，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能够勾勒出我们的社会话语如今如何服从 Facebook 的肯定性——如果你想成为新数字公共领域的一部分，就必须登上 Facebook。更糟的是，肯定性的治理并不只发生在 Facebook，也远远超出它：这个社交网络只是一个使这种话语的新支配地位显露得格外清楚的平台。 让我们暂且借助社会学家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来理解 Facebook 所处的这一悖论位置。他写道：“即使最简单的技术，也是社会技术性的。”⁴ 这里存在一种有趣的双向关系：技术是社会的效果，还是社会是技术的效果？复杂的现实告诉我们，两者似乎都成立：Facebook 的设计显然把肯定性话语强加于我们；但环顾四周时（我们马上就会这样做），也能在社会中感觉到它，所以它在 Facebook 上的出现，很可能只不过是一种社会趋势，被马克·扎克伯格这样聪明的开发者决定采用了。既然 Facebook 使肯定性变得显而易见，现在就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向我们所处的政治现实，看看能否感受到它被用作当今社会权力话语中的一种工具。 在政治领域，无论内政还是外交，辩证秩序的衰退已经明显存在一段时间了。在国内政治方面，为 1789 年法国国民议会座次安排而确立的“右翼”与“左翼”政党的旧分类，在大多数工业国家都受到了质疑。在对外事务方面，东、西方阵营的划分，随着柏林墙倒塌而瓦解。辩证秩序既然已经崩解，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必须指出，“第三条道路”⁵ 的理念并没有带我们走多远。今天，人们逐渐看清，某种形式的肯定已经在广泛范围内取代了反对，而英国政府对欧盟的态度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比较玛格丽特·撒切尔首相与戴维·卡梅伦首相的做法，可以毫不意外地说，他们的态度并没有改变：作为英国保守党人，两人对欧盟都颇为批判。然而，直接比较他们在议会演讲的两段 YouTube 视频，就会发现， 原注 3. 见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的 Facebook 主页：http://www.facebook.com/auschwitzmemorial。 原注 4. Bruno Latour, ‘A Collective Of Humans And Nonhumans’, in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210。 原注 5. Anthony Giddens,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他们表达批判态度的方式迥然不同。“铁娘子”对欧盟挑衅般地高喊“不，不，不！”，而 21 年后的卡梅伦，则把反对藏在肯定性话语的偏远角落：他前去“寻求协议”，并“怀着善意”回应条约修改，“真诚地寻求达成一致”。⁶ 显然，权力话语发生了变化，其修辞也随之变化。撒切尔否定欧盟时，她的政治权力清晰可见；卡梅伦的权力做着同样的事，却在肯定性的掩护下暗中运作：他否决了另外 25 个欧盟国家已经同意加入的财政协议，但这不是他的错，因为他本来想达成协议。 奥斯维辛纪念博物馆，以及卡梅伦被重新诠释的拒绝，这两个例子都清楚表明：不仅在 Facebook 上，而且从十分普遍的意义上说，我们社会话语的秩序已经拥抱了肯定性。带着批判态度审视这一点，我们便遇到下一个问题：在肯定性的治理中，权力如何运作？ ## 让你的“不”就是“不”，让你的“是”也成为“不” 为探究这个问题，让我们继续以 Facebook 为例，分析这家公司如何应对抵抗。2011 年 8 月 19 日，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独立数据保护中心（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决定，让本地区成为那个著名的高卢村庄，抵抗如今名为 Facebook 的罗马帝国。此前不久，这项社交服务推出了一项功能，使其触角远远超出自身平台。它重新设计了 Graph API，允许其他网站嵌入“赞”按钮；马克·扎克伯格于 2010 年 4 月 21 日在旧金山 F8 大会上宣布：“我们正在构建一个默认具有社交性的万维网。”⁷ 哈里·哈尔平（Harry Halpin）在阿姆斯特丹 Unlike Us 大会上所作的启发性演讲⁸，说明了扎克伯格如何做到这一点：Facebook 加入了万维网联盟，利用其开放标准，构建的却不是一个开放的图谱，而是一个巨大的封闭全球图谱。 德国的数据保护中心决定不接受这一做法，提出以下异议：从外部网站 Facebook 按钮获取的数据——谁在什么时候访问了什么、是否给它点了“赞”——不会留在这些网站上。为了分析这些信息，Facebook 服务把流量和内容数据传输到美国。嵌入这个精巧的、竖起大拇指的 Facebook 卫星的网站，没有就此向用户提供充分信息。此外，Facebook 也不满足与法律告知、隐私同意和一般使用条款合规相关的法律要求。⁹ 因此，该中心决定禁止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注册的网站嵌入 Facebook 按钮。到 原注 6. 视频见：‘Margaret Thatcher No No N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etk_ayO1x4；‘British Prime Minister David Cameron defends EU treaty veto’, http://www.youtube.com/watch?v=u-LePwTb53s。 原注 7. Dan Fletcher, ‘Facebook Looks to Get Personal’, Time, 22 April 2010,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83721,00.html。 原注 8. Harry Halpin,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Like” Button’, Unlike Us: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and their Monopolies Conference, Amsterdam, 8-10 March 2012。演讲记录见：http://networkcultures.org/wpmu/unlikeus/2012/03/10/harry-halpin-on-the-hidden-history-of-the-like-button。 原注 9.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ULD an Webseitenbetreiber: “Facebook-Reichweitenanalyse abschalten”’,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9 August 2011,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10819-facebook.htm。 2011 年 9 月底，本地区仍在使用这项服务的网站所有者，将被处以 50,000 欧元罚款。¹⁰ 这一决定引发了密集对话。Facebook 欧洲政策主管理查德·艾伦（Richard Allan）表示公司愿意交谈；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数据保护中心则形容双方交流处在“友好气氛”中。然而，在该中心看来，技术上并没有任何改变。据该中心称，Facebook 起初提出，要以更透明的方式处理名为 Insights 的网络流量分析，但随后从未提供足以支持这一提议的相应技术文件。¹¹ 第二次会谈中被问及此事时，德国政策主管贡纳尔·本德尔博士（Dr. Gunnar Bender）也很方便地无法保证提供这些材料，因为 Facebook 在欧洲是以一家爱尔兰公司的身份运营，因此不属于这位德国政策主管的管辖范围。¹² 石勒苏益格数据保护中心于是明白，自己需要联系都柏林的数据保护机构，到那时 Facebook 才必须作出回应。 在全球化世界中捉迷藏，就是肯定时代权力的运作方式：躲避责任，只表示善意——责任不在我们，事实上，我们也不喜欢这个问题，我们同意你们。这种话语风格——用肯定作掩护，低头躲避——已经在“谦卑”的鲁珀特·默多克（Rupert Murdoch）身上找到了代言人；这名商人声称，不对自己的企业“新闻国际”公司负责。如今的高管只签字，却不在公司文化中留下自己的笔迹。2011 年 7 月丑闻曝光的非法电话窃听，可能并不只是其一家，而是数家报业机构的惯常做法。然而，他仍明确表示不接受最终责任，反而不断将失误往下推，直到责任脱离其掌控范围，落到大街上的普通人身上：“我认为，应当负责的是我信任并委托他们经营公司的人，以及他们信任的人。”¹³ 综观上述情况，Facebook 对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数据安全中心的友善回应、卡梅伦首相的“善意”、鲁珀特·默多克的“谦卑”回应，以及无疑还有许多其他例子，显然都共享一种特定姿态。它们表示善意，却要求他人负责。这刻画了肯定时代的权力；在这里，Facebook 这个新帝国，也不过是众多实例中的一个。 ## 以扰动作为批判工具 当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数据隐私中心决定介入时，前景似乎不佳：一家位于基尔的小机构，正与一家跨国运营、雇用着一大队律师的公司对峙。此外，该中心无法直接触及 Facebook，而必须绕道，通过监管 原注 10.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ULD an Webseitenbetreiber’。 原注 11.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Facebook Sucks – Objection is Still and Once Again Necessary’,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6 May 2012,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516-facebook-sucks.htm。 原注 12.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Facebook im Gespräch mit dem ULD: Keine Verbesserungen beim Datenschutz’,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24 July 2012,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724-facebook-stillstand.htm。 原注 13. ‘Rupert Murdoch: I do not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ing at News of the World’, The Telegraph, 19 July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phone-hacking/8647802/Rupert-Murdoch-I-do-not-accept-responsibility-for-wrongdoing-at-News-of-the-World.html。 本地区使用 Facebook 服务的其他网站来攻击这个社交平台。在这一情形中，批判仿佛从 Facebook 身上滑落，如同雨水从雨衣上滑落：公司不可触及，雨水却落在了别人身上。这种难以捉摸的特性，是肯定时代权力的症候。鲁珀特·默多克也如此：他继续经营，而在关闭其窃听旗舰《世界新闻报》时，200 名记者失去了工作。在这里，否定性批判已经不再有效，因为被否定的对象已经侧身一步，退到触及不到的地方；而违规者所表示的善意，往往甚至赞同批判。在这里，曾经推动抵抗的黑格尔式否定力量，发现自己失去了效力。这不仅令 Facebook 的反对者担忧，也令我们整个社会担忧。在这种情境下，批判将变成什么？它还能够被挽救吗？ 在推动社会前进方面，否定性批判在概念上一直具有重要作用。例如，黑格尔赋予它核心地位：他描述一种既存状态如何通过对它的否定而获得提升，然后该状态及其否定被综合、“扬弃”到新的层次。¹⁴ 他说：“使概念自身得以前进的，正是前面提到的、它自身所具有的否定；这正是构成真正辩证环节的东西。”¹⁵ 正是否定“使前进成为可能”，因为它把进步引入社会；即便在最一般的挑错意义上，否定性批判的目标也是使世界变得更好（尽管犬儒者或许会反驳，说它只是让挑错者自我感觉更好）。否定性批判关乎改善；如果批判再也触及不到它意欲反对的对象，我们就必须追问：“我们的社会如何取得进步？” 显然，辩证法与否定性批判同样，都不只是哲学概念。远远超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的范围，它们对于人类解放具有核心意义，并在总体的现代性、尤其是民主之上留下了深刻印记。所有民主社会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我们拥有政府与反对派；反对派通过否定政府政策，不仅监督政府，也向它提出挑战，推动其改善与进步。以左、右对立定位形式存在的反对，组织了我们的公共社会生活、议会，以及报纸和媒体机构。因此，当批判这一概念面临危机时，我们的现代民主社会有理由担忧。 然而，明白否定性批判的重要性，并不能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在当下的肯定性话语中，它抓不到任何东西。对手只是表示同意，也表达善意，当然，却不打算让任何事情改变。幸运的是，否定并不是推动进步的唯一动力。否定性批判无疑曾是最常用的修辞技术之一，但论证可以循着许多路径，推动边界向外拓展。除了康德十分喜爱的疑难（aporia）¹⁶，还有德里达钟爱的交错结构（chiasm）¹⁷，或者福柯经常采用的历史比较与 原注 14. Alexandre Kojève, ‘The Dialectic of the Rea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Hegel’, in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9-260。 原注 15.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Hegel, Science of Logic,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69), p. 55。 原注 16. Immanuel Kant,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1784), p. 1。 原注 17. Jacques Derrida, Aporias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trans. Thomas Dutoit,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转型追溯¹⁸，以及演绎推理和归纳推理。事实上，“批判”一词本身的使用方式，也并非都指向否定。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以及后来的瓦尔特·本雅明的《暴力批判》，都借这个词表示对某个对象的考察。¹⁹ 这说明，批判并不能被还原为否定；沿着这一思路，哲学家卡特琳·蒂勒（Kathrin Thiele）最近提出，以肯定性的参与来实践批判性。但问题仍在：抵抗将变成什么？如果放弃否定这一概念，我们就失去了反对的工具。权力如何能够受到约束？再一次，如果回到 Facebook 及其运作权力的方式，我们就能继续追问这个问题。 当权力在新的话语中通过转入地下而运作，当权力不再直接施展，而必须经过调查、分析和揭露才能变得可见时，它的运作方式显然已经改变。乍看之下，数据保护中心反对 Facebook 的策略失败了，因为它只是给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州的某些网站惹了麻烦，其中约有三家将在 2012 年底以前于行政法院受审。不过，就 Facebook 而言，这个小小的数据保护中心并没有白费力气。虽然无法直接触及公司，其行动却制造了富有成效的麻烦。它引起了关注，世界各地的媒体纷纷报道该中心的举措；相关文章让人们意识到多项事实，包括 Facebook 所称的“开放图谱”，在技术上其实是围墙花园；用户非常私人的数据，正在通过十分现实的途径流转；以及它是以一家通常难以触及的爱尔兰公司的身份运营。该中心的行动也提醒 Facebook，它必须尊重法律，而不能仗着网络空间的独立性运营，任由大玩家摆布他人。此外，尽管形势似乎不利，数据保护中心仍保留了质疑 Facebook 的权利，从而开辟了一种空间，让人们可以声称自己“不愿被这样治理”——套用福柯的话，大致可以这样说。²⁰ 直接反对虽无法触及 Facebook，数据保护中心的行动却扰乱了它的运转。该中心没能直接强迫公司作出改变，也未能赢得争论，却造成了扰动，把人们的注意力引向一个再也藏不住的问题。因此可以说，在今天，扰动是一种启蒙技术，而且很有力量：否定可以被收编，扰动却不行。当我们发现否定性批判被“大体同意这一诉求”和“不负有责任”的口头禅中和时，否定性反对便落了空。而扰动不容许问题被掩盖，它迫使我们深入细节，了解究竟发生了什么。从这个位置出发，批判的概念也能够被重新夺回。 ## 与麻烦共处 哲学家卡特琳·蒂勒（Katherin Thiele）在柏林一场会议上讨论当代批判性思维时，提出一个有趣建议：不要把批判理解为发现、 原注 18.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32-50。 原注 19. Walter Benjamin, ‘Critique of Violence’, trans. Edmund Jephcott,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LB, 1979 (1921), pp. 236-252。 原注 20. Michel Foucault, ‘What is Critique?’, trans. Lysa Hochroth and Catherine Porter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1997, p. 44。 揭露和对抗矛盾的过程，而应把它理解为一种内在实践，也就是投入其中。²¹ 这一把批判视作激进肯定姿态的概念，援引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与麻烦共处”的路径²²，主张与争议中的事项建立关联，周旋其中，并通过协商把它们带向一个“不同”的未来，而不是倾向于把自己与不喜欢的东西“分开”、“区分开来”并“保持距离”。这种姿态以康德式的方式让批判站稳脚跟，因为它实践批判的意义，与康德理解启蒙的意义十分接近：正如蒂勒所指出的，它是一项“艰苦的操练”，而不是“无所不能的幻想”。²³ 为了不再生活于自己招致的受监护状态，我们需要“有勇气运用自己的理解力”。当一个预先配置好、整齐地分成两个对立面的辩证世界已经不存在时，我们需要重新组织自己，“既反对与世界的现行方式结盟，也反对退出对世界的参与”；英国哲学家彼得·霍尔沃德（Peter Hallward）在阐释一种值得考察的“政治的规定性实践”时，正是这样说的。²⁴ 因为我们必须寻找新的答案。在当今世界，事物繁复而复杂；这既令人疲惫，也是一个有趣的挑战。 Facebook 就提供了这样的挑战。尽管我们有理由指出，我们“不愿被那样治理”，不愿依照这些规则生活，但它并不只是我们的敌人。尽管平台采用了肯定性的、竖起大拇指的设计，它也可以是一种具有批判作用的社会工具；而且，它不仅从用户那里收集数据，也为用户提供安全保障。在始于 2010 年 12 月、后来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革命起义中，Facebook 与其他社交媒体网站被用于组织示威与抗议，以及记录和报道暴力。普通人开始发布街头与安全部队冲突的情况，用拍照手机拍下残酷暴力与令人心碎的葬礼。在突尼斯政府封锁了许多其他视频分享网站之后，Facebook 成了一家替代性通讯社，并很快受到该国安全部队的关注。这些部队借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植入恶意代码，在用户上线时窃取其登录信息。在这里，Facebook 首席安全官乔·沙利文（Joe Sullivan）以两项技术方案作出了聪明回应：为了加密传输的信息，他们把流量重新导向 HTTPS 服务器；而为了真正确保登录账户的是本人，他们要求用户辨认照片中的朋友。²⁵ 这个技巧简单而有效。在此，以下一点变得清楚：在肯定时代，事情总是有不止两个方面。然而，我们仍然需要表明立场，而且我们能够做到。在肯定性话语中，批判并非进行否定，而是抓住问题不放，以便执着地把这个世界引向不同的未来。 原注 21. Kathrin Thiele, ‘In Critical Condition or Fully Out of Steam?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Gegen/Stand der Kriti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y the DFG-Graduiertenkolleg ‘Lebensformen und Lebenswissen’, Berlin, June 28-30, 2012。 原注 22. Donna Haraway, ‘When Species Meet: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8.1 (2010), p. 53。 原注 23. Thiele, ‘In Critical Condition or Fully Out of Steam?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p. 8。 原注 24. Peter Hallward, ‘Politics of Prescrip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4.4 (Fall 2005), pp. 770-71。 原注 25. Alexis Madrigal,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Facebook Responded to the Tunisian Hacks, The Atlantic, 24 January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01/the-inside-story-of-how-facebook-responded-to-tunisian-hacks/70044/。 ## 参考文献 Benjamin, Walter. ‘Critique of Violence’, trans. Edmund Jephcott,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LB, 1979 (1921), pp. 236-252. Derrida, Jacques. Aporias (Meridian: Crossing Aesthetics), trans. Thomas Dutoit, Palo Alto,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3. Fletcher, Dan. ‘Facebook Looks to Get Personal’, Time, 22 April 2010, http://www.time.com/time/business/article/0,8599,1983721,00.html. Foucault, Michel. ‘What is Critique?’, trans. Lysa Hochroth and Catherine Porter in Sylvère Lotringer (ed.) The Politics of Truth, Los Angeles, Semiotext(e) 1997: pp. 44-82. ______. ‘What is Enlightenment?’, in Paul Rabinow (ed.) The Foucault Reader, New York: Pantheon Books, 1984, pp. 32-50. Giddens, Anthony. 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1998. Halpin, Harry. ‘The Hidden History of the “Like” Button’, Unlike Us: Understanding Social Media and their Monopolies Conference, Amsterdam, 8-10 March 2012. Hallward, Peter. ‘Politics of Prescription’, South Atlantic Quarterly 104.4 (Fall 2005): 769-789. Haraway, Donna. ‘When Species Meet: Staying with the Trouble’,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8.1 (2010): 53-55. Hegel, Georg Friedrich Wilhelm. Science of Logic, London: Routledge, 2002 (1969). Kant, Immanuel. An Answer to the Question: ‘What is Enlightenment?’, London: Penguin Books, 2009 (1784). Kojève, Alexandre. ‘The Dialectic of the Real and the Phenomenological Method in Hegel’, in Alexandre Kojève, Introduction to the Reading of Hegel,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69, pp. 169-260. Latour, Bruno. ‘A Collective Of Humans And Nonhumans’, in Bruno Latour, Pandora’s Hope: Essays on the Reality of Science Studie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p. 174-215. Madrigal, Alexis. ‘The Inside Story of How Facebook Responded to the Tunisian Hacks, The Atlantic, 24 January 2011, http://www.theatlantic.com/technology/archive/2011/01/the-inside-story-of-how-facebook-responded-to-tunisian-hacks/70044/. ‘Rupert Murdoch: I do not accept responsibility for wrongdoing at News of the World’, The Telegraph, 19 July 2011, http://www.telegraph.co.uk/news/uknews/phone-hacking/8647802/Rupert-Murdoch-I-do-not-accept-responsibility-for-wrongdoing-at-News-of-the-World.html. Thiele, Kathrin. ‘In Critical Condition or Fully Out of Steam? Critical Thinking Today’, Gegen/Stand der Kritik,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by DFG-Graduiertenkolleg Lebensformen und Lebenswissen, Berlin, 28-30 June 2012.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ULD an Webseitenbetreiber: “Facebook-Reichweitenanalyse abschalten”’,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9 August 2011, https://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10819-facebook.htm. ______. ‘Facebook Sucks – Objection is Still and Once Again Necessary’,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15 May 2012, http://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516-facebook-sucks.htm. ______. ‘Facebook im Gespräch mit dem ULD: Keine Verbesserungen beim Datenschutz’, Unabhängiges Landeszentrum für Datenschutz, 24 July 2012, http://www.datenschutzzentrum.de/presse/20120724-facebook-stillstand.htm. # 沉默、谵妄、谎言？ / 卡罗琳·巴塞特（CAROLINE BASSETT） 沉默　语言　社会性 代码　回应　垄断 传播　伊里奇　方式 声音　空间　形式 > 我们通过成为谎言，最充分地说出真相。¹ 回应商业社交媒体垄断的一种方式，是停止交流。抵抗被最终整合进那些不断扩张、远远超出屏幕的传播回路。可供选择的做法有多种：关机、转身离开、说错话、拒绝参与——或者陷入沉默。不要制造那些会产生可剥削信号的社会噪声。 这种传播上的异议形式相当罕见。很少有人主动断开连接——尽管许多人会逐渐疏远各种网站。例如，个人退出 Facebook，常被描述为与“自我媒体”的最终脱离，但这种做法相对少见；或许是因为有意退出者十分清楚，留下来的人会在他们如今无法进入的场所，喋喋不休地谈论他们的“消失”。共同关机的呼吁，虽然可能成为对各种传播垄断形式的集体回应，却也往往鲜有回响；或许同样因为人们不确定，这种回应究竟会在哪一种空间产生共鸣。我们被媒体中心主义牢牢抓住——这种观点认为，生活通过“媒体”获得意义——而且我们把传播物化了。 事实上，这里并不只是冷漠：若有人提出，对社交媒体贪婪索求更多材料的批判性回应，或许就是少生产一些材料，这似乎根本无法被接受。并且，不仅那些支持社交媒体及其共同生产的环境的人如此，许多警惕社交媒体所促成的商品化传播方式的人，也同样如此。变得沉默、不作贡献、阻滞交流、拒绝联网、停止计算化：这些活动都会激起广泛的怀疑与不安。 也许，这种反应并不那么令人惊讶。沉默历来是强者的武器，因为被迫沉默的是弱者，而能让声音被听见的是强者；这也是为什么，在任何旨在解放传播的计划中，沉默看上去都不太可能成为其要素。此外，人们普遍觉得（在西方如此，在其他地方也是如此），某种传播的充裕状态才刚刚获得。一个以信息与传播匮乏为特征的“从前”的幽灵，纠缠着当下——并且会自动更新自身。例如，想想以巨大非同步性为特征的大众媒体形式（如广播缺少返回通道），它们曾构成 1990 年代万维网的背景；又或者， 原注 1. China Miéville, Embassytown, London: Pan Macmillan, 2011, p. 296。 那个同样属于 1990 年代的万维网，如今又被框定为无可救药地匮乏的“从前”，与（后）Web 2.0 世界“真正具有社交性”的品质相对照。人们很容易为并不遥远的过去创造近乎神话式的描述，在其中，传播技术因种种奇特的不足而显得古怪繁复——卤化银、合用电话线路、电话、不断劣化的复制循环、两三个电视频道、固定在墙上的电话，没有什么属于个人，更谈不上个性化。 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就形成了一种锁定效应（无论如何都要继续交流）。传播媒体从受限走向无处不在，不仅与媒体系统本身有关，也被视为对更广泛发展的描述：社交媒体被对应于消费者权力（个性化），旧媒体则与缺乏选择（福特主义）相联；“免费／自由”的社交媒体的兴起，与政治自由的兴起相联系，而它的另一面——旧的／被动的媒体——总是代表相反方向。这些多重关联逐渐被自然化，使人在探究真实形态时，很容易忽略其中明显的不一致。例如，有一种论断认为，一个提供更多“免费”资源的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给内容更多“免费”空间，就连接和组织内容的方式提供更多“选择”）的兴起，会自动推进其他形式的自由——例如，对社会正义或民主至关重要的价值。“自由”与“免费啤酒”之间的区别是真实存在的，然而它却太常被抹去。断言我们“现在”拥有传播的充裕，而这又带来其他“充裕”（充足的自由、充足的正义），会产生意识形态效果；尤其是，它使人们对任何支持某种媒体政治的策略、战术或论证保持戒心，只要这种媒体政治看上去可能导致（重新回到）限制、渠道收窄、信息受阻——或媒体沉默。 为回应这种形态，而且确实是为了扰乱它，我不从滑动不定的自由（与民主）话语入手，而从增长入手——从新自由主义要“放开”增长的欲望入手。我的主张是，在社交媒体条件下，呼吁减少传播——在最极端处表现为呼吁沉默——之所以成为异端，首要原因在于它对抗了与技术进步相联的“更多”崇拜；而技术进步被视为与一般意义上的进步不可分离，二者又共同被纳入把增长视作社会善的话语。 许多在其他领域质疑增长议程的人，并不质疑技术进步；即便他们看到了技术的问题，或者某一种具体实施方式的问题，也会寻求一种专门的技术修补。技术之善、传播之善、社会之善——这里又出现了一组相互对应；而且我们可以注意到，“善”是用“更多”来定义的。想想看，不赞成通过增加连接密度（接入更多线路）来建设共同体，普遍会被视为反社会。此外，这种立场往往不只被认为是反社会，还被认为是反技术——这两者在此如何紧密相联，十分清楚。因此，一个蓬勃发展、嗡嗡作响、拥有更多（数字）连接的共同体，会被判定为更“健康”、更“开放”、更“友善”，甚至更“有生命力”或更“有人性”。² 原注 2. 据说，如今大多数社会的噪声水平都在上升；这种上升被广泛接受为进步不可避免的（副）作用（尽管存在反噪声运动）。这催生了各种商品化噪声控制形式的市场，以及声学反污染运动。关于噪声增加的讨论，见 Sandra Braham, ‘When Nightingales Break the Law: Si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 (2007): pp. 281-95。 在这些情境下，要求减少传播流量显得反动。至少在英格兰，关于卢德主义的旧指控已经被拂去灰尘，准备重新投入使用。 在一个把增长奉为神明、把技术增长与进步等同的世界里，不为社会环境的传播量或密度作贡献，就是亵渎神明（并且请注意，密度正以惊人的速度变成容量）。本文并不介意这种亵渎，将考察沉默以及相关的传播反抗形式，如何可能构成对社交媒体垄断的恰当回应。正因为这种要求——在最极端处成为对沉默的要求，但并不限于此——完全无法被接受，它也才格外引人探究。 本文论证的核心，是 20 世纪活动家与思想家伊万·伊里奇（Ivan Illich）的著作。他曾探讨技术垄断，也曾另行探讨以沉默回应早期电子媒体系统。伊里奇要求建立沉默公地，以回应他所看到的扩音之声的暴政，以及这种扩音所生产的电子组织空间中，人类关系被掏空的现象。³ 伊里奇讨论的是电视及其相关媒体系统，但本文要问：回归沉默，能否让今天产生新形式的共同空间——从而使个人和集体的声音，再次在商业社交媒体平台的个性化圈地之外被听见。伊里奇的思想可以开启这样一种认识：存在一些思考语言的方式——也许是从音量、可听性／沉默、声音、复杂性与多义性的角度出发——使语言能够成为回应社交媒体垄断的基础，成为一种传播政治的基础；这种政治虽始于符号层面，却可能溢出到某些更具物质性的东西——某些地方——之中。 这是一种从感官（聆听、沉默、可听性）出发的路径；作为其中一部分，我在沉默之外，还考察语言与言语脱离意义、成为一种灵语（glossolalia）形式时，其肌理所包含的潜力。最后，我从感官返回，考察符号语言自身蕴含的革命能力——它能够同时意指两种事物，这意味着，正如瓦尔特·本雅明所说，它能够“传达某种（自身之外的）东西”。⁴ 这种开启同时也是一种加倍，在隐喻这一修辞形式中最为集中：隐喻把真与假强行并置，制造出新东西。也许，自然语言正是在这里离编码指令最远。对于社交媒体平台所运营、所设计的那种传播经济而言，沉默、谵妄的语言与谎言，都与 Facebook 及其同类格格不入。因此，如果我们想说出的真相，是一种不愿把自己奉送出去的真相（例如，如果 原注 3. 见 Ivan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1973, http://www.opencollector.org/history/homebrew/tools.html；以及 Ivan Illich, ‘Silence is a Commons’, CoEvolution Quarterly (Winter, 1983), http://www.preservenet.com/theory/Illich/Silence.html。 原注 4. 米耶维尔在《使馆城》的题辞中引用本雅明。（原出自 Walter Benjamin,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07-123。） 即使我们开口谴责这种“利用”，也不希望自己被当作工具来“使用”），那么在今天的条件下，在包括自我在内的种种事物都通过我们的传播行为被收割的时代，我们可以保持沉默。或者，正如小说家柴纳·米耶维尔（China Miéville）在《使馆城》中的一个人物所说，我们可以“通过成为谎言，最充分地说出真相”。⁵ 这部近期的科幻小说，赞颂的正是语言成为革命力量的能力。 ## 漫步《使馆城》…… 短暂进入米耶维尔的小说世界，或许是一个有用的起点。它探究对传播系统的垄断，尤其是对翻译的垄断——在翻译中，一个词必须同时面向两个方向（但问题在于如何做到）——如何成为维持社会权力的工具。不过，它也探究那些想要挑战这种垄断的人，如何同样把语言当作战术武器。在这一案例中，战术包括沉默与缄口，以及利用语言的谵妄（灵语）。但米耶维尔所赞颂的，最重要的是隐喻语言坚韧的力量与效力：它能够开启新世界，撼动既定等级。诚然，这一切发生在遥远之处（在米耶维尔笔下，是“恒域之外”的偏远世界；对我们而言，则是一个虚构宇宙）。尽管如此，虚构而遥远的《使馆城》，同时又完全关乎这里、此刻、今天。它考察语言能够同时面向两个方向的语境与方式，也因此成为一篇当代评论，评论社交媒体垄断初露曙光时的语言条件与关系。 ## ……再返回社交媒体 让我们回过头来考察现实存在的社交媒体的运作，尤其是那些平台与架构：在其中，以自然语言发生的事情，也总是以技术的方式发生——这是另一种双重表述。 社交媒体具有雅努斯式的双面性，或许不言而喻，但仍然容易被忽略。事实上，许多种技术中介传播的一个特殊之处，在于它们邀请用户忽略其运行所内含的、特定的技术操作（想想看，社交媒体平台对许多人的一大吸引力，在于其可供性很容易被体验为“非技术性的”）。这些平台的设计，暗示人们在在线说话、写作、提问及使用语言时，只不过是在继续做自己“一直在做”的事。毕竟，iPhone 对话或推文是用英语、法语或汉语进行的，拼写检查器和文字处理器也使用熟悉的词典。尽管有人认为，语言“本身”在文字处理的条件下会退化，但也有充分证据与之相反，表明新的媒介促成语言创造与创新；借用（大致改述）沃洛希诺夫的话，语言在生成中延续自身。⁶ 在人际互动日益经由其路由的各种社交媒体平台框架内，言语仍保留着由隐喻语言赋予的力量：开启新世界，在语义上创新，同时言此而意彼。但仍有某种东西不同了。区别在于，即便这些语言中的互动在屏幕上被 原注 5. Miéville, Embassytown, p. 296。 原注 6. V.N. Volosinov, 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New York: Seminar Press, 1973。 呈现为一切照常——只是数量多得多——另一种业务却正在同时进行；另一张嘴正在吞食你。 我们的互动，作为其得以开展的条件，被捕捉为代码，加入数据库，并以多种方式处理、加注。因此，以一种语言（具有全部复杂性的自然语言）所说所做的事情，同时被转写为没有歧义的数字代码。在这种第二形式中，它是可量化、可销售的，而且——虽然其内容关乎社会互动，这一点颇为矛盾——作为人的你再也无法访问它，因为你不能控制它接下来的流通。在这个生产出超越言语与语言的传播系统的过程中，词语的隐喻指涉，它们继续指向自身之外、从而创造的能力，被舍弃了。在这种处理中，含混性与多义性并不受欣赏，创造力当然也不是组织原则；相反，目标是消歧与高效分块。难道不是这样吗：Facebook 最不想要的，就是关于你的虚假数据？ 顺带说一句，这一切你早已知道。这里并没有暗示什么阴谋。这正是作为用户的你所同意的过程。契约非常清楚：社交媒体要求人们捐出个人数据，以此作为充分参与某些传播形式的代价；而这些形式正成为日常生活的内在部分，并越来越塑造日常生活。这种交换，是至少十五年来形成的各类商品化虚拟共同体标准模式的核心组成部分（作为千禧年以前的例子，可参见早期 GeoCities 的契约⁷）。不过，如前所述，即便这种交换在形式上是公开的，它所授权的操作有一面却未被充分呈现给用户（实际上是完全没有被呈现），这就系统性地扭曲了我们对谁或什么正在向谁或什么传播的认识。部分原因在于我们依赖视觉⁸——惯常关注视觉的程度，可能把我们束缚在屏幕上，使我们大体忽略同时发生的其他事情。因此，在我看来，考虑一种借助听觉范畴（如噪声与沉默）的回应社交媒体垄断的方式，是有道理的；这种回应或许不信任屏幕，试图穿透屏幕聆听，或使屏幕的喧嚣静下来。声音的视角（即便是虚拟化的声音视角），为审察社交媒体的运作提供了一种新方法。 ## 沉默的种种内容 我前面指出，沉默——使人沉默——往往是强者的策略。但现在我想补充限定：沉默也曾是受支配群体采用的策略，并成为自由诉求的基础。毕竟，伴随发声权利的呼吁而来的，也有保持沉默权利的呼吁——而后者在某些方面更加根本。以沉默作出的抗议（也许就是由沉默构成的抗议）一直有效， 原注 7. Caroline Bassett, The Arc and the Mach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原注 8. 例如，参见弗朗西丝·戴森对视觉优先地位的考察。不过，我并不是说数字媒体“是一种听觉媒体”。在我看来，在探索社交媒体网络时保留一种视觉中心的观点，往往有用，恰恰因为它强调：互动在多大程度上仍以屏幕上的互动形式为中心——但显然不是说生活本身也以屏幕为中心。（Frances Dyson, Sounding New Media: Immersion and Embodiment in the Arts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尤其在媒体与传播受到根本性垄断的条件下，例如国家掌握传播垄断时，更是如此。值得注意的是，有些革命的开端并非 Twitter，而是沉默，是在沉默中开始的⁹；那是一种公共沉默，即便拒绝发表声明，仍包含着——而且以可听见的方式包含着——种种意图。 如果我们要重新思考沉默能做什么，也有必要重新思考沉默是什么。沉默通常被定义为噪声的缺席；尽管人们在不同语境中对噪声的理解不同，但在许多层面上，噪声都是不想要的声音。例如，在信息论中，噪声与信号的区别，意在界定所需信息与不希望出现的失真；于是，沉默可以被认为既意味着没有信号，也意味着没有噪声——一种完全的缺席。与之相反，请看 20 世纪作曲家约翰·凯奇（John Cage）的探索；他以“无声”作品《4′33″》闻名。¹⁰ 他的探索得出了不同结论，并激发了关于沉默的新思考方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对凯奇来说，沉默从不绝对，也不完全空无。¹¹ 在无回声室里，他听到身体系统发出的两种声音（双重嗡鸣），之后得出结论：人的生命与绝对寂静不能相容。人作为具身的生物，无法体验绝对寂静。《4′33″》常被认为制造了空无空间，但更恰当的理解是：它探索一种乐谱所产生的空间中充满的声音，而这份乐谱确保没有刻意发出或预先编排的声音。 在较近的一次沉默研究中，莎拉·梅特兰（Sarah Maitland）发现了寂静景观的声音品质（沙漠与山丘、荒原、大海各不相同）。在这一过程中，她也开启了思考沉默各种内容的方式。¹² 在一场极其个人化（最终也具有终末论性质）的追寻中，梅特兰还探索了环境赋予的安静（沙漠中静止的风），与人际互动或人声缺席之间的区别。像她之前的许多隐士一样，她逃离的不只是城镇或聚居地的喧闹，还有共同体日常生活中持续连接的惯例。而且，如果说她最迫切想摆脱的是后者，那么吸引她进入的却是前者——寂静的景观，也就是沉默所造就的空间。梅特兰从未明确探索由技术生产的空间（例如虚拟世界），但她的叙述与这里的问题相关，因为她仍然是在回应一种总体环境（一种日常生活）：这种环境越来越依照根本性垄断所生产的噪声加速的一般传播逻辑而运作。面对世界日益喧闹的状况，可以说，她在沉默中找到了一种回敬世界的方式。 梅特兰记录了自己逐步退隐于世界之外的过程，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是一种对当代社会条件的公开回应（正如她追溯的某些隐士的历史中，这可能也是一种公共／私人姿态）。然而，很清楚， 原注 9. 例如，想想罗马尼亚缺席的掌声；它标志着斯大林主义政权走向终结的开端。 原注 10. 约翰·凯奇的音乐作品《4′33″》于 1952 年在纽约州伍德斯托克首演。 原注 11. John Cage, An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 New Albion Records, 1990, http://www.newalbion.com/artists/cagej/autobiog.html。 原注 12. Sarah Maitland, A Book of Silence, London: Granta, 2008。 它在根本上是一种个人的拒绝或转向。这又引出另一个问题：如果作为集体回应，在面对信息、传播及其噪声时运用或要求这种充满内容的沉默，前景如何？ ## 沉默公地 这使我回到 1983 年，当时伊里奇呼吁捍卫沉默公地。¹³ 这一呼吁本质上是一份宣言，它声称沉默是一种共享条件，正受到新技术及其扩音功能的威胁。它批判大众媒体，把大众媒体看作一种极不利于共生交往（conviviality）的技术：传播“机器”提供假体，而且有选择地提供，以至于某些支配群体成为声音更大的喊话者，并具有使他人沉默的权力。喊话者自身的声音已变得非人或人工化；通过这种行为，他们剥夺了他人作为人而获得充分承认的权利。这是因为，在伊里奇看来，拥有声音（也许是大声说出来的能力），是“人的出现所必需的”，而这种能力在此遭到了剥夺。 在扩音（或在这里说，媒介化）的条件下，本来能让任何声音发出的共同环境，被一个封闭空间取代；在这个空间里，发声成为掌握扩音器者的特权。因此，呼吁一种共享的保持沉默的权利，是因为只有沉默才能让人的声音重新被听见。沉默公地的呼吁将这一点空间化，把它变成恢复公共空间（公共声景）的诉求。对伊里奇而言，实现这一权利，意味着移除那些圈占此前开放空间的“大声说话者／扬声器”（人和技术）；也就是去私有化。显然，对总体上怀疑大众传播技术的伊里奇而言，“大声说话者／扬声器”既包括大声说话的人（强者），也包括他们借以确立支配地位的工具（扩音技术本身）。 在社交媒体及其运作要求的情况下，沿着伊里奇的思路可以认为，公共空间不仅遭到圈占，还受到根本性的削弱。其结果是，本来发生于公共场合的参与（在一个声音可以被听见的地方发声），变成了没有地点的互动——因为它被彻底个性化了。¹⁴ 这样一来，所有声音也许都可以说话，却无法进入一个共同场所，在那里被作为同一个（共同的）声音听见。人们广泛讨论，尤其是乔迪·迪安讨论过的一种忧虑是：当今信息网络产生无穷无尽、却通往无处的传播循环。这与伊里奇关于圈地阻断聆听的认识相通。无论如何，沉默公地的论题确实不信任传播的效力——它把人的声音置于传播的对面——尤其不信任音量。它批判一种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把自由定义为给“每个人”一个平台，于是平台越来越多，每个人从平台上发出的声音也比以前更响；与此相反，它偏爱沉默，把沉默看作能够创造共同条件的东西，而这些条件是让所有声音、或任何声音能够说话所必需的。 原注 13. Illich, ‘Silence is a Commons’。 原注 14. 关于把社交媒体作为数据库来理解，见 Eli Pariser, The Filter Bubble: What the Internet Is Hiding from You, Harmsworth: Penguin, 2011；关于 GeoCities 及其被收购，见 Bassett, The Arc and the Machine。 这或许意味着，关键任务是用数字材料捍卫和建设一处公共公地，或一个共同空间。然而，反对圈地的行动并不只对虚拟空间产生影响（而且，在生态化媒体条件下，“虚拟空间”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真正清楚），它也包含对现实空间权利的主张。可以说，这些主张与哈维所称的城市权利相衔接¹⁵；尤其是因为传播本身就是生活环境肌理的一部分，而这个环境同时具有物质性与非物质性。 ## 作为一种关系的共生交往？ 对伊里奇来说，恢复公地的方法，是重建不再被扩音秩序圈占的环境。在这样的地方，公共讨论可以再次发生，共生交往或许能够重新建立。这一目标，与社交媒体所许诺的、为所有人提供扩音的共同平台，形成鲜明冲突。依循伊里奇的一般逻辑（即便不接受他对特定媒体究竟具有或不具有共生性的具体分类），这种扩音／互动并不能促成人际互动；相反，它通过使根本性垄断的圈地逻辑具体化，倾向于把人际互动圈住并商品化。 绕开伊里奇论述中隐含的决定论，同时保留他关于技术系统在真实政治体系中被落实时所受到技术与社会共同塑造的认识（究竟哪个群体能够控制扬声器），或许就需要重新安置共生性或非共生性的品质。我们可以不问某一种技术是否在根本上具有共生性，而问：共生关系如何、或在何处（在哪一种传播架构中）成为可能并得到维持¹⁶，又在何处变得不可能。¹⁷ 这类参与的一个例子，是“占领”运动中某些参与者的传播战术；它也说明，沉默如何富有启发性，如何能够促成共生关系。这里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聆听者通过手势作出的评论：它们补充发言者，而不是打断发言者。这些没有发声、未经扩音的评论，尊重沉默，把沉默视为声音从中产生的所在。这些群体占据空间，而不只是谋求在公共领域传播；通过这样做，它们生成了种种（无声的）言谈形式，远离 Facebook 那种竞争性的“噪声”¹⁸，而且已被证明明显难以处理或收编。 因此，把沉默作为战术加以评估，追问它作为对社交媒体的批判性回应究竟能够多么有效，就需要追问沉默如何能够成为共同关切。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我在这里谈论要求沉默，并不是下令让个人默默退出。沉默是在积极意义上被调用的：它是一种塑造不同类型的、未被私有化／解除圈占的共同空间的手段，是 原注 15. David Harvey,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008): 23-40。 原注 16. Paul Gilroy, After Empire: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London: Verso, 2004。 原注 17. 保罗·吉尔罗伊在《帝国之后》关于种族的讨论中，把共生交往阐述为一种值得追求的接触形式；我在其他研究中，探索过它与围绕交叉性政治可能提出的诉求之间的关系。 原注 18. 尽管它们确实呼应了后者的肯定性惯例——也许这是一种真正的重新挪用。 一种新的传播公地所必需的条件。这本身或许就能质疑／揭露大众个性化的运作机制——一种分而治之——它在把人们作为整体来操作的同时，鼓励对个人回应（以及个人责任）赋予价值。¹⁹ ## 韧性 这番关于沉默的讨论，或许显得十分防御性。例如，它似乎在主张，应当保护语言（自然语言）不受代码侵害，开口说话时应当极其谨慎；与其说这种谨慎源于害怕背叛——“小心你说的话”——不如说源于害怕污染。担忧语言受到技术官僚式污染，确实是一条已有的思路。奥威尔在《1984》中通过“新话”所探讨的语言遭侵蚀的著名例子，就与此相关。在那里，“好”（good）、“加好”（plusgood）、“双加好”（doubleplus good）²⁰ 等词，展示了一种语言形式的建构，其中的含混性／多义性将逐步被清除。新话意图达到的结果是：凡不能被完全量化的东西，根本就不能被表达——即使在沉默中也不能。而那些能够量化的东西，则会被削减为毫无歧义的基本项：正面对负面，好对坏——以及纯粹的恨（后者没有与之相对的一项，因为爱已被驱逐）。 本文采取的思路不同。重点是寻找并激活语言中的资源。其意图是利用沉默的潜力，创造一个能容纳语言、让语言被听见的空间；考察声音抵抗意义圈地的力量；借助隐喻语言的含混性和双重性，并追问能否将其用来回应正在发展的社交媒体垄断。我们现在已经走到一半，因为已经确认：沉默能够有所作为——沉默并非空无，而可以被理解为容纳并框定着各式各样的东西。 ## 作为越轨声音的灵语 > 快速撒谎：在那一连串声音整体的非真实性夺走说话者思考它们的能力之前，把它们纷乱地吐出来。²¹ 正是通过框定与使能的观念，沉默或许能够与灵语，或“说方言”，联系起来。文化理论家德·塞托（de Certeau）说，灵语是一场玩弄声音肌理的游戏，是一种“语言的假象”；只要知道其语音规则，就可以模仿。²² 这种言语形式在提供意义的同时，又拒绝意义；看似语言的东西滑走了，显露为幻象。说灵语者发声，是“为了不被词语欺骗”，²³ 但也欺骗了聆听者。 原注 19. 这一标准的证据可见社交媒体契约。这些契约长期以来一方面要求用户对自己的数据负责，另一方面又声称拥有这些数据的所有权。这是圈地权利的扩展：不仅是活动，就连个人自己的数据轨迹、他们的数字自我，也作为使用这些被圈占地盘的条件而成为产权对象。 原注 20. George Orwell, 1984, Harmsworth: Penguin, 1989。 原注 21. Miéville, Embassytown, p.128。 原注 22. Michel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Glossolalias’,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The New Erudition) 56 (Autumn, 1996), p. 29。 原注 23.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p. 29。 那么，也许这种言语也具有欺骗当代那些捕捉我们话语的机制的潜力。伊里奇希望，通过重新奠定真正共同的辩论空间，把人们“恰当而平等的声音”归还给他们。相较之下，灵语指向声音不合规的品质中所蕴含的潜力。它在承诺说出语言的同时扣住语言不放，但正因为它承诺说话，便保留着某种连接或交融的邀约；按定义，这种连接或交融处在有意义的交易之外。要恢复公地，要找到不完全、也不立即便于攫取的地带，要打破垄断的掌控，就需要找到办法，利用声音的充盈与厚度所提示的可能性。 据说，灵语并不是一种例外状态。德·塞托认为，它“从普通对话的裂缝中冒出来：身体的噪声、对越轨声音的引用，以及他人声音的碎片，以断裂和惊奇打断句子的秩序”。²⁴ 然而，语言有一种更日常却依旧奇妙的能力：指向自身之外，从而通过象征和意指的能力进行创新。最终，这种能力也许比灵语、比无意义言语的颗粒质感中诱人的承诺，更富启发性——或许，选择应当是创新，而非谵妄。我将在下文回到这一点，但在这里坚持认为，语言的不合规方面和诗性方面——前者见于灵语的形式，后者体现于隐喻的生产力——都可以被调动起来。 也就是说，两者都可能帮助构成一种不大寻常的织物材料，用以编织至少一种形式的沉默公地：在那里，话语被倾听，却不被捕获。值得回想的是，在柴纳·米耶维尔的《使馆城》中，语言肌理中的技巧——把一连串噪声纷乱吐出——被用于寻找进入隐喻的路径，而隐喻能够从不可能的组合中创造意义。 ## 语言、代码、政治 或许有必要说明，此处的赌注在于：尽管朝向社交媒体根本性垄断形式的趋势正在加速（伊里奇对根本性垄断所作的有用区分是：垄断者不是福特，而是汽车），回应仍然可能。更具体地说，一种媒体与传播政治仍然可能。有些人说它不可能。例如，乔迪·迪安（Jodi Dean）²⁵ 关于传播只能与自身传播的论点，实质上意味着：任何改变数字系统的希望，都只能来自这些回路之外（例如作为一个意外事件，使整个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我们可以同情这种立场（也可以欣赏它在多大程度上使媒体与传播系统不再居于中心，并要求更具物质性的参与），同时仍希望考察可以利用哪些资源，来发展一种更贴近对象的回应，甚至是一种以媒介为中心的回应，以面对社交媒体垄断和数字转型。这里——以及别处——正是我们身处的位置。 这些资源中最重要的是语言和代码。区分二者如何被使用的一种方法，是再次思考感官偏向：声音，还是视觉？ 原注 24. de Certeau, ‘Vocal Utopias’, p. 29。 原注 25. Jodi Dean, 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North Carolina: Duke UP, 2009。 致力于发展代码政治的批判软件研究理论家（以及活动家），经常关心可见性问题。这类路径首先强调，把那些用户虽知道、却被要求忽略的、未被呈现的代码操作（前文已讨论）“变得可见”，或推到前景。接着，它们可能主张，需要更好地理解这些过程（数字素养），或者我们需要明白如何介入其中（代码素养），以便能够用新方式利用它们，或颠覆、转向它们（重新编码）。这里列出的最后一步，本质上是一种黑客式回应：它试图靠得足够近（贴近代码或硬件），或看清发生了什么。在我看来，这些路径（代码研究、各种软件研究）最令人信服之处，在于它们开始考察的不仅是代码（该如何对待代码），还有本文同样关注的语言／代码组合。 于是，人们所主张的，是必须学会同时用两种语言说话。²⁶ 他们坚持，必须培养新形式的双重智能。那么，人类应当像机器一样，能够同时面向两个方向吗？ 当然，我们早已如此，因为我们所说的语言，其核心就具有从不可能的断言中创造意义的能力（米耶维尔说，“城市是一颗心”），并能够指向自身之外（又回到本雅明）。不过，软件方面的论证所暗示的，当然是另一种加倍或双重视野。其意图是同时用自然语言和机器代码说话，同时看向机器内部和外部。 这里的一个问题在于，对双重智能的呼吁，可能仅仅意味着学会更好地说代码或写代码²⁷（因为我们已经会说自然语言）；于是，焦点又一次回到代码。另一个问题是，它预先假定，把代码改造成更能容纳——处理——自然语言的东西，天然值得追求。这也可以被看作只是在提高收编过程的效率。当然，这一问题或许会被搁置，或者被视为无关紧要。但如果如此，那是因为对作为抽象物的代码的关注，遮蔽了社交媒体垄断问题；也就是说，遮蔽了软件在特定技术社会体系中被具体实现的问题（在我看来，这才是关键）。它也可能遮蔽尺度问题：代码或许能得到更好的处理，或变得不那么晦涩，但特定理解形式的限度仍然存在——也就是代码技能的卓越或精湛能够揭示什么的限度，而不是例如通过其他方式处理问题。 上述说法表现出的敌意，可能比我的本意更多。我在许多方面是赞同的：回应社交媒体垄断，最终也许既需要思考应当开展的代码工作，也需要一种与语言交涉的政治。从软件研究的一般视角来看，这或许可以建立在一种我称之为以融合为基础的政治之上：发展彼此逐渐靠近的语言形式和代码形式——也许是生产非自然的代码，以及类似代码的自然语言。不过，本文前面发展出的关于语言与沉默的视角，也可以用来思考与此截然不同的东西。把语言中的反抗与代码中的反抗重新结合， 原注 26. 例如，参见 Mathew Fuller,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London: MIT, 2008。 原注 27. 例如，参见 Michael Mateas, ‘Weird Languages’, in Matthew Fuller (ed.)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London: MIT, 2008, pp. 267-276。有意识地创造、奇异而精彩的语言，并不只存在于米耶维尔的怪奇科幻文学中。 可能反而要求的，不是几乎成为机器代码的自然语言（或反过来），而是某种完全不同的东西。例如，它可能要求重新思考翻译本身，也重新思考翻译的限度：不再试图面向两个方向，而是重新考虑交汇本身的时刻、语言、肌理和声音？ 这类潜在的重新组合，可能把代码与语言一起引入一种新的媒体政治，颇具启发性。但最后，我想回到这个问题：更多，还是更少？本文始终基于一个信念：社交媒体的垄断应当受到扰乱，而且至少要以两种事物的名义这样做——社会正义，以及作为共同体形式的团结；社交媒体理所当然地被认为会促进这些事物，实际却没有。本文主张，可以尝试使用一套并不常被认为适合这项任务的工具来进行扰乱：沉默、对语言的扰动，以及利用语言多义性的能力（隐喻和谎言）。我的论点——在这里，我再次向伊万·伊里奇致敬——是，这些工具可以被用来创造其他种类的、更具共生性的参与，创造比我们貌似“社交”的媒体所能实现的更好的公地。最重要的是，我希望认真对待这样一个想法：传播密度和传播量的增加，本身并不意味着更多理解、自由、开放或“善”。而这也要求我们认真对待一种以沉默为起点的媒体政治。 感谢米里亚姆·拉施的耐心，也感谢扬内克·阿德马（Janneke Adema）及考文垂开放媒体研讨会，就沉默进行了一场有声的讨论。 ## 参考文献 Bassett, Caroline. The Arc and the Machine, Manchester: Manchester UP, 2007. Benjamin, Walter. ‘On Language as Such and on the Language of Man’, in Walter Benjamin, One-Way Street and other Writings, London: New Left Books, 1979, pp. 107-123. Braham, Sandra. ‘When Nightingales Break the Law: Silenc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9 (2007): 281-95. Cage, John. 4’33’’, musical score, first performed 1952, Woodstock, NY. ______. An Autobiographical Statement, New Albion Records, 1990, http://www.newalbion.com/artists/cagej/autobiog.html. de Certeau, Michel. ‘Vocal Utopias: Glossolalias’, Representations (Special Issue: The New Erudition) 56 (Autumn, 1996): 29-47. Dean, Jodi. Democracy and Other Neoliberal Fantasies: Communicative Capitalism and Left Politics, North Carolina: Duke UP, 2009. Dyson, Frances. Sounding New Media: Immersion and Embodiment in the Arts and Culture,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9. Fuller, Matthew.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London: MIT, 2008. Gilroy, Paul. After Empire: Melancholia or Convivial Culture, London: Verso, 2004. Harvey, David. ‘The Right to the City’, New Left Review 53 (2008): 23-40. Illich, Iv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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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xism and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 Seminar Press, New York, 1973. # Facebook 水族箱：个人档案中的自由 / 伊波利塔（IPPOLITA）与蒂齐亚娜·曼奇内利（TIZIANA MANCINELLI） 虚拟　自由　数据　书籍 权力　免费／自由　身体　世界 文本　技术　社会 市场　知识　身份 人类　GOOGLE　著佐权 就在 Facebook 股票即将上市之际，伊波利塔于 2012 年 5 月 16 日出版了一本电子书，题为《Facebook 水族箱：无政府资本主义可阻挡的崛起》。这部作品透过 Facebook 这一透镜，对福柯所说的生命权力如何体现于后人类社会，作出强有力的剖析；它追问，在一个人的生命、主体性与社会经验越来越同技术交织的世界里，究竟开启了哪些政治形式与可能性。 伊波利塔是一种他律性的身份：它是一个诞生于黑客共同体与意大利占屋运动的研究小组，其研究把媒体与媒体技术视为争夺权力和控制的斗争场域。伊波利塔也是一个服务于编辑出版项目的自主服务器，旨在促进工具与知识的分享，提高人们对技术多层影响的认识，并为互助共同体创造替代方案。所有书籍均采用著佐权（copyleft）许可。 伊波利塔的第一部出版物《开放不等于自由》¹，强调了自由软件与开源之间的区别。文本讨论，自由（软件）的观念如何变得更加开放（就开源而言），从而被推向市场。第二部《Google 的阴暗面》²，处理的是网络上的知识组织问题。它对 Google 搜索算法（PageRank）所塑造的知识认识论与分类标准，提出了强烈批判。《Facebook 水族箱》³ 延续了这些早期作品的思考。这三部出版物指出了我们的计算世界及其与经济、政治、日常生活互动的历史中的三个关键转折点。 ## 水族箱？ Google、Facebook、Flickr 和 Twitter 的商业模式，在于利用用户的个人数据牟利。私人生活成为商品，个人身份被投入全球市场流通。从具体身体——人的生活、行动、关系与互动——中收集的数据，可以被输送给市场。国家或某些承包国家事务的安全机构，可以为警务与监视目的索取这些信息。 原注 1. Ippolita, Open non è free: Comunità digitali tra etica hacker e mercato globale, Milano: Elèuthera, 2005, http://www.ippolita.net/it/open-non-%C3%A8-free。 原注 2. Ippolita, Luci e ombre di Google: Futuro e passato dell’industria dei metadata, Milano: Feltrinelli, 2007, http://www.ippolita.net/it/luci-e-ombre-di-google。 原注 3. Ippolita, Nell’acquario di Facebook: La resistibile ascesa dell’anarco capitalismo, Milano: Ledizioni.it, 2012, http://www.ippolita.net/it/nellacquario-di-facebook-ippolita。 但用户画像与广告追踪所产生的利润，以及监视的延伸，只是故事的开头。Facebook 及其同类还带来更微妙、也许更深刻的威胁。这些新媒体正在改变我们的身份，塑造新的生活方式。社交网络正在发展新的人类技术，以驯服和统治人类园地。⁴ 伊波利塔这本书的首要目标，就是引起人们对这些身份构成过程的注意，并将其解构。它揭示 Facebook 及其同类如何为日常生活的管理制定规则；这些规则改变我们的私人关系与政治参与，并同恐惧、恐怖主义的幽灵、安全化和监视紧密纠缠。此外，社交网络与表演社会紧密相连：作为用户，我们强迫性地重塑自己的动态墙。我们在舞台上；我们是“全球大秀”的一部分。社会控制的实施，被完全内化于用户在自我赞许、自我告发与自我审查之间的摆荡，直至达到这样的极端：我们连接网络，只为确认自己存在。Facebook 体现了时代精神。 ## 身份困扰 《Facebook 水族箱》回应的是 Facebook 这类企业对互联网自由与可访问性所构成的威胁——这些威胁如今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大。本书分为三个部分，每一部分介绍支配信息学的一个维度。⁵ 第一部分“我有一千个朋友，却谁也不认识”，展开了一条贯穿全书的主题线索：你使用技术的方式，你接近技术的方式，包括我们日常无意识的行为，鼠标简单的一次点击，在丝毫不考虑行动后果时，也会产生社会与政治效果。 要理解这一点，我们就必须直面用户进入 Facebook，以及一般社交网络服务时迈出的第一步。一项私人服务像 Facebook 那样宣称“免费，而且永远免费”，掩盖了一个令人难堪的真相：如果你看不到价格，那么你就是商品。观察构成平台的代码层次，会让我们初步警觉到与这些免费服务互动的危险。数据并非只是被收集起来，它们是技术与人类行动者之间多重社会技术安排的结果；这些安排配置着能动性与行动。机器是一种中介，但不是把信息从一处运往另一处的意义上的中介，而是一种塑造关系、同时也被关系塑造的装置。在这个意义上，社交网络正在继续发展新的混合式自创生（autopoiesis）形式⁶，把个人框定在由技术官僚体系管理的世界之中。技术把个人的活动（“点赞”、“交友”、“发帖”等）记录进数据库，该数据库也记录地点和时间，并可供广泛的社会行动者挖掘。警察和市场机构都希望利用算法，将交易模式与特定的虚拟身体联系起来。 原注 4. 见 Peter Sloterdijk, ‘Rules for the Human Zoo: A Response to the Letter on Hum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1 (2009): 12–28。 原注 5. “支配信息学”一语来自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181。 原注 6. 见 Humberto Maturana and Francisco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D. Reid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绝大多数用户都不会思考社交网络平台上默认设置的权力。当这些设置发生变化时，正如 Facebook 的隐私设置曾多次发生的那样，他们会保留新的默认设置，并不担心。变化被作为服务改进推出。这就是默认权力：只需改变几个参数，就能改变数百万用户生活的权力。这一切只需很少的努力。下次登录时，你的个人档案可能已经与你习惯的样子大不相同，仿佛回到家，却发现家具换了，东西不再放在原来的位置。谈论人群与社交网络时，人们始终应当记住这个前提：没有人想成为人群的一部分，但当我们使用这些网络时，我们就是人群。⁷ 而人群服从默认权力。 社交网络技术极大地改变了私人生活与公共生活的意义和性质。通过接受彻底透明，用户在一个虚拟公共空间（由私人公司管理）中，对自己生活的每个方面发表声明：琐事、对时事的意见、情绪、丧亲之痛、关系“状态”等等。这一连串细节、变化与重复，不仅展示身份，也创造和界定身份：这就是我，我就是个人档案所展示的人。创建与维护 Facebook 个人档案，意味着通过受规制的重复过程，以施为性的方式建构身份；引用朱迪思·巴特勒（Judith Butler）的话，就是“话语的反复施为力量，生产出它所规制与约束的现象”。⁸ 于是，虚拟档案的一致性提出要拯救我们，使我们摆脱 20 世纪主体性的碎片化——Facebook 把自己设定为针对身份困扰的全球性答案。 ## 自由与威胁 但 Facebook 只是一个更广泛现象的一部分。它参与一项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计划，这项计划与社交网络、黑客和行动主义具有家族相似性。日常技术互动的微观政治，如何汇入宏观政治战略？在所谓无政府资本主义观念中，自由意味着可以做任何你想做的事——只要你想要的是一种可以买到、可以消费、并且为某人产生利润的商品。 伊波利塔提出的要点，是维基解密、匿名者的某些行动，或欧洲某些海盗党这类反威权项目所推崇的自由观念，与无政府资本主义修辞之间的关系。为了说明这些亲缘关系，本书以彼得·蒂尔（Peter Thiel）的个人经历作为案例。蒂尔是 PayPal 创始人，也是 2004 年 Facebook 的首位天使投资人，他体现了一种极端的自由放任意识形态，导向社会达尔文主义、资本主义精英统治和个人主义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 Facebook 是始于 Google 的互联网情感商品化过程的进一步演变。在 Facebook 上，我们可以找到任何想要的东西：全球任一角落的新闻、失散已久的朋友、适合（几乎）任何性行为的伴侣，以及最新爆发的 原注 7. 伊波利塔对人群现象的分析，部分基于 Elias Canetti,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Penguin, 1992 (1960)。 原注 8. Judith Butler,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p. 2。 起义。我们的个人档案不断遭到信息、刺激和每一种欲望的潜在满足的轰炸与淹没；更准确地说，是算法或我的虚拟朋友认定符合我所宣告、又被塑造的身份档案的每一种欲望。作为彻底透明的追随者，我以为自己积极主动，实际上却是信息、连接、虚拟快感与认可的被动接收者。我们正迅速从一个由自己建构意义的世界，转向一个凭借算法发现的相关性而获取意义的世界。 在本书第二部分，伊波利塔强调，Facebook 如何体现一种新殖民主义的异性恋规范社会的西方化。算法所保证的那种自由，代价是什么？借用贝托尔特·布莱希特（Bertold Brecht）的话：我们能否避免无政府资本主义那“可阻挡的崛起”？⁹ 把异常纳入其中，对于完成虚拟控制至关重要。在 Facebook 上，你可以成为任何想成为的人。你可以是左翼、革命者、酷儿，也可以离经叛道。然而，尽管水族箱制造了彻底民主参与的种种幻象，它却并未提供逃离自由主义媒体通常限制的出口。你必须继续成为民主且具有同性恋民族主义色彩的社会中正直的（网）民，成为一个以恐怖叙事划定边界的全球帝国的臣民。毕竟，如果你越过那些（往往没有明确界定的）界线——它们写在从未读过、却总被同意的《服务条款》中——你的账户依然会被暂停。无论在开罗还是伦敦，罗马还是纽约，假如你例如轻率地发布了关于现实身体暴动的帖子，警察仍然会来敲你的门。 《Facebook 水族箱》的最后一部分专门讨论“网络的自由”。作者在奥威尔¹⁰ 与赫胥黎¹¹ 之间，找到了理解这种虚拟“自由”的钥匙：一端是“老大哥”反乌托邦所推动的隐私否定，另一端则是《美丽新世界》描绘的、通过技术把（被动）快感最大化。对恐怖的畏惧，以及保卫社会免受稳定之敌——恐怖分子、颠覆者、色情传播者等等——威胁的需要，被用来证明网络控制的正当性。 ## 回到现实世界 虚拟身体与人的（具体）身体，以多种方式相互纠缠。我与自己的 Facebook 生活之间是什么关系？当我给一个激进团体的页面点“赞”或“分享”时，我是在参与社会行动吗？当我的个人档案在另一面虚拟“墙”上留言时，我承担了什么责任？具体身体与虚拟身体之间的关系，变得难以理清。虚拟是具体的镜像，还是反过来？通过互联网追求自由与民主的梦想，变成了抢先点击的急迫，变成一种正在行动、在场和见证的幻觉。 如果我们质疑“技术处理的是中立数据（数字、频率、统计运算等）”这一信念，那么就需要追问数据点背后的故事。这些叙事由人创造。单纯的数据本身不会赋予我们自由（也不会夺走我们的自由）。那些已经、或者可以 原注 9. 这一措辞来自贝托尔特·布莱希特 1941 年戏剧《阿图罗·乌伊可阻挡的发迹》（The Resistible Rise of Arturo Ui）的标题。 原注 10. George Orwell, Nineteen Eighty-Four: A Nove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49。 原注 11. Aldous Huxley, Brave New Worl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借助数据创造出来的叙事——可以称作神话创生（mythopoesis）的东西——才是斗争的场所。大数据已经取代了自然的位置。的确，我们显然正在看到越来越多指向数据的宗教性表达：“信息洪流”是当代最知名的口头禅。大数据所许诺的自动化自由，导向了种种技术崇拜。 本书以一个短故事结束：如何不用电制作冰淇淋。有一种借助盐、靠手工制作的方法，沙漠居民与某些祖母都知道。我们能够创造激进的社交网络，让具体身体与虚拟身体都参与其中，交换和分享知识，而不被动依赖权力的工具或算法：技术不能拯救你。我们需要亲自动手，建构由自身需求与欲望塑造的技术，以改善和扩大自主性。我们无法享用数以千计的朋友；我们值得拥有更好的朋友（也包括敌人）。垃圾关系如同垃圾食品，污染我们的生态圈，同时产生物理和文化的影响。 ## 如何做：以本文为例 伊波利塔，包括其网站 http://ippolita.net，并不只想生产批判理论。其文本的生产遵循他们所倡导的实践方式。他们希望借助跨学科路径，更好地理解复杂现象，例如社会政治中的海盗式组合。成员们像人类学家一样工作，参与探索、描述和改变我们的技术世界。他们实践协作写作。当然，独自写作更容易，但他们的工作方式试图本身就成为一次共生交往的实验。伊波利塔希望生产出成为不同专长交汇点的文本。例如，你正在阅读的这篇文章，就是蒂齐亚娜·曼奇内利与团队相遇的结果，是一种不可见配置（agencement）的产物。¹² 共同撰写本文，意味着翻译的不只是词语与观念，还有技能与知识。翻译（意大利语 trans-ducere，“引向彼岸”）、使之能够被理解，涉及一个分异与播散的过程，在其中，没有什么能保有所谓本质。¹³ 因而在某种意义上，它背叛了专门学科的“纯粹性”，以追求对人的能动性与技术之间关系的更好理解。此外，共同写作也是为共生共同体建造工具的一种方式¹⁴：削弱个人主义，共同创造共享资源。共生式写作意在绘制当下的地图。话语成为一个平台、一个共同空间、一座跨个体的储库，为新的、无人照管的个体化提供资源。¹⁵ 伊波利塔通过使用著佐权许可，将对同化过程的批判付诸实践。著佐权既是一种已经存在的、公众自由获取知识的实践，也是一项针对依赖版权的出版产业的行动。避开出版市场施加的限制，是众多抵抗市场法则的策略之一。一些意大利出版商愿意按一种著佐权许可，附以知识共享的非商业性署名条件，来印制此书， 原注 12. 见 Gilles Deleuze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Paris: Minuit, 1975。 原注 13. 见 Jacques Derrida, La dissemination, Paris: Le Seuil, 1972。 原注 14. 见 Ivan Illich, Tools for Convivi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原注 15. 见 Gilbert Simondon,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Aubier, 1989。 但没有一家具有主要发行渠道的出版商愿意把翻译权与数字权利都留给作者。因此，伊波利塔以电子书形式发布了文本——这是绕开市场规则，以及出版公司这一中介的一种方式。 伊波利塔认为，这种著佐权许可能够保护文本免遭例如编辑者的不当挪用，同时读者知道，这本书可以分享。与此同时，保留译本的版权也很重要。著佐权意味着对文本的使用保留某种控制。我们的知识并不服务于这个系统，而是被用于创造一种在这个社会中生活的替代方式。最重要的是，著佐权意味着复制和传播文本不是刑事犯罪，这与 DMCA（美国《数字千年版权法》，1998 年）和 EUCD（欧盟版权指令，UE，2001 年）等版权倡导者所作的宣称相对立。 ## 参考文献 Butler, Judith. Bodies that Matter: On the Discursive Limits of “Sex”, New York: Routledge, 1993. Canetti, Elias. Crowds and Power, trans. Carol Stewart, London: Penguin, 1992 (1960). Deleuze, Gilles and Félix Guattari. Kafka: Pour une littérature mineure, Paris: Minuit, 1975. Derrida, Jacques. La dissemination, Paris: Le Seuil, 1972.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181. Huxley, Aldous. Brave New World, London: Chatto & Windus, 1932. Illich, Ivan. Tools for Conviviality, New York: Harper & Row, 1973. Ippolita. Open non è free: Comunità digitali tra etica hacker e mercato globale, Milano: Elèuthera, 2005, http://www.ippolita.net/it/open-non-%C3%A8-free. ______. Le côté obscur de Google, Paris: Payot & Rivages, 2007. ______. Luci e ombre di Google: Futuro e passato dell’industria dei metadata, Milano: Feltrinelli, 2007, http://www.ippolita.net/it/luci-e-ombre-di-google. ______. El lado oscuro de Google, Barcelona: Virus Editorial, 2010. ______. En el acuario de facebook: El resistible ascenso del anarco-capitalismo, Madrid: Enclave de Libros, 2012. ______. J’aime pas Facebook, Paris: Payot & Rivages, 2012. ______. Nell’acquario di Facebook: La resistibile ascesa dell’anarco capitalismo, Milano: Ledizioni.it, 2012, http://www.ippolita.net/it/nellacquario-di-facebook-ippolita. Maturana, Humberto and Francisco Varela. Autopoiesis and Cognition: The Realization of the Living, Dordrecht: D. Reidle Publishing Company, 1980. Orwell, George. Nineteen Eighty-Four: A Novel, London: Secker & Warburg, 1949. Simondon, Gilbert. L’individuation psychique et collective, Paris: Aubier, 1989. Sloterdijk, Peter. ‘Rules for the Human Zoo: A Response to the Letter on Humanism’,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7.1 (2009): 12–28. # 谈论逃离 / 玛丽安·哈迪（MARIANN HARDEY）与戴维·比尔（DAVID BEER） 逃离　社会性　正在逃离 媒体　与　感觉 日常　时间　世界 生活　内容　房子 谈论逃离，并不新鲜。举一个颇为著名的例子：1960 年代中期，动物乐队的歌曲《我们得离开这个地方》（We Gotta Get out of This Place），在广大的主流听众中引起了共鸣。事实上，逃离主题在流行文化中相当常见。约翰尼·卡什（Johnny Cash）的曲目，就可以作为例证。有时，逃离的对象是字面上、物质性的，例如经典越狱电影；另一些时候，则涉及社会压力和压迫性的社会规范，如《毕业生》（1967）、《粉身碎骨》（1971），或《末路狂花》（1991）。这样的清单还可以继续延伸，它说明，与逃离本身相比，关于逃离的言谈早已是一种相当显著的文化存在。但我们可以追问：在一个日益相互连接、网络化的社会情境中，当社交媒体如此深地融入日常生活时，这类逃离表征采取了什么形式？ 过去几年，围绕社交媒体的力量出现了许多说法。有些人认为这些媒体破坏真正的社会纽带，另一些人则把它们看作社会团结与连接的新源泉。在这一点上，社交媒体颇能引发两极分化。不过，在我们看来，社交媒体融入日常生活所带来的一个最显著结果，是它创造了一种新的社会可见性。它们让人能够看到他人平凡与非凡经历的诸多方面。早在曾被称为 Web 2.0 的发展初期，人们就已经大量讨论社交媒体对私人和公共关系的介入。这些问题，是由许多以“把部分私人生活置于公共领域”为需要而建立的应用所推动的。¹ 这显然很重要，但我们在这里希望绕开一些已经充分展开的争论，转而利用社交媒体所产生的日常互动的可见性。与其他研究者一样，我们认为，这种可见性为开展截然不同类型的社会研究创造了重要机会。 ## 大尺度地谈论逃离 社交媒体数据监听器或聚合器，是捕捉涉及指定检索词的社交媒体内容的软件装置。它们允许人们把参与社交媒体时创造的内容，作为一种副产品数据加以收集，然后 原注 1. David Beer,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Aggregators to do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7.3 (2012),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7/3/10.html。 图内文字译文（全部 20 个词；见下列原图文字片段）： 艰难（HARD） 美国的／美国人（AMERICAN） 高处／兴奋／药物致幻（HIGH） 充满（FULL） 更多（MORE） 极好（GREAT） 快乐（HAPPY） 漫长（LONG） 好（GOOD） 自由（FREE） 时间（TIME） 年（YEARS） 房子（HOUSE） 人们（PEOPLE）　世界（WORLD） 给予（GIVE）　放置（PUT） 感觉（FEEL） 找到（FIND）　阅读（READ） 图 1. 词语图：显示社交媒体内容中经常与“逃离”和“正在逃离”相关联的词语。 用于社会研究。² 在本例中，软件聚合器由一家名为 Insighlytics³ 的公司开发，被用于检索“escape”（逃离）与“escaping”（正在逃离）这两个词。根据开发者的说法，该装置涵盖： > 广泛的社交及其他在线媒体来源。其中包括博客（包括 Blogger、Wordpress、Typad 和 LiveJournal）、微博网站（Twitter）、社交网络（公开的 Facebook 页面）、视频分享网站（YouTube）、讨论区、评论网站和在线新闻来源（地区、全国与国际）。⁴ 我们为这项工作积累数据的时间，是 2011 年 7 月 20 日至同年 8 月 26 日——当然，可以想见，研究所在的季节或许影响了内容，比如夏日朦胧的户外时光之类。软件生成的“热度图”显示，关于逃离的言谈始终维持在较高水平。覆盖期间的大多数日子，每天都有 2,000 至 3,000 条帖子提到“escape”或“escaping”。仅在这一个月左右的时期里，我们就积累了超过 50,000 个实例。除这些量化测度外，软件还让我们看到，在这些内容中，哪些词最常与“逃离”和“正在逃离”关联。图 1 是一幅词语图，包含经常与二者关联的词。词语图也显示这些词之间的连线：在关于逃离的内容中，它们曾被关联使用。 词语图揭示了这些高频关联词中的若干共同主题，我们可以开始将其梳理出来。“时间”、“漫长”和“年”，清楚表明了逃离的时间性。“快乐”、“艰难”、“极好”、“给予”和“感觉”等词，似乎展开了情绪性的回应。“房子”、“世界”、“美国”、“充满”、“人们”、“阅读”，也许还包括“高处／兴奋”，则让人感到逃离具有物质性的地域范围。这些可视化有助于我们总体把握逃离言谈，却很少呈现这些言谈的语境和细节。接下来，我们将转向这些细节。 ## 小尺度地谈论逃离 通过选取这些常见词语，可以看出逃离是社交媒体日常平凡话语的一部分。内容的数量意味着，关于逃离的讨论本身在社会上很重要，而且利用了扎帕维尼亚（Zappavigna）所说的“……电子话语中从在线对话转向此类‘可检索言谈’的 原注 2. 当然，在本文研究中我们遇到了一些方法论问题。所用软件既提供捕获内容的存储，也辅助分析。这把商业软件与批判社会科学混合在一起，引出了存储问题，以及软件包所执行的先验分析的功能问题。本文使用的所有数据，恰好都提取自 Twitter。Twitter 内容似乎不会长期归档。这个软件包实时提取并存储数据，从而克服了这一问题。Twitter API 可以用来完成同样的工作，但这也意味着，实际上无法从 Twitter 追溯提取数据。最后，它还提出了如何识别内容发布者的问题。我们在本文中决定，只纳入有关帖子而不附姓名，以避免在内容本身未必清楚表明性别时，给内容赋予性别所带来的问题。 原注 3. 相关介绍见 Beer,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aggregators to do social research’。 原注 4. ‘Product Features’, Insighlytics, www.insighlytics.com/ProductFeatures.htm。 文化转变”。⁵ 逃离嵌入这种可检索言谈之中，是一个常见话题，用来表达不满、抵抗与暂时性。它常常把发言者定位为希望逃离的人，或者用来表达对某些具体或不具体的生活因素不可逃避的担忧。的确，在网络社会兴起之后，现代生活的组织方式受到推动，变得更加连接，而不是减少连接。汤姆林森（Tomlinson）谈论速度文化时指出，“加速而非减速，一直是文化现代性恒久的主导主题”。⁶ 阅读汤姆林森，可以看到对他所说的现代生活快节奏的丰富描述与反思。他认为，文化想象正在发生决定性转变：一个世界由真实而重大的时间性变化组织起来。这反映了人们溜走、摆脱日常生活的愿望，而以下社交媒体内容的节选探讨也表明了这一点。我们看到，日常生活的连接性，与在加速而无法逃避的文化流动中寻找空间的需要，汇聚到了一起。⁷ 总之，逃离行动本身很重要，人们经常如何讨论逃离实践或逃离愿望，同样重要。在这些内容中，想从束缚性的规范、地点与人群中抽身的愿望，或呈现出想抽身的形象的愿望，十分突出。人们可以从这些逃离言谈中读出某种团结感。这个词开始界定一种活动或希望，它被表达为对工作、环境条件、休闲与家庭生活中压迫性方面的挫败和恼怒的累积。这些感受经常通过社交媒体表达。谈论逃离，既是在谈论流动性与挣脱，也是在谈论无法移动与不可逃脱。在以下简短分析中，我们回到词语图中发现的三个总体主题——时间性、情绪性与地域性——来组织内容。为了识别这些主题中的具体表述，我们只需从词语图中选出与三个主题相关的若干关键词，生成包含这些词的帖子列表。 ## 谈论逃离的时间性 在日常生活的语境中，逃离是一种具有强烈社会维度的现象，在社交媒体普及之前也是如此。因此，我们的第一个主题涉及围绕逃离的更广义的移动感，以及个人时间面临的越来越大压力，也就不足为奇了；“社会工厂”的扩张正威胁着这些时间。⁸ 因此，我们首先考察具有时间维度的内容：它们以某种方式涉及逃离的间歇性，以及它可能具有的时间限度与边界。正如科恩（Cohen）与泰勒（Taylor）所说，“对至上现实的打断或暂别，不会持续很久”。⁹ 第一则节选显示了一种随口而出的个人反思： > 哦，哈哈哈。既然这样，接下来 4 年我就能逃开那个了。这事是双向的 原注 5. Michele Zappavigna, ‘Ambient Affiliation: A Linguistic Perspective on Twitter’, New Media & Society 13.5 (2011): 788-806。 原注 6. John Tomlinson, The Culture of Speed, London: Sage, 2007。 原注 7. Scott Lash, Critique of Information, London: Sage, 2002。 原注 8. Rosaline Gill and Andy Pratt, ‘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8 (2008): 1-30。 原注 9. Stan Cohen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2, p. 40。 在这一语境中，“逃离”传达了一种离开的意图，也传达了保护自我、免受预期“接下来 4 年”可能发生之事影响的意图。由此可以推想，逃离这一概念指向一种机会：专注于维护个人空间，保护个人时间。以下更新也以类似口吻，把逃离作为时间话语的一部分，既暗示对个人时间投入的关切，也暗示一种与日常生活可能发生的变化相关的隐藏议程。 > 温柔一点对待它们，也许还能再用 30 年。你有逃离计划吗？ 这两则节选的具体语境都比较松散，因为它们都没有指明特定的人、地点或时间。它们与逃离的联系，通过以年为单位衡量的时间移动来表现，也为各自情境提供了最常见、最直观的理解。上述帖子提到年份时，所指的是一种更宽泛的时间感，以及摆脱可以推断为日常生活“苦役”的机会。¹⁰ 逃离的体验，同时是一种个人决定与行动。这里的逃离是一种回应，暗示人们需要能够“操纵”那些“安排”。¹¹ 这种摆脱某种不适的需要，转变为对构成日常苦役的工作时长的反思： > 能够逃离无休止竞争中的争强好胜、背后捅刀，以及漫长工时 “无休止竞争”（rat race）的说法，暗示着情动，以及不稳定劳动形式所创造的特定处境。¹² 作为职业情境及其中人际关系的一部分，逃离同时占据时间谱系的不同方面。逃离为上述帖子作者提供一种自由感，或能够远离一切的感觉。这些感觉经常与外部要求和压力带来的各种紧张纠缠在一起。 这些压力常常以时间为基础。例如，以下三则节选显示，不同形式的逃离感如何与一种特定、个人化的时间感相联系： > 等我 18 岁我就逃走！！！！ > 是时候逃离了……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 > 那些漫长、漫长却无处可逃的日子 外部对时间和年龄的规制，以及生命周期的边界，把逃离固定在了原处。这里的重点，是禁锢与 原注 10. Cohen and Taylor, pp. 66-87。 原注 11. Cohen and Taylor, p. 31。 原注 12. Gill and Pratt, ‘In the Social Factory?’。 沮丧的感受，如何与逃离所能提供的、难以实现的向往相联系。鲍曼（Bauman）谈论液态现代性时提出：“……一个人逃离、脱离的能力，[就是]‘身在别处’，以及决定这一切以何种速度发生的权利。”¹³ 阅读这些节选，当代的理解围绕一种遥不可及的逃离叙事展开：无论是它的形成，还是向他人的表达，都是如此。这三条帖子呈现了一种主动的话语，捕捉到逃离的欲望，意欲颠覆作为“……那些漫长日子”的当下语境。这种话语把逃离视为一种生活时间的感受，通过自我反思与面向未来的愿望叙事而形成。逃离的社会条件向作为受众的我们显现出来，同时也隐含地形成了关于自我的更广泛叙事，以及想象中的解释：它们可能涉及摆脱“无休止竞争”的“逃离计划”，以及“要是有那么容易就好了”。综合这六则节选，可以看到一种逃离的表达：它既没有进展，又对始终未能发生的转变抱有希望。逃离被渴望为一个出发时刻，标志着与日常实践和表征的束缚分离。这些逃离计划受时间限制与边界所界定；它们阻止逃离，或只让逃离在有限时间内成为可能。这里我们只介绍了少量表述，但发现，在谈论逃离与逃离计划时，把时机问题置于前景的做法极其突出；时间性的突出地位，也支撑着下面将讨论的其余主题。 ## 谈论逃离的情绪性 逃离性质中的独特品质，可以表现为日常生活中的某种脆弱性；它与个人生活经验、连接感，或对普遍存在的强迫感及自我反思的反应有关。在我们的第二个主题中，以及这些提及通过社交媒体传播的意义上，都是如此。对自我的审视，揭示了两者之间明显的张力：一方面，对日常即刻性的日益不满；另一方面，消除现实的冲动： > 我好想逃离现实 )): 逃离被引导为一个转化维度，用以产生新的愉悦和经验。这类反思分析的议程是情绪性的、个人性的，以下两则自白清楚表明了这一点： > 无论我怎样让自己迷醉，都逃不开这个事实：我就是不快乐。 > 生活技能大师课第 #365 课：如果你每天都梦想逃离，那你并不快乐。 梦的隐喻，暗示了逃离难以企及的性质。这里通过反思幸福与日常生活经验，来谈论逃离。这些动态带有一种情绪特质。由于更新的性质，它们为逃离宣言提供了不同的肌理：其中预设了与他人的 原注 13. Zygmunt Bauman,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连接，也许还有一种令人痛苦地感受到的自我贴近感，这通过反复提及“我”和“你”呈现出来。对更新动机的一种解读是，这些动态提供了一种非正式、对话式而轻松的方式，把自己的想法交给他人。 乔治·赫伯特·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¹⁴ 富有影响力的著作，在其奠基性的自我理论中，把自我理解为单数的“主我”（I）与复数化的“客我”（Me）的融合；这种理解恰好反映了这一互动动机，因为它包含他人的社会态度，而这些态度充当着个人身份与社会自我感的镜子。希望被看见自己在与他人展开对话，并意图获得正面评论或参与，这种需要反映了逃离的急切愿望。我们在这里看到的，可能正是玛丽·霍姆斯（Mary Holmes）所说的“反思性的情绪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处境中，融入其中的反思过程中，情绪处于核心。霍姆斯声称： > 承认反思性被情绪化，就是看到，解释自己与他人的情绪正变得越来越必要。擅长情绪工作，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成功，因为情绪反思性并不只是个人运用技能的问题。情绪是在与他人的互动中做出来的；它们涉及身体、思考、言谈与行动。感受塑造具身的社会自我，而自我与生活则在地点和时间的社会约束中被塑造……还需要进一步的工作……来理解在一个迅速变化的世界中，某些人如何、又为何更能凭感觉找到自己的路。¹⁵ 霍姆斯认为，情绪在反思过程中的中心地位，是日常生活的核心；我们需要理解这一点，以揭示这些过程，看到包括社交媒体兴起在内的社会和文化变化，如何体现于日常互动、友谊及情绪回应之中。¹⁶ 在这一语境中，逃离首先与一些观念相连：这些观念建立在对幸福的向往之上，受到他人持续的知晓与凝视的影响，也受到对当下此地的不满的影响。传达逃离，成为霍姆斯所指出的情绪性反思过程的一部分；社交媒体中情绪行为的可见性，放大并挑战了既有的情绪分寸与礼仪。以下更新呈现了这种联系： > 要去度假了，我本来应该高兴，可我觉得自己是在逃避这里的问题 > 让我逃离这个世界吧。 > 你难道不会有时候就是很想逃离吗？ > 你们难道从来不想逃离自己的身体吗？ > 我需要一次大逃亡 原注 14. George Herbert Mead, Mind, Self, and Society, Charles W. Morris (ed.),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34。 原注 15. Mary Holmes, ‘The Emotionalization of Reflexivity’, Sociology 44.1 (2010), p. 149。 原注 16. Mary Holmes, ‘Emotional Reflexivity in Contemporary Friendships: Understanding it Using Elias and Facebook Etiquette’,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6.1 (2011),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6/1/11.html。 对这些更新的作者来说，逃离无法轻易被圈定或实现。这揭示了被赋予逃离的相对价值，以及那些限制个人、规制何为自由与不自由空间的边界。对“世界”压力的反应，带有身体维度。“你们难道从来不想逃离自己的身体吗？”这个问题，清楚揭示了对身体物质性的规制，以及逃离的边界。第一条帖子通过反思“……我觉得自己是在逃避这里的问题”，触及了逃离时刻的含义。经由社交媒体这一漏斗发布并被看见，这些个人想法成为日常抱怨的一部分。它们看似平凡，但在内容中的突出程度，迫使我们思考其社会价值。通过发布这些更新，个人有选择地把情绪呼喊与反思的“放手释放”外化出来。 对这些更新进行分类时，有趣的是它们如何提出一种受约束的逃离版本。以下两条更新暗示了作者对逃离的期待与预想： > 我想逃离。我想自己很快就要这样做了 > 随着这堂课继续，我感觉灵魂正慢慢逃出这个躯壳 尽管我们身为学者与讲师，仍很难不对第二条帖子的作者抱有同情（希望不是我们的学生之一）；这位作者冷静地把握着自己逃离课堂约束的可能性，同时也暗示自己作为教育过程中的参与者，既无聊又疏离。尽管他们尚未实现逃离，却共享一种乐观视角。两人也许都被困住了，但这种状态只是暂时的；在这幅呈现其处境的快照叙事中，逃离构成了重要部分。逃离预期带来的后果，牵制着两人当下的状态，也可能与逃离过程的若干主要特征相关。把这些节选综合起来，可以看出持续不确定状态的迹象。这正是霍姆斯指出的那种社会不确定性，它是社会、技术与文化边界和实践变化的结果。¹⁷ 第一条表现为一种需要逃离的高度焦虑，第二条则是对乏味与平庸的回应，而这些都可以通过社交媒体更新公开加以批评和解释。到目前为止，时间与情绪反思都是这些叙述中的约束因素；最后一个主题将转向束缚的来源，以及逃离的潜在目的地。 ## 谈论逃离的地域性 逃离言谈的关键特征，似乎与逃离本质上的难以企及、不确定，以及始终个人化有关。考虑到数据经由社交媒体提取的方式，这种程度的个人化也许并不令人意外。正是在这些互动中，我们感受到物质性的地域如何被生产、展开。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逃离中某些无法实现的维度得到了克服（尽管只是暂时的）——至少，只要 原注 17. Holmes, ‘Emotional Reflexivity in Contemporary Friendships’。 一条分享出来的动态把个人与他人联系起来，并能被外部受众检索和阅读。一个反复出现的指涉，是家或居住之处： > 逃离我住的房子里的疯狂，哪怕只有几分钟 > 离开房子，逃开混乱 > 正往 garbo 去，算是逃出这房子的办法 > 等不及要离开这房子了 > 正在计划一条逃出我住的房子的路线 > 准备稍微收拾一下这房子，然后逃到有空调的地方待上一天 > 又是疯狂的一天，房子里挤满建筑工人！盼着逃出去，和老人家们吃午饭 > 我现在真的在考虑逃出我住的房子。我的脑袋快炸了 这里，居所的特征构成了逃离的出发点。它描绘的，恰好是拉什（Lasch）把家描述为“无情世界中的避风港”¹⁸ 的反面：在这种话语中，人们转而向大体匿名的 Twitter 关注者和 Facebook 朋友受众寻求避风港，而家庭地域成为需要逃离的东西。除了提及“房子”，这些帖子也暗示了一系列其他社会关切，共同组成逃离的惯常修辞。其中提到“混乱”与“疯狂”，仿佛房子是一个可以与之拉开距离的失序来源。这些动态的核心，是与当下物理环境之间被夸大的疏离。概括这些动态，可以看到房子是禁锢的来源，与行动受限相连，体现为对“一条逃出我住的房子的……路线”的渴望。在逃离话语中，地点的约束很能说明问题：建筑物的物理存在制造出一个需要反抗的空间。与围绕时间性与情绪反思形成的逃离讨论相比，上述逃离表述由地点的物质性划分。最显著的意象，是房子——请注意，“家”（home）这一词并未出现——它抓住了普遍的个人逃离需要。这里有一种感觉：公开形式的动态与更新，使作者得以发泄，并在可能范围内活出一个逃离时刻，一个从房子中实际离开的时刻。 看来，逃离最好被理解为一个过程、一种移动，或一种投射出的流动形式。以下两条更新，尤其适合把这些问题放在一起看： > 逃离现实。嗨起来总是感觉好多了 > 但说真的，那么多肤浅的小孩没什么真正理由就喝醉或嗨起来。你们到底在逃避什么？ 围绕逃离现实以及毒品和酒精的影响所建构的叙事，同时提供了真实和想象中的逃离。第一条试图通过嗨起来实现逃离，改变现实的 原注 18. Christopher Lasch, Haven in a Heartless World: The Family Besieged,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7。 条件；第二条则对这种状态作出了不同回应。逃离过程的条件是个人性的，涉及特定行动的形成，但它们往往也触及更广泛的道德与公民身份议题。更一般地说，现实与空间物理限制之间的关系，展开了逃离的过程。 回顾所有这些逃离快照，限制仍然存在。这些对话中的对比，是假定可以毫不费力地获得逃离时刻——例如能够离开房子，或享受一种改变了的存在状态——与影响这种状态的逃离障碍之间的对比；这些障碍包括时间约束，以及所感知的关系或责任。逃离的地域性，也许带来了最多的社会复杂性，因为它似乎提供了真正的逃离时刻，同时又呈现出最有形的物质边界。然而，这些时刻能够多频繁地被创造、被付诸行动，仍存在未知限度。我们可以推测，这很可能与社会等级和经济资本所产生的机会类型密切相关。 关注关于逃离与正在逃离的表述，一个理由在于这样的观察：我们日益连接的世界观，创造了新的一组过程、互动时刻、技能与限制——社交媒体中浮现出一份实时而可见的文化逃避主义记录。逃离的地域性迹象，与一种由个人层面动机驱动的固定性，存在颇为微妙的联系。以下动态捕捉到了这一点： > 逃进自己房间好像是唯一的选择。我本来打算这周多出去走几次长路，可天气让计划泡汤了 > 没有什么比逃进阁楼，读上一小会儿书、打个盹更好了 > 我喜欢读书，因为这意味着你可以有几个小时逃进一个不属于自己的世界 > 刚才去了图书馆，找到本很棒的小说，几乎放不下。多读书，少上网／冲浪。逃离世界的动荡真好，读本书吧 > 逃回我的虚构世界 > 逃离世界一小会儿 > 暂时逃离这个世界 逃离的一个理由，是个人希望沉浸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新世界”之中。这里存在一种与另一个世界交往的模式。因此，他们的动机通过个人体验不同物理空间感的能力而得到引导。这里，通往逃离状态似乎主要有两个方面。其一，是承认对“世界”物质性的不满，以及与这些限制相联的逃离性质的变化。另一种回应，则是个人为能够随意把自我分离出来，并在逃离持续期间维持一种稳定的新状态而感到欣喜。例如，一名 Twitter 用户为“多读书”而高兴，由此推动了一条分享给他人的建议：“……要逃离动荡的世界，就读本书。”阅读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可以得出这样的理解：人类有一种根本需要，要感到安全，并在一个“失控的世界”中 稳定自己。¹⁹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各种逃离形式被用来抵御围绕个人的世界之不稳定所引发的焦虑，或者投出会心的一瞥，承认一种共同的不确定与不稳定感。浮现出来的逃离地域性，至少提供一个时刻和一个新空间，让个人感到更加安定或安全；也可能让他们找到共同基础，由这些地域的不可逃离性而产生团结。 许多推文都流露出一种想要逃离平庸的感觉，逃离科恩与泰勒所谈论的重复日常惯例所具有的那种压迫力量。²⁰ 事实上，发推这一行为（它本身就是一种日常重复行为！）可能本身就代表一次逃离；我们在这里关注的内容，也许就是作者一次逃离行动的副产品。确实，如马威克（Marwick）与博伊德（boyd）所论述的，存在某种“语境坍缩”：多个受众被拉入单一语境，内容则反映了对某种想象中反应的回应。²¹ 这种坍缩，也标志着逃离体验转变为与他人共同参与的别种事物——无论是物质空间、情绪，还是时间中的一个瞬间。这里确实有迹象表明，如今有必要宣告自己要逃离 Twitter，以及更广义的社交媒体。对那些通过持续连接和更新来管理社交活动与社交网络的人来说，例如断开连接去读书，就需要解释。社交媒体的速度与无处不在，构成了一套新的社会责任，并要求一种新的传播礼仪。为了更充分理解有关逃离的问题的传播可能揭示什么，我们需要反思，这种传播如何经过礼仪的过滤。 ## 结论 本文并不直接讨论日常生活中逃离的实际实践与策略。它可能指向这些实践与策略，但它讨论的是人们在日常互动中如何谈论逃离。本文提到的节选，或许揭示了人们想逃离什么、打算如何逃离、又要逃向哪里的一些信息；但它们实际揭示的，是社交媒体中对逃离与正在逃离的广泛而例行的讨论。我们的分析围绕三个主题展开，但不应把它们看成彼此分离的。相反，在提取的内容中，我们发现时间、情绪与空间紧密交织。从分析中可以清楚看到，以或多或少的形式贯穿所有更新的，是一种需要远离某些东西的感觉。逃离与正在逃离，成为人们可以围绕其互动的话题；它代表日常生活中一个共享的母题，使人们彼此共鸣，也代表在社交媒体上传达自我呈现的一种方式——无论是公开表达私人的挫败，还是表达“需要呈现私人挫败的存在”。成为这些信息流的一部分，与更新本身的内容同样重要，因为这些更新成为呈现挫败、犬儒、不适，以及表达共同感受之愿望的方式。通过传达这种需要身在别处的感觉，人们形成了某种共同基础，能够在一种常被理解为碎片化、去中心化和个体化的文化环境中 原注 19. Anthony Giddens, Runaway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0。 原注 20. Cohen and Taylor, Escape Attempts, p. 31。 原注 21. Alice E. Marwick and danah boyd, ‘I Tweet Honestly, I Tweet Passionately: Twitter Users, Context Collapse, and the Imagined Audience’, New Media & Society 13.1 (2011): 114-133。 彼此建立关系。关于逃离的大量帖子，说明这个话题深嵌于日常话语，也说明人们对它十分熟悉。更长期地考察动态，也许会发现，逃离实际上已经是一个确立的社交媒体话题，人们转向它，以刺激互动或创造内容。它远非个体化文化的表达，而是共享经验的表达。尤其有趣的是，社交媒体成为谈论逃离的出口；而这种媒体造成的持续在线压力，可能恰恰就是人们想要逃离的东西。²² 社交媒体推动的持续更新，可能代表一种徒劳的、现代的逃离方法，或者用科恩与泰勒的话说，是一种“熬过一天”的方法。²³ 这些姿态只能是转瞬即逝的，似乎注定被内容的加速与流动吸收，甚至淹没。对话形式受到个人对幸福的反思、对个人前景的焦虑——无论是关系还是职业——以及对何种行动才恰当的不确定性驱动。我们在这里展示的结果，是人们普遍沉迷于通过谈论逃离来逃离，同时又伴随着自我在连接中实际上“永远在线”的感受。²⁴ 其中有一种反讽：在一个由“必须持续在线”所界定的情境中，人们正在把媒体当作谈论逃离的出口。 本文的研究表明，上述逃离对话是日常互动的重要部分，可以用来培养一种相同性、共同挫败、无处可逃，以及最终必须离开的感觉。传达这些感受，似乎是当代互动中惯常而突出的部分。的确，在个体化、碎片化的社交媒体文化中，传达需要逃离的感觉，或许是理解当代关系如何形成的一种方式。在难以找到共同基础之处，谈论逃离是一个可靠的话题，可以让人找到共同基础。同样，我们也可以认为，逃离言谈显示了一种似乎界定日常生活的禁锢；从中逃离，可能是一个正被日常档案向全球传播的幻想，而这些档案构成了媒体基础设施近期的发展。作为私人变成公共的一个实例，谈论逃离向我们揭示了社交媒体中正在形成的联系的某些面貌。 原注 22. Zygmunt Bauman,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2005。 原注 23. Cohen and Taylor, Escape Attempts, p. 30。 原注 24. Naomi S. Baron,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OUP, 2008。 ## 参考文献 Baron, Naomi S. Always On: Language in an Online and Mobile World, Oxford: OUP, 2008. Bauman, Zygmunt. Liquid Modernity, Cambridge: Polity, 2000. _______. Liquid Life, Cambridge: Polity, 2005. Beer, David. ‘Using Social Media Data Aggregators to do Social Research’, Sociological Research Online 17.3 (2012), http://www.socresonline.org.uk/17/3/10.html. Cohen, Stan and Laurie Taylor. Escape Attempts: The Theory and Practice of Resistance to Everyday Life, London: Routledge, 1992. Giddens, Anthony. Runaway World, London: Routledge, 1990. Gill, Rosaline and Andy Pratt. ‘In the Social Factory? Immaterial Labour, Precariousness and Cultural Work’,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5.7-8 (2008): 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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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ITTKOWER） 体验　无聊　价值 空无　他人　存在 社会性　共享　游戏 意义　朋友　生存 我来是为了赞美无聊，而不是埋葬它。而无聊远未败北。的确，我们越是拿起武器反对它，试图包围并征服它，它就越是站在我们面前，安静、坚决、纹丝不动。 反对无聊，可以说出许多道理。无聊是无精打采地四处寻找目的；是把自己的生活体验为毫无意义时，那种漂浮的存在焦虑，哪怕这种感觉只是暂时的。它是一种觉得什么都不值得的感受，其中的“值得”所涉及的，可能是时间或精力，而且往往只是少得几乎可以忽略的一点点。但无聊不是抑郁：它并不宣称实际上什么都不值得，也不宣称没有目的，只是说，在此时此刻，我们感觉不到那个目的，也不愿去完成任何事情。 无聊具有一种或许出人意料地具体的政治经济史。我们看到，它在欧洲伴随工业化而出现。似乎在某种程度上，资产阶级生活不仅使人免于匮乏，也使人脱离了对目的的体验。闲暇时间的出现——至少在缺乏共同体式村庄生活及其舞蹈、手艺、歌唱、讲故事等传统的整合时——给新兴中产阶级带来了寻找目的的挑战。贵族早就学会以消遣填满的空余时间，作为奢侈生活的一项要素被带给资产阶级，却没有同时带来使这些时间成为奢享的纯种马、狩猎领地和私人厨师。于是，自由时间成为珍贵商品，比用来填满它的寒酸消遣更有价值——当然，除非我们培养一种爱好：我们从事这种活动，是为了“打发时间”／消遣，而不对它的价值作任何主张（例如，我们并不主张每个人都应该做与我们相同的事），甚至也不要求别人理解，我们为什么觉得它值得投入那些空闲小时。¹ 思考这个闲暇问题时，我们可以看看阿图尔·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这段引人注目的话： 原注 1. 正如西奥多·阿多诺所说：“我没有爱好。这并不是说，我是那种除了勤奋投入规定任务之外，不知道还能怎样利用时间的工作狂。但就我的正式职业范围之外的活动而言，我无一例外，都非常认真地对待。认真到这样的程度：如果不是经验已经让我对如今这种普遍的野蛮心态见怪不怪，那么只要想到这些活动与爱好有什么关系——与那种仅仅为了消磨时间而无意识迷上的消遣有什么关系——我就会惊骇。创作音乐、聆听音乐、全神贯注地阅读，这些活动是我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把它们叫作爱好，就是对它们的嘲弄。”（Theodor Adorno, ‘Free Time’, in J.M. Bernstein (ed.) The Culture Indust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88–9。） > 人生必定是某种错误，以下简单观察就足以证明：人是种种难以满足的需求的复合体；需求的满足，除了带来一种无痛状态，什么也没有达成，而在这种状态中，人只是任由无聊摆布；无聊则直接证明，存在本身毫无价值，因为无聊无非是对存在空虚的感觉。假如生命本身具有积极价值和真正内容——而我们之本质与存在，就在于对生命的欲求——那么就不会有无聊这种东西：仅仅存在，就足以使我们充实而满足。² 叔本华关于无聊的观点，需要在海德格尔的意义上加以解构。为此，有必要短暂绕道笛卡尔。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世界图像的时代》以及其他著述中对笛卡尔的分析指出，笛卡尔坐标使我们把空的空间视为第一性的，把场所的生活经验视为第二性的文化覆盖层。³ 真相恰好相反：这是一种文化产物，是现代科学世界图像时代的一个奠基时刻；从这里开始，我们说，可测量的才是真实的，而最能让世界服从数学、精密科学与技术使用的东西，才是世界中最真实、最确切的东西。正如布鲁诺·拉图尔后来在索尔克研究所发现的那样⁴，这里也发生了同样的事：一个社会技术过程的结果，被向后投射为它自身的起源。在创造了一套能够把所有场所标准化并交给计算的系统之后，人们才在形而上学层面，把一种空无的三维虚无投射为预先存在、一直都在那里的东西，仿佛它是由社会技术实践发现的，而不是由这些实践创造的。 类似地，叔本华认为，闲暇，以及摆脱劳苦与匮乏之后的自由，使人发现一种深藏的无聊；这种无聊构成了我们的生活发生于其中的空的时空。他的观点暗示，无聊一直都是存在的根本特征；如果它过去并不总显得如此——事实也的确如此——那是因为我们此前太忙、太不幸，无暇注意到本质性无聊那较为安静的背景噪声。它在闲暇与满足之中显露出来，就像当我们坐在办公室里，茫然凝望、不知接下来该做什么时，灯光发出的 60Hz 嗡鸣。 正如经常发生的那样，弗里德里希·尼采（Friedrich Nietzsche）对叔本华走错方向的才华，提供了有用的纠正与拓展。我们转向《快乐的科学》中著名的第 §125 节： > 疯子跳到他们中间，用目光刺穿他们。“上帝到哪里去了？”他喊道，“我要告诉你们。我们杀死了他——你们和我。我们全都是他的凶手……当我们把这颗地球从它的太阳那里解开时，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如今它正往哪里去？我们正往哪里去？远离一切太阳吗？我们难道不是在不停地坠落吗？向后、向旁、向前，向所有方向？还存在 原注 2. Arthur Schopenhauer, ‘The Vanity of Existence’, in Essays and Aphorisms, trans. R.J. Hollingdale, New York: Penguin, 2004, pp. 53–4。 原注 3. Martin Heidegger,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1977；Martin Heidegger,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原注 4. Bruno Latour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 上与下吗？我们难道不是在游荡，仿佛穿行于无限的虚无吗？我们难道感觉不到空的空间的气息吗？⁵ 今天，上帝死了，因为神已不再是上帝。教会在欧洲社会中的中心地位，让位于市场；正是在市场上，这位伪第欧根尼提高嗓音，举起灯笼。无聊中感到的无目的性，并不是潜藏于存在本身之下的真理，而是这一历史时刻的产物，拉斯·斯文德森（Lars Svendsen）⁶ 与伊丽莎白·古德斯坦（Elizabeth Goodstein）⁷ 也提出过这样的论点。无聊揭示的不是存在的虚妄，而是现代性的虚妄。正是在现代性安静的时刻，我们开始闻到神圣之物腐败的气味；也正因如此，疯子的声音能够被听见的时刻，开始临近。 现在我将转向这一点：无聊以何种意义作为威胁、挑战与机会，站在我们面前。让我为无聊唱一首颂歌，为这种空无的体验唱一首赞美诗——因为，正如海德格尔所论证的，它是一片林中空地（clearing）。 这里，像斯文德森在《无聊的哲学》中那样，我只在一定限度内追随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的基本概念》⁸ 中对无聊的分析，随后便从形而上学转向实践伦理学。至少此刻，我感兴趣的不是无聊作为一片空地，如何为我们开启存在意义的问题，而是它如何为我们开启自身具体存在的问题——一片让我们观看此在（Dasein），而不是存在（Sein）的空地。 无聊是对眼前之物的不满；正如瓦尔特·本雅明在《拱廊计划》的 D 卷中所说，它是“伟大行动的门槛”，⁹ 在根本上具有乐观性质。在空无空间的气息与腐烂之神的恶臭驱使下，它寻找、前进。对某物感到无聊，推动人们中断、改变；而作为这样一种动力，它要求开启可能性。由某物引起的无聊，以这种方式成为清除，成为对过去与既定之物的情感性否定，打开一处创新空间。 但我们并不只是因某物而无聊；有时，我们被一种更根本的无聊攫住，一种没有对象的无聊：我们不仅对正在做的事情无聊，也对可能去做的事情无聊。这同样是一种开启与清除，为开放的反思提供空间，反思的不是如何实现目标，而是我们的价值本身。 我们躲避这种存在性的无聊，却不曾担心自己正在失去有价值的东西。看着孩子们越来越忙于学校、音乐课、体育等活动，我们会担心他们正在失去内在生活与自我 原注 5. Friedrich Nietzsche,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74, pp. 181–2。 原注 6. Lars Svendsen,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trans. John Irons, London: Reaktion, 2005。 原注 7. Elizabeth Goodstein, Experience Without Qu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原注 8. Martin Heidegger,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原注 9. Walter Benjamin,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p. 105。 引导，因为他们从未面对自由时间。同样，我们担心那些规定特定玩法、预先包裹着自身叙事的玩具，使孩子丧失想象力、创造力与讲故事的能力；而在森林和公园中奔跑、玩树枝和纸箱的童年，本来更能支持这些能力。难道我们不应担心，成年人贬低无聊、试图消除无聊，也可能遭受类似损失吗？ 不过，我必须立即指出，单调乏味，也就是在特定处境中必要且无法回避的无聊，并不是这样的开启，也不值得赞美。对于那些为继续生活而不得不完成必要步骤、又没有其他选择的人——为了日复一日勉强度日而打多份工、被剥夺创造机会、几乎没有其他选项的人——无聊是一种痛苦；没有替代可能性的开启，这种痛苦便无从得到补偿。 对自身掩饰自身的无聊，也不值得赞美。例如，不管电视正在播什么都看下去所获得的“娱乐”，是一种自称为快乐的无聊；这种欺骗让空洞体验持续存在，而不被推动去质疑和重新考虑。诚然，有时关掉脑子、茫然看着某种不占用心智的东西，是令人向往的；但这种躲避自身的无聊，并没有向我们呈现无聊的美德。 然而，与他人一起无聊，只要没有坍缩为伪装的无聊，就是一个创造意义的过程。例如，与他人一起看电视，可能和独自观看一样空洞。但它也可能成为挖苦、起哄和交谈的契机；这些都是更有创造性、更主动的“并不在做什么特定事情”的方式。 事实上，与他人一起主动地无聊，是我们生活中意义的主要来源。我们觉得，花时间与朋友闲坐、一起吃午饭、出去喝一杯，或只是在一起浪费时间，很重要。这并不是因为这段时间的内容有什么极其重要之处。它的重要性不在于我们谈论重要事情；通常，我们并不谈。它的重要性，当然也不是因为我们正在吃一份重要的三明治。它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它是一个不受目的、需要和终点支配的空间，因此也是一个能够练习协作创造意义的空间。这种练习是否产生了有价值的东西，不仅不是重点，甚至违背了重点。 这些有意义的“并肩无聊”时刻，之所以有意义，正是因为它们是没有意义的时间片段：手段没有目的，因此不能再作为手段；我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条件，自由地游戏，创造意义与价值。正如康德在《判断力批判》¹⁰ 的美学理论中所说，无利害性是感知美的前提，而美是我们对知性与想象力自由游戏的享受。同样，无聊是“闲聚”与“优质相处时间”的一个前提（尽管不是必要前提）；后两者，是我们享受彼此协作的自由游戏而构成的，在这种游戏中，我们运用自行确定价值、界定生活意义的能力。再次借用尼采的话，无聊是我们对最沉重 原注 10. Immanuel Kant,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负担的体验：把生活体验为没有目的时，所承受的现代性重负。但它也是通向现代性最大可能性的大门（我们应当与他人共同创造意义）；我们之所以觉得与他人一起无聊有意义，正是因为它让我们体验到这样的意义创造。 — 我们花了相当长的时间，才走到本文题目的第二部分，我相信这已经考验了你的耐心。（也许你已经感到无聊？）但现在终于到了这里。在概述某些类型无聊的价值、意义以及有意义性之后，我终于可以提出：Facebook 的一大成功之处，在于它让我们能够一起无聊。 当然，正如线下生活中存在不值得赞美的无聊形式一样，Facebook 上也存在不值得赞美的无聊方式。我们可能通过茫然地看电视正在播放的任何内容，逃离无聊，转入无须思考的娱乐；同样，我们也可能漫不经心地把时间耗费在 Farmville，或其他反社交的“社交游戏”形式中。¹¹ 但 Facebook 游戏也可以作为朋友之间的社交活动来参与。正如与朋友一起看东西，可以通过起哄和交谈变成社交活动一样，游戏这一消遣——这里或许 Words with Friends 或 Draw Something 比 Farmville 更合适——也可以成为一种社会体验，一种友好共处地填满空余时间的方式。 从无聊逃向娱乐的一种更隐蔽形式，是这样看待好友动态：寻求分心，把朋友仅仅当作内容提供者，而非朋友。在这里，我们的无聊被当作一个孤立事实：我们说“我很无聊”，然后把好友动态当成一种无需参与的娱乐来源。我们可以把这称为“好友娱乐”（friendertainment）。 相反，我们也经常不把动态流视为分心和好友娱乐的来源，而把它看作一大群亲朋好友正在进行的谈话，我们被明示或默许地邀请参与。无聊的价值在这里显现出来，而且 Facebook 平台的传播结构与可供性很好地支持了这种显现方式。 当线下与线上社交图谱的大部分汇聚在同一个位置时，就能够保证：当我们感到无聊，我们很容易找到自己在乎的其他人，他们同样无聊，想要开始谈话、分享经历或游戏。漫无目的地浏览一个网站，就打开了丰富的社交机会，而不必事先决定，例如，我们是否想通过争论、分享共同观点、听对方聊孩子，或一起看某种东西，来与他人一起无聊。用美式英语说，这种简单的“瞎扯淡”（shooting the shit）实践，不必等到某个悠闲下午约着喝咖啡或啤酒；在等豆子煮熟、叠衣服、排队，或逃避某件单调却“重要”的事情时，任何时刻都可以开始。 原注 11. 例如，见 Elizabeth Losh,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Enemies?’, in D.E. Wittkower (ed.) Facebook and Philosophy, Chicago: Open Court, 2010, pp. 33-48。 Facebook 也让人们能够协作诠释共享的媒体体验，将其作为一种关于无聊的社会实践，以及创造意义的游戏。当我们分享音乐视频、猫咪视频、小水獭照片，或其他任何视听内容时，我们隐含地作出两项声明：第一，我们看过并喜欢它；第二，我们邀请他人仿佛与我们并肩而坐一样，观看和体验它。当我们观看别人分享的东西时，会想象朋友正与自己共同在场；我们想象她的反应，并根据我们对她品味和幽默感的了解，寻找内容的可取之处。正如我在其他地方论述过的¹²，最好不要把结果仅仅理解为观看某种内容，而应理解为一种远距离、不同步的共享体验：我们从中得到的价值，至少与友谊密切相关到不亚于与欣赏内容本身相关的程度；尤其是当帖子附有评论和解释，而我们随后又利用帖子的串式评论结构参与讨论与打趣时，更是如此。 虽然 Twitter 更常被这样使用，Facebook 也用于对远距离共享体验进行持续的同步评论；例如，发布关于重要政治演说或热门电视节目的状态更新，或进行实时推文报道。一个近期的例子是，许多用户围绕夏季奥运会共同制作实时评论与讨论，为原本孤立的媒体消费提供了一条社交返回通道，同时也给那些观看延时转播赛事的人制造了大量剧透。 不过，在许多情况下，远距离共享体验原生于网络。除了讨论、辩论和寻求建议，我们也参与迷因游戏，分享搞笑猫图（lolcats）、政治图片、幽默内容和纯粹的胡闹。Facebook 上充满着在意义创造中进行的“无意义”游戏，并由此衍生出各种传播要素系统；它们可以独立于自身之外的任何指涉或重要性而持续存在。“天花板猫”（Ceiling Cat）和“海象哥”（Lolrus）有自己的叙事，这些叙事既开放又足够稳固，能够支持人们在叙事内部进行游戏式互动，如众人合写的《搞笑猫圣经》（Lolcat Bible）；也能被移植出去，用来评论和诠释这些迷因空间之外的生活。“居高临下的旺卡”（Condescending Wonka）在政治争论中获得了独特角色；“你为啥不……男”（Y U NO Guy）则提供了一种游戏式表达挫败与批评的方式。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 哦，你是个糖果制造商，和矮小的橙色人一起生活，而且从不出门？ > 那就请向我讲讲，你对现代社会细微之处有什么批判吧。 图内原站点角标：quickmeme.com。 作者不详。取自 http://knowyourmeme.com/photos/233301-condescending-wonka。 Facebook 不仅提供这些多种可供性，让人们实践主动的无聊，体验价值创造中的自由游戏；它也提供一个参照点，支持人们把主动无聊的实践带入 Facebook 之外的生活。在线“网络冲浪”的挪用（détournement），使其从内容接收转变为一连串潜在的共享体验。新媒体容易分享的特性， 原注 12. D.E. Wittkower, ‘Friend is a Verb’, APA Newsletter 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12.1 (Fall 2012): n.p.。 加上 Facebook 持续存在于背景之中（无论是比喻意义上的，还是字面意义上作为后台窗口），带来了对材料的社交性阅读与观看。在线漫游时，我们发现朋友的兴趣与自己的兴趣一同被调动起来；我们注意的，不只是自己觉得有趣的东西，还有其他人会珍视、关心或为之愤怒的东西。不必把这仅仅看作社交性的幻觉，而可以把它看作社会体验的构想；这种构想经常通过随后的分享，以及异步共享体验而成为现实。在我们的线下生活中同样如此：让 Facebook 存在于背景之中，会产生一种主动的无聊，我们在其中向自己叙述自己的经历，并把它们看作已经发生在一种未来的、追溯性的社会交往，以及共同诠释和反思的语境之中。不在场朋友未来的目光，把当下的空余时间转变为一种预期的并肩无聊体验，使我们不再把当下的无聊看作令我们因其单调无意义而受苦的空洞时间，而把它看作与他人一起浪费的时间：度过得很好、却没有目的的闲暇。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 Twitter 宕机了。 > 给我描述一下你的午餐。 图内原站点角标：memegenerator.net。 在备受嘲笑的给自己午餐拍照这一实践中，我们能够看到对上述主张的一种施为式确认。正如前文所讨论的，当你与朋友一起坐着翻菜单时，问她打算点什么，吃饭时问她午餐怎么样，是很自然的事。然而，这与那份具体三明治的内在价值无关，也（大体上）不是为了自己而暗中谋求她让你尝一口。我们问，是因为关心朋友，渴望一种亲近的体验；她对这道菜的感受之所以有意思，是因为我们渴望共享午餐，而了解朋友的内在体验，是这一共享事件的一部分。 作者不详。取自 http://memegenerator.net/instance/23997416。 只有把给午餐拍照、发到 Facebook 或 Twitter 上的冲动，看作邀请别人参与一次远距离异步共享体验，它才说得通。三明治的照片并不自以为是，也不自恋。三明治的照片，是一起吃午餐的邀请。 Facebook 通过这些方式支持一种主动的并肩无聊，这对它的成功发挥了重要却不明显的作用。这种作用之所以不明显，主要因为无聊被低估、被误解，所以本章才需要用如此大的篇幅为无聊正名。尽管如此，无论我们多么不理解无聊、多么少在自觉层面珍视它，无聊都在生活中发挥着巨大作用；为有价值的无聊形式提供可供性，对用户体验以及用户通过平台获得的价值，都具有显著影响。用户没有意识到无聊的重要性，并不会削弱这种影响；无聊依然是我们所参与、也希望好好参与的事情。 当我们试图理解 Facebook 的成功时，不应忽略无聊。当我们考察哪些替代方案能够有效取代 Facebook 的社会与个人功能时，更不能忽略它作为一个平台的作用：它既提供好友娱乐，也提供值得赞美的主动无聊。 ## 参考文献 Adorno, Theodor. ‘Free Time’, in J.M. Bernstein (ed.) The Culture Industry,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87–197. Benjamin, Walter. The Arcades Project, trans. Howard Eiland and Kevin McLaughli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Goodstein, Elizabeth. Experience Without Qualities,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Heidegger, Martin. ‘The Age of the World Picture’, in The Question Concerning Technology and Other Essays, trans. William Lovitt, New York: Harper, 1977. ______. Being and Time, trans. Joan Stambaugh,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96. ______. The Fundamental Concepts of Metaphysics, trans. William McNeill and Nicholas Walker, Bloomington, IL: Indiana University Press, 1995. Kant, Immanuel. Critique of Judgment, trans. Werner Pluhar, Indianapolis: Hackett, 1987. Latour, Bruno and Steve Woolgar. Laboratory Lif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79. Losh, Elizabeth. ‘With Friends Like These, Who Needs Enemies?’, in D.E. Wittkower (ed.) Facebook and Philosophy, Chicago: Open Court, 2010, pp. 33-48. Nietzsche, Friedrich. The Gay Science, trans. Walter Kaufmann, New York: Vintage, 1974. Schopenhauer, Arthur. ‘The Vanity of Existence’, in Essays and Aphorisms, trans. R.J. Hollingdale, New York: Penguin, 2004, pp. 51–54. Svendsen, Lars. A Philosophy of Boredom, trans. John Irons, London: Reaktion, 2005. Wittkower, D.E. ‘Friend is a Verb’, APA Newsletter on Philosophy and Computers 12.1 (Fall, 2012): n.p. # 如何不花钱绘制地图：非物质劳动与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 / 莱顿·埃文斯（LEIGHTON EVANS） 用户　信息　LBSN FOURSQUARE　地点　位置 数据库　场所　技术 地图　商品　媒体　劳动 2011 年 4 月的一个星期三晚上，我恰好来到英格兰北部美丽的约克市，准备在第二天早上的会议上宣读论文。约克有许多值得欣赏之处——优美的建筑、丰富的文化、迷人的景色——但我心里只有一个目标。那天晚上，我想看曼联对切尔西的欧洲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我不是任何一队的支持者——而且我简直讨厌切尔西——但我真的很想看这场比赛：我想在酒吧里，和其他球迷一起，有便宜啤酒，还有足够多的屏幕看赛况。过去，这意味着要疲惫地在城里寻找酒吧，从一家走到另一家，还可能错过比赛。但那天晚上，我什么都没错过，而且找到了最理想的地方；借助 iPhone 和 Foursquare 应用，几秒钟内我就做到了：点开 Foursquare 应用按钮，调出约克市中心我所在位置附近的地点清单，开始在这些场所中寻找酒吧，阅读其他顾客留下的评论和提示，然后找到了一家不错的地方，有学生啤酒折扣，也有很多屏幕。曼联以 1-0 常规获胜，但酒吧却棒极了，是约克一颗隐藏的宝石；我通过智能手机技术的力量，以及其他志趣相投者留下的社交提示，发现了它。我利用储存在数据库中的其他用户的签到与评论，对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地方作出决定；而当我在那里签到，并留下评论——“看足球的好地方，啤酒优惠也很棒！”——时，我也为这一地点数据库和地图作出了贡献。这就是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location-based social networking，LBSN）的世界：一幅由用户创造的地点地图。它被称为“自下而上”的系统，用户创造信息，而不是像“自上而下”系统那样，由上面把信息交给他们。这种地图绘制对我极有帮助，但它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为 LBSN 生产的数据，后来怎么样了？ 基于位置的服务（location-based services，LBS）是网络技术业务中增长最快的领域。¹ 这些服务，无论是 LBSN、汽车中的卫星导航设备，还是作为手机应用的增强现实浏览器，都引出了用户对位置的意识与参与位置的问题。麦卡洛（McCullough）² 认为，LBS 是获取高度专门化信息的一条渠道或一种手段，因为到达用户的信息如今与他们所在之处有关，而不再是脱离语境、 原注 1. Gordon Eric and 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Net Locality: Why Location Matters in a Networked World, Chichester: Wiley-Blackwell, 2011, p. 9。 原注 2. Malcolm McCullough, ‘On the Urbanism of Locative Media’, Places 18.2 (2006), p. 26。 与用户位置无关的信息。对 LBS 的研究³，集中于技术使用与物理空间之间的关系⁴、LBS 中的权力与政治讨论⁵、LBS 所提供的空间表征讨论⁶，以及隐私和公开位置的影响（谁会知道我在哪家酒吧看球，这又可能有多重要？）⁷。本文将讨论使用 LBSN 时权力与政治的一个方面，涉及它们如何创造“场所”：LBSN 的用户如何为一个庞大的地点数据库作出贡献，而这个数据库又提供关于地点的独特信息。 我在 Foursquare 上找到的酒吧，并不是凭运气或偶然出现在那里的；一名用户在 Foursquare 地图上创建了那个“地点”，其他用户在那里签到，留下提示与建议，我最后依照这些信息去看了比赛。使用 Foursquare，会产生由签到、提示与数据条目组成的数据轨迹，为该应用建立一个庞大资源；其他应用也可以通过应用程序接口（API）资源来使用它，了解用户去了哪里、到达之后做了什么，以及与谁分享了这些信息。在构建这些庞大地点数据库时使用非物质劳动，其重要性与影响，以及它在政治经济权力方面可能意味着什么，都需要调查。简言之，从对应用与公司本身的价值来看，在 Foursquare 上向一个地点“签到”会产生什么后果：那天晚上我在酒吧的签到究竟多么重要，或有多大价值？乍看起来，人们会觉得毫无价值，但这里要展开的论点很简单：免费 LBSN 的用户，正在免费创造有价值的数字资源，因为地图绘制过程从自上而下（由政府与组织创建），转变为自下而上（由我们这些用户创建）；正因如此，用户本身正在成为商品。 ## 什么是新制图学？从自上而下到自下而上的地图绘制 要充分理解转向用户生成地图的意义，就需要把 LBSN 的发展，以及用户生成地点数据库的发展，放在历史上的制图与地图绘制过程的背景中来 原注 3. Rowan Wilken, ‘Locative Media: From Specialized Preoccupation to Mainstream Fascination’, Convergence 18 (2012), p. 243。 原注 4. Alice Crawford and Gerrard Goggin, ‘Geomobile Web: Locative Technologies and Mobile Media’, Australi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36.1 (2009): 97–109；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and Jordan Frith, ‘Locative Mobile Social Networks: Mapping Communication and Location in Urban Spaces, Mobilities 5.4 (2010): 485–505；Adriana de Souza e Silva and Daniel M. Sutko, ‘Theorizing Locative Media Through Philosophies of the Virtual’, Communication Theory 21.1 (2011): 23–42。 原注 5. Greg Elmer, ‘Locative Networking: Finding and Being Found’, Aether: The Journal of Media Geography 5A (March, 2010): 18–26。 原注 6. Alison Gazzard, ‘Location, Location, Location: Collecting Space and Place in Mobile Media’, Convergence: The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Research into New Media Technologies 17.4 (2011): 405–417；Sophia Drakopoulou, ‘A Moment of Experimentation’, Aether: The Journal of Media Geography 5A (March, 2010): 63–76。 原注 7. Gerald Friedland and Robin Sommer, ‘Cybercasing the Joint: On the Privacy Implications of Geotagging’, in proceedings of Fifth USENIX Workshop on Hot Topics in Security (HotSec10), Washington, D.C, 10 August 2010, http://static.usenix.org/publications/login/2010-12/openpdfs/HotSec10Reports.pdf；M.G. Michael and Katina Michael, ‘Uberveillance: Microchipping People and the Assault on Privacy’, University of Wollongong Faculty of Informatics, 2009, http://ro.uow.edu.au/infopapers/711。 思考。制图曾被描述为一种纯粹自上而下的活动⁸，权力通过创建作为政治物件的地图而行使。“自上而下”指的是处于社会“上层”的权力，例如政府或重要职位上的人，把知识、观念与意识形态向“下”传递给社会成员。历史上，处于政治与军事权力位置的人，一直控制着地图的制作；例如，英国地形测量局（Ordnance Survey，OS）的历史，就是一部军事与政治权力史。⁹ 实际上，这意味着地图从来不只是表征其覆盖的地域，也表征社会的政治与意识形态方面：只需想想欧洲地图，所有边界都被细致、准确地绘出，不仅要表征各国的物理范围，也要把它们区分为具有不同政治、历史和社会维度的独立实体。另一个例子，是世界各地争议地区的地图绘制，如巴基斯坦与印度争议的克什米尔，不同争端方绘出的地图各不相同。制图者受到其社会角色所承载的意识形态与文化影响，因此，我们有必要承认，地图生成特定的领土知识，或者奥尔松（Olsson）所说的制图理性。¹⁰ 制图理性可以与福柯的生命政治概念¹¹ 及知识的政治生产相联系：制图者自上而下的位置，意味着他们制作的地图是国家的产物，其存在是为了把领土与权力概念常态化，使其被某一国家权力之下的主体接受。它也使不同国家之间的权力关系常态化。柯日布斯基（Korzybski）曾写下著名的话：“地图不是领土。”¹² 这告诉我们，地图只是领土的一种表征；而作为表征，它的性质在于按照一国的主导意识形态，整理或重新设计领土。这意味着，地图上的地点，没有地图的政治或意识形态影响那么重要。 沿着历史继续向前，利用现代卫星与计算技术、从传统制图学发展而来的全球定位系统（GPS）技术，通过支持 GPS 的设备与由 24 颗卫星组成、称为全球定位系统的网络之间的通信，精确确定个人或物体在地球上的位置，从而在技术覆盖范围内对其定位。¹³ GPS 代表了一种位置表征的新范式，不再仅仅是图形性的，而是以经度、纬度和海拔这些空间坐标为基础，实现精确定位，并显示与其他实体的关系；GPS 技术利用这些坐标来定位设备或个人。GPS 技术的发展根源在军事技术之中，而且今天依然依赖军事技术；但 GPS 的发展（尤其是面向民用市场的 GPS 原注 8. Jeremy Crampton, Mapping Without a Net: The Politics, Sovereignty and Ontology of Cartography, proceedings of the 24th international Cartographic Conference, Santiago, Chile, 2009, http://icaci.org/files/documents/ICC_proceedings/ICC2009/html/nonref/27_6.pdf。 原注 9. Richard Oliver, Ordnance Survey Maps: A Concise Guide for Historians, London: The Charles Close Society for the Study of the Ordnance Survey, 2005, p. 10。 原注 10. Gunnar Olsson, Abysmal: A Critique of Cartographic Reason, Chicago: Chicago University Press, 2007。 原注 11. Michel Foucault, The History of Sexuality Volume 1: The Will to Knowledge, London: Penguin, 1998, p. 140。 原注 12. Alfred Korzybski, ‘A Non-Aristotelian System and its Necessity for Rigour in Mathematics and Physics’, in Alfred Korzybski, Science and Sanity: An Introduction to Non-Aristotelian Systems and General Semantics, Forest Hills, NY: Institute of General Semantics, 1995 (1933), p. 747。 原注 13. Robert Nelson, The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A National Resource, Riva, Maryland: Applied Technology Institute, 1999。另见 http://www.aticourses.com/global_positioning_system.htm。 商业应用的发展），也带来了一种新的位置信息来源，它直接由商用 GPS 设备的创新发展而来。汽车 GPS 导航装置之类的 GPS 设备，需要一个地点与地理特征数据库，才能提供正常运行的用户界面。GPS 设备使用的数据库是专有的，由硬件制造商拥有并控制，或由软件公司创建，再授权硬件制造商使用。无论哪种情况，系统都是封闭的；用户不能修改软件，更重要的是不能向软件添加内容，因此它仍然是明确的自上而下系统。 这类封闭系统，与过去几年出现的新地理学¹⁴ 软件形成对照，例如 OpenStreetMap，它允许通过用户创建的内容，把信息层加入地图。同时，也出现了一系列用户创建的数据库，它们是面向 iPhone 等移动平台的互动式地理空间标记应用的产物。这些应用，或 LBSN——其中热门例子包括 Foursquare、Gowalla、Brightkite 和 Rummble——通过用户创建“地点点位”，并在这些点位“签到”，来建立地点数据库。这些把用户生成信息纳入地图、创造新的动态地图的绘图系统，并非“自上而下”，而是“自下而上”：添加地图信息的是日常用户，而不是掌权者或政府，因此信息是从社会的“底层”建立起来的，而非出自社会“顶层”的意识形态。 使用 LBSN 时，用户会因为创建点位和在点位签到而获得积分奖励，由此形成一种游戏环境，鼓励用户在一定时期内与朋友竞逐高分。用户也会因签到和创建点位而获得徽章与称号。例如，Foursquare 会把“市长”身份授予在某个点位签到次数最多的用户。用户可以对签到的点位发表评论，上传该地照片；由于许多点位是餐厅或商店等服务场所，这也可以被看作一种免费广告，或用户对服务的评价。当我在约克寻找酒吧时，我依靠的是前人所做的工作：他们创造了信息，在这个陌生地方引导我；他们的签到与提示帮助我熟悉城市，作出选择。在一个地点签到时，附近场所与其他地点的列表会自动生成，向用户进一步提供其所在地，以及与其他地点和服务的相对位置的信息。LBSN 的地点数据库由用户生成内容（无论是地理标记地点、评论还是推荐）构建，因此，数据库会随着 LBSN 的使用和受欢迎程度而增长、发展。¹⁵ 这种生产方式的转变意义重大。在自上而下的系统中，数据库是一个预先创建、封闭的界面，没有供用户贡献或编辑的功能。在自下而上的系统中，应用用户创造数据库中保存的信息（以 Foursquare 为例，用户数从 2010 年 3 月的 100 万，增长到 2011 年 3 月的超过 1000 万）。这种开放形式的数据库依赖用户；根据可用设施的差异以及 原注 14. Crampton, Mapping Without a Net。 原注 15. Foursquare 通过 Foursquare API 向程序员和应用开发者免费开放这个地点数据库。 技术限制（如 3G 覆盖），可以预期，有些地区会有很多点位，另一些则一个也没有。这些数据库也彼此孤立地发展，因为可以预期，使用某应用的用户越多，数据库对广告商就越有价值。当用户在 Foursquare 上创建一个地点时，制图过程中显然不存在自上而下的权力关系。地名录或数据库条目的创建，既取决于网络用户（因此是分布式的，而不是集中在制图者手中），又立即作为一种自下而上的活动形式被交还给网络（即由用户创建数据库，而不是被“给予”信息）。地图并不是对领土的静态表征：用户能够向地图添加内容，也能改变已经留在地图上的地名录条目的性质。随着地图本身角色的变化，其创建方法与用户角色也发生了改变。地图过去是领土的表征；但借助适当的计算设备，地图成为一种让我们能够以社会化方式游历世界、并不断增补的东西，以帮助其他同样想在物理空间中找到方向的人。 ## LBSN 的政治经济学：我的一次签到值多少钱？ 在那些使用 GPS 技术建立地点数据库的应用的设计与功能之中，显然存在一种可能：企业与组织可以把 LBSN 用作一种几乎不耗费劳动的广告手段。企业不必自己在数据库中创建条目（当然，觉得必要时也可以这样做），用户会通过创建点位并在该点位签到，替它们完成这件事。¹⁶ 如果某家餐厅被创建为一个点位，饮料厂商就可以直接向餐厅内已签到的用户投放广告，餐厅自己也可以提供餐点优惠（Foursquare 已经在利用这种可能性）。更重要的是，数据库收集个人用户的信息——他们去哪里、什么时候去，以及如果用户在签到时发表评论，还能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了什么——这些都是极宝贵的人口特征信息，可以像 Facebook 或 Google 收集使用数据出售给广告商那样，用于对个人投放定向广告。 要理解这种自下而上、由用户生成的地图绘制意味着什么，以及它与经济有何关系，我们可以关注马克思关于技术如何影响资本主义机制与动力的观点。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明确讨论了机器在资本主义中的作用，首先指出，一个领域生产的根本变革，也会在其他领域得到映照。¹⁷ LBSN 与智能手机把地图生产从自上而下彻底改变为自下而上，而这种转变也映照在用户身上。LBSN 与数字技术使用户或受众从受众（或消费者）转变为商品。 马克思明确指出机器的作用：机器“提高生产力，而不增加劳动的价值”。¹⁸ 技术的目的，是增加生 原注 16.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将这种免费劳动置于社交网络政治经济学的背景中，认为这种生产把日常实践与娱乐选择转化为商品，再出售这些商品，使社交网络公司获得商业利益。 原注 17.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3, Reissue edition, London: Penguin Classics, 1993, p. 236。 原注 18. Marx, Capital, p. 239。 产（因此增加收入），同时稳定（甚至可能降低）参与商品生产的劳动的价值。思考物质产品的生产时，这种分析很简单：以锤子为例。在前工业社会，一名工匠也许每天生产一把锤子，锤子的成本与工匠劳动呈线性关系，成本代表制造锤子投入的劳动量。随着工业过程机械化，制造锤子的工作从工匠手中转移出去，改由机器生产。为便于论证，假设这台机器如今能在工匠制作一把锤子的时间里，生产一百把锤子。锤子的价格下降了，但不会按同样比例下降。锤子价格不会跌到原来的一百分之一；同样为了论证，假设价格下降 50%。那么，卖出这 100 把锤子中的两把，就足以覆盖工匠一天的劳动成本，而还剩 98 把锤子可以出售获利！机器创造着剩余价值，这种剩余价值体现在已经生产出来的大量产品之中，也就是那些锤子之中。¹⁹ 机器参与把产品的价值转移到产品本身，使其离开用于生产产品的劳动，因为使用机器生产锤子的劳动成本，低于工匠的劳动成本。工匠，或任何劳动者，剩下的工作是操作或监督生产锤子的机器，而不是亲自制作锤子；机器不仅改变生产方式，也改变劳动和就业的世界。 剩余价值体现于生产出来的产品中的观念，乍看似乎不适用于 LBSN；但用户使用 LBSN 与产品（数据）之间，存在一条非常重要的联系，类似于劳动者与锤子生产之间的关系。达拉斯·斯迈思（Dallas Smythe）提供了这条联系：他勾勒出受众如何从观看者转变为商品，在市场上像其他任何商品一样交易²⁰（就像锤子）。斯迈思指出，存在一个（用马克思的话说）工作的物质基础，人们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必须完成这些工作（假定这正是我们在经济与社会上身处的状态）。²¹ 这一工作基础并不限于工作本身，还包括购买与消费商品，以及大众媒体受众通过观看、参与文本、购买在文本旁边或其中宣传的产品所完成的工作；因此，他们通过所做的工作，支持着社会的经济基础。 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必须是某种可以出售的东西，一种能够使大众媒体的两项主要功能在市场活动中得以实现的商品。斯迈思指出，（在垄断资本主义中）大众媒体的主要产品是受众力量，这就是被生产、出售、购买和消费的商品。按字面意思说，受众本身被作为产品销售的目标群体，卖给广告商。因此，它像其他可以如此使用的商品一样，具有价格。实际上，受众之所以被出售，是因为它像任何其他劳动一样具有“劳动力”。²² 这种劳动的买 原注 19. Marx, Capital, p. 231。 原注 20. Dallas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Media and Cultural Studies: Keyworks, New York: Blackwell, 2006, pp. 230-56。 原注 21.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p. 254。 原注 22. Smythe, On the Audience Commodity and its Work’, p. 257。 方（广告商），实际上是在购买潜在顾客的注意力。斯迈思确实指出，受众并非这种分析似乎暗示的同质化购买者泥沼，但他们全都是由大众媒体生产、并在市场上卖给广告商的。 克里斯蒂安·福克斯（Christian Fuchs）在分析在线传播、社交网络，以及它们在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影响时，大体采纳了斯迈思的受众商品观点²³；在思考使用 LBSN 时用户数据会发生什么时，这一分析最为重要。福克斯的分析识别出商品化的互联网空间，它们始终以利润为导向（即便其商品本身并未与交换价值相连，也不以市场为导向），如 Facebook、Foursquare 或 YouTube。在这些情况下，免费内容被用于推高访客数量，以便收取高额广告费，实现利润：我在社交网络上的活动（它总会产生某种数据），可以依据我的偏好与使用模式被打包出售给广告商。本克勒把这称为“网络化信息经济”，它实际上已经取代了工业经济与社会。²⁴ 这一发展带来一种信息经济，在其中，传统上非市场的物品如今能够被商品化。知识、信息、位置（例如我在酒吧的签到，以及在我之前帮助我决定去那家酒吧的所有其他用户的签到），如今全都成为商品。 福克斯的分析，可以概括为识别使用免费社交网络服务时发挥作用的两种力量：商品化与个体化（后者围绕个人自由、访问资源和信息的自由，以及在网络中移动的自由展开）。思考智能手机技术和 Foursquare 等 LBSN 所促成的自下而上制图时，这种商品化与个体化的观念非常有用。当我在某处签到时，我是在与他人分享位置，并允许他人访问和评论我的位置（如果愿意，还可以在那里找到我！）。与此同时，我通过为 Foursquare 所做的“工作”创造数据，而这些数据可以作为商品出售：让我表达自身位置、成为新制图者的技术，也正是储存、整理我的数据，使其可以被访问、从而成为待售商品的技术。我们可以使用互联网免费提供的设施（个体化），但在这样做时，我们也把劳动免费给予他人（商品化），让他们得以积累资本。“礼物”经济（以及体现这种经济的网站和应用）是受众商品的一种特殊形式，因为用户采取的积累策略，如添加朋友、发表评论、在地点签到，构成了被出售给广告商的受众商品。它与旧媒体（如电视）中的受众商品存在根本差异：受众不再仅仅扮演受众角色，也成为内容生产者。用户生成内容、共同体建设与传播，是社交网站的根本产品；这些内容由用户提供，而这些用户同时又是平台卖给广告商的受众。LBSN 也不例外：创建地点、评论地点和在地点签到，都是创造信 原注 23. Christian Fuch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 (2008): 69-87。 原注 24. 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3。 息的行动；而在这种信息经济中，信息就是有待营销和出售的商品。福克斯把兼具消费者与生产者身份的人称为“产消者”（prosumer）²⁵，在“礼物”经济中，最终成为商品的正是这一实体。社交网络平台上个性化广告的出现，标志着向德勒兹“控制社会”的转变；在这个社会中，个人必须融入并持续参与那些剥削他们的结构。²⁶ ## 绘制地图的商品化：一次签到为什么有价值 现在应当很清楚，Foursquare 这类自下而上的地图应用具有两面：一面是创造性的、个人性的，我们创建地点，从他人的活动中了解地点；另一面是商业性的，我们的数据可以根据自身活动，被推销给公司，用于投放特定广告。Foursquare 的游戏要素在其中至关重要；请记住，在应用的游戏结构内，用户会因创建位置而获得奖励。游戏化是利用游戏机制与游戏思维来解决问题、吸引受众²⁷，而博戈斯特（Bogost）²⁸ 认为，游戏化是一种剥削性的营销技术，设计目的在于从某个文化时刻获利。从意识形态角度提出的论点是，Foursquare 这类 LBSN 提供者，通过应用的游戏方面吸引用户，然后收集、整理用户提供的位置信息（以及他们就这些地点所作的评论与话语），使其成为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尽管 LBSN 可以免费使用，它却通过向广告商提供详细信息来产生（或将产生）收入；广告商能够根据人们在何时访问何地，对特定个人定向投放广告。这种为地图允许、鼓励用户生成内容提供依据的意识形态，显然是资本主义的，其动力在于希望为产品广告找到准确而具体的目标。从这一论证可以逻辑地得出结论：LBSN 的游戏化模式主动地把用户和地点同时商品化，从而把二者都化约为可出售的资源。 值得注意的是，Foursquare 自己的应用如今正从游戏／数据库创建模式，转向一种导航模式，旨在通过现实世界中的应用使用，为用户体验增值。这是通过在应用架构中加入“探索”（explore）功能实现的。²⁹ 因此，游戏化方面似乎正在减弱，因为构建数据库本身的“工作”如今已经达到这样一个阶段：探索功能能够被实现，并且对用户有用。对于那些把游戏化嵌入数据收集程序的应用设计，应当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加以批判性审视；但提出这样的建议，也面临一种两难，因为要让用户最初采用服务，确实需要某种吸引他们的功能，而毫无疑问，在 Foursquare 的案例中，游戏化模式对于最初的应用 原注 25. Fuchs,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p. 82。 原注 26. Christian Fuchs, Internet and Society: Social Theory in the Information Age (Routledge Research i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Society), New York: Routledge, 2008, p. 149。 原注 27. Gabe Zichermann and Christopher Cunningham, Gamification by Design: Implementing Game Mechanics in Web and Mobile Apps,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11, p. ii。 原注 28. Ian Bogost, ‘Gamification is Bullshit’, Ian Bogost blog, 8 August 2011, http://www.bogost.com/blog/gamification_is_bullshit.shtml。 原注 29. ‘Anywhere in the World, Foursquare Explore can Find You Something Interesting’, Foursquare blog, 12 January 2012, http://blog.foursquare.com/2012/01/12/anywhere-in-the-world-foursquare-explore-can-find-you-something-interesting-now-on-your-computer/。 使用至关重要。³⁰ 自 2012 年 2 月以来，Glancee（最近被 Facebook 收购）和 Highlight 等新的移动软件服务表明，分享社会体验，而非把位置游戏化，正成为 LBSN 未来发展的重要方面。两款应用都建立在 Foursquare API 之上，以附近地区的人为对象，依据相关兴趣与签到历史，将他们与 Foursquare 用户配对。尽管这些应用拒绝采用那种数据库构建方式，最初创造数据库的非物质劳动，仍然深深笼罩着它们。 像 Foursquare 那样，通过游戏化来利用非物质劳动构建 LBSN，有积极面，也有消极面。其产品无疑丰富、有用，能够切合用户需要。如果你怀疑这一点，不妨在一个新地方点击“探索”按钮（如果你使用该应用），你会找到大量社会化地名录，帮助自己以传统地图绝不可能做到的方式，在陌生地域中找到方向。传统地图能够告诉你地点在哪里，却不能告诉你它们是什么样，或者他人如何使用、体验、享受或厌恶它们。这确实帮助我在约克找到便宜（但不错）的啤酒，观看欧洲冠军联赛四分之一决赛。然而，也请意识到，当你在一个地点“签到”时，你的行动会发生什么：数据被生产、储存、聚合，等待在数据库中，未来可能被用于商业获利。LBSN 的新制图学既给予，也索取；但这种新的地图绘制与社会化地名录分享的最终结果，对我们而言尚不明朗：“签到”与分享位置，可能成为迄今向你推销东西最好的办法。我们从 LBSN 中获益的同时，LBSN 也通过把用户商品化而获益——这正标示着新的信息经济。 ## 参考文献 ‘Anywhere in the World, Foursquare Explore can Find You Something Interesting’, Foursquare blog, 12 January 2012, http://blog.foursquare.com/2012/01/12/anywhere-in-the-world-foursquare-explore-can-find-you-something-interesting-now-on-your-compu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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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mification by Design: Implementing Game Mechanics in Web and Mobile Apps,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11. # 与你何干？分析通过系统设计使社会空间性别化的正当性及其影响 / 安德鲁·麦克尼科尔（ANDREW MCNICOL） 社会性别　FACEBOOK　GOOGLE 用户　生理性别　社会　字段 系统　信息　DIASPORA 档案　状态　姓名　媒体 > 我们如何对待或谈论一个亚原子粒子，也许不会改变它的行为；但以某种方式指称、对待一个人，无疑决定着这个人的存在。¹ 社交媒体个人档案，是关于“我们是谁”的公开声明。通过公开或省略细节，或对自身情况稍加扭曲，我们在这些空间中表演自己复杂的身份。回应着我们对社会环境的理解，我们试图通过表达方式来影响他人的印象。不过，像在所有空间中一样，在数字空间中尤为如此，各种限制被施加于我们：既有技术壁垒（编码层面的限制），也有社会影响（例如参与的压力，以及对行动后果的认识），从而削弱身份表演的灵活性。我们可以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但前提是处于系统所设定和影响的边界之内。 此外，由于这些社交媒体档案在我们与他人之间起着中介作用，我们越重视这些复杂自我的公开面貌，就越可能把系统设定的身份限制内化。Facebook 个人档案在多大程度上成为某人的主要职业与社交联系点，与该档案在影响公众对其认知方面的重要程度相关。认识到这一现象，会促使我们把社交媒体档案的内容内化，内化程度与我们感知并赋予它们的重要性相对应。这些系统对身份表演实施的限制，能够影响我们如何理解自己，以及系统中的其他每一个人。不论是代表性字段选项有限，要求用户声明某些信息，还是决定如何向他人显示用户信息，我们集体采用的社交媒体系统中，即便最微小的设计决定，也可能对社会传播的框定，对个体用户以及整个共同体如何存在，产生重大影响。 当然，限制不可避免，已经存在的限制也可能很容易获得正当理由。关键只在于，设计任何系统时，都要考虑并处理每一项设计选择所带来的意外社会后果。对社交媒体平台的设计而言，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这些系统承担着促进我们大量在线社会互动的责任。 原注 1. Claire Colebrook, Gender,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2004, p. 14。 ## 探索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限制的意义 在某些情况下，要求或强制披露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信息，其理由可能显得可疑；或者，它主要让系统单方面获益，代价却由用户承担。此外，把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这样复杂的东西转写为有限类别——常常是二元字段——本身存在困难，这也凸显了社交媒体档案系统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有限表征问题。 本文始终用“生理性别”（sex）来描述一个人的生物学状态，即“男性”（male）、“女性”（female），或者某种无法整齐归入这两种较常见可能性的状态；据北美间性人协会称，最后一种情形约涉及每 100 人中的 1 人。² 相比之下，“社会性别”（gender）在这里指一个人相对于社会性别角色的内在定位感，常表现为“阳刚”（masculine）或“阴柔”（feminine）的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并不总是对应——例如，并非所有“男性”都“阳刚”；而且还有许多其他性别化词语被经常使用，描述与更常见的性别术语明显不同的情况。这两个术语的极端复杂性，使它们难以被转写到数字环境中。然而，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被整合进系统的方式，能够在具体语境中重新界定它们的含义，影响人们在该环境中对这些术语的理解。例如，Facebook 经常把 sex 与 gender 交替使用，而且只允许对两者作二元表征³，从而强化了某些共同体中持续存在的、对这些复杂术语的有限理解。与此相反，Diaspora 提示用户在文本字段中写下自己的社会性别，允许更大的表达自由，推动自我追问，并为身份表演提供健康环境。 除了准确性与赋权用户的问题之外，在某些情形中，系统纳入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的方式，会导致某些人口群体被排除，因为他们在这样的环境中感到不自在或不安全。这样，社交媒体系统设计就可能强化或制造边缘化群体，使这一讨论与平等访问权和表达自由问题密切相关。 在社交媒体系统设计中，为了可检索性、广告等被认为具有实用价值的利益，而对用户采用有限分类，与给予用户更大的身份表演自由之间，存在一种难以调和的张力。观察本文聚焦的四项服务如何以不同方式处理这种张力，是很有意思的。 ## 强制声明 注册 Facebook 账户时，你必须输入名、姓、电子邮件地址、密码、生理性别与出生日期。⁴ 要使用 Google+，首先需要一个 Google 账户；它要求你输入姓名（必须 原注 2. ‘How Common Is Intersex?’, Intersex Society of North America, http://www.isna.org/faq/frequency。 原注 3. 讨论 Facebook 这类交替使用两种术语的服务时，我将视具体情况，明确写作“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 原注 4. 除非另有说明，本文列出的所有系统与界面细节描述，均以 2012 年 8 月 16 日的情况为准。 同时包括“名”与“姓”）、选定的用户名与密码、出生日期、社会性别以及所在地。这些字段全部必填；除了两项服务的密码，以及 Google 的用户名之外，它们都在向潜在用户索取已经存在的个人数据。 相比之下，Twitter 与 Diaspora⁵ 要求新用户提供的唯一既存个人数据，是电子邮件地址。Twitter 与 Diaspora 都提示用户填写全名，但这不必与用户的法定姓名对应。要求个人信息，有各种不同理由。例如，电子邮件地址对上述四项服务都很重要：它们用来向用户发送其订阅的通知，也帮助管理账户。其他个人信息请求的理由，也许就不那么明显了。 地方及全球层面的法律，以及对用户安全的关切，都可能影响社交媒体服务收集的用户内容。针对 Google 在账户注册流程中加入出生日期，博主亚历克斯·基图（Alex Chitu）评论说：“Google 的新账户创建页面，一向以只要求电子邮件地址和国家而闻名，所以看到美国用户必须输入生日，真令人奇怪。”⁶ 基图解释，Google 开始向用户索取出生日期，是为了遵守美国联邦贸易委员会的《儿童在线隐私保护法》（COPPA），该法“适用于在线收集 13 岁以下儿童的个人信息”。⁷ 起初，Google 只要求美国公民提供出生日期，但在 2011 年，这一要求扩大到了所有地区。⁸ 此外，数据收集经常被说成对用户有价值。取得出生日期信息之后，Google 开始建议用户向朋友公开它，以便朋友设定生日提醒。同样，Google+ 个人档案中的“简介”文本字段如果为空，会提示用户：“在这里写一点关于自己的情况，让别人知道他们找到的是正确的[用户的名]。”在这些例子中，详细的个性化被框定为建立可信连接，以及与朋友、家人和其他熟人建立更牢固、更有意义互动的方式。 Facebook 博客在 2010 年的说法更为强硬：“某些信息对所有人可见，因为它们对于帮助人们在 Facebook 上找到你并与你联系至关重要：你的姓名、个人头像、社会性别和所属网络。”⁹ 而在 2008 年 7 月，Facebook 要求此前尚未声明生理性别状态的用户作出声明（这一项并非一直强制填写）时，向那些尚未选择“女性”或“男性”的人发送了以下消息： 原注 5. 关于 Diaspora 界面的所有描述，都指 diasp.org 的托管服务器（称为“pod”）上的界面。其他 pod 可能略有不同。 原注 6. Alex Chitu, ‘Creating a Google Account Requires to Enter Your Birthday in the US’, Google Operating System, 28 April 2010, http://googlesystem.blogspot.com.au/2010/04/creating-google-account-requires-to.html。 原注 7. ‘COPPA - Children’s Online Privacy Protection Act’, http://www.coppa.org/comply.htm。 原注 8. Alex Chitu, ‘Creating a Google Account Requires to Enter Your Birthday’, Google Operating System, 26 august 2011, http://googlesystem.blogspot.com.au/2011/08/creating-google-account-requires-to.html。 原注 9. Ana Muller, ‘Understanding Your Privacy Controls on Facebook’, The Facebook Blog, 27 May 2010,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394231632130。 > 哪个例子适用于你？ > 你目前的迷你动态（Mini-Feed）可能让人困惑。 > 请选择我们应如何称呼你。 > * [用户的名]编辑了她的个人档案。 > * [用户的名]编辑了他的个人档案。¹⁰ 在这里选择一组带性别的代词，会影响整个系统使用的性别化语言，但同时也会根据相应选择，把用户的生理性别状态设为“女性”或“男性”。 这类例子被框定为改善用户体验，可能同时对用户与系统有益。然而，在上述 Facebook 案例中，声明生理性别、显示带性别代词所带来的好处，与生理性别如今成为参与所必需的强制字段之间，只存在可疑的联系。生理性别只是众多档案字段中的一个，也许有助于确认另一名用户是否就是你寻找的“失散多年的高中朋友”；但在这一环境中，由于它的强制地位，它被突出为用户识别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Facebook 的立场是：要求新用户声明生物学性别、透露“裤子里是什么”，以取得使用一个把他们与既有社交网络连接起来的系统的资格，是合理的。其他人则可能质疑，这样的强制声明是否恰当。 ## 强制真实 在 Facebook 条款的“注册与账户安全”部分，列出的第一项承诺，是用户不会在 Facebook 上提供任何虚假个人信息。¹¹ 因此，用户必须使用真实姓名参与，并如实填写个人档案中的任何字段。这些限制与一种信念有关，Facebook 的马克·扎克伯格、Google 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等人都持有这种信念：允许人们在线使用真实身份之外的身份，会对更广泛的共同体产生负面影响。 Facebook 的原则页面开篇说道：“我们建设 Facebook，是为了让世界更加开放、透明；我们相信，这会创造更多理解与联系。”¹² 扎克伯格更进一步，认为跨多个服务使用一个单一的“真实”身份，会使你更加真实，而且“拥有两个身份，就是缺乏诚信的一个例子”。¹³ 同样，施密特回应人们对 Google+ 实名政策的担忧时说：“如果我们能准确知道你是一个真人，而不是一条狗、一个假人、一个垃圾信息发送者，或其他什么，互联网就会更好。”¹⁴ 许多人，包括一直积极公开谈论匿名好处的 4chan 创始人克里斯·普尔（Chris Poole）， 原注 10. httf, ‘Facebook’s Gender Blunder’, Token Attempt, 10 July 2008, http://httf.livejournal.com/43728.html。原文有着重。 原注 11. ‘Statement of Rights and Responsibilities’, Facebook, 8 June 2012, http://www.facebook.com/legal/terms。 原注 12. ‘Facebook Principles’,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principles.php。 原注 13. ‘Facebook and “Radical Transparency” (a Rant)’, apophenia, 14 May 2010,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0/05/14/facebook-and-radical-transparency-a-rant.html。 原注 14. Andy Carvin, ‘Andy Carvin’, Google+, 30 August 2011, https://plus.google.com/117378076401635777570/posts/CjM2MPKocQP。 都质疑“真实性促成更好社会环境”这一说法的正当性¹⁵；但 Facebook 与 Google+ 仍然主张，只有当每个人都使用真实身份资料时，互联网才运作得最好，而且这些公司决定，只允许它们认为正在以这种方式参与的人使用系统。 并非每个人在创建账户时都知道这些限制，但限制会被随意执行。例如，2011 年，中国评论员迈克尔·安提（Michael Anti）的 Facebook 账户被关闭，因为据说他在使用化名。在此案例中，“Michael Anti”是他高中时取的英文名，用于“与外国人打交道”；这在中国是一种常见做法。安提“不明白为什么自己被单独挑出来，因为还有更多 Facebook 用户没有使用法定姓名，但他怀疑有人举报了他”。¹⁶ 同样，许多 Google+ 档案也因违反 Google 的实名政策而被暂停。¹⁷ 如果另一名用户举报某人违反这一规定，或者某个算法系统触发标记，用户就有遭到类似暂停的风险。¹⁸ Google+ 与 Facebook 通过技术手段（限制访问）强制真实；随着更多用户意识到风险，他们受到遵守规则的压力。许多人仍使用假名，但只要政治对手或恶作剧者就其真实性提出一次质疑——无论涉及姓名，还是档案中的任何其他东西——就可能足以使其档案被标记为待暂停。存在一个多样的人口群体，Geek Feminism Wiki 的文章《“实名”政策伤害了谁？》¹⁹ 对其作了描述；他们在社交媒体空间中声明看起来真实的姓名、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会感到不安全。由于准确声明这些字段已成为参与的要求，这些群体最有可能被拒之门外，或被完全移出系统，使本已边缘化的人更难在此类社交媒体环境中参与。 ## 性别凸显与边缘化 无论我们被要求在社交媒体系统上声明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如 Facebook 与 Google+），还是在披露内容方面获得更大的灵活性（如 Diaspora 与 Twitter），这类信息的突出程度都可能产生细微却重要的后果。 科迪莉亚·法恩（Cordelia Fine）在《性别的错觉》中写道：“当性别在环境中变得突出，或者我们把某人分类为男性或女性时，性别刻板印象就会被自动激活。”此外，“我们也可能透过一个已被激活的刻板印象的 原注 15. Aleks Krotoski, ‘4chan Founder Chris Poole on Web Anonymity’, Tech Weekly podcast, 17 April 2012,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audio/2012/apr/17/tech-weekly-podcast-anonymity-4chan。 原注 16. Tania Branigan, ‘Facebook’s “Real Name” Policy Attacked by Chinese Blogger’, The Guardian, 9 March 2011, http://www.guardian.co.uk/world/2011/mar/09/chinese-blogger-mark-zuckerberg-dog。 原注 17. Tim Carmody, ‘Google+ Identity Crisis: What’s at Stake With Real Names and Privacy’, Wired, 26 July 2011, http://www.wired.com/business/2011/07/google-plus-user-names/。 原注 18. Saurabh Sharma, ‘Saurabh Sharma’, Google+, 18 August 2011, https://plus.google.com/109179785755319022525/posts/YcvRKqJeiZi。 原注 19. ‘Who Is Harmed by a “Real Names” Policy?’, Geek Feminism Wiki, 2012, http://geekfeminism.wikia.com/wiki/Who_is_harmed_by_a_%22Real_Names%22_policy%3F。 透镜，来感知我们自己”。²⁰ 举例来说，法恩概述了一项针对美国大学生的研究，它考察学生对数学与语言能力的自我评价。参与者事先被要求填写一张人口信息表——有些人被要求声明社会性别，其他人则声明族裔。对于性别被激活的女性，“与[族裔被激活]时相比，当性别变得突出时，她们对自己的语言能力更有信心……而对数学能力的评分更低”。²¹ 当社会空间中的性别被“激活”时，我们更容易把自己的能力判断为接近于我们所感知的、与该情境相关的“被激活”的刻板印象。这些刻板印象被内化，推动我们依照它们表现。这样的影响，可以在所谓“冒名顶替综合征”中看到；技术行业的女性经常遇到它，其表现形式是“自我怀疑和过度热切的自我批评”。²² 在这一及其他案例中，性别凸显会影响参与，往往是负面影响，而且这种影响并不均等。 Facebook 在一个解释隐私选项的官方页面中表示：“如果你选择隐藏社会性别，它只会在时间线上被隐藏。这是因为，我们和你及朋友使用的应用一样，需要用你的社会性别在网站上恰当地称呼你。”²³ 直到不久前，这种做法的效果还可以在你无权查看的用户档案页面上看到：即便用户选择在档案中隐藏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系统仍会用带性别的代词指称他们，例如以下提示：“Anne 只与所有人分享部分信息。如果你认识 Anne，请把她加为好友，或给她发送消息。”²⁴ 此外，如果用户没有上传头像，Facebook 默认的带性别剪影也会显示出来。有意思的是，自 2011 年以来，Facebook 似乎停止使用了部分或全部性别化措辞。上述提示的近期版本，删掉了所有带性别的代词，只说：“Anne 仅公开分享部分信息。”但如果用户没有上传其他头像，默认的带性别头像依然可见。 同样，在 Google+ 仍处于早期测试阶段时，它不允许用户在 Google 个人档案中隐藏社会性别状态，也使用带性别的措辞指称所有用户，尽管这似乎与当时的隐私政策相冲突。²⁵ 在这些案例中，系统本身为所有用户强加了一个最低程度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状态凸显。这是一项有意识的选择，据称是因为它对于找到用户、促成友好的语言表达很重要。 原注 20. Cordelia Fine, Delusions of Gender: The Real Science Behind Sex Differences, NSW: Allen & Unwin, 2010, p. 7。 原注 21. Fine, Delusions of Gender, p. 9。 原注 22. John Gold, ‘Gmail Engineer: Women in Tech Must Overcome the Impostor Syndrome’, Computer World UK, 14 June 2012, http://www.computerworlduk.com/news/it-business/3364125/gmail-engineer-women-in-tech-must-overcome-impostor-syndrome/。 原注 23. ‘Data Use Policy - Sharing and Finding You on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about/privacy/your-info-on-fb。 原注 24. 着重为引者所加。 原注 25. 该政策写道：“为了使用 Google+，你需要有一个对全世界可见的公开 Google 个人档案，它至少包括你为档案选择的姓名。”[着重为引者所加]——其最低要求其实还包括社会性别。（‘Google+ Privacy Policy’, Google, 28 June 2011, http://www.google.com/intl/en-US/+/policy/。） Google+ 只允许在服务中使用真实姓名的政策，引发了所谓的“网名战争”（nymwars）。许多人感到不满，因为对像 Facebook 上的迈克尔·安提，以及其他拥有或经常使用非标准姓名的用户来说，系统使他们难以正当地参与。另一些人则因安全顾虑而反对 Google+ 的实名政策。达娜·博伊德（danah boyd）写道： > 在在线空间中最依赖化名的人，正是那些最被权力体系边缘化的人。“实名”政策并不赋权；它们是对弱势者施加权力的威权主义宣示。²⁶ 更具体地谈到性别凸显，博主 s.e. smith 写道： > 使用化名的人中，许多是女性；再次强调，这是因为女性在线遭受骚扰的风险更高，她们有充分理由希望隐藏可用于识别身份的信息，否则结果可能是有人出现在自己家门口。²⁷ 这凸显了一个问题：强制实名的效果，至少对许多常见姓名而言，是告知他人用户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2006 年的一项相关研究发现，名字听起来像女性的聊天用户，收到的“恶意消息多 25 倍”。²⁸ 影响性别凸显以及他人如何回应的，并不只是性别状态字段的突出程度与性别化语言；强制实名也有影响。 有人质疑，如果实名做法可能让部分人遭遇风险，Google 为什么仍要实施实名政策。埃里克·施密特对此表示：“Google+ 完全是自愿的……如果你不想使用，就不必使用。”²⁹ 针对这种态度，乔恩·平卡斯（Jon Pincus）写道： > 每当有人说出“没有理由要求 G+ 面向所有人”这样的话，我听到的就是：“没有理由要求 G+ 面向女性、LGBTQ 群体、残障人士、活动家、举报者、教师，等等等等。”因为，你懂的，谁会想要这些人出现在我们的搜索结果里呢？³⁰ 这些服务越普及，个人因不参与而失去的就越多。Facebook 最近在未登录时的默认页面上写道：“Facebook 帮助你与生活中的人建立联系并分享。”³¹ 因此，把自己排除在 Facebook 之外，就在一定程度上切断了与既有社交群体的联系。使用社交媒体时，我们通常不付钱，但经验告诉我们，使用一个使性别凸显的社交平台，其隐含成本之一， 原注 26. danah boyd, ‘“Real Names” Policies Are an Abuse of Power’, apophenia, 4 August 2011,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1/08/04/real-names.html。 原注 27. s.e. smith, ‘Tiger Beatdown › The Google+ Nymwars: Where Identity and Capitalism Collide’, Tiger Beatdown, 3 August 2011, http://tigerbeatdown.com/2011/08/03/the-google-nymwars-where-identity-and-capitalism-collide/。 原注 28. ‘Female-Name Chat Users Get 25 Times More Malicious Messages’, Phys.org, 9 May 2006, http://phys.org/news66401288.html。 原注 29. Carvin, ‘Andy Carvin’。 原注 30. Jon Pincus, ‘Liminal States : A Tale of Two Searches: Google+ and Diversity, Part 4’, Liminal states, 16 August 2011, http://www.talesfromthe.net/jon/?p=2976。原文有着重。 原注 31. 着重为引者所加。 就是不同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群体遭受的骚扰或不受欢迎的关注并不均等——而对许多人来说，这可能成为拒绝使用的决定性因素，使他们在更广泛的共同体中进一步边缘化。 ## 二元字段与“语法理由” Facebook 与 Google+³² 选择在系统中采用一种严格二元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理解。尽管前文已经介绍了边缘化与安全方面的顾虑，在这些空间中为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使用二元字段，仍存在正当、实际的理由。 在最初的“有限实地试用”期间，Google+ 的社会性别字段“始终公开”，既显示在用户档案上，也体现于系统使用的带性别代词中。收到相关用户反馈之后，Google 产品经理弗朗西丝·豪根（Frances Haugen）宣布，社会性别今后可以设为私密。该声明也讨论了在社交服务中避免带性别代词所涉及的技术问题： > 在 Google+ 上，我们使用社会性别信息的一个主要目的，是在指称你时选择代词——her、his、their（她的、他的、他们／她们的）。Google 致力于开发全世界都能使用的产品；在某些语言中，性别比在例如英语中更深地参与句子的构成。 > 拥有社会性别信息，有助于让 Google+ 更像日常对话。如果你决定在 Google+ 上把社会性别设为私密，那么每当其他人遇到与你有关的性别信息，却没有权限查看你的社会性别时，我们都会使用性别中立的语言来描述你。例如，我们不说“Greg 把你加进了他的圈子”（Greg added you to his circles），也不说“Frances 把你加进了她的圈子”（Frances added you to her circles），而会说“Greg 把你加进了其圈子”（Greg added you to their circles），或“Frances 把你加进了其圈子”（Frances added you to their circles）。是的，我知道这在语法上有争议。你不必为此给我发消息。但我们认为，帮助人们控制隐私，远比语法上做到完美更重要。³³ Facebook 在 2008 年开始要求用户从两种可能的生理性别状态中选择一种时，也提出过类似理由： > 我们收到翻译人员和其他国家用户的反馈：当人们没有在个人档案中注明生理性别时，译文最终会变得过于混乱。那些没有选择自己生理性别的人，在迷你动态消息中往往会被默认成完全错误的性别。 > 因此，我们决定要求所有 Facebook 用户在档案中填写这项信息。如果你尚未选择生理性别，那么在接下来的几周，你可能会看到一个 原注 32. 尽管 Google+ 个人档案为社会性别状态提供了第三个“其他”字段，但它是相对于阴柔／阳刚的社会性别二元结构而言的。这类档案显示的非性别特定代词，与隐藏社会性别的档案相同。因此，我在这里选择把 Google+ 个人档案称为实施二元社会性别理解的系统。 原注 33. Frances Haugen, ‘Frances Haugen’, Google+, 13 July 2011, https://plus.google.com/106792630639449031994/posts/5kt9TpEb77m。原文有着重。 > 提示，让你选择希望被称为“他”还是“她”。³⁴ 这些系统给予用户控制自身在社会空间中如何被性别化的方式，并不相同；但它们都公布了类似的、基于语法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坚持采用二元社会性别字段。 使用有限二元结构来表示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一个明显问题在于系统把这两个术语交替使用，显示出对“记录的是什么”以及“别人会如何看待它”的混淆。首先，“女性”（female）与“男性”（male）涉及一个人的生理性别；它们并不像 Google+ 所呈现的那样，是社会性别术语——在这一语境中，正确的词应当是“阴柔”（feminine）和“阳刚”（masculine）。 在 Facebook 上，也经常可以看到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被交替使用。最明显的是，“女性”和“男性”（正确地）用于生理性别字段，但随后又用来决定与用户有关的性别化语言。更复杂的是，以“英语（美国）”查看网站时，用户档案上有一个“Sex”（生理性别）字段；但如果把语言改成“英语（英国）”，这些“Sex”就变成“Gender”（社会性别）。这使一些用户更改语言设置，因为相比于在档案中声明生物学性别，他们更愿意声明社会性别。³⁵ 然而，任何使用“英语（美国）”设置查看其档案的人，仍然会把这一社会性别声明看到成生理性别状态。 对于那些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并不整齐对应、也不符合简单二元划分的人来说，这意味着他们究竟声明了什么，以及浏览者如何诠释这种表演，都可能变得不清楚。此外，由于这种交替使用，除非一个人像 Facebook 所断言的那样，相信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是二元的、完全相同的东西，否则没有人能在 Facebook 上准确表达自己的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身份。³⁶ 在个人档案中要求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的另一个常见理由，出现在约会网站中，因为这类细节与网站主要活动紧密相关。然而，这些字段同样严重受限。例如，在 okcupid.com 创建账户时，用户只能在二元社会性别中选择，并从三种可能的性取向——“异性恋”、“同性恋”或“双性恋”——中选择一种。在 eharmony.com，你只能是一个男性或女性，并且只能寻找男性或只能寻找女性。不完全符合这些类别的用户，也许会花时间填写档案，提供关于自身情况的更多细节；但由于这些网站采用的匹配算法高度依赖对上述字段的回答，他们更难找到理想的匹配对象，或被理想对象找到。 原注 34. Naomi Gleit, ‘He/She/They: Grammar and Facebook’, The Facebook Blog, 26 June 2008,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21089187130。 原注 35. Hadassah D.G. Chayim, ‘I most definitely want this […]’, Facebook comment, 10 December 2010, 9:52 AM, http://www.facebook.com/groups/2262428561/permalink/10150519727238562/。 原注 36. 例如，在 Facebook 上声明“女性”，就等同于声明“非男性”；如果该个人相信存在偏离这一环境强加的有限二元定义的情况，这种等同便不准确。 反对 Facebook 二元分类的各种运动，既发生在系统内部³⁷，也发生在系统外部³⁸；还有人通过关闭账户，公开抗议这种做法。³⁹ 另一些人则以更具创造性的方式回应，帮助说明即便对普通用户来说，这类字段也多么有限。⁴⁰ 不过，无论如何，Facebook 似乎都不太可能在社会性别声明方面给予用户更大灵活性。 对限制并要求提供这类信息的一种常见批评是：Facebook 与 Google 作为试图从免费服务中获利的大公司，当然想要准确了解你，因为这样能让广告成为更成功、在财务上更可行的收入来源。不论这种判断多么可能成立，这些企业的公开表态都选择把重点放在透明性如何促进更好的共同体（在真实性问题上），以及如何促进清楚的交流（在语法问题上）。即便它们确实关心用户，也显然从强制真实与有限表征中获得了经济收益。 然而，这两个系统施加于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表达的限制，是否真的构成广告的最优模式，仍值得质疑。Facebook 允许广告商根据各种人口特征锁定特定用户。它解释说：“缩小受众范围，将确保你的广告展示给最相关的人。”⁴¹ 但它只提供社会性别／生理性别二元选择，又严重限制了广告商能够选择定向的群体。就生理性别或社会性别状态而言，广告商只能在“全部”、“男性”和“女性”之间选择。至少对某些产品与服务来说，允许更多社会性别／生理性别多样性，会大大帮助改善广告定向。 ## 将人他者化的字段 Google+ 个人档案提供“其他”这一社会性别选项，一个好处关乎隐私与安全：在社会性别始终公开的有限实地试用期间，它允许用户隐藏自己是男性还是女性。让社会性别可以被隐藏的一项公开理由，是回应这些隐私顾虑，因为公开这类信息可能影响骚扰，或造成对性别化空间的一般不适。从 2011 年 7 月中旬开始，所有用户都能选择“女性”或“男性”，并确信自己能够控制谁看到这些信息。他们仍然可能希望选择并公开把社会性别设为“其他”；不过，这个词暗示，它与其说是一种“我选择不披露社会性别”的选择，不如说是一种“我的社会性别不属于另外两个选项”的选择。 对于那些不认同自己属于性别二元结构、也不适应服务中性别化语言的人来说，“其他”字段使他们能够——尽管在极为有限的程度上——声明这种 原注 37. 例如，参见 Facebook 群组“要求扩大 Facebook 性别选项的请愿”（Expand Gender Options on Facebook Petition），http://www.facebook.com/groups/2262428561/。 原注 38. 例如，参见 allout.org 的请愿“FACEBOOK：不要再逼迫用户隐藏自己”（FACEBOOK: Stop Forcing Your Users Into Hiding），http://www.allout.org/facebook。 原注 39. 例如，参见 Emil Protalinski, ‘Facebook Doesn’t Add Third Sex, Gay Activist Disables Account’, ZDNet, 30 March 2012, http://www.zdnet.com/blog/facebook/facebook-doesnt-add-third-sex-gay-activist-disables-account/11167。 原注 40. 例如，参见 ‘Yay Genderform!’, yaygender.net, 2010, http://www.yaygender.net/pages/gender.pl。 原注 41. ‘Do I Have to Use All of the Targeting Options?’, Facebook, http://www.facebook.com/help/?faq=228888570460131#Do-I-have-to-use-all-of-the-targeting-options?。 差异。然而，实施一个“其他”字段可能产生的某些影响，值得提出。 在 Google 允许社会性别设为私密之前，兰德尔·门罗（Randall Munroe）曾在一篇帖子中讨论，把“其他”字段作为希望隐藏社会性别状态者的选项。他写道：“有相当多的人，‘其他’这个选项能够准确描述他们；当他们有时仍在为获得承认而苦苦挣扎时，把他们的标签挪给任何不想公开广播自己社会性别的人使用，似乎多少令人反感。”⁴² 这里的担忧是：把一个既存术语用来提高用户安全，或进行游戏式性别表演，可能侮辱那些经历了许多艰难、才认识到自身性别复杂性并采用这个词的人。这也许是所有身份表演术语都会遇到的问题，但在此案例中，之所以存在这种潜在问题，是因为系统把性别表演限制在宽泛类别之内。虽然门罗的担忧合理，但这些已经有过不愿被放在性别二元关系中称呼的经历的人，很可能也会接受人们选择“其他”的不同理由。 “其他”字段最令人担忧的影响，也许是它使用一种分类系统与术语，随意暗示正常与不正常之间的界线，从而促成一种他者化的环境。博主兼开发者莎拉·多普（Sarah Dopp）同意这一点，她写道：“把‘其他’作为第三个选项，是个糟糕的选择。为什么？因为不符合性别规范的人，本来就已经被他者化得够多了。”⁴³ 尽管有三个选项，其中一个却被框定为与常见男／女二元结构相对立，因此暗示了一种等级：符合的人与不符合的人；后者全都被一个模糊词语归为一类。对那些已经觉得自己的性别身份在更广泛社会中大体缺乏正当性的人来说，这尤其成问题。即便获准参与，他们仍被社会性地边缘化。 如前所述，Google+ 使用社会性别状态，来决定整个系统中使用的带性别代词；而它最初默认公开社会性别，至少部分原因在于，它们认为替代方案会带来别扭的语法。一个看起来专业的界面，对于促进沉浸式社会交流很重要；但在进一步依赖阳性、阴性代词的同时，又允许一种对部分 Google+ 用户而言可能听起来奇怪的无性别替代说法，就创造了一种环境：那些出于任何理由选择隐藏社会性别，或选择“其他”的用户，被系统以不同方式呈现——他们成为选择不使用带性别代词的、别扭的他者。 对大多数人来说，使用性别中立术语与措辞，也许并不是什么大问题；但值得注意的是，针对 Google+ 这类希望纳入带性别代词的系统，人们也提出过其他替代方案。一种可能是，不要求个人提供社会性别，而直接询问他们希望用哪些带性别的代词来指称自己。杰西卡·马瑟韦尔·麦克法兰（Jessica Motherwell McFarlane）在解释这种提议时写道：“英语使用者十分清楚英语代词语 原注 42. Randall Munroe, ‘Randall Munroe’, Google+, 8 July 2011, https://plus.google.com/111588569124648292310/posts/SeBqgN9Zoiu。 原注 43. Sarah Dopp, ‘Designing a Better Drop-Down Menu for Gender’, Dopp Juice, 5 February 2010, http://www.sarahdopp.com/blog/2010/designing-a-better-drop-down-menu-for-gender/。原文有着重。 言的限制，那么为什么不给客户选择，让他们决定希望被怎样称呼呢？”可以提供的选项清单示例如下： > 提到你或写到你时，我们可以使用什么代词？ > [ ] she, her, hers（她、她／她的、她的） > [ ] he, him, his（他、他、他的） > [ ] they, them, theirs（性别中立的 they、them、theirs） > [ ] 交替使用以上各组 > [ ] 谈到我时始终使用我的姓名，避免使用代词⁴⁴ 还可以在这样的清单中增加一种可能：让用户自行填写代词。⁴⁵ 这可能使系统对用户而言更复杂——比从只有两三个选项的列表中选择，需要做更多工作——但在性别化语言是主要或唯一顾虑时，这些替代方式可以成为常见而有限的下拉菜单的实际替代品。 另一方面，也可能把性别化语言从系统中完全移除。Facebook 似乎已经在某些系统提示中这样做了——前面提到的“Anne 仅公开分享部分信息”就是一例——Google+ 也可以作类似改变。⁴⁶ 不过，对于性别化术语在其中发挥更核心作用的语言，这项任务可能更困难。 ## “社会性别是一个文本字段” Diaspora 允许用户从一组已建立的服务器（“pod”）中选择一个来托管个人档案，他们甚至可以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安装、托管该软件。与 Facebook 和 Google+ 这样的中心化系统相比，这类“分布式社交网络”往往让用户对自己的数据拥有更多控制。Diaspora 也不依靠广告收入生存，这使它能够完全专注于让系统服务于用户，而不必对个人档案施加限制，迫使它们整齐地落入广告类别。 2010 年 11 月 23 日，开发者运营的 joindiaspora.com 节点发出了首批邀请。⁴⁷ 当月稍早，项目贡献者莎拉·梅（Sarah Mei）作出了一项有争议的改变，把社会性别改成文本字段。她解释说：“个人档案里的‘社会性别’字段，最初是一个下拉菜单，有三个选项：空白、男性、女性。我的修改把它变成一个可选的文本字段，初始状态是 原注 44. Jessica Motherwell McFarlane, ‘Anobbmo - for Sex and Gender Questions’, The Gender Companion, 15 July 2011, http://thegendercompanion.blogspot.com.au/2011/07/anobbmo-for-sex-and-gender-questions.html。 原注 45. Jim，在 ‘“Gender Is a Text Field” (Diaspora, Backstory, and Context)’ 下的无题评论，Dopp juice, 8 December 2010, http://www.sarahdopp.com/blog/2010/gender-is-a-text-field-diaspora-backstory-and-context/#comment-6854。 原注 46. 借用前面的例子，不说“Frances 把你加入了[他的／她的／其]圈子”，而可以直接写成“你已被加入 Frances 的圈子”。 原注 47. ‘Private Alpha Invites Going Out Today’, Diaspora, 23 November 2010, http://blog.diasporafoundation.org/2010/11/23/private-alpha-released.html。 空白。一片完全敞开的疆域！你想填什么都可以。”⁴⁸ 梅进一步讨论，为什么 Diaspora 的社会性别“不是像其他所有地方一样，只有两个选项的下拉菜单”：“我对 Diaspora 作出这项改变，是为了不让我所爱的人还没完成注册，就先被排斥在外。我作出这项改变，是因为社会性别是一种美丽而多面的事物，无法被一张列表容纳。”⁴⁹ Diaspora 项目网站恰好呼应了这种态度。 > 个人档案 > 关于你是谁，想怎么说都可以。Diaspora 不会把你的精彩强塞进限制性的类别之中。⁵⁰ 这项改变使 Diaspora 有别于 Facebook 和 Google+，因为它为身份表演提供了更大灵活性。一个积极结果是，Diaspora 更不容易强加一种以性别为基础的边缘化环境。 不过，这项改变并非毫无阻力。有人认为，把传统上由下拉菜单表示的东西设为文本字段，可能令用户困惑，也可能让他们花更多时间填写。⁵¹ 另一些人提出折中方案，例如带有可选文本框的下拉菜单——尽管这可能带来前面讨论过的优先次序感知与他者化问题。⁵² 还有一项抱怨是，把社会性别状态设为文本字段，会使基于性别开展有用的用户人口统计研究变得不可能——除非足够多的人输入可以很容易被算法匹配的短语。莎拉·多普评论 Diaspora 的做法时，试图这样概括问题： > 说到底，问题就是：“你为什么需要这些数据？”是为了鼓励自我表达、帮助人们找到约会对象、作出营销决策，还是向投资者汇报用户统计？你的首要目标，影响着你对实现方式的选择。⁵³ 由于 Diaspora 的主要关切包括保护用户隐私和培育积极的共同体，通过一个简单文本字段，让用户对自己声明的社会性别状态享有绝对自由，看起来是一项恰当行动。某些商业社交网络服务可能觉得，自己无法实行这个选项。 原注 48. Sarah Mei, ‘Disalienation: Why Gender Is a Text Field on Diaspora’, Sarah Mei, 26 November 2010, http://www.sarahmei.com/blog/2010/11/26/disalienation/。 原注 49. Mei, ‘Disalienation’。 原注 50. ‘The Diaspora Project’, The Diaspora Project, http://diasporaproject.org/。 原注 51. Robby Grossman，在 ‘“Gender Is a Text Field” (Diaspora, Backstory, and Context)’ 下的无题评论，29 November 2010, http://www.sarahdopp.com/blog/2010/gender-is-a-text-field-diaspora-backstory-and-context/#comment-6285。 原注 52. 莎拉·多普上述帖子的评论区，详细讨论了这些及其他论点。 原注 53. Sarah Dopp, ‘“Gender Is a Text Field” (Diaspora, Backstory, and Context)’, Dopp Juice, 29 November 2010, http://www.sarahdopp.com/blog/2010/gender-is-a-text-field-diaspora-backstory-and-context/。 然而，如果这个字段除了促进身份表演之外没有实际用途，那么合理的问题是：为什么还要提示用户披露任何社会性别？ ## 不提示社会性别／生理性别 Twitter 是一种因起源于移动服务而以简洁为设计原则的社交媒体服务。⁵⁴ 它对更新、自传简介和用户名施加严格的字符限制，个人档案字段也非常少，迫使用户更有创造性地呈现自己。这里尤其值得关注的是，Twitter 没有社会性别或生理性别的填写提示。这使得在 Twitter 上表达某种具体社会性别更困难，但也有效打破了任何由平台促成的性别等级感。 在 Diaspora 上，有些人或许会质疑，为什么要设置社会性别字段。纳入这个字段，意味着 Diaspora 提示用户填写它，并由此强化一种观念：在社交网络的语境中，这是一个重要的身份标识。用户可以自由地按自己意愿完成档案，但界面设计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起着引导标准实践的作用。如果社会性别对我们而言，并不是一个表明“我们是谁”的重要标识呢？也许，它只应成为较长的“个人简介”部分的一部分，这样，我们便能按照自己的判断，给它分配适当程度的关注。 这又回到了性别凸显，以及它如何影响更广泛共同体的问题。对一些人而言，社会性别可能像一个过时的身份标识，在数字空间中正失去社会关联性。有些人甚至把它与表格中询问种族的做法等同起来。例如，莎拉·多普在一封致硅谷的公开信中写道： > ……请想一想，你们如何在网站上处理种族与社会性别。只要看一看就好。你们不必改变任何东西。只需在脑海里记下：[你们]究竟向用户传达了种族和社会性别有多重要，以及它们存在哪些类别。 > 我给你们一个提示：如果你们仍然用必填下拉菜单询问种族，那就远远落后了。因为这样做，就是在对用户说： > * 你有一个种族。 > * 它对我非常重要。 > * 它是这里所列的一种，而且只能是一种。⁵⁵ 就 Twitter 而言，社会性别数据或许对某些个人有用，但总体上，其好处可能不及前面讨论的、额外加入一个字段所带来的负面社会影响。 原注 54. David Sarno, ‘Twitter Creator Jack Dorsey Illuminates the Site’s Founding Document. Part I’, L.A. Times, 18 February 2009,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09/02/twitter-creator.html。原文有着重。 原注 55. Sarah Dopp, ‘Genders and Drop-down Menus’, Dopp Juice, 20 December 2008, http://www.sarahdopp.com/blog/2008/genders-and-drop-down-menus/。原文有着重。 不过，从环境中省去社会性别，也可能产生潜在问题。一种被称为“火柴人性别歧视”（stick-figure sexism）⁵⁶ 的现象，描述了人们对简笔人物表征的常见假设。如果没有头发或手杖等特征，人们常常会假定这些图形代表白人、中年、身体健全的男性。偏离这一常态的所有情况，通常都通过某种“附加物”来表示，例如长发，或拐杖。 它与社交媒体档案的关系在于：如果用户没有作出任何典型的性别化声明，浏览者可能会假定，这样的用户大概属于他们认为在该环境中常见的某种性别或更广泛社会群体。例如，如果“A”认为，大多数 YouTube 评论由美国男性青少年撰写，那么他们很可能也会假定，一个名叫“B”、没有声明其他个人信息的用户，属于同一群体。因此，隐藏数字共同体人口多样性的信息，可能促成一种错觉，让人以为用户群体比实际情况更统一。但也可能，这在大多数社交媒体共同体中并不是问题，因为通过语言、对话和其他身份表演方式来凸显用户多样性的机会很多。 尽管 Twitter 并不让人轻易通过社会性别之类的明确类别确定用户人口特征，人们仍然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推断这些信息。最明显的是，浏览者会回应各种线索——例如用户名、头像、语言选择与推文内容——并依据社会刻板印象作出假设。社会性别也可以由算法计算。米特公司（Mitre Corporation）的研究人员于 2011 年 5 月发表了一篇题为《在 Twitter 上判别性别》的论文。文中解释，他们如何训练软件，仅分析一条推文的文本，就有 67.8% 的概率正确判断撰写者的社会性别。⁵⁷ 相比之下，人类表现并没有太大差别，测试参与者的平均准确率为 68.7%。获取某一用户的完整推文集后，软件成功率提高到 75.5%；加入显示名称、个人简介和全名之后，准确率进一步提高到 92.0%。⁵⁸ Twitter 无需收集用户的社会性别与生理性别信息，也能强劲运作。显然，在社会交往中，就像米特公司的研究者对其数据集中的用户所做的那样，我们能够——而且经常确实会——回应身份表演线索，依据经验对他人作出假设，并不需要界面聚焦某些特定用户信息，暗示这些信息在该语境中的重要性。 原注 56. gethen, ‘Stick-Figure Sexism’, gethen blog, 29 december 2009, https://gethenhome.wordpress.com/2009/12/29/stick-figure-sexism/。 原注 57. 需要指出，这篇论文的发现以社会性别二元结构为前提；为了在数据集中进行比较，作者回应各种性别线索，确定他们认为 Twitter 用户的正确社会性别是什么。 原注 58. John Burger et al, ‘Discriminating Gender on Twitter’, Mitre, May 2011, http://www.mitre.org/work/tech_papers/2011/11_0170/11_0170.pdf。 ## 回应企业对文化不受约束的影响 我们的社交媒体个人档案托管在世界各地的服务器上。然而，“host”（托管／主人）一词还有另一层含义，它与社交媒体讨论相关，却大体被忽略了。当我们采用社交网络平台时，就把对自身在数字空间中的表征的控制交给它们。是的，我们可以按自己喜欢的方式填写档案，只要符合系统复杂的规则与限制；但系统依据各种设计决定，对这些档案如何呈现给他人拥有最终控制。借用一个比喻，更广泛的数字环境像一场聚会，而我们的社交网络就是“主人”，根据我们选择披露的信息，按照预设算法，把我们介绍给他人。我们通过各种互动，以及填写档案，来表征复杂的自我；但我们从不直接与他人连接——总是经由选定的主人中介，由它把我们重新呈现给世界。 Google+ 与 Facebook 为社会性别设定一个最低重要性水平，并在相当程度上界定，社会性别在这些环境中究竟意味着什么。把性别化语言嵌入整个系统、混同复杂术语、以算法影响性别凸显程度的这些选择，可能对参与产生负面影响。无论这些及其他限制出于什么理由，显然，只要平等访问与安全关切可能与它们公开宣扬的议程相冲突，这些企业系统就选择不予处理；而其议程，是只促成那些跨多个服务保持一致的“真实身份”之间的常规公开参与。 无论这里描述的情况多么成问题，把我们的在线存在转移到 Diaspora 或其他去中心化替代方案这类更自由的空间，仍然很困难。即便担忧自身安全的活动家，也常选择参与这些企业系统。与埃及革命相关的一个 Facebook 页面的管理者娜丁·瓦哈卜（Nadine Wahab）说：“如果你想组织一场运动，唯一能有效做到的地方就是 Facebook，因为你必须去所有人所在的地方。”⁵⁹ 当既有社交网络都在 Facebook 或 Google+ 上，当大规模采用与参与使这些空间成为我们大量公民参与的发生地时，就会看到，个人很难离开它们，而协调一次成功的大规模迁移离开，则几乎不可能。这种社会强制意味着，Facebook 与 Google+ 将继续在规定公共参与条件方面发挥巨大作用。当它们关于谁能够、谁不能参与服务的决定，会对更广泛的社会边缘化产生影响时，这样的决定是否恰当、是否合乎伦理，仍有待追问。 那么，我们可以如何回应这些关切？澳大利亚国际间性人组织（Organisation Intersex International Australia）主席吉娜·威尔逊（Gina Wilson），在讨论出生证明引入第三种生理性别选项可能造成的问题时，更广泛地反对收集生理性别状态信息这一常见做法： > 的确，在一个平等社会中，绝大多数文件都没有理由包含生理性别标识。当下真正必要的，只是收集 原注 59. Rebecca MacKinnon, Consent of the Networked: The Worldwide Struggle for Internet Freedom, New York: Basic Books, 2012, p. 153。 > 类似人口普查的信息，以便识别边缘化人群，分配资源。⁶⁰ 仅在社会上必要时才收集信息，这种态度在某些社交媒体环境中或许显得理想化；但在 Diaspora 等许多去中心化、自由开源软件项目中，已经能够看到这种实践。部分原因在于，它们往往关注隐私问题，不把用户视为需要分类并出售给广告商的商品。持续试用具有新设计选择的系统很重要，例如 Diaspora 的社会性别文本字段；我们需要观察它们如何被接受，带来了哪些社会差异，即便 Facebook 与 Google+ 的替代方案在一般公众中的采用率不高，也是如此。在争取这些及其他企业服务内部作出改变时，可以借鉴这样的结果。 尽管本文聚焦系统所定义的生理性别与社会性别表征选择造成的问题，它也凸显了一项更一般的关切：我们采用的社交媒体服务，在界定我们作为个人以及作为更广泛社会的“我们是谁”方面，究竟扮演什么角色。我们全都是复杂的存在，无法整齐归入类别；因此，当社交媒体平台为一个共同体确立身份框架时，问题必然随之而来。没有人能够被准确转写进数字空间；这些服务对身份表演施加的限制越多，尤其在限制是强制性的、数据验证规则被严格执行时，用户就越可能因这些决定而感到自身被否定，或被彻底排除。 ## 参考文献 boyd, danah. ‘Facebook and “Radical Transparency” (a Rant)’, apophenia, 14 May 2010,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0/05/14/facebook-and-radical-transparency-a-rant.html. ______.‘“Real Names” Policies Are an Abuse of Power’, apophenia, 4 August 2011,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1/08/04/real-name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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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HL） FACEBOOK　离开　你　社会 更多　人们　来　投票 我的　喜欢　朋友　关于 用户　数据　博客　工作 离开 Facebook 是一件孤独的事。¹ 我在这个社交网络待了两年，然后离开。对我而言，离开就像一场独自采取的行动，仿佛在一场盛大聚会结束之前，一个人悄悄溜走。我又无法用 Facebook 向亲友解释自己为什么离开，这更放大了那种看似孤独的感受。 但我当然不可能是唯一离开 Facebook 的人；事实上，许多人也这样做了。其中一些人不愿不告而别，于是在博客上（以及 Twitter、Google+、Diaspora 和其他媒体上）说明自己的理由。和我一样，他们中的许多人表示，离开时仿佛只有自己一个人。 然而，他们并不孤单。事实上，这样的人有很多。而且，他们公开分享的离开理由，对其他想退出扎克伯格社交图谱的人颇有启发。这些 Facebook 退出者对其最糟糕的特质提出了一系列出色的批判性追问：它如何重塑我们对隐私与分享自身数据的理解；它如何把用户活动与情感商品化；它如何把生活简化为点赞和加好友；它那无休无止、又令人莫名上瘾的噪声；以及它已经不再酷这一事实。此外，写下自己退出的决定，也帮助削弱了这个似乎人人都在用的社交网络所具有的强大吸引力。换句话说，通过书写自己的选择，他们帮助保存并扩展 Facebook 之外的其他话语空间。他们也使离开 Facebook 的感觉不再那么像悄悄离开一场聚会，而更像加入一个聪明而善于思考的俱乐部。 ## Facebook 民主 首先，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是：为什么要离开 Facebook？为什么不从内部改变它？既然 Facebook 声称自己的“月活跃用户”超过大多数国家的公民数量——也就是超过 8 亿，² 我们或许会决定借用公民身份与民主的比喻，理解这个网站如何治理。毕竟，这正是 Facebook 自己所使用的语言。Facebook 和其他社交媒体的所有者与营销人员，用“参与”和“民主化”之类的词语描述他们向 原注 1. 本文献给 Jessica Houf；她是我所认识的社交媒体退出者中最好的榜样之一。 原注 2. David A. Ebersma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1,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 用户提供的东西。例如，2007 年 Facebook 的 F8 大会上，微软副总裁 Dan’l Lewin 在主题演讲中宣称（微软当时刚向 Facebook 投资了 2.4 亿美元）： > ［Facebook 与微软之间的］合作关系，是以民主化、释放网络、释放 Facebook 用户群体［……］正在创造的数据为导向的。今天，Facebook 也许提供了释放网络力量、释放用户创造并相互分享的数据力量的决定性机会。³ 按照这种思路，Facebook 赋予用户自我表达的能力，因此是一股推动民主化的力量。让网络挣脱缰绳吧！据说，由普通用户的数据构成的网络一旦获得释放，就会成为推动民主与连接的不可阻挡的力量。这种过于常见的思路解释了为什么有人把“阿拉伯之春”称作 Facebook 革命，仿佛只要 Facebook 存在，就足以推动人们走进公共广场，挑战独裁者，要求民主改革。 所以，当人们在 2009 年发现 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ToS）声称，即便用户离开该服务，它也永久拥有用户数据时，用户高声抗议并使用民主治理工具，也许可以理解。这项变动由 The Consumerist 的一篇文章公之于众，标题是“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我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处置你的内容。永远如此。’”⁴ 愤怒的用户建立了“数百万人反对 Facebook 的新服务条款和版面”小组，最终发展到超过 200 万名成员。他们发起请愿，要求改变。 他们的声音似乎被听见了。为缓解他们的担忧，Facebook 允许用户投票，选择采用拟议的新服务条款，还是保留旧条款。2009 年，马克·扎克伯格推出首次 Facebook 网站治理投票时写道：“今天，我们以第一次用户投票迈出下一步，向每一位使用 Facebook 的人开放网站治理。”⁵ 2012 年，Facebook 也为回应用户压力和欧盟隐私法规，举行投票，让用户选择保留旧服务条款还是接受新条款。和 2009 年一样，抗议用户使用请愿和评论等民主工具，施压要求 Facebook 改善隐私政策。⁶ 条件只有一个：两次有关服务条款变更的投票，都必须有至少 30% 的月活跃用户参与，才具有约束力。2009 年，这大约是 1.6 亿人；2012 年，则大约是 2.4 亿人。这些数字大得惊人，事实上， 原注 3. Mark Zuckerberg and Dan’l Lewin, ‘Keynote’, F8, San Francisco, CA, 24 May 2007. http://www.facebook.com/f8。 原注 4. Chris Walters, ‘Facebook’s New Terms Of Service: “We Can Do Anything We Want With Your Content. Forever”’, The Consumerist, 15 February 2009, http://consumerist.com/5150175/facebooks-new-terms-of-service-we-can-do-anything-we-want-with-your-content-forever。 原注 5. Mark Zuckerberg, ‘Voting Begins on Governing the Facebook Site’, The Facebook Blog, 16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6815337130。 原注 6. Cameron Scott, ‘User Vote on Facebook Privacy Policies Hasn’t Stemmed Criticism’, PC World, 6 June 2012, https://www.pcworld.com/businesscenter/article/257101/user_vote_on_facebook_privacy_policies_hasnt_stemmed_criticism.html。 结果证明，它们确实大得离谱。第一次投票约有 60 万人参加，⁷ 2012 年则只有 35 万人。⁸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可能把这些数字视为用户不在乎服务条款的证据。甚至可以把这些结果理解为民主正在发挥作用（还是民主无所作为？），因为选择不投票也是公民的权利。但这里还发生了别的事情：以“月活跃用户的 30%”施展数学戏法。投票只进行一周——也就是一个月的 25%——这意味着潜在投票者的数量从一开始就受到了压低。考虑到服务条款文件枯燥乏味（在社交网络上花几个小时读这些东西，肯定谈不上好玩），竟然有数十万人实际投票，已经令人印象深刻。但这些人数远远达不到 Facebook 为投票设定的、几乎不可能实现的高目标。 公平地说，2009 年，当 60 万名投票者中约 75% 选择新政策后，Facebook 决定放弃 30% 规则，保留新政策。⁹ 当时听起来，Facebook 似乎实际上要取消那项高得离谱的 30% 要求。然而，2012 年它又重申了这条规则。更重要的是，虽然 2012 年投票结果中有 87% 反对新政策，Facebook 仍决定采用它；这与它 2009 年的反应恰好相反。¹⁰ 再加上用户抱怨 Facebook 没有宣传投票，也没说明究竟如何投票，¹¹ 而且投票只开放一周，可以清楚看出，Facebook 对“民主化”与参与的宣称，就算不至于毫无根据，充其量也只是虚情假意。无论哪次，Facebook 基本上都拿到了自己想要的服务条款文件，投票结果见鬼去吧。 当然，这并不是对 Facebook 政策投票的唯一途径。也许，既然 Facebook 如今已是上市公司，股东就能够投票支持保护用户权利的政策和做法。然而，即便只是粗略翻看 Facebook 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提交的注册声明，也会发现，有机会拿到 Facebook 首次公开募股（IPO）股票的投资者——也就是那些与华尔街投资公司有关系的用户；别忘了，小投资者几乎总被排除在 IPO 之外——得到的是 A 类股。这种股票在股东大会上每股有一票表决权。相比之下，马克·扎克伯格等高管持有的 B 类股，每股有十票表决权。凭借所持 B 类股，扎克伯格与高层管理人员牢牢掌握着控制权。而且，即使股东能够设法联手， 原注 7. Ted Ulyot, ‘Results of the Inaugural Facebook Site Governance Vote’, The Facebook Blog, 23 April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79146552130。 原注 8. Casey Johnston, ‘Whopping .038% of Facebook Users Vote on Data Use Policy Change’, Ars Technica, 8 June 2012, http://arstechnica.com/business/2012/06/whopping-00038-of-facebook-users-vote-on-data-use-policy-change/。 原注 9. David Sarno, ‘Facebook Governance Vote Is a Homework Assignment No One Did’, Los Angeles Times, 23 April 2009, http://latimesblogs.latimes.com/technology/2009/04/facebook-governance-vote-is-a-homework-assignment-no-one-did.html。 原注 10. Somini Sengupta, ‘Facebook Holds a Vote and Turnout Is Low’, New York Times, 8 June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6/08/facebook-holds-a-vote-and-turnout-is-low/。 原注 11. 见 https://www.facebook.com/fbsitegovernance 上的用户评论。许多人称直到投票结束后才听说这件事。另见 Johnston, ‘Whopping .038% of Facebook Users Vote on Data Use Policy Change’；以及 Ricardo Bilton, ‘Facebook Hid Policy Vote, Privacy Group Says’, VB, 8 June 2012, http://venturebeat.com/2012/06/08/facebook-china-policy-vote/。 要求更好的隐私政策，他们又为什么要这样做？股东要的是投资回报。Facebook 只有把用户活动商品化，才能提供这种回报；这个过程需要的，正是服务条款投票中那种故弄玄虚与两面话术。¹² 以 Facebook 民主来从内部改革这个社交媒体垄断者，也就不过如此。 ## 退出：Facebook 不是互联网……但它想成为互联网 说过以上这些之后，我应当承认：尽管 Web 2.0 满口参与和民主，我从来不认为 Facebook 是民主的，其他人也不应如此认为。Facebook 是一家企业，其业务建立在不断观察我们表达欲望和关系之上。资本主义与民主根本合不来；据说马克·扎克伯格曾解释：“最具颠覆性的公司不会听顾客的话。”¹³ 所以，我们不妨从备受推崇、拥有主权的理性消费者的角度，而不是民主公民的角度，考虑自己的选择——面对全球资本主义和“颠覆性”企业，我们唯一被邀请占据的主体位置，正是消费者。 美国新保守主义者有一句话：“如果你不喜欢美国，你可以自由离开。”¹⁴ 这句话所服务的一种论证是：真正的爱国，就是不加批判地接受美国政府的政策，尤其是如今持续发动战争的外交政策。从字面上看，这话没错——不同意国家行为的美国人确实可以离开——但在实践中，这几乎不可能，除非某人十分富有（就像 Facebook 的一位创始人为逃避纳税义务，离开美国移居新加坡那样）。¹⁵ 但对 Facebook 而言，这就稍微可行一些。与上述说法相呼应的是：“你可以自由离开”；不喜欢 Facebook，就不必使用它。这就是消费导向的社会赋予我们的那种权力。不喜欢毫无效力的 Facebook 民主？不喜欢它利用数据、把情感简化为“喜欢”，或对友谊持有那种贫乏观念？你可以离开。 但真的是这样吗？ 原注 12. Facebook 不断记录、存储用户活动，再把其中的一部分卖给营销人员，甚至国家，从而将其商品化。这套机制隐藏在软件表层之后，也隐藏在 Facebook 所运用的“参与”和“友谊”话语之后。见 Robert W. Gehl, ‘The Archive and the Processor: The Internal Logic of Web 2.0’, New Media & Society 13.8 (December, 2011): 1228–1244；Robert W. Gehl, ‘Real (Software) Abstractions: On the Rise of Facebook and the Fall of Myspace’, Social Text 30.2 111 (2012): 99–119；以及 Christian Fuch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 (1 March, 2012): 139–159。 原注 13. Owen Thomas, ‘Even Facebook Employees Hate the Redesign’, Gawker, 20 March 2009, http://gawker.com/5177341/even-facebook-employees-hate-the-redesign。 原注 14. 关于这一口号的 Facebook 页面，见 https://www.facebook.com/pages/If-you-dont-like-America-then-please-dont-live-here/308442008575。 原注 15. Quentin Hardy, ‘Eduardo Saverin’s Billionaire Blues’, New York Times, 18 May 2012,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2/05/18/eduardo-saverins-billionaire-blues/。 传播技术经济学中的一个重要理论是网络效应。基本上，它意味着：一项传播技术的使用者越多，其价值就越高。例如，如果我有一部电话，但朋友、家人和同事都没有，即便我为它花了不少钱，它的价值仍然很低。随着我认识的更多人拥有电话，它的价值几乎以指数速度上升，超过我付出的价钱。 这个经济学理论也有社会学的一面：加入某个网络（如电话网络或社交网站）的人越多，非用户所承受的加入压力也就越大。这正在 Facebook 身上发生。Facebook 拥有庞大的用户群，因此，家人、朋友、政治与文化团体、商家和职业同事开始想当然地认为，每个人都有 Facebook 账户。这就带来了一些关于人们被排除在社交或职业活动、讨论之外的个案叙述。此外，随着越来越多网站采用 Facebook Connect 作为登录系统，拥有 Facebook 账户将成为使用许多在线服务的必要条件；音乐流媒体服务 Spotify 和 Answers.com 都是突出的例子。如果这种情况普遍化，Facebook 的网络效应就可能严重削弱退出作为抗议形式的力量。“如果 Google 找不到你，你就不存在”这一观念，将扩展到 Facebook，进入生活的方方面面：友谊、约会、就业以及互联网使用。 不过，Facebook 的网络效应确实有一个弱点：Facebook 并不是互联网。当然，它想成为互联网。按照其首次公开募股时提交给 SEC 的注册声明：“据一项行业资料，全球互联网用户超过 20 亿，我们的目标是把所有人连接起来。”¹⁶ 在 IPO 后完成向上市公司的转型后，Facebook 很可能会追求这一目标，当然也会同时追求将用户内容与注意力变现的目标。 尽管有这样的雄心，Facebook 还没有（谢天谢地！）渗透到每一种网络传播之中。它并不是互联网上的霸权平台，而只是我在别处所说的“Web 2.0 门户”的一个组成部分。¹⁷ 在向网络其他部分提供身份凭据方面，Facebook 的确很强，虽然 Twitter 的 OAuth 系统在这方面也具有竞争力。¹⁸ 与 Web 2.0 门户的其他部分相比，它在搜索上较弱（人们会转向 Google），在内容管理上也较弱（新闻和媒体网站、博客文章及视频大多托管在别处——不过 Facebook 确实拥有庞大的照片数据库）。Facebook 只是由多个社交媒体网站构成的集合中的一部分，尽管是强大的一部分；这些网站大体上各自垄断自己的领域，并通过一系列协议、API、用户活动和行业协会彼此联系。¹⁹ 原注 16. Ebersma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原注 17. Robert W. Gehl, ‘Distributed Centralization: Web 2.0 as a Portal into Users’ Lives’, Lateral 1.1 (March, 2012), http://culturalstudiesassociation.org/lateral/issue1/gehl.html。 原注 18. 在讨论网络门户的文献中，这被称为“单点登录”（single-sign on）。 原注 19. 正如我在即将出版的 Reverse Engineering Social Media（《逆向工程社交媒体》）一书的一章中所探讨的，各大社交媒体会通过互动广告局（IAB）等制定标准和惯例的联盟共同协作。新闻报道虽然经常把 Google、Facebook、微软、苹果和 Twitter 描写为激烈竞争的对手，但它们确实通过 IAB 这样的组织合作，分享数据并游说监管者。 因此，Web 2.0 门户中 Facebook 替代方案（尤其是博客）的存在，使退出者能够“存在”，或者用 danah boyd 可能采用的说法，在另一种语境中“通过书写使自己存在”。²⁰ 这便引出了本文的核心对象：那些离开 Facebook 的人所写的博客文章。 ## 离开 Facebook 此处我应先作说明：下文并非科学调查，只是一系列引文和评论，来自自称已经离开 Facebook 的人。²¹ 不过，在进入这些引文之前，也许我应先探讨“离开 Facebook”这个想法本身。它意味着什么？我自己拥有 Facebook 账户约两年。2010 年，我走了一遍离开的流程：访问帮助中心，查看账户设置，阅读删除账户的教程。最重要的是，我克服了一种无耻的情感拉扯：屏幕上写着：“你确定要停用账户吗？你的 312 位朋友将无法再与你保持联系。Suzy 会想念你。Jim 会想念你。Antonio 会想念你。”²² 即便如此，我还得在停用两周之后再次确认，才能真正删除账户。 那么，经历了这一切之后，我离开 Facebook 了吗？也许吧。但 Facebook 承诺，即使我关闭账户也会保存我的所有数据，这又该怎么算？别忘了，正是这一点引发了 2009 年的抗议和第一次 Facebook 服务条款投票。我是离开了 Facebook，还是我的数字数据替身仍以某种僵尸或营销档案的形式活着——25—33 岁、大学学历、喜欢 20 世纪 90 年代垃圾摇滚的异性恋白人男性？如果别人的个人档案上还有我的照片，或关于我的评论，又怎样呢？只要这些东西还在，我就算离开 Facebook 了吗？ 目前我还拥有两个虚假的 Facebook 账户。因为我研究 Facebook 的架构与软件，即使不参与日常使用，也必须跟进其界面与政策的变化。我用这些账户登录并探索这项服务。登录的不是我——无论“我”究竟意味着什么。那么，我离开 Facebook 了吗？这些假账户中包含了多少“我”？ 而且，Facebook 的离开流程并不透明。大多数“离开”的用户，很可能只是停用了账户，而没有删除。这是“离开”的最容易选项。删除要困难得多：要等候两周，操作流程还埋藏在各种帮助页面后面。停用的账户会一直保持不活跃，直到用户重新登录。如果某个用户再也不登录，但其数据仍留在 Facebook 的服务器上，他或她算是离开 Facebook 了吗？ 原注 20. danah boyd, ‘Friends, Friendsters, and Top 8; Writing Community into Being on Social Network Sites’, First Monday 11.12 (December, 2006), http://firstmonday.org/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18/1336。 原注 21. 我也应说明，我并没有核查这些人，确认他们实际上是否真的离开了 Facebook。 原注 22. 关于这种负罪感操纵的讨论，见 Jennifer Van Grove, ‘Want to Delete Your Facebook Account? Be Prepared For a Guilt Trip’, Mashable, 22 July 2009, https://mashable.com/2009/07/22/facebook-deactivate-account/。 最后，还有第三类账户，属于那些离开人世的人。这就是“纪念账户”。Facebook 的 Max Kelly 解释道：“你如何处理与一个已无法登录的人之间的互动？当有人离开我们时，他们并未离开我们的记忆，也未离开我们的社交网络。为体现这一现实，我们提出了‘纪念化’个人档案的想法，让人们在这里保存和分享对逝者的回忆。”²³ 那么，如果死者从未离开“我们的社交网络”，其个人档案仍然在线，他们离开 Facebook 了吗？ 这些问题颇为耐人寻味，其核心在于数字文化的性质：数字数据的复制，意味着任何数字对象都无法真正为某人所拥有；社交网络中的生活是自我的数字影子（或许也是自我的义肢），即便死后也能持续存在；关注数字流，是一种享有优势的存在方式，一种以“声明式”生活、²⁴ 不断宣告自身存在的方式。 鉴于此，我只能按照这些故事的表面陈述，理解下文关于离开 Facebook 的叙述。我无法辨明这些博主是否“真正”离开 Facebook，因为这究竟意味着什么并不清楚。暂且搁置这些限制，终于可以问了：人们为什么离开 Facebook？ ## 对隐私的担忧 对 Facebook 最常见的批评也许是，它唯一的目的就是尽可能多地收集用户的私人数据。除了据称说过“颠覆性公司不会听顾客的话”之外，马克·扎克伯格也将永远与“隐私已死”这句话联系在一起，尽管他实际上并未这样说。²⁵ 不管他到底说过什么，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反感扎克伯格所暗示的意思。例如 Matthew K. Gold 写道： > 我非常想与家人朋友分享宝宝的照片，却不想在一个相信“隐私已死”的人经营的空间里分享。事情就这么简单：我删除 Facebook 账户，是因为我爱自己的 Facebook 人际网络，不愿看见我与这个网络的互动，被一家毫无顾忌的公司无休无止地挖掘。²⁶ 喜剧演员兼博主 Fenzel 也赞同： > ［Facebook 会］说他们在增加功能，而且的确如此……但他们不问你就这样做；他们不给你拒绝的机会，就从你那里拿走有价值的东西——你的隐私、个人信息，甚至你与朋友之间的谈话。他们让你很难谨慎行事，很难为自己在网上说的话保持边界，从而危及你的工作。 原注 23. Max Kelly, ‘Memories of Friends Departed Endure on Facebook’, The Facebook Blog, 26 October 2009, http://blog.facebook.com/blog.php?post=163091042130。 原注 24. James Governor, Dion Hinchcliffe and Duane Nickull, Web 2.0 Architectures. 1st ed.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Inc, 2009, 190–192。 原注 25. Bobbie Johnson, ‘Privacy No Longer a Social Norm, Says Facebook Founder’, The Guardian, 11 January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原注 26. Matthew K. Gold, ‘Why I Left Facebook’, The Lapland Chronicles, May 15, 2010. http://mkgold.net/blog/2010/05/15/why-i-left-facebook/。 > 他们哄骗你，以为什么事也没发生。接着，他们就把这一切卖给别人。²⁷ 这种批评有一部分针对 Facebook 的知识产权做法，尤其是 2009 年 2 月引发“数百万人反对 Facebook”抗议的服务条款变更。拒绝加入 Facebook 的 Cord Jefferson，把隐私忧虑与知识产权忧虑联系起来： > 掀开幕布，就会发现这个地方让 13 岁及以上的人自愿交出向自己兜售东西的最直接途径。这就像与所有朋友参加一场大聚会，却突然发现，这场聚会实际上是必胜客组织的焦点小组访谈。而且，你在聚会上拍的任何照片，都会永远属于这个焦点小组。你觉得这好玩吗？²⁸ 在这里，Jefferson 巧妙地把 Facebook 对用户活动的监视、其存在理由（把用户数据卖给广告商），以及它试图将占用而来的用户创造性活动建成我所谓“情感档案”的欲望，联系了起来。²⁹ Facebook 和其他以广告为中心的社交媒体，经过专门设计，以收集关于用户欲望的精细数据。这种情感的量化——伊娃·易洛思称之为“情感资本主义”³⁰——被想象为一座金矿，可以实现锁定在商品之中的剩余价值。如果通过监控用户活动，可以建立一份由创作成果与元数据构成、细分程度很高的情感档案，那么理论上，就能向消费者投放更有针对性的广告。这些博主认识到了这一点。 博主们较少讨论，但监控研究确实关心的一个现象是：监控文化正在渗透“普通人”（姑且使用这个不够理想的词）的日常实践。也就是说，上文引用的博客文章指出，企业（Facebook 本身、广告网络）等强势实体，以及程度相对较轻的国家，如何在社交媒体上观察我们。但当然，社交媒体的很大一部分都带有“横向监控”的特征——马克·安德列耶维奇恰如其分地称之为“彼此观看的劳动”。³¹ 换句话说，相互监视如今已被正常化，并带来形形色色的后果。 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在文章中提到，相互观看（以及被观看）这种劳动带来的负担。博主 Cass 写道：“我见过家庭分崩离析。我见过活动被欠考虑的社交‘管理’毁掉。我见过跟踪骚扰变得更容易，也见过人们删除自己的祖母，因为他们 原注 27. Fenzel, ‘Why I Left Facebook’, Overthinking It, 13 May 2010, http://www.overthinkingit.com/2010/05/13/why-i-left-facebook/。 原注 28. Cord Jefferson, ‘The New Dinosaur: Why I’m Not on Facebook, and Why You Shouldn’t Be Either’, Good, 6 May 2011, http://www.good.is/post/the-new-dinosaur-why-i-m-not-on-facebook-and-why-you-shouldn-t-be-either/。 原注 29. Gehl, ‘The Archive and the Processor’。 原注 30. Eva Illouz, Cold Intimacies: The Making of Emotional Capitalism. Cambridge, UK: Polity, 2007。 原注 31. Mark Andrejevic, ‘The Work of Watching One Another: Lateral Surveillance, Risk, and Governance’, Surveillance & Society 2.4 (2005): 479–497；以及 Mark Andrejevic, ‘The Discipline of Watching: Detection, Risk, and Lateral Surveillanc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23.5 (December, 2006): 391–407。 再也受不了这种压力了。”³² 这种以软件为中心的语言——“删除”一位祖母——有力地表明，在由亲友组成、始终注视着自己的观众面前表演，负担是何等沉重。同样，Brian Fegter 写到了向如此多的人表演所带来的负担： > 我在 Facebook 有 1,300 位朋友，在 Twitter 有将近 500 名关注者。这意味着，在任何时刻，都有 1,800 人可以窥见我的私人生活、意见、照片等等……有些人关注我，却从不与我互动；然而，在会议上碰见我时，他们竟能把我过去半年发的东西一一复述出来。我们看着别人的个人思想和生活在自己的时间线上展开，却不发生互动，这是一种数字窥私。³³ 另一位博主 Bluedepth 认为，Facebook 那套控制什么数据向谁分享的系统，并没有减轻为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而表演的劳动。事实上，使用这套系统本身就是一份工作： > Facebook 过去有非常简单的方法来管理好友名单，但最近，他们削弱了其中许多功能。我保留了一个 NoWall 小组，禁止这个小组看到我 Facebook 页面上的任何内容。然后，我把家人、朋友以及那些略有交情的人塞进这个小组。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应付他们看到我分享的一切，另一部分原因则是想惩罚其中某些社交混蛋。³⁴ Bluedepth 接着解释，即使做了这些管理亲友的工作，数据仍会泄露给不该看到它的观众；这是人们对 Facebook 的常见抱怨。³⁵ 而那些试图限制哪些亲友可以观看我们的人，也有麻烦。正如 Fegter 所写： > 有几次，我停止关注某些人后，收到的却是一封愤怒或追问的邮件，要求我给个理由。我和朋友谈过这件事，许多人都遇到过同样的情况。那一下“停止关注此人”或“从好友中移除”，已经在许多现实友谊中引起风波。³⁶ 因此，对这些博主来说，要么承担为窥私观众表演的负担，要么花上数小时仔细管理自己的隐私政策。不管怎样，他们都在使用 Facebook 时劳动。当然，为 Facebook 原注 32. Cass, ‘I Left Facebook’, I Left Facebook, 4 August 2010, http://www.ileftfacebook.com/。 原注 33. Brian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Mister Nifty, 13 September 2010, http://www.misternifty.com/internet/social-networking/why-im-leaving-twitter-and-facebook/。 原注 34. Bluedepth, ‘Why I Left Facebook’, Bluedepth’s Journal, 9 November 2011, https://bluedepth.wordpress.com/2011/11/09/why-i-left-facebook/。 原注 35. 见 Clay Shirky, ‘It’s Not Information Overload. It’s Filter Failure’, The Web 2.0 Expo, San Francisco, CA, 23 April 2008, http://web2expo.blip.tv/file/1277460 中 11 分 25 秒处；那里讨论了即使社交媒体学者尽最大努力利用 Facebook 的隐私设置防止泄露，他们的数据仍然会泄露的情况。 原注 36.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本身、为朋友与家人表演的劳动，确实具有生产性；我们也确实从社交媒体获得了一些有价值的东西：快乐、连接、自我满足。但这些价值足以抵偿我们的付出吗？这就引出了离开 Facebook 的博主提出的下一种批评。 ## 谁得到了价值？ 由于 Facebook 的商业模式建立在用进入社交图谱的机会交换个人数据之上，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一笔交易。让我们戴上（新古典主义）经济学家的帽子，把自身的存在看作追求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一个人从 Facebook 得到的价值，是否超过花时间更新状态、给照片加标签、整理好友名单所带来的价值？几位 Facebook 退出者给出了否定答案。Nick Bruun 写道： > 我得一遍遍经历同样愚蠢的流程，阅读同样无关的内容。到头来，仅仅尝试使用 Facebook 就会耗尽我的精力，因为每付出一点努力，我都会有一种感觉：“好吧，〈在这里填入一段时间〉再也回不来了。”那么，用商业术语说，我的［投资回报］绝对为零；就像生活中任何其他部分一样，如果没有回报，我就懒得费心。³⁷ 进入 Facebook 是免费的，用户付出的努力也同样免费，这正是蒂齐亚娜·泰拉诺瓦著名称之为“免费劳动”（free labor）的现象。³⁸ 以免费劳动换取免费进入社交图谱，看似公平交易；但考虑到 Facebook 和营销人员如何利用用户数据，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认为这种交换极不平等。对博主 Thudfactor 来说，Facebook 使用用户对产品和服务的意见，等于签下了不付报酬的代言合同： > “赞”了一家公司？请允许他们拿这个来做广告。在 Amazon 买了东西？也许你的朋友也会对那件东西感兴趣。在某家酒吧喝酒？如果我们把这件事发到 FB 时间线上，也许会有人来加入你！［……］这才是他们真正想从你身上得到的东西。使用 Facebook 的代价，不只是你的一部分信息会被分享给营销人员，也不只是你得看广告。真正的代价，是一份一揽子代言协议。我更愿意自己决定为哪些东西代言、哪些不代言，但现在我已经清楚，Facebook 根本不愿把这个决定权留给我。所以，我走了。³⁹ 在这里，Thudfactor 做的是一种理性计算：我不想把免费劳动交给 Facebook，因为相对于得到的价值，必须无偿为产品代言的代价太高。 但泰拉诺瓦的“免费劳动”论证还有另一面：在线劳动（点赞、评论、加好友等等）往往是情绪与情感劳动。这种劳动是 原注 37. Nick Bruun, ‘Why I Left Facebook’, Nick Bruun, 21 September 2011, http://nickbruun.dk/2011/09/21/why-i-left-facebook/。 原注 38.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Producing Culture for the Digital Economy’, Social Text 18.2 (2000): 33–58。 原注 39. Thudfactor, ‘Why I Left Facebook’, Thudfactor, 26 September 2011, http://www.thudfactor.com/left-facebook/。 建立并维系关系。⁴⁰ 这样的劳动往往不在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动者理论之内，因为它很难用价格和价值加以合理化。我们高度重视让家人、朋友与同事快乐的日常工作，却不为它标上货币价格——你报偿过母亲为你所做的一切吗？你做得到吗？而且，这既是艰辛的劳动，也是爱。无论如何，这种劳动在社交媒体之中极其必要：它恰恰生产出 Facebook 等公司试图卖给营销人员的数据。Facebook 退出者 Sarah Hunt 认识到了免费劳动的这些矛盾： > 哪怕只是拉开一点距离，也让我看清自己浪费了多少时间，而其中几乎全是在做 Brene Brown 所说的“拼命证明自己值得被爱”。⁴¹ 我显然天生幽默、讨人喜欢（还很会讽刺），但我开始给自己施压，要求自己始终机智，这实在让人精疲力尽。我还有一种无法满足、又很烦人的需要，总想避免让朋友感到不舒服；于是我花太多时间，确保给他们的帖子点赞，至少成为那个会给他们充满戏剧性的状态更新、极私密的照片或其他东西留言的人。我确信，这其中部分动力来自一种无意识的期待：希望他们也能回报我。⁴² 在这里，Hunt 认识到，让别人感到被欣赏、被爱也是一种劳动。这种令人筋疲力尽的劳动没有得到 Facebook 的报酬，尽管恰恰是它赋予 Facebook 生命，并为其所有者创造物质财富。她能够期待的唯一回报，是自己的情感在一个控制论反馈回路中回到自己身上：也许朋友会以点赞和评论来“回报”。Facebook 实际上要求情感、爱与情绪，尽管它同时限制着它们；其他 Facebook 退出者的论述会让我们看到这一点。 ## 被压平的友谊 自 Facebook 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网站以来，关于“朋友”一词如何贬值，已有大量论述。Molly Schoemann 写道： > 点这里，浏览你的 Facebook 好友，然后意识到，他们中很少有人代表真实、当下的友谊，甚至很少代表你哪怕略微重视的交往。事实上，你的联系人名单像一座诡异的社交墓地，埋着过期的友谊、糟糕收场的关系，以及你毫不在乎、印象模糊的旧识。你开始沮丧，因为如此多人进出过你的生活，却没给你留下多少印象。你会疑惑，一个如此无意义、空洞、肤浅的网站，怎么会变得这么压倒性地流行——尤其在年轻一代中；这又如何体现我们今天看待社会互动的方式，以及它正在走向何方。⁴³ 原注 40. Arlie Russell Hochschild 的 The Managed Heart 提出了类似论点，尤其与服务工作有关。对服务业劳动者而言，和对 Facebook 用户一样，这种劳动都是爱的劳动，即确保别人快乐。The Managed Heart: Commercialization of Human Feeling.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原注 41. 她链接到一段播客，可见 http://howshereallydoesit.com/podcast/2011/03/brene-brown/。 原注 42. Sarah Hunt, ‘Why I Left Facebook and Why Nobody Noticed’, Cincy Sarah, 20 February 2012, http://cincysarah.blogspot.com/2012/02/why-i-left-facebook-and-why-nobody.html。 原注 43. Molly Schoemann, ‘Why I Left Facebook’, I Heard Tell, 1 January 2009, http://mollyschoemann.com/2009/01/01/why-i-left-facebook/。 Schoemann 的批评，或许是其他博主类似批评中表达最有力的一个例子。Facebook 退出者认为，在 Facebook 上，友谊的含义被缩减为“我在某个时候见过的人”。例如，Nick Bruun 写道：“我在 Facebook 上‘认识’的人，只是一群在我生命中的某个时刻偶然碰见的人，而不是我真正与之互动的人。”⁴⁴ 对 Sarah Hunt 而言，离开之后发生的事印证了这种缩减： > 没有人注意到。我近 200 位“朋友”中，似乎没有一个注意到我走了；就算注意到了，也显然说明我们的互动只限于虚拟现实，因为尽管我们以前每天在 FB 上互动，我却没有通过其他方式收到他们的消息。没有人来询问我为什么离开那里，不过我想，也许其中几个人正在猜，我是不是把他们屏蔽了。我希望不是这样。老实说，如果他们消失了，我自己也只会去寻找其中几个人，所以对此我并没有怨恨。更像是平静承认事实，像一段情事以“我们都知道这算什么”而告终。⁴⁵ 按照这些批评，Facebook 对友谊的缩减，建立在友谊的稀释之上。正如下一个批评方向所显示的，这种稀释还会产生一个副作用：噪声。 ## 噪声，或者，“那些该死的应用！” Felicia Yonter 的一段话是我最喜欢的引文之一：“有一天，Facebook 的噪声终于让我受不了了，尽管它此前一直在逐渐累积。那些应用，那些该死的应用，还有毫无内容的测验，实在太烦人了。”⁴⁶ 她使用“噪声”一词，触及了一大类批评：尽管 Facebook 声称拥有过滤器与设置，能够防止社交流被污染，如今它却是一个嘈杂之地。Brian Fegter 写道：“为了让自己的声音盖过人群，你必须大喊。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大喊，噪声就变成一片单调的静电嗡鸣：这种嗡鸣震耳欲聋，足以摧毁专注，却对价值缄默无言。”⁴⁷ Matthew Eaves 又补充道：“我真的想看 20 年前同校的人吃烧烤的照片，接受某人奶奶发来的 Mafia Wars 游戏邀请，或读到我在澳大利亚认识的某人的朋友，正在 12,000 英里之外低价出售物品的信息吗？”⁴⁸ Eaves 的批评触及 Facebook 内部的一种矛盾。一方面，存在一种积累逻辑：获得更多朋友、更多赞、更多评论。把你的社会价值量化。这种积累虽然给予用户种种愉悦，从社交的愉悦到自恋的满足，却也增加了流经系统的数据——这恰恰是 Facebook 想要的——同时又导致 Yonter 所指出的噪声。 原注 44. Bruun, ‘Why I Left Facebook’。 原注 45. Hunt, ‘Why I Left Facebook and Why Nobody Noticed’。 原注 46. Felicia Yonter, ‘Why I Left Facebook’, Felicia Cago: Mental Meanderings, 11 February 2010, http://feliciacago.wordpress.com/2010/02/11/why-i-left-facebook/。 原注 47. Fegter, ‘Why I Am Leaving Twitter and Facebook’。 原注 48. Matthew Eaves, ‘Why I Left Facebook’, Matthew Eaves, 14 January 2012, http://www.mattheweaves.co.uk/2012/01/14/why-i-left-facebook-2/。 我想把这与另一种常见批评联系起来：Facebook 会令人上瘾。或许可以用信息论来理解这个成瘾比喻。从 Facebook 退出者的博客文章来看，在噪声中寻找意义，是一种耗时却又强烈吸引人的过程，他们将之等同于上瘾。如果噪声这么多，是什么驱使用户不断查看 Facebook？也许，是一种承诺：可以在社交流中找到噪声的反面——意义。Facebook 内外充斥如此多的噪声：广告、街头声响、闲聊、智能手机铃声、推销话术；不断寻找意义与连接的过程，因而变得越来越沉重、越来越困难，而收到一条消息或一个赞的兴奋感也越来越短暂。就像上瘾者逐渐产生耐受性一样，需要越来越多、越来越快送达的意义，才能穿透噪声；然而，我们焦急地寻找意义时，只不过制造了更多噪声。 ## 这并非真实生活，而是经过中介的生活 与对噪声的抱怨类似，Facebook 的模板结构⁴⁹ 以及它对速度的强调，⁵⁰ 使一些 Facebook 退出者指出了它与“真实生活”的偏离，尽管 Facebook 的核心宣称是：它是人们生活的地方，当然要使用真实身份。诚然，“真实生活”的含义存在争议，也有多个面向。不论我们能否定义“真实生活”，至少 Facebook 退出者认识到了 Facebook 本身高度受中介塑造的性质。博主 qntm 写道： > 感觉像是 Facebook 这样的网站，把我们所有自由表达都引入整齐、预先铸好的盒子里。“Susie 是写作的粉丝！”“Ed 爱上了 Tina！”该死，把作品给我们看！把爱给我们看！似乎任何低于“朋友”的关系都无法表达，任何低于“是……的粉丝”的感受也无法表达。这就像用企业制造的语言说话；在这种语言里，我们只能宣告自己对某种产品的喜爱，否则就保持沉默。它把一切缩减为爱／不爱的二元选择。性格测试？好极了！回答所有这些问题，我们就告诉你，你和所有人类一样，属于这八类人中的某一类！这难道不是信息量十足吗？你难道没学到点什么吗？⁵¹ 多位 Facebook 退出者都让人注意到 Facebook 这一受到中介、受到约束的面向。Twitter 因其 140 字符限制而被明确视为短形式媒介，相比之下，Facebook 似乎允许长篇写作，以及博客文章或视频等媒介形式。然而，Facebook 退出者却在其中看到了“短形式文化”。R.D. Thompson 对浮浅油滑深表不满： > 我认为［Facebook］是失败的，因为它助长了当下文化中浮浅油滑的缺陷。你说的任何东西，绝对任何东西，都必须简短而愚蠢。我有无数“朋友”说，我的状态和笔记写得不够简单，应该短小讨巧。这 原注 49. Kristin L. Arola, ‘The Design of Web 2.0: The Rise of the Template, The Fall of Design’, Computers and Composition 27.1 (March, 2010): 4–14。 原注 50. Ben Agger, Speeding Up Fast Capitalism: Internet Culture, Work, Families, Food, Bodies. Boulder, Colorado: Paradigm Publishers, 2004。 原注 51. qntm, ‘On Leaving Facebook’, Things of Interest, http://qntm.org/facebook。 > 不是好事，只会进一步助长一个浮浅粗疏的社会，一个只来得及关注声音片段与闪光、注意力持续时间如蜂鸟般短暂的社会。⁵² Brian Z. Bub 则写道： > 这是我的呼吁：让它更长一些。多读书、散文与诗歌；多写作；观看具有挑战性的电影和戏剧；与睿智的朋友长谈；学一件乐器，或学着拍一张好照片；长时间散步（或跑步、骑车等等），不受干扰地与自己的心灵相处。花时间面对艰深的思想，让它们在脑中成长，花时间用自己的话说清楚它们。用手指画画。做什么都好！用一切可能的方式拥抱长形式。我们远不只是状态更新。⁵³ 在这一批评方向中，Facebook 高度受中介塑造的结构，与“真实世界”的活动和情感表达形成对照；后者被认为比这个社交网络所提供的、限制重重的软件更细腻、更微妙。 ## 它就是不酷了 最后，我想起威廉·吉布森的《模式识别》（Pattern Recognition）中的人物 Cayce Pollard。她是一名“酷猎人”，受雇在全球搜寻时尚与消费的最前沿。如今我们有了 Facebook，很容易想象 Pollard 会失业；今天的酷猎人也许只需登录网站，观察各种亚文化中的人们在说什么；更可能的情形是，有人在开发一种算法，解析亚文化话语数据库，找出何为“酷”。 但我也认为，面对 Facebook 的酷猎人，不管是人还是机器，Pollard 可能会笑到最后；因为 Facebook 或许并不是亚文化的集合，而只是一种自成一体的单一文化，而且明确是一种不酷的文化。Facebook 退出者 troutgirl 看到了这一点： > 前几天我坐 Caltrain 时，整节车厢挤满了喝醉的（更糟，也许只是装醉的）斯坦福本科生，要去参加某种愚蠢的化装派对。令我惊讶的是，他们吵得不可思议，却又如此无话可说——嘴里冒出来的全是别人嚼烂的套话。他们几乎每隔一句就提到 Facebook。那时我意识到，他们就是 Facebook。⁵⁴ 这令人想起美国在线（AOL）：它如何从一个让兴趣相投的群体聚集、讨论各自亚文化的地方，变成技术落后的标志。换句话说，对 AOL 中各种趣味群体的规范和语言有所了解，原先也许还算“酷”，但这一切 原注 52. R.D. Thompson, ‘Why I Left Facebook Forever’, The Little Puritan, 18 December 2009, http://www.littlepuritan.com/journal/2009/12/18/why-i-left-facebook-forever.html。 原注 53. Brian Z. Bub, ‘We Are More Than Status Updates’, Burning All Illusion, 25 September 2011, https://burningallillusion.wordpress.com/2011/09/25/we-are-more-than-status-updates/。 原注 54. troutgirl, ‘Leaving Facebook’, Fishy Thoughts, 16 February 2009. http://troutgirl.wordpress.com/2009/02/16/leaving-facebook/。 如今都被淹没在关于拥有 aol.com 邮箱地址的笑话之中了。⁵⁵ 对 troutgirl 和其他已经离开的人来说，拥有 Facebook 账户可能意味着技术无能，以及文化资本的流失。 博主 John-Michael Oswalt 则认为，我们正在经历“Facebook 峰值”： > 以前上工程课时，我们讨论过石油峰值及其对世界的意义。如今，我更多在想 Facebook 峰值，以及它对互联网和社交网络意味着什么。你还打算在 Facebook 上待多久？⁵⁶ 沿着这一批评方向，很难超越 Timo Vuorensola 对 Facebook 的抨击： > 问题是，我就是不喜欢他们的做派。FaceBook 就像酒吧里身材最壮的混蛋。你知道那种人：肌肉硕大，肤色是假晒的，牙齿漂得雪白。他爱怎么恶劣就怎么恶劣，可身边总还是围着一群人。有时，大型在线服务就是走上这条路，再也不回头；我身边不需要这种狗屎。⁵⁷ Facebook 会成为下一个 AOL 吗？或者下一个 Myspace、Friendster？这些比较意味着什么？从互联网潮流来说，Facebook 当然极为流行，但 Myspace 和 AOL 也曾如此。很难想象 Facebook 会因自身人气的重负而衰落，但这种事以前就发生过。它可能——而且很可能将会——再次发生；而我们讲述 Facebook 兴衰的故事，很可能将由一条从“酷”走向陈词滥调的叙事线索所主导。 ## 结论：提高我们的批判水平 对于我们这些研究社交媒体（或社会生活中任何领域）的人，文化批评者 Sean Andrews 的一篇博文提出了警告：“如果你所能提炼出的洞见，如今已经被这个领域的普通博主视为完全稀松平常——美国电视里有种族主义，女性应享有平等权利，企业是贪婪的——那么，如果你还想被视为具有更高智识水平的人，就得提高自己的水准。”⁵⁸ 人们很容易对“网络是哈贝马斯式公共领域”的宣称抱持犬儒态度；但它的确似乎是我们目前最接近这一理想的东西。随着更多人书写文化，我们获得了更多、更好的批判见解。回到本文的对象，考虑到这些退出 Facebook 的博主所写批评的广度与力量，可以清楚看出，身居大学的社交媒体批评者，在工作中不能躺在任何既有荣誉上。面对日益增加的思想生产，我们必须“提高自己的水准”。 原注 55. 关于 AOL 邮箱地址文化含义的漫画解释，见 http://theoatmeal.com/comics/email_address。 原注 56. John-Michael Oswalt, ‘Why I Left Facebook’, The Schipul Blog, 2 June 2010, http://blog.schipul.com/why-i-left-facebook/。 原注 57. Timo Vuorensola, ‘Why I Left FaceBook’, Beyond the Iron Sky, 28 April 2010, http://blog.starwreck.com/2010/04/28/why-i-left-facebook/。 原注 58. Sean Andrews, ‘This Image, Which I’ve Liked for Some Time Because...’, Breaking Culture, 1 August 2012, http://breakingculture.tumblr.com/post/28485650483/review-of-the-public-domain。 那么，鉴于博客圈正在产出如此出色的批评，提高 Facebook 批评的水平究竟意味着什么？在我看来，经过这番对博客圈的简要回顾——以及我在别处对社交媒体批判文献所作的回顾——它意味着几件事。 首先，我们必须继续把 Facebook 等公司放在更广阔的政治经济背景下考察。这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将 Facebook 历史化。我们为什么会走到如今这一步？Facebook 与它的前身、失败的项目、媒介史，以及过去和现在的积累体制，究竟有什么关系？这也意味着继续与价值理论较量。显然，新古典经济学对主观欲望和消费愉悦的强调，在 Facebook 使用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当然，在欲望这一核心量之外，还有（免费）劳动这一核心量，因此也需要劳动价值理论。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综合欲望与劳动、主观性与客观性、物质性与非物质性的价值理论。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可以供批评者借鉴以开展这项工作。 其次，我们需要比这些博主所提供的更广阔的全球视野。由于我自身的局限，我只处理了用英语写成的博文。我们必须分析不同文化如何理解劳动、价值与愉悦。拥有时间与资源的批评者，可以用多数博主必然无法做到的方式，开展这项全球性工作。 最后，新兴的软件研究领域提供了一种动力，促使我们越过 Facebook 的界面，深入支撑这个社交网络的底层代码、协议、API 和网络拓扑。同样，这类工作提供的背景，比我们通常在社交媒体批判分析或博客分析中获得的背景更为丰富。 最终，除了把 Facebook 等公司放进更广阔的历史、文化与政治经济背景，批判性地追问它们的底层软件之外，为回应 Andrews 的警告，批评者还必须持续倾听博客圈：亲自写博客，在博主能够获取的开放获取期刊上发表文章，引用提供思想的博主；总而言之，参与那种正在学院之外缓慢成长——或许始终存在于那里——的批判话语。我希望，通过对 Facebook 退出者博客文章的这番简短考察，人们已经能够清楚看到：在启动一项批判研究时，关注博客是有价值的。 ## 参考文献 Agger, B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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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imona Lodi, ‘Cease & Desist Art: Yes, this is illegal!’ in Cary Hendrickson, Salvatore Iaconesi, Orianna Persico, Federico Ruberti and Luca Simeone (eds) REFF – Roma Europa Fake Factory. La Reinvenzione del Reale Attraverso Pratiche Critiche di Remix, Mashup, Ricontestualizzazione, Reenactmen, Milan: Derive e Approdi, 2010, pp. 30-40。见：http://www.romaeuropa.org/macme/?p=593&lang=it。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Seppukoo；R.I.P.（安息）；GUY ERNEST DEBORD（居伊·欧内斯特·德波）。可辨认引语：“景观不是一组图像，而是人与人之间由图像中介的社会关系。”〔图像源文件仅269 × 280像素；其余界面微字在所提供版本中无法可靠辨读，保留原图，不臆补。〕 “非法艺术”：它建立在海盗艺术家、剽窃者、黑客和捣乱者激怒目标公司的能力之上，迫使这些公司发出大量停止并终止侵害函。3 这里，我们将仔细考察针对 Facebook、Amazon 和 Google 等公司采取的行动。 2009年年底，马克·扎克伯格宣布隐私已经终结。这位 Facebook 创始人表示，谈论网络隐私已毫无意义。他声称社会规范已经改变——看看那些以社交网络和维基为商业模式基础的公司变得多么赚钱，就明白了。4 几乎就在同一时间， Facebook 阻止了两个应用程序接入 自己的系统：Seppukoo5 和 Web 2.0 《Seppukoo》，2009年，Les Liens Invisible，网站。平面设计与传播署名：parcodiyellowstone。Copyright Les Liens Invisible（版权所有：Les Liens Invisible）。 自杀机器（Web 2.0 Suicide Machine），6 两者都邀请用户关闭账户。所有社交网络的王者，在这些病毒式自杀运动的威胁面前颤抖了。对那些觉得社交网络正在扼杀自己时间、而注销账户所需程序又令人头晕目眩的人来说，这些应用程序反过来制约了 Facebook：用户只需输入用户名和密码，一切顷刻完成。随后，一封由用户个性化编辑的告别邮件会发出，通知其关系网络发生了这场“自杀”，邀请朋友也这样做，摆脱数字身份，去发现虚拟生活之外的世界。这两个应用程序都是亲切而古老的蠕虫病毒7 的 Web 2.0 演化版，但有一个关键区别：它们由用户知情、自愿地启动，攻击的是它们本身所依托的系统——社交网络——而非人们的个人电脑。其逻辑被翻转了：不再以用户为攻击目标，而由用户选择使用艺术家提供的病毒，主张自己的自由；这是一种以艺术方式挪用病毒式营销策略的行动。 马克·扎克伯格的律师声称，用户在 Facebook 上发布的一切都是 Facebook 独有且排他的财产。他们试图遏止一场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导致数千名用户关闭账户的流行病。这场集体自杀可能使整个 Web 2.0 陷入瘫痪。艺术家们借停止并终止侵害函吸引关注，而他们的项目则利用媒体对 Twitter、LinkedIn、Netlog 等企业支配地位，以及它们在用户数据管理方面滥用这一地位的兴趣不断增长而向前推进。这些数据从来不会从它们的服务器中删除， 原注 3. “停止并终止侵害”（cease and desist，C&D）是一种要求个人或组织停止某种行动或行为、否则将面临法律行动的请求。它可以是法官或政府机构发布的禁令或限制令，在这种情况下具有法律效力；也可以是任何个人发出的信件，通常由律师起草。 原注 4. Bobbie Johnson, ‘Privacy No Longer a Social Norm, Says Facebook Founder’, The Guardian, 11 January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technology/2010/jan/11/facebook-privacy。 原注 5. Les Liens Invisibles，《Seppukoo》（2009）官方网站：http://www.seppukoo.com。 原注 6. Moddr_，《Web 2.0 Suicide Machine》（2009）官方网站：http://suicidemachine.org。 原注 7. 蠕虫是一种独立运行、能够自我复制的恶意计算机程序。它通常以电子邮件附件的形式，传播到该恶意软件在宿主电脑上发现的全部或部分已保存电子邮件地址。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web 2.0 suicide machine：Web 2.0 自杀机器。 因此，正如戈尔丹·萨维契奇（Gordan Savicic）所说，8 虚拟自杀会使你变成一个虚拟僵尸：一组照片、朋友和记忆，脱离它们所属的那个人而漂浮着，而那个人却无法删除它们。为什么 Web 2.0 上没有被遗忘权？法律行动迫使 Facebook 公开表态，迫使这个社交网络承认，用户发布的照片、视频和个人信息属于公司，而不属于提供这些内容的人。这提出了若干具有社会政治意义的问题，例如隐私权、数据保留的做法，以及控制自身个人数据所遇到的困难。 Facebook 律师的笨拙，又给整件事平添几分反讽：他们要求 Web 2.0 自杀机器停止并终止其活动，却把最后期限错写成了信件日期的一年前，使之在法律上失效。艺术家们随即为自己辩护，强调 Facebook 不肯从自己的系统中删除不属于它的信息，违背了选择离开 Facebook 的真正数据所有者的明确意愿。Facebook 不仅没有保护用户隐私，还侵犯了人们自由、独立地决定如何组织个人领域的权利。 《Web 2.0 自杀机器》，2009年，moddr_ 与 Fresco Gamba、Gordan Savicic、Danja Vasiliev、Arjen De Jong/Buro Duplex，网站。由鹿特丹 WORM 制作。Copyright moddr_（版权所有：moddr_）。 为自己赢得一封停止并终止侵害函，已经成为艺术的新边疆，成为“公司时代”争取创作自由事业的象征。热衷参与其中的艺术家寻找的是一位好律师，而非一位好艺术经纪人。艺术的未来究竟发生了什么？这些艺术家捍卫的是什么自由？这一切与技术乌托邦的终结有关吗？商业如何挪用黑客价值，利用开源原则、自由和平等，并触发行动主义者的回应？我们怎样走到了这一步？它有什么文化先例？互联网自诞生以来，最重要的事就是保持自由，因为信息流通和信息控制意味着权力。从技术模型铁路俱乐部（Tech Model Railroad Club）9 起步，伴随标识、版权和隐私的潮流，这些事物正逐步退出舞台。10 这让我们不得不问：罪魁祸首究竟是谁？镜头转向法庭。庭审正在进行。律师毫不留情。艺术家站在被告席上。 现在呈上法律证据： ®™ark（读作“R-T-Mark”或“artmark”）11 是一家约于1996年在美国成立的假公司，为旨在破坏数字时代新神话的项目 原注 8. Gordon Savicic，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10年4月10日。 原注 9. Steven Levy,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New York: Penguin Books, 1984。 原注 10. Geert Lovink, Networks Without a Cause: A Critique of Social Media, Cambridge: Polity Press, 2012。 原注 11. ®™ark Inc. 官方网站：www.rtmark.com。 提供资金。它的颠覆策略包括制造耸人听闻却虚假的独家新闻，并让它们出现在报刊和媒体上。1996年3月，它推出了 etoy 的《数字劫持》（Digital Hijack）12，将矛头指向 AltaVista 搜索引擎对网络搜索的操控及其对真正自由的限制。这是对某种公司外壳的第一次打击：它把人们引导到由广告商控制和操纵的路径上。拖网合拢，用户这些鱼儿便被困在其中。回应之道是劫持这些路径。etoy 装扮成真正的劫匪，越过法律界线，虚拟地劫持搜索引擎的用户。这些用户对恶作剧毫不知情，结果置身于幽灵网站那片无处之地，成了一群信息技术恶作剧者的人质；后者宣称对劫持负责，并要求释放社会工程领域的特立独行者凯文·米特尼克（Kevin Mitnick）。这件作品通过使用非法实践，标志着一个关键转折：它把网络艺术中整个行动主义的一面变成了非法艺术。0100101110101101.ORG 的弗兰科·马特斯（Franco Mattes）说： > 不是艺术家主动去寻找法律麻烦；没有人想被起诉。如果诉讼数量增多，那是因为人们已经习惯求助律师解决问题，而在这个过程中又制造了更多问题。而且，不只是公司；我们曾遭到一家出版公司、一家博物馆和梵蒂冈的“攻击”——他们才是网络上真正的海盗。13 我并不十分确定，这样一种非法艺术的定义是否真的必要，或者它将在艺术史中存活多久。不过就目前而言，它的作用是辨认出一个把违法变成艺术形式的激进边缘群体。街道已经变成死资本，而旧日的权力堡垒——政府所在地、公司总部——则是空洞的拟像。14 我们需要追踪电子信息流，以挑战今天发号施令的人：他们没有任何民主授权，却以 Web 2.0 中心化通过放任不羁的伦理所带来的利润之名、代表这些利润，决定人们的命运。非法艺术接过行动主义运动的政治诉求，并发出其抗议之声。艺术家成为黑客后，又成为行动主义者，把艺术成为社会变革工具时所能具有的突破性力量，赋予反全球化的异议。这使我们来到“社会性”的概念面前。尤其是“社交网络”中的“社会性”：这些网络并没有真正的社会事业；它们倒更像镀金的笼子，对那些剥削笼中之人的人而言是一座金矿。因此，抗议的目标已经转向 Web 2.0 的公共后果，而人们会终生背负这些后果。 近年来——洛文克把“9·11”视为一种制造社会恐惧、诋毁自由平等互联网的战略之开端15——海盗行为的幽灵，已用用户因不受限制的访问而承受的脆弱处境，取代了互联网自由的乌托邦。随着这一转变，压制性政权开始镇压那些被视为威胁信息经济的事物。内容产业雇用大批律师，阻止 Facebook、Twitter、LinkedIn 及类似平台的围墙花园之外一切形式的自由交换，把互联网所允许的以交换为基础的经济 原注 12. etoy，《Digital Hijack》（1996）：http://www.hijack.org。 原注 13. Franco Mattes，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10年4月27日。 原注 14. Marco Deseriis and Giuseppe Marano, Net.Art: L’Arte della Connessione, Milan: Shake Edizioni, 2003, p. 154。 原注 15. Geert Lovink, Networks Without a Cause, p. 40。 变成一个新自由主义市场。公司，尤其是大型跨国企业集团，之所以被称为“数据领主”，是因为它们能够控制谁能在网上看到、听到、阅读和做什么，以及如何去做。非法艺术背后的逻辑，是文化干扰。文化干扰旨在打断消费体验，揭示信息的真正意义：这些信息由当权者集中控制，被虚假地包装成共享之物，实际上却意在把我们当作消费者加以影响。艺术家的目标，是揭示大公司通过控制媒体具有多么巨大的影响力，同时暴露其阿喀琉斯之踵。nettime 邮件列表上的一个讨论串16，讨论了发给 Seppukoo 和 Web 2.0 自杀机器的停止并终止侵害函，并促使人们重新翻出 UBERMORGEN.COM 的一个旧项目：汉斯·伯纳德（Hans Bernard）建议利用《禁令生成器》（The Injunction Generator）17，向 Facebook 大量发送虚假禁令和限制令——在制造法律压力、加大压力方面，这比传统的停止并终止侵害函有效得多。《禁令生成器》创作于2003年，用以回应围绕 Vote-Auction 网站的法律风波。18 Vote-Auction 由 ®™ark 制作，是一个“让资本主义与民主更加接近”19 的商业网站，也是一场媒体黑客表演：在2000年阿尔·戈尔与乔治·W. 布什竞逐美国总统期间，它让美国公民有机会把总统选票卖给出价最高者。限制令和禁令很快便令该网站关闭。 “非法艺术”这个统称为各种藐视法律的艺术作品提供了一个批评标签，使所有愿意冒险的艺术家进入媒体的聚光灯下。随着许多斗争取得胜利，情况出现了好转。由于艺术家的形象与恶作剧和不敬的颠覆相得益彰，招致法律行动可以被视为某种战利品。当然，这并不是低估艺术家所承受后果的严重性，也不是低估支付律师费、投入时间应诉的负担。然而，对艺术家来说，这确实是增加可见度的绝佳机会。保罗·奇里奥（Paolo Cirio）把法律行动理解为战利品，并解释说，这是“提出了一个涉及言论自由的问题的证据。我更把它看作一次行动的结局，而不是其最终目的”。20 或者，正如 Les Liens Invisible 的发言人盖伊·麦克马斯克（Guy McMusker）所说： > 最近几个月，我们一直在思考：对于那些招致禁令、停止并终止侵害函和起诉的作品，其声援活动应当采用什么基调。在殉难姿态与必须采取这些行动之间取得平衡，对我们始终极为重要。无论我们采取什么立场，往往传递出的信息都是：有一种方便、轻松而安全的自我表达方式，而另一些事情则绝对不能做；最后，我们总是成了活生生的威慑。关键在于，艺术家——尤其是黑客——不能向这些 原注 16. Florian Cramer, ‘Facebook Demands Cease & Desist for the “Web 2.0 Suicide Machine”’, posting to the nettime mailing list, 13 January 2010, http://www.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001/msg00009.html。 原注 17. UBERMORGEN.COM，《The Injunction Generator》（2003），http://www.ipnic.org/。 原注 18. UBERMORGEN.COM，《Vote-auction》（2000），http://www.vote-auction.net/。 原注 19. 《Vote-auction》（2000）。 原注 20. Paolo Cirio，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10年4月28日。 > 操弄背后的权力逻辑低头；一旦越过它，就不可避免地招致禁令和法律行动。因此，我们不太认为对抗是为表明立场而作出的选择；相反，它是自我主张的愿望所决定的必要行动。所以，我们欢迎把法律行动的逻辑翻转过来，使之成为战利品——只要这一次，它能以某种方式激励人们，而不再压抑人们，去质疑这些所谓的法律界限。21 按登场顺序，最后是保罗·奇里奥和亚历山德罗·卢多维科（Alessandro Ludovico）的《面对 Facebook》（Face-to-Facebook）22。他们利用专为此目的设计的软件，窃取了100万名 Facebook 用户的个人资料。若说有什么是专业手笔，这就是！汇集这些信息之后，他们更进了一步，把这些个人资料导入一个假的约会网站（www.Lovely-Faces.com），并进行配对。他们仿佛从头重建人们的经历，构造了一个虚假的虚拟网站，但其基础是真实数据。由于人们仍倾向于把自己在网上做的事局限在屏幕的视觉空间内，《面对 Facebook》通过网络上最具代表性的平台之一，在实践中质疑网络隐私。《面对 Facebook》是“黑客垄断主义三部曲”（The Hacking Monopolism Trilogy）的最后一个项目，该系列另外两件作品是《亚马逊黑色故事》（Amazon Noir）和《谷歌将吞噬自身》（Google Will Eat Itself）。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背景中的“Cops”：警察。展台上的流程图与本书原版印刷页256的《面对 Facebook》流程图相同，译文见该页。〔展台显示器及墙面其余微字在原始435 × 281像素照片中不可可靠辨读。〕 《面对 Facebook》，2011年，Paolo Cirio、Alessandro Ludovico，网站及混合媒介装置。Copyright Paolo Cirio, Alessandro Ludovico（版权所有：Paolo Cirio、Alessandro Ludovico）。 ## 反讽式艺术行动主义 2010年，《Adbusters》特约编辑、独立行动主义者米卡·怀特（Micah White）创造了“点击行动主义”（clicktivism）一词。他说：“点击行动主义，是消费主义、营销和计算机科学的逻辑对行动主义的污染。”23 在这种情况下，“它那些无效的营销活动传播了政治犬儒主义，把注意力从真正激进的运动上转移开”。24 它是“堕落成广告的行动主义”。25 他评论说，做一个不冒风险的行动主义者有多么方便： 原注 21. Les Lien Invisible 的 Guy McMusker，致作者的电子邮件，2010年4月29日。 原注 22. Paolo Cirio 和 Alessandro Ludovico，《Face-to-Facebook》（2011），http://www.face-to-facebook.net/index.php。亦见本书“面对 Facebook：在永恒派对中微笑”，原书第254—258页。 原注 23. Micah White, What is Clicktivism?, http://www.clicktivism.org/。 原注 24. Micah White, ‘Clicktivism is Ruining Leftist Activism’, The Guardian, 12 August 2010, http://www.guardian.co.uk/commentisfree/2010/aug/12/clicktivism-ruining-leftist-activism。 原注 25. Micah White, ‘Why Gladwell is Wrong’, Adbusters, Blackspot blog, 8 October 2010, http://www.adbusters.org/blogs/blackspot-blog/why-gladwell-wrong.html。 舒舒服服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而不必参加公开静坐，为某个事业认真斗争。同样，他也抨击签署网络请愿书这种广受欢迎的“懒人行动主义”（slacktivism）：它毫不质疑地采用现代营销方法，即使不伤害真正的行动主义，也完全没有效果。利用点击行动主义这一现象，一些艺术家试图反讽地使用这种伪行动主义，揭露网络请愿的荒谬——也就是斯拉沃热·齐泽克（Slavoj Zizek）所谓的“交互被动性”（interpassivity），即以为自己正在做些什么的幻觉。26 正如怀特在别处所说：“点击行动主义是一匹特洛伊木马，一种战术性恶意软件，……要瘫痪整整一代人的革命潜能，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它偏爱一种痴迷数据、以指标为导向、奉行技术官僚主义的方式，而这种方式更接近广告，而非抵抗。”27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DON’T MISS THE ACTION. AUGMENT YOUR REACTION.：别错过行动。让你的回应倍增。 ACTION NOW!：现在就行动！ 手机画面中的“t”为 Twitter 标识。 《Tweet4Action》，2011年，Les Liens Invisible，网站。Copyright Les Liens Invisible（版权所有：Les Liens Invisible）。制作署名：Tweet4Action.com 是 New Radio and Performing Arts, Inc. 于2011年为其 Turbulence 网站委约的作品，获得美国国家艺术基金会资助。Copyright Les Liens Invisible（版权所有：Les Liens Invisible）。 这个领域的艺术家，通过为自身目的挪用营销活动作出了回应。Les Liens Invisibles28 的作品《Tweet4Action》是一种“拓宽你的扶手椅行动主义视野”29 的工具。艺术家使用押韵口号“Tweet for Action, Augment your Reaction”（为行动发推，让回应倍增），鼓励人们利用广告活动的传播和形象策略，创建“自己的起义”。他们承诺借助社交媒体抗议运动之王 Twitter，让人们零风险地成为领袖，以此煽动懒人行动主义者采取行动。这场戏仿一本正经得妙趣横生，实际上也确实给人们提供了发起自己抗议活动的工具。它还戏仿了美国著名网站 MoveOn.org。后者因应时任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遭弹劾而创立，一方面使创始人赚了数百万美元，另一方面又以值得怀疑的技术官僚方法殖民行动主义。在 Tweet4Action 网站的一个栏目中，只需点击一下，一个有趣而友善的卡通人物就会带你走完整个流程。这个人物代表行动主义者的引导形象：梦想成为一个头发蓬乱、具有反叛气质的人，一只手拿着标语牌，另一只手拿着 原注 26. Slavoj Zizek, ‘The Interpassive Subject: Lacan Turns a Prayer Wheel’, in Slavoj Zizek, How to Read Lacan, http://www.lacan.com/zizprayer.html。 原注 27. Micah White, ‘A Vision of Post-Clicktivist Activism’, Adbusters, Blackspot blog, 26 July 2011, http://www.adbusters.org/blogs/blackspot-blog/vision-post-clicktivist-activism.html。 原注 28. Les Liens Invisible，《Tweet4Action》（2011），由 turbolence.org 委约，官方网站：http://www.tweet4action.com/。 原注 29. 见 Tweet4Action“运作方式”，http://turbulence.org/Works/tweet4action/how-it-works.php。 扩音器。这个卡通人物，是一种令人安心的广告的行动主义版本：它销售安全之物——例如用自己的智能手机直接在 Twitter 上发起抗议活动。不可否认，它确实让人想试一试，发起属于自己的、根本没有任何人感兴趣的个人行动——也许就像 Twitter 上出现的大多数帖子。不过，那可能会使你面对“Twitter 警察”（Twitter Cops）30：这些义务巡逻者多年来一直努力阻止人们发布谁也不关心的推文，例如“我在洗澡”或“猫睡着了”。 同一艺术家二人组31 创作了 Tweet4Action 的姐妹项目《Repetitionr》32，一种网上请愿服务。Repetitionr 由布里斯托尔的阿诺菲尼美术馆（Arnolfini Gallery）委约，使人们能够发起自己的请愿，收集100万个虚假却貌似可信的签名，足不出户就直接寄给当局。它戏仿了一种虚幻的信念：认为企业所有、中心化的社交网络能够唤起万维网早期乌托邦所具有的民主精神。相反，社交网络显示的是代议民主的失败，因为它们已被证明在政治、社会和经济层面上完全无效。它们也标志着参与式民主的空洞，因为它们制造了正在采取行动、正在参与决策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Tired of ineffective petitions?：厌倦了无效的请愿？ Discover repetitionr：发现 repetitionr。 Democracy 2.0: Just a click for one million signatures.：民主2.0：只需一次点击，便有100万个签名。 Tactical media meets data-hallucination：战术媒体遇上数据幻觉。 Try now.：现在试用。It’s free.：免费。 100%（印章）；www.repetitionr.com；ARNOLFINI（阿诺菲尼）。 〔左下说明段与界面截图微字在原始222 × 313像素图像中无法完整可靠辨读，保留原图，不臆补。〕 过程的幻觉，而这一过程最终并没有给任何事业带来具体 成果。对 Les Liens Invisible 而言，“在后理想主义时代， 一项运动的成功，越来越依赖于即时的统计调查；推行这些调查，是为了把舆论导向预设立场。”33 《Repetitionr.com》，2009/10年，Les Liens Invisible，网站。Copyright Les Liens Invisible（版权所有：Les Liens Invisible）。由布里斯托尔阿诺菲尼博物馆委约。Copyright Les Liens Invisible（版权所有：Les Liens Invisible）。 《Repetitionr》的策展人杰夫·考克斯（Geoff Cox）认为，通过戏仿民主化这个概念本身， > 该项目反映了一种公认的需要：建立新的制度形式，挑战现有治理体系和代表结构，鲜明地表达非代表式民主。[17] 这种方式挑战代议民主的限度，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新自由主义话语，提供了在网络文化内部重新思考政治的手段。如果这是对现实存在的参与式民主过度认同的一个例子，那么它所提出的挑衅就是：我们需要发展好得多的组织策略和技术。34 原注 30. 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xIWjInz8fqA&feature=fvsr。 原注 31. Les Liens Invisibles 由 Clemente Pestelli 和 Gionatan Quintini 组成。 原注 32. Les Liens Invisibles，《Repetitionr》（2010），http://www.repetitionr.com/。 原注 33. Les Liens Invisibles，2010年，http://www.lesliensinvisibles.org/2010/05/repetitionr-com-tactical-media-meet-data-hallucination/。 原注 34. Geoff Cox, ‘Democracy 2.0’, http://www.anti-thesis.net/contents/texts/democracy.pdf。原文注[17]写道：“‘非代表式民主’描述的是与主权权力脱钩的民主，见 Ned Rossiter, Organized Networks: Media Theory, Creative Labour, New Institutions, Rotterdam: NAi，与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网络文化研究所合作出版，2006年，第39页。Rossiter 还引用 Paolo Virno, The Grammar of the Multitude, New York: Semiotext(e), 2004。” 许多致力于发展新网络和新参与形式的艺术家，已经接过了这一挑衅。 ## 空间艺术：社交媒体中的替代方案 一些艺术家把目光投向“点击行动主义”，把武器对准在互联网上兴盛的无用抗议网络；另一些则把工作重点放在设计和推广替代性的表达空间上。有些艺术家未经许可，在公共和私人空间的特定语境中使用增强、信息与沉浸技术，旨在通过以新的集体交流形式占据集体空间，在一种实验性的增强框架中创造介入式行动和集体经验，以及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这一切的成果之一就是“空间艺术”35，它涵盖了发展新型社交媒体所涉及的许多方面。 在空间艺术中，艺术家玩味“现实是什么”这一界定中的模糊性：现实如何被感知、感受和探测，又如何能把社交网络翻转到物理的社会空间中。最近，吉布森（Gibson）公开说：“如今，赛博空间已经外翻。它把自己从里向外翻了出来。殖民了物理世界。”36 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有巨大潜能，可以在线下发展，并把新的公民参与形式带入集体空间。“隐形展馆”（The Invisible Pavilion）37 就是一个例子；这是一场通过博客、利用社交媒体组织的展览。其目标是与艺术集体 Manifest.A.R. 一起，在第54届威尼斯双年展的空间内组织联合抗议。“隐形展馆”是一种未经邀请、实验性地占据双年展展览空间的体验。它本身并非社交网络，但展览的策展方式可以被视为社交媒体的一种范式。其构想并不是利用增强空间来复制有形双年展相同的策展方案。相反，策展者要求艺术家提供的不是某个系列中的一件作品，而是一“流”作品；艺术家可以随心所欲，通过博客文章将它们投放到双年展。这些作品流之间的联系和关系扩展开来，用社交媒体填满威尼斯双年展，尤其是花园展区（Giardini）的场地，因为艺术家自然会与其他艺术家，以及共享同一空间的人们自发对话。“隐形展馆”项目促成了与 Manifest.AR 艺术集体及其“2011年威尼斯双年展 AR 介入”项目的新合作。双方共同建立了一种形式，增强了这些项目的介入性。这场策展实验帮助我们理解，如何充分利用增强空间，创造一种新网络。 其他艺术家也在探索新型社交媒体的潜力。桑德尔·维恩霍夫（Sander Veenhof）的作品尤其聚焦这一领域，正如他在接受凯文·霍姆斯（Kevin Holmes）采访时所解释的： > 我最主要探索的是动态的、多用户增强现实领域；我的意思是，把内容以非静态方式放入全球虚拟公共 原注 35. Simona Lodi, ‘Spatial Art’, Leonardo Electronic Almanac. Not Here Not There，待刊，2012年。 原注 36. William Gibson, ‘Google’s Earth’, The New York Times, 31 August 2010, http://www.nytimes.com/2010/09/01/opinion/01gibson.html?_r=2。 原注 37. Les Liens Invisibles 和 Simona Lodi，《The Invisible Pavilion》（2011），http://www.theinvisiblepavilion.com/。 > 空间：一种彻底缺乏任何边界的平行现实。我一直在创造工具和机制，把这个虚拟空间向任何愿意贡献的人开放，比如在德国多特蒙德开展的 Cityshapes38 项目。而为了凸显这种新的混合现实究竟延伸得多远，我在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MoMA）的围墙之内，共同组织了一场未经邀请的 AR 游击展览39。把这种做法再推进一步，马克·斯夸雷克（Mark Skwarek）和我把连接 Twitter 的虚拟物件投放到五角大楼内，以及巴拉克·奥巴马的椭圆形办公室内，建立了一条直达总统办公桌的公共交流热线40。当然，前提是 iPhone 获准进入白宫。41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VIRTUAL CONSTRUCTION SITE：虚拟建筑工地。 view or start building yourself using your iPhone or Android:：使用你的 iPhone 或 Android 手机观看，或开始自己建造： - download Layar application：下载 Layar 应用程序； - open: dortmund：打开：dortmund； - follow instructions：按照说明操作。 E-Culturefair Dortmund 2010 / Sander Veenhof / TAB Worldmedia 2010 / sndrv.nl/cityshapes/。 《Cityshape Dormunt》，2010年，Sander Veenhof，增强现实工具包。Copyright Sander Veenhof（版权所有：Sander Veenhof）。 塔米科·蒂尔（Tamiko Thiel）的《mARp My City》42 是一件正在创作的新作品，旨在为一座城市建立众包叙事。“mARp”由蒂尔创造，意为“用增强现实绘制地图”。其构想是，参与者前往城市中自己喜爱的地点，使用智能手机在那里放置增强现实物件和一段简短文字。物件放好后，任何人都能在现场通过智能手机观看、截屏，并把截图上传到 mARp。这些增强现实物件也会标在交互式在线地图上，使网上任何人都能查看其记录；但要亲身体验这些物件，人们必须自行前往现场。乔纳森·鲍德温（Jonathon Baldwin）则通过 Tidepools43 项目，创建了“无线社区网络的社交地图”。他开发的地图系统，用他自己的话说，是“为地方需求和文化打造的‘Ushahidi’遇上‘模拟人生’的地图界面，目的在于提供并维持低成本的互联网网状网络”44。这个项目凸显了地图在今天的重要性—— 原注 38. Sander Veenhof，《Cityshapes》，http://www.sndrv.nl/cityshapes/。 原注 39. Sander Veenhof，《Augmented Reality Art Invasion》（2010），http://www.sndrv.nl/moma/。 原注 40. Sander Veenhof，《Infiltr.AR》（2011），http://manifestar.info/infiltrar/。亦见 http://www.youtube.com/watch?v=wyEy2DLu7Wk。 原注 41. Kevin Holmes, ‘User Preferences: Tech Q&A With AR Visionary Sander Veenhof’, The Creators Project, 17 August 2011, http://thecreatorsproject.com/blog/user-preferences-tech-qa-with-ar-visionary-sander-veenhof。 原注 42. Tamiko Thiel，《mARp My City》（2012），http://www.mission-base.com/tamiko/AR/mARp-My-City.html。 原注 43. Jonathan Baldwin，《Tidepools》（2011），http://tidepools.co/。 原注 44. 《Tidepools》（2011）。 不过，并不是随便哪一种地图，而是众包的、旨在推动社会变革的地图。该项目以无线局域网和一种借鉴游戏的界面的实施为基础。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本图展示书形无线服务器及其电路板、电池；没有可可靠辨认的叙述性图内文字。 《Weise7 不／兼容实验室档案》（The Weise7 in/compatible Laboratorium Archive），2011年，不依赖互联网的无线服务器、计算机、书；Weise7——Servando Barreiro、Brendan Howell、Julian Oliver、Bengt Sjölén、Gordan Savicic、Danja Vasiliev。Copyright Weise7（版权所有：Weise7）。 Weise7 集体创作的另一个基于网状网络技术的项目，采用一本书的形态，充当不依赖互联网的无线服务器。《Weise7 不／兼容实验室档案》45 由便携的定制 Wi-Fi 设备运行，是 Weise7 工作室为 Labor Berlin 8 所做工作的记录，并在 transmediale 2011 上展出。这个巧妙的小物件，既因其实用性引人注目，也因把它做成书的美学选择而值得注意：毕竟，书籍是最早被数字化的模拟档案之一。 ## 技术行动主义与颠倒商业的故事 在反思全球媒介时代出现的民主新概念时，一个有趣的事实是：“占领华尔街”抗议之前，激进思想家米卡·怀特号召“文化干扰者、增强现实游戏设计师、真人角色扮演者、革命快闪行动者、秘密街头艺术家以及来自未来的行动主义者”，“让我们看到，点击行动主义之后到来的是人民革命”46。许多这样的创意人士回应了这一号召。例如，帕特里克·利希蒂（Patrick Lichty）、威尔·帕彭海默（Will Pappenheimer）等许多艺术家，把增强现实用于“占领华尔街”示威。这表明，脱胎于中心化 Web 2.0 的艺术家的革命性新作，正在与社会正面相遇，并在整个社会中扩散。 致力于新型去中心化社交媒体的艺术家挪用消费主义、营销和广告策略。塔蒂亚娜·巴齐凯利（Tatiana Bazzichelli）把这种回应概括为：“不要憎恨商业，成为商业。”47 这句话改写了 原注 45. Studio Weise7——Danja Vasiliev、Julian Oliver、Brendan Howell、Bengt Sjölén、Gordan Savicic 和 Servando Barreiro，《Weise7 in/compatible Laboratorium Archive》（2012），http://weise7.org/book/。 原注 46. Micah White, ‘A Vision of Post-Clicktivist Activism’。 原注 47. 这是 Tatiana Bazzichelli 经常使用的一句格言。亦见本书“作为艺术介入的颠覆性商业”，原书第269—273页。 音乐家、旧金山朋克摇滚乐队“死肯尼迪”（Dead Kennedys）创始人杰洛·比亚法拉（Jello Biafra）的名言：“不要憎恨媒体，成为媒体。”这种行动主义方式批判地接纳营销意识形态，以便用它反对它自身：运用销售肥皂时使用的同样的广告策略和市场研究技术来攻击它，目的是推动建立在更高明解决方案之上的社会运动。一个例子是萨尔瓦托雷·亚科内西（Salvatore Iaconesi）为街头示威中的行动主义者开发的去中心化应用程序，其设计以公民为中心。48 该应用目前只提供给行动主义团体，鼓励采取果断行动，实现真正的社会革命。它作为一个平台，从 Flickr、Instagram、FourSquare、Facebook、Twitter 等一系列社交网络抓取信息，并使用自然语言分析处理这些信息，以理解消息表达的内容。系统统计唤起危险感的消息，以及提示情况安全的消息，并“把它们综合成一个易于阅读的界面”49。用户只需把手机指向某个方向；被提示为危险的区域以红色显示，安全区域则以绿色显示。系统搜集的是人的情绪——人们通过自然语言交流表达自己的方式——而不是沿着话题标签追踪。它曾在2011年英国骚乱期间，以及伦敦和米兰的学生抗议中测试，作为一个运用数字民族志研究、服务于环境与社会变革的实时系统。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WE NEED SOMETHING：我们需要某种东西。 《我们需要某种东西》（We Need Something），2012年，Will Pappenheimer，增强现实，位于纽约市皇后区上空，智能手机截图。Copyright Will Pappenheimer（版权所有：Will Pappenheimer）。 所有这些艺术作品表明，艺术家直接参与了这样一个问题：社交媒体中的“社会性”究竟是什么50；他们利用技术行动主义，促成新的平等形式与社会变革。我们必须记住，推动变化超出我们自以为对技术拥有的控制，是技术本性的内在特征。因此，我们必须问自己：这真的是我们想要的那种“智慧社会”吗？未来又将带来什么？我们需要以批判而一贯的方式对待技术，才不至于支持并采用错误的解决方案。唯有如此，才有可能看到技术行动主义实现一场具有解放性、平等主义、去中心化的社会革命，忠实体现人民的社会起义和真实愿望，而不是反映消费主义、营销和广告的意识形态。 原注 48. Salvatore Iaconesi（Art is Open Source），《App for Activists》（2012），在 TED Global 2012 上展示，http://www.artisopensource.net/2012/06/14/radical-openness-art-is-open-source-at-ted-global-2012/。 原注 49. 《App for Activists》（2012）。 原注 50. Geert Lovink, Networks Without a Cause。 ## 参考文献 Bazzichelli, Tatiana. ‘Networked Disruption: Rethinking Opposition in Art, Hacktivism and the Business of Social Networking’, PhD Dis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Studies,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2011. Cox, Geoff. ‘Democracy 2.0’, http://www.anti-thesis.net/contents/texts/democracy.pdf. Cramer, Florian. ‘Facebook Demands Cease & Desist for the “Web 2.0 Suicide Machine”’, posting to the nettime mailing list, 13 January 2010, http://www.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001/msg00009.html. Deseriis, Marco and Giuseppe Marano. Net.Art: L’Arte della Connessione, Milan: Shake Edizioni,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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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izek, Slavoj. ‘The Interpassive Subject: Lacan Turns a Prayer Wheel’, in Slavoj Zizek, How to Read Lacan, http://www.lacan.com/zizprayer.html. # 面对 Facebook：在永恒派对中微笑 / 亚历山德罗·卢多维科（ALESSANDRO LUDOVICO）与保罗·奇里奥（PAOLO CIRIO） Facebook　社会　人们 虚拟　身份　朋友 空间　私人　派对 身份　数据　图片 社交网络天然令人上瘾。它让人探索某种十分熟悉、却从未曾存在过的东西：在一个单一的、可能无限大的虚拟空间里，与过去和现在的朋友及熟人保持联系。这种现象在心理上向我们提出挑战，创造出过去不可能存在的情境。在社交网络兴起之前，从前的朋友和熟人往往会渐渐远离我们，最终可能被归入个人历史。一个虚拟空间里，活跃且不断回应的人们持续更新着自己的活动——这就是社交网络最基本、最强大的魅力。但还有另一种吸引力，它建立在一种难以捉摸的游戏——或者说冲动——之上：为自己定位。对于身份的根本问题“我是谁？”，只有相对于与我们互动的他人——朋友、家人、同事等等——才能作出回答。而看过自己在社交网络上的朋友名单之后，这个问题的答案似乎就更清楚了。 于是，在社交网络这场游戏中，我们不断深深卷入对自己网络身份的亲密关注和无尽追问；这种网络身份，往往实实在在地与我们的实体身份并置。然而，社交网络平台并不是旨在协助解决社会问题的公共组织，而是私人公司。它们的使命不是帮助人们建立更好的社会关系，也不是帮助人们改善自我定位。它们的使命是赚钱。这些公司的经济成功，取决于能否说服用户与网上等待着他们的数百人建立联系。 这些公司的市场价值与其用户数量成正比。这场游戏常常会变成一种社交暴食：无论一个用户有多少朋友，都永远不足以满足他。但 Facebook 究竟是怎样一种空间？Facebook 不是家——它比家大得多，也拥挤得多。它也不是街道，因为在你自己的空间里，你应该认识所有人。Facebook 是一场永恒而虚幻的派对，受到监控，并被永久记录。它的结构邀请你先复制、再扩展自己的真实社会结构，在属于你个人的“屏幕空间”中复制自己的经验。 在这场永不结束的派对上，你遇见并加入新老朋友、熟人和亲属。和大多数派对一样，一切都是私密的，或者只限受邀宾客；但如果意外分享出去，也可能变成公开的。在这里，宾客的活动和兴趣，也通过他们以不同格式和媒介发布的内容——照片、影片、旅行、偏好、评论——被记录下来。这是一种受诱导、能获得即时满足的非物质劳动。宾客通过间接回答“我是谁？”来生产内容，并在这一过程中获得新朋友和反馈。 图内文字译文：FACEBOOK.COM NETWORK：FACEBOOK.COM 网络。PHP + DOM PARSER SCRIPTS：PHP + DOM 解析器脚本。 SUCKER OF PROFILES：个人资料吸取器。 FOR EACH 8 PUBLIC FRIENDS：对每组8名公开好友。 FINE-TUNING OF RECURSIVE LOOP ON: URL, LOCATION, KEYWORD：依据 URL、地点、关键词，微调递归循环。 NETWORK CONSISTENCY TUNING：网络一致性调节（左右两侧各一处）。 REMOTE ANONYMOUS SERVER：远程匿名服务器。PHP + MYSQL。 LOVELY-FACES.COM。 UPDATING DATA RELATIONS DATABASE SCRIPTS：更新数据关系的数据库脚本。 DATABASE OF 1M. PROFILES：100万份个人资料的数据库。 - PROFILE PICTURES JPG：JPG 格式个人资料图片； - NAMES AND SURNAMES：名字和姓氏； - GROUPS, FANS AND LIKES：群组、粉丝和点赞； - NETWORK RELATIONS：网络关系。 SEARCH PROFILES FOR FACIAL EXPRESSIONS GENDER, LOCATION AND KEYWORDS：依据面部表情、性别、地点和关键词搜索个人资料。 1M. JPGS：100万张 JPG 图片。 RECOGNITION OF FACES / NOISE：人脸识别／噪声（后者与下块 TOLERANCE 及 TUNING 合读）。 MANUAL：人工（与下块 FACE CHECK 合为“人工面部核查”）。 FACE RECOGNITION：人脸识别。 TOLERANCE：容限（与上块 NOISE 及下块 TUNING 合为“噪声容限调节”）。 FACIAL CHECK：面部核查。 CROP PICTURES：裁剪图片。 TUNING：调节。 RESIZE PICTURES：调整图片尺寸。 SAMPLE OF 70 MALE AND：样本：70张男性及 70 FEMALE FACES SELECTED：70张女性人脸，经挑选。 MANUAL FACIAL CHECK：人工面部核查。 250K. JPGS：25万张 JPG 图片。 GENDER RECOGNITION THROUGH FACIAL ANALYSIS：通过面部分析识别性别。 40 SAMPLES OF 6 DIFFERENT FACIAL：6种不同面部表情的40个样本， EXPRESSIONS SELECTED FOR BOTH GENDERS：针对两种性别选取。 250K. JPGS：25万张 JPG 图片。 EXPRESSION RECOGNITION THROUGH FACIAL ANALYSIS：通过面部分析识别表情。 LOCAL WORKSTATION：本地工作站。MATLAB + NEURAL NETWORK：MATLAB + 神经网络。 图示关系：上层 FACEBOOK.COM 网络中的多个关系簇连接中央节点，中央节点与个人资料吸取器双向连接，左右两侧的“网络一致性调节”箭头指向吸取器。吸取器向下输出至远程匿名服务器的100万份个人资料数据库；数据库左侧接收数据关系更新脚本，右侧输出至 LOVELY-FACES.COM 的资料搜索。数据库又向下输出至本地工作站：100万张 JPG 的人脸识别、裁剪和缩放→25万张 JPG 的性别识别→25万张 JPG 的表情识别。每一步接收右侧识别参数或选定样本；前两步连接左侧人工面部核查；向上的回路将处理结果反馈给数据库更新脚本。 事实上，Facebook 潜移默化灌输的箴言似乎是：“展现个人，广受欢迎，永不停歇。”它甚至做到这样一个地步：朋友关闭账户时，你很难察觉——你需要查看朋友名单，才可能有所知晓。派对越成功、越拥挤，私人出资者就越愿意投入资金。宾客在不知不觉中付出的代价，是把自己不断更新的虚拟身份送出去。实际上，宾客组织自己的空间，也就是组织自己的“派对”，向派对的主人 Facebook 提供一群相互联结、共享兴趣又各不相同的人。 因此，他们提供了某种可以称为“众包定向”的东西——由用户自己间接识别人们的目标和欲望。事实上，自发发布的数据带来了一种无穷无尽、近乎自动的相互画像，在集体的自我定位中，丰富并更新每一个虚拟身份。但是，个人资料数据能否从 Facebook 不可抗拒的逻辑中解放出来？答案是可以。不过，重要的是聚焦于 Facebook 个人资料的核心，考察它们如何被识别为虚拟身份。 第一，个人资料通过资料主人的虚拟存在，升华了他们真实的社会行动及关系参照。第二，它们通过一个特定元素，综合呈现其代表真实之人的效力：个人资料照片。这张照片是 Facebook 的重要界面，多半展示一张脸，而且是一张微笑的脸。我们的脸既是我们最私密的空间，同时也是最暴露的空间。例如，有多少人获准触碰你的脸？而一般而言，脸也是我们在世界上的主要参照点之一。 人脑中甚至存在一些专门区域，例如梭状回面孔区（FFA），它们可能已经专门化，负责识别人脸。1 如今，面孔暴露得如此之多，以至于它们不再私密，而是被推入公共领域，被分享出去——它们甚至可以被他人“标记”。因此，任何由一张面孔照片及一些相关数据组成的虚拟身份，都可能被盗取，并仅仅通过对同一组数据重新赋予语境，成为另一种身份的一部分。 此外，人脸识别技术可以用于把大量 Facebook 图片分组。这一过程也颇具悖论性：其监控的一面——人脸识别算法通常与监控摄像头配合使用——在这里不是用来试图识别嫌疑人或罪犯，而是用来捕捉一群具有相似面部表情的人。最终出现的情形是，构成身份的不同元素可以随意混搭、重新置入语境和再利用。Facebook 数据变成了一套未经授权的字母表中的字母，可以用于讲述真实身份或新身份，在新的背景上塑造新的角色。 这是一个潜在开放的过程，任何人都可以参与。当我们意识到有多少人在微笑时，它就变得更诱人。我们在个人资料照片中微笑时，实际上是在对 Facebook 上的每一个人微笑。因此，任何用户都可以轻易地把任何一张个人照片复制到自己的硬盘，然后把它与不同的数据一起上传到 原注 1. Wikipedia, ‘Fusiform face area’, 5 August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usiform_face_area&oldid=505913139。 别处。最后一步，就是意识到：几乎所有发布到网上的东西，只要简单地重新置入语境，就能拥有另一种生命。 对许多人而言永远很酷的 Facebook，同时也成了身份盗用和约会的金矿——遗憾的是，这不受用户控制。但这正是 Facebook 以及一般社交媒体的本性。如果我们开始玩味身份盗用和约会的概念，就应该能够揭示：交给专有平台的虚拟身份有多么脆弱；以及建立在剥削社会系统基础上的巨额资本化有多么脆弱。它最终会发生变异，从一种把真实身份转译为虚拟管理的可信方式，变成仅供娱乐、不再预设信任保障的东西，使围绕那些拥挤且被大肆炒作的在线社交平台的整场市场估值狂热崩塌。 ## 参考文献 Wikipedia contributors. ‘Fusiform face area’. 5 August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Fusiform_face_area&oldid=505913139. Accessed 2 October 2012. # 论 Pleaselike.com 与《Facebook 极乐》 / 路易斯·杜拉斯（LOUIS DOULAS）与怀亚特·尼豪斯（WYATT NIEHAUS） Facebook　罗森达尔　观看者 点击　Pleaselike　极乐 安东内利斯　按钮　网站 社会　点赞　观看者　姿态 ## Pleaselike.com Pleaselike.com 是拉斐尔·罗森达尔（Rafaël Rozendaal）于2010年创作的基于浏览器的艺术作品。它是一个纯白网页，只有正中央嵌入了一个 Facebook 经典蓝色、竖起拇指的“赞”按钮。按钮右侧有一个小小的 Facebook 图标，旁边是两位 Facebook 好友的姓名，以及一个不断累计的“其他人赞了此内容”的数字。计数下方还显示随机生成的六位 Facebook 好友。1 本文第一版写于2011年10月27日，当时记录的点赞数为18,085。此后，网站新增了60,941个赞，截至今日——2012年11月21日——已有79,026个赞，而且仍在增加。2011年，对于尚未点击“赞”的 Facebook 用户，页面会显示一句话：“成为你的朋友中第一个赞的人。”如今，这句话已经不再显示。此外，不是 Facebook 会员、或者尚未登录的观看者，会看到如下提示：“注册，看看你的朋友喜欢什么。”因此，只要 Facebook 继续修改自身，Pleaselike.com 的显示界面似乎也会继续变化。  图内文字译文： a）赞；51,973人赞了此内容。注册，看看你的朋友喜欢什么。 b）赞；Miyo Van Stenis、Benjamin Lotan 和其他51,640人赞了此内容。 〔两幅界面截图中的“f”为 Facebook 标识，下排为好友头像。〕 罗森达尔的网站鼓励观看者顺从一个看似毫不费力的请求。观看者与这个请求的关系，显然不涉及任何利害得失；于是，要么 X 点击，要么 X 不点击。因此，观看者点击、接受，加入罗森达尔充满趣味的游戏，选择被确认为一个“点赞者”，也许接着去查看自己的 Facebook 时间线，见证这一行动的即时结果，然后或许继续访问浏览队列中的下一个网站。然而，这种关系至此便结束了。可是，假如观看者不点击呢？那会发生什么？为什么有人会克制自己不去点击？ 原注 1. 以上描述只有在观看者是 Facebook 会员，并在查看网站时已登录的情况下才准确。作品见：http://pleaselike.com/。 一种原因可能是观看者属于“注重私密”的类型，不希望点击结果出现在自己的 Facebook 个人资料中。然而，任何人都可以在隐私设置中做一个简单设置，隐藏时间线上的这类动态；也可以通过“编辑”或“隐藏所有点赞活动”选项卡来实现。Pleaselike.com 仍会收到用户的“赞”，但其 Facebook 好友不会看到这一活动。另一种原因可能是观看者不愿放弃隐私，不过，这一策略同样行不通：即使观看者避免点击，仅仅访问这个页面，其信息仍会被 Facebook 记录并收集。2 那么，还有什么原因让人不愿点击，让罗森达尔的作品得以“完成”？这里可以提出四种假设： - 他们不熟悉 Pleaselike.com 网站，也根本没有与它相遇。 - 他们表示不感兴趣，不作进一步争论便离开。 - 他们通过拒绝“参与”，表达对艺术家的蔑视。 - 他们想知道，不点击意味着什么。 我们无法获得点击者与未点击者、独立访客与回访者等统计数据；继续展开这一思路，是为了说明：面对这个网站时，典型的观看者也许并不总会经历这些假设性情境。或者至少，如果他们不属于上述任何一种假设情境，那么他们很可能已经点击了，或将要点击“赞”。“点赞”通常不会造成什么威胁，而罗森达尔的按钮提供了一个短暂令人满足——即便平庸——的时刻：有机会成为“其他人”中的一员，加入同伴而不觉得被排除，有机会成为一件潜在艺术作品的一部分，等等。这只会加强点击的动机——至少，这是我想提出的看法。因此，这里的“点赞”本身就成为内容；观看者通过点赞，实现了网站唯一的存在目的，弥合艺术家构建的意图空隙。点赞者通过点赞，在象征层面肯定点赞这个动作本身——一次对认可的认可；与此同时，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都为艺术家生成了象征资本，为 Facebook 生成了数据。不点击的观看者也许拒绝为“赞”的积累作贡献，却仍然间接增加了罗森达尔网站的流量，而且其信息也被 Facebook 计入其中。到头来，观看者和点赞者不就成了同一种人吗？ Facebook 的“赞”按钮被部署在互联网上各处的网站和博客中3，成为一种扩展方式，用以维持和衡量一个实体、或某条特定内容的成功与影响——或者也许最终证明它毫无成功与影响。一般而言，某人或某物获得的“赞”越多，潜在观看者就越多；这又会——取决于如何解释——带来更大的吸引力、关联度，甚至影响力。从用户角度看，“点赞”象征性地表示一种偏好或品味：用户的身份被一个赞 原注 2. Arnold Roosendaal, Facebook Tracks and Traces Everyone: Like This!, Tilburg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17563；以及 Riva Richmond, ‘As “Like” Buttons Spread, So Do Facebook’s Tentacles’, The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2011,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09/27/as-like-buttons-spread-so-do-facebooks-tentacles/。 原注 3. 全球排名前10,000的网站中，24.3%以某种形式集成了 Facebook。（‘How many sites have Facebook integration? You’d be surprised’, Pingdom, 18 June 2012, http://royal.pingdom.com/2012/06/18/how-many-sites-have-facebook-integration-youd-be-surprised。） 接一个赞地建构起来。然而，除了“赞”这种肯定性的认可，Facebook 没有提供其他按钮，让人表达不同意见。罗森达尔的两个可互换标题——网站 URL“Pleaselike”，以及他自己网站上列出的作品名“please like”——把“please”（请）和“like”（赞／喜欢）连在一起，进一步放大了这种积极倾向，从而传达出一种善意请求的语气。“please like”暗示着向观看者发出一个谦逊的行动呼吁：“真的，没问题，我可以点一下。”然而，罗森达尔的“赞”按钮只是为了它自己而存在，因为没有明显的支撑内容可供指向4，所以这两个标题也可以暗示一道命令：观看者必须在页面上做些什么；而除了点击唯一可点击的东西，还有什么可做？在没有支撑内容的情况下，罗森达尔的“赞”按钮指向自身，留给人们一幅数字构图。在这一语境里，既没有蔑视，也没有反对，“点赞”或许可以被视为一种空洞的元姿态。因此，Pleaselike.com 接纳了 Facebook 的规范性，并把它利用到一个荒谬的终点。 ## Facebook 极乐 借用注意力经济这一流行比喻，罗森达尔与其观众之间的交易十分不对称。对一方而言，这只是一个空洞的动作；对另一方而言，它是一种自我指涉的宣传形式，带来高额的注意力收益。与之反向对照，可以把这个项目同美国艺术家安东尼·安东内利斯（Anthony Antonellis）的作品《Facebook 极乐》（Facebook Bliss）相比。 在《Facebook 极乐》中，安东内利斯把三个显眼的 Facebook 图标——好友请求、私信和通知——框定在屏幕中央，让观看者获得一份安心。三个图标的正下方嵌着一个简单按钮，上面写着“Bliss”（极乐），提示人们点击。点击之后，会出现三条新通知——每一类各一条。此后每点击一次，数字就会增加。 安东内利斯为观看者提供了虚拟联结的顶峰——不断增加的社会影响力储备。罗森达尔致力于把真实的社交货币只用于自身，安东内利斯则仅仅希望，在每一个观看者内心，复制那种被接纳的慰藉姿态。但也许，这两件作品的对称性，恰恰在于这种姿态的平庸？《Facebook 极乐》向那些缺乏社会力量的人发出一种理想主义的呼吁。正如罗森达尔在 Pleaselike 中把我们带向一个荒谬终点，安东内利斯则把我们带向相反的荒谬：仅仅与我们的网络社会性相连的象征，就足以引发令人满足的情感反应。然而，安东内利斯并非发现了我们对社会认可的无节制渴望中某个可耻的细节，而是细腻地说明了：在21世纪头十年的末期，渴望意味着什么。 如同安东尼·安东内利斯的许多作品，《Facebook 极乐》并不是在诉诸网络文化中的犬儒成分，而是乐观地拥抱新技术，以及它们如何开始影响我们个人。他的作品常常指向一种内化了的社交媒体和新兴技术价值，而这种价值所处的文化，深深扎根于社会流动和个人品牌的观念之中。 原注 4. 你可以说，尽管“赞”按钮没有可见的内容可供支持，但从技术上说，它在支持罗森达尔本人；不过，这仍是一种间接的支持。 罗森达尔为观看者创造了一个孤立的情境，使他们思索象征行动的力量；同样，安东内利斯也移除了语境。在《Facebook 极乐》中，我们从来不被期待去思考这样的问题：“谁加了我？”“这封私信说了什么？”或者“我被邀请参加什么活动？”回答这些问题，可能只会使这一动作变得琐碎。移除这些细节，使它摆脱个性化的负担。安东内利斯给我们三个简单的符号，而它们对我们的网络社会正意味着越来越多。 《Facebook 极乐》简单地综合了我们如何对21世纪的互动欲望进行分类。通过这种一本正经的戏谑呈现，安东内利斯为一种高度反思、自觉的社会情境，赋予了必要的简洁。作品充分顾及了这些简单符号的变量所触发的广泛情感反应。 总体而言，Pleaselike 和《Facebook 极乐》针对我们日常在线交流背后的符号与姿态，提供了一系列不同回应。它们敏锐地操弄如今无处不在的图标，以风险很低的方式邀请我们探索、思考在线互动的价值。至少目前，Facebook 是我们这个时代无所不在的社会中介。罗森达尔和安东内利斯都没有直接批判这一处境，而是接受这一框架，同时从两个不同端点，对其边界与局限作出真诚的回应。 在网络上，“个人的”与“人际的”这些观念不断流动。Pleaselike 与《Facebook 极乐》以十分不同的方式利用这种变化，并由此为观看者提供了对塑造我们生活的 Facebook 框架的一系列诠释。 ## 参考文献 ‘How many sites have Facebook integration? You’d be surprised’, Pingdom, 18 June 2012, http://royal.pingdom.com/2012/06/18/how-many-sites-have-facebook-integration-youd-be-surprised. Richmond, Riva. ‘As “Like” Buttons Spread, So Do Facebook’s Tentacles’, The 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2011, http://bits.blogs.nytimes.com/2011/09/27/as-like-buttons-spread-so-do-facebooks-tentacles/. Roosendaal, Arnold. ‘Facebook Tracks and Traces Everyone: Like This!’, Tilburg Law School Legal Studies Research Paper Series, 2010, http://papers.ssrn.com/sol3/papers.cfm?abstract_id=1717563. # 社交媒体之后的艺术：对自由市场惯例的拒斥与映照 / 布拉德·特勒梅尔（BRAD TROEMEL） 社会　艺术家　媒体　作品 财产　图像　时间 电视　私人　作者身份 音乐、电影、电视和印刷业都已经被数字技术彻底颠覆，而美术仍困在一个转型期，摸索着与社交媒体建立复杂且相对新近的关系。一方面，存在一种关于互联网艺术的乌托邦愿景：在那个世界，知识产权是公地的一部分，作者身份与观看者身份同义，而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定是流动的。另一方面，把管理策略运用于自身的艺术家数量空前增加；例如，艺术家把自己的身份设想成一个要通过 Facebook 发展的品牌。在这样的世界里，可以说，今天一位17岁的创意工作者，对能够把流量导向自己 Tumblr 的广告技巧的掌握，比70年前我们的总统候选人所需要的还要好。社交媒体之后的艺术，既粉碎了艺术与资本主义的传统关系，又是这一关系被高度强化的体现。 为具体说明“社交媒体挑战了艺术史规范”这一观点，我想先指出三种惯例，它们最受到通过社交媒体而存在的艺术的威胁。 ## 1. 艺术作品必须标明作者 历史上，作者身份最后一次不重要，是在印刷术出现之前。马歇尔·麦克卢汉说： > 印刷术的发明消除了匿名状态，滋养了文学名声的观念，以及把智力劳动视作私有财产的习惯。兴起中的消费导向文化开始关心真实性的标签，以及防范盗版。版权观念正是在这个时候诞生的。1 如今，艺术史是一系列被缩写为姓名的美学成就。 ## 2. 艺术是一种财产 无论被当作奢侈投资、中产阶级的教化工具、贵族权力的展示，还是宗教叙事的视觉指南，自赞助制度出现以来，艺术就始终有一个所有者。 原注 1. Quentin Fiore and Marshall McLuhan,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Berkely: Gingko Press, 1967。 ## 3. 艺术必须置于一个宣告它是艺术的语境中 正如许多作家和理论家所指出的，艺术是为那些把它识别为艺术的话语和人们而存在的。直到今天，在博物馆和画廊中，我们仍珍而重之地坚持一种神圣划分：这些建筑里出现的一切都是艺术，建筑外发生的一切都是日常生活。不在机构内部的艺术作品，也携带着这些机构创造的形式和概念代码；正如今天离家出走的狗，仍能凭借植入皮下的隐形追踪装置被抓回来。 这三种相互强化的惯例，使艺术始终被系于商品的身份：凡是有作者的东西，自动成为该作者的某种财产；财产必须在私人语境中得到确认，而语境又由作者身份引导。 随后，如同此前的摄影，社交媒体出现了；它使艺术存在于何处变得复杂，从而扰乱了这些规则。后现代理论家长期倡导这样一种现实观：没有统一的观察位置，而是多种视角共存。当几乎每个艺术院校的本科生都有一个博客，把自己的作品与过去40年艺术家的作品并置展示，以便把自己嵌入历史话语时，这一理论便具有了现实适用性。有时，这些不同博客观众的认知相互重叠；有时，它们仍然彼此分离。在网上，不再有大本营，没有哪栋建筑或哪一种语境能够容纳和描述艺术，并以一种方式为所有人统一赋予意义。 摄影出现后，越来越明显的是：在杂志、书籍和录像中观看实体艺术作品图像的人，比亲临现场观看的人多。同样，通过社交媒体，艺术家作品获得的大部分观看，并不来自她自己的网站，而来自围绕作品累积起来的转载、链接和数字复制品网络。我们可以把这理解为艺术观看的长尾。不同于此前的作者身份模式，当社交媒体观看者能够比艺术家本人更有力地界定一件作品的语境——因而也界定其意义——时，艺术家与观看者之间的分野就变得微不足道。作者不再是一种固定身份，而是一种临时扮演的角色，与策展人、推广者和维基百科考古学家并列。 转载博客的便捷与快速，使艺术得以按其观众的驱使，传播得既远又快。在这一过程中，最先从作品上丢失的信息，往往是姓名、标题和日期。有时，这些信息是被故意省去的；精明的 Tumblr 主人借此向懂得艺术史、无须文字说明就能辨认作品的观众使一个眼色。另一些时候，艺术图像的语境信息被省去，是因为来源本身就没有提供；或者因为图像正被用于与艺术家意图完全无关的目的。在这里，艺术被非艺术家挪用为娱乐、办公室笑话、音乐视频或色情内容。墨菲定律占了上风：艺术图像一旦放到网上，就会被用于它可能被用于的一切用途。通过社交媒体，艺术被重新引入，成为日常生活的对象，在这两种区分之间建立起无限循环。 艺术与财产的关系发生了变化，不仅因为艺术能被用于各种新的日常用途，也因为数字文件可以被无限次修改。艺术史家熟悉劳申伯格擦除德·库宁作品那种缓慢的回应过程；然而，通过图像编辑和社交 网络，艺术家相互回应的速度已经像实时对话。一件作品的部分内容可以被编辑、增添或重新排列，而不必破坏原作。由于观看群体的碎片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会把回应性的艺术作品理解为原创——因为已不存在大本营。 概括这一观点：关于在线艺术乌托邦潜能的最理想化看法，把近乎无限的数字图像世界视为某种公地。在那里，艺术的价值不在于它能否被出售、能否受到评论界赞扬，而在于它能否继续被重新使用、重新制作或重新转载，服务于其观看者兼作者网络认为重要的任何目的。 当传统的财产、作者身份或语境观念不再适用，使用社交媒体的艺术家的工作，就从一系列彼此分离的项目，转变为持续播送自身身份，将其作为可识别的品牌。也就是说，艺术家曾经通过创造外化产品来完成的事情，已被艺术商品化的内化取代：在社交网络里，使用带标签的图像和文字，通过幽默、知识性或同伴情谊突出自己。为自己在社会中定位的需要，如今已颠倒了常规位置：今天互联网上的艺术家需要先有观众，才能创造艺术；传统的配方则是必须先创造艺术，才能有观众。在没有现成社交网络的情况下把作品发布到网上，等同于那个谜题：“如果一棵树在森林里倒下，而周围没有人听见，它会发出声音吗？”对网上的年轻艺术家来说，森林问题的答案是“不会”——他们的作品很容易无人注意，因此，以社交品牌身份参与，成为把他们的行为置于艺术语境中的先验必要条件。如果安东·维多克尔（Anton Vidokle）认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没有艺术家的艺术”时期，那么我想说，我们正处于一个“没有艺术的艺术家”的时刻。2 既然作品图像一旦在网上发布，就会被拿走并以一切可能的方式使用，这已成定局，那么，获取认可的新策略便是把对话留在自己的 Facebook 墙、Twitter 信息流或 YouTube 评论区内。“关注我”“加我好友”“订阅并评论”——这是品牌化的一代艺术家永无休止的请求，他们努力争取最大量的注意力作为资本。虽然数字图像是一种糟糕的私有财产形式，但艺术家通过品牌化在自身周围累积的注意力，可以转化为更传统意义上的有报酬的成功：例如画廊展览、杂志专题、书籍和受邀演讲。 为了改善艺术事业而进行社交网络活动，与把社交网络活动本身当作艺术项目，两者之间日益缩小的差异，或许属于当代名人观念中一个更大的趋势。在真人秀电视出现之前，名人的私生活与公共生活之间的区别虽然勉强维持，却得到广泛相信。除了他们作为公众人物出现在屏幕上、与我们短暂相处的时间，八卦杂志满足了我们对名人的更多渴望。虽然八卦杂志构建的叙事弧，刻意模仿其报道对象所出演电影和电视剧的故事线，但这些出版物煽情的性质 原注 2. Anton Vidokle, ‘Art Without Artists’, e-flux 16 (May, 2010), http://www.e-flux.com/journal/art-without-artists/。 ——它们被轻蔑地称为“破报”——使读者始终不确定，其版面披露的私人信息究竟是真是假。真人秀电视有效消除了它所制造的名人的公私边界，理想上建立了一条持续不断的信息流，让公众观看人们像在私下那样行动。它以号称客观的纪实风格拍摄日常情境中的人，使八卦杂志那些颗粒粗糙、脱离语境的静态图像沦为二流素材。真实的尴尬、秘密、性、暴力及其他一切的诱惑，很快让名人在情景喜剧及其他虚构作品中扮演的角色黯然失色，在有线电视领域确立了新的支配地位。演员从前把时间用于项目、布景及表演与自身不同的角色，如今越来越多地选择让镜头跟随他们作为名人的日常生活。同样，一些艺术家从前也许创作艺术，如今则主要把时间用于通过 Facebook，公开示范自己身为艺术家的生活方式。 社交媒体之后的艺术，悖论式地同时拒斥并映照资本主义逻辑；不过，我相信这两种发展能够调和，因为它们各自都包含对方的一部分。一个艺术同侪的去中心化网络，分享并重新创作彼此作品，固然具有共同体性质；但这些作品的传播却采取自由市场民粹主义的形态：自由交换的信息，在愿意生产和消费它的人之间自行分配。没有官僚体制赋予艺术价值，艺术便可以自由地以一切可能方式被估价。这种结构颇类似于艺术品二级拍卖市场：艺术评论家对待售作品的意见几乎无足轻重，满屋收藏家的竞价能力则具有优先地位。 反过来，我们也可以把使用社交媒体的艺术家对品牌认可的高度个人化追求，视为持续的共同体努力。不同于真人秀明星品牌，使用社交媒体的年轻艺术家并不依附维亚康姆（Viacom）或 NBC 这样的巨头，而需要从草根层面建立人气。品牌往往是在彼此的关系中被定义的，并意味着一群忠实观众的持续支持。没有哪一个成功的艺术家品牌是在孤岛上建立起来的；每一个都需要与观看者进行某种程度的合作，而这些观看者愿意分享、关注、加为好友，并评论自己感兴趣的对象。换言之，公地中具有共同体性质的部分，受人人为己的自由市场意识形态支配；个人品牌中具有个体性质的部分，则由对共同体的需要支撑。社交媒体那些立足硅谷的先驱——一手玩转乌托邦主义、一手玩转资本主义的“加利福尼亚意识形态”技术专家——造就了一代如今同样两手并举、痴迷媒体的艺术家，真是恰如其分。 本文根据2012年3月18日在纽约 MoMA PS1“星期日聚会”（Sunday Session）上所作演讲整理。 ## 参考文献 Fiore, Quentin and Marshall McLuhan. The Medium is The Massage, Berkeley: Gingko Press, 1967. Vidokle, Anton. ‘Art Without Artists’, e-flux 16 (May, 2010), http://www.e-flux.com/journal/art-without-artists/. # 作为艺术介入的颠覆性商业 / 塔蒂亚娜·巴齐凯利（TATIANA BAZZICHELLI） 商业　新　颠覆性 黑客　建网 创新　社会 可能　艺术的　艺术 本文旨在介绍“颠覆性商业”的概念，将其视为 Web 2.0 市场领域内部的一种艺术与黑客行动主义介入形式。主要方法并不是简单地否定商业——因为商业往往一直是反文化和文化发展的一部分——而是重新挪用它的哲学，使它能够服务于资本主义逻辑领域之外的社会目的。 过去几年中，创建网络的整个理念，已经与为分享知识及用户生成内容而发展新商业模式紧密相连。一方面，随着 Web 2.0 的出现，我们面对的是一个延续过程：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建网曾经只是先锋艺术内部，或地下创意场景中的一种狭窄艺术实践；如今，它已经找到广泛得多的受众，并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的互动方式。另一方面，我们又面对着一个深刻变化——或者如许多黑客行动主义者和批判理论家所说，是创建网络的方式发生了退化；这些方式越来越中心化，越来越受商业逻辑支配。自2004年以来被称作 Web 2.0 的东西，以及支撑社交网络、博客和标签的整个大众分类法理念，都可以被视为一面镜子，映照出经济力量对分享、开放、参与和建网等价值的收编；而正是这些价值，曾经激发了黑客文化和点对点技术的早期形成。1 然而，如果假定黑客和技术实践者——尤其在西方国家——完全处于信息技术商业发展过程之外，那就过于简单了。今天，发现 Google 管理者采用雇用黑客的策略，或者在员工中推广“火人节”的波希米亚 原注 1. 如果要寻找商业与知识分享和 DIY 伦理交织这一过程的根源，我们应回到一种在20世纪90年代同时启发企业家和极客的模式：“集市”方法。埃里克·S. 雷蒙德（Eric S. Raymond）在最初于1997年9月 O’Reilly Perl 会议上发表的论文“大教堂与集市”中，将其概念化。文章分析了这样一种能力：通过一个致力于打开沟通渠道的个人共同体的协作，创造软件以及其他智力和创意产品。（Eric S. Raymond,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2: Open Source (3 October 2005),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72。）雷蒙德的论文促成了开放源代码促进会（Open Source Initiative，OSI）的成立；他显然支持协作实践，但同时也为自由文化更深入地参与市场辩护。考虑到雷蒙德与布鲁斯·佩伦斯（Bruce Perens）共同创办了 OSI，这一点并不令人意外。该组织于1998年在加利福尼亚州帕洛阿尔托创造了“Open Source”（开源）这个术语，并吸纳了多位与 O’Reilly 社群有关的人士。 精神——正如弗雷德·特纳（Fred Turner）在2009年的文章“Google 的火人节”2 中所指出的——并不应该令人惊讶，因为加利福尼亚的许多黑客都曾推动硅谷计算机商业的发展。 承认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数字乌托邦从未完全脱离商业实践，我们的目标就是开始分析：周期性的商业趋势如何在当下的网络文化中运作，以及艺术和黑客实践如何能够从商业逻辑自身内部生长出来。采取反对商业的批判立场，是否仍然有效？或者，我们是否应当承认，反资本主义的战斗早已失败，同时又保持开放，承认或许能够识别、想象出商业内部新的介入与创造领域？ 问题在于：商业对黑客文化第一阶段的话语和价值——开放、DIY 等——的挪用与收编，是否是理解当今建网与黑客行动主义发展的唯一途径？考虑到许多社交媒体项目在建立过程中，都让黑客和网络建设者参与并雇用了他们，问题与其说是这些人是否受到剥削，不如说是在 Web 2.0 内部，黑客实践、分享和开放如何仍然可能。如果黑客与行动主义者无法避免间接服务于企业革命，他们也许可以着手吸收商业意识形态，使之有利于自己。简言之，这意味着从内部改造和破解它的模式：通过促成对技术本身的自觉理解，以及在其内部制造颠覆，重新挪用那些挪用者。 即使在黑客和行动主义者中，把挪用认作一种循环出现的商业策略已相当普遍，但要接受商业往往一直是反文化和文化发展的一部分，仍需付出更多努力。在这个暧昧阶段，回顾并分析建网范式与黑客价值转变的原因十分重要；但作为一种政治和艺术策略，打破某些文化禁忌、避免二元对立也同样必要。可能的艺术情境，能够拓展商业企业的限度，并让人想象参与、互动和文化创新的不同策略。艺术家与行动主义者——也包括普通用户——可以采取的一种模式，不是拒绝与商业平台妥协，而是从内部理解媒介，揭示权力结构，以及社会纳入与排斥的隐蔽机制。 因此，再次采用黑客所实践的亲手操作策略，目标就变成了反思艺术与商业的交汇，把颠覆性的艺术实践作为产生美学、技术和社会政治批评的工具。 原注 2. Fred Turner, ‘Burning Man at Google: A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for New Media Produ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1.1-2 (April, 2009): pp. 145-66. http://www.stanford.edu/~fturner/Turner%20Burning%20Man%20at%20Google%20NMS.pdf。 我提出“颠覆性商业的艺术”（The Art of Disruptive Business）这一概念，把它作为 Web 2.0 商业领域内部的一种艺术与行动主义介入形式。3 这一概念描述黑客、艺术家、网络建设者和企业家的内在实践：他们干扰商业，同时又生成新的商业形式。颠覆性商业与“颠覆式创新”或“颠覆式技术”的概念紧密相关；这一术语由哈佛商学院教授克莱顿·M. 克里斯坦森（Clayton M. Christensen）于1997年创造。按照克里斯坦森的说法： > 颠覆式技术或颠覆式创新，是一种有助于创造新市场和新价值网络，并最终颠覆既有市场与价值网络的创新。这一术语用于商业和技术文献，描述那些以市场未曾预期的方式改善产品或服务的创新。4 把这一概念作为一种艺术实践，提供了想象新的可能艺术策略、并在经济框架内创造创新的机会；而这些机会，只有直接参与商业过程才可能实现。在这一语境中，艺术家和黑客意识到消费文化广泛渗透日常生活，于是以策略性和游戏性的方式作出回应，从商业流动内部及其全部复杂性中创造变化。在扰乱机器、产生创新的同时，也许能够实现一种新的批判视角。 自先锋派以来，艺术家就专注于制造震撼和不可预测之物的效果，同时产生新的视觉与艺术实验形式。在新自由主义时代，颠覆性商业逻辑也与不可预测之物打交道，上面对颠覆式技术定义的引用便说明了这一点。正如斯特夫芬·舒凯蒂斯（Stevphen Shukaitis）在《想象机器》（Imaginal Machines）中所说，不能把颠覆当作资本的一个外在实体或外部敌人来讨论。5 他指出：“抵抗的美学、反艺术和先锋派，深刻塑造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因为资本主义依赖于通过新的形象和意象，以及其他形式的社会能量，实现自我更新。”6 如果商业倾向于收编其反对者，艺术家和黑客便可以在商业框架内挪用“颠覆”的概念，在商业与颠覆之间制造相互干扰的循环，以此回应。同时实施颠覆与创新，意味着模拟当代 Web 2.0 商业模式的逻辑：该模式通过采纳建网和点对点协作的分享价值，以及生产新的建网策略来运作。社会与政治变革来自内部：在系统之内行动，寻找它的矛盾和机器中的 原注 3. “颠覆性商业的艺术”这一概念，是我自2008年起在丹麦奥胡斯大学一个研究小组中进行调查的成果。这项研究促成了我于2011年完成博士论文 Network Disruption: Rethinking Oppositions in Art, Hacktivism and the Business of Social Networking（待出版）。 原注 4. Clayton M. Christensen,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Mads Soegaard and Rikke Friis Dam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arhus, Denmark: The Interaction Design Foundation, 2012, http://www.interaction-design.org/encyclopedia/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原注 5. Stevphen Shukaitis, Imaginal Machines: Autonomy & Self-Organization in the Revolution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9。 原注 6. Shukaitis, Imaginal Machines, p. 24。 漏洞，或者运用系统自身的逻辑来改造它。在非物质经济与灵活性日益增强的时代，以激进反对作回应，已不再显得是一种有效实践；而在资本主义框架内行动，通过相互对立者的共存保持辩证关系的开放，或许会成为一条可能的探索道路。黑客行动主义者和艺术家采用黑客策略，迎接理解资本主义如何运作的挑战，把它转变为介入的语境。 打破对立冲突的模式之后，挑战便成为创造悖论与计谋：参与者像变色龙一样行动，吸收系统的各种表现，并通过发现系统的弱点，反过来利用这些弱点，产生创新的视角与批判性介入。在商业与黑客伦理、建网价值相互交织，而各种批评形式一出现就趋于凝固的情境中，社交媒体的替代方案，或许就在商业自身内部。 商业创新成为艺术介入。 ## 参考文献 Anderson, Chris. Free: How Today’s Smartest Businesses Profit By Giving Something For Nothing, New York: Hyperion, 2009. Bazzichelli, Tatiana. ‘Networked Disruption: Rethinking Opposition in Art, Hacktivism and the Business of Social Networking’, PhD Diss.,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and Media Studies, Aarhus University, Denmark, 2011. Bazzichelli, Tatiana. ‘If You Can’t Hack ‘em, Absorb ‘em or the Endless Dance of the Corporate Revolution”, Concept Store 3, (2010), http://www.tatianabazzichelli.com/PDF_files/Bazzichelli_Endless_Dance_Corporate_Revolution.pdf. Christensen, Clayton M. ‘Disruptive Innovation’, in Mads Soegaard and Rikke Friis Dam (eds) Encyclopedia of Human-Computer Interaction, Aarhus, Denmark: The Interaction Design Foundation, 2012, http://www.interaction-design.org/encyclopedia/disruptive_innovation.html. Raymond, Eric S. ‘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 First Monday Special Issue #2: Open Source (3 October, 2005), http://www.uic.edu/htbin/cgiwrap/bin/ojs/index.php/fm/article/view/1472. Shukaitis, Stevphen. Imaginal Machines: Autonomy & Self-Organization in the Revolutions of Everyday Life, New York: Autonomedia, 2009. Turner, Fred. ‘Burning Man at Google: A Cultural Infrastructure for New Media Produc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1.1-2 (April, 2009): 145-66, http://www.stanford.edu/~fturner/Turner%20Burning%20Man%20at%20Google%20NMS.pdf. # Facebook 抵抗：增强的自由 / 马克·斯通佩尔（MARC STUMPEL） 用户　不赞　按钮 软件　浏览器　添加 破解　网络　社会 黑客实践　扎克伯格 EnemyGraph　界面 定制　颜色 > 我们需要发明一种社交网络软件，让每个人都是概念设计师。 > ——伊波利塔（Ippolita）、洛文克与罗西特1 “Facebook 抵抗”（Facebook Resistance）2 是数字艺术家托比亚斯·莱因格鲁伯（Tobias Leingruber）于2010年发起的创意介入与研究项目，聚焦于从系统内部改变 Facebook 规则和功能的方法（图1）。它旨在研究并推动对平台的修改，使之更符合用户的需求和愿望，例如，希望有一个“不赞”（Dislike）按钮，作为“赞”（Like）按钮的回应。“Facebook 抵抗”通过工作坊3 把人们聚集起来，用浏览器破解，对软件编程中的等级制决策作出反思性抵抗。一些 Facebook 用户认识到，“黑客实践”也可以仅仅意味着定制；而 Facebook 却在推广这个词的另一些含义。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Facebook Resistance：Facebook 抵抗。Tom Anderson (MySpace Tom)：Tom Anderson（MySpace Tom）。Wall：墙。Info：资料。Information：信息。Affiliation：所属关系。MySpace。1 Friend Likes This：1位好友赞了此内容。可辨认资料说明：“这才是真正的我，没有替身。请在 Facebook 上添加我。”〔截图其余帖子微字在原始307 × 230像素图像中无法可靠完整辨读。〕 2012年2月，Facebook 创始人马克·扎克伯格给潜在的首次公开募股（IPO）投资者5 写了一封信4。信中有一段颇为奇特的文字，谈到“黑客之道”：一种新的文化与管理方式，据称能在办公室每月举办的黑客马拉松中，让黑客精神回归，并借此改进 Facebook 及其 图1. “Facebook 抵抗”平面艺术，Tobias Leingruber 作。 原注 1. Ippolita, Geert Lovink and Ned Rossiter, ‘The Digital Given: 10 Web 2.0 Theses’, Fibreculture Journal 14 (2009), http://fourteen.fibreculturejournal.org/fcj-096-the-digital-given-10-web-2-0-theses/。 原注 2. FB Resistance Artists, http://fbresistance.com。 原注 3. “Facebook 抵抗”通过世界各地的工作坊，考察界面与功能的法则。参与者在工作坊中思考这样的问题：“如果你能改变 Facebook 的法则，会怎样？你会做哪些不同的事？这些想法真的能实现吗？”为回答这些问题，他们开展不受限制的头脑风暴，批判地讨论软件法则及其可变性。这些讨论产生了诸如“性别滑块”之类的点子，用以批评 Facebook 对性别的狭隘态度；也产生了一些不那么严肃的想法，例如为摩门教徒添加一项功能，让他们能在 Facebook 上有不止一位妻子。 原注 4. Mark Zuckerberg, ‘Letter to Shareholders from Mark Zuckerberg’, Financial Times, 2 February 2012, http://www.ft.com/intl/cms/s/2/a2109a54-4d88-11e1-b96c-00144feabdc0.html。 原注 5. 首次公开募股（IPO），或股票市场上市，是一种公开发行：一家公司的股份首次通过证券交易所向公众出售。 功能。在信中，扎克伯格把自己呈现为一个与黑客文化有关联的人，鼓励一种“极其开放”和“精英择优”的方法。然而，不出所料，扎克伯格完全没有提到 Facebook 用户本身也可能成为黑客。此外，信中提到的 Facebook 办公室黑客箴言“代码赢得争论”，听起来虽然颇有力量，却被一个预设削弱了：对 Facebook 的黑客实践只发生在 Facebook 总部。 2012年7月，Facebook 邀请所谓的道德黑客攻击自己的网络，并宣布向发现安全漏洞的人付费。6 这可以被视为向正确方向迈出一步，但它排除了技术不那么熟练的普通用户，以及他们利用破解手段的能力。显然，为使 Facebook 更安全而受命开展黑客活动，与为了其他目的——例如添加“不赞”按钮或改变 Facebook 的颜色——自由利用漏洞，两者有很大区别。虽然 Facebook 在理论上认同“开放”和黑客文化，公司却维持着一种极端封闭、僵硬的开发者心态。相比之下，还有 Ouya7 这样的创新项目：这款通过众筹开发的开源游戏主机，确实欢迎黑客通过修改帮助改善产品用户体验；此外，还有几种开源社交网络替代方案，靠众包开发蓬勃发展。 面对 Facebook 宣扬“黑客之道”，我们不应不加回顾早期黑客著述就让它过去。例如，Facebook 没有向用户提供多少定制界面与功能的可能性，这显然不符合史蒂文·利维（Steven Levy）于1984年写下的黑客伦理，其第三项原则是：“怀疑权威——推动去中心化。”8 用户对 Facebook 界面和功能的控制，只能通过预先设定的选项、偏好和可能操作来行使，而这些都由一个中心化权威硬性规定。因此，Facebook 对黑客文化的推广，与其说是在呼吁原本意义上的黑客实践，不如说是典型的话语和形象塑造：“嘿，伙计们，看看这个！我们持续改进 Facebook 的新策略就是黑客实践，这东西以前可酷了。很棒，对吧！？”在致投资者的信中，扎克伯格有意以单方面的方式宣扬黑客实践：他只从 Facebook 的立场来谈它，同时中止自己不喜欢的破解活动。 可以说，这种公关传播展示了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谓的“话语控制”9，即使用最能支持网络 原注 6. Jordan Robertson, ‘Facebook Widens “Bug Bounty” Program to Combat Internal Breaches’, Bloomberg, July 2012, 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07-26/facebook-widens-bug-bounty-program-to-combat-internal-breaches.html。 原注 7. Kickstarter 上的 Ouya，http://www.kickstarter.com/projects/ouya/ouya-a-new-kind-of-video-game-console。 原注 8. Steven Levy, Hackers: Heroes of the Computer Revolution,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Sebastopol, CA: O’Reilly Media, 2010, p. 25。 原注 9. Manuel Castells, Communication Power,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p. 53。更多关于 Facebook 话语控制的例子，见 Marc Stumpe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Facebook: Control and Resistance’, MA thesi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16 August 2010, http://marcstumpel.wordpress.com/2010/09/04/the-politics-of-social-media-facebook-control-and-resistance。 目标的特定框架。通过突然对黑客实践进行单方面框定，一种用来赢取投资者信任的形象被建立起来，遮蔽了 Facebook 的“安全漏洞”历史——而这段历史无可否认地与黑客概念有关。一些 Facebook 用户，在成为恶意黑客攻击的受害者，或发现网络安全公司 Sophos 关于 Facebook 安全性的15,200篇令人不安的文章时10，可能会震惊于这个社交网络的不安全；但也有用户真的会利用这些安全漏洞。例如，2011年12月，扎克伯格的“私人”照片就被黑入并公开了，颇具讽刺意味。11 在日常话语中使用“黑客实践”或“破解”这些词时，盗取私人照片等“负面”例子和联想，维持着黑客作为怀有恶意的罪犯的大众形象。然而，通过致投资者的信，以及对道德黑客的邀请，扎克伯格把注意力引向黑客实践的正面形象。尽管这种理解看似更加平衡，但谈到对 Facebook 的黑客实践时，仍缺少一项重要的正面含义：用户修改系统，使之更适合自己的需要。世界各地12 的“Facebook 抵抗”工作坊参与者在这样做时，很清楚运行层面的决策其实可以立即去中心化：用户把事情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成为决策者。 互联网用户可以通过 Greasemonkey13 这样的浏览器扩展，安装、配置和运行用户脚本，也就是浏览器破解程序。这些是少量的 JavaScript 和／或 CSS 代码，可从 userscripts.org14 免费获取，在网站完全载入之前由浏览器处理。用户脚本只需点击一下即可安装并运行；运行之后，它们能即时改变 Facebook 的界面设计，甚至改变其功能。只要改变加载 Facebook.com 时处理哪些代码、如何处理，用户就能随心所欲地改善自己的体验15，例如从用户界面永久增加或删除某些功能，如时间线。 “Facebook 抵抗”的工作坊既是概念性的，也是具体的。一方面，它通过重新想象 Facebook 来探索自由；另一方面，它把点子实现为原型、模型和可运行的用户脚本。批判性、颠覆性和有趣的想法从工作坊中涌现。此外，参与者也有机会试用这个项目本来就包含的浏览器破解程序——这些已实现的想法，还可以进一步发展。再者，参与者的想法、 原注 10. Sophos，“facebook”查询结果，http://www.sophos.com/en-us/search-results.aspx?search=facebook。 原注 11. ‘Facebook Fixes Photo Privacy Bug After Founder Mark Zuckerberg has Account Hacked’, National Post, 7 December 2011, http://news.nationalpost.com/2011/12/07/facebook-fixes-photo-privacy-bug-after-founder-mark-zuckerberg-has-account-hacked。 原注 12. “Facebook 抵抗”工作坊曾在德国柏林、西班牙巴塞罗那、印度班加罗尔、荷兰阿姆斯特丹和丹麦奥尔堡举行。 原注 13. Firefox 的 Greasemonkey，https://addons.mozilla.org/nl/firefox/addon/greasemonkey/?src=search。 原注 14. Userscripts.org：为你的浏览器增添能力，http://userscripts.org。 原注 15. 通过用户脚本和浏览器扩展进行修改，是客户端的本地过程；Facebook 服务器上的源代码保持不变。这意味着，在大多数情况下，修改只有该用户本人可见，Facebook 或其他用户都看不到。 相关的现有破解程序、软件项目和艺术作品，讽刺地都通过一个公开的 Facebook 群组“FB Resistance Artists”分享。16 有哪些破解手段可以改善 Facebook 的用户体验，满足平台并不支持的需求？应如何界定“Facebook 抵抗”所探索和培育、而同时又被 Facebook 遮蔽的自由？ ## 喜欢“不赞”按钮 一个广受欢迎的抵抗性概念，是“不赞”按钮——这个公司不想要的继子，可以制衡无处不在的“赞”按钮。虽然已有320万17 用户在 Facebook 上聚集起来，表示支持“不赞”按钮，公司却始终反对这个拇指向下的功能。Facebook 认为，滥用的机会会太多；一些人则指出，公司只是想保护品牌和广告商及其盈利能力，这体现了偏向市场的立场。18 正如 CNN 记者皮特·卡什莫尔（Pete Cashmore）所说：“……这会损害公司与品牌、企业及网络出版商的关系——这些群体对于建立网络流量和广告收入都至关重要。”19 即使 Facebook 承认用户需要“不赞”按钮20，公司仍似乎坚持提出一种使自身形象最为光鲜的伦理论点，以遮蔽不添加这一按钮的商业原因。 Facebook 认为“不赞”按钮只会造成更多滥用或仇恨，这个论点似乎相当粗糙。一位“不赞”按钮开发者提出相反看法：“……‘不赞’按钮不是为怀恨者设计的！它被造出来，是要成为 Facebook 之‘阴’所对应的‘阳’……用来对令人反感、可耻以及彻底糟糕的事物，表达我们的同情或共同愤慨！”21 尽管这样的说法暗示了最好的用意，却没有处理所谓“不赞”按钮滥用的问题。 反过来看，如果对值得喜欢的事物表示不喜欢被视为“滥用”，那么，对令人厌恶的事物表示喜欢又怎样？可以说，“不赞”和“赞”按钮都可能创造滥用机会。例如，奥罗拉枪击案凶手詹姆斯·霍姆斯（James Holmes）的粉丝页曾获得800个赞，在创建10天后被关闭。22 尽管这个粉丝页被移除，类似的詹姆斯·霍姆斯页面和个人资料仍不断出现， 原注 16. FB Resistance Artists 公开群组页，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9135107782024。 原注 17. Pete Cashmore, ‘Should Facebook Add a Dislike Button?’, CNN, 22 July 2010, http://articles.cnn.com/2010-07-22/tech/facebook.dislike.cashmore_1_facebook-users-facebook-ceo-mark-zuckerberg-dislike-button?_s=PM:TECH。Facebook 在群组“更新”过程中移除了“旧”的支持“不赞”按钮的群组。见 Mari Smith, ‘Facebook Old Groups Migration to New Groups – What You Need To Know’, Mari Smith, 10 May 2011, http://www.marismith.com/facebook-group-owners-need-know/。 原注 18. Dan Rowinski, ‘No Haters Allowed: Why a Dislike Button is Not Coming to Facebook’, ReadWrite, 25 April 2011, http://readwrite.com/2011/04/25/no_haters_allowed_why_a_dislike_button_is_not_coming_to_facebook。 原注 19. Cashmore, ‘Should Facebook Add a Dislike Button?’。 原注 20. Cashmore, ‘Should Facebook Add a Dislike Button?’。 原注 21. Dislike-button.com，Internet Archive Wayback Machine 存档，http://web.archive.org/web/20110202233840/http:/www.dislike-button.com/。 原注 22. Dino Grandoni, ‘James Holmes Facebook Fan Page Apparently Taken Down’, The Huffington Post, 30 July 2012, 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7/30/james-holmes-facebook-fan-page_n_1720195.html。 而它们都只有“赞”按钮。看见可怕事件不断冒出“赞”，难道不比看见某个品牌、组织或个人受到“不赞”更恐怖吗？何况在某些情况下，它们确实值得不被喜欢。 2010年，可运行的“不赞”按钮开始获得关注。最受欢迎的是 FaceMod 开发的 Firefox 浏览器扩展23，它有相当一段时间可供下载，但后来饱受指控：有人说它诱骗 Facebook 用户落入点击劫持。24 据称，FaceMod 用一个指向假“不赞”按钮的链接误导用户；一旦点击，用户的状态就会被劫持，并向其所有朋友发布假的“Facebook 官方不赞按钮”链接，形成垃圾信息循环。25 尽管 FaceMod 明确表示这个扩展与诈骗无关26，“FaceMod”和“原版不赞按钮”这些名称，仍被在社交网络上散播恶意链接的垃圾信息发送者滥用。27 不过，一些用户报告说，“不赞”按钮运行良好。“Facebook 抵抗”工作坊测试了 FaceMod 的“不赞”按钮，以评估其功能；除了在 Facebook 上添加外部广告28 之外，它确实完成了该做的事情：给帖子添加可用的“不赞”按钮，并向所有安装该扩展的人显示相应帖子的“不赞”。遗憾的是，FaceMod 的“不赞”按钮已无法通过其网站获取，但仍可借助互联网档案馆的 Wayback Machine 访问该网站。29  图内文字译文： BUTTON：按钮。Finally!：终于！BIG DISS LIKE：大大的“不赞”。How?：如何使用？〔页面说明微字在原始截图中无法可靠完整辨读；作品功能的正文描述见本章。〕 另有几个“不赞”按钮曾经可用，却随着时间推移被封锁或停止提供。30 不过，2012年，一个名叫 Studio Underdogs 的荷兰创意集体利用 Facebook API 开发了一个“不赞”功能，目前仍然可用（图2）。这个项目与其说是严肃的软件，不如说是一场有趣的噱头。 图2. Studio Underdogs 开发的 Big Diss Like 按钮。34 原注 23. Gene Byrd, ‘Dislike Facebook Button Scam, Facemod Add-On to Social Network Not Connected’, The National Ledger, 18 August 2010, http://www.nationalledger.com/news-tech/dislike-facebook-button-scam--233069.shtml#.UCeU_53N-ZM。 原注 24. “点击劫持是一种恶意技术，诱使网络用户点击与其以为自己正在点击的东西不同的对象，从而可能在用户点击看似无害的网页时泄露机密信息，或者使其计算机受他人控制。”（Wikipedia, ‘Clickjacking’, 10 December 2012, http://en.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Clickjacking&oldid=527458947。） 原注 25. Matthew Shaer, ‘Dislike button? Not on Facebook’, The Christian Monitor, 17 August 2010, http://www.csmonitor.com/Innovation/Horizons/2010/0817/Dislike-button-Not-on-Facebook。 原注 26. Dislike-button.com。 原注 27. Graham Cluley, ‘Facebook Dislike Button Scam Spreads Virally’, Naked Security, 16 August 2011, http://nakedsecurity.sophos.com/2010/08/16/facebook-dislike-button-scam-spreads-virally/。 原注 28. 这些广告可通过用户脚本隐藏：Facebook Dislike Button Adremover,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80594。 原注 29. Dislike-button.com。 原注 30. 另外两个曾可运行的按钮是“Dis.like.es”，https://addons.mozilla.org/nl/firefox/addon/dislikes/；以及 http://dislikebutton.me，不过二者如今均被 Facebook 封锁。 它凭借 BFL（Big Fucking Like，“他妈的超赞”）和 BFD（Big Fucking Dislike，“他妈的超不赞”）这两个缩写，获得了大量媒体关注，病毒式地散发了50,000张贴纸，并通过 idisslike.it 提供该应用程序。31 Big Diss Like 按钮是一个书签小程序32，功能相当于“不赞”按钮，访问任何网站时都可以点击。随后，它会通过一个 Facebook 应用，触发对该超链接的“Facebook 分享”。分享的链接配有 Big Diss Like 图片，以及可选填的不喜欢理由，从而显示用户不喜欢的东西。33 因此，“不赞”按钮仍然活跃，而且颇受喜欢。事实上，FBskins.com 上还有另一个可用的“不赞”按钮，随“Social Extras”插件提供。虽然 FBskins.com 声称它的插件没有病毒和间谍软件35，而且可下载安装的可执行文件顺利通过了病毒扫描，但仍应指出，人们对这个插件的可信度反应不一。36 Studio Underdogs 无疑提供了一种更安全的“不赞”方式。 “不赞”现象推动一些人以它的名义制作出可运行的功能。此外，它也启发了艺术家。例如“Facebook 抵抗”的艺术家之一艾米·索恩利（Amy Thornley），就在 Facebook Resistance Artists 群组页面上，发布了一件向“不赞”按钮致敬的作品。37 她的作品《不许不赞。只能点赞。》（NO DISLIKE. ONLY LIKE.，2011；图3）“……讲述 Facebook 对‘不赞’按钮的拒绝，尽管数百万 *［此处原有图像，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网页与 EPUB 版未收录；见版权与译本说明。］* 图内文字译文： DISLIKE：不赞。〔该词由小型图形构成，作品题名为《不许不赞。只能点赞。》。〕 用户想要一个这样的按钮”。38 图3. 《不许不赞。只能点赞。》，Amy Thornley 作（2011）。39 ## 敌人与解除好友 “不喜欢其实能够联结并激励人们”这一理念，在 EnemyGraph 中得到了体现。这款 Facebook 应用使用户能够列出自己的敌人，对象可以是一名朋友、一个用户、一个页面或一个群组。它由得克萨斯大学新兴媒体项目主任迪恩·特里（Dean Terry）与研究生布拉德利·格里菲思（Bradley Griffith）于2012年初 原注 31. Underblog, ‘BFL + BFD = Vind ik stom-knop! Tegenhanger van de like button op Facebook gemaakt in Nederland’, 2 April 2012, http://www.studio-ud.nl/index.php/nl/blog-underdogs/147-idisslikeit-is-the-dissbutton。 原注 32. 书签小程序是一种小型计算机应用，以书签 URL 的形式保存在浏览器中，或以超链接形式置于网页上。 原注 33. 见 http://idisslike.it/more.html。 原注 34. Studio Underdogs Houten 新闻资料包，http://www.studio-ud.nl/index.php/nl/112-backlinks/146-presskit。 原注 35. FBskins，http://www.fbskins.com/facebook-layouts/support.php。 原注 36. 例如见 Yahoo Answers 上的“Fbskins for facebook safe”，http://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10226184542AAFoNgQ；以及“Is FBSkins safe to use?”，http://nz.answers.yahoo.com/question/index?qid=20110806172939AAfC9wv。 原注 37. FB Resistance Artists 公开群组页：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9135107782024/。 原注 38. Amy Thornley, ‘NO DISLIKE. ONLY LIKE’, 18 October 2011, http://www.amythornley.co.uk/blogposts/no-dislike-only-like/。 原注 39. Thornley, ‘NO DISLIKE. ONLY LIKE’。 开发。EnemyGraph 目前仍可使用，被视为“……对 Facebook 在网络中介的社会互动上所采取的偏颇方式，一种简单、富于表达且往往有趣的批评……”40。创作者对“敌人”一词的使用，与 Facebook 使用“朋友”一词同样宽泛；他们并不打算煽动仇恨言论，也不认为它会造成这一结果。相反，他们希望借 EnemyGraph 揭示不和谐，促成对话。41 此外，EnemyGraph 使用户能够“……围绕共同敌人与朋友互动……以共同的敌意建立联盟”42。通过 EnemyGraph，Facebook 用户能够直面自己的负面关系，并如特里所说，抵抗“人为的友善”43。 巧合的是，“添加敌人”的想法，也曾在2011年的一次“Facebook 抵抗”工作坊中出现。44 在 EnemyGraph 推出之前，开发者最初还在做另一款名为 Unfriends 的应用。然而，他们读到 Facebook 平台政策规定，应用绝不能鼓励解除好友关系，于是放弃了该项目。45 EnemyGraph 的创作者很可能也不知道，早已有一个存在相当时间的“Unfriend Finder”（解除好友查找器）用户脚本。 Unfriend Finder 自2009年起可通过 unfriendfinder.com 获取，它会实时通知用户哪些人成了“非好友”：也就是解除了与自己的好友关系，或停用了账户的联系人。它让用户看见谁已从朋友名单中移除；而在默认情况下，软件只会通知待处理和已确认的好友请求。此外，当好友请求被拒绝时，它甚至也会通知用户。 安装这个用户脚本，会在用户界面的右上角和左侧边栏添加一个解除好友功能，通知用户其朋友名单中减少了谁。Unfriend Finder 的安装次数已超过4,500万，支持所有浏览器，并提供65种语言。46 对浏览器破解程序而言，这是罕见的数字，说明 Facebook 用户愿意修改自己的在线社交体验。 “不赞”按钮、EnemyGraph 和 Unfriend Finder，是一些对抗性概念；它们针对 Facebook 强加给用户的积极性——被迫戴上的玫瑰色眼镜——代表着另一种视角。它们被创造出来，不是为了伤害，也不是为了滥用，而是为了刺破 Facebook 的单向意识形态；这种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塑造了其商业模式。 原注 40. Dean Terry, ‘EnemyGraph Facebook Application’, dean terry, 21 February 2012, http://www.deanterry.com/post/18034665418/enemygraph。 原注 41. Jeffrey R. Young, ‘“Social-Media Blasphemy” Texas Researcher Adds “Enemy” Feature to Facebook’, The Chronicle of Higher Education, 25 March 2012, https://chronicle.com/article/College-20-Social-Media/131300/。 原注 42. Terry, ‘EnemyGraph Facebook Application’。 原注 43. Terry, ‘EnemyGraph Facebook Application’。 原注 44. FB Resistance Artists 公开群组页，https://www.facebook.com/groups/189135107782024/。 原注 45. Terry, ‘EnemyGraph Facebook Application’。 原注 46. Unfriend Finder,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58852。 ## 用户界面介入 > 颜色对扎克伯格没那么重要；几年前，他做了一项在线测试，才意识到自己有红绿色盲。蓝色是 Facebook 的主色，因为正如他所说：“蓝色对我来说是最丰富的颜色——我能看见蓝色的全部。” > ——何塞·安东尼奥·巴尔加斯（Jose Antonio Vargas）47 2010年，马克·扎克伯格告诉《纽约客》记者巴尔加斯，Facebook 使用蓝色，是因为自己色盲。埃米尔·科斯托夫（Emil Kostov）则指出，公司保留这一颜色，是营销计划的一部分，因为它比其他颜色更不容易使我们分心。48 从后一种观点看，也可以说，缺少定制可能性，是为了尽量保持用户界面标准化，不顾那些并非色盲的用户，不允许像 MySpace 那样对个人资料进行个性化定制。 正如罗伯特·盖尔（Robert Gehl）所说：“……MySpace 允许用户创建一片‘精心装扮’的个人资料的杂音，不断破坏把用户生成内容变现的努力。相反，Facebook 在把用户化约为数据集和控制论商品方面，已被证明极其高效；而这一切都在一个低调、平淡、不会分散营销注意力的界面中完成。”49 盖尔认为，与 MySpace 不同，Facebook 成功创建了一种“真实的软件抽象”：以整洁的模板式软件架构掩盖代码，把用户规训为情感市场中的非物质劳动者。50 对用户而言，代码是隐藏的，他们必须服从 Facebook 的默认设置、软件标准和模板。这反映了安妮·赫尔蒙德（Anne Helmond）所说的“Web 2.0 的模板文化”51。“Facebook 抵抗”实质上批评的正是这种文化：它把 Facebook 用户纳入统一轨道，只提供极为有限的定制、个性化和个体表达可能。因此，“Facebook 抵抗”工作坊特别关注如何消解这些限制，拆解软件抽象，以扩展用户的可能性。 > 让 Facebook 设计你的网络身份，就像让宜家设计你的公寓。唯一的个性，就在你的 BILLY 书架上摆着的家庭照片里。 > ——托比亚斯·莱因格鲁伯52 因此，那些为定制和个体表达开启新可能的浏览器破解程序，吸引了这个项目的兴趣。以 Facebook Colour Changer53 为 原注 47. Jose Antonio Vargas, ‘The Face of Facebook’, The New Yorker, 20 September 2010, http://www.newyorker.com/reporting/2010/09/20/100920fa_fact_vargas?currentPage=4。 原注 48. Amit Agarwal, ‘Why is Facebook so Blue in Color?’, Digital Inspiration, 26 April 2012, http://www.labnol.org/internet/why-facebook-blue-in-color/17811/。 原注 49. Robert Gehl, ‘Real (Software) Abstractions: On the Rise of Facebook and the Fall of MySpace’, Unlike Us Conference, Limassol, 23 November 2011, http://www.robertwgehl.org/text/Unlikeus_talk.pdf, p. 3。 原注 50. Gehl, ‘Real (Software)’, p. 3。 原注 51. Anne Helmond, ‘Transmediale: Results from the Facebook Resistance Workshop’, Anne Helmond, 18 February 2011, http://www.annehelmond.nl/2011/02/18/transmediale-results-from-the-facebook-resistance-workshop/。 原注 52. Tobias Leingruber, FB Resistance Artists, http://fbresistance.com。 原注 53. Facebook Colour Changer,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9475。  图内文字译文： Facebook；搜索；Marc Stumpel；首页；通知；顶端提示数字：15、10；FB Resistance Artists（Facebook 抵抗艺术家）；公开群组；121名成员；22张照片；文档；搜索此群组；写帖子；添加照片／视频；提问；写点什么…… 左侧栏目：收藏；群组；页面；名单；应用。Close Friends：密友。Subscriptions：订阅（12）。左侧被背景遮挡条目仍可辨的提示数字：58、5。可辨认群组名：FB Resistance Artists；UvA New Media MA Students（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媒体硕士生）。 帖子作者：Thomas Cheneseau。其倒置图像中的重复文字为 facebook；说明中的可辨认句子：“我需要你们，嘿，来 facebook 联系我。还是给我发张明信片。”Page: 1,042 like this：页面：1,042人赞了此内容。 Unlike：取消赞。Comment：评论。Follow Post：关注帖子。Sunday at 11:18pm：星期日晚上11:18。You and Amy Faye Thornley like this.：你和 Amy Faye Thornley 赞了此内容。Write a comment...：写评论…… 下方帖子作者：Marc Stumpel。Reload The Love!：重新载入爱！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114038。 〔截图有多个被人物背景遮挡的侧栏项目、细小网址字符及画面边缘截断内容，原图无法可靠完整辨认；保留原图，不臆补。〕 图4. 使用几个浏览器破解程序进行个性化设置后的 Facebook 截图（2011）。 例，它让用户能够轻松按照自己的喜好改变并保存配色方案。与此类似，Auto Colorizer54 会根据所显示图片的颜色，自动改变用户的配色方案。除了引入“异世界般的”色彩，用户还可以轻松用背景图像55 使 Facebook 页面个性化（图4）。 与 Fbskins.com 等提供定制选项的商业机构不同，“Facebook 抵抗”并不欣赏那些往 Facebook 里添加更多广告的定制扩展。相反，这个项目感兴趣的是让人们看见屏蔽 Facebook 广告的可能性。虽然有些 Facebook 用户声称自己“看不见横幅广告”，营销人员也喜爱广告，但许多用户觉得在线广告非常烦人。正如 Vratonjic 等人所言： > 在线广告已经成为许多互联网用户的严重问题：一些人只是厌烦那些不停出现、令人分心、塞满网页的广告；另一些人则高度关注其隐私影响——因为广告提供者通常会为定向投放广告而追踪用户行为。56 原注 54. Auto-Colorizer, Colors Facebook: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3626。 原注 55. 给 Facebook 添加这些背景有几种方法。第一，用户可以在 URL 栏输入一行简单的 JavaScript，以代码代替 URL，将其保存为书签小程序。随后点击书签小程序，背景就会立即改成该路径指定的图像。若要使修改持续生效，并在访问 Facebook 时自动执行，则需要把代码作为用户脚本运行。这样，用户便可通过 Greasemonkey 或其他用户脚本管理器，轻松启用或停用自己的背景修改。第二，用户可以安装 Facebook Background 用户脚本；它会添加一个简单的配置按钮，使用户能够通过添加 URL 或选择渐变色来改变背景。第三，FBskins.com 通过 Social Extra’s 浏览器扩展提供数千个 Facebook 主题。不过，最后这种方法的缺点是，它也会往 Facebook 添加外部广告。 原注 56. Nevena Vratonjic et al., ‘Ad-blocking Games: Monetizing Online Content, Under the Threat of Ad Avoidance,’ 2012, http://weis2012.econinfosec.org/papers/Vratonjic_WEIS2012.pdf。 尽管 Ghostery57、Do Not Track Plus58 等许多浏览器扩展能够阻止网络上的 Facebook 追踪，这个社交网络仍会展示一些用户可能希望隐藏的广告。 屏蔽 Facebook 广告有几种方法。第一，AdBlock Plus59 是一款流行的免费浏览器扩展：这是一个由社区推动的开源项目，下载量已超过1亿次60，每天有1,200万用户使用。它通过阻止广告显示，使“……浏览网页对你的电脑和你的心智来说，都不再那么费力”61。第二，要阻止“赞助动态”出现在新闻动态中，用户可以运行 Remove Sponsored Stories 用户脚本。62 最后，Unfuck Facebook63 用户脚本也能隐藏广告，这是它众多功能之一。 除了广告，用户也不喜欢 Facebook 强行推送的其他功能；更新经常遭遇话语层面的抵抗，例如时间线布局。64 这些批评性的话语表达，有时会导致 Facebook 重新配置或撤回已推出的功能。65 然而，Facebook 无视对时间线的反对66，说明“默认”用户必须服从67 公司的软件推送，使用强制性的时间线界面。 用户可以通过浏览器破解逃离默认界面。有几个浏览器扩展，为此提供了许多选项。例如，Facebook Purity68 能移除时间线；又如前面提到的 Unfuck Facebook 用户脚本，具有许多功能：通过图形化设置菜单定制 Facebook 布局、屏蔽所有应用动态、从新闻动态中移除近期活动，等等。遗憾的是，这些扩展无法让其他人看见用户的定制。如果把定制界面储存到远程服务器，并从那里获取，也许体验会更好。这样，用户也可以看到彼此的定制；目前，只有 FBskins.com 那款不那么纯粹的 Social Extras 插件能做到这一点。如果“Facebook 抵抗”加大行动力度，将来的浏览器扩展也许能满足这个需求。 原注 57. Ghostery，http://www.ghostery.com。 原注 58. Do Not Track Plus，http://www.abine.com/dntdetail.php/。 原注 59. Adblock Plus，http://adblockplus.org/en/。 原注 60. Justin Scott, ‘100 Million Adblock Plus Downloads’, Mozilla Add-ons blog, 17 November 2010, http://blog.mozilla.org/addons/2010/11/17/100-million-adblock-plus-downloads/。 原注 61. Adblock Plus，Chrome 网上应用店，https://chrome.google.com/webstore/detail/cfhdojbkjhnklbpkdaibdccddilifddb。 原注 62. Remove Facebook Sponsored Wall Ads,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136641。 原注 63. Unfuck Facebook, Userscripts.org, http://userscripts.org/scripts/show/11992。 原注 64. 其他遭到抗议的功能包括“Ticker”（即时动态）、包含“热门帖子”的新版新闻动态，以及新的聊天界面。 原注 65. Stumpel, ‘The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 原注 66. Arrgh, ‘Hate Facebook’s Timeline? You’re not alone...’, CNN iReport, 16 May 2012, http://ireport.cnn.com/docs/DOC-790757。 原注 67. Rob Waugh, ‘You WILL Reveal Your Past! Facebook’s Timeline Feature Becomes Mandatory for All Users - with Just 7 Days to “Clean Up”, Daily Mail, 26 January 2012, http://www.dailymail.co.uk/sciencetech/article-2091735/Facebook-Timeline-mandatory-users--just-7-days-clean-up.html。 原注 68. Facebook Purity，http://www.fbpurity.com/remove-facebook-timeline.htm。 如上例所示，用户有许多理由尝试通过脚本或扩展，破解自己的用户体验。第一，他们也许希望去掉某个功能，或添加一个缺失的功能。第二，他们可能只是想通过修改获得乐趣。第三，他们也许想扩大审美自由，更好地表达自己。最后，他们也许希望借助对抗性概念，批评 Facebook 那种人为的友善。 然而，绝大多数 Facebook 用户，连改变 Facebook 运作方式的想法都不敢有。当然，尽管 Facebook 颂扬“开放”，它终究是一个封闭的专有系统。用户需要认识到，自己拥有使用浏览器破解的自由。 ## 增强的自由 > 如果用户不控制程序，那就是程序控制用户，因为程序照自己的方式运行，而用户只能受它摆布。 > ——理查德·斯托曼（Richard Stallman）69 对自由软件运动创始人理查德·斯托曼而言，非自由的专有软件产生了一套不公正的权力体系。他认为，这是一种恶：它替用户决定软件如何运作，从而对用户行使权力。70 此外，在 Facebook 的情况下，用户还被置于一个大规模监控系统之下。71 从这一观点看，Facebook 首页上的声明是蓄意误导：“它是免费的，而且永远免费。”〔译注：原文 free 同时有“免费”与“自由”之意。〕因此，斯托曼反而会说，Facebook 与他所定义的自由软件恰好相反；自由软件实质上保障四项基本的用户自由： - 为任何目的运行程序的自由（自由0）。 - 研究程序如何运作，并修改程序，使它按你的意愿进行计算的自由（自由1）。能够取得源代码是前提。 - 重新分发副本，以便帮助邻人的自由（自由2）。 - 向他人分发自己修改后版本副本的自由（自由3）。这样，你就能给整个社群一个从你的修改中获益的机会。能够取得源代码是前提。72 显然，斯托曼对这四项自由的定义，是为推广自由软件运动而写的。然而，把这些自由与那些通过浏览器破解修改 Facebook 体验的用户所拥有的自由并置，就会发现，Facebook 用户实际上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行使这些自由。Greasemonkey 采用 MIT 自由软件许可证，能够为任何目的运行，这并不令人意外。另一个重要相似点是，用户脚本是开源的，因此用户能够研究脚本如何运作，并按照自己的喜好修改或改进它。此外，他们还可以轻松地通过 userscripts.org，向“邻人”和社群重新分发 原注 69. Richard Stallman, ‘Richard Stallman on the Definition of Free Software’, YouTube, 13 July 2012, http://www.youtube.com/watch?v=Tt3bjUDqJGM。 原注 70. Stallman, ‘Richard Stallman on the Definition of Free Software’。 原注 71. Richard Stallman, ‘Stallman: Facebook IS Mass Surveillance’, RT, 2 December 2011, http://rt.com/news/richard-stallman-free-software-875/。 原注 72. ‘What is Free Software?’, GNU Operating System, http://www.gnu.org/philosophy/free-sw.en.html。 自己修改过的脚本。当然，由于 Facebook 的代码大部分封闭，对它进行修改的人可能很难研究软件如何运作。不过，他们仍能部分收回对 Facebook 行为的控制，因此并不总是必须像斯托曼所说那样“受它摆布”，而是比“默认”用户体验到更大的自由。 Facebook 用户扩展自身改变系统运行方式的自由，这种格局产生了我提议称为“增强的自由”（augmented freedom）的东西。这个术语来自“增强式浏览”（augmented browsing）的概念，即使用 Greasemonkey 等技术，自动增强或改善网页信息的体验。73 Facebook 拥抱“黑客之道”，却既不接纳、也不承认用户是能够定制平台的潜在黑客。相反，“Facebook 抵抗”以多种方式接纳修改：概念性与具体性、艺术性与实用性、批判性与趣味性。它不选择离开那些以僵硬方式改变的软件法则，而是批判地审视并扭转这些法则。抵抗既在线下也在线上发生：既在“抵抗者”的头脑中，也通过其浏览器、扩展和用户脚本中介。“Facebook 抵抗”会为“不赞”按钮、Unfriend Finder 和 EnemyGraph 等对抗性概念“点赞”，因为它们挑衅了戴上 Facebook 玫瑰色眼镜的做法。此外，如上所示，还有一些浏览器破解程序，能为个人自我表达、定制和个性化带来更多可能。 许多这样的破解程序能够改善 Facebook 用户体验，而且不熟悉技术的用户也能轻松使用。必要时，用户脚本可以持续维护、更新或修改。因此，用户可以永久增加或移除功能。如前所示，修改 Facebook 有各种不同理由。当 Facebook 用户运用浏览器破解来改变软件的运行时，他们就在默认状态之外扩展并行使自己的自由：增强的自由。 ## 参考文献 Agarwal, Amit. ‘Why is Facebook so Blue in Color?’, Digital Inspiration, 26 April 2012, http://www.labnol.org/internet/why-facebook-blue-in-color/178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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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81。 原注 4. @El_Deeb, ‘#Tahrir has turned into a lifestyle, a way of living, a utopian city’，Twitter 帖子，2011年11月25日，凌晨1:56，https://twitter.com/#!/El_Deeb/status/140006010197786624。 原注 5.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ar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8, p. 239。 边界之内。6 因而，“占领一切”的呼吁，并不直接以摧毁既有统治结构为目标，而是要生产被占领地带，在其中，多重且往往相互矛盾的欲望能够成为可能，并可以共存。 在被占领地带，我们倾向于生成赛博格。相遇、交流、共同行动和抵抗镇压的可能性，取决于我们通过机器性义肢延伸身体的能力。7 我们使用技术来抵抗化学剂的影响，寻找藏身之所，追踪警察的移动，帮助其他抗议者并与他们建立联系。更有经验的战斗性抗议者，其身体显然已经变化，似乎不受化学剂影响：他们用衣物遮住口鼻，轻松穿越分界线。这使他们能够与警察部队直接对抗。然而，大多数抗议者依赖自己的机器性义肢：帮助呼吸的防毒面具，以及让他们能够使用 Twitter 或短信来组织移动、保护自己、找到安全返回被占领空间路径的手机。占领中的身体所使用的机器性义肢，未必总是精密复杂，却使身体的情动（affects）成倍增加。 ## 机器蟑螂 社交媒体行动主义与全球占领运动的交织，为生成机器蟑螂创造了条件。2007年，布鲁塞尔自由大学的一组科学家进行了一项实验。他们制造了一组微型机器蟑螂，目的是让它们与真正的蟑螂交往，并最终影响真蟑螂的行为。8 机器蟑螂基本上是一些微型机器人，大小与真蟑螂相近，并被设置为散发相同气味，从而骗过真蟑螂，使它们相信这些机器人也是真蟑螂。 这项实验试图检验一个占主导地位的假说：蟑螂根据两个标准寻找庇护所：a）有多黑暗——选择能找到的最黑暗处；b）那个地方有多少其他蟑螂。研究者把机器蟑螂设定为偏好一个比其他可用藏身处更明亮的地方。在实验中，所有蟑螂先随机四处跑动了一阵，但机器人最终停留在较亮、阴影较少的地方——真蟑螂随之跟了过去。机器蟑螂诱使真蟑螂跟随自己，甚至前往一只理智的蟑螂绝不会冒险去的地方。类似地，占领运动也在运用生成机器蟑螂的战术，在社交媒体平台上组织活动。 原注 6. 对这一策略最直接的运用，来自塞浦路斯的“占领缓冲区”（Occupy the Buffer Zone，OBZ）运动。OBZ 把希腊裔塞浦路斯人和土耳其裔塞浦路斯人边界之间的一部分“缓冲区”，转变为岛上唯一能让两个社群成员共生的空间。“我们正在把解决方案活出来”，恰如其分地成为这次占领的主要口号之一。见 http://occupythebufferzone.wordpress.com/。 原注 7. 见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原注 8. Michael D. Lemonick, ‘Robotic Roaches Do the Trick’, Time, 15 November 2007, http://www.time.com/time/health/article/0,8599,1684427,00.html?imw=Y。 例如，看看“我们都是哈立德·赛义德”（We are all Khaled Said）这个 Facebook 页面。它在埃及最初的动员中发挥了突出作用。最近一次访谈中，页面管理员回忆说，“2010年11月初，页面在国家安全电子部门的一次有组织攻击中消失了”。该部门的人员向 Facebook 大量投诉，声称哈立德·赛义德页面“违反 Facebook 的条款和条件”。管理员讲述，“埃及的行动主义者立即通过大量电子邮件，以及威胁抵制 Facebook，向 Facebook 发起行动”；他们又“立刻致电 Facebook 加利福尼亚总部”，要求恢复页面。几小时后，页面重新上线。9 再看看流亡法国的突尼斯网络行动主义者阿米拉·叶海亚维（Amira Yahyaoui）的故事。她希望防止自己的博客在突尼斯被屏蔽——自起义开始，当地互联网审查就十分严厉——于是几乎每天更换博客 URL。从“delle3a”变成“delle3b”，再变成“delle4a”，如此继续；阿米拉会在前一天晚上用暗号提示新的 URL 将是什么。10 在这些例子中，社交媒体行动主义采取了生成机器蟑螂的策略。这不仅意味着坚持和变异，使行动主义者及其数字义肢能够保持网上可见，拒绝在审查和控制的权力下消失；对本文论证而言更重要的是，它还采取了传染和吸纳的战术。它以数据流和活动对社交媒体平台施加“污染”，确保社交媒体中有人群聚集。让“#tahrir”“#ows”或“#tunisie”成为 Twitter 全球热门话题，或者防止某个页面、群组、个人资料被 Facebook 删除，或被有组织的用户群体恶意滋扰，都可以被视为一种尝试：在被占领地带这条边界处，吸纳数字流。 实际上，正如机器蟑螂能够扰乱一群蟑螂的趋暗习性，这些实践也扰乱了那些使 Facebook 和 Twitter 使用常态化的个性化、非政治化、琐碎的社会互动。这不是说，占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平台不会抵抗机器蟑螂，或者不会试图挪用它们。相反，我们的论点是：一种全新的社交媒体行动主义，正在通过全球占领运动浮现。它与此前的点击行动主义、增强和便利动员的实践，以及集体表达政治诉求的做法根本不同；这种新的行动主义，试图把社交媒体平台转变为占领地带。通过生成机器蟑螂，Facebook 和 Twitter 用户及数据流颠覆了这些媒体原本的用途，破坏其常识化的运行，并重新把它们夺回为一个平面：占领在这里传播，占领地带的传染在这里蔓延。 原注 9. Anver M. Emon, Ellen Lust and Audrey Macklin, ‘We Are All Khaled Said: An Interview with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Facebook Page that Fuelle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Boston Review, 3 November 2011, http://www.bostonreview.net/BR36.6/khaled_said_facebook_egypt_revolution.php。 原注 10. Amira Yahyaoui，接受作者访谈，2011年9月25日。 社交媒体垄断企业不断作出反应，重新界定并规训这些实践；但机器蟑螂往往会重新挪用社交媒体，把它们变成重新展开斗争、持续重新协商潜在用途的平面。 ## “从阿拉伯之春，到欧洲之夏，到美国之冬，再到……” 全球占领抗议运动，通过“传染、流行病、战场和灾难”蔓延。11 占领运动并不是以谱系式、线性的方式，从过去的动员和抗议形式演化而来；相反，它直接涌现于危机传染与灾难这一异常的物质处境，而这种处境又如同流行病一样在不同地方扩散。占领运动既非线性，也非共时，更非进化式。它没能建立一个实现真正民主、组织未来动员的永久新结构，也没能创造一种革命主体的“新物种”；这一失败，恰恰也是它的力量。严格说来，占领抗议运动根本不是一个运动，而是一个由陌生而不熟悉的生成组成的团块，在不同线上和线下地点同时发生。 生成蟑螂体现了不同生命形式——自然的和机器性的——之间短暂的共生；这些形式平时互不相容，甚至彼此敌对。它是一种短暂的边界现象，由特定条件下的政治、社会经济危机，以及国家和警察暴力触发。然而，生成蟑螂只是攫住不同生命形式的一个生成团块。抵抗对这些生成进行进化论式分析至关重要，因为那种分析不可避免地会把我们引向关于抗议起源和方向的问题：“它们从哪里来？”“它们孕育出了什么？”占领运动像传染一样，从一个城市情境传播到下一个，从一种社交媒介传播到另一种。它们总是存在于“线的中间”；这条线不一定通往新的权力配置、新物种或新媒介，而是通往一组新的生成。 ## 参考文献 Dalakoglou, Dimitris and Antonis Vradis (eds). Revolt and Crisis in Greece: Between a Present Yet to Pass and a Future Still to Come, Oakland, CA: AK Press, 2011. Deleuze, Gilles. ‘Post-scriptum sur les sociétés contrôle’, in Gilles Deleuze, Pourparlers, Paris: Les Editions de Minuit, 1990, pp. 240-47.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ar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Athlone Press, 1988. Emon, Anver M., Ellen Lust and Audrey Macklin. ‘We Are All Khaled Said: An Interview with the Administrators of the Facebook Page that Fuelled the Egyptian Revolution’, Boston Review, 3 November 2011, http://www.bostonreview.net/BR36.6/khaled_said_facebook_egypt_revolution.php.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Science, Technology, and Socialist-Feminism in the Late Twentieth Century’, in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New York: Routledge, 1991, pp. 149-81. Lemonick, Michael D. ‘Robotic Roaches Do the Trick’, Time, 15 November 2007, http://www.time.com/time/health/article/0,8599,1684427,00.html?imw=Y. Yahyaoui, Amira. Interview with authors, 25 September 2011. 原注 11. Deleuze and Guatarri, A Thousand Plateaus, p. 241。 # 占领社交网络：企业社交媒体对于网络化社会运动的悖论 / 蒂齐亚娜·泰拉诺瓦（TIZIANA TERRANOVA）与琼·多诺万（JOAN DONOVAN） 媒体　占领　社会 人们　Facebook　Twitter 运动　在线 委员会　营地　企业 至少自2004年以来，互联网，更具体地说是万维网，经历了一次广为人知且颇具争议的转向：从静态网页模式，转向社交网络或 Web 2.0 模式，用户与网络互动的可能性大大增加。普通人发布、分享文字、图像和声音，已经容易得多。一种新的信息分布拓扑出现了，它以“真实”的社交网络为基础，同时又受到偶然联系和算法联系的增强。商业、广告和游戏，构成了社交网络平台把用户注意力变现的商业模式。 这一发生于网络持续演化中的变异，与移动和无线通信日益重要的地位一道，深刻重塑了网络文化。然而，许多人认为，在这个新阶段，互联网更加深入地嵌入了企业文化和认知资本主义。Facebook、Twitter、YouTube 等企业社交媒体平台，不仅重新引入客户端—服务器拓扑，从而带来更中心化的控制，也受到其他指控。这一论述最有影响力的版本，当然是乔迪·迪恩（Jodi Dean）对社交网络的控诉：社交网络实际上阻碍人们采取真正行动，因为它让用户困在徒劳的传播回路中，对新闻、更新、消息等所携带的一小份一小份享乐上瘾。1 不过，我们也可以想到吉尔特·洛文克或雪莉·特克尔（Sherry Turkle）等批评者表达的类似忧虑，更不用说安德鲁·基恩（Andrew Keen）、尼古拉斯·卡尔（Nicholas Carr）等作家对互联网发起的整场大众批评攻势。因此，企业社交网站（SNS）普遍受到谴责：它们推动一种新自由主义版本的主体性，自恋、窥视，无法形成真正的亲密关系，最终也无力促成任何真正的社会变革。由此，一种常识化看法正在形成：社交网络平台产生了一种扶手椅行动主义，签署请愿书或加入群组，成为安全而最终无伤大雅的愤怒宣泄方式。再考虑到人们对北非“Facebook 和 Twitter 革命”的普遍怀疑，讨论行动主义者在应对企业社交网站时实际发展出的一些实践和经验，似乎就很重要；这些实践发生在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曾称为“野兽腹中”2 的地方，也就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原注 1. Jodi Dean,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0。 原注 2. Donna Haraway, ‘A Cyborg Manifesto’ in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A Press, 1991。 琼·多诺万是“占领洛杉矶”（Occupy LA）的组织者，也是国际行动主义者网络 InterOccupy 的创始成员。她同时正在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完成社会学和科学研究领域的研究生学业，研究追踪当代社会运动所使用的社会变革技术。 蒂齐亚娜·泰拉诺瓦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传播社会学、文化研究和新媒体副教授，以及文化与后殖民研究博士项目主任。她也是自由大学网络 Uninomade 的成员，著有《网络文化：信息时代的政治》（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Pluto Press，2004）。 2012年夏天，在意大利罗维戈举行的意大利科学技术研究协会会议上，蒂齐亚娜与琼在一个关于社交媒体与政治运动的讨论小组相遇。她们开始谈论琼参与“占领洛杉矶”的经历，以及这与蒂齐亚娜在意大利激进运动场景中的经验有何联系。她们在2012年夏天开始了这场电子邮件对话，同年11月又在洛杉矶见面；蒂齐亚娜在那里为意大利网络电台 Radio Uninomade 采访了琼。 — **蒂齐亚娜·泰拉诺瓦（TT）：** 琼，你是洛杉矶占领运动的积极成员，尤其深入参与了抗议的媒体和传播工作。能否先大致介绍一下，这场运动针对 Facebook、Twitter 等企业社交网络平台，采取了怎样的战略和战术？ **琼·多诺万（JD）：** “占领洛杉矶”于2011年9月形成时，我们的想法是把社交媒体当作联络工具，吸引人们来到本地占领现场；但随着新的用途显现，这一点发生了变化。在占领行动落脚洛杉矶市政厅之前，一个小型媒体委员会就已经形成；人们加入实体占领之后，它迅速扩张。我主动谢绝了担任“占领洛杉矶”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管理员的邀请，原因稍后会谈到。 占领运动最初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使用 #OccupyWallStreet 话题标签在行动主义者之间沟通；但随着数千个与“占领”有关的账户注册，这个搜索词很快就变得无法追踪。为应对信息过载，我协助开发了 InterOccupy.net 在线沟通平台，利用电话会议和电子邮件群组，把兴趣相近的占领者联结起来。Facebook 和 Twitter 对推广这些电话会议、让人们加入我们自建的网络很重要，但它们对 InterOccupy 的重要性，不及其对组织本地运动、发展本地运动基础设施的重要性。社交媒体使用方式之所以有这种差异，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InterOccupy 最关心的是在已经投入占领运动的人之间建立内部纽带，组织广泛的直接行动；而本地占领行动需要接触更多人，才能使行动有效，并影响政治观点。 占领这种战术由许多运转环节构成，需要大量人力才能发挥作用，因此，Facebook 和 Twitter 是为“占领洛杉矶”招募 公众和获取资源的重要工具。占领现场必须提供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了的一切支持，例如清洁饮水、卫生设施、食物、娱乐等。我们占领的是洛杉矶市政厅，大约有一英亩半的土地，所以需要数百人和帐篷来填满这个空间。 虽然有很多委员会可供加入，但我对媒体委员会感兴趣，因为相较于营地其他部分，它的社会交往模式比较封闭。媒体委员会一开始就是一个内向的小圈子，此后也大体如此。在我看来，这种封闭与参与所需设备——例如手机和电脑——以及社交媒体平台本身的基础设施很有关系。媒体帐篷是在市政厅大楼旁一个小山坡上搭起、不断扩展的一片大型营房式天篷。扎营期间，你必须很受人喜欢，才进得去媒体帐篷，使用发电机给笔记本电脑或手机充电。限制进入的理由，是设备昂贵以及存在失窃威胁。如果你获准进入媒体帐篷——也就是说，负责签到表的人认识你——里面是一片杂乱的电线、零散电脑部件，以及摆架子的人。 帐篷里的人同时管理着许多平台，包括 Facebook、Twitter、拥有数百名注册用户的“占领洛杉矶”网站、LiveStream、一个 YouTube 频道、一个非常活跃的电子邮件群组，并回复来自媒体、公众和其他占领行动的信息询问。任务无穷无尽，工作令人精疲力竭，许多人在几乎没有安稳睡眠的情况下拖着身子忙碌。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个被私人化的公共空间里，“占领洛杉矶”得以搭建一个全天运行、能够跨越全球传播的广播网络；它使用的正是这些企业社交网络，而后者让“占领”的信息公开可见。 从某种意义上说，我想可以这么讲：抗议者能通过这些网络发声，是因为这些私人公司为了向我们出售更多产品，而加强了人与人之间的连通性，形成了这种配置。为营销人口统计而挖掘信息和数据，只是使用这些网络的人们遭受剥削的一种方式。不过，依我个人看法，这些包罗万象的社交网络，对我们的生活具有矛盾的影响。为了参与，你在隐私以及免受警察干预的自由方面放弃了很多；但你也获得了不必费太多力气就与老朋友保持联系、结交新朋友的能力。有时，这确实让人感觉很有收获。我同意你的看法：它让警察，或者任何只具备最低限度技能的人，都很容易画出关系网络。我们不应忘记，在“红色恐慌”时期，这对警察曾是一大难题；当时没有那么多可供绘制的连接点，可能让许多人免于坐牢，甚至免于更糟的遭遇。所以，是的，这些网络让国家监控更容易，而美国对占领抗议者，或被媒体贴上无政府主义者标签的人，存在大量政治压制。 **TT：** 不过，还有一种更普遍的对社交网络的不信任：有些人认为，它带来巨大的社会控制潜能。例如在意大利，警察很容易获取 Facebook 账户；这种 Facebook 警务在谋杀案件中已经司空见惯，但我们只能推测，它也让警察更容易重建行动主义者、有异议观点的人群等的关系图谱。与此同时，企业社交 网络平台，对于全世界反对国家暴力和资本主义权力的运动，已经变得不可或缺。这与它们为何能如此成功地吸引用户，是同一个原因：它们在一个允许日常亲密关系的数字环境中，动员真实存在的社会关系，从最牢固的到最微弱的。然而，这一切都有代价：这些社会关系背后的拓扑结构，获得了一种新的可见性。对于表达一场运动观点的集体账户，事情就更加棘手。我能想象，个人关系与非个人关系如何重叠，也能想象异议网络获得可见性时所面临的这种困难。在这些限制和警务威胁之下，这些社交平台是如何管理的？ **JD：** 帐篷的墙壁也许是一种把人排除在媒体委员会之外的方式，但社交网络以单一入口组织起来的结构，提出了一个更大的问题：密码在谁手里？因为通过这些渠道沟通需要密码，所以人们严密防守密码，不让那些被认定为挑衅者的人获取。一套复杂的规则和要求围绕密码获取形成起来，尤其针对有数万关注者的“占领洛杉矶”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这些账户像一艘由大约六名船长掌舵的“船”；他们决定发布什么、忽略什么。如果你认识一个有密码的人，就可以在营地里或通过电子邮件找他，请他帮忙发些东西。如果那些人认识你，也喜欢你，你的帖子就能上线。 以群体形式运营一个单一账户，与我们习惯的以个人身份使用 Facebook 和 Twitter，是不同的。账户发声时，操作者代表的是所有认同“占领洛杉矶”的人。但“占领洛杉矶”没有就一套共同体价值和抗议战术达成一致，所以某些帖子——通常是支持与警察保持良好关系的帖子——会使操作者不得不对线上和面对面的反对者为自己辩护。这造成了敌意环境，一些掌握密码的人在网上遭到反弹之后，主动隐瞒自己的身份。 如果你不知道联系谁，就必须参加好几次媒体委员会会议，反复请求取得账户访问权限。在这些会议上，人们大量谈论要向新闻界和公众维持“统一而连贯”的信息。因此，对于“信息”内容的担忧高度争议化，常常使会议偏离主题，变成指责成员与外部组织的关系。 在对对外传播控制的抱怨不断增多之后，一套新程序形成了：人们可以给媒体委员会发邮件，让自己的行动或声明通过社交媒体获得推广，但前提是，这些行动或声明已获全体大会同意。然而，这又带来一组新障碍，因为全体大会由当晚来开会、对某项具体提案投票的人组成。此外，会议可能有数百人参加，这意味着小问题无法处理。因此，媒体委员会实际上把规范传播的负担，转交给了全体大会的引导委员会；后者负责决定，哪些提案适合在每晚的会议上讨论。 这些重重障碍的结果是，Twitter 和 Facebook 的传播，服务于一个小型管理员群体的观点、行动和意见；他们经常受到“占领洛杉矶”其他成员的辱骂，被指责推动“改良主义议程”。但确实，“占领洛杉矶”那些坚定反权威者的意见，往往被管理员忽略，或者只能在 Facebook 页面滚动的评论中争论。 **TT：** 从思考使用企业社交网站的影响来看，这是一种有趣的关系动态，尤其涉及 Facebook 这样的大型平台。你是否认为，正因为它感觉如此像一个大众媒体，所以不论谁管理账户，都会倾向于、或者至少会受到诱惑，把其他观点边缘化？这里是否有某种类似大众媒体再现政治的东西，在一种不同技术中运作？ **JD：** 是的，就像一种预先管控。但随着媒体委员会中的紧张关系爆发，一群无政府主义者建立了自己的媒体小组，取名“占领洛杉矶反社交媒体”（Occupy LA Anti-Social Media）。他们沿袭“匿名者”（Anonymous）的风格，经常在不透露自己身份的情况下，通过 Facebook、Twitter 和 Tumblr 发布“占领洛杉矶”管理员的个人信息。他们的帖子使用媒体委员会成员的真实姓名，并附上其工作单位或所属工会的链接。不过，这个群体的匿名性，并没有延伸到他们在“占领洛杉矶”线下现场的存在。有一度，“反社交媒体”小组策略性地利用全体大会，阻止“官方”媒体委员会发布新闻稿。在此之前，媒体委员会相对自由，只要在例会上达成一致，就可以发布新闻稿；“反社交媒体”小组则要求，所有新闻稿必须获得全体大会100%共识。这意味着，“占领洛杉矶反社交媒体”的成员，无须参加“官方”媒体委员会会议，也能阻止或修改所有新闻稿。因此，一份新闻稿可能要等上48小时才能发出，使任何针对主流媒体报道的回应都失去效力。网上的人身攻击——它们引发了激烈的身体对抗——加上营地的丧失，使原来大多数 Facebook 和 Twitter 管理员放弃工作，离开媒体委员会和“占领洛杉矶”。 有意思的是，失去营地之后，媒体委员会许多人的动机暴露了出来。后来我们发现，有些人一直使用媒体委员会的电力、Wi-Fi 等资源，却从未打算分享他们在营地期间拍到的视频；他们有的是嵌入营地、为私人公司拍摄的主流媒体人员，有的受工会付费推动某项议程，还有独立纪录片制作者，似乎随着营地一起消失了。因此，“占领洛杉矶反社交媒体”关于某些人受金钱驱动、或拿钱控制信息的指控，确有其事；但在扎营期间，这些警告没有受到重视。这种分裂似乎是占领行动的普遍特征，也与情境主义者所描述的1968年情况极其相似：媒体委员会里坐着的是寻找工作的业余记者。此外，随着“占领洛杉矶”不再那么具有新闻性，在媒体委员会工作也就不那么令人兴奋了。对于一些留下来的人，即使没有被挤走，也会在关注消退时离开。 就在这时，我除了负责不同占领行动之间的内部沟通，也开始接受《赫芬顿邮报》、半岛电视台、《Ms.》杂志等媒体采访，填补那些离开“占领洛杉矶”的人留下的空缺。不过，与主流媒体打交道很有压力，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自己说的话中哪一小段会被发表，更不可能确定他们会如何描述你。但我觉得，与媒体互动很重要，可以让人们看到，即使遭受严重警察镇压，运动仍然在开展工作。作为社会学者，我也想进一步了解主流媒体如何运作，所以经常向记者提很多问题；他们通常也很乐意谈自己的工作过程。 **TT：** 所以，你最终参与了与媒体对话，但在委员会结构的限制之外。使用企业社交网站，为占领运动带来了什么益处？ 在扎营期间，以及现在，Twitter、Facebook 和 LiveStream 都是传播行动消息、引入新人和资源的重要工具。想象一下，要创建一个拥有 Twitter 和 Facebook 全部功能——例如发布、分享海量数据——同时又具备其网络规模、拥有数千万潜在联系点的社交媒体平台，需要多少工作。没有理由尝试复制如此庞大的资源；但像 InterOccupy 那样，在这些平台旁边建立一个抗议者网络，是有好处的，这样内部信息流就能被核实，并得到适当引导。许多人每天使用 Twitter、Facebook 等社交媒体网络丰富生活；行动主义者则可以利用这些渠道提高认知，众筹资金、资源和盟友。 例如，LiveStream 为那些也许不太敢加入占领行动的人，提供了一个安全的观察位置，让他们看到占领现场发生了什么。LiveStream 经常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户推广。在洛杉矶警察局突袭的那天夜里，数万人在网上观看与警察冲突的现场直播，数千名新来者则涌入营地。有好几个人告诉我，这是他们第一次来到营地，但他们每天都在网上观看，对经常出现在直播中的某些人产生了亲近感。这种线上观众对占领者的认同和个人化联系，是把资源导入营地的重要部分：在家观看的人，可以通过给营地送钱、毯子、披萨和水来获得参与感，替代亲身到场。不过，当营地迎来结局时，一部分观众选择了现场行动，放弃被动角色。 社交媒体网络成为日常生活中不可回避的事实，使“占领洛杉矶”这样规模很小、基础设施又有困难的群体，只要能吸引足够多人的注意，就可能获得政治影响力。不过，要影响地方政治，这些网络必须以身体形式显现。社交媒体没有改变的一件事是：政治家必须真正看见自己的选民投入这些议题，否则他们不会被说服来支持我们的事业。这就是为什么占领作为一种战术是有道理的；在线信息分享工具帮助组织一个拥有极其多样意见和想法的 公众。借助 #OccupyLA、#OccupyWallStreet 等话题标签，我们发展成了“占领洛杉矶”：一个由经验丰富的行动主义者、心怀不满的年轻人，以及被剥夺权利的公民组成的松散共同体。这不是说，人们只是通过互联网才听说“占领洛杉矶”；但这些网络和搜索词，对于把公众组织起来、让他们共同聚集在市政厅，至关重要。 随着在线网络扩大，来到营地、加入占领的人数也在增加。在线共同体的增长速度，比占领本身快得多。总的说来，在占领高潮时，约有2,000人住在市政厅场地上；与洛杉矶人口相比，这其实算不上达到关键规模。然而，“占领洛杉矶”如今在网上能触及的受众，在 Facebook 上有52,000人，在 Twitter 上有28,000人；当占领公共空间不再可行时，这有助于运动维持自身。 归根到底，利用既有网络，似乎是新的社会运动能否起步的重要因素：也就是如何吸纳新盟友，争取主流媒体注意。但管理在这些网络内部及其外部形成的共同体，相当混乱，尤其当共同体意见多样，又都希望取得传播自身想法的手段时。这里想说的是：虽然占领运动收到相当可观的现金捐款，并把大部分钱花在保释上，营地最有价值的成果之一，仍是那些由共同经历联结起来、并能够把话题标签当作武器的人们的网络。 **TT：** 你描述的关系动态非常有意思。很明显，“占领洛杉矶”这样的运动把企业社交媒体当成广播媒体，既与主流媒体互动，也与可能达到数百万人的公众互动。这涉及几个问题：Twitter 和 Facebook 账户表达的是运动的“官方”观点，因此必须受到严格限制，并与大会相联系；这种联系使其使用受到高度控制，同时也颇具争议。尽管人们花了大量精力保护这些账户的密码，但似乎恰恰是这些账户、这种大型企业社交网络本身的结构，使它们容易受到准专业媒体人士的某种操纵！我觉得你指出了一个有趣现象：企业社交网络平台是新的大众媒体；它们让你接触潜在的大众公众，同时把与大众公众传播所固有的全部问题，带到一种新的技术界面和协议中。 在意大利，我也注意到与你描述相似的情况：群组账户，或表达某个集体观点的账户，确实是非常难用的媒介！它们涉及多个组织层次：一方面，与其所代表的集体之间的信息传递；另一方面，运营账户的群体内部动态；最后，还有与在账户下发表评论或转发等的用户互动。尽管许多行动主义者和激进运动参与者敌视大公司，意大利对企业社交网站的使用仍然非常密集：反种族主义网络、学生抗议运动、不稳定就业劳动者，以及意大利北部反高铁（No TAV）运动等环境斗争，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都有很强的存在感。 工作和劳动相关议题的存在感则较弱。我认为，这种对企业社交网站的积极使用，让意大利社会运动发展出一种在线文化：线下相互认识的人之间的社会关系得到巩固，同时又形成新的、更短暂的关系。 Facebook 的活动功能，也被证明至关重要。我们这里出现的，与其说是长期的大规模动员，不如说是小型活动的增殖，常常围绕被占领空间展开——例如剧院、学校、大学，以及因地方行政削减预算和普遍疏于照管而被闲置、废弃的各种空间。在那不勒斯这样的城市，左翼激进行动主义历来活跃，在城市文化中也有强大存在，尤其是那些从这种文化中起步的音乐人。这带来了一种共同生活的复兴，却同时没有导致某些人鉴于现状——紧缩、债务经济、私有化、失业、腐败等——所期待的大规模起义。与此同时，如果沿用丹尼尔·米勒（Daniel Miller）关于应具体地谈论 Facebook 的重要性的说法3，我们可以称之为“意大利 Facebook”的总体情绪，更多受到针对政治家的愤怒和义愤影响，而非关注更具结构性的经济和政治问题。我们也能看到，Facebook 如何重塑我们的政治文化：一种可称为“网络挑衅式”的语言正在出现——咄咄逼人、直接、大众化。 所以，我首先想问：在你看来，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与虚拟大众公众和主流媒体传播，同较直接地与主流新闻界打交道，有何不同？这两种媒体策略如何相互作用？例如，你在评论等地方接触或见证到的平台社会性，具有哪些特征？第二，你如何看待那段时期的“反社交媒体”活动？ **JD：** 我认为你说的三个组织层次是对的，但它们都被框定在平台自身引导沟通的方式之内。关于公共账户与评论者之间的互动，我最初注意到的一点是：Facebook 允许许多用户之间展开更多对话，而 Twitter 更直接地把讨论集中在账户与评论者之间。事实上，Twitter 上发生争论、有四人以上参与时，几乎就无法跟进或作出详细回应。在这种情况下，讨论会转移到 Facebook，或“占领洛杉矶”的邮件列表。如果这样仍不奏效，就把讨论交给全体大会，或召开特别会议处理该问题。虽然你绝不会在主流媒体看到这样的标题：“80名行动主义者在市中心开会，处理一则 Facebook 帖子”，但事实往往是，线上传播和线下传播都受到同样的共同体问责标准约束。 一个早期例子涉及“终结警察暴行委员会”的成立。大约15个人希望举办会议，讨论警察暴力，于是组成这个委员会。由于全体大会实行100%共识， 原注 3. Daniel Miller,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一些较为自由派、同情警察的人阻止了该委员会的成立。那些希望组建委员会的人，仍然通过一个名为“占领洛杉矶终结警察暴行委员会”的 Facebook 群组把它建了起来。在全体大会拒绝批准的情况下转到网上成立组织，这件事令一个男人极其愤怒，他从 Facebook 打印出成员名单，开始在全体大会上分发。传单流转起来后，人们开始高声抗议洛杉矶警察局（LAPD）针对行动主义者。当然，当时谁也不知道传单是谁制作的，所以警察是首先被怀疑的对象。后来，制作传单的人通过电子邮件承认此事，结果连那些不赞同这个委员会的人也排斥他。线上与线下社会世界之间，有相当强的共生关系，既导致更深的对抗，也带来一些真挚的和解。 此外，还有一个始终没有真正解决的内部沟通问题，使 Facebook 和 Twitter 的问题更加复杂。例如，我从来不把“占领洛杉矶”的 Twitter 或 Facebook 看成运动的代表，正如我不会把大学官僚机构发出的信函看成自己观点的代表；但其他投入水平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显然认为这些社交媒体账户对全体大会拥有某种代表权。可是，又没有办法让相关人员向全体大会负责。因此，随着营地扩大，人们也越来越担心在线账户管理不当，以及媒体委员会发展出自己的等级结构。把社交媒体看作群体身份代表的这种观点，确实影响了哪些内容被认为适合在线上和营地里传播、讨论。重要的是，这些想法也的确影响了谁被选去向主流媒体发言；但只有采访在营地之外进行时，控制谁与主流媒体说话才有可能。 **TT：** 在营地现场，对占领者与主流媒体之间接触的控制，比通过在线接触时更少吗？ **JD：** 营地生活，用一个词来说，就是混乱。当市政府将要关闭营地这件事变得明显时，许多记者来到现场，采访任何愿意说话的人。此外，营地接近尾声时，许多人开始看轻全体大会和各委员会的作用，转而以“占领洛杉矶”的名义做任何自己想做的事，以吸引媒体关注。例如，某天下午，一小群人给奥巴马总统写了一封信，请他对占领运动发表看法，并决定举行记者会宣布此事。营地里许多人不会赞同这样的声明，但不知怎么，记者会的消息还是发上了 Twitter，也在 Facebook 上公布。这是包括 CNN 在内的全国性主流媒体第一次到场。这激怒了媒体委员会中那些坚决反对美国政府的人。对他们来说幸运的是，没有任何新闻台播出这场记者会，因为信本身难以理解，充满铺张的修辞。我认为主流媒体看得出，其中有欺瞒。 与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的民权运动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占领运动仍然没有领袖；民权运动中有一些明确代表集体的领袖。在目前的情况下，由于占领运动坚持无领袖和去中心化原则，主流媒体很难与它建立联系，也很难把它 组织成叙事。根本没有一个可联系的人，能就运动接受权威性采访。此外，民权运动的组织者希望准确地向媒体报告，以便自己的故事更常获得报道。他们不希望高估人数，也不愿夸大事实；但“占领洛杉矶”与主流媒体的关系，从一开始就很紧张。在某些情况下，媒体似乎不愿报道我们实际做的事情；尤其《洛杉矶时报》，它常常更愿意报道自己在营地闻到了什么，而不是我们的大规模行动。不过，“今日俄罗斯”和半岛电视台等其他媒体，对营地的报道更富同情。“今日俄罗斯”的人常常在营地的媒体帐篷里给摄像机充电，与人们谈论运动。半岛电视台的一位记者埃迪·萨阿德（Eddie Saade），在营地睡了几个晚上，以感受这个共同体，并写出了一篇公允的报道。 **TT：** 你会如何比较主流媒体与“占领洛杉矶”自身对这场运动的报道？ **JD：** 没有什么比主流媒体把注意力集中在清退营地上，更能说明它们如何报道“占领洛杉矶”。我们营地里许多人知道突袭即将发生，因为我们与市政厅清洁队关系友好。清洁队接到电话，被告知那天晚上不必来上班。他们把消息转告给我们，让我们能够让大家做好准备，包括确保无家可归者被护送到更安全的区域，也让有移民身份问题的人有时间收拾东西。有人创建了一个“驱逐街区派对”的 Facebook 活动页，邀请了超过20,000人。你关于 Facebook 活动功能重要性的观点，对美国占领运动也同样成立。对于资源稀少的网络化社会运动来说，能不花钱就把一项行动的消息传给数千人，极为重要。而且，活动功能提供了对话空间，使参与者能够完善行动、制定行为准则、安排交通。 清退前几个小时，洛杉矶警察局发放了数量有限的媒体采访证。大部分很快被那些常以有利角度报道警察局的媒体抢走。因此，对警察局较友好的媒体能在营地内部拍摄，而独立博主、直播者和“占领洛杉矶”媒体委员会等其他媒体，则在逮捕威胁下被禁止报道。最后，当局势恶化、爬上树的抗议者遭到橡胶子弹射击时，所有新闻人员都被赶到街道对面。 综合来看，我觉得“占领洛杉矶”媒体委员会那晚做得不错：维持了运转，尽可能多地拍下逮捕，并发布保释信息。#OccupyLA 成为 Twitter 热门话题，管理员从营地逐分钟推送更新，让关注的人能够找到走出警方封锁线的道路，或者在愿意时找到进入营地的路。总共有1,400名警察冲进营地，当晚292人被捕。主流媒体把洛杉矶警察局描绘成表现克制的英雄，被捕者却讲述了另一个故事：恶意的警察因有机会扭拧人们的手脚而兴奋。突袭之后，那些原本就批评媒体委员会的人，在 Facebook 和 Twitter 上 毫不留情地评论：媒体委员会没有多少人被捕，许多直播者在第一次驱散命令发出后就离开了现场。不过，我不确定这些批评者是否考虑到，Twitter 在大规模行动中引导流动人群已变得多么重要，而这些信息流是由真实的人操作的；他们需要留在监狱之外，才能继续有效工作。 总体而言，如今的主流媒体无法从外围理解占领运动。要理解它，就需要嵌入其中。媒体习惯接收新闻稿，与手持要点的代表打交道，而占领者则以许多不同方式回避代表制。这让记者难以创造关于运动的元叙事，也让学者难以发展具有信息价值的“小叙事”（petits récits）。简单说，传统的进入点很稀缺。 也许，受薪记者的重要性正在下降，因为嵌入现场的博主往往拥有更准确、更可靠的第一手叙述。当你置身于那些社交网络，或者知道正确的关键词时，并不难找到从公众角度记录直接行动、富有信息的博客文章。而且，如今还可以把同一事件的多种叙述并置，涵盖文字到视觉等不同形式。在这些当代社会运动中，存在大量你所写的“免费劳动”：创造和促进运动的工作没有报酬，却是自发的，也令人满足。4 诚然，一些人能够通过捐款资助自己的行动，而现金的电子转账也极大改变了金钱在运动内部的流通方式。 不过，回到主流新闻界的问题：它们与市议会、市长、警察等当权者的关系，赋予它们特权性的信息入口，也使它们选择讲述的故事获得正当性。正是它们以“暴力抗议者”的语言和视觉线索框定局势，启动了一个可以为广大公众接受的国家压迫装置。独立社交媒体的任务，是改变这种认知，表明占领不只是一场“非暴力运动”，更是一场“和平集会”。由于占领运动接触公众的最大入口是企业社交媒体网站，这些渠道就必须被用来反击负面报道。然而，使用企业社交网站，也让运动能够链接到位于其他非企业空间中的反叙事。 无论如何，我想回到你之前的一点：网络巩固了原本在线下相识的人之间的旧纽带，也巩固了在线上形成的关系。我见过许多网络“闹剧”，争论的成败取决于某个人能否在网上为自己的立场动员更多支持。它就像多数暴政的网络版本，一些人因此害怕在网上表达意见。网上言论的语气，似乎也比大会上更具分裂性。不过，在“占领洛杉矶”，我们仍试图举行开放的面对面 原注 4. Tiziana Terranova, ‘Free Labor’ in Tiziana Terranova, Network Cul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会议，讨论这些问题或棘手议题；这使一些优秀组织者没有因为琐碎问题而离开。最近，做法转向了试图把好争辩、寻求关注的人，也就是网络挑衅者，从在线论坛移除；但没有办法禁止他们进入公共空间。因此，在管理员帮助下，在线空间比异质的公地空间更容易变得同质化。这里有一个重要的基本社会学观点：当群体拥有一致且表达清楚、能够联结成员的价值时，就会蓬勃发展；但占领运动的主要问题，是基础极其广泛，以及维护群体价值时的不一致。这给维持群体团结带来了许多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社交网站导致更强社会隔离的论点，对某些人可能成立。但对我而言，我必须说不成立。平常一天，我会用大约十种不同的联网工具，与其他占领抗议者沟通：电话、Twitter、Facebook、网站、短信、视频流、电话会议、电子邮件、IRC 和 Tumblr。这需要管理很多东西，其中一些确实更像娱乐而非参与。总会有人觉得这种多元化连接完全难以承受。在自己的研究中，我把它称为“根茎式沟通”，因为它有许多进入点和接触点。防止占领网络过度中心化，或抹去水平主义承诺的最重要方法，就是维持我们的传播基础设施分散在许多不同企业与非企业网络中的格局。这样，警察唯一能做的，就是试着把根茎节点一个个拔掉；但一个被压扁，另一个又会发芽。 **TT：** 是的，这是互联网底层架构、互联网协议的一项特征；即使在如今这个中心化时代，也很难彻底削弱它。不过，用户生产的数据归企业所有，这个问题怎样影响了占领运动？ **JD：** 奇怪的是，当 Twitter 与 Google 终止合同，公众无法再通过 Google Replay 搜索推文时，警察也更难抓住新社会运动中的关键行动者了。一位占领者马尔科姆·哈里斯（Malcolm Harris），于2011年9月与其他700名抗议者一起在布鲁克林大桥被捕。纽约法院怀疑他以某种方式引导人们走上桥，于是对他的 Twitter 账户发出传票。如今，Twitter 正动用自己的律师抗辩，称这些曾经公开的推文，现在受《储存通信法》（Stored Communications Act）保护。起初，哈里斯及其律师试图抵抗这次搜查，却被告知他不再拥有这些推文，Twitter 才是所有者。显然，Twitter 不同意这一点，因为这实际上会让它对网站上所有人的言论内容负责，带来更多麻烦。 我不知道最后会怎样，但 Twitter 只允许你查看一个用户最近大约3,200条推文，现在也许更少。而且，一条推文即使被删除，只要曾经发布，就仍保留在 Twitter 的档案中。“互联网是永远的”这句话，在 Twitter 身上非常真实；它现在以极其高昂的价格出售档案访问权。关键在于，这项法院裁决将决定，监控的目光可以伸入一个人的在线社交世界多深。但对许多行动主义者来说，使用 Twitter 或一般社交网站协调直接行动时，本来就假定所有线路都被监听。 **TT：** 那么，在这一切的终点——或者也许仍在中途——回到我们最初的问题：从你的角度看，企业社交网络平台能否成为组织异议的有价值工具，还是它们倾向于把异议中和为有限的虚拟异议行动？对于反企业的社会运动，企业社交媒体有什么价值？ **JD：** 占领运动、15M 和“夺回广场”（Take Back the Square）这样的运动使用企业社交媒体，确实存在矛盾。关于如何打造自己的软件、工具，甚至硬件，也有很多讨论。但资源稀少的运动就在这里遇到重大问题。不仅启动需要资金，服务器维护和材料成本也可能惊人。例如，OccupyLosAngeles.org 这个网站是以每年约12美元从 GoDaddy.com 购买的。由于某个个人用自己的信用卡买下它，拥有续费权的是这个人，而不是集体。现在，这个人要求2,000美元，才肯把它卖给“占领洛杉矶”。目前“占领洛杉矶”没有钱购买，因此这个面向公众的网页可能很快就会消失。不过，由于许多人投入到通过 Facebook 和 Twitter 传播“占领洛杉矶”信息的工作中，这只不过是传播链上的一个小波折。 此外，这场阶级战争不只是街头动员，也关乎获取信息。“匿名者”和维基解密把互联网政治化为一个需要争夺的空间，其作用让许多行动主义者认识到，有关美国政治的真实情报有多么重要。另外，如果 Web 2.0 是把人们的真实身份连接起来，桥接线下网络与在线生活，那么，对于那些在合法性边缘开展动员的人，保持匿名的选择就至关重要。然而，随着 IP 地址不断被记录、手机与 GPS 整合，在企业空间之外进行无法追踪的组织工作，正变得越来越困难。 在这些条件下，占领运动中的许多人转而采用 Facebook、Twitter 和 YouTube 已经建好的传播基础设施，因为它们熟悉、有用，并能触及尽可能广泛的受众。关键是，这并不排斥我们建设自己的网络，并吸引人们加入。InterOccupy 一直在提供一组工具和一系列枢纽，以协调国际性的分布式直接行动。InterOccupy 最初从纽约市全体大会的运动建设委员会发展而来；该委员会于2011年10月召集了一次电话会议，同一次通话中有近80个营地参与。起初并不明显看得出本地占领行动希望协调，直到一些营地遭遇警察镇压、产生分享战术的需要。此外，电子邮件未能团结运动：邮件列表虽然大量形成，用户却很快因通信量过大而不堪重负。电话会议允许与人实时对话，也可以通过提问核实他们所说内容的真实性。 在讲述 InterOccupy 的历史时，有一点至关重要：我目前只能提供一种视角。每个决定联络其他营地的营地，都有十分具体的原因。例如，“占领洛杉矶” 位于大约20个其他营地之间的中心位置。我在10月初开始前往圣迭戈、尔湾和长滩，帮助那些大会避免我们在洛杉矶遇到的陷阱，例如处理无家可归者的医疗需求、获得市议会批准，以及取得足够让每个人吃饱的食物。我没有想到，主要面对的会是识别挑衅者的问题。 当“占领圣迭戈”承受警方巨大压力、面临驱逐时，一个男人不断打断全体大会，说自己来自祖科蒂公园，并声称“占领华尔街”（OWS）正在向“占领圣迭戈”派出“1,000人，加强他们的营地”。根据我在博客上读到的纽约人数与资金情况，我觉得这不可能，却没有办法证明。第二天，我去“占领长滩”时，又听到非常相似的说法，称 OWS 正向同样与警察斗争的“占领旧金山”派人。“占领洛杉矶”的一位朋友让我通过电话联系他在 OWS 的兄弟，后者很快证实这些都是谣言。那一刻，我知道，对抗渗透的最佳办法，是建立一个坚实的线上线下网络，让各种沟通形式都能发展：面对面、电话、讨论区、IRC、网站、社交媒体，等等。巧的是，大约同一时间，运动建设委员会联系了我。我们与纽约市运动建设工作组的成员，以及其他多个占领行动的成员一起，迅速发展出 InterOccupy 的传播基础设施，并在整个运动中建立团结。 讽刺的是，占领运动由地方自治大会组成，所以建立一个可信任的私人社交网络反而很困难，因为人们害怕被收编，也害怕传播手段中心化。InterOccupy 由大约10名从事日常维护的志愿者管理，另有约50人帮助完成各项任务。InterOccupy 始终是开放群体，并公开说明新志愿者如何参与。尽管如此开放，在网站上读到人们评论 InterOccupy“肯定由联邦调查局（FBI）提供资金和人员”，仍让人沮丧。还有人在 Facebook 评论中指责 InterOccupy 是“奥巴马竞选团队的外围组织”。当然，事实证明，这些都不是真的；但经历过“占领洛杉矶”之后，我自己也对某些人的动机抱有警惕。不过，通过 InterOccupy 组织的行动，可能确实比面对面会议协调的行动更不激进，因为通过电话很难建立信任。 不过，过去一年，InterOccupy 帮助组织了“五一”总罢工、西海岸港口封锁、反 ALEC 抗议、OWS 周年庆典和“全球噪声”（Global Noise）倡议等许多行动。我们也使用 InterOccupy 的一些工具，传播魁北克学生罢工的信息，促成了全球多场声援抗议。对占领运动和其他网络化社会运动而言，问题不是企业社交媒体好还是坏，而是如何利用所有可用的传播工具和基础设施，让公众知情，并把他们带进我们的网络。归根到底，通过企业社交媒体推广社会变革倡议时，行动主义者付出了隐私代价；但这也许是在线和移动协调更普遍的问题。正如他们建立监控装置，我们也必须开发拆解这些装置的工具。目前，使用企业网 络所换来的是：以极少的金钱资源，通过触及世界各地的人并引起共鸣，建立社会运动的能力。未来，我们希望连对这些网络的需要也能消除。 ## 参考文献 Dean, Jodi. Blog Theory: Feedback and Capture in the Circuits of Drive,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0. Haraway, Donna. ‘A Cyborg Manifesto’ in Donna Haraway, Simians, Cyborgs and Women: The Reinvention of Nature, London: FA Press, 1991. Miller, Daniel. Tales from Facebook, Cambridge, UK: Polity Press, 2011. Terranova, Tiziana. ‘Free Labor’ in Tiziana Terranova, Network Cul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 London: Pluto Press, 2004. # 与替代方案相遇：关于创建个人资料与加入黑客群体的札记 / 隆内克·范德费尔登（LONNEKE VAN DER VELDEN） 社会　隐私　网络 数据　Diaspora　个人资料 不同　替代 公共　平台　Lorea 参与　去中心化 “但这并不比 Facebook 更好！”这是观众对一个研究替代性社交网络及其默认设置的小项目作出的回应。1 我们的团队通过查看默认设置、接入网络的方式，以及如何“管理”个人资料，试图勾勒出社交网络平台所提供的不同环境。2 我们选来调查的大多数去中心化、非企业平台，都把个人资料页默认设为“公开”，甚至那些表现出高度隐私意识的平台也如此。考虑到人们严厉批评 Facebook 把个人资料页向公众开放，这一发现令我们惊讶。不过，它也表明，替代性社交网络的优先事项也许在别处，超出了个人资料管理问题。这些札记呈现了我针对以下问题的一些发现：替代性社交网络究竟在提出哪些议题？ 关于社交媒体垄断的辩论，往往以监控、数据隐私和用户控制为框架。有人说，个人数据的收集、分析和交易，正是我们如今所理解的社交媒体的存在条件。3 与此同时，行动主义者和开发者也一直在采用替代方法，开发社交网络技术。“替代性”社交网络并不广为人知，更不用说普遍使用。一些挑剔的批评者把这归咎于它们不好用，辩护者则指出，它们仍处于实验阶段。4 还有人认为，社交网络成功被采用，取决于能否实现社会、经济和监管层面的协调。纳拉亚南（Narayanan）等人的研究为这类论点提供了有趣见解，因为他们在研究中遇到了大约80个去中心化网络。5 但是，仅仅聚焦于 原注 1. 这是我与 Alex Haché、Sanjay Sharma 在2011年数字方法暑期学校期间进行的一个为期数天的研究项目。我们纳入的网络包括：StatusNet、Crabgrass、Diaspora、Elgg、Cyn.in、N-1（Lorea 的一部分）、Pinax、Smob、Open Atrium、Buddypress、Noosfero、Friendica、Mistpark、Thimble、Google wave、LinkedIn、Hyves、Twitter、Facebook 和 Myspace。 原注 2. 当然，默认设置可以更改，但一个略有不同领域——浏览器设置——的研究表明，用户几乎不改变默认设置。例如见 Aleecia M. McDonald, ‘Footprints near the Surf: Individual Privacy Decisions in Online Contexts’, PhD dis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10。 原注 3. Dmytri Kleiner, ‘Privacy, Moglen, @ioerror, #rp12’, @dmytri, 8 November 2012, http://www.dmytri.info/privacy-moglen-ioerror-rp12/。 原注 4. Harry Halpin（W3C）与 Spideralex（Lorea）在 Unlike Us #2：理解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会议上的辩论，阿姆斯特丹，2012年3月10日。 原注 5. 见 Arvind Narayanan et al. ‘A Critical Look at Decentralized Personal Data Architecture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1 February 2012, http://arxiv.org/abs/1202.4503。Narayanan 关于这篇论文的演讲可见：‘Centralized Collection and Control of Personal Data: Due for Disruption or Unstoppable Trend?’，Mozilla 演讲，2012年7月，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gvjwgGJuHA。 替代性社交网络的成功因素，可能使比较偏向既有社交网络所关联的问题。下文试图从另一个角度看待替代性社交网络，追问若干相对新近、实验性的技术，能为社交网络的讨论提供怎样的概念贡献。把目光从大平台转向那些尝试以不同方式做事的项目，可以把更为丰富而重要的议题带入对话。如果中心化社交媒体以监测个人数据并将之变现的商业模式为条件，那么实验性社交网络依靠怎样的模式？它们如何在这场争论中定位自己——如果确实有所定位的话？它们如何处理个人的、并且可能有用的数据？是丢弃数据，还是为公共利益使用数据，抑或做些有创意的事情？替代性社交网络想实现什么，为谁实现？ ## 最终用户在界面上遇见去中心化社交网络 Diaspora 和 Lorea 被称为去中心化的联邦式社交网络。“去中心化”是一个有争议的术语；在这里，它意味着数据不存放在某个中心行动者拥有的服务器上，而是存放在联邦式服务器上。例如，你可以建立自己的“Diaspora pod”——托管在自选服务器上的一个子网络——或者建立一个“节点”，接入 Lorea 网络。Diaspora 被广泛宣传为一个“注重隐私”的 Facebook 替代方案。6 我查看了 Diaspora 通常如何介绍自己，并在 joindiaspora.com 注册账户。在 Lorea 网络中，我注册了 N-1（n-1.cc）；15M 运动的抗议者曾使用这个平台，寻找一个线上聚集和组织的地方7；后来，2011年冬季的几个被占领广场也使用了它。这次比较发生于2012年1月，此后许多事情已经改变；不过，我仍希望它能描述一个普通用户初次接触替代性社交网络时的感受。  图内文字译文： Diaspora 是一个注重隐私的开源社交网络，让你控制自己的信息。 在 Diaspora，你决定想分享什么，以及与谁分享。 选择：Diaspora 让你把联系人分类到称为“方面”（aspects）的群组中。“方面”是 Diaspora 独有的设计，确保你的照片、故事和笑话，只分享给你指定的人。 所有权：你的照片属于你，你不应为了分享而必须把它们交出去。你保留对 Diaspora 上一切分享内容的所有权，因此完全控制其传播方式。 简单：Diaspora 让分享清楚而容易——隐私同样如此。Diaspora 从根本上注重隐私，不会让你为了确保个人资料安全，而艰难穿过一页又一页的设置和选项。 Diaspora 是一个由社群支持的 Diaspora pod，你可以在这里开设自己的账户。你也可以运行自己的 pod！见 diasporaproject.org。 代码从 GitHub 更新于：2012-03-14 13:12:57 -0500。 图1. Diaspora 的关键词。 这些平台如何定义自己，其核心概念是什么？先从 Diaspora 说起。它是“……一个实现分布式 原注 6. 例如见 ‘Facebook Alternative Diaspora Goes Live’, BBC, 24 November 2010,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1828245。 原注 7. X.net 与巴塞罗那 Democracia Real Ya 在2011年9月30日 De Balie 举行的“Media Squares: over nieuwe vormen van protest en hun media”活动中，与 Geert Lovink 的 Skype 连线中作了说明。 社交网络服务的自由个人网络服务器”；这个项目关乎社交自由：“……一个让你掌握控制权、充满乐趣与创意的社群。”8 Diaspora 宣布同意遵守“计算机、自由与隐私”（Computer Freedom and Privacy）的《社交网络用户权利法案》，后者高度强调数据所有权、控制、自我定义权和退出权。9 这里有三个重要关键词：“选择”“所有权”和“简单”（图1）。 相较之下，Lorea 没有列出核心要点，而是在提到德勒兹与瓜塔里哲学的影响10 时，宣称自己是“实验田里社交网络的一个‘温床’”。其描述如下： > Lorea 项目常设大会：其目标是创建一个没有地理物理领土的实体组织，以分布式、联邦式节点构成，通过二进制代码和语言交织其多重关系……11 “关于”页面清楚说明，Lorea 旨在“创建一个由自治实体组成的分布式、联邦式组织”，并聚焦特定群体：“我们为行动主义者网络开发社交软件；我们希望获得可见性，但不愿放弃隐私和安全。” 让我们继续抓住 Diaspora 的三个关键词：“选择”“所有权”和“简单”。“选择”指的是，借助某些“方面”（aspects）给联系人贴标签，以确保将故事或图片分享给合适的人，例如朋友、家人、同事等，也包括用户自行定义的类别。N-1 提供朋友“圈子”的选项，让你做同样的事。你可以与“朋友”和“朋友集合”分享，也可以加入自己或他人定义的“群组”。Diaspora 的第二个关键词“所有权”，凸显了二者之间更多差异。两个平台都不是企业平台，但它们对用户、用户数据与网络之间的联系应如何组织，有不同理解。Diaspora 表示，数据所有权属于发布数据的用户。它所谓“所有权”，是指用户保留对数据的控制：由他们决定与谁分享、或不分享，例如不与那些把数据转交第三方的公司分享。12 可以说，N-1 也提供类似设置；不过，它所使用的语言，显示出人与自身数据痕迹之间的联系被表达得更松散：它并不强调所有权本身。这也可以从功能中看出来，例如 N-1 的个人资料主题数据库，邀请居民分享自己的个人资料图像。当我试图给自己的个人资料页设计一个新背景——一个“主题”——使默认的黑色页面活泼些时，发现 N-1 有海量个人资料模板：精心设计的图像，包括非常个人化的图像，并不总是留在 原注 8. The Diaspora Project，http://diasporaproject.org/（访问于2012年1月20日）。 原注 9. 该法案起草于 CFP 2010年年会。完整清单见 http://blog.diasporafoundation.org/2011/10/24/diaspora-adopts-computers-freedom-and-privacys-social-network-users-bill-of-rights.html。 原注 10. Gilles Deleuze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Continuum, 2009 (1987)。 原注 11. Lorea，http://lorea.org（访问于2012年1月20日）。 原注 12. 这也取决于谁拥有托管该 Diaspora pod 的服务器。 作者身边，而是供大家共同使用（例子见图2）。因此，在 N-1 修改个人资料页，不只是决定要展示自己的哪些方面——“我在哪些圈子里是谁／是什么”——也包括向网络添加某种东西，以供再次使用。  图2. 顶栏是一幅共享的个人资料图片，由 LaPaqui 创作。 Diaspora 项目未来计划之一，是让你能够导出数据并随身带走（图3）。通过这种方式，Diaspora 希望让你的“数据身体部分”相对于网络具有高度流动性，能够继续旅行。  图内文字译文： 图2：La Paqui（横幅署名）；Search（搜索）；Go（前往）；Settings（设置）；Log out（退出）；Group membership（所属群组）；Unlike Us；Pages（页面）；Edit page（编辑页面）；Bladwijzers（书签）；Bestanden（文件）；Geen bestanden toegevoegd.（未添加文件）；Event calendar（活动日历）；Activity（活动）；EDIT（编辑）。活动记录中可辨认：Lonneke 更新了 Unlike Us 群组；42分钟前。Lonneke 新建了题为“Proposal Unlike Us”的页面。〔下方显示的样式代码及最小字形在原图中不能完整可靠辨认。〕 图3：Export Data（导出数据）；download my xml（下载我的 XML）；download my photos（下载我的照片）。Close Account（关闭账户）；Current password（当前密码）；Close Account（关闭账户）。 图3. 在 Diaspora 中导出你的数据身体部分。 Diaspora 和 N-1 通过各自的语言与选项，为我们提供了如何与个人资料发生关系的不同想象：把个人资料的一部分留在网络里，或者把它紧紧带在身边。这里的重点并不是，某个平台在技术上无法设计出另一个平台提供的选项，而是它们向我们呈现了社交网络可能关乎什么的不同理念。它们谈论隐私的方式，也有类似情况。在 Diaspora 中，这与第三个关键词“简单”有关。在 Diaspora，关于分享的决策应当“清晰而容易”，尤其涉及隐私时。这意味着，不要有令人困惑、充满无穷选项的页面。因此，Diaspora 中的“隐私”必须是易于管理的。那么，N-1 中的隐私与简单是什么？登录后，页面底部的“隐私”链接会带你进入一个西班牙语页面，上面写着“Estamos en ello [...] por ahora puedes leer Acerca de N-1”，意为：“我们正在处理……目前你可以先读‘关于 N-1’。”13 “关于 N-1”页面表示，隐私是贡献者关心的问题。隐私不能被“放弃”；面向个人和行动主义团体的自主管理服务器，被认为是保障更好安全与隐私的关键。对 原注 13. n.1，https://n-1.cc/pg/expages/read/Privacy/（访问于2012年1月20日）。 N-1 而言，“隐私”似乎是在数据存储的语境中被理解的，涉及对集体管理存储的信任，而较少像 Diaspora 那样，涉及自主治理自己的呈现。此外，在 N-1 上决定如何分享，一点也不“清晰而容易”。默认分享选项，是与已登录的居民分享。每个小组件的设置都必须分别更改，包括页面、博客、短帖、日程、活动、留言板等（图4）。首页和个人资料页都有小组件：这是否意味着需要配置两次？14 这些问题可以在开发者论坛提出。在 N-1，至少对初学者而言，隐私不是一个能够清晰、轻松作决定的东西，而是需要努力和参与。  图内文字译文： 搜索；前往；设置；退出；Group membership（所属群组）；Unlike Us；EDIT（编辑）；Pages（页面）；Number of pages to display（显示的页面数）；Access（访问权限）；Logged in users（已登录用户）；Save（保存）；Edit page（编辑页面）；Bookmarks（书签）；Activity（活动）；Friends（朋友）；Number of friends to display（显示的朋友数）；Icon size（图标大小）；small（小）；Friends（朋友）；test（测试）；Last updated 102 day ago by Lonneke（Lonneke 于102天前最后更新）；More pages（更多页面）；Files（文件）；dashboard（控制面板）；102 days ago（102天前）；More files（更多文件）；Event calendar（活动日历）；Number of events to display（显示的活动数）；Public（公开）；The wire（短帖）；Number of items to display（显示的项目数）；Logged-in users（已登录用户）。〔截图为缩小的界面示例；下拉框中的最小数字不够清晰，不臆补。〕 图4. N-1 上的小组件：你可以为每个小组件决定谁能访问。 可以从这两个社交网络推动的不同政治议程来分析它们：Diaspora 更接近自由主义的个体主体观，并展现出一种从法律角度理解如何在社交网络世界组织人权的方式；N-1 则表达了一种更具根茎性的世界观，其中，各种实验性节点可以产生富有成效的相互联系，而个体与法律的地位则没有被那么明确地界定。15 但与此同时，这些社交网络做的并不只是借用不同的既有议程：它们也试图重新表述社交网络中究竟有什么值得关切。诺特耶·马雷斯（Noortje Marres）关于“参与性对象”的研究，在这里很有帮助，因为它建议关注技术实践如何促成某些关切事项。16 马雷斯认为，我们不应把技术对象评价为解决参与问题的东西，而应考察它们如何重新表述对参与及其影响的不同理解。举例来说，在研究碳核算实践时，马雷斯遇到了不同的参与方式。一种流行观点是，参与应当“容易”“不费力”；这是一种特定的自由主义修辞，也是对参与的一种表达：技术帮助你参与，而不打断日常实践。17 原注 14. 我的“首页”上名为“页面”的小组件，只向特定群组分享；但在个人资料页，带有相同文件的同一个小组件却也向“公众”分享。 原注 15. 受到德勒兹与瓜塔里《千高原》中“根茎”概念的影响。 原注 16. Noortje Marres, ‘The Costs of Public Involvement: Everyday Devices of Carbon Accounting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40.4 (2011): 510–533。 原注 17. Marres, ‘The Costs of Public Involvement’, p. 523。 她也强调另一种表达方式：它明确指出碳核算所伴随的劳动——麻烦、失败，以及它如何改变日常生活。把她的见解稍作转译，我们对实验性社交网络平台提出的问题，就不再是它们是否解决了“隐私”或“数据垄断”等问题，而是它们如何提供一套措辞，使这些问题能够被表述出来。 更仔细地考察 Diaspora 与 N-1，可以看到它们分别强调两种隐私理解：隐私作为对个人资料分享的自我管理；隐私作为对负责数据存储的集体的信任。18 这些社交网络也在实验用户与数据之间的依附关系。数据是否应当被小心地“保留”在生产它的人身边？它是否有价值、是否可用，对谁有价值、对谁可用？一个平台强调个人资料的所有权和流动性，另一个则采用为共用个人资料元素提供空间的模式。这样，它们发展出处理网络中数据痕迹的不同方式。最后，Diaspora 与 N-1 把在这些网络上的存在与社会生活联系起来的方式，也体现了不同的参与方式。与马雷斯研究中的两种参与表达相似，我们在 Diaspora 的承诺中发现，它的隐私设计不会进一步打断个人日常社会生活，诉诸的是一种轻松参与的理念。相反，N-1 的隐私是一种积极介入的问题。N-1 不仅指出服务器一侧的辛苦工作，控制面板上的小组件也不断提醒你：针对不同活动，你与他人有不同关系。因此，它的设计拒绝把隐私化约为轻松决策，而将其变成一项持续任务。 由此，可以把 Diaspora 理解为在推介数据流动的理念，或者说，让你打包带走自己部分数据身体的能力；N-1 则提供共享的个人资料主题，并强调安全数据存储的必要性。这些都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理念：数据流动是否应成为一种个体权利？哪些数据应属于个人，哪些应当共用？服务器基础设施的安全又应如何照料？更广泛的社会运动，能否把这当作一个共同目标？此外，如果把“隐私”看作一个不断被界定、争论和重新思考的概念19，那么“参与性对象”的观念，是否也能帮助隐私讨论？“隐私设计”（privacy by design）的话语暗示，隐私具有某种形态，或者需要被“嵌入”“植入”技术架构；我们能否把这种话语扩展到关注“具有隐私意识的技术”的一套实践方式，关注那些让人“实践”隐私的技术实践？ ## 分布式网络的共同工作 以上勾勒的议题——界面设计、个人资料选项、哲学——都与替代性社交网络平台在前台呈现的东西有关。2012年3月的第二届 Unlike Us 会议，是进一步了解其中几个项目的机会。对我而言，它促使我花更多时间与开发者相处，更仔细地查看这些替代网络后台正在发生什么，并理解 原注 18. Felix Stalder 在“前端隐私”与“后端隐私”的区分中触及相关问题，见 ‘Autonomy beyond Privacy?’,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p. 509。 原注 19. Colin J. Bennett, ‘In Defense of Privacy: The Concept and the Regime’,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485–496。 参与开发者所设想的抱负。去年5月，我收到 SecuShare 发来的如下邀请： > 我们正在与 TheGlobalSquare 的朋友一起，筹办一场以分布式社交网络为主题的黑客马拉松。计划是大家坐下来，同步开发工作：分配任务、分享代码、减少重复。因此，我们邀请你来与我们一起做黑客。 虽然不熟悉黑客马拉松的实践，我还是决定参加。既然想知道这些替代性社交网络的目标，那么还有什么地方，比一场旨在讨论分布式架构异同的活动更合适？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认为，“创新”的语境，是研究“社会性”如何被实践出来的有希望的场所。20 带着这个想法，我在柏林一处黑客空间度过了四天。固定参与者包括 Secushare、The Global Square、Briar、Lorea 和 GNUnet。还有许多人来待一天左右，包括 DeepaMehta、Project Danube 和 Bitcoin 等。甚至不在柏林的人，也通过 IRC 频道参与讨论。 为概括这场黑客马拉松的目标，我依据的是当时使用的协作式 PiratePad 文档，以及与参与者的私人通信。总体目标，是开发快速、安全、且比中心化方案更易用的去中心化解决方案。在黑客马拉松中，“去中心化”与上面对 Diaspora 和 N-1 的讨论所表达的含义不同：黑客们正在开发的去中心化方案，指的是分布式架构，而不是被认为脆弱的联邦式服务器。活动的“架构目标”可概括如下： - 没有中心故障点； - 具备抵御攻击的韧性； - 事件分发不可被破坏； - 具备抵御法律攻击的韧性。 分布式架构被期待更有力量：它更灵活，减少系统崩溃的可能，也能提供更好地抵御审查或激进的国家干预的环境。就既希望提供保护、又希望触及大群体而言，讨论的共同问题之一是“多播加密”：如何在一群受信任同侪之间加密信息，以及当群体成员构成灵活变化时，如何配置或重新配置密钥交换。例如，一个使用情境可以是：原本持有密钥的一名成员被排除出群体时，应如何重新组织密钥？如何编写代码，使人们无须重新建立群组？这也引出其他问题，例如群组历史是否对新成员保持可见，以及不仅人类、协议本身是否也可能泄露群组 ID。换言之：谁在沟通，谁被纳入，谁被排除？通过这些议题，开发者审视并改进彼此的方法。 原注 20. Bruno Latour,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p. 80。 对我来说，这场关于多播加密的讨论澄清的不是技术细节，而是参与平台所想象的公众与潜在用户。事实证明，这些项目之间存在许多差异。Briar 项目较少关注大群体，更关注高度安全的一对一加密。Briar 专注于设计一种协议，使人们能以加密方式运行既有应用。因此，与现场其他项目相比，Briar 面向的用户群体具体得多：它希望支持那些受到严密监控、需要在彼此已相识的受限网络中沟通的人。传输方式不一定基于互联网，也可以通过 USB 闪存盘、Tor、TCP 和调制解调器〔译注：原文作 dialogue modems，疑为 dial-up modems（拨号调制解调器）；此处保留这一用词疑点。〕。由于依赖可用设备，Briar 倾向于更加以设备为中心。这使 Briar 不同于现场其他项目；其他项目通常遵循一种结构：以某种协议作为其余部分的“基础”，其他应用可以附着在这个基础上。例如，GNUnet 是一个由国际开发者网络开发的点对点框架，作为许多去中心化应用的平台。因此，社交网络应用可以建立在 GNUnet 上。GNUnet 与 SecuShare 目前正在探索合作。SecuShare 将支持多对多加密，而其他社交网络目前缺少这一点。按他们的说法：“SecuShare 深入加密和隐私保护的程度，是迄今聊天和社交平台闻所未闻的；因此，它正是我们真正摆脱 Facebook 所需要的。联邦式社交网络做不到。”21 前面讨论过的 Lorea，就是这种联邦式社交网络，提供分享消息、个人资料更新和协作工作的可能。这次黑客马拉松的一项成果是：将来 Lorea 也许能够以 SecuShare 为中介，运行在 GNUnet 之上，从联邦式网络转向分布式基础。 这里最后要讨论的项目“The Global Square”（TGS，全球广场），其构想来自占领运动。核心目标包括实现大规模协作，并确保知识开放、公开。平台将以 Dispersy 为基础条件；这是代尔夫特大学一个研究组正在开发的点对点架构。22 平台旨在为曾经或正在被占领的广场及大会的居民，提供传播基础设施。它还希望为一个实时、未经审查的知识库提供位置，并使人们可以通过 Android 应用访问。黑客马拉松期间，我们花了一个下午讨论用户情境。TGS 正从零开始设计：这意味着必须区分不同单元和实践，例如广场（人们相遇的场所）、同心用户群组（围绕某一主题组织的群体）与系统（围绕具有全球意义的议题展开的大规模协作的创造物或实例）。“系统”的一个突出例子是“新闻公地”（News Commons）。这一构想由非官方维基解密资源网站 Wikileaks Central 于2011年6月提出，设想把众包新闻平台与公民治理论坛结合起来： > ……我们想要一个合作努力的场所，但这种努力应高度动态，具有 Twitter 的速度，处理所有重要信息与新闻（也就是我们为了 原注 21. SecuShare，http://about.psyc.eu/Secure_share（访问于2012年11月26日）。 原注 22. 见 https://github.com/triblerteam/dispersy。 > 自治所需要的新闻）。随后，我们会拿这些信息，与既有知识对照分析，匹配相关法律，等等，并创造行动来制止腐败。23 这个构想将被落实到 TGS 中。TGS 面临的一项挑战，是让想法能够通过所有不同场所和渠道传播。“迹协同”（stigmergy）——通过间接且经中介的效果，自发形成自我组织——在其哲学中占据重要位置。因此，就潜在用户群体或公众而言，TGS 似乎设想的是一个自我组织、保持警觉的公众。正如这里所见，也如 Diaspora 与 N-1 的比较所示，各项目对使用这些技术的人应有怎样的参与程度，有不同期待：Briar 采取更务实的方式，鼓励人们增强手头已经使用的设备；TGS 则提供一个空间，容纳全新的网络化社会新闻实践与行动，因此对公共参与抱有更高期待。 ## 去中心化网络及其公众 眼前的问题当然是，更广大的公众是否会逐渐熟悉这些网络：它们会停留在实验阶段，还是能够成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可扩展性是开发者的重要关切，人人都意识到这一点。我认为，Lorea 的 N-1 是一个有用的案例，因为它确实通过与15M运动连接而实现了增长。不过，这并非没有投入：N-1 团队组织工作坊，让人们熟悉这项新技术，就像广场上还有其他类型工作坊一样。24 这意味着，开始使用 N-1，是更广泛学习实践语境的一部分；它的使用目标，也超出了社交网络技术本身。当然，N-1 只是一个在特定语境下扩展的网络例子；这里的语境是西班牙持续的大规模抗议。但柏林黑客马拉松中的其他项目，也都关注特定议题，因而有可能吸引特定公众。它们大概不会有哪一个成为 Facebook“注重隐私的替代方案”。不过，不要求它们承担这一角色，转而考察它们如何介入特定问题，甚至可能更有成效。与公众结盟的潜力，也恰恰在这里。25 上面已给出一个例子：TGS 的新闻公地，不只是一个交朋友的空间，也是分析与新闻实践的空间。 目前，在社交网络语境中，似乎并不存在一个为隐私而形成的“公众”——至少不是仅仅为了隐私。也许原因在于，这个概念一般只诉诸对个体的保护，没有什么可供分享；尽管学界一直努力使它更细致、更社会化、更加重视语境。26 原注 23. Heather Marsh, ‘Needed Now: A News Commons’, WL Central, 6 November 2011, http://wlcentral.org/node/2330。 原注 24. Spideralex 在 Occupy Technology 上提出的观点，2012年3月11日，http://schijnheilig.org/2012/03/occupy-technology/。 原注 25. Noortje Marres, ‘No Issue, No Public: Democratic Deficits after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05。 原注 26. 例如见 Colin J. Bennett, ‘In Defense of Privacy: The Concept and the Regime’,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485–496；以及 Helen F. Nissenbaum,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Washington Law Review, 79.1 (2004): 119-158。 但替代性社交网络能够提供的远不止这些：既包括它们关于社交网络对个体用户意味着什么的观念，也包括它们关于技术能够为集体提供什么的想法。同时，它们对潜在用户和公众也表达了很高的期待与要求。认真思考这些要求至关重要；通过这种方式，我们才能支持这些网络，推动我们这个时代的重要议题向前发展。 衷心感谢“与柏林双年展多少有关的黑客马拉松”的参与者（IN-Berlin，2012年5月14—17日）。特别感谢 Spideralex、Christian Grothoff 和 Martin Boeckhout 提供批判性且有益的意见。 ## 参考文献 Bennett, Colin J. ‘In Defense of Privacy: The Concept and the Regime’,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485–496. Deleuze, Gilles and Felix Guattari. A Thousand Plateaus: Capitalism and Schizophrenia, London: Continuum, 2009 (1987). ‘Facebook Alternative Diaspora Goes Live’, BBC, 24 November 2010, http://www.bbc.co.uk/news/technology-11828245. Kleiner, Dmytri. ‘Privacy, Moglen, @ioerror, #rp12’, @dmytri, 8 November 2012, http://www.dmytri.info/privacy-moglen-ioerror-rp12/. Latour, Bruno.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5. Marres, Noortje. ‘No Issue, No Public: Democratic Deficits after the Displacement of Politics’, PhD diss., University of Amsterdam, 2005. ______. ‘The Costs of Public Involvement: Everyday Devices of Carbon Accounting and the Materialization of Participation’, Economy and Society 40.4 (2011): 510–533. Marsh, Heather. ‘Needed Now: A News Commons’, WL Central, 6 November 2011, http://wlcentral.org/node/2330. McDonald, Aleecia M. ‘Footprints near the Surf: Individual Privacy Decisions in Online Contexts’, PhD diss.,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 2010. Narayanan, Arvind et al. ‘A Critical Look at Decentralized Personal Data Architectures’, Cornell University Library, 21 February 2012, http://arxiv.org/abs/1202.4503. Nissenbaum, Helen F. ‘Privacy as Contextual Integrity’, Washington Law Review, 79.1 (2004): 119-158. Stalder, Felix. ‘Autonomy beyond Privacy?’, Surveillance & Society 8.4 (2011): 508-512. # Facebook 与 Diaspora：一项批判研究 / 塞巴斯蒂安·塞维尼亚尼（SEBASTIAN SEVIGNANI） 用户　替代　隐私 软件　访谈　社会 异化　剥削 信息　数据　自由 生产　监控　自我 > 我捐了款。我觉得这是个很酷的想法。……就是他们那种态度：世界可以更好，所以说，“我们应该试着去做。” > ——马克·扎克伯格，Facebook 公司首席执行官1 Facebook 是世界上最大的社交网站（SNS），也是全球访问量最高的网页之一。2 在接受《连线》杂志采访时，其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透露，自己曾为一个替代性、非商业社交网站 Diaspora 的开发提供资金支持。3 扎克伯格先生支持替代性社交网站，是对的。我们应当以适合自己的方式为 Diaspora 等替代方案作贡献：从开发代码、捐款，到仅仅使用替代性社交网站，并帮助它们为人所知。下文的理论讨论，依据的是一项质性访谈研究获得的经验数据；这项研究属于为期三年的“监控社会中的社交网站”研究项目4。研究揭示，Facebook 与其他商业社交网站剥削用户，并在结构上促成用户与自身成果、与自我、与其他用户的异化。从最终希望克服剥削与异化的立场看，Diaspora 及其他非商业社交网站，是有意义且值得支持的替代方案。 ## Facebook 与 Diaspora 的比较 商业社交网站持续承受着获取利润的压力。2012年2月，Facebook 在 原注 1. Ryan Single, ‘Interview with Mark Zuckerberg: I Donated to Open Source, Facebook Competitor’, Wired, 28 May 2010, http://www.wired.com/business/2010/05/zuckerberg-interview/。 原注 2. 世界顶级网站的每日更新，见 http://www.alexa.com/topsites。 原注 3. Ryan Single, ‘Interview with Mark Zuckerberg: I Donated to Open Source, Facebook Competitor’。 原注 4. “监控社会中的社交网站”项目及研究方法详情，见 www.sns3.uti.at。该项目由奥地利科学基金（FWF）资助，并进一步发展了研究社交媒体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方法。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开展了质性访谈研究。受访者包括一组特别批判经济监控、非常了解隐私问题的人，也包括一组较少关心这些问题的普通用户。最终样本由我们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地区找到的30名奥地利学生组成，年龄20至34岁，三分之二为女性、三分之一为男性，他们曾经或正在使用社交网站。参与者来自广泛的学科，分别就读于萨尔茨堡的大学。 股票上市过程中公布商业计划与财务数字时5，这一点再次变得明显。例如，在这些文件中，Facebook 指出通过移动设备访问平台的用户不断增加，并向股东承诺，将加大力度，为移动用户实施变现策略。显然，目前的状况与收入，对 Facebook 及其潜在投资者来说并不够；因此，它计划把广告延伸到用户手机，并让定向广告无处不在。 Facebook 这样的商业社交网站如何获利？一些批判媒体学者强调，商业媒体和社交网站的根基，是剥削过程。6 最一般地说，剥削是对社会生产的剩余进行结构性占有：一个社会群体从另一个群体的成果中获益，比后一个群体自己能够从自身成果中获益还多。7 只有当“劳动者同其劳动实现条件的所有权完全分离”8 时，这才可能。因此，Facebook 不属于用户，而属于一个小圈子，包括扎克伯格、银行、投资者、股东等。剥削是资本主义中社会不平等和机会分配不均的主要根源；它造成并维持贫富差别，再生产着这样一个事实：平均而言，富人比穷人有更多、更好的机会实现充实的生活。 人们不只是使用社交网站，也在生产某种东西；这些东西被社交网站所有者占有，再卖给他人以实现利润。因此，我们可以把用户称为“产消者”（prosumers），这是“生产者”（producer）与“消费者”（consumer）的合成词。9 社交网站所有者购买服务器群、软件组件等技术基础设施，也购买会计、软件开发者等劳动力，生产出供用户互动的社交网站。人们出于不同原因使用网站，例如获取新闻、提供信息、与朋友保持联系、建立新关系或组织活动；与此同时，他们生产出大量不同数据。因此，社交网站所有者非常精确地观察着他们。以利润为导向的社交网站发展出庞大的用户监控系统，存储“真的就是一切”——正如一名 原注 5. David A. Ebersman, ‘Facebook, Inc Registration Statement on Form S-1’,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http://www.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034517/d287954ds1.htm；David A. Ebersman, ‘Facebook, Amendment No. 2 to Form S-1 Registration Statement’, 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 1 February, 2012, http://sec.gov/Archives/edgar/data/1326801/000119312512101422/d287954ds1a.htm#toc287954_2。 原注 6. 例如见 Mark Andrejevic,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Self-Disclosur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2 (2002)；Mark Andrejevic, ‘Social Network Exploitation’, in Zizi Papacharisi (ed.) A Networked Self: Identity, Community, and Culture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pp. 82–101；Christian Fuchs, ‘Labou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26.3 (2010): 176–196；Christian Fuch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rivacy on Facebook’, Television & New Media 13.2 (2012): 139-159。 原注 7.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One, Middlesex: Penguin, 1976 (1867), pp. 270-272; 344; 486; 729-730。 原注 8. Karl Marx, 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p. 874。 原注 9. Alvin Toffler, The Third Wave: The Classic Study of Tomorrow, New York: Bantam, 1984；Axel Bruns, Blogs, Wikipedia, Second Life, and Beyond: From Production to Produsage. New York: Peter Lang, 2008。 Facebook 员工所承认的。10 这使社交网站所有者能够占有用户生成的数据产品，并将其卖给广告业。广告业对此十分感兴趣，因为 Facebook 的产消者商品，让它们能够更有针对性、更高效地投放广告。相比之下，传统电视广播商对受众的了解较不清晰；Facebook 却可以瞄准细分群体，从而避免广告投放的无效散失。当手机正如 Facebook 宣布的那样，越来越成为广告柱时，我们便知道，这与对用户生成产品的占有有关，因此也与对用户的剥削有关。 剥削与批判理论的另一个关键伦理概念相互交织，即异化。11 按照马克思的理解，在资本主义中，劳动者——在 Facebook 的语境中也就是产消者——无法自主决定其劳动力实现的条件，因此无法在自己的劳动和所制造的产品中认出自己，异化由此产生。马克思谈到四种异化形式12：第一，生产者与自己的产品异化，即产品异化；他或她无法控制自己生产的东西。在 Facebook，用户生产大量数据并参与互动，但控制这些数据的是 Facebook 所有者，而不是产消者。第二，劳动者／用户与生产事物的过程异化，即过程异化。在 Facebook，社交网站所有者控制生产的一侧。例如，Facebook 决定哪些消息出现在用户面前，塑造或共同决定网站上的互动。随后，马克思讨论这种异化劳动对自我——自我异化——及社会——社会异化——的后果。广义而言，自我异化和社会异化，意味着资本主义中人造之物对人施加力量13，限制人的自由。一方面，个体受他人指引，无法控制自己的生活；另一方面，如果个体共同无法有意识地塑造自己希望生活于其中的社会，那么他们就处于社会异化状态。用户自己的劳动，他们在社交网站上的互动、交流与合作，反过来对他们施加力量：用户越多参与 Facebook，Facebook 就因产消者剥削而越强大、越赚钱；它因而更能垄断和集中互联网上的交流与合作手段，更少受公共利益约束，更能以所有者的私人利益对抗单个用户，最终对抗所有用户。例如，Facebook 能够制定复杂、令人困惑且宽松的隐私政策，只给用户“接受或出局”的选择：要么接受，要么被排除在全球最大的社交网站之外。 原注 10. Phil Wong, ‘Conversations About the Internet #5: Anonymous Facebook Employee’, The Rumpus, 11 January 2010, http://therumpus.net/2010/01/conversations-about-the-internet-5-anonymous-facebook-employee/3/。 原注 11. Edward Comor, ‘Contextualizing and Critiquing the Fantastic Prosumer: Power, Alienation and Hegemony’, Critical Sociology 37.3 (2010): 309–327；Mark Andrejevic, ‘Surveillance and Alienation in the Online Economy’, Surveillance & Society 8.3 (2012): 278–287。 原注 12. Karl Marx,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in Economic and Philosophic Manuscripts of 1844 and the Communist Manifesto, Amherst: Prometheus, 1988 (1844), pp. 13–168。 原注 13. Wolfgang Fritz Haug, Vorlesungen Zur Einführung Ins ‘Kapital’, Berlin: Argument, 2005。 剥削和异化不只是分析概念，也隐含着消除二者的目标。在通往这一目标的道路上，一项重要策略——虽然不是唯一策略，也可能并不足够——是支持替代性、非商业的社交网站。在这一背景下，Diaspora 获得了一些关注，并不只是因为 Facebook 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向它捐款。2010年，四名年轻的纽约大学学生听了一场由法学教授、自由软件基金会倡导者埃本·莫格伦（Eben Moglen）所作的演讲，题为“云中的自由：Web 2.0 与云计算的软件自由、隐私与安全”。14 莫格伦也是《点共产主义宣言》（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15 的作者；在这份受马克思启发的宣言中，他宣扬互联网时代自由信息与跨国资本主义之间的矛盾。在演讲中，他描述了用户在大型企业垄断者控制的互联网中面临的、建立在监控基础上的他律。Facebook、Google 等公司能够强加“要么接受、要么走人”的条件，向用户提供一笔可疑却行得通、威胁隐私的交易：“我给你免费网络托管和一些 PHP〔个人主页工具〕小玩意儿，而你则时时刻刻免费得到监视。”16 莫格伦通过强调情况不必维持现状，向现状提出挑战。他指出，当前已有的技术手段，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可能的替代方案，使互联网不再由强大中心控制。他号召听众： > 我们是技术专家，我们应该修好它……你知道，每过去一天，就有更多数据永远拿不回来。每过去一天，就有更多我们无法撤销的数据推断。每过去一天，我们都把更多东西堆到那些已经拿得太多的人手里。17 四名学生受到莫格伦号召的启发，开始开发 Diaspora；它很快——也许太快——就被欢呼为可能的“Facebook 杀手”。这种热情，一方面来自 Diaspora 筹款的迅速成功：他们通过一个互联网平台筹得200,000美元，使项目得以启动。另一方面，Facebook 面临着若干隐私问题，以及不断增长的用户不满。 如今，Diaspora 已向更广大的公众开放，拥有约380,000名用户。18 它获得了进一步资金，也建立了组织结构，但软件仍处于 alpha 阶段，尚在开发之中。除了仍属早期开发阶段这一点，Diaspora 外观相似，提供的功能也与知名商业社交网站类似。事实上，它还先推出了一些功能， 原注 14. Eben Moglen, ‘Freedom in the Cloud: Software Freedom, Privacy, and Security for Web 2.0 and Cloud Computing’，在互联网协会纽约分会会议上的演讲，纽约，2010年2月5日。文字记录见 http://www.softwarefreedom.org/events/2010/isoc-ny/FreedomInTheCloud-transcript.html。 原注 15. Eben Moglen, The dotCommunist Manifesto, http://emoglen.law.columbia.edu/my_pubs/dcm.html, 2003。 原注 16. Eben Moglen, ‘Freedom in the Cloud: Software Freedom, Privacy, and Security for Web 2.0 and Cloud Computing’。 原注 17. Eben Moglen, ‘Freedom in the Cloud: Software Freedom, Privacy, and Security for Web 2.0 and Cloud Computing’。 原注 18. Diaspora 统计清单见 https://diasp.eu/stats.html。最后更新于2011年11月24日。 随后才被商业社交网站采用。2012年8月，Diaspora 创始人宣布，计划逐步把软件后续开发的全部控制权交给社群。这一步进一步证明，Diaspora 是、也将继续是一个替代性社交网站项目。 Diaspora 不仅在融资方面构成既有社交网站的替代方案，在基础设施和生产方式上也有根本不同。这里可以区分两个层次。一个是代码层：我们关心 Diaspora 软件如何生产，生产社交网站的手段是什么样，以及它们嵌入怎样的社会关系。另一个是用户层：我们关心 Diaspora 的使用价值，例如它满足用户隐私等需要的能力。我们将看到，代码层与用户层的互动方式，与 Facebook 大不相同。 先看代码层。在信息经济中，传统的获利策略，是封闭任何程序的源代码。这意味着，以私有财产权之名，排除他人复制和修改软件。社交网站生产，在很大程度上是信息生产。音乐和视频产业广为人知的情形——媒体内容在网上自由流通，而下载者被定罪——表明，信息商品出于以下原因，可能与资本利益发生冲突19： - 信息由网络生产并传播。 - 信息在可访问性和所有权方面难以控制。 - 信息是无形的，容易复制，能被许多人同时拥有，从而削弱个体私有财产。 然而，Facebook 仍然把他人排除在生产该社交网站的手段之外。它拥有运行平台的软件代码，也持有记录用户互动的数据库的财产权。 Diaspora 的情况则不同。它的生产方式可以称为“同侪生产”20，能够容纳信息生产的新特质。同侪生产是一种生产商品和服务的方式，依赖个体的自组织社群；这些人聚集起来，开发并创造一个共同期望、共同分享的成果。在 Diaspora 开发者社群中，工作过程的成果与投入，是被分享而非交换的。代码贡献者真正拥有实现其编程劳动的条件，从而确保劳动与劳动的实现不会被撕裂、彼此异化。 原注 19. Christian Fuchs, ‘Information and Communication Technologies and Society: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Internet’, European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24.1 (2009): 76-77；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6, p. 60。 原注 20. Yochai Benkler, The Wealth of Networks: How Social Production Transforms Markets and Freedom；Michel Bauwens,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eer Production’, Post-autistic Economics Review 37 (2009): 33–44。 卡尔·马克思指出： > 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活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者说，同这些生产关系的法律表达即财产关系——发生冲突。21 在当今信息经济中，我们可以看到马克思论点的真实性；Diaspora 项目正是他所说冲突的具体化。其生产关系是同侪生产；就财产关系而言，Diaspora 采用 GNU Affero 通用公共许可证（AGPL）。这一由自由软件基金会提供的软件代码许可证，遵循一种称为“著佐权”（copyleft）的原则。自由软件基金会创始人理查德·斯托曼这样描述著佐权的运作： > 我让自己的代码可用于自由软件，而不可用于专有软件，是为了鼓励其他软件作者也让软件自由。我认为，既然专有软件开发者用版权阻止我们分享，我们这些合作者也可以用版权，给予其他合作者属于他们自己的优势：他们可以使用我们的代码。22 著佐权利用现存财产制度来颠覆它们，利用财产权的力量，避免软件代码被排他性占有。23 它可以被理解为同侪生产的一项自我保护措施，也表达了技术发展、信息经济中技术生产所处的社会关系，以及保障某些生产方式的社会法律制度之间的冲突。它之所以具有自我保护性，是因为它要求自由软件代码的任何改编，都必须再次以自由软件形式提供，并按著佐权原则授权。这显然与 Facebook 为了获利而排除他人访问社交网站运行软件及聚合用户数据的模式相反。著佐权生产在实施之处暂停了资本主义逻辑。于是，产消者与社交网站所有权不再分离。如果技术足够熟练，产消者甚至能够参与软件的后续开发和改进。 有人完全可以指出，社交网站并不只有软件等信息层面；运行社交网站还需要服务器群等物质基础设施，而著佐权并不适用于此。对于 Diaspora，软件不被排他性地拥有和控制，用户还可以以第三种方式发挥生产性：在自己的服务器上安装自由的 Diaspora 软件并运行它——Diaspora 把这称为 原注 21. Karl Marx, A Contribution to the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Chicago: Charles H. Kerr & Company, 1909 (1859), p. 12。 原注 22. Richard M. Stallman, ‘Copyleft: Pragmatic Idealism’, in Free Software, Free Society: Selected Essays of Richard M. Stallman, Boston: Free Software Foundation, 2010, pp. 129。 原注 23. Paul B de Laat, ‘Copyright or Copyleft?: An Analysis of Property Regimes for Software Development’, Research Policy 34.10 (2005): 1511–1532；M. J. Wolf, K. W. Miller and F. S. Grodzinsky, ‘On the Meaning of Free Software’, Ethics and Information Technology 11.4 (2009): 279–286。 “pod”——并以此推动社交网站去中心化。Facebook 在庞大的服务器群中处理用户数据，Diaspora 则由数量可能无限、能够互操作的服务器组成，它们分布在各地，不受单一组织控制。这意味着，用户上传的数据不会被集中存储和管理。理论上，每个人都可以运行这样的 pod。如果不建立自己的 pod，另一种选择是利用软件允许的迁移功能，从不可信的 pod 转移到可信的 pod。即使某位用户不运行自己的 pod，也不是同时担任社交网站提供者，Diaspora 仍把控制权交给用户，使他们摆脱对那些例如利用数据投放广告的强大中心的依赖。 因此，应把 Diaspora 项目放在一系列倡议的背景下看待：这些倡议试图让用户能够轻松运行个人的、自主控制的服务器。例如，“自由盒子”（Freedom Box）倡议把自己描述为“一个把智能手机的计算能力与你的无线路由器结合起来，建立个人服务器网络，以在日常生活中保护隐私的项目”。24 目前，pod 的数量有限25，因此 Diaspora 尚未广泛分布。尽管如此，其背后的原则是朝这个方向前进，正如他们所说：“先从一个社群 pod 开始，然后把你全部的社交数据移到自己控制的 pod 上。Diaspora 的分布式设计，意味着你永远不必牺牲对数据的控制。”26 这种结构的效果是：“一旦一家公司剥削自己 pod 用户数据的事情被公开，用户就会迁走，公司便会在这个领域死掉。因此，产品发生了转变：从你是产品，变成软件是产品。”27 现在可以看到，代码层如何影响用户层，并实现更大的用户控制和自主决定。事实上，Diaspora 避免了用户剥削与异化： > 然而，我们的分布式设计意味着，任何大公司都永远无法控制 Diaspora。Diaspora 永远不会把你的社交生活卖给广告商；你也不必服从某个人任意制定的规则，或在说话之前惴惴不安地回头张望。28 与 Facebook 相比，替代性社交网站 Diaspora 是不断发展的物质生产力与其所嵌入的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之间的矛盾，所产生的一项进步成果；它超越了资本主义商品生产。 原注 24. Freedom Box Foundation，自由盒子宣传单，http://freedomboxfoundation.org/doc/flyer.pdf。 原注 25. 清单见 http://podupti.me/。 原注 26. Diaspora, The Diaspora Project, http://diasporaproject.org/。 原注 27. Diaspora github wiki contributors, ‘Why client side encryption is a bad idea’, April 2012, https://github.com/diaspora/diaspora/wiki/Why-client-side-encryption-is-a-bad-idea/fafbd3a6d10e021d996dc6c93b7429c9b20c8675，访问于2012年11月。 原注 28. ‘Diaspora means a brighter future for all of us’, Diaspora, http://blog.diasporafoundation.org/2011/09/21/diaspora-means-a-brighter-future-for-all-of-us.html, 21 September 2011。（强调为原文所有。） ## 用户对替代性社交网站的需要 有人可能会问，关于剥削与异化的批判理论，同社交网站的具体使用有什么关系？剥削和异化难道不是过于抽象、毫无现实关联的哲学概念吗？在研究项目中，我们开展了一项调查，并在用户访谈中，发现了这两个概念的具体经验证据。 我们假设，感觉被剥削的一个方面，是用户多少意识到：拥有和控制社交网站的人，正在占有社会生产的剩余；因此，这些受访者希望获得补偿作为回报。由于我们把社交网站用户理解为产消者，就可以说，“没有人是不生产的，因为每个人都在生产和再生产被资本占有的公地”，而“资本应当反过来回馈社会”。29 在那些希望获得补偿的用户中，我们主要识别出一条有影响力的论证：受访者认为，社交网站的利润，与自己使用网站所得利益之间，存在一种不良或剥削性的比例。受访者12明确表达了这一点： > Facebook 赚了这么多钱，所以我觉得，除了免费使用网站之外，人们还应该得到额外的东西。 批判理论家批评剥削时，不只是谴责剥削程度，也批评其前提，即让他人为自己劳动的权利，以及对实现劳动力的手段的私人控制——传统上就是生产资料私有制。在这条批评路线中，具有不同前提的替代性社交网站就至关重要。仅仅抱怨社交网站利润与用户所得好处之间比例不佳，建立在对剥削的有限理解之上。即便给用户支付补偿，剥削仍然是剥削。不过，我们在八名受访者中发现的补偿诉求，表明在社交网站上确实存在被剥削的感觉。从批判视角看，支付补偿具有进步性，因为它支持被剥削者，同时限制资本的力量。在更深入的剥削批判背景下，我们还在那些不愿以数据使用换取补偿的人中，发现了一个有趣论点。受访者认为，个人数据根本就不应交易，接受补偿也无法阻止这一点；任何补偿支付都建立在这种交易之上。例如，受访者24认为，交易个人数据不可接受， > ……因为隐私对我意义重大，我认为它不能用物质商品来补偿。隐私关乎我的决定和自由，使我不失去对自己的控制。他们不应该〔被允许〕对我行使这么大的权力。 受访者9也持类似想法，认为这“基本上是一种出卖自己的形式”，并补充说： > 当然，原则上，现在我也在出卖自己，只不过没有拿到钱。如果真的能拿到钱，也许反而能更清楚地揭示：他们确实从你这里拿走了某种东西……目前，这一点是看不出来的。 原注 29. Christian Fuchs, ‘Labour in Informational Capitalism’: 193。 受访者25说：“我认为这类东西……信息不应该出售……实际上，那样我就是在出卖隐私。我不会这么做，但也许有人想轻松捞一笔。”受访者27把这种“轻松捞钱”与自己更愿意接受的“诚实劳动所得”相对照。这些受访者抵抗的，是 Facebook 在实践中不断做的事。坎贝尔（Campbell）与卡尔森（Carlson）将其称为：“在消费者头脑中，重新把隐私从一种权利或公民自由，概念化为一种可以交换所感知利益的商品。”30 无论在理论还是实践中，隐私都不再被视为人权，而是一种可让渡的物品，能够换取金钱或其他好处。关键是要看到：如果隐私不可出售，社交网站上的剥削就无法运作。31 我们在访谈中也发现了一些产消者异化的证据，尤其涉及用户参与社交网站时通常采用的权衡策略：在隐私需求与所感知用户利益之间取舍。埃利森（Ellison）等人研究了社交网站用户如何采用权衡策略，平衡一方面的隐私需求，和另一方面通过使用网站获得的利益之间的张力。32 他们描述了三种管理受众的策略：调整交友行为，即有意识地反思在社交网站上接受哪些关系；设置隐私，即规定谁可以看见什么信息；限制信息披露，这被视为用户的最低共同标准策略，只发布被认为适合社交网站上所有潜在受众的信息。与本研究不同，埃利森等人没有考虑制度性和经济性监控，以及相应的隐私威胁。因此，不能把他们观察到的策略直接用于我们的目的。调整交友行为，并不影响来自商业社交网站提供者的经济监控威胁。用户无法通过调整隐私设置，有效规管出于广告目的的监控；无论用户如何选择隐私设置，Facebook 都能够收集和处理用户数据，因此，这一策略在我们的研究中意义有限。社交网站用户唯一能做的，是限制自己的信息披露，不论他们是否了解社交网站。事实上，我们发现，这一策略在受访者中最有影响力。它帮助他们达到这样一种判断：社交网站的益处明显大于监控和隐私威胁。不过，这种策略的缺点是，也可能限制社交网络对用户的价值。我们在访谈中发现另一种较少采用的权衡策略，可以称作“颠覆性使用”。受访者提供虚假信息，使用化名或单独的电子邮件 原注 30. John Edward Campbell and Matt Carlson, ‘Panopticon.com: Online Surveillance and the Commodification of Privacy’, Journal of Broadcasting & Electronic Media 46.4 (2002): 588。 原注 31. 关于资本主义隐私问题及其在替代性社交网站中的应用，更深入的分析见 Sebastian Sevignani, ‘The Problem of Privacy in Capitalism and the Alternative Social Networking Site Diaspora’, tripleC: Journal for a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10.2 (2012): 600–617；Sebastian Sevignani, ‘Privacy on Social Networking Sites within a Culture of Exchange’, in Wolfgang Stützl, Felix Stalder, Ronald Maier and Theo Hug (eds) Media, Knowledge and Education: Cultures and Ethics of Sharing, Innsbruck: University of Innsbruck Press, 2012, pp. 89-104。 原注 32. Nicole B. Ellison, Jessica Vitak, Charles Steinfield, Rebecca Gray and Cliff Lampe, ‘Negotiating Privacy Concerns and Social Capital Needs in a Social Media Environment’, in Sabine Trepte and Leonard Reinecke (eds) Privacy Online: Perspectives on Privacy and Self-disclosure in the Social Web, Berlin: Springer, 2011, pp. 19–32。 地址，并在社交网站上传播关于该网站的批判性、“颠覆性”信息。例如，用户在 Facebook 上分享有效的隐私保护办法，以及现有替代性社交网站的信息，就是颠覆性信息。某些受访者使用浏览器应用来屏蔽广告，使其不可见。我们认为，这与颠覆性的权衡策略密切相关。在我们看来，颠覆性策略是用户异化的标志。 另一个有趣发现是，受访者对自身权衡策略的条件提出了若干反思。除了指出权衡的动态性质——例如生活状况变化时，取舍也会变化——样本中三分之一的人认为，有一种他律决定着他们评估的结果。受访者说的他律是什么意思？第一，他们表示，不了解自己的数据究竟如何被处理，同意使用条款和隐私政策时，也没有作出知情同意。第二，受访者认为自己对 Facebook 存在某种依赖。他们说，根本无法放弃所有社交联系和关系，因为这对他们意味着社会排斥。第三，受访者感到无能为力，因为只有加入或退出，没有真正作出细分决定的机会，例如退出广告的选项。在他们看来，Facebook 等社交网站还把保护隐私的全部责任压在用户身上。第四，他们认为 Facebook 的垄断缺少替代方案。第五，也是最后一点，我们在受访者中观察到一种宿命论，这也可被解释为他律的经验。在此语境下，受访者说，生活中没有免费的东西，情况总会像现在这样；作为互联网一代，他们只是习惯了放弃隐私、接受监控。他们没有想到，可以改变商业社交网站中的问题处境；尽管用户自己的劳动、互动与数据生产，恰恰是 Facebook 变得如此强大的前提——人造之物对人行使权力。 作为对异化讨论的结论，我们可以看到以下结果： - 第一，社交网站用户的决策自由，显然受到限制。当受访者说自己缺少知识，因此没有对网站使用条款作出知情同意时，这一点就很明显。一些作者指出，社交网站并不促进用户的知情同意，而是有意阻碍它。〔译注：此处原文作 informed user content，按上下文译为“用户的知情同意”。〕33 这一情况，为社交网站上的第一种具体异化形式提供了证据。 - 第二，社交网站用户也许确实可以自由选择，却不能自由决定可能选择的范围。当用户指出社交网络中“社会性”的流失时，就提供了这种异化的经验证据。例如，广告自动出现在用户的墙上，而那里原本是他们接收朋友 原注 33. 例如见 Jan Fernback and Zizi Papacharisi, ‘Online Privacy as Legal Safeguard: The Relationship Among Consumer, Online Portal, and Privacy Policies’, New Media & Society 9.5 (2007): 715–734；Marisol Sandoval, ‘A Critical Empirical Case Study of Consumer Surveillance on Web 2.0’, in Christian Fuchs, Kees Boersma, Anders Albrechtslund, and Marisol Sandoval (eds), Internet and Surveillance: The Challenge of Web 2.0 and Social Media, New York: Routledge, 2010。 信息的地方。对于接受使用条款及其可能变更，以及接受广告和经济监控，用户都只有“接受或出局”的选择。这里，限制披露策略尤其值得注意。实际上，这意味着用户被迫放弃社交网站固有的一部分社会利益。 - 第三，还有一些更难通过经验研究把握的、间接限制用户自由的形式。用户自愿采纳某些观点与行为方式，而这些又促进其进一步被剥削与异化。我们推测，用户的宿命论以及对现状本身的接受，可能是异化的自我治理的表现。另一方面，受访者欢迎社交网站上基于监控的定向广告，不仅因为他们不担心隐私受到侵犯，也因为他们认为定向广告提供有用信息，尊重并认真对待他们的需求。这些用户对监控的问题性后果缺乏认识，或认识发生偏斜；这些后果包括歧视和社会分类，缺少民主与透明，权力集中，自由受限和异化，以及商业化、剥削和结构性社会不平等。34 与之相反，我们也可以指出，关于社交网站上定向广告的操纵作用，存在一条有力的论证路线，这在受访者中同样明显。 ## 对替代性社交网站的态度 Diaspora 虽然获得了一些注意和媒体报道，尤其因为 Facebook 过去和现在都因漠视隐私而面临公众抗议，但由于 Facebook 和 Google 强大的垄断地位，我们很难找到熟悉这类替代方案的受访者。我们的样本反映出，公众对替代性社交网站的一般了解，是缺失或几乎缺失的。由于这些网站大多不为人知，也很少被使用，我们向用户介绍了现有替代性、非商业社交网站，尤其是 Diaspora 和 kaioo，并询问他们的看法。 值得注意的是，所有受访者都对所介绍的替代性社交网站表示支持。他们支持的理由如下：第一，用户认为，这些网站体现真正的网络理念，围绕社会关系和共同体建设，而不是追求利润等其他目的；第二，替代性社交网站避免个人数据滥用和潜在的国家监控，因此受访者支持它们；第三，它们非商业、没有广告，因此不需要中心化的权力架构；第四，受访者认为，与 Facebook 相比，这些替代方案能够更有效地实现参与、自组织和自主决定。我们观察到，强调非商业性质的论点、强调参与／自主决定的论点，与指出隐私保护优势的论点之间，存在紧密联系。 我们还能进一步区分两种用户支持：一种是非物质方式，另一种是金钱支持。所有受访者至少在理念上支持替代性社交网站，而样本中近一半——30人中的14人—— 原注 34. Christian Fuchs, ‘New Media, Web 2.0 and Surveillance’, Sociological Compass 5 (2011): 134–147。 对是否也愿意以金钱支持替代方案，作出了肯定回答。他们愿意支付的金额，从每年不超过10欧元，到每年超过100欧元不等；大多数支持者愿付的金额在每年10欧元及以下。对于金钱支持社交网站，我们观察到：一旦用户意识到并了解替代性社交网站的存在，态度就会发生显著变化。我们曾问受访者，如果 Facebook 等社交网站放弃定向广告，他们是否愿意直接或间接付费；大多数人——30人中的17人——回答不会。那些仍只提供非金钱支持的人，尤其是认为社交网站根本不那么重要的用户。 虽然所有受访者都支持所介绍的替代性社交网站概念，但大多数人仍表达了怀疑或批评——尤其是那些理论上支持、却不愿用金钱支持的人——或者至少谈到了潜在挑战——尤其是那些也愿意出钱的人。第一，也是最常见的挑战，是他们认为替代性社交网站的用户数量将会、或继续有限。人们不知道现有替代方案，只有特别“有技能”的用户，例如信息专业人士或“IT宅”，才会积极贡献。另一方面，Facebook 拥有建立在网络效应基础上的垄断：一个社交网站用户越多，对潜在用户就越有吸引力。第二个被感知的挑战，也是一条经常出现且有影响力的论点，是质疑替代性社交网站融资的可持续性。用户认为，捐款是不稳定的融资模式。这在某种程度上与第三条论证相连：受访者不相信替代性社交网站的非商业性质。他们无法想象，没有人会从这些替代方案中获利。他们担心，网站壮大后会出现“悄然的”或渐进的商业化。受访者3说：“一切都关乎融资。我是说，一开始，Facebook 也相对无害；后来它变得这么大，肯定就越来越糟了。”第四，受访者认为，替代方案中会出现新的或不同的权力结构。例如，大额捐款者或专家会影响它们。第五，受访者担心，参与、自组织和自主决定，最终只是形式上的或表面的。尤其对 Diaspora，他们认为真正的去中心化可能因技术限制而无法实现，或者不确定每个人是否都能运行个人服务器；而这又是 Diaspora 真正去中心化、分布式权力结构的前提。另一方面，他们也提到，真正去中心化的架构可能有缺点：在避免有问题或“危险”的内容、不安全和不负责任方面，它提供的控制更少。 分析访谈时，我们看到对替代方案的支持有两种强度：较强的支持态度，表现为受访者愿意为替代性社交网站花钱；以及较弱的支持形式。我们认为，同时在理念和金钱上强烈支持替代方案，源于在社交网站上经历的异化与剥削。较弱的支持形式，则明显出现在那些没有捐款兴趣、总体上信任既有社交网站，并例如采用较弱的多元主义论点来表达支持的受访者中。受访者15就是一个对替代性社交网站持较弱支持态度的例子： > 我觉得原则上听起来不错。不过，就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社交网站靠广告融资有那么糟。我们可以享受公司替我们出钱建立社交网站的好处。我认为，捐款可以用在更有意义的项目上。 同样，“弱支持”也适用于受访者20。在花了一些时间批评所介绍的替代性社交网站后，面对是否认为有必要存在这些网站的问题，这位受访者回答：“是的，绝对有，我是不是自相矛盾？我认为总应该有替代方案。不应该有像 Facebook 这样的垄断，因为那样就可能被滥用。” 弱支持者对所介绍替代性社交网站模式面临挑战的思考，往往带有明显怀疑和批评。这让人们更审慎地看待这些模式的可能性与现实，却没有撤回我们所发现的总体支持态度。应把这些批评当作改进 Diaspora 及其他现有替代方案的起点。我们认为，用户对替代性、非商业社交网站的支持，最终根植于他们对当前所承受的在线异化与剥削后果的不满。 ## 参考文献 Andrejevic, Mark. ‘The Work of Being Watched: Interactive Media and the Exploration of Self-Disclosure’,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19.2 (2002). ______. ‘Social Network Exploitation’, in Zizi Papacharisi (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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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ANCO）与亚历山德拉·阿谢（ALEXANDRA HACHÉ） 社会　网络　Lorea 自由　软件　居民 发展　网络 工具　人们　项目 2007年。人人都在谈 Facebook。在研究中心的走廊里，Web 2.0 是新的圣杯，将解决眼前所有问题：缺乏社会凝聚力和正式公民身份，以及数字与社会经济排斥。互联网研究者终于成了热门人物，因为他们深入研究社交网站（SNS）展开的社会交往：它们如何桥接、并且主要如何凝聚社会资本，如何影响亲密关系与隐私，以及如何到处重新设计社会关系。当时，批判地分析它们作为营利公司的地位，分析其对网络中立和去中心化网络架构的负面影响1，以及最后但同样重要的、分析其社会与政治转型潜能，都还不是受到关注的议题。 Web 2.0 的一些局限，推动了替代方案的发展；它们共同追求夺回一个自由、去中心化的社交网络。Lorea 就在其中：这是自由社交网络的联邦，拥有相当规模的“居民”社群。Lorea 为合作与安全交流提供多种功能，面向整个公民社会，也就是公民与社会集体，以及希望共同互动、分享、构想解决方案并改变事物的政治变革组织。正因具备这些功能，其网络使用量随着公共广场上的民众大会，以及西班牙“五一五”运动推动的合作型社会经济集体，一同增长。 ## 自由、联邦式社交网络 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社交网络工具有多么重要，大多数公民，甚至行动主义者，都还没有意识到。通过这些工具，可以改善个人与群体之间的联系，处理身份识别，以及资源的分享与交换；更进一步，还可以通过保障亲和群体及其分叉权利的存在，便利暗网中的对话、秘密谋划，以及建立以正义为基础的世界，推动信任网络发展。 不过，公民社会从未把自己局限于被动使用别人开发的技术工具——例如那些名叫比尔·盖茨和史蒂夫·乔布斯的富有白人男性开发的工具。 原注 1. Tim Berners-Lee, ‘Long Live the Web: A Call for Continued Open Standards and Neutr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22 November 2010,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long-live-the-web。 参与技术政治工具的设计与开发，能够增强“技术主权”。公民作出丰富贡献的例子包括：发展社区广播与电视、把第一颗非军事卫星送入轨道、发明自由软件及许可证，甚至建立互联网上第一个具有开放、匿名发布系统的新闻门户——由 Indymedia 网络于1999年创建。2 然而，至于自由的社交网络系统，至少到2008年以前，除了极少数例外，很难找到任何可行替代方案。相较于商业社交网络，这种滞后也许有多种原因：缺乏物质和经济资源——一个人如何与 Google 的存储、通信和创业能力竞争？——对许多人视为青少年一时风尚的东西不感兴趣，以及云计算通常意味着放弃查看自己所运行软件代码的权利，而对多数自由软件爱好者来说，这是一项不可剥夺的特征。此外，社会运动似乎无法充分运用并革新其自身在网络空间实践的基本原则：参与、水平组织和集体智慧。 近几年，社会对 Web 2.0 风险的忧虑不断增长——完美的偏执，就是完美的警觉！——而旨在建立自由、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网络倡议，终于形成了一个实际运作经验的领域。其中包括 BuddyPress、Crabgrass、Cryptocat、Cyn.in、Elgg、Identi.ca、Jappix、Kune、Pinax、Briar、Diaspora、Friendika、Secureshare 和 Lorea，以及 Google Wave Federation Protocol、OStatus、StatusNet 和 XMPP 等协议。替代路径包括：在电脑上运行、通过开放协议与其他应用通信的桌面应用，以及基于通用个人资料和身份认证系统的浏览器应用。第二种选择是去中心化网络，可以是分布式，也可以是联邦式。后者意味着，把软件安装在可信服务器上，再与其他可信服务器通信。分布式网络使用 P2P 网络，甚至可能不需要专用服务器。两者仍处于早期阶段，但正吸引开发者和行动主义者越来越多的兴趣。3 商业社交网络追求最大财务回报，其商业模式建立在数据收集和监控之上。这导致了云计算和“软件即服务”（SAAS）路径，应用依赖远程服务器。结果是，用户失去了检查和修改源代码及相关数据库的能力。自由社交网络替代方案，没有获取商业回报或发展这类商业模式的压力。它们关心的是开发符合自身伦理的软件和基础设施，让用户继续掌握自己的数据——无论这最终具体意味着什么。 原注 2. 见 Dorothy Kidd, ‘Indymedia.org: A New Communications Commons’, in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D. Ayers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47-69；以及 DeeDee Halleck, ‘Indymedia: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Activist Internet Network’, WACC, 2003, http://archive.waccglobal.org/wacc/publications/media_development/archive/2003_4/indymedia_building_an_international_activist_internet_network。 原注 3. 见 Social Web Incubator Group, ‘A Standards-based, Open and Privacy-aware Social Web: W3C Incubator Group Report’, W3C, 6 December 2010, http://www.w3.org/2005/Incubator/socialweb/XGR-socialweb-20101206/。 要做到这一点，它们必须具有可持续性，也就是长期存在、实现开发目标，不成为又一个只有许诺、没有成果的“雾件”（steamware）项目。它们需要接触自己的公众——毕竟，它们做这件事是为了自己以外的人，对吧？——看看是否被认为足够有用、有意义，值得播种和扩展。完美计划是同时完成这两步：一方面，为运动开发、改进自由软件和自主托管；另一方面，全程与目标社群互动，使提出建议和积极参与的渠道保持开放、可访问、易于使用。在纸上，这看起来像一个完美模式，但实际发展起来远不容易。很多时候，系统管理耗去过多时间，而软件开发，以及用于动员、互动和培训的时间，就更难保障。这些因素加在一起，会导致精疲力竭，尤其当开发团队很小，而且大多是志愿者时。 一个可能的解决办法，是让具有“轻技术”背景的人参与：他们能理解核心程序员的工作和行话，帮助记录正在做的事，使任务分配得更分散。“为人类”编写的文档——借用让自由操作系统普及起来的 Ubuntu 所强调的口号——会让新人更容易加入项目。要克服当前困境，技术主权的形成过程至关重要：社群与个人意识到自己在信息、交流和联网方面的需要，进而重视参与和／或支持自由替代方案，以满足这些需要。在商业、专有社交网站之外开展参与，是传播游击团体传下来的遗产的一部分；他们共同相信：“主人的工具，永远拆不掉主人的房子。”如同任何走向自治的过程，发展的机会，就在漫长的旅途之中。 ## Lorea Lorea 值得关注，一是因为它在西班牙促成的技术发展和参与程度，二是因为我们与其开发团队关系密切。项目源自一个松散集体，成员都关心社交网络的安全与隐私，且具有自由软件和技术行动主义背景。它于2009年在马德里 Hackmeeting 上启动；这是在被占用的社会中心 Patio Maravillas 举行的年度黑客聚会。两个原已存在、基于 Elgg——当时最常用的社交网络自由软件——的网络，Arte Libre Digital（ALD）和 N-1，在那里汇合，并决定共同努力，进一步发展自由、联邦式、自主管理的网络。ALD 是自由文化艺术家的聚会场所；N-1 则由与 Indymedia Estrecho——Indymedia 在安达卢西亚和摩洛哥北部的节点——有关的媒体行动主义者发起。4 这解释了项目最初对对抗性社会运动的强烈认同；这种认同至今仍为 Lorea 网络展示的大部分内容定下基调。 Lorea 在巴斯克语中意为“花”，它用种子的比喻，指称种植在联邦式实验田中的每一个网络。开发者社群已扩展到欧洲和拉丁美洲各地，几乎由所有 原注 4. Floren Cabello, ‘Hackeando la Frontera. Presentación de Indymedia-Estrecho’, Razón y Palabra 49 (2006), http://www.razonypalabra.org.mx/anteriores/n49/mesa1.html。 居住在这些社交网络中的人组成。他们不是一项服务的“用户”，而是一个技术政治项目的“居民”：数千人有意识地使用网络，其中许多人积极参与开发、服务器维护、错误报告和修复、文档编写、居民帮助，以及项目传播。项目没有任何正式化管理，却持续成长；依靠居民劳动、由社交软件本身支持的虚拟大会5，以及优先于金钱交易的相互合作，日复一日地生存。最终目标是完全在以易货、交换和数字货币为基础的替代经济中运行；但目前，主要与服务器维护有关、不可避免的基本支出，仍由自愿捐款支付。最近，Lorea 采用了 Move Commons6 的“非营利、可复制、强化数字公地、草根”标章，来界定和说明核心组织原则，并计划在软件中实现这一标章，使群体愿意时也可以用同样方式标识自己。 经过两年多高度重视安全和群体工作工具的开发，LibrePlanet7 的“GNU Social／项目”比较分析，把 Lorea 描述为最值得关注的合作与联网选择之一；这些环境不以侵犯隐私、监视、审查或把数据卖给第三方为目的。项目坚定致力于实现一种技术保障：在网络上流通的信息，只有预定接收者能够阅读。为此，Lorea 对某些消息使用 GPG（GNU Privacy Guard）加密，目前正努力把它扩展到所有数据交换。不过，项目理解到，“隐私”在数字网络环境中是一个含义模糊的概念，并敦促居民改进自身安全实践。与商业平台不同，Lorea 确保自己的网络不是“按默认方式配置”；不过它也认为，希望获得强大安全保障的人，应选择点对点网络、匿名化软件和强加密工具等其他工具组合。 从技术上说，Lorea 的代码曾是 Elgg 的一个分叉；Elgg 可能是最流行的社交网站自由软件。如今，Lorea 已发展为一个整合联邦协议与外语的发行版。就功能的特性而言，除了配置个人资料或工作桌面的功能，真正的重点，是便利群体内部信息和交流流程的工具。在 Lorea 网络内部，关注点从仅仅注重个体主体性及其特定自我，转向把群体作为实现合作与政治变革的节点。其基础理念是，所有群体都有类似需要：表达自己的空间——博客、维基、EtherPad；相互讨论的工具——邮件列表、论坛、聊天；协调活动的工具——日历、任务管理器、投票；以及分享和建立文档流程的工具——文档、链接、图像、视频分享和大会管理。Lorea 网络强调一种群组设计，使之成为 原注 5. 更多信息见 https://n-1.cc/pg/pages/view/1048569。 原注 6. 更多信息见 http://movecommons.org/en/。 原注 7. ‘GNU Social/Project Comparison’, Libreplanet, 21 September 2010, http://libreplanet.org/wiki?title=Group:GNU_Social/Project_Comparison。 启动所有资源需求的一站式入口。另一个假设是，通过这种简便机制，会有更多人积极贡献文档和传播工作，从而使参与集体的全体成员更民主地获取信息。 ## Lorea 功能 功能包括： - 自定义个人资料页和控制面板：居民可以选择显示哪些插件或功能。 - 多媒体图库、维基、页面、协作文档（基于 EtherPad）、博客、书签、任务管理器。 - 状态更新、私人和公开消息，以及居民之间的聊天。 - 活动日历。 - 居民群组可以开放、封闭或隐形，提供上述工具，另加聊天室和讨论论坛；每位居民都能把论坛配置为邮件列表。 - 隐私意识：支持消息的 GPG 加密，并鼓励居民采取审慎实践。每个项目都可配置可见级别：私密、仅朋友、某个群组成员、网络居民，或完全公开且可被索引。 - 联邦：支持 Ostatus（跨不同种子的更新）、OpenID（多个站点共用一个登录身份）、XMPP（即时消息），以及 FOAF（目前作为未来功能的实验工具）。 - 每个种子的管理员可以安装额外插件——Elgg 社群开发的插件也适用——并按自身需要配置。 即将实现的功能（2012年秋季新发行版 Foxglove）： - 升级至兼容 Elgg 1.8。 - 大会与决策插件。 - 投票插件。 - 为种子内生产的内容标注许可证，为群组赋予 Move Commons 标章。 - 翻译群组创建的内容。 - 新的 CSS 与布局。 Lorea 目前有14个联邦式网络8，居住着致力于社会与政治转型的集体，涉及社会创新、社会经济、黑客行动主义、去增长和占屋；不过，应指出，其中许多网络目前并不活跃。这是因为，一些集体要求创建自己的种子，却没有理解：在网上并不等于建立关系网络，拥有自由社交网络工具，也不等于拥有愿意分享和合作的社群。迄今经验表明，成功的种子，都有积极的社群管理者：这些虚拟园丁负责引导新居民、对抗垃圾信息、发现错误，也组织面对面 原注 8. N-1、Anillo Sur、Arte Libre Digital、Cooperativa Integral Catalana、REdesenred、MonedaBCN、Intermonedes、Cuenca、Ecoseny、Cooperatech、Sementeira、Red DRY、Enekenbat 和 Luzablue。 活动，提供培训、提高认知，例如 n-1.cc9、cooperativa.ecoxarxes.cat10 和 anillosur11。 Lorea 免费向行动主义者提供大量工作坊。这显然考虑到建立以包容为基础的互动模式的需要，也体现一种理解：为社群从事自由软件开发和系统管理（sysadmin）工作的人，有与他人互动的需要。Lorea 开发团队成员长期在这一领域参与，或许可以解释：为何在“真正民主现在”（Real Democracy Now）平台号召的2011年5月15日大规模示威之后，N-1 的使用突然激增。当时，西班牙大多数城市的广场被民众大会占据，变成公民的“议事广场”；不到一个月，这个种子的居民数就增长至原来的十倍。许多民众大会参与者觉得，他们既不愿成为“政治家和银行家手里的商品”——正如5月15日示威口号所说——也不愿成为商业互联网公司手里的产品。N-1 新加入的 M15 居民，希望使用自由、自主管理的网络，加强传播渠道。当营地被拆除、大会转向城区和村镇时，这可以通过去中心化过程，保障运动延续。12 一年半之后，许多事情发生了。居民增长速度放缓，许多人出于各种原因离开 Lorea 网络：不稳定性——搜索引擎失灵、登录问题和服务器崩溃都是日常的一部分，使行动主义系统管理压力很大；新的 FoxGlove 发行版已部分修复这些问题；可用性问题——即使复杂的要求，也常被拙劣地简化为调整界面，使其看起来像 Facebook 或 Twitter 等熟悉网站，尽管网络确实需要许多可用性改进；无法把它当作触及、动员人们的扩音器，因为没有数百万用户构成的关键规模；缺乏拖延或闲逛的乐趣，因为软件不利于结交朋友或随意漫游；或者，居民只是对 M15 运动失去了兴趣，在惊喜效应与主流舆论居高临下的宽容消退之后如此。 另一方面，活动与发布的信息流一直保持活跃，越来越多参与大会和合作社的居民，选择 N-1 进行内部沟通、协调和文档记录。这个种子包含超过5,000个群组和44,000名居民。另一方面，新的联盟也开始出现。最近，部分 Lorea 团队成员在阿根廷和巴西会面，与当地行动主义者和集体建立了许多联系。13 不同项目正计划在未来几年，把新功能整合进 Lorea 种子， 原注 9. 更多信息见 https://n-1.cc。 原注 10. 更多信息见 https://cooperativa.ecoxarxes.cat/。 原注 11. 更多信息见 https://red.anillosur.cc/。 原注 12. 见 Marta G. Franco, ‘Toma las Plazas, Toma las Calles, Toma las Redes’, Diagonal, 20 July 2011, http://www.diagonalperiodico.net/Toma-las-plazas-toma-las-calles.html；以及 Daniele Grasso, ‘N-1: Una Red Social no Mercantilizada es Posible’, Diagonal, 20 July, 2011, http://www.diagonalperiodico.net/N-1-una-red-social-no.html。 原注 13. 更多信息见 http://synap.tk/ 和 https://n-1.cc/pg/groups/489432/synaptk/。 例如：整合支持地理定位的 madcajan；社会货币交换、市场和增强加密模块；多语言能力；以及联邦互联功能。 ## 迈向新的路径 在 Web 2.0 商业范式中，有一个尚待分析的不确定因素：以数据为商业模式可能失败。14 Facebook 公司于2012年5月开始向公众出售股票，并在纳斯达克交易。到夏季，股价已跌去初始价值的一半，财经媒体充斥着对其盈利可靠性的质疑。Twitter 的公开上市多次推迟，仍未确定；而它尝试创造用户能够忍受的广告形式，也没有传出商业成功的消息。现在判断社交网络大公司将如何反应，还为时过早；但在全球金融危机的背景下，风险投资者不太可能长期维持保障其寡头垄断地位所需的资金流。出路可能是更大程度地投入开源软件；开发者与用户社群可以利用这一点，推动更开放的政策。例如，Google 以 Apache 2.0 自由许可证发布 Waves，就让 Kune 的开发大受其益。我们应当留意不久的将来出现的新机会，因为自由软件社群一直能够与把开源作为稳健商业模式的公司形成协同。 另一方面，Lorea 社交网络并不想模仿商业社交网站。其居民的目标，是开发能够便利水平集体之间协调、实现自主管理互动的工具。只要居民照料自己正在使用和塑造的技术政治工具，其发展就应能够自我维持。也就是说，人们应把软件看作一种需要照料的资源，让社群为维护它而工作。 自主管理这一目标，在 Lorea 项目发展中反复出现。让习惯商业服务的新居民，转向一个需要个人承诺作贡献、参与管理的项目，这种转变并不十分成功。最近，社群中参与最深的人发现，许多领域需要更好的沟通和文档，让每位居民了解自己身处何处、能够如何帮助。正如首页所说：“不要问网络能为你做什么，而要问你能为网络做什么。”唯有一个稳固社群理解到，获得技术主权意味着参与 N-1 的运作、为公地的协同作贡献，才能实现可持续性与可扩展性。我们是乐观的，尽管知道技术主权仍是遥远目标，而且首先必须应对深植于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技术拜物教和计划性淘汰。 原注 14. 见 Margarita Padilla, ‘La Web 2.0 es una Paradoja Hecha de Grandes Negocios y Pasión por Compartir”, Público, 10 April 2009, http://blogs.publico.es/fueradelugar/55/la-web-20-es-una-paradoja-hecha-de-grandes-negocios-y-pasion-por-compartir。 另一个挑战自下而来，来自那些参与了2011年前后从公共广场扎营和占领开始的全球运动的人。M15／占领网络不知疲倦地使用社交媒体传播信息；但随着最初针对经济与政治状况的愤怒，转化为共同构建可行替代方案，专为自组织和直接民主设计工具的必要性就更加明显。“技术主权”的重要性，可以通过这片土壤传播，成为运动核心诉求之一。运动正在克服激进运动中传统的技术恐惧，由此把黑客和互联网极客看作能够与其他行动主义者共同工作的人。 再次以 Lorea 为典型例子，我们将看到新版 Lorea 软件发布，也会看到更多有关自主管理互动及其如何实现项目整体可持续性的文档得到普及。不过，新版本的采用率，以及参与管理任务的居民人数是否增加，将表明：这种由社群推动的开发，能否带来稳定、坚实的替代方案。 要充分利用这些机会，去中心化和分布式是关键。创造 Facebook 或 Twitter 那样的怪物，既不可行，也非我们所愿。相反，重点是创建一整片相互联结的自治领地星群。人们愿意住进 Lorea，还是更喜欢前面列出的其他某个项目，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他们选择的软件能让自己自主地管理网络身份。换言之，社交网络系统的技术主权，仍需要得到更广泛的处理；但希望依然高涨……等着我们。 ## 参考文献 Berners-Lee, Tim. ‘Long Live the Web: A Call for Continued Open Standards and Neutrality’, Scientific American, 22 November 2010, http://www.scientificamerican.com/article.cfm?id=long-live-the-web. Cabello, Floren. ‘Hackeando la Frontera. Presentación de Indymedia-Estrecho’, Razón y Palabra 49 (2006), http://www.razonypalabra.org.mx/anteriores/n49/mesa1.html. Franco, Marta G. ‘Toma las Plazas, Toma las Calles, Toma las Redes’, Diagonal, 20 July 2011, http://www.diagonalperiodico.net/Toma-las-plazas-toma-las-calles.html. ‘GNU Social/Project Comparison’, Libreplanet, 21 September 2010, http://libreplanet.org/wiki?title=Group:GNU_Social/Project_Comparison. Grasso, Daniele. ‘N-1: Una Red Social no Mercantilizada es Posible’, Diagonal, 20 July, 2011, http://www.diagonalperiodico.net/N-1-una-red-social-no.html. Halleck, DeeDee. ‘Indymedia: Building an International Activist Internet Network’, WACC, 2003, http://archive.waccglobal.org/wacc/publications/media_development/archive/2003_4/indymedia_building_an_international_activist_internet_network. Kidd, Dorothy. ‘Indymedia.org: A New Communications Commons’, in Martha McCaughey and Michael D. Ayers (eds), Cyberactivism: Online Activism in Theory and Practice, New York: Routledge, 2003, pp. 47-69. Padilla, Margarita. ‘La Web 2.0 es una Paradoja Hecha de Grandes Negocios y Pasión por Compartir”, Público, 10 April 2009, http://blogs.publico.es/fueradelugar/55/la-web-20-es-una-paradoja-hecha-de-grandes-negocios-y-pasion-por-compartir. Social Web Incubator Group. ‘A Standards-based, Open and Privacy-aware Social Web: W3C Incubator Group Report’, W3C, 6 December 2010, http://www.w3.org/2005/Incubator/socialweb/XGR-socialweb-20101206/. # 不大可能实现的结果？关于去中心化个人数据架构前景与潜能的一场分布式讨论 / 索伦·巴罗卡斯（Solon Barocas）、塞达·居尔塞斯（Seda Gürses）、阿尔温德·纳拉亚南（Arvind Narayanan）与文森特·图比亚纳（Vincent Toubiana） 隐私　去中心化的 项目　社交　用户 中心化的　系统 去中心化　网络 Facebook　数据　架构 ## 塞达·居尔塞斯撰写的导言 不同社群都认为，去中心化架构具有丰富的社会、法律和政治潜能；这类架构日益成为研究者、开发者、艺术家、行动者以及私营企业争论的核心。这在很大程度上源自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去中心化可能促成权力结构的根本重组。尽管如此，单凭架构变化能否解决隐私、自主性以及其他互联网基本自由等重大问题，仍有待商榷，更不用说争取公正社会的斗争了。 对于去中心化如何应对 Facebook、Google 等服务提供商积聚权力所产生的问题，人们的看法十分多样。有些人希望增加在线商业环境中的服务提供商数量，以便用户从中选择（“供应商关系管理”〔Vendor Relationship Management，VRM〕社群中的许多人都有这一目标）；另一些人则希望建立替代性网络，在政治和技术上颠覆中心化权力，并增强民主参与能力（Lorea、RiseUp 等较具政治意识的项目中，有些也抱有这一目标）。 2012 年 3 月在阿姆斯特丹举行的 Unlike Us 会议，展示了当时正在进行的部分去中心化探索。会议开启了一场跨越许多不同社群的讨论：有利于保护隐私的去中心化架构的发起者，得以分享自己的工作，并与不同学科的参与者一起，围绕中心化和去中心化网络展开批判性对话。与会者详细阐述了开发和参与“替代性”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及社会政治层面。这场讨论之所以活跃，也因为讨论者似乎对某些技术、经济和价值假设达成了共识。 几乎与此同时，一群学者在会议之外发表了一篇题为《批判性审视去中心化个人数据架构》（“A Critical Look at Decentralized Personal Data Architectures”）的论文，对其中许多假设进行了审视。作者阿尔温德·纳拉亚南、索伦·巴罗卡斯、文森特·图比亚纳、海伦·尼森鲍姆（Helen Nissenbaum）和丹·博内（Dan Boneh），以历史为参照，评估了从所谓“信息中介”到联邦式、分布式社交网络等各种去中心化系统。他们认为，尽管人们投入了大量工作、进行了许多不同尝试，这些项目没有一个得到广泛采用，而且到目前为止，也未能提供去中心化所被认为具有的许多益处。 从某种意义上说，作者认为，人们通常与去中心化联系起来的价值，很少真正内在于这种架构；仅仅采用去中心化架构，本身并不能解决其倡导者希望处理的许多问题。他们解释说，考虑到某些经济动态和技术现状，这一点尤其如此。论文随后描述了当前去中心化提案的一些弊端，并探讨了限制其成功可能性的某些技术和认知因素。作者还讨论了开放标准与互操作性问题，在这些方面也发现了若干问题。总的来说，论文对当前一些去中心化替代方案的可行性与有效性提出了一系列批评。令人意外的是，作者回避了政治分析，转而将重点放在（市场）经济、社会和技术问题上。 我相信，如果这篇论文曾在阿姆斯特丹的 Unlike Us 会议上发表，就会为会议内外的讨论增添有趣的层次。为了弥补这一错失的机会，我提出了一项协作流程：请这些社群的成员参与进来，看看他们如何理解这篇论文，并借助其反馈来设计对作者的访谈、充实访谈内容。这项活动旨在聚焦共识与分歧，并将去中心化表面上的吸引力，同对其取舍、实际可行性、保护隐私的潜能及整体解放潜力的更深理解联系起来。 协作过程如下：我们邀请了从事“替代性”社交网络、点对点研究、身份管理生态系统工作的人，以及跨学科的批判性思想者，对已写成的论文作出回应。回应者中，下列人士还同意公开自己的回应：Lorea 的 SpiderAlex、Jula 和 Hellekin Wolf，GlobalSquare 的 Floren Cabello，以及 RiseUp 的 Elijah；2011 年 6 月在柏林举行的 W3C 联邦式社交网络活动的共同组织者之一 Jan Schallaböck，以及同一活动的参与者、来自 Social Stream 的 Antonio Tapiador；从事点对点社交网络研究的 Sonja Buchegger、Benjamin Greschbach 和 George Danezis；来自 COSIC 与 SPION 项目的 Michael Herrmann、Günes Acar、Leandro Doctors 和 Ero Balsa。此外，我们还收到了 VRM 领域——欧盟项目语境下通常称为身份管理生态系统——中 Jaap Kuipers、Markus Sabadello（Project Danube）及 Scott J. David（UW）的回应。最后，布鲁塞尔女性主义媒体与艺术团体 Constant VZW 的 Nicolas Maleve 也应邀作出了贡献。 我们根据这些回应，系统地提炼出突出主题，再以此为基础设计问题，对论文的三位作者进行了书面访谈。访谈写成之后，我们将其与全部回应者分享，并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将自己的回应与访谈一起发表。以下收入的是访谈简版；完整版访谈与各方回应可在线获取。¹ 原注 1. 可通过 Unlike Us 网页在线获取：networkcultures.org/unlikeus。 从以上对协作过程的简短介绍可以看出，在去中心化架构领域，还有许多方面的参与者是我们未能联系到的。回应者提出的许多有价值的问题，我们当然也未能一一讨论。毫无疑问，我们也没有涵盖所有利害攸关之事。尽管如此，我们真诚希望这份贡献能够如我们所愿地具有价值：在围绕有利于保护隐私的去中心化架构潜力而持续进行的重要讨论中，再向前迈出一步。如果没有那些响应我们征求意见请求的人，这一切都不可能实现。对于他们的开放态度、对这一流程的信任及精彩回应，我们表示深切感谢。 **塞达：** 请谈谈，你们是怎样对自己所称的去中心化个人数据架构产生兴趣的，又为什么决定写一篇论文来评估其前景？ **索伦：** 阿尔温德、文森特和我曾共同参与 Adnostic 项目。这个项目表明，在帮助网络广告实现定向投放方面，客户端画像可以取代广泛的第三方追踪。去中心化在 Adnostic 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这意味着可以把追踪用户的任务交给浏览器本身，完全排除那些通常必须收集用户数据并将其集中存储的第三方。但对于去中心化能够解决人们如今热衷于用这种架构处理的所有问题，我们不知何故没有那么信服。 在另一项探索中，我考察各种让隐私政策更易理解的技术方案，由此了解到所谓的供应商关系管理（VRM）²，并惊讶地发现，相关项目没有一个提到隐私偏好平台（Platform for Privacy Preferences，P3P）。³ 我曾想建立一个平台，将隐私政策提炼为更易消化的单元，但发现过去和当前已有许多项目做着大致相同的事。⁴ 意识到这些停滞不前的尝试有着漫长历史后，我觉得进行一次综述会很有趣，也很有价值。 与此同时，阿尔温德和文森特都对去中心化社交网络产生了兴趣（我想，部分原因在于 Diaspora 引发的热情）。在讨论去中心化替代方案是否真能挑战根深蒂固的既有参与者（尤其是 Facebook）时，我们意识到，有一些出乎意料而又有趣的交集值得探索， 原注 2. “VRM 是与 CRM 相对应的客户一方的工具……VRM 工具为客户提供手段，让他们承担关系中自己这一方的责任。它们使 CRM 不必再觉得需要‘捕获’、‘获取’、‘锁定’、‘管理’客户，也不必在与客户打交道时使用奴隶主的其他语言与思维。”更具体地说，VRM 希望“为个人提供管理其与组织之间关系的工具”，“使个人成为收集自身数据的中心”，“赋予个人选择性分享数据的能力”，“赋予个人控制他人如何使用自身数据的能力”，以及“赋予个人提出自身服务条款的能力”。（Project VRM wiki contributors, ‘Main Page’, 4 September 2012, http://cyber.law.harvard.edu/projectvrm/?title=Main_Page&oldid=5867，访问日期：2012 年 12 月 1 日。） 原注 3. “隐私偏好平台项目（P3P）使网站能够以标准格式表述其隐私实践，用户代理可以自动获取并轻松解读这种格式。P3P 用户代理将让用户了解网站的实践（兼具机器可读和人类可读格式），并在适当情况下根据这些实践自动作出决定。因此，用户不必阅读自己访问的每个网站的隐私政策。”（‘Platform for Privacy Preferences (P3P) Project: Enabling Smarter Privacy Tools for the Web’, W3C, 20 November 2007, http://www.w3.org/P3P/。） 原注 4. 参见 Parsing Privacy Policies, http://solon.barocas.org/?page_id=200。 具体而言，就是它们共同致力于去中心化与个人数据存储。我们认为，这些早期项目中可能有重要经验值得吸取，并希望找出反复出现的一些绊脚石。 **文森特：** 在我的记忆中，一切始于阿尔温德与索伦在咖啡馆里讨论 Facebook 是否构成垄断。当时，Google 正因其在欧洲的垄断行为受到审查。我想，我们争论的是：由于网络效应使任何新参与者都无法成为现实的竞争威胁，Facebook 是否比 Google 更具垄断地位。我们由此开始简短讨论一些可能的替代方案。 我对这个话题感兴趣，是因为 Diaspora 刚出现时，我对它相当热衷。当时我在纽约大学（NYU），记得在纽约大学隐私研究组⁵的会议上，以及海伦·尼森鲍姆的课上，有过几次讨论：它可能怎样改变游戏规则，而一个可行的 Facebook 替代品，又会如何使 Facebook 不敢再次更改默认设置……我开始制作幻灯片，勾勒一种基于缓存的系统如何让人们从 Facebook 平稳过渡到分布式系统。 有意思的是，一些社群对 Diaspora 的回应是：他们在这方面已经做了数月，甚至数年。这表明，几个群体已经走过同一条道路，却还没有真正发展起来。虽然去中心化在线社交网络（Decentralized Online Social Networks，DOSN）几乎到处受到赞扬，但一些人开始批评 Diaspora——主要因为它（无意间）被过度炒作，且获得了过多资金。也许项目最初的目标过于雄心勃勃，但面对批评，架构本身似乎相当经得起考验。除了说“这不现实”之外，我认为回顾常见陷阱会是一件好事。 **阿尔温德：** 有一段时间，我一直想就某个与隐私相关的主题做一篇综述，尤其因为研究隐私的社群很多，采用的方法也十分多样。此外，我似乎总被那些一再被重新发明、却始终没能真正成功的想法所吸引。我想了解其中隐藏的陷阱。我觉得这是一类很适合学者从事的工作：从长时段着眼，寻找理解各种相关项目的共同框架，并在不与结果有重大既得利益牵连的情况下审视它们。 我刚刚翻查自己的档案，发现自己对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兴趣显然可以追溯到 2009 年。我曾报名在斯坦福的一次工作坊⁶上，做一场关于社交网络隐私陷阱的演讲；准备演讲时，我发现了去中心化模型方面丰富的学术文献，以及各种爱好者的尝试。那次演讲的幻灯片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在论文中提出的几个关于去中心化社交网络的论点（尽管当时只是要点形式），也预示了它们“不大可能打破围墙花园”的结论。有趣的是，写论文时，我完全忘记自己曾做过这场演讲。 原注 5. 参见 Privacy Research Group, Information Law Institute, New York University School of Law, http://www.law.nyu.edu/centers/ili/privacy_research_group/index.htm。 原注 6. 参见 Social Network Security Workshop, Stanford University, 11 September 2009, http://crypto.stanford.edu/socialnetsec/。 **塞达：** 你们能否更明确地说明，在你们看来去中心化与隐私之间是什么关系？去中心化如何处理隐私问题？在你们考察的不同项目中，隐私又分别意味着什么？ **阿尔温德：** 去中心化与隐私在两个方面密不可分。第一，两种架构中的隐私“威胁模型”有所不同。在中心化系统中，监视几乎不可避免地是一项重要的潜在威胁。在更去中心化的系统中，客户端软件安全和设备失窃的问题更为相关，尤其是在数据存储于用户设备上的情况下。第二，可用来保护隐私的手段类型有所不同。政府更容易监管中心化系统。danah boyd 曾主张，“Facebook 是一种公用事业；公用事业会受到监管”。⁷ 去中心化系统中的手段则更多具有技术性质；在我看来，它们可能要求用户保持更高警惕、具备更多专业知识并付出更多努力。 **索伦：** 我认为，将隐私视为保密性的项目，与将隐私视为控制权的项目之间，存在一条相当清晰的分界线。有些项目通过使人们的活动不被他人看见，力图让生活重新获得一定程度的不透明性；另一些项目则试图给人们提供手段，使其能更主动地决定，何时与谁分享有关自己的信息。还有一些项目希望两方面都做一点。但这一条分界线，区分了这些去中心化项目实际上最主要、且截然不同的两类目标：为人们提供逃离现有商业产品与服务的途径，或者让个人在持续进行的商业交往中获得更大力量。更一般的——也许更好的——理解方式，是考察各个项目对机构抱有多大程度的疑虑：一类项目希望人们根本不必依靠机构，另一类则希望改善人们与机构的互动方式。这两种取向与隐私的保密性范式和控制权范式相当契合。 不出意料，将隐私视为保密性的观点，往往会引起较倾向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共鸣，因为它确保个人行动不受外部（即政府）窥视。但这种隐私观，对于认同各种集体主义的人也很有吸引力，因为它使社群能够在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外自我组织。去中心化是这一奇特亲缘关系的关键，因为它似乎允许人们在没有中心化政治机构的情况下，形成政治联合与团结。更切中要点的是，它允许这些联合相对于现有权力机构保持秘密。以密码无政府主义运动为例：有些团体更倾向于自由意志主义的激进个人主义，另一些则更看重自愿集体主义的前景。 在这种情况下，谈论控制会有些混乱，因为虽然许多政治动机较强的项目把用户控制放在首位，它们所关注的是对平台的管理控制，而非个人用来管理自身隐私的具体控制机制。多数商业项目的情形则恰恰相反：控制指的是个人能多好地管理自己的数据，很少涉及对平台的管理权。 原注 7. danah boyd, ‘Facebook is a Utility; Utilities Get Regulated’, Apophenia, 15 May 2010,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0/05/15/facebook-is-a-utility-utilities-get-regulated.html。 **文森特：** 许多 DOSN 的核心目标之一，是防止某个中心化实体收集信息；但它们也希望帮助用户轻松转移自己的数据，以防围墙花园的形成。所以，当我们开始这个项目时，也很关心垄断如何与隐私问题相互作用，尤其是市场份额的增加，如何一方面转化为更全面的追踪与数据收集，另一方面又限制新参与者进入，以及用户转向替代平台。 Facebook 更改默认设置时，许多人想离开，却发现没有明显可去的地方。虽然有几个替代选择，但人们需要做的不只是选定自己想加入的社交网络，还必须确保朋友也加入同一个网络。如果无法作出共同选择，用户就会分散到不同网络中；而由于缺乏互操作性，他们将不得不在每个网络上都维持账户。人们也意识到，任何中心化社交网络，只要吸引了足够多的用户，都可能走上 Facebook 的道路。因此，DOSN 看起来是一种非常有吸引力的替代方案。 然而，当我们开始深入研究现有项目时，注意到有几个项目主要关注中心化实体造成的威胁，却忽视了其他威胁。例如，阿尔温德很早就指出，垃圾信息是一项重大问题（稍后会进一步谈到）。构建分布式社交网络时，必须考虑的威胁模型会变得非常复杂。当你开始考虑人际关系时，它还会变得更加复杂：与你分享数据的朋友和熟人，也可能成为收集你信息的实体。⁸ **塞达：** 回应者反复提到，你们的分析似乎略过了一些关键的技术区别。例如，有些项目采用联邦式架构，另一些则力求完全点对点。有些安排涉及单点登录提供商，另一些则引入更一般的身份基础设施。还有回应者指出，在各项目如何设想使用者的问题上，存在重要差异：他们是消费者、用户、数据主体、公民——甚至非公民？此外还有商业与非商业之分；尽管回应者经常作这种比较，你们却没有作出这一区分。有些人甚至反对把商业模式置于开发工作的核心。根据这些反馈，你们会在评估中增加哪些对比维度？关注这些细节，会怎样改变你们评判这些项目成功与否的标准？ **阿尔温德：** 去中心化项目之间差别很大。有些以广泛采用为目标，另一些则不是。尽管如此，其中许多系统针对的市场具有很强的网络效应，因此，面向小众提供服务究竟有多大可行性，并不清楚。同样，如果我们考察 VRM 的愿景，所讨论的其实是商业运作方式的范式转变，需要零售巨头大力支持， 原注 8. Benjamin Greschbach, Gunnar Kreitz and Sonja Buchegger, ‘The Devil is in the Metadata – New Privacy Challenges in Decentralised Online Social Networks’, Four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ECurity and SOCial Networki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tockholm, Sweden, 19 March 2012, http://www.csc.kth.se/~bgre/pub/GreschbachKB12_MetadataPrivacyDecentralisedOnlineSocialNetworks.pdf。 并重组整个行业部门。因此，虽然其中有些项目即使未被主流采用，也可能宣布成功，但我不认为这适用于所研究的大多数系统。 对我来说，商业与非商业项目的区别并没有那么突出。需要一种商业模式，只是这个世界的现实。一个项目可能设想通过志愿捐款来承担全部开发、托管、营销及其他成本，但那也是一种商业模式！我们提出的这一类主张——例如，中心化系统受益于规模经济、整体成本更低——与项目是否商业化无关。 **索伦：** 在我看来，早期的信息中介（如 Lumeria）和许多较新的项目（无论商业还是非商业），试图以与 P3P 大致相同的方式处理隐私：为个人提供工具，让他们在向交易对方披露个人信息时，更好地行使选择权。P3P 设想的世界是：机器可读的隐私政策使用户得以将作出这些决定的过程交给本地“用户代理”；信息中介则把自己定位为能够承担许多相同职责的代理，只不过它们是在远程承担这些职责。当时的很多论述都明确指出，某些人所谓的“协商式隐私技术”与信息中介之间存在这种联系。话虽如此，Lumeria——就像当时和现在的其他信息中介一样——有更宏大的雄心，并积极寻求把这些技术扩展到在线生活的各个方面：让用户把自己的数据集中到一个地点，并保有对此地点的排他控制。 尽管差别很多，FreedomBox 及其他试图使用户完全脱离商业服务的项目，也同样关注允许用户托管自己全部信息的架构。关键在于，无论哪种情况，个人数据存储都是实现有意义控制的先决条件。但与信息中介不同，FreedomBox 及类似项目的目标，并不是促进更加知情或更加细化的信息披露；它们存在的目的，是让人根本不必向第三方披露任何信息。这是一个关键区别。不过，我仍要强调，这两个社群都选择了个人数据存储，这一点颇为引人注目，尽管它们采用这一架构的目的几乎相反：一方认为它能让消费者更有效地与其他市场参与者交往；另一方则把它理解为一种根本不必求助于市场的方式。同一种架构可以容纳截然不同的政治立场。 考虑到这一点，问一句是否应当尝试用相同标准评价这些项目，似乎是合理的。我认为，这与另一个问题有关：这些项目面向谁？把可能参与其中的所有人都视为“用户”，又意味着什么？我们起初并不是要评估这些项目的用户规模。相反，我们想问：这些项目是否很有可能实现其设计目标？进一步说，拟议的（或现有的）功能，是否可能产生开发者预期的结果？不过，正如阿尔温德已经指出的，即使用项目自身的标准衡量，吸引大量人群并让他们积极参与，往往也是许多项目成功的关键。但情况并非总是如此，尤其是当项目的目的并不是与现有商业平台竞争或对其加以补充时。有些项目提出的是截然不同的事情：不是争夺泛泛的“用户”，而是服务于特定社群的需求与利益。 **塞达：** 你们的批评是去中心化架构特有的吗？正如许多回应者指出的，所有系统都必须处理可扩展性、可靠性和一致性问题。硬件后门、安全局限和缺乏精细的访问控制，也绝非这些项目所独有。此外，P2P 社群还面对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和政府在网络层施加限制所造成的问题。只在应用层讨论希望采用去中心化或分布式架构的社群所面对的挑战，是否合理？ **索伦：** 对我们论文的这类回应令人沮丧。我们从未打算批评去中心化本身。我们这项工作的要点在于表明：许多我们通常归咎于中心化的问题，实际上也会延续到去中心化系统中——这些问题可能影响两种架构。当一些回应者指出，中心化服务也存在同样的问题时，他们实际上是在支持我们的论点：任何一种架构都不能轻易解决这些问题，或完全摆脱它们。例如，我们在网络隐私方面面对的一些非常严重的问题，并不单纯由底层架构决定。去中心化非但未必能解决这些问题，反而可能使它们在理论上和实践中都更难处理。只需想想这些挑战：如何确保同一 DOSN 的用户之间信息适当流动（即如今所谓的“横向隐私”问题）；又如何在 VRM 中选择性分享信息（人们对于愿意向他人披露什么信息，背负着同样多——实际上更多——的选择负担）。 **文森特：** 中心化系统中存在的问题，在去中心化网络中可能更为严重。目前，在中心化架构中，最薄弱的环节可能位于客户端：例如，用来访问社交网络的浏览器或电脑。即使某个客户端遭到攻破，也可以在中心化系统上设置防护措施，在检测到可疑行为时阻止其访问资源（例如，用户开始下载自己以及朋友的全部照片时）。如果分布式系统中充当主机的电脑遭到攻破，这些防护措施就会失效；最坏的情况下，攻击还可能进一步传播到其他对等节点。 总体而言，联邦式系统的复杂性和开放性使某些问题更难处理。例如，访问控制策略必须得到不同系统的共同支持。但如果我只知道朋友使用的系统，却不知道他们的朋友使用什么系统，我就不确定能否将“允许我的朋友的朋友访问”转换为可执行的规则。比如，在联邦式系统中，影响你隐私的，并非你所用系统实施的助推，而是你朋友所用系统实施的助推。在我看来，这可能造成严重误解，因为在你的网络中受到劝阻的行为，在另一个网络中未必受到劝阻。我认为，要让助推在全局范围内有效，设计者就必须确保它们实行同样的规范；但这样会损失一些开放性：不合规的联邦式系统将不能成为联邦的一部分。我觉得，一个很好的例子是 Google+ 上显示的警告，⁹ 原注 9. 参见 ‘Google+ and Privacy: A Roundup’, 33 Bits of Entropy, 3 July 2011, http://33bits.org/2011/07/03/google-and-privacy-a-roundup/。 当我想分享一篇“有限公开”（即非公开）的帖子时，它就会出现。如果我在 Google+ 发布了某些内容，我可以预期，朋友想分享这些内容时，也会看到同样的警告……但在联邦式社交网络中，我无法抱有相同的预期。我不认为去中心化和联邦式系统能够轻易解决这些问题。开发者将不得不开展更多合作与对话；如果这能促成某种围绕助推的标准化，从而让隐私规范得到更多尊重，那当然很好。 垃圾信息是联邦式系统面临的另一项严重威胁，因为这类系统必须相信彼此会过滤向外发送的垃圾信息。拦截传入的垃圾信息，效率也会低得多。想想同样依赖联邦式架构的电子邮件的经验：如果某个电子邮件提供商未能拦截向外发送的垃圾邮件，就有被其他提供商列入黑名单的风险。联邦式系统的一项关键优势——任何新的、可互操作的参与者都能加入系统——也带来一种风险：专门发送垃圾信息的主机可能不断重新出现，污染网络。 **阿尔温德：** 我们心里其实想着两类不同的弊端：有些是我们认为去中心化架构特有的；另一些则涉及被宣称为去中心化架构优势的方面，但我们认为，它们其实是两类系统共同存在的弊端。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把这两类区分清楚。 接着文森特的例子说，在中心化系统中，助推更容易实施、效果也更好，因为这类系统可以规定统一的用户界面。当助推能使典型用户作出可预测的行为时，它的效果最好。Privicons¹⁰ 是我很喜欢的一个项目，也是去中心化媒介中助推的好例子：采用这款浏览器扩展的用户，可以向邮件接收者表明自己希望邮件如何处理（例如，“阅读后／X 天后删除”）。但这只有在收件人也采用了该扩展时才有效。而且，由于电子邮件是联邦式的，要将这一功能变成通用标准，就需要所有电子邮件厂商的支持，还要向用户解释该功能如何工作。把它与文森特描述的 Google+ 助推比较一下便可明白。 **塞达：** 你们在综述中汇集的项目，采用了非常不同的策略来落实有关信息适当流动的规范。有些采用访问控制，有些依靠法律合同，还有些反对任何此类限制，认为它们类似于 DRM。对于这些实现“用户控制”的方式，你们如何看待其可行性、优势与局限？ **索伦：** 我认为，同意仍然至高无上。这些项目没有一个采用关于信息适当流动的、更有实质内容的指导原则；它们只是试图让用户处于更有利的位置，以理解并决定信息如何流动。而这——极少数例外除外——意味着实施一套更复杂的选择。访问控制让用户能将这些选择实施为持续有效的规则；让用户能够起草合同、规定信息交换和使用条件，其目标也十分相似。允许人们“拥有”自己的数据，并不能改善这一状况；它只是用合同协商取代阅读隐私政策（而且很可能是用一种法律行话取代另一种）。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开发者构建这些系统时设想的人， 原注 10. 参见 www.privicons.org。 仍然是一个（希望他更加知情的）理性行动者，对隐私有着自己独特的偏好。但是，一种更有实质内容的适当性概念——其基础是认识到隐私具有超出个人利益的社会价值——却很少被纳入平台设计。不要把通过类似 DRM 的、硬编码的使用限制来执行用户选择的做法，与这种有原则指引的设计混为一谈。通常提出的这些做法，是“告知与选择”的附加措施，而不是按照情境规范来引导信息流动的机制。 **文森特：** 根据我使用社交网络访问控制列表的经验，它们可以有两种用途：1）限制帖子的受众（选择性广播）；2）保护我的隐私（控制对我的涂鸦墙的读取权限）。请注意，在后一种情况下，效果相当有限，因为已经分享的数据在实践中很难控制。不幸的是，当你在动态消息中看到一篇帖子时，并没有相应的语境信息，所以你必须猜测发送者的意图（选择性广播，还是隐私保护）。显然，这些批评同样适用于中心化网络…… **塞达：** 我们认为属于中心化的服务，往往采用各种形式的去中心化，从使用开源软件、转向分布式计算，到利用消费者所开展的活动。应当如何恰当地理解去中心化架构与管理控制之间的关系？更一般地说，企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愿意将某些任务或责任交给客户？ **阿尔温德：** 架构上的与管理上的（去）中心化之间的区别，很容易被忽视。我并不认为 Facebook 这样的系统，在任何具有实际意义的层面上是去中心化的。当然，它们可能使用 PHP 或 Linux，但我不认为底层编程环境与我们的分析有多大关系，因为我们更关心影响个人数据和用户体验的架构决策。同样，应用平台的兴起和用户生成内容，在广义上都是成功的“去中心化”实例，却不是我们所关注的那种意义上的去中心化。这里必须区分：交付任务与交付控制权。 **文森特：** 有些中心化服务原本被设计为运行于中心化架构；为了应对迅速增长和本地化，它们将部分组件分布开来。由某个中心化实体控制这些系统这一事实，缓解了分布式架构固有的大部分问题：冗余受到控制，可靠性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保证，互操作性不成问题……从用户角度看，这些系统的行为仿佛是完全中心化的。分布式系统若要在管理分布式架构方面达到同等效率，就必须让系统的某些部分中心化或形成层级，并对用户施加一些约束（例如，共享存储、开关机时间及连接质量）。¹¹ 原注 11. 正如一位回应者所说，已有少数分布式系统对用户施加共享存储约束（例如 Darknet／Freenet），这意味着用户必须处理托管他人内容所涉及的法律与道德问题。 **阿尔温德：** Google（通过 OpenSocial、Google+ 等）与 Twitter，都是曾涉足、起步于或承诺过有限程度去中心化的企业实例。然而，大多数这类服务似乎最终都背离了这一方向——最近的趋势事实上是不断加强对 API 的控制。在附带一些限定条件的情况下，去中心化可能有利于社会，但很可能不利于生意。 **文森特：** 不过，事情也可能朝另一个方向发展：中心化系统的运营者可能有动力利用用户拥有的设备，来扩展自己的架构。企业可以把可识别个人身份的信息交由用户管理，只把档案与化名相联系，这样就能继续经营，同时减轻来自数据保护机构和其他隐私监管者的压力。关键的信息可以由用户存储，中心化系统则可以托管经过扰动处理的、非个人数据。例如，中心化系统可以只托管缩略图和不精确的记录（截短的姓名、出生日期及经过扰动的社交图谱），同时提供指向托管准确记录的系统的链接（例如，终端用户的手机或机顶盒）。Polaris¹² 曾发展过沿着这一思路的想法，但该项目的目标是保障用户隐私，较少考虑服务提供商对于现有隐私法规的顾虑。 **索伦：** 将某些责任下放给个人的做法（可能看起来像是有意义的去中心化），仍然可能服务于既有强势参与者的利益。让人们参与管理自身数据，会把确保隐私的负担从平台转移到用户身上。这以赋权之名，免除了机构照顾其利益相关者的责任。VRM 能够将自身描述为个人与机构的双赢局面，恰恰说明去中心化可能多么不具威胁性。虽然改进互操作性和数据可携带性经常出现在去中心化项目中，但去中心化本身并不必然要求这些功能。 **塞达：** 回应者指出，去中心化与分布式架构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服务于隐私保护：减轻用户数据泄露的风险，减少画像机会，并遏制功能范围不断扩张。去中心化对数据聚合、分析和二次使用所施加的限制，是特性而非缺陷。但你们指出，这些限制也有明显的不利之处。密码学能否帮助避免你们所强调的某些取舍（例如垃圾信息问题）？ **阿尔温德：** 我们不应混淆两件互不相干的事情：安全失守无疑是坏事，而二次使用即使不讨个人喜欢，也可以说有利于社会。服务器端数据泄露的风险，与个人设备遗失或被盗等风险相比究竟如何，是一个有意思的经验问题。至于限制中心化模式中发生的二次使用所带来的隐私好处，那正是许多此类系统存在的理由。但这同样是一项劣势，原因在于， 原注 12. 参见 Christo Wilson, Troy Steinbauer, Gang Wang, Alessandra Sala, Haitao Zheng and Ben Y. Zhao, ‘Privacy, Availability and Economics in the Polaris Mobile Social Network’, ACM Workshop on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HotMobile 2011), https://www.cs.ucsb.edu/~ravenben/publications/abstracts/polaris-hotmobile11.html。 这些往往是人们想要的功能；即使部分或多数用户不想要，它们也会因为金钱上的激励而存在于中心化系统中。这就把我们带回经济可行性的论点：一种不提供这些功能的架构，在市场竞争中会更加艰难。 密码技术在增强隐私方面的局限，是我曾经较为详细地研究和讨论过的主题。我认为，密码学的倡导者大大低估了密码学隐私保护计算这一范式的实现成本，以及其他实际问题。仅举一例：需要计算的内容发生一点小变化，就可能涉及重新设计协议（甚至重新处理数学问题！），可能影响数据库模式，并需要据此重写代码。这与现代网络软件开发的节奏和方式极不相容。 **塞达：** 一位回应者认为，构建大型分布式系统就是非常困难——比构建依赖享有规模经济的中心化资源的服务，困难得多。此外，去中心化系统不但面对互操作性问题，还受到在不同平台上复制所需应用时产生的劳动和成本的影响。这些确实是主要障碍吗？它们是否足以解释，为什么去中心化替代方案无法与相应的中心化服务竞争？这一问题的解决办法，是否如这位回应者所说，是“专注于软件组件、基础设施与服务，让构建有利于保护隐私的架构，变得像构建中心化架构一样容易”？ **阿尔温德：** 对去中心化架构的实现难度和低效率，我本人的看法实际上比论文中表达的还要强烈，所以我很赞同这一论点的许多方面。然而，若说实现障碍已经足以解释一切，因而可以排除经济和认知因素，恐怕言之过甚。有些架构在开发劳动方面极为复杂且昂贵，却因经济上可行而发展出来：看看错综复杂的在线广告世界，再与直接对服务（如社交网络、移动应用等）收费这种简单明了的替代办法作一比较即可。 我过去的看法是，我们需要的不是构建更多技术组件；当务之急是解决可用性和经济问题。但读过这份回应后，我愿意重新思考。也许世界尚未准备好接受去中心化个人数据架构；也许，正如一些人所说，存在的是中心化与去中心化的周期，而不是线性趋势。假如未来经济可行性方面的条件朝有利方向变化，建设技术底层设施，可能被证明是明智的押注。 **文森特：** 我认为，新进入者需要有差异化功能，才能吸引用户，并鼓励他们在其平台上花更多时间。许多开发者认为，只靠隐私就足以吸引新用户，但这一“功能”本身并不够，因为如前所述，这些项目采用的隐私定义并不相同。更一般地说，一些用户会觉得 Facebook 的隐私设置符合自己的预期（或者觉得自己可以在不透露敏感信息的情况下使用 Facebook），因而看不到离开 Facebook 的理由。还有一些人则宁可根本不使用社交网络。 我想指出，我并不认为去中心化替代方案无法与相应的中心化服务竞争。中心化网络也可能受困于网络效应。例如，尽管获得 Google 架构的全面支持，Google+ 起步仍然缓慢。如果没有 Google 为这个项目宣传和推广，我想它很快就会被忽视。 **索伦：** 有人认为，开发和运营去中心化服务的技术难度，是它们未能成功的首要原因；我觉得这一论点很有道理。但我不认为，它能解释这些项目即使达成技术目标，是否就能改善在线隐私状况。更完善的配套基础设施，并不能确保这些项目更有可能产生其意图中或预期的隐私结果。隐私方面存在一些概念性问题，它们独立于让去中心化服务建立起来并运行的艰巨程度。 话虽如此，规模经济能够显著降低开发和运营成本，这毫无疑问。同样，以模块化的中心化组件为基础，为独立服务拼装配套基础设施，这种能力会鼓励更多试验、加快创新速度（有多少项目能够存在，要归功于亚马逊可租用的存储与计算能力？）。然而，尽管如此，开发者似乎并不特别抗拒构建基于去中心化架构的服务。这样的项目已经有很多、很多、很多，¹³ 其中一些甚至已经投入运行。尽管开发成本高昂，相关工作仍在迅速推进，包括那些试图把服务运营成本分散到本地节点的项目（把额外的运营负担多少转化成一种优点）。它们把运行服务的责任分散给所有用户，以社群贡献弥补规模经济方面的损失（Bit Torrent 是显而易见的典范）。 既然这些挑战并未让开发者却步，甚至催生了应对持续成本的巧妙办法，真正的问题就是：构建去中心化服务的相对困难，会怎样影响所提供服务的性质和质量？这要求我们从开发者的视角转向用户的视角——其思路是，人们选择不使用去中心化服务，是因为它们缺乏同等的功能或易用性。但是，正如文森特关于 Google+ 的论点所表明的，仅凭这一点，似乎还不能决定人们为什么会采用某种服务（或更广泛地说，加入某个社群）。同等功能——甚至加上新颖的隐私控制——并不会引发突然迁移。Google 只有通过推广其服务这种非技术性工作，才能抵消网络效应的力量。这揭示了一个我们都未充分处理的问题：那些已经占据我们在线生活很大部分的参与者，为何拥有特别有利的位置来招徕人们， 原注 13. 参见 Venessa Miemis, ‘88+ Projects & Standards for Data Ownership, Identity, & A Federated Social Web’, Emergent By Design, 11 April 2011, http://emergentbydesign.com/2011/04/11/88-projects-standards-for-data-ownership-identity-a-federated-social-web/；Daniel Appelquist, Dan Brickley, Melvin Carvahlo, Renato Iannella, Alexandre Passant, Christine Perey and Henry Story, ‘A Standards-based, Open and Privacy-aware Social Web’, Harry Halpin and Mischa Tuffield (Eds), W3C Incubator Group Report, 6 December 2010, http://www.w3.org/2005/Incubator/socialweb/XGR-socialweb-20101206/；以及 ‘ProjectComparison’, Gitorious, 11 November 2012, https://gitorious.org/social/pages/ProjectComparison。 既因为它们已经拥有这样做所需的财力，也因为它们本来就能经常接触到我们。 **塞达：** 在论文中，你们有力地论证了“网络效应的力量”。你们还认为，这种效应会因你们所谓的“更紧密整合”而增强。这是什么意思？那些本应从中受益的大型社交网络（如 Geocities、MySpace 和 Orkut），为什么还是走向了瓦解？ **阿尔温德：** 实践中，管理上去中心化、拥有多种相互竞争且可互操作实现的系统，不可避免地会向用户提供不同体验。可能是互操作性没有完全实现，可能是用户运用互操作性时存在某些阻力，也可能是更细微的东西，例如不同厂商以不同方式实施助推。毕竟，如果各种实现之间没有实质区别，那么缺乏多样性就会使管理去中心化失去意义。 这就是我所说的中心化网络具有紧密整合，而去中心化网络缺乏这种整合。当我们把旋钮从一端拨到另一端时，可以看到：如果不同实现之间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整合，就不会有网络效应；如果它们的互操作程度高到无法区分，就会产生与中心化系统一样强的网络效应。我预计，实际情况总会处在两者之间。 这并不是说中心化系统的网络效应没有局限。最熟悉的例子是，不同国家的人群之间只有较弱的联系，因此，在具有网络效应的市场中，多数服务即使在某些国家占据绝对主导地位，也很难进入另一些国家（例如，Facebook 和 Google 在俄罗斯遇到困难，当地社交网络与搜索领域的既有主导者分别是 Livejournal 和 Yandex）。“世界社交网络地图”¹⁴ 的演变非常有意思。不过，我的观点是：中心化网络存在地理孤岛，而去中心化网络除此之外，还存在由不同实现构成的孤岛。 这就引出了社交网络的瓦解，一个我觉得很有意思的主题。对于 MySpace（乃至更早的 Friendster、classmates.com 等）经历的事情，常见的理解是：出现了更好或更酷的服务，用户于是转移过去。这个解释看似显而易见，却并不属实！在 Facebook 之前，美国从来没有一个社交网络的用户接近全体网民的一半。稍作简化地说，Facebook 取代 MySpace 的方式是：新用户——那些尚未使用社交网络的人——大多选择了 Facebook 而非 MySpace，因为前者更好。但是，直到 Facebook 已经与 MySpace 差不多同样流行时，真正的用户转移才发生。¹⁵ 由于 Facebook 的规模（以其主导市场中占总人口的比例衡量），Facebook 取代 MySpace 的那套动态机制， 原注 14. Vincenzo Cosenza, ‘World Map of Social Networks’, Vincos Blog, http://vincos.it/world-map-of-social-networks/。 原注 15. 参见 danah boyd, ‘White Flight in Networked Publics? How Race and Class Shaped American Teen Engagement with MySpace and Facebook’, in Lisa Nakamura and Peter A. Chow-White (eds), Race After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203–222。可获取于 http://www.danah.org/papers/2009/WhiteFlightDraft3.pdf。 不能再被用来取代 Facebook！这是一个微妙却关键的观点。显然，我并不是说 Facebook 不可能被颠覆；但过程必须不同，而且我敢打赌，它会困难得多。也许非得出现严重的管理失误才行，例如 Orkut 未能打击垃圾信息。 **塞达：** 最后，你们是否认为，替代性（去中心化）网络即使在设计原则和采用方式上与市场熟悉的做法不同，仍然能够推动试验与创新、使获取技术的途径更加多样，并为社会和技术变革创造潜在基础？ **阿尔温德：** 我不怀疑替代架构能够带来社会益处，尽管其程度可能不如我所读到的某些描述那么大。虽然我仍然怀疑它们能否得到广泛采用，但我承认，其中某些系统即使只被小众群体使用，也可能有意义。此外，这些项目的存在，可以防范企业过快地攫取过多权力，并使公众持续意识到这些问题。因此，即使这些替代方案永远不会得到广泛使用，我也很高兴它们以某种形式存在。 **文森特：** 我对去中心化网络的未来持悲观态度。我认为，技术和设备正在朝另一个方向演进：更加中心化。虽然移动设备越来越强大，但存储容量在过去几年里一直保持稳定。看看苹果设备的容量：它与我们过去在电脑上拥有的大容量还相去甚远。移动设备的存储容量没有增长；实际上，由于电影和照片现在以更高分辨率显示、因而需要更多空间，你如今能在设备上存储的内容反而更少。虽然这种趋势可能是转向固态硬盘（SSD）造成的，但主要原因大概是设备制造商在推动存储向云端转移。因此，我担心设备制造商（它们往往也是服务提供商）会通过减少本地存储、优先采用云存储，实际上阻碍去中心化服务的发展。 **阿尔温德：** 与文森特一样，我认为长期趋势是更加中心化。最近，我开始认为，“数字封建主义”的未来最有可能出现：少数品牌提供受到严密控制、垂直整合的平台（硬件、软件、应用和内容），其互操作性甚至比今天更差。我不把这看作反乌托邦，但这样的世界显然存在问题，而且它几乎与我们讨论过的许多努力所追求的愿景完全相反。 在我看来，有两条可能超越数字封建主义的路径，它们并不互相排斥。一条是通过监管，限制私营企业对我们的权力——对我们的身份、关系与沟通、思想，以及自我的权力。这种监管可能产生一种附带效果，使替代架构更容易繁荣，虽然我对此并不抱太大期待。第二条是经典的颠覆性创新。如果那句口号可信，它最初会像个玩具，因此很难预测它会来自哪里。但它很可能不会被构想为一次对现状的正面进攻。 **索伦：** 我绝不愿否定那些展示事情也可能有另一种样子的项目的重要性。它们服务于一种超越其直接技术目标的社会目的，因为它们表明，事物并不存在一种天然秩序。 Adnostic 就是如此：这一概念验证，动摇了某些人的道德权威——他们声称，只有允许第三方追踪用户，定向广告的明显益处才可能实现。从这个角度看，我也认为，从 Adnostic 等项目采用率低的经历中，有许多值得学习的东西。它们产生一种（有时无意的）效果：让决定某些项目繁荣、另一些项目受挫的非技术因素更加鲜明地显露出来。讽刺的是，它们在市场上的失败，可能成为政治上的成功。 ## 参考文献 Appelquist, Daniel, Dan Brickley, Melvin Carvahlo, Renato Iannella, Alexandre Passant, Christine Perey and Henry Story. ‘A Standards-based, Open and Privacy-aware Social Web’, Harry Halpin and Mischa Tuffield (Eds), W3C Incubator Group Report, 6 December 2010, http://www.w3.org/2005/Incubator/socialweb/XGR-socialweb-20101206. boyd, danah. ‘Facebook is a Utility; Utilities Get Regulated’, Apophenia, 15 May 2010,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10/05/15/facebook-is-a-utility-utilities-get-regulated.html. ______. ‘White Flight in Networked Publics? How Race and Class Shaped American Teen Engagement with MySpace and Facebook’, in Lisa Nakamura and Peter A. Chow-White (eds), Race After the Internet, London: Routledge, 2011, pp. 203–222. Cosenza, Vincenzo. ‘World Map of Social Networks’, Vincos Blog, http://vincos.it/world-map-of-social-networks/. ‘Google+ and Privacy: A Roundup’, 33 Bits of Entropy, 3 July 2011, http://33bits.org/2011/07/03/google-and-privacy-a-roundup/. Greschbach, Benjamin, Gunnar Kreitz and Sonja Buchegger. ‘The Devil is in the Metadata – New Privacy Challenges in Decentralised Online Social Networks’, Fourth International Workshop on SECurity and SOCial Networking, School of Computer Science and Communication, Stockholm, Sweden, 19 March 2012, http://www.csc.kth.se/~bgre/pub/GreschbachKB12_MetadataPrivacyDecentralisedOnlineSocialNetworks.pdf. Miemis, Venessa. ‘88+ Projects & Standards for Data Ownership, Identity, & A Federated Social Web’, Emergent By Design, 11 April 2011, http://emergentbydesign.com/2011/04/11/88-projects-standards-for-data-ownership-identity-a-federated-social-web. ‘Platform for Privacy Preferences (P3P) Project: Enabling Smarter Privacy Tools for the Web’, W3C, 20 November 2007, http://www.w3.org/P3P/. ‘ProjectComparison’. Gitorious, 11 November 2012, https://gitorious.org/social/pages/ProjectComparison. Project VRM wiki contributors. ‘Main Page’, 4 September 2012, http://cyber.law.harvard.edu/projectvrm/?title=Main_Page&oldid=5867, accessed 1 December 2012. Wilson, Christo, Troy Steinbauer, Gang Wang, Alessandra Sala, Haitao Zheng and Ben Y. Zhao. ‘Privacy, Availability and Economics in the Polaris Mobile Social Network’, ACM Workshop on Mobile Computing Systems and Applications (HotMobile 2011), https://www.cs.ucsb.edu/~ravenben/publications/abstracts/polaris-hotmobile11.html. # 附录 ## Unlike Us 研究议程 2011年7月15日 ### Unlike Us：理解社交媒体的封闭孤岛及其替代方案 关于建立研究网络、举办系列活动和编纂读本的提案。 构想：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阿姆斯特丹网络文化研究所／HvA）与 Korinna Patelis（利马索尔塞浦路斯理工大学）。 感谢 Marc Stumpel、Sabine Niederer、Vito Campanelli、Ned Rossiter、Michael Dieter、Oliver Leistert、Taina Bucher、Gabriella Coleman、Ulises Mejias、Anne Helmond、Lonneke van der Velden、Morgan Currie 和 Eric Kluitenberg 提供意见。 ### 概要 本提案旨在建立一个由从事“社交媒体替代方案”工作的艺术家、设计师、学者、行动者和程序员组成的研究网络。Unlike Us 希望通过工作坊、会议、在线对话与出版物，一方面分析主导性社交媒体平台的经济和文化面向，另一方面推动替代性、去中心化社交媒体软件进一步发展与普及。 如果你想加入 Unlike Us 网络，在这个领域发起自己的行动，或将自己已经做了多年的工作连接进来，请订阅邮件列表。邮件量不会太大。INC 网站很快会为这个倡议设立专页／博客。近期也将采用替代软件搭建一个独立的社交网络。详情稍后公布！邮件列表信息：http://listcultures.org/mailman/listinfo/unlike-us_listcultures.org。 ### 背景 无论我们是否正置身互联网泡沫2.0之中，大家都能同意，社交媒体主导着互联网和移动设备的使用。由非正式对话、持续上传和用户生成内容的爆发推动，基于网络的用户对用户服务应运而生，有力促进了参与式文化的兴起。与此同时，垄断力量、商业化和商品化也日益增长，社交网络仅由少数几个社交媒体平台支配。这两个相互矛盾的过程——既促进自由交换，又在商业上剥削社会关系——似乎正处于当代资本主义的核心。一方面，新媒体创造并扩大了我们相互交流、游戏乃至使自身政治化的社会空间；另一方面，这些媒体确实归三四家公司所有，这些公司具有塑造此类互动的非凡力量。占据支配地位的互联网意识形态许诺的是开放、去中心化的系统，为什么我们却一再发现自己被锁在封闭的企业环境之中？个体用户为何如此容易被这些“围墙花园”迷住？我们是否明白，社会将为我们钟爱的“免费”服务的易用性和简便界面付出怎样的长期代价？ 例如，Facebook 社交空间增长的速度和规模都前所未有。Facebook 声称拥有7亿用户，是全球排名前两三位的网络首访网站之一，估值为500亿美元。用户心甘情愿地把无数有关社交生活与人际关系的片段存入这个网站，而网站则致力于加速信息分享和交换的游戏。我们都在添加好友、排名、推荐、建立圈子、上传照片和视频、更新状态。无数（移动）应用程序将这些私人时刻编排后呈现给虚拟公众，把在线世界无缝地嵌入用户的日常生活。 然而，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在线社交网络这一现象依然脆弱。想想大多数社交网站的命运就知道了。谁还听说过 Friendster？Myspace 的死亡阴影早已在地平线上徘徊。Twitter、Facebook，乃至 Google 的消失，可能只差一款杰出的软件。这意味着协议层面的未来并不固定不变，我们仍有空间开辟多种技术政治干预。Unlike Us 的发展秉承 RSS 发明者、超级博客作者 Dave Winer 的精神；他最近的 Blork 项目被呈现为“企业博客孤岛”的替代方案。但是，与其重演创业公司变成企业巨兽的公式，难道不该把互联网重新发明为真正独立的公共基础设施，使它能够有效抵抗企业支配和国家控制吗？ ### 议程 超越抱怨我们无知和丧失隐私的文化，这个拟议中的艺术家、学者、行动者和媒体工作者网络，将提出根本而全面的问题：应如何应对这些迅速崛起的垄断力量？这项探究立足于所有权和使用权的现有寡头格局，将包括支持替代软件及相关艺术实践，并共同发展一种替代愿景，思考技术社会世界可以通过怎样的媒介得到组织。 Unlike Us 并不落入某种和谐离线生活的浪漫陷阱，而是要问：可以设计怎样的网络架构来促进“共同之物”？这里的共同之物，是一种共享资源和集体生产体系，它支持新型社会组织（例如有组织的网络），却不挖掘数据加以出售。什么样的美学策略，才能有效终结我们每天在社交网络中经历的对主体性和私人维度的剥夺？为什么我们忽视那些拒绝（超）增长模式、转而寻求加强自由合作形式的网络？让我们扭转局面，编程并发展其他“网络文化”，让其协议不再依附于“弱联系”的逻辑。在21世纪，我们想培育和发现什么样的社会关系？想象一下，数十亿人之间发生密集而多样的网络化交换，摆脱企业和国家的控制。想象一些话语把主体性归还到它们的“自然”状态：以对话与自由交换伦理为基础的开放节点。 在很大程度上，社交媒体研究仍由定量研究和社会科学研究主导。迄今，关注点一直是道德恐慌、隐私与安全、身份盗用、从戈夫曼到福柯的自我呈现，以及侧重意见影响者和（新闻）枢纽、基于图的网络理论。奇怪的是，话语中缺乏对这些社交媒体垄断企业政治经济学的严肃讨论。对于本质上属于软件系统与平台的这些对象，其社会层面与技术层面之间的权力关系，同样存在显著的研究空白。通过这一倡议，我们希望把关注点从对青年和使用行为的执迷，转向这些在线平台的经济、政治、艺术和技术面向。首先必须承认社交媒体的双重性质。将社交媒体视作没有权力的中性平台，和把社交媒体当成资本主义的坏小子，同样难以令人信服。社交媒体的魅力与深度在于，它们要求我们重新理解商业／政治、私人／公共、用户／生产者、艺术性／标准化、原创／复制、民主化／剥夺权力等经典二分。我们不想以这些二分作为出发点，而要审视社交网络的逻辑。即便 Twitter 与 Facebook 一夜之间崩溃，添加好友、点赞和排名的社交网络逻辑仍会进一步渗透生活的各个方面。 拟议的研究议程，既是从哲学、认识论和理论层面对知识制品、文化生产及社会关系展开的探究，也是对垄断社交媒体这一特定现象的实证研究。在方法上，我们将用理论研究活动中获得的经验指导实践导向的研究，反之亦然。Unlike Us 是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HvA）与位于利马索尔的塞浦路斯理工大学的共同倡议。 一个在线网络，以及一本与系列活动相联系的读本，已经在筹划之中；最初的活动拟于2012年初在阿姆斯特丹和塞浦路斯举行。我们明确邀请认同本提案精神的其他合作伙伴加入，共同组织相关会议、节庆、工作坊、临时媒体实验室和 barcamp（程序员聚会）。读本（暂定为 INC 出版的 Reader 系列第8册）将于2012年年中至年末制作。面向这个网络、读本及系列活动的征稿启事将于2011年7月发出，随后将宣传首批活动，以及可能加入的新伙伴发起的其他倡议。 ### 研究议题 活动、在线平台、读本和其他渠道可包括下列议题，邀请理论、实证、实践及艺术取向的贡献，但并非每次活动或每份出版物都会处理所有问题。我们预期有必要举办专门的工作坊和 barcamp。 ### 1. 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垄断 社交媒体文化的背后，是由初创企业、风险投资、管理层收购、首次公开募股等逻辑支配的美国企业资本主义。三四家公司切实拥有西方社交媒体的版图，并把全球数百万人的内容生产变成资本。关于社交媒体的市场结构，有一点十分明显：一对多并不会不经过多对一，就让位于多对多。这些公司究竟拥有什么权力？是否有证据表明，这种所有权影响用户生成的内容？这种所有权在结构上和技术上如何体现？当 Facebook 这样的平台被用于公共或政治目的，而公司却轻易就能拒绝人们使用这一媒介时，会出现什么冲突？Facebook 价值数十亿美元，这对普通用户真的意味着什么吗？数据挖掘如何运作，其经济机制是什么？话语（公关）在建立和维持可信、可靠的形象方面起什么作用？对这一形象的反对又以哪些形式表现出来？规模较大的社交媒体平台构成中央节点，例如图片上传服务和短网址服务。这一生态一度相当开放，各种与 Twitter 相关的新服务不断出现；但如今 Twitter 亲自接管这些服务，以默认设置偏向自己的产品，而且愈发封闭开发者的访问权限，令这一生态缩小、多样性下降。 ### 2. 公共之中的私人 社交媒体的出现侵蚀了我们所熟悉的隐私，催生一种由无数日常自愿披露组成的自我监视文化。要处理这一现象，需要重新理解私人和公共。拥有所有这些用户数据，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为什么愿意交出自己以及他人的个人数据？软件平台应当如何受监管？软件是否像电影那样，需要分级并提示家长指导？从合作的信息经纪商、第三方开发者到用户，存在不同的数据访问等级，这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中学课程不包含社交媒体教育？社交媒体公司真能采纳一份《社交网络用户权利法案》吗？ ### 3. 深入巨兽腹中 定义了互联网繁荣时代的亢奋和欢乐，如今已经成了陈词滥调。信息技术的使用遍及各处，新的劳动条件也随处可见。但这不应使我们把目光从互联网公司的内部权力关系上移开。如今，哪些地缘政治分配线界定了全球 IT 公司的组织方式和外包活动？这一产业如何构成，其经济如何运作？是否可以建立更广泛的关联，例如与印度等国的土地征收及农民劳动的政治相联系？这种分析又如何与社交媒体用户的经验汇合？垄断企业如何处理员工使用平台的行为？从其他市场部门和视角中，我们能学到什么——例如，那些对可持续性或公平贸易技术进行（批判性）反思的视角？ ### 4. 对社交媒体的艺术回应 在让权力关系可见、打断潜意识层面的日常社交媒体使用惯例方面，艺术家发挥着关键作用。在拟议研究议程的语境下，艺术实践提供了重要的分析场域，因为艺术家常常最先解构熟悉的事物，并提供替代视角，让我们理解和批判这些媒体。是否存在某种社会性的“网络美学”？批评 Twitter 与 Facebook 界面设计原始、平庸，是一回事。我们又能如何以不同方式想象社会性？如何设计和实施新界面，让多重身份获得更大的创作自由？此外，借助社交媒体展开干预的范围有多大，例如 Facebook 的“不喜欢按钮”插件？究竟需要哪些实践？例如，难道还不到对 Facebook 进行“身份矫正”的时候吗？ ### 5. 设计文化：再现与软件 社交媒体提供了我们每天使用的虚拟世界。从 Facebook 的“赞”按钮到博客的用户界面，这些工具既赋能又限制我们的互动。应当如何从理论上理解数量繁多的社交媒体功能？应把它们理解为纯粹的技术功能、文化文本、能指、可供性，还是同时包括这一切？设计和功能以何种方式影响所生成的内容与表达？我们如何描绘并批判这种影响？社交媒体网站的设计内含哪些文化预设，又生产何种用户或共同体？为回答结构和设计的问题，一条途径是追踪功能的谱系，将其历史化，并寻找话语中的沉默。如何理解界面内外不断发生的变化？更一般地说，如何从理论上理解一种不断扩张的算法与协议文化的生产和配置？ ### 6. 软件至关重要：社会技术文化与算法文化 软件是社交媒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无论围绕 Facebook 等公司及相关平台所支配的社会政治权力关系有多少讨论，都不能忘记：社交媒体平台从根本上由软件界定并驱动。我们需要批判性地面对作为软件的 Facebook。也就是说，软件在重新配置当代社会空间方面起什么作用？代码如何改变身份的形成方式及社会关系的践行方式？软件如何运作，把用户召唤进自己的逻辑？围绕软件有哪些话语？例如，Facebook 的核心功能之一是动态消息流，在默认模式下，它由算法驱动并排序。动态消息流的 EdgeRank 算法支配着内容得以显现的逻辑，扮演现代把关人和编辑声音的角色。考虑到它拥有7亿用户，理解 EdgeRank 的权力及其文化含义已刻不容缓。另一重要研究场域是“应用程序编程接口”（API）；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这些接口最初使社交媒体平台的惊人增长成为可能。API 如何为社交媒体的商业逻辑作出贡献？我们如何从程序员的视角，对社交媒体使用进行理论化？ ### 6. 社交网站的谱系 【译注：原文此处重复使用序号6，以下沿用原文编号。】 封闭系统内的反馈，是 Facebook 的核心特征；即便“加好友”这样最基本、最重要的功能，也能追溯到早期控制论关于控制的观念。虽然“控制论”这个词在多次转变中消失了，其观念却在人工智能、机器人学和生命政治等领域保持稳定。传播理论与信息理论共同塑造了这一话语。Facebook 与这种以算法塑造社会生活的方式有什么关系？Facebook 能让我们了解系统理论的哪些力量？诺伯特·维纳和尼克拉斯·卢曼会在 Facebook 上成为朋友吗？ ### 7. 研究注定无望吗？ Facebook 的设计排除了第三人称视角，因为进入它的唯一方式，是通过自己的个人资料。这种内置的“以我为中心”对社交媒体研究意味着什么？它是否要求我们重新思考所谓研究者的客观性，以及当前社会研究保持距离的视角？关于人们如何使用 Facebook 的论文已超过200篇，为什么网站却对真正的定量探究“关闭大门”？社交媒体研究的现状，是否典型地体现了新媒体研究的“定量转向”？还是说，我们需要拓展并重新思考社交媒体研究的探究方法？超越常见的定量与定性方法，我们希望拓宽对这些媒体的研究范围。应如何理解政治经济学与社会技术因素，凭借哪些手段？究竟有哪些工具，可以服务于集体、跨学科的知识形式及拒绝的政治？ ### 8. 研究不稳定的本体 软件动摇了把 Facebook 视为稳固本体的看法。软件总在生成之中，因此本质上是本体生成性的。它持续生长，依靠不断输入而存活。每次登录，人们遇到的内容都不相同，因为算法层面及平台本身都在变化。Facebook 的流动性质，对我们理解和研究它意味着什么？例如，Facebook 有意使研究变得复杂：1. 它总是个性化的（参见 Eli Pariser）。即使建立“空白”研究账户，其结果也永远不会与他人空白研究账户的结果一样。2. 人们常常必须身处社交媒体“内部”才能研究它。外部访问受限，这又强化了第一个问题。3. 对 Facebook 和 Twitter 而言，理想的外部访问，是通过受到严格管制的 API 协议安排的，而且很容易受到限制。除了社交媒体给研究带来的问题，也存在将社会研究方法作为干预手段的问题。 ### 9. 理解数据：可视化与批判 数据再现是当下最重要的战场之一。全球企业的世界观确实日益以复杂的数据流为基础，并围绕数据流构造。今天数据起什么作用？面对不断膨胀的数据集，我们应如何适当地理解它们？随着数据可视化成为强有力的流行词，社会研究也日益使用数字工具制作“漂亮”的图表与可视化，我们有必要退后一步，质疑现有数据可视化工具的实用性，并发展新的分析框架，以批判地把握这些往往简化且不透明的数据再现方式。重要的不仅是发展新的解释方法和视觉方法来处理数据流，数据本身也需要受到质疑。我们需要追问数据在本体论和认识论上的性质。数据是什么，谁是生产者，为谁生产，存在哪里？社交媒体公司的服务条款如何规制数据？无论是替代性社交媒体，还是垄断平台，软件变化究竟怎样影响我们的“数据身体”？ ### 10. 建立社交媒体替代方案的陷阱 重要的不仅是批评和质疑现有设计及社会政治现实，也要参与可能的未来。因此，本项目的核心目标是为“社交媒体替代方案”作贡献并提供支持。集体设计替代协议和界面，会是什么样子？目前可用的替代选项出现了一轮小规模爆发，这应给我们一些安慰；但同时也应追问，这些选项究竟有多好用，碎片化的危险又有多真实？迄今，不同倡议的开发者如何合作？我们可以从他们的成败中学到什么？理解这些尝试早期的失败与成功似乎至关重要。另一个相关问题，是项目面临的筹资困难。最后，地域主义（美国、欧洲、亚洲）以何种方式影响人们寻找替代方案和使用社交媒体？ ### 11. 展示社交媒体替代方案 批判平台垄断最好的方法，是支持能够在本地安装的替代性自由开源软件。目前有大量去中心化社交网络正在开发，力求让用户拥有更大的权力，自行决定与谁分享数据。让我们考察这些差异很大的倡议：从 Crabgrass、Appleseed、Diaspora、NoseRub、BuddyCloud、Protonet、StatusNet、GNU Social、Lorea 和 OneSocialWeb，到分布式 Twitter 替代方案 Thimbl。这些倡议是在怎样的环境中开发的，设计上作出了哪些选择？让我们听听西班牙行动者的经验：他们最近使用了由 Lorea 开发的 n-1.cc 平台。这个平台促成了怎样的共同体？传统软件关注个人资料，以及它与网络和公众的关系（与朋友分享、与朋友的朋友分享、与公众分享）；相比之下，Lorea 软件会问你，希望与谁分享一条动态、一张图片或一段视频。它在内容层面而不是用户档案层面，细化了隐私和分享设置的观念。同时，它要求不断作出决定，否则就需要对你与之分享数据的共同体怀有高度信任。我们又如何体验从其他平台迁移过来的过程，或平台之间的互操作性？区分企业竞争者与草根倡议，是否有用？应如何在经济和社会层面最有效地支持这些测试版替代方案？我们是否夸大了软件的重要性，而资本是否可得，才是决定一个平台能否被采用的更大因素？ ### 12. 社交媒体行动主义与对解放技术的批判 虽然把每一种新兴社会运动都标为最新“Twitter 革命”的倾向已经过去，一种自由主义的“解放技术”话语——即赋能草根运动的信息与通信技术——仍在影响我们对网络化参与的理解。这种话语往往遮蔽权力关系，并阻碍人们批判性地追问：这些技术所运作于其中的资本主义制度与上层建筑，究竟是什么？这一新自由主义话语背后有什么假设？当“发达”国家推动并资助规避审查技术和黑客行动技术的发展，供“欠发达”国家使用，却同时允许本国社交媒体公司在日益放松监管的环境中运作，并与之合作监视国内外公民时，它们扮演什么角色？在决定其产品如何被国外异见人士或政府使用方面，公司起什么作用？它们的政策与使用条款又因此发生了哪些变化？ ### 13. 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社交媒体 为了把社交媒体置于更大的背景之中，人们合理地淡化了 Facebook 在2011年初突尼斯和埃及事件中的作用；但这并未消除如何组织社会动员的问题。“广场运动”需要哪些具体软件？互联网和信息通信技术网络被关闭时，社会运动会怎样？互联网服务的中断如何改变行动主义的性质？威权政府与民主政府如何回应“解放技术”的使用？这些技术如何改变国家与公民之间的关系？政府如何使用相同的社交媒体工具进行监控、宣传，或像叙利亚发生的那样，劫持 Facebook 身份？Facebook 自己删除或审查用户账户的政策是什么？如何支持那些不会应要求便被关闭的技术基础设施？如今，我们的能动性在多大程度上依赖通信技术？每一次点击又把谁排除在外？我们如何构想以“强联系”为基础、但在时机成熟时又足够开放、可以迅速成长的“有组织的网络”？哪些软件平台最适合那些占据全球各地广场的“战术性扎营”运动？ ### 14. 数据存储：社交媒体与法律文化 社交媒体用户自愿分享的数据，不仅被用于商业目的，也让政府感兴趣。这些数据存储在公司服务器上，而公司受特定的法律文化和国家约束。这个物质与法律交织的复合体经常被忽视。例如，Facebook 和 Twitter 的服务器位于美国，因此受美国司法管辖。一个著名例子是，美国政府要求获取与维基解密项目有关的几位行动者（Gonggrijp、Jónsdóttir、Applebaum）的 Twitter 账户信息。行动者如何回应？替代性社交媒体平台又如何处理这一问题？ 联系方式： Geert Lovink（geert@xs4all.nl） Korinna Patelis（korinna.patelis@cut.ac.cy / kpatelis@yahoo.com） 网络文化研究所（Institute of Network Cultures） CREATE-IT 应用研究／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Hogeschool van Amsterdam） www.networkcultures.org # 附录 ## Unlike Us 会议 ### Unlike Us #1 塞浦路斯，利马索尔 **2011年11月23日，星期三** 09.30 - 10.30　开幕致辞 发言人：Geert Lovink（网络文化研究所）与 Korinna Patelis（塞浦路斯理工大学） 10.30 - 12.30　中东及更广泛地区的社交媒体 主持人：Christopher Kyriakides（ETHCOM） 发言人：Sara Hamdy El Khalili（EG，埃及）、Rasha Allam（EG，埃及）、Bassyouni Hamada（EG，埃及） 14.00 - 15.00　倡议 主持人：Geert Lovink（NL，荷兰） 发言人：Oliver Leistert（HU，匈牙利）与 Marc Stumpel（NL，荷兰） 15.00 - 17.00　社交媒体行动主义与对解放技术的批判 主持人：Dionisis Panos（CY，塞浦路斯） 发言人：Achilles Peklaris（GR，希腊）、Pavlos Chatzopoulos（GR，希腊）、D.E. Wittkower（US，美国，Skype 连线） 18.00 - 20.30　政治经济学：社交媒体垄断 主持人：Korinna Patelis（CY，塞浦路斯） 发言人：Robert W. Gehl（US，美国）、Martha Michailidou（GR，希腊）与 Vasilis Kostakis（EST，爱沙尼亚） ### Unlike Us #2 荷兰，阿姆斯特丹 2012年3月8日至10日，TrouwAmsterdam **2012年3月8日，星期四** 13.30 - 16.30　展示社交媒体替代方案 Briar、Crabgrass、Diaspora、Freedombox、Lorea、Secushare、Social Swarm、TheGlobalSquare、Thimbl 和 Unhosted。 16.30 - 17.30　Unlike Art（不一样的艺术） 作品作者：Dušan Barok（SK，斯洛伐克）、André Castro（PT，葡萄牙）、Mirjam Dissel（NL，荷兰）、Eleanor Greenhalgh（UK，英国）、Fabien Labeyrie（FR，法国）、Jonas Lund（SE/NL，瑞典／荷兰）、Sebastian Schmieg（GE，德国）、Bartholomäus Traubeck（GE，德国）、Danny Van Der Kleij（NL，荷兰）、Jasper Van Loenen（NL，荷兰）、Marie Wocher（GE，德国）、Dave Young（IE，爱尔兰）。主持及策展：Silvio Lorusso（IT，意大利）。 17.30 - 17.45　Coralie Vogelaar：《吃屎去死！》（Eat Shit And Die!） 17.45 - 18.00　Bits of Freedom（自由比特） Joris van Hoboken（Bits of Freedom，IViR） **会议第1天：2012年3月9日，星期五** 10.00 - 12.00　社会什么？界定社会性 主持人：Geert Lovink（NL，荷兰） 发言人：Jodi Dean（USA，美国）与 Dylan Wittkower（USA，美国） 13.00 - 15.15　对社交媒体的艺术回应 主持人：Josephine Bosma（NL，荷兰） 发言人：Thomas Cheneseau（FR，法国）、Tobias Leingruber（DE，德国）、Walter Langelaar（NL，荷兰）、Alessandro Ludovico（IT，意大利）、Olia Lialina（DE，德国） 15.30 - 17.30　公共之中的私人 主持人：Lonneke van der Velden 发言人：Raoul Boers（NL，荷兰）与 Ñusta Nina（NL，荷兰）、Arnold Roosendaal（NL，荷兰）、Frederik Zuiderveen Borgesius（NL，荷兰）、Seda Gürses（TR/BE，土耳其／比利时）、Caroline Nevejan（NL，荷兰） **会议第2天：2012年3月10日，星期六** 11.00 - 12.30　软件至关重要 主持人：Korinna Patelis 发言人：David M. Berry（UK，英国）、Anne Helmond（NL，荷兰）与 Carolin Gerlitz（UK，英国）、Ganaele Langlois（CA，加拿大）、Harry Halpin（UK，英国） 13.30 - 15.30　建立社交媒体替代方案的陷阱（辩论） 主持人：Caroline Nevejan（NL，荷兰） 参与辩论者：Secushare 的 Carlo v. Loesch/lynX（DE，德国）、Briar 的 Michael Rogers（UK，英国）、Crabgrass 的 Elijah Sparrow（USA，美国）、Lorea 的 Spideralex（ES，西班牙），以及 Freedombox 的 James Vasile（USA，美国）。 15.45 - 17.30　社交媒体行动主义与对解放技术的批判 主持人：Oliver Leistert（HU，匈牙利） 发言人：Philipp Budka（AT，奥地利）、Stefania Milan（CA，加拿大）、Max Schrems（AT，奥地利）、Eleanor Saitta（USA，美国）。 # 附录 ## 作者简介 【中文版说明：以下简介保持2013年原版的时间口径，不代表作者目前的任职情况。】 **Solon Barocas** 是纽约大学媒体、文化与传播系的博士候选人，以及该校信息法研究所的学生研究员。他的研究探讨数据挖掘的认识论问题、数据挖掘者的日常实践，以及数据挖掘引发的各种伦理与政治关切。他也隶属于英特尔社会计算科学与技术中心，在“算法化生活”研究主题下工作。 **Caroline Bassett** 是英国萨塞克斯大学数字媒体高级教职人员（Reader），并任该校物质数字文化中心联合主任。她的研究探讨文化形式与实践的数字转型，已就叙事与新媒体、性别与媒体技术，以及近期的声音与数字环境等主题发表大量成果。她目前研究对计算技术的各种敌意形式，并参与有关文化与共同体，以及科幻与日常生活关系的网络项目。 **Tatiana Bazzichelli** 是常驻柏林的研究者、网络组织者和策展人，在黑客行动主义与网络文化领域工作。她是 transmediale 艺术节团队成员，并在吕讷堡 Leuphana 大学从事博士后研究，隶属于创新孵化器／数字文化中心，以及文化与数字媒体美学研究所。她在丹麦奥胡斯大学取得博士学位，目前仍是该校附属研究员。她的著作《Networking. La rete come arte | The Net as Artwork》（网络作为艺术品）于2006年出版。2001年，她创立了 AHA:Activism-Hacking-Artivism 项目。参见：www.networkingart.eu。 **David Beer** 是英国约克大学社会学高级讲师。他的研究聚焦大众文化，并与 Nick Gane 合著《新媒体：关键概念》（New Media: The Key Concepts）。 **David M. Berry** 是英国斯旺西大学政治与文化研究系的数字媒体高级讲师（媒体研究副教授）。著作包括即将出版的《批判理论与数字》（Critical Theory and the Digital，2013）、《软件哲学：数字时代的代码与中介》（The Philosophy of Software: Code and Mediation in the Digital Age，2011），以及《复制、翻录、刻录：著佐权与开源的政治》（Copy, Rip, Burn: The Politics of Copyleft and Open Source，2008）。他是《自由文化》（Libre Culture，2008）的合著者，并主编《理解数字人文》（Understanding Digital Humanities，2012）。他的研究涵盖广泛的理论领域，包括媒体、文化、政治经济学、媒体／媒介理论、软件研究、行动者网络理论、技术哲学，以及艺术、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的计算转向。 **Mercedes Bunz** 在伦敦生活和写作。她著有《无声的革命：算法如何悄然改变知识、工作、公众与政治》（The Silent Revolution: How Algorithms Changed Knowledge, Work, Public and Politics without Making too Much Noise，德文版，Suhrkamp，2012）。目前，她在德国吕讷堡 Leuphana 大学数字文化中心领导一个研究团队，探讨开放获取与混合出版时代科学出版的未来。 **Florencio Cabello** 在马拉加大学取得传播科学博士学位，现为该校传播科学学院技术与视听传播教授。他的学术工作聚焦自由文化、公地和网络化公共领域。他最新的英文论文是《超越维基解密：冰岛现代媒体倡议与言论自由避风港的建立》（“Beyond WikiLeaks: The Icelandic Modern Media Initiative and the Creation of Free Speech Havens”，IJOC，2012）。他还与马拉加由市民管理的社会文化中心 La Casa Invisible（lainvisible.net）合作，协调 Ulex 自由与实验大学的传播与技术领域工作。 **Paolo Cirio** 是媒体艺术家，涉足网络艺术、公共艺术、录像艺术、软件艺术与实验虚构等多个领域。他获得过声誉卓著的媒体艺术奖项，其颠覆性作品得到研究资助与驻留项目支持。他曾在全球各地的国际博物馆和机构展出。作为公共演讲者，他就媒体干预的策略举办讲座与工作坊。 **Joan Donovan** 是“占领洛杉矶”的组织者，也是国际行动者网络 InterOccupy 的创始成员。她正在完成加利福尼亚大学圣迭戈分校社会学与科学研究方向的研究生学业。她的研究追踪当代社会运动所使用的社会变革技术。 **Louis Doulas** 是常驻纽约的作家和研究者。他创办并担任 Pool 的主编，这是一个批判性研究互联网文化的在线平台与出版物。此前，他曾任 e-flux 的纽约通讯员、纽约新当代艺术博物馆 Rhizome 的编辑研究员，以及 DINCA 的专栏作家。参见：www.louisdoulas.info。 **Leighton Evans** 是斯旺西大学的博士候选人，研究使用基于位置的社交网络所引发的、对于地方体验的现象学影响。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交媒体、数字媒体、民族志和网络民族志、现象学、欧陆哲学，以及基于位置的服务。除学生身份之外，他也是研究助理，此前曾在故乡威尔士担任学院讲师，并为一家大型慈善机构从事网页设计。 **Marta G. Franco** 是记者和媒体行动者，拥有互联网传播硕士学位。她在位于马德里的草根报纸 Diagonal 工作，参与与黑客行动主义、女性主义及自由文化有关的项目。她在 Lorea 集体及15M运动内部研究社交网络。她最关注的是，集体智能如何在模拟与数字公共空间中涌现并自我组织。 **Robert W. Gehl** 于2010年在乔治梅森大学取得文化研究博士学位。目前，他是犹他大学传播系新媒体助理教授。他的研究借鉴科学与技术研究、软件研究，以及批判／文化研究，聚焦技术、主体性和实践的交汇。他目前正在撰写一本题为《逆向工程社交媒体》（Reverse Engineering Social Media）的著作。在犹他大学，他教授传播技术、新媒体写作，以及传播政治经济学课程。 **Seda Gürses** 在比利时鲁汶大学电气工程系 COSIC 从事研究，研究方向为在线社交网络中的隐私、需求工程及隐私增强技术。她参与 SPION 项目，其中的跨学科团队探究理解和处理在线社交网络隐私问题，以及相关责任化过程所面临的挑战。她还与多种艺术倡议合作，涉及对计算机科学的女性主义批判、开源和自由软件开发，以及监视研究。 **Alexandra Haché** 是拥有社会经济学博士学位的社会学家，并研究用于公共利益的信息与通信技术（ICT）。她也研究过社会计算与 Web 2.0 对公民社会自我组织和社会创新潜力的影响。此外，她考察社会运动以及更广泛的公民社会如何使用和开发 ICT，并反过来如何就这些技术展开沟通。这一研究取向深受她对自由软件、自由文化及性别与 ICT 关系的探索影响。自2004年以来，她参与在邻里共同体、投入社会实践的研究网络、移民青少年和妇女团体中，使用并开发推动社会和政治转型的自由软件工具。 **Harry Halpin** 是万维网联盟（W3C/MIT）团队成员，在 Tim Berners-Lee 领导下，负责社交标准化与密码学方面的工作。他目前也借助 IRI 获欧盟委员会资助的 PHILOWEB 项目，在 Bernard Stiegler 指导下撰写一本关于万维网哲学的著作。他在爱丁堡大学师从 Andy Clark 取得博士学位，相关成果以《社会语义学》（Social Semantics）一书出版。他的工作旨在推动万维网发展成安全的自由交流平台，从而实现集体智能。 **Mariann Hardey** 是杜伦大学商学院营销学讲师，专长为社交媒体和新型连接方式。 **许煜（Yuk Hui）** 目前是吕讷堡 Leuphana 大学数字文化中心的博士后研究员。此前，他是巴黎乔治·蓬皮杜中心研究与创新所（IRI）的研究员。他在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取得哲学博士与文化研究硕士学位，并在香港大学取得计算机工程学士学位。他与泰特美术馆、柏林 T-Labs 等文化和技术机构合作，参与多种研究项目，探索新媒体技术在艺术和社会参与方面的可能性。参见：www.digitalmilieu.net/yuk。 **Ippolita** 是一个开展共生式研究与写作的国际集体。它的调查和工作坊涉及（现实）黑客实践、自由软件、哲学及技术人类学。作为一种他律的身份，Ippolita 出版了《开放并非自由》（Open is not Free，2005，意大利文）、《Google 的阴暗面》（The Dark Side of Google，2007，意／法／西／英文），以及《在 Facebook 水族箱中：无政府资本主义可抵挡的崛起》（In the Facebook Aquarium, The Resistible Rise of Anarcho-capitalism，2012，意／西／法文）。Ippolita 的独立服务器提供采用著佐权的作品，探索前沿“支配技术”及其社会影响。即将展开的项目：日常技术实践中的仪式与信仰。参见：www.ippolita.net / info@ippolita.net。 **Nathan Jurgenson** 是社交媒体理论研究者，也是马里兰大学社会学研究生，正在 George Ritzer 指导下撰写学位论文。他的研究探讨技术与文化、身份及权力的关系。除发表关于“产消合一”（prosumption）与“数字二元论”的研究外，他的学位论文聚焦监视与新的、社会性的媒体技术。他与 PJ Rey 共同创办了 Cyborgology 博客及 Theorizing the Web 会议。他也在《晚邮报》（Corriere della Sera）、Salon、《大西洋》（The Atlantic）和 The New Inquiry 等媒体发表文章。可通过 @nathanjurgenson 找到他。 **Nelli Kambouri 与 Pavlos Hatzopoulos** 是常驻希腊雅典、工作处境不稳定的研究者。他们目前共同参与由雅典潘迪奥大学性别研究中心协调的跨国数字网络、移民与性别研究项目。Kambouri 同时担任雅典性别平等总秘书处的科学顾问，Hatzopoulos 则是塞浦路斯理工大学传播与互联网研究系的研究员。 **Jenny Kennedy** 正在澳大利亚墨尔本斯威本科技大学完成媒体与传播学博士学业，隶属该校社会研究所。她的博士论文考察网络文化语境中的分享观念与实践。她的研究兴趣包括媒体理论、围绕远程通信技术使用的社会话语，以及物质文化。 **Ganaele Langlois** 是加拿大奥沙瓦安大略理工大学传播项目的助理教授，以及 Infoscape 社交媒体研究中心（www.infoscapelab.ca）的副主任。她的研究聚焦软件、语言与资本主义的交汇。她曾在 New Media & Society、Fibreculture 和 Culture Machine 发表文章。最近，她与 Greg Elmer、Fenwick McKelvey 合著了《永久竞选：新媒体，新政治》（The Permanent Campaign: New Media, New Politics，Peter Lang）。 **Simona Lodi** 是艺术评论家与策展人。自1993年以来，她一直为领先的当代艺术杂志撰稿。她是 LEA - Leonardo Electronic Almanac 的供稿人，也是美国《赫芬顿邮报》文化版的博客作者。她关注艺术与技术的关系，以及数字技术如何影响创意工作者的生活，为此策划展览、撰写文章与论文。她创立 Share Festival 和 Action Sharing，并担任艺术总监。她自1994年起上网，目前居住在都灵。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 是网络文化研究所（成立于2004年）的创始主任，该职位属于他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担任的研究教授职务（荷兰语称 lector）的一部分。他同时是欧洲研究生院媒体理论教授，以及阿姆斯特丹大学新媒体副教授。他最新的著作是《无因的网络》（Networks Without a Cause，Polity Press，2012），亦有意大利文和德文版本。 **Alessandro Ludovico** 是艺术家、媒体评论家，自1993年起担任 Neural 杂志主编。他出版并编辑了多本著作，在世界各地讲学。他是 Mag.Net（电子文化出版者组织）的创始人之一，也曾担任第12届文献展“杂志项目”的顾问。他曾是鹿特丹威廉·德库宁学院的客座研究员，目前在卡拉拉美术学院任教。他是《黑客垄断主义》艺术三部曲的作者之一，三部作品为《Google 将吞噬自身》（Google Will Eat Itself）、《亚马逊黑色行动》（Amazon Noir）和《Face-to-Facebook》。 **Tiziana Mancinelli** 是常驻伦敦的行动者和研究者。她在意大利和英国都参与过女性主义、反种族主义、移民及性工作者权利斗争。过去在罗马，她参与过自由电台项目；在英国，她参与移民性工作者权利项目“X:talk”（xtalkproject.net）。她目前是雷丁大学数字人文博士候选人。 **Andrew McNicol** 是新南威尔士大学的博士候选人，其研究聚焦“数字档案系统”，如社交媒体个人资料和人口普查表，以及这些系统的设计选择如何影响平等与自由。人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阅读数字安全材料、听8位元音乐、细读流行社交网站更新后的隐私政策。他偶尔在 exhipigeonist.net 写博客。 **Andrea Miconi** 在意大利米兰 IULM 大学担任助理教授，教授媒体研究和文化社会学。他的学术兴趣聚焦媒体史、文化产业分析与批判网络理论。 **Arvind Narayanan** 于2009年取得博士学位，是普林斯顿大学计算机科学助理教授。他研究信息隐私和安全，也对技术政策有旁涉兴趣。他的研究证明，数据匿名化在根本层面存在失效，为此他与合作者共同获得2008年隐私增强技术奖。他是“Do Not Track”（请勿追踪）提案背后的研究者之一，也是普林斯顿信息技术政策中心的关联教师，以及斯坦福法学院互联网与社会中心的关联学者。 **Wyatt Niehaus** 是在纽约生活和工作的艺术家、作家及策展人。他曾为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Art, Culture, and Design Technologies，以及 Node 策展研究中心读本《横向策展实践》（Transversal Curatorial Practices）撰稿。他是 dinca.org 和 ilikethisart.net 的供稿人，也是俄亥俄州辛辛那提非营利项目空间 Third Party Gallery 的共同创办人。参见：www.wyattniehaus.com。 **Korinna Patelis** 研究新媒体的社会文化结构已近15年。她曾在华威大学学习哲学与政治，并在金史密斯学院取得媒体与传播硕士学位。她的博士研究和早期出版成果涉及互联网政治经济学。2009年，她加入塞浦路斯理工大学传播与互联网研究系，担任助理教授。目前的研究兴趣聚焦网络的商业分类体系、网站的再现结构与社交媒体的权力。 **米里亚姆·拉施（Miriam Rasch）** 于2012年6月开始在网络文化研究所工作。她拥有文学研究与哲学硕士学位。毕业后，她曾在乌得勒支大学公共讲座部门担任（网络）编辑与活动策划者。她在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教授哲学与媒体理论，也为不同网站撰写书评和客座文章。她的个人博客位于 www.miriamrasch.nl。 **PJ Rey** 是马里兰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师从 George Ritzer 研究社会理论。他撰文讨论社交媒体引发的批判性经济议题，包括新的劳动与异化形式，以及工作和游戏之间日益模糊的界线。他的博士论文试图从社会地理学视角理解社交媒体。他与 Nathan Jurgenson 共同创办 Cyborgology 博客和 Theorizing the Web 会议。可通过 @pjrey 找到他。 **Sebastian Sevignani** 曾在萨尔茨堡大学学习媒体与传播、哲学及神学。2007年至2010年，他在传播研究系媒体经济研究组从事研究。2010年，他成为奥地利科学基金（FWF）资助的“监视社会中的社交网站”项目的研究助理。他的研究兴趣包括社会理论、马克思主义、传播与新信息技术的批判政治经济学、监视和隐私。他是统一信息理论研究组（UTI）成员，并任 tripleC: Journal for a Global Sustainable Information Society 的编委。 **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 是巴黎乔治·蓬皮杜中心研究与创新所（IRI）的主任，伦敦金史密斯学院文化研究中心的教授级研究员，以及贡比涅技术大学教授，在该校教授哲学。在加入蓬皮杜中心之前，他先后担任国际哲学学院项目主任、法国国家视听研究院副总干事，以及声学／音乐研究与协调所（IRCAM）总干事。他最新的英文著作是《失意个体的不可控社会》（Uncontrollable Societies of Disaffected Individuals，2012）和《政治经济学新批判》（For a New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2011）。 **Marc Stumpel** 是来自阿姆斯特丹的新媒体研究者。2010年，他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取得新媒体与文化硕士学位。他主要关注数字文化政治与经济维度中的对抗，尤其是与社交媒体的关系。作为隐私和用户控制权的倡导者，他关心替代性社交网络空间与技术的发展，并以研究者身份参与 Facebook Resistance 项目。他2010年的硕士论文《社交媒体的政治》（The Politics of Social Media）聚焦与 Facebook 相关的控制与抵抗。2012年，他共同筹办了第二届 Unlike Us 活动。 **Tiziana Terranova** 是意大利那不勒斯东方大学社会与人文科学系传播社会学、文化研究与新媒体副教授，并任文化与后殖民研究博士项目主任。她也是自由大学网络 Uninomade 的成员，著有《网络文化：信息时代的政治》（Network Culture: Politics for the Information Age，Pluto Press，2004）。 **Vincent Toubiana** 是法国阿尔卡特朗讯贝尔实验室的研究工程师，研究隐私保护数据分析与 DoNotTrack。他拥有巴黎高等电信学校计算机网络博士学位。2009年，他与 Helen Nissenbaum 教授合作，在纽约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研究网页搜索隐私和保护隐私的行为定向。他通过开发多种浏览器扩展，展示自己的研究成果。 **Brad Troemel** 是常驻纽约的美国艺术家、作家和教师。 **Lonneke van der Velden** 是阿姆斯特丹文化分析学院（ASCA）的博士生，并在阿姆斯特丹大学媒体研究系任教。她的博士研究聚焦数字监视和行动主义技术。目前，她正在探索利用数字方法开展互联网研究，重点考察社交网络平台。 **Martin Warnke** 曾在柏林和汉堡学习，取得理论物理博士学位，并多年担任吕讷堡大学计算与媒体中心负责人。2008年，他成为数字媒体／文化计算机科学副教授，目前担任该校文化学院数字媒体文化与美学研究所所长。他也是维也纳、克拉根福和巴塞尔的客座教授，在历史、数字媒体及复杂艺术作品的数字记录等领域开展研究。 **D.E. Wittkower** 是欧道明大学哲学助理教授。他的工作聚焦数字文化的各个面向，如社交网站上的友谊和自我认同；也研究技术哲学与文化哲学的其他方面，涉及菲利普·K. 迪克、iPod、员工忠诚、网络可爱事物的作用、版权、有声书，以及占领华尔街运动等主题。 不像我们读本 社交媒体垄断及其替代方案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与米里亚姆·拉施（Miriam Rasch）主编 · INC 读本第8册 《不像我们》读本对社交媒体展开批判性考察，汇集理论文章、个人讨论和艺术宣言。我们该如何理解每天使用、或有意识地选择不使用的社交媒体？我们深知垄断企业控制着社交媒体，但替代方案在哪里？当 Facebook 的用户数量继续增长，并把宽松的隐私限制与对数据的控制结合在一起时，许多研究者、程序员和行动者开始设计一种去中心化的未来。无论通过哲学还是艺术，从内部理解这些大型网络，都能让新的视角涌现。 Unlike Us 是一个由艺术家、设计师、学者、行动者和程序员组成的研究网络，旨在通过工作坊、会议、在线对话与出版物，将对主导性社交媒体平台的批判，同“社交媒体替代方案”的工作结合起来。我们邀请每一个人参与公共讨论：对于我们如此密集使用的社交网络，我们希望如何塑造其网络架构与未来？www.networkcultures.org/unlikeus 作者：Solon Barocas、Caroline Bassett、Tatiana Bazzichelli、David Beer、David M. Berry、Mercedes Bunz、Florencio Cabello、Paolo Cirio、Joan Donovan、Louis Doulas、Leighton Evans、Marta G. Franco、Robert W. Gehl、Seda Gürses、Alexandra Haché、Harry Halpin、Mariann Hardey、Pavlos Hatzopoulos、Yuk Hui、Ippolita、Nathan Jurgenson、Nelli Kambouri、Jenny Kennedy、Ganaele Langlois、Simona Lodi、Alessandro Ludovico、Tiziana Mancinelli、Andrew McNicol、Andrea Miconi、Arvind Narayanan、Wyatt Niehaus、Korinna Patelis、PJ Rey、Sebastian Sevignani、Bernard Stiegler、Marc Stumpel、Tiziana Terranova、Vincent Toubiana、Brad Troemel、Lonneke van der Velden、Martin Warnke 与 D.E. Wittkower。 网络文化研究所，阿姆斯特丹，2013年。原版 ISBN：978-90-818575-2-9。 网络文化研究所 · 阿姆斯特丹应用科学大学 · CREATE-IT 应用研究 · 民主与媒体基金会 中文初译 v0.1 · 依据底本第1页画布外保存的原封底材料中文化排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