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神经媒介

兰乔德·辛格·达利瓦尔、泰奥·勒帕热-里歇、露西·萨奇曼 · 2024 年原著 · Claude 辅助全译AI 辅助初译，未经人工终校第 3 / 7 单元

泰奥·勒帕热-里歇（Théo Lepage-Richer）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人完全是另一种东西；人变成一台机器——而且还是一台计算的机器——并不是很久以前的事。”^[1]无论这句话听起来多么具有当代色彩，它并非出自某位著名的媒介哲学家或后人类主义学者之手。它出自法国社会学家马塞尔·莫斯（Marcel Mauss）（1923, 176–77）。一个世纪前，莫斯评论了一种新的智能概念日益增长的影响：这种概念把智能视为由计算单元紧密互联而成的网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网起初被称为“réseau du soma neuronal”〔神经元胞体网络〕（Ramón y Cajal 1907, 19），后来被称为“神经网络”（neural networks）。当西班牙组织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Santiago Ramón y Cajal）在世纪之交提出这一模型时，它意味着将大脑重新构想为由离散的神经细胞构成，从而为定位、测量和归属智能提供了一个新的基本单位。在那个时代，组织学的进展表明，所有人的大脑在显微层面上本质上是相同的；而神经网络构成了一种新的、尽管尚未被看见的结构，它把人们假定存在于欧洲人与其殖民地原住民之间的智力潜能差异，重新铭刻进了大脑之中。因此，在神经网络由学习机器和人工智能（artificial intelligence，AI）加以体现的几十年前，正是殖民地臣民被种族化的身体，充当了推广关于智能及其可还原为可定位单元的新观念的载体——这种重新概念化既是神经生理学的，也是社会学的，甚至干脆带有种族主义倾向。

在本章中，我以三个这样的片段作为案例研究：在这些片段中，神经网络不仅被部署为解决智能问题的方案，而且通过被直接铭刻于特定身体之上而被塑造成这样的方案。神经网络如今被视为一种受生物学启发的机器学习模型^[2]，但它最初是作为一种研究种族差异的神经解剖学方法被提出的，随后又被重塑为一种仅凭神经生理学来诊断和治疗精神疾病的新途径。神经网络穿越了十九世纪组织学、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精神病学和二十世纪晚期计算机科学等形形色色的领域和时期，它所标示的不仅是智能表述方式的变化，也是人们为在人与机器之间定位和归属智能而发展出的手段的变化。尽管人们假定神经网络在时间中保持着连贯性，但它的物质化却经由了五花八门的实践：银染法与殖民地卫生政策，脑损毁与电休克疗法，以及组织改革与软件模拟神经元的编程。如果说有什么东西贯穿了这些迭代，那与其说是某种统一的智能理论，不如说是一种实验精神（experimental ethos）：它系统性地组织、管理和规训人的身体，同时贬低这些身体所持有的实践性的、地方性的和情境性的知识。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曾邀请我们关注“作为能动者的机器”（machines-as-agents）这一前景被生产出来的场所（1987, 2）；本章把这一邀请颠倒过来，回到三个场所，在那里，“作为机器的能动者”（agents-as-machines）这一前景——即能动性，以及在此特定情形下的智能，必然包含机器性质——最初得到表述，随后又通过否认各种身体的能动潜能而得以维系。

这三个片段如下：西班牙组织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对生物神经网络的发现（1888a）；美国精神病学家沃伦·麦卡洛克（Warren McCulloch）对人工神经网络的发明（McCulloch and Pitts 1943）；以及英裔加拿大计算机科学家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对深度神经网络的软件实现（Hinton, McClelland, and Rumelhart 1986）。在每一个片段中，神经网络都被部署来稳定围绕智能的定义与操作化而持续发生的危机，但同时也引入了足够的不稳定性，从而为将各种身体和对象置于实验方法之下提供了正当理由。为了探讨神经网络历史中稳定与不稳定之间的这种辩证关系，我借鉴汉斯-约尔格·莱茵贝格尔（Hans-Jörg Rheinberger）关于实验系统（experimental systems）的研究。莱茵贝格尔将实验系统定义为“使问题物质化的载体”（1997, 28），它构成实验的基本单元，实验室工作的技术、认知、社会和制度组成部分在其中以情境化对象的形式汇聚（1997, 238）。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已被媒介研究学者所挪用（例如 Jagoda 2020; Milburn 2010），用以理论化媒介如何使新的情境、环境和文化氛围可供实验——这一举措为批判性地把握神经网络如何将各种身体动员为组织学的、临床的、最终是计算的操控对象，提供了更深入的着力点。

在这篇文章中，我提议将神经网络研究的重心重新放在它们所体现的对实验的执着上，同时理论化一个由这种执着所界定的更广泛的媒介类别。这一贡献至关重要，因为相比于通常把神经网络刻画为一种在生物学上说得通、可替代符号主义智能进路的方案，它提供了一个更有力的框架来构想神经网络。因为，尽管神经网络这类受生物学启发的模型和符号主义的人工智能构想通常被界定为彼此对立，但正如露西·萨奇曼在本书后文所指出的，它们在认知的计算基础方面持有相似的假设。后者或许主张认知涉及对符号的计算（例如 Newell 1980; Pylyshyn 1984），而前者则主张认知是串联起来的计算单元的产物（例如 Hinton, McClelland, and Rumelhart 1986; Rumelhart and McClelland 1987），但二者仍然表现出一种相似的理解，即把计算视为认知的主要通货。在此背景下，神经网络的实验基础所提供的，是一个有力的透镜，使我们可以通过这一模型对其所应用之对象产生的效应来界定它。在我的每一个案例中，实验都被部署来将神经网络所体现的原则，铭刻于那些其能动性被这些原则所否认的身体之上。在神经网络的整个历史中，大脑及其日益抽象的形式被系统性地动员为载体，用以传达关于原子化、相互依赖和中介的新观念。因此，这种对实验的强调所凸显的，是中介在神经性（neurality）本身的发展中所扮演的核心角色；拉蒙-卡哈尔、麦卡洛克和辛顿都曾援引这种中介，来推广他们的如下理解：人的生物性、心理和社会性可以被还原为可供实验的、可定位的结构。

克利福德·西斯金（Clifford Siskin）将中介定义为“一种在世界中以物理方式运作、从而中介我们认识世界之努力的形式”（2016, 1）^[3]。基于这一定义，我提议把拉蒙-卡哈尔、麦卡洛克和辛顿对神经网络的种种表述——以及铭刻——理解为某一媒介子集的代表，我称之为神经媒介（neural media）。借助这一概念，我意在理论化我的这几位主人公为推广作为一种形式的神经性、并将其自然化为一种生物学既定事实而部署的各种对象。因为在神经网络的每一次迭代中，它们不仅通过各种实验技术被直接铭刻于某些身体之上，而且还被部署来把这些身体建构为确凿的证据，证明复杂的心理状态和官能可以还原为神经生理学基础。就此而言，神经网络是一类实验系统的缩影：在整个二十世纪，这类系统把认知与神经生理学混为一谈，进而把交流与结构、意义与媒介混为一谈。除了神经网络之外，我们还可以把本丛书其他作者讨论过的其他人造物和实践纳入这一类别，例如神经黑客（neurohacking）（Chia 2022）、“智能”设备（Neves 2022），甚至互联网网络（Stäheli 2020）。在所有这些情形中，神经的——或类神经网络的——观念本身，都是身体被逐步抽象为大脑、心智、最终是智能的结果；而大脑、心智和智能都为那些原本逃避实验中介与技术中介的社会现象和心理现象，提供了日益精巧的代理物。因此，我试图借助神经媒介这一概念来捕捉的，是人与机器汇聚为一种无所不包的组织理论——在这种理论中，将原子化、相互依赖和中介推广为普遍原则，是以它们逐步脱离任何身体为前提的。

为大脑建模：论十九世纪组织学中的种族差异与殖民扩张

在关于人工智能的历史与批判文献中，神经网络在十九世纪组织学语境中的第一次迭代，也是最受忽视的一次。尽管其后来的拥护者经常将其称为以其命名的那些模型的神经生理学起源（例如 McCulloch and Pfeiffer 1949; Rumelhart, McClelland, and Hinton 1986），但神经网络的第一次迭代——作为一种主张所有心理状态和智力官能都可还原为离散细胞之间相互作用的模型——通常未被问题化。然而，神经网络在最初提出时，直接回应了人们对种族差异的生物学基础——或者说其缺失——日益增长的焦虑。在技术科学层面，神经网络的提出恰逢显微镜学的关键进展，而这些进展非但没有揭示跨越种族分界的有意义的生理差异，反而凸显了人体组织在显微尺度上无从区分。在政治层面，神经网络的提出及其随后的采纳，与许多欧洲殖民帝国的逐步瓦解同时展开。从佳亚特里·斯皮瓦克（Gayatri Spivak）到西尔维娅·温特（Sylvia Wynter），许多人都注意到，这种瓦解如何表现为欧洲人与其被殖民的“他者”之间的严格对立被更为微妙的“经济的、政治的和文化主义的操弄”（Spivak 1999, 172）所取代，这些操弄将上述对立映射“到人类遗传变异及其文化的范围之上”（Wynter 1995, 34）。在这两组事件的交汇处，神经网络引入了一种更具弹性的神经组织与社会组织模型，它不仅将种族等级铭刻进大脑的结构之中，而且把被殖民的人群俘获为实验操控的优先对象。

西班牙组织学家圣地亚哥·拉蒙-卡哈尔最初提出神经网络时，声称大脑由“完全自主的生理单元”构成（1888a, 8），这与当时占主导地位的、认为大脑由连续神经纤维构成的观念相对立。后一种立场最初由约瑟夫·冯·格拉赫（Joseph von Gerlach）（1872）和特奥多尔·迈内特（Theodor Meynert）（1872）提出，彼时则由意大利医生卡米洛·高尔基（Camillo Golgi）所倡导。高尔基于1873年引入了一种新颖的染色技术，用以证明大脑不过是“一个弥散的神经网络”（Golgi 1907, 14）。这种被称为“黑色反应”（black reaction）的方法，是先将薄薄的脑组织切片浸入重铬酸钾中，再将其浸泡在硝酸银溶液里，直到切片呈现发黑的颜色（见 Golgi 1873）。经过这一处理后，脑组织可以以前所未有的清晰度被观察，因为其最精细结构之间的界线在光学显微镜下变得更加明显。然而，有意思的是，拉蒙-卡哈尔正是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技术，提出了他自己的神经解剖学模型。拉蒙-卡哈尔和高尔基都不知疲倦地切片、染色、审视和描绘脑组织，二者都把大脑俘获为可供操控和观察的对象，但最终对这一过程所显现出来的结构产生了分歧。面对相同的结构，高尔基看到的是连续性，而拉蒙-卡哈尔看到的是不同的单元。由于神经元独立性的第一批确凿图像直到数十年后才被制作出来（见 Palay and Palade 1955），因此，引导他们各自模型的，与其说是他们所看到的东西，不如说是他们的模型如何使他们能够让其他对象——以及主体——接受与他们施加于大脑的实验操控相类似的操控。

一方面，高尔基最初提出他的模型，主要是为了给他在工作中遇到的神经疾病和心理疾病提供一个明确的物质基础。高尔基受过精神病学训练，他在处理取自其工作所在的圣马泰奥医院（Hospital of San Matteo）已故病人的组织时，发展出了他那著名的染色方法^[4]（见 Golgi 1869a, 1869b）。虽然人们记住的是他利用自己的染色技术对关键脑结构进行的大量研究，但高尔基本人则将他的技术构想为一种“实证的和实验的”替代方案，用以取代“精神疾病研究中占主导地位的哲学—思辨倾向”（Golgi，引自 Mazzarello 2009, 387）。高尔基的第一批银染研究，是以一位患过舞蹈症——当时被理解为一种躁狂病症——的病人的大脑为对象进行的；借此，高尔基（1874）将他的神经网络作为一种优先模型提出来，它不仅能把原本抽象的心理现象映射到大脑上，还能把精神病学实践转变为一种以整个神经系统为目标的实验实践。

另一方面，推动拉蒙-卡哈尔阐述其神经网络模型的，则是对人类发展之物质解释的追求。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拉蒙-卡哈尔经常回到这样一个问题：人类生命如何“始于无意识而终于有意识”（1989 [1901], 293）。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他对骨髓（1887）、神经系统（1888a）和大脑（1888b）等人体组织进行了大量研究。但他所关心的那种人类发展，直接受到十九世纪晚期种族科学的词汇和框架的启发。在对其工作核心问题的另一种表述中，拉蒙-卡哈尔好奇，为什么有些人会是“宇宙力量的奴隶和玩物”，而另一些人则是“自然的驾驭者和造物的独裁者”（1989, 293）。面对无从区分的组织，拉蒙-卡哈尔断定，唯有神经元的独立性才能解释人类能力与官能的巨大差异，而他假定正是这些差异把“奴隶和玩物”与“自然的驾驭者”区分开来。就像社会成员“在从属于一个有机整体的同时，仍享有一定程度的功能自主性”（1904, 189）一样，对拉蒙-卡哈尔而言，神经元反映了人类如何由众多密切互动的个体构成；他认为，人类在整体上是由其最杰出成员近乎英雄般的贡献所推动的（见 1999 [1897], 23）。

因此，拉蒙-卡哈尔所想象的作为神经组织之镜像的那种社会秩序，确实令人想起他自己所身处的社会秩序，因为它设定了一种高度分层的结构，类似于支撑晚期西班牙帝国组织的严格种族等级。拉蒙-卡哈尔是在第一次古巴独立战争期间作为军医被派驻时转向神经解剖学研究的，他把组织殖民地古巴生活的清晰社会分层，解释为该殖民地不同阶层所体现的根本种族特质的证据。在该岛等级体系的最底层，拉蒙-卡哈尔认定的是“土著种族”，他们居住在岛上最偏远的地区，主要从事自给农业；以及“非洲人和穆拉托人”，他们的体力使他们特别适合农业劳动（1989, 212）。接着，他列出了克里奥尔人（Creoles）^[5]，即具有混血但主要是西班牙血统的土地所有者，他们在热带条件下生活了几代之后，已经变成了“苍白的温室植物，过着懒散而寄生的生活”（1989, 212）。在他们之上，拉蒙-卡哈尔单独列出了古巴人——即近期直接拥有欧洲祖先的岛上出生者——他们“局限于城市，从事商业或专业工作”（1989, 212），拥有必要的智力和地方知识，可以充当殖民地古巴与西班牙本土之间的中介者。而凌驾于所有这些群体之上的，拉蒙-卡哈尔最终安放的是“白色种族”，即像他本人一样的西班牙本土人，他们尽管容易受到“气候的削弱作用”的影响，却凭借其更优越的智力“活力”支配着所有其他群体（1989, 212–13）。正如他后来的神经网络模型那样，古巴社会在拉蒙-卡哈尔看来是一个由界限分明的群体和个体构成的分布式的、但又是等级化的网络，其分层结构据称映照着种族发展本身的结构。

返回西班牙之后，拉蒙-卡哈尔把这种种族化的人类发展观转移到了一种高度等级化的动物生物学理解之中。拉蒙-卡哈尔拒绝接受“低等哺乳动物（猫、狗、猴等）的大脑与人类大脑之间的差异纯粹是数量上的”这一假说（1989, 471；另见 1897, 132–33），转而假设大脑中存在离散的单元，而这些单元的数量不如其连接的数量重要。拉蒙-卡哈尔通过他所完成的数百项组织学研究来推广自己的观点，他强调，正如“鲸或大象的大脑”并不与“更高的智力”相关一样，某些人类群体较大的大脑意味着“较低的智力，甚至干脆就是愚蠢”，因为其神经元数量较多就意味着“其神经元之间的连接不完善”（1894, 467）。通过为“物种之间以及同一物种内部在心智能力上存在的巨大的量与质的差异”（1894, 468）提供一种物质解释，神经网络于是在神经生理学层面投射出拉蒙-卡哈尔在人类群体之间所感知到的种族分界。

但是，拉蒙-卡哈尔的神经网络除了为激发十九世纪西班牙殖民世界观的种族等级提供生物学基础之外，还引入了一定程度的不确定性，使其实验精神得以扩展到组织学领域之外。因为，拉蒙-卡哈尔在把“白色种族”的智力优越性等同于其改造原本“欧洲人无法居住”的环境的能力（1989, 205）的同时，也把这一事业单独标举为欧洲种族生存的必需。比起地方叛乱和反殖民情绪，拉蒙-卡哈尔认定对人类发展构成主要威胁的，是欧洲殖民地的本土疾病。对拉蒙-卡哈尔而言，这些疾病不仅是殖民的障碍，更直接威胁到人们原本假定存在于欧洲身体与殖民地身体之间的边界，因为它们不加区分地从一个身体跳到另一个身体。原住民被还原为这类“寄生生命”扩散的携带者——这些寄生生命“席卷我们的卧榻，劫掠我们的给养，从四面八方包围我们”（1989, 217）——他们无非是原本不可见的病原体的替身；拉蒙-卡哈尔呼吁对他们进行持续的控制和管理，以防止这些病原体跨越种族分界传播。因此，除了大脑之外，拉蒙-卡哈尔还通过他的模型，把西班牙殖民地的众多原住民群体俘获为干预对象，尤其是把殖民重塑为一项带有明显种族意味的卫生事业。

拉蒙-卡哈尔将被殖民人群视为原本不可见之疾病的代理物，这一点尤其关键，因为他曾在一个于1910年专门召集、旨在改善几内亚湾卫生状况的重要公共委员会中任职。此时，西班牙在非洲的海外领地实际上是它仅存的殖民地，古巴和菲律宾都已于1898年获得独立。在由此形成的报告中，拉蒙-卡哈尔强调，要对西班牙最后的殖民地进行经济开发，就必须对这个实质上是“一切病原体的天堂”（1910, 9）的地方进行卫生整治。作为解决方案，拉蒙-卡哈尔呼吁组建医疗旅，它们将通过医学完成其军事对应部门通过治安所完成的事情。这些医疗旅在功能上类似于军事部门对“隐藏之敌”的搜寻与清除，拉蒙-卡哈尔设想它们由科学家组成，其任务是“研究殖民地的流行疾病；根据最新的细菌学方法确定其病因；并提出根除这些疾病所需的预防措施”（1910, 11）。为了证明这一政策的正当性，报告收录了关于被该地区某些地方性寄生虫感染的人体组织的各种实验研究。耐人寻味的是，这些研究中没有一项记录了拉蒙-卡哈尔先前所理论化的欧洲人与非欧洲人之间细微的神经生理差异。相反，它们几乎都集中于导致锥虫病（一种具有严重神经症状的疾病）的寄生虫，其方式把原住民的身体、更具体地说是大脑，建构为寄生虫污染的优先场所（例如 Pittaluga 1910）。以记录地方疾病和治疗原住民为名，这些关于受感染神经网络的研究把原住民刻画为深层病理差异的携带者，认为这种差异需要像西班牙这样的外国势力进行持续干预。因此，拉蒙-卡哈尔的神经网络不仅仅是一个神经解剖学模型，它还是一个用于研究、识别和根除各种疾病与寄生虫的框架，并以一种在医学托辞下重申种族差异假设的方式发挥作用。

因此，神经网络远非经验观察的直接产物，它首先是一种复杂的实验建构物，是通过对人体组织和被殖民人群同样细致的操控而生产出来的。通过指导银染法和殖民地卫生政策这样迥然不同的实践，神经网络提供了一种高度可操作的装置，用以在微观和宏观两个尺度上维持不平等的权力关系。就此而言，它们积极参与了其他学者先前所描述的“一种独特的晚期殖民主义人口管理模式”（W. Anderson 2006, 4），这种模式的特征在于把根深蒂固的种族差异观念重新铭刻进医学框架之中（见 Kramer 2006; Neill 2012）。神经网络一半是实验性的，一半是思辨性的，它们不仅反映了围绕人类差异、传染和殖民瓦解的种种焦虑，而且开启了一种更广泛的重新概念化，即以可以被干预的基本结构来理解生物生命。因此，拉蒙-卡哈尔的神经网络与其说是被发现的，不如说是通过染色技术被直接铭刻于脑组织之上的，它中介了某些身体如何被建构为既种族化又医学化的他者。在被部署来解决如何最好地理解大脑及其结构这一问题的同时，神经网络也通过为欧洲与其殖民地之间的相互依赖提供生物学和医学基础，为如何既证成又更新西班牙的殖民计划这一问题提供了解决方案。

为心智赋形：论战时精神病学中的信号与电休克

神经网络在二十世纪中叶精神病学语境中的第二次迭代，是大多数关于同名机器学习模型的历史叙述和技术叙述的惯常起点。认知科学家和计算机科学家把“类神经网络[能够]计算”这一原初洞见归功于这一时期的工作（Rumelhart and Zipser 1986, 152），历史学家则把这一迭代刻画为对大脑活动进行数学提炼的首次尝试（例如 Dupuy 1994; Kay 2001）。但这两类叙述都忽视了神经网络第二次迭代明显的实验性质。神经网络的第二次迭代先是通过脑损毁和士的宁神经描记法等技术得到研究，随后又指导了探索电休克疗法之使用的临床试验，它标示着精神病学的实践与理论双双发生的一次实验性的、神经生理学的转向。神经网络作为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二者当时主导着美国的精神病学机构——的替代方案被提出，旨在为精神疾病的诊断和治疗提供生物学基础。神经网络的设计基于这样一种假设：某些病症是身心治疗路线所无法触及的；因此，神经网络把某些心智单独标记为深层病理差异的携带者，认为这种差异只能通过躯体干预来治疗。因此，早在它们成为被称为“控制论（cybernetics）”的新的“信号科学[……]”（McCulloch and Pfeiffer 1949, 373）的旗手之前，神经网络首先是通过被部署来理论化二十世纪精神病学的某些标志性病症，而被确立为一种心智模型的。

在正式将神经网络作为一种同时适用于大脑和计算机的逻辑—数学心智模型提出之前将近十五年，沃伦·麦卡洛克在一个大动荡的时期进入了精神病学实践。当时，精神分析和行为主义构成了大多数职业精神病学家实际上所采用的学科透镜，而神经病学和神经生理学正逐步进入精神病学机构，成为治疗那些尚无有效疗法之病症的有前景的框架（Star 1989; Weinstein 2013）。麦卡洛克于1928年在纽约贝尔维尤医院（Bellevue Hospital）开始其职业生涯，在研究脑损伤对神经障碍和心理障碍之发展的影响时，他很快认同了后一种神经精神病学运动。在临床实践之外，麦卡洛克与神经病学家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合作，进行了他最早的神经精神病学实验：他小心地损毁猫的大脑，以研究这些损伤对心理过程的影响。然而，直到1934年之后，麦卡洛克对精神疾病之物理基础的兴趣，才转化为一个以研究神经活动为中心的连贯实验议程。麦卡洛克受聘于耶鲁大学神经生理学实验室，与生理学家约翰内斯·杜瑟·德·巴伦（Joannes Dusser de Barenne）合作设计实验，其目的是描绘各脑区之间的功能关系。杜瑟·德·巴伦和麦卡洛克以猴子为实验对象，发展出一种名为“士的宁神经描记法”（strychnine neurography）的方法（1939, 620），该方法测量一个脑区的变化如何改变其他脑区的电生理读数。他们将少量士的宁——一种具有高度兴奋作用的强效神经毒素——直接注入实验对象的大脑，绘制出复杂的图表，将暴露于士的宁时不同神经通路的分支情况可视化（见 Dusser de Barenne, Garol, and McCulloch 1941）。

因此，在对神经活动的早期研究中，麦卡洛克通过脑损毁和定向投毒相结合的方式，把神经通路直接铭刻于实验对象的大脑之上，从而使其成为可供实验的对象。但是，尽管没有直接的临床应用，麦卡洛克的实验仍然旨在发展新的方法，不仅用于理解精神疾病，也用于治疗精神疾病。麦卡洛克进行这些实验的意图是“学到足够多的人体生理学，以理解大脑如何工作”（McCulloch 1974, 30），他力图为那些原本似乎超出精神病学所能触及范围的心理状态和心理现象找到代理物。与当时正在进行的、将心智重新概念化为医学干预之优先目标的潮流相一致，麦卡洛克把猫和猴子的大脑用作代理物，它们所代理的与其说是人类大脑，不如说是患病的心智（Grob 1983, 108–43；另见 Abraham 2016）——这是一个新的关注对象，它既困扰着麦卡洛克，也困扰着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为容纳美国日益增长的精神病患人口而建立的众多机构。正如他当时所写，麦卡洛克坚持认为，“除非我们能够用思考肾脏时所用的那种物理—化学术语来理解大脑，否则我们对疯子将一筹莫展”（1941, 1）；因此，他把自己那些复杂的神经通路图构想为承载着一种希望，即把精神病学转变为一种经验的、并最终是实验的实践。

正是在这个时候，麦卡洛克的实验实践和临床实践汇合了：他出任伊利诺伊神经精神病学研究所（Illinois Neuropsychiatric Institute，INI）的精神病学教授——INI是美国少数几个在同一屋檐下同时进行基础脑研究和精神病患者临床治疗的机构之一。在那里，麦卡洛克一边继续完善他对神经通路的建模（例如 Bonin, Garol, and McCulloch 1942），一边专注于在实验对象身上再现他在INI遇到的某些病症。麦卡洛克主要关注神经症和精神病，致力于识别导致这些病理的神经通路，其明确意图是为被诊断患有这些疾病的病人开发新的治疗路线。也正是在这个时候，麦卡洛克遇到了他未来的合作者沃尔特·皮茨（Walter Pitts），当时皮茨是一个十六岁、自学成才的离家出走少年，在形式逻辑方面颇有天赋。麦卡洛克认识到皮茨关于形式系统的工作与他自己对大脑的研究相类似，于是收留了他，并把他与自己的孩子一起抚养。在皮茨的指引下，麦卡洛克的神经通路第一次被从其神经生理学基础中抽象出来，并被转置到一个受电气工程启发的框架之中。皮茨把麦卡洛克的“神经通路”（neural pathways）重新诠释为“神经元网络”（neuron networks），提议将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建模为“一个简单电路”（1942a, 121），其中二值单元被组合在一起，以达到“稳态平衡”（1942b, 169）。

正是从这种临床工作、实验室工作和理论工作的混合之中，麦卡洛克和皮茨于1943年在一篇标题颇为艰涩的论文《神经活动中内在观念的逻辑演算》（“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中，正式提出了他们的“神经网络”（neural nets）模型。在这篇论文中，麦卡洛克和皮茨抛开了神经元进入兴奋或抑制状态的实际机制，转而关注它们所体现的逻辑关系。该文以布尔代数——一种主张所有逻辑命题都可以被提炼为代表离散状态和关系类型之符号的数理逻辑——作为其记号系统，提议把神经元还原为诸如开和关、或1和0这样的离散值，同时把它们之间的关系表示为合取、析取和否定这样的简单函数（1943, 115–20）。麦卡洛克和皮茨声称，通过组合这些简单的状态和函数，他们的神经元网络在达到一定规模时可以体现复杂的表征，包括大脑能够维持的任何心理状态。

但是，无论这篇论文的早期读者把他们的新模型看得多么抽象和“不必要地复杂”（Fitch 1944, 49），麦卡洛克和皮茨首先把他们的模型构想为一种客观的透镜，用以“诊断[……]器质性病患”（1943, 132）。尽管后来被控制论学者刻画为生物系统中反馈的模型（Wiener 1945），甚至被视为一般自动机理论的基础（Neumann 1951），但神经网络最初是作为一个优先框架被提出的，用以界定歇斯底里、神经症和精神病等彼此区分模糊的病症。就其核心而言，这一模型旨在证明的是，“患病的心智状态可以用神经生理学的科学术语来理解，而不损失其范围或严密性”（1943, 132），而无需病人自己对其病情和体验的陈述。因此，在战时精神病学语境中的第二次表述里，神经网络之所以被确认为一种心智模型，是因为它们带来了一种前景：把原本抗拒解释和治疗的精神障碍，还原为可以被干预的、可定位的大脑结构。

在随后的几年里，神经网络把精神障碍重新概念化为可以通过直接操控大脑来治疗的身体病症，这一点尤其通过其在精神分裂症治疗中的应用而得到支撑。麦卡洛克对这种障碍的选择绝非中立，因为它既在现代精神病学史上享有特殊地位，又具有更广泛的哲学回响。如果说麦卡洛克热心阅读的伯特兰·罗素（Bertrand Russell）和阿尔弗雷德·诺思·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等人，把精神分裂症视为一种凸显心智原本具有的逻辑结构的谬误推理形式，那么麦卡洛克的选择在很多方面反映了这种障碍如何作为一种极其晦暗的病症而存在，以至于它挑战了精神病学理论化精神疾病的能力本身（Herman 1995; Woods 2011）。1945年，麦卡洛克本人也提出了类似的论点，他特别把现代精神病学的历史与精神分裂症的历史联系起来。在一篇题为《精神分裂症的现代概念》（“The Modern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的文章中，麦卡洛克特别强调，精神分裂症被认定为一种统一的疾病，恰逢精神疾病被重新概念化为源于有缺陷但可治疗的生物过程（Meduna and McCulloch 1945, 147–49）。但更重要的是，正是在这篇文章中，麦卡洛克第一次把他的模型塑造为能够将精神分裂症还原为某种生物学基础，尤其是把精神分裂症塑造为对神经网络所体现的理想化神经组织模型的极端偏离。通过坚持认为这种偏离只能通过主动重组神经连接来解决，麦卡洛克首先是把他的模型作为一种临床依据加以部署的——这种依据支持使用直接干预精神病患者大脑的侵入性疗法，包括电休克疗法。

尽管到1940年代初，美国已有一半的精神病学机构在使用电休克疗法，但这种疗法仍然缺乏任何有力的理论支撑（Sadowsky 2016; Shorter and Healy 2007）。麦卡洛克看到，让大脑承受电脉冲与他以神经信号来重新概念化大脑活动之间存在明确的对应关系，于是联系了小约西亚·梅西基金会（Josiah Macy Jr. Foundation）——当时医学研究的主要资助机构——提议开展一项临床试验，致力于确定电休克疗法据称有效的原因。梅西基金会被他的承诺所吸引，即把精神分裂症等精神病症还原为神经网络所体现的“那些类型的机制”（McCulloch 1942, 2），于是迅速批准了麦卡洛克的申请，并于1944年向他拨付了必要的资金，让他主持一项为期多年的大规模临床试验，研究使用电休克疗法治疗精神分裂症患者。该试验在INI进行，共有二十五名被诊断患有该病症的病人在数年间每周接受三次电休克。由于无法直接在大脑中测量电生理变化，麦卡洛克依靠这些病人的血液和尿液样本，来识别短期和长期神经改变的代谢标志物。

经过一年的此类治疗后，麦卡洛克报告说，电休克疗法对试验参与者的效果极不均衡：一些人的病情有所改善，另一些人则不然。据此，麦卡洛克提出理论，认为所谓精神分裂症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疾病，各自源于大脑物理—化学组成的一种不同失衡。一方面，麦卡洛克推测，那些“被电休克‘治愈’”（1948, 3）的病人是神经系统缺陷的受害者，这种缺陷导致他们无法恰当地处理外部信息。另一方面，麦卡洛克假设，那些对电休克无反应的人则是受到一种代谢缺陷的影响，这种缺陷妨碍了神经信号的正常传递；他建议使用胰岛素疗法或二氧化碳中毒等其他疗法来改变他们大脑的化学组成。尽管这一区分最终被证伪，但它凸显了麦卡洛克关于精神疾病之物理基础的假设，如何催生了一种过度以神经活动的功能组织和物理组织为中心的医学诊断模型，以至于完全依据精神病症对某些躯体疗法而非另一些疗法的反应来界定它们。不仅如此，通过把这些疾病塑造为对其神经网络所体现的理想化神经组织模型的偏离，麦卡洛克同时把他的模型部署为一种依据，为直接针对病人大脑的、高度侵入性和暴力性的治疗形式提供理由。

因此，通过体现一种理想化的神经组织模型——“其畸变是我们最棘手的难题”（McCulloch 1945, 2）——神经网络为在战时精神病学语境中扩大躯体疗法的适用范围提供了有力的临床依据。在其最初的表述中，在被麦卡洛克那些更偏向计算的同事接手之前，神经网络传达了这样一种根本假设：所有精神障碍本质上都是可以通过物理手段治疗的身体疾病。因此，即使对于那些尚未得到令人满意之解释的疾病，神经网络也使精神病患者的身体、更具体地说是大脑，可以接受各种各样的实验操控；而这些操控的成功与否，与其说取决于它们能否最终治愈病人的病症，不如说取决于它们如何为精神病学家提供新的工具来对这些疾病进行分类和管理。为了让神经元被建构为继电器、让心理状态被还原为“交流电通过大脑”（McCulloch and Pfeiffer 1949, 369–70），神经网络因而不仅需要把某些主体建构为偏离其所体现之组织理想的人，还需要实实在在地让他们经受“交流电的通过”。就此而言，正如拉蒙-卡哈尔部署其神经网络以恢复欧洲人与其殖民地居民之间一定程度的差异一样，麦卡洛克自己版本的这一模型，也是一种高度述行性的（performative）心智模型，其普遍性是通过在实验中干预那些据称偏离神经网络所体现之原则的大脑而得到宣告的。

管理智能：论二十世纪晚期计算机科学中的网络与组织

神经网络的第三种亦即当下的表述——一种高度操作化的、统计式的人工智能路径——是大多数当代评论者首先想到的那一种。作为一种依赖昂贵GPU、大规模信息处理基础设施和庞大数据库的计算密集型模型，神经网络通常是从以下几个方面被讨论的：它们所消耗的自然资源（例如 Hogan 2015），它们所牵涉的人类劳动（例如 Atanasoski and Vora 2019），以及它们所促成的、将万物重新配置为数据的过程（例如 Ricaurte 2019）。综合来看，这些不同的介入都指向这样一点：神经网络的当前迭代，其运作方式并不只是它被塑造成的那种数据处理、数字运算技术。为了运作，神经网络依赖于以一种高度分布式但又有目的地加以管理的模式，对海量资源、人员和数据进行精心管理；而这种模式本身又映照着它们的分布式架构和有目的的训练。这一管理性的组成部分远非边缘，它不仅反映了神经网络如何作为一种组织技术而运作，也反映了它们之所以被重新表述为一种人工智能模型，恰恰是受到了对组织问题的新一轮关切的推动。因为与其先前的形式不同，神经网络的第三次迭代与其说是被部署来干预可定位的、被他者化的身体，不如说是被用来把分散的劳动身体网络组织成一个富有生产力的整体。关于人类差异的关切虽然看似被压制，却被改写为关于人—机差异的新观念，而后者中介了完成复杂任务所需的智能如何从工人自身转移到他们所处的更广泛结构之中。因此，在神经网络提出全面自动化的前景之前，它们所体现的是优化有限资源、提高工人产出和建立新联系等目标——所有这些对于加拿大这样一个高度去中心化的国家都极具吸引力，而神经网络的第三次迭代正是在加拿大出现的。

当加拿大的资助机构和研究机构把神经网络采纳为人工智能研究的一种有前景的新路径时，它们同时也接受了一种更宽泛的理解，即把网络视为开展此类工作的理想结构。当时，研究网络被视为一项关键创新，既能协调分散的各个地点，又能引导它们朝向预期的集体成果。在最初由加拿大高等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CIFAR）倡导时，网络被认为是一种有前景的方式，能够在国家资源有限、幅员辽阔的情况下支持前沿研究。面对有限的资助前景，CIFAR于1982年为其首个项目制定了一种去中心化的交叉任命模式，该项目明确旨在全国范围内建设人工智能领域的能力。CIFAR的研究员获得任命后仍留在其所属机构，但免除通常的大学职责，并被要求在CIFAR的全国性人工智能项目中彼此合作。这种去中心化的、类网络的模式虽然出于必要而生，但对许多公共机构而言，它代表了一种解决该国日益严重的创新滞后问题的有望方案。1982—1984年的皇家经济联盟与发展前景委员会（Roy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Un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将CIFAR的人工智能项目单独列为这一新模式的范例，不仅把这类研究网络描述为一种把加拿大推向“技术创新前沿”（Macdonald 1985b, 205）的有前景的方式，还强调了人工智能对促成此类突破的潜在贡献。人工智能被描述为一种独特地适合于“替代人类的脑力劳动”（Macdonald 1985a, 117）的技术，对委员们而言，它代表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机会，可以把加拿大人从繁重的办公室工作中解放出来，转而从事更具创造性的工作。

在该委员会之后，CIFAR成为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常规资助对象；联邦政府认可它在普及以下观念方面的关键作用：研究最好被组织为“由电信和现代交通编织在一起的〔……〕人的网络”（1987年报告，引自 Henderson et al. 2004, 6）。正是得益于这一新的、稳定的资金来源，CIFAR不仅确立了新的研究方向，还扩大了其人工智能项目，以纳入同样关注复杂网络之最优组织的学者。在由CIFAR在加拿大提供大学职位的众多国际学者中，杰弗里·辛顿（Geoffrey Hinton）是少数从事受神经学启发的人工智能路径的研究员之一。辛顿于1970年代末毕业，其博士论文研究的是“包含〔……〕各种类型的节点和关系的关系网络”如何能够构成“一种语法知识”（1977, 13）；此后，他把神经网络重新界定为一种偏重结构的替代方案，以对抗所谓人工智能的符号主义路径。后者主张认知必然涉及对符号的操作（例如 Fodor 1980; Newell 1980; Pylyshyn 1984），而辛顿则认为，认知的通货其实是组织成网络的“类神经元计算元件”（Hinton, McClelland, and Rumelhart 1986, 77），在这些网络中，正是“单元之间相互作用的影响〔……〕在完成工作”（1986, 85）。

因此，在辛顿看来，人工智能的目标与CIFAR本身的目标并无太大不同。在这两种情况下，挑战都在于找到组织有限资源的最佳方法——无论是辛顿那里的计算资源，还是CIFAR那里的人力资源——以便“从一个由相互连接的单元构成的简单网络中获得尽可能多的东西”（1986, 87）。辛顿在1986年获得CIFAR任命并转到多伦多大学，这甚至恰好与他提出这样一种方法同时发生——该方法旨在优化单元之间的连接，使手头的任务“由许多单元中的一种活动模式来编码，而不是由单个活跃单元来编码”（1986, 88）。这一被称为“反向传播”（backpropagation）的程序，在于“反复调整网络中连接的权重”，以便对于给定的输入，使网络的实际输出与期望输出之间的差异最小化（Rumelhart, Hinton, and Williams 1986, 533）。尽管辛顿在CIFAR的同侪认为这种方法与大脑的运作方式几乎毫无相似之处，更遑论与大脑的思考方式相似（见 Fodor and Pylyshyn 1988; Levesque 1989），但它仍然为把复杂操作嵌入简单网络提供了一种高度功能性的路径。如果说这种方法的第一个用例——即“学习20对长度为10的随机二进制向量之间的关联”（Plaut, Nowlan, and Hinton 1986, 20）——几乎没有实际应用价值，那么它仍然提供了一个例子，说明一项复杂任务如何能够在网络本身的层面上完成，而无法被还原为网络中的任何单个组成部分。

但是，超出这些个别应用之外，真正吸引CIFAR公共资助方的，是在类似的分布式系统中恢复一定程度之控制的前景本身。在辛顿获得任命后次年发表的一份里程碑式报告中，加拿大政府将人工智能单独列为一种独特地适合于通过提供“〔人类〕专业知识的替代品”来改进政府运作的技术（McKinnon 1987, 4）。通过提出减少政府对技能性工作之依赖的前景，人工智能被塑造为一种有望将完成复杂政府运作所需的智能和知识转移到机构自身层面的方式，而代价是那些将不再掌握对这些运作作出判断或采取行动所需知识的工人。仿照神经网络本身的形象，一种关于政府运作的观点浮现出来：政府运作独立于其任何单个组成部分，而对低级公务员的去技能化和重组，则被改写为一种引导像加拿大公务员体系这样庞大的组织朝向预期目标的优先方式。

辛顿在随后几年里在省级和联邦机构支持下从事的那类工作，直接映照了这一更宽泛的抱负：与其说是取代人类工人，不如说是把他们的任务分解为更小、更标准化的任务。借助信息技术研究中心（Informa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Center）资助的语音识别研究经费，辛顿开发了一种时延神经网络架构，旨在识别不同长度声音样本中的音素（Lang, Waibel, and Hinton 1990, 42），可用于生成音标转写，再由人类工人加以润色。借助同一机构的另一笔经费，辛顿训练了一个神经网络来识别信封上的手写数字（Hinton, Williams, and Revow 1992, 54–56），可潜在地应用于邮件的分拣和投递。在加拿大机器人与智能系统研究院（Canadian Institute for Robotics and Intelligent Systems）的支持下，辛顿开发了一个能把手势转化为计算机可读输入的神经网络（Fels and Hinton 1998），既可用于构建新的自适应界面，也可用于监控使用这些界面者的行为。尽管这些应用都不是明显政治性的，但它们仍然提出了这样一种前景：通过把人类工人的贡献还原为对计算机输出的润色或执行，来摒弃各种形式的情境性知识或地方性知识。以“提高政府运作的生产率”（McKinnon 1987, 13）为名，这些应用提供了精简运作、集中决策和规训工人的新方式。如果说神经网络既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也提供了必要的隐喻，从而把一支庞大而分散的劳动力重新构想为一个本身由简单单元构成的网络，那么这是因为它们的发展是一种更宽泛尝试的一部分：使工人去技能化和去职业化，从而更容易对他们进行培训、管理，并在必要时取代他们。

回到CIFAR，正是辛顿及其操作化路径与公共资助方建立联系的这种能力，导致了该研究院的人工智能项目出现类似的精简。正如该项目当时的主任所指出的，到1990年代初，CIFAR“促进知识转移和发展强大的应用研究部门”的努力（泽农·皮利希恩〔Zenon Pylyshyn〕语，引自 Brown 2007, 64）大体上并不成功，而辛顿的工作则是这一缺陷中一个广受欢迎的例外。在随后的几年里，研究员与私人和公共机构建立联系和合作关系的能力，逐渐成为其工作获得认可的主要来源，这极大地有利于那些从事更偏应用的研究方向的人。到1990年代中期，CIFAR的许多元老研究员的身份被撤销，而新的研究员则大多选自从事神经网络及其在计算机视觉和语音识别等子领域应用的新一代计算机科学家。尽管CIFAR的类网络模式怀有跨学科的抱负，但恰恰是这种把建立联系本身当作目的的强调，最终导致了围绕在这方面最成功的那些节点的日益同质化。因此，仿照神经网络的形象，CIFAR的网络路径并没有为建立新的联系提供一个模型；相反，它提出了一种新的愿景，把互联和相互依存视为从差异中创造凝聚力的关键机制。因此，CIFAR在倡导合作与跨学科性的同时，也提供了一个丰富的例子，说明明确的研究目标如何能够被嵌入研究网络的组织结构本身之中。

通过为机器智能提供一种高度操作化的路径，同时体现开展此类工作的理想化结构，神经网络的第三次迭代于是作为一种解决方案出现，用以回答如何最好地组织分布式网络以恢复控制与凝聚力的问题。在这一特定表述中，在被转接到一种纯粹计算的框架之前，神经网络推广了这样一种观念：可以通过简化分布式系统中单个组成部分的贡献、把建立联系本身当作目的加以推广，以及把系统的功能重新安置在其结构层面上，来恢复对分布式系统一定程度的监管。那些参与整理辛顿语音识别模型所用的768个声音样本、或其后来计算机视觉研究所用的60,000张图像的人类工人，只得到了一笔带过的提及（见 Lang, Waibel, and Hinton 1990, 25–26; Krizhevsky 2009, 32），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然而，这正是一种更宽泛的贬低地方性、情境性和处境性知识之倾向的症候，而这种倾向又是由该模型把其所有组成部分重新概念化为“简单单元”所助长的。为了让辛顿能够把人工智能的目标改写为找出如何最好地组织“内部单元〔……使它们〕开始表征一项任务的重要特征”（Hinton 1990, 185），就必须把参与神经网络之重新表述、开发和实施的所有行动者、资源和组织，都以类似的结构性术语加以改写。因此，神经网络以其当前形式出现时，不只是一种受生物学启发的机器智能模型，更是一种偏重结构的组织路径；在其中，控制的施行不仅在于把复杂的社会语境呈现为由简单单元构成的网络，还在于把它们当作这样的网络来加以作用。

神经性的制造

当把神经网络在十九世纪组织学、战时精神病学和二十世纪晚期计算机科学语境中的三次主要迭代所涉及的各种实践与话语放在一起审视时，它们动摇了如今与这一模型相联系的目的论叙事。这三个时刻远未显示人类智能与机器智能逐步而稳定的趋同，反而凸显出：神经网络被部署来不仅回答截然不同的问题，而且对其所理论化的过程与功能与其说是加以解释，不如说是加以管理。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把这三个时刻联结起来，那就是对实验的持续投入，其表现为开发新的标准化技术，以干预单个神经元、整个大脑和广阔的人际网络。这些技术在推广“即使是表面上的连续性，似乎也最好当作若干个小步骤来处理”（McCulloch and Pfeiffer 1949, 368）这一观念的同时，也都被部署来操控这些基本结构、在其上进行实验，直到它们产生所期望的输出——即在殖民解体、去机构化和政治去中心化面前恢复一定程度的控制。神经网络远非它们被塑造成的那种同时适用于人类和机器的抽象心智模型，而是一种复杂的实验建构物，它是通过对偏离其所体现之原则的客体与主体进行持续的操控、控制和管理而产生的。

因此，神经网络的历史所指向的，超出了这样的问题：把生物神经元表征为以概率方式相互连接的模拟单元是否准确，甚至神经学是否确实为理解智能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视角。相反，它所显示的是某种把复杂现象还原为可供操控的可定位结构的方式的反复出现，以及它的反复失败。神经网络通过银染法与殖民地卫生政策、脑损毁与电休克疗法、组织改革与软件模拟神经元的编程等形形色色的实践而得以物质化；它们把神经元、大脑乃至整个社会系统之类的事物，捕获为关于组织、交流和管理的新结构主义观念得以流通的基底。在此过程中，神经网络远未对这些实体中的任何一个给出最终解释，而只是引入了恰好足够的不确定性，使它们自身得以铭刻到各种大脑和身体之上，以至于它们不再显现为概念，而是显现为经验事实。在这个意义上，鉴于神经网络既为其所体现之观念的流通创造了渠道，也创造了接收端，我提议不仅把神经网络理解为一种媒介，而且理解为一个更宽泛类别的代表；我将这一类别称为神经媒介（neural media），其界定在于它们传达一种关于人类生物性、心理性与社会性的技术化观点的方式。

从拉蒙-卡哈尔被种族化的大脑、麦卡洛克患病的心智，到辛顿的网络化智能，神经网络系统性地中介了各种身体如何被感知、被认识和被利用。大脑一旦被建构为人类差异的所在，就被用来为使各种人群屈从于新的殖民管理形式提供理由；心智一旦被认定为精神偏差的所在，就使精神病学家得以把某些身体捕获为适于接受高度侵入性临床治疗的对象；智能一旦被改写为某种组织有限计算资源之方式的结果，就成为贬低低级工人的处境性知识与专长的一个优先视角。在所有这些情况下，大脑、心智和智能不仅通过在神经领域内被调动而被用来传达某些意义、促成某些实践，而且使该领域的首要地位得以在各种领域、时期和国家环境中得到确认。在这一语境下，神经媒介所理论化的是：神经性（neurality）——在此理解为所有心理状态都可以被还原为可定位之神经结构的观念——本身就是一种高度述行性的建构物，它在推广原子化、相互依存和中介等组织原则的同时，又把这些原则塑造为生物学上的既定之物。

这一解读建立在各种论述的基础之上，这些论述探讨了机器智能的观念如何与对身体和工人的管理紧密相连——包括兰乔德·辛格·达利瓦尔（Ranjodh Singh Dhaliwal）最近关于计算在历史上如何介入阶级与劳动之种族化组织的讨论（2022；另见 Nakamura 2014; Rhee 2018）——但本解读更具体地凸显了神经性本身如何开始代表一种更宽泛的组织精神。原子化、相互依存和中介如今与大脑结构联系得如此紧密，这不过是持续努力的结果：人们把从种族科学、战时精神病学和新公共管理中继承来的原则、过程与结构投射到人类生物学之上。大脑一旦被还原为其结构，就成为一种强有力的装置，用以把这样一种组织观自然化：组织是系统的主要决定因素，因而也是社会秩序得以（再）生产的优先手段。如果说一旦涉及神经网络，简单单元和互联网络便突然大量涌现，那么这与其说是因为它们作为结构具有普遍性，不如说是因为神经性本身的述行性质；神经性中介了复杂的生物、心理和社会系统如何被弄得可以解读为、并被积极塑造为由紧密互联之单元构成的稠密网络。

当结合神经网络穿越组织学、精神病学和计算机科学的轨迹来考察时，神经媒介所显示的是：人工智能的历史本质上是一部中介谁或什么被承认为智能之承载者的历史。因为在神经网络的每一次迭代中，智能都被系统性地建构为一种分布不均的能力。当被还原为一种纯粹结构性的基础时，智能就变成了那些体现正确结构者所固有的一种品质，而代价是那些偏离这一结构的人。这类结构主义观点所设定的智能，完全被掏空了其内容、语境和条件，但它在形式和功能上又同时映照着那种支撑着把智能归属于某些人而非另一些人的分层世界观。人工智能如此积极地参与再生产围绕种族差异、病理差异和人—机差异观念的历史分野，这不过反映了智能如何被建构为某些人比另一些人更多地拥有的东西，而它的所有迭代——无论是生物的还是计算的——都处于维持这种智力潜能不均分布的更宽泛权力结构的中心。因此，神经媒介所指向的是：智能的归属本身如何受到各种技术的积极中介，这些技术把某些身体自然化为智能的优先承载者，同时遮蔽了这种归属背后的政治。在神经元首次被建构为智能的基本中介者一个多世纪之后，如今是受生物学启发的学习机器的架构，在履行传达这样一种关于人类生物性、心理性与社会性的技术化观点的功能；这表明神经性本身作为人与机器之间智能归属的一种人工制品（artifact）和一种人为技巧（artifice），仍在持续存在。

注释

本章是我过去几年来一直从事的一项更宽泛研究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它受益于许多人的宝贵洞见并由此成形，其中包括温迪·春（Wendy Hui Kyong Chun）、卢卡斯·里佩尔（Lukas Rieppel）和格特鲁德·科赫（Gertrud Koch）。在撰写和修改本章的过程中，我还受惠于我的合著者兰乔德·辛格·达利瓦尔和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在思想上的慷慨，以及——恐怕要这么说——他们无穷无尽的耐心；他们阅读本章的某些版本时，那些文字几乎还称不上草稿。他们的评论和介入塑造了我的思考，其影响将远远超出本章的范围。最后，我非常感谢最先审读我们这本书的两位匿名评审人在思想上的慷慨，并向主持完成本书的梅赛德斯·邦兹（Mercedes Bunz）致以最诚挚的谢意。

参考文献

Abraham, Tara. 2016. Rebel Genius: Warren S. McCulloch’s Transdisciplinary Life in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Anderson, Benedict. 2006. “Creole Pioneers.” I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2nd ed., 47–66. London: Verso.
Anderson, Warwick. 2006. Colonial Pathologies: American Tropical Medicine, Race, and Hygiene in the Philippin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Atanasoski, Neda, and Kalindi Vora. 2019. Surrogate Humanity: Race, Robots, and the Politics of Technological Futures. Durham, N.C.: Duke University Press.
Bolter, Jay, and Richard Grusin. 1999. Remediation: Understanding New Media.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Bonin, Gerhardt von, Hugh Garol, and Warren McCulloch. 1942. “The Functional Organization of the Occipital Lobe.” Biological Symposia 7: 164–92.
Brown, Craig. 2007. A Generation of Excellence: A History of the Canadian Institute for Advanced Research.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Chia, Aleena. 2022. “Oneirogenic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Hacking.” In Technopharmacology by Joshua Neves, Aleena Chia, Susanna Paasonen, and Ravi Sundaram, 55–88. Minneapolis: meson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Dhaliwal, Ranjodh. 2022. “The Cyber-Homunculus: On Race and Labor in Plans for Computation.” Configurations 30, no. 4: 377–409.
Dupuy, Jean-Pierre. 1994. Aux origines des sciences cognitives. Paris: La Découverte.
Dusser de Barenne, Johannes, Hugh Garol, and Warren McCulloch. 1941. “The ‘Motor’ Cortex of the Chimpanzee.” Journal of Neurophysiology 4, no. 4: 287–303.
Dusser de Barenne, Johannes, and Warren McCulloch. 1939. “Physiological Delimitation of Neurons in the Central Nervous System.”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ology 127: 620–28.
Fels, Sidney, and Geoffrey Hinton. 1998. “Glove-TalkII—A Neural-Network Interface which Maps Gestures to Parallel Formant Speech Synthesizer Controls.” IEEE Transactions on Neural Networks 9, no. 1: 205–212.
Fitch, Frederic. 1944. “Review of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by Warren S. McCulloch and Walter Pitts.” The Journal of Symbolic Logic 9, no. 2: 49–50.
Fodor, Jerry. 1980. The Language of Though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Fodor, Jerry, and Zenon Pylyshyn. 1988. “Connectionism and Cognitive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Analysis.” Cognition 28, no. 1–2: 3–71.
Gerlach, Joseph von. 1872. “Über Die Struktur Der Grauen Substanz Des Menschlichen Grosshirns.” Zentralbl. Med. Wiss 10: 273–75.
Golgi, Camillo. 1869a. “Sull’eziologia delle alienazioni mentali in rapporto alla prognosi ed alla cura.” Annali universali di medicina 207: 564–632.
Golgi, Camillo. 1869b. “Sulla struttura e sullo sviluppo degli psammomi.” Morgagni 11: 874–86.
Golgi, Camillo. 1873. Sulla struttura della sostanza gricia del cervello. Milan, Italy: Stabilumento dei fratelli Rechiedei.
Golgi, Camillo. 1874. “Sulle alterazioni degli organi centrali nervosi in un caso di corea gesticolatoria associata ad alienazione mentale.” Rivista clinica 2, no. 4: 361–77.
Golgi, Camillo. 1907. La doctrine du neurone : Théorie et faits. Stockholm, Sweden: Imprimerie royale P.-A. Norstedt & Fils.
Grob, Gerald. 1983. Mental Illness and American Society, 1875–1940.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Henderson, Mark, Monica Hughes, Debbie Lawes, Kathie Lynas, and Joe Sornberger. 2004. “Excellence Has No Fixed Address: The NCE Pioneers.” Ottawa, Canada: Networks of Centres of Excellence Canada.
Herman, Ellen. 1995. The Romance of American Psychology: Political Culture in the Age of Exper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Hinton, Geoffrey. 1977. “Relaxation and Its Role in Vision.” PhD diss. University of Edinburgh.
Hinton, Geoffrey. 1990. “Connectionist Learning Procedures.”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40: 185–234.
Hinton, Geoffrey, James McClelland, and David Rumelhart. 1986. “Distributed Representations.” In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Volume 1, ed. David Rumelhart and James McClelland, 77–109.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Hinton, Geoffrey, Christopher Williams, and Michael Revow. 1992. “Combining Two Methods of Recognizing Hand-Printed Digits.” Artificial Neural Networks 2: 53–60.
Hogan, Mél. 2015. “Data Flows and Water Woes.” Big Data & Society 2, no. 2: 1–12.
Jagoda, Patrick. 2020. Experimental Games: Critique, Play, and Design in the Age of Gamif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Kay, Lily. 2001. “From Logical Neurons to Poetic Embodiments of Mind: Warren S. McCulloch’s Project in Neuroscience.” Science in Context 14, no. 4: 591–614.
Kramer, Paul. 2006. “Blood Compacts: Spanish Colonialism and the Invention of the Filipino.” In The Blood of Government: Race, Empire,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Philippines. Chapel Hill: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Krizhevsky, Alex. 2009. “Learning Multiple Layers of Features from Tiny Images.” Toronto, Canada. https://www.cs.toronto.edu/~kriz/learning-features-2009-TR.pdf.
Lang, Kevin, Alex Waibel, and Geoffrey Hinton. 1990. “A Time-Delay Neural Network Architecture for Isolated Word Recognition.” Neural Networks 3: 23–43.
Levesque, Hector. 1989. “Making Believers out of Computers.” In Readings in 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nd Databases, ed. John Mylopolous and Michael Brodie, 69–82. San Mateo, Calif.: Morgan Kaufmann Publishers.
Macdonald, Donald. 1985a.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Un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Canada: Volume 1. Ottawa, Canada: Privy Council Office.
Macdonald, Donald. 1985b. Report of the Royal Commission on the Economic Union and Development Prospects for Canada: Volume 2. Ottawa, Canada: Privy Council Office.
Mauss, Marcel. 1923. “Essai sur le don : Formes et raisons de l’échange dans les sociétés archaïques.” L’Année sociologique 1: 30–180.
Mazzarello, Paolo. 2009. Golgi: A Biography of the Founder of Modern Neuroscience.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McCulloch, Warren. 1941. “Letter to Percival Bailey from February 4, 1941.” In Warren S McCulloch Papers, Series No. 35/3/99, Box 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McCulloch, Warren. 1942. “Letter to Frank Fremont-Smith from June 24, 1942.” In Warren S McCulloch Papers, Series No. 35/3/99, Box 8, 1–3.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McCulloch, Warren. 1945.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in Support of Walter Pitts’ Application to the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 (1945?).” In Warren S McCulloch Papers, Series No. 35/3/99, Box 19, 1–2.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McCulloch, Warren. 1948. “Letter to Frank Fremont-Smith from June 1, 1948.” In Warren S McCulloch Papers, Series No. 35/3/99, Box 8, 1–9. Champaig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rchives.
McCulloch, Warren. 1974. “Recollections of the Many Sources of Cybernetics.” ASC Forum 5, no. 16: 1–26.
McCulloch, Warren, and John Pfeiffer. 1949. “Of Digital Computers Called Brains.” The Scientific Monthly 69, no. 6: 368–76.
McCulloch, Warren, and Walter Pitts. 1943. “A Logical Calculus of the Ideas Immanent in Nervous Activity.”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5: 115–33.
McKinnon, Peter. 1987. An Overview of AI & Recent Related Government Activities. Ottawa, Canada: Ministry of State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of Canada.
Meduna, Ladislas, and Warren McCulloch. 1945. “The Modern Concept of Schizophrenia.” Medical Clinics of North America 29, no. 1: 147–64.
Meynert, Theodor. 1872. “Vom Gehirne Der Säugetiere.” In Handbuch Der Lehre von Den Geweben Des Menschen Und Thiere, ed. Salomon Stricker, 694–808. Leipzig, Germany: Engelmann.
Milburn, Colin. 2010. “Modifiable Futures Science Fiction at the Bench.” Isis 101: 560–69.
Nakamura, Lisa. 2014. “Indigenous Circuits: Navajo Women and the Racialization of Early Electronic Manufacture.” American Quarterly 66, no. 4: 919–41.
Neill, Deborah. 2012. Networks in Tropical Medicine: Internationalism, Colonialism, and the Rise of a Medical Specialty, 1890–1930.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Neumann, John von. 1951. “The General and Logical Theory of Automata.” In Cerebral Mechanisms in Behavior: The Hixon Symposium, ed. Lloyed Jeffress, 1–41. New York: John Wiley and Sons.
Neves, Joshua. 2022. “The Internet of Things and People.” In Technopharmacology by Joshua Neves, Aleena Chia, Susanna Paasonen, and Ravi Sundaram, 89–119. Minneapolis: meson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Newell, Allen. 1980. “Physical Symbol Systems.” Cognitive Science 4: 138–83.
Palay, Sanford, and George Palade. 1955. “The Fine Structure of Neurons.” Journal of Biophysical and Biochemical Cytology 1, no. 1: 69–107.
Pittaluga, Gustavo. 1910. “La glossina palpalis en la colonia española.” In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giene de Alfonso XIII enviada a las posesiones españolas del Golfo de Guinea para el estudio de la enfermedad del sueño y de las condiciones sanitarias de la colonia, ed. Gustavo Pittaluga, 393–402. Madrid, Spain: Blass.
Pitts, Walter. 1942a. “Some Observations on the Simple Neuron Circuit.”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4, no. 3: 121–29.
Pitts, Walter. 1942b. “The Linear Theory of Neuron Networks: The Static Problem.” Bulletin of Mathematical Biophysics 4, no. 4: 169–75.
Plaut, David, Steven Nowlan, and Geoffrey Hinton. 1986. “Experiments on Learning by Back Propagation.” In Technical Report CMU-CS-86- 126. Pittsburgh: CarnegieMellon University.
Pylyshyn, Zenon. 1984. Computation and Cognition: Toward a Foundation for Cognitive Scien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887. “Notas de laboratorio: Tejido óseo y coloración de los cortes de hueso.” Boletín médico valenciano. 20: 1-8.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888a. “Estructura de los centros nerviosos de las aves.” Revista trimestral de histología normal y patológica 1: 1–10.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888b. “Sobre las fibras nerviosas de la capa molecular del cerebelo.” Revista trimestral de histología normal y patológica 2: 1–17.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894. “The Croonian Lecture: La fine structure des centres nerveux.”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Society 55: 444–68.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897. Manual de histología normal y técnica micrográfica para uso de estudiantes. 2nd ed. Madrid, Spain: Imprenta y librería Nicolás Moya.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904. Elementos de histologia normal y de técnica micrográfica. Madrid, Spain: Moya.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907. “Structure et connexions des neurones.” Nordiskt Medicinskt Arkiv 1, no. 2: 1–28.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910. “Prólogo.” In Informe de la comisión del Instituto nacional de higiene de Alfonso XIII enviada a las posesiones españolas del Golfo de Guinea para el estudio de la enfermedad del sueño y de las condiciones sanitarias de la colonia, ed. Gustavo Pittaluga, 1–12. Madrid, Spain: Blass.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989 [1901]. Recollections of My Life. Trans. E. Horne Craigi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amón y Cajal, Santiago. 1999 [1897]. Advice for a Young Investigator, 4th ed. Trans. Neely Swans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hee, Jennifer. 2018. The Robotic Imaginary: The Human and the Price of Dehumanized Labor.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Rheinberger, Hans-Jörg. 1997. Toward a History of Epistemic Things: Synthesizing Proteins in the Test Tube.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Ricaurte, Paola. 2019. “Data Epistemologies, The Coloniality of Power, and Resistance.” Television & New Media 20, no. 4: 350–65.
Rumelhart, David, Geoffrey Hinton, and Ronald Williams. 1986. “Learning Representations by Back-Propagating Errors.” Nature 323: 533–36.
Rumelhart, David, and James McClelland. 1987.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Explorations in the Microstructure of Cogni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umelhart, David, James McClelland, and Geoffrey Hinton. 1986. “The Appeal of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In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Volume 1, ed. David Rumelhart and James McClelland, 3–44.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Rumelhart, David, and David Zipser. 1986. “Feature Discovery by Competitive Learning.” In Parallel Distributed Processing, Volume 1, ed. David Rumelhart and James McClelland, 151-193.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adowsky, Jonathan. 2016. Electroconvulsive Therapy in America: The Anatomy of a Medical Controversy. London: Routledge.
Shorter, Edward, and David Healy. 2007. Shock Therapy: A History of Electroconvulsive Treatment in Mental Illness. New Brunswick, N.J.: Rutgers University Press.
Simon, Joshua. 2017. The Ideology of Creole Revolution: Imperialism and Independence in American and Latin American Political Thought.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Siskin, Clifford. 2016. System: The Shaping of Modern Knowledg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Spivak, Gayatri. 1999. A Critique of Postcolonial Reason: Toward a History of the Vanishing Present.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Stäheli, Urs. 2020. “Undoing Networks.” In Undoing Networks by Tero Karppi, Urs Stäheli, Clara Wieghorst, and Lea Zierott, 1–30. Minneapolis: meson press and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Star, Susan Leigh. 1989. Regions of the Brain: Brain Research and the Quest for Scientific Certainty.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Suchman, Lucy. 1987. Plans and Situated Actions: The Problem of Human–Machine Interac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Weinstein, Deborah. 2013. The Pathological Family: Postwar America and the Rise of Family Therapy. Ithaca, N.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Wiener, Norbert. 1945. “Letter to Arturo Rosenblueth from January 24, 1945.” In Norbert Wiener Papers, Box 4, Folder 67, 1–2. Cambridge, Mass.: MIT ArchivesSpace.
Williams, Raymond. 1976.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N.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oods, Angela. 2011. The Sublime Object of Psychiatry: Schizophrenia in Clinical and Cultural Theory.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Wynter, Sylvia. 1995. “1492: A New World View.” In Race, Discourse, and the Origin of the Americas: A New World View, ed. Vera Lawrence Hyatt and Rex Nettlefort, 5–57. Washington, D.C.: Smithsonian Institution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