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矛盾与强度：论 NationBuilder 的平台能量学

Ambivalence and Intensity: On the Platform Energetics of NationBuilder¶

乔丹·B. 金德（Jordan B. Kinder）¶

加拿大能源让原住民社区从贫困走向繁荣。

——Canada Action

是时候建成那条管道了。

——Canada's Energy Citizens

我们必须让各级政府知道：我们需要管道审批与建设，需要通往海岸的出口。

——Rally 4 Resources

这些来自加拿大一组亲石油团体和宣传活动的表述，出现在我位于魁北克省蒙特利尔麦吉尔大学（McGill University）校园办公室的笔记本电脑屏幕上。蒙特利尔坐落于从未让渡的原住民领土之上，这片土地公认的守护者是卡尼恩克哈卡（Kanien'keha:ka），即莫霍克民族（Mohawk nation）。长久以来，这里的土地与水域一直是许多原住民民族——包括豪德诺索尼（Haudenosaunee）与阿尼希纳贝格（Anishinabeg）——相会与交流之所。我所在的这个空间距圣劳伦斯河（St. Lawrence River）的水流约三公里，它为工业与后工业经济所塑造，而推动这些经济的，是持续不断的剥夺，尤其是二十世纪期间沿圣劳伦斯河修建的水电巨型大坝以及航道的开辟。这些大坝曾经为电气化的工业关系提供燃料，如今则向不断扩张的全球科技产业许诺一种所谓可再生的基础——这一产业为其基础设施，特别是数据中心，索求领土与能源。¶

这些地缘政治情境与上述团体和宣传活动相互关联。三者都托管于 NationBuilder。这是一家科技初创公司，为政治竞选、非营利倡导组织等提供硬性与软性的网络基础设施。^[1] 在数据存储方面，NationBuilder 本身依赖亚马逊网络服务（Amazon Web Services，AWS），而 AWS 在大蒙特利尔地区设有一座数据中心。在本章中，我将通过考察 NationBuilder 的政治经济、生态与想象，详述数据与能源之间这些关系的轮廓及其后果。¶

数据是新的石油。至少，过去十年间《连线》（Wired）、《福布斯》（Forbes）和《经济学人》（Economist）等媒体的一系列耸动标题，想让我们如此相信。^[2] 宣称社会已从石油驱动转向数据驱动，其前提在于人们如何理解石油与数据作为驱动全球经济关系之原材料的交换价值。然而，如果认真对待这一转变，那么在以一种多重决定的方式把数据与石油等同为驱动经济的商品之外，还会有一系列关系进入视野——媒介与环境之间、数据与能源之间的关系。当经济学家和记者争论数据是否真的已取代石油，成为中介主导性社会关系与生态关系的元商品（ur-commodity）时，化石燃料仍在持续燃烧。电力是让数据得以被设想为新石油的数字媒介系统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而在全球范围内，电力仍以煤炭为主要来源。这是数据与能源之间的一种能量关系，其后果将在近期与远期未来被日益强烈、却又不均衡地感受到。¶

这一石油—数据的交汇凸显出，能源形式（此处为化石燃料）与计算对象（此处为数据）是在怎样的经济、物质与文化条件下彼此关联、相互塑造的。在数据中心，能源与数据以使平台成为可能的方式相遇。我对平台概念的使用既宽泛又有所限定。我沿用新媒介研究与数字当下之政治经济学中批判视角的定义，例如政治理论家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的定义（Srnicek 2017, 43），他将平台理解为“使两个或更多群体得以互动的数字基础设施”。在这一视角下，平台是文化中介与经济中介的重要场所；我也认同斯尔尼塞克的直觉：“把大型科技公司视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的经济行动者，我们就能对它们有很多了解”（3）。从这一立场转向平台，意味着考察文化与经济在一般意义上的平台、尤其是在数据中心相遇时的种种遭遇。鉴于大卫·B. 尼博格（David B. Nieborg）与托马斯·波尔（Thomas Poell）（2018, 4276）所指出的，平台正日益塑造互联网与日常生活，即所谓“文化生产的平台化”，或“数字平台的经济、治理与基础设施延伸向网络与应用生态系统的渗透”，并在宏观与微观尺度上扎根，这些遭遇便尤为重要。作为数字当下文化、政治与经济交换的中介者——这无疑是一种基础设施性的关系——平台成为探讨数字时代物质—能量轮廓的场所；正如我将在本章中表明的，它也是探讨支撑我们数字当下的能源系统与认识论的场所。¶

在本章中，我提出“平台能量学”（platform energetics），用以考察数字媒介平台所依赖的物质性能源系统与关系，与在这些平台上生产并流通的能源想象之间的相互关联。媒介考古学与环境媒介研究领域的近期研究，将数字媒介基础设施的物质—生态倾向或配置，与能源系统和关系的社会、文化生命联系起来；借鉴这些研究的方法论启示，平台能量学是一种辩证的构型，它既聚焦平台的物质—能量生命，也聚焦在平台上被中介的能源想象。由此，平台能量学源自我们在本书导论中所描述的能源分析视角，并与本书得名的更宽泛的数字能量学紧密相连。¶

本章考察一个新兴且影响日增的政治参与平台——NationBuilder——的平台能量学。如开篇段落所提示的，NationBuilder 是一家面向非营利组织、政治竞选等客户进行营销的科技初创公司。传播学者芬威克·麦凯尔维（Fenwick McKelvey）与吉尔·皮比亚克（Jill Piebiak）（2018, 902）对 NationBuilder 做出了或许迄今最为详尽的分析，据他们描述，NationBuilder 提供“一种按需、一体化的解决方案：用一个平台来管理竞选的电子邮件、网站、选民数据库、捐款、志愿者协调与传播”。自 2010 年代初以来，该平台在许多政治竞选中发挥了关键却也颇具争议的作用，例如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在 2016 年成功竞选美国总统。与此同时，NationBuilder 也日益被用于社运和非营利的宣传活动与组织。我的研究关注如今被称为加拿大的地方中能源、基础设施、媒介与环境的文化政治，尤其关注加拿大石油如何成为线上线下物质性与话语性斗争的场所（Kinder 2020）。在过去十年左右的研究中，我不断遇到 NationBuilder：抵抗者和支持者双方的团体与组织都在使用这一平台，而它们所围绕的，是历史上最具争议的工业巨型项目之一，也是我大部分研究的现场——焦油砂（tar sands）。我将这一冲突领域视为一个集中而典型的场所，通过考察这些相互竞争的能源想象与认识论如何经由 NationBuilder 得以实现，来发展平台能量学这一概念。¶

作为一个数据驱动的政治参与平台，NationBuilder 参与了尼克·库尔德利（Nick Couldry）与乌利塞斯·A. 梅希亚斯（Ulises A. Mejias）（2019）新近所称的“数据殖民主义”（data colonialism）这一更宽泛的政治经济现象。正如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在《连接的代价：数据如何殖民人类生活并将其占为资本主义所用》（Costs of Connection: How Data Is Colonizing Human Life and Appropriating It for Capitalism）中所详述，数据殖民主义描述的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运作方式：通过对数据的占有，社会生活被进一步商品化，由此开启了他们所认定的、以历史殖民主义为蓝本的资本主义新阶段。尽管这一概念受到批评，尤其是来自全球南方学者的批评，我仍认为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具有批判价值。^[3] 本章让为数据中心提供燃料的开采性能源系统中那些物质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关系，与数据殖民主义展开对话。这些关系折射在围绕焦油砂的种种相互竞争的能源想象之中；这些想象经由矛盾性与强度成形，它们助长的是一切照旧，而非对其提出挑战。支撑 NationBuilder 平台能量学的矛盾性与强度所关涉的，是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同质化——这种同质化以维持并再生产既有主导性开采关系与定居者殖民关系的方式，将一个黯淡的行星未来推向前台。¶

关于 NationBuilder：平台概况（On NationBuilder: A Platform Profile）

“运营你的非营利组织；为你的倡导赋能；赢得你的选举。”NationBuilder 的宣传语如此号召。NationBuilder 创立于 2009 年，总部位于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起初是一个在线工具，用于以民主方式生成政策提案，交由用户投票。这一工具最早应用于一个名为“白宫 2”（White House 2）的网站。创始人吉姆·吉列姆（Jim Gilliam）（2009）在平台上线前几个月这样描述它：NationBuilder“将是一个在线运行民主的通用操作系统”。为了“在线运行民主”，“白宫 2”把真实世界中的政策提案与用户提交的提案汇集在一起，供用户评判，作为一种集体的推想练习，用来“想象如果白宫完全由成千上万人通过互联网以民主方式运行，它会如何运作”（White House 2 2009）。用户认为值得实施的提案，只需点击一下按钮即可表示赞成；认为不值得的，也以同样方式表示反对。在这一民主视野下，NationBuilder 最初是作为开源平台开发的，其源代码作为公开的 GitHub 仓库供人获取——这一努力在形式与内容两个层面上都体现了平台的民主理想。¶

NationBuilder 的早期版本不仅渴望为民主目标而调动互联网，更希望互联网本身成为推动变革的中介渠道，或者如 NationBuilder 一句用滥了的宣传语、也是吉列姆个人博客的名字所暗示的那样，去“创造未来”（make the future）。与 1990 年代网络文化的远大抱负中如此显眼的技术乌托邦愿景一脉相承，我们至今仍不断遭遇这些关于互联网前景的天真乐观，它们如同一场难以醒酒的意识形态宿醉。尽管越来越多的学术研究详述了这些乐观视野的缺陷，这场宿醉依然延续。然而，那些或许曾被读作天真而富于抱负的乐观，如今读来却是典型的行业傲慢，难以与一种更为阴险的“科技兄弟”（TechBro）救世主义区分开来。吉列姆在 2016 年出版了一本回忆录，书名恰恰概括了这种信仰：《互联网是我的宗教》（The Internet Is My Religion）——这或许并不令人意外。¶

上线十余年后，NationBuilder 已经封闭起来并向外扩张，采用了一种与其早期技术乌托邦构想相龃龉的形态。这一转变相当突然，发生在吉列姆于 2009 年宣布其平台愿景、以及此后若干早期实际应用案例——例如凯瑟琳·韦恩（Kathleen Wynne）在 2012 年成功竞选安大略省省长——之后的某个时间点。平台不再在 GitHub 上公开，其后端运作变得不透明；NationBuilder 在其详尽的“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age Policy）中明确禁止复制或镜像其源代码的企图（NationBuilder 2018）——这一举措与平台资本主义而非平台民主更为合拍。NationBuilder 从一项旨在为线上线下践行民主提供某种公共架构的计划，转变为一个只向愿意且有能力参与订阅制模式者开放的平台。正如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2018, 902）“一体化”的描述所暗示的，集中化与控制成了卖点。¶

然而，某种残余的理想主义仍存留在平台的品牌塑造与自我呈现之中。“我们通过帮助领导者发展并组织繁荣的社群，为一个创造者的世界构建基础设施。”NationBuilder（n.d.）的使命宣言如是说。在这份意图声明中，若置于平台能量学的情境下考量，“基础设施”一词承载着沉重的语义、象征与认识论分量。文化理论家劳伦·贝兰特（Lauren Berlant）关于基础设施的论述有助于澄清这一点。在贝兰特（2016, 393）看来，基础设施不仅由其作为支撑日常生活的沉重物质对象（想想管道或数据中心）的运作所界定，也由其使种种关系成为可能的方式（想想金融系统或数字平台本身）所界定。因此，基础设施同时是硬性与软性的材料与关系，它们最终“由社会形式的运动或模式化所界定”（Berlant 2016, 393）。在软性的领域中存在着“情感基础设施”（affective infrastructure）（Berlant 2016, 414）——这是贝兰特一个颇具影响力的术语，其在人文与社会科学中的使用带有模糊性（Bosworth 2022）。追随博斯沃思（Bosworth），并且我认为也是追随贝兰特，我所使用的“基础设施”一词所指称的与其说是一个具体事物，不如说是一种关系——它横跨硬性与软性——而情感构成其中的核心支柱（Bosworth 2022）。就 NationBuilder 的自我呈现而言，对基础设施的援引同时指向这些硬性与软性的配置，它们有助于建立并影响各种公众。¶

NationBuilder 最明确地提供的是硬性的网络化基础设施，为平台用户的传播性、公共性呈现提供动力；与此同时，它也通过一种普遍化的通用形式提供软性基础设施，用户调动这一形式来实现从赢得选举到建立工会公共形象的各种目的。我在此使用“形式”一词，借鉴的是政治美学的思想传统，这一传统将形式视为塑造使用预期与使用可能性的东西。媒介理论家卡罗琳·莱文（Caroline Levine）（2015, 4–6）概括了形式的五种特征或倾向：形式施加约束；形式各不相同；多种形式相互重叠、交织；形式会迁移；形式在特定历史语境中从事政治工作。在其运作中，形式依据可供性（affordances）行事，而可供性是“一个用来描述潜藏于材料与设计中的潜在用途或行动的术语”（Levine 2015, 6）。在此转向形式与可供性的架构，就是要凸显平台如何塑造文化想象与物质关系，又如何为二者所塑造。¶

企业神话把 NationBuilder 平台建构为这样一个平台：依照某种特定数字民主模式的原则，其形式与内容相互塑造、彼此影响。后来，NationBuilder 回避了这些更具乌托邦色彩的原初愿景，其今日的产品是一个将主要取自草根社运与政治竞选策略的运作加以精简化的平台，并向订阅用户群开放，而不论使用者的立场与目标如何——除了某些明确违反 NationBuilder“可接受使用政策”（Acceptable Use Policy）的情形，例如煽动暴力。尽管在其宣传语和口号中，仍可见对吉列姆最初愿景——一个既由民主原则推动、又践行民主原则的平台——的援引，但毫无疑问，今天的 NationBuilder 体现的是平台资本主义；其信条与平台民主相龃龉，因为可以说它力图垄断竞选与社会运动。¶

在为本章进行研究时，我参加了一场面向 NationBuilder 潜在客户的免费公开在线演示。这场演示逐一介绍了平台的关键功能与特性，其中包括如何解析通过注册表和承诺表收集的数据，重点在于一方面为策略性传播目的、另一方面为筹款工作而解读和调动这些数据。传播与财务这两类功能构成了 NationBuilder 的基础机制。在传播方面，用户可以利用平台群发或定向发送电子邮件，并依据默认或可自定义的标签——如捐款金额、志愿服务时长或所在地——筛选某封邮件的接收者。NationBuilder 的代表特别强调了这一功能，指出可以针对在财务上投入最多的用户进行募款。在这里，NationBuilder 的传播运作与财务运作相互汇合：对数据的解析使得向一个忠实的支持者基础募集资金成为可能。¶

耐人寻味的是，尽管该平台的目标客户包括非营利倡导组织、工会等等，主持我所参加的研讨会的 NationBuilder 代表却以一个假想的政治竞选作为默认的演示模型。回到基础设施在平台形式与功能中的作用这一问题——即硬性与软性——在思考平台能量学时，这些默认设置值得认真考量。的确，像 NationBuilder 这样的平台，正是由那些同样使我们所知的互联网成为可能的材料、经济与关系所促成的。当我问这位 NationBuilder 代表，数据是否仅托管在美国服务器上时，他的回答在这一意义上颇能说明问题。这位代表不仅指出数据存储在云上（其中包括美国服务器），还指出数据完全归用户自己所有。他澄清说，NationBuilder 不会访问这些数据；此外，它遵守平台运营所在地区的隐私法律，包括欧盟（European Union，EU）的相关法律——欧盟认为其《通用数据保护条例》（General Data Protection Regulation，GDPR）是“世界上最严格的隐私与安全法律”（GDPR 2018）。相当合理地，这位代表把我的问题理解为对数据隐私的关切。他的回答大部分着眼于说明任何数据都是客户的财产。但他在此所指涉的那个未加限定的“云”，把数据想象为处于一种去物质化的以太之中，仿佛这些数据与任何物质的、在地的、以土地为基础的关系都毫无关联。我的问题并非关乎隐私与安全——尽管这些无疑是切中要害的关切——而是试图弄清该平台主要在哪些领土上存放其数据，进而弄清 NationBuilder 与之绑定的能源系统和领土关系。¶

论数据中心与数据殖民主义：超越隐喻的平台能量学（On Data Centers and Data Colonialisms: Platform Energetics beyond Metaphor）

像 NationBuilder 这样的平台赖以运作的云，并不是硅谷想象中呈现给我们的那种非物质空间或场所。然而，我的对话者诉诸云，以简洁却含糊的方式回答我关于 NationBuilder 服务器位于何处的问题，这恰恰表明：在学界集体坚持“非物质之物的物质性”多年之后，这类非物质想象依然颇有市场。在我的对话者的视野中，云代表着一个不可知、缥缈而神秘的空间，它在“那里”而非“这里”。当然，这种缥缈的云想象抽象化并遮蔽了从微芯片到数据中心、支撑着云的大量硬件。例如，电力为更宽泛的云装置提供燃料，而数据中心与网络线缆则需要土地与领土，与能源系统以及土地和水资源的利用实践绑定在一起——这些实践在理论与实践上都同时是资本主义的和殖民性的。¶

数据与石油及其他被用作能源的化石燃料一样，在政治经济与想象中被建构为资源。而塑造这些资源关系的逻辑，与开采资本主义的历史物质过程及关系紧密相连。梳理这些相互绑定的逻辑、过程与关系在平台上碰撞的方式，可以为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的数据殖民主义提供一种更具物质取向的阐述，同时对该概念中关于数据与新殖民关系的一些较为普遍化的主张施加压力。媒介理论家西·塔费尔（Sy Taffel）（2021, 13）在其近期关于数据—石油隐喻之物质维度的文章中，在与库尔德利和梅希亚斯的对话中开启了这项工作；他通过揭示“行星尺度的开采产业如何是获取数字数据的先决条件”，阐发了数据与石油的关系。追随塔费尔，我从数据—石油的交汇转而更细致地考察云的以土地为基础的领土维度，以此进一步完善数据殖民主义这一概念。¶

在与电力的直接关系之外，数据还通过能源史学家克里斯托弗·F. 琼斯（Christopher F. Jones）（2014, 9）所称的“强化景观”（landscapes of intensification）与开采经济和资源经济相连。在琼斯看来，强化景观是那些为服务于工业生产的能源体制而被塑造的景观，其方式是以牺牲乡村边缘地区为代价、为城市中心输送能源——运河、管道与电线。在这一表述中，我们还可以加上数据中心及其他数字基础设施。¶

例如，NationBuilder 就嵌套在地球上最大的云基础设施装置之一——AWS——之中。2011 年，AWS 发生了一次停机事故，导致约一半的网络在一天多的时间里无法使用；吉列姆在回应此事的一篇博客文章中指出，NationBuilder 使用的是 Heroku，一项托管于 AWS 的第三方服务。这一关系如今可以由 NationBuilder 的一份详细的“子处理者”（subprocessors）清单得到证实。该清单列出了平台本身所依赖的更大的硬性与软性基础设施，包括提供云服务的 AWS、提供金融服务的 Stripe，以及提供电信应用程序编程接口（包括短信服务）的 Twilio。由于依赖 AWS 及一系列其他平台，NationBuilder 与大多数平台一样，是一个正在展开并日益强化的行星尺度的能源、领土与数据体制的一部分，而平台能量学所命名的正是这一体制。¶

随着科技公司寻求对资本、能源与领土有利的条件，某种边疆在这些能量关系的余波中成形。帕特里克·布雷斯尼汉（Patrick Bresnihan）与帕特里克·布罗迪（Patrick Brodie）（2021）在爱尔兰的田野工作揭示出，在寻求新的运营领土的过程中，乡村与城市、城镇与乡野之间的区分如何在数据边疆上被重新铭刻——在爱尔兰，这一开采边疆由“风能/数据的莫比乌斯带”所支撑。即便人们追求用可再生能源为云提供燃料，这些对于向化石燃料驱动的工业资本主义转型至关重要的区分（Malm 2016）仍被再生产出来。当平台资本寻求新的领土，以便在其上并借助其建设一般意义上的数字当下基础设施、特别是数据中心之时，这出戏剧正在上演；而这一切都受制于梅尔·霍根（Mél Hogan）（2021）所称的“数据工业复合体”（data industrial complex）。¶

在加拿大，这些有利条件在持续的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润滑下，使数据边疆与一条历史性的边疆相接触。例如，魁北克水电（Hydro-Québec）（n.d.）等水电供应商调动绿色话语，将魁北克描述为“清洁云的家园”。AWS 在蒙特利尔都会区运营一座数据中心，也助长了这一想象。但这些数据中心是在殖民性地方营造的阴影下运作的。从詹姆斯湾水电项目（James Bay Hydro Project）到博阿尔努瓦发电站（Beauharnois Generating Station），魁北克的巨型大坝一直是剥夺和驱逐原住民的场所。在焦油砂所在的阿尔伯塔省，阿尔伯塔联合保守党（United Conservative Party）在一次施政演说中把液化天然气的丰富储量拿出来，以进一步将阿尔伯塔定义为“现代电力强省，以及吸引数据存储和加密货币等新兴技术投资的磁石”（引自 Stephenson 2022）。记者阿曼达·斯蒂芬森（Amanda Stephensen）捕捉到了新旧边疆交汇之际的这种精神：“这个以其创业史为傲的石油与天然气生产省份，如今正大肆宣扬其雄心，要成为北美地区从事比特币、以太坊、狗狗币及其他数字资产交易或相关服务之公司的中心。”超越隐喻而言，定居者殖民关系为数据中心工业复合体及其毗邻的加密货币等计划提供了燃料。在这里，对土地与领土日益加深的影响不容忽视，因为它们构成了矛盾性与强度的又一场所。¶

把平台能量学所捕捉的这些领土性与能量性的权力体制纳入视野，就能识别出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2019）数据殖民主义概念的局限。对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而言，数据殖民主义是当代数字资本主义所特有的一种新过程。从以对社会和生态有害的方式制造计算硬件，到为数据中心获取领土，殖民关系为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所称的“云帝国”（Cloud Empire）提供燃料。在其著作开篇不久的一段简短文字中，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论及这些物质关系，以及他们所理解的历史殖民主义与数据殖民主义之间的联系。他们援引丽莎·帕克斯（Lisa Parks）与妮可·斯塔罗谢尔斯基（Nicole Starosielski）的研究，描述了“数字网络的基础设施本身……如何是暴力的化身与媒介，是开采得以发生的渠道”（45–46）。此外，“人与环境的生产关系也依然带有典型的殖民特征”（46）。对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而言，这些物质现实几乎只是数据殖民主义的脚注，然而平台能量学这一概念首先优先关注的，恰恰是这些关系。库尔德利与梅希亚斯承认，数字当下的历史与物质动态类似于历史上和正在延续的殖民主义模式，但可以说，他们回避了将这些模式充分纳入其对数据殖民主义的界定之中。殖民主义过去和现在首先都是由获取土地所驱动的，其后果是对原住民的剥夺（Coulthard 2014）。数据殖民主义也不例外。¶

我以一种与数据殖民主义之抽象化倾向温和相摩擦的方式所提出的，是一种说明平台资本主义之物质—能量关系的方法，尤其是考虑到剥夺与驱逐始终是新旧资本主义的根基。在 NationBuilder 平台能量学的情境中，其矛盾性与强度影响着这一平台如何被加拿大化石经济的建筑师及其盟友调动，同时也被那些力图建设超越化石经济之未来的人调动。正如支撑数字当下的数据中心和其他基础设施助长了持续进行的定居者殖民主义进程，一种最终倾向于僵局而非转型的能源文化政治亦是如此。¶

论矛盾性：在移植与形式之间（On Ambivalence: Between Ports and Forms）

尽管 NationBuilder 在近来的重大政治事件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关于它的学术研究却寥寥无几。在我通过关于媒介和加拿大石油文化政治的学术研究接触 NationBuilder 的过程中，这一平台只在讨论那些为各自目的而调动 NationBuilder 的更大规模的宣传活动或行动时被顺带提及。^[4] 这种研究不足部分可以这样解释：在本文写作之时，NationBuilder 在内容管理系统（content management system，CMS）领域所占的市场份额很小。Squarespace、Wix 和 WordPress 三者合计支撑着排名前一百万的网站中超过 37% 的后端，而 NationBuilder 与之相去甚远，仅占 0.007%。^[5] 像 WordPress 这样最受欢迎的 CMS 平台面向的是更为普泛的受众，而 NationBuilder 瞄准的是一个特定的受众群体：变革推动者（change makers）。正如我前文的平台概况以及我参加平台演示的经历所揭示的，这些变革推动者被设想为（且很可能确实是）政治竞选和倡导组织——也就是说，其首要目标是在更宽泛的政治格局中产生现实影响的行动者。尽管在整个 CMS 市场中所占份额如此之小，可以说 NationBuilder 的影响力远远超出了其体量。¶

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2018）通过 NationBuilder 考察了平台与政治实践之间的相互流动。他们运用定性政治传播方法与行动者网络理论，对 NationBuilder 的加拿大用户进行分析，提出以“移植”（porting）一词来描述平台“相互影响与杂交的整体过程”（903），而 NationBuilder 正是这方面的一个贴切案例。形式的问题再次浮现。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文章开篇的小故事在这方面颇能说明问题：他们转述了竞选咨询公司 Groundforce Digital 向他们讲述的经历，该公司负责凯瑟琳·韦恩 2012 年成功竞选安大略省省长时的数字运营。一套竞选基础设施可以轻而易举地从零搭建起来，这让 Groundforce 的一位代表惊呼：“哇，这可不正常。”（引自 McKelvey and Piebiak 2018, 902）¶

移植伴随着一种被标榜为无党派倾向的矛盾性而运作。正如我将在后文更细致地考察 NationBuilder 如何被调动来推广和挑战加拿大石油时所论证的，支撑移植的矛盾性最终有利于已占主导地位的观点和关系，包括与土地和领土之间的开采关系。正如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2018）所详述的，NationBuilder 为从事政治和社运劳动提供基础设施的便捷性，强加了某种模板，界定了何谓此类劳动。其一个重要后果是竞选与社会运动的同质化，以及它们与平台资本主义的捆绑。随着 NationBuilder 这样的平台塑造了什么是可能的、以及如何成为可能，竞选与社会运动变得难以区分，而支撑这一切的是数据扩张主义。¶

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追随]行动者”（Kriess，引自 McKelvey and Piebiak 2018, 905），而我则回应黛博拉·科文（Deborah Cowen）（2020, 471）“追随基础设施”的号召，以此拓展他们的工作。如我在前文的平台概况中所详述的，NationBuilder 不仅是收集和利用数据的媒介，更是一种可以在其上建立组织和开展宣传活动的基础设施。为此，NationBuilder 提供免费的速成课程，讲授创建非营利组织、为倡导组织建立网络形象或开展政治竞选的步骤。在每一种情形中，NationBuilder 都提供了一种遵循其企业信条——建立、赋能、赢得——的精简化算法流程。¶

尽管该平台被用于各不相同的目的，NationBuilder 看待其用户的方式却揭示出，关于使用该平台并借助它在世界中行动意味着什么，存在一种更为集中化的想象。客户是“领导者”（Leaders）。在 NationBuilder 数据库中被归类的订阅者和志愿者是“国度”（Nation），而用于量化数据的各类分析则是“政治资本”（Political Capital）。麦凯尔维与皮比亚克（2018）详述了“国度”如何充当一种组织机制，而使追踪“政治资本”成为可能的工具，则充当塑造“国度”轮廓的传播反馈机制。如果说借助数字民主实现线下的、真实世界的民主曾是 NationBuilder 的抱负，那么这些功能则揭示出，关于如何建设那一未来的想象是有限的。正如我对数据殖民主义概念的回应所暗示的，NationBuilder 矛盾性的形式所体现的、对如何从事政治与社会运动的封闭，与对物质—能量未来的封闭协同运作——这是一种通过矛盾性来助长强度的平台能量学。软性（即创造并动员公众）与硬性（即领土的与能量的）之间的这种相互作用，构成了平台能量学的关键所在。¶

论强度：能源想象在平台上碰撞（On Intensity: Energy Imaginaries Collide at the Platform）

从政治与基础设施的角度而言，NationBuilder 是一个在设计上就具有矛盾性的平台。NationBuilder 为用户许诺并提供一种可复制、可移植的通用形式，不论其目标与抱负为何，用户都可借此生成、操纵、组织、访问和解析从用户社群中汇集而来的数据。这些实现抱负的许诺，被提供给目标各异且往往彼此对立的大量客户，他们都希望通过使用 NationBuilder 提升赢得竞选的前景，或更有效地支持自己的事业。矛盾性并不是平台关系倾向的某种非预期效果，而是一个卖点，因为 NationBuilder 自豪地宣称，它从根本上是一家无党派企业。但这种无党派性依赖于对公共领域的一种后政治理解，而平台正是在这一公共领域中运作并进行中介的。当我们面对由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占主导地位的资本主义经济秩序所推动的日益严峻的不平等状况时，无党派性究竟是否可能？当政治竞选和政治表达的形式特征被——例如——那些力图通过废除化石经济来建设一个在社会与生态上更为公正之未来的人，和那些希望维持这一经济的人所共享时，社会运动的未来又会是什么样子？¶

在 NationBuilder 平台能量学的语境中，这些问题至关重要，因为无论这种交汇是否处于用户关注的前沿，这些问题都与数字当下的物质—能量强度交织在一起。换言之，当当下阴燃的热度要求人们选边站（Malm 2018）时，把拒绝选边站当作一种商业模式意味着什么？焦油砂如何在 NationBuilder 上同时被推广与挑战，指向一种日益岌岌可危的状况：平台——在基础设施意义上常被视为不可见——中介着何种政治与社会运动是可能的，并因此以被矛盾性所遮蔽的方式塑造着我们潜在的未来。¶

在美国和加拿大，焦油砂是近代史上最具争议的资源开采场所之一。作为一个新兴的工业巨型项目，焦油砂首次在规模上具备经济可行性是在 1967 年，当时大加拿大油砂（Great Canadian Oil Sands）工厂投入运营。油砂主要分布于阿尔伯塔省北部的第八号条约（Treaty 8）领土上，这使得该巨型项目与历史上和持续进行的定居者殖民主义交织在一起。油砂最初被冠以“焦油”这一能指，是一种与较为人熟知的物质“焦油”相关的感官描述：构成油砂的原沥青是一种黏稠的、类似焦油的物质，而为其命名的定居者借用了这种更广为人知的物质（焦油），使这种新物质（沥青质砂）变得可以理解。1930 年代，化学家卡尔·克拉克博士（Dr. Karl Clark）开发出一种资源密集型工艺，用以将沥青从砂中分离出来；此后，焦油砂迅速发展，成为能源史学家特洛伊·韦特塞（Troy Vettese）（2016）所说的“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单一工业项目”。¶

然而，自 2000 年代中后期以来——当时，一个由环保和原住民非营利组织及社运团体组成的联盟联合起来，发起了一场反对焦油砂的协同运动——“焦油”一词主要被油砂的支持者描绘为对一种中立资源所发动的带有政治色彩的话语攻击。其中一个团体，是以“脏油砂网络”（Dirty Oil Sands Network）为旗号运作的原住民与环保组织联盟，它调动“脏”这一能指，以引起人们对焦油砂石油在开采、改质和输送过程中所带来的破坏性社会与生态影响的关注（Kinder 2020, 171）。这场运动涵盖了大量媒介形式，包括书籍（如 Nikiforuk 2008）和纪录片（如 Iwerks 2009）；在其影响之下，加拿大石油的意义与再现从此永远带上了“肮脏”的色彩。这便是一场围绕焦油砂之意指的象征性、再现性斗争的起源：焦油砂被视为一种抽象化的资源，与常规原油相比，它需要相对更多的资源投入，并在生产过程中产生更多排放。¶

可以说，这些围绕意指的斗争已从较为分散的多媒体生态转移到数字平台上，其中最突出的是社交媒体。在过去十年左右，加拿大化石经济的建筑师及其盟友为挑战这一“脏油”称号所做的努力逐渐成形并不断加强。一方面，加拿大石油生产商协会（Canadian Association of Petroleum Producers，CAPP）等游说组织利用当代网络的动态机制争取公众支持，例如通过其“加拿大能源公民”（Canada's Energy Citizens，CEC）运动；另一方面，一系列与行业保持距离的石油倡导团体也如法炮制，模仿那些曾试图阻止焦油砂持续扩张的宣传活动与讯息传播方式。在这一背景下，一些自称草根的组织和政府宣传活动纷纷成形，确立起如今可被更宽泛地理解为亲石油运动的东西，而这一运动与极右翼政治和媒体生态之间的联系，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可以说，这场运动始于 2010 年极右翼媒体人物埃兹拉·莱文特（Ezra Levant）所著的一份亲石油宣言的出版。这本题为《道德石油：为加拿大油砂辩护》（Ethical Oil: The Case for Canada's Oil Sands）的书，挑战了“脏油”运动提出的论点，主张由于加拿大拥有严格的环境法规，且是少数几个生产石油的自由民主国家之一，焦油砂石油并不肮脏，而是道德的。¶

继《道德石油》之后，整个 2010 年代，一系列团体接过了火炬，包括 Canada Action、CAPP 的 CEC 以及 Rally 4 Resources。它们都把支持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草根议程作为自己的使命，而在加拿大，这一行业的游说力量仅次于银行（Maclean's 2013）。正如我在开篇所指出的，这三个团体和宣传活动都使用 NationBuilder 作为其主页平台，并与其在 Facebook、Instagram、Twitter 和 YouTube 等平台上更广泛的社交媒体存在相链接。我曾在别处将这一更大的现象称为“石油草皮运动”（petroturfing）（Kinder 2020），即这项亲石油计划那种类似于“人造草皮运动”（Astroturfing）的虚伪框架与来源。NationBuilder 在为这些团体和组织的呈现与运作赋予合法性方面，发挥了一种未被充分认识的作用。¶

最近，在阿尔伯塔省省长杰森·肯尼（Jason Kenney）的得意项目“能源作战室”（Energy War Room）的主持下，NationBuilder 被调动用于一项名为“支持加拿大能源”（Support Canadian Energy）的国家资助计划。能源作战室的正式名称是加拿大能源中心（Canadian Energy Centre），由肯尼设立，旨在反击其政府所认为的关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谎言（Heydari 2019）。在“支持加拿大能源”网站上，访问者受邀通过签署承诺书和请愿书来“采取行动”，而这些都利用了 NationBuilder 所提供的可供性。这些承诺活动包括呼吁“叫停‘公正转型’”（Stop the 'Just Transition'），要求访问者填写表格，向加拿大政府发送电子邮件；以及类似的“Netflix，说出真相”（Tell the Truth Netflix）行动，为访问者提供一份表格，用以向 Netflix 加拿大公司的传播主管发送电子邮件。这场针对 Netflix 的运动是该计划最早的行动之一，它指控 Netflix 上的一部儿童电影“散布关于石油和天然气行业的错误信息”（Support Canadian Energy, n.d.）。¶

在上述每一个应用案例中，NationBuilder 的形式都赋予了一种有利于更宽泛的亲石油计划的本真性光环。在形式与功能上，NationBuilder 使用与部署的便捷性，通过通用形式支撑起某种本真性：推广加拿大石油的努力，由此被塑造为与建设超越化石经济之未来同等正当的政治计划。更一般地说，NationBuilder 所提供的通用形式确立了社运努力之间的等同化；在其中，矛盾性导致了处于石油文化战争中心的物质与象征冲突及两极对立的强化，其结果是扼杀了扰乱占主导地位的化石燃料能源体制的可能性。¶

在这些较为直接的社运努力之外，浸淫于化石燃料之中的政党和媒体组织同样依赖 NationBuilder。例如，莱文特本人的极右翼媒体集团 Rebel News 就利用该平台托管其文章和视频，同时集中管理其社交媒体和筹款工作。新成立的加拿大极右翼政党加拿大人民党（People's Party of Canada）也使用 NationBuilder 来维持其竞选存在。但 NationBuilder 同样被用于进步目的，以挑战加拿大的化石经济及其右翼政治机器。一家总部位于阿尔伯塔的另类新闻媒体 the Progress Report 就使用该平台发布文章、托管其播客、分发新闻通讯等。恰恰是通过这种矛盾性，既有秩序得以维持——因为争取变革与维持现状二者都借助 NationBuilder 来追求。¶

换言之，维持一切照旧，变得与试图建设超越化石资本主义和开采资本主义之未来的努力几乎无法区分。在关于应如何理解焦油砂的种种相互竞争的想象与认识论的语境中，平台能量学让我们看到平台如何在物质与象征层面强化开采关系。NationBuilder 在石油文化战争中的角色，具体展示了平台能量学的批判效力，因为这一概念提供了一个框架，用以处理平台经济相互强化的能量基础或基础设施集合体，以及平台经济通过矛盾性而与这种强化形成的上层建筑关系。在一个由化石资本主义和开采资本主义的力量所造成的、以不断加剧的气候变化和持续的定居者殖民主义为标志的根本失衡的世界里，当被包装为平衡或无党派性的矛盾性本身成为目的时，那些从既有秩序中获益的人将继续获益。¶

超越平台能量学的矛盾性与强度（Beyond the Ambivalence and Intensity of Platform Energetics）

我们这些在一般意义上的环境人文学、特别是环境媒介研究领域工作的人，已经并将继续揭示我们以云为基础的当下之基础设施与能源所造成的社会和生态影响。这些影响汇聚于数据中心，在那里，水（Hogan 2015）、热（Velkova 2021；另见第二章）和电力（Bresnihan and Brodie 2021）等资源在一种由开采主义和化石化能源体制所支撑的政治经济与生态中被管理或消耗。随着文化与政治领域日益平台化，这些领域不仅以决定性的、物质的方式卷入这些模式之中，而且也以它们中介能源想象的方式卷入其中——所谓能源想象，即我们与能源之间集体的社会、文化和情感关系，以及我们如何理解这些关系。平台能量学阐明了这些相互绑定的动态：它描述平台的物质—生态关系，描述这些平台所流通的、围绕能源来源的文化想象和情感关系，也描述它们所促成的各种能源政治。当 NationBuilder 所提出的那类理想化的硅谷数字民主愿景，与以一种聚焦于土地和领土政治的数据殖民主义形式持续进行的剥夺现实发生直接摩擦时，会发生什么？¶

正如转型问题一直是能源人文学与环境人文学中激发批判的灵感来源，媒介研究也应当以类似的方式来处理数据关系，因为能源与平台在历史上是相互绑定的。能源的未来与平台的未来交织在一起。尽管本章的目标并非为平台资本主义、开采资本主义与化石资本主义相互强化的体制这一问题提供解决方案，而是借助平台能量学的概念，在这些方面开启批判性的对话，但在结尾处思考一下某些解决方案可能采取的形态，仍然是值得的。或许，正如辛迪·凯莹·林（Cindy Kaiying Lin）在其关于印度尼西亚工程师颠覆大型科技公司数据库运作默认方案之殖民力量的论述中所概述的（第三章），答案在于那些因地制宜的实践：它们寻求一种更为在地化的解决方案，以对抗那种一刀切的方案——后者最终只会进一步强化占主导地位的平台能量学的控制。或者，追随马尔姆（Malm 2021）等理论家，答案或许涉及通过有针对性的非暴力破坏方式来削弱和扰乱基础设施。答案很可能存在于生成性与破坏性干预的某种汇流之中，而推动这些干预的，是一种另类的平台能量学，即一种超越矛盾性与强度的平台能量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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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