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机器交流

保拉·比亚尔斯基（Paula Bialski）、芬恩·布伦顿（Finn Brunton）、梅赛德丝·邦茨（Mercedes Bunz）¶

本书试图理解交流，其出发点是这样一个事实：如今由机器以数字方式中介的交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为了把握“交流”一词现在所具有的全部含义，本书将以好奇的眼光去探究那些实体的复杂性——我们向它们交流、与它们交流，并通过它们与其他实体交流。我们不仅考察我们如何借助数字媒介进行交流，也考察数字设备和软件如何与我们交流、向我们交流，以及彼此之间如何交流；这样便能更精确地勾勒出计算机以及参与制造计算机的那些人所掌握的权力（无论是想象的还是真实的）。通过考察交流在历史与实践中的多个维度，本书将说明：数字媒介如何召唤其“主体”；我们所打造的中介者已经变得多么异己、多么不可见；以及在我们与机器一同工作、与机器互动的今天，交流变得多么复杂。由此，《交流》一书承接了“寻找媒介”丛书（In Search of Media）的主旨：它寻找交流在媒介与技术层面所受条件作用的变迁，并力图让这一变迁变得可见。¶

数字媒介不只是过滤器，而是“承载并传达意义的载具”（Peters 2012, 2）。^[1] 由于媒介承载、转递并分拣信息，它们便有能力干预我们的交流。中介就是干预——而谁在干预、什么在干预、它/它们如何干预，正是理解数字交流如何运作的关键。如果交流不再仅仅在两个（或更多）有意识的实体之间展开，而是包含了一个不可见的第三方，那么这可能会彻底改变交流的实际含义。是什么（一组程序、网络系统或界面）或是谁（一个开发者团队）在干预我们的交流？对于当今社会的技术现实而言，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为了理解交流这一变迁的诸多模式与面向，本书分析了机器、专家和外星者的交流，并转向历史上和当代的工程师、设计师与用户——他们都参与塑造了我们以人类方式和非人类方式进行的交流。为此，本书各章都着眼于机器交流，但分别采取了三种不同的视角：在第一章中，芬恩·布伦顿通过展示技术实体之间那种近乎外星的对话，来探讨交流与数字技术；在第二章中，梅赛德丝·邦茨考察了如今甚至已经开始开口说话的数字技术是如何召唤我们的；在第三章中，保拉·比亚尔斯基则转向技术系统的社会层面来研究机器交流。换言之，第一章考察计算机之间的非人类交流，以及发生在数字基础设施中的间接交流；第二章考察计算机如何向人类交流，并审视交流的力量；第三章则通过一个代码审查系统，考察数字基础设施与机器交流的实际创造过程。¶

借助这三种视角，本书汇集了三位风格迥异的学者：布伦顿是一位媒介理论家，著述涉及众多与媒介相关、植根于历史的主题，包括监控与混淆（obfuscation），以及一部垃圾信息的文化史——他在其中表明，产生大部分通信流量的并不是人类。邦茨是一位媒介与技术学者，研究数字技术与技术哲学，发表过关于人工智能、物联网和算法的论著，始终追问这些技术应用如何改变知识，并随之改变权力问题。比亚尔斯基的学术背景介于媒介社会学与媒介民族志之间。过去几年里，她围绕新媒介如何催生新的流动性与共处形式、如何改变我们对空间（位置）与亲密性的理解开展民族志研究。2016 年，她在柏林一家大型地图软件公司开始了一项田野工作项目。因此，她在本书中的章节正是基于她对这些企业软件开发者持续进行的民族志项目。¶

更详细地介绍各章，可以说，在第一章中，布伦顿考察了我们直接或间接地与数字基础设施进行交流的种种方式。为了进一步推进对这种基础设施之非人性面向的分析，他转向数字通信史的若干方面，其起点是早期的交互设计，以及约瑟夫·利克莱德（J. C. R. Licklider）与罗伯特·泰勒（Robert Taylor）关于两台磁带录音机相互播放时是否在交流的讨论。布伦顿对非人类交流的探究随后引出了网络中的计时问题，最后落脚于谷歌自己的计时系统 TrueTime。所有这些都表明，交流的含义远不止发送与接收——在一个复杂的配置中，它们生产出当代的“现在”。在进一步追踪非人的交流时，布伦顿也指出了自动化网络挑衅（trolling）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被发送和接收的交流大多是非人的。循着“我们正在大规模地构建深度非人的架构与系统”这一假设，布伦顿最后翻转了自己的研究路径，转向历史上的地外交流项目，将其类比于我们当下的处境，以期打开那些原本可能被我们忽略的分析维度。¶

与布伦顿的路径相去不远，由邦茨撰写的第二章同样追踪非人类交流，其切入点是在数字交流中展开的力量。和布伦顿一样，邦茨也将看待交流的视角从人类中心主义或拟人化的路径上移开。她从这样一个观察出发：某种力量始终是交流理论中的一个主题；她试图通过追问“数字技术如何召唤我们？”来辨识这种力量在数字技术中的特定面向。因此，在研究交流时，邦茨与布伦顿的路径形成镜像，只不过方向相反：她不是朝向并深入数字交流系统，而是考察数字交流系统如何接近我们，并借此援引阿尔都塞（Althusser）的询唤（interpellation）理论。她转向数字设计中的若干历史事件——例如 2010 年苹果 iPad 的发布——分析数字品牌传播对小动物吉祥物的依赖，并揭示谷歌涂鸦（Google Doodles）所体现的历史叙事方式的转变，由此表明数字界面是把我们当作非常年幼的孩子来召唤的。这未必要作负面解读，因为它同时也调用了一种实验—操作性知识；这种知识可以追溯到图形用户界面的早期历史，以及儿童心理学家让·皮亚杰（Jean Piaget）对计算机科学家——尤其是西摩·帕珀特（Seymour Papert）和艾伦·凯（Alan Kay）——的影响。与布伦顿的章节一样，邦茨的章节随后也转向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方向：在沿着数字交流之力量的问题一路追索到其幼儿化范式之后，她开始对这一范式本身产生兴趣，关注它如何拒绝遵循一种规规矩矩的辩证思维——这是技术的非人类逻辑所特有的——它在操纵我们的同时，也在赋予我们力量。¶

最后，比亚尔斯基的章节提供了一个丰富的民族志个案研究，它与邦茨和布伦顿的做法颇为相似，既探讨与技术的交流，也探讨通过技术的交流。她在柏林一家大型企业软件公司待了近两年，观察工作中的软件开发者——具体而言，是他们如何通过一个标准化的、强制性的“代码审查系统”来相互审查彼此的代码行。这个系统虽然是机械的、看似平凡无奇，但由于围绕它发展起来的交流文化，它同时也是一个高度多变的交流过程。她在此表明，技术系统是如何从人类交流与机器交流两者之中生成的。在她的章节中，她援引了工作中的软件开发者的例子——他们彼此交流、与自己的机器交流，并等待（和依赖）自己的机器与其他机器“交流”。借此，她分析了一个技术系统如何构造协作，以及交流的标准如何形成。通过考察人与人之间以及人与机器之间交流的种种特殊之处，她力图为数字文化中交流的多面性提供一个扎实的例证。¶

本书三种路径的共同之处在于，各章都旨在表明，我们的交流已经发生了一种转向，即转向与机器之间或机器彼此之间的互动；而正因为这三种路径涉及的领域彼此相距甚远，这一点反而显得更加鲜明。布伦顿审慎地强调了这样一个“契机，可以借此思考我们如何与机器打交道，以及机器之间如何彼此打交道”；邦茨探讨了“机器似乎如何与我们打交道”；比亚尔斯基则表明，在编译器、数据库、处理器、内存、服务器、“云”以及它们的程序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交流性的相互关系，而这种关系是通过程序员和机器共同在其中运作的基础设施建立起来的。通过以民族志的、历史的和理论的方式探究交流中的非人类部分，通过转向机器交流，这本小书希望能为既有的交流理论有所贡献。¶

参考文献

Peters, John Durham. 1999. Speaking into the Air: A History of the Idea of Communication.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