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资本的运动

克里斯蒂安·沃兹尼茨基（Krystian Woznicki）访谈布赖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

KW： 不知为何，似乎当一切（人、数据、商品、金钱等等）都处于运动之中时，我们的世界才能运转得最好。当代这种共同运动究竟意味着什么？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在什么具体意义上规定了这样一个世界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框架？¶

BM： 世界一直在运动。如今，关于人类史前史的研究正在被重新书写，因为人们有了新的认识：我们的祖先走出非洲、遍布欧洲和亚洲的运动，其速度超乎以往的想象；而这些迁徙也十分复杂——现在人们意识到，它们包含了三个大陆之间的往返运动。从我们所能追溯到的最遥远的过去开始，运动就无处不在，而且从来不是线性的。人类历史中有一种不息，不断将各种轨迹纠缠在一起，甚至让物种的完整性本身都成了问题。现代人与其他人属物种——尼安德特人、丹尼索瓦人，以及至少一种其存在尚只有隐约线索的物种——之间的杂交，都对我们的基因组作出了贡献，而现在，这些贡献正在被同不同人群的特定生理特征和表型特征联系起来。¶

这似乎有些离题，但它提出了几个关键之处。第一，有一条不息原则贯穿人类历史。它的贯穿方式造成了如此深刻的纠缠，以至于物种完整性的观念——更不用说种族纯粹性的观念——都受到了质疑，并且从根本上挑战了那种把身份认同视为稳定之物、视为先于运动和混合而存在的概念。它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运动，从而以不同的方式思考这些问题，以及许多其他问题。¶

我们通常把运动理解为简单的位移：位置的改变。我们认为，处于运动中的东西在根本上仍是原来的东西，在位移过程中保留着自身的同一性。但人类在穿越历史的运动中进入各种纠缠时，其自身的本性也发生了变化。人类经历了质变。位移只是本性发生质变时留下的可见轨迹。位移不只是位置的转移。它标示着一种生成：运动不仅是从一个空间位置到另一个空间位置，也是从一种改变本性的纠缠到另一种这样的纠缠。这里始终涉及转化——关系之中的转化。¶

在关系性转化的运动中，对运动者本身的定义也在改变。同一性不断在变异中被超越。那么，我们是否应该说，人类在其整个历史中一直处于运动之中？还是说，有一种关系性转化的运动穿行于人类之中，这样更准确？如果是后者，这种关系性转化的运动究竟始于何时？显然，“不息原则”早于人类——或者更确切地说，早于这个持续的人化过程——并且贯穿了自生命诞生以来的整个进化历程。从这个角度看，人类是某种关系性转化运动的载体；这种运动将人类卷入其中，并不断席卷人类。¶

KW： 以这种方式谈论人类历史和人类生命，我直觉上觉得是对的。面对周围环境，或者观察自己的身体时，我们似乎知道一切都在流变——尽管并不总能真正把握这一点。这也是我个人喜欢阅读解构理论或你的哲学著作的原因：你会体验到世界作为过程的意味。不过，回到我最初的问题：运动在资本主义中是如何展开的？¶

BM： 资本主义很可能就是我刚才描述的那种运动实际超出人类时所采取的形态。我们可以把新自由主义时刻理解为一条生成的矢量，从我们人性的另一端穿出。在这个时刻，市场机制宣告了自身的自主性，经济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体制。政府，更不用说个体行动者，都觉得自己别无选择，只能遵从经济为它们设定的运作条件。资本主义的前沿是金融市场；它演化出的抽象资本形式如此晦涩、充满偶然性，在客观上又如此不可判定，以至于人们不可能对其形成有效的把握。这些形式依照自身的过程运行，有时也会脱缰失控，周期性地崩盘、毁灭。金融化的经济超出了人类的疆界：它超出了人类完全理解的能力，也超出了人类有效控制的能力。它是一台自动驾驶的机器，运作方式越来越抽象，没有任何特定的人掌握方向盘。它由人类创造，却并非照着人类自身的形象创造出来；相反，它作为一个怪异的后代涌现，回过头来吞噬其创造者，并裹挟着创造者疾驰而去。¶

这正是德勒兹和瓜塔里在《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中用“机器性奴役”来描述的情形；他们在新自由主义时刻实际来临之前，就先见之明地将其描绘出来（1987: 466-473）。他们谈到民族国家的角色正在改变。他们说，如今国家的功能是充当全球资本的“实现模型”，或者说，充当瓜塔里喜欢称之为“世界一体化资本主义”的实现模型。他们的意思是，民族国家可以利用自身边界作为一种折射透镜，调节资本主义过程如何落到自己的领土上，却无法做这个过程的主人。它们最多只能创造相对稳定的区域，勉强保护本国领土，使之免受资本转化运动所带来的“创造性破坏”的最恶劣影响，同时将这些影响转移到别处。希腊与德国以及欧盟核心地带其他较稳定经济体之间的关系，就是一个例子。为了维护一体化欧洲市场核心的稳定，希腊国家变得无能为力，被迫接受其人民深感无法接受的条件。¶

但这种关系只是资本主义权力失衡在欧洲内部的内化；很长时间以来，正是这种失衡规定了“发达世界”与“发展中世界”之间使人丧失人性的关系。国家的人文主义抱负（社会福利、普遍权利和对人的尊重），已经从属于经济“现实”。几十年前，哲学就宣布，那种据称体现于现代国家的人文主义已经死亡。但哲学抢跑了。真正扣动扳机的是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现实主义。比尔·克林顿在1992年总统竞选中的口号简明地道出了这一点：“笨蛋，问题是经济。”25年过去，仍是如此。事情发展到这一步，似乎许多人已经得出结论：唯一可能绕过这个问题的方法，竟然就是让愚蠢坐上国家的头把交椅（总统候选人唐纳德·特朗普相信，身为总统，他就能用那双并不那么“看不见”的小手强行摆布经济；这一想法让评论家们头晕目眩）。¶

KW： 有很多讨论认为，人、数据、商品和金钱的运动不断加速，似乎进一步扩大了自由民主的危机。各种观察者都指出，民主机构无法应对当代运动的速度。你怎么看？¶

BM： 当代运动的速度确实是一个因素，但作为诊断工具，速度并不充分。鉴于我刚才所说的——位移是质变运动的标志——它就显得不够充分。速度和加速度基本上都是位移概念。它们是指向位移速率的量的概念。资本究竟把多少东西、多少种不同的东西抛入流通，以及这些东西周转得多快，这些只是冰山一角。问题的大部分在于：资本主义的运动如何运动，已经发生了质变。¶

KW： 这种质变是怎么回事？¶

BM： 资本主义不再只是用原材料和加工出来的零件组装产品，然后将产品投入流通。这种情境预设了事先设计好的产品，也预设了生产领域与流通领域之间存在有意义的区分。今天，这两个领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相互坍缩、融为一体。当代资本主义越来越关心的是为其产品的涌现布置条件。它不仅让产品涌现，而且这种涌现本身还成为流通的副产品。这可以以很多方式发生。例如，一边是众包以及对互联网、手机通信和信用卡使用进行的数据挖掘，另一边是产品开发和营销；两者之间已形成反馈回路。网络成为产品的涌现母体：产品并非预先存在，而是在网络化的流通之中、通过这种流通成形。在这起落流转中，营销潜能像运动之海上卷起的浪峰一样浮现。这些潜能被撷取、被“挖掘”，随后被具体化为可供出售、用以牟利的新产品。你可以把由此产生的利润看作体现了一种“流动的剩余价值”：额外价值的收益从正在进行的复杂运动中涌现，并且直接是这些运动的函数。从哲学上说，资本主义已经学会了在其自身运动的内在性之中为自身提供动力。¶

金融市场的运作方式，是流动的剩余价值的典范。在这个层面上，剩余价值是通过撬动资本运动、操弄周转、把握交易时机、猜测趋势走向来生产的，甚至不需要一个具体化的产品涌现；它纯粹通过衍生品和信用违约掉期等抽象的、二阶的产品来生产。经济的重心已经朝这种令生产短路的方向转移，仿佛在寻找一个灵魂：资本主义的精神力求摆脱生产的身体。资本在自我抽象化。如今，发达经济体中金融部门的价值，是制造业部门的许多倍。即使这种自我抽象化永远不可能彻底完成，金融市场与所谓“实体”经济之间的接合也不可能被消除，但这种平衡的转移依然意义重大：资本试图使自己从具体生产领域凌空升起的努力，已经起到了领航作用。¶

资本主义学会使涌现母体实现价值的另一种显著而又十分不同的方式，是生物技术。生物技术并不通过抽象化把身体消去。它通过抽象化使身体进入存在。它下沉到生命涌现的物质层面——基因——以操纵生命重新发生的潜能。它运作于亚身体的层面。资本在涌现中获得身体。亚身体层面是“内在于”存在的层面：它是存在从中涌现的源泉，就像一口自流井滋养着生命的诸多溪流。这是潜能的层面。¶

KW： 你所说的“亚”是什么意思？¶

BM： “亚-”（infra-）是我喜欢使用的一个前缀，用来指称涌现潜能所在的内在层面。正如我的两个例子所表明的，这种“亚-”的内在性，以及我们以何种方式进入它、产生何种效果，都极其多变。从亚层面提取剩余价值，并不是制造。金融剩余价值来自资本依据自身的流动而进行的自我抽象化：它用自己那充满灵性的爆破装置把自己抛举起来，进入自身存在的另一个领域。至于生物技术所产生的重新具身化，与其说它们是制造出来的，不如说是生长出来的——与其说它们被制作，不如说它们通过操纵潜能如何表达自身而被促成形态。在亚层面上，所涉及的是一种名副其实的生成：某种东西被带入确定的存在，而此前对它的预示，只是在尚未成形的潜能上涌时、在运动途中才出现。对这一层面会产生什么进行调节或操纵，构成了一种极端的权力形式：使之存在的权力；使之生成的权力；驾驭质的转化的权力。我把它称为本体权力（ontopower；“onto”来自“ontogenesis”，即本体生成，或存在之生成的过程）。¶

KW： 你最近出版了两本发展这一概念的书：《本体权力》（Ontopower，2015）和《经济尽头的权力》（The Power at the End of the Economy，2014a）。我想知道，这个权力概念在我们关于运动的讨论中如何发挥作用。¶

BM： 我前面说过，经济已经成为一种独立的权力体制。我的意思是，资本主义过程把自身变成了本体权力。考虑到新自由主义的理论家——无论是最敏锐的支持者还是批评者——都认为，新自由主义不仅生产对象，也生产它自己的主体，那么这对自由民主就具有深远的影响。福柯把新自由主义主体称作“利益主体”，强调它的形式与企业的形式同构。新自由主义的奠基理论家把这种企业主体称为“人力资本”。在《经济尽头的权力》和《本体权力》中，我试图考察这样一种方式所带来的某些后果：资本主义的本体权力延伸到了那些资本化个体本身、那些遍布其场域的资本生命形式的生产。资本主义已经找到能够生产性地进入涌现母体的方式；这一事实意味着，如今它越来越多地在资本所流经之处的亚个体层面发挥作用——而资本无处不在。资本渗透下去，进入被感受到的潜能的情动层面：在那里，生命潜能尚未具体化为确定的生命形式，生命仍在涌现之中。¶

这个层面上，微小运动不断涌动。我把这些正在形成、尚未完全成形的运动称为“裸活动”。就亚人类而言，这些运动是欲望、倾向、恐惧、希望、自利、共感的起伏，是为行动而绷紧以及向关系中舒展的起伏。调节这种起伏、从而引导其形成确定形态，就像设置吸引点击的诱饵一样容易。Facebook那场声名狼藉的非正式实验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它通过调节用户信息流的情动基调，来调节人们的心境与线上行为。资本主义学会了下沉到亚层面；在那里，个体在涌现中分散于其自身成形运动可能采取的各个转折之间。德勒兹考虑到这种自我分割、这种“裂分”，为新自由主义主体创造了一个词：“分体”（Deleuze 1995）。¶

我的假说是，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将这个亚个体层面与跨个体层面直接联结起来。它利用亚个体与跨个体两个层面之间的反馈效应，为自身注入能量，而这一方式在很大程度上绕过了据称自足的个体这一中间层面。这个中间层面就是社会人格或道德人格的层面：作为权利主体的公民形象，以及理性利益主体的形象。我们喜欢认为自己在这一人格层面上运作，但它已经被简化为一种铰接机制，让“亚”与“跨”通过它相互沟通：它是全球资本的一个微缩“实现模型”，被缩小到能够贴合人体轮廓的程度（或者更确切地说，贴合一种全身运动的模式，而该模式标示着一定量的人力资本生成之流）。跨个体层面，在其最广阔的视野中，就是那些带来质的转化的运动所构成的、世界范围的一体化网络；它们的复杂性和偶然性不仅逃逸于个体的人类控制，也逃逸于任何单一民族国家的掌握。¶

KW： 如果公民的形象在资本主义中以某种方式被悬置，这对民主模式意味着什么？¶

BM： 我刚才描述的这种跨越多个尺度的本体权力体制，与自由民主之间存在根本性的不相契合。自由民主表面上建立在作为权利主体的个体之人格神圣性之上：公民被安全地包裹在单一国家的主权神圣性之中。自由民主只知道如何跨越这两种个体性尺度运作，即完全成形的公民和主权国家（然而，这两者如今都已不是它们所自称的那样）。自由民主在两者之间搭桥的策略，就是代议机制。而崩溃的正是这个机制。¶

代议已经死了——如果它曾真正活过的话。今天有谁觉得，自己选出的政府真正代表了自己？看看世界各地人们对建制政党的逃离；这一点最生动地体现于美国和其他地方民粹主义的“独立”选民的崛起。这些选民拒绝任何政党归属，因为这种归属会将他们纳入据称代表着他们的政府体制的制度化、规范化运作之中。结果是左翼和右翼同时发生流失，带来越来越强的两极分化。代议机制已经过时。它预设两个尺度上都存在一种稳定的同一性：政府映照其公民之所是，公民体现国家的身份认同，双方相拥，彼此构造。然而，占据主导地位的条件却是持续的质变，是无休无止地进行转化的关系运动——与稳定结构相距何其遥远。生成已经席卷了这种结构性的相拥，各种流穿越其间，而这些流越来越不受任何特定个人或任何单一机构的控制。¶

因此，自由民主视为其代议结构必要条件的、所谓理性的交往，已经被情动淹没；这种情动正是由结构上被否认的不稳定性激起的。情动的潮汐起起落落。它们涌起时，预示着随后涌现的、远离平衡的运动，其方向越来越不可预测。代议躺在漂浮的残骸之间，像一个饱经风雨的塑料瓶。¶

KW： 能举个例子吗？¶

BM： 看看英国脱欧公投。英国选民投票要从超国家的欧盟手中“夺回自己的国家”，但现实局面的复杂性意味着，他们可能得到的其实是国家的分裂：苏格兰如今正在重新考虑自己不久前投出的留在联合王国的选票。他们用投票来代表自己所理解的个人利益和国家利益，结果却被结果惊呆了，第二天就普遍捶胸顿足、表示懊悔，因为他们突然怀疑，自己对利益的代表是否真的代表了自身利益。一个响亮的、充满不确定的决定。¶

整件事都是在回避问题的政治关键：我们需要在人际、国家和超国家的层面上发明非代议的民主形式——或者更好地说，以一种有待发明的新型亚个体—跨个体反馈系统，横贯所有这些层面。无论在什么层面上，打身份牌，以及与之相伴的特殊利益话语，都不会带来出路。代议这个装着半瓶污水的塑料瓶，已经徒然空转。分体在统治——无论以何种方式。分体是自身内部发生分割的个体。这大大增加了利益计算的复杂性，使利益在代议结构之内变得不可判定。也许，如果我们为分体发明新的实践，而不是像眼下这样否认它， 分体就能成为与资本相抗的本体权力的所在：反本体权力。¶

KW： 从哪里开始？¶

BM： 在思考民主能够变成什么时，重要的是尝试从理论上阐明政治这种全面情动化的生成，以及分体在其中的作用。我们必须完成这项工作，同时又不给“理性与情动性彼此对立”的观点以任何可信性（相反，应当解构这种对立）。能够思考并实验以情动为基础的政治如何产生具有激进包容性的直接民主形式，这一点至关重要。¶

KW： “直接民主”这个术语常常用来指全民公投。¶

BM： 是的，但英国脱欧再次表明，在网络化的、由情动注入能量的政治环境中，全民公投不过是直接民主的一幅漫画。2010年代那些自发自组织的运动——从占领运动和“愤怒者”运动，一直到2016年“黑夜站立”这样的事件——以及它们跨越身份界线的感染力，让我们预见了直接民主可能是什么样子。迄今并没有出现任何定型的模式。但某种东西一直在涌动。由于转化性的运动，未来的政治很可能不会拥有任何定型模式。不是一个模式，而是许多彼此共振、相互干涉的关系母体。这一前景是不确定的，甚至令人不安；但另一个选项则简直令人恐惧：一种情动政治的回归，它更接近于那种从20世纪历史中我们已经太过熟悉其蹂躏之害的政治——法西斯主义那种激进排斥、反民主的运动。这些运动也在同一个裸活动的熔炉中涌动，内在于同一个复杂性场域。¶

KW： 通过更好地理解运动，我们如何重新想象并重建民主？¶

BM：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首先必须非常认真地思考我们已经抵达的历史关节点。如果一条生成的矢量以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本体权力机器的形式，席卷了人类的历险并从它的另一端穿出，那么，用“人类世”来标示我们正在进入的时代，就没有切中要害。我认为杰森·W. 摩尔提出的“资本世”（Moore 2015）是一个好得多的出发点，因为在这个时代，资本主义过程穿行于人类之中的运动，超越了“人”；而它之所以如此，恰恰是通过让“人”的活动所造成的影响无处不在，通过各层面之间越来越复杂、逃脱其控制的反馈效应，最终损害了人自身的生命环境，并有可能危及人的生存本身。¶

在某种程度上，这与后来被称为加速主义的话语相契合。但我们必须谨慎。我们必须以“运动是质的转化”这一理解为指引，深入处理这些问题。加速主义的前提是，资本主义的自然倾向就是让事情加速。既然资本的动员如今无处不在，唯一的出路就是鼓励它不断加快自身加速的速度。在灾变论版本中，加速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资本主义经济不再能在流动的剩余价值中抓住自己的尾巴，于是瘫倒成一堆——这场危机将终结资本主义的一切危机。所有这些都是以速度的量的术语来表述的。¶

KW： 是的，我们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

BM： 在这里重新回到这一点至关重要，因为我们要说明一种可能性——我会称之为一种确定的事实：在资本主义运动反复往来的涌现场域中，存在一些正在涌现的潜能，指向质上不同的存在方式；这些潜能受到了压制，因为，如果它们获准获得完全成形的表达，如果它们预示的萌芽倾向得以展开、充分表达其力量，它们就会朝着资本主义轨道之外的方向运动。换言之，在潜能的亚层面上，存在反向涌现力量的萌芽性涌动。这些本体权力内在于资本主义的过程场域，却尚未被它的逻辑捕获。正如2010—2011年，以及此后时有发生的情况，一个又一个国家突然、莫名其妙地爆发运动时，正是这些潜能在萌发，并达到阵发性的表达；这种表达突然使一切都遭到质疑，有时甚至延伸到资本主义本身，却又像出现时那样迅速消散。如果我们能够磨炼理解这些反向倾向的方法，在其萌芽时就察觉它们，以一种使之能够被重新激活的方式，照料它们经过时留下的痕迹，那么，也许我们就能促使它们获得更持久的形式——或者至少使它们更频繁地重现，产生更多具有转化作用的关系交叠，并由此获得更大的感染潜能。也许我们能够提取与资本主义相抗的运动剩余价值。¶

如果这是可能的，那也只有通过直接在情动层面上行动才有可能。无论多少意识形态分析或劝说都不能奏效，因为纲领式政治与自由民主一样，被卷入了代表和身份认同的结构之中，尽管切入角度不同（例如，以先锋队引领的“人民意志”的面貌出现；这种先锋队可以是明确的，也可以隐含地采取技术官僚精英的形式）。我所说的反向倾向，与资本主义机器本身一样处于运动之中，一样具有涌现性，并且归根结底一样是自我驱动的——只不过它们具有不同的、非货币的、直接关乎质的价值感。这是对运动、事件和关系本身及其自身目的之价值的感受，是一种活着的感觉，是伴随潜能经验而来的强度感。这些无法货币化的运动剩余价值，以它们自己的通货——被体验的潜能——反馈回自身，勾勒出由转化性关系构成的另类经济。它们是内在于资本主义场域、倾向于反资本主义的反本体权力。¶

KW： 我不确定自己能否理解你为什么对价值感兴趣。¶

BM： 呼吁把注意力集中到运动之中的质的问题上，就是提出重新回到价值问题：在纲领式政治或规范伦理之外，对它作根本性的重新思考。把价值问题让给资本主义、道德主义或顺从主义，就等于在战斗开始之前已经失败。任何未来的民主，都将作为涌现的经验强度的集体具身化而到来；将这些强度活出来，就是它自身的价值，这一价值内在于那个活生生的事件。在它们被铸入任何制度骨架之前，情况就是如此；而它们始终倾向于穿越并溢出任何使之常规化或加以规制的收编，在稳定化的捕获与使之重获生机的逃逸之间，构成永不停息的循环。¶

这种价值与绘画中我们谈论颜色的“明度”（value）时所指的价值颇为相似。这就是我接下来希望推进工作的方向：以一种色彩价值理论为基础，重新思考政治（Massumi 2017）。在怀特海和吕耶的著作中，以及弗雷德·莫滕著作中一种独特的表述里，都能找到色彩政治的基础（尽管莫滕会对重新启用“价值”一词抱有严重的保留意见）。¶

KW： 行动主义，以及广义的解放政治，常常在寻找资本主义的外部。根据你把资本主义与运动联系起来的方式，一个问题出现了：运动有外部吗？在一个以运动为中心的世界里，连非运动也是一种运动吗？¶

BM： 没有，运动不存在外部。正如艾琳·曼宁在《关系景观》（Relationscapes，2009）中指出的，甚至静止也是由运动构成的。站立不动是通过肌肉和注意力那些处在可感知阈限上的微小运动而达成的动态平衡。在物理学中，真空里暗能量嗡嗡作响，宇宙射线密集涌动。如柏格森所坚持的，不动这种东西并不存在。存在的只是各种质上不同的运动体制，它们结合与分离的方式构成了运动—关系场。对象是这些场的凝结：它们是运动—关系的结点，相对于使其产生的背景活动而凸显出来；只要它们持续存在，这些背景活动就持续支撑着它们。对象是运动的场效应。对情境和事件，甚至对逻辑，也可以这样说（逻辑总是从运动模式中产生，并通过运动模式表达自身）。¶

考虑到我一直在说的关于运动与资本主义的一切，我们如何回答资本主义之外是否存在外部这一问题，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何种反资本主义政治才有意义——或者，行动主义式的反资本主义政治究竟是否有意义。最近围绕加速主义的争论，突出地提出了这个问题。¶

与加速主义相关的视角，有时会伴随这样一种态度：既然资本主义所关心的一切都是动员，那么我们作出的任何运动都只是在为它的逻辑提供养料。另一种相关立场，有时产生于对乔治奥·阿甘本某一论点的解读：最大的能力，是不去做的能力，因为去做，就意味着把潜能的波包坍缩为它的一种有限表达。这可能导向这样的结论：最有力量的行动就是不行动。在某些圈子里，这引发了对行动主义的批评，而这种批评又与加速主义可能强化的某些态度相契合。因为，如果资本主义的一切都在于动员，那么有所行动就只是进一步滋养它的逻辑，又何必尝试作出反向运动呢？我们都在资本主义的运动之中，而这种运动如今已经遍及全球，成为普遍存在。¶

KW： 人们说，资本主义没有外部。¶

BM： 那么，唯一的选择就是任由、甚至鼓励资本主义的运动把自己推向无法回头的临界点。这是一个有意思的立场，但它忽视了我一开始提出的关于质的要点：不仅存在质上不同种类的运动，而且，作为位移的运动不过是质的变异的可见标志。它还预设了关于资本主义本性的某些观念。说资本主义没有外部，因而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它的“内部”，这实际上暗中把资本主义理解为一种结构：一组相互作用的要素，它们的运作划定了一个有边界的操作空间。加速主义者会反驳说，重点恰恰相反：资本主义在自身普遍性的无界空间中运作，正因如此，我们所做的一切才都在它里面。但这种反驳建立在逻辑漏洞之上。¶

KW： 能详细说明吗？¶

BM： 我同意资本主义是无边界的，不可能走到它之外，而且它在这个意义上是普遍的。但我这样说时，意思非常不同；我的说法并不蕴含“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在它‘里面’”这个结论。逻辑上的问题是：你怎么能说，一个没有边界的空间是一种内部性？没有边界的空间，难道不更是一片外在性之场吗？一个巨大的外部：一个扩展的领域。如果资本主义的运作场域是外在性之场，我们就必须把问题倒转过来。既然一切都在这个巨大的外部中运动，那么，究竟在什么情况下，我们才能说有什么东西处于内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回答是：当机制展开自身，将它包容起来的时候。当它被一个系统或结构捕获，折叠进其中，被纳入其中的时候。资本主义的场域中，充满了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捕获装置”（1987: 424-473）。这里有监狱、学校、法律体系、官僚机构、政党、公司、非政府组织，各种各样的制度与准制度。每一种都会设定自己的运作边界，以将自身区分出来。这种区分使该领域特有的一种内部逻辑，能够在其领地边界之内占据支配地位。¶

说这些构成体是“资本主义的”，并非不真实，但并不充分，因为每一个也都有它自身的运作逻辑。它们当然必须服从资本的逻辑。它们由资本供养，而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只有反过来为资本主义经济提供养料，提供某种可以被视为其“附加价值”的东西，它们才被允许繁荣起来。在新自由主义之下，一切存在的理由都以经济术语得到辩护。即便如此，这些构成体也不只是“资本主义的”。美国的一所营利性监狱是资本主义的——但它同时仍然是监禁性的。它参与两种逻辑：资本主义逻辑与监禁性逻辑。总体而言，它遵循一种模糊逻辑：允许部分地归属于不止一个集合的逻辑。¶

身处资本主义“之中”，是被纳入其场域的程度问题。“程度”也许仍然暗示着量的区分，但我要表达的是质的差异：不同而相互作用的逻辑，对应着质上不同的关系方式。一所营利性监狱靠资本流供养。但它也靠犯罪之流供养。犯罪之流遵循一种违法的逻辑，其中隐含的关系方式并不处于资本主义之外，却也不能化约为资本主义关系。每一种这样的逻辑都构成其自身的关系方式，对应着被纳入新自由主义褶层的、质上不同的程度。这里的模型是共生：这些构成体被纳入一个更大的组装体，服务于它的整体逻辑，但同时保留着一定的异质性。¶

KW： 关于监禁性与犯罪性为何不能化约为资本主义关系，你能多说一些吗？¶

BM： 马克思把资本主义关系定义为劳动力之流与作为工资的货币之流之间的一种结合，商品之流与作为支付手段的货币之流交叉穿过这种结合。每一种结合都表现为平等交换，等值换等值，以货币的另一种面貌——一般等价物——来衡量。实际上，这种交换是不平等的。资本主义关系实质上以一种不对称为前提：利润。一份超额被撷取出来，转入另一种货币形式：投资货币。从技术意义上说，资本并不是利润的数量，而是投资货币在未来生产出更多货币的能力。这种超出当前任何货币数量的增长，已经存在于投资潜能之中，它就是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

这里有一点值得注意：资本主义关系本质上是一种时间形式，而作为时间形式，它的本来时态就是未来时。现在，一所营利性监狱浸泡在资本主义关系之中。它在各个方面都参与这种关系，包括在其内部。它为自己所捕获并引向剩余价值生产的资本流而活。但它也捕获犯罪之流，并把它们引向另一种剩余价值生产形式：社会秩序的剩余价值，规范化的剩余价值。或者至少，即使社会秩序和规范化的目标实际上没有实现——事实上也确实没有实现——它也把与之相联系的情动生产为剩余价值。无论如何，规范化的规训逻辑并不特属于资本主义。许多种社会中都存在这种逻辑。我甚至会进一步主张：它并不符合新自由主义逻辑实际上优先运动的方向。新自由主义的口号不是“遵从”，而是“卓越”：超出规范。它号召的是“创新”：重新发明规范。运动的方向是超常态。存在一个正常情境这一观念本身，早已被抛到九霄云外。人们把情境理解为复杂的，甚至混沌的；企业主管或企业家的任务，是学会如何创造性地偏离常规操作程序，作出无人可及的飞跃，抓住情境的奇异性——而不是确认并遵从关于其规律性的观念。我不赞同那些哀叹当今资本主义同质化效应的批评。它的逻辑拥抱并促进异质性，条件是由此产生的变异仍然留在资本主义关系的轨道之内。从这个角度看，监狱表面上的规范化功能，可以被视为针对资本主义逻辑那种超常的颠覆力的补偿机制：给疲于奔命的选民涂上一层镇静的香膏。这可能是一种有利于资本主义照常运作的防御机制，但它并不改变这样一个事实：其逻辑不同于资本主义关系本身的逻辑。¶

正如福柯在《规训与惩罚》（Discipline and Punish，1977）中极其清楚地表明的，监禁体系实际上生产出更多它声称要根除的犯罪，而没有像它表面上宣称的那样有效地使人口规范化。在我关于先发制人的研究中，我断言：这种对本应被否定之物的正向生产，是所有先发制人的权力机制的一个特征。规训制度的这个方面预示了本体权力；而在我看来，本体权力使之存在的能力正是围绕先发制人展开的。但眼下的重点是：营利性监狱作为一种规训制度，拥有自身的逻辑，不能毫无剩余地化约为资本主义关系；它赖以生存的关系方式，同样不能毫无剩余地化约为资本主义关系。在这里，监狱赖以供养的就是犯罪性，监狱所专有的监禁性制度逻辑是犯罪性的一个函数。当然，许多犯罪活动是为了牟利，犯罪组织也拥有某种企业家精神。但并非一切犯罪都为了利润。犯罪的光谱延伸到其他领地（尤其是激情的领地）。犯罪性、监禁性与资本主义之间的等式远非完美。它们共同发挥作用，但也有脱节的领域和相对自主的领域。同样，如果霸权被理解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单一结构，把一切都毫无剩余地吸入其中，并使一切同质化（或至少同构化），那么更有用的模型就是共生，而不是霸权。既有共生，也有寄生。¶

对于共同栖居于当代资本主义生活场域的每一种制度或准制度，都重复这种以纳入程度和相对自主性为基础的分析。你就会得到一幅这样的图景：整个场域从头到脚都浸透着资本主义关系，但其中也充满了其他关系方式；这些关系方式可被不同装置捕获，并各自被引向一种专有的剩余价值形式，而这种剩余价值的生产为相应装置提供燃料，推动它继续进入自己未来的运作。每个装置的这种自我驱动，描绘出一种倾向：一种朝向未来的定向方式。现在再想一想，制度和准制度是在历史中涌现的，而资本主义社会极有利于它们的涌现、增殖和分化——这就是所谓的“多元主义”，并且无论正确与否，它被等同于一种起源于资本主义中心地带民族国家的代议政体。¶

KW： 你的结论是什么？¶

BM： 我的意思是，资本主义场域中充满了各种倾向，它们体现的关系不能化约为资本主义关系本身。它们不仅充满这一场域，而且不断自我增殖和分化——相应地，那些专门捕获它们并将其导向制度与准制度自我驱动的装置，也不断增殖和分化。每一种捕获机制都搭载于一种正在涌现的倾向之上。有些涌现的倾向采取共生形式，仅仅是一种策略，或者是朝向更充分表达迈出的、经过伪装的第一步。如果让这种表达推进到其逻辑结论，最终形成的运动就会充分实现不同于资本主义价值的其他价值，并不可避免地与资本主义本身对抗。这些倾向是寄生在资本主义社会身体毛孔里的寄生者。它们最初都是偶发的生长。¶

你甚至可以说，在资本主义场域中出现的每一种倾向，只要它肯定自身，就都具有偶发性：只要它把自身的发生体验为一种其本身的 价值，而不依赖于可能被赋予它的货币价值。这样的倾向具有激情性：对于一种肯定自身发生的运动来说，这是最恰当的词。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但这个类比不能推得太远，因为我所说的倾向具有许多情动形式——我们又回到了前面谈到的情动层面。爱与各种经济压力和机会缠绕在一起，但我们仍然为了爱自身而寻求、维系它。我们因其自身的质，因其带来的经验提升而珍视它：因其提供的质的剩余价值而珍视它。对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而言，这种非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是一个问题。对它的肯定，很可能使一个人以“生活质量”为名，抵抗新自由主义分配给他们的“人力资本”角色。人力资本是新自由主义的一个奠基观念：人的生命不仅服务于资本主义关系，而且本身就是资本的一种形式；每个人的基本“工作”——我们仅仅凭借出生就被雇来从事的工作——就是成为“自身的企业家”：作出每一个决定，包括如何度过闲暇时间，包括进入何种情动联盟，都必须依据它将如何优化自己的竞争力、提高自身市场价值，以便在未来获得最大限度的可货币化回报。¶

资本主义场域中，非资本主义的倾向密密麻麻地涌动。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自身的超常倾向，在一定程度上助长、纵容了这些倾向；它把毛孔撑得比通常更大，为遵循不同逻辑的偶发倾向创造了回旋余地。人们竭尽所能，把这些倾向纳入其中。依靠它们供养的捕获装置，将它们接合到资本主义关系之上。但总有剩余，总有裸活动的残余，以激情搅动着资本主义场域。你甚至可以说，新自由主义之下资本主义的根本对抗——至少与阶级同样根本的对抗——是货币化的、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与非资本主义的、纯粹质的剩余价值之间的对抗：后者就是我所说的生命的剩余价值。¶

你可以按照我先前谈论对象与运动关系的方式，来理解实施捕获的制度和准制度：它们是运动—关系的结点，在使其产生的背景活动之上凸显出来，而只要它们延续，这种背景活动就持续支撑它们；它们是运动的场效应，逐渐使生命的场域形成层积。¶

也就是说，生命的外在性之场。涌现的倾向被纳入褶层，并承担起贡献性的功能。就它们自身而言——也就是说，就它们自身偶发的涌现而言——它们不受包容。它们在涌现中处于外部。它们的激荡构成了涌现的巨大外部；这不是空间意义上的外部，而是过程意义上的外部：裸露的背景活动，满怀激情地从内在性中升起、到来。它们为之供养的构成体划出了资本主义的内部；这里的资本主义被理解为相互作用的结构和系统所构成的复杂阵列，其中每一个都相对于其他者处在外部，而所有这些构成体一起，通过相互作用以及彼此分立，同裸露的、倾向性活动的巨大外部区分开来。¶

KW： 把资本主义说成一组系统，似乎暗示着某种程度的稳定和秩序；但面对如今新自由主义充满不确定性的混乱局面，很难说这就是现实。¶

BM： 没错。我们需要的不只是系统概念。当我们说“资本主义体系”时，所指的就是这些内部的纠结：它们凭借各自的外部边界，以及穿越其门槛的通行体制，相互限制。但资本主义远不止于此。与其说它是一个系统，甚至是系统的系统或结构的结构，不如说它是一个过程。系统由其操作的封闭性来定义。结构由其功能参数来定义。过程则与一个巨大的外部相接触。它由自身向这个巨大外部的开放性来定义：由它如何探入其中、捕获在那里涌动的倾向性潜能来定义。这些潜能是无限的——它们始终在涌动，随时准备给予更多自身。我们谈论的不是事物的任何“自在”，而是世界的“自发”，是世界潜能的自我给予，是形成性活动那种分出部分、孕育诞生的运动，它尚未被充分引导去取得确定的形态。¶

过程没有边界——却有限度。它的限度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探入巨大外部的无限之中。它所濒临的这一裸活动储备，就是它的内在限度。这也就是说，资本主义过程，作为一个捕获货币剩余价值的装置，与共享其场域的无数制度和准制度共生，反而被潜能所限制。资本主义不断寻找越来越多的方式，重新下沉到世界运动的涌现层面，从而不断将自身的内在限度推远。我前面提到过其中一些方式：生物技术、情动，以及我称为流动的剩余价值的东西，即纯粹作为运动效应而提取剩余价值。流动剩余价值的提取总是与情动共振，无论是在Facebook上，还是在金融市场中；金融市场就像显示恐惧与预期的心情戒指。不过，即使面对这些本体权力，潜能持续的自我给予仍然超出了资本主义及其同路制度将其捕获并引向自身目的的能力。总有剩余：潜能超出捕获，裸活动超出有用功能，初生之物超出规范化操作。如果你用功能性或操作性来定义行动，那么总会存在活动对行动的超出。用德勒兹和瓜塔里的词汇来说，总有“逃逸线”在显露自身：倾向性的运动，如果未经捕获、被延长而沿着自身弧线前行，就会朝向与既有通道大不相同的方向。这些就是我先前提到的反本体权力。¶

KW： 对于资本主义是否存在外部，以及如果不存在，我们的每一个举动是否都在它“里面”这一问题，这意味着什么？¶

BM： 这意味着，存在过剩的潜能，它们内在于资本主义的场域，却不在其体系内部。总有正在发生的、过量的活动，尚未被动员为行动。总有过量的潜能（puissances）在显露自身，却尚未被导入权力（pouvoirs）的行使。资本主义没有外部，是在这个意义上说的：它不知疲倦地移动自己的内在限度，因此潜在地，没有它不能去的地方。它在虚拟意义上无处不在。资本主义关系这一吸引子，趋向于填满空间。它本性上是帝国主义的。普遍性是它的志业。但从过程而言，它漂浮在裸活动的巨大外部中。这个生命萌芽场域的“外在性”很难描述，因为我们没有词语能够表达一个非空间的领域。在这里，“外部”一词直接具有过程性，不带空间含义，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这样称呼它是任意的。我们谈论的是布朗肖和德勒兹所谓的绝对外部，它比任何仅仅相对于某个内部的封闭性而被界定的外部，都要更加彻底地开放。一个内在的外部：一切涌动而出的东西均在其中的那个“其中”。¶

活动与行动的区分，使我们能够——事实上也绝对有必要——肯定一种反对资本主义的行动主义，并表明这样做不必自动落“入”资本主义的褶层。这并不是说，任何活动都有可能一直停留在它之外。在那个巨大的外部中，没有稳固的立足点。绝对外部是一种潜能储备，不是可以蜷缩其中的避难所。一条逃逸线一开始延展自身，就开始进入制度／准制度的景观。即使它成功避免被某个特定构成体捕获，它也必然是在制度之间缝隙的相对外部中穿行，而这种必然性会使它的路线发生偏折。它也可能发现自己陷入针锋相对的对抗；这时，它立即被某一特定构成体用来指称其无法同化的外部的词语加以识别：敌人、罪犯、越轨者、难民、白吃白占的人。这种命名本身就是一种部分同化，因为它影响着抵抗运动的弧线。一个反本体权力的运动，不可避免地倾向于陷入某种共谋。¶

KW： 问题就变成了：是否存在某种具有解放作用的共谋，而不是仅仅迎合占主导地位的本体权力的共谋？¶

BM： 我的想法是，共谋属于事物的本性。一切都在某种程度上被纳入资本主义场域；存在的是纳入程度，而不是简单的内外之分。这个观念使我们有可能、也有必要利用这种共谋开展工作，而不只是对它进行道德说教。利用它工作——或者更好地说，玩转它。与它游戏。在它上面做文章。利用它的规则。过程性的两面性是一种具有本体权力的工具。它与不诚实并不相同：它是分体的一种模糊集合能力，能够真正同时归属于两个集合，但归属的方式并不相同，而是同时以相互协作的发散倾向归属其中。过程性两面性的实践，是把裸活动的“裂分”延续到制度景观中的一种方式——诚然，这种方式受到必然性的限制——也是握住潜能、继续伴随一定量的生成而运动的方式。¶

过程性的两面性要求我们重新思考资本主义的限度。我前面提出过一些传统马克思主义的术语。我对资本主义关系的定义，是基本的、教科书式的马克思主义定义。但这些概念随后开始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的词汇。例如，传统上，马克思主义者会说，资本主义的限度是财产。在我刚才提出的图式中，财产不是资本主义在过程上的绝对限度；后者实际上在于资本主义与其自身内在外部之间的往来。私有财产是资本主义在体系上的绝对限度。一种运动进入资本主义体系的标志，是它获得了被指定为财产的可能性，或者以这样那样的方式为财产积累提供养料的可能性。财产是资本主义体系的一项必要条件，企业形式是另一项，可量化性（度量与核算的标准化）又是一项（这不是一个穷尽性的清单）。资本主义体系是一种建立在这些条件相互结合、相互缠结之上的方式。任何一项条件孤立地看，都不足以把它定义为一个体系。但财产是枢纽。财产形式若崩溃，资本主义体系必将随之崩溃。它也可能由于其中一个共同条件被撤除而崩溃，撤除的影响反过来波及财产形式。资本主义由此便达到了它作为体系的限度。这类体系性的绝对限度，可以称为远端限度：资本主义体系越过这一门槛，就跌出了自身。可以设想，资本主义可能因为把自身某些运动推得太远而发生这种情况，使它从自身的另一端跌落出去——到了这一点，它又被吞回其无处不在的内在限度之中（在一种拓扑学的过程性扭转中，这一内在限度翻折过来，使那个巨大的外部与另一端的彼岸重合）。¶

我围绕监狱的例子所讨论的、遍布资本主义场域的各种制度与准制度边界，是相对限度，有别于内在的和远端的两种绝对限度。反资本主义的反本体权力，联结并延续正在涌现的倾向；如果这些倾向沿着自身弧线走向逻辑结论，最终就会导致我们所知的财产制度的废除。¶

必须注意，反资本主义的反本体权力必须同时联系两种绝对限度来定义：一方面，它分享内在限度处裸活动的潜能；另一方面，它同时又是一种穿越制度景观、朝着远端限度运动的倾向。你可以把这两类绝对限度想象为沿着不同坐标维度运作：一个是水平维度，位于资本主义矢量贯穿历史的那条线的远端（远端限度）；另一个是垂直维度，关乎本体生成性涌现的场域，它在沿途每一点上都以裸活动从下层侵入这段历史，以各种潜能为其前进轨迹提供养料；这些潜能也许能够被捕获，但永远不可能被毫无剩余地捕获，因此它们总也同时是潜在的逃逸线（内在限度）。¶

KW： 金融资本似乎是当代最突出的例子：资本自身的运动，正面临从它另一端跌出去的威胁。¶

BM： 是的。在所谓担保债务凭证这种衍生品形式中，住房抵押贷款之类的债务被打包，作为混合高风险和低风险债务的投资组合出售。这种“分层”意在将整个产品“证券化”。如果构成某一特定分层的债务违约，这种失灵的影响就会被稀释，整体价值因而得到保障。基础“资产”（即债务）可以被包装进不止一种产品中：债务组合可以全部或部分地转售给其他投资者。这同时使资产倍增并将其分割：使它们分形化。这种复杂性可能发展到根本无法确定谁拥有什么的地步。于是，债务变得无法收回。这是2008年美国金融危机背后的促成因素之一。在某些情况下，所有权由于过量而变得无法确定。财产受到过度所有权的威胁。资本主义内在的过度倾向，可能成为它自己最凶恶的敌人，把它带到质疑自身体系必要条件的地步——在这里，就是质疑财产本身。¶

在这里，加速主义观念也许会有帮助。我们或许能够在资本主义自身的运作方式中辨认出趋向过度的倾向，并协助把它们推过某一远端限度的边缘。加速主义者亚历克斯·威廉斯和尼克·斯尔尼塞克正沿着这些思路思考，不过他们所用的理论框架极为不同（他们呼吁一种“对社会和环境实行最大限度自我掌控的普罗米修斯式政治”，显然与我所建议的方向大不相同；Williams and Srnicek 2014: 360）。¶

在我看来，只有依据我一直在主张的那些关于质的考虑，并把它们同“裸活动是资本主义的内在限度”这一观念联系起来，加速的行动才真正具有说服力。把资本主义推向其疆界之外，唯一的理由就是让非资本主义的剩余价值形式肯定自身：在那些指向质上不同的运动和关系方式的潜能表达中肯定自身，而这些运动和关系的价值就在于它们自身的发生，其唯一理由就是它们被活出来的质——也就是我刚才所说的生命的剩余价值。无论在哪里，只要一种没有货币化的生命剩余价值得以产生，就发生了我再次追随德勒兹和瓜塔里而称之为向内在限度的逃逸。逃逸可以是偏离、倒错、劫持、黑客入侵。它们有许多种类。¶

KW： 能举一个从资本主义逻辑中发展出这种逃逸的例子吗？¶

BM： 一个例子是开源运动：它劫持了推动资本主义网络化的数字性，使之转向生产非专有性合作的剩余价值——合作之流的剩余价值。我在这里指出的与财产有关，但也许更直接地关联着我曾提到的资本主义的另一项远端限度：量化，一种在根本上属于量的价值观念。合作是不可计量的。人们在质的层面上体验合作，把它作为一种本身的价值。合作本来也是新自由主义为了服务自身而鼓励的东西：“团队合作”就是它的一句口号，并催生了一个完整的管理咨询行业。但在开源运动中，合作是激情肯定的对象，而这种肯定可能发现自己与财产权处于尖锐的对抗之中。¶

另一个例子是比特币背后的区块链形式所具有的潜能。比特币及其后代以太坊，是脱缰的投机资本形式，其逃逸仅仅是表面的。它们在设计上可以兑换为法定货币，并复制了支撑传统金融的许多相同功能：以交换为基本社会关系的交易模型；使交换能够被理解为平等（等值换等值）的量化价值体系；把金融行动者定义为份额持有者，从而保留私人所有权；而这一切都处于一种稀缺经济之中（可挖掘的比特币数量有上限）。比特币所做的，是证明投机金融可以独立于目前居于金融体系核心的银行——商业银行和主权银行——而运作，并且可以在既有政治等级秩序之外运作。它催生了“分布式自治组织”，即DAO。随着区块链的发展，简单的交换交易模型正在被“智能合约”的观念取代，而智能合约可以采取许多不同的形式。一些人对这样一个想法深感兴趣：智能合约可以被拓展到传统经济模型之外，成为某种本质上依照另一种逻辑运行的社会契约的基础。这将使一个DAO能够以微缩形式预示另一种经济。¶

我参与的研究—创作实验室SenseLab（感知实验室），正与一个名为Economic Space Agency（经济空间机构，ECSA）的合作社合作，探索这种可能性。ECSA的项目是创造一个由基于DAO的自治“经济空间”构成的生态，每个空间都将设计自己的内部合作经济，以支持集体项目。SenseLab的项目则是发明富含情动的线上运作方式，以促进线下集体行动，而且这种促进会被体验为生命剩余价值的创造。我们将设置一种专门通货，使其与线上合作和线下事件之间往返生成的、质的生命剩余价值挂钩。这种专门通货——暂名为Occurrency——可以兑换为一种通用的ECSA通货，并通过后者兑换为共享生态中周边经济空间的其他专门通货，甚至在有需要时兑换为比特币和各国货币。我们正在非常努力地研究相关模型。还有许多实验有待开展，而且不能保证成功。¶

有一点已经变得清楚：只有在我们这个特定的集体运作空间中，让通货模型退下其中心位置，这个项目才能奏效。通货会带来市场逻辑，而市场逻辑会激活长期根深蒂固的习惯和取向，产生不可抗拒的压力，使我们重新回到量的优先地位，以及我刚才在比特币案例中所批评的那类个体化的、以自利为基础的计算，无论最初的意图多么具有集体主义色彩。实际上，最具激进重新占用潜力的，恰恰是金融市场的逻辑：衍生品的逻辑（Bryan and Rafferty 2006; Lee and Martin 2016）。¶

我稍早谈到过，衍生品如何开始使财产概念本身液化。另一个方面是，签订衍生品合约时，并不必须实际拥有所涉及的基础资产。合约结束时，也不必须实际取得所有权：这正是期权的整个要点。通货围绕当下的交换瞬间运转，而衍生品则围绕期货及相关形式运转。它们的媒介是未来，而非数量上的等值。它们是投机性的， 其本性就在于永远延宕。这意味着：永远为自身向前的运动提供养料。它们缺乏已知价值的基础资产这一坚实根基，加之永久未来时态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使情动动力更加密集地居于中心，成为过程的发动机。如果把所有这些放在一起，你就可以开始想象一种不以所有权为基础、自行驱动的投机过程，其“支撑”是集体生产、创造性诱发的情动强度：一台依靠集体生成生命剩余价值而运转的创作过程引擎。这就是我们试图前进的方向。借用瓜塔里晚年某部著作的题名（2014），我们的创造性经济将被称为“三种生态过程种子银行”（我们起初把它命名为“历险资本”，但最终认为这个名称带有过强的新自由主义意味）。线下事件将构成一个另类的集体学习环境，一种名为“三种生态研究院”的另类大学，SenseLab将转变为这一机构。这种经济的目的，是维持这个项目。产生的全部价值都将循环回到项目之中。¶

尽管其中会涉及一种通货，但它的运作将保持在边缘位置。贯穿项目的强度，将为了它们自身的价值而被活出来。强度是一把双刃剑：就其自身而言，它标示着纯粹质的差异。与此同时，其波动又可以被理解为强度量的变化。这使它能够转译为数量术语：通过运用适当的计量机制，从质的领域转导到量的领域。这种转导使它可比较，将它纳入一个等价体系。你只要想想任何特定时刻的天气所具有的、不可化约的n维奇异性，以及它所携带的不可模仿的质感，再想想它如何在温度计上被量化为一个温度数值——在那条线性的计量单位刻度上——并经由这一操作而变得可比较。我们的想法，就是利用强度的这种可转导性。贯穿项目的协作情动能量的波动，将被视为一种创作气候。在这一空间的边缘，我们会运用计量机制，来给强度之流“测温”：将其单位化，使其可比较，因此也可兑换。一句话，使其货币化。从这种量的转译的观点来看，协作气候的n维强度将被压平为某种类似原货币总量的东西。在内部，这种质的经济将继续按照自身的方式运作，直接使用情动投入和创造性协作强度这一“通货”，也就是怀特海称之为“欲求”、并视为“创造性前进”之发动机的东西。在内部，不会划分单位，不会有个人份额，也不会有任何传统意义上的契约交易。¶

所有这些都延续着SenseLab的项目：自2003年以来，它就致力于发明各种技术，在艺术、哲学和行动主义的交汇处，促进新的、正在涌现的关系方式。其创办者艾琳·曼宁与我，在我们的《行动中的思想》（Thought in the Act，2014）一书中，描述过它的精神取向及某些技术。SenseLab的工作方式，力求避免再生产等级秩序，也避免再生产任何自我延续的治理结构。这意味着拒绝任何正式的决策程序，不论是投票式的还是共识式的。我们的想法是，激活在亚个体层面激荡的倾向，使其获得表达，并让它们以跨个体的方式，在集体实验中展开；这些实验的即兴特征，使得发生的事情无法归因于个体。这就生成了一种不可化约地属于集体、完全以事件为基础的生命剩余价值：一种针对涌现的关系方式而进行的具身化思辨投机。从这个角度看，拟议中的三种生态经济所产生的价值，将是一种事件衍生品。像衍生品一样，它将以情动驱动的思辨投机能量运行，形成一种未来的新陈代谢。与现有衍生品不同，它将按照一种基本上属于礼物经济的方式运作：一种丰裕经济，没有债务，也没有信用借贷。沿途作出的“决定”将自行决定：它们来自事件中诸种倾向彼此展开的方式，其唯一权重就是它们实际调动的情动力量；这一力量通过哪些创造性命题获得立足点、获得将其带向实现的集体势头而被直接“衡量”。¶

这里没有时间详述全部细节。简言之，我们尝试做的是劫持脱缰的投机金融的前沿工具，创造一个本质上属于后稀缺的无政府共产主义微型社会，在主导经济的毛孔之中运行；它具体落实于一个单独的DAO，为某个特定集体项目服务，使该项目摆脱机构资助，也由此摆脱越来越多地附着于外部资金之上的种种新自由主义条件，无论这些资金来自私人基金会还是政府。如果奏效，它还可以扩展，纳入互助体系，帮助集体成员在主导经济中生存。购买食物、支付房租的需要，不会很快消失。三种生态过程种子银行的专属通货与各国货币之间的可兑换性，是与一般资本主义经济的一种共谋——但它也是该项目得以谋求部分却有效地摆脱资本主义经济的条件。经济空间机构还在与其他一些倡议合作，寻求发展基于共同之物而非私有财产观念的集体经济，同样利用区块链所创造的潜能。他们的目标是为新的经济平台制作原型，以开源方式提供，让其他人能够作为模板使用。就试图把一种不以交换为基础、纯粹属于质的、集体主义的经济想象并带入存在而言，我们的项目是其中最激进的。我们也许不会成功。它也许会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但即使它最终失败，它也已经带领我们的集体沿着一条萌芽中的逃逸线前行。¶

KW： 你开始解释了，你正在发展的一套词汇如何偏离经典马克思主义术语。能回到这一点吗？¶

BM： 我所说的东西偏离传统马克思主义概念的另一个方面，是我在访谈开始不久谈到的流动剩余价值这一观念，对劳动价值论提出了质疑；长期以来，劳动价值论一直被视为马克思主义分析不可或缺的条件。流动的剩余价值，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谓“机器性剩余价值”的一个例子（即使它并非由狭义的机器生成；“机器性的”可以被视为“过程性的”的同义词；Deleuze and Guattari 1983: 232-237）。旧的劳动价值论认为，一切剩余价值生产都建立在撬动劳动时间的基础之上——基本上，就是对一部分生产成果的窃取，衡量依据是以工资这一货币形式表达的工人劳动时间，与资本家的收益之间的差额。¶

前面我谈到，针对人们在网络支持下的运动所进行的众包和数据挖掘，如何以可货币化信息的形式产生一种“流动的剩余价值”。这是从信息中生成资本，纯粹作为信息流动的一个函数。这个过程几乎没有或完全没有劳动投入——至少绝没有与收益相称的劳动投入。这是算法的成就。你也可以举城市环境中的风格搜寻为例：资本从风格变化中被提取出来，从各种生活方式借以标示相互差异的流动中被提取出来。这种“工作”是作为某种生命形式的集体构成的一部分来进行的。这不是劳动，而是自我肯定、自我发明的活动，是为了它自身被体验到的价值而进行的。¶

挖掘并货币化这种活动，是劳动；但同样，最终所得与“投入”捕获行为的工作并不相称。回报是过量的。这种剥削不成比例、无法计量。一般的自动化，尤其以遍搜网络、自行执行的算法为形式的自动化，像衍生品撬动债务一样“撬动”生命形式。金融市场中的杠杆可以达到20倍，而这还不算高。它可以达到基础资产名义价值的数百倍。¶

正如埃利·阿亚什所表明的（2010），在衍生品的世界中，定价——价值的度量——失去了锚定。它变成抽象之流的结合所产生的纯粹效应：资本流在发生交易事件的某个任意点上相交，而这往往是通过算法的决定自动发生的。人们以“为风险定价”来为衍生品辩护。但这预设风险是可计算的，而这无非是一种巫术思维：挥动一根抽象的魔杖（它的名字叫概率），就把远离平衡的系统固有的偶然性变没了。相信风险分析能够有效表达这种复杂性，就像把温度计误当成天气一样。¶

回到我刚才的论点：随着流动剩余价值的出现，劳动投入与剩余价值之间的差额趋向于呈指数增长。在生命形式的挖掘中，量化剥削的可能性根本就不复存在。你如何把窃取一种生命方式自我肯定的表达，与一个利润数额进行比较？这种剥削事实上直接属于质的层面。这很容易看出来，例如，当原住民的文化标志和神圣符号变成户外服装上的商业化图案时（举一个最近的例子，某欧洲服装制造商盗用了因纽特图案）。一种质上不同的生命方式的表达，原先纯粹是自我肯定的，如今却遭到了贬损；与这种伤痛相比，被掠夺的社群因未能控制所谓的“知识产权”而损失可能取得的收入，所造成的伤痛就显得微不足道。¶

三种生态项目试图坚持衍生品逻辑中的一个方面，即它在生产剩余价值时溢出量化的那个方面；但我们要以促进生命形式之发明的方式做到这一点，使生命形式因其自身、为了其自身而受到珍视，而不是以占用它们的涌现为前提。我们不把它们撬向资本主义的目的，而是让它们能够自我撬动、自我发酵，朝向它们自身涌现的目的。¶

KW： 在网络文化领域，以及整个所谓数字社会中，知识产权也许是最大的战场。¶

BM： 知识产权是社会或文化差异——质的关系差异——被货币化时所采取的形式。它标示着某些运动在资本主义体系中的部分归属、非排他的纳入；这些运动并不首先、也不主要依照受资本主义关系吸引子支配的资本主义逻辑流动。这是对某种东西的捕获，它被纳入资本之中，却仍然抵抗资本；它被带入其中，却从不完全属于资本；这是一种被迫的共谋（它要求策略性的两面性）。对“文化保存”的关切——在这里，这意味着保存那些肯定集体生命剩余价值的少数生成——可以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关切同时出现。但这并不使两者成为同一件事。它们是不可比较的。它们之间的过程性距离无法度量。它们属于质上不同的逻辑。一个同时坚持两者的个人或群体，不能因此就被斥为资本主义的受骗者、无意间陷入矛盾的人，或是通常带着道德说教意味使用的“共谋者”。¶

他们并不是陷入一种矛盾，而是跨骑在一道裂分之上。他们在充分活出自己的分体性。我们都这样做，也都必须这样做。恰恰因为“资本主义没有外部”——再说一次，这种说法并不意味着我们都只是“在”资本主义里面。就在剥削不再能够得到有意义的度量时，共谋也同样如此。这就更有理由坚持直接从质的层面理解经济过程，坚持纯粹属于质的价值观念的必要性，并复杂地认识这些价值如何与资本主义中无处不在的量化机制相接合。这不是一项简单的任务。我们对非量化的生命剩余价值的理解，不能只是构想出来。正如它们的名称所暗示的，它们必须被活出来。它们在资本主义之外的活法，仍有待发明。因此，我们更有理由不受加速主义论点那种轻快自信的诱惑。¶

KW： 今天，“流”与“实时流”的观念已经司空见惯。比如，数字性的崛起就依赖于这个观念，以至于人们相信即时的在线沟通，却从未理解，数据的运动从来不可能没有中断。理想情况下，数据只能恰好及时送达，却从来不存在实时传输。然而，这种幻象没有受到质疑。而且，今天人们似乎把它归于任何一种运动（下层移民的运动是一个例外）。这种幻象是否是一种症状，表明我们普遍误认了运动的基础设施究竟如何建成，以及权力如何渗透其中？¶

BM： 这是量化问题的另一个方面，也说明了：如果不彻底质疑那种让量化观念拥有最终发言权的倾向，就很难处理当前的文化和政治问题。“实时”是一个按钟表时间来理解的观念。它指的是穿越空间的传输速度不断增加，趋近于这样一个理想点：空间的厚度被克服，它所代表的阻力和延迟消失了。这种对空间的克服是一种虚构。并不存在同时性这样的东西。企图达到同时性的想法，把空间与时间当成可以分离出来的独立变量。但并不是一边有一个空间框架，另一边有一条时间线。时间与空间总是一同到来。它们整体地、作为一个块体而到来。存在的只有时空——绵延。世界由绵延构成。把一次发生分割到你所能达到的最细程度，你得到的也只是越来越小的时空片块，一小抹一小抹的绵延。¶

所谓实时，其实指的是传输延迟变得可以忽略的那个点，延迟不再是一个可察觉的因素。这是一种关系性的现实，涉及不同的绵延如何跨越尺度差异而相遇。所谓实时，就是传输的绵延相对于人类感知尺度上的绵延变得可以忽略——而后者本身也是关系性的现实，与更大范围、受到文化调节的运动紧密相连：期望的变化、注意力的习惯以及知觉的取向。实时是一种虚构，但同时也是一种实践上的现实。总有这样一个卖点：某项技术可以宣称，就那个特定的文化关节点而言，它运作的延迟已经相当于实时。实时实际上不过是恰好及时。¶

你说得对：这种虚构方便地掩盖了基础设施的坚硬现实，以及在其中被具体化的经济与政治权力关系。从我试图采用的过程取向来看，所谓对空间的克服，可以用解辖域化来思考。朝向实时的推进，的确使图像与信息流加速，以更快速度经过更多迂回路径，流通到更远的地方，以至于它们锚定于出发空间的力量、其中间距因素的痕迹，逐渐减弱。正如你所说，这反过来影响了人们对物体和人的运动的感知，而这些运动的绵延与流通速度极为不同。图像在媒体网络中出现并穿行的绵延，占据了前景，于是事物——例如难民之流——仿佛从无处以“实时”方式骤然出现。这带来了巨大的情动效应。一切都以震惊的形式到来，造成一种持续的激荡与激活状态，很容易翻转为恐惧。越来越多的图像开始对恐惧进行预激。人类感知的情动构成——至少当今网络化的人类感知的情动构成——存在一个奇特事实：预激恐惧的词语与图像，会引发与死亡相关的非意识联想。¶

实验心理学关于预激的研究表明，随着每一个被感知的威胁，死亡的地平线都会出现。每一种威胁都带着一丝生存威胁的意味。某些政治运动经常利用这种倾向，围绕与外群体相关的感知威胁来动员恐惧，将其视为生存威胁，而不顾其真实程度（甚至不顾它们究竟是否需要被视为威胁）。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从英国脱欧运动中的右翼言论，到唐纳德·特朗普针对墨西哥的边境墙，都是如此。¶

KW： 思考基础设施，是否可以作为一个起点，把这种倾向所抹去的复杂性重新带回图景之中？¶

BM： 从哲学上看，它指出这样一个事实：每一次解辖域化运动的可能性条件，都是某种再辖域化。解辖域化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人们费力地建造了一个促进流动的广泛装置；而建立这一装置，需要经济和政治的意志与资源，因此它体现着权力。每一次再辖域化—解辖域化，都构成了它自身的权力时空。每一种这样的时空，在量和质上都不同。但它们跨越差异而结合。商品之流、人体之流、网络化的图像和信息之流，都是有差异的流；它们以不同方式结合，产生不同效果，视具体情况而定。政治问题就在于，如何作用于这个“视情况而定”：如何从关系上调节这些结合。¶

这比揭穿“幻象”或传达对情境复杂性的正确分析，是一个大得多的问题，因为情动因素始终存在。情动调节必须由情动调节来回应。如休谟所论证的，理性本身给不出行动的理由：单靠理性，它无力激发行动。它不能为自身提供理由。没有任何先验理由能证明理性行事为何“更好”——除非人们感到它更好。理性的力量存在于情动之中。例如，除了列出对移民的恐惧何以不合理的所有理由，还必须在产生这种恐惧的同一个情动层面上，以不同的调性来对抗对陌生人的恐惧。必须使关怀政治像生存威胁的显现一样具有感召力。跨个体的共感——跨越身份界线，在激进的情动性的远距邻近中运作的共感——必须被动员起来，作为一种直接的政治行动，也就是跨个体的行动，而非个人行为，也非道德行为。“实时”处理的震惊效应、直呈（immediation）效应，以及它产生的激荡／激活，可以像为右翼政治提供土壤一样，为这种另类政治提供丰饶的土壤，只要它被调谐到另一种情动调性，进入一个不同于生存威胁的地平线——即通过差异的集体交互作用而产生的生命强度的地平线。¶

揭穿虚构、揭露幻象，单凭自身只能做得很少。如果这导致我们误解情动环境，以及其中可能以萌芽形式存在的反向力量，它实际上还可能适得其反。过度依赖批判会摧毁潜能，因为它延续了理性具有激发行动之力量的神话，并助长了对情动之力量的低估，而被激活的潜能正栖居于情动之中。批判使人卸除动员。情动本性上则具有动员作用——这正是它既可能危险，也可能 赋予力量的原因。关键在于，从情动中预激出来的运动具有怎样的质。决定性的，是从中调动出何种倾向。¶

KW： 你是什么意思？¶

BM： 如果有人对政治理性的限度还有疑问，他们只需要读一篇关于特朗普竞选集会的报道，或者听一场特朗普的演说就够了。我们已经得到过警告。从罗纳德·里根的“事实是愚蠢的东西”，到乔治·W. 布什政府居高临下地蔑视“以现实为基础的共同体”，批判性的事实分析与政治理性的作用一直在衰退。特朗普为它们具有决定作用的能力敲响了丧钟。特朗普可以上一句话说完，下一句话就自相矛盾。他可以今天改变政策，明天又改回去。他的支持者很清楚他在这么做。但这无关紧要。特朗普效应在一个完全不同的层面运作，运用的是另一种“知道”，它不受论证一致性要求的影响。到了特朗普这里，一个门槛已经被跨过。如今他已经赢得总统职位，我严重怀疑还有没有任何回头的可能。¶

这是一个极为复杂的时刻，与人格的政治化密切相关。但我确信，我们在特朗普身上看到的政治的极端人格化，无法用传统心理学或精神分析的术语来理解，尤其不能用认同来理解。例如，弗兰科·“比福”·贝拉尔迪最近的工作，就犯了把资本主义生活场域心理学化的错误。但人格的分体化已经走得太远，不能再这样做。我们需要新的工具，来理解特朗普的肤浅何以具有如此深刻的效力，以及这种肤浅如何为新自由主义时代重新发明法西斯主义，适应企业主体的形象，并善用分体的两面性。我们必须认真思考愚蠢、刻意的愚蠢，以及特朗普如何以个人之身体现这种愚蠢，从而进行集体动员。对此，我们没有现成模型。依赖过去的模型太危险了。¶

KW： 若试图把握今天运动的意义，也可以谈论一般意义上的运动幻象：从Facebook上半自动化的迷恋表达，到那些不断斗争、却始终感受不到自身行动实际对社会产生任何影响的行动者。我们这个时代，是否正出现这种幻象或错觉的特殊涌入？如果是，它们是否影响着运动的政治？¶

BM： 在上一个回答中，我刚刚用了“幻象”这个词，这意味着承认这个问题很重要。但与此同时，我又觉得有必要给它加上警示性的引号，以与它保持距离。另一方面，我使用“愚蠢”这个词时，却没有这样的自觉防备。我想，我应该解释一下。¶

KW： 的确。¶

BM： 我之所以与“幻象”这样的词保持距离，是因为它会唤起那幅古老图景：与20世纪中叶对法西斯主义的批判相联系的、被知情者蒙蔽的“群众”图景。其观念是，有些人知道，并实施压迫；还有些人知道得更多，因而能够解放。知道得更多的人，可以智胜那些知情的压迫者，给可怜的、受蒙蔽的群众提供理性理解与理性希望的灯塔，并把两者结合成一种有效策略。还有一个犬儒版本，它说：没有谁知道得更多，但没有谁比我更清楚“没有谁知道得更多”；所以，你不如忘掉直接民主的白日梦，别再指望你那多愁善感的占领运动能带来什么——除了从陌生人那里得到几个拥抱——然后听我的就好。这是齐泽克的版本。我知道，这两种都不是你原来的意思。¶

KW： 不是。我的问题更多出于这样一种担忧：我们生活其中的技术社会条件，会产生幻象，而任何人都很难从中看清出路。¶

BM： 我很理解这种担忧，但我宁愿不用“幻象”或“错觉”这类词，因为它们可能重新唤醒另一些思维方式的痕迹——过分一本正经的斗士式思维，以及犬儒式思维。我更倾向于一种愚蠢分析，但这种分析必须承认，我们都同舟共济，没有谁能够免于愚蠢，或者免于斯宾诺莎所说的“不充分观念”，因为这些观念根部的错误就织在感知自身的经纬之中。它是构成性的。这涉及德勒兹和瓜塔里有时所谓的“客观幻象”，即真实而必然的幻象。愚蠢就是固执地抱住客观幻象，让自己的行动，甚至整个生命，都围绕它们转动。这并不只是个人问题，也与智力较低或缺乏理性能力无关。它是一种生存姿态，涉及一个人的生命如何锚定于裸活动场域，以及这种面向内在限度的姿态允许哪些潜能表达自身——一个身体如何感知、疏导潜能。¶

对斯宾诺莎而言，一个不充分观念，就在于把某个外部对象认定为痛苦、困扰或伤害的线性原因。这些“悲伤的”情动，在其发生上总是关系性的，因为它们产生于相遇。每一次相遇都是一个情动复合体：施加情动与承受情动的能力所构成的模式。这不是二元论，而是一种关系母体，因为相遇的双方都具有这两种能力。皮尔士提出了这一点：并不存在纯粹被动地承受力量这种事，因为即使抵抗或摩擦，甚至退缩，也构成一种反向施加情动的能力：它们能够调节力量的施加，或其后续过程。不存在主动—被动的二分，只有相互调节的情动场。然而，把痛苦定位到某个外部对象上，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事实上，这是生存的必要条件。对象是关系场中正在涌动之物的可感知符号——而关系场的许多维度，本来就不会显现。在许多发挥作用却不显现自身的东西中，就包括那些在非意识中自行执行的反向情动的倾向和习惯。对象是扩展的关系场的可见标志，包括那些在场中穿行却不在其中显现的东西。把反应固定在对象的显现上，是一种间接应对未显现之物的方法——那些可能接着表达出来，并冲击身体生命的倾向与反向情动。这是一种必要的生存策略，使回避成为可能，或者使我们能够选择相遇的条件。对象的在场，以可见方式标示着逻辑上的接续性——依据以往的相遇及其呈现的规律，可以预期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把对象孤立出来并紧紧抓住它，将其视为关系场中超出现有感知、朝向未来延伸到不可感知但被感受到之物的可见标志，这种倾向，悖论式地正属于感知自身的本性。感知的本性就是超出自身。感知由这种拓扑扭转构成：一次生命脉动所处的关系性“其中”，实际被活出的契机的情动母体，以及只要充分感受到该契机的关系复杂性就不可能分配被动与主动角色这一事实，都被投射向外并经历转化。这种复杂性被投射到外部世界的某个对象化区域。必须注意，不要把“投射”理解为预先存在一个内部性，其中的某样东西被移向一个预先存在的外部。我是在怀特海与西蒙东使用这个词的意义上使用它；这个叫法有点不确切，因为其观念是，感知的“内部”与其相对的外部共同产生，作为外部某一区域对象化的共同效应：它们互为对应，共同生成（一切内／外的结构化或系统化都是如此）。¶

对于当前讨论，主要之处在于，对象化的区域凸显出来，成为对关系场复杂性的一种有限澄清；这种复杂性在其中以受限的表达呈现，严格限于世界的规律性及其可以预期的结果。该区域标示了与接下来可能发生的事情相关的东西，着重于身体的行动能力，但这种能力只作为身体所识别之物的函数来呈现。如柏格森所说，感知是我们的虚拟行动实际呈现自身的方式。怀特海把生命关系场这种必要却具有还原性的拓扑转化称为“转变”（transmutation）。在两种论述中，这一操作都与身体的需要和脆弱性密切相关。它是解决需要问题的一种必要操作。¶

例如，把某类对象孤立出来，抓住它们当作食物，就是动物圆满地解决饥饿这一关系母体的方式。要成功进食，别无他法，只有把饥饿在生理、心理、生态等无数维度上的复杂性，标定到一个可摄取对象被识别出来的简单性上。要避免生命和肢体遭到危险，别无他法，只有将威胁对象化，使其到来的方向可以追踪，使其运动规律可以预期。¶

KW： 我怀疑是否只能以这种方式将威胁对象化，因为我认为这种方法非常符合西方文化，而在其他文化语境中，事情会以不同方式展开。例如在日本，与威胁共存、广义上与不确定性共存的观念，在文化中已经得到充分发展——无论在武术还是建筑中。¶

BM： 是的，当然存在其他处理威胁的方式，可以对抗这种倾向。如果唯一的选择就是直接依照这种倾向行事，我们就会困在反应性的姿态与反动政治之中。威胁对象化的问题在于，对生存有利的东西，对更广义的生活却不利：不利于摸索着超越单纯生存，走向更高的关系—情动强度。作为感知基础的这种转变，对一切表面上必要的意图和目的而言，是真实的。但只要生命潜能超出需要，只要世界所提供的生命潜能多于借既定意图和目的之名能够识别的东西，它就是错误的。把对象作为转化—关系场的指示符号并聚焦其上，会遮蔽情动场复杂性的全部范围，掩盖其中蕴含的以其他方式生活的潜能。¶

KW： 在《动物教给我们怎样的政治》（What Animals Teach Us about Politics，2014）中，你主张，生存并不是界定动物生命的唯一驱力或倾向。¶

BM： 还存在同样强烈的、增强关系强度的倾向。这些反向倾向关乎游戏与创造性的即兴发挥（至少在我的新斯宾诺莎主义版本中如此，斯宾诺莎本人未必如此）。正是通过游戏和即兴发挥，我们才可能抵达充分观念——在生存的远端限度上。不是反对生存，而是从其对象化运动的另一端穿出去，让感知返回那个更为完整的感受关系场；感知正是以对象形式从该场中分离出来的。对我而言，充分观念就是对潜能的感受。由于它们的“对象”是潜能，而潜能尚无任何特定的现实形状，它们本性上就是抽象的，而且其抽象方式无法在感知中被对象化。¶

只要感知标示接续性——不在当下，却可能预期到来的东西——它就是一种被活出的抽象形式。但充分观念还要更加抽象，其抽象直接由身体感受，内在于感知之中，被感受为以另一种方式行动的开口，与关系场的全部复杂性共振。它们是一种我称之为“思考—感受”的被活出的抽象方式。思考—感受内在于感知而发生，与裸活动贴合。这就是柏格森的直觉和皮尔士的溯因推理的领域。¶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客观幻象的观念。我刚才所描述的客观幻象，是把对象当作痛苦、危险或忧虑的动力因：当作一个简单、可孤立的原因，与某个悲伤结果构成线性的、一对一的联系。然而，完整意义上的原因是关系性的。它是关系场自身作为整体的展开。因果关系不能完全外在化。在其完整性上，它内在于关系场整体展开的事件。它不能被简单地定位在“外部”，因为关系场中蕴含的以其他方式行动的潜能，无法被穷尽地投射出去。人们不可能在外部感知到它们的整个光谱。它们只能内在地被活出来。¶

愚蠢就是：将因果性对象化地归于外部这一必要却也必然不完整的做法，变成了整个生命方式围绕其组织起来的结点。对痛苦的预期变成一种普遍化的恐惧姿态。恐惧姿态本身又被感受为二阶的痛苦，导致过度警惕与怨恨。这反过来可能引发过度泛化的反应，极端时甚至延伸为对与痛苦相联系的整个对象类别的仇恨。只要出现一丝威胁迹象，只要能以任何方式与那类对象联系起来，它就会成为触发因素。很快，哪怕没有任何实际威胁，一个属于被恐惧类别的对象仅仅在场，本身也会被体验为威胁。恐惧开始自我驱动。把这一点应用于不同类别的人身上，你就得到了我们今天看到的那种种族主义和伊斯兰恐惧症。¶

KW： 在今天多面向、无处不在的“威胁环境”中——军事和安全专家喜欢这样称呼它——这意味着几乎一切都会成为触发因素。¶

BM： 正是如此。威胁的符号无处不在，以网络化媒体的“实时”速度到来，仿佛来自无处。对此的反应总是越过目标，因为人们回应的是对象所属类别或范畴的一般化符号，而不顾个体特征或情境的奇异性。回应总是太“大”、太一般化、不够细腻——基本上没有切中实情。再说一次，这不是个人的错误，也与通常意义上指智力不足的愚蠢无关。它是一种过程性错误，关乎身体以怎样的姿态进入关系场，以及由此选择性地从中疏导出何种潜能。这以限制性的方式疏导潜能，选择的是对威胁的反应。¶

反应是对情动场的割裂。它通过强加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对立，对情动场施加暴力。作出反应，就是在威胁面前采取被动姿态；在那个令人震惊的瞬间，威胁似乎垄断了全部行动潜能，使身体悬而未决，陷入痛苦的预期，在潜能面前畏缩，而不是体现其中的一份潜能。用德勒兹的话说，反应性把身体与它所能做的事情分离开来。¶

客观幻象，归根结底就是认为潜能可以与身体割裂，身体可以与它所能做的事情分离。但反应性恰恰这样做：它把幻象付诸实行。它完成了不可能之事：削弱生命肯定并扩展其存在能力的倾向，而这些存在能力与其行动能力是一体的（正是行动能力推动其生成）。顺便一提，阿甘本的裸命概念唤起了被贬入绝对无能状态的卑贱身体，与这一操作构成共谋。一种以裸命为基础来解释政治的论述，使政治思想自身的根基走向反应性生成，把政治悬置在身体与其能够肯定性地做什么的分离之中。¶

思考—感受的反应性生成，就是尼采以怨恨生命之名加以反抗的东西。怨恨还有许多其他形式。所有这些形式，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涉及德勒兹所说的对事件的拒绝；这种拒绝是构成感知的客观幻象展开所造成的结果：它以简化、泛化、自我刻板化的方式回应转化—关系场，误认其潜能，并在此过程中削减这些潜能。尽管我重点关注右翼版本的怨恨，因为我认为它们如此危险、如此偏离实情，但我们也必须承认，同样存在左翼版本。¶

我使用“触发”一词，会立即让人联想到当前北美“进步”身份政治复兴的词汇；这种政治在某些形式中，把怨恨当作政治工具，用以抵抗对立的右翼身份政治及其重新抬头的种族主义：一种反向的反应性生成。这当然可以理解，而且考虑到当前局面，至少在某些层面或某些时刻，从策略上说可能确有必要。但不能忘记，从以过程视角考察转化—关系场中涌动的主体性生成来看，它的基础仍然必须被视为不充分观念。人们认真努力地克服这种不充分性，把注意力放在种族主义和其他以类别为依据的压迫形式的系统性上，从而把知觉触发因素重新置于更广阔的视野中：那些组织知觉模式、而自身并不可感知的东西。这样，这种政治形式就偏离了我所说的“愚蠢”，偏离了对事件的断然拒绝（右翼尤其擅长、甚至乐在其中）。通过在政治上运用愤怒这一反应，积极地重新联结身体的抵抗潜能，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但出发点仍然是反应。所达成的激活，仍然与一再发生的反应性生成绑在一起，后者继续充当其发动机。悖论式地，政治激活建立在身体与其所能做之事分离的那个点上。赋能得以达成，但每一次重新进入这种能力，都要绕道经过由否定性批判提升到更高强度的反应。这使所得的能力沿着预先铺设的意识形态线路被格式化。这一操作能够激活，但只能在动员愤怒所能达到的程度上激活；愤怒是“悲伤的”情动中最主动的一种。但像所有悲伤情动一样，愤怒仍然处于反应性的光谱之中。所实现的是反应性本身的主动生成（反—活动）。每一次新的抵抗行动，都必须重新走过从受伤到愤怒再到批判的路径，循环返回反应性的起源。通过这个过程建立的积极团结，很难摆脱自身的反应性起源；它们带着这一出身的印记，表现为一种判断的意志，并伴随着对被判断者的边界的硬化。一旦反应性的判断被释放出来，它就像恐惧一样，发生过度泛化。每一种倾向所渴求的，无非是自身的延续和强化——斯宾诺莎把这称为自存努力（conatus）。沿着判断的自存努力所产生的势头，可能发生这样的事：一个人开始把判断转向自己人和盟友，其严厉程度不亚于对待对手。于是，政治愤怒所创造的团结，蜕变为本来意在统一的人们之间痛苦的分裂。今天美国左翼的羞辱与公开声讨文化，正处于这个临界点。¶

对我而言，关键是把系统性背景重新放回我先前所定义的过程之中。如果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实践，在某些政治关节点上具有策略必要性，那么也就有必要把它们推到内在限度，用激荡来补充它们，用那些处在可知门槛上、刚刚涌现的活动来补充它们：这些活动以无法辨认的方式被感受到，却已经开始变得可以行动，而不必循环绕过反应性生成的弯路。也就是直接探测阈限潜能，以便对关系场作整体调节；以肯定的音调、发明的调式，进入反本体权力。我是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弗雷德·莫滕和斯特凡诺·哈尼的“黑人研究”概念的（Moten and Harney 2013）。¶

KW： 对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政治的这种批评，与分体概念有什么关系？ BM： 在《晚期笔记》（Late Notebooks）中，尼采把这种反应性生成解释为感知的一种构成性功能，他的阐述直接关联着我一直在谈的分体概念（2003: 34-35, 37-38）。他描述了我所谓的裸活动，即处于涌现层面的情动的转化—关系场；在那里，事件与行动刚刚开始进入确定的存在。他谈到，有意识的思想与自愿行动，如何始于身体感觉的非意识涌动，或始于处在意识阈限上的涌动；那是各种感受：欲望、厌恶，以及正在萌发的抽象，它们尚未归某个“我”所有，而是自行激荡、为自身激荡。¶

他说，在这个正在形成的经验的亚个体“人群”中，没有任何一个激荡的要素能够被明确归为意愿一侧或思想一侧。它们完整地同时属于两者。换言之，它们是倾向（即使其中那些最具有身体性、表面上纯属生理的要素也是如此）。倾向具有思想的性质，因为它们所趋向的东西并不在感官上在场。它们同样具有意愿的性质，因为它们具有偏向性的定向，而且自行执行。尼采强调它们的绵延性质。每一种倾向都从自己特定的角度，把对正在进行的过程的感受卷入其中：他说，这是一种对将要离开的状态的感受、对将要抵达的状态的感受、对这种离开与抵达本身的感受，所有这些又与许多其他东西捆束在一起，尤其是对肌肉为即将到来的运动而绷紧的感受，是运动到来之前对其质的感受：一种对运动的抽象感受，没有实际运动——却有运动的情动力量。这一切都凸显了我们前面谈论的运动的优先性。¶

尼采认为，这些亚个体原初人群中具有绵延性的存在者，会彼此争斗，或联合力量，随后，这种动态相互关联的结果，是产生一个伴随有意识感知的行动。相互关联不能被限制在某种内部性之内，因为所涉及的要素对扰动极其敏感。它们的亚个体领域向外部彻底开放。亚个体是外在性之场，与资本主义场域完全一样（事实上，它们完全重叠，相互部分归属，或者用我喜欢的说法，差异性地相互包含）。向感知的发出，创造了这样的客观幻象：用尼采的话说，存在着可以从人群中分离出来的外部多重体，而在其中可以找到一个罪魁祸首，将其单独指认为任何既定不愉快扰动的原因——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所有扰动都是不愉快的，因为扰动会造成激荡，而激荡就是躁动不安与不适。一切感知都解决着裸活动层面上某种激荡的不息。因此，有必要从根本上质疑快感与痛苦这些“享乐性”范畴，转而采用激活强度，以及这种激活充盈着潜能的程度等观念。¶

对尼采而言，罪魁祸首或有罪者这一道德范畴，比动力因范畴更为根本；后者是一种一般化的抽象，用来中和伴随怨恨而来的道德判断气味。随着对有罪者，或者更一般地说，对对象的感知，一个“我”将自身设定为与之对立的统一体。“我”忽视了自己从其集体的意愿—感受中产生的那个人群。“我”把发出的行动归功于自己。它擅自把形成性的活动据为己有。它声称占有那些自行执行的运动，并利用其情动力量使自己膨胀。它用自负筑起防御圈，围住那些它自称统一起来的感受，把它们理解为发自完全属于自身的内部性深处，而不是发自一个无界外在性的关系—转化场的展开。身份认同建立在这一必要的错误之上，这个错误就寓于感知的发生之中。“我”在构成上就是愚蠢的。¶

KW： 你能进一步解释客观幻象，或者说必要的、构成性错误这一观念吗？它在你的感知哲学中起什么作用？¶

BM： 用怀特海最喜欢的一个例子，就很容易理解。我们有时看着镜子，会把从身后反射出来的东西误认为摆在自己面前。这种幻象是感知条件的客观结果。感知真实地表达了这些误导性的条件。客观幻象真实地嵌入世界之中。只不过，它们并不总能真实地体现由此可能采取的行动所带来的后果。如果我们把手向前伸，就碰不到镜子里的对象。当伸手的动作受挫时，我们会立即调整感知。这同时重新调整了蓄势待发的肌肉运动场；这些运动已经作为倾向，存在于被激活的潜能之中（这就是我所谓的本体感觉的“无图像身体”）。最初的感知仍然在那里。由于幻象是客观的，它无法被驱除。但它可以被重新置于更复杂的关系场中，以一种直接而具身化的、对酝酿中潜能的理解来补充感知。¶

这以一种更充分顾及整个场的方式，让我们重新安顿在裸活动之中。因果情境的完整性被转变为错误的对象化时，“我”的视角随之产生；现在，我们部分地从这种视角中解放出来。身体得以获得一种更完整的场感知。这个场感知把最初对象化的感知作为自身内部的一个视角包含进来，并用其他视角加以补充。我们不再面对一个简单定位的“我”，以及“我”面前那个同样简单定位的、作为自身欲望或痛苦原因的对象；我们得到的是视角之间差异性的相互包含，其中也包括事物的视角。在镜子的例子里，“我”被镜子观看世界的视角骗了进去。无论以何种方式，“我”总是被包含在一个不能化约为自身视角的关系场之中；这个场把“我”纳入一个更大的场，那里充满陌生的、非我的、甚至非人的视角。“我们”（我们敏感的、进行思考—感受的身体）总是在比自身更大的范围内活着，即使“我”对此并不知情，而且活得更强烈（更加充分地潜能化）。关键在于注意，重新获得这个更大的场，并非凭借任何批判性的反思意识，而是在错误中摸索，撞上镜子的表面——撞上有意识感知呈现自身时所具有的那种清晰性——才达成的。¶

因此，这就是我的处方：在错误中进行关系性的摸索，朝向对生命场复杂性的更充分的具身化。拥抱那种循环地、纠错地返回裸活动的过程。对拥挤的情动场抱有一种非认知性的尊重。以共感的姿态，差异性地相互包含其中所有密集涌动的存在者，无论它们的视角多么陌生。对于能够重新获得的潜能，抱有一种喜悦——从客观幻象的牙缝中夺回潜能，即使在享乐色调为负面的经验中，即使在不适中。重新获得的这种潜能，被纯粹在质的层面上体验为生命的剩余价值，值得为了它自身而活，纯粹为了过程，纯粹为了运动以及运动如何运动而活。让这种倾向带着自存努力延续下去，一切都会改变。¶

这种“肯定性”的姿态，经常被误认为一种带着模糊新世纪意味的“感觉良好”态度。它绝非如此。当前“黑暗”哲学潮流广泛接受了这种误解；其根源，是对德勒兹所承接的斯宾诺莎式喜悦的根本误解。再怎么反复强调都不为过：这种喜悦与悲伤的观念，不能映射到快感—不快、快感—痛苦这些享乐性的区分之上。这又把我们带回量的问题。享乐性的区分带着一种潜在的量化偏向。获得快感被理解为满足，而满足被理解为紧张的释放。紧张被认为可以从生理上测量，而且往往与一种生物主义的、还原性的驱力观念相联系。¶

这种思维方式深植于弗洛伊德的思想之中，也塑造了西尔万·汤姆金斯的情动理论。喜悦，从新斯宾诺莎主义的观点来理解，是强度的问题。强度通过激活来理解。而激活，不是通过可量化的紧张来理解，而是通过质的潜能来理解。对我而言，这又进一步通过生命的剩余价值来理解。喜悦可以染上任何一种情动类别的色调，即使是最“黑暗”的那些。¶

在其关于尼采的书中，德勒兹事实上建立了喜悦与悲剧之间的本质联系。这是因为，当关系场中涌现的激荡在某个事件中达到峰值时，一道切割便发生了。“我”对某种规律性的惯常预期所构成的平静，被打破了。这是裂分的另一层含义：“我”从“内部”被割裂（来自朝向远端限度、又向下折回内在限度、向内到来又向前发出的运动）。“我”被潜能的冲击劈开，这些潜能的突然实现如命运一般击中它。一道裂缝在过去与未来之间打开，切断了通常穿过当下的厚度、从一端延伸到另一端的可预期规律。命运就是没有厚度的当下，是纯粹的切割。在其中，“我”直面生命场爆发出来的、不可控制地大于“我”的东西：皮尔士罕见地用富于感染力的语言，把它称为“陌生的闯入者”。陌生的闯入者不是另一个人，也不是“我”的镜像式另一个自我。再说一次，在那个例子中，镜子反映的是一个嵌入其中的世界视角。皮尔士说，陌生的闯入者是“非我”。非我与“我”属于不同层次。取其最广泛的含义，它就是事件“亲自到场”（不代表自身以外的任何东西，也不意味着其带来的转化以外的任何东西）；“我”必须与其复杂性联合情动力量，才能把生命活到最充分的潜能。喜悦，就是对事件及其多视角光辉的肯定。¶

这样说显得有些宏大，似乎与巴迪欧那类事件哲学趋同；它们认为事件极其罕见，并且构成与情境的彻底断裂。我的意思却完全不同。¶

KW： 这是否取决于你把什么视为事件，以及如何界定它的政治性质？¶

BM： 在我看来，事件一直在发生。它们成群涌动。事件的切割无处不在、时时发生，但大多数时候，其发生方式允许我们忽略它，因为生活的规律性随即重新接上，并追溯性地抚平了中断。本杰明·利贝特那些著名实验表明，有意识感知如何为在裸活动的非意识层面上发起的决定“倒填日期”，让事情看起来仿佛是个体的“我”作出了决定，而实际上，“我”那时根本不在场。在场的只有它的分体性。“我”曾短暂地破碎，消失在裂分中，回落到裸活动里，持续生命脉搏中一个瞬时的节拍。这意味着，陌生闯入者的破门而入，也深植于感知之中。它与“我”涌现的倾向，以及“我”不断重新涌现、以抚平自身充满事件的短暂消失的倾向，同样具有构成性。感知会眨眼。如怀特海所说，意识会“闪烁”。皮尔士关于陌生闯入者的理论，是一种感知理论，强调感知过度充盈着非我的经验。¶

这意味着，事件的“悲剧”最常采取“微小”的、相对被忽略的形式。艾琳·曼宁（2016）所谓的“微小姿态”，能够接住并放大阈限事件那些原本微不足道的效应。微小姿态的日常实践，远比斗士忠于“罕见”事件的宏大姿态更为重要。宏大姿态的诸多问题之一，就是让人等待罕见事件，处于未被激活的状态。它们成了无所作为的好借口：除了大肆宣扬自己有能力在罕见事件到来时认出它，并以只有极少数人才能做到的方式忠于它，几乎什么也不做。这种观念带着令人震惊的傲慢，以及很容易导向暴力的分裂性（在与这种思维方式相关的许多思潮所带有的雅各宾主义色彩中，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如果微小事件处处可见，那么微小姿态也可以如此。它们总能用来放大微小事件以不可感知的方式表达的潜能。那么，无论我们通过什么情境生活——在学校、工作中、朋友与爱人之间、城市街道上——政治都可以随时随地被实践。这就是“微观政治”的观念。对我而言，微观政治概念，与无政府主义的一项坚持十分接近：当下实践的政治，应当预示未来的关系场；政治行动主义的任务，就是让当下中的未来性已经能够付诸行动。¶

KW： 你能解释一下你对微观政治的理解吗？¶

BM： 每次提到微观政治概念时，我总觉得必须强调两个提醒。¶

1. “微观”或“微小”不一定与“小规模”同义。再说一次，问题完全在于质的区分。“小”是相对于尺度而言的。群体互动中的一个微小事件，比个体感知构成中的一个微小事件“更大”，而媒体中的一个微小事件又比两者都“更大”。判断标准是质的。它关乎事件是否容易被抚平，是否可以忽略。微小事件是不可感知的，却处于变得可感知的边缘。它位于感知形成的边沿，位于感知那具有命运性质、起切割作用的锋刃上。微小姿态使微小事件发酵为可感知之物，使其不再可以忽略，而是变得要紧。它足以与命运相当。微观政治就是使之成为要紧之事的政治。它不是任意一种使之要紧，而是朝向喜悦的使之要紧。喜悦意味着，以生命剩余价值之名，“悲剧性地”肯定穿行于关系场的诸种倾向的整体性。用政治术语来说，这意味着事件中的个体相互差异性地包含——但必须从它们的分体性的角度来把握，从它们对裸活动的转化—关系场所作的、被激活的、激荡着的、使之潜能化的参与这一角度来把握。微观政治就是调节这种动态的、差异性的相互包含，趋向更大的场强度。

我的意思是，让相互对照的倾向最大限度地包容彼此，共同形成模式，共同栖居于场域，以便每一种倾向都能充分实现自身。我的意思是，顺着场域的倾向性偏向，走到其远端限度——在那里，它折回内在限度，冒着由于自身的自我完成而在事件中不可逆转地变成他者的风险。共同构形的挑战，在于促成这种向倾向的强度生成之限度的通过，使诸种倾向不会彼此对立、彼此削减。¶

这需要我前面说过的过程性关切与共感。这样的实践处于生成他者的地平线上，而不是以身份认同之名、为维护自我同一而进行，这造成了全部差别。它有可能消除那种针对他者、使共同构形无法实现的偏执。它使每个人都能够主动地生成，对抗我们太过熟悉的那些分离性的反应性生成。如果听起来像乌托邦，它其实不是。它只是始终尚不可知（但只要微小姿态愿意前往，就已经开始能够行动）。必须注意，这里所涉及的共同构形是审美性的。它居于怀特海美的理论的核心。对怀特海而言，美不能化约为和谐。它需要对不协调的肯定，需要不可通约的运动之间的合作：每一种运动都肯定自身，同时又与其他运动共振。¶

1. 微观政治不能与宏观政治分开。它不是宏观政治的对立面，而是其下侧：与莫滕和哈尼所谓的“地下公域”（undercommons）相关。一个行动总是横跨两个层面，即使它对自身参与微小层面浑然不觉。所有行动都具有两面性，同时参与两个维度，但效应并不相同。这是一种非平行的双重铭写，沿着相互关联却不断分岔的轨道展开。由此推论，微观政治虽然必要，却不能自足。微小姿态总要在宏大层面上做文章，颠覆、扭转、劫持或破解它。而且，无论我对宏观政治的宏大姿态多么不以为然，它们就像以身份认同为基础的反种族主义政治中的怨恨一样，在某些关节点上具有策略必要性。

在某些条件下——而且这些条件很罕见——一个宏大姿态可能以某种方式打开关系场，让其中密集涌动的微小姿态有空间得以放大、绽放。只有当它没有卡在自身的纲领性轨道中时，它才能做到这一点：其纲领性宣言必须携带一种未表达于其语义语境中的言外力量，使这些宣言能够施行一道裂分，留下不断增殖的裂缝模式，让裸活动从中渗出，每道裂缝都渗溢着生命剩余价值的潜能。微观裂缝可能不断增殖，直到汇聚成宏观碎裂：革命性地跨过一道门槛。¶

纲领性话语的这种言外力量，就是德勒兹和瓜塔里所说的“命令语”（1987: 75-110）。最近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占领华尔街”的命令语：“百分之一”。它由《广告克星》（Adbusters）集中发出，却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开启了试图实行直接民主的集会形式，及其成群涌动的表达性激荡，并具有同样出人意料的感染力。我们所需要的，是一种由质上不同却彼此关联的激荡所构成的生态，同时在微观和宏观两个维度上运作，以交替与协调的方式，调动微小姿态和命令语。¶

KW： 你用来描述反本体权力的某些词汇，也同样被用来谈论它所反对的本体权力。例如潜能，以及让未来在当下可以行动的观念。你谈论本体权力如何在当下触及未来时，使用过双重条件式的观念：“本来可能……本来就会……”。这是如何运作的？它与反本体权力处理未来性的方式有什么不同？¶

BM： 这确实触及了我为什么在“9·11”之后开始研究本体权力概念的核心。在我看来，自1968年的“五月风暴”以来革命左翼使用的那套词汇，同样轻易地可以用于我感到在“9·11”后时期正在巩固自身的主导权力体制；而且，这套词汇在1990年代极端资本主义者的管理和商业战略词汇中已经相当突出。但我又觉得，即使存在这种趋同，作为新主导形式的本体权力与反本体权力之间，仍然可以作出质的区分。造成差异的，是未来以何种方式在当下变得可行动，也就是潜能化的方式。我使用“反本体权力”这个词时，不是指它们是本体权力的对立面，而是说，有一些本体权力逆着主导方式运行。¶

本体权力的主导方式，凝结为一种军事行动。我指的是先发制人。我在《本体权力》中谈到的观念是：威胁已经变得如此无处不在、如此不可预测，以至于它可能在任何地方、以任何形式、在任何时刻突然爆发为充分成形的危险。威胁如今本质上是“不对称的”：它比传统军事组织与审议式政治决策那些笨重、由上而下的装置更快、更灵活。等到威胁变成充分成形的危险时，就已经太迟：还没等你意识到，它就已经击中了你。因此，你必须在威胁涌现之前就打击它。乔治·W. 布什在其政府的官方军事战略中，正是这样表述的。 这使先发制人成为一种直接作用于时间的权力方式。它要求运用某些军事战略家所谓的“占有时间的力量”。你必须行动的不是“在”时间之中，而是“对”时间本身。你必须回到那个存在于当下的“之前”。这就是已经潜在酝酿、即将溢出为行动之物的当下未来性。你必须作用于未来行动的初生状态。这带来了棘手的感知问题。¶

KW： 看你在《本体权力》中展开的论述，人们可以这样问：在那些不可感知地酝酿、可能到来的东西，尚未取得可辨认对象的轮廓之前，你如何感知它们？¶

BM： 唯一的方法，就是搅动这个混合体，让可能到来的东西到来。把它驱赶出来，让它取得一种你能坚决攻击的确定形态。让它开始“转为动能行动”，使你能够在它刚刚涌现、尚未完成行动、尚未引爆、尚未能够自卫之前，以反向动能迎击它。这就是我所谓的“感知攻击”。战争实践重新以先发制人的感知攻击问题为中心。感知攻击是一种把战场带入涌现场域、把潜能武器化的方式。它是军事权力变得内在于生命涌现场域的过程：对转化—关系场进行“内殖民”（维里里奥），捕获变化本身。这种权力会生产它所打击的东西：感知攻击使威胁发酵、升起，使其能够被看见、被识别，并在凝固为客观危险之前被消灭。¶

先发制人的时间特征导致一个悖论。这是一个奇特的悖论：凡以先发制人之名所做的一切，即使原本是错的，也都会变得正确而真实（而不只是无法判定真假）。这就是“本来可能／本来就会”的悖论，布什也曾明确表达过它：他说，事实证明萨达姆·侯赛因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但据我们所知，他本来可能拥有；而他就是那种人，如果本来可能拥有，他就会立刻拥有，而且会毫不犹豫地使用。因此，我们入侵伊拉克是正确的。证据呢？伊拉克的确成了恐怖主义的滋生地。¶

KW： 看看ISIS……¶

BM： 是的，美国决定先发制人地入侵，恰恰使伊拉克成为恐怖主义的滋生地；这一事实却被当作无关紧要。它所意味的，不过是入侵增加了打击恐怖主义的机会。它成功地逼出了更多威胁。先发制人的攻击若要成功，就必须反复迭代，循环地生产并攻击它所打击的东西。不对称战争是一场长期战争，还有许多回合要打，我们不应退缩。按照这种逻辑，错误的不是布什入侵伊拉克，而是奥巴马不愿在伊拉克与阿富汗坚持到底，也不愿通过入侵叙利亚进一步加码。相反，他的先发制人战略转向了无人机：转向先发制人战争中相当于微小姿态的做法（在体系层面几乎不可察觉，在阈限上进行战争，撬动监控信息之流的剩余价值）。在这个方向上，他极为乐意且热切，成了“暗杀名单总统”。¶

这种逻辑允许任何决定在事实上是错的，却在先发制人的意义上是对的，处于永恒的将来完成时中：当我们先发制人地行动时，我们总是将已然正确。面对任何威胁，你都可以说：“本来可能／本来就会”，因而“将已如此”。¶

威胁不同于危险。它一旦被感受为威胁，就实际产生了威吓作用，即使它并未实际在场。威胁确实使自身在场，但不是以明确而现存的危险的形式，而是以恐惧的形式。恐惧就是威胁的未来性之在场。威胁在呈现自身时，是一种情动的造物。“以现实为基础”的审议必须让位于情动事实，而情动事实总是指向先发制人的行动——如果我们要感到安全的话。先发制人与安全完全绑在一起。无论在哪里采取安全机制，先发制人的逻辑都会以某种方式被激活。因此，尽管先发制人作为军事权力的一种方式，凝结为最赤裸、最极端的形式，它仍搭载着安全关切不断扩散。它也是国内领域的一种警务逻辑。它还是一种金融逻辑——衍生品被称为“证券化／保障安全”（securitization）的策略，已经说明了一切。它已经如病毒般传播。《本体权力》探讨了先发制人的病毒式逻辑，重点关注它如何把内在性场域与感知之间的关系武器化，以及由此产生的情动感染的动力学。¶

所有这些如何回到潜能的内殖民问题，以及如何作出质的区分、打破主导权力与抵抗之间的对称性问题，关键在于“本来可能／本来就会”的同义反复，以及它那把错误先验地变为正确的悖论性力量。把错误变成正确，是一种正当化操作。先发制人的权力以一种自行赋予正当性的方式，使威胁变得可操作，而不依赖理性论证。因此，它能够以纯粹情动的手段，为运用它的个人和集体装置赋予正当性。¶

KW： 那么，反本体权力关心自我正当化吗？¶

BM： 不。它们关心自我赋值。它们不试图在自己错误时仍然正确，而是试图对错误的必然性加以补充。它们也把感知刚刚形成的构成性层面作为目标，但其方式是，把经验中构成性的错误重新置于一个扩展的场域；在那里，错误获得质的“附加价值”，成为关系性的生命剩余价值，使事件因其自身的强度而值得被活出来——在那里，它不是变得正确，而是变得美。它们也在情动层面上运作。反本体权力朝向生成异质剩余价值的情动取向，本性上是反资本主义和反军国主义的。主导的本体权力撬动威胁，以滋养与军事装置共生的资本主义机器。它也以经由生产性的先发制人行动而被处置的威胁为形式，生产感知的剩余价值。¶

然而，这种感知剩余价值的生产并不是为了它自身，而是为了其展开能够为资本主义过程的推进提供服务。先发制人对变化的捕获，被资本捕获了。它的“本来可能／本来就会”形成一个封闭回路，把潜能的未来性重新导回资本主义的通道。先发制人抢先封闭了未来向潜能的巨大外部的开放性，预先将其格式化，以便资本主义过程捕获。它使未来变得可行动，只是为了重新将其封闭，把它重新捕获到资本主义关系及其所支配的过程的限度之中。¶

反本体权力肯定资本主义剩余价值之外的价值，这使它们与资本主义过程发生冲突，同时与那些不受资本逻辑支配的非资本主义关系方式相协调。当这些运动自我肯定，并朝着其关系方式的远端限度推进时，它们也在同一个运动中朝着资本主义的远端限度推进。它们必须以非军事主义的方式做到这一点，否则就会变得丑陋。当不协调以这样的方式展开：涌现的倾向彼此对立、彼此削减；当诸种倾向的倾向，是把自身的自我完成理解为取决于消灭其他倾向时，激进的差异性相互包含之“美”就变得不可能。¶

不幸的是，在以身份认同为中心、彼此碰撞的反应性生成的支配下，这似乎正是今天事态发展的方向。反本体权力的取向是审美的，而非好战的（这也是我更偏爱行动主义的词汇，而不喜欢战斗主义词汇的原因之一）。反本体权力在一种地平线之内运动：不可通约的对照之间不协调的共同构形，正构成了怀特海所说的美。它们趋向于非暴力，但这种方式并不转化为将非暴力当作超越性原则时所伴随的道德主义。对反本体权力而言，没有超越性原则，只有内在的涌动，以及自我完成的、自我肯定的弧线；这些弧线循环返回，形成回环，而回环又被陌生的闯入所切入、裂分敞开，始终返回那个巨大的外部。这就是怀特海所谓的“历险”。我们应该彼此激励，投身历险，而不是用被武器化的潜能互相击打，或以战斗性的宣言彼此威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