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什么是数字理论？

M. 贝亚特丽斯·法齐（M. Beatrice Fazi）¶

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

什么是数字理论？人们很容易想通过谈论那个常被冠以此名的学术研究领域来回答这个问题。不过，我不打算这样做。我不会去再现作为学术领域的数字理论；我不会描绘它，也不会刻画它。我不是在撰写一份报告，也不是在摇旗呐喊。毫无疑问，在此时此刻可以拍下一些快照，呈现这一探究领域的大致轮廓。有地图可画；这些地图也许不是疆域本身，但它们是有用的定向工具。关于数字的理论研究，也有民族志可编——即文献综述和“范围界定工作”（scoping exercises），资助机构的官僚行话是这么称呼它们的。然而，在本章中，我不会制作任何此类清单。部分原因在于，我更愿意把本章设想为一份愿望清单而非一次概览；但主要原因在于，这样的概览无论如何可能都不会告诉我们多少关于数字理论是什么或可能是什么的东西。¶

问题的症结在于，尽管关于数字的研究为数众多，其中大多数却不能被称为“数字理论”。诚然，数字研究（digital studies）中的某些主张具有鲜明的理论性。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主张事实上（de facto）提供了一种数字理论。我在这里是就字面而言的；按照这一表述中词语的首要含义，我用“数字理论”来指“关于数字的理论”，也就是对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in and of itself）的研究。于是，我所提出的观察是：许多关于数字的理论研究毋宁说是借助并通过一些巨大的代理（proxies）来展开的：文化、社会、经济、政治、艺术，以及其中最大的代理——媒介。这并没有什么不对；事实上，这类工作有许多可取之处，它考察个体存在与集体存在的不同范畴如何相对于（vis-à-vis）数字技术来生产和再生产自身。但为了本研究的目的，让我们从字面上看待事物；让我们考虑一下，我所说的这类学术研究如何常常讨论数字被生活、被体验、被交换、被传播、被赋予意义、被感知、被作用以及被思考的种种方式，却远较少讨论数字是什么。¶

在某些情况下，这种忽视是无意的，也就是说，它甚至没有被察觉。然而，在这些情况下，如果这种忽视得到承认，对我的关切的一种可能回应是：数字就是数字在文化中、社会中、经济中、政治中、艺术中，尤其是在媒介中所表达出来的东西。换言之，对我的异议的一种可能回应是：除了通过其样态、副产品和效应之外，并不存在数字的存在（being）。然而，在另一些情况下，我所认为的对有关数字的本体论问题的普遍疏忽，暴露出了理论进路常常借以被框定和维系的方法论约束与意识形态承诺。在此，我想讨论两种这样的情况。¶

第一，理论通常被理解为批判。^[1] 因此，做数字理论就被理解为对数字境况进行批评。理论与批判之间的这种等同并非数字研究所特有，而是人文学科内部一种持久而稳固的等价关系。当然，这是康德和法兰克福学派的遗产。^[2] 然而从历史上看，它也是数十年学术内部纷争的结果，比如发生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那些纷争，当时理论在相互竞争的学术范式之间成为一场唇枪舌剑之战的对象，其中一些范式攻击理论的存在理由（raison d'être）。^[3] 在那一语境中，理论家的工作恰恰因其通过自身的批判分析来喂养某一话语（即某一思想体系）的社会语言学胃口，而或受赞颂、或遭谴责。¶

需要说明的是，我并不像其他人那样著名地宣称批判已经“失去动力”（Latour 2004；另见 Felski 2015）。我的论述并不是针对数字的批判性解读本身（per se）的论战。作为批判的理论有些愤世嫉俗、常常毫不宽容、从不倾向于提供现成的解决方案——它之所以有价值，不是不顾而恰恰是因为这些特点。理论是对一场人们敢于关切的危机的批判。然而，如果我们要遵循我所提出的数字理论定义——即对数字是什么的研究——那么在某种意义上，在一种严格批判性的进路之内，“它是什么？”这个问题就成了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interrogatio non grata），一个批判理论家不仅不就数字提出、也不就其他任何事物提出的问题。无论是致力于解构文本、揭示社会生活的物质性，还是发现并揭露权力实践，作为批判分析的理论习惯性地掩盖本体论问题，部分原因是它害怕重新确立传统的哲学正典和形而上学分类，部分原因是此类本体论追问并不被视为批判之诊断任务与解放任务的核心。对本体论基础的这种忽视，是关于数字的批判理论的一种局限，我希望看到这些理论本身克服它。¶

如果说我所称的“数字批评”（digital criticism）发展了一系列关于理论能就其自身探究对象提出什么问题的后康德假设，那么我所称的“数字现象学”（digital phenomenology）则对理论应当做什么或不应当做什么设定了过于具体的期待。我把数字现象学理解为数字研究内部做理论的另一种独特方式。在别处，我曾把这样一些进路描述为受现象学启发的：它们设定一个知觉的或经验的连续体，作为得以解释数字的基础，主要借助关于意向性、意识和具身性的假设（见 Fazi 2018a）。然而在这里，我是在更宽泛的意义上使用“现象学”一词，用以指称这样一种哲学方法与传统：它探究第一人称经验的起源与意义，以及在存在（Being）与存在者（beings）的处境性的、生活的定向中接近二者的可能性。¶

严格说来，关于数字是什么的问题在现象学框架之内是得以提出的。然而，它们之所以被提出，只是就数字能够被呈现给一个经验主体的生活世界而言；这个主体被定位为数字之意义的来源，其经验被视为理解生活在数字境况下是何种感受的核心。这让人想起围绕马丁·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什么叫思想？》（What Is Called Thinking?，Was heißt Denken?）一书英译的学术讨论——该书首版于1954年——尤其是关于其标题英译的那些讨论（Heidegger 1968）。^[4] 《什么叫思想？》——是的，但也是“什么召唤思想？”——也就是说，是什么令其产生，是什么将我们引向它，甚至要求它？类似的、扩展这种追问意义的方式也可以应用于数字现象学。于是，“什么叫作数字？”也可以被表述为“什么召唤数字？”“什么令其产生？”“什么将我们引向它？”——或者，实际上，“什么需要它？”¶

数字研究之所以安然栖身于媒介研究之内，有许多原因，显而易见的一个是：数字媒介构成了消费电子产品的很大一部分，而正是这些产品将数字实例化并推入经验关系的荒野。关于数字的学术研究尚未充分发展出中介经由数字技术运作时的理论意涵；媒介研究（以及其中的数字研究）之所以保持新鲜而引人入胜，正是因为这种仅被部分开发的概念化与解释潜力。尽管如此，在媒介研究中十分普遍的数字现象学语境里，中介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一种生存论的翻译或揭示问题，经由某个“用户”（广义理解）的经验来实现。就此而言，这些揭示不能被直接纳入关于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理论之列，而应被视为对数字如何能与经验它的诸主体性共延或在其间映射的理论考察。¶

“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是一个棘手的表述。迄今为止我提出的核心主张是：一种关于数字的理论应当追问“数字是什么？”并由此寻找其本体论特征。本质（quidditas）是一个来自哲学那尘封的经院时代及其对古典古代之中世纪复兴的术语。本质（quidditas）在英语中常被音译为“quiddity”，它是拉丁语疑问代词 quid（疑问词“什么”）的抽象名词化，经院学者用它来概括亚里士多德的表述 to ti ên einai（τὸ τί ἦν εἶναι，即“是其所曾是者”，拉丁语译为 quod quid erat esse）。经院哲学在通过修辞论辩来争论和争取区分中兴盛起来；本质（quidditas）概念在那一环境中拥有很大的操作力量，因为它使学者们得以讨论那个使某物不同于他物的“什么”。同样的操作力量也可以在关于数字的当下讨论中发挥作用，从而使数字理论成为对数字之“是什么性”（whatness）的研究，换言之，成为对使数字不同于其所不是者的东西的研究。¶

传统上，本质（quidditas）概念被用来指一种逻辑规定，这使得该概念对我们的目的而言格外有趣。本质（quidditas）是一种在思想中、以理智方式（noetically）被给予的“是什么性”；它不是对事物本质性质的描述，而是对一种本体论的“是什么性”的定义——这种“是什么性”是在认识上被表达和阐发的。描述与定义之间的差异是关键；这一差异也把我们带回前面所强调的数字现象学的局限范围。数字现象学旨在描述，而非定义。这一目标与现象学事业的诠释学职责相一致：在其中，本体论问题指向对生存的解释，而描述是解释、进而是阐明的基础。另一方面，定义是回答本体论追问的一种特定方式，它产生一种同样特定类型的知识，这种知识首先不是解释性的（interpretative），而是说明性的（explanatory）。¶

为了展开这一主张，有必要考虑一些通常不与数字技术理论研究相关联、却能够支持此处关于提出导向定义的本体论问题之重要性论证的哲学资源。这些资源未必优于现象学或批判理论的分析。然而，它们在历史上和概念上都足够独特，从而使开辟一条通向数字理论应当关切的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道路成为可能。¶

在古典古代，“它是什么？”这一问题只有在对所问之“什么”的定义中才得到完整回答。这既是柏拉图式的，也是亚里士多德式的，最好的例证是苏格拉底之问：“是什么”（Ti esti?，Τί ἐστι;，“是什么？”）。这个看似简单的问题是苏格拉底对话式探究的辩证核心：苏格拉底向对话者提出这个问题，以辨明对话前提的普遍性，然后构建一个严格的定义，与智者的修辞把戏和常见的意见（doxa）都决裂。^[5] 这种追问揭示出，那些自以为知道的人，事实上并不知道。承认无知正是苏格拉底想要抵达的地方，它是真正的、坚实的、理性的推理与概念分析得以可能的基础。¶

在哲学用法中，苏格拉底的“是什么”（ti esti）与经院哲学的本质（quidditas）常常承担着可比的功能并具有可比的译法。^[6] 哲学史上的这些例子同样可以用来论证：数字理论是对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探究。数字是什么？这是应当居于数字理论核心的问题。显然，它不是对数字的理论进路所能提出的唯一问题，但它确实构成了数字理论的一个核心奠基时刻，一个通过寻求数字本身的定义来界定数字理论是什么的时刻。那么，数字理论始于一种关于数字的理论，一种关于可以被定义为“数字的”那种境况、地位、处境、实体和事件的理论，也是关于这种定义之理由与根据的理论。¶

如果说普遍性是理论工作的推动力，而概括是理论的特权，那么由此可知，在动词“是”（to be）之中，理论家可以找到一种手段，来传达追问定义的冲动与选择。作为最常见但也最不规则的英语动词，“to be”在句法上是特殊的（例如在某些结构中它可以被省略），在语义上也是独特的（它可以表示“发生”或“出现”，被用来表达同一性、等价以及某个实体的存在，也可以在谓述上表达一个实体的性质与特征、它的行为、位置以及正在进行的动作）。由于这个动词具有多样的谓述、方位、存在和真值功能，“是”能被说成意指什么以及如何意指，便成为一个哲学关切的问题。它能否表达本体论的深度仍是一个开放的讨论，而追问“数字是什么？”已然把数字理论置于这类关于存在之词汇的元哲学争论之中。¶

当我们问“数字是什么？”时，我们是在探询数字的实在性。我们在探究数字的特殊性、它成为具有谓词的主词或对象的可能性，以及它保持自身与虚无之差异的能力。然而，主张一种从本体论定义出发的数字理论，并不等于认可一种“数字本体论”（digital ontology）。这一表述指的是一组关于实在之终极本性的信念，根据这些信念，是数字的乃是自然的一个特征。我并不持有这样的信念，也不主张关于数字的理论应当持有。^[7] 毋宁说，我主张的是对数字是什么的探究，这与支撑“一切存在者本身都是数字的”这一观念的东西颇为不同。所谓“数字本体论”是用数字来解释实在，而我想要的是从本体论上解释数字的实在性。但与此同时，我主张这种实在性应当被定义，而不仅仅被描述。这就是我赋予数字理论的范围。¶

定义的行为涉及切割或划分；澄清是通过区别与分离来实现的。然而，定义的特征也在于建立与意义的联系。定义不是一次性的行为，而是一个迭代的过程，因而在其中应当小心避免循环。事实上，论证定义的重要性，需要刻画所寻求的定义是何种定义。我要说的是，对数字理论而言，这些是本体论定义，它们既概括也限定，就像任何名副其实的理论那样。定义不仅是对某物所特有的那个“什么”的说明，也是对独特地识别那种“是什么性”的标准和条件的勾勒。因此，从本体论上定义数字（正如一种关于数字的理论应当做的那样），就是赋予数字某些属性（某些特征、特性、方面等等）。这也是把数字作为一种观念和一个对象置于一个谓述结构之中，从而置于一种既关乎存在（being）也关乎逻各斯（logos）的动态之中（因此是真正本体–论的［onto-logical］，因为谓词属于事物并被用来述说事物）。¶

如果数字也要通过其谓述来定义，那么这种谓述应当积极地（positively）讨论数字，也就是说，强调数字是什么，而非它不是什么。^[8] 例如，在讨论数字媒介或数字计算机时，一个有用的（也是常见的）定义是通过与模拟对应物的比较来提出的。比较和对照数字与模拟，是我所倡导的本体论练习的一部分。然而，如果这种评估局限于以“非模拟”（或反之）来界定数字的否定式（apophatic）论述，仿佛除了这种区分和否定之外，人们对此几乎不能积极地肯定任何东西，那么这种评估就是不够的。数字不应被理论化为某种过去、现在或未来的技术–表征境况的一个不可知的来源或不可言说的显现。对数字/模拟关系的概念化——例如本书中加洛韦（Galloway）的文章以及汉德尔曼（Handelman）和韦瑟比（Weatherby）的文章（分别为第二章和第三章）中所提出的那些——成功地表明，追问“数字是什么？”反而涉及在这一概念本身的理论生成层面上运作——这一观念作为一种本体–认识论假设而起作用，并且因此能够成为一种理论的对象。¶

同样，定义数字的行为不能被限制和化约为把某物称作“数字的”这一行为。在此，我们应当回到前面的观察：关于数字的理论研究常常通过代理来展开；它们并不提出一种关于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理论，而是聚焦于某种可以被描述为数字的东西（在数字技术如此无处不在的今天，许多东西仅仅因为发生在这个时代，就可以被认证为“数字的”）。我借用“代理”（proxy）一词来评估这一状况，这个词取自法律词汇，而非计算机科学（在后者中它也被广泛使用）。^[9] 在法律语境中，代理是一种中间性的权力，一个在两方之间来回移动并被授权充当另一方之替身的实体。这不仅意味着中介，也意味着在替代之外还有实质性的能动性与委托。例如，想一想“代理投票”，它是一种自愿的代表形式，一种能动性的接力，其中代理人代替其对应方行事。或者想一想“代理人战争”，一种以间接方式、往往秘密进行的冲突，其中一方力量代表另一方行事。当我提出数字研究常常以代理方式提供关于数字的理论时，我的意思是，那里也存在着种种代孕（surrogacy）形式。数字文化的概念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

在数字研究中，数字文化被委以这样一个积极的角色：不仅解释由数字技术支撑的文化，也解释该技术中的许多数字性质。形容词“数字的”本身在很大程度上未受质疑，因为它被用作通向别的东西的门户，而那别的东西恰好是借由这个形容词所应当识别的手段而得以维系的。我认为，关于数字文化的理论是正当的理论探究，正如关于数字经济、数字艺术、数字社会等等的理论一样。文化、经济、艺术、社会以及其他范畴不应被摒弃或低估；相反，它们帮助我们看到数字概念如何被置于生活实践的某种布局之中。然而，当这些关于数字文化（以及数字经济、艺术、社会等）的理论主张声称提供了一种“数字理论”，却没有意识到就在它们眼皮底下发生的概念转包时，问题就出现了。在这一“代理化”（proxification）^[10] 过程中，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变得不可见，而别的东西则通过一系列概念接力获得了对它的权威。¶

一种理论肩负着艰巨的任务：塑造并维系那可以在世界中伴随某个概念的智识景观。尽管理论化不可避免地是一种涉及核心与边缘的选择性分类，对数字（如同对其他任何事物）进行本体–定义，并不意味着认同一种本质与偶性的二元体系，也不意味着相信数字（如同其他任何事物）的实在性具有不同的等级，或与某些实例化形式之间存在或多或少脆弱的关系。同样，对数字进行本体–定义并不意味着忽视这一概念的历史厚度或物质复杂性，也不意味着使数字脱离社会意义和经验事实。然而，若反对说除了其社会文化现象性或其物理实例化之外，关于数字不能说出任何普遍的或形式的东西，那就等于承认空间、时间、语境和内容全都阻碍了对数字的思考（从而阻碍了其自身的理论），迫使这种活动沦为概念与实践之间外在关系的串联。¶

理论是刀刃，理论是黏合剂

让我们继续以这一表述中词语的意义为基础来讨论“数字理论”的练习。本章第一部分提出了如下论点：数字理论应当被理解为一种关于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理论。我们首先观察到，在数字研究领域中可以找到丰富的理论主张，但关于数字本身的理论却寥寥无几；接着我们论证，数字理论应当探究数字是什么，而这种探究应当提供本体论定义。现在我们还有另一条可走的路，另一条道路，另一根可供我们的讨论围绕旋转的轴：我们可以反身性地定义数字理论，即把它定义为一种本身是数字的理论。当第一个提出的定义（数字理论作为关于数字是什么的理论）与这第二个定义（数字理论作为本身是数字的理论）彼此交叉时，需要考虑若干复杂性。我会回头讨论这一交叉；但首先，我们需要解释一切理论如何以及为何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数字的，因为除了数字理论之外别无理论。¶

“只有数字理论”这一主张关乎理论本身的形式、结构和功能，而非其对象。因此，这一断言并不是说一切理论都关乎数字，而是说，就一切理论都进行离散化（discretizes）而言，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的。关于离散化的这一点是核心。根据本书提出并运用的数字的最小定义，数字是一种使用离散单元的中介模式（见本书导论）。在我提出的两个数字理论定义之间的思辨交汇点上，可以激活并调动这一最小定义，以发现理论的“是什么”（ti esti）与数字的“是什么”（ti esti）相互缠绕，二者各自的本质彼此关联。如果我们想理解数字理论是什么，现在就需要直接讨论理论探究的特征，并相应地讨论数字的特征。¶

要全面概括“理论”及其语义同源词在漫长而多线的思想史轨迹中是如何被推理论证的，是不可能的。^[11] 在“理论”词条下，词典收入了诸如“猜想”“论题”“模型”“学说”“构想”和“假定”之类的词。理论化就是评估、预测、设定。尽管在日常口语中，理论往往不过是侥幸的预感或有根据的猜测，古希腊语的词源却赋予了理论它应得的英雄气概，而每当我们从事理论化工作时，我们都得以吟诵这种英雄气概。¶

对理论生活（bios theoretikos，βίος θεωρητικός）——一种献身于知识与理解的生活——的追求得到了亚里士多德的辩护，但在他之前就已经为伊奥尼亚哲学家和前苏格拉底哲学家所倡导。^[12] 根据这一谱系——理论正是从中获得其最易辨认的语义色彩——theorein（θεωρεῖν）意为“看”或“注视”。从词源上说，理论与观察联系在一起。这一点在考虑例如自近代以来科学理论如何必须与科学方法相一致、并经由证实或证伪得到确认时至关重要。^[13] 然而，对古希腊人而言，theorein 也是由心灵之眼进行的观看，因而是一种心智的观看；因此，theorein 是“静观”“思辨”“辨识”——一种其种子既由直觉也由形式化所培育的行为与气质（ethos）。¶

理论与其说是一种产品，不如说是一个过程。这一过程纳入法则并建立在假说之上，尽管一种理论也可能两者都不遵从。一种理论在多大程度上被认为需要基础，各有不同，但常见的情况是，理论本身被理解为在做奠基的工作。在知识机构内部，“理论”常常与“实践”并置，二者被呈现为包含不同的教学法。毫无疑问，理论与实践作为两种知识生产模式，在其制度化方面存在差异，然而理论已经是一种具有行动与可实现性空间的“做”。^[14] 一种理论可以是描述性的、规范性的、解释性的、静观性的、思辨性的或批判性的。它可以渴求经验支持，也可以对此全然漠不关心。虽然例如（物理学中的）万有引力理论与（文学分析中的）解构理论之间显然存在差异，但所有理论都需要发展出一种能够解释和预测的语言或符号关系系统。通过这种语言，一种理论不仅必须识别变量，还必须识别变量之间的关系。同样，新的概念可以被创造和捍卫，但如果这些概念不是相互关联的，且其联系没有通过满足某些标准得到证明，那就不是理论。理论工作的这一方面意味着，并非所有智识项目都是理论化，即使它们可能喜欢或渴望栖居于理论的空间。¶

无论一种理论是成为稳定学科正典中一个被接受的知识体系，还是固执地保持异端、自足和孤立，在所有情况下，理论与抽象的命运都是连在一起的：前者的成功就是后者的胜利，而对理论和理论家的攻击就是对抽象这一日常工作以及以抽象为业者的攻击。我们应当强调理论化即抽象化。理论总是在抽象，因为它进行浓缩和概括，因为它从生存累积与经验接受的直接性出发，向前向上地建构。理论是一把刀刃，正如抽象一样：它切透、解剖、分离、区分、剖析、划界。然而，凡是经由抽象而被分离的东西，理论又会将其重新联合起来，仍然是通过抽象活动；理论工作的黏合属性，正是抽象所展现的那些赋形（informing）、汇集、组织和关联的黏附能力——一种由概念、原因、范畴、理想化、特征、模式、变量和值构成的超级胶水。理论不仅是分析，也是综合，而理论工作的分析行为与综合行为都基于抽象操作。¶

20世纪初，数学家亨利·庞加莱（Henri Poincaré）强调抽象对其学科的重要性，宣称“数学是给不同事物以相同名称的艺术”（1910, 83）。几年后，另一位数学家思考了类似的问题，但将其从数学扩展到一般经验。对阿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Alfred North Whitehead）而言，没有抽象就不可能有经验；第一个“注意到一组七条鱼与一组七天之间的类比的人，在思想史上取得了显著的进步”（1967, 20）。根据怀特海在其晚年发展出的形而上学，根本不存在对事实的无中介通达。可以从怀特海那里引申出这样的论点：那种中介确实已经是抽象。怀特海关于抽象的立场很复杂，无需在此详细回顾。^[15] 他的论证只是部分地关乎人类理解；更重要的是，它关乎实在的结构，或他所称的“宇宙论”（也就是说，对怀特海而言，由抽象所执行的搭建也是认知性的，但首先是形而上学的）。然而，我从中引申出的关于中介的观点，对我接下来要讨论的内容至关重要，因为它使我对数字理论的研究走向对内在性（immanence）概念的问题化——为了论证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理论，这种问题化需要得到展开。¶

许多人使用过“内在性”一词。在神学中，一个神祇如果不与被造世界相分离，而是在其之中、通过它而得到表达，那么它就是内在的。例如，对泛神论者而言，上帝并不在物质世界之上，而是涵括它。在社会理论与文化理论的世俗领地中，内在性也被频繁援引：例如，内在批判（immanent critique）是一种分析模式，它基于内部标准来评估作为社会世界之一部分的探究对象，从内部固有地发展出这种评估的意涵并克服其矛盾。^[16]¶

由于这一概念的多重用法，数字理论对内在性主题有所保留的不信任必须被谨慎地表述。这一概念有许多意涵和应用；我当然不是在暗示它们全都与我所提出的数字理论的定义和范围相对立。内在性及其所谓的对立面——超越性（transcendence）——是相关的，但也是相对的术语；为了区分细微不同的含义并确定哪一种应当成为我们探究的目标，有益的做法是追问什么内在于什么（或者反过来，什么超越什么）。^[17] 有一种回答这个问题的特定方式，对数字理论构成了一个危险信号，那就是强调——并且笃信——思想内在于感觉的回答。这种内在性的构型使思考与感受不仅成为两个无法区分的过程或状态，而且实际上成为同一件事。正是这种内在性构型，对于一种关于数字本身的理论、对于把理论化理解为本身是数字的，构成了问题。¶

我曾大量撰文论述：任何把思想压平到感觉之上的做法——无论是以一种情动（affect）的强度形而上学之名，还是代表认知科学所颂扬的生成式（enactive）延展——都会妨碍对数字计算机之特殊性的哲学研究，因为它往往会遮蔽这一特殊性如何在于逻辑–量化形式化的抽象操作之上，而这些技术正是依赖于此并借此兴盛的（见 Fazi 2018a）。用于光纤传输的海底电缆、由高级铝材制成的轨道卫星、微芯片中的硅砂、国际法的法庭、供求关系的市场图表、编码工作的时长，以及平台动态的注意力策略——所有这些以及成千上万种数字之物质性的其他表现，都是媒介研究中严肃而深刻分析的对象。然而，这一“偶然的巨型结构”（Bratton 2015, 8）的本体–认识论力量，若非因为它与一个可理知性（intelligibility）维度的关系，便算不上什么，也说明不了多少——这一关系是在单个算法程序的操作层面上（事实上，就在算法程序是什么的定义本身之中）建立的，并且每当有人思忖机器能否思考时，它也在最大的副现象尺度上更为明显地显现出来。¶

在哲学中，“可理知性”概念指的是由抽象活动所产生的东西，以及本身只有通过抽象才能把握的东西。关于可理知性的分歧意见有助于勾勒出例如经验论与唯理论之间、或唯物论与唯心论之间的区别。然而，哲学史上的这些争论没有一个能声称就这一话题说出了最后的话，思想–感觉关系的不同构型也并不能整齐地映射到这些区分之上。如果我们要处理可理知性问题（我认为我们应当如此），重要的是聚焦于作为其动力的抽象。抽象的离散化是数字技术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但正如我所论证的，广义的抽象也可以用作理论的转喻，并且，正如我接下来将要论证的，它还可以用作数字之境况、状态与概念的转喻，超出其在电子设备中的实例化。¶

理论化就是在世界与思想之间进行中介，而这种中介就是把一个可理知的维度从未定义的感觉团块中分离出来——一种通过添加表征性的居间调停而实施的“抽离”（drawing away）^[18]。最重要的是，一种理论永远不会与它所应中介的东西同一，恰恰因为它是从后者中抽象出来的。世界（或其子集——生命）也许并不与其在思想中的表征精确吻合，但这并不意味着其中一方领先于另一方，或者不那么真实、不那么有影响、不那么有意义。用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的话说，“abstrahentium non est mendacium”（抽象不是说谎）。^[19] 对这位中世纪哲学家而言，这一声明意在捍卫普遍概念作为思想行为与理智产物的地位。^[20] 在展开这一抽象论（abstractionism）^[21] 的哲学意涵时，我们可以挪用阿奎那的断言来强调：我所强调的中介，并不是一个使我们脱离世界的过程，而是一个事实上让我们得以通过对实在的抽象通达而进入世界并栖居其中的过程。抽象之所以不是说谎，是因为它并不是在用话语的欺骗或巧妙的奇思妙想愚弄他人和我们自己，而是在有目的地切分世界及其中的事物，从而既与其形式、结构和功能打交道，又生成它们。符号界（the symbolic）与实在界（the real）具有同样多的实在性，抽象机制亦然：它们在通过选择而剥离的同时，积极地生产着自身独立的现实化。承认抽象的实在性，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具体的事情之一。¶

现在我想回到我整体论证中的一个关键主张：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理论，因为一切理论都进行离散化。迄今为止的讨论为此处提出的第二个数字理论定义提供了进一步的限定。根据那个进一步的定义，数字理论直截了当地就是一种本身是数字的理论。我现在能够证明的一点是：正是理论的抽象特性，使一种理论在字面意义上成为数字的。理论是一种抽象的离散化，而通过抽象进行离散化，正是数字之所是与数字之所为。¶

抽象既减去也添加；它分离又重新统一，这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它所执行的中介性切割。抽象既摧毁也重建；它既是刀刃也是黏合剂。数字也是如此，无论是在其电子学表达中，还是被当作一个理论概念，它都是一种由切割和中介构成的抽象技术。数字也既是摧毁又是生产。当然，数字技术以离散性为标志，因为它们以不连续的值并通过不连续的值来运作。然而，此处的关键在于，数字技术之所以进行离散化，首先是因为它们是区分与中介的抽象技术。¶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强调计算的（the computational）与数字的并非同义。计算就是通过量化抽象来使实在系统化。计算是一种合理化的方法，以逻辑–量化的方式进行和推进。在20世纪，“可计算性”概念通过提出这样一种方法而得到形式化：只要任何任务能够被表达为一种受规则支配、并被划分为有限且明确定义之步骤的活动（也就是说，只要这个任务能够以算法方式表达），这种方法就能使一台计算机器处理它。在这种算法形式中，计算机制把可量化的实体安排和组织为可分离状态的顺序序列。于是，计算的是一个比数字更宽泛的范畴；就我们今天生活的世界而言，计算的最好被理解为在那个世界中运作并维系它的当代数字系统的方法。另一方面，数字是一种通过表征与中介来自动化和管理计算方法（即前面提到的对实在的系统化）的模式。于是，在电子学中，数字就是使计算的理性结构化成为可能的表征性中介。然而，正如计算不限于数字，数字也不局限于计算。¶

计算的与数字之间的这一区分，对本章所处理的问题是有用的。^[22] 例如，应当强调，我主张的是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的，而不是一切理论都是计算的。因此，我的论证并不是计算主义的（computationalist）论证。理论化不是计算，而是在抽象中并通过抽象来表征实在，而那种表征可以用诗歌、数学或任何最让我们喜欢的方式来表述——那同一个中介世界与思想的行为，已然是一种离散化，一次抽象的切割。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除了数字理论之外别无理论。¶

将数字思考为思想

我已经提出了数字理论的两个定义。根据第一个定义，数字理论是对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研究。一种关于数字的理论应当追问“数字是什么？”并寻找数字性的本体论特征。第二个定义更加从字面上对待“数字理论”这一表述：数字理论是一种本身是数字的理论。为了解释这一点，我必须引入理论化与抽象化之间、以及抽象与数字之间的亲和性。这些考虑现在开启了将数字作为一种思想模式来讨论的可能性。如果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理论，是否可以推出思想也是数字的？尽管通常被冠以这些名称的行为、状态和操作过剩，数字、思想和理论的概念都在一个关键节点上交汇。¶

在大多数试图解释思想之特征的尝试中，引人注目的同义反复是其显著标志。查一查思想的定义，你很可能会发现它被概念化为某个思考过程的结果，或被概念化为思考行为本身。这些定义的同义反复特征例证了这一问题的复杂性，但并不阻碍或妨碍对它的任何严肃研究。相反，这一困难应当被视为进行此类研究的一种邀请。思想为思考提供了多重含义。在考虑思想在技术语境中的发生，或者更具体地说，在计算自动化之旁（也因为计算自动化）的发生时，这一点尤为相关。由于对思想是什么并没有普遍公认的定义，人们可以提出不同的思想图像。有些图像将有助于解释人类擅长做的事情，另一些则更有价值或更适合用来说明数字机器以不同方式所做的事情。¶

对艾伦·图灵（Alan Turing）而言，思考是什么（或者就此而言，机器是什么）没有既定定义这一事实，是一种必须被消除的歧义之源。他在提议不再追问机器能否思考、而是追问机器能否通过他的“模仿游戏”时，旨在做到这一点。^[23] 从图灵的这一戏法中，产生了人工智能（AI）领域的官方起源故事之一——人工智能在整个20世纪后半叶的发展，也是图灵针对“离散状态机”（discrete state machines）认知潜力的基准测试所如此清晰地指认的那些哲学和技术问题的副产品（Turing 1950, 439）。然而，尽管图灵的进路具有不可否认的意义，关于思想以及思想是什么的问题却无法被消除；它们只能在一定程度上、只能在一段时间内被回避或绕过，随后便会回来纠缠计算以及人–机关系。作为认知计算之目标的图灵测试那些被广泛讨论的缺陷，^[24] 以及我所称的作为一种对齐人类与机器之技术的“模拟范式”（simulative paradigm）（Fazi 2019, 813）的谬误，都是这一点的证据。¶

说到隐喻意义上的纠缠（haunting），媒介理论家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将精神逐出人文科学”（1980）的使命便浮现于脑海。凭借这一挑衅性的宣言，基特勒强调了人文学科如何未能思考技术。在基特勒看来，需要某种驱魔，把诠释学的幽灵造访或任何人类中心主义的残余从人文学科中驱逐出去。基特勒揭露人文学科的技术恐惧症无疑是对的，因为人文学科传统上一直如此。然而，与基特勒不同，我认为人文学科的职责范围中没有什么需要被驱逐或切除；相反，这一范围应当扩展而非收缩。因此，当我声称关于思想的问题“纠缠”着我们时，我的意思是，思想的“是什么”（ti esti）无法被长久（或再继续）忽视。这涉及承认思考与存在之间（同样也是思想与世界之间）的一种关系，自巴门尼德（Parmenides）以来，这种关系从未真正停止过对哲学家的激发与挑战。^[25] 哲学史以及思想本身的历史，可以被表述为这一关系被讲述的方式以及未被讲述的方式的历史——它如何被程序化和被纳入，以及如何没有被如此对待的历史。^[26]¶

对基特勒（2009）而言，哲学在很大程度上对技术视而不见；他所提出的纠正方案是把人文学科（作为哲学）引向媒介理论（或者，对他来说更好的说法是 Medienwissenschaft［媒介科学］）。我在此提议更进一步，或者更确切地说，向旁边迈出一步，同时仍然向前推进。我主张，人文学科（以及哲学）若能认识到，居于其核心的并非严格意义上的媒介研究，而是数字理论，将会从中受益，因为数字理论是对思想/世界这一对人文学科本身如此具有奠基性的关系的智识考察。在这个意义上，数字理论可以做到无论欧陆哲学还是分析哲学都未能真正做到的事情，那就是将技术思考为思想。如果哲学家们要在数字理论中找到一个“家外之家”，那恰恰是因为这样一种充满希望的前景。¶

尽管欧陆哲学传统有着许多复调式的焦点和取向（存在主义、现象学、后现代主义、解构主义、实用主义等），它在关于技术的宣告上却有几分单调。许多此类立场所取法的、影响深远的海德格尔式“技术之追问”（Heidegger 1977），是一项关于思考的探究。海德格尔表明，追问技术在社会中的角色，就是考察一种特定思考类型的出现——对海德格尔而言，那是一种工具性的、计算性的思想形式，它以效率和生产力之名把任何事物都变成资源。技术凭借其座架（framing）遮蔽存在并使我们遗忘存在，从而成为任何种类的反思——无论是哲学的还是其他的——的一个实质性障碍。海德格尔的这种技术观可以被认同，也可以被拒斥，但无论如何，说欧陆哲学的很大一部分即便不把技术视为一种危险，至少也把它视为一种丧失，是正确的——一种本真性的丧失，也是物质性、经验关系、意向性和生存特殊性的丧失。这种修辞是从新唯物主义到情境主义、途经西方正典中众多其他主义的各种立场的惯用语。¶

在《技术与时间》（Technics and Time）第一卷中，贝尔纳·斯蒂格勒（Bernard Stiegler）指出，“哲学压抑了作为思想对象的技术”；在哲学中，“技术是未被思考者”（1998, ix）。斯蒂格勒自己的哲学计划旨在弥补这种压抑，强调技术事实上是一种思想一直以来都隐含地依赖着的增强或补充。^[27] 虽然我不同意他把技术等同于假肢（prosthetics），但斯蒂格勒对哲学原初地否认技术的表述是有用的，因为它使我们得以评论：在欧陆传统中，人们普遍认为技术只产生一种弱化的思想模式，而这种模式最终与任何接近真正思考的东西相对立。借助轨道卫星，我们可以把地球拍成最蓝的那个点，这是一项壮观的技术成就。然而，欧陆哲学认为，由于这种技术的座架，我们的双脚不再安稳地站在坚实的大地上。技术使我们失去停泊。它修建一条穿越森林的道路，但也使我们把那片森林仅仅当作要穿越的东西来对待，而不是比如去静观它。对欧陆哲学而言，思想（作为思考行为）是需要捍卫的东西，需要保护它免于这种从经验主义生活世界的丰富性与直接性（或者，反过来但类似地，从理性主义的真理–事件）中被抽离的命运。¶

分析哲学传统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表述这些问题，因为它对任何思辨的奇观都缺乏耐心，然而技术在那一传统中也仍然是未被思考的。理查德·罗蒂（Richard Rorty）曾区分“模糊派”（fuzzies）和“技术派”（techies），分别指欧陆哲学家和分析哲学家。按照他自己的承认，那是一幅“关于当代哲学内部张力的粗糙而过于简化的图景”（2004, 21）。然而，罗蒂的刻画可以在此被发展，用以论证：分析哲学家之所以是“技术派”，与其说是因为他们是技术专家，不如说是因为他们专注于一种相当技术化的哲学形式，这种哲学聚焦于在论证上受控和受限的推理，并旨在澄清科学实践。分析哲学并没有真正挑战欧陆的技术之追问的语法、假定或规范。众所周知，它强调思想的工程和思考的工具（首先是语言）。在这方面，技术是一个借自科学的框架，被用来解释，但它本身并没有得到解释。虽然“技术”本身并不是一个贬义词，它在很大程度上却被视为一种载体，通过它，思考可以被当作一个有边界的、待解决的问题来处理，而技术与这个问题之间仍然只是一种假肢式的关系。¶

那么，将技术思考为思想意味着什么？为什么数字理论应当能够做到哲学未能做到的事情？在这里，我们需要转向所提出的对数字之本质（quidditas）的探究——正如我们所见，它与对理论之本质（quidditas）的探究相关，而我们现在发现，它还与对思想之本质（quidditas）的探究相关联。有必要再次回到那一讨论，并相对于我也提出过的关于需要将内在性概念问题化的主张来展开它。¶

如果抽象的离散化是数字性与理论二者共同的运作方式（modus operandi），那么采取一种优先考虑内在性的立场，就不可能不对二者产生怀疑，恰恰因为它们都在抽象。然而，在考虑思考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以及思想与世界之间的关系）时，人们会看到，这些关系不是内在的，而是被中介的——实际上是被抽象的。此处需要追问的问题是：那一关系的可能性条件本身是否可以被定义为数字的。“数字地”思考，就是通过抽象的中介与表征来思考，但难道不是所有的思考都在这样做吗？如果是这样，数字岂不首先就成了一切思考的条件？¶

提出这一问题，我的目的是发展一种超出消费电子产品的对数字之实在性的研究。值得再次说明的是，从事这一研究并不意味着认可一种把宇宙视为数字信息的观点。我的论证关乎数字的实在性，而不是关乎作为数字的实在。同样，我也不是在倡导一种“计算隐喻”。^[28] 自其诞生以来，认知科学（常常在分析的心灵哲学的祝福下）就发展出了一种把认知视为计算的观点。心灵被当作计算机，反之亦然。然而，主张将数字思考为思想，并不意味着支持这一观点。首先，如前所述，数字与计算之间存在差异。其次，也更重要的是，我无意拿某个技术性的东西来作为解释别的东西的类比。“思想”这一概念本身不应以数字技术为模型。这里没有隐喻。数字是一种比它所成为的技术更大的境况【译者注：原文作 “larger that”，当为 “larger than” 之误，按此译出】（思想的境况，也是为了思想的境况）。思想既是刀刃又是黏合剂，它通过拆分来建构。它在观念、概念、欲望、判断的形成中得到表达和实现，而这些全都是表征性中介，实际上就是抽象。通过分离世界并再次统一它，思想打开了实在。任何经由思想对世界的通达，都是一个数字门户。¶

将数字思考为思想，也不意味着宽恕或捍卫经由数字技术对一切存在之物的殖民化。为了对抗“软件接管一切”（software takes command，Manovich 2013）大多数社会和文化实践的方式，有人告诉我们应当抵制数字及其无所不在。我们应当登出、关机、“摸摸草”（touch grass），^[29] 断开连接以重新连接；我们应当从应用程序、屏幕和生活的技术饱和中排毒，以改善我们的福祉，并对抗人类经验的商品化。然而，通过讨论数字的本质（quidditas）与思想的本质（quidditas），人们会发现：拒绝数字就是拒绝思想。重要的是，这一发现绝不能被用来开脱或辩护对生活之多重表达的捕获，以及将其化约为某种可以被量化、从而经由数字技术被工具化的东西（例如，社交媒体平台上的“点赞”按钮，作为一种测量情感反应、进而榨取经济价值的工具）。毋宁说，这一发现表明，拒绝参与资本主义利用数字技术达成其目的的种种方式，不能等同于拒绝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一方面是通过数字人工制品推动分离、疏离和异化诸形式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另一方面是作为一种经由抽象与表征性中介运作的离散化的本体–认识标记的数字，二者之间存在差异。对某些关于内在性的天真理解发展出一种精致的批判至关重要，而数字理论可以为此提供场所、动力和方法。马克斯·霍克海默（Max Horkheimer）和西奥多·W. 阿多诺（Theodor W. Adorno）当然不是技术之友。然而，他们所说的“一切神秘的合一始终是一种欺骗”（2002, 31），恰好引出我在此要提出的观点：思想涉及距离，而数字理论之所以能够告诉我们关于世界（包括其历史与物质性）的某些重要东西，是因为世界正是在数字的形式、结构与功能之中并通过它们而被思考的。¶

数字理论是对数字之在其自身与就其自身的研究。它是一种本身是数字的理论。一切理论都是数字理论，而思想所做的正是数字之所是。我在此所论证的这些主张表明，不可能把数字从理论中移除，正如不能把思想从数字中清空一样。做数字理论，就是站在分离的形式、结构与功能面前，并把它们当作使我们成为整体的东西来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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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