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论

（Introduction）¶

蒂蒙·贝耶斯（Timon Beyes）、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在寻找媒介的过程中，人们迟早会遇到组织（organization）的问题。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如此显而易见，几近同义反复：毕竟，媒介把事物组织成模式与关系。正如科妮莉亚·菲斯曼（Cornelia Vismann）（2008）在其媒介史著作《档案》（Files）中所表明的，这些看似无害的日常记录、存储与流通装置，正处于我们所知的法律与行政体系的核心。它们的技术逐渐塑造了数字机器与数据处理的架构，因此我们在其中可以发现或多或少已成过往的行政实践的痕迹。由此，媒介可以被理解为“文明的排序装置”（civilizational ordering devices）（Peters 2015, 5）；而如果“文明的”涵盖了一切形式的社会技术排序，那么“［媒介］是［任何形式、任何过程的］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Peters 2015, 19）。似乎很难找到比这更明确的论断，来说明借由组织思考媒介、借由媒介思考组织的意义。然而，这一准同义反复的循环需要进一步审视。它掩盖了一个复杂的关系场域——或许是一个战场——而这些关系确实构成了重大关切。事实上，如果说媒介忙于对社会关系或社会技术关系加以排序，那么它们就被赋予了权力与支配、控制与监视、颠覆与解放（Lovink and Rossiter 2018）。¶

因此，媒介与组织之间的这种亲密关系由来已久（Beyes, Holt, and Pias 2019）。然而，数字媒介技术使之现实化，或许还加剧了其中的潜能与冲突。毕竟，“数字媒介所经营的与其说是内容、节目和观点，不如说是组织、权力和计算”（Peters 2015, 7）。它们有力地提醒我们，“组织即讯息”（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这里借用的是丽莎·康拉德为本书所撰篇章的标题。正如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在本书后记中所明确指出的，它们使新的“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成为可能，也对其提出了要求。¶

不过，如果技术媒介顺应、支持或制约着不同的组织形式，那么这就意味着它们自身也能在一定程度上被塑形，或以某种不同的方式被塑形。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之所以是准同义反复的，是因为它是递归的（recursive）。确实，“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莱因霍尔德·马丁（2003）正是以此将“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这一论断具体化的（因为如果不是通过组织，媒介又如何能决定我们的处境呢？），他在本书中的章节对此作了进一步阐发。在某些方面，媒介决定组织。但与此同时，媒介也是被组织的，而组织在某些方面也决定着媒介。因此，借用蒂蒙·贝耶斯为本书所撰篇章的标题，“组织媒介”（organizing media）需要从双重意义上来理解：一方面，媒介技术通过其组织效应制约着生活（至少在西方世界是如此；再回到菲斯曼［2008, xii，强调为原文所有］的话：“没有档案、没有任何记录的生活，一种不留记录的生活，简直是不可想象的”）；另一方面，媒介技术要发生、消失或转变，又必然以种种组织格局为前提（档案过去和现在如何被管理——处理、流通、归档——塑造了它们作为媒介的轨迹）。于是，媒介与组织之间的这一递归循环之所以是准同义反复的，是因为它触及了对媒介本身的理解：媒介“不仅是事件的可能性条件”，而且“本身就是事件：是某些技术、知识领域与社会制度的集合体或格局”（Horn 2007, 8）。¶

本书致力于探讨媒介与组织的这个“结”。它并不声称要解开这个结，因为那将是一项夸夸其谈且不可能完成的计划。但它力图理清其中一些重要的线索，无论是在概念层面还是在经验层面（仿佛两者能够截然分开似的）。在这个意义上，尽管下面的每一篇文本都可以独立阅读，但它们是在共同讨论中形成的，旨在彼此关联、相互贯通，作为对“媒介作为组织／媒介与组织”这一问题的共同回应。¶

在《媒介组织：人格》（“Media Organize: Persons”）一文中，莱因霍尔德·马丁表明，这种“媒介组织化”如何通过社会技术过程发生：这些过程将事物、知识与人排序为——话语的、制度的、社会的、政治的、生物的——种种身体（bodies）。通过人格（person）、机器与圆环这几个形象，马丁追溯了媒介如何塑造、巩固并展演法人团体（corporate bodies），使法人的形式与情动人格化，并将人们捆绑于其事业之上。在《组织媒介：安全与娱乐》（“Organizing Media: Security and Entertainment”）一文中，蒂蒙·贝耶斯讨论了艺术家西蒙·丹尼（Simon Denny）的雕塑作品，以引出它们如何展演彼此不同却又相互纠缠的几种排序模式——协议式的、官僚式的与企业家式的。这些模式塑造了一个当代的组织关联体（organizational nexus），即以安全与消费之名对消费者和公民实施持续监视的“安全—娱乐复合体”（security–entertainment complex）。在《组织即讯息：灰色媒介》（“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 Gray Media”）一文中，丽莎·康拉德通过考察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软件这一“灰色媒介”（gray medium），更仔细地审视媒介研究可以如何处理组织概念。康拉德区分了三种情形：媒介作为组织机制；媒介本身与制度和组织条件相互纠缠并以之为前提；以及媒介牵涉到“好的组织”这一规范性问题。由此，她试图为组织与媒介能够对彼此做什么，寻找一个比马丁和贝耶斯相对黯淡的分析更为积极肯定的基础。在《后记：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Afterword: Proposi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中，吉尔特·洛文克和内德·罗西特坚定地呼吁对组织形式进行实验（而不是——我们或许可以推测——仅仅停留于其压迫性效应）。在这里，组织问题不再是对社交媒体的短期主义和弱连接加以认可或分析，而是作为“主权媒介”（sovereign media）这一行动主义问题重新浮现，指向新近形成的种种承诺，而这些承诺需要更为稳定的决策与行动能力。¶

参考文献

Beyes, Timon, Robin Holt, and Claus Pias, eds. 2019. The Oxford Handbook of Media, Technology, and Organization Studie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Horn, Eva. 2007. “Editor’s Introduction: ‘There Are No Media.’” Grey Room 29: 6–13.¶

Lovink, Geert, and Ned Rossiter. 2018. 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 Colchester, U.K.: Minor Compositions. http://www.minorcompositions.info/?cat=55.¶

Martin, Reinhold. 2003. 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 Architecture, Media, and Corporate Space.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Peters, John Durham. 2015. The Marvelous Clouds: Toward a Philosophy of Elemental Media.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Vismann, Cornelia. 2008. Files. Translated by Geoffrey Winthrop-Young. Stanford, Calif.: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