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章：媒介组织：人格

（Media Organize: Persons）¶

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

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我的意思是：作为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中介，媒介构造出种种模式与关系，从而提出了秩序的问题。它们要求我们追问：这里存在秩序吗？若存在，它的形式是什么？它的来源又是什么？因此，就人操作媒介而言，媒介也帮助把这些人组织成能动的、关系性的身体。这种循环性将媒介考古学与媒介研究的领域拓展到其如今已成经典的研究对象——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以及它们的前身与后裔——之外，拓展到如此程度，以至于我们必须冒同义反复之险而宣称：“媒介”一词本身所指的，正是那组将事物组织成模式与关系的社会技术性人工物与过程。之所以说“社会技术性的”而不仅仅是“技术性的”，不仅是为了承认技术事物的社会生产，而且——再次冒同义反复之险——也是为了承认社会关系的技术生产。¶

这一观点修正了——但也认可了——那句被抽离语境的、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式的格言：“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Kittler 1986）。因为这里的问题并不是线性的、机械论的决定；毋宁说，问题在于区分相互决定的不同程度。以这种方式扩展“媒介”一词，你便得到了某种更有理由“决定我们处境”的东西——即诸如组织这样的物质过程，社会关系从中涌现，反之亦然。¶

“媒介组织”也是《组织复合体》（The Organizational Complex）（Martin 2003）一书的论题，这是一部兼为公司建筑史的媒介史。在那本书中，我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兴起的“组织复合体”界定为军事—工业复合体在美学和技术上的延伸，并在建筑、控制论与公司社交性的交汇处勾勒了它的轮廓。《组织复合体》旨在重新排布我所属学科的种种预设，其论点是：建筑被理解为众多媒介之一，显示出一种以反馈为导向的、模块化的、基于模式的“图示”（diagram，取德勒兹意义，下文将详述），它可与杰里米·边沁（Jeremy Bentham）早得多的全景敞视监狱（panopticon）相比较，却又与之迥然不同。归根结底，这一图示属于情动性的“控制社会”（societies of control）——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认为，到20世纪中叶，控制社会已开始取代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所研究的规训社会（disciplinary societies）（Deleuze 1995）。¶

这类术语在“新唯物主义”思想中颇为常见，这种思想像我一样谈论福柯式的装置（dispositifs，或 apparatuses）。以更具德勒兹—加塔利色彩的方式，这种思想或许会将等级化的树状组织模式与较少等级性的根茎状组织模式对立起来。但组织不仅仅是纵向的树与横向的根茎之间的问题。若继续沿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它也不只是一种从“平滑的”（气态或流体的）延伸到“纹理化的”（地貌的或晶体的）社会空间类型学。为了更深入地理解“组织”这一动词，并通过批判性地审视“社会秩序有一物质基底”这一前提而更接近唯物主义之“物质”，我想借助有时被称为“非物质生产”的两个实例，回到德勒兹与加塔利所阐发的某些概念。^[1] 其中一个实例是20世纪中叶组织复合体的前身；另一个则是它的后裔之一。¶

第一个实例涉及19世纪早期寄宿制学院对法人人格（corporate personhood）之诞生所作的贡献，在这一过程中，法人成为一种能够唤起人类情感的实体。第二个实例源于第一个，我将先作一段理论附论，再以一则简短的文学剖析加以概括。它涉及情动在新自由主义媒介复合体中的流通——情动既作为资本，又作为人际社会纽带——而这一复合体的图示与其说是树状的或根茎状的，不如说是圆形的。尽管相隔两个世纪，这两个实例都将人——无论是法人还是个人——视为被组织起来的身体。因此，在论证媒介组织时，我更具体地是在论证：媒介组织身体——话语身体、制度身体、社会身体、政治身体以及生物身体。也就是说，媒介由内而外地将人捆绑在一起。¶

人格（Persons）

首先，请回想：当吉尔·德勒兹与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1987, 158）论及“无器官的身体”（body without organs）时，他们说得相当明确：“无器官的身体所反对的并非器官，而是被称为有机体的器官的组织。”有机体，就是身体进入权力场域时所发生的事情，或者用德勒兹与加塔利追随安托南·阿尔托（Antonin Artaud）的说法，即“上帝的审判”。从组织复合体的角度看，下述事实并非偶然：阿尔托宣告“与上帝的审判决裂”的日期——1947年11月28日，《千高原》（A Thousand Plateaus）相关章节即以此为题——恰好与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48, 39）为其著作《控制论：或关于在动物和机器中控制和通信的科学》（Cybernetics; or, Control and Communication in the Animal and the Machine）撰写导言时所署的日期——1947年11月——相吻合，当时维纳正在墨西哥城的国家心脏病学研究所（National Institute of Cardiology）担任访问学者。因为，正如维纳的机构隶属所证明的那样，控制论恰恰致力于将有机体恢复为其认知对象，而这恰是在机电技术威胁要使该对象瓦解的时刻。¶

还请回想，在那篇导言中，维纳（1948, 18）以负熵的方式对组织作了如下界定：“正如一个系统中的信息量是其组织化程度的量度，一个系统的熵则是其无组织化程度的量度；二者不过互为负值。”在梅西控制论会议（Macy Cybernetics Conferences）上，格雷戈里·贝特森（Gregory Bateson）与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鼓励维纳将这一原理推广到社会组织的领域，维纳承认：“社会系统确实像个体一样是一个组织，它由一个通信系统联结在一起，并具有一种动力学，其中反馈性质的循环过程起着重要作用”（24）。尽管如此，他认为，现有的有关人类事务的统计序列既不够长也不够稳定，难以得出可靠的结果。然而，这一限制以及其他限制是可以被克服的，或者至少是可以被忽视的；不出十年，社会科学便已吸收了控制论假说。¶

在这个众所周知的故事背后，有一种值得更仔细审视的有组织社会生活的理论。1947年，维纳表示同情贝特森与米德这样在“当今的混乱时代”寻求一种控制论社会科学的人（Wiener 1948, 33）。数年后，他亲自在一部标题优美的漫谈之作《人有人的用处：控制论与社会》（The Human Use of Human Beings: Cybernetics and Society）（Wiener [1950] 1954）中作了这样的尝试。如果说这部较晚的著作有一个焦点的话，那就是控制论反馈系统的负熵的、稳态的功能。书中最清晰的段落之一，是第二版增补的一章，专论“作为讯息的组织”，其中写道：¶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维纳《人有人的用处》（Wiener [1950] 1954, 95）中的一段（约7行），大意是：某些有机体（如人）能在一段时间内维持乃至提高自身的组织水平，成为熵增与混沌这一普遍洪流中的局部飞地；“生命是一座孤岛”，而我们这些生物借以抵抗普遍的腐败与衰朽之流的过程，被称为稳态（homeostasis）。］

维纳从一种生物性的稳态中推演出一种基于模式的、信息性的稳态（“作为讯息的组织”），将体温的生物化学维持与机械自动机的负反馈装置相比较。并非身体组织本身，而是“由这种稳态所维持的模式［即德勒兹—加塔利意义上的有机体］，才是我们个人同一性的试金石……我们不过是长流不息的河水中的漩涡。我们不是持存的材料，而是自我延续的模式”（96）。因此，按照维纳的观点，人类及其社会是可传输的讯息，承载于一个不断变化、趋向于熵的物质基底之上。将控制论转译到社会科学中的问题，于是就变成了如何将神经元或机电反馈的科学，转换为一门基于统计数据（及计算能力）的模式维持之科学，这些数据要足以应对被构想为稳态有机体的大型集体身体的组织复杂性。但是，如果这里“模式”的另一个名字不仅是“身体”，而且是“主体”，那么这些模式在社会技术层面——即在媒介复合体的层面——是如何被生产和维持的呢？¶

我们几乎仍能听到阿尔托在抗议那种有机体式主体时的呼喊——在1947年前后，这种主体的权威使其底下的力比多经济短路——德勒兹与加塔利（1987, 571）引述道：¶

当你们将他造成一具无器官的身体时，你们便将他从一切自动反应中解救出来，并归还他真正的自由。

因此，德勒兹与加塔利版本的阿尔托式无器官的身体（BwO）既非有机的，亦非无机的，而是如他们所言，是“非有机的”（anorganic）。也就是说，无器官的身体并不完全是一个无组织的、无序的或无政府的身体；毋宁说，它是一种对自身进行实验的具身主体性形式，冒着变成疑病症者、偏执狂、精神分裂者、吸毒者或受虐狂的风险。两位理论家引用阿尔托的话：“身体就是身体。它独自挺立。无需器官。身体从来不是有机体。有机体是身体的敌人”（158，强调为原文所有）。他们重复阿尔托那部广播剧的标题，补充道：“上帝的审判，上帝审判的系统，神学系统，恰恰就是那位制造有机体者——制造一种被称为有机体的器官之组织者——的运作”（158–59）。于是，组织与层化作为原初的暴力，即“上帝的审判”：“无器官的身体是那冰川般的实在，构成有机体——也构成一种意指和一个主体——的冲积、沉积、凝结、褶皱与回缩，都在其上发生”（159）。简言之，无器官的身体就是诺伯特·维纳所说的“长流不息的河水”，有模式的有机体从中升起。¶

作为“冰川般的实在”，无器官的身体并不是一种媒介。正如通信信道中的背景噪声一样，它在构成上是前媒介的——如果我们所说的“媒介”是指任何将这种噪声组织成“冲积、沉积、凝结、褶皱与回缩”的装置的话。在此，我有意使用福柯的术语“装置”（apparatus，或 dispositif），以便更精确地将媒介界定为组织系统而非通信系统，从而以一种媒介理论的视角、以一种高度简略的方式来处理现代公司作为一个政治身体——亦即作为一个被组织起来的身体，一个服从于“上帝的审判”的系统——的兴起。¶

那些将在新自由主义世界秩序中巩固控制论霸权的晚近公司——尤其是所谓谷歌—苹果—脸书—亚马逊（GAFA）圈子——的前身之中，有一类是研究型大学，它们发展并传播了技术科学知识，而上述霸权正是从这些知识中、围绕这些知识建立起来的。尤其在美国，许多这样的大学是从较早的寄宿制学院发展而来的，这些学院由若干新教宗派之一所创办，因而相当直接地服从于“上帝的审判”。随着学院变成大学，统辖它们的“新教伦理”被世俗化了——至少今天人们仍常常这样说——伴随着科学方法的制度化、数字与可计算性的权威、职业训练的兴起，以及人文学科和社会科学与教会的明确道德纲领的脱钩。¶

到20世纪20年代，研究型大学似乎正在遵循由大型工业企业——铁路、矿业集团、汽车制造商——所确立的“法人化”（incorporation）模式，变成多头的官僚机构。其结果是知识被抽象化和条块化，划分为学术院系、专业与次专业，以至于到1947年，诺伯特·维纳可以如此感叹他的同行：［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维纳《控制论》（Wiener 1948, 8）中一段约70词的话，大意是：一个人可能是拓扑学家、声学家或鞘翅目昆虫学家，满口本领域的行话，熟知其全部文献与分支，却往往把相邻学科视为走廊上隔三道门的同事的地盘，并认为自己对它产生任何兴趣都是对他人隐私不可容忍的侵犯。］因此，维纳以其制度上和道德上的必要性为依据，主张发展跨学科的控制论科学，并且（尽管他个人心存疑虑）以此为凭据，主张将其整合进一个社会技术有机体之中——到1970年，这个有机体被更名为军事—工业—学术复合体。¶

然而，这一目的论所遗漏的，不仅是这样一个事实：那些小型宗派学院本身就属于美国最早的法人（corporations）之列；而且还有这样一则消息：正如德勒兹在1990年所说，企业——亦即公司——拥有灵魂（Deleuze [1990] 1995, 181）。与新韦伯主义论题相反，而更接近图灵测试的前提——在图灵测试中，机器智能的衡量标准是一个人无法区分机器的交流与一个人的交流——公司之所以像计算机器，恰恰是就其获得了诸如权利这样的自由主义人类属性而言的。这些属性反过来又鼓励人们将公司身体视为一种特殊的人，这是一条主体化的双向街道，它最终迫使我们追问：什么样的人能够爱上一家公司？¶

到1800年，在早期美利坚共和国，商业的、教育的与宗教的法人被经常性地组建起来，以便能够在半独立于国家政府的情况下开展诸如修筑道路或建立城市之类的集体行动，而国家政府（和现在一样）被许多人以怀疑的眼光看待。因此，在美国独立后紧接着的数十年间，城镇、收费公路管理机构、桥梁公司、宗教团体、学院、学校以及许多其他机构纷纷法人化。在漫长的19世纪中，这些法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发生了转变：从被视为单纯的集体活动工具，转而被承认为拥有自身权利与责任的能动主体。这种能动性的基础，就是通常所谓的法人人格之“法律拟制”（legal fiction）。^[2]¶

法人人格于1886年获得正式承认：在“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Santa Clara County v. Southern Pacific Railroad Co.）中，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公司有权享有第十四修正案为自然人所提供的法律平等保护——而该修正案于1868年获批准，主要是为了确保被解放奴隶得到平等对待。这一历史反讽在1910年再次得到确认，当时最高法院在“南方铁路公司诉格林案”（Southern Railway Co. v. Greene）中断定：“公司是第十四修正案意义上的人，这一点已不再有讨论余地。”^[3] 此后不久，在1926年，约翰·杜威（John Dewey）这样的重要人物将“法人人格”从根本上理论化为一种具体的述行（concrete performative）。法律史学者对于这一切如何发生提供了部分解释，但其中大多数都预设了（与杜威相反）自然人与拟制人之间的本体论区分，这种区分被法律的力量所废除，因而将法人人格解释为一种文学性的拟人化。^[4] 这大概是因为几乎所有这类叙述都是纯粹话语性的，几乎没有说明法人这一人格过去和现在是如何在物质上被构成的。¶

寄宿制学院通过1819年美国最高法院的“达特茅斯学院董事会诉伍德沃德案”（Trustees of Dartmouth College v. Woodward），为我们提供了进入这一过程的早期入口。在该案中，最高法院裁定，私人特许设立的机构享有与私人相当的契约权利。达特茅斯学院于1769年凭英国国王乔治三世授予的特许状而法人化，这在当时是典型做法（Maier 1993, 56–57）。^[5] 虽然这所根基不稳的新学院最初的、基本上未能实现的宗旨是使原住民青年皈依基督教，但它像几乎所有同类学院一样，实际上致力于教育白人新教男子。1816年，在学院院长与董事会发生冲突之后，新罕布什尔州试图修改达特茅斯的特许状，将其置于州政府的行政控制之下。董事会表示反对，认为这违反了美国宪法的契约条款，该条款禁止州损害私人个体之间或个体与州之间的“契约义务”。最高法院认定，特许状即构成此类契约，州的行为违反了这一宪法条款。^[6]¶

然而，如果说美国最高法院由此承认早已法人化的达特茅斯学院享有私人个体的契约权利，那么这种承认得以取得的方式则表明，它所牵涉的不只是一种法律拟制。在代表达特茅斯学院向最高法院作结案陈词时，演说家、律师、达特茅斯校友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向首席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这样谈论他的母校：它是“一所小小的学院。然而，有人爱着它。”据说此时韦伯斯特哽咽了，热泪盈眶（Shewmaker 1990, 168–69，强调为原文所有）。尽管这一宣言在策略上大获成功，我们仍可以把韦伯斯特对其学院的孝爱之情视为真诚的——不是因为它表面上的自发性证明了真情而非算计，而是因为，正如最高法院的判决所证实的，这所学院早已成为一个能够唤起人类情感的身体。¶

在达特茅斯及其他早期学院，这方面的证据十分丰富，却有违直觉。到1904年丹尼尔·切斯特·弗伦奇（Daniel Chester French）将其雅典娜女神雕像安放在哥伦比亚大学新校园的台阶上、把她重塑为一位骄傲而慈爱的母亲之时，宣称不仅忠诚于、而且热爱自己的母校（alma mater），已是毫无问题的——甚至是理所当然的。用福柯的语言说，这也是规训。它不仅推广了浪漫主义时期与维多利亚早期母亲在家庭中培养读写能力的职能（基特勒戏谑地称之为“母亲之口”），不仅将寄宿制学院长期以来“代行父母之责”（in loco parentis）的做法扩展到整个大学体系，最重要的是，它容忍不端行为、失败乃至违法犯罪，作为回报，它只要求——实际上是强求——被爱。¶

请记住，正如福柯所强调的，违法犯罪（delinquency）是监禁装置的产物，而非其对立面；因此，失败是该装置正常运作的先决条件之一。在教育领域，分配失败的一个主要工具是考试，而考试的开端性实例便是入学考试。因此，1797年，十五岁的丹尼尔·韦伯斯特抵达新罕布什尔州汉诺威时，在获准进入达特茅斯就读之前，他的英语、希腊语、拉丁语和算术知识都接受了测试（Remini 1997, 44）。这种当场考试在当时很常见，入学之后的违纪行为也同样常见。例如，在普林斯顿（当时称新泽西学院［College of New Jersey］），建于18世纪晚期的主楼拿骚楼（Nassau Hall）具备一个良好规训装置的全部配置（Foucault 1995, 141–54）：封闭或禁闭；单元式分隔系统；标记分明的“功能场所”；以及“等级”——既在房间之内（一排排的床或书桌），也在房间之间（按年级等）——同样还有课程表；每日背诵；教授正确的书写，配以正确的姿势；学生—笔—纸—椅—桌的界面；以及对浪费时间等行为的种种禁令。因此，拿骚楼不仅仅是一座建筑，更是一个媒介复合体。正因如此，它屡屡成为破坏行为的对象。¶

例如，在19世纪10年代，有三名学生因在楼内引爆火药而被开除，另一名学生因在凌晨3点敲响钟楼的钟这一不可饶恕的行为而被开除，还有一名学生将一副扑克牌切开夹进《圣经》的书页中以示亵渎，另有一些学生在室内燃放鞭炮、在墙上涂鸦。这一连串事件在几名学生在楼内引爆一根填满火药的圆木时达到了某种高潮，而三年后又被一群学生超越：他们把楼里所有的门都钉死，并高喊“造反！”和“开火！”（Wertenbaker 1946, 156, 167）。任何对大学生活表面之下涌动的——有时是暴力地涌动的——性化情感稍有了解的人，都会认出这种仪式化的不端行为远不只是男孩们在考验其代理父母的耐心。或许确实如此：像阿尔托一样，这些学生—主体想要“与上帝的审判决裂”，或至少与他们父母的审判决裂，于是在学院的身体上进行实验，寻找击败它、肢解它、甚至将它变成一具“无器官的身体”的途径。但在这样做的同时，他们也肯定了那个身体的人格，肯定了它有机—机器的主体性。这种暴力属于“男性幻想”的范畴，正如克劳斯·特韦莱特（Klaus Theweleit）（[1987] 1989）所表明的，男性幻想将欲望、恐惧、仇恨与爱，同一种聚焦于、并经由技术生产的法人有机体而运作的权力意志混合在一起。在这一过程中，那个有机体成为一个真正的主体，由扩展意义上的媒介所组织——即由一种物质环境所组织，比如万能的拿骚楼或其北方亲戚达特茅斯楼（Dartmouth Hall）。正如丹尼尔·韦伯斯特谈到体现于这座建筑之中的机构达特茅斯学院时所说，必然有“爱着它的人”。正如企业拥有灵魂这则消息一样，这足以令我们不寒而栗。¶

因此，当我们说媒介组织，乃至断言“媒介”一词恰恰是由这种组织功能所界定的时候，我们实际上是在谈论一种媒介间性（intermediality），在这个例子中，它从纸张延伸到烛光，再到背诵室、法庭，乃至更远。而如果说组织就是将一种“冰川般的实在”、一条“长流不息的河水”的背景噪声，分配为一个能够承载权利、被憎恨也被爱的非虚构的有机体，那么，承认这一有机体并使之成为主体的实践场域，便在一个高度调制的连续体中延伸：从口试（或视情况而定的求职面试）直到夜间的骚乱爆发。这一场域的组织——组织成权力、知识与欲望的模式——在随之而来的互动之外是不可读的。由这一切所产生的法人人格，值得我们予以最密切的关注。¶

机器（Machines）

正如我已论证的，媒介通过多种渠道组织社会与政治生活以及社会与政治想象，这些渠道远远超出了传统上归于技术设备——比如基特勒著名的“留声机、电影、打字机”三位一体——的通信功能。在将建筑之类的事物视为媒介时，我们是在把为理解这些较为经典的媒介格式而发展起来的分析技术，扩展到那些拥有自身分析语言的领域。因此，方法论上的挑战在于将一者转译为另一者，而不把其中任何一者压平到无法辨认的地步。为此，一种中介性的语言是有帮助的。因此，下面的附论将继续沿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力求在理论上和描述上都做到具体。¶

试考虑“机器”这个术语。建筑研究中有一个将建筑视为机器的悠久传统。这一传统最雄辩的代表人物之一是美国文化批评家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他的思想计划在许多方面就是要将他在后期著作中所谓的“机器的神话”世俗化。芒福德以此指的是到20世纪中叶被归于机械化的那种形而上学力量，其主要例证便是核武器所开启的社会与政治秩序。芒福德意义上的“机器”远不只是武器本身；它是核武器所隶属的整个社会与政治系统——军方、公司、大学——这样一个系统，或者用芒福德的术语说，一个“复合体”，与福柯的“装置”之一极为相似。¶

但这些装置从何而来？在《千高原》中紧接于专论“无器官的身体”一章之前的那一章里，德勒兹与加塔利通过重新思考符号学来处理这个问题，其方式在难以捉摸的“抽象机器”（abstract machine）概念中达到顶点。用他们的语言说，抽象机器有点像一个身体性“配置”（assemblage，有时称“机器配置”［machinic assemblage］）的操作系统，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德勒兹与加塔利对福柯社会技术性“装置”的回应。在背景中运行着这样一种努力：通过将符号—所指关系重塑为众多可能的符号学系统或“符号体制”（regimes of signs）之一，来重新思考通信。在这众多体制中，德勒兹与加塔利（1987, 135）辨识出四种：“前意指符号学”（presignifying semiotic），他们颇为可疑地将其与某些前现代社会联系起来；以能指—所指关系为中心的“意指符号学”（signifying semiotic），他们将其等同于专制国家或犹太—基督教的上帝；由一部革命性的游牧“战争机器”所操作的“反意指符号学”（countersignifying semiotic）；以及由他们所谓“激情的”（passional）主体化形式所统辖的“后意指符号学”（postsignifying semiotic）。尽管看起来如此，这些却并非进化阶段。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中，它们是层（strata），或曰组织层级，在任何特定的历史情境中都以不纯的混合形式共存。尽管如此，任何特定的情境都会偏向某一层而非另一层，或偏向某种特定的混合而非另一种。历史变迁意味着通过符号学的重组或重新洗牌而从一层转向另一层。¶

每一层也都采取一种特定的组织形式。前意指是多义的（plurivocal）。它沿着离散的片段或路径推进，在其中，符号并不指涉其他符号，而是隶属于特定的仪式—生活领域，各领域中的表达彼此不可互译。与之相对，意指是同心圆式的。符号在一个符号学螺旋中指涉其他符号，每一新的圆环都对应于一种新的解释形式，由祭司、精神分析师以及其他偏执地环绕着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中心旋转的“专制者”所统辖；而反意指则是数字性的，在其中，数字并不表征或意指任何东西；毋宁说，它进行排列与分配，或者说进行组织。一部反意指机器就像一个按数字分配“为十人、五十人、百人、千人等”的游牧军事系统，它旨在废除定居国家，但也被国家所采纳。最后，后意指是点状的（punctual）。它围绕着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出发点”运作，这些出发点标示出两种主体性形式，即“陈述行为的主体”（subject of enunciation）与“陈述的主体”（subject of the statement），二者由一条使双方得以存在的线联结起来。后意指是行动性的而非观念性的。他们说，它是威权的而非专制的，是无产阶级的而非资产阶级的，是偏执于单一对象的（monomaniacal）而非妄想狂的（paranoid），更像弗兰茨·卡夫卡（Franz Kafka）那种线性的官僚式“诉讼程序”，而非法学家丹尼尔·保罗·施雷伯（Daniel Paul Schreber）的“放射状妄想”（117–21）。¶

这两种后意指主体——陈述行为的主体与陈述的主体——可以在两个方面区别于20世纪中叶通信理论中点状的“发送者”与“接收者”。首先，它们并不先于意指行为而存在，而是由意指行为所构成。其次，从统辖整个系统的“抽象机器”的角度看，这两种主体性形式最终属于同一个主体，这个主体与其说是分裂的，不如说是被双重化为一个服从自身命令的主体。¶

这些主体化的“出发点”不断变换位置，不仅在一个特定社会之内、而且在一个特定个体之内都总是多重的。^[7] 因此，主体——在我们开篇的例子中即法人这一人格，既指学院也指其学生——并不只是说话的主体，即不只是由其所由产生的法律语境中的政治言论能力（或政治言论“权利”）所决定的主体。像所有其他主体一样，法人人格产生于一种从一点到另一点、从说话者到接收者的持续运动，始终将陈述行为与陈述双重化。它们在一个内化的反馈回路中同时说话和被言说：“陈述行为的主体回缩进陈述的主体之中，以至于陈述的主体为另一场诉讼程序重新提供［一个］陈述行为的主体”（129，强调为原文所有）。德勒兹与加塔利将这一过程沿之发生的线称为“激情之线”（passional line），它起源于或出发于一个主体化之点，而这个点可以是世界上的任何东西。例如，对于一个恋爱中的人来说，这个点可以是他们所说的一个“面孔性特征”（faciality trait）（比方说，一座建筑的立面，或一尊母校女神［Alma Mater］的雕像），在这里，“面孔性”不再指涉一个具身的能指，而是作为一个触发器，引发——再用德勒兹—加塔利的习语——沿着一条“逃逸线”（line of flight）的“解域化”联想（129）。我想提出的是，在法人人格的标志之下，这条线最终变成了圆形的。¶

一个由抽象机器所统辖的配置包含这一双重化的两面。一面是陈述行为，它“使表达形式化”；另一面是内容的场域，或者说是具身的、规范化的陈述，比如教师在严格限定的言说条件下所发出的陈述，以便组织一个“机器配置或身体配置”——这正是福柯赋予例如监禁装置或规训装置的那种意义。但二者之间的因果关系是非线性的；内容的形式（被组织进陈述／由陈述所组织的身体）不能从陈述行为或表达的模式或结构中线性地推导出来。也就是说，学生不能从教师中推导出来，教师也不能从学生中推导出来；二者也都不能从教育机构中推导出来。毋宁说，教师、学生与学校被联结在一部圆形的抽象机器之中，我在上文称之为“人格”（person），它“通过物质而非实体、通过功能而非形式来运作”，所借助的是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的“一种独立于它将要分配的形式与实体、表达与内容的图示”（141）。抽象机器并不进行通信——在传输讯息或表达的意义上；毋宁说，“书写如今与实在在同一层面上运作，而实在则物质性地书写”（141）。¶

因此，抽象机器——我们仍可以称之为媒介——既非基础设施性的，亦非超验的；毋宁说，它们内在于符号技术（semiotechnics），在其中扮演一种创造性的“导航角色”（piloting role）。为了具体说明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抽象类型，德勒兹与加塔利在皮尔士（Peirce）的指示符、图像符与象征符这一符号学三元组之外又增加了一个范畴，他们（再次追随皮尔士）称之为“图示”。图示并不完全是一幅视觉地图或一套代码，在这个意义上，它更像是一组连贯的技术，用他们的话说，用于“结合物质与功能”（143）。在法人人格的情形中，按照我的论证，“爱”就是这样一种技术。¶

尽管受限于一个独特的哲学体系，源自德勒兹与加塔利语用符号学的这组概念，在勾勒一种组织的媒介理论之雏形方面是有用的，因为它扩展了这个术语——“组织”——的指涉对象。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完成其符号学修订时所举的例子中，有一个是对命题“我爱你”的简短分析。他们问这个命题可能属于哪种体制。对我们而言，它主要属于激情的或后意指的体制，混合着俄狄浦斯式的、父权制的意指体制或专制体制。他们问它促成了何种转译。对我们而言，正如我们很快将看到的，它所牵涉的转译之一是与反意指的战争机器之间的转译。他们问它的图示是什么，它的抽象机器是什么？对我们而言，它是后全景敞视的，但仍是圆形的。最后，他们问它隶属于何种机器配置。对我们而言：“巨型机器”（megamachine）（147–48）。¶

仍然牢记内战前法人化学院这一例子，但现在将谱系的指针大幅向前拨至现代（及后现代）公司，我们便可以将命题“我爱你”理解为蕴含着一组组织技术，这些技术绝不限于那些最终衍生出与法人人格相关的法律—司法陈述的技术。在这些技术中，将主体组织成身体这一技术值得进一步阐述。德勒兹与加塔利在将激情之爱描述为一种强烈的主体间双重化形式——一种“为两人而建的我思”（cogito built for two），同时也始终是一种背叛、一种面孔的转离——之后，反复指出：每一次开放都伴随着一次闭合。滥交的、多义的配对之开放场域闭合为婚姻性（conjugality，即核心家庭），而多形态的我思则变成一种官僚体制（办公室），在那里，官僚——或者我们可以补充说，学生—教师——说“我思”（131–32）。因此，激情的爱之宣言是双面的。一方面，它们操作抽象机器与图示——“爱”——以生产新的、无拘无束的配对，生产无器官的身体，我们在其中可以辨认出《反俄狄浦斯》（Anti-Oedipus）中“欲望机器”的残余。而另一方面，这些爱之宣言又在一个由核心化的、意指性的伴侣与一部战争机器相混合而成的官僚配置中驯化了欲望。¶

在晚近时代，那个官僚配置的名字一直是国家。为了解释这一点，德勒兹与加塔利借用了芒福德的观点，他们将芒福德与马克思一同召唤出来，以描绘“捕获”（capture）——即国家形成——的长时段（longue durée），而这一捕获是由芒福德所谓的“巨型机器”完成的。德勒兹与加塔利将芒福德所描述的古代帝国的专制“巨型机器”与马克思所说的“亚细亚的”或帝国—农业的生产与交换方式联系起来，追溯了国家作为一个捕获系统的谱系，这一系统通过包括地租、利润与税收在内的一系列技术，将领土转化为土地、财产与信用（443–44）。今天，捕获的支配性范式是公司。¶

但当被统治者对统治者说“我爱你”时，会发生什么呢？乍看之下，这似乎是最简单的询唤，有着显而易见的牧领起源，被统治者在其中心甘情愿地回应一道服从的命令。然而，这只是在意指体制的层面上解码了这一感叹，而意指体制的解释螺旋围绕着一个空洞的、形而上学的虚空旋转。“嘿，你，就是你！”路易·阿尔都塞（Louis Althusser）的国家机器说。你转身面对警察，由此闭合了这个圆圈，并开启了诠释学的审讯：你是罪犯吗？你饿了吗？你疯了吗？你结婚了吗？而在“激情的”层面上，国家与主体在符号学系统中互换位置，双重化为暂时不稳定的嵌合体——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1984] 1991）所说的赛博格——交换制服并重新编码身体。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公司作为源于资本主义国家并支持资本主义国家的捕获器官，成为能够爱与被爱的人格。¶

因此，并非偶然的是，芒福德对现代的、拥核的“巨型机器”——它有可能以指数级提升的效率重演古代专制者的残酷——的愤怒，一再回到通信技术上来。他认为，与军事—工业复合体的秩序化系统相对立的，是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那些“恍惚出神般的”预言，即“一部被编程以加速无序、无知与熵的电子反巨型机器”。“在反抗极权组织与奴役之时，”芒福德在1970年说，“如今响应麦克卢汉学说的这一代人，会在系统性的去建构、消解与去创造中，寻求从组织、连续性与任何种类的目的中获得彻底的‘解放’。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按照概率论，这样一种向随机性的回归，会产生最静态、最可预测［原文 predicable，原文如此］的状态：即无组织的‘物质’的状态”（293）。¶

所有这些都出现在德勒兹与加塔利所引用的页码中，而我们若注意到芒福德所说的“无组织的物质”与“无器官的身体”之间的关系，也并没有错。然而请回想，抽象机器的一个关键属性是：它是物质性的，却非实体性的。非有机的身体（无器官的身体）是一个中介，运作于实体与物质、形式与无形式之间的无人地带，而绝对组织与绝对熵的偏执理想化正是从这片地带中涌出的。图示性的抽象机器——我仍称之为“人格”——内在于巨型机器的社会技术配置，却并不与之同一；一种纯粹却始终处于涌现之中的功能性，将这一“人格”与某种“理想”形式或普遍公理（比如说人文主义的“人”）区别开来，而它的社会技术性弥散又使之比“发送者”或“接收者”之类的形式抽象更为真实。那么，能否存在一种关于抽象机器的媒介理论呢？能——当我们把组织与熵这两极，与一种在符号学层级之间、在“捕获装置”（即权力体制）之间进行的解域化（或去组织化）与再域化（或再组织化）运动关联起来时，图示正是在这些捕获装置之中变得可读并运作起来的。¶

芒福德（1970, 378–93）对冷战巨型机器（他也称之为“权力复合体”［Power Complex］）的极权组织作出的回应，是呼吁一种体现于“新工具论”（new organum）之中的“有机世界图景”。这样的呼吁——在芒福德那里寻求的是一种以生态学而非机械论方式理解的生物技术稳态——是20世纪中叶主导反技术官僚思想的“新人文主义”的老生常谈，而芒福德的声音与诺伯特·维纳的一样，都是其代表。然而，他、维纳以及他们的许多同时代人所忽略的是：这种人文主义的有机论（即维纳所说的“人有人的用处”）在把自己标榜为一种有组织的生活形式——在芒福德那里，是去中心化的、面对面的、公社式的——从而既逃脱了军事—工业复合体僵硬的制度性权力、又逃脱了技术狂热的反文化之熵的同时，本身就隶属于一种新的机器配置和一种新的权力图示：作为人格的公司与作为公司的人格。¶

我们可以将这一图示称为“组织性的”，其意义在于：它将一部冷漠的“巨型机器”的那些偏执的、模块化的意指系统，转译到我们开篇所讨论的法人人格那种亲密的、“激情的”领域之中。芒福德通过比较埃及太阳神拉（Re）与现代巨型机器——或如其副标题所称的“权力五角大楼”（Pentagon of Power）——概括了德勒兹与加塔利所谓“捕获装置”之间的长期转变。太阳神以崇高的纪念碑所宣示的东西，现代国家则以迂回的方式暗示出来：¶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芒福德《机器的神话：权力五角大楼》（Mumford 1970, 403）中的一段（约6行），大意是：以更为迂回的象征方式，同样令人敬畏的造物至今仍守立在权力五角大楼的门口；然而它们所代表的那位神——其秘密知识不容挑战、其神圣命令不容质疑——一旦掀开帷幕，原来只是最新型号的IBM计算机，由奇爱博士（Dr. Strangelove）及其助手们热忱地编好了程序。］

然而，芒福德或许是急于将奇爱博士（原文作 Strangeglove［原文如此］）解码为时代的征兆，以至于忘记了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1964年那部反核讽刺片的反讽副标题：“我如何学会停止忧虑并爱上炸弹”。影片所讽刺的、心甘情愿地被询唤进巨型机器的“相互确保毁灭”（MAD）逻辑的这种状况，实际上正是巨型机器的生产资料：即便不完全是爱，也是认同（recognition），如同在镜中一般。¶

冷战巨型机器是一个官僚体制，由我们可以按德勒兹—加塔利的方式称之为“奇爱（Strangeglove）抽象机器”的东西所导航。在这样一部机器中，无论在组合关系上还是在聚合关系上，那个爱“炸弹”的“我”都是组织复合体的婚姻式与官僚式的分身，在他身上，对作为思考—感受主体之自我（作为消费者与作为公司）的激情，与家庭价值观和公司式的循规蹈矩结合在一起。关于激情之爱的婚姻—官僚式规范化，德勒兹与加塔利写道（1987, 132）：¶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德勒兹与加塔利《千高原》（Deleuze and Guattari 1987, 132）中的一段（约7行），大意是：婚姻性是伴侣的发展，官僚体制是我思的发展，而二者彼此包含——“爱恋的官僚体制，官僚化的伴侣”；人们对分身（double）谈论过多，随意地、形而上学地到处发现它，却未注意它在混合符号学中、以及在纯粹的主体化符号学中各自具有的特定体制——在后者中，它铭刻于一条逃逸线上并引入非常特殊的形象。］

但他们认为，在意指体制的层面上，这类冗余最常以频率（能指—所指、符号—符号关系的频率）来描述，而在后意指的或激情的主体化体制中，冗余则是一种共振（resonance）、一种回声，它将镜像光学跨媒介地转化为音频声学（132–33）。因此，在意指的秩序上，在学会“爱”巨型机器的过程中，被组织起来的法人主体在巨型机器反光表面的空白中认出了她自己。而在主体化的秩序上，巨型机器与法人主体沿着一条共振的、激情的“逃逸线”彼此生成，这条线远远地承续自演说家丹尼尔·韦伯斯特在最高法院为法人权利辩护时那激昂的声音：“然而，有人爱着它。”¶

一个正在涌现的主权者——法人“人格”，既作为个体也作为群体——其有机的、被组织起来的身体将整件事再域化，从而阻断了沿这条线的逃逸。以一种与中世纪史学家恩斯特·康托洛维茨（Ernst Kantorowicz）所描述的“国王的两个身体”相关的方式，这位新主权者的身体也是双重化的：一方面由活的器官构成，即其必朽的人类成员的身体及其社会技术装置；另一方面则是一个看似不朽的存在，即官僚式的我思（由IBM那道老命令“思考”［Think］所询唤），其生命超越任何个体的生命。因此，囚徒——作为婚姻家庭与办公室官僚体制的主体，而“炸弹”正是从这两者中诞生的——并不像在边沁的全景敞视监狱中那样，始终被困于一座语言的牢笼或同心圆式能指的牢笼之中；她在被一座后全景敞视监狱所建造的同时，也在建造着这座监狱，这是一个递归过程，对此，德勒兹的术语“配置”（assemblage）——带着线性的、机械论的“装配线”（assembly line）的回响——并不完全贴切。“复合体”一词让我们更接近一些，它唤起的是非线性的网络与反馈回路。更为字面的则是“圆”（circle），它在巨型机器的混合符号学中回响着意指的冗余专制——围绕一个空洞中心旋转（阿尔托的“上帝的审判”，奇爱（Strangeglove）的偏执）——但它实际上构成一个爱恋的、基于反馈的网络：一个由圆组成的网络。对此，一个简短的结论性例子就足够了。¶

圆（Circles）

最完整的法人身体是圆形的。今天，社会学家与企业家都可能将俗称的“社交圈”或“朋友圈”描述为网络，以强调其成员之间的相互联结，以及它们看似固有的不完整性与开放性。在这种语言中，组织是基于模式的，其意义在于它涉及社会身体的网络化形成，具有不同程度与不同类型的等级制，以及不同的纳入与排斥机制。但很可能，较老的俗语“社交圈”捕捉到了较新的俗语“社交网络”所遗漏的某种东西。¶

当巨型机器复合体的晚近主体们为了帮助大学同学在校园里彼此认出——而且我们可以推断，也是作为未来在孝道上和财务上都与母校相系的校友——而将印刷版的大学“花名册”（facebooks）转换为一个在线平台时，他们便将校园里早已存在于一道慈母般的注视之下的那种爱与（再）认知的官僚式配对，结合成了一种新的、恰如其分地圆形的存在：作为法人人格的个体。这一存在的图示，在戴夫·埃格斯（Dave Eggers）（2013）那部描写激情的、科技园区式主体化的小说《圆圈》（The Circle）中受到了讽刺，尽管并不完整。显而易见的建筑参照（以及边沁的对应物）并非脸书，而是建筑师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设计的苹果新园区：一个巨大的环形挤出体，有着极简的流线型外壳、一个宜人地空旷且经过景观设计的中心，以及一个或多或少连续的20世纪70年代风格的“办公景观”（Bureaulandschaft）室内空间。在埃格斯的小说中，叙事围绕着“闭合”圆圈（Circle，即该公司的名称）这一计划展开，即把全人类都纳入其网络之中；领导这一追求的是一位真诚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主人公，她最初在一个实际上相当于园区内呼叫中心的地方担任客户服务代表。遵循一种为人熟知的硅谷模式，这家公司永远崭新的办公综合体迅速发展成某种类似寄宿制学院校园的东西，配有一整套休闲活动、医疗服务和宿舍，以补充开放式工作区——“圆圈人”（Circlers）在那里彼此交流并与客户交流。19世纪那种不服从闻所未闻。¶

实现公司闭合的一项核心技术是客户调查，它所扮演的角色堪比考试——教育机构的经典规训工具。埃格斯戏仿社交媒体的评分与评论系统，将对越来越高的客户满意度的追求描绘为一种被招募进公司社交圈的形式。员工们敏锐地意识到自己的各项分数（包括一项衡量其参与园区下班后社交活动程度的分数），他们与客户建立起不断扩大的同心圆式关系——同情、钦佩、支持，以及——没错——爱，而这些客户主要以名字和地址而非面孔的形式出现。使这一切成为可能的技术系统，包括建筑与人员，对于组织——或用芒福德的术语说，社会有机体——的生存与繁荣而言是必要的，但并不充分。还必须有某种类似抽象机器的东西——让我们称之为“爱”的机器——由所有这些过程物质性地加以操作。如果说它的图示像边沁全景敞视监狱的图示一样是圆形的，那也是在去中心化而非中心化的意义上，因为在圆圈中，我们主要处于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后意指体制之中。边沁的同心圆式监狱在其被掏空的中心保留了一个幽灵般的、神一般的所指，而福斯特（以及埃格斯）的圆形形式，就像由圆圈人所收集的、关于圆圈人的数据一样，什么都不“意味”，也不要求我们去解码其并不存在的语义。在小说中，近乎无处不在的微型化视听监控确实在引出客户的社交表演、从而将他们进一步拉入其中方面起了作用，但这是这样一种监控——以及相互认同——的形式：每个人都在注视着其他每一个人，而没有教师—学生、父母—子女、雇主—雇员、狱卒—囚犯这类等级关系。毋宁说，只存在内与外的关系。要么你在圈内，要么你不在。¶

埃格斯似乎对讽刺感到不自在，他将自己的批判局限于一种接近芒福德的批判：在圆圈背后，有一部将人际关系扭曲为数字关系的机器。但我们别忘了，圆圈就像苹果、脸书以及其他所有公司一样，是一个人格。我有意不给这个词加上表示存疑的引号（“人格”），以强调这一抽象的实在性。无论在小说中还是在根据它改编的电影中，我们都找不到多少关于“工具论”（organon）或课程的证据——当我们记起圆圈起源于大学校园时，它本可能源自这样的课程。我们所看到的反而是：那种课程——在作为教化（Bildung）或个人成长之媒介的传统意义上——被掏空了，取而代之的是陈述行为而无陈述的主体之间纯粹的面对面对面对面交流，这些无内容的纯粹认同之表达，与芒福德所言相反，并不趋向于熵，而是趋向于同义反复的、圆形的组织。因为，人格是现代公司所操作的图示与抽象机器的真实名称，作为一种机构，现代公司以冷酷的决心要求我们最深切的情感，即便不是我们至死不渝的爱。¶

然而，军事—安全巨型机器的可见证据在《圆圈》中大多缺席。取而代之的是贫乏的、空虚的、叛逆的消费者—人类，即对反文化的具身戏仿（Turner 2006）。在某个层面上，这种省略是直截了当地意识形态性的；“社交媒体”这个术语本身就掩盖了反馈与瞄准之间的历史关系，这种关系可追溯至诺伯特·维纳早期的伺服机构。凡有目标之处——无论是导弹的目标还是营销的目标——就有准备好发出“开火！”命令的指挥官。在硅谷，一如在别处，这些指挥官依然大量存在。但是，一种只考虑他们的媒介理论，仍然是一种主要致力于祛魅“上帝的审判”的意指理论。要触及德勒兹与加塔利笨拙地称之为“后意指”的层面——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激情的”层面——我们必须学会将圆本身视为一个具身的、主权的存在，它在其主体的身体中被双重化。在这个意义上，被社交媒体所法人化的有机社会身体，就是巨型机器。¶

所以，是的，媒介组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组织形式，无论网络化与否，都趋向于支配。恰恰相反，媒介使各种各样的团结成为可能。我在此勾勒的公司情感谱系，也并不是简单而不负责任地用一个据称非人格的系统或复合体取代人的能动性。毋宁说，我所努力的是认识到：随着时间的推移，那个系统是如何在一种实践的、述行的意义上被人格化的。要用其他更公正的集体生活形式取代致命的巨型机器，就需要打破法人人格之圆。这意味着，除了其他事情之外，要通过拒绝那个圆的令人卸下防备的友好的——有时是爱恋的——示好，来忘却如何爱上炸弹。¶

但这也意味着学会与过往团结及其制度形式的废墟共同生活，同时肯定它们幽灵般的持存。如果说我的历史论证揭示了什么，那就是：就主体的法人化而言，我们最新的媒介形式或平台并非全然新颖。这一视角将问题重新表述为既要直面变化之物，也要直面持存之物，无论在物质上还是在概念上。最后，以另一个看似不协调的建筑例子作结：在圆圈中，最敬业的员工住在园区宿舍里。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公司组织矩阵的一个重要对立面（但也是其沉默的合伙人），是与福利国家及国家社会主义相关联的大规模社会住房计划，这些计划始于20世纪20年代，在世界各地一直延续到1970年前后。它们的拆除——往往伴随着壮观的、经大众媒介传播的爆破——是新自由主义时代的标志之一。左翼对此的反应是矛盾的。一方面，这些“项目”（projects）是经济再分配的化身，有时也是真正集体主义的化身；但同样地，它们也是家长式的、种族主义的与帝国主义的国家官僚体制的生命政治工具。因此，作为述行性不可沟通性的一个显著实例，以一种肯定的、非怀旧的方式召唤它们的幽灵，已被证明异常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

那么，组织问题，若以批判的方式提出，能否从令人幽闭的公司反馈回路中转向，转而关注诸如住房这样平凡——而且，我敢说，这样普遍——的问题？以这种方式重新表述住房问题，远远超出了我在此所尝试的范围。我提及它，只是为了使其含义具体化，并打开参照框架。追随任何一个网络，你都会发现它的边缘已经磨损。在那里，在历史荧光灯的照耀下，外部偶尔会进入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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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