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组织即讯息：灰色媒介

（Organization Is the Message: Gray Media）¶

丽莎·康拉德（Lisa Conrad）¶

认识物（Epistemic Things）

媒介与组织这两个概念都相当弥散。然而，这不应被视为一种缺陷。毋宁说，它们类似于“认识物”（epistemic things）（Rheinberger 1997, 28）。它们处于现象与概念之间，是人们尚未知晓之物。它们不可化约的模糊性推动着研究活动向前发展。那么，如果把媒介与组织联系起来，会发生什么？可以肯定的是，会带来更多的弥散与复杂。不过，也由此形成了三个各具特色的探究领域或观看方式。第一，存在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媒介是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这一观念对组织研究而言大体是新鲜的，但对媒介研究来说却并不新鲜。对媒介的组织性理解由来已久，甚至帮助塑造了这一学科的身份认同。第二，随之而来的问题是媒介如何被组织。制度、惯例、权力结构以及更广泛的技术环境如何塑造“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在这里，媒介并不被理解为内聚的、自足的，而是被理解为与其具体的使用和应用情境——与其栖息地——相互缠结。第三，出现了一个规范性问题，即审视媒介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从媒介出发、以媒介为尺度，什么是好的组织？这或许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但它提出了“治理之任务”（task of governance）这一不可回避的议题（Rossiter 2006, 17）。¶

要拆解这三种进路及其让我们得以看见的东西，就需要借助媒介研究、组织研究、科学技术研究、信息系统研究以及商业史等领域。为了补充这一讨论并使之物质化——或许可以把它当作检验从文献中提炼出的某些论断的经验试验台——我将穿插对企业资源计划（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软件这一现象的描述与反思。在正式（或传统）组织的语境中考察媒介，几乎不可避免地会导向企业软件。在过去三十年中，这些软件包已经成为组织与行政的新的标准基础设施。它们是灰色媒介（gray media）的典型范例；马修·富勒（Mathew Fuller［原文如此］）和安德鲁·戈菲（Andrew Goffey）（2012, 1）用这个术语来指称那些不起眼的、“在工作与行政世界中最易辨认的”媒介，例如数据库、会计记录、表格和规划工具。如今，ERP及相关软件包是至关重要的组织化媒介，而我们正身处这一变化所将带来的种种重组之中，亲眼见证着它们的发生。¶

进行组织的事物（Things That Organize）

丽莎·康拉德：我总觉得熟悉一个新的计算机程序是件很糟糕的事……这需要时间……

J.女士：当年我也很怕Infor［企业软件］……又是新东西，天哪……但其实，它比我想象的要容易。我现在［面对即将引入的SAP］也是这么想的。为什么就不行呢？……

LC：当然。而且还有某种并行系统，所以不是一切都依赖SAP。如果SAP有点——

J：掉线了？

LC：对，那你还可以——

J：那我还可以——嗯，那我就没法下任何生产订单了。我可以……没有系统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我下不了订单，因为没有Infor或者没有SAP就行不通……我不知道。嗯，你已经没法想象没有系统的世界了。行不通。不行。回到工作文件夹，那是行不通的。

我与J.女士之间的这段对话^[1]，十分字面地涉及组织化的技术条件。我们遇到媒介理论的核心命题，不是在积满灰尘的书页之间，而是在现实世界中、在行动之中。没有系统，你就“什么都做不了”。回到工作文件夹是难以想象的。组织化的过程完全与以下事物交织在一起：运行在共同数据库之上的联网计算机；每张办公桌上都有一台工作站，显示着用于数据录入的界面；每一条新录入的数据都实时变成所有其他工作站的信息基础。超出这一基础设施去工作，既是不可想象的，也是不可行的。这番叙述不应被当作一个孤立的、特殊的个案。ERP系统从其制造业的大本营向外扩展，已被几乎所有生产与服务部门所采用（Pollock and Williams 2009）。如今，很难找到一家员工超过二十人、却不使用某种商业软件来管理库存、人员、客户、订单、流程和财务的公司。公共部门也广泛配备了来自私人供应商的软件包（Pollock and Williams 2009, 3）。ERP系统正处于变成“成熟技术系统”的边缘——平常、不起眼，不太可能引发惊奇或追问（Edwards 2003, 185）。它们已经成为日常的基础设施。¶

因此，正式（或传统）组织与数字技术彻底交织在一起（例如Zuboff 1988; Orlikowski and Scott 2008; Conrad 2017）。J.女士说：“没有系统我什么都做不了。不，我下不了订单，因为没有Infor或者没有SAP就行不通。”当然，这种依赖并不新鲜。以往的组织形式就产生于纸张并依赖于纸张（例如Kafka 2012; Hull 2012; Vismann 2008; Siegert 2006）。如今，配备了企业级软件的联网计算机是核心的、标准的组织化手段。“回到工作文件夹，那是行不通的。”这类软件包的供应商众多，其中最大的是甲骨文（Oracle）、微软（Microsoft）、Infor和SAP。然而，人们普遍承认SAP（Systems, Applications, Products in Data Processing，即“数据处理中的系统、应用与产品”）主导着市场。SAP由五位前IBM工程师于1972年在德国曼海姆（Mannheim）创立，如今已成为组织生活新的“汁液”（sap），即其生命力。SAP最成功的软件产品R/2和R/3界定了ERP软件是什么、应当做什么。SAP的编年史家路德维希·西格勒（Ludwig Siegele）和约阿希姆·策佩林（Joachim Zepelin）（2009, 33）认为，SAP的软件包——创造了组织感知与行动的新结构——塑造了近期经济与物流全球化的阶段。两位作者提出了一个与复式簿记的类比：复式簿记从来都不仅仅是记录组织中所发生之事的工具，它深刻地改变了企业乃至整个经济（参见Quattrone and Puyou, forthcoming）。同样，ERP系统也显著地介入了全球企业运营及彼此互动的方式（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29）。^[2]正如该公司的一则广告宣传所宣称的：“运营最好的企业都在运行SAP。”（The best-run businesses run SAP.）¶

组织研究领域如何回应组织化架构中这一深刻的基础设施转变？有一股分散的研究潮流对组织的“材料”（stuff）感兴趣。它考察组织实践与企业所依赖的技术基础设施之间的交织。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在一篇题为《作为一种存在模式的组织化》（“Organizing as a Mode of Existence”）的短文中，浓缩了民族方法学、实践理论、实用主义和过程哲学传统中提出的许多论点。该文承认组织研究为使组织概念复杂化并对之重新描述而完成的“大量工作”（Latour 2013, 47）。^[3]拉图尔所提炼出的关键要点之一，是将组织构想为“总是内在于使其得以存在的工具装备（instrumentarium）”（49，强调为原文所有）。“组织中根本没有惯性。但如果你停止携带它前行：它就会倒地而亡”（41）。相应地，推行一个组织就意味着转译它，从而将它从一个时刻带到下一个时刻。正是对这种“微小超越”（tiny transcendence）（50）的关注，引向了“使组织能够从一个序列……转移到下一个序列的精确工具”（47，强调为原文所有）。他列举了书写装置、组织性言语行为、会计工具和审计，作为组织工作所依赖的“那些卑微工具”的例子（48）。^[4]由此，拉图尔指向了一种从其手段出发的、正在浮现的组织化定义。这种理解从具体的、“微小的”组织化实践出发，认为组织实践与其物质和技术手段不可分割。无论今天还是过去，它们都不独立于其工具、不独立于其载体媒介。我们能够做什么、我们能够想象做什么，都“内在于”手头工具的特性。^[5]¶

对媒介研究而言，这一论证思路并不新鲜。技术基础设施与组织之间的紧密联系是媒介研究的一个焦点。事实上，正如约翰·达勒姆·彼得斯（John Durham Peters）（2015）最近所表明的，“组织”恰恰是一个相当适合用来界定媒介研究核心的、身份性的概念的术语。他的著作《奇妙的云》（The Marvelous Clouds）开篇阐述了通向一种媒介概念的“思想图景”；这一媒介概念对该书的论证至关重要，它延伸至“超越讯息而达于栖息地”（14–15）。在进一步勾勒这种“扩展了的媒介概念”时，他将媒介描述为“容器与环境，是锚定我们的存在并使我们所做之事成为可能的可能性之容器”（1–2）。借助伊莱休·卡茨（Elihu Katz），彼得斯选择了“组织”来对此加以阐发。按照卡茨（1987, 30）的说法，媒介与传播研究中存在三种范式，即信息、意识形态和组织。信息范式关注作为“在政治系统中传递信息”之手段的媒介（27）。意识形态范式则处理某些媒体机构的霸权以及对其的抵抗实践。最后但同样重要的是，组织范式所关注的是“一个更为基本的观念，即刻画一种主导媒介的本质属性可能会影响社会秩序，换言之，媒介既可能告诉我们如何思考，也可能告诉我们如何组织”（29）。在这一范式中，媒介的效果被认为作用于“组织——帝国、市场、科学、教会”（30）。¶

在彼得斯（2015, 17）看来，“卡茨的诊断有助于标明本书所处的边缘地带，即第三种传统，或曰技术传统”。彼得斯接着说，这一领域是由一系列不同学者发展起来的，诸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詹姆斯·凯瑞（James Carey）、哈罗德·伊尼斯（Harold Innis）、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安德烈·勒鲁瓦-古兰（André Leroi-Gourhan）、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和布鲁诺·拉图尔（18）。尽管“并非［他们］所有人都承认‘媒介’是其核心主题”，他们却都为这样一种对媒介的理解作出了贡献：媒介是“文明的排序装置”（5）、“组织的基本构成要素”（19），或“管理时间、空间与权力的材料”（20）。对这些研究者而言，组织是媒介的主要效果。但或许，把这一点反过来说更有意义，即主张正是这些学者对组织问题的兴趣把他们引向了媒介。这便指向了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正是排序、管理、安排、构造等等的能力，使一个对象成为媒介。¶

哈罗德·伊尼斯的著作及其与社会科学和经济科学的紧密联系，集中体现了这样一种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事实上，伊尼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始终“忠实于其政治经济学的出身”（Drache 1995, xiv）。从20世纪20年代起，伊尼斯任职于多伦多大学，后来在那里结识了马歇尔·麦克卢汉并与之合作。他研究了加拿大太平洋铁路的历史（Innis 1923）、加拿大的毛皮贸易（Innis 1930）和鳕鱼渔业（Innis 1940）。^[6]在此过程中，他发展出一种对加拿大经济发展的解释，将其与该国的大宗产品和基础商品联系起来，而后者又与地貌特征相关联。例如，“广阔的水道和占主导地位的前寒武纪地层”为在北方地区收集毛皮并将其运往贸易中心提供了条件（Innis 1950, 3; Innis 1930）。他得出结论：地貌特征、主导性大宗产品、运输系统和传播手段，决定性地塑造了国家与社会的特定发展。仿佛是为了检验这一论点，伊尼斯随后开始致力于研究历史上的帝国——尤其是它们的兴衰——以及它们与物质和技术环境之变迁的关系。《帝国与传播》（Empire and Communications）（Innis 1950）追溯了古埃及、巴比伦、美索不达米亚和中世纪欧洲的石头、黏土、羊皮纸、莎草纸、字母和纸张，也追溯了15世纪以来大众媒介的兴起，例如印刷书籍、报纸，以及最终的广播。¶

人们通常认为伊尼斯的著作由两个阶段构成。第一阶段与他对加拿大经济史的探索以及所谓大宗产品研究路径（staples approach）的发展相关联。第二阶段始于《帝国与传播》，被视为对媒介与传播理论的贡献。但是，丹尼尔·德拉奇（Daniel Drache）（1995, xl）强调：“认为后期的伊尼斯严格关注文化问题，而研究大宗产品的早期伊尼斯狭隘地聚焦于经济发展，这显然是错误的。”正是德拉奇在20世纪90年代复兴并重构了对伊尼斯著作的接受。恰恰相反，可以认为，伊尼斯在整个学术生涯中都对组织问题感兴趣。这正是将他的研究对象统一起来的东西：水道、自然资源、基础商品、贸易路线、运输手段、传播手段和行政实践——它们组织着商业与劳动关系、社会与政治制度以及文化惯例。每一种都是一个“组织机制”（organizing mechanism）（Drache 1995, xlv），生成资源、人员、知识与权力的不同配置。因此，伊尼斯关注的是某些地区、城市、国家或帝国被组织的方式，与那些提供运输、交换、概览、协调、控制等可能的事物的物质特征之间的联系。对于“那些事物”，他使用了“媒介”一词。因此，对伊尼斯来说，媒介不仅是组织20世纪大众民主与消费社会的东西，也是组织早期文明、古代城邦、中世纪基督教、工业革命或加拿大经济的东西。这意味着，关于媒介的组织性定义同样涵盖“经典”大众媒介（例如报纸、广播）、行政与商业中所使用的灰色媒介（例如石板、莎草纸、纸张）以及元素媒介（elemental media）（例如河流、山脉、山谷）（Peters 2015）。^[7]¶

在对多伦多传播学派（Toronto School of Communication）的接受中，伊尼斯扮演了马歇尔·麦克卢汉那位无趣的兄长的角色。然而，麦克卢汉媒介理论的基本锚点“正如麦克卢汉自己所承认的，早已在伊尼斯的……著作中发展出来了”（Pooley 2016）。这些锚点包括：关注载体媒介而非讯息；专注于“材料的特性，尤其是其相对的持久性”（Innis 1950, 6）；还有社会组织这一消失点——两位学者都使用这个术语。对麦克卢汉（[1964] 1994, 8）而言，将一件人工制品视为媒介的标准，是“它所引入的尺度、速度或模式的变化”。在《古登堡星系》（The Gutenberg Galaxy）中，他明确地着手进行“一项关于口语社会组织与书写社会组织之相异本性的研究”（McLuhan [1962] 2002, 1）。他宣称，新的主导媒介会导致感知与认知的重组。通过这种对“整个感官系统之万花筒”的转动（55），媒介对社会生活的组织产生了重大影响。例如，在书写出现之前，存在着“对一切经验之听觉组织的强烈强调”（24）。无文字社会——他把它们描述为爱说闲话的、恍惚出神的、痴迷于巫术的——是“言语、鼓与耳朵之技术的产物”（8）。相反，书写与印刷带来了一种以集权主义、个人主义、商业精神和强大的科学机构为结构的社会性。最终，弗里德里希·基特勒（1999）——“严格遵循麦克卢汉”（xl–xli）——提出了一个著名论断：“［媒介］决定我们的处境”（xxxix）。在基特勒的著作中，把媒介视为组织之作用者的原初兴趣得到了延续。他聚焦于与文学、音乐等文化生产相关的技术媒介，遵循着质疑知识与真理的后结构主义纲领。¶

麦克卢汉（[1964] 1994, 7）创造了“媒介即讯息”（the medium is the message）这一口号。另一方面，控制论学者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1950] 1989）为其著作中的一章取名为“作为讯息的组织”（Organization as the Message）。^[8]从媒介研究中组织性潮流的视角来看，这两个陈述似乎在说同一件事。它可以被转述为“媒介即组织，组织即讯息”。对控制论的研究是一个富有成效的例子，可以表明媒介研究的组织性潮流在最近几十年间的走向（例如Pias 2003; Hagner and Hörl 2008; Peters 2016）。控制论既可以被描述为一项20世纪50年代的普遍主义科学计划，也可以被描述为一种强有力的乌托邦叙事，它激发了其观念在各种实践领域中的应用（Medina 2011; Kline 2015）。尽管定义多种多样，控制论发展出了一种思考（与设计）模式，其核心原则是：机器/有机体/人类从环境中接收信息，这些信息随后引起行为的调节，以适应环境。这种信息—反馈回路被认为在各种系统——物理的、生物的、技术的和社会的——中都在起作用。控制论的普遍主义主张即由此而来。它承载着解释、但也可能调节和控制这些系统之行为的承诺。罗纳德·克莱因（Ronald Kline）（2015, 6）认为，控制论思维是与那一时期第一批数字计算机的发展共同演化的。他将20世纪50年代的“控制论热潮”——其模型与术语出人意料地流行——与“一场关于人与机器之间不断变化的关系的活跃公共话语，一场由电子计算机的发明所激发的话语”联系起来（69）。人们对“由机器人和电子大脑居住的某个奇妙的未来世界”满怀热情（Boulanger，转引自Kline 2015, 7），但也有人担忧一场全面的自动化会导致“工业中大脑的贬值”，正如一则报纸标题所言（Kline 2015, 71）。因此，控制论——这门科学、它的应用以及种种幻想——是一种氛围的一部分，在这种氛围中，人们努力应对新一代“正在创造一种新的经济与社会秩序”的机器（5）。时至今日，六十年后，人们已经普遍认识到，无处不在的联网计算技术正在催生新的价值创造链、新的商业模式、新的劳动分工、新的剥削形式、新的治理形式、行动主义形式和犯罪形式等等——简言之，一种新的生活组织。或许可以准确地说，这是一个“一切存在模式的控制论化进程”（Hörl 2016, 26）。越来越多的生活领域被联网计算机系统所渗透和重组。只要有可能，基于计算机的信息—反馈系统就会被用来调节供需之流，其方式是聚合数据、发出能力或约束的信号，并促发适当的反应。¶

因此，媒介研究中的组织性潮流——它发展并确立了一种认为媒介从根本上与组织问题相关的媒介概念——由来已久。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认为媒介思想的谱系是由组织塑造的。媒介学者们持续审视着那些进行组织的事物。探究媒介如何创造特定的组织模式，以及组织的透镜如何界定我们视之为媒介的东西，这是媒介与组织之关系所揭示的第一条探究路线。它是媒介研究的一个决定性的、引起强烈共鸣的特征。¶

媒介被组织（Media Are Organized）

媒介与组织之关系所带出的第二个探究领域使第一个领域复杂化。媒介进行组织，但它们反过来也被组织。这一领域所依据的对媒介的理解，不是把媒介视为特定组织形式的内聚的、自足的作用者，而是视之为与社会制度以及各种其他媒介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这种理解可以在前述媒介研究的组织性潮流中找到（例如Vogl 2007），尤其可以在更晚近的、带有社会科学（以及STS）色彩的研究项目中找到（例如de Laet and Mol 2000）。因此，重点不在于因果效应，而在于“某些技术、知识领域与社会制度的组装体或星丛”（Horn 2007, 8）。可以说，这些星丛始终处于运动之中，其中每一部分都在不断地塑造其他所有部分，也被其他所有部分所塑造。例如，如今已有一个名副其实的研究分支，考察文学体裁、作者身份观念和版权如何塑造纸张、手写或文字处理软件，又如何被它们所塑造（例如Siegert 1999; Dommann 2014; Gitelman 2014; Tenen 2017）。有趣的是，就连哈罗德·伊尼斯——我曾把他呈现为强调媒介之组织能力这一立场的代表——也可以被援引为意识到了媒介经由社会制度而被组织的性质。他的大宗产品研究路径包含这样一种观念：一个地理与经济区域很少不受某种先前的“组织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社会框架”的影响（Drache 1995, xix）。旧有的精英、社会惯例和不同的文化背景，与那些社会性较弱的结构——例如土地的特性及其主要贸易商品——相互作用。为了阐明这种对媒介与组织之关系的较少线性、较少因果性的理解，我将首先回到商业软件的案例——本文开篇的那个例子。然后，我将转向其他勾勒并强调了媒介之被组织性的学者的著作。¶

即便只是从一个非常宽泛的历史视角来考察计算技术融入商业世界的过程，相互塑造与相互组织也已显而易见。自从19世纪末修补匠和发明家们提出机电式计算技术——例如赫尔曼·何乐礼（Herman Hollerith）的穿孔卡片制表机——以来，这些技术就被设想为“商业机器”。^[9]它们被制造得能够迅速进入私人和公共组织的领域（例如Yates 2000; Heide 2009）。商业史和技术史学者已经表明，信息技术供应商与用户行业之间如何相互作用、相互施压。一方面，企业使其流程以及产品或服务与现有的技术能力同步。另一方面，技术公司的研发工作则面向企业语境中的应用。例如，耶茨（Yates）记述了美国保险公司如何成为最早整合穿孔卡片技术的组织之一（大约从1910年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保险公司的精算实践及其许多业务实践，例如开具账单，都运行在穿孔卡片系统之上（Yates 1993, 49）。与此同时，这一“‘基于信息的’行业”处理大量数据的需求持续上升（Campbell-Kelly 1992, 118）。因此，保险公司也是最早购买新近可供民用的计算机——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的Univac（1951）和IBM 650（1953）——的机构之一。在技术上，IBM 650不如Univac先进，但它与已在这些公司内部扩散开来的穿孔卡片环境相兼容。它提供了一条从穿孔卡片走向新兴计算机技术的“便捷迁移路径”（Yates 1999, 7）。它创造的需求远远超过Univac，到1955年，IBM已经在计算机销售中占据领先地位（Yates 1999, 18）。因此，在整个20世纪，计算机技术渗透了办公室、工厂和车间。在它们不断扩大应用领域的同时——逐一改变组织实践，创造新的可见性与行动可能性——计算技术的发展也着眼于与现有技术及组织基础设施的兼容。¶

前文我曾提到，SAP确立了ERP软件的标准，并且自身成为了这一标准。但正如关于标准的研究所表明的，总存在某种新标准必须与之衔接的“遗留系统”（legacy system）（Star and Lampland 2009, 16）。它必须向后兼容于现行的标准——无论是技术标准还是制度标准。就SAP而言，故事是这样的：该公司的第一个客户，即帝国化学工业公司（Imperial Chemical Industries，ICI）位于德国厄斯特林根（Östringen）的一家纤维厂，委托开发一套“物料信息与会计系统”。然而，SAP的创始人、计算机科学家迪特马尔·霍普（Dietmar Hopp）和哈索·普拉特纳（Hasso Plattner）对物料管理和会计几乎一无所知。他们需要进入这一既有的实践领域。为此，他们首先设法聘请了经济学家克劳斯·韦伦罗伊特（Claus Wellenreuther），他同样是前IBM同事，拥有企业管理学位。在公司的这一早期阶段，他在企业管理标准方面的专业知识是不可或缺的。霍普回顾时说，如果没有他，自己就不会创办这家企业（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47）。其次，为了理解新软件必须吸纳的既有商业标准，他们对第一个客户进行了某种类似于民族志的探察。“他们从日常实践的中间开始。日复一日，SAP的年轻创业者们与ICI的员工交谈，以理解这家纤维厂如何脉动、如何运转，以及是什么把它维系在一起”（52）。他们极为细致地研究了企业管理与会计的具体程序。这些洞见随后被转译进逐步发展的软件包之中。因此，SAP标准软件吸纳了先前的经营实践，例如既定的程序、分类和规范。它并非从零开始，而是通过确保与既有结构相兼容而将自身嵌入其中（Star and Bowker 2002; Pollock, Williams, and D’Adderio 2007）。如今，人们说SAP“牢牢扎根于旧经济”——扎根于19世纪和20世纪公司的结构之中（Siegele and Zepelin 2009, 90）。¶

但SAP标准软件不仅吸纳了既有的经营方式；它还吸纳了民族国家既有的地缘政治秩序，以及——更重要的是——通过超国家治理来克服这一秩序的方式。据说，这种后民族的面向是SAP在20世纪80年代相对于其他ERP软件包的主要优势，而且据说这与它的欧洲出身有关。这仅仅意味着，该软件诞生于这样一种环境：跨越国界的运营受到超国家规制的推动和便利。SAP很早就开发了不同的国别版本（Mormann 2016, 81）。因此，该软件被设计成能够显示并切换不同的语言、货币、计量单位以及各郡（county［原文如此］）特有的财税与法律规范（70）。在1997年的一次访谈中，普拉特纳解释说，SAP能够处理不同的货币，而且，它还能够处理一个国家内的两种货币：新的共同货币欧元将“在上层并行”运行。据称，这是“美国软件处理不好的一种复杂性”（Plattner，转引自Mormann 2016, 72）。SAP在大企业世界中的持续扩散，似乎关键地与其对跨民族国家交易的兼容性相关。该软件并不与语言、货币、度量和法律规范等国家特殊性相冲突。恰恰相反，它充当了这些国家标准之间的适配器。¶

ERP软件，尤其是SAP占据市场主导地位的产品R/2和R/3，深刻地重构了全球企业的运营方式。尽管如此，正如本节所试图表明的，ERP软件本身是由各种长期存在的制度、实践、惯例、规则等等所组织的。它被构建得能够契合商业与行政的老路。它在社会上、实践上和物质上都是向后兼容的。¶

如今，媒体和政界已不再谈论控制论。取而代之的魔法词是数字化。它标志着当代的一种情绪，即感到生活在一个技术—组织的新时期——一种正在经历社会性之组织方式发生深刻变化的印象。媒介学者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是最早认真对待21世纪头十年以来社会性经由所谓新媒体而被重组这一现象的学者之一。他们从基本的媒介理论立场出发，认为这些媒介正在对我们的生活和工作方式产生深刻影响。“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s）——罗西特（2006, 23）选用这个术语来描述一种新的技术与社会组织化模式——“确立了网络化社会性的新模式”。“这一点显而易见，”他总结道（43），但被忽视的是，民族国家或商业企业等先前的制度形式如何继续“发挥实质性作用”（43）。他认为数字媒介技术处于特定的地缘政治、社会与经济语境之中。它们的技术标准“由经济与政治利益所塑造”，而分层模式则通过一种“信息流的不均衡地理”得以保存（35–36）。数字媒介技术与诸如产权、（超）国家的基础设施供给，或“在幕后密谋的阿尔法男性”（36）之类的制度相互缠结。因此，数字网络并非在一张白纸上展开，而是进入并产生于一个布满结构、制度、惯例和行为模式的场域。媒介进行组织，这一点显而易见，但它们反过来也被某些社会结构所组织。与此类似，吉尔特·洛文克（2012, 1）声称：“来自旧经济与新经济的商业利益，与政府和‘道德多数派’密切配合，将竭尽所能限制新媒体的潜能。”因此，在洛文克看来，新媒体的组织潜能受到既有的权力与能动性积累以及维护这些积累的利益的损害。¶

因此，媒介进行组织。但媒介并非普遍的、统一的或既定的（Orlikowski and Iacono 2001, 131）。它们产生于其他媒介及其各自的制度。在某种程度上，它们与先前的媒介、制度及其实践相互咬合，并受其牵制。媒介不仅仅是组织——某种感知、互动、归因、处理等等的模式——的作用者，媒介也被嵌入一个组织着它们的语境之中。这一语境由强大的结构以及围绕这些结构的斗争构成；由几十年乃至几个世纪前确立的制度构成；也由与这些制度相对应的生活方式、知识储备、惯习和主体化形式构成。媒介被其所产生之地的模式与特征所组织（Larkin 2004）。这些特征与模式，例如地下输电网、依靠穿孔卡片运行的行政机构，或一种国家货币。媒介进行组织，但媒介并非浑然一体、完整而单一的。它们与其所产生、所存在的语境相互交织。¶

好的组织（The Good Organization）

最后，媒介与组织之间的关系还有一个规范性的面向，尽管（或者恰恰因为）这种规范性在媒介理论中常常被搁置，或者本身被视为与媒介性条件相互缠结。媒介进行组织，媒介也被组织，但它们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什么构成一种“好的组织”？^[10]而这种关于好的组织（无论是互联网、公司还是社群的组织）的观念，又如何受到既有的技术与制度星丛的影响？在下文中，我将勾勒人们已经和可能用来探寻这一观念的若干方式。¶

为了探讨何为好的或可欲的这一棘手问题，可以再次求教于组织性媒介研究的早期思想家哈罗德·伊尼斯和马歇尔·麦克卢汉。关于加拿大经济的发展，伊尼斯（1950, 3）说：“每一种大宗产品都依次留下了它的印记，而向新的大宗产品的转移无一例外地引发了危机时期，在这些时期中，旧结构的调整是痛苦地完成的，并围绕一种新的大宗产品创造出一种新的模式。”然而，伊尼斯表现出一种“对市场作为福祉之普遍机制的根深蒂固且持续不断的怀疑”（Drache 1995, li）。相反，他主张“研究实际的经济生活”（xix），并明确呼吁国家干预，以维护“长期稳定与经济安全”（li）。因此，随着一种新的组织机制的出现，旧结构的调整必须痛苦地完成，但伊尼斯认为，减轻这种痛苦是治理的任务。麦克卢汉出人意料地具有应用性和干预性的一面是这样的：他引用生物学家约翰·Z.扬（John Z. Young）的说法，即“普通人说话与行动方式的巨大变化，与新工具的采用密不可分”，随后麦克卢汉（[1962] 2002, 6）抱怨道：“如果我们很早以前就对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加以沉思，我们或许早已轻易掌握了我们所有技术的本性与效果，而不是被它们推来搡去。”因此，麦克卢汉认为，掌握技术而不仅仅是暴露于其效果之下是可能的，但这需要在培养“批判性的思维习惯”方面付出巨大努力（Pooley 2016）。因此，基于批判理论的经典主题，由媒介实现的以及关于媒介的好的组织，不应仅仅交由市场机制来决定。¶

吉尔特·洛文克和内德·罗西特主张“一种充满激情的实用主义，以界定并塑造新媒体的架构”（Lovink 2012, 1）。洛文克对这种“转向实践性”的举动作了如下反思：多年来，他自己一直践行着“后现代形而上学，欧洲式的‘深度无关紧要’”，后来他开始怀念朝着某种政治框架去行动。“我体验到文化批评家们缺乏策略，他们无法有效地做些什么来对抗全球新自由主义的霸权”（4）。作为对此的支撑，罗西特著作的第一句话写道：“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制度形式。”在他看来，无所不包的计算机网络产生了“劳动与生活的不确定性”，暴露出“现行制度体系的局限”（Rossiter 2006, 13）。与伊尼斯遥相呼应，他主张，为了“以提供安全感和稳定感的方式重组劳动与生活”，有必要组织新的社会技术配置，也就是说，进行干预并“着手治理之任务”（17）。¶

着手治理之任务意味着什么？在他们近期出版的《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的后记中（本书的后记也与之呼应），罗西特和洛文克哀叹左翼缺乏组织性，这表现为其异乎寻常的“下行轨迹”。他们问道：“民粹主义政治是如何组织成运动的，而激进左翼却似乎一如既往地无力凝结出一种与当前社交媒体状况同步的集体想象？”在他们看来，着手治理之任务——或者至少就治理发出自己的声音——似乎与找到一种与技术环境相对应的形式有关。他们给出的这种对应关系的一个例子，是2014年在香港兴起的“雨伞运动”（umbrella movement）。借助一个离网的蓝牙网络（FireChat），抗议者们能够彼此通信——并组织他们自己——而无需依赖互联网连接，也不会为警方的数据库提供养料。这样一种分布式的媒介实践，在依然利用网络的同时，扰乱了掌权者对网络媒介的集中化、聚合化和关联化的使用。此外，洛文克和罗西特（2018, 3）提出，在一种恰恰与强关系和长期承诺背道而驰的技术文化中，恰恰需要这些强关系和长期承诺。但这如何才能实现——“组织起持久的激情”？网络是怎样被组织起来，以至于它们能够做出决策、采取行动并产生长期影响的？［原文为“What are networks organized in a way...”，疑为“How are...”之误，此处按文意译出。］答案是否在于类似智库的“秘密社团”？如果说互联网实际上类似于一个校园操场，人们在那里闲逛、聊天、相互骚扰，那么平衡这些倾向的一种方式，或许确实是更多的组织——正如我们从俱乐部、协会、工会或官僚制中所学到的那样。¶

最后，回到开头：“好的组织”这一摇摆不定的问题对于ERP软件的案例意味着什么？“痛苦地完成的调整”是如何表现出来的？如何为了“安全与稳定”而缓解这些调整？人们想到的是那些常见的故事：SAP的引入并未如预期那样发展（例如Westelius 2006; Ciborra 2000）。这意味着，软件包的实施导致了严重的组织混乱，在极端情况下会造成暂时停工，甚至导致实施项目的取消。最近的一个故事来自德国折扣杂货零售商利德尔（Lidl）。2018年7月，在历经七年开发、投入5亿欧元之后，利德尔停止了SAP HANA/Retail的引入。显然，导致这一结果的是那个众所周知的冲突：一方面是软件定制，另一方面是组织再造。SAP提供的是一种标准软件，如果公司使其流程适应软件，它就能发挥最佳效果。为了迁就公司现有流程而对软件进行定制，会使其更复杂、更昂贵、更不稳定、更不可靠。据说利德尔就发生了后一种情况。它委托对软件进行大范围修改，却没有准备好改造自身的结构。最终，软件表现不佳，而成本却持续攀升（Kolf and Kerkmann 2018）。¶

工业社会学对此已有大量论述，也有一些故事讲述个人的职业生涯如何被新技术及其所要求的能力——或者毋宁说，被其所淘汰的能力——所打断。在这个意义上，新的ERP软件终结了先前的、往往根深蒂固的行动者网络。例如，贝克尔（Becker）、费林（Vering）和温克尔曼（Winkelmann）（2007, 202）报告说，某些部门完全依靠没有图形用户界面的系统运行，因此这些系统只能通过键盘来操作。在与这些系统的互动中，员工们学会了“盲操作”，也就是说，他们依靠提示音，并由此达到了很高的速度。有了新系统，这样的技能就变得毫无价值。在这类情况下，视年龄而定，员工们宁愿（或被鼓励）离职，而不是去掌握新一代软件所需的技能。在宣布引入SAP时，受访者J.女士想必也有这种担忧。但她采取了一种渴望学习、终身学习者的自我理解。又是新东西，但总会行得通的。两年后我再与她交谈时，她已经完全掌控了SAP系统。不仅如此，她还意识到，如果她不持续地纠正系统，系统就会造成“彻底的混乱”。这些纠正基于她在N公司工作二十年所积累的经验知识。因此，通过调整系统，她继续对公司保持着价值。¶

媒介与组织如何相互关联？在本文中，我汇集了来自媒介研究、组织研究以及相邻研究潮流的论点，并以商业软件这一灰色媒介的范例案例加以补充。在此过程中，呈现出勾画媒介与组织之关系的三种方式。第一种基于“媒介进行组织”（media organize）这一命题（Martin 2003），从媒介的组织能力角度来探究媒介。第二条探究路线通过指出媒介的被组织性而使第一条复杂化。它围绕着媒介与制度文化以及更广泛的技术环境的缠结展开。最后，出现了一个规范性问题：媒介进行组织，媒介也被组织，但它们得到良好组织意味着什么？我概述了应对这一问题的若干研究努力。¶

2018年9月，慕尼黑解放性技术研究中心（Munich Center for Emancipatory Technology Studies）召开了成立大会。来自科学界、政界、工会和公民社会的发言者探讨了以“好的工作、践行的民主、自主的生活与生态可持续性”为目标的技术治理方式（Zentrum emanzipatorische Technikforschung 2018）。在这一点上，或许可以召唤基特勒的幽灵，来瓦解一切基于彻底理解媒介之本性与效果来实现媒介之好的组织的努力。基特勒（1999, xl）写道：“理解媒介仍然是不可能的，恰恰因为当下主导性的信息技术控制着一切理解及其幻觉。”但话说回来，为何不召唤另一位权威作为回应，鼓励我们尝试“不那么被治理的艺术”（the art of not being governed quite so much）（Foucault 2007, 45）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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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