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 关于组织形式的命题

（Afterword: Propositions on the Organizational Form）¶

吉尔特·洛文克（Geert Lovink）、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

媒介与组织（Media and Organization）

对组织的追问萦绕着我们。如果说无政府主义者曾被认为是在藐视权威，那么如今我们藐视的是组织。结构被视为拖住我们、用身份的铁笼将我们钉死在原地的东西。凝固化的社会以其对永无止境的“参与”（engagement）的要求限制着我们的自由。作为一个与世隔绝、无因而反叛的人度日，是何等绝望？相反，我们应当追问：什么是纯粹的组织？是否存在一个我们可以界定和设计的新内核？在当今的技术社会惯例之外，承诺（commitment）又意味着什么？是否存在某种能够缔结纽带、却脱离程序、不受官僚制羁绊的联结？是否存在一种无需种种繁琐准备便能运作的密谋形式？互助与地方自组织会浮现在脑海中，但如果我们被迫去追求对不可组织者的组织呢？是否存在一种不言自明的公意（General Will），无需讨论、无需穷尽式的质疑？走到这一步，我们便能清楚地看到“组织批判”（Critique of Organization）所带有的浪漫主义底色。什么是精益革命（lean revolution），什么是毫不费力的政权更迭？我们能否预设一种像自动机一样运转的蜂群思维（hive mind）？人类聚集在一起，创造出事件（Event），仅仅是出于一种去体验没有保证的关系的内在冲动。¶

在一种承诺日益萎缩的文化中，组织意味着什么？如今，作出承诺的决定是在成本—收益分析之后才作出的。种种选项被保留下来，作为获取更高回报之交易的可能性。正如兰迪·马丁（Randy Martin）（2002）极富洞见地分析的那样，日常生活已被金融化所浸透。亲密关系如今挂着虚无主义的冷漠面孔。一旦生活卸下了固定的日程与例行的任务，选择的地平线便助长了推迟任何义务的欲望。这是以没有未来的灵活性为前提的后福特主义劳动体制的逻辑延伸。一片社会荒漠在弱关系（weak ties）的技术深渊中绽放。¶

是哪些占主导地位的力量、条件和事件激发了组织——有别于去组织化、熵、冷漠、灵活化或毫无议程的骚动？莱因霍尔德·马丁（Reinhold Martin）的“媒介组织”（media organize）概念是这本关于组织的书中的一条核心指令。对马丁而言，媒介由其组织功能所界定：媒介组织。这一论题的核心在于生成模式与关系的秩序之生产。媒介的秩序由物质属性和形式的区隔工作所构成，它是区分不同组织动力与力量的一种方式。同样，组织的倾向、实践与能力也成为界定媒介、将一种媒介与另一种媒介区分开来的方式。组织与形式相耦合。多年来，组织问题对我们而言一直是在一个危机、斗争乃至混乱持续不断的世界中进行政治设计的关键。在一个政府的秩序化工作几乎声名扫地的世界里，究竟是什么在进行治理？¶

2018年初的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促使我们首先追问：地缘政治力量是否在调节或组织着媒介去组织？剑桥分析—脸书（Facebook）极其刻意地决定在美国登陆，将其作为首要的试验场；世界其他地方并不那么重要。它们是更大范围的FANG式经济与社会“平台格式化”（plat-formatting）（Mackenzie and Munster 2019）的一部分，与之并列的还有腾讯（TenCent）、百度（Baidu）以及中国的物流媒介巨擘。就此而言，媒介确实在组织。然而，我们已不可能真正回到广播传播时代我们所熟知的那种媒介格式。平台（platform）本身是问题的核心，还是解决方案的一部分？这里存在一个后黑格尔式的困境：综合之后是什么？通常是内爆与崩溃。没有神化。能够挑战平台的反作用力是什么？去中心化平台的联邦？后平台——难道仅此而已？现在回答这些问题或许为时尚早。作为形式的平台还处于早期阶段。¶

在剑桥分析—脸书事件之后，我们发现自己在追问：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是什么？我们可以翻检马克思—巴枯宁—列宁之间的论争，甚至以“乔迪·迪恩”（Jodi Dean）式的复古风格反复重读它们——这种风格想要“让美国共产党再次伟大”——但重新拾起政党那些早已破旧的机关毫无意义。另一种选择是政党—运动混合体，一个由政党构成的政党，一个政治实体的联邦，这在激进左翼联盟（Syriza）、“我们可以”党（Podemos）和“欧洲民主运动2025”（DiEM25）的语境中得到过广泛讨论，它们都是源于2011年起义的倡议。当广场周围聚集起足够多的噪音——从阿拉伯之春，经由维基解密（WikiLeaks）和匿名者（Anonymous），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和#MeToo——技术现代性便发生了一次跨越式的跃进，这让人觉得：是的，也许社交媒体确实在组织。但组织的是什么？那些“早期”岁月，距今甚至还不到十年，将组织定位为一种媒介事件，它促进意识觉醒，并充当压力集团和游说者的工具，把政党变成某种具有社会动能的东西。但革命从未发生。它也永远不会发生。危机的规模已经表明，无论在国家之间建立多少联盟，都无法修复未来—现在（future-present）的人间地狱。由企业经营的民族国家同样提供不了任何解决方案。这就是为什么如今如此多的政治能量集中于市政层面，包括城市与城市之间的网络（Caccia 2016）。¶

让我们多听听那些新教学院在被军事—工业—教育复合体吸纳之前的情况吧。还有诺曼·福斯特（Norman Foster）在加利福尼亚州库比蒂诺（Cupertino）设计的新苹果园区（Apple campus）又如何？这个综合体是如何投入能量与决策，去改造组织逻辑以及知识与主体性的生产的？它会不会成为一种在世界各地推广的组织模式，就像二十世纪的玻璃钢结构摩天大楼那样？我们完全同意，建筑中介并组织着它所指涉的世界。如果我们把作为媒介的建筑（architecture-as-media）与作为组织的网络（networks-as-organization）并置运行，会发生什么？作为社会关系、基础设施能力、工程标准和美学风格之复合体的建筑，标示了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组织模式。这套协议并未消失，但如今它得到了另一种建筑的补充：在算法治理的建模中作为计算参数的建筑——这种算法治理以预测和先发制人为任务，并与从劳动的辛劳和价值的社会生产中对数据的提取及放大的抽象相耦合。¶

如果我们要在与网络（幂律、无标度网络、弱关系与强关系）的关联中思考组织，那么我们的焦点或许应当转向后平台媒介——由强关系（strong ties）所界定的组织化网络（organized networks）的媒介是什么？它们的属性中究竟有什么东西催生了特定的组织倾向？的确，在后数字条件下，当环境日益被理解为一种背景性的中介系统、传播借此发出信号、关系借此得以缔结时，媒介还重要吗？随着媒介悄然隐退，环境开始组织。¶

不可避免的收编（Inevitable Incorporations）

最近几十年的特征是现代组织模式被彻底颠覆。的确，传统组织已经崩解。政治活动家、运动以及理论家（从控制论到后人类主义）都被作为主导状况的去组织化所困扰。而创业型垄断企业对此毫不介意。它们想方设法抽取数据，再用一根魔杖把数据洗一遍，魔杖便吐出价值。¶

在新自由主义的云、个性化网络和高级形式的不承诺（non-commitment）的时代，该如何理解组织？工作的执行与管理事实上是高度组织化的，却要求工人具备某种反工作（antiwork）的态度。任务不只是例行公事。当然，有TaskRabbit，而且毫无疑问，自由职业者在挣点小钱的挣扎中找到了某种例行节奏。但是，就像亚马逊土耳其机器人（Amazon Mechanical Turk）一样，这里的关键任务是确保人类不再有别于机器。传统上，例行事务会在一天之中有所变化，或随季节而改变。相比之下，机器的任务是永不终止，只是不停地运转下去，并且在理想状况下，随着时间流逝而不断加速。¶

大学正朝着同一方向发展，过去被理解为教化（Bildung）的许多东西，如今成了一种自动化的演练。正如斯特凡诺·哈尼（Stefano Harney）所指出的，在算法机构中，“大多数管理者早已被机器取代。只是他们太愚钝，还不知道而已”（Schapira and Montgomery 2017）。按照哈尼的说法：¶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哈尼访谈（Schapira and Montgomery 2017）中的一段（约5行），大意是：咨询顾问不过是“准入”（access）的展示——他或她出现在你的工作场所，便以你原以为受到保护、牢不可破的方式将其打开；顾问的在场本身就证明你如今已变得可被进入；没有人需要听顾问说什么，他反正只是一个会说话的算法，但他一出现，目的就已达到。］

组织需要走出内在性平面（immanent planes）、无尽的装配（assemblages）、分配各自独立的任务以及管理议题的那种天真。组织还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平行世界，以对照我们那并不那么私人的生活与心境的持续起伏。关于流动性的管理话语在发达经济体的各种机构环境中泛滥成灾，并界定了一种与其所指涉的世界相脱节的组织文化。对于承诺中不能承受之轻，并没有备用方案。在当代媒介条件下的组织，将需要设计出对塑造感知与认知的平台和应用程序之参数保持警觉的策略。当合同工离开工作岗位却断然否认自己在罢工时，会发生什么？为什么如此深刻的去政治化包裹着这类拒绝行为？这种拒绝何以被理解为又一种生活方式选项，而不是某种要求反抗的共同经验的集体实例化？合同的终结并没有被内化为被解雇的屈辱；相反，尊严支撑着一种在管理范式之内的正当存在叙事，即工作与生活一样，有开端、中段和结尾。尽管脆弱性是一种普遍状况，它却无法被如此命名，因为它违背了支撑组合式职业生涯（portfolio careers）的那种自我投资式的自由准则。原子化是在由平台参与所界定的情境中组织所面临的核心问题之一。¶

困境就在这里。如果你不是那个沉迷于创业式自我发明之妄想的酷小孩，那么除了随波漂流、被吸向界定了另类右翼（alt-right）及类似形态的民粹主义政治那些丑陋情绪之外，你还能身处何处？民粹主义政治何以作为运动组织起来，而激进左翼却似乎一如既往地无力结晶出一种与当前社交媒体状况同步的集体想象？如何摆脱所有这些现实存在的怨恨？如何破坏另类右翼，使其无法进入当今潜在反叛力量的集体无意识？快速更新、不断变化的时间线、尖刻而阴暗的评论文化——这就是媒介的语法，它无关对话、议题辩论或分享材料，而是被诸如拖网式搜寻（trawling）［原文如此］、网络风暴（shitstorm）、愤怒、攻击性、挫败感和绝望等动机所支配。这些是社交媒体状况的核心要素。在这个未来已被终结的环境里，哈贝马斯（Habermas）理想化的公共领域无迹可寻。另类右翼绝非边缘（且面临着它自身的组织问题），而事实上占据了新常态的空间。如今，通过布赖特巴特（Breitbart）及类似平台获取权力，与再现性媒介的逻辑截然不同——后者映照着由智库、顾问、游说团体和政党构成的旧权力走廊。吸引并进而聚集社会不满的平台网络化媒介，能够将民众直接输送给权力的头面人物。这就是为什么，比如说，特朗普（Trump）能够维持如此之高的支持率，尽管美国迷失方向的左翼仍在为自己未能延续通往荣耀之路而困惑不已。¶

智库理论（Think Tank Theory）

我们如何能够设想在既有的学术机构和大型主流媒体之外从事激进研究？这究竟是否可能？社会运动始终在开展它们自己的研究，可与政党及其“科学办公室”相比。如今，非政府组织（NGOs）生产着成吨的报告。直到1990年代，这项工作还被设想为一种深植于社会运动内部的知识实践。这些工作主要包括调查性新闻、针对企业的行动者研究、绘制极右翼网络与组织的图谱、核能交易，以及支持南非种族隔离政权的跨国公司的相关游说活动。这类“独立研究”（indy research）是为了给运动本身提供信息，并在争夺民心的斗争中为它们提供信息弹药（这种民心有时被许多人混同于“公众舆论”）。¶

如果我们审视1980年代的阿姆斯特丹，就会发现由不结盟者群体开展的研究蓬勃兴起。有监视种族主义者和新法西斯分子的独立自治研究集体（FOK），有追踪警察与秘密情报机构活动的团体（Jansen & Jansen），有调查城市投机与士绅化的组织（SPOK），甚至还有占屋运动的理论与人文分支（ADILKNO/Agentur Bilwet）。在某些情况下，这些团体与特定的档案馆或杂志相联系，激进女性主义就是如此。这些研究集体最不想做的事情，就是生产枯燥的政策文件。¶

这些团体中没有一个使用“智库”（think tank）这一企业式术语或（隶属于政党的）“科学局”一词，尽管可以说它们正是如此。也许身处一个集体就已足够？但在这种说法中，与思考并没有明确的联系。思考所需的沉思时间似乎并不怎么性感（那是与学者们隐居的、因而是非政治的工作联系在一起的）；集体研究也不被视为把你的团体安置在一个“罐子”（tank）里面。可是，那又为什么要称自己为基金会（一个法律术语，由律师和公证人掌控），或者研究所——它恰恰是一个人渴望成为官方现实及其“制度化”之一部分的象征？非政府组织在当时也已进入视野，尽管它们与联合国以及事实上的国家部委联系在一起。它们的“非”往往过去是、现在仍是一场闹剧。¶

过去十年间，慕尼黑艺术二人组拉尔夫·霍曼（Ralf Homann）与曼努埃拉·翁弗多本（Manuela Unverdorben）的“更好的智库项目”（Better Think Tank Project, BTTP）从艺术的视角考察了智库问题。二人组研究作为一种主导性知识生产形式的智库的政治与美学。当前创新狂热背后的那台发动机有何吸引力？智库是否乏味得要命？除了模仿它们的社会空间文化（比如“办公室”）之外，复制粘贴这类形式还能让我们得到什么？我们问二人组为什么没有任何左翼智库（Lovink 2018）：¶

［译者按：此处原文引用了洛文克对二人组的访谈（Lovink 2018）中的回答（约70词），大意是：企业家安东尼·费希尔（Anthony Fisher）想用自己的财富影响英国政治，曾向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Friedrich von Hayek）请教应支持哪个政党，得到的提示是不要浪费时间，而应通过资助智库这类结构形式中的研究，在思想之战中获得决定性影响；二人认为，智库是延续“客观真理”神话的更好工具。］¶

他们的回答值得详细阅读：¶

［译者按：此处原文继续引用同一访谈（约90词），大意是：认为智库是真正的创造性单位、甚至是为此目的而设立的，乃是一种常见误解；智库自称“独立”，却推行其资助者的议程，并通过假装中立、假装从事严肃研究来获取可信度；它们并非开展真正的学术研究，而是作为回音室，充当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议程的“倍增器”；由于自认为已掌握“真理”，它们并无构想新思想的真正热情，而是旨在影响公众舆论、干预政策制定并传播其纲领。］¶

这对慕尼黑模拟二人组情绪高涨：¶

［译者按：此处原文继续引用同一访谈（约65词），大意是：在“资本家舞会”上跳舞十分有趣，但要当心误解；如果智库的着装规范变成连帽衫，他们也会对此加以反思；他们仍以批判的眼光关注非政府组织领域的发展，尤其是当非政府组织以智库的方式行事时；进步运动应当建立在团结以及团结的组织形式之上。］¶

自2005年以来，我们一直在共同探讨“组织化网络”的理念。最近，我们把相关文字汇集成一本书，题为《社交媒体之后的组织》（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2018）。激进智库理论可以被视为对这一项目的贡献，尽管是从相反的方向——因为智库通常被安置在砖瓦砂浆的实体空间之中。相比之下，组织化网络是紧密的虚拟网络，由其“强关系”所界定，其贡献者分散各地，无需昂贵的办公空间。然而，组织化网络与智库的共同之处在于一种长期坚守的承诺。这样的提议，对于那些注定要在共享办公空间、咖啡馆和家中厨房餐桌旁度日的勇敢的“组织网”（orgnet）同志们来说，无异于诅咒。我们是如何落入这样一个新自由主义陷阱的？我们如何能把那种临时性的不稳定工作转变为一个长期可持续的项目，而又不陷入非政府组织的困境？我们迫切需要新的密谋形式与文化想象。到达那里的诸多途径之一，是解构霸权性的格式。我们如何能够把激进智库或后智库（post–think tank）设想为一种形式？¶

阿莱克斯·福蒂（Alex Foti）（pers. comm., May 10, 2018）从米兰通过电子邮件来信，介绍了他筹建一个智库的最新倡议，并解释了他使用这一特定术语和组织格式的动机。“尼克·斯尔尼塞克（Nick Srnicek）等人强调了朝圣山学社（Mont Pelerin Society）通过智库运作从边缘确立新自由主义正统的作用。虽然我们不能放弃对革命主体的分析——在我看来，这一主体就是不稳定无产者（precariat）——但事实是，各种形式的左翼都处于历史低谷（在欧洲肯定如此）。我们需要一种知识战略来重建价值与意识形态，对寡头垄断资本展开卓有成效的斗争，并在从华盛顿到安卡拉的这场与纳粹—民粹主义的殊死搏斗中取胜。就我们米兰的现实而言，我们正目睹一种向旧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性的保守回归，甚至在运动中的年轻群体里也是如此，与之相伴的是对工作和工人阶级的重新强调，代价则是全民基本收入以及多性别、多族裔的不稳定无产者。我们的想法是，把当今学生运动的求知好奇心与前几波抗议浪潮（意大利的2001年和2010年）中的认知劳动者（cognitarians）结合起来。由于我们目前只是非正式地聚会，我们智库的名称尚未确定，但我最喜欢的是‘异星智能：后资本主义系外行星’（ALIEN INTELLIGENCE: The Post-capitalist Exoplanet）。”¶

智库是否是与我们时代合拍的最具战略性的激进形式，仍有待观察。我们需要一些例子来检验我们的想法和概念。那种打了就跑、一旦事件结束便导致松散联盟分崩离析的行动，即便不被直接拒绝，也不应再受到鼓励。智库值得探索和实验，以便看看能否在一台历史上一直是异己的机器之中设计出一种左翼政治。说得直白些，左翼的下行轨迹已经到了别无选择的地步：要么发明新的组织形式与制度形式，要么栖居于既有的形式之中并对其加以改造。除非左翼认真对待这件事，否则在这颗星球经受旷日持久的危机之际，它只会让自己进一步沦为无关紧要的存在。¶

主权媒介与空无的组织（Sovereign Media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Emptiness）

当前的共享经济与数据榨取主义（data extractivism）的生意，是当代平台资本主义的关键技术（Srnicek 2017），而平台资本主义作为一种媒介与组织的概念或模型，其解释力是有限的。平台资本主义缺乏细微差别，且受制于剥夺的逻辑，它的狭窄光谱与其说关乎占主导地位的社交媒体网络，不如说关乎主权、尊严与同理心的全然缺失——这种缺失作为一种心态、自我形象和生存策略，被用来克服技术虚无主义及其操纵和俘获在线自我的无意识伎俩。挺身而出、夺回自己的信息命运，这其中有某种丰富而引人入胜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主权媒介（sovereign media）：一种创建自主的数据与网络基础设施的宣言和行动。这样的介入超越了偶发的激进姿态和事件的奇观。¶

主权媒介在一个与媒介系统和技术行动者彻底交织在一起的世界中配置着领土与权力。媒介平台的底层技术（technics）同样作用于主体性的生产，以种种方式组织着感知、认知与社会性，这些方式动摇并重新定向了现代人对支配劳动与生活的主要组织形式（教会、国家、企业、工会）的理解。但是，对主导组织形式的这种动摇也是一个生产性的过程。“组织是主体之构成的核心的、基本的物质要素”（Negri 2005, 147）。在“媒介组织”这一格言中，潜藏着一种形式主义倾向。我们不要忘记，媒介也组织主体，而支撑这一过程的斗争，正是政治与政治性（the political）的工作。¶

作为没有扩音器的否定性技术，主权媒介消失在噪音之海中。它们是做减法的机器，从控制中心夺回“数据资产”。这里的一个绝佳例子，是香港雨伞运动把脱离网络（off-the-grid）的蓝牙网络用作首要的组织技术。在2014年的占领和那个冲突不断的夏天里，这种分布式的传播模式确保了当局的监控机器无从获得一个集中的档案库。由于无法关联信息、生成关于运动的数据宇宙，当局转而不得不渗透到众多集会和行动之中，以期拼凑出那些有因而反叛者（rebels with a cause）的局部人物画像。这类由于分布式传播形式而使总体知识失效的情形，同样标示着一场认识论危机。这是新实证主义（neopositivism）的危机——过去十年间，随着大数据分析的到来、新的量化技术的涌现，新实证主义经历了一次复兴。人文与社会科学长期厌倦了后结构主义的批判性教训，便拥抱新实证主义来使知识主张合法化。因此，雨伞运动所采取的传播模式不仅教会我们如何以战略性的方式进行组织，从而扰乱乃至瓦解当代的治安技术，而且还标示出一场更为实质性的危机，它关乎世界如何被认知、主体如何被生产，以及随之而来的政治如何被组织。¶

在追问媒介如何组织政治与主体性时，我们必须小心，不要被再生产的诱惑所分心。那将是一个致命的政治与概念错误。从运动史中可以清楚看到的，是它们之出现的媒介特定性（medium specificity）。无论是小册子还是传真机，录像还是手机，推特（Twitter）还是脸书，政治组织总是技术性的，但同时也是社会性的和历史性的。起义的胆魄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有一种组织的媒介，它与经久不衰的激情之组织紧密相连。¶

参考文献

Caccia, Beppe. 2016. "A European Network of Rebel Cities?" Open Democracy, June 5. https://www.opendemocracy.net/can-europe-make-it/beppe-caccia/european-network-of-rebel-cities.¶

Lovink, Geert. 2018. "Radical Think-Tank Theory: Interview with Ralf Homann and Manuela Unverdorben." Nettime (mailing list), April 19. https://nettime.org/Lists-Archives/nettime-l-1804/msg00071.html.¶

Lovink, Geert, and Ned Rossiter. 2018. Organization after Social Media. Colchester, U.K.: Minor Compositions/Autonomedia.¶

Mackenzie, Adrian, and Anna Munster. 2019. "Platform Seeing: Image Ensembles and Their Invisualities."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DOI: 10.1177/0263276419847508¶

Martin, Randy. 2002. Financialization of Daily Life. Philadelphia: Temple University Press.¶

Negri, Antonio. 2005. The Politics of Subversion: A Manifesto for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Translated by James Newell.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chapira, Michael, and Jesse Montgomery. 2017. "Stefano Harney (Part 1)." Full Stop Quarterly, August 8. http://www.full-stop.net/2017/08/08/interviews/michael-schapira-and-jesse-montgomery/stefano-harney-part-1/.¶

Srnicek, Nick. 2017. Platform Capitalism. Cambridge: Polity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