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软件，只有服务：导论

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 Introduction — Irina Kaldrack and Martina Leeker（伊琳娜·卡尔德拉克、马丁娜·莱克）¶

数字技术渗透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我们可以随时随地访问自己的社交网络、我们个人或协作生产的内容，以及其他各类信息。随着计算机与电话融合为智能移动设备，这些实践正在改变软件的概念及其物质性。过去，所谓的盒装软件（收缩膜包装软件，shrink-wrapped software）必须先购买，再安装到个人计算机（PC）上，进行配置，并定期更新。而今天，只需登录某个平台并安装一项服务，便可轻松访问 Dropbox、Facebook、Google 等。与消费市场上云、网络服务（web services）和移动应用的发展并行，“经典”软件供应商也越来越多地转向订阅模式：Adobe Creative Suite 变成了 Adobe Creative Cloud，Microsoft Word 变成了 Office 365。软件不再被购买，而是可以被租用。在个人计算机的世界里，硬件体现为一个物件，操作系统（OS）使用户得以安装并运行软件——这个世界正在被改造。硬件日益缩小，并分化为上网本、笔记本电脑、手机和平板电脑。其使用可能性——过去由软件以捆绑的应用程序和图形用户界面（GUI）的形式提供——如今被设计为层层级联的服务（cascades of services）。用户的设备仅仅是通向服务的入口，而这些服务又转而访问空间上远隔的硬件并控制各种进程。¶

消费领域内的这一发展，对应着商业领域向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 SaaS）的转变。据此，企业可以租用由信息技术支持的管理服务，用于管理其员工、产品和客户数据。因此，硬件采购仅限于能够联网、可接入 SaaS 供应商的计算机。企业无需为服务器或软件支付开销，也无需为内部 IT 部门或外部顾问所做的修改与维护付费，而只需支付访问费用。按照推销话术的说法，这为企业节省了金钱与时间，使其能够专注于核心业务，并创造更高的利润。此外，服务还被许诺为易于使用，因为诸如“产品订购”“交付”或“收款”之类的业务流程得到了直观呈现，并且可以相对轻松地加以组合。这意味着，人们不再需要具备编程方面的专业知识，便可根据自身需求优化 IT 资源（参见本书中 Neubert 的文章）。¶

编者的论题“没有软件，只有服务”（There is no software, there are just services）将这一状况描述为与以往时代的彻底断裂：硬件曾经被客体化为一台物理计算机，如今正分布于不同的数据中心，并完全消解于基础设施之中。而软件迄今为止控制着硬件的时空物质性，并提供用户界面，如今它却消解于组织数据访问及数据处理的层层级联的服务之中。软件所有权由此变得过时，作为财产的商品被服务的使用所取代。这种“使用经济”（use-economy）向所有人开放，并许诺赋权：借助这些新服务，每个人都有可能出售或交换自己的技能与物品，也可以通过组合与修改来重新发明既有的服务。恰恰是创业式服务与日益兴起的“参与式文化”（participatory culture）之间的这种互动，对应着这样一个过程：任何形式的援助或帮助、个人服务或人情——即我们寻常的日常实践——都可能被置于经济法则之下（参见本书中 Lison 的文章）。¶

本书的论题与书名不仅指向一个历史剧变的处境，也可以被理解为与媒介学（media science）一个重要的系统性论证的交锋。所指涉的当然是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的主张：没有软件，只有硬件，因为计算机内部发生的技术操作可以被还原为硬件中的开关，软件只不过是使之对人而言可读而已（1992）。列夫·马诺维奇（Lev Manovich）以技术史的诊断“只有软件”（There is only software）（2013, 147ff.）挑战了基特勒的论题，因为在数字化时代，从摄影到绘画的一切媒介形式如今都已消解于软件之中。将数字文化的当代特征描述为由带宽和连接速度所结构化的层层级联的查询与操作（参见本书中 Parikka 的文章），与其说是在援引马诺维奇式（2013）的历史剧变，不如说是对基特勒系统性论证的变奏与评注：这里提出的是，很可能同样不存在独立自足的硬件，因为程序与硬件始终作为服务而相互关联（参见本书中 Neubert 的文章）。追随托马斯·海格（Thomas Haigh），人们甚至可以更进一步说，硬件是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这个系统包括程序、支持、文档、公司、分销、工程师和程序员，以及学习过程与实践（2002, 2013）。由此，针对基特勒的系统性论证，产生了如下研究假设：如果硬件是这样一个系统的一部分——在其中，“服务”，即在多个行动者之间就可分发软件的使用与商品化进行协商，具有关键意义（Haigh 2013）——那么决定这一处境的就不是与硬件或软件技术相关的技术条件，而是政治与经济，以及实践与协作格局（Erickson and Kelty in this volume; Gießmann and Schüttpelz 2015; Schmidt 2015）。¶

因此，“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论题是断然的，而且简化到了不可接受的程度。当然，即便在这个服务的时代，仍有一些产品是以软件的形式提供的。此外，从软件体制到服务统治的彻底转变是否会发生，也尚待观察。但这一尖锐的断言具有极富成效的挑衅性：它实际上迫使人们在服务无处不在的语境中，对当代发展进行必要的、细致而精微的观察——而服务很可能在数字文化的构型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分量。本书作者们以各自的文章呈现了这场讨论，它可以划分为技术、实践与经济三个领域。尽管关于服务的这些不同视角看似相互交叠，但每一个焦点仍各自产生了特定的结论。在一种受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启发的技术史中，软件、服务与硬件之间的相互作用变得清晰起来，这与软件不（再）存在的断言恰恰相反（Neubert; Erickson and Kelty; Magee and Rossiter; Parikka）。服务一直都存在，只是其使用和侧重发生了变化（Haigh 2002, 2013）。对实践（Fagerjord, Lison, Erickson and Kelty）以及对经济（Lison, Magee and Rossiter, Parikka）的强烈关注，各自以不同方式表明，作为商业模式的服务在多大程度上、以何种后果渗透到其他社会领域之中。因此，本书接续了软件研究（software studies）中的若干立场，这些立场考察不同形式的软件如何嵌入当代世界。其中涉及的问题是：软件如何塑造主体性、共同性和工作形式，又如何反过来被它们所修改（例如在线期刊《计算文化》（Computational Culture）；Fuller 2008 以及 Chun 2006, 2011）。通过聚焦于服务，并对这一概念的狭义与引申义加以区分性讨论，本书为研究服务以及在“服务文化”中进行有效干预提供了初步的方向。之所以关注干预，是基于这样一种推测：向服务的转变可能导致一种自身特有的治理术（governmentality）形式。这有待进一步考察，也有待作为对服务文化的一个批判层面加以探索。基于这一考虑，下文对各个领域的阐述都蕴含着特定的干预选项。本书旨在处理上述现象与研究领域，但绝不声称已穷尽一切。¶

技术

本书中的文章从技术史的视角探讨服务的技术本质。从这一视角来看，所谓从软件向服务的过渡中正在发生一场划时代剧变的说法，立即引出了一个矛盾。正如克里斯托夫·诺伊贝特（Christoph Neubert）所论证的，真正需要考察的其实是硬件、软件与服务之间的关系。也就是说，这种关系在每一个特定的历史时刻、在技术与经济发展的背景下，都会被重新协商。在这一重构中，软件显现为一个不稳定的要素，在机器与业务流程之间进行中介。程序功能的模块化与封装，以及将其作为服务加以黑箱化，使技术上的连续性——从面向对象编程到敏捷编程——与概念及话语上的转移相互咬合。塞思·埃里克森（Seth Erickson）和克里斯托弗·M. 凯尔蒂（Christopher M. Kelty）聚焦于变化与稳定之间的这种咬合。他们的启发式方法借用当代进化理论的概念，以识别“变化与停滞的模式，即倾向于保存谱系的模式”（Erickson and Kelty, 42, quoting Wimsatt and Griesemer 2007, 283）。他们并不坚持软件与服务之间确实存在抽象的区分，而是本着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的精神追问：不同形式的软件目前以何种“存在模式”（modes of existence）（2013）出现。利亚姆·马吉（Liam Magee）和内德·罗西特（Ned Rossiter）在其文章中选取了数据库的历史发展作为历史参照。在他们的重述中可以清楚地看到，关系型与非关系型数据库的技术创新伴随着某种“参数政治”（politics of parameters），而后者又对应着组织与知识生产、监管与控制的政策。尤西·帕里卡（Jussi Parikka）从维利里奥（Virilio）（1999 [a], 1999 [b]）出发，考察服务的中断与崩溃，即通过拒绝服务（denial-of-service, DoS）攻击。借此，他清楚地揭示了 SaaS 赖以建立的技术条件：带宽、传输速度以及对流量的高效管理凸显出来，并揭示出网络政策的施行如何牵涉其中。¶

这些历史重构指出了技术条件在哪些时刻塑造了从软件到服务的过渡及其各自的体制。由此，它们标示出在技术、实践、政治经济与话语化（discursivations）的相互作用之中进行干预的可能性。¶

实践

服务与实践之间呈现出双重关系。首先，服务架构内部的技术程序规定了编程方式以及沟通与经济交易的方式。因此，按照埃里克森和凯尔蒂的说法（49f.），文件的使用因应用的使用而发生改变：应用不仅构成了访问自己在云中内容的唯一途径，同时还将文件与用户、账户和平台融合在一起。其次，用户实践反过来也对技术产生影响。安德鲁·利森（Andrew Lison）因此描述了 Adobe Creative Cloud 的订阅模式如何使非法破解 Photoshop 等授权软件几乎成为不可能。这一发展似乎是一种用以阻止不受欢迎之实践的技术解决方案。¶

安德斯·法格约尔德（Anders Fagerjord）表明，只有通过观察实践，才能获得关于服务技术文化的一幅差异化图景。他考察应用文化的实践，并揭示其为服务的一部分。应用产业的许诺是：应用应当易于编程和使用，并且可以自由获取。然而一旦观察参与应用生产的行动者网络，这一许诺很快就被解构了。与这些许诺相反，垄断化可能正在加剧，苹果公司（Apple）的经济政策便是明证：这些应用只能在苹果设备上编程和使用，并且只能通过苹果应用商店（Apple App Store）获取。法格约尔德追随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发展出一个分析模型，用以分析不同行动元（actants）及其利益的组合如何能够修改乃至破坏该产业的服务基础设施。¶

对实践的聚焦表明，这些实践被设计为操作与操作链，并因而能够被转译为服务，也表明了这是如何发生的。一旦将二者等同起来，技术、经济与实践相互影响之互动中的生产性环节便会消失。这正是利森和法格约尔德为区分软件文化与服务文化而着重指出的。从法格约尔德基于 ANT 方法与洞见所作的精细分析中，人们可以推导出若干自由度，这些自由度或许有助于用户抵御在服务体制内部被强制划一，并打断服务的级联。¶

政治经济

如果聚焦于从软件向服务过渡的经济与社会效应，那么运营这些应用的公司所作的许诺——诸如自由和高效的时间管理——很快便会瓦解。毋宁说，一种新的范式变得清晰起来，它显露为一种无所不包的服务政策（Magee and Rossiter）与服务经济（Lison）的体制。马库斯·克拉耶夫斯基（Markus Krajewski）为我们理解技术结构与实践为何以及如何能够转变为总体性体制作出了重要的先期贡献（2010, 2014）。针对某种体制是否可能形成服务经济的问题，克拉耶夫斯基表明，隐喻的运用是分布式计算（distributed computing）历史的有机组成部分——直至 20 世纪 70 年代，这里所说的“服务原则”（service principle）一直被称为分布式计算（2014）。按照克拉耶夫斯基的说法，服务、服务器、客户端-服务器架构或桌面之类的隐喻在信息技术中被用来使抽象的技术变得可以理解。但他指出，在此过程中，隐喻释放出其自身的媒介力量与文化技术（culture-technical）力量，以至于技术、经济与实践的发展经由包装这些技术的隐喻所构成的概念视域而得到推动。因此，对服务的隐喻性使用绝非无辜，而是服务经济的一个建构性因素。¶

马吉和罗西特在其章节中指出，以服务为导向首先意味着一种控制与监管的政策，它不仅着眼于工作的组织，而且着眼于整个环境本身，智慧城市（smart cities）的理念便证明了这一点。作者们指出，由于这种服务体制与那些将自身塑造为黑箱的基础设施的扩张齐头并进，因此很难在系统之外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安德鲁·利森看来（67f.），服务与基础设施正在成为数字文化中一种无可回避的生存条件，它们将我们引向迄今未知的工作形式、报酬形式和生活方式。TaskRabbit 这项服务便是一例：高素质的自由职业者通过平台向其邻里或在全球市场上提供服务，从设计、代买杂货到照看孩子，不一而足。服务交易迅速、自我组织，而且据称自由职业者和客户都对此感到满意。然而，按照利森的说法，问题在于，不同职业与工作形式（非物质的、物质的、社会—情感的）之间的差异正在消解，并被捆绑进我们委婉地称为“交换经济”（exchange economy）的激进经济冲动之中。利森告诉我们，这意味着在这一体制中，既不存在商品、价值，也不存在人与人之间的经济关系，而只存在不再被明确宣示为交易的商业交换，以及无所不在、永无止境的服务。借助利森的论证，人们可以将他的诊断进一步强调为：提供者与客户都沦为了服务的奴隶。¶

关于服务体制如何可能被打断的问题，显而易见的是，攻击服务并不是一个选项，因为这类攻击早已被整合进系统之中。尤西·帕里卡借拒绝服务攻击来揭示服务网络政治的技术基础，其中包括服务器容量、数据流量的协议以及带宽和连接速度的分配。帕里卡指出，服务的用户放弃了对自己的业务、通信与身份的控制，因而沦为分发服务的不稳定基础设施条件的牺牲品，并成为服务之准许与封锁的外交博弈的受害者，而非诉诸具有政治依据的正当监管。帕里卡将他对这些后果的评估凝练为一个论题：“没有服务，只有凭证”（There are no services, there are just vouchers），即访问服务的凭证。他指出，由此可以设想，一种为服务而设的服务体制正在建立，在其中，对后者的访问必须首先经由前者来开通和保障。¶

干预的关注领域

在讨论“没有软件，只有服务”这一论题时，经济视角提供了一个不那么令人鼓舞的结论。2008 年，Google 与 Salesforce.com 以“把你的办公室搬进云端！”（Put your office into the cloud!）为口号结成合作伙伴（Salesforce.com 2008）。其目标是借助用于企业协作的应用和软件打造一种盈利的商业模式——而且原本应当仅限于这一领域。然而，本书主张，不同的服务形式与技术确实汇聚成了一个服务体制。这可以通过提出如下问题来凸显：一种商业模式和一句企业广告口号，如何能够将日常的数字事务构型为一种服务与基础设施的体制，而这种体制又进一步在自我组织中得到推动——正如执着于共享经济的大批自由职业者所从事的活动所表明的那样（参见 Lison）？反过来，诺伊贝特以及埃里克森和凯尔蒂受媒介研究与文化研究启发的分析都表明，人们只能在有限的意义上谈论与传统软件政治的范式断裂以及服务体制的兴起。这一洞见可以有助于，例如，突破那些在话语上、经济上和实践学（praxiological）上生成的服务逻辑。即便只是观察服务行动场域中的实践，也能揭示出服务体制中可供打断的空间：在那里可以描述行动主体（action instances）的多元化，从而提示人们对“软件即服务”的宏大企业许诺加以相对化（Fagerjord）。¶

因此，这一宽泛而粗粒度的论题为科学分析开启了一种富有成效的张力，它在两端之间展开：一端是彻底思考服务技术逻辑（service-techno-logics）的后果，另一端是解构服务体制的话语与技术。基于这一考虑，便有可能发展出干预服务格局的方法，并识别出反制的可能性。之所以必须以这种方式审视服务的各个方面，是因为种种迹象表明，经济的首要地位正准备取代技术上的选项以及那些并非首先是经济性的实践，并由此升级为一种自身特有的治理术形式。这种治理术的形成甚至可能是由用户促成的，并构成了正在开展的服务。用户或许正在召唤并组织着他们自己的自我剥削。与此同时，他们却在技术与基础设施层面上，掌控着自己的自我决定和所谓的参与——而这种参与乃是一种访问服务的政策。¶

感谢编委会的同事们、meson press 的马库斯·布克哈特（Marcus Burkhardt）和安德烈亚斯·基希纳（Andreas Kirchner），以及我们的研究助理莱昂·凯泽（Leon Kaiser）。¶

参考文献 (References)

Chun, Wendy. 2006. 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Chun, Wendy. 2011. Programmed Visions: Software and Memory.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Computational Culture. A Journal of Software Studes. Accessed July 15, 2015. http://computationalculture.net/.¶

Fuller, Matthew. 2008. Software Studies: A Lexicon. Cambridge, MA and London: MIT Press.¶

Gießmann, Sebastian, and Erich Schüttpelz. 2015. „Medien der Kooperation. Überlegungen zum Forschungsstand.” Navigationen 15 (1): 7–54.¶

Haigh, Thomas. “Software in the 1960s as Concept, Service, and Product.” IEEE Annals of the History of Computing 24 (1): 5–13.¶

Haigh, Thomas. “Software and Souls. Programs and Packages.” Communications of the ACM 56 (9): 31–34.¶

Kittler, Friedrich. 1992. “There is no Software.” Stanford Literature Review 9 (1): 81–90.¶

Krajewski, Markus. 2010. Der Diener. Mediengeschichte einer Figur zwischen König und Klient. Frankfurt am Main: S. Fischer.¶

Krajewski, Markus. 2014. “Dienstleistungsagenturen. Zur Delegation von Handlungsmacht zwischen Subalternen und Software-Services.” In: Programm(e), edited by Dieter Mersch and Joachim Paech. Medienwissenschaftliche Symposien der DFG, 125–157. Zürich and Berlin: Diaphanes.¶

Latour, Bruno. 2013. An Inquiry into Modes of Existence: An Anthropology of the Modern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Manovich, Lev. 2013. Software Takes Command. New York and London: Bloomsbury.¶

Salesforce.com. 2008. “Salesforce.com und Google erweitern Partnerschaft: Salesforce for Google Apps: Erste Anwendungssuite für komplettes “Office in the Cloud.“ Press release. http://www.salesforce.com/de/company/news-press/press-releases/2008/04/080414.jsp.¶

Schmidt, Kjeld. 2015. “Of Humble Origins: The Practice Roots of Interactive and Collaborative Computing.” Zeitschrift für Medienwissenschaft. Web Specials. http://www.zfmedienwissenschaft.de/online/humble-origins.¶

Virilio, Paul. 1999. Politics of the Very Worst. New York: Semiotext(e).¶

Wimsatt, William C., and James R. Griesemer. 2007. “Reproducing Entrenchments to Scaffold Culture: The Central Role of Development in Cultural Evolution.” In Integrating Evolution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ory to Practice, edited by Roger Sansom and Robert N. Brandon, 227–323. Cambridge, MA: MIT Pr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