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当今的危机状态

如果只能用一个词来界定当前这个时期，那就非“危机”莫属。从摧毁了数百万人生活的经济危机，到折磨着自由民主制度的政治危机；从侵蚀人们希望的信心危机，到威胁地球上生命本身的生态危机，再到影响这一切的合法性危机，危机已成为当今时代的关键词。说我们正生活在一种危机状态之中，并没有错。其他能够道出时代基调的词语还有紧缩、不稳定处境、新自由主义、不安全与风险。这些词都与危机密切相连，并助长了危机令人窒息的氛围。它们让无处不在的危机感有了具体形态。¶

这种危机状态以多种经济重组形式出现，包括裁员、弹性化、准时制生产、工作场所关闭与撤离、劳动的不安全和不稳定化；它也以社会重组形式出现，包括削减社会服务、撤除社会福利、公共资源私有化、社会性匮乏和紧缩政策，以满足企业所有者、银行家与投资者的要求。政治危机伴随并促成了这些变化，其中尤为突出的，是选举框架的“别无选择主义”（在美国，则是共和民主两党合为一体的、两面一党的体制），以及面对企业的傲慢与违法行为时，以“大而不能倒”为由表现出的畏首畏尾。与此同时，警察日益军事化（他们杀人却不受惩罚），立法被用来惩罚“坏思想”，边境被纳入安全化治理，反恐战争则追逐着以道德恐慌为基础的种种恐惧。而这一切的背后，还有与极端能源开采和采掘 业相关的环境危机，以及围绕它们发生的战争与冲突。（这些危机对人类生活的影响深刻地内在于社会之中，但在占支配地位的政治和经济世界观中，却被神话般地说成外在因素。）¶

正如社会评论家阿兰·巴迪欧（Alain Badiou）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危机已具有一种“世界法则”的性质，至少对我们的主人们而言是如此（2012, 4）。然而，尽管主流经济、政治与媒体话语制造出一种感觉，仿佛危机不可解释、不可阻挡，超出了人类的控制，但这些危机无不根植于具体的社会行动、政策、实践和愿景之中。它们都是数十年来展开的更广泛社会斗争的一部分，也都推动着这些斗争。它们有具体的起源，在许多方面也有具体的意图。它们产生于、促成了，乃至构成了社会冲突与控制不断变动的场域，以及围绕资源与责任展开的斗争。人类关怀与福利的未来悬于其上；它们的结果将决定人类社会性与互动的性质。¶

国家一直是制造社会危机最典型的工具。在根本上，它通过制造死亡来做到这一点，而国家的历史说到底正是这样一部历史。但国家还有其他制造危机的方式。一种方式是构造匮乏（这也始终是国家在根本上所做的事）。另一些方式包括贬抑人群，使其处于低下地位，并将他们彼此分隔。这些方式往往相辅相成：匮乏是一种被构造出来的处境，强加在那些被贬低的人身上，而这些人事实上可能参与了剩余的实际生产。国家的一项根本过程与目标，是对人口加以分类和分割，尤其是试图把人们分成正常者与越轨者（因而也是可疑者）。国家可以被定义为一个把规范强加于全体人口的制度（Badiou 2012, 92）。而在当前时期，这些规范就是危机与不稳定的规范。¶

国家掌握的工具人所共知：警察暴力、拒发证件、拒绝提供服务、臭名昭著的必要资源削减、拘禁与行动 限制，等等。惩罚“坏思想”。监视与道德规训。告诉女性什么能穿、什么不能穿。¶

正如我们将会看到的，生活在危机状态之中的感觉具有双重含义。一方面，危机标记着我们的生活条件、相互关系以及集体与个人的感受。另一方面，尽管人们较少感知、更少谈及，我们时代的多重危机也确实根植于国家组织社会生活的具体形式，以及国家的政策和实践之中。而这些危机国家塑造人类生活与互动的方式，又进一步关联着积累与剥削的过程，后者又加深了危机状态和危机国家。¶

危机是通过摧毁工人阶级数十年斗争建立起来的共享集体资源而实现的，同时也以这种摧毁为目标。这包括摧毁或削弱我所称的工人阶级抵抗基础设施，如工会、社区中心、政治团体等（Shantz 2010）。危机也通过抹黑那些全面反对国家与资本意识形态的思想而发生，其中最显著的是无政府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也包括反殖民和反种族主义的表达。¶

巴迪欧讽刺地把我们时代的社会政治危机归结为一个极小的寡头集团，也就是一帮匪徒的所作所为（2012, 12–13）。用他尖刻的话说，危机无非是资本黑手党的粗暴命令，各色政府在这些命令面前屈膝俯首、战战兢兢。这些命令大致如此：¶

“把一切都私有化。取消对弱者、孤独者、病人和失业者的帮助。除了银行，取消对所有人的一切援助。不要照顾穷人；让老人死去。降低穷人的工资，却降低富人的税负。让每个人都工作到九十岁。只给交易员教数学，给大业主教阅读，给当值的意识形态家教历史。”而执行这些命令，事实上将毁掉数百万人的生活。（2012, 13）

在一些试图解释危机的人那里，出现了“后现代资本主义”的观念。这是一种在范围和规模上都全球化的资本主义，据说它绕过或摆脱了国家权力，也据说是一种新颖的资本主义。然而，恰当的考察表明，这种资本主义重演了许多早期资本主义发展的形式，而且像以往一样，它通过国家的具体运用而做到这一点，国家始终以各种形式介入并在场。没有国家，任何资本主义及其市场都不曾成为可能，今天也一样。正如阿兰·巴迪欧指出的，被大肆吹捧的“全球化”，难道不就是马克思在150多年前谈论过的“世界市场”吗？在巴迪欧看来，“从根本上说，今天的世界，恰恰就是马克思以一种卓越的预见、一种真正的科幻小说般的方式，所预告的资本主义非理性且实在骇人的潜能得到充分展开的世界”（2012, 12）。巴迪欧认为，我们现在甚至已经越过危机时期，深入了野蛮时代；在马克思看来，共产主义是对抗这一时代的唯一希望。¶

在通过社会手段制造危机的过程中，国家恢复了马克思所称的资产阶级执行机关的角色。这样说时，有必要澄清：国家并不是以工具性阴谋的方式，为某个具体参与者谋求某种具体结果，例如为这个或那个资本家，或为沃尔玛而非塔吉特谋利。相反，它所致力于建立的，是总体而言最有利于资本积累与剥削（盈利）的条件。¶

危机的普遍化，或者说社会化，使劳动者陷入绝望与依赖。它使整个工人阶级都容易被迫在最不令人满意的条件下劳动。在没有其他选择的处境中，它确立了劳动力市场的强制性质。一个人若想活下去，就只能在别人给出的任何条件下工作。他不会坚持争取，也不敢要求更好的条件。这就是不稳定处境普遍化、社会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

根据赤裸生命理论家乔治奥·阿甘本（Giorgio Agamben）的说法，权力“如今除了紧急状态以外，已不再有任何其他形式的合法化依据”（2000, 6）。权力“在各处、持续不断地 提及并诉诸紧急状态，同时又暗中致力于制造它”（Agamben 2000, 6）。正如阿甘本所问：“一个只有以紧急状态为基础才能继续运转的体系，怎么可能不也有意不惜一切代价维持这种紧急状态呢？”（2000, 6）这就是被还原为赤裸生命的生活：不稳定，受到威胁。而国家实践在不断扩大对精英以外所有人的紧缩要求时，也愿意把暴力与残酷推至极端。¶

对于那些受危机伤害最深的人，以及那些试图反对危机的人（这两者并不总是同一批人），国家准备了格外暴力、甚至残酷的对待。近年来，从对贫困社区实行全面警务管控，在“严厉打击犯罪”的“破窗”意识形态下展开行动，到大规模监禁，再到警察实施法外暴力乃至公然当众处决，穷人和被种族化的社区、处于不稳定处境者的共同体，都遭受了全面进攻。¶

这个时代的基调，即公开、毫无歉意、赤裸裸地施加国家暴力，以及被支配者勇敢地奋起反抗，或许最有力地体现在警察杀害迈克·布朗（Mike Brown）之后的弗格森反抗之中，也体现在此后出现的反抗与起义之中。尤其是在纽约警察当众杀害埃里克·加纳（Eric Garner）、且过程被录像记录之后，这些行动汇聚在“#BlackLivesMatter”（黑人的命也是命）的旗帜下。大量没有武装、并不构成威胁的黑人，包括男性、女性和跨性别者，遭到杀害；这些事件得到了必要的公众审视与回应，也揭示出危机国家的根本性质：它随时准备不作解释地杀人，把危机带给贫困、边缘化的工人阶级个人与共同体。与此同时，那勇敢、清醒、毫不退缩的反对，虽然常常毫无防护，却始终表达真诚，并在关怀和团结中传递温暖，构成了新抵抗中最鼓舞人心、最有希望、最深刻的范例之一。面对只能称为恐怖暴力的行径，面对毫无良知的国家杀戮力量真实而迫近的 存在，这些运动确实改变了人们对政治的理解与期待。面对一个杀人的国家，它们呈现出正在形成的、具有建设性的共有领域。¶

阿兰·巴迪欧在反思当前这个骚乱时代时，认为现阶段类似于欧洲1848年之后的时期。这是被压服者的解放力量重新兴起的时期。与1848年一样，一个重新觉醒的时期，正在从统治阶级宣扬“历史终结”的凯旋主义与反动时期中浮现。¶

如果我们身处国家与资本的野蛮时代，而我们时代的危机已提供了充分证据表明事实的确如此，那么我们完全可以追问：走出危机的出口会在哪里打开？过去人们在社会主义中寻找对抗野蛮的力量，如今又提出了什么与之相当的事物？¶

这十年间的动员采取了反抗支配的起义形式，并表现出一种意愿，有时甚至是一种决心：走到合法性或守法性的限制边界之外。无论是围绕各种议题举行的另一种全球化示威中的黑色方阵（black bloc）组织，还是回应警察处决社区成员而发起的“#BlackLivesMatter”运动，都让强调自主性的政治重新焕发生机。这是一种自主增殖（self-valorizing）的推动力，它不受国家主义政治边界的限制。起义主张自我关怀与社会福利，超越国家的要求，超越按照国家条件进行的合法或和平抗议。它们也提出要求和组织实践，超越传统国家主义与选举政治的改良主义诉求。¶

这些新的起义不仅在基调与声调、战略与战术、视野的广度上更新或创新了政治，也创新了组织方式。当今运动的组织方式是去中心化的、水平的、非等级的、参与式的和反权威的。它们通常具有自主性，不依附于特定政党或政治结构，由自身决定方向，而不是由中央机构、理事会或执行层管理。它们灵活，也富于扩展性。¶

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新的反危机运动表达了“没有人是非法的”和反边境运动所主张的、自我认同、自我决定、开放的后公民身份归属； 表达了“不再沉默”（Idle No More）和原住民起义所主张的反殖民主权；表达了新穷人运动毫不道歉的自主增殖行动、拒付房租和抵抗止赎行动对财产制度的挑战、生态正义和深绿运动的破坏性抗争、无政府主义坚定提出的替代选择，等等。所有这些都为政治提出了新的方案，也各自提出了新的抵抗基础设施。虽然仍处于早期发展阶段，这些新的爆发已经在危机时期，以许多令人震动和振奋的方式，把掌握经济与政治权力的制度和组织，把国家与资本本身，带入了它们自己的危机。这意味着抵抗与社会转型的政治出现了一个突破口，正在以自由民主语境下数十年未见的方式，改变政治斗争的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