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斗争的积极内容：自主增殖

反危机斗争力图为当前的对抗性斗争局面寻找积极的替代方案。挑战一如既往，在于从拒绝走向肯定。虽然种种“反”——反资本主义、反种族主义、反殖民主义等等——对于形成抵抗的基础不可或缺，但人们越来越需要提出具有吸引力的积极目标，让抵抗有所趋向。正是这种愿望，正在如此有力地推动当代运动。其中一个关键部分，是围绕价值观展开的斗争；具体而言，就是以社会的方式生产支撑我们及我们的共同体的价值观，取代资本主义对价值观的生产。¶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哈里·克利弗（Harry Cleaver）花了大量心力，考察马克思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理论内外的近期著作，关注他所谓的“工人阶级斗争的积极内容”；更具体地说，就是“人们试图超越对资本主义的单纯抵抗，走向自行建构另类存在方式的种种途径”（1992, 106）。到这里应当已经很清楚：如何超越抵抗、走向替代方案的自主建构，以及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正是当代共有主义者的首要关切，也是推动他们许多活动的动因。 自行建构另类存在方式，当然也是本书的核心关注。¶

自主增殖

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的斗争周期，催生了将自主创造力理解为工人阶级力量之源、同时也是潜在的超越资本主义运动的理论尝试；这些尝试或许是这一方向上最认真的探索。拉涅罗·潘齐耶里（Raniero Panzieri）和马里奥·特隆蒂（Mario Tronti）等意大利马克思主义者的工作，试图理解资本主义权力能够如何把整个社会变成一座“社会工厂”；与此同时，他们也力图分析工人阶级内部正在出现的拒绝行动所蕴含的抵抗潜力。¶

在这些将工人阶级反资本主义自主性的发展加以理论化的尝试中，意大利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安东尼奥·奈格里（Antonio Negri）提出了工人阶级的 autovalorizzazione 概念，英文译作 auto-valorization，或者更常见的 self-valorization，即“自主增殖”（Cleaver 1992, 128–129）。奈格里对自主增殖的概念化，是为了加深对拒绝力量如何颠覆资本主义支配的理解；尤为重要的是，它还要表明，拒绝的力量必须由建构的力量加以补充。对资本主义支配或吸纳的拒绝，与自主增殖的肯定性活动密切相关。拒绝劳动之所以是自主增殖的一项必要助力，是因为它能够解放一些空间，使替代性的自主项目得以在其中展开（Cleaver, 1992）。正如克利弗所说：¶

如果资本成功地把一切生活都变成劳动，自主增殖就不会再有空间、时间或能量。拒绝劳动，以及与之相伴的对空间（例如土地、建筑物）、时间（例如周末、带薪休假、工作中的非劳动时间）或能量（通过偏离劳动而使熵增加）的夺取， 才创造了自主增殖本身的可能性。（1992, 130）

因此，在危机国家的紧缩与不稳定处境之下，劳动力市场的不安全性既塑造生存机会，也塑造抵抗机会。围绕更广泛的不稳定处境，以及如何保障生活与照护条件的斗争，因而变得至关重要。这些斗争也就成为围绕社会价值（及积累）本身的性质而展开的斗争。工资结构、劳动分工和剩余价值，都是组织剥削的机制（Cleaver 1992）。危机国家通过新自由主义紧缩、劳动力市场重组、贸易协定带来的资本流动，以及其他政策，推动了所有这些机制的变化，使资本获益，同时削弱劳动者。尤其必须重新把剥削、剩余价值的榨取及对剥削的反抗，置于反危机斗争的中心。¶

从价值到价值观

在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所有方面，乃至用来解释这类社会的一切理论概念，都具有双重视角，取决于人们是从剩余价值的立场，还是从把剩余价值视为利润的立场来理解它们。正如马克思所指出的，资本家首先把剩余价值看作利润，更进一步，则把利润放在与投资的关系中考察。也就是说，资本家感兴趣的不只是剩余价值的绝对数量，更重要的是产生这些剩余价值所需的投资数量。换言之，资本家关心的是利润率。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像汽车制造业这样按绝对数量衡量利润十分丰厚的企业，会被关闭，或者被迁往劳动成本或环境成本较低、“更有利可图”的地区；这正是全球化的一项典型特征。当某个部门的利润率相对于 投资变得太低，或者同其他部门或地区的利润率相比不够理想时，资本家通常就会转移投资，即使其绝对利润可能仍然很高。¶

从工人阶级的视角来看，对剩余价值的核心关切与资本大不相同。正如克利弗所说：¶

首先，从他们身上榨取的剩余劳动时间的绝对数量极其重要，因为它衡量了他们交给资本的那部分生命时间。其次，对工人而言，衡量剩余价值相对大小的相关尺度不是利润率，而是剥削率 s/v；在这里，被交给资本的时间，是与用于满足他们自身需要的时间作比较的。（1992, 109）

家务劳动等无酬劳动，已经被置于资本再生产的支配之下。这意味着，无论国家还是资本，都降低了这类劳动在社会承认方面的地位。最重要的社会劳动既得不到承认，也得不到资助——甚至连按合理的劳动力市场价值支付报酬都做不到，更不用说按其社会价值来支付。这也意味着，工人阶级的照护劳动，由于在市场经济中得不到报酬，往往只能安排在有酬劳动完成之后所剩余的时间里。¶

正如克利弗（1992, 109）所指出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与作为利润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代表着同特定阶级利益相联系的不同且相互对立的关切。此外，在资本主义社会的日常事务中，工人阶级对于剩余价值的这一视角，即使没有被完全抹去，也必然受到资本主义对利润的执着所遮蔽。¶

一般而言，工人阶级针对剩余价值的斗争采取了两种主要形式。第一种是缩短工作日的斗争。例如，这包括历史上无政府主义者和工团主义者为八小时工作日或每周五天工作制所进行的斗争。这类斗争削减绝对剩余价值。第二类主要斗争围绕提高劳动力价值的尝试展开。这包括劳工运动、尤其是主流劳工运动为提高工资而开展的那些更为人熟知且持续进行的 努力。这类斗争削减相对剩余价值。所有这些斗争，都旨在以某种方式降低剥削率（Cleaver 1992, 109）。¶

资本主义扩大剩余价值的努力，主要在于提高利润率；事实上，近来围绕灵活化、批次生产，以及更广泛意义上的全球化本身所展开的“创新”，很大程度上正是为了这一点。围绕工作日长度的斗争，既体现了工人减少自身所受剥削的努力，也体现了资本扩大或维持利润的企图（Cleaver 1992, 110）。这是一场资本家力图实施支配、而工人阶级抵抗这种支配的斗争。¶

马克思对技术变革及其长期后果的分析，指出了资本倾向于用可控制的机器，取代较难控制的工人。1960年代，包括潘齐耶里和特隆蒂在内的意大利新左派马克思主义者，从资本主义利用机器控制并进一步支配工人阶级的角度，分析技术变革与工业的“现代化”。随着计算机化和社交媒体经济的发展，这一趋势当然更为强化；它在1980年代最初被称为所谓的“贝纳通化”，或由计算机网络促成的准时制生产。¶

主流工会往往与资本一道，鼓吹这类变革据称带来的好处，尤其是随着生产率——用当代的说法，就是“效率”——提高而可能出现的工资增长。然而，意大利自主主义者指出了许多基层工人早已通过亲身经验知晓的事实：这类变革被用来加剧剥削，尤其是削弱工人的力量（Cleaver 1992, 112）。在战后计划型国家体制的最后几年，这激起了流水线基层工人的公开反抗。自主主义者不过是为那个时期基层工人感受到的愤怒赋予了理论表达。这种愤怒，经常体现为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工业工作场所中那些具有标志性的野猫罢工 和破坏活动。¶

如果说拒绝体现了反对资本主义支配的否定环节，那么自主增殖就表达了为争取替代方案而斗争的积极方面。正如 auto 或 self 这两个前缀所表明的，这种增殖独立于资本主义增殖；事实上，它试图表达一种超越单纯抵抗资本主义增殖的运动。正如克利弗（1992）所说，这是一个自我界定、自我决定的过程，力求建构资本之外的东西。“资本之外”究竟是什么，仍然向极其多样的回答敞开。事实上，可以说，自主增殖同时表达了近来一句流行说法所概括的态度：“一个‘不’，许多个‘是’。”用克利弗的话说：¶

除了拒绝的力量，或者摧毁资本所作规定的力量之外，我们还在工人阶级重组的进程中发现了创造性肯定的力量，即建构新实践的力量。在一些情况下，这些自主项目建立在旧有基础上，依托从过去继承并受到保护的文化实践；这些实践成功地挺过了资本否定其价值（disvalorisation）并使其贬值（devalorisation）的种种企图。在另一些情况下，这些项目则是新生的，是从挪用过来的要素中完整创生的，而这些要素此前一直是资本主义积累的组成部分。在这些情况下，自主增殖不仅独立于并对抗资本增殖，而且也可以成为价值否定的反面。它可以包括类似于情境主义者过去所谓“挪用”（détournement）的过程，即把支配的要素转化为解放的载体。（1992, 130）

这对于重新思考如何理解共产主义，具有相当深远的意义。它无疑反对霸权式的共产主义观念。在克利弗看来：¶

奈格里对自主增殖概念的阐发中，一个重要部分在于，他认识到：不同于资本增殖， 也不同于大多数社会主义者对共产主义的想象，自主增殖并不指一个统一社会项目的自主建构，而是指诸多实例的“复数性”，即多种独立事业；这种多样性不仅存在于资本主义内部以及对抗资本主义所开辟的空间中，而且也存在于它们充分实现之时。（1992, 130）

这种概念化实际上与无政府主义者在历史上提出的共产主义愿景十分接近。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共产主义是一种分散的、多元群体以联邦或网络形式组织起来的形态。¶

因此，通过自主增殖的视角来看，共产主义“由此不仅是一种自我建构的实践，而且也是无产阶级主体‘多面性’的实现；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一个主体在自我实现中迸发为多个自主主体的实现”（Cleaver, 1992: 130）。请注意，这是一种非霸权、甚至反霸权的政治。它强调自主与团结，而不是集中化与命令。借用无政府主义者理查德·戴（Richard Day, 2005）的说法，它肯定了一种亲和性政治。它开放而包容，追求多样而非单一、灵活而非僵化。这些正是正在形成的反危机政治的鲜明特征。在克利弗看来：¶

传统社会主义要求，在反对资本的斗争中，以及在建构统一的后资本主义秩序时，让差异服从统一；与之相反，[他们]拥抱奈格里所谓自主决定的“多面性”，拥抱自主项目的多样性。这些项目的展开，能够构成一个新世界；其中的“多元主义”将是真实的，而不像今天的资本世界那样，只是一种幻象。（1992, 132）

这也是一种突破僵化边界的政治，打破了对工人阶级或阶级斗争含义的固定理解。一方面，它表达了阶级剥削与基于种族化、父权制、性排斥、 殖民主义和民族归属等因素的压迫之间的交叉关系。它也把对生产的理解移出了传统意义上的工作场所。这既包括把蓝领工人阶级置于具体情境中，也把关注点从工厂转向资本生产／再生产中的社会工厂。因此，这一取向重新确认了家务劳动和所谓再生产活动的地位，也重新确认了流氓无产阶级那些边缘化活动的地位，例如性工作、地下与非正式经济、为维持生计而从事的街头劳动等等。正如克利弗所指出的：¶

这个概念也已证明具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用来理解和肯定那些往往被认为属于工人阶级之外的斗争。这不仅包括那些通常被划归“流氓无产阶级”的所谓城市“边缘人”的斗争，也包括种类繁多的农民斗争。（1992, 130–131）

这一事实，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解释某些无政府主义者为何如此热衷于自主增殖这一概念。如前文讨论所示，当代无政府主义者普遍更认同城市“边缘人”的斗争或农民运动，或与这些斗争和运动联系得更为密切。至少早在巴枯宁那里，无政府主义者就已认真关注并支持在资本主义社会最贫困者中开展组织工作；巴枯宁认为，最有可能成为反叛或革命性反资本主义阶级的，是“流氓无产阶级”，而非马克思主义所看重的工业工人阶级。众所周知，马克思本人对流氓无产阶级抱持轻蔑态度，把他们视为投机取巧的雇佣兵，可能把工人阶级出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几代马克思主义者都接受了这一看法，认为最贫困阶级往好里说是无力或无效的，往坏里说则是反动的。如上所述，无政府主义者长期以来比传统马克思主义者更关注农民斗争的革命潜力，后者则把这类斗争斥为小资产阶级的或“落后的”。正在形成的反危机运动，促使我们重新思考这些对阶级的理解，同时仍保留阶级基础；这一点不同于 那些把阶级视为过时概念而加以拒绝或摒弃的自由主义理论。¶

自主增殖这一概念，为理解创造性替代方案不断增长的种种表现，提供了一件重要的理论工具。在1960年代末至1970年代初，这些表现日益重要，对年轻人尤其如此（Cleaver, 1992）。其中包括：¶

创造性地使用那些从意大利资本和跨国资本控制下解放出来的时间、空间和资源，例如“自由电台”的大量出现，或女性空间的广泛发展；它们同许多其他自主管理的项目一道，帮助形成了后来被许多人称为“反文化”的东西。（Cleaver 1992, 129）

资本主义倾向于把它的增殖扩展到整个社会工厂，这不仅引发更广泛的拒绝，也促使自主增殖项目的数量与多样性不断繁衍和增长，让它们在这些拒绝所开辟的空间里对抗资本（Cleaver 1992, 131）。尤为关键的是，这包括新的社会照护形式，以及超越国家的社会化福利形式。重点以富于创造力和活力的方式，从资本所追逐的价值，转向被支配者所持有的价值观。¶

马克思的增殖概念，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一系列复杂的关系：资本主义正是通过这些关系，作为一个不断强加劳动的社会制度而使自身再生；与此相应，自主增殖这一概念则引导我们的注意力，穿过我们拒绝资本增殖的复杂过程，转向我们发展自主替代项目的努力。这些项目，是能够自行建构的资本主义替代方案唯一可能的来源。（Cleaver 1992, 131）

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关于自主增殖的著述，与无政府主义者关于互助和亲和性的著述，有着显著的相似性。由无政府主义者发起或支持的那些具体的、实际存在的互助 活动，无疑体现了克利弗（1992）所讨论的自主增殖，以及另类生活方式的自我建构。正如自主主义者同样指出的，这些自主的增殖活动，面对的是资本主义否定其价值的企图。对无政府主义者而言，互助构成了被支配者大多数生存机制，是资本主义替代方案的基础。它是新的共有领域、是共产主义的基础（见 Shantz 2013）。互助本身就构成了一套过渡纲领。正如克利弗所说：¶

奈格里批评了传统马克思主义关于从资本主义“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概念。他认为，唯一有意义的过渡，只能通过发展那些否定资本主义指挥权的自主增殖活动来实现。这一批评清楚地表明，自主增殖的概念指向了正在形成的后资本主义的现存基础。（1992, 132）

共有主义者试图避免以生产主义的眼光看待生活，强调人的生活能够实现的方式极其多样。共有主义者在这里又一次与无政府主义者和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拥有共同立场：他们认为，劳动若要成为一种能使人感到有趣的自我实现方式，唯一途径就是“使它从属于生活的其余部分，这与资本主义恰恰相反”（Cleaver 1992, 143, n. 59）。照护劳动的社会化性质，也由此被重新确认为人类的优先事项，其地位高于为资本生产剩余价值的集体化劳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