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国家与资本：从计划型国家到危机国家

尽管主流话语试图把国家与资本、或者国家与所谓自由市场（即便没有别的自由，至少也不受国家干预）说成截然不同乃至彼此对立的两方，但没有国家的积极支持和强化，资本主义市场就从未发展起来，事实上也不可能发展起来。一方面，市场从根本上依赖国家暴力，剥夺，也就是窃取当地居民的土地与资源，驱逐那些想要拿回土地与资源的当地居民，并使人们陷入绝望与依赖，以至于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在那个臭名昭著的劳动力市场上把自己的劳动卖给资本。至少自圈地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的发展史就是如此。另一方面，资本需要国家通过立法与暴力，强制确立它的所有权、它剥削劳动的条件、它对集体劳动产品的私人控制，等等。同时，国家还须确立一套道德准则，使被剥削、被剥夺者即便心有不甘，也接受游戏规则、劳动条件以及不平等的“自然性”等等。这既包括禁止偷窃和自行重新分配资源，也包括在道德上劝诫人们安于自己的命运，不要起来反抗（有限的、拘泥于法律形式的抗议除外）。 简言之，如果没有国家，被剥削、被压迫者既不会接受自己遭受的剥削与压迫，也不会把反抗局限于经济和政治权势者规定的手段与目标。¶

所有这些以及更多的工作，对于维持资本主义社会关系下的资源分配、剥削和积累条件都至关重要。这些任务大多交给国家承担，而没有成为资本和市场的私人事业（也没有由它们付出高昂代价）。正如阿莉萨·德尔雷（Alisa Del Re）指出的：¶

国家是这样一种制度：在历史上，它调节积累过程与人口的社会再生产过程之间的适配。现代国家控制着工资劳动的分配、劳动的具体分配以及由此涉及的资源中固有的冲突。(Del Re 1996, 102)

一个相关的问题也是工人阶级自身的再生产。通常，工人阶级的照护与再生产被私有化了（被置于核心家庭这一形式之内），而使当代工人恢复劳动能力、生产下一代工人的成本，则由工人阶级自己承担。围绕这一成本的谈判、对承担这一成本的拒绝，或者要求资本偿付这一成本，伴随着各种反叛与抵抗。20世纪中叶的社会运动往往围绕这些再生产问题展开（教育、医疗、住房、环境等等）。¶

由国家管理的、这些过程之间可行的平衡，“构成资本主义积累过程得以延续的条件”(Del Re 1996, 102)。正如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尼克·戴尔-威斯福德（Nick Dyer-Witheford，1999）指出的，资本越来越不愿意、也越来越不能把无产阶级的再生产活动视为理所当然。在他看来：“为确保提供劳动所需的适当身心，并对其加以规训，资本被迫有系统地把它的控制扩展到整个社会；这种控制通过国家那如同利维坦的结构来实现”(Dyer-Witheford 1999, 100-101)。 而这一切发生于围绕集体资源的分配与控制而展开的社会斗争之中，并通过这些斗争实现。¶

民主的面具不应遮蔽这些社会关系。正如巴迪欧（Badiou）所说，民主实际上不过是赋予某种国家制度的名称；这一制度尤其适合让构成统治寡头集团的各派，在一些共同认可的基本条件（市场经济、议会主义、反共产主义／仇视替代方案）下和平共处（2012, 28）。当下的斗争开启了另一种横向的、参与式的民主观念，并推动人们重新思考民主实践。与此同时，包括左派自身、反对阵营内部在内的强大力量，仍力图把反抗约束在议会式的“民主”形式之内（社会民主主义那些陈旧的形式，仍以加拿大新民主党或希腊激进左翼联盟等形式延续）。¶

论计划型国家

在20世纪上半叶，激进工人阶级运动的威胁，推动发达资本主义社会从权利型国家转向计划型国家，或者说社会公民权国家（Dyer-Witheford 1999）。在权利型国家中，政府活动主要限于保障自由市场运行的条件。计划型国家的安排则包括各种福利国家措施，人们往往把这些措施称作凯恩斯主义或社会民主主义。¶

计划型国家的出现，是对劳动管理问题以及资本尽可能管理积累这一需要的回应，而且始终是这些问题的一部分。它尤其应对的是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萧条、战争、重建），以及一种替代方案、或者被认为是替代方案的东西的存在（无论它多么不完善）。对于积累与再生产的社会管理，以及对于价值提取或剥削过程中的生产关系的管理，也被概括在福特主义这一概念之中（大规模生产、劳资和平以及大规模提供社会服务）。 计划型国家的条件，把增长中的劳资“和平”与生产稳定，同将剩余价值重新投入社会再生产机制联系起来（当然包括工人阶级的再生产，但更广泛地说，也包括阶级关系的再生产）。这就是福特主义的安排。¶

在计划型国家之下，国家通过学校、医院、福利计划和失业保障等制度网络，管理劳动力的再生产（Dyer-Witheford 1999）。这通常被称作福利国家。针对“公民获得生存资料的不安全状态”而兴起的运动，推动国家对人口承担更广泛的责任（Del Re 1996, 102）。福特主义关系下的这些福利结构，建立在“工资关系规范的再生产”这一逻辑之上（Vercellone 1996, 84）。这一切都发生在大规模生产主义的框架内。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因为计划型国家的学校、医疗体系以及各种形式的社会给付，培育了福特主义时代密集的科技发展所必需的、越来越健康、受教育程度越来越高、也越来越温顺的‘人力资本’”(Dyer-Witheford 1999, 101)。进入受保障者的领域，以参与增长过程为前提。¶

社会救助、社会保障和公共卫生等福利国家措施，“代表着收入与社会服务分配的一种形式”(Del Re 1996, 101)。其中一部分，是从生产领域向再生产领域的一次关键转移；在后一个领域中，“受到保障与控制的（虽不与生产直接相连，却仍以生产为目的）是个体的再生产”(Del Re 1996, 101)。而且，个体是以特定的方式被再生产出来的。¶

然而，正如许多无政府主义者指出的，随之出现的，是国家向不断扩大的社会生活领域伸展。从消费实践、休闲活动，到上学、个人卫生或者公共场所裸露，国家都在确立有关正常化（以及偏离常规）的惯例和体制。¶

社会公民权国家，或者说计划型国家，“以行政方式分配合法性，使弱势阶级重新被纳入一个有保障的共同体的虚构之中，代价是放弃差异所具有的潜在颠覆性”(Illuminati 1996, 176)。 这一交易也强加了特定的行动规则，把反对活动约束在特定的法律与道德框架之内。因此，计划型国家还伴随着各种道德恐慌，以及对工人阶级和穷人中偏离常规行为的治安管控。¶

计划型国家使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生命政治性质鲜明地呈现出来。国家的健康与财富，显然并且日益依赖于人口的健康（Lorey 2015, 25）。资产阶级国家的力量，取决于人口的“幸福”（人口本身由此成为一种以自身为目的的存在）（Lorey 2015, 24）。用德尔雷的话说：“当世俗的团结原则取代宗教的团结原则时，福利国家便确立起来。其观念是，所有公民都有权过上体面的生活，即便他们的人生经历从不利的初始机会出发，本来不会允许他们过上这样的生活”(1996, 101)。但这种保障从来不是平等或均衡地分配的，而且它建立在特定人口群体的不稳定处境之上；人们所寻求的保护，正是针对这些群体的。¶

计划型国家从未克服或终结不稳定处境，也从来不是为此而设计的。相反，它旨在管理不稳定处境（主要是以能够抵挡起义的方式）。在计划型国家安排存续的整个时期，不稳定处境的威胁一直被用来换取产业工人阶级的服从。¶

扩张国家，扩张危机：论危机国家

1960年代和1970年代规模浩大的社会斗争，包括新社会运动的斗争，开始侵蚀计划型国家的基础。正如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戴尔-威斯福德所说：“工人、失业者、福利领取者、学生以及少数群体的运动，开始对庞大的社会行政体系提出要求，而这些要求越过了资本主义逻辑设定的界限”(1999, 101)。 从十分切实的意义上说，对生活与福利的关切曾构成战后历史性妥协中工人阶级这一方的诉求，如今这些关切却与资本强化积累和剥削的要求相冲突（后者超出了劳资和平承诺所能带来的收益，而到1970年代中期，基层工人运动也越来越拒绝这种和平）。¶

从盈利能力的角度看，社区与运动日益增长的要求，为资本带来了过于高昂的成本。更令资本不安的是，在工人阶级的某些部分中，对经济和社会生产本身实行控制的诉求正在成形。这些诉求在1968年法国总罢工和1972年魁北克总罢工中得到了戏剧性的表达；而在1965年至1975年这十年间不断高涨的罢工浪潮中，它们也以更为日常的方式表达出来。在正式渠道内，工人阶级的主张表现为要求增加福利国家的给付，也扩大其覆盖范围。用戴尔-威斯福德的话说：¶

对于北美和欧洲资本而言，这些侵入是无法容忍的，因为工厂基层的斗争和国际竞争已经在挤压它们的利润率。它们的回应，是抛弃战后的社会契约、拆除计划型国家，摧毁自己已无法控制的东西；这构成了更广泛的新自由主义重组攻势的一部分。(1999, 101)

拆除计划型国家安排、瓦解福利国家措施的行动，是在如今恶名昭彰的新自由主义框架内开展的。其运作方式是紧缩，其影响则是贫困增加、无家可归现象扩散，成为全国性的危机，同时财富鸿沟日渐扩大，贫富差距不断拉开。 最近，有些人开始担忧中产阶级的衰落，而这实际上是给工人阶级日益加深的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安上了一个错误的名称。¶

经由新自由主义政策推进的这种国家形式，实现了对危机的社会组织。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所言：“在政府领域，计划型国家被‘危机国家’取代，这是一种通过创伤实施控制的体制”(1999, 76)。这种创伤以如今已经熟悉的形式表现出来：紧缩、不稳定处境、削减社会服务、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贫困、无家可归、军事化警务、将异议入罪，等等。在危机国家之下，国家从根本上说，是通过规划危机，或者更通常地，只是任由从属阶级内部发生危机，来实施治理。¶

值得注意的是，这反映出资本持续变化的努力：重新安排生产关系，重新改造劳动的组织，以提高盈利能力（并恢复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危机国家的出现，是积累形式转变的一部分，尤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诸项工程的一部分，¶

在这些工程中，在世界各地的某些部门，资本正在摆脱对大规模工业的依赖，转向新的生产形式；这些形式涉及更加非物质化、更加控制论化的劳动，灵活而不稳定的就业网络，以及越来越从文化和媒体角度来界定的商品。(Hardt 1996, 4)

这也就是或许过于频繁地被称作“生产的后现代化”的东西。这些新的生产形式（弹性化、不稳定劳动、准时制生产、计算机化、精品经济、网络化生产），标志着与福特主义劳动能力大规模集中的安排（大型工作场所中的稳定工作和集中化生产形式）之间的根本断裂。¶

戴尔-威斯福德认为，在后福特主义阶段，社会工厂的福特主义组织方式遭到拆解，这一阶段“必须被理解为一场旨在瓦解社会不服从的技术和政治攻势”(1999, 76)。 技术方面，是通过工作重组（弹性化、准时制生产、全球化与资本罢工、劳动的不稳定化）来实现的，目的是追求新的积累形式。例如，这些就是去工业化与高科技新经济所体现的转变（工作场所的计算机化提高了盈利能力和剥削程度，同时也确保了所谓的精简裁员、临时就业、摧毁工会等等）。政治方面则表现为危机国家最剧烈、也最令人不安的形式：从“法律与秩序”式警务和“毒品战争”，到大规模监禁（这些做法绝大多数都针对持异议的、被种族化的社区），再到无家可归状态本身的暴力，以及以“破窗”治安政策之名对穷人和无家可归者实施的打击。这里也可以包括将异议入罪，以及惩罚反对派政治运动。¶

其社会影响是灾难性的，而且这正是预期效果。英国的撒切尔（Thatcher）、美国的里根（Reagan）和加拿大的马尔罗尼（Mulroney）所表达的反动立场，宣告了对社会本身的否定。撒切尔公开宣称：“社会并不存在。”危机国家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旨在拆除那些对社会大多数成员有价值的社会资源（但资本与国家行动者都把这些资源视为成本高昂的负担）。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

一方面，私有化、放松管制和削减开支，系统性地颠覆福利国家，大幅削减社会工资，清除民众控制的局部阵地，并攻击任何使劳动免受市场规训力量支配的保护措施。劳动力再生产的成本，越来越重新转由个人与家庭承担。随着企业精简裁员和自动化把越来越多的工人排挤出生产过程，从而扩大失业与贫困者的队伍，增加福利领取人数并减少税收，这一转移对资本来说也变得越来越重要。(1999, 101)

这些做法通过重新组织工作、重新确立资本的所有权和管理权主张，以及使人们在没有福利国家措施作为社会性替代保障的情况下依赖劳动力市场，为强化资本积累创造了条件。同时，社会资源本身被私有化，变成提取价值和获取利润的机制。按照撒切尔式的做法，社会被宣告过时，剩下的只有个人与家庭。作为这一点令人痛心的表现，我们还可以想起众多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鼓吹者：他们把贫困社区中的贫困、入罪、大规模监禁、成瘾和暴力，统统归咎于“家庭的瓦解”（见 Elder 2001; 2012; Moynihan 1986; Wilson 1993; 1997; 2010）。¶

新自由主义紧缩体制下的削减议程，催生了一种理论思路：它提出，国家在规模、功能和资金方面都缩减了，成为一种精简型国家。与其使用“精简型国家”这一说法，自主主义马克思主义者对于危机国家的讨论更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精简型国家”的称谓暗示国家已经收缩，或者在某种程度上比过去更加被动。它还暗示，只要拥有资源，只要国家是健壮的而不是精简的，国家就会用于提供社会和个人支持。这些描述都不准确。所谓精简型国家，实际上是一个扩大了的、积极干预的国家，对于满足人的需求或提供保障毫无兴趣。“危机国家”这一称谓抓住了当代国家的真实精神：它经常出手干预，把大批人口推入危机。¶

然而，危机国家紧缩政策中广为人知的削减，只是造成广泛社会危机的方程式的一部分。正如戴尔-威斯福德（1999）指出的，危机国家之下新的治理体制具有双重性质，而对精简型国家的分析只抓住了其中一面。¶

然而，危机国家转型的另一面，同样普遍，对资本同样重要。这就是对公开实施镇压的机构进行大规模扩建，以及随之而来的公共资金支出。在鼓吹削减的人看来，并非所有国家项目都一视同仁。正如戴尔-威斯福德指出的：“另一方面，那些对于保护积累必不可少的国家职能，例如安全机构或对高科技投资的补贴，则得到强化”(1999, 101-102)。 削减议程是危机国家中精简型国家理论家倾向于关注的一面，但这也往往使人以为，国家正在缩减。相反，社会供给这一领域的削减，伴随着镇压职能的增长。〔译注：此句原文为“but this has meant, as is too often assumed, that the state is being reduced”，其措辞与紧接着强调镇压职能扩张的句子存在张力；这里将其理解为人们由削减议程产生的国家缩减印象。〕¶

新自由主义关于国家缩小的主张，这个自里根以来共和党人最喜爱的说辞，被揭示为一个幻象。共和党意识形态假装承诺缩减政府，以削减开支或让官僚别再给人们添麻烦的民粹诉求作为掩护；现实却是，从里根开始，新自由主义政府实际上增加了政府支出，并扩大了政府的活动范围。但它们是以非常特定的方式这样做的，这些方式适合于新的积累与调节体制。¶

从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的执政记录中，一开始就可以看出危机国家政策积极干预的特征，看出它所做的是运用政府行动，而非缩减政府行动。里根是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中的头号神祇；在过去几个选举周期中，他在共和党竞选活动里（联邦和州两级）一再作为核心人物出现。作为“小政府”和减少国家干预经济的偶像，里根或许比任何人都更常被援引。此后，各种政治色彩的政府（克林顿、布什、奥巴马、布莱尔、卡梅伦等等）实行危机国家治理时，都以里根的做法为模板。实际上，连他的名字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另一种称呼的基础：“里根经济学”（Reaganomics；最初，这个名称比现在更常见的“新自由主义”一词更流行、使用更广）。或许更令人难忘的是，把新自由主义的这一早期表述称为“巫毒经济学”的，恰恰是里根曾经的对手、后来的竞选搭档和继任者乔治·H. W. 布什（George H.W. Bush）。¶

然而，即使只是粗略看看他的实际执政记录，也能发现这个被神化的里根经济学偶像完全是一种歪曲，是改写里根时期危机国家治理历史的编造。 里根愿景的所有标志性主张，包括更少的政府、更少的税收、财政责任、私有化和削减社会服务，真正落实的只有后两项。或许它终究就是巫毒经济学。¶

如果看看里根任内的经济问题，真实的情况便很能说明问题。1981年1月里根就职时，最高税率为70%。他离任时，这一税率已降至28%（Spicer 2012）。给富人减税的结果，是联邦政府来自这些税源的收入减少。但里根并没有削减政府预算。他实际上试图增加联邦收入，只不过是让工人阶级而非资本（以及他的商界盟友）来承担。他提高了工资税，也提高了收入分布中最低两个五分位群体的税率。里根远不像神话坚持宣称的那样，是一位减税英雄；事实上，他在任内11次增税（Seitz-Wald 2011）。在他执政的8年里，有7年实际加了税，而这些增税给工人阶级中的中低收入阶层带来的感受最为严重、最为痛苦。一面是增加工人阶级的税负，一面是削减工人阶级所需的基本服务和项目，两者构成夹钳，把他们夹在紧缩、危机、焦虑与绝望之中。¶

里根也应对美国债务危机承担很大责任；这场危机源于他的财政政策，尤其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坚持给富人减税。里根上台时，经济刚经历衰退，国债为9000亿美元；到他离任时，美国国债已增至原来的3倍，达到2.8万亿美元（Noble n.d.）。这当然给银行家带来了好处，同时也成为向工人阶级与穷人施加更多紧缩与危机的有力意识形态借口。就支出而言，1985年联邦开支占GDP的22.9%，是从1962年到乔治·W. 布什时代这段时期内的最高水平（Spicer 2012）。¶

与这一切相伴的，是里根任内失业率的上升。失业率从他就职时的7.5%跃升至一年后的11%；此后，里根为使失业数字看起来不那么糟糕，改变了失业的衡量方式，此举臭名昭著。 就业后来确有回升，但主要表现为收入较高的稳定岗位，转变成服务业中收入较低、不稳定的岗位。¶

里根的积极干预还包括对工会的打击，而这或许是影响最深远的一项。上任仅几个月后的1981年8月，里根便介入空中交通管制员的劳资争议，公开代表资本行事。尽管新自由主义声称政府必须置身经济之外，让“看不见的手”来决定，里根却公开站在企业一边，解雇了11,345名没有结束罢工并重返工作岗位的PATCO（职业空中交通管制员组织，Professional Air Traffic Controllers Organization）工人。¶

然而，尽管历史记忆有所歪曲，这些全都是危机国家管理的基础性组成部分。它们从根本上体现的是社会的重新改造，以及社会财富向上的再分配。国家非但没有缩减或退场，反而一直是实现所有这些社会重整的关键工具。¶

在危机国家之下，“政府机构只要服务于民众的目的，就被解散；但作为资本的强制和行政手臂，则被保留或扩大”(Dyer-Witheford 1999, 102)。因此，紧缩体制下的军队与警察预算不断增长。里根这位新自由主义的成本削减者，也以每年超过1000亿美元的幅度大幅增加国防开支，使之达到美国自越南战争高峰期以来未见的水平，显示出危机国家对国家军事机构的执着。也正是里根这位政府缩减者，增设了退伍军人事务部，其预算接近900亿美元。¶

从里根开始，那些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缩减者，主持了刑罚机构的大规模增长，以至于如今人们谈论的是监狱工业复合体（prison industrial complex，PIC）和监禁社会。这反映了危机国家安排中冷酷的双重逻辑：人们被置于越来越不稳定的处境，因而也被认为越来越需要在一个扩展了的、彼此联结的监禁体系中受到监视、规管和拘束。用戴尔-威斯福德的话说：¶

当整个人口阶层被切断支持时，针对穷人、赤贫者和被隔离在贫民区中的人所实施的技术密集型警务，便用来压制潜在的社会失序。在那些被认定越轨而定罪的人周围，信息控制之网无情地越收越紧。(1999, 102)

这把打压穷人与种族化镇压这两个同时发生的过程结合在一起。围绕福利欺诈、靠社会救助“揩油的人”、纠缠式乞讨等问题，人为制造出虚假的危机。这些假危机被用作理由，削减有利于工人阶级的福利政策上的社会开支（福利、补贴住房、租金管制等等）；它们也成为借口，用来加强对同一批个人和社区的监视与规管。因此，在若干辖区，削减社会福利的同时，对监视、监测和规管机制的支出却大幅增加，以监督和调查穷人及福利领取者。这包括设置福利告密热线这类令人厌恶的做法，让邻居和家庭成员能够告发那些欺骗制度的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告密热线几乎没有找到福利欺诈的证据（建立热线的成本比实际追回的款项高出数倍）。¶

与此同时，这些做法往往通过种族化、乃至公然种族主义的话语来推行。因此，1980年代和1990年代新自由主义对福利的削减，伴随着“福利女王”等种族主义神话；里根在与卡特（Carter）竞争的选举活动中，为这种神话提供了模板。老布什上台后继承了这一做法，并加码加入“快克可卡因婴儿”（crack babies）这一额外威胁。这些神话除了在意识形态上支撑削减面向工人阶级的社会服务的呼声，也为针对贫困和被种族化社区发动的毒品战争，以及这场战争给这些社区及其成员强加的持续危机，提供了支撑性的形象。¶

奈格里（Negri，1988）在描述从计划型国家到危机国家的转变时，也借用了马尔库塞（Marcuse）关于从“福利国家到战争国家”转变的说法。 如果发动了一场“毒品战争”或“贫困战争”，最后却出现军事化警务和装甲车冲向本国当地居民，人们真的还能大感意外吗？¶

这些相互扣连的危机制造过程，进一步延伸到监禁框架的扩张和大规模监禁。这包括“三振出局”立法和强制量刑。它也促成了刑罚体系的私有化，表现在私人监狱和监狱产业的增长上（其中，剥削被恢复到完全近似奴隶制的程度）；这再次显示出，积累与剥削的经济动力始终是危机国家安排的一部分。多米尼克·莫兰（Dominque Moran）和哈达尔·阿维拉姆（Hadar Aviram）等近期分析监禁社会的学者，指出一个奇怪的事实：在一个痴迷于成本收益计算、几乎把观念价值、社会责任和公共优先事项全都纳入公共开支问题来考虑的社会里，数十年来对监狱工业复合体的集体投入（数以十亿计），却鲜少受到关注，而已有的关注也大多到较近时期才出现。¶

根本性的结果，是危机国家的核心特征：经济不平等加剧，贫富之间的巨大鸿沟持续扩大。正如《纽约时报》的戴维·莱昂哈特（David Leonhardt）指出的：“自1980年以来，经通胀调整的家庭收入中位数仅增长了30%，而顶层的平均收入却增至原来的3倍或4倍”(2010)。用占领运动的语言说，社会不平等系统性地增长，社会被分割为富有的1%与处于不稳定处境的99%，这正是危机国家操控的核心。¶

精简型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危机国家，在实际的保障或确定性方面无力提供多少东西，于是便以对安全的狂热关注来补偿，但它关注的只是特定公民的特定类型的安全。最常见的，是保障消费者进行消费的安全（或者是对工人工作保障的荒谬歪曲：让工人在恶劣条件下拿着最低工资工作，正如在所谓“工作权”州中那样）。¶

新自由主义的危机，预示着经济集中控制的新一轮周期初露端倪（Negri 2008, 198）。它可能更具公共性，也更多地成为共同事务。新自由主义所显示的，恰恰与它希望证明的东西相反。在新自由主义之下，对经济以及社会进行管理的问题，变得根本性地重要。新自由主义的危机，不仅源于经济失衡（这种失衡由它的政策和项目所造成），也源于它在全球范围内由美国单方面主导的政治管理。对奈格里而言：“这是一场危机，它确立了一些资本主义再也无法管理的条件。我们正处于一个特殊周期阶段的关口；这一阶段始于撒切尔和［罗纳德·］里根，如今一切都在向它宣战”(2008, 197)。尽管新自由主义作出相当自利的夸耀，它对经济发展的控制实际上极其有限。¶

治理与抵抗：从计划（到）危机

自由主义的治理形式并非纯粹自上而下、纯粹压制性的。它们涉及人们对自己及周围人的治理。在这个意义上，治理会自我复制、自我（再）生产（Lorey 2015, 35）。自我治理通过参与而发生，这种参与不仅存在于政治中，也存在于生活中。人们在自己的生活方式中参与自我治理。他们体现着自由民主的治理形式（Lorey 2015, 35）。正如洛蕾（Lorey）所说：“正是通过他们的行为方式，通过他们如何治理自己，个人才变得顺应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引导和规管”(2015, 35)。不过，这些生活方式确实受到既有权威与权力掌握者的组织和框定；在资本主义关系下，它们尤其同资本主义的增殖形式相联系。¶

计划型国家的安排包括自我治理的实践，而这些实践确实面向资本主义的“自由市场”与经济合理化。 因此，自我治理逐渐围绕消费主义实践展开（各种“自助”方案，以及商品化版本的“美好生活”本身）。与之相伴的，而且实际上支撑着它的，是对劳动力市场和工资劳动的忠诚，以及对国家与资本就社会所有权提出的主张的接受。¶

这一点也体现在战后主流工会运动与资本达成的历史性妥协之中。为了换取工资、福利、假期等方面的增加，也就是把美好生活具体落实，工会放弃了针对资本、所有权或工人对工业的控制（以及终结剥削）的诉求。在那个时期几乎所有工会合同中，工会甚至放弃了依据工人自身的直接需要停止劳动这一基本权利。这表现为合同条款禁止在合同有效期内举行野猫罢工。¶

自我规训与自我治理的实践，在计划型国家的安排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它们是工资劳动者与工会为抵御特定群体的不稳定处境而作出的妥协的一部分。因此，它并不是到了新自由主义之下才首次确立为一种调节原则（Lorey 2015, 28）。¶

事实上，可以说，在计划型国家安排下扎根于工人阶级意识（以及良知）之中的自我规训与自我治理，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在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实施的最初几十年里，对它的反抗受到那么多限制与约束。从1980年代开始，许多行动者都表达过愤懑：反抗如此怯懦，而且即便失败不断叠加在（自我造成的）失败之上，它仍固守合法形式（选举、抗议、示威、请愿、游说）。自我规训沿着被认作资产阶级道德的路线内化，也有助于说明，人们为何如此轻易地接受和解姿态与微小改革（即便它们经常并不兑现，或者干脆被撤销）。¶

这再次提出了一个问题：在当下这个充满危机与不稳定处境的时期，在反抗统治的抵抗与斗争中，打破规则、违反法律，以及非法主义，具有什么力量，又有何必要性？在危机国家的条件下，无法受到控制的东西日益增多。超出规管的东西，形成了一种剩余。 无法控制或未被治理的人挑战着社会秩序。当服从与保护、保障脱钩时，无法控制者的队伍就对国家提出了新的挑战。¶

危机国家与所有人的不稳定处境

在计划型国家的安排之下，构成威胁的他者被排到边缘；使他们陷入不稳定处境，成为保障福利国家的手段。用洛蕾的话说：¶

在其福利国家保护范式的框架内，自由主义治理术以多种不稳定处境为基础，这些处境是通过他者化而形成的不平等：一方面，是私人领域中再生产部门内女性的无偿劳动；另一方面，是所有被排除在民族国家内部资本与劳动的妥协之外的人的不稳定处境，无论他们被视为异常者、外来者还是穷人；还包括那些在殖民地极端剥削条件下生活的人。(2015, 36)

在计划型国家之下，这些人就是处于不稳定处境者。借用犯罪学的语言，他们也是一般威慑的示例。也就是说，这些被指定为不稳定者的人，成为用来威胁那些获得部分保障者的例子。若不是国家开恩，你也会落到那个地步。¶

计划型国家的制度，并不像人们常常想象的那样（尤其是今天那些怀旧的社会民主主义者），旨在保障工人；相反，它们旨在支持“顺从而谨慎的公民所运用的、在经济上具有生产性的自我治理技术，这些公民在为自己提供保障的同时，也使他人陷入不稳定处境”(Lorey 2015, 39)。在福利国家中，许多人被排除在保障之外、被保障所遗漏，或者得不到充分照护（包括穷人、无家可归者、女性、移民，尤其是原住民）。¶

在危机国家之下，处于不稳定处境者已被移到中心。或者，更完整地说，不稳定处境已经成为常态（Lorey 2015, 39）。危机国家把不稳定处境以及个人和集体的不安全状态，变成普遍规管与治理的手段。¶

只是到了20世纪后半叶，而且只是在某些辖区，工资劳动才在这些国家的福利国家框架内，与某种保障感联系起来。这种保障在立法上表现为获得有限的公民权利，有时被称作社会公民权。¶

危机国家把工资劳动重新带回不安全与绝望的领域。福利国家措施的瓦解，使劳动完全受制于资本主义市场的法则，恢复到它在历史上那种卑屈的状态。¶

危机国家旨在以依赖与绝望为基础，规管社会生活。这塑造出一批有选择的劳动力，他们却要依赖劳动力市场上的任何“成功”，来维持不确定的生存（连福利国家措施所提供的那一点点退路都没有）。这反过来以重新提升的水平和强度，建立并支撑着剥削与资本积累的过程。〔译注：原文此处为“a source of labor with options”（一批有选择的劳动力），与本段的依赖、绝望语境存在张力；译文保留其字面表述，未擅改为“没有选择”。〕¶

人们面对的，不是包容性的社会福利承诺，而是赤裸生命的状态。无家可归和贫困的前景，以及越来越多的入罪和拘禁，被毫无保留、毫无悔意地明确摆到工人阶级面前。¶

受管理的不稳定处境，与压制性权力和控制形式的扩展相联系。这可以从监禁国家的机制，以及“毒品战争”或“破窗”警务等运动中看出。它还表现为荒谬立法的激增，例如把穷人和／或无家可归者的生存策略入罪的法律，像禁止乞讨或禁止替车擦窗的法律。其中最刻薄的，是禁止翻找垃圾箱或在垃圾堆中拾取物品的法律；它们表明，甚至资本对于垃圾的财产权主张，也比穷人的生命更有价值。¶

把那些在计划型国家之下仍处于不稳定处境的人理解为被排除者，并不恰当。相反，问题仍然在于他们是以何种方式被纳入的。而且，他们被纳入的是核心位置，尤其是在入罪、惩罚与镇压的体系之内。事实上，正如我在其他地方所说，加拿大和美国这类西方自由民主国家的当代刑事司法体系，如果没有对穷人的司法处理，就会崩溃（几乎总是因为非暴力犯罪，通常是因为无被害人犯罪，而且越来越多地是因为官僚性或行政性“犯罪”，如未能按指定庭期出庭）。¶

结论

危机国家把自由主义治理颠倒了过来。它不再通过作出保护的承诺（这些承诺未必兑现）来治理，而是通过生产社会不安全状态来治理。它为此提出配套的正当化说辞，即自撒切尔以来广为人知的“别无选择”。¶

正如朱迪斯·巴特勒（Judith Butler）指出的，不稳定处境不只是一个短暂或瞬间的状态。相反，它是一种新的规管形式，标志着当下这个发展时期（2015, vii）。不稳定处境已经成为一种治理体制。如今，它已经是一种具有霸权地位的规管和控制方式（2015, vii）。¶

从一开始，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就是资本主义下工人阶级和从属群体生活的核心条件。事实上，不稳定处境与不安全状态，也是资本主义出现和扩张的必要条件。对共有资源的圈占，以及随后陆续出台的《济贫法》等相关法律，就是为实现这一点而运用的，例如强迫人们依赖劳动力市场来维持生存。¶

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最初被用来摧毁工人阶级在战后斗争时期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源、基础设施与抵抗根基（国家则通过计划型国家的机制对这一斗争作出回应）。 其中首当其冲的，是尤其针对工会的、协调有序而咄咄逼人的攻击，但也包括使穷人陷入不稳定处境的城市警务，以及边境管制和对移民劳动的入罪。¶

它的新自由主义性质，恰恰在于试图恢复所谓自由放任资本主义早期那种资本主义支配与工人阶级不安全状态的条件。因此，在考察资本积累与剥削的基本条件时，我们应当谨慎，不要夸大紧缩和不稳定处境的新颖性。¶

同时，我们也认识到，自由放任这一说法从来就不准确。资本主义市场一直需要国家介入、国家行动和国家管理。尽管共和党或保守党“自由意志主义者”不断抛出各种意识形态言辞，但从来就没有不受国家介入的资本主义市场。¶

正如洛蕾所说，当下时期的不稳定化并不是例外，不是被外包到边缘的某种事物。它已经成为规则。我们还可以补充：它再次成为了规则。不稳定处境超出了丧失工资就业的范围；它所指的不只是没有保障的工作或临时工作。相反，它如今“涵盖整个存在、身体以及主体化的方式”(Lorey 2015, 1)。¶

正如洛蕾所说，在危机国家之下，不稳定处境变得正常化了。或者换一种说法：“在新自由主义中，不稳定化变得‘民主化’了”(Lorey 2015, 11)。在危机国家之下，对丢掉工作、对失业的恐惧，成了日常之事。担心付不起房租、养不起孩子、负担不起医疗、牙科与眼科照护，就连仍有工作的人也感到这些压力。正如保罗·维尔诺（Paolo Virno）指出的，以往通常只在共同体之外才感受到的焦虑，如今也在共同体之内被感受到（2004, 33）。¶

事实上，阿甘本（Agamben，1996）提出，难民、无合法身份者（non-status），是当代生活与政治中具有范式意义的政治主体性。劳动力被分割成本国工人与外国工人、公民与无合法身份者，这严重削弱了工人的政治力量。无合法身份这一处境，既体现在劳动力市场中，也体现在工会的回应中。¶

这为抵抗以及对危机的反对提出了重要问题。一方面，它在不稳定处境中形成了一个经验的共有领域，为共同斗争提供了机会。同时，它也可能促使人们同危机条件决裂，因为它使共同体与在现有安排之内获得积极解决、获得满足的前景分离。这一切，在最近的斗争中暴露无遗：从“不再沉默”（Idle No More）运动，到“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LivesMatter），再到新自由主义民主西方各国各种类型的新穷人运动。这些运动明确揭示，这一制度无力满足它们的要求，而且实际上还指出，那些并不从根本上打断和改变现有制度、权力与权威的调和与收编尝试，是不可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