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意识黑客中的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 in Consciousness Hacking）

艾莉娜·贾（Aleena Chia）¶

清醒梦（lucid dreaming）是一种意识的变异状态（altered state of consciousness）。在这种现象中，人们在做梦时意识到自己正在做梦。清醒梦者甚至可能对自己梦中的情节、人物和环境拥有一定的控制力。人们对这类梦的体验因文化而异，取决于做梦主要被理解为一种神经学上的副现象（epiphenomenon）、一种精神本质，还是一种用于个人转化的资源（Lohmann and Dahl 2014）。无论梦被理解为废料、本质还是资源，清醒都需要练习。这种孵育（incubate）梦境并解读梦境的“梦工”（dreamwork），在不同文化传统中表现为认知的、交流的与药理学的技术。增强梦境的物质——即所谓致梦剂（oneirogens）——被用于梦工之中，其形式可以是草药、营养补充剂或药物（Toro and Thomas 2006）。本章考察一类清醒梦致梦剂：它们声称能够通过加入用于非医疗用途的药理学认知增强剂——即益智药/促智剂（nootropics）——的成分，而省去梦工的种种功夫。¶

“梦叶”（Dream Leaf）是一种分两个阶段服用的致梦剂：睡前服一粒以推迟快速眼动（rapid eye movement，REM）睡眠，几个小时后再服一粒以激发清醒并增强梦境回忆。梦叶将艾草（mugwort）等常用于增强睡眠和梦境的草药，与石杉碱甲（Huperzine-A）、α-甘油磷酸胆碱（alpha-GPC）等用于增强记忆的精神活性成分结合起来，被宣传为“一种更聪明的清醒梦方式”。梦叶的网站援引梦境心理生理学先驱斯蒂芬·拉伯奇（Stephen LaBerge）的说法，坚称梦中的清醒不仅能促进个人成长和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还有助于实现自我掌控（Dream Leaf 2020a）。梦叶借用科幻电影《黑客帝国》（The Matrix，1999）中墨菲斯（Morpheus）引领尼奥（Neo）走向心灵觉醒这一标志性启蒙情节的神话：它的胶囊被染成蓝色，用于调节睡眠；红色，则用于在梦中“醒来”。¶

清醒是一种征用自主心理过程、从而在清醒生活与梦境生活中“升级”（level up）的框架。以药理学方式诱导清醒，与“意识黑客”（Consciousness Hacking）相契合：意识黑客是一系列实践，它们将一种工程思维付诸操作，为神秘体验预先调校心智，以追求自我优化（Reagle 2019）。意识黑客看似玄奥，实则是硅谷创新实践的一个特征；这些实践将清醒及其他变异状态合理化，看重的是它们带来宇宙合一感的认知性体验（noetic experiences）（James 1902）。本章借助网络上对清醒梦益智药的推广，以及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表明在新时代（New Age）技术灵性（technospiritualities）的语境中，对梦的认知性特质的工具化，正是后福特主义创新实践的一部分。¶

致梦创新（oneirogenic innovation）——利用清醒梦为清醒时的问题寻求解决方案——试图通过把浪漫主义的原创性与涌现理想同福特主义的理性与可靠性原则综合起来，在神经层面上使创造力常规化。在致梦创新的技术药理学中，神经中心主义（neurocentrism）——即把复杂的主观过程与认知过程还原为神经生物学——与一种重结果轻过程的工程思维结合在一起。精神的、神经的与技术的三者在此汇流，由此产生了一种世界观：它绕过了个体心智的沉思过程，也绕过了被想象为一个社会大脑（social brain）的审议过程。在意识黑客的世界观中，重要的不是体验和解释，而是可以被测量、分析、预测和优化的行动与结果。通过展示这一世界观如何支撑起自我优化的具体实践与行为分析的一般原则，梦境益智药的案例描绘出硅谷创新与平台资本主义数据化之间在意识形态上的重叠。¶

这就是你做梦时的大脑（This is Your Brain on Dreams）

实现创造力并没有简单而万无一失的方法。即便有人能随心所欲地召唤它，也寥寥无几，而许多人可能发现根本无法唤起它。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创造力需要一种独特的神经生理学大脑状态，而这种状态并没有简单的心理开关。（Stickgold 2019, 145）

梦长久以来一直与创造力联系在一起。在《睡眠委员会：艺术家、科学家和运动员如何利用梦进行创造性问题解决——以及你如何也能做到》（The Committee of Sleep: How Artists, Scientists, and Athletes Use Dreams for Creative Problem-Solving—and How You Can Too）一书中，进化心理学家迪尔德丽·巴雷特（Deidre Barrett）（2001）复述了一些梦的故事：据称这些梦曾帮助玛丽·雪莱（Mary Shelley）这样的作家和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这样的音乐家创作出杰作。巴雷特描述了德米特里·门捷列夫（Dimitri Mendeleev）如何苦苦寻找一种根据原子量和化合价对化学元素进行分类的方法。一天晚上，他在研究这个问题之后，梦见了一张表格，所有元素都各就其位；他醒来后立即把它记录了下来。据他说，这个被回忆起的梦中图像只需要一处更正，就成了我们今天所知的元素周期表的最终形式。在《我们为什么要睡觉：睡眠与梦的新科学》（Why We Sleep: The New Science of Sleep and Dreams）一书中，神经科学家马修·沃克（Mathew Walker）（2017）解释说，做梦的心智能够以一种清醒心智难以企及的方式创造性地综合信息、解决问题，因为它建立的是不同的记忆联结。全脑功能性磁共振成像（fMRI）的可视化结果显示，REM 睡眠——梦常常发生的阶段——的特点是：大脑中视觉、运动、情绪和自传体记忆区域的活动相对显著，而控制理性思维的区域活动则较弱。REM 做梦并不寻求概念之间的逻辑或层级联系，而是把新信息与现存记忆的全部“存货目录”联系起来，从而在相距遥远、彼此迥异的知识集合之间锻造出联想性的联结。沃克把梦对多样的组合可能性的这种通达称为“观念联觉”（ideasthesia）：¶

我们醒来时，带着一张经过修订的“心智万维网”（Mind Wide Web），它能够为先前无从着手的问题占卜出答案。就此而言，REM 睡眠中的做梦是一种信息炼金术。从这一被我描述为观念联觉的做梦过程中，诞生了人类进步中一些最具革命性的飞跃。（2017, 219）

做梦之所以有助于已有观念的新颖组合，是因为它是一种相对摆脱了日常逻辑、社会成规和感官刺激之抑制的生物化学状态（Barrett 2007）。我们做梦时，大脑中与执行功能相关的网络受到抑制，而与情绪相关的脑区则被激活（Hurd and Bulkeley 2014）。没有了精简化的神经网络及其趋于自动化行为的倾向所施加的审查，创造性的联想便在梦境状态中蓬勃生长。在《失控的物种：人类创造力如何重塑世界》（The Runaway Species: How Human Creativity Remakes the World）中，作曲家安东尼·勃兰特（Anthony Brandt）和神经科学家大卫·伊格曼（David Eagleman）（2017）指出，人类拥有一种即兴的神经结构：它支持精简化的神经网络，以实现效率、自动化行为和习惯；它也支持树状（arborescent）神经网络，以实现灵活性和中介化的行为，而后者正是创造力的神经学基础。在勃兰特和伊格曼看来，艺术、建筑、科学和技术领域的创新思维，都源自这样一些实践——以及作为其基础的认知过程——它们把巩固专业能力的自动化行为与产生新颖性的中介化行为结合起来。¶

药理学致梦剂借助这种流行的神经科学想象，把心智宣扬为一口有待以清醒梦为媒介去探测和开采的认知源泉。例如，梦叶的蓝红药丸组合声称能够“解锁极富创造性的梦”（Dream Leaf 2020b），其方式是绕过通常在清醒生活中支配我们心智的线性思维过程（Hermansen 2016a）。另一种补充剂 LucidEsc 则宣称，清醒梦“不仅是一种解放性的、有趣的体验，它还是一扇通往我们最深层问题之答案的大门”（ViviDream 2020）。像“阿尔法大脑”（Alpha BRAIN）这样用于增强记忆和专注力的益智药，也把清醒梦作为其功效之一来宣传。与梦叶和 LucidEsc 一样，阿尔法大脑含有石杉碱甲这一成分，它能提高大脑中神经递质的水平以改善记忆。阿尔法大脑在吹嘘清醒梦的种种好处时打出广告说：“在清醒梦里，你可以飞翔、痛扁对手、创作艺术、解决问题”（Onnit, n.d.）。¶

创造力的神经生理状态与 REM 睡眠和做梦相关，也与走神（mind-wandering）或白日梦等内省性认知过程相关，后者会激活所谓的大脑默认模式网络（default mode network，DMN）（Raichle 2019）。在这些时刻，将已有记忆重组为新颖洞见所需的超联想过程会例行地活跃起来。默认模式网络指的是一组在静息状态下具有高水平代谢活动的脑区。即便没有主动专注于特定任务或当下的知觉，我们的大脑仍在生成关于我们的记忆、我们的自我感以及我们可能的未来的转瞬即逝的心理表征。然而，与做梦一样，激活 DMN 的白日梦或走神等认知过程只是部分有意识的，并不能随意复现（Bruder 2017）。与梦一样，DMN 状态是内向的，并且相对脱离感官刺激（Nir and Tononi 2010）。鉴于神经影像研究中显示出 REM 与 DMN 之间存在大量重叠（Stickgold 2019），一些心理学家提出，默认网络或许是做梦的神经基质（Domhoff 2011）。睡眠研究者罗伯特·斯蒂克戈尔德（Robert Stickgold）（2019）解释说，REM 睡眠之所以是如此丰沃的创造力源泉，是因为它让我们得以探索那些偶尔浮现于梦中的弱联想。即便不记得这些梦，做梦的大脑所建立的创造性联想也已被预先调校，等待我们在清醒时重新激活、重新发现。然而，正如斯蒂克戈尔德在本节开头引文中所感叹的，大脑中并没有开启创造力的简单心理开关。这是因为来自 REM 做梦与 DMN 白日梦的思绪和图像，是在没有意识意图或控制的情况下起伏涨落的——清醒梦的情形除外。实验心理学家沃斯（Voss）、霍尔茨曼（Holzmann）和霍布森（Hobson）（2009）发现，这些在 REM 期间通常处于潜伏状态的脑区在清醒梦中是活跃的；清醒梦因而可以被视为一种结合了清醒认知与睡眠认知要素的“混合意识状态”。¶

在实验室环境中，研究者已通过把 REM 睡眠的脑电图（EEG）测量结果与清醒的生理指标（LaBerge 1980）和 fMRI 指标（Dresler et al. 2011）相对照，证实了清醒梦的存在。清醒梦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罕见：根据针对德国成年人的代表性调查，约有一半人报告至少做过一次清醒梦（Schredl and Erlacher 2011）。欧美梦文化发展出了多种孵育清醒梦的技术，从睡前设定意图，到采用经颅直流电或交流电刺激的睡眠可穿戴设备，不一而足。^[1] 孵育在创意从业者中并不少见。例如，帕格尔（Pagel）、克维亚特科夫斯基（Kwiatkowski）和布罗伊尔斯（Broyles）（1999）在对参加圣丹斯电影节（Sundance Film Festival）的成功电影人进行调查时发现，与一般人群相比，导演、编剧和演员报告了更高水平的梦境回忆，以及更多地利用梦来解决清醒时的问题。与清醒梦相比，普通人更容易做到为创造力而孵育梦境（Paulson et al. 2017）。睡眠研究者阿佩尔（Appel）、皮帕（Pipa）和德雷斯勒（Dresler）（2017, 8）在对清醒梦孵育的综述中总结道：“迄今为止开发的心理学的、药理学的或技术性的诱导技术，没有一种能够既可靠又安全地按需诱发清醒梦。”孵育清醒是一个难解的问题，但谢天谢地，有一种药丸可以解决它。¶

只需 29.99 美元，梦叶这样的益智药就承诺给梦境航行者（oneironauts）一张为期三十晚的通行证，通往这一混合意识状态，在那里，REM 与 DMN 状态中难以捉摸的观念联觉可以得到控制和保留。“梦叶帮助你营造适合清醒梦发生的神经环境。它还能帮助你更好地回忆梦境，并切实提升你的梦境创造力……最棒的是，只要按照说明服用，你在不到一周之内就会开始看到梦叶的效果”（Dream Leaf 2020b）。梦叶的作用方式是：相隔四小时分别服用蓝色和红色药丸，以预先调校睡眠的两个不同阶段。蓝色药丸含有用于生动做梦的草药艾草，以及缬草根（valerian root）——一种助眠剂，它在夜晚的第一阶段促进更深的非 REM 睡眠，从而使人在睡眠的第二阶段更快进入 REM 做梦周期。红色药丸使用石杉碱甲和酒石酸氢胆碱（choline bitartrate）来提高乙酰胆碱的水平，这是一种把做梦时的思绪与清醒时的记忆连接起来的神经递质。最后一种成分 α-甘油磷酸胆碱同样能使乙酰胆碱积累到更高的水平，并以提升理性思维等认知功能而著称。这些红色药丸成分共同作用，通过延缓乙酰胆碱的分解，来抵消做梦期间正常的意识丧失，从而提高在睡眠第二阶段进入清醒的几率。这些红色药丸成分都是非处方的乙酰胆碱酯酶抑制剂，常用于提升清醒时记忆与心智表现的益智药中。¶

在对药理学增强的创造性做梦、乃至更广义的致梦创新的流行想象中，目标从来都不是为做梦而做梦。目标是利用做梦来进行清醒时的构思，但即便这一点也只是通向“觉醒”（awakening）这一目的的手段：所谓觉醒，就是认识到人类经验的视角性质，而这种认识是以对自我的神经元式理解为中介的。致梦创新可以放在被称为“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中来理解，这个社群凝结了这样一种神经元世界观：在其中，自我是灵活的、可优化的，并浸润着一种杂糅不拘的灵性。¶

超越产业（The Transcendence Industries）

此后就再也没有回头路了。你吃下蓝色药丸——故事结束，你在自己的床上醒来，相信你想相信的任何东西。你吃下红色药丸——你留在仙境，我带你看看兔子洞究竟有多深。

这段话引自电影《黑客帝国》（1999），墨菲斯在此向主人公尼奥提供了一个选择：是继续蒙昧，还是见证他自身存在的真相——在那个反乌托邦世界里，人类从摇篮到坟墓都被奴役在一个模拟现实之中。梦叶引用墨菲斯的这番话，把清醒梦描述为一种全感官的模拟，而这种模拟就像矩阵一样，是你可以学会去控制的（Hermansen 2016b）。这些关于彻底赋权的说法——尽管夸张——凝结了创新产业中的一种思维方式：在那里，出人头地不是换挡的问题，而是转换范式的问题。和《黑客帝国》一样，清醒梦的感官逼真度帮助我们认识到：无论是睡是醒，一切经验都是在心智中模拟出来的。这种范式转换不仅仅是心理上或神经生理上的，而且是存在论上的，它在清醒梦实践社群中被称为“觉醒”。¶

马特（Matt）是一位拥有超过 61,000 名订阅者的清醒梦内容创作者。他提出，除了将清醒梦用于娱乐、治疗或创造力之外，其真正的潜力在于作为一种理解意识的方式，以控制我们的冲动、驱动我们的行为，并在现实生活中觉醒（Tipharot 2017）。这始于认识到清醒梦是我们心智的虚构，而这一认识又引出关于现实的本质、关于知觉与意图在清醒经验中之作用的种种问题。一旦我们学会控制自己的梦，我们就能学会控制自己。梦叶更进一步，倡导“有意识生活的力量”：一旦你使自己的自主思维和行为与有意识的意图相一致，“你就会慢慢开始看到，你的行为正在创造你想要的现实”（Hermansen 2016c）。这种对意向性的关注，标志着清醒梦是一种与冥想处于同一连续统上的沉思实践。事实上，实验心理学家杰恩·加肯巴赫（Jayne Gackenbach）（1991）就提出，梦的清醒与冥想在心理和生理上都有相似之处。¶

清醒梦所特有的那种存在论觉醒，是一个名为“意识黑客”的实践社群所采纳的更广泛的新时代信仰的一部分。意识黑客始于 2013 年，最初是硅谷的一个品牌网络，围绕“改变、升级、调整我们内在的操作系统”这一使命组织活动（Consciousness Hacking 2016）。它目前作为非营利组织“探究系统公司”（Inquiring Systems Inc.）的一个财务托管项目运作，由后者管理其免税资格（Inquiring Systems, Inc. 2020）。据曾在这些活动上做过梦工讲座的詹妮弗·邓珀特（Jennifer Dumpert）（2019, 182）所说，意识黑客的目标是“寻找方法，利用技术（以及其他循证工具）作为心理与灵性成长的催化剂”。随着这些聚会从旧金山湾区扩散到世界各地的城市，参加者包括创客（makers）、生物黑客（biohackers）、研究人员、投资者和灵修实践者，他们尝试用电子的、药理学的和沉思的技术来达到意识的变异状态。¶

2020 年 5 月，意识黑客组织了“觉醒未来峰会”（Awakened Futures Summit），这是一场为期两天的线上活动，以讲座和讨论的形式探讨用于超越性体验的迷幻剂、冥想、虚拟现实和经颅刺激（Awakened Futures Summit 2020）。意识黑客们把意识的变异状态理解为神秘体验的神经生物学媒介，而神秘体验的特征是宗教学者所说的“认知性特质”（noetic qualities）：一种不可言喻却又深刻的、揭示现实真相的启示性体验（James 1902），往往伴随着与宇宙融为一体的合一感，以及自我感发生改变的体验（Blackmore 2017）。例如，在“技术迷幻之旅”（Journey into Technodelics）专题讨论中，发言者援引了三十项《神秘体验问卷》（Mystical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MEQ30）（Barrett et al. 2015），将其作为将认知性特质加以操作化的一种方式：评估迷幻体验在多大程度上符合超个人合一或非二元（nonduality）、幸福感以及超越时空等感受。¶

除了 MEQ30 之外，意识黑客及与之相近的实践社群还做过其他尝试，分析神秘体验的现象学与神经生理学，以便通过药物和梦来复制它们。作家兼记者迈克尔·波伦（Michael Pollan）（2018）在《如何改变你的心智》（How to Change your Mind）中指出，关于迷幻药使用的神经影像研究表明，神秘体验有其独特的神经关联物：DMN 活动的减弱。如前所述，这一网络与 REM 相重叠，并与走神和做梦等内省的、部分有意识的认知过程相关联。波伦提出，由于 DMN 牵涉到我们称为自我（ego）的心理建构，这一网络的抑制在现象学上被体验为：自我与世界、主体与客体之间熟悉的边界逐渐消融。精神活性药物使用的《舒尔金评定量表》（Shulgin Rating Scale）（Shulgin and Shulgin 1991）中的自我报告，将这种罕见状态描述为一种与内在和外在宇宙相连通的、极乐而超越的感受，而且即便使用同样的药物和剂量也不易复制。MEQ30 和舒尔金评定量表所识别出的这种与我们的内心世界、宇宙、真理、时间和空间“合一”的感受，是一种高峰体验，意识黑客们试图以更高的效率和一致性对其进行逆向工程。¶

在意识黑客中，超越这一目的为其技术药理学手段提供了正当性。在觉醒未来峰会（2020）上，神经学家亚当·加扎利（Adam Gazzaley）提出，迷幻体验的要素或许始于一个分子，但真正重要的是认知性体验。同样，波伦（2018）强调，带来治疗、灵性或创造性益处的，并不是药物本身的药理作用，而是它所引发的那种心理体验——其中包含自我的暂时消解。意识黑客们相信，超个人合一的洞见能够帮助人类在线上和线下的互动中，下调那些由生物学编码的、自主的、未经审视的反应，如部落主义、成瘾和享乐主义。与迷幻剂一样，清醒梦可以被视为前意识黑客执行董事约书亚·菲尔兹（Joshua Fields）（2020）所说的“自我超越技术”，这些技术“让我们对自身作为一个物种的相互联系获得体验性的洞见”。¶

从现象学的角度看，做梦符合 MEQ30 和舒尔金评定量表中的许多条目：清醒梦往往具有感官上的清晰、身体上的在场感以及一种扩展性的情绪激动（Tedlock 1999）；它还可能包括自我消融于一种被称为“海洋般无边无际”（oceanic boundlessness）之中的感受（Millière 2017；转引自 Sanz et al. 2018）。事实上，卡米拉·桑斯（Camila Sanz）等人（2018）在分析使用精神活性物质的体验描述时发现，高清醒度梦境的自我报告与迷幻剂麦角酸二乙酰胺（LSD）的现象学描述最为相似。梦境研究者赫德（Hurd）和布尔克利（Bulkeley）（2014）认为，“大梦”（big dreams）——那些具有生动意象和强烈情绪、并在人们的自我叙事和人生抉择中久久回响的梦——往往包含敬畏与狂喜的感受、情绪宣泄，以及诸如非二元之类的非常规意识状态。出于这些以及其他原因，像邓珀特（2019）这样的意识黑客提出，做梦是原初的意识变异状态。¶

觉醒于神秘体验并不是意识黑客的终极目标；毋宁说，职业创造力、灵性超越与个人转化三者彼此循环、相互勾连。在一次视频访谈中，流行自助书《清醒梦：通往内在自我的大门》（Lucid Dreaming: Gateway to the Inner Self，2009）的作者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goner）讲述了他在一个关于蓝色圆点的清醒梦中获得的非二元觉知体验，这一体验如何揭示出能量、物质与意识在一种“合一”之中相互联结（Conscioius.TV 2012）。幸福感研究者杰弗里·马丁（Jeffery Martin）（2015）基于对五十位自我报告具有不同程度非二元意识者的访谈指出，这些不可言喻的状态并非幻象，而是对一种无所不包之能量的感受，通常并不涉及人格化的神祇。在由替代医学倡导者迪帕克·乔普拉（Deepak Chopra）和意识黑客最高领导层背书的自助书《发现者》（The Finders，2019）中（Fields 2020），马丁就每个人如何体验非二元意识、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提供了实用建议。在意识黑客的语境中，清醒梦中的认知性体验常常与创意或认知类职业中的晋升联系在一起。例如，教育内容平台 Mindvalley（2016）——意识黑客活动中的常客——教导说，清醒梦能在清醒生活中培养有意识的觉知，而这有助于控制走神、培养共情，并在创造性工作中综合多股不同的信息流。¶

这些例子表明，意识黑客——无论是通过对 REM 的药理学调节以实现清醒，还是通过对 DMN 的技术调节以实现觉醒——都把一种源自黑客思维的、系统化与实验化的理性方法应用于意识的变异状态。例如，觉醒未来大会的宣言使用益智药的语言，提倡把现有的沉思技术与新颖技术“叠加”（stacking）起来：“将这种神经上的丰沃与冥想、神经反馈或各种形式的刺激等干预手段叠加起来，可能会产生协同作用，带来意识上的非线性提升。”在一本由意识黑客背书的书（Siegel 2017）——《盗火：硅谷、海豹突击队和特立独行的科学家如何彻底改变我们的生活与工作方式》（Stealing Fire: How Silicon Valley, the Navy SEALs, and Maverick Scientists Are Revolutionizing the Way We Live and Work）中，记者史蒂文·科特勒（Steven Kotler）和励志演说家杰米·惠尔（Jamie Wheal）（2017）展示了硅谷高管和工程师如何利用神经生物学与药理学的技术和技艺，来“黑”进非常规意识状态以实现高绩效。例如，这些高管和工程师不再费力地练习冥想，而是利用神经反馈，在极短的时间内把自己引导到同样的心境之中。在科特勒和惠尔看来，以相对的精确度调校这些意识变异状态、并几乎按需进入它们，是创造性问题解决和高速决策的关键，而这能帮助个人在领导层级中步步高升。¶

为了按需、大规模地调节意识变异状态而对其底层神经生物学进行解码，正是意识黑客的精髓所在。传播学者约瑟夫·雷格尔（Joseph Reagle）（2019）在《黑客人生》（Hacking Life）中表明，这种在技术系统中寻求快速或巧妙解决方案的黑客精神，正被应用于改善生活的方方面面。生活黑客（life hacking）把这种对解码系统底层规则的迷恋，用于在个人生产力、营养、健身、约会，乃至在意识黑客这类实践社群中对意义的追寻等方面寻找捷径。雷格尔将之置于语境中指出，生活黑客是创意阶层的自助：在工作中缺乏严格规制的情况下，这一阶层寻求一套属于自己的规制，以尽量减少分心、尽量增加机会。这与技术研究者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2018）的论点不谋而合：生产力应用程序通过提供职业环境中所缺失的时间结构和情感结构，迎合了创意阶层的弹性工作。为创造性地解决问题而黑进自己的意识，也是创新咨询兴起的一部分：创新咨询是诸如工作坊之类的企业服务，它们为《财富》500 强公司和初创企业提供可复制的方法论，以便快速而可靠地产生洞见，借此展示持续的变革（Wilf 2018）。¶

在关于做梦的通俗科学中，正如在更广泛的西方现代性中一样，创造力与规则被理解为彼此对立，需要通过技术药理学在神经层面上加以杂交。正如创新咨询通过工作坊等仪式性的交流活动，使创造力常规化、形式化和合理化（Wilf 2018），致梦创新也把创造力的不羁和超越性的不可言喻，转化为一种可管理、可依赖的资源。利用益智药黑进意识变异状态，是硅谷与新时代文化之间持续协同演化的最新阶段（Turner 2016），更广泛地说，也是西方将工具理性历史性地奠基于宗教期待之上的最新阶段（Noble 1999）。¶

人类学家露西·萨奇曼（Lucy Suchman）和莉比·毕晓普（Libby Bishop）（2000）指出，将创新作为一种建构加以运用总是策略性的，因为它把个体行动者置于一个竞争性的行动场域之中，而这一场域要求某种特定的回应秩序。当意识黑客这样的创新实践在意识形态上与人格（personhood）联系在一起时，这一竞争场域就变得愈发政治化。例如，意识黑客的《觉醒未来十颗种子》（10 Seeds of Awakened Futures）宣扬说，创新者的意识、意图和成长会体现在其创新的本质之中，并且“个人发展与创造本身同样重要”。人类学家莉莉·伊拉尼（Lilly Irani）（2018）提出，在“设计思维”（design thinking）这一创新范式中——它是由工程学院和商学院传授的头脑风暴、原型制作、文化观察与团队协作技能的混合——设计师在精神上和个人层面上与其产出的融合，是价值创造的枢纽。设计思维建立起一种等级制：产品和市场战略与个人生平相联系，被视为过于“有创意”而无法外包，而工业与机械设计以及制造职能则被视为简单而可互换的。这些认为创新是个人主义的、排他的和保守的批评，也被用来针对生活黑客（Reagle 2019）以及更一般意义上的黑客（Coleman and Golub 2008）。然而，意识黑客中致梦创新的案例使这一批评复杂化了：它把社会牵连进自我之中，把集体利益牵连进沉思实践之中。¶

通过自我显化社会（Manifesting the Social through the Self）

在意识黑客，关键在于由内而外的改变。关键在于认识到，世界的种种问题——从部落主义到创伤，到战争，再到气候变化——都是我们如何与自己、与彼此、与我们的星球相处的症状。而通过转变我们的内在景观，无论是个体地还是集体地，我们都在改变我们周遭的世界。（Fields 2020）

把意识黑客们打发为追逐快感以求出人头地的自私个体，是很容易的。例如，雷格尔（2019）认为，生活黑客为了个人利益而打破集体系统的规则，却不去考虑那些不得不为一个人的生产力收拾残局、为一个人的极简主义接手杂物的人。雷格尔的分析表明，生活黑客对自我的聚焦造成了一种隧道视野，屏蔽掉了关于系统之不平等以及如何为所有人改善系统的问题。然而，意识黑客所宣称的目标不仅仅是小玩意儿，甚至也不仅仅是自我转化，而是集体的状态改变。正如意识黑客前执行董事约书亚·菲尔兹的上述引文所表达的，由内而外的改变意味着，公共政策、经济和工程领域的社会变革都处在人类意识的下游。这种社会变革的意图延伸到将“整体设计”（holistic design）和“有意识创新”（conscious innovation）原则应用于意识黑客的供应链。沿着这一思路，觉醒未来大会（2020）鼓励创客、投资者和用户保持正念，尽量减少其技术在攫取和剥削性地利用自然资源与人力资源时所造成的生态与伦理代价。¶

意识黑客把社会牵连进自我转化之中，其方式使人难以把它的个体化举措与集体化意图区分开来。理解意识黑客“由内而外的改变”之政治的关键，在于理解意图的力量。对意图之力量的这种信念，没有哪里比在清醒梦的元目标——觉醒——中表现得更清楚了。例如，梦叶声称，通过对潜意识心智所呈现的梦境场景变得有意识，进而对梦中的行动乃至环境施加控制，清醒梦提供了一个“创造另一种现实”的独特机会（Hermansen 2016e）。这种在梦中显化（manifesting）第二现实的观念，比仅仅通过引导自主思维和行为而在现实生活中觉醒更进了一步。它更进一步之处在于，把做梦经验和清醒经验都扎根于大脑之中：“毕竟，我们对现实的知觉并不是现实本身，而是一种源自感官的神经学表达，正[如]我们在梦中所表达的那样。你的脑子是不是炸了？我的也是”（Hermansen 2016d）。¶

梦叶解释说，在睡眠中，大脑能够基于想象和记忆，有力地模拟出嗅觉、触觉、视觉、听觉和味觉（Hermansen 2016e）。在圣何塞召集科学与灵性领域领袖的“科学与非二元”（Science and Nonduality）大会上，清醒梦心理生理学先驱斯蒂芬·拉伯奇（Science and Nonduality 2014）在演讲中指出，无论做梦还是清醒，我们所体验的都不是世界，而是我们关于世界的心理模型；因此，清醒梦是一种把握一切经验之虚幻本质的手段。这种看法呼应了拉伯奇（LeBerge）一贯的主张。例如，在他于夏威夷组织的清醒梦静修营上，拉伯奇提出，认识到现实是在心智中被创造出来的，“告诉你，你拥有比你以前所相信——或梦想——的大得多的力量去改变世界，从你自己开始”（Rock 2004, 169）。¶

在这种世界观中，这样的心智效力不仅显现在做梦时的心灵之眼和清醒时心智的视角之中，也显现在大脑的神经元网络之中。幸福感作家安德里亚·罗克（Andrea Rock）（2004）指出，神经影像研究表明，梦见做、看见或感受某件事，会激活与清醒时体验同一活动相同的神经元网络。例如，德雷斯勒（Dresler）等人（2011）利用 fMRI 脑部扫描表明，同一个手部动作无论是在清醒时完成，还是在清醒梦中完成，都会记录下相似的神经活动。显化的神经基础同样适用于清醒梦的治疗性使用。在《乔·罗根体验》播客（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Podcast，2013）中，记者史蒂夫·沃尔克（Steve Volk）描述了一个强有力的清醒梦：他在梦中得以“显化”出已故的母亲。据沃尔克（2011）说，他的梦在感官上如此真实——连她洗发水的气味和她拥抱的温暖都历历在目——以至于为他提供了走出悲伤所需的情绪宣泄。梦叶将之概括为：“我们在梦中能控制什么，取决于我们所培养的意识水平，而在清醒生活中其[原文如此]实也完全一样”（Hermansen 2016f）。¶

这种对致梦显化的信念远非边缘；它与流行的自助类型遥相呼应。例如，《奥普拉杂志》（O: The Oprah Magazine）上的一篇文章《如何显化任何东西》（“How to Manifest Anything”）（Zapata 2019），汇总了安杰丽娜·隆巴尔多（Angelina Lombardo）（2019）、玛拉·麦肯纳（Marla McKenna）（2019）等人近期的自助书，这些书讲的是在心中观想职业、爱情和财务上的成功，以便将其在生活中实现。据这些作者说，显化通过写给宇宙的信和愿景板（vision boards），把思想、行动、信念和情绪导向所期望的感受和处境的实现。这种认为我们“创造自己的现实”的信念，也为新时代灵性所共有，后者是一种由异教宗教、东方哲学和神秘-通灵现象混合而成的融合性文化形态（York 1995）。新时代灵性的显化信息鼓励人们相信，“我们所感知的世界，无论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都是我们自身意识的投射，我们可以通过在内部改造自己，使我们的现实变得更好”（Urban 2015, 226）。¶

显化的个人主义可以放在新时代的界定性特质中来理解，社会学家保罗·希拉斯（Paul Heelas）（1996）称之为“自我灵性”（self-spirituality）：其预设是，神圣无法在外界找到，而必须通过探索自己内在的心灵空间去发现。将新时代的种种取向锚定在一起的，是这样一种信念：社会压抑了我们本真的自我，而灵性洞见能够重新找回我们内在完美的神圣本质。例如，清醒梦益智药是“触及你个人灵性”的众多途径之一，其方式是不把梦解读为想象的虚构，而是解读为“通向你内在自我的窗口”（Hermansen 2016g）。史蒂文·萨特克利夫（Steven Sutcliffe）（2014）在总结关于另类灵性的质性研究时指出，新时代实践者更有可能来自在风险社会中争夺地位和位置的中间社会阶层。新时代实践与诸如健康、自信、富足（Bruce 2002）、问题解决、自我疗愈和个人成长（Aupers and Houtman 2010）等世俗目标无缝契合。¶

除了与新时代灵性之间较为明显的共鸣之外，致梦显化的可能性条件还在于“神经中心主义”的意识形态：即认为大脑是人性和社会生活之基础的观念，以及相信神经科学能够揭示关于自我与社会的深刻真理（Vidal and Ortega 2017）。这种认为我们能够在活体大脑中理解心智——人类的信念、情绪和行为——的预设，得益于脑成像技术的发展，如 20 世纪 70 年代的计算机断层扫描（CT）和 80 年代的磁共振成像（MRI）。据社会学家尼古拉斯·罗斯（Nikolas Rose）和历史学家乔埃尔·阿比-拉谢德（Joelle Abi-Rached）（2013）所说，这种视觉想象对神经科学这一事业至关重要：神经科学整合了来自心理学和数学等迥然不同学科的研究者，以理解大脑作为干预大脑的途径。这种干预主要以精神药理学的形式出现。如今，为治疗神经精神疾病而开发的药物越来越多地被用于增强；这些干预以梦叶和阿尔法大脑这样的益智药为形式，通过化学方式调节大脑状态，据称能让健康的大脑变得更好（Farah 2012）。¶

神经增强——无论是为了清醒时的认知还是做梦时的创造力——都建立在关于大脑可塑性的神经科学想象之上。在沃克（2017）、勃兰特和伊格曼（2017）等人关于做梦和创造力的通俗神经科学著作中，神经可塑性话语显而易见：它们坚称大脑是灵活的、适应性强的，并且拥有几乎无限的形成新联想模式的潜力。女性主义学者维多利亚·皮茨-泰勒（Victoria Pitts-Taylor）（2010）指出，可塑性把大脑框定为终极的生物资源：一种未被开发的潜能，必须通过唤起新的意识状态、激发新的思维模式来训练它建立新的突触联结。这些增强与可塑性的话语，通过与改造身体相联系的个人自我照护与自我负责的新自由主义伦理来召唤主体。罗斯和阿比-拉谢德（2013, 23）感叹道：“又一次，如今以神经的形式，我们被迫为我们的生物性负责，管理我们的大脑，以承担自由的责任。”¶

在自我灵性与神经可塑性的这一新自由主义背景之下，显化的意识形态作为意识黑客“由内而外的改变”这一抱负的一个貌似合理的基础，变得清晰起来。毕竟，如果在我们心智的沙盒中显化某物，在神经元层面上等同于在我们的生活中将其实现，那么社会变革就不过是个体转化的累积效应。正如积极心理学那种要求人们为良好感受而感觉良好的情动递归一样，意识黑客的显化模式“预设了其自身对象的承诺性质”（Ahmed 2010, 8）。意识黑客的核心是一个空位，可以用任何个人觉得正确、美好、真实和神圣的东西去显化填充。清醒梦者把它简单地称为“虚空”（the void）：一种感官性的、几何性的而非再现性的极简梦境（Johnson 2014）。就像自助作家罗伯特·瓦格纳（2012）关于蓝色圆点的梦一样，清醒的虚空承诺着灵性启示、神经灵活化和创造性灵感。虚空的承诺性可塑性，使意识黑客们免于为显化的杂糅不拘及其将个体转化与社会变革混为一谈负责。理解意识黑客的虚空，为洞察神经文化与平台资本主义交汇处那些未经审视的空间提供了批判性的视角——在那里，人类意图并未得到超越，而是被绕过了。¶

通过大脑绕过心智（Bypassing the Mind through the Brain）

清醒梦的神经文化与社交媒体的数据文化共享着一个操作性前提。就做梦而言，我们潜意识的种种叙事和我们超越体验的种种意义同样正当，也同样无从验证。就平台资本主义而言，我们网络活动中多样的再现性内容和语义内容同样具有生产性，也同样无需解读。例如，社交媒体平台并不关心我们喜欢某人的复杂原因；平台关心的是可以通过追踪我们的参与度指标来预测的约会模式（Andrejevic 2020）。科学技术研究学者约翰内斯·布鲁德（Johannes Bruder）（2019）将之置于语境中指出，神经科学将社会主体还原为其大脑基质，是受到了植根于行为主义对 20 世纪心理学之影响的实验性刺激-反应范式的启发。刺激-反应范式的行为主义根源，在平台为优化参与度而进行的 A/B 测试中大量繁衍。在神经文化和平台资本主义的案例中，做梦与交流的阐释性和因果性特质在操作上都无关紧要；相关性要到药理学输入和设计输入、创造力输出和参与度输出，以及它们通过生理学关联物和计算关联物所受的调节中去寻找。神经文化与数据文化中对主体性的这种绕过，可以追溯到媒介形式与再现之间的辩证法，以及对何者算作媒介、何者被指定为内容的不断变化的理解。¶

随着新时代灵性穿过七十年代的迷幻文化和加州波西米亚，神经科学、心理学与神秘主义之间的张力通过工具、技术和技艺被重新描述：宗教研究学者兼技术作家埃里克·戴维斯（Erik Davis）（2019）正是以此来描述他所谓的“意识产业”（consciousness industry）。意识黑客正是从这种玄秘仪式与实用程序的汇流中诞生的；在对主体性的实验中，重要的不是如何或为何，而是某一程序能否产生幻象体验。据戴维斯所说，意识本身被想象为一种媒介或界面，各种不同的信息和感觉都可以接入其中。戴维斯（2019, 79）援引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对意识产业的广泛影响，概括道：“如果媒介即讯息，那么对许多求道者和心灵航行者（psychonauts）来说，意识就成了终极媒介。”¶

在意识黑客把心智建模为 REM 和 DMN 等大脑状态之媒介的过程中，被绕过的是梦与超越体验的再现性内容及其政治。例如，梦叶的博客几乎没有对梦境内容的描述；大多数帖子鼓励读者利用清醒，在梦中和生活中显化他们自己的欲望——无论是生产性的、享乐性的还是沉思性的。同样，沃尔克关于亡母之梦的点睛之笔，不在于梦本身的意义，而在于其显化的逼真度和宣泄的有效性（The Joe Rogan Experience 2013）。此外，瓦格纳（Wagonner）关于蓝色圆点之梦中的认知性体验描述（Conscious.TV 2012），或者 MEQ30（Barrett et al. 2015），都很少传达神秘体验的阐释性意义。认知性体验的性质——个体的、孤立的、出乎意料的——又加剧了这种含混。考特尼·本德（Courtney Bender）（2010）基于她对新英格兰神秘主义者的民族志研究指出，这些体验的意义可以被递归地阐释，并且抗拒社会学意义上的证伪。¶

这种把灵性体验从集体沉思中黑箱化的倾向，又因新时代的长青主义（perennialism）而加剧：长青主义相信不同的宗教传统同样有效，因为它们本质上都崇拜同一个遍布宇宙和人体的神圣源头（Aupers and Houtman 2014）。这种长青主义帮助新时代灵性整合了多种多样的宗教、哲学和心理学观念与实践，也帮助它凝聚为一场个人主义的、去中心化的运动（Urban 2015）。尽管如此，我们所认为的灵性并不是一种中立的现象学描述，而是“在医学、宗教和艺术等机构中被积极生产出来的”（Bender 2010, 23）。¶

本章已经论证，将清醒梦益智药用于超越性体验，是在神经科学想象、创新律令和新时代世界观之中被积极生产出来的。意识黑客中对认知性体验的黑箱化，并不像为自我优化而将变异状态合理化那样简单直接。例如，觉醒未来指南告诫参与者警惕那些掏空沉思过程的“灵性绕道”（spiritual bypassing）和“享乐捷径”（hedonic shortcuts）：¶

一种鼓励通过享乐主义或压抑来走捷径的技术，不是未来的意识黑客工具。话虽如此，我们决不能把效能的提升与绕道混为一谈。（Awakened Futures 2020）

意识黑客们相信，将灵性觉醒的大脑状态自动化，不必以真正的开悟为代价；他们相信，在把神圣的意识状态用作创造力与绩效的媒介时，不必牺牲其正当性。戴维斯（2019, 84）在评论七十年代 LSD 那吊诡的兴起时指出，这种迷幻药使各种宗教或神秘体验变得更加可见，但这样做的同时也促成了“把灵魂还原为大脑”。然而，这种技术天真所引发的任何逻辑矛盾或文化冲突，都被显化这剂包容一切的香膏抚平了。这就是为什么意识黑客们可以分享他们的超越技术，却不必争论其目的；这也是为什么意识黑客可以在共享集体实践的同时，在政治上原子化。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社群真正的“黑客手法”（hack）并不是对变异状态的技术药理学自动化，而是显化的意识形态。¶

理解显化这一神经文化的黑客手法，为将虚拟现实中情绪的自动化与监控资本主义中主体性的自动化加以政治化，提供了一个批判性的对照。媒介学者丽莎·中村（Lisa Nakamura）（2020）认为，尽管当代 VR 被呈现为一种用于伦理决策的教育工具，它真正的价值却在于作为一种身体黑客，用以激发共情这类道德上“良好”的感受，服务于反种族主义和反性别歧视。“就像代餐包，或其他为通过减少分心来增强专注而创造的科技行业技术一样，VR 将感受的劳动自动化了”（Nakamura 2020, 60）。媒介学者马克·安德烈耶维奇（Mark Andrejevic）（2020）就数据驱动系统中自动化决策的承诺提出了类似的论点，这些系统的前提是在消费、流动或安全方面先发制人地预判人类行为与风险。通过绕过人类的能动性、意图和主体性，这种决策“把公民生活的劳动卸载给自动化系统——它设想通过抹除社会生活来使之完美”（Andrejevic 2020, 109）。这种通过自动化实现的抹除，可以追溯到早期关于大数据的炒作（boyd and Crawford 2011），其典型便是《连线》（Wired）编辑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2008）关于“理论的终结”（End of Theory）的宣言：只要数据足够多，数字就能自己说话，语义分析或因果分析因而变得多余。信息学学者杰弗里·鲍克（Geoffrey Bowker）（2014）驳斥了这种炒作，强调数据是由分类等阐释过程构成的，并将这种对人类意义的规避与科学中行为主义的兴起和社会中神经药理学的兴起联系起来。¶

这种对人类主体性的绕过和对人类审议的排除，没有哪里比在神经营销（neuromarketing）的案例中更加突出了。法律学者马克·巴塞洛缪（Mark Bartholomew）（2017）指出，神经营销的前提是：对大脑活动的观察比任何消费者调查都能产生更好的洞见、带来更有效的营销结果。其做法是测量大脑对商品和广告等刺激的情绪反应，并根据对这些躯体标记（somatic markers）的分析对消费者进行细分。安德烈耶维奇（2012）报告说，神经营销的倡导者宣扬神经数据中的这些躯体标记更高效、更有效，因为它绕过了有意识的理性审议这条较慢的路径。与数据驱动的决策系统一样，神经营销为了预测的目的而优先考虑数据点之间的相关性，并在此过程中把因果性问题黑箱化了。¶

神经营销摒弃了由尼尔森（Nielsen）开创的市场研究模式，后者通过书面或口头信息与消费者进行某种形式的对话。神经营销则声称要绕过人们所说的话，直接抵达他们感受的源头——大脑。按照这一逻辑，直接的知识形式被社会性所污染，进而被语言和意识所污染（Andrejevic 2012）。巴塞洛缪（2017, 105）认为，神经营销通过在消费者意识之外收集其反馈，削弱了“市场的民主承诺，[这一承诺]在于相信市场会回应消费者的声音，无论是通过消费选择，还是通过传统市场研究中更为具体的反馈”。¶

意识黑客、神经营销，乃至平台资本主义，都可以被理解为媒介学者托尼·桑普森（Tony Sampson）（2016）所说的神经资本主义（neurocapitalism）：即运用神经科学的发现和技术，使工作与休息中的身体和心智与效率管理的理性和体制相协调。更广泛地说，神经文化将神经科学的范式应用于经济学、艺术和教育等多种领域。神经伦理学家玛莎·法拉（Martha Farah）（2012）指出，神经科学支持一种物理主义观点，即人类的思想、感受和行动都是物理机制的结果。¶

具体而言在致梦创新中，一般而言在平台资本主义中，情绪、主体性和社会性的自动化都声称能提供那些被人类的思考、意图和审议所妨碍的效率。与此相仿，意识黑客的案例把超越的神经关联物自动化，使之不受人类沉思的羁绊。正如巴塞洛缪所警告的，这种自动化是以自由民主的程序、并最终以其原则为代价的。神经文化清算了我们决定的能力；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等系统不是诉诸有意识的选择，而是把人类的决定消解于概率的计算之中（Stiegler 2020），这些计算先发制人地排除能动性、自发性和风险，以便规划出可能的未来（Andrejevic 2020）。无论是对面向人类行为期货市场（Zuboff 2019）的平台机制的设计，还是对它的批判（Van Dijck, de Waal, and Poell 2018），其底层都是那些熟悉的还原：将主体性还原为行为，将心智还原为大脑，将经验还原为中介。通过做梦实践与平台机制，神经文化不仅在重新框定我们如何理解人，也在重新框定我们在人类社会中如何彼此相处。¶

法拉（2010）指出，神经伦理学领域正在思考的社会与伦理后果，不仅来自对人类大脑的增强，也来自那种使人类心智受制于预测、影响和控制的总体性物理主义范式。神经科学不仅仅是增强人性的工具，它还框定了思考人性、人格及其被规避的新方式（Farah 2012）。终结理论的数据逻辑驱力，往好里说是把政策引向减轻计算决策系统中的不公，往坏里说则是否认这些不公是广泛社会力量的一部分（Bowker 2014）。在这个意义上，被神经文化塑造的平台是一种药（pharmakon）：“一种总是包含毒性成分的解药，一种总是具有治疗功效的毒药”（Stiegler 2020, 173）。尽管药的毒性无法被消除，斯蒂格勒（Stiegler）在其对神经经济学和神经营销的分析中坚持认为，其毒害是可以被抵抗的，而这些反作用力构成了知识的斗争。本章呼吁一种具有文化意识的神经伦理学，它质疑神经科学的物理主义范式，不仅质疑其对人的重新定义，也质疑其对社会的重新框定。哲学家卡特琳·马拉布（Catherine Malabou）（2008）认为，神经元本身就是一种政治和意识形态的建构，并由经济和社会语境交互决定：例如，大脑的可塑性将后福特主义社会中关于灵活性与优化的预设和抱负自然化了。在意识黑客的手法中，正如在平台机制中一样，神经元自我的生物基质被以工程术语加以操作化（Bruder 2019）：比做梦和交流的过程更重要的，是创造力和参与度的可测量结果。¶

做梦的神经人文学（The Neurohumanities of Dreaming）

致梦创新的案例阐明了当代自我塑造的灵性模式、技术模式与药理学模式如何在意识黑客中汇合。本章分析了清醒梦益智药如何把创造性问题解决这一世俗目标与灵性觉醒综合起来，从而通过三重框架为心智建模：创新的设计思维、新时代的自我灵性，以及意识黑客的神经中心主义。本章认为，意识黑客把心智建模为一个沙盒，用以掌控自己的思想、显化自己的意志，而资本主义神经文化则把心智建模为一个黑箱，有待通过技术药理学的黑客手法去绕过。这些显化与绕过做梦之诠释学的汇流冲动，与平台资本主义对内容不加区分地将用户参与度商品化的机制相平行。我们睡梦的清醒与我们清醒时欲望的晦暗，都被一种追求效能而非阐明的神经工程思维所绕过。¶

皮茨-泰勒（2010, 648）概括道：“神经科学目前正服务于不民主的目的，但它可以被置于解放政治的服务之下。”梦提供了一个孔隙，让我们不仅可以批判平台资本主义与神经文化的交汇，还可以将其显化与绕过的双重冲动政治化。梦曾被不同地理解为废料、本质和资源。人类学的研究路径把做梦分析为美洲原住民社会中通往精灵与神祇的集体门户（Tedlock 2004）。批判理论则把睡眠和梦定位为内在体验，需要加以保护，以免被脑部扫描仪医学化、被信息资本主义优化（Crary 2013）。与它所批判的睡眠文化一样，批判理论把梦理解为人类主体性的潜在本质，这就把做梦置于西方文化的边缘，使之成为一个蛰伏的、被动的、消极的空间，有待为清醒时的功能而被工具化（Fuller 2018）。睡眠文化及其批判都借鉴了知识界和大众关于大脑的观念，即把大脑视为一口原始能量的源泉，可以被导向不同的目的。¶

然而，梦不只是创造力或生产力的神经生物学媒介；它们还是能动性的想象性源泉。人类学家查尔斯·斯图尔特（Charles Stewart）（2012）在报告希腊纳克索斯岛（Naxos）上做梦的形式与仪式时认为，梦的社会共鸣——当不同个体相继地、集体地做着相似的梦时——是人们再现过去、并为当下的行动构想劝诫的一种方式。斯图尔特（2012, 212）概括道，集体行动的形式始于梦中，激励公众“去处理能动性的问题，即必须运用关于过去的知识来面对未来”。对致梦剂的批判必须关注梦的这种生命力；对平台的批判必须处理过去的想象性潜能，而非其预测性潜能；对神经中心主义之生物还原论的批判，必须动摇它自身对人文主义的诉求。¶

在针对意识黑客和平台资本主义之神经中心主义的批判性介入中直面人文主义，将要求我们与神经人文学（neurohumanities）打交道。人文学科的阐释工作传统上是从人类自我、人类思想及其与世界之关系的首要地位出发的。这一工作也受到人类对意义的追寻和对世界之连贯性的美学追求的驱动。神经人文学在 N. 凯瑟琳·海尔斯（N. Katherine Hayles）（2017）等人的著作中兴起，它试图通过使我们的政治与非意识认知（nonconscious cognition）的过程相协调，来去中心化心灵主义式的人类例外论；在这些过程中，人类存在与非人类生命和物质过程处在同一个连续统上。这一路径承认，一切形式的意识——人类的与非人类的、生物的与技术的——都源自底层的物质过程（Hayles 2017）。这一路径也承认，认知、情动与感知（aisthesis）的过程先于意识并超出意识（Shaviro 2016）。¶

随着人类与非人类生命以及物质与机器智能所构成的认知集合体（cognitive assemblages）改变着我们星球的状况，海尔斯（2017, 216）强调，“人文学科应当而且必须核心地参与到对其影响的分析、阐释和理解之中”。神经人文主义的这一认识，不应使我们无法对神经文化在药理学或计算（Bruder 2019）方面的种种体制形式与大众形式加以政治化。我们不应向这些神经力量屈服，而必须发展出神经学反思性（neurological reflexivity）（Rowson 2011；转引自 Rose and Abi-Rached 2013），把神经过程作为意识形态构成以及认知集合体的一部分来对待——不是作为一个工程问题，而是作为一项政治律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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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