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走向界间事实

赋予不相称性问题以意义

既然我们已经走到这样一步：必然要把一个对象置于对象的织体之中，而其中所有对象都是可连接的，那么我们便需要退后一步，追问：专注于这种可连接性的必然性，是否使我们无意中舍弃了对象？对象织体与存在的“无规定性团块”究竟有何区别？强调对象之间关系的必然性，是否就是在上掘对象？¶

西蒙东区分了他称为“个体”的对象与尚未个体化的“前个体”，尽管在后者之中，个体化的“原则”已经“开始运作”。^[1]在我们所描述的织体中，没有非对象，因为正如我们此前试图表明的，就连非关系也参与生成关系。因此，尽管在OOO中（包括我们关于扩展它的有限建议中）非对象不可设想，西蒙东的“个体化”概念仍有助于理解对象最初如何产生。对象生成发生在时间之中吗？是否所有对象总是已经现实化，正如织体概念似乎暗示的那样？甚至在巴斯德面对微生物之前，微生物不就已经作为对象而存在了吗？¶

微生物早已被编织进对象织体，只是可以说，巴斯德距离它还太远，无法赋予它意义，也无法用一种能在科学共同体所覆盖的那部分织体内建立接口的方式来描述它。巴斯德所做的是接口的工作：这一概念， 也就是“两个量级”之间的“相容化”，^[2]是西蒙东的一个概念，我们想更详细地考察它。¶

为了接近西蒙东，我们借助米格尔·佩纳斯·洛佩斯（Miguel Penas López）的研究。他追问：当哈曼拒斥无定者（apeiron）的概念时，他究竟拒斥了什么？^[3]首先，我们想讨论西蒙东的“前个体”是否不同于无定者的概念。前苏格拉底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把无定者提出为一切存在的源头，以及万物最终归返之处。称它为万物的实体，多少会造成误导，因为无定者产生了众多实体。然而，既然所有实体都可以归属于无定者，哈曼便将这一概念读作对实体多样性的拒斥，从而也是对个体（对象）的拒斥。因此，尽管对哈曼与西蒙东而言，个体都是首要实在，两人哲学之间的差异却在讨论对象生成时变得明显。¶

我们在第4章简略触及了OOO中的对象生成问题，由此进入了识别问题。我们还在任何此类陈述的相对性中遭遇了对象生成问题：此前的意见是，只有当对象的接口不发生变化时，才能把它视为稳定的（因而才能根本把它视为一个对象）。由于在OOO中，实在对象是黑箱，我们只能依据它在感性对象生成过程中、当我们与它发生关系时所暴露的接口，来判定其稳定性。问题是：对象要存在，是否不仅必须提供接口，还必须实际与其他对象进行接口连接？佩纳斯·洛佩斯对西蒙东的解读支持这一想法。西蒙东认为：“对象不是它们所具有的关系，而是对象就是关系。”^[4]佩纳斯·洛佩斯进一步澄清：“每个对象都需要其他实在，才能存在并在时间中持续。”^[5]所以，我们知道，在OOO中，每一关系都会立即构成一个对象，但这个过程更确切地如何运作，仍不清楚。OOO中的对象似乎只有在事后才获得正当性：一旦证明了自身的独立性与稳定性，它们才被授予对象地位。而使它们成为对象的东西，对那些先前彼此分离的对象具有追溯性作用。但如果对象只有通过追溯才成为对象，岂不是把本体论上的优先性赋予了它们的关系？这肯定不相容于OOO。解决这个问题，仍然要把对象生成从一种在时间中发生的过程这一看法中解放出来。¶

OOO对对象生成的描述，并未说明各部分乃至它们的背景如何赋形于新形成的复合对象。佩纳斯·洛佩斯正确地指出，哈曼“没有解释非意向性实在对象的生成是怎样产生的，而这恰好是西蒙东的个体化哲学试图展开的形而上学问题”。^[6]对象生成问题，也就是个体化问题，是西蒙东特别关注的。而哈曼关注的是从已有个体（也就是对象）出发的对象生成；西蒙东的目标则是“解释个体的生成及其后续的个体化”，办法是“确立存在是比个体更多的东西。这是哈曼无法接受的，而争论的中心正是前个体实在这一概念”。^[7]¶

在这里，佩纳斯·洛佩斯和哈曼都受到了误导：哈曼完全接受、甚至要求，对象总是多于单纯的对象。他也接受，对象解释涌现的能力有双重来源：对象包含实在的剩余，后者处于任何对象四重结构的一极；同时，对象又相对独立于它所从属的更大复合对象。西蒙东把实在的剩余置于对象之外，哈曼则把它置于对象之内。因此，哈曼通过给对象附加一些无法把握的实在碎片来解释这一剩余，却没有提供任何办法，将这些碎片归为某个特定实在对象的统一体。他要求任何四重存在者的任何潜能，都成为它的一部分：要么作为它的实在对象极，要么作为该对象所从属的任何更大复合对象的某一实在对象极。〔译注：原文“He needs to any potential”疑有漏词，此处按上下文译出其要求之意。〕这一未来作用于实在的能力储库（正如第1章中我们对实在对象的描述），以及这一储库和与其他对象的关系所带来的不可预测性，便是OOO中解释涌现的依据。哈曼认为：“所谓‘前个体’哲学，把世界看作一个半分化的团块，由人类理智任意切割成碎片。”^[8]这种策略被视为还原主义下挖的一种变体，它无法解释“对象相对于其组成片段或历史的相对独立性，这一现象更常被称作涌现。对象不等于其原子的精确排列，因为在一定限度内，可以替换、移除或移动这些原子，而不改变作为整体的对象”。^[9]¶

哈曼对西蒙东的批评多少失之错位，理由有二。首先，这种“由人类理智进行的切割”所产生的结果，与哈曼所谓在感性对象生成过程中发生的扭曲并无不同。其次，大多数遭遇都类似于“切割”，因为它们朝着某种“预期”的对象推进。这种预期源自对象所暴露的预先规定的接口：对象一旦共享接口，就可以彼此遭遇（这一原则同样在现象学方法中起作用）。但如果运用OOO自身的立场，即个体化过程绝不限于人类理智，那么反对西蒙东的论证便无法成立。松鼠从泥土中取出橡子，蝙蝠接收其超声波在洞壁上形成的特定反射，甚至石头恰恰“挑选”出与磨蚀它的水相遭遇的方式，这些都表明，每个对象显然都有自己的遭遇过程，因而也有自己的个体化过程。这与OOO并不矛盾，反而与之完全相容。哈曼对前个体的拒斥，必须另寻依据。看来，前个体对哈曼而言有两种时间维度：第一，他把可以通过心灵运动而克服的“前对象”状态，看作先于对象状态而存在。这里存在一个前与后的意思。第二，前个体也具有同时性：心灵的运动意味着，作为个体的心灵与被从中切割出对象的前个体共同存在。¶

如果人类心灵生成对象这一过程的任意性，足以构成反驳前个体的理由，那么我们就需要反驳所有容许意向对象的哲学，因为它们都可能具有任意性。在OOO中，只要任意的感性对象是由两个实在对象共同产生的——在某些情况下，其中一个是人类心灵——生成这类感性对象就完全可以接受。只要不把感性对象生产的这一特例视为在本体论上更优越（更不用说把它视为唯一的情况），OOO就应该对西蒙东带来的概念注入保持开放。尤其是在解释对象生成时，西蒙东大有帮助。佩纳斯·洛佩斯概括道：¶

个体进行着相容化的工作，而且它在多大程度上赋予此前仅仅是不相称性的东西以意义，就在多大程度上存在。这项工作刻画了每个对象的 此性。它甚至可以称作对象的同一性。无论如何，这种同一性都不是被设想为某种底层实体的不变特征，而是一种中介活动。……因此，个体发生、信息、转导和个体化，是同一过程的不同名称：个体及其关联环境的生成，信息的活动或运作，奇异性在亚稳态场中的转导。^[10]

亚稳态是一种在这里作比喻使用的物理现象：它指一个系统在相当长时间内并不处于最低能量状态。因此，亚稳态系统可能在某一时刻转变为另一种在能量上更有利的配置。西蒙东的亚稳态平衡，既容许伽达默尔的意义内在统一体，也容许OOO中哈曼的复合对象：一个由对象组成的对象，这些组成对象共同提供某种独立的稳定性，并向外部对象提供统一的接口。它为魅惑增添了意义。¶

“什么以什么为根据？”这一存在论问题，关乎本体论优先性；佩纳斯·洛佩斯在这个问题中找到了哈曼舍弃西蒙东的原因。佩纳斯·洛佩斯指出，哈曼严格区分个体与个体化过程，并认为西蒙东把后者置于前者之前。然而，OOO在舍弃前个体概念的同时，也舍弃了随之而来的有价值洞见。¶

显然，哈曼把西蒙东读作将关系置于对象之前。他没有承认，西蒙东的前个体是异质的，因而并非无规定性。它并不是在每个地方都一样。我们建议把西蒙东的前个体理解为实在的剩余，一个尚未涌现出分明的感性对象的储库。西蒙东的哲学与OOO的区别，在于任何给定时刻，对象在感性层面实现到了什么程度。但是，当我们认真看待哈曼的观点，即关系实际上是“将［这］两者统一起来的联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时，^[11]我们实际上就得到了西蒙东的个体化原则：¶

［这一］个体化原则来自一种向后运作的生成，一种“逆向的”个体发生， 因为要解释个体及其规定性特征的生成，就必须预设一个第一项、一个原则的存在，它能够充分解释个体如何成为个体，并说明其独一性。^[12]

这个“第一项”可以在对象的追溯性中找到——而泛对象就是这一原则的实现。对象被赋予本体论优先性，是因为从泛对象模型中可以必然地推出：对于每个实在对象，至少有一个感性对象会在其与另一实在对象的遭遇中生成。不存在这样的实在对象：它甚至不具有以替代方式与另一实在对象发生关系的可能性。泛对象是一个多，也可以改用西蒙东的一个术语，称它为由亚稳态场组成的场。有必要认清这样一条微妙的界线：西蒙东把对象的同一性理解为对象所做之事，而我们把对象理解为它所提供的接口。提供接口并非一种活动，而是一种潜能。¶

西蒙东把无定者这一概念重新设想为“可能之物的实在”，佩纳斯·洛佩斯将其解释为一种“异质性，［它］不能被理解为‘一个半流质、整体性的准团块’”，^[13]从而拒绝了哈曼对过程哲学的批评。前个体实在的异质性，最初就使个体化成为可能。如果西蒙东关于个体化的研究止步于此，哈曼的解读或许可以成立。但西蒙东补充说：“因此，个体化呈现为存在之生成的可能性之一，它满足某些已规定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在“一种间隙实在中”给出的，“它能够以独特方式解决量级的异质性所提出的问题”，而对象则把意义赋予此前“仅仅是不相称性”的东西。^[14]但既然个体对西蒙东而言是“终极实在”，^[15]而对哈曼而言，对象之外别无他物，那么尚且不是对象的东西，究竟处于什么地位？¶

我们想提出：应把个体理解为赋予不相称性问题以意义，而不仅仅是赋予不相称性本身以意义。这样就清楚了，西蒙东的个体就是哈曼所说的魅惑：“魅惑就是革命本身的原则，因为只有魅惑能够通过在对象之间生成新的 关系，从实在的一种状态向下一种状态作出量子跃迁。”^[16]作出量子跃迁，意味着通过新的接口遭遇一个对象。从感性对象的视角来看，无定者正在被消解，因为对象已经在两个世界之间起中介作用，而这两个世界的接口，恰恰被这个实行中介的对象明确规定了。因此，个体既不应被理解为从无定者中任意切割出碎片的东西，也不应被理解为解决问题的原则，而应被理解为命名、识别问题的原则。命名（并继而解决）一个问题的必要性，与所涉及的对象相互依存。因此，当佩纳斯·洛佩斯与西蒙东一道认为，个体“赋予”不相称性“以意义”时，我们必须追问：对谁或对什么而言的意义？这样我们便理解了，意义存在于感性对象中，而不在感性对象中的东西无法把握，因而也无法识别。由此可见，OOO中无定者所剩下的，就是尚未在感性上向某个特定对象呈现的东西，甚至还不能作为问题向它呈现。无定者的绝对性只保留在这样一个想法中：我们永远无法知道，对我们仅仅呈现为不相称性的东西，是否对某个其他对象而言具有意义。我们就像早期的动物学家，没有赋予海豚发出的声音任何意义，尽管那实际上是一种语言，因而对其他海豚极有意义。¶

作为某物之扭曲的扭曲——胡塞尔

上一章通过说明对象四重结构不能孤立存在，并把异相对象引入为一种让对象生成能够以已有对象为基础而发生的方式，发展出了对象织体的概念。我们还得出一种看法：从所有失败的关系（即非关系）中，都必须产生非对象，它们以与非对象的关系的形式出现；我们将这些关系称作非关系。这些非关系，与一个对象的关系一样，都构成了它的同一性。非关系与关系共同构成一个织体，该织体由《四重对象》中所描述的四重结构组成。这个织体可以解释对象的生成与整合，因而也许能够为对象识别问题带来一些启发。我们试图借助织体说明对象如何相互作用；要解释面向对象本体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就必须这样做。这个关键问题就是：它如何指称那些被定义得十分宽泛、模糊的对象；它称对象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背景与 内部运作，却又宣称，恰恰是这种模糊性构成了其哲学的核心特征。事实上，哈曼把对象可识别性的问题仅仅看作一个“方法论”问题，因为“识别对象的困难，正是［OOO的］全部要点”。^[17]他所指的是，实在对象及其性质都不可通达，这就阻止了对对象本质的直接通达，因为本质恰恰处在这两极之间的张力之中。¶

关于对象独立性的这种模糊性，还延伸到了它在感性领域中的存在本身：“感性对象如果不为我而存在，或者不为某个耗费精力认真对待它的其他行动者而存在，它们甚至就根本不会存在。”^[18]这两种观念如何联系？对象的独立性，与它对被认真对待的依赖，彼此如何影响？我们必须首先指出，关系的“认真性”只对感性对象而言才是必要的。但既然我们已经知道，两个实在对象通过它们共同创造的感性对象，以替代方式相遭遇，我们就必须问：一个行动者（它同样也是一个实在对象）究竟必须认真对待什么？那不可能是另一个实在对象，因为实在对象不可通达。因此，正如我们在博物馆参观者注意到一幅画、随后却不再关注它的例子中看到的，感性对象可能形成，然后又消失。所以，一个感性对象必须得到照料（或被“认真对待”），才能持续存在。在感性对象得以成功且持续地生成的情况下，参与这一过程的两个实在对象必定拥有可供使用的相容接口；否则，便连创造新感性对象的一丝可能都不会有：这一关系会一直是非关系。¶

但无论生成的是怎样的感性对象，OOO都认为，该感性对象是实在对象的扭曲，这造成了两个问题：即使承认扭曲是某种新东西的生产，把感性对象仅仅视为实在对象的扭曲版本这一观念，仍然（1）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生成感性对象至少需要两个实在对象参与；并且（2）装作拥有充分知识，可以识别那个据称遭到扭曲的实在对象。既然扭曲始终是一个对象的扭曲，我们就需要能够把扭曲识别为扭曲。由于实在对象始终不可通达，OOO无法说明不同 程度的扭曲，所以我们曾建议通过在时间中追踪对象来识别它；然而，我们将看到，这一想法同样存在缺陷。把问题反过来，情况就更糟：当两个实在对象的感性对象在遭遇中表现相同时，我们如何知道自己所指的是两个不同的实在对象？¶

如果存在多个相同的艾多斯，就不可能可靠地区分对象：这不仅是在现象层面，而且是在本体层面（OOO并未明确规定，所有艾多斯是否都必须独一无二）。任何对象的本质都是独一无二的，这一说法确实讲得通，因为一个对象的实在性只能在实在中实现一次；但我们无法排除不同实在在遭遇中以同样方式呈现的可能。只有一个被剥除了与其另一个（第二个）实在对象之关系的一切影响的感性对象，才能可靠地把不同的实在对象识别为不同对象。然而，这种未连接的感性对象一旦失去与实在的关系，就会停止存在。由于四重对象模型中不可能有这样的对象，我们仍然面对这个问题：即使不能有两种相同的本质，在OOO中也无法排除相同的艾多斯。¶

这些问题再次显示了识别实在对象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感性的东西（通达实在的唯一途径）总是受到另一个实在对象的影响，这不仅使接近实在对象变得困难，而且使指向任何确定对象成为不可能。人们甚至不能认为，某个给定的感性对象确实指向任何一个实在对象，因为（在一对一接触的情况下）不可能知道给定现象的哪一部分是实体，哪一部分仅仅是扭曲。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对于一种赋予对象本体论优先性的哲学来说，OOO中的此性却无比脆弱。¶

当然，人们可以认为，所有被“认真”对待的对象—对象关系都会产生实在对象，因此绝不可能指向不存在的实在。但这样一来，实在的实体就毫无用处了：感性与实在会坍缩为一体，随之出现大量新的问题和悖论。^[19]与他的老师弗兰茨·布伦塔诺一样，胡塞尔认为，意识必然是对某物的意识；对他而言，给予意识的东西，就是如其在实在中实际被给予的那样的事物。^[20]然而，胡塞尔把经验中的事物置于本体论上的优先位置，把实在对象仅仅置于经验之中，最终便成为一个“面向对象的 唯心主义者”。^[21]尽管OOO被构想为一种实在论哲学，它仍在一些关键方面把自己置于胡塞尔的传统之中：对对象给予应有的关注，并运用现象学方法来通达感性对象。哈曼认为：“在这个方面，OOO能够提供的，只有现象学所提供的那同一类方法。”^[22]至于通达实在对象，OOO接受其为海德格尔式的谜。¶

运用现象学方法，以克服主体添加到事物中的东西时，人们必须先假定该对象的存在，然后才能对它实行本质还原。如此一来，本应作为独立于主体的真实命题而被发现的东西，却是通过相关作用创造出来的。胡塞尔提出了一个“简单却影响深远的［论点］：意识的实际生活所关注的是对象，而不是感觉材料”。^[23]所以，人类意识并不专注于“红”或“甜”，而总是“得到”统一的对象。哈曼把胡塞尔解读为：“人的觉知中遍布对象化行为，这些行为已经把世界切割成彼此分离的片段。”在《游击形而上学》中，谈到“我们不断向统一对象进发”^[24]的这个节点时，哈曼与现象学唯心主义分道扬镳，主张产生统一对象的并不是意识。相反，给予意识的东西，“本来就已经具有自身的客观结构，从一开始就分成了确定的形式”。^[25]¶

对胡塞尔而言，对象化过程发生在意识之中；又因为他认为，这些对象就是在实在中被给予的对象，他的立场便是彻底的唯心主义。对哈曼而言，实在对象独立于意识（或任何形式的遭遇）而存在。然而，为了生成感性对象，它们必须受到其他对象的“认真对待”。这留下了一个关键问题：在OOO中，“给予”意识的是什么对象？实在对象不可能被给予，因为它们不可通达。感性对象则不能不被看作“被给予”的（如同在笛卡尔那里由神保证知觉的正确性），因为它是在两个实在对象的遭遇中生成的。〔译注：原文为“cannot not be regarded”，按字面保留双重否定；这与本段关于感性对象由遭遇生成的论述存在张力，可能为原文笔误。〕但OOO认为，感性对象对实在对象的表征总是扭曲的。然而，扭曲始终是对某物的扭曲。我们认为，只有知道作为基准的对象、实在对象、那个遭到扭曲的对象，才可能把扭曲识别为扭曲。然而，在OOO中这是不可能的。¶

现象学家从一个假定的本质内部开展工作，这个本质就是感性对象，而它已经是其本然不可知的实在对象的扭曲版本。人们不得不预设一个本质，或者用OOO的术语来说：人们需要通达感性性质与实在性质之间的张力，才能将偶性与本质分离。如果事先不知道这一本质，任何本质还原的结果都必然是一种任意建构，而不扎根于任何客观实在。现象学家只能发现他们认为已经存在于那里的本质。现象学方法没有提供通往实在对象的隐秘路径。¶

作为实践的数学化——梅亚苏与柯尔莫哥洛夫

应该指出，可识别性问题本身究竟有多严重，也是有争议的。哈曼论证说，“如果我们能以完全的确定性识别［一个对象］，那么梅亚苏那样的数学主义便是真的了”。^[26]这种“数学主义”是什么意思？梅亚苏的主张如下：¶

一方面，我们承认，可感者只作为主体与世界的关系而存在；但另一方面，我们坚持，对象的可数学化性质不受这种关系的制约，并且，无论我是否与这个对象发生关系，这些性质都确实以我构想它们的方式存在于对象之中。^[27]

康德认为，物自身，也就是我们会称为实在对象的东西，不可通达，即不可识别，但“可以想象”——梅亚苏把这个立场称为“弱相关主义”。认为“自在”不可想象，则是他所说的“强相关主义”，维特根斯坦和海德格尔共有这一立场。梅亚苏力图通过设定一个独立于所有相关关系的数学绝对者，来克服这两种相关主义。只要自在之物的性质可以数学化，就能够把握它。拒绝思辨、拒绝对绝对者的思考，也就意味着拒绝理解“科学知识的非相关主义模式”。但如果人们愿意思考科学的思辨范围，就必须把数学绝对化。对梅亚苏而言，康德的哥白尼革命实际上是 一次“托勒密式反革命”，因为它颠覆了对非相关主义科学知识的理解。^[28]因此，梅亚苏将自己的哲学重新接回笛卡尔：¶

1. ［笛卡尔的论证］确立了一个绝对者的存在——完美的上帝（或者我们将称之为“第一绝对者”的东西）。2. 它强调，完美的上帝不会欺骗我们，由此从这一第一绝对者推导出数学的绝对效力（或者我们将称之为“派生绝对者”的东西）。所谓“绝对效力”，我们指的是：一个物体的任何可以用数学思考的方面（无论通过算术还是几何），都能够绝对地存在于我之外。然而，如果我们考虑自己的论证应当采取的形式，就看不出除了通达某个绝对者之外，还有什么办法能使数学话语绝对化；即使这个绝对者本身并不直接是数学的（例如完美的上帝），它也必须随后被证明，能够使我们从中推导出数学的绝对性（例如确保广延物体存在的不欺骗的上帝）。^[29]

以绝对的确定性识别对象，需要通达一个绝对者。梅亚苏的哲学允许这样通达绝对者，但只能得出绝对者必然是偶然的这一结论。依照梅亚苏，数学只须遵守一条原则，即不矛盾原则，因为维持偶然性就必须有这条原则：¶

我们曾声称，我们对数学的绝对化将遵循笛卡尔的模型，首先识别一个第一绝对者（与上帝相对应），然后从中推导出一个第二绝对者，也就是数学绝对者（与广延实体相对应）。我们已成功识别一个第一绝对者（混沌）；但与诚实的上帝相反，前者似乎无法保证科学话语的绝对性，因为它远远不能保证秩序，而只能保证每一种秩序都可能遭到毁灭。^[30]

笛卡尔认为，只要遵循《方法谈》（Discours de la méthode）^[31]所概述的方法论，就有可能作出绝对的陈述。乍看之下，笛卡尔与梅亚苏似乎都允许某些认知过程绕过相关关系（或扭曲）。但这里必须区分绝对真理与完整真理。彻底穷尽的可能性，只能属于一个绝对理智，而我们充其量只能在泛对象中找到它；按照今天对OOO的描述，泛对象并不是OOO的一部分。¶

在推翻康德的“哥白尼革命”这一点上，梅亚苏与哈曼有共同之处。康德会认为，我们无法知道数学是否陈述绝对事实，因为这意味着对物自身作出陈述；梅亚苏与哈曼则都进行思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究竟是什么限制了对物自身的通达，看法有所不同。数学绝对者的概念，在一个关键点上与OOO矛盾：梅亚苏允许不经扭曲地通达对象的某些性质，即“对象中所有能够引起数学思想（一个公式或数字化），而不是知觉或感觉的方面”。^[32]梅亚苏认为，这些方面“可以有意义地转化为事物的性质，这个事物不仅是与我在一起时的它，也是没有我时的它”。^[33]他要求哲学“［重新绝对化］数学的范围——由此，与相关主义相反，忠实于思想的哥白尼式去中心化”。^[34]对梅亚苏而言，可数学化的事实不受相关关系影响，而是先于任何相关关系存在。梅亚苏以很笛卡尔式的方式运用正确的理性，允许人们有可能就某些性质作出绝对的陈述。这些陈述未必真实，但“凡是数学上可以设想的，都是绝对可能的”。^[35]他写道，只要我们所指的不是“颜色（而非波长）、热（而非温度）、气味（而非化学反应）”，^[36]我们就能够作出绝对的陈述：¶

伽利略……在位置与速度的变化之外，发现了运动的数学不变量——也就是加速度。从那一刻起，世界变得可以被穷尽地数学化——可数学化者不再指称世界中本质上浸没 于不可数学化者中的某个方面（即表面或轨迹，它仅仅是一个运动物体的表面或轨迹），而是标示着一个能够自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物体及其运动都可以独立于它们的颜色、气味、热等可感性质而得到描述。^[37]

OOO拒绝这种绝对者。在《非物质主义》中，哈曼回应如下：¶

毕竟，任何声称事物可以转化为知识的说法，都无法说明事物与关于它的知识之间显然存在、而且永久存在的区别：即使我们拥有关于一条狗的完美数学化知识，这一知识也仍然不是一条狗。^[38]

哈曼并不反对能够作出绝对命题这一主张，但他指出，关于一个对象的一整套信息，虽然确实自身就是一个对象，却与它所指向的那个对象是相当不同的实体。¶

正如第1章中讨论过的，完全同一地复制一个对象是不可能的。对对象的指称（作为关于该对象的知识）同样是一个不同的对象。哈曼认为，“事物根本不可能转化为知识，或转化为通过我们的‘实践’而实现的任何一种通达，而不经历重大转化”。^[39]因此，对哈曼而言，数学并不是绝对者的隐秘语言，而是一种以扭曲方式描述实在的人类实践。但对这两位哲学家而言，都存在一个绝对者：对梅亚苏来说是数学，对哈曼来说则是扭曲。¶

正如第2章所表明的，信息学（作为数学的一个种类）是一门关于模型的科学，这些模型必须对程序预定的用例足够实用。梅亚苏要求将对象“有意义地”转化为“一个公式或……数字化”，^[40]或许无意间触及了这个问题。由于意义是以非绝对的方式赋予的，它永远不可能成为绝对性原则的判准，除非采用梅亚苏本人对于绝对者的理解：如此一来，唯一配得上“意义”这一名称的意义，就将是数学性的。¶

我们必须拒绝将可数学化性视为一种绝对性质，有两个理由：（1）我们坚持 可识别性问题的重要性，因为根据OOO以独立性定义对象的方式，一个对象必定总是某个特定的东西，而非别的东西。梅亚苏的“数学主义”有助于识别一个对象吗？只有当对象的同一性是一种可数学化的性质时，才会如此。但正如第1章所描述的，对象自身就是它在宇宙中的首要、独特且唯一的标识符。所以，只要我们不能将对象的总体数学化，就不能将对象数学化。（2）梅亚苏对“数学化”或“数字化”的理解是有问题的。他暗示，这个过程本身以某种方式是绝对的，超出了任何相关项。但事实完全不是这样：把任何东西数字化，意味着为了特定用例，设计一个在某个抽象层次上运作、足够可靠的模型，或者用佩纳斯·洛佩斯的话说，就是“赋予不相称性以意义”。这恰恰是哈曼会视为造成扭曲的实践。即使数字化采取最普通的形式，也意味着把数据从模拟格式转化为数字（离散）格式：例如，储存音乐录音时便是如此（如第1章所述）。没有数据建模便无法实现这种转化，而建模需要任意的人为决策：应该以什么数据率、什么分辨率，将输入量化为数字数据？应该在哪里截断？如果面向人类听众进行数字化，人们就会选择足量的听觉数据，使人的知觉无法察觉它与原始演奏之间的差别——当然，这种知觉受到人类特定感官能力的限制。数字化完全是一种任意的实践。梅亚苏使用“数学化”这一术语，暴露了试图把数学确立为绝对者这一做法的徒劳：数学化描述的是一个过程、一种人类实践，从定义上说，它就是相关主义的。一位程序员——他的工作就是实现这种有意义的数字化——这样描述自己的工作：¶

想象一下，你正在学习一门外语，却不知道某个对象的名称。你可以用自己知道的词来描述它，希望有人会理解你的意思。这不正是我们每天用软件做的事吗？我们用一种编程语言描述心中的对象，希望这种描述对编译器或解释器来说足够清楚。如果有什么东西不工作，我们便重新在心中唤起 那幅图像，试着弄清自己遗漏了什么或描述错了什么。^[41]

“描述”是一个相关主义概念，它应当“对编译器或解释器来说足够清楚”；而编译器或解释器又是相关主义的造物，也就是为了完成某些任务而任意设计的计算机，这些任务又以人为构造的实在概念为基础。梅亚苏所说的性质与公式之间的仅仅相符合，并不能穷尽实在；只有相等才可以做到。这一区别正是哈曼将一条狗与关于它的单纯描述或模型加以对照时所指出的。¶

这里也可以论证说，梅亚苏所说的数字化并非方法论意义上的，而是形而上学意义上的。在这种情况下，人们需要把一个对象的全部可数学化性质数字化：如果这一绝对要求意味着将所有可供数字化的数据悉数囊括（从而不丢失任何数据），那么结果就根本不是数字化，而是物自身。不可能进行毫无损失的数字化。即使所谓无损算法也必须应对损失，因为数据一经数字化（受到任何用于从模拟转换为数字的设备能力的限制），就不可避免地发生数据丢失。如果梅亚苏主张，他的数字化概念意指找到恰当算法，以把实在映射到一个算法上，问题仍将存在，理由有三：（1）不建模就不可能数学化（如第2章所示）；（2）必须输入离散数据，而这与给定世界中对象的无限回溯相对立（模型无法处理任何事物的总体，只能处理实在经过量化、从而被任意缩减并转化为离散数据的子集）；（3）这种算法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我们现在将更详细地考察它。¶

复杂对象的数学化，更不用说我们所称的泛对象的数学化，不仅因为数学描述永远不等于被描述的实在而不可能，而且因为这种描述本身的要求，就排除了有意义的数学化本身的可能性。为了支持这个论断，我们想借用算法信息论中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概念。一个对象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K），是能够生成这个精确对象的最短计算机程序（或算法）的长度（这里的“对象”取信息论意义， 而非OOO意义）。对象越复杂，它的柯尔莫哥洛夫复杂度就越大。可以把K称作对一个对象进行数学化所需的工作量。¶

例如，字符串s1由abcabcabacbabcabcabcabcabcabc组成，长度为30个字符，可以无损地转化为（伪代码）算法k(s1) repeat ab 10 times。k(s1)只有18个字符长。虽然s1与k(s1)是不同的对象，但k(s1)的输出与s1相同（这里同样取信息论意义）。试图把更复杂的字符串转化为算法时——我们把它称作s2，让它包含oqorgvg6wpcm30ve——最终很可能得到一个仅仅重复原字符串的算法k(s2)，例如print oqorgvg6wpcm30ve，因为没有更短的办法能够产生给定的数据。〔译注：本段字符串、伪代码和数字均按原文保留。所印s1实际为29个字符；“repeat ab 10 times”会生成20个字符，且不含c，因此与所印s1及“30个字符”的说法不一致。〕¶

换句话说，唯一能够完整表示某个给定实在的算法，不是算法，而是实在自身。用OOO的术语说，任何算法——作为感性对象并作为接口起作用——都绝不可能穷尽任何实在对象。没有算法能够处理实在的剩余。实在不可数学化。¶

真诚的扭曲，元遭遇

梅亚苏把可数学化的性质视为绝对者，哈曼则同样把发生于遭遇之中的扭曲视为绝对者。为了理解这种扭曲，我们想考察OOO中与之相反的概念：真诚。在2005年的《游击形而上学》中，也就是在《四重对象》这部同名著作中提出四重对象的五年前，哈曼把真诚描述为具有两种功能：一方面是“黏合剂，一种将主体与对象黏合到似乎再也无法分开的强力胶”，^[42]另一方面则是“其选择的一面”：意识经验“也以一种十分特定的方式把［主体与对象］结合起来，甚至以自身所经验的东西来定义自己”。^[43]显然，这还不是《四重对象》所描述的四重结构中关于不可能的真诚的同一个技术性定义，但它仍然有用，因为它突出了识别对象的两个关键方面。¶

结合起来的主体与对象（或对象与对象，因为哈曼后来似乎彻底放弃了主体这一术语），将成为感性对象，也就是只在经验中（或在《四重对象》中将这一关系称为 “遭遇”的那种关系中）存在的对象。多年来，看待这种结合的视角有所改变。在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哈曼认为，对象关系实际上是“将两者统一起来的一个联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44]这种视角的转变，使我们能够提出：所有对象极都必须共享一个共同接口，因为在OOO内部，必须能够设定一个无所不包的泛对象，来解释所有对象四重结构之间以追溯方式建立起来的关系。¶

当我们说对象极必须共享一个共同接口时，就遇到了实在之不可通达性的一个具体问题。由于OOO认为，实在以分明、独立的对象的形式存在，而其他实在对象只能以扭曲的方式通达它们，它便隐含地对这些实在的、不可通达的对象作出了陈述。OOO设定了一种绝对知识，它并非关于扭曲的具体性质，而是关于发生于对象极之间关系中的扭曲的存在。扭曲总是指向一个特定对象，正如内涵总是指向一个特定对象。OOO认为，感性对象极总是受到它以替代方式连接的那些实在对象极的赋形。这些关系无法完整把握实在，但这种指称似乎从来都不会未能联系到特定的实在对象。感性的东西或许是实在的一个怪诞扭斜的版本，但只要这种关系存在，它就会产生一个以某种方式受到所涉实在对象赋形的版本。随之而来的，是对这两种扭曲之方向的一种简直不可思议的确定性：除非人们主张，遭到扭曲的对象与实在对象完全脱离（这一立场否定了OOO的相对稳定性概念），否则，这些扭曲就必定受到实在对象相对于其所遭遇的另一个实在对象所具有的局限的赋形，例如主体的预设或期待。我们如何能够坚持，从这样的建构（这里以一切必要的谨慎使用这个术语）中产生的实在对象，先于遭遇而存在？我们难道不会成为唯心主义者，主张不仅感性对象，而且实在对象也只在遭遇中生成吗？¶

虽然OOO可能是思辨实在论中唯一配得上“实在论”标签的形式（因为它主张一种独立于人类通达的实在），它也以实在对象这一术语保留了康德的物自身。但即使OOO认为实在对象不可通达，它仍然 暗示，可以直接通达实在对象与感性对象之间的扭曲。因此，虽然我们只能“暗示”实在对象，但我们与扭曲的关系却是真诚的。问题是：人们究竟能否把扭曲视为一个凭自身成立的对象，而不仅仅是一种关系的性质，进而与之发生关系？¶

为了接近这个问题，我们需要考虑扭曲的性质。OOO必须把扭曲设定为绝对的，因为它需要保证对象具有遭遇其他特定实在对象的能力。但如果扭曲不是这样两者之间的差别，它又能是什么：一者是对象四重结构内部的真诚关系（直接的、对象内部的SO—RO关系）；另一者是由实在对象极与感性对象极产生的关系，其中这些极分属不同的四重结构？既然真诚关系只能发生在一个四重结构内部，那么所有涉及一个以上四重结构的关系，就必然是扭曲的。而既然哈曼认为直接的、“真诚的”关系不可能，^[45]人们也就无法获得关于基准的知识，从而将基准与扭曲的关系进行比较。但通过假定扭曲的存在，我们难道不就必然拥有某种关于扭曲性质的知识，从而也间接拥有关于未经扭曲的实在对象的知识吗？我们的确拥有这样的知识，这是因为我们能够通达那些遭遇所讨论对象的其他对象；对于我们本来十分脆弱的关系来说，它们起着稳定因素的作用。作为OOO所设定的绝对知识，扭曲使我们能够接近扭曲背后的实在对象。通过综合关于扭曲的知识，即使不能消除这些扭曲，我们至少也能使其背后的实在对象获得相互保障。¶

我们想提出以下设想。如果一个对象四重结构内部存在一种真诚关系（SO—RO关系），而四重结构a的实在对象极与四重结构b的感性对象极之间存在一种扭曲关系；如果四重结构a不仅与四重结构b发生关系，而且还与四重结构c、d、e等发生关系；如果我们（其存在由四重结构z来表示）能够与这些遭遇发生关系，那么通过探究遭遇(a-b)-z、(a-c)-z、(a-d)-z、(a-e)-z等等，我们就能够接近那些界定这些遭遇的扭曲。通过遭遇与所讨论对象发生的遭遇，我们提高了这样的可能性：扭曲相互抵消，或者至少以一种使我们能够逐渐更恰当地接近实在对象的方式相互重叠。元遭遇不应被看作识别问题的一种方法论途径 （胡塞尔本质还原的一种单纯变体），而应被看作从对象织体的观念中必然得出的基本本体论概念。¶

由于知识受到感性对象能力的限制，它永远不可能是客观的。在涉及第一性质（如重量）的情况下，可以生成主体间的事实；但是，当我们把这种认识过程看作只在织体的某一个层次、某一个区域中展开时，就会明白，由此产生的知识虽然相对稳定（因而自身就是一个对象），却永远不能声称具有绝对性。元遭遇的可能性加强了共享接口的本体论。如果把对象在多大程度上独立于其内部运作和外部背景，理解为它在多大程度上遭遇其他对象，那么这种独立性便容易理解得多。与一个对象的弱连接，可以由与另一个对象的强连接来补偿。因此，对象提供的接口的数量和复杂性，以及这些接口被利用的程度，都是其稳定性的指标。¶

元遭遇中显现出来的这种稳定性，构成了对象将对象识别为特定对象的能力的根源，类似于信息学中的校验和函数。校验和是一段数据，用于检测储存或传输中的错误，或者在不逐一比较每个字节的情况下比较较大的数据集。它就像对象的指纹，并不包含整个对象，却包含足够的信息，使它不至于与其他对象混淆。仅凭知道校验和，不可能推导出完整的对象，但却可能以近乎完全的确定性识别一个对象。校验和函数是一种关于通信的通信，其工作方式类似于对象的艾多斯。它在感性对象与其实在性质的遭遇中产生；它使识别成为可能，却不交出对象的全部。但如果把艾多斯理解为元遭遇的结果，把众多遭遇考虑在内，它就会变得更稳定、更充实，进而使感性性质与实在性质之间的关系更丰富，使校验和更可靠。¶

生成与识别之间存在一种特殊关系。如果我们把实在对象看作具有独特签名（即它们自身），而这些签名在它们共同建立的感性对象中总是受到扭曲，我们便会意识到识别的单向性质。这两个实在对象的签名 都是形成感性对象这一过程的输入。这个遭遇过程“自行”发生，而它的逆向过程却极为困难。但当我们把真诚的“黏合剂”看作复合对象内部一种仅仅具有追溯性的效应时，便会清楚地看到：感性对象的生成与识别的关系，犹如乘法与质因数分解的关系——正向容易，逆向却极其艰难。由对象织体的替代性结构可以推出，其各部分的生成，恰恰就是当我们试图分别通达它们时，它们变得不可通达的原因。因此，当我们询问：我们追问这个对象时，究竟是什么意思？回答我们的，是一个结构。¶

相互保障本质——对象极相互稳定

第4章发现，为了赋予对象独立性，就必须把它们整合进由邻近对象组成的织体之中。由此可见，对象四重结构不能孤立存在，而四重结构内部代表时间、空间、本质和艾多斯的关系，必须被理解为延伸至其他四重结构。因此，我们想利用这一“将空间和时间重新解释为对象与其性质之间的极化的难得机会”。^[46]在这样做时，我们想考虑到：对象极之间的关系并不是遭遇的结果，而是一个预先存在的复合对象所产生的追溯性效应，这些极已经是它的部分。因此，我们需要重新考虑伽达默尔的诠释学；该诠释学认为，必须有时间的流逝，对象最初才会成为对象。¶

我们在这里描述的世界，是一个由四重结构组成的织体，一个既灵活又刚性的结构：其中，实在的、刚性的核心与它们彼此遭遇的感性形态相互联系，但无论实在还是感性，都没有被赋予本体论上的优先性。佩纳斯·洛佩斯的观点支持这一立场：“每个对象都需要其他实在，才能存在。”^[47]佩纳斯·洛佩斯概括西蒙东时提出：“个体是一个通信的场所；因此，关系是从外部到内部的运动，它构成并维持个体，是一种产生结构的运作。”^[48]如果关系是一种产生结构的运作，那么这个结构就是对象之间的结构。佩纳斯·洛佩斯只是暗示了这样一个事实：对象为了通信，需要提供接口。我们 试图表明的是，这一通信的织体必然来自OOO作出的假定，而且最终导向一种自我稳定的结构。我们想介绍的这一结构，是一个对象织体：织体赋形于对象，并使它们稳定下来，同时不剥夺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

实在对象依赖感性对象遭遇其他对象的能力，但界定这种遭遇之性质的，并不只是实在对象提供的接口。毋宁说，是对象关系的织体界定了对象如何能够接触。对象自身构成织体，而织体又构成对象遭遇的条件。兰贝特·维辛（Lambert Wiesing）提出，不是主体建构其知觉（唯心主义立场），而是知觉建构主体。^[49]我们想主张，我们所拥有的接口，也就是感性对象，共同创造了感性对象，因而也创造了实在对象。正是对象之间的接口，使一个包含所有对象的织体成为可能，并使实在稳定下来。宇宙中之所以会有某种稳定性（或一系列西蒙东式的“亚稳态平衡”），是由于一种结构；同一实在平面上的所有对象，都必须拥有与这一结构相连的接口。我们想把这些稳定的、可以可靠地与之发生关系的、可识别的对象（通过元遭遇）称作“事实”，同时知道这个术语近来遭到了政治上的攻击。也为了对恢复这一术语的声誉尽一点微薄之力，我们想提出一个由“接口”（interface）和“事实”（fact）组成的合成词，并把这一无所不包的稳定结构命名为“界间事实”（interfact）。¶

为了说明界间事实的必然性，我们必须承认本章提出的问题：（1）OOO没有承认，众多实在对象和感性对象都参与了一个感性对象的生成；（2）扭曲是某物的扭曲，但该某物却无法触及，即使采用现象学方法也不行，因为这种方法把与主体的相关关系置入实在对象之中，从而使人不可能将扭曲识别为扭曲。¶

我们的建议是运用元遭遇的观念，从而将对象关系看作汇聚的感性对象，它们对实在对象形成“相互保障”。要识别对象的本质，这尤其必要；本质处于实在对象极与其实在 性质极之间完全退隐的张力（RO—RQ）中。相互保障的概念接受实在对象独立于经验，从而承认OOO的实在论。但我们想强调，感性对象的生成是一种集体工作，它取决于众多对象四重结构在任何种类层次上的参与——既包括水平方向的空间、时间、艾多斯和本质层次，也包括垂直层次（对象在其中与它所从属的复合对象发生关系）。我们不想仅仅援引显而易见的人类主体间性，而要忠实于OOO非人类中心的思辨，要求每一个对象都参与对实在对象的相互保障。¶

界间事实是对象的自我稳定结构，由对象之间发生的（思辨的）认识过程组成。界间事实不是相关主义的，因为它不依赖人类—世界关系。界间事实不否认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而是承认，正如哈曼的四重结构所描述的，对象总是“半感性的”。界间事实是一个对象根本能够被识别的原因，但它绝不保证这种可能性。界间事实各处的密度也并不相同，这意味着，在某个区域中可能有许多认识过程在发生，而别处却几乎没有（甚至完全没有，如果考虑“休眠对象”的可能性）。界间事实解释了为什么某些对象比其他对象更易识别，也解释了为什么对象的某种密度与配置构成了我们所说的“事实”。¶

虽然感性对象的确产生于两个实在对象之间的关系，但只有把任何实在对象能够进入的所有关系都纳入考量，包括第二阶接触（以及第三阶，依此类推），才能充分解释识别实在对象的问题。对于界间事实的概念来说，其中的对象是谁或是什么，并不重要。但从人类主体与其他对象的关系领域中举例，比从非人类相互作用中举例更容易，因此我们现在就这样做。¶

如果我们要确保，当谈论桌上杯中的水时，自己指的是有意义的东西，我们便不仅与杯中的水发生关系，还与水同其周围环境发生的其他关系发生关系。我们与杯子发生关系，是杯子使水保持直立的形状。我们与慢慢使水蒸发的太阳发生关系。我们与递给我们杯子的朋友发生关系，与自己关于水的 成分的化学知识发生关系；我们运用语言来交流关于杯子的事情。然而，我们并不把杯中的水还原为它对周围环境的单纯效应，因为我们援引水的关系，主要是为了对它的实在对象形成相互保障。再说一遍，我们不认为水可以被它的关系穷尽。然而，把第二阶关系纳入考量，我们就能够利用其他四重结构—四重结构关系中已经实现的稳定性；这种稳定性是对象成为完整对象、而不只是实在对象所必需的。借助这种稳定性，即使没有直接通达，我们也能指向一个实在对象。我们建议承认那些可供利用的、众多相互交织的替代性关系。这样，我们便使自己共同创造的感性对象更加充实。对象的稳定性（或独立性）是所涉接口的函数，而这些接口将不稳定关系（异相对象）量子化为“亚稳态平衡”。对象能够进入的关系越多，它就越充实；关于它的陈述就越有实质内容；它就越可能转化为可以称作事实的东西。¶

若要把这一观念置于现象学传统中，可以提出：我们的建议不是从我们据称并不了解的对象中剥离偶性，而是把对象的整个周围环境纳入进来，让它不至于滑走。西蒙东援引了包围每个个体的“环境”概念：“在存在者内部，有一种更完整的内部共振体制，它要求持续的通信，并维持作为生命前提的亚稳态。”^[50]西蒙东描述的通信，是由对象提供的接口使之成为可能的；而OOO还会将这一描述扩展到非生命对象。它准确地描述了每个对象中存在的无限回溯：每个对象由组成对象构成（垂直整合），这些组成对象自身又是对象，它们维持稳定性，并建立持续的通信。¶

环境即使未能使识别成为可能，也至少使识别更有可能：“环境本身就是一个系统，是两个或更多实在层次的综合组合，这些层次在个体化之前并不相互通信。”^[51]如果搁置个体化暗含前个体状态这一观念——OOO拒绝这一观念——我们就可以认为，环境是一个 复合对象，但它不只在空间意义上是复合对象，还在时间中以及本质与艾多斯的关系中展开。¶

西蒙东以植物作为两个“量级”之间这种通信的例子：“植物在宇宙尺度与亚分子尺度之间建立中介。它利用通过光合作用获得的太阳能，对土壤和大气中的不同化学物质进行分类和分配。”^[52]对西蒙东而言，个体的主要功能之一是“生成”，它是“存在者的维度之一，是解决一种充满潜能的最初不相容性的方式”。^[53]我们想从西蒙东那里采纳这种观念：对象是其他对象之间不相容性的解决者。这就是对象在界间事实中履行的功能——“解决不相容性”是OOO的替代因果作用的技术性说法。这种接口连接，也恰恰是面向对象编程中的对象所做的事。¶

界间事实维持着对象的独立性，因为对象四重结构仍然代表不可穷尽的实体：运用网络理论的术语，我们很容易看出，对象极是节点，而张力则是网络中的边。西蒙东已经使用了这些术语：“生命体可以被视为一个信息节点，信息在它自身内部传递——它是一个系统中的系统，其内部包含两个不同量级之间的中介。”^[54]¶

哈曼认为，“部分自主性仍有待解释”。^[55]我们想给出如下解释。稳定性与独立性是相互依赖的力量：独立节点只是“在某种程度上”独立。只要保持与其他节点连接，它们就可以移动。但既然我们说过，没有一个对象极能够完全断开连接，我们就必须主张，一个失去与节点b连接的节点a，必然要与另一个节点c连接。这导向一个洞见：如果某物不再对我而言是对象，它就成了对另一个人或另一物而言的对象。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不是对象（因为即便非对象，只要它们是共同界定对象的失败关系，也仍然是对象），而作为一个对象，始终意味着作为另一个对象的对象。这又解释了，同一个对象为什么能在不同情境中表现出相反的行为。它取决于其背景，或者用网络术语说：取决于相邻的节点。到这里应该已经很清楚， 一种以OOO所定义的对象为基础的本体论，必然导向一个对象网络，也就是我们现在称作界间事实的网络。¶

佩纳斯·洛佩斯认为：“面向对象的哲学似乎必须由面向过程的哲学加以补充，正如过程哲学必须为持存的对象留出空间。”^[56]这里我们并不主张这一点，因为我们认为，如果面向对象哲学承认对象四重结构的可连接性——这一点在逻辑上来自OOO自身——它就能够优雅地处理对象识别与生成的问题，而不剥夺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如果我们把对象看作交织于一个多维结构之中，就可以表明对象极如何相互稳定，从而形成一种在认识上可识别的实在。共享共同接口的对象，使我们能够丰富地解释相互作用（包括内共生之类复杂且非渐进的变化），而无需诉诸以过程为中心的哲学。正如哈曼警告的，“如果我们把每一种关系都视为对其关系项具有重要性，就会滑入一种‘渐进主义的’本体论，其中每个时刻都与其他时刻一样重要”。^[57]运用接口概念也能够应对这一问题：对象虽然会（以无关紧要的方式）发生变化，但它们的接口一旦改变，它们就会变得显著不同。同一种机制也在西蒙东所描述的对象生成中起作用：通过在不同量级之间实现相容化，对象变得有意义。它们之所以能实现这种实在，是因为相关对象共享基本接口。对象生成取决于共同接口。并非所有对象都“相同”，也并非所有对象始终都已连接（或成为“一”），但它们在根本上都是可连接的。¶

当我们说对象在某种程度上独立于其内部运作与外部背景时，就暗示我们知道对象的边界。但对象与其邻近对象之间的这些边界，需要不断“重新协商”。正是在这些“协商”中，对象成为对象，因为它们的相对独立性，只意味着相对于邻近对象的独立。¶

追溯性——超越下挖与上掘

如果时间就是SO—SQ张力，并且完全发生于感性之中，它就不可能是对象的可数学化的（第一）性质之一（至少，如果 接受梅亚苏的立场，就不能如此）。允许时间与空间作为无处不在的媒介而成为客观实在，是自相矛盾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哈曼建议我们克服把它们视为“宇宙中无与伦比的维度”的观念。^[58]¶

佩纳斯·洛佩斯谈及西蒙东以植物说明相容化的例子时，指出“两个问题萦绕在［他］对哈曼面向对象本体论的阅读之中：植物的生成如何得到解释？一旦植物已经个体化，我们如何在不诉诸植物之外的实在的情况下，解释它后续的转化？”^[59]一种可能的答案是，不把相容化（仅仅）理解为时间中的过程，而是把它理解为凭借泛对象的追溯性存在、为所有对象所共享的给定状态。界间事实的概念或许又能帮助我们将注意力转向那些作为复合对象一部分的对象的外部关系。但我们需要扩展复合体的概念，以说明超出空间维度的关系。¶

由于所有关系都是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而每个对象总是已经是某个复合对象的一部分（作为我们所说的组成对象），所有对象最终都是一个涵盖全部对象的泛对象的组成对象。因此，所有对象之间的关系，实际上都是复合对象内部的关系，这便维持了对象相对于关系的本体论优先性。我们会谨慎使用“实际上”这个词，因为我们不想落入一种倾向：把某个对象或关系还原为另一个似乎在本体论上更优越的对象或关系。由于关系（我们已经表明，它们延伸为四重结构之间的关系）也成为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我们被引向了一个极为特殊的结果：不仅时间与空间，对象的本质与艾多斯，也必须被理解为对象极彼此遭遇的后果：¶

［空间与时间］是差异中同一性的张力，是实在对象与其偶性之间的斗争（空间），或意向对象与其偶性之间的斗争（时间）。由于在这个模型中，空间与时间都以偶性作为它们的一极，在某种意义上，两者确实都是知觉形式，康德这样说是对的——不过，这只能是在一种超越人类、延伸到花朵和无生命事物的康德主义中。在这一模型下，时间与空间不是 宇宙原初的给定物，而是从对象与其性质之间内在的形而上学张力中派生出来的。^[60]

当我们重新把时间看作对象相互作用的效应，而不是媒介时（如第3章所建议的），识别的方法便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失去了识别的媒介，因为时间只有通过那些关系才会产生，而恰恰是这些关系，构成了我们最初试图追踪的那个复合对象。如果认真对待时间与空间“［源自］事物与其性质之间的张力”^[61]这一点，将两者视为后果而非绝对媒介，我们便可以作出如下陈述：两者都被看作对象极发生关系的单纯效应，RO—SQ张力建立空间，SO—SQ张力建立时间。^[62]但由于四重结构被整合进由四重结构组成的织体之中，空间与时间的张力就需要被视为延伸到了四重结构的边界之外；它们连接的不只是对象极，还把完整的四重结构连接到其他四重结构上。¶

不过必须指出，在这个语境中，追溯性这一术语并不是指时间中的过程，而应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上的普遍情形：对象生成受到西蒙东式的“环境”赋形，而这也就是OOO所谓的复合对象。在OOO中，环境是任何对象关系的追溯性效应，恰恰是这种追溯性效应，使对象识别成为可能。正如细胞是其中所含细胞器的环境，对象也同样是其他对象的环境。西蒙东意义上的对象，在不同“量级”之间实现“相容化”。由于所有对象都是复合对象（“环境”）的追溯性效应，而所有环境又都是更大环境的追溯性效应（这种更大不仅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在对象能够进入的所有关系上的），界间事实就成为一个多维结构，把海德格尔式的现成状态（Vorhandenheit）消解为局部的上手状态（Zuhandenheit）。¶

界间事实虽然覆盖所有对象，却不穷尽它们：它是一个相互连接的四重结构织体，其各极形成一个概率性的点云，由此生成作为局部现象的时间与空间；任何四重结构的艾多斯，乃至其本质，也都在织体中周围四重结构的影响下生成。概率因素解释了：（1）不是每个对象都以同样方式、或同等“重要性”的程度与所有其他对象连接这一事实；（2）不可能对实在对象极作出绝对且 完整的陈述，因此不能穷尽它；以及（3）同一实在平面上所有对象都必须具有可连接性，我们称之为接口可接性。¶

追溯性概念似乎引发了与OOO的一条基本原则的矛盾，即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人们可以问：把对象之间的关系还原为更大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怎么会不是一种上掘？对象之间的关系被贬为单纯的追溯性效应，这意味着某个更大的对象，是较小对象行为的根源。当我们被要求通过把关系还原为更大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来把这些关系“解释掉”时，我们又如何能坚持OOO不采用层级结构的观念？有人也许会回答，组成对象并没有被还原为复合对象；无论如何，它们都保留着自身全部的本体论能力，包括相对独立性。但这种对象整合带来的不只是随附性问题（究竟是部分在本体论上支配复合体，还是相反，抑或这仅仅是一种相互映射关系？）。把复合对象想象为在空间意义上包含其他对象的对象，是一种任意的比喻，尽管在直觉上不难理解。然而，OOO偏好空间维度，不仅在描述复合对象（它们彼此“包含”）时如此，而且在全盘拒绝其他哲学时也是如此。下挖，作为拒绝朴素唯物主义的策略，发生在空间维度中。上掘也同样如此，而且既在比喻意义上、也在字面意义上如此：对结构主义的拒绝，是通过批评其关注更大背景来实现的，这些背景既可以在空间中展开，也可以在社会之类更复杂的结构中展开。但即使在后一种情况下，覆盖或多或少的地面或体积这一观念，依然无处不在。下挖与上掘都是否定性策略，它们的作用是拒绝OOO所排斥的其他哲学。它们所作的这种拒斥，并不能为OOO的进一步发展指明道路。专注于在空间维度上拒绝其他选项，我们就容易忽视对象关系中产生的另外三个维度：为了再次扩展四重模型，我们想论证，必须被理解为对象相互作用后果的，不仅是空间与时间，还有本质与艾多斯。¶

提出这一建议的理由如下：如果我们（1）想保留对象的本体论优先性，（2）拒绝对象的本体论层级，（3）接受对象极之间的关系只是复合对象的追溯性效应，以及（4）在思辨上允许远远超出人类—世界遭遇的遭遇，我们就需要正视由此带来的结果。当四重结构理论在解释复合对象时不承认空间之外的其他维度、在解释对象生成时不承认时间之外的其他维度，它就没有达到自己所要求的程度。¶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