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

乌尔斯·施泰利（Urs Stäheli）　著 英译：埃里克·伯恩（Erik Born）¶

就在几年前，“联网”（networking）还像是一个带有预言色彩的流行语，“建立连接”（making connections）则像一句解放性的口号。^[1] 几乎没有哪个文化或社会领域能够免于“更好地联网”的要求，也就是结交更多的人脉、强化既有的联系，或者用某个行业翻新过的“ABC 口诀”来说，“永远在连接”（always be connecting）。联网被认为可以压平企业的层级结构，把传统公司改造为高度互联的组织。它为政治运动提供了一种极具感染力的形象，这些运动开始把自身理解为灵活、可扩展、模块化的系统。联网甚至在“关系美学”（relational art）中也占有一席之地，后者把观众参与变成了一种互动性的审美实践。尤其是数字联网，它在早期互联网话语中受到的推崇无出其右；这些话语把建立连接视为从一度具有排斥性的结构中获得解放的手段。对于技术先锋派（记录于诸如名字起得恰如其分的《连线》［Wired］这类杂志之中）和互联网文化的批评者而言，民主参与似乎都预示着一个更好、更开放的未来；参与性原则仿佛已被硬连线进数字技术之中，直接编码进了社交媒体平台。^[2]¶

然而回过头看，联网似乎更像是一种强加。事实上，我们当下所目睹的，恰恰是联网的衰竭——而且不仅体现在“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的强制执行或“倦怠”（burnout）这一广泛诊断之中。无处不在的联网对许多个体而言正在变成一种令人精疲力竭的活动，与此同时，它也织就了一张愈加紧密、愈加令人窒息的社会控制之网。凯特·洛斯（Kate Losse）是脸书（Facebook）最早的员工之一，曾担任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的早期演讲撰稿人，后来成为该平台犀利的女性主义批评者。在她看来，联网最初是一种充满希望的抱负。在一篇幻灭的回顾中，洛斯描述了弥漫于早期社交网络中的嬉皮精神，那时它们怀有一种“道德化的使命感：连接人们，连接世界。这很难反驳。连接人们有什么错呢？没什么错，对吧？”（Kulwin 2018）。在当时，连接越来越多的人（和物）的意义似乎不言自明：这不仅是技术可能性的实现，也是迈向一个更好、更开放社会的一步。因此，当脸书和推特（Twitter）等社交媒体平台的创始人和早期开发者看到他们最初的乌托邦屈从于监控与经济化的双重逻辑——肖莎娜·祖博夫（Shoshana Zuboff）对“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的分析（2019）正捕捉到了这一逻辑——时，他们感到十分意外。就连数字网络文化的激进理论家们也对联网感到幻灭。互联网一度被视为“块茎”（rhizome）那种灵活、反等级结构的实现——“块茎”是取自吉尔·德勒兹（Gilles Deleuze）与费利克斯·加塔利（Félix Guattari）20 世纪 70 年代权力社会理论的一个批判概念——然而人们对数字文化的崇高期待却远未达成。当代数字文化最重要的媒介理论家之一亚历山大·加洛韦（Alexander Galloway）起初曾在德勒兹式框架下激烈论证，如今却简洁地要求我们“忘掉德勒兹！”（Berry and Galloway 2016）。否则，对互联网的政治热情就会太过轻易地落入它所批判的那种控制社会的魔咒之中。¶

联网是否仍应与这些晚近的发展区分开来并借此得到挽救——假设它本身仍然值得追求的话？连接性（connectivity）是一种内在之善，这种观念从何而来？建立连接的行为又是如何变成一种伦理与政治义务的（最突出地体现在博尔坦斯基［Boltanski］与夏佩洛［Chiapello］（2007）所指认的、作为资本主义新精神关键构成要素的“联网者”形象上）？这些问题在不止一个方面意义重大：连接性概念不仅指向当代数字网络的一个核心基础，还指向对连接性进行更长时段谱系考察的必要，而这种谱系不能被化约为数字。今天，连接性的观念——即建立连接、扩展网络的能力——在社会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留下了印记，从前数字时代的社交接触，到社交网络所需要的数字设备。连接性显然塑造了脸书、推特和汤博乐（Tumblr）这样的社交媒体平台，但它也影响着那些乍看之下可能是“非数字”的社会领域：在派对上闲聊的意义，如今似乎在于结识重要的文化或经济人脉；学术交流活动的目的，似乎在于在一度彼此隔绝的学科之间建立跨学科对话。在这些情境中，联网的首要美德似乎是随时愿意建立新的联系，以及与之相应的、承受尝试失败所带来的失望的能力（Boltanski and Chiapello 2007）。联网的原则在西方社会中已成为一种无所不包的逻辑，促成了一种广泛的“连接性拜物教”（fetish of connectivity）（Pedersen 2013）。连接性的逻辑与一整套语义、技术与技艺相伴而行，它们将其变为一种伦理—政治纲领，而“自我优化”这一概念只能部分地把握这一纲领。自我优化的精神气质制造出如今已为人熟知的“联网者”形象——他们既努力维护自己的活跃人脉，也努力提升自己建立连接的能力——但这个看似主观的形象，只是凝缩并例示了另一种无法被化约为任何形式之主体化的逻辑。就其基本结构而言，连接性的精神气质以一种非主体的方式运作，因为它总是指向网络的扩展与强化。“去连接”变成了一种道德律令，同时面向人类与非人类行动者。连接性首先指涉的并非个体经验、情动与心理状态，而是网络生成性的一种特定形式：建立连接的自我指涉化。网络的概念正是预设并助长了这一逻辑：为连接而生产连接。借鉴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ANT），网络的概念并不被化约为数字网络，而总是包括人类与非人类的连接。因此，我的论点并不是要把技术性的网络连接性与人类连接性对立起来。那样做只会导向一种熟悉而怀旧的媒介批判叙事，试图从物化的数字连接中挽救出真正的连接。相反，我认为有必要揭示伴随着连接性被确立为一种自足的伦理—政治之善而来的社会技术强加。¶

超连接的谱系（Genealogies of Hyperconnection）

一旦网络的扩展、新连接的不断创造变成了目的本身，连接概念中被感知到的过度，便以“超连接”（hyperconnection）的名义被问题化。这也意味着，当代关于联网危机的诊断，其起源不能被等同于社会生活持续的数字化，从而把网络观念化约为一种技术观念。在社会学对当下的诊断中，超连接的最初踪迹早在 1900 年前后就已出现。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借助“厌世态度”（blasé attitude）这一概念，考察了“大都市类型的人……如何发展出一种器官，保护自己免受外部环境中那些会把他连根拔起的威胁性潮流与不协调的侵扰”（Simmel 1950, 410）。除了诊断出一种初生的危机，齐美尔对厌世态度之形成的强调，还把冷漠（indifference）呈现为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最早的技术之一，尽管它仍然是一种个体形式。继其早期在纨绔子（dandy）形象中的审美化之后，这种冷漠态度最终将成为在数字环境中周旋的最重要技术之一。近年来，关于注意力与分心的反思日益增多，甚至有人谈论一整套“冷漠伦理”（ethics of indifference）（Tonkiss 2003）。在这些当代语境中，“冷漠”描述的是一种在网络化情境中周旋、而又不屈从于连接性精神气质的可能性；这也提出了一个我在此只能略作提示的理论问题（Stäheli 2020）：我们能否设想一种共同在场（co-presence），而不必将其理解为一种互动关系？^[3]¶

1900 年前后，齐美尔的同时代人加布里埃尔·塔尔德（Gabriel Tarde）发展出他自己的模仿社会学。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将其解读为行动者网络理论的先驱，以及对网络化之社会的一种早期阐述（Latour 2002）。然而，塔尔德在某些地方对他自己的普遍模仿原则更具批判性，因为一个建立在完美模仿之上的社会很容易丧失其丰富的创新感，进而丧失其活力，最终变得单调而同质。在塔尔德看来，这类社会——他认为其特征在于其媒介结构，以及其早在“数字”社会到来之前就产生无尽统计数据的能力——的表现形象是梦游者（somnambulist）。作为传导模仿的完美媒介，梦游者毫无阻力地传递情动、观念与实践（Tarde 1903, 76）。如果有人刻意去寻找塔尔德对网络社会之早期分析的界限，他会立即遇到梦游者的对应者，即冷漠的另一种化身——害羞、胆怯或内向的类型。按照塔尔德的说法，“胆怯是一种有意识的、因而是不完全的磁化……它是一种初生的社会状态，伴随着从一个社会到另一个社会的每一次过渡”（86；强调为原文所有）。^[4] 内向者往往会扰乱原本畅通无阻的模仿通道，因为他们不信任联网这一过程本身，总是担心自己可能失礼。在塔尔德看来，内向者社会化不足，因而在个体层面上阻力过大，无法充当完美的传导媒介。¶

对内向以及其他偏离被感知之连接性规范的形式感兴趣的，远不止塔尔德一人。世纪之交见证了一套关于内向者的广泛社会心理学话语的发展，内向者因其不愿交流而被视为社交联网情境中的障碍（Duga 1922）。其结果是，内向被病理化了，无法在随意场合中社交的状况被变成一种有待治疗的疾病。以一种后来成为网络社会之倦怠案例典型的处理方式，那些广泛存在的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形象被归类为病理、障碍与意外，从而强化了占主导地位的连接律令。¶

塔尔德拒绝参与对内向的普遍病理化，他对内向者被认为无法建立连接这一点表现出非凡的同情，甚至认为其中蕴含着一种新能力的轮廓。这种“无能”并不单纯是一种缺陷，而是一种自身的能力，并伴随着一套实践。这正是我所谓的拆解网络：它既不是对网络的简单否定，也不只是从网络中拔掉插头，而是网络内部那些质疑网络之连接性伦理—政治强加的实践。这种同情在塔尔德后来重构其模仿社会学、以便解释非模仿（non-imitation）时表现得尤为明显。在《模仿律》（The Laws of Imitation）第二版序言中，塔尔德断言：“在没有接触时不模仿……仅仅是一种非社会关系，但不模仿与我们有接触的邻人，则使我们与他处于一种真正的反社会关系之中”（1903, xix；强调为引者所加）。非模仿不仅仅是模仿的缺席，它将构成一种独立的社会关系，而这种关系又需要与反模仿（counterimitation）区分开来。塔尔德修订后的社会学的关键含义在于，非模仿催生出一种特殊的存在模式，即便在空间邻近与社会接触之中，它也并不意味着互动性。我所谓的拆解网络就栖居于连接性与非连接性之间的这一概念空间：创造并试验那些对网络冷漠、却又不外在于网络的实践。尽管塔尔德从未阐发这一初生的理论纲领，但它恰恰标示出拆解网络之社会学的出发点；这种社会学所关心的，可能不止是简单地离开网络或试图摧毁网络。相反，它需要处理那些看似断开的共存形式，它们在强调意义上并不创造任何社会连接。同时，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需要把断开连接当作一种社会现象来对待，这就牵涉到关于关系性之界限的根本理论问题，并挑战任何将关系性视为社会之定义性标准的理论（Stäheli 2020）。^[5]¶

对真实连接的渴望（The Desire for Real Connection）

与齐美尔和塔尔德对连接与断开连接的激进勾勒相比，当代许多应对超连接的尝试注定令人失望。近年来，最常见的论证模式是不把问题定位于联网本身，而仅仅定位于其虚假与物化的形式。为了挽救某种原初意义上的人类连接性——它通常被假定为“好的”——这种常见论证保留、甚至往往强化了一种普遍化的“连接人”（homo conexus）人类学（Bay 2011）^[6]，而这正是长期以来被用来为网络公司正名的那种网络化人类形象。沿着这一思路，何塞·范·戴克（José van Dijck）（2013）认为，曾经代表着人们寄托在尚未经济化之互联网上的民主与参与希望的“联结文化”（culture of connectedness），已被一种由算法控制的“连接性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所取代。数字文化批判——鉴于德国当前对技术的怀疑态度，这类批判在该国尤为突出——把连接与断开连接的问题说得更加简单。针对数字那种冰冷而虚拟的感觉（它似乎创造出一个自主的、非人的空间），数字文化的批评者强调模拟（analog）被感知到的温暖，视之为人类社会唯一真实的空间。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一本关于当代数字社会的德语指南，其书名《模拟就是新的有机》（Analog ist das neue Bio）宣称“模拟”就是“新的有机”（Wilkens 2015）。对于许多数字文化批评者而言，模拟代表着一个避难所，可以在其中培育他们认为使我们真正成为人的东西，从深刻的情感到深入的交谈。作为传统社会的最后堡垒，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加以捍卫，这一点在“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旅游业中表现得最为明显。有一家特别引人注目的公司“扎根营”（Camp Grounded），通过在北加利福尼亚格外优美而偏远的地区为成年人组织断开连接与排毒营而声名鹊起（Digital Detox® 2020）。^[7] 它们的口号是：“断开以重连”（Disconnect to Reconnect）。从排毒度假村、断开连接指南，到自我照护服务和管理咨询公司，“数字排毒”的理念已在全球范围内被效仿。又一次引人注目的是，断开连接的倡导者并不一定批评连接性理念本身；他们甚至预设了人们对数字联网的熟悉，把它作为铺平道路的手段，通向他们认为更为强烈的模拟联网形式。无视自己的脸书时间线，不再向照片墙（Instagram）上传照片，甚至几天完全不用智能手机——这些简单的措施最终是为了服务于一个崇高的目的：更接近自己，也更接近他人。按照经典文化批判的套路，数字技术扮演了阻碍人们通往真实与真理之路的唯一障碍（Bollmer 2016）。^[8]¶

这些断开连接的乌托邦——听起来或许更像是反乌托邦——试图在两种连接性形式之间划出一条清晰的分界线：一种是正常人类连接性的原初形式，另一种是其后来的病理形式，而当前的“数字排毒”修辞使后者重新焕发了活力（Sutton 2017）。在新的饮食与治疗体制中，数字被视为一种毒素，类同于糖、酒精或毒品，需要通过有纪律的自我功夫从身体中清除出去，而模拟则代表着某种超级食物。除了假定数字与模拟之间存在一种几乎无法维持的截然区分之外，断开连接的乌托邦还启动了一种阴险的个人责任体制（Jurgenson 2013）。由于个体被认为要为自己不健康的联网行为负责，他们便可以被委以保护自己免受数字诱惑、发展更可持续之生活方式的任务。将过度的数字消费描述为一种成瘾，有助于把个体的失败道德化，并将其变成可以通过治疗、自我省察、教育措施和自助指南加以补救的东西。其结果是，联网问题最终被私人化了，即便那个最初催生出自由主义自我责任观念的经典私人领域已不复存在。于是，个体面临着一个无解的问题：他们被要求为自己的联网活动承担责任，却并不拥有经典自由主义自我的那种自主性。¶

对当代联网的任何分析都同样面临着一个棘手的两难，乍看之下似乎只有两种选择。继续为曾经热烈的联网颂扬降温，最终可能会推进那种增进繁荣与幸福的技术官僚方案，尽管它仍然会与这一社会方案无限改进联网的原初目标捆绑在一起。另一种选择是同样成问题的退回到一个理想化的模拟世界，这常常带有卢德主义（Luddism）的味道，而且远不像看上去那样无辜。作为一种道德化的“责任化”（responsibilization）技术（Shamir 2008），与数字断开连接试图凭借其自称掌握的关于真实与本真的知识，使自身免于任何可能的批评（Portwood-Stacer 2013）。在当前的僵局中，模拟怀旧者与数字辩护者之间唯一的共同点，似乎只是深深的相互鄙夷。然而，这两种看似不可调和的立场，在更深的层面上因对建立“真实”连接之力量的共同信念而联合在一起。¶

连接性批判需要处理这种共同基础，它常常体现为对连接性之力量的信念。格兰特·博尔默（Grant Bollmer）（2016）正确地指出，当代网络话语无论是批判性的还是肯定性的，都倾向于预设某种关于网络化主体的人类学，而这种预设往往只是潜在的。新型联网技术的不断发展，是以一种特定的人类形象为前提的：身为人，意味着在关系之中并通过关系而生活；这取决于与他人建立连接的能力和意愿。如果接受这种人的形象，人们便会立即感到有义务去呵护其核心方面，并不断发展、完善自我联网的技术。唯一剩下可争论的，只是特定的联网技术是“对”还是“错”、“病态”还是“健康”、“高效”还是“低效”；而连接性这一铁律本身则无可争辩。归根结底，这种连接性人类学把人的本质视为培育关系、建立连接的能力，从而强化了当代的联网律令，无论是数字形式还是模拟形式。¶

网络热（Network Fever）

当我谈论“网络”时，我所指的远不止数字界面与技术基础设施。网络最简单的定义之一，是各个交汇点（即“节点”［nodes］）之间的连线（即“边”［edges］），它们形成特定的连接模式。按照这一定义，互联网只是众多网络中的一种，其他网络还包括公司、朋友圈、黑手党式组织、交通基础设施和全球贸易关系。近年来，这种经典的网络观念因预设了离散而独立之单元的存在而遭到诸多批评。拉图尔的行动者网络理论提供了一种替代方案，它强调被定义为“行动元”（actants）的节点本身就是联网的结果（Latour 2005），从而把我们的关注点转向联网（即建立连接）的实际工作，使原本静态的网络概念变得动态。从这一视角来看，网络把一个异质的行动者集合聚拢在一起，并依靠其自身看似无限的可扩展性而蓬勃发展，恰恰因为它们不再有任何清晰的边界。此外，清晰边界的缺席使上文所描述的连接性精神气质得以嵌入网络的结构本身：无限扩展的潜能变成了无限扩展的要求。最后，这种修正后的联网观强调，网络概念并不仅仅是描述性范畴；它们具有自身的述行效果，并产生它们所描述的那种连接活动。¶

网络总是不止于单纯描述性的技术范畴。连接、从而扩展网络的律令，以一种根深蒂固的焦虑为食。温迪·全（Wendy Chun）（2006）甚至用“偏执”（paranoid）结构来描述互联网。从来不存在一个位于网络之外、能够完整地看清网络的位置；网络的某些部分可能失灵、整个网络可能失控、连接可能丢失或化为乌有，这种危险始终存在。从网络本身的假想视角来看，这张精密之网可能受损、个别组件可能失灵的风险始终存在。网络如何应对这些根深蒂固的焦虑——它们并非偶然，而是被直接铭刻在网络的社会技术结构之中？答案很简单：更多的联网！持续的监控和多层次的控制确保了对网络当前状态的掌握。偏执的网络是贪得无厌的。曾经的优势——无需多少额外努力即可扩展——很快就成了问题的一部分，因为扩展会触发更多的扩展。网络焦虑或许会因额外网络的创建而暂时平息，但这些新网络又转而制造出更多焦虑。建筑理论家马克·威格利（Mark Wigley）（2001）恰如其分地称之为“网络热”（network fever）。¶

当代网络热的一个主要方面，或许用取自 20 世纪 50 年代早期精神分裂症研究的一个概念来描述更为恰当。按照格式塔心理学家克劳斯·康拉德（Klaus Conrad）的说法，建立连接的贪婪欲望是精神分裂症初期阶段的特征。对于在原本互不相关的事物和事件之间感知到联系的倾向，康拉德创造了“幻想性关联”（apophenia）一词（Conrad 1958）。在康拉德的分析中，对于幻想性关联者（apopheniacs）来说，不存在巧合这回事：如果错过了电车，他们会认为这是某种看不见的力量挡住了他们的路；如果邻居没跟他们打招呼，他们可能会断定此人在为某个秘密组织效力。幻想性关联者总是在寻找那些导致偶然事件的未知联系，结果却把随机事件连接在一起。在康拉德的分析中，他们的特征在于一种同样无穷无尽、耽于幻想的欲望，要去建立连接、揭示隐藏的模式。康拉德这一久被遗忘的“幻想性关联”概念，随着当代“大数据”研究而大规模复兴，^[9] 后者同样是在看似无穷无尽的数据中揭示模式，只不过是为了让这些模式服务于——比如说——风险分析和移民管控。从幻想性关联到焦虑，如今被普遍用来描述网络动态的精神病理学词汇提醒我们注意，我们当下的连接性精神气质直到不久之前还被视为某种需要解释的东西。一种特定的病理逻辑如今被直接铭刻进了网络——怀疑、不信任和不可控之强化的逻辑，它同时也是创造力、模式识别和建立出人意料之连接的逻辑。¶

超连接并非意外；它并非从外部降临于网络，也并非仅仅源于越来越全面之系统的草率而盲目的扩散。应为超连接负责的，是无限增长的内在逻辑。数字技术通过利用网络思维中固有的可能性，格外高效地运用了这一逻辑。联网日益成为一个自我指涉的过程：在不必要的会议上，心不在焉的经理们不断偷瞄自己的智能手机，只为了筹划下一场同样无关紧要的会议。¶

然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网络热远没有这么显眼。如果联网能把每个人从僵化的等级制中解放出来，并创造新的接入机会，那还能有什么问题呢？为什么有人要对与越来越多的人交流、与越来越多的事物连接的可能性心存疑虑呢？就其自身而言，文化研究与社会科学对网络社会这场未曾预见的危机准备不足，因为它们仍然倾向于把网络及其他缠结形式视为从旧有方法中获得解放的形式，而那些旧方法很容易被斥为本质主义。无论是梦想着越来越稠密之异质网络形式的拉图尔行动者网络理论，与嬉皮反文化相勾连、对杂草般的块茎进行狂热颂扬的德勒兹，还是标志着转向更为干涩之连接性（connectivity）概念的尼克拉斯·卢曼（Niklas Luhmann）系统理论——这些视角都格外看重建立连接，并始终着迷于其看似前所未有的可能性。¶

拆解网络的实践（Practices of Undoing Networks）

切断连接、放慢连接，让网络变得稀疏、识别出连接的过剩——这些问题长期以来只被描述为非故意的网络故障，需要尽可能予以消除。^[10] 然而近年来，许多原本嘲笑一切针对主导性连接性精神气质之反动的领域，已开始认真对待这些反动。我们正目睹各种拆解网络之实践的涌现，它们从未在理论中得到说明，在一片网络狂热之中也从未被纳入规划。即便在商业世界，曾经占据主导地位的“联网者”形象也日益面临竞争：越来越多的公司发现了某些员工的长处，而这些员工长期以来因缺乏社交热情而被指责缺少应有的团队协作能力。在苏珊·凯恩（Susan Cain）的《安静》（Quiet，2013）这样的畅销书中，内向者被呈现为一种长期遭到忽视的经济资源，因为他们比健谈的联网者工作得更可靠、更专注。¶

许多其他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发展。在工作场所设计中，创意工作空间的首要模式长期以来是“开放式办公室”（open office），它于 20 世纪 50 年代在汉堡附近的奎克博恩（Quickborn）被发明出来。^[11] 如今人们对开放式办公室的态度已远为怀疑，而它的命运最终与迅速蔓延的“共享办公空间”（co-working spaces）联系在一起，后者导致了经济生活名副其实的“休息室化”（loungification）。许多员工对这些变化很难感到满意，至今仍渴望拥有一间自己的办公室——一个封闭的空间，或许能够为他们提供某种保护，使之免于必须随时可被联络的要求。与此类似，联网长期被视为关键基础设施安全的保障，因为稠密的军事或能源网络在危机发生时仍能继续运转。然而今天，要求让许多此类关键基础设施离线的呼声日益高涨，因为它们已经以不再可控的方式变得易受网络攻击（Gaycken and Karger 2011）。一些最显眼的断开连接技术，恰恰在连接程度最高的用户中最为流行：多家软件供应商提供可在一段时间内限制无节制上网的应用程序；屏蔽信号的手机壳旨在确保用户在一定时间内无法被联络；酒吧和餐馆宣传自己提供无手机区；度假酒店被刻意建在苏格兰高地这样的蜂窝信号盲区；匿名化软件则承诺让个体用户不可见、不可追踪，从而不再能被日益膨胀的监控机器所寻址。这份清单可以无休止地列下去，但有一点已经很清楚：联网的危机已经引出了拆解网络的新实验，尽管它们远非总能成功。¶

当前对断开连接的投入，与那些更早的“退出”（checking out）幻想有着显著区别——后者被浓缩在反文化口号“激发热情，内向探索，脱离体制”（Turn On, Tune In, Drop Out）之中。今天的拆解网络，并不一定意味着在网络之外开始一种生活、从而将网络彻底抛诸身后。即便当前许多断开连接的尝试——尤其在它们的自我构想之中——并非全然摆脱对早先退出形式的怀旧，它们的实践仍然完全在网络之内运作。^[12] 拆解网络描述的是一种悖论性的事业：它要求利用网络来与网络断开连接。因此，这里起作用的并不是简单的开/关之分，而是一个“既非/亦非”的地带。所以，拆解网络既不意味着完全撤离网络，也不是关闭互联网这样的天真想法（Sprenger 2019）。当我谈论“拆解网络的实践”时，我并不打算像数字排毒及其他自我照护形式的流行话语那样，把它们框定为一个主观问题。我也不打算主张存在某种绝对的断开连接状态。让不堪重负的个体与网络那冷酷无情的结构相对立，所准确呈现的只会是网络批判背后的底层逻辑，而非网络本身。此外，这样做既无法为断开连接的逻辑提供多少洞见，也无法构成拆解网络之社会学所必需的出发点，因为它再次翻出了社会与个体之间的经典对立。对于断开连接的实践而言，参照点既不是个体主体，也不是周遭的社会，而是正在进行连接的网络。网络热使得超连接的底层逻辑开始显得越来越成问题，而这又反过来催生了拆解网络的新实践。关键在于，这些新实践揭示出：单纯离开网络或关闭网络并非可行的替代方案，而是过度简化，它们未能承认连接与断开连接的同时性。我所说的“同时性”，并不仅仅指这样一个逻辑结论：每当人们连接到一个网络，他们就从另一个网络断开；或者连接与断开连接总是相伴而行。尽管这一视角有可能使断开连接沦为连接的单纯相关项——两者本身都不具有任何积极特征——它也可能使拆解网络的实践、技术与基础设施所构成的一个独立储备库变得可见。¶

拆解网络的这些异质实践具有某种方向性，因为它们把超连接性（hyperconnectivity）问题当作一个契机，来发展创造断连状态（disconnectivity）的替代性实践。把超连接变成一个问题，是迈向拆解网络的第一步。这种方向性，或者说断开连接的倾向，更多来自这种以网络为焦点的（福柯意义上的）“问题化”（problematization），而非来自所涉行动者的任何个人意图。我并不打算主张，把超连接问题化这一行为本身，必然会以一种准功能主义的方式自行产生这一轨迹。我的主张是：断开连接总是已经作为超连接之实践与技术的想象维度而被铭刻于其中。拆解网络的想象维度并不是实践背后的某种意识形态，也不是实践的外部象征框架，而是构成了这些实践的内在组成部分。^[13] 借鉴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的“想象的共同体”（imagined communities）概念（Anderson 2006），^[14] 我认为这种想象一直有其基础设施性的根基，因为它指向联网的媒介构成（Langenohl 2019）。然而，这些实践的想象维度并不必然首先暗示一个由断开连接者组成的共同体；相反，它或许有助于探测网络的界限，并使对这些界限的体验成为可能。在这方面，时间结构在这些实践的想象维度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正如它在希拉·贾萨诺夫（Sheila Jasanoff）对社会技术想象（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的整体定义中那样——即“集体持有并被演绎的、关于可欲之未来（或关于抵抗不可欲之未来）的愿景”（2015, 28）。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纯粹的”“原始的”或“给定的”拆解网络实践；它们总是满载着对未来的希望、恐惧与期待。对于实践是否具有“拆解”的地位而言，断开连接（或连接得更少）的想象未来是否得以实现无关紧要，因为成功或失败并不是判定一种实践是否算作断开连接的标准。毋宁说，正是关于一种连接更少乃至断开连接之状态的有界想象，构成了拆解网络的实践。¶

拆解网络的战术与战略（Tactics and Strategies of Undoing Networks）

断开连接之实践的方向性由其想象维度产生，可以借助一组经典区分来加以分析，即“战术”（tactics）与“战略”（strategies）。这组区分可追溯到米歇尔·德·塞托（Michel de Certeau）的日常生活社会学，而后者又取自普鲁士将军、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塞维茨（Karl von Clausewitz）。在塞托看来，战术是依赖于情境、往往狡黠的实践，它们没有属于自己的特定空间：“战术的空间是他者的空间……它没有办法保持自身，没有办法维持距离，处于撤退、预见与自我收拢的位置”（de Certeau 1984, 37；强调为原文所有）。与之相反，战略创造出属于自己的空间——如有可能，是一个永久的空间——并从这一空间出发以理性的方式运作。塞托“把这样一种力量关系的计算称为‘战略’：当一个拥有意志与权力的主体（一个所有者、一家企业、一座城市、一个科学机构）能够从某个‘环境’中被隔离出来时，这种计算才成为可能”（xix）。就此而言，我们可以对拆解网络的战术与战略作一个初步区分。拆解网络的战术在网络之上运作，没有任何属于自己的主权空间，它并不预设一个精疲力竭却富于韧性的主体。此外，它们并不像关于“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的讨论中那样，旨在创造性地挪用网络资源，或建立替代方案、开展颠覆性的媒体运动。相反，拆解网络的战术利用的是某些时刻，例如局部网络故障，此时连接律令本身显露出弱点（Mannell 2017, 44）；当连接律令显得格外荒诞之时，它们甚至可以暗中瓦解这一律令，进而组织起不可寻址性（non-addressability）。与以参与式媒体和 DIY 运动精神对塞托所作的热情接受不同，拆解网络更关乎“不可沟通性”（incommunicability）的战术。¶

与此同时，我们也需要为断开连接而修正塞托的战略概念。拆解网络的战略或许有其空间——例如，在那些为应对倦怠和被感知到的效率不足而制定自身战略的企业中。但这些战略同样具有想象维度，其最直接的效果之一，就是暗示并创造出一个话语单元，而这个单元被认为恰好有能力采取此类战略行动。在这里，人们可以谈论一种（几乎是经典精神分析意义上的）想象性“误认”（misrecognition）。然而，我们也需要认真对待这些战略的功能性，因为它们构造了我们如何谈论断开连接、又如何针对断开连接采取行动的重要部分（McKinlay et al. 2009）。对断开连接的战略而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它们以与功能主义概念近距离的方式表述其想象，并倾向于把超连接框定为一个可解决的问题。例如，一家公司可能发现花在会议上的时间太多，于是尝试借助规划软件来优化日程，从而把断开连接变成一个明确可操作、具有可测量结果的问题——在这个例子中，就是减少用于开会的小时数。然而，我们从组织社会学的研究中得知，企业战略几乎从未奏效，至少不会达到它们所期望的效果。尽管如此，企业仍在继续制定这些战略，尤其是针对断开连接的问题。因此，关键在于认真对待战略表述的形式，而不必假定它们必然会产生预期的结果。¶

这些战略的另一个直接效果，是通过把断开连接建构为一种可消费却可靠的“体验”（experience）（Pine and Gilmore 2011）而将其商品化。就此而言，值得强调的是，从断开连接指南、排毒度假村到管理咨询，这个初生的断开连接产业，基本上是由网络平台的先驱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例如兰迪·扎克伯格（Randy Zuckerberg）鼓励数字“拔插头”（unplugging）的努力（Zuckerberg 2013），又如费利克斯·利维（Felix Levy）在结束其硅谷职业生涯后创办的“扎根营”。依照无限可扩展的网络逻辑，社交媒体不断创造新的连接可能，无线传感器和 RFID 芯片则正在创造一整个物联网（Internet of Things）。即便网络的激增与扩展似乎看不到尽头，断开连接或未联网的类型正日益吸引着商人的注意，例如兰迪·扎克伯格（Randi Zuckerberg）如今就在为压力重重的联网者开发专门的排毒产品。耐人寻味的转折在于，断开连接——或者确切地说，关于断开连接的生活可能是什么样子的种种观念——不仅被视为新联网项目的广阔空间，也被视为可供体验经济开发利用的东西。在这里，人们可以谈论一场新的“圈地运动”（landgrab），它涉及对断开连接者的发现、处置与商品化。¶

断开连接的战略使其自身及其关于断开连接的图像高度可见。它们声称事先就知道没有网络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并试图把它们希望创造的那种断开连接嵌入地方网络的功能逻辑之中。无论是作为一种新奇的奢华体验、一种针对关键基础设施的安全控制，还是一种调节效率与创造力的组织机制，断开连接都被普遍呈现为一种需要掌握的规训性战略，这又一次反映出博客和指南中那些勇敢而英雄式的叙事。就此而言，断开连接的战略始终是权力的战略。它们与以下问题紧密相连：由谁以何种方式决定断开连接的程度，应当部署哪些断开连接技术，谁能够获得哪些形式的断开连接。在分析战略方案及其相应的主张时，我们不应自动假定它们会顺利运转，从而强化它们的自我描述。我们的分析还需要说明主权的变化：主权者依然是那个能够就断开连接作出决定的人，但由于任何形式的断开连接都牵涉到复杂的实践与基础设施结构，任何明确的决定都是不可能的。¶

断开连接的战略高度可见，而与之相应的战术则在很大程度上不可见或不显眼。断开连接的战术没有属于自己的权力场所，因而比断开连接战略中显见的主权幻觉更契合去中心化、异质性网络的逻辑。此外，尽管断开连接的战术同样带有自身的想象维度，支撑它们的却是一种远为模糊的、关于断开连接可能是什么样子的感觉。就此而言，断开连接的战术并不遵循战略思考与行动的经典模式，因为它们既不表述一个明确的问题，也不发展系统性的技术与实践来解决这一问题——实际上，它们甚至放弃了对断开连接之任何可实现目标的远景式表述。断开连接的战术在网络内部运作，往往发展出实验性、情境性的不可沟通、不可感知与撤离形式。内向者的形象在这里扮演着一种范例性的角色，因为内向者会有意或无意地尝试撤离沟通的要求，其方式是让自己尽可能不被察觉——理想情况下，是消失在某种内在空间的建筑之中。与断开连接战略的英雄主义相反，这些是弱者的战术，而弱者对网络逻辑之复杂性的感知，往往比任何精心设计的战略都更为敏锐。断开连接之战术的基础，并不是一种被夸大的、主权式的断开连接能力，而是借用社会学的“连接性”概念，可以称之为“断连性”（disconnectivity）的东西。与社会学的连接性概念（Anschlussfähigkeit，即连接的能力）相反，断连性强调的是无法连接（Anschlussunfähigkeit）。^[15] 然而，与经典概念不同，这种无能本身并不是一种缺陷，也不是某种单纯发生的事情，而是一种往往不可见的、自成一体的能力——一种非主权的拆解网络。这也是为什么那种关于天然处于连接之中的主体的人文主义人类学，无法为网络文化提供批判性视角，因为它分享并合法化了网络文化的连接性精神气质。在讨论早期社会学关于网络社会的观念时，我所强调的正是这些背离连接律令的时刻，比如内向者的形象。它们的特征在于一种无法建立连接的状态；我并不打算像病理化话语那样把它呈现为一种失败或缺陷，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待培育的能力。沿着这一思路，亚历山大·加洛韦把“不足”（insufficiency）作为一切网络社会批判的基础（Galloway and LaRiviere 2017）。¶

即便战术的基本逻辑使其运作方式与战略迥然不同，它们也几乎从不以纯粹而孤立的形式出现。这里的类型学仅仅意在作为一种启发法，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各种混合形态中二者各自所占的比重。它或许还有助于澄清二者的相互依存，因为拆解网络的战略往往建立在对相应战术的观察与重新表述之上。以上文提到的开放式办公室模式的危机为例。为了应对随之而来的断开连接与沟通方面的挑战，如今出现了一整套撤离战术，旨在使人暂时无法被找到。起初，这些战术被视为技术性问题，往往与规训和控制措施相关。随着对超连接性——尤其是对互联团队之间不知疲倦地沟通这一观念——的批评日益增多，这类回避战术获得了新的意义。它们不再被用来规训个体，而是为断开连接的新战略提供了模板，例如在组织规划中设置静修场所，或规定强制性的不沟通时段。在情境性战术向抵抗战略的发展中，也可以观察到同样的趋势，例如个人试图退出脸书这类社交媒体平台时所伴随的巨大困难（Karppi 2018）。在这些情况下，像“自杀机器”（Suicide Machine）这样的艺术项目能够使连接律令变得可见，同时提供断开连接的技术。同样，匿名化的尝试可能费力而且常常失败，但它们也催生了匿名化软件和“过度增生”（hypertrophy）战略，例如制造具有误导性的数据集。这些例子再一次表明，任何从战术被挪用到霸权性战略的叙事，都是一种过于简单化的建构。在许多领域，恰恰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边界，被证明是实验以及拆解网络之新技术涌现的肥沃空间。艺术项目在这里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尤其是那些关注断开连接之物质性的项目，其例证包括可穿戴设备、^[16] 法拉第笼^[17]以及消失美学。^[18] 在这些领域中，每一个都在见证一种耐人寻味的战术的部署：它挪用昔日军事上的遮蔽、屏蔽或防护技术，并重新激活军事战略内部的战术时刻，从特殊颜色与材料的开发，到电磁干扰器，莫不如此。¶

把断开连接化约为一套浪漫化的日常撤离实践，不仅会忽视战术与战略之间这一极富生产性的空间，还会重新确认一种政治谬误，即把战略等同于权力，把战术等同于抵抗。这种解读最终忽视了那些被铭刻进霸权性权力计算之中的断开连接战术，例如部署冷漠战术来无视不受欢迎的个体、漠视整个社会群体。旨在使自己无法被找到的战术，从来不是在社会真空中实施的：例如，回避电子邮件、撤离其他沟通要求的能力分布并不均衡，在许多公司里，这种能力仍是高层管理者的专属特权（Jauréguiberry 2014）。¶

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边界充当着新技术与新工艺涌现的关键空间，这一事实也表明，断开连接并不一定遵循一种技术恐惧的冲动。恰恰相反，我们正目睹拆解网络的技术与工艺丰富多样地涌现，它们揭示出断开连接的可能性需要以多少条件为支撑。再说一遍，断开连接从来不会自行发生，而始终以创造社会距离的能力为前提。当我谈论“拆解网络”时，我所指的正是战术与战略之间的这一中间地带；它不能被化约为一种单纯的干扰，因为它产生出独立的社会形式。¶

拆解网络的政治（Politics of Undoing Networks）

借用战术与战略这套论战学（polemological）词汇来概念化拆解网络，表明拆解网络永远不能脱离权力问题而孤立地加以讨论，并且它会带来一种全新的、离经叛道的拆解网络政治。如果说连接性精神气质最初是在网络形态的控制社会中结晶为一种霸权原则，并最终被铭刻进几乎每一个社会技术领域，那么（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的精神气质近来则成了全新协商的场所。几年前，快餐连锁店汉堡王（Burger King）发起了一场名为“皇堡献祭”（Whopper Sacrifice）的争议性营销活动：任何人只要使用一款专门开发的应用程序“删除”十位脸书好友，就能获得一个免费的皇堡（Wortham 2009）。至于那些前好友，该应用程序会自动通知他们：他们已经被献祭了，代价是十分之一个汉堡。这场广告活动最终不得不提前终止，因为脸书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即便“皇堡献祭”几乎不是有意为之的政治活动，它仍使社交媒体公司的生命政治秩序变得可见，甚至挑战了那些看似不言自明的观念：连接本身就是可欲的，联网总是关乎提升连接性。^[19] 以一种几乎经典的方式，拆解网络的政治始终以扰乱连接性精神气质、使之去自然化为中心。唯有如此，我们才能睁开眼睛，看清——套用福柯关于被治理的那句名言——发展一种“不要被如此连接的艺术”（art of not being connected so much）可能意味着什么。相应地，无数原本关注解放的政治观念，只要它们完全依赖于可见性与承认，最终都陷入了危机。归根结底，左翼民粹主义的激进民主方案，难道不就是一个庞大的霸权性联网方案吗？对于经典的可见性政治——比如要求承认此前未被听见之声音的各种身份政治——断开连接又意味着什么？断开连接会导致更大的排斥，还是说某些断开连接的形式可以有助于包容？¶

即便拆解网络的政治在关于连接性的公认教条的核心处辛勤耕作，它们也始终面临被去政治化的威胁。当然，断开连接的去政治化总是遵循着一种隐蔽的责任化政治逻辑。把断开连接框定为一种个人的自我照护实践，会让孤立的个体显得要为节制自己的网络联系、保护自己的隐私负责。其结果是，拆解网络被嵌入个体化的控制形式之中，丧失了其集体的政治相关性：被感知到的无法以“正确”方式进行连接与断开连接、联网与去联网，被编码为一种个人失败。与此同时，把断开连接转化为一种服务于完美联网的社会技术，有可能牺牲它作为连接律令之批判的潜能。为了应对这一威胁，我们需要持续审视与拆解网络相关的基本概念，并从实践、技术与基础设施的角度来构想这一问题，以免把个体主体变成断开连接的必要条件（sine qua non）。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需要保持抽象，其意义在于：它聚焦于连接的调制（modulation），并首先关注切断连接、使之淡出、使之消失，或任其化为乌有。¶

如果说拆解网络并不止于日常实践的孤立化和个体的责任化，那么其更多的意涵或许可以在断开连接对于联网过程的集体意义中找到。就此而言，仅仅诊断普遍的网络热、批判联网律令是不够的，因为同样的批判也可能充当使个体去政治化的手段。“不要被如此连接的艺术”不是一项主观的计划，而是一场集体斗争，它在网络之中围绕连接性的界限展开。在这方面，建筑理论家马尔科姆·麦卡洛（Malcolm McCullough）（2013）提出了“环境公地”（ambient commons）的说法，这是一个用于分析数字环境中注意力与分心之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术语。相应地，我们可以把组织注意力的问题——以及与之相伴的信息激增与连接性问题——改写为一个为集体经验创造环境的问题。唯有将连接性的经验从个人主义视角中剥离出来，我们才有希望探索“环境共享化”（ambient commoning）的替代可能（Zehle 2014）。对断开连接的公共处理将继续制造新的社会冲突地带。一方面，备受争议的“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droit à la déconnexion）保障法国劳动者在空闲时间无需可被联络；^[20] 另一方面，德国绿党正在推动网络的全面覆盖（ZEIT Online 2020），而 5G 网络的建设则持续加剧着中美之间的紧张关系。从关于断开连接权的辩论，到学校禁用手机这类特定领域的战略，断开连接正日益成为一项政治挑战，尤其是就其制度化而言。争夺更为激烈的，是那些试图断开网络拓扑之某些部分的尝试，例如对金融市场的监管，或欧盟备受争议的“链接税”（link tax）。在新冠疫情（COVID-19）期间，社交距离与隔离措施清楚地表明，对断开连接的控制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领域。与对自我照护的渴望、对离网生活的向往相比，在这些领域中更为明显的是：拆解网络归根结底总是关乎权力。玛丽莲·斯特拉森（Marylin Strathern）在网络理论中为数不多的讨论断开连接之生产性潜能的论述之一里指出，切断连接、限制网络是极具力量的姿态（Strathern 1996），而这些姿态或许能在日益增多的对超连接的主题化中找到理想的合法性基础。这类断开连接的战略可能会给连接性精神气质的批判泼上一盆冷水，因为它们使断连性服从于连接性的功能要求。但它们同样需要想象撤离的时刻、发展回避的技术，而这些或许能帮助我们减少连接性，并为争取断开连接之生活的集体经验而努力。就此而言，断开连接隐含着一些指向走出网络热之道路的时刻。断开连接之战术及其社会学分析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在于揭示这些在社会层面富有成果的时刻，而不是聚焦于无网络生活的个人窍门与诀窍。通过揭露断开连接在其最受控形式中的物质性，我们最终或许有望重新激活战略中所固有的战术时刻，即便这类事业仍然嵌在一种看似悖论性的可见性政治之中。因此，任何拆解网络的社会学，都将在两者之间摆荡：一端是对无网络生活可能面貌的战略性表述，另一端是从不断变化的情境本身中引出断开连接之意义的开放式战术。¶

参考文献

•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 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 London: Verso.
• Bay, Morton. 2011. Homo Conexus: The Connected Humans. Self-published.
• Berry, David M., and Alexander R. Galloway. 2016. “A Network Is a Network Is a Network: Reflections on the Computational and the Societies of Control.”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33, no. 4: 151–72.
• Bjerg, Ole. 2006. “Accelerating Luhmann: Towards a Systems Theory of Ambivalence.” Theory, Culture & Society 23, no. 5: 49–68.
• Bollmer, Grant. 2016. Inhuman Networks: Social Media and the Archaeology of Connection. New York: Bloomsbury Academic.
• Boltanski, Luc, and Ève Chiapello. 2007 [1999]. The New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Gregory Elliott. New York: Verso.
• boyd, danah. 2004. “Love to Apophenia.” Apophenia, February 27. Accessed April 12, 2020. http://www.zephoria.org/thoughts/archives/2004/02/27/love_to_apophenia.html.
• Chun, Wendy Hui Kyong. 2006. Control and Freedom: Power and Paranoia in the Age of Fiber Optics. Cambridge, UK: MIT Press.
• Cain, Susan. 2013. Quiet: The Power of Introverts in a World That Can’t Stop Talking. New York: Crown.
• Conrad, Klaus. 1958. Die beginnende Schizophrenie: Versuch einer Gestaltanalyse des Wahns. Stuttgart: Thieme.
• de Certeau, Michel. 1984. The Practice of Everyday Life, trans. Steven Rendall.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 Digital Detox®. 2020. “Camp Grounded: Summer Camp for Adults.” Digital Detox. Accessed April 12, 2020. https://www.digitaldetox.com/experiences/camp-grounded.
• Duga, Ludovic. 1922. Les Grands Timides. Paris: Alcan.
• “Feel Sound” blog. Accessed April 28, 2020. https://feelsoundproject-blog.tumblr.com.
• Feifer, Jason. 2013. “Offices for All! Why Open-Office Layouts Are Bad for Employees, Bosses, and Productivity.” Fastcompany, November 4. Accessed April 12, 2020. https://www.fastcompany.com/3019758/offices-for-all-why-open-office-layouts-are-bad-for-employees-bosses-and-productivity/.
• Galloway, Alexander R., and Jason R. LaRiviere. 2017. “Compression in Philosophy.” boundary 2: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Literature and Culture 44, no. 1: 125–47.
• Gaycken, Sandro, and Michael Karger. 2011. “Entnetzung statt Vernetzung: Paradigmenwechsel bei der IT-Sicherheit.” Multimedia und Recht 3:3–8.
• Hesselberth, Pepita. 2018a. “Connect, Disconnect, Reconnect: Historicizing the Current Gesture towards Disconnectivity, from the Plug-in Drug to the Digital Detox.” Cinéma&Cie: International Film Studies Journal 30 (XVII): 105–14.
• Hesselberth, Pepita. 2018b. “Discourses on Disconnectivity and the Right to Disconnect.” New Media & Society 20, no. 5: 1994–2010.
• Hyysalo, Sampsa. 2006. “Representations of Use and Practice-Bound Imaginaries in Automating the Safety of the Elderly.” Social Studies of Science 36, no. 4: 599–626.
• Jackson, Michael, and Albert Piette, eds. 2015. What Is Existential Anthropology? New York: Berghahn Books.
• Jasanoff, Sheila. 2015. “Future Imperfect: Science, Technology, and the Imaginations of Modernity.” In Dreamscapes of Modernity: Sociotechnical Imaginaries and the Fabrication of Power, ed. Sheila Jasanoff and Sang-Hyun Kim, 1–33.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Jauréguiberry, Francis. 2014. “La Déconnexion aux Technologies de Communication.” Réseaux 186, no. 4: 15–49.
• Jurgenson, Nathan. 2013. “The Disconnectionists.” The New Inquiry, November 13. Accessed April 12, 2020. https://thenewinquiry.com/the-disconnectionists/.
• Karppi, Tero. 2018. Disconnect: Facebook’s Affective Bonds. Minneapolis: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 Kolb, Darl G., Arran Caza, and Paul D. Collins. 2012. “States of Connectivity: New Questions and New Directions.” Organization Studies 33, no. 2: 267–73.
• Kulwin, Noah. 2018. “‘There’s a Little Bit of Well, We’re All Just at Harvard, So What Could Happen?’: A Conversation with Former Zuckerberg Speechwriter Kate Losse on How the Facebook Founder Thinks and What Is Hardest for Him to Wrap His Mind Around.” New York Magazine 4. Accessed March 3, 2020. http://nymag.com/intelligencer/2018/04/kate-losse-former-zuckerberg-speechwriter-interview.html.
• Langenohl, Andreas. 2019. “The Imaginary of the Democratic Vote: A Conceptual Contribution to Cultural Political Sociology.” Österreichische Zeitschrift für Soziologie 44, no. 2: 57–75.
• Latour, Bruno. 2002. “Gabriel Tarde and the End of the Social.” In The Social in Question: New Bearings in History and the Social Sciences, ed. Patrick Joyce, 117–32. London: Routledge.
• Latour, Bruno. 2005. Reassembling the Social: An Introduction to Actor-Network-Theor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evine, Carolyn. 2015. Forms: Whole, Rhythm, Hierarchy, Network.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5.
• Llamas, Rosa, and Russell Belk. 2013. “Living in a Digital World.” In The Routledge Companion to Digital Consumption, ed. Russell W. Belk and Rosa Llamas, 1–13. New York: Routledge.
• Luhmann, Niklas. 1984. Soziale Systeme: Grundriss einer allgemeinen Theorie.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Mannell, Kate. 2017. “Technology, Resistance, and de Certeau: Deceptive Texting as a Tactic of Everyday Life.” PLATFORM: Journal of Media & Communication 8, no. 1: 40–55.
• McCullough, Malcolm. 2013. Ambient Commons: Attention in the Age of Embodied Informa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 Mckinlay, Alan, Chris Carter, Eric Pezet, and Stewart Clegg. 2009. “Using Foucault to Make Strategy.” Accounting, Auditing & Accountability Journal 23, no. 8: 1012–31.
• Papacharissi, Zizi. 2002. “The Virtual Sphere: The Internet as a Public Sphere.” New Media & Society 4, no. 1: 9–27.
• Pedersen, Morten A. 2013. “The Fetish of Connectivity.” In Objects and Materials: A Routledge Companion, ed. Penny Harvey et al., 197–207. London: Routledge.
• Pine, B. Joseph, and James H. Gilmore. 2011. The Experience Economy. Boston, Mass.: Harvard Business Press.
• Portwood-Stacer, Laura. 2013. “Media Refusal and Conspicuous Non-Consumption: The Performative and Political Dimensions of Facebook Abstention.” New Media & Society 15, no. 7: 1041–57.
• Shamir, Ronen. 2008. “The Age of Responsibilization: On Market-Embedded Morality.” Economy and Society 37, no. 1: 1–19. https://doi.org/10.1080/03085140701760833.
• Sharma, Sarah. 2017. “Exit and the Extensions of Man.” transmediale Journal, May 8. Accessed April 28, 2020. https://transmediale.de/content/exit-and-the-extensions-of-man.
• Shirky, Clay. 2011. “The Political Power of Social Media: Technology, The Public Sphere, and Political Change.” Foreign Affairs 90, no. 1: 28–41.
• Simmel, Georg. 1950. “The Metropolis and Mental Life.” In The Sociology of Georg Simmel, trans. and ed. Kurt H. Wolff, 409–24. New York: Free Press.
• Simmel, Georg. 2009. Sociology: Inquiries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Forms, vol. 2. Trans. Anthony J. Blasi, Anton K. Jacobs, and Mathew Kanjirathinkal. Boston, Mass.: Brill, 2009.
• Sprenger, Florian. 2019. “Kann man das Internet abschalten?” POP-ZEITSCHRIFT, March 11. Accessed April 28, 2020. https://pop-zeitschrift.de/2019/03/11/kann-man-das-internet-abschalten-von-florian-sprenger11-3-2019/.
• Stäheli, Urs. 2013. “Die Angst vor der Gemeinschaft.” Merkur 67 (773): 928–40.
• Stäheli, Urs. 2018. “Distanz und Indifferenz.” In Georg Simmel und das Leben in der Gegenwart, ed. Rüdiger Lautmann and Hans Wienold, 169–91. Wiesbaden: Springer VS.
• Stäheli, Urs. 2020. Soziologie der Entnetz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 Stäheli, Urs, and Luise Stoltenberg. 2020. “Digital Detox Tourism: Practices of Analogization” (unpublished manuscript).
• Steyerl, Hito. 2013. “HOW NOT TO BE SEEN. A Fucking Didactic Educational .MOV file.” (Installation).
• Strathern, Marilyn. 1996. “Cutting the Network.” Journal of the Royal Anthropological Institute 2, no. 3: 517–35.
• Sutton, Theodora. 2017. “Disconnect to Reconnect: The Food/Technology Metaphor in Digital Detoxing.” First Monday 22, no. 6. doi: http://dx.doi.org/10.5210/fm.v22i16.7561.
• Tarde, Gabriel. 1903 [1890]. The Laws of Imitation. Trans. Elsie Clews Parsons. New York: Holt.
• Tonkiss, Fran. 2003. “The Ethics of Indifference: Community and Solitude in the Cit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Cultural Studies 6, no. 3: 297–311.
• van Dijck, José. 2013. The Culture of Connectivity: A Critical History of Social Media.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igley, Mark. 2001. “Network Fever.” Grey Room 4:82–122.
• Willkens, Andre. 2015. Analog ist das neue Bio: Navigationshilfe durch unsere digitale Welt. Berlin: Metrolit.
• Wortham, Jenna. 2009. “The Value of a Facebook Friend? About 37 Cents.” The New York Times, January 9.
• Zehle, Soenke. 2014. “Reclaiming the Ambient Commons: Strategies of Depletion Design in the Subjective Economy.”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Information Ethics 22:31–42.
• ZEIT Online. 2020. “Grüne wollen Recht auf Mobilfunk festschreiben.” Die Zeit, January 13. Accessed April 28, 2020. https://www.zeit.de/politik/deutschland/2020-01/netzausbau-funkloecher-mobilfunk-gruene.
• Zuboff, Shoshana. 2019. The Age of Surveillance Capitalism: The Fight for a Human Future at the New Frontier of Power. New York: PublicAffairs.
• Zuckerberg, Randi. 2013. Dot Complicated: Untangling Our Wired Lives. New York: Harper Collins.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