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术语表（Glossary）

克拉拉·维格霍斯特（Clara Wieghorst）、莉亚·P. 齐罗特（Lea P. Zierott）¶

断开连接（disconnection）的多义性，要求我们收集并汇编它在不同学科、实践与媒介技术中被理解的各种方式。断开连接远不是一个发展成熟的概念，更谈不上一个自洽的研究领域；它更像是一个占位符，承载着关于离开网络、切断连接以及拒绝成为某物之一部分的种种讨论。下列词条包含若干带否定性前缀（un-、dis-、de-）的例子，我们建议将其视为拆解网络（undoing networks）的积极实践。正如布莱恩·马苏米（Brian Massumi）为其著作《情动政治》（Politics of Affect，2015）最后一章所取的标题“代结论”（In lieu of a conclusion）那样，本术语表并不旨在概览既有的理论概念，而是要提出更好的问题。因此，本术语表并不追求完备，而可以被理解为一次测绘拆解网络之实践的游戏式尝试。¶

尽管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是多义的（Hesselberth 2018），其中仍有一些反复出现的论证脉络。公共领域中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往往预设存在某种不受任何媒介侵扰的状态或空间：“模拟”（the analog）、“irl”（in real life，现实生活中）或“离线”（offline）；与之对立的，则是涵盖一切计算机化事物的“数字”（the digital）、“虚拟”（virtual）或“在线”（online）环境。为了打破这种数字二元论（digital dualism）（Jurgenson 2013），本术语表对拆解网络的诸种现象进行测绘，这些现象提出了更好的问题，例如指出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的悖论（Hesselberth 2018; Karppi 2018），或论证“模拟”远非自然之物，而是需要被建构出来的（Stäheli and Stoltenberg 2020）。一些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与自我责任化（self-responsibilization）的新自由主义议程相关联，而另一些运动或艺术实践则旨在扰乱平台资本主义（platform capitalism）。拆解网络的问题并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社会与政治问题。我们将各词条组织为相互关联的社会政治现象，而非孤立的理论概念或知名作者的名字，意在唤起人们注意：断开连接是如何嵌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之中的。¶

模拟怀旧（Analog Nostalgia）

数字媒介无所不在所衍生的一种附带现象，是对通常所谓“模拟媒介”（analog media）的怀旧（Marks 2012; Schrey 2014）。在媒介研究中，“数字”与“模拟”之间的区分至今仍有争议（Sterne 2016; Peters 2016）。然而在日常用法中，模拟媒介的定义相当简单：凡是未经计算机化的东西皆是。^[1]过一种“模拟生活”已经成为一整股潮流。从模拟摄影到收藏和聆听黑胶唱片，从模拟式旅行指南到成人涂色书，有一整套活动和产品让人得以追求“离线”爱好。¶

模拟怀旧者觉得，与数字媒介断开连接、转而投入模拟媒介，能够提升他们的生活。他们认为模拟摄影繁复的过程令人满足；他们喜欢黑胶那种“本真的”声音。模拟怀旧者觉得，不用谷歌地图（Google Maps）旅行会促使他们与陌生人交谈，并增进他们对异地的了解。颇具讽刺意味的是，也存在像 Hipstamatic 这样的数字应用程序，它们试图把模拟摄影的美学施加于用智能手机拍摄的数码照片之上。因此，模拟怀旧几乎不局限于“旧媒介”，也可以通过“新媒介”来实践。值得注意的是，模拟媒介这一范畴只是随着数字媒介的出现才被创造出来的，因为此前并无必要区分这两种模式。¶

模拟怀旧所指涉的，确实不止于对模拟媒介的使用。尤其是在针对社交媒体平台的批判性话语中，这个形容词越来越多地被当作名词使用：“模拟”描述的是一种不受任何媒介侵扰的原初状态或空间。模拟许诺了一种比社交媒体上更本真、更具人性的连接。讽刺的是，一个媒介理论的形容词被用来描述一种据称非媒介的状况。施泰利（Stäheli）和施托尔滕贝格（Stoltenberg）（2020）借助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旅游的案例研究，描述了建构“模拟”所需投入的大量工作。他们将这种创造所谓无媒介区域的过程称为“模拟化”（analogization），而这一过程实际上是一个高度媒介化的过程。模拟必须通过使用书籍、地图或打字机等媒介才能被创造出来。¶

休息（Break）

在断开连接的语境中，“休息”（break，亦有“中断”之意）既代表理论研究中的一个概念范畴，也是呼吁断开连接的大众话语中一个常见的主题。珍妮·松登（Jenny Sundén）（2018）将休息与情动理论联系起来，指出其具有扰乱性功能与启发性功能。为了实现休息的“酷儿潜能”（the queer potentials）（2018, 64），松登着重强调那些可能开启新的关系性模式的断连时刻。休息的启发性功能在于，它能够“揭示持续连接意味着什么，以及它给人怎样的感受”（64）。¶

在关于断开连接的大众话语中，人们常常主张我们需要休息一下，无论是不再时刻盯着手机、不再刷新社交媒体上的信息流，还是不再追踪新闻。数字排毒假期许诺让人从无处不在的连接性（connectivity）中暂时抽身，而追求模拟爱好则宣称能让人从数字化组织的日常生活中得到休息。在这个意义上，数字连接性是一种我们需要从中抽身休息的状态，而休息本身则是一种必然不受数字媒介侵扰的状态。然而实际上，我们常常借助互联网来从工作或社交等其他活动中休息。对许多人来说，在办公室里度过疲惫的一天后，看 YouTube 视频或网上购物可以是令人放松、甚至令人满足的活动。而对另一些人来说，由于这些休闲活动需要打字和盯着屏幕，它们几乎与工作无从区分。¶

当你尴尬地站在公交车站，或在派对上待在房间的角落时，智能手机可以让你免于寒暄。查看社交媒体或约会应用——或者在很多情况下只是假装在查看——或许能帮助内向的人显得合群，同时又显得忙碌。但随着关于断开连接的话语日益流行，盯着手机也可能被斥为反社交行为。把智能手机或互联网比作香烟，所唤起的不仅是成瘾感，还有休息感。抽一支烟让人能够从工作中暂歇片刻，也能让人在派对上有事可做（而不是显得孤零零、局促不安）。吸烟曾一度被视为一种正当的——甚至很酷的——活动，如今却普遍被认为不健康、不负责任。智能手机的情况也是如此，只是经历的时间要短得多：它们曾经是可以拿来炫耀的时髦设备（在特定语境中如今仍然如此），但其受欢迎程度正在稳步下降。不过，智能手机休息与吸烟休息在组织层面的效应上可能有所不同。在抽烟休息时，“[吸烟者之间]可能形成原本不会出现的关系”（Brewis and Grey 2008, 981），因为处于不同等级位置的人有机会相遇。那么，在那些放下手机休息的人之间，以及在那些拿着手机休息、并在互联网上相遇的人之间，又可能形成怎样的关系呢？¶

盲区（Dead Zones）

作为全面连接中的一个缺口，“盲区”（dead zone）大多作为一个问题出现——作为某种需要被消除的东西。有各种各样的技术被用来寻找和报告没有（蜂窝网络或互联网）覆盖的地点。也有一些应用程序，比如 White Spots，以积极的方式重新诠释盲区。如果你按下“带我离开”（get me out）按钮，就会被引导到一张地图上，地图显示世界各地的“白点”（white spots，即没有覆盖的地点）。在这里你可以找到数字排毒营地和酒店，以及禁用手机的咖啡馆。除了作为这些暂离之所，盲区也是那些自称电磁超敏（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e）的人的避难所。¶

由于盲区往往是地理上的断开连接与数字上的断开连接相伴而生的结果，它们开启了一种空间视角：盲区在空间上如何被划定，它的边界在哪里？盲区通常由服务缺失或基础设施故障造成，因而用户无须主动创造盲区。因此，在这里可以观察到的实践，主要涉及对一个已然断开连接的空间的组织。¶

追问盲区如何产生，会引出有关其技术基础的问题。盲区究竟是电磁波在水平方向、大范围传播中真实存在的空洞，还是仅仅是无线电塔和蜂窝基站不足的结果？事实上，两者兼而有之。从技术角度讲，盲区是指发射机与接收机之间无法建立连接，或只能建立微弱接收的区域。这可能是因为距离实在太远，也可能是因为承载信号的电波被有意中断或无意干扰。传输总是取决于大气、天气影响以及大地导电性等因素；额外的干扰或障碍物，如道路、建筑、山脉和狭窄的山谷，还会进一步阻碍电波传播。当辐射被不同物体吸收时，也会产生盲区。除了森林之外，人体是另一个相对较大的吸收体，能够通过皮肤吸收某些类型的辐射。¶

除了这些被动发生的情形之外，主动创造盲区则引出了权力问题。和许多其他国家一样，美国政府管理着一片广阔的区域，出于科学研究和军事目的，该区域内的无线电传输受到限制。国家无线电静默区（National Radio Quiet Zone）是一个依法设立的盲区，并根据可在其中使用的电子设备而被划分为不同的分区。¶

如何测绘盲区的问题，要求对网络作出另类的表征。梅希亚斯（Mejias）（2013）对大多数倾向于聚焦节点的网络理论的逻辑提出质疑，转而关注节点之间的空间。这些“旁节点”（paranodes）构成了一个多维空间，它同时位于网络之内与之外。¶

数字排毒（Digital Detox）

“数字排毒”一词描述的是一股潮流，它似乎与当下其他倡导正念（mindfulness）和健康主义（healthism）的运动密不可分。善于照顾自己的人不仅吃超级食物、练习瑜伽和冥想；他们还必须时不时地“拔掉插头”（unplug），以便“充电”（recharge）。Digital Detox® 是一家公司的名称，该公司“致力于帮助人们更加活在当下，并改善生活中与技术使用之间的平衡”（Digital Detox 2020）。¶

该公司的口号是“断开连接，以重新连接”（Disconnect to Reconnect）。自 2012 年起，Digital Detox® 举办“Camp Grounded®”——一个为期三晚的成人夏令营，人们前往加利福尼亚某个没有互联网连接的地方，以便“在没有设备的情况下彼此连接”（Digital Detox 2020）。^[2]营员可以参加组织者所称的“游戏工作坊”（playshops）。此外，Digital Detox® 还在美国各地的城市组织“拔掉插头的夜晚”（unplugged nights out），参与者可以在不受手机干扰的情况下结识新朋友。Digital Detox® 还资助关于技术影响的研究，并为学校提供认证，以应对儿童和青少年过度使用手机的问题。¶

数字排毒的结果是，手机使用，或更一般地说“数字”，被毒化了（Sutton 2017）。在众多学者中，亚当·费什（Adam Fish）（2017）批评了这样一种新自由主义企图：让个人为应对资本主义强加的负担承担责任，然后再向他们出售昂贵的产品和套餐，帮助他们恢复状态。¶

该公司的理念——以及如今为数众多的效仿者的理念——所依赖的基本前提，是它对“好的”连接与“坏的”连接的区分。其观点是，人类天生有一种彼此连接的冲动，而这种欲望无法通过借助技术设备的连接来满足。如果过度使用手机被认为有损害我们连接能力的风险，那么在数字排毒倡导者看来，我们就需要“断开连接，以重新连接”。¶

数字排毒美容产品（Digital Detox Beauty Products）

在一些数字排毒倡导者看来，过度使用手机和过多的“屏幕时间”（screen time）既威胁着我们（心理上）的健康，也威胁着我们（身体上）的美丽（在一种非常整体主义的意义上）。为了减轻长时间使用数字设备所造成的损害，人们可以购买价格不菲的美容产品。¶

一个德国天然化妆品品牌销售一款抗蓝光面部精油，试图借防蓝光电脑眼镜的流行而牟利。它含有金盏花成分，据称能保护皮肤免受屏幕蓝光辐射的伤害。据说这种蓝光不仅会损害细胞、加速皮肤老化，还是长时间使用屏幕导致眼疲劳的主要原因。尽管所有这些说法都已被科学研究揭穿，一个美国化妆品品牌仍推出了一款数字排毒浴盐，许诺能让使用者摆脱“EMF”（电场和磁场）的影响，并对抗“亢奋而疲惫”（wired and tired）综合征。在温哥华一家文化杂志对这款浴盐的评测中，建议使用者多喝水，不要在浴缸里泡太久，因为“浴盐的作用实实在在就是清除体内毒素”——这是一个“强烈的……净化过程”（Markovinovic 2019）。¶

出浴之后，人们还可以使用一款富含矿物质的数字排毒面部喷雾，据称它能让使用者重新焕发活力，并保护皮肤免受屏幕疲劳之害。产品说明将这款面部喷雾宣传为“乘飞机旅行、工作时或使用电脑和移动设备时必不可少”（Niche Beauty, n.d.）。¶

这些数字排毒美容产品全都装在设计精美的包装里，它们完美地展示了媒介不消费（media nonconsumption）（Portwood-Stacer 2013）和暂时性断开连接（Jorge 2019）如何能够成为新自由主义消费资本主义的一部分。它们的营销议程建立在通过散播焦虑来制造欲望的基础上。其背后的论证是这样的：我们生活在有毒的环境中，过着不健康的生活。在大城市里、在飞机上度日，或是对着屏幕工作，都会损害我们的皮肤和整体健康。但别担心——购买这些产品，你就能保护自己免受严重伤害，并清除体内的毒素。¶

安娜·若热（Ana Jorge）（2019）通过对 Instagram 的话语分析表明，数字断开连接与中断是如何以生活方式选择的形式被重新整合进社交媒体的。一张在数字排毒浴中发布的自拍，清楚地说明了商品化的断开连接实践已如何成为我们日常数字生活的一部分。¶

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

作为更大范围的极简主义复兴的一部分，卡尔·纽波特（Cal Newport）最新著作的书名就是《数字极简主义》（Digital Minimalism，2019）。作为《深度工作》（Deep Work，2016）和《如何成为全优学生》（How to Become a Straight-A Student，2006）的续作，这本自助指南就如何通过重新掌控技术来过上充实的生活提供了实用建议。数字极简主义者是这样一些人：他们能够享受阅读、倾听他人或散步之类的“离线”活动，而不会时时感到查看手机的冲动。他们能够享受社交活动，而无须在 Instagram 上记录下来；他们能够跟进新闻，而不会陷入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

作为教导读者如何成为数字极简主义者的努力的一部分，纽波特的“学习窍门博客”（Study Hacks Blog）（2020）鼓励其关注者参加“模拟一月挑战”（The Analog January Challenge）。由于只有在投入模拟替代活动时，放弃基于屏幕的活动才可能令人愉快，纽波特提出了五项承诺：阅读（三到四本书，无论哪本都行）；运动（每天散步十五分钟，不带手机）；连接（在这个月里与二十个不同的人进行一次“真正的”交谈）；制作（找一个需要与物质世界互动的爱好）；以及加入（一个每周聚会的本地团体）。¶

与激进的弃绝不同，数字极简主义并不建议删除自己所有的社交媒体账户，更不建议过一种没有技术的生活。相反，它的目的是通过让人们感到不那么依赖技术，帮助他们过上更好的生活。数字极简主义讲究的是节制。它没有任何政治推动力，比如批判监控资本主义（surveillance capitalism）或永久在线待命的无理要求。相反，它与新自由主义的议程相一致，即塑造为自己的（心理）健康和工作效率负责的、具有韧性的个体。¶

数字自杀（Digital Suicide）

Seppukoo.com 和“Web 2.0 自杀机器”（Web 2.0 Suicide Machine）是泰罗·卡尔皮（Tero Karppi）在其一篇关于“数字自杀”的文章（2011）中分析的两个艺术项目。两者均创立于 2009 年，都在脸书（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提供一种数字“死亡”。十余年过去，这些艺术项目或许显得古老。随着脸书失去人气，用户删除自己的脸书账户、只保留推特（Twitter）和 Instagram 账户的情况变得越来越普遍——当然，Instagram 如今也归脸书所有。尽管如此，这两个艺术项目仍可被视为艺术性断开连接实践的早期范例，是旨在扰乱占主导地位的平台资本主义的战术媒体（tactical media）案例。¶

这两个项目的运作方式都与数字极简主义或数字排毒的策略不同，后者往往以个人福祉而非抵抗为目标。Seppukoo（这个名字指涉一种日本的仪式性自杀）和 Web 2.0 自杀机器的反叛性质，可以从脸书分别与二者打过官司这一事实中得到证明。有一段时间，Seppukoo.com 发布公告称，“由于巨头脸书与 Seppukoo 之间悖论性的争议，我们的自杀服务如今已无法使用”（Seppukoo 2009）。与这则公告一同出现的，还有一段日本武士的视频，配以日语旁白（附英文字幕），讲述了该网站消亡的故事。^[3]¶

Web 2.0 自杀机器也已不再运作。它的服务曾经是这样运作的：愿意实施数字自杀的脸书用户输入自己的脸书用户名和密码。接下来，Seppukoo 会登录用户的脸书账户，利用其信息在 Seppukoo.com 上创建一个纪念页面；而 Web 2.0 自杀机器则只是更改用户的密码，使其再也无法登录脸书。随后，用户的头像会被换成 Web 2.0 自杀机器的标志，其脸书好友则被一个接一个地删除。整个过程自动进行，并且对用户可见。正如卡尔皮所说：“脸书生命[原文如此！]正在用户眼前消失”（2011, 10）。¶

消失（Disappearing）

艺术家黑特·史德耶尔（Hito Steyerl）在其影像装置《如何不被看见》（“How Not to Be Seen”）——其标题重新框定了巨蟒剧团（Monty Python）的同名经典小品——中，寻求更为严肃的隐身方式。“凡未被分辨率捕获的，都是不可见的”（Steyerl 2013），她如此断言，并提出了若干种消失的战术。与那部经典小品中一样，这些战术大多旨在达到“不成为画面的一部分”意义上的不可见，从而不被看见。逃避普遍的透明性要求被视为一个过程，而非一个非此即彼的决定。可见与不可见并不是截然对立的两极，而是被设想为两极之间的种种细微层次，类似于无法被寻址或无法被找到的状态（Yamamoto-Masson 2014）。¶

另一种消失策略是被看见得过多。混淆（obfuscation）是一种行动主义实践，它制造过多的噪声、散布误导性信息，从而可以成为对抗监控的工具（Brunton and Nissenbaum 2015）。消失之所以成为一种政治行为，不仅在于决定逃避可见性体制，还在于将其视为一个解放的过程。除了作为一种政治战术的功能之外，变得不可感知或非个人化，本身就是生成（becoming）的最终形式（Papadopoulos and Tsianos 2007）。于是，消失便是一种可以由之出发去行动的积极存在状态。作为主动的实践，各种形式的消失和藏身之所，可以被解读为与网络断开连接、选择不再被看见的战术。¶

断连应用（Disconnection Apps）

你的屏幕上是否闪烁着各种颜色、各种形状的信号？你能否看到一个无线运营商的信号在两米之外，另一个在 230 米之外？你是否听到一种像核电站里盖革计数器发出的噪声？谁会不想按下那个“带我离开”按钮，让这一切停止，并把人引向最近的“盲区”呢？这正是你作为 White Spots 应用用户所体验到的。这个多媒体项目由信息设计师理查德·韦根（Richard Vijgen）创立，它不仅将周围环境中原本不可见的电磁波可视化，还标示出没有连接、因而也没有辐射的地点。¶

正如 White Spots 所表明的，拆解网络往往是以又一个应用程序的形式、经由数字技术来中介的。种类繁多的断连应用可以分为两大类，二者并不一定相互排斥：一类构成自我照护（self-care）实践的一部分，另一类则用于实现健康的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些应用并不提倡完全弃绝数字媒介，而是倡导负责任的、有正念的使用。它们帮助用户屏蔽来电、消息，有时甚至屏蔽互联网访问；有些可以在自选时段内暂停其他应用（例如 Offtime、Freedom）；还有一些甚至会推荐旨在放慢节奏、变得更加专注的正念技巧（例如 PAUSE）。¶

自我照护实践往往与对用户的监测相伴而行。正如梅丽莎·格雷格（Melissa Gregg）在其著作《适得其反》（Counterproductive，2018）中所表明的，也有一些应用会在监测用户屏幕时间、追踪其点击的同时分析用户行为（例如 Offtime、苹果的“屏幕使用时间”［Screen time］、Moment、QualityTime、Checky）。在隐私和数据保护领域，一些应用提供反追踪工具和 VPN 客户端，以确保用户在网上搜索时的匿名性（例如 Disconnect.me、AdGuard、NoTrack）。在这里，断开连接成为一种技术性的自我照护过程，谷歌（Google）最近的“纸手机”（Paper Phone）实验就表明了这一点：纸手机名副其实就是一张纸，它让你从你那部非纸质手机中选择当天需要的信息，然后打印在真正的纸上，这张纸可以剪裁、折叠，用来夹放信用卡。这种极简版的手机应当能帮助你更加“专注”。¶

无所事事（Doing Nothing）

在为 2017 年奥地利林茨电子艺术节（Ars Electronica Festival）创作的装置《机器人，无所事事》（“Robot, doing nothing”）中，艺术家伊曼纽尔·戈洛布（Emanuel Gollob）创造了一个机器人，正如其名称所示，它什么也不做，只是来回摆动手臂。站在机器人面前，观者的注意力被它重复的动作所吸引，同时又被它的美学设计所抚慰。据戈洛布所说，该项目“控诉我们的现代社会即便在日常工作场所之外也无休止地忙碌。如今对我们提出的要求——首先是由于数字技术的扩散——是永久在场、随时准备沟通以及对信息的持续接收”（Gollob 2020）。¶

拒绝作为社会的某个特定部分发挥功能，几乎不是一种新现象。在前数字时代，停止工作的决定——即罢工——就已经是一种政治行为，是针对资本统治秩序所表达的拒绝（Tronti 1966）。作为一种无时间性的结构、一种编年序列中的断裂，无所事事的时刻成为一种“跌出节奏”（falling out of the rhythm）的方式，正如施泰利（2014）所描述的那样。这些非事件还有一个基础设施维度，埃恩（Ehn）和勒夫格伦（Löfgren）（2010）称之为“不起眼的事件”（unglamorous events）。“无所事事”可以被视为选择退出社会规范，并借助技术在短时间内逃离社会。一个人（社会）价值的缺失本身就可能成为一种批判行为，它为拔掉插头、无所事事的行为赋予一种积极自主的意味，而不是仅仅将其视为连接召唤的另一面。不发挥功能的时刻可以充满愉悦，就像观看机器人的动作那样。如此看来，“无所事事”便成为一种审美形式的批判。¶

电磁超敏症（Electromagnetic Hypersensitivity, EHS）

当你对某种几乎无处不在的东西过敏时，你该怎么办？患有“电磁超敏症”（EHS）的人声称，他们对超出最大允许辐射水平的电磁场和电磁波十分敏感。据说这种敏感尤其由 Wi-Fi、无线电和移动电话引起。据称症状包括普遍易发头痛、失眠以及细胞损伤。迄今为止，患者关于自己患有 EHS 的说法尚未得到任何成功的科学验证，而且 EHS 也未被任何国家或国际组织认定为一种医学诊断。一个小小的例外是瑞典，在那里 EHS 被认定为一种功能障碍，而非一种疾病。¶

自认为患有 EHS 的人，往往在屏蔽电磁波方面经验丰富。除了用金属箔和特殊纺织品等屏蔽材料保护身体之外，他们的居住空间也可能配备特殊装置：悬挂在床上的特制床幔、带银线的睡袋或窗帘。人们用碳涂料粉刷墙壁，以阻隔一切辐射痕迹。这类产品的市场规模庞大，包括各种声称可以通过影响电子和质子的“振动”来“调和”电磁场的设备。特殊插头许诺能够创造一个没有辐射的环境：一旦接入电路，它们仍然允许使用手机和 Wi-Fi。¶

对于 EHS 患者来说，找到一个合适的居住地尤其困难。屏蔽某个特定空间往往是不够的，因此他们需要找到辐射不那么强或根本不存在辐射的地方。博客上的个人记述展示了 EHS 患者如何在盲区中组织自己的生活。在大多数情况下，这意味着睡在森林某处没有水电的房车里，总是在躲避最近的无线电发射塔。某些关于 EHS 的说法表现出与阴谋论的危险接近：“致命辐射”（deadly radiation）就是这样一个流行语，使用它的正是那些同样否认气候变化、声称犹太人控制世界的教派。¶

法拉第笼（Faraday Cage）

遇到雷暴时该怎么办？找一辆汽车或一架飞机，你就会安全。由于它们是由导电材料构成的封闭体，其内部可以免受放电的影响。笼子的外部甚至不必完全封闭。就像微波炉那样，一张网就足以把辐射挡在里面（或外面），因为网孔只需小于电波的波长即可。由于频率范围很广，并非每一个笼子都能防辐射，这取决于制造它的材料。¶

法拉第笼最初是为军队和其他组织发明的，用来保护关键的信息技术设备或精密电气设备免受电磁脉冲攻击或雷击。它们还被用来保护讨论敏感话题的房间免遭窃听。由于法拉第笼只是被动地阻隔信号，它们是合法的，公开市场上也有一系列此类设备可供购买。只要看一眼亚马逊（Amazon），就能发现法拉第笼最常见的用途：屏蔽汽车钥匙、手机和信用卡；或者用于更全面防护的“屏蔽式隐私保护安全六件套超厚末日准备套装”（blackout-privacy protection security 6 pieces ultra-thick prepping kit）。¶

森林（Forest）

在智能手机通信中，数据信号被数字化，并被转换为高频电磁辐射。为了传输信号，发射塔向相应的接收端发送电磁波。传输取决于多种因素，包括天气条件和/或大地或水体的导电性；障碍物和干扰也会阻止无线电波传播。除了遮挡或反射等因素之外，吸收在塑造传输方面起着重要作用。无线电波会撞上吸收它们的物体。这些物体可以是建筑物和植物，也可以是人体。森林是一个特别大的吸收体，因为它通过枝叶拦截并耗散无线电波。¶

因此，森林可以成为那些不想被找到或想逃离电磁辐射的人的藏身之所。生活在数字社会中，伴随而来的是一种透明的媒介空间与社会空间的观念，在这个空间里，一切事物和每一个人都随时可以被定位。断开连接——即选择退出数字网络的行为——需要创造不透明的场所，例如藏身之所和其他隐秘地点（Stäheli 2014）。拔掉插头的空间之所以是隐秘的，是因为它逃避数字控制与可视化——它是不被看见的。¶

由于森林往往是盲区，它们同时也是文学中一种著名的断开连接想象的发生地，这并非巧合。在小说《我们在森林中的生活》（Notre vie dans les forêts，2017）^[4]中，玛丽·达里厄塞克（Marie Darrieussecq）描绘了一幅反乌托邦图景：在这个社会里，技术资本主义导致生活的所有领域都被机器人化，并伴随着全面监控。一小群反叛者逃进森林，并在那里策划对克隆工厂的袭击。作为一个离线世界，森林已成为原始自然的象征，成为人类应当回归之所。它们被描绘为最后一处未被超连接性（hyperconnectivity）触及的地方，因而是躲避无人机和其他监控技术的好去处。¶

信息过载（Information Overload）

“信息过载”的话语显著地出现在呼吁断开连接的危机诊断之中。这个术语由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在其通俗科学著作《未来的冲击》（Future Shock，1970）中首创。早在 1965 年，托夫勒就已指出，个人承受着“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的太多变化”（1970, 1；转引自 Toffler 1965）。托夫勒援引生活各个领域中的重大转变（例如工业化、新技术、传统家庭结构的解体），呼吁人们认真对待这种“变化之病”（disease of change）（1970, 1），并为那些感到不堪重负的人提供“生存策略”（strategies for survival）（Toffler 1970, 369）。¶

如今，信息过载的话语所指的并非一般性的社会变迁，而是字面意义上信息过多。^[5]大众话语中支持断开连接的一种论点认为，在一个在线新闻、社交媒体和商业屏幕无处不在的世界里，个人被他们所暴露于其中的持续信息流压得喘不过气。在“前数字时代”，人们似乎每天只在公共电视台上看一次新闻；他们可以相信，这档新闻节目包含了他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重要内容，而且公共广播是可靠的信息来源。广播以及“严肃的”日报或周报的情况也是如此。然而近年来，新闻来源的数量成倍增加。除了人们如今所接触到的新闻数量庞大之外，人们也不再知道哪些新闻来源是可信的。¶

信息过载话语的支持者断言，脸书上已经出现了“回音室”（echo chambers）和“过滤气泡”（filter bubbles），用户在其中接收到的定向信息只会强化他们既有的态度。他们强调，剑桥分析（Cambridge Analytica）丑闻——该丑闻揭露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及其团队通过收集数以百万计的脸书个人资料操纵了 2016 年的竞选活动——导致人们对新闻整体的可靠性产生了极大的不确定感。¶

如同杂货店一样，奈飞（Netflix）和声田（Spotify）等流媒体服务如今要求用户从海量的产品中作出选择，而心理学家所说的“选择的自由”或“选择的负担”通常被视为一项令人不堪重负的任务。在这一特定的信息过载话语中存在一种有趣的含混性。一方面，数字媒介看似一种解放：消费者不再受制于预先选定的广播节目，可以主动决定自己想看、想听或想读什么。另一方面，数量庞大的选项又导致精疲力竭。因此，有些人感到被信息压得不堪重负，以至于决定完全不再看新闻。对他们来说，这种弃绝似乎是重新获得能动性（agency）的唯一途径。¶

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

与信息过载的话语一样，“网络成瘾”（internet addiction）的话语也常常被用来论证断开连接的必要。在心理学中，网络成瘾于 20 世纪 90 年代作为一种新的非化学性行为成瘾（Marks 1990）而出现，其主张是：尽管互联网并不是一种化学药物，人们对它却表现出类似的反应。心理学家金伯利·扬（Kimberly Young）（1998）开展了一项关于网络成瘾的调查，随后出版了一本论述这一现象的书。书中记述了一些人因沉迷于聊天室而冷落配偶，甚至忘记去接孩子。在大量关于网购成瘾、网络性成瘾和网络游戏成瘾案例的报道中，一个反复出现的观察是：在线时光比离线时光流逝得更快。¶

如今，人们开始讨论网络成瘾的一种新的亚型综合征：智能手机成瘾。人们一有空闲就利落地解锁手机，这种样子让人联想到那些把高效点烟练成了一门艺术的老烟枪。此外，还出现了诸如“WhatsApp 炎”（WhatsAppitis）之类的诊断，这是“重复性劳损综合征”（Repetitive-Strain-Injury-Syndrome）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症状包括因过度使用手机而导致的拇指和手腕疼痛。另一个晚近出现的诊断是“亢奋而疲惫”（wired and tired）综合征，又称“肾上腺疲劳”（adrenal fatigue）。正如“wired”（既指“联网的”，又指“亢奋的”）一词所暗示的，它描述的是一种因建立连接的压力和在屏幕前耗费过多时间而导致的全面疲惫状态。然而，“网络成瘾”并未得到《精神障碍诊断与统计手册》（Diagnostic and Statistical Manual of Mental Disorders，DSM）的承认（Sutton 2017）。^[6]与其说它是一种得到医学承认的病症，不如将其理解为大众话语中的一个元素，或者是呼吁断开连接时所使用的一种修辞工具。¶

对媒介成瘾的恐惧长久以来一直是媒介批判中的一个常见主题（topos）。在 18 世纪的德国，曾有过一场关于“阅读狂热”（Lesesucht）的格外激烈的争论（Huyssen 1986; Littau 2006）。人们担心花太多时间阅读小说会导致严重后果：女性被指责疏于照料家务、孩子和丈夫；男性则被指责滋生革命思想。在这些社会风险之外，有些人甚至声称，读太多小说会引发身体疾病——正如吃得太多会使肠胃不适，读太多小说也会使大脑不适。¶

干扰（Jamming）

干扰（jamming）一个信号，不仅意味着阻断它，还意味着通过发射宽带噪声来压制原始信号。一般而言，电功率越大，干扰频率的范围就越大、越宽。干扰器会干扰各种频率，从无线电波、GPS 信号、无人机和蜂窝信号，到蓝牙和 Wi-Fi（后者甚至用低功率也能做到）。有些干扰十分明显，尤其是当它能被听到时；另一些干扰则更为隐蔽、悄无声息。在另一种被称为“欺骗”（spoofing）的干扰形式中，错误的 GPS 信号被发送出去，以误导接收端。¶

干扰实践起源于军事领域，过去（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至今仍然）被用来阻止接收外国信号，例如纳粹德国时期对英国广播公司（BBC）广播的干扰，或冷战期间苏联对西方广播的干扰。如今，作为一种电子反制策略的干扰仍然是一种审查形式，但它也被用来阻止炸弹被引爆，或用于无人机防御。¶

作为对信号的主动扰乱，干扰在大多数国家对普通民众而言都是违法的，只有在诸如监狱等官方机构中才被允许，此类例子不胜枚举。在电影院、剧院或法院等公共场所，可以找到合法的干扰器，用来防止手机使用所造成的干扰。无论其法律地位如何，公开市场上都有各种供日常使用的干扰设备出售，为用户提供工具，以防止汽车钥匙被黑客入侵、保护信用卡安全，甚至阻止测速摄像头被触发。¶

除了无线电干扰之外，“文化干扰”（culture jamming）一词被用来描述一种旨在颠覆占主导地位的表征规范的艺术表演。一种广为流传的做法被称为“异轨”（détournement），即篡改广告，以对消费主义进行总体批判。像“游击队女孩”（The Guerilla Girls）这样的女性主义艺术家也曾用它来批判流行文化和整个艺术界中的性别歧视（Kuni 2012）。¶

禁止使用手机（No Phones Allowed）

即便你设法进入了柏林那家以门槛极高而闻名的电子舞曲俱乐部伯格海恩（Berghain），你手机的摄像头镜头也会被贴上贴纸。这种拍照禁令在其他电子舞曲俱乐部中也越来越常见，它象征着对个人边界的尊重，是正在兴起的“禁止使用手机”文化的一部分。它也保障了隐私，尤其是在伯格海恩这样一个充满争议的空间里：这家俱乐部承袭了电子舞曲文化中性积极（sex-positivity）的传统，却也在努力应对自身迅速走红所带来的问题。一些电子舞曲和锐舞（rave）俱乐部根植于亚文化运动（D’Andrea 2007; St. John 2009），尽管早已进入主流，却仍试图提升人们对个人边界的意识。由于电子舞曲舞蹈中还结合着“增强”（enhancement）的观念，执行拍照禁令并不总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这主要依赖于客人的自我克制与理解，俱乐部本身也需要组织遮盖摄像头并传达这一规则。¶

执行拍照禁令的俱乐部可以通过不展示其内部照片来强化自身的神秘形象，而它们的客人则可以轻易地从事颠覆性行为，例如在洗手间里偷偷拍照并发到 Instagram 上。与此同时，俱乐部用来遮盖镜头的贴纸已经成为归属于某个特定圈子（scene）的象征。派对结束后，人们会把贴纸留在手机上，好让所有人都看到他们是在哪里度过周末的。如此一来，他们便成为一个拒绝拍照的锐舞者想象共同体的一部分。¶

俱乐部并不是唯一禁止使用手机的空间。手机禁令的其他例子还出现在学校、法庭、飞机起飞和降落期间，在某些国家甚至还出现在剧院和电影院，这里只略举数例。¶

正如这一关于其排他性的例子所表明的，断连性（disconnectivity）的空间深深嵌入于权力结构和等级秩序之中。尽管如此，它们仍然蕴含着创造可能性空间的潜能，不同的欲望可以在其中得到实现。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在《词与物》（The Order of Things）的序言中，勾勒出一种新的空间形式：它是一个在原本有限的分布之中的不稳定场域。与“乌托邦”（utopias）不同，“异托邦”（heterotopias）位于不同的地方，它们从那里通过禁止通常的描述而“暗中破坏语言”（Foucault 1994, xviii）。在福柯看来，创造一个连贯的空间，作为对一个共同图表（tableau）的寻求，就是建立一种“物的秩序”。异托邦作为一个偏离秩序的区域而存在，同时又表明可能存在其他秩序；它本身是一种秩序，同时又代表着对另一种秩序的批判。如果把拔掉插头的空间视为异托邦，那么它们就不能被简单地并入连接性之中，而是作为批判的阈限空间（liminal spaces）而被生产出来的。¶

离线（Offline）

对模拟怀旧者来说，离线具有重大价值。在一个似乎一切都在线的世界里，许多人觉得只有离线才能过上“本真的”生活。人们在社交媒体上对日常生活的精心策展——以在 Instagram 上用滤镜修图为例——导致了某种不信任：如果人们的网络形象被认为是虚假的，那么模拟怀旧者便觉得，只有在离线或“现实生活中”（irl）与人见面时，他们才能了解到对方真实、本真的自我。面对面交流被认为比通过短信聊天更本真，因为离线交谈会伴随着脸红、结巴以及其他超出表情符号表达能力的社交线索。据说，这些反应连同对交谈对象的模仿，使本真的交流成为可能。¶

在关于数字断开连接的想象中，“离线”（offline）一词在德国尤其流行。杰西·柯比（Jessi Kirby）的青少年小说《迷失的另一面》（The Other Side of Lost，2018）被译成德语时，书名为《离线时，下雨是湿的》（Offline ist es nass, wenn’s regnet，2019）。但“离线”并不只有正面的含义：阿尔诺·施特罗贝尔（Arno Strobel）的德国心理惊悚小说《离线》（Offline，2019）讲述了一群人前往山区进行数字排毒之旅，而当其中一名参与者失踪、随后被发现遭受严重虐待时，这趟旅程便变成了一场恐怖之旅。离线代表着小说主人公们的覆灭。¶

在 Instagram 上，目前约有 481,000 条帖子带有 #offline 标签。^[7]汇集在这个话题标签下的图片，不仅有自然、家庭、宠物以及宣布自己将在一段时间内离线的人，还有正在吃东西的人。甚至还有人在 #offline 的电梯里自拍。因此，这个话题标签似乎被用于任何不直接在电脑前进行的活动——它呈现为一个空洞能指（empty signifier）的形式，其彻底的空洞同时意味着彻底的丰盈（Laclau 2007）。¶

扰动（Perturbation）

乘坐公共交通工具时，人们有时会怀疑“无处不在的连接性”这一诊断。即便是在德国备受赞誉的国家铁路系统上，列车一进入隧道，电话就会中断（有时甚至毫无可辨识的原因）。在德国的高速列车城际特快（Intercity-Express，ICE）上，车载 Wi-Fi 服务极不可靠，以至于发送一封电子邮件都成为一项真正的挑战。这些经历不能被描述为断连性的时刻；它们是扰动（perturbation）的时刻。¶

“扰动”描述的是某种非故意的差错——一次故障、失灵或缺陷——而“断开连接”则总是涉及有意的实践，这些实践并非有所欠缺，而是别具一格。与扰动不同，断连性需要被主动地生产出来。在火车上经过盲区并因信号不佳而恼火，不同于为了数字排毒度假而特意前往盲区。前一个例子描述的是扰动的情形，后一个例子描述的则是断开连接的情形。不过，扰动与断开连接之间的这一区分，不应再生产一方面是技术决定论、另一方面是自主的人这一观念之间的二元论。¶

扰动的时刻并不必然意味着完全受制于（失灵的）技术。断开连接的时刻也并不要求人类主体重新获得能动性。遵循这一逻辑，就等于赞同数字排毒和数字极简主义的支持者，他们相信人类从根本上受到技术的威胁。相反，断开连接可以被理解为一个异质的物质过程，它既涉及人类与技术基础设施，也涉及想象。¶

弃绝（Renunciation）

完全弃绝数字媒介几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事。很难想象一个人没有电子邮件地址还能发展事业。没有笔记本电脑的大学生将无法撰写和提交大部分课程作业。^[8]而且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就连数字排毒之旅也必须在网上预订。然而，仍然有人不使用社交媒体，也不使用智能手机。他们中的一些人不必“弃绝”数字媒介，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从未用过；另一些人则曾经是狂热的互联网爱好者，后来改变了主意。¶

在前社交媒体爱好者众多的悔过事例中，有一例是 2007 年至 2011 年间担任脸书高管的查马斯·帕利哈皮蒂亚（Chamath Palihapitiya），他说自己如今对曾经帮助打造这家公司感到“极大的愧疚”（tremendous guilt）。他声称，脸书正通过其“短期的、多巴胺驱动的反馈回路”（short-term, dopamine-driven feedback loops）“撕裂社会运作的社会结构”（ripping apart the social fabric of how society works）。在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帕利哈皮蒂亚建议人们彻底地从社交媒体上“硬性休息”（hard break）一段时间（Vincent 2017）。卡尔皮和尼博格（Nieborg）（2020）将这些忏悔认定为“企业退位”（corporate abdication）。前脸书员工的忏悔“与其说是关于这些技术以及平台实际如何运作的真相，不如说是通过测绘并突出某些特定关系而非其他关系，来建构和塑造我们对平台权力之想象的努力”（Karppi and Nieborg 2020, 5）。¶

有一则报道讲的是，在硅谷工作的旧金山湾区（Bay Area）员工把孩子送进华德福学校（Waldorf schools），因为这些学校没有手机（Nathani 2018）。那些警告超连接性危害并建议断开连接的人，恰恰是互联网与技术专家，这一事实可能使他们的建议显得格外可信。他们看起来更了解技术的成瘾性，毕竟这些技术是他们自己开发的。社交媒体最著名、最有影响力的批评者之一，是计算机科学家、虚拟现实的开发者之一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数字极简主义》的作者卡尔·纽波特也是一位计算机科学教授。这类专家的言论可以被理解为诸多断开连接话语中的一种特定话语，其他话语还包括媒介学者、心理学家和模拟怀旧者的话语。通过使用与“网络成瘾”和“拯救孩子”相关的修辞手法，这些专家建构了一种看待社交媒体的特定视角。¶

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

“断开连接权”（right to disconnect）旨在保护雇员免于时刻待命，确保他们在非工作时间无须查看电子邮件或接听电话。在这项权利的发源国，它被称为“断线权”（Le droit à la déconnexion），它是对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界限消解的一种回应。断开连接权于 2001 年在法国出现，作为一种手段，确保雇员没有义务在家工作，也没有义务把文件和办公设备带回家。随着智能手机的出现，对这项权利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2016 年，法国中央政府通过了“埃尔·霍姆里法”（El Khomri Law，以法国时任劳动部长命名），赋予法国雇员在非工作时间断开与工作电话和电子邮件之连接的权利（Collins et al. 2019）。该法还增补了一个段落，具体规定了雇主未能尊重雇员享有个人和家庭时间之权利时应如何处理（例如，开展有关合理使用数字工具的培训和意识提升活动）（Legifrance 2016）。这项权利于 2017 年 1 月 1 日起依法生效。¶

近年来，包括菲律宾、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在内的其他国家也实施了类似的权利。除了法律强制之外，一些公司还出台了政策，在每天某个时间之后阻止电子邮件服务器向手机发送邮件。佩皮塔·黑塞尔贝特（Pepita Hesselberth）（2018）聚焦于围绕断开连接权的争论，以研究断开/连接性的悖论。她指出，上文提到的对“埃尔·霍姆里法”的修订有可能产生与其目标相反的效果。由于该法宣称，雇主在侵犯雇员断开连接权时所受的“惩罚”就在于开展意识培训，这部法律便变得既非强制性的，也不具约束力。因此，工作时间与自由时间之间的传统区隔并不一定能得到保留；其风险在于，雇员生活中的每一个小时都可能变得可供雇主调用。黑塞尔贝特并未得出“连接性文化”（culture of connectivity）（van Dijck 2013）“没有外部”（no outside）的结论，而是与泰罗·卡尔皮（2018）类似，主张断连性同时限制并构成连接性；断开/连接性的悖论正在于此。¶

屏蔽服饰（Shield Wear）

屏蔽服饰（shield wear）指的是由能够阻隔无线电波和无线信号的材料制成的服装和首饰，或者是能让人在监控无人机和人脸识别摄像头面前隐形的服装和首饰。它或许还能保护那些相信电磁辐射有害的人。妮可·谢勒（Nicole Scheller，本书收录了对她的访谈）、亚当·哈维（Adam Harvey）和埃娃·诺瓦克（Ewa Nowak）等艺术家，致力于创作这类隐私时尚。他们对材料和形式进行实验，不仅是为了作出政治表态，也是为了让这些表态时尚起来。其中一些服装是按照法拉第笼原理制作的，因此穿着者能够免受电磁场的影响。另一些则内置反射屏蔽层，可以致盲摄像头（也会利用光线），并且能够进行热反射，使穿着者在红外摄像头中不可见。除了此类阻隔材料之外，另一种避免自身生物数据被分析的方法，是借助面具、油彩或首饰的扭曲形状、图案和不自然的比例，来改变身体的轮廓并伪装面部。¶

屏蔽服饰并不一定具有解放性，也有公司销售用于正式用途的屏蔽服饰。荷兰公司荷兰屏蔽系统有限公司（Holland Shielding Systems BV）提供一系列保护身体免受电磁场影响的材料。其中一件商品是屏蔽罩袍（burka），该公司网站上的广告这样写道：“屏蔽你的头部从此变得更容易。把这件轻薄宽松的罩袍从头上套下，它就能在 10 MHz—3 GHz 的频率范围内提供 99.7% 的屏蔽，在 5.6 GHz 频率下提供超过 94% 的屏蔽。这些频率包括 Wi-Fi、无绳电话、通信基站、移动电话，甚至电视和无线电广播。……穿上快捷，脱下方便。均码适合所有人”（Holland Shielding Systems BV 2020）。考虑到欧洲多国围绕禁止面纱的争论，以及对于某些穿着罩袍的伊斯兰女性而言罩袍被赋予的压迫性质，这则轻松愉快的广告显得相当古怪。人们不禁要问：这家公司是无意中采用了不恰当的语气，还是这可以被理解为对罩袍的一种有意的重新评价——屏蔽罩袍不再是强制性的，而是如今穿脱都很方便？它不是专为女性设计的，而是依照均码适合所有人的原则设计的。它的目的不是保护女性免受男性目光的注视，也不是保护男性免于看到女性的身体，而是保护每一个人免受电磁场的影响。图中所示的商品（https://hollandshielding.com/Shielded-burka?_ga=2.225674202.1981716146.1605613357-2099775437.1605613357）实际上是一件尼卡布（niqaab）而非罩袍——后者不仅遮盖头部，还遮盖整个身体，只在眼前留有一块网纱。因此，屏蔽服饰构成了一场更广泛的、围绕遮蔽实践之争论的一部分；这场争论既涵盖与解放性实践相关的问题，也涵盖与商业化相关的问题。¶

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

要估计当前的新冠（Covid-19）疫情对断开连接话语以及断连研究领域的长期影响，现在还为时过早（当然，眼下还有许多更为紧迫的问题）。然而，有一点已经很清楚：一场根本性的转变正在发生（截至 2020 年 3 月 23 日）。模拟怀旧者和数字排毒支持者所颂扬的那种“联结感”（connectedness）^[9]，目前无法享有，因为人们被要求（在某些国家则是被强制）待在家中。Digital Detox® 的网站宣布，“2020 年 5 月的营地因新冠疫情相关的出行顾虑而取消”（Digital Detox 2020）。在 Instagram 上，#stayhome、#stayathome，或者更具攻击性的 #staythefuckhome 等话题标签大受欢迎。为了减缓病毒的传播，我们需要践行“社交距离”（social distancing）。¶

保持社交距离的呼吁与数字排毒的呼吁截然不同。主张数字排毒的话语很可能偏爱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却担心数字技术对“真正的”连接构成威胁；而在社交距离的时期，通信技术却是与朋友、家人和同事保持联系的唯一途径。互联网的声誉——即便是在模拟怀旧者当中——会因冠状病毒危机而受益吗？¶

为了避免“隔离”的含义，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已开始使用“物理距离”（physical distancing）一词，这个说法是由美国政治学与公共政策教授丹尼尔·奥尔德里奇（Daniel Aldrich）提出的（Gale 2020）。在德国，还有“接触禁令”（Kontaktverbot）的说法（这个词通常指“限制令”，尽管其字面翻译是“禁止接触”）。在谷歌上搜索这个词，可以读到许多关于违反“接触禁令”而受到警方处罚的新闻标题。因此，在这场危机之下，出现了关于应当如何行事的新的（道德化的）话语；它们的语义在不同语境和不同国家之间差异很大。¶

除了互联网在关于数字技术的文化批判话语语境中可能被重新评价，以及新的断开连接话语的出现之外，当前的形势还凸显了距离的社会重要性。早在 1903 年，格奥尔格·齐美尔（Georg Simmel）（1950）就已指出，保持社会距离是大城市居民的一种关键应对机制。^[10]只有与其他城市居民以及持续不断的印象之流保持距离，大城市中的生活才可能不至于时时令人不堪重负。如果说最近几十年的标志是一种“连接性拜物教”（fetish of connectivity）（Pedersen 2013，施泰利在本书第一章开头曾加以引用），那么当前的危机则凸显了连接性的风险与局限。可以预期，我们当前保持社交距离的状态将影响我们构想社会本身的方式。因此，那些能够将断连性和距离的时刻加以概念化的研究路径，只会受到更多的需求。¶

取消关注（Unfollowing）

无处不在的连接性不仅影响我们约会的方式（例如使用 Grindr 或 Tinder 之类的应用），也影响我们分手的方式（Gershon 2012）。乌尔斯·施泰利（Urs Stäheli）（2013）提到了 2012 年一篇饶有趣味的德语博客文章，其标题为“Die emotionale Entnetzung—Trennung in Zeiten des Internets”（情感意义上的拆解网络：互联网时代的分手）。在这篇帖子中，博主 FrolleinSocial（2012）描述了与前男友分开的繁琐过程。从前，唯一需要“注销”的“账户”，不过是共用门铃铭牌上前任的名字。有关前任生活的信息可以由共同的朋友提供（理想情况下，只在被问到时才提供）。如今，分手的过程要费力得多。如果不想一直被前任生活的种种细节所淹没，就必须主动采取预防措施。FrolleinSocial 需要在好几个平台（例如脸书、Instagram、推特）上主动屏蔽前男友的账户。更激进的做法是将他“解除好友”（unfriend，脸书）或“取消关注”（unfollow，Instagram 和推特）。在施泰利（2013, 4）看来，这篇博客文章说明了切断联系是一个繁琐的过程，而在互联网时代，由于连接以前所未有的程度激增，这一过程变得更加冗长乏味。¶

“Unfollow”（取消关注）也是一款应用程序的名称，以及最近出版的一本德国畅销书的书名（Schink 2020）。这款应用用来追踪那些在 Instagram 上取消关注你的人（先关注某人，以便让对方回关自己，随后对方又取消关注你，以便为自己获得更多粉丝——这似乎是 Instagram 上一种不受社会欢迎、却反复出现的现象）。另一方面，那本书则是对 Instagram 的一次愤怒批判（其副标题为 Wie Instagram unser Leben zerstört，即“Instagram 如何摧毁我们的生活”）。尽管这款应用和这本书有着同样的名称，它们的议程却截然相反，而这两种议程都是当前关于（断开）连接性（(dis)connectivity）之话语的典型特征。这款应用代表了以 Instagram 粉丝数量来提升自身人气的欲望，并调动了对失去这些粉丝的恐惧；而这本书则质疑关注的整体逻辑，倡导取消关注。¶

解除好友（Unfriending）

“解除好友”（unfriending）（John and Dvir-Gvirsman 2015; Schwarz and Shani 2016; Sibona and Walzak 2011; John and Gal 2018）是一种专门与脸书相关联的活动，因为在 Instagram 和推特等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上，与用户相连接的人并不被称为“好友”（friends），而是被称为“关注者”（followers）。尼古拉斯·A. 约翰（Nicholas A. John）和诺姆·加尔（Noam Gal）认为，脸书是“以色列迄今为止最受欢迎的社交媒体平台”（2018, 2971）。基于对以色列犹太裔脸书用户的访谈，约翰和加尔探讨了在 2014 年以色列—加沙冲突期间在脸书上将某人解除好友所具有的政治含义。在约翰和加尔看来，解除好友是“在网络化社会性条件下为自我进行的一种[在线]边界管理形式”（2971）。两位作者提出了“个人公共领域”（personal public sphere）这一“富有成效的……矛盾修辞”（2971），作为将社交网站上出现的政治讨论之交流空间加以理论化的一种手段。在研究中，约翰和加尔注意到某种不协调：为了达到想要的效果（即从自己的信息流中移除某些政治帖子），他们的受访者本可以只是隐藏脸书好友那些不想看到的帖子，而不必将对方彻底解除好友。在承认这种不协调的同时，约翰和加尔得出结论：解除好友可以被理解为“对个人公共领域行使主权”（2982），并进一步认为，“我与谁相连接的问题”（2973）是身份建构的一个重要方面。¶

将他们的发现与“取消关注”的行为相比较，可以看出这两种拆解在线联系的模式之间存在质的差异。脸书上的社会关系是否倾向于遵循一种持续互惠与相互认同的模式，而 Instagram 上的联系则呈现出一种更为短暂易逝的形态？¶

拔掉插头（Unplugging）

“拔掉插头”（unplugging）作为一种断开连接的实践，意味着主动地——通常只是暂时地——从数字化连接的状态中抽身。“选择退出”（opt out）的决定往往伴随着一些颂扬这一行为本身之独特性的活动：面带微笑、满心欢喜的人们举着标语，上面写着“我拔掉插头，是为了……重新连接、即兴演奏、去爱、珍惜当下、去参加派对、睡上一整天”等等。¶

从 2010 年开始，美国的“全国拔插头日”（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号召人们在每年三月的第一个星期五“从技术中暂歇 24 小时”（National Day of Unplugging）。这项倡议与犹太教安息日（Sabbath）传统相关联，由一个名为“重启”（Reboot）的犹太非营利组织发起，该组织为数字世界撰写了一份相应的“安息日宣言”（Sabbath Manifesto）。它将宗教规条与慢活运动（slow movement）相结合，以十项主要原则为基础：“远离技术；与所爱之人连接；滋养你的健康；走到户外；远离商业；点亮蜡烛；喝葡萄酒；吃面包；寻找宁静；回馈他人”（Sabbath Manifesto）。关于暂时性数字节制的讨论根植于安息日的宗教规条（安息日不允许犹太人使用电器），却逐渐脱离其宗教起源，发展成为一种一般意义上的自我照护观念。¶

除了放弃使用技术设备之外，全国拔插头日的参与者还可以通过举办诸如拔掉插头的骑行或无手机的社区晚餐等活动来进一步参与其中。甚至还有一个与孩子一起拔掉插头的项目（因为“他们生来就是拔掉插头的”），为“拔插头者”（unplugger）提供盒子，里面装有一个“手机睡袋”、棋盘游戏的点子以及烹饪食谱。¶

当用于教育领域时，拔掉插头便成为一种长期策略，这在“拔掉插头的教室”（unplugged classrooms）这一概念中显而易见，即手机被禁止带入学校。除了学校和法庭这类机构性的拔掉插头之外，大多数拔掉插头的空间都是隐秘的，或者不易找到。然而，只要稍加努力，就能发现种类广泛的此类空间，包括无手机俱乐部、咖啡馆以及不允许使用手机的高级餐厅。变得拔掉插头的过程，需要一种高度复杂的组织结构，以及技术、实践与基础设施的协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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