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不会突发：分组交换与传输的瞬时性（Flows Don’t Burst: Packet Switching and the Instantaneity of Transmission）

尽管其影响的程度一直众说纷纭，保罗·巴兰（Paul Baran）1964 年的文章《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无疑可以跻身于预见了互联网发展的网络理论核心著作之列。正是巴兰的网络架构（architecture）模型，催生了那种依据协议（protocol）作出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的权力结构。与这些技术条件相伴而来的，是一种延续至今的新型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由此，从针对个别连接的定向窃听向针对一切连接的弥散式监控（surveillance）的转变成为可能——正是这一点把美国国家安全局（NSA）的做法与早期情报机构的做法区分开来。巴兰的模型具备了中立传输的技术条件，而这种中立传输建立在网络节点（node）处所作的决策之上；与此同时，该模型也蕴含着取消这种中立性本身的可能。诚然，后来建成的各种网络以及互联网本身在某些方面不同于巴兰那些只存在于纸面上的机器。它们〔译注：原文作“his machines”，结合上下文，此处所指应为后来建成的网络和互联网，而非巴兰的机器，疑为原文笔误，按文意译出。〕并非分布式的，而是无标度的（scale-free）；其中的个别节点充当所谓的枢纽（hubs），能够处理数量庞大的连接。^[1] 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在军方和电话公司 AT&T 终于让步、实现从模拟传输向数字传输的过渡之后，巴兰的一些思想才以迂回的方式被采纳，用于指导高级研究计划局网络（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 Network，ARPANET）的建设（见 Brand 2003）。尽管如此，他的文本仍以一种新颖的方式处理了时间关键型（time-critical）传输的技术问题，以及网络上信息的微观时间同步问题。^[2] 它以极其清晰的方式表明，网络的成功必然取决于在传输过程中发生的微观决策。巴兰把这些微观决策定位于传输过程的中间，并且还就应当如何作出这些决策给出了指示。因此，借助他的模型，我们可以考察一种特定的通信网络理论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制于某些规定、经济机制和矛盾。它还使我们能够辨识出，在任何东西得以在技术上实现之前必须绕过的那些理论上和历史上的障碍。这些障碍首先具有时间关键的性质；它们是一些理论上和技术上的难题，涉及网络的固有时间和微观时间性，也涉及克服时间限制的传统欲望——也就是对直接（immediate）传输的欲望。¶

传输既受时间限制又是无时间的，这种悖论式的摩擦凝结为两个隐喻：“突发”（bursting）与“流动”（flowing）。电子通信网络的理想运作，建立在一种不间断的、连续的、可靠的传输之流（flow）之上。然而，这些传输也可以被描述为“信息的突发”（bursts of information）（Abbate 2000, 19），即一次次的数据包递送，它们在途中不断被中断，并在每个节点处损失时间。这些隐喻不应与电缆或电波中频率与振荡的技术细节相混淆。正如我想要表明的，它们毋宁说属于一种历史动力：这种动力产生于 18 世纪关于电的科学，并在巴兰的模型中重新浮现。下文的讨论试图把突发与流动这两种模式理解为一种在历史上业已确立的、对待技术媒介之时间维度的方式的表达。就其政治而言，这两种模式具有相反的后果，而它们对于我们审视当今网络的重大意义也正在于此：倘若一切都与其他一切直接相连，我们可能的行动方式就会发生根本改变——而且肯定不是朝着对我们有利的方向。因为倘若直接通信成为现实，一切决策就都已预先作出，中断（interruption）既不会有时间也不会有位置，因而也就不会有任何改变通信本身的途径。¶

因此，本章的论证将在两个不同层面上展开。一方面，我将考察巴兰模型在时间性和传输能力方面的技术性；另一方面，我将把这一切与直接性（immediacy）的历史联系起来——这种直接性在历史上产生于电学研究，又在巴兰的文本中再度出现。我希望以一种与上一章颇为不同的论述方式，把工程、技术、通信和科学史的视角结合起来，从而勾勒出在这些语境中关于时间性所作出的那些基本假设。这些假设最终将被证明对于网络政治、对于这种政治的批判以及对于我们的媒介观念都具有根本意义。正是在时间性的问题上，微观决策的重要性显得最为清楚——但它们变得隐蔽而不可见的危险也同样如此。我的目的是突出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所说的“矛盾中的一致性”（coherence in contradiction），它“表达了一种欲望的力量”（2001, 352）。在这里，突发与流动之间矛盾的一致性与媒介史相伴随。它深深嵌入当下的技术状况之中。这种“矛盾中的一致性”不应被视为一种解决方案，因为它无所谓真假。然而，它对巴兰文本的经济机制及其政治想象施加了某种潜移默化的影响。追踪这些痕迹，就意味着追寻技术媒介的幻想维度及其文化影响。¶

在这个意义上，下文的思考也可以被理解为通向一种关于当今技术基础设施的考古学的尝试。它们意在补充上一章那些面向当下的视角（关于一般意义上的媒介考古学，见 Parikka 2012）。基础设施并不仅仅是工具或生产资料。它们之所以是政治性的，是因为正是在它们的层面上作出了微观决策：谁能通信、谁不能，什么能被传输、什么不能，谁被连接起来、谁被隔离开来。我们不应把这些问题简单地交给工程师，甚至也不应交给政治家（他们的判断是以工程师的专业知识为基础的）。也许，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自己应当成为工程师，或者至少去阅读他们所写的东西，并拆解他们所建造的东西。¶

在这一点上，巴兰把人们通过网络建立的关系视为受制于技术过程的中立关系。在他的著作中，谁与谁相连是一个无关紧要的问题，而阻碍社会关系意味着什么这一问题则从未被提出（这无疑是因为巴兰的网络原本是为政府机构和大学设计的，在那里，希望彼此通信的人们无论如何都已相互认识）。然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网络中的连接是为每一次传输临时建立的。它们并非必然的，而是偶然的。这意味着，通过这些连接潜在地产生的社会性必须在一个新的层面上加以探讨。它不能简单地由既有的社会关系叠加而成，而是要求新的关系的出现。¶

巴兰为一个技术问题寻求技术解决方案。今天我们看到，无论问题还是解决方案都无法与社会相分离。然而，随着这一技术网络扩展到地球上潜在的每一个人，它已经与社会网络相互交叠——在这些社会网络中，连接早已存在，而且或许正是维系网络本身所必需的。如果技术网络与社会网络趋于融合——也就是说，如果技术上的连接可能性开始超越既有的社会连接，而新的社会连接借助技术连接被建立起来，正如我们今天在周围随处可见的那样——那么，与巴兰的时代不同，在缺乏技术通信网络的情况下思考社会关系将几乎不再可能。在邮政系统或电话的情形中早已不言自明的东西，鉴于互联网的时间性、空间性和全球可及性而获得了一个新的维度，而这一维度的政治挑战本应是显而易见的。因此，本文的第一部分之所以必须写出，是为了在这第二部分中表明：互联网的技术中立性——以及控制分发的需要——首先取决于某种在今天已不再可能的东西，即对社会的排除。在这个意义上，思考新媒体的技术维度，即便是沿着弗里德里希·基特勒（Friedrich Kittler，他偏爱孤立的个人电脑）所开辟的道路，也必然意味着思考它们所创造的关系。社会性的这一关系层面，建立在微观决策的技术性之上。¶

毁灭的威胁

这里讨论的文本是十二部篇幅更长的著作的缩略版本。这些著作是来自波兰的移民巴兰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受兰德公司（RAND Corporation）委托撰写的。因此，他在这方面的项目间接地由美国空军资助。在为这个在冷战中扮演重要角色的智库工作时，巴兰的任务是研究一个通信网络如何能够在核攻击中幸存，以及何种连接形式对于这一网络的结构而言是合理的，从而使其在面对一切威胁中最具威胁性者时依然能够保持运作。^[3] 这个网络有朝一日竟能覆盖整个世界——包括俄罗斯——在当时无疑是不可想象的。在开展这类工作时，以最新的知识和技术来模拟战争情景是很典型的做法。除军方之外，巴兰为兰德公司撰写的报告还列出了对分布式网络感兴趣的其他各方：“关注‘人工智能’的人，……关注有机体和组织内部通信的人，……研究网络中流的优化的数学家，……运用动态规划来优化尚未完全理解且不断变化的系统的数学家，……[以及]关注民用公共载波电话设备交换的人”（Baran 1964c, 2）。后来，唐纳德·戴维斯（Donald Davies）也正是面向同一类专家，确立了被称为分组交换（packet switching）的过程的理论原则。^[4] 分组交换是一种传输数字编码数据的方法：它把这些数据划分为单个的数据包，并把它们从一台计算机输送到另一台计算机，而无需在数据包之间建立直接连接。通过一个由多个地位平等的节点构成的网络，每个数据包沿着各自的路径被发送，并在目的地被重新组装。在每个节点处，都要就某个数据包下一步走哪条路径作出决策。¶

〔图 2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 1，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2　网络示意图（来源：Baran 1964d, 1）

巴兰区分了三种类型的网络，其示意图在互联网时代已经多少成为一种标志性图像：集中式、分散式和分布式（图 2）。集中式网络和分散式网络尤其脆弱，因为它们集中于某些节点，所有信道都在这些节点处汇聚。作为替代方案，巴兰提出了一种分布式网络的拓扑。其本质特征在于其连接的“冗余度”（redundancy level）。由于数据包可以被任意复制，冗余度会随着数据的数字编码而提高。按照巴兰的说法，一个集中式网络只需对其中心节点进行一次打击就可能瘫痪，而一个分布式网络——拥有尽可能多的平等节点，以及同样多甚至更多的非等级化连接——则几乎不可能被消灭。然而，对于当今的无标度网络而言，移除少数几个主要枢纽就可能造成相当大的破坏（见 Barabási and Bonabeau 2003）。尽管如此，分布式网络通过扩大和增加针对通信基础设施的攻击的潜在目标，提供了一种解决方案。这种网络模型要求在技术层面上对通信进行彻底的重新构想，即把通信构想为在每个节点处发生的持续中断，而这些中断最终却给人留下通信是基于直接连接的印象。¶

下文我既不会集中讨论这一通信网络的发展阶段——它的实际体现，例如 ARPANET 以及当时由伊万·萨瑟兰（Ivan Sutherland）领导的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DARPA）〔译注：原文如此。萨瑟兰当时领导的实为 ARPA 的信息处理技术办公室（IPTO），且该机构在 1972 年才更名为 DARPA；此处照原文译出。〕，可能受到也可能并未受到巴兰著作的多少影响——也不会集中讨论 20 世纪 60 年代为分布式通信网络铺平道路的社会或政治条件。正如许多研究所表明的，巴兰的文本浸透了他那个时代的焦虑与政治压力——正是为了这些焦虑与压力，应用科学家们被雇来寻求技术解决方案。^[5] 这一构想既没有申请专利，也没有被保密，其用意正是要让苏联有能力建造一个同样安全的通信网络。按照相互保证毁灭（mutual assured destruction，MAD）的悖论逻辑，苏联拥有同样安全的系统，就意味着美国获得了更大的安全。像当时的许多理论一样，巴兰的方法以全面毁灭的威胁为基础，因而带有一种潜在的末世论基调——即努力应对最坏的情况。要摧毁一个分布式网络，敌人就必须全力出击，消灭 n 个节点中的 n 个（图 3）。如果只有一个节点失效，所有其他节点之间仍会有足够数量的连接。显然，这样的设计受升级逻辑的驱动：根据这种逻辑，一系列核攻击有可能消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

〔图 3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 2，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3　节点摧毁（来源：Baran 1964d, 2）

如果联系这篇文本的写作语境来阅读它——它写于冷战期间最著名的智库之一——并且把它读作一种防止先发制人核打击的尝试，那么不仅那个时代的冲突与今天的冲突之间的反差会变得清晰，而且还会显而易见的是：即便威胁已经改变或在很大程度上已经消解，冷战威胁及其应对方式的基本要素至今依然存续。巴兰文本的历史位置有这样一个特征：自他的时代以来，通信的传输，无论是通过邮政过程还是网络化过程，都再也无法以无摩擦的方式运作。诚然，远程通信从来就不可能没有控制（control）——“控制从一开始就存在”（Galloway 2004, 142）——但巴兰的文本代表了一种控制信息分发的努力，这种控制类型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计算机所推动，后来又由巴兰本人加以促成。不考虑这种控制形式，就不可能理解我们当下的处境。¶

决策的节点

冷战所带来的威胁在巴兰文本的每一行中都能感受到，它改变了通信之所指的定义：问题不再是尽可能快地把一条消息从 A 点发送到 B 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这一直是许多通信技术的首要目标（见 Beniger 1986）；在研究传输延迟的框架内，它也激发了电报及其背后的物理学的发展。这类通信的理想类型是在各地之间建立直接连接，尽管早在 18 世纪末于法国建立的光学电报的时代，人们就已经知道，网络的技术架构和经济效益比这种方式更具优势。网络式的通信方式通过中间站、中继站或节点把各地连接起来（见 Siegert 1999）。克劳德·沙普（Claude Chappe）为拿破仑建造的网络诚然以巴黎为中心，但它在全国范围内覆盖了尽可能多的发送站。光学电报以及（后来的）电磁电报的历史网络的典型特征是拥有一个中心节点，多条线路在此汇合并被分发——尽可能快、尽可能直接，但容易遭受定向攻击，一次打击就可能使整个网络瘫痪。¶

在巴兰看来，安全传输的目标只能作为某种有别于快速通信目标的东西来实现。因此，用于安全传输的网络必须被确立为“一种新的公共用户系统”（a new common-user system）（1964d, 5），在这个系统中，节点的数量要与连接的数量实现最佳协调。这首先要求使用一种借助冗余来抵御攻击并且可以自动化的数字编码过程；其次，它要求设计一种通信基础设施，其线路或信道多于正常运作所需。这种网络无需在每个节点之间都建立直接连接，而是依赖于临时连接的稳定性。在 20 世纪中叶，联网不再意味着必须把每个目的地与其他所有目的地相连。根据巴兰的计算，这种网络只需从每个节点引出三条连接，就能达到稳定。其结果是，投资于分布比投资于速度变得更为重要。在这方面，正如巴兰所强调的，速度因素可以被每条消息的更低成本这一因素所取代。¶

在巴兰的模型中，每条数字化的消息都被划分为 1024 比特的标准化报文块，并被分配一个识别号以及一个包含其地址和发送者信息的报头（header）。作为分组交换过程的特征，这些数据包中的每一个都走不同的路径，并在目的地依据报头中的信息被重新组装。虽然即便以当时的条件而论这些数据包也相对较小，但它们的庞大数量却发挥着特殊的作用。简单地说，巴兰的分组交换方法借助一张持续更新、载有最新传输时间的时间表，在每个节点处重新确定一条传入消息到达其目的地的最佳路径。今天，这一过程由被称为 TCP/IP 的协议所支配。对于每一个数据包，都要就其应走哪条路径作出自主决策。如果某个节点恰好失效或过载，仍会有足够多的其他路径可用。由于要走的路径在每个节点处都要重新计算，数据包必须在那里被短暂存储。因此，传输不断被中断。¶

人们不再去建立尽可能多的直接的、想必也是快速的连接——即不间断的连接——而是把中断本身重新构想为确保网络安全（在不可摧毁的意义上）的东西：在每个节点处，一个数据包都可以走一条不同的路径，这条路径根据网络的容量逐个加以确定。通过在这些时刻作出的决策，通信的中断成为了通信稳定性的前提。为了实现这种运作上的稳定性，每个节点都必须能够监测网络的状况及其不断波动的传输时间。¶

巴兰的设计意味着，邮政、电报、电话或数字网络中的消息不应从 A 直接发送到 B，而应在节点之间分小段进行分发，并在节点处被暂时存储。在节点处，必须掌握关于网络状态的信息，才能就后续路由作出决策。为此，需要读取报头。除了关于目的地和发送者的信息之外，报头还包含一个“移交计数标签”（handover number tag），它在每个节点处都会被更新，记录已走过的路由以及传输的持续时间，以此作为衡量网络当前状况的指标。这一信息有助于确定数据包的进一步分发——在这样一个通信网络中，数据包的数量通常数以千计：¶

移交计数是每个报文块中的一个标签，在报文块最初被传输进网络时置为零。报文块每被传递一次，移交计数就加一。每个报文块上的移交计数标签表明其在网络中停留的时长或路径长度。（1964d, 7）

一方面，这一过程用于保护通信系统免受攻击。但另一方面，它也用于提高系统的生产率。与其通过单一信道发送信息——这一信道可能负担过重，也可能负担不足——不如借助交换（switching）使网络的总负荷得到均衡分配；交换即要么把一个数据包存储在某个给定节点处〔译注：原文作“storing a data packet a given node”，疑漏 at，按文意译出。〕，要么把它发送到一个替代节点。遵循彼得·加里森（Peter Galison）所说的“时刻警惕新中心的重新形成”（constant vigilance against the re-creation of new centers）（2001, 20）这一原则，这一过程在今天的各种技术变体几乎全都建立在分散式的通信基础设施和协议之上。与巴兰模型的区别在于，它们的架构使其能够是无标度的（见 Galloway 2004）。¶

中断这一行为使得就数据包的后续路由作出决策成为可能。它具有时间关键的重要性。在电报传输的情形中，单个信号按时间顺序发送，诚然它们并非以比特流的形式发送，但它们仍是离散地传输的。〔译注：此句原文为“while they are admittedly not sent as a bit stream, they are nevertheless transmitted discretely”，逻辑略显费解；从上下文看，此处似乎是在描述巴兰方案中的数据包传输，以与电报相对照。照原文译出。〕相应地，在网络中的任何地方，都不存在一条消息以其被发送时的形式、以及以其被重新组装后将被接收的形式而存在。如果一个数据包丢失，它就会被重新请求。^[6]〔译注：原文作“reordered”，此处取“重新索取”之义译作“重新请求”，即要求重发。〕如果某条信道被占用，就选择次短的那条。巴兰设计的新颖之处在于，它把数字化、数据包和可变路径结合起来，从而使一条消息能够被分割为界限严格的组成部分，这些部分是冗余的，每一部分都能走自己的路径，并且能够以任意顺序到达。^[7] 这一过程的基础在于它引入了持续的中断。这些中断在当时虽然是作为一种技术解决方案而构想的，但如今显然正在以一种全新的方式被利用。¶

流的直接性与突发的中断

《论分布式通信网络》（“On Distributed Communications Networks”）在潜意识层面唤起了一种传输的瞬时性（instantaneity）与一种交换的理想性，而这两者都与其技术上的不可实现性相伴而生。正是在这些观念的映照下，微观决策（micro-decisions）在巴兰模型中的作用才显现出来。这一模型提供了一套工具，使人得以从持续不断的时间性中断（interruption）的角度来描述通信——在这些中断期间，关于数据包进一步传输的决策得以做出；并且，它恰恰将网络的稳定性安置于这些中断之中。然而，在这样做的同时，该模型又自相矛盾地依赖于种种暗示在场与传输连续性的意象，而这两者都起到了遮蔽决策之必要性的作用。¶

我的解读针对的是某种特定张力的种种表述——每当思考通信或媒介时，这种张力常常浮现于脑海：依照这种张力，通信或媒介抹除了分隔、克服了延迟，或者否定了它们赖以成立的那种差异（参见 Peters 2000；Chang 1996）。如果通信的目的在于把相互分离之物聚合在一起，那么它在实现这一目的之际，便可能制造出已然消除了相关分隔的表象。我思考的出发点在于：通信媒介不可能是直接的（immediate），或者只能以幻象的方式（phantasmatically）是直接的。否则，它就会把关系中的诸要素——它以特定方式在其间进行中介、而统合性的通信行为也正在其间发生的那些要素——带入一种无中介的关系之中，从而使它们的分隔及对这一分隔的中介一并消失（参见 Sprenger 2012）。正如米歇尔·塞尔（Michel Serres）所言：“第三者先于第二者而存在。第三者先于其他者而存在。……我必须先穿过中间，才能抵达终点。总是存在一个中介、一个中间、一个居间者”（1992, 53）。诚然，媒介是使两个要素得以彼此直接相连的条件，因为直接性（immediacy）以两个或更多要素之间的关系为前提。因此，没有媒介便没有直接性。从历史上看，对媒介意义的强调因而始终渗透着对无媒介之直接性的梦想。¶

这种张力在历史上有诸多可观察到的表现形式，而它之所以获得特别的意义，是因为巴兰的应用对象乃是这样一种网络：在其中，每一个分发过程——哪怕是发生在最短传输段之间的分发过程——都必须对之做出决策。在其论著的最后部分，巴兰如此概括其项目的目标：“一个理想的电气通信系统可以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系统：它允许任何人或任何机器，在任何地点、任何时间，以零成本，可靠且瞬时地与其他人或机器的任意组合进行通信”（Baran 1964b, 1）。巴兰坦言，这一虚幻的目标是不可能实现的。他指出，实际的通信系统总是一种折中；它们从来不是瞬时的，也无法同时连接所有通信伙伴。正如我希望表明的，巴兰同时既排除又纳入了这种瞬时性。其危险在于：铭刻于该模型中的政治有可能变得模糊不清，尽管它们遵循着严格界定的规则。^[8]¶

电气或电子通信网络的这一理想，是由一种持续、不间断的传输之流来界定的。为了使网络显得稳定，决策正在持续不断地被做出（并且这些决策日后将成为施行权力的手段）这一事实，不应引起用户的注意。“时空压缩”（time-space-compression）的观念——它在 20 世纪 90 年代关于“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讨论中持续发挥影响，而今天又以“实时”（real-time）传输或连接的名义被召唤出来——同样可以在巴兰数字网络设计的理论原则中找到。如前所述，这类穿过网络且从不直接的传输，可以被描述为“信息突发”（bursts of information）（Abbate 2000, 19）——即以闲置与延迟阶段为特征的、不规则的数据包集合；然而与此同时，他也唤起了一种受调节的、无所不在的、不间断的、连续的流（flow）的意象。^[9]¶

巴兰的文本涉及这两种隐喻及其全部意涵，并因而助长了上文所勾勒的那种张力。毕竟，流动之物不可能同时又突发，因为那样做就会打断河流的连续性。^[10] 在一条溪流中，连续的流动之所以可以意味着直接性，首先是因为每一个流动的要素都均匀地相继跟随，其次是因为这种前后相连的性质意味着河流一端的运动会在另一端引起运动。流的意象，或“比特流”（bit-stream）的意象（Baran 1964a, 2），依赖于这样一种显见性：它发生在 A 与 B 之间，且所发送的一切都沿着同一路径流动；而实际上，网络并不流动。^[11] 今天的通信信道及其信息流的网络结构，常常被理解为在用户与服务之间、或在两个通信伙伴之间提供了一种直接连接，尽管在数字网络上不可能存在任何直接连接。流的隐喻遮蔽了这样一个事实：从技术上讲，实际发生的恰恰相反。数字网络中并没有溪流。该隐喻却暗示有溪流，这表明：在此情形中——以及在与互联网相关的一切隐喻中——传输问题及其技术细节尚未得到恰当的反思。传输的经济（economy of transmission）——在其中，某物可以同时身处两地——非常适合用来描述通信，因为通信被认为应当是不间断且无摩擦的。这正是巴兰的目标之一，但他借以实现这一目标的技术手段，恰恰与流动隐喻所暗示的东西相反。¶

1866 年，维尔纳·冯·西门子（Werner von Siemens）在描述电气传输及其延迟问题时，使用了一个惊人相似的意象：¶

这一过程大致可以想象为：向一根管壁有弹性的细长管子里泵入空气。在泵附近，每次泵动时，管子都会因涌入空气的弹性压力而膨胀。随着空气到达管子的开口端，这种膨胀会逐渐减弱；而只有当管子呈现出圆锥形时，空气才会以全部强度开始从这一端排出。泵完全压下之后，管子会恢复其正常直径，多余的空气则从其远端排出。如果在这一排放完成之前再次按压泵，空气就不会断断续续地出现在远端；相反，气流将不再停止，而会持续不断地流动，尽管速度有所变化。（Siemens 1866, 37–38）

西门子在上引最后一句中暗示了一种从突发到流动的过渡——就需要时间才能开始的振荡与频率的意义而言；而巴兰则会在另一个层面上，把这一转变描述为一种认识论障碍（下文我将更详细地讨论这一点）。在分布式网络中抵达任意节点的“信息突发”是彼此分离的。就它们而言，一种绝对的或恒定的速度是不可想象的，无论瞬时流动的隐喻在多大程度上暗示了这一点。¶

在指出这一切时，我的意图并不是要在巴兰的著作中挖掘出某种“被压抑的层面”，不是要批评他的错误，也不是要宣称安全通信网络的梦想将永远只是梦想。两种隐喻能够并存这一事实本身，对本章的论证而言才是重要的。如果以一种留意此类矛盾性融贯（contradictory coherences）的眼光来阅读巴兰的文本，诸多未曾言明的预设便会浮现出来，而它们最终都汇聚于传输的瞬时性问题。一旦观察到巴兰的设计（即便作为一种前应用性的理论）代表了我们对通信之理解的一次历史性转变，那么，联系到直接且同时的传输这一历史问题，它便获得了更大的意义。自最早的电学和电报实验以来，这一问题就影响着为通信之故而克服距离的种种努力，并且至今仍存在于关注此类技术网络之后果的社会学理论之中。在进一步阐明巴兰的论证并将其置于语境中之前，我或许应当先作几点说明，以勾勒被称为“实时”的这一幻象的谱系。¶

电与瞬时性

1729 年一个温暖的夏日，染工兼物理学家斯蒂芬·格雷（Stephen Gray）在其友人格兰维尔·惠勒（Granville Wheler）位于肯特郡的庄园里悬挂起一根黄铜导线。当用一根摩擦过的玻璃管触碰导线的一端时，导线另一端的小片黄铜箔便像蝴蝶一样开始舞动，并落附在导线上（图 4）。就这样，格雷在院子的一端，虽看不到结果，而是依靠友人在另一端的呼声，确信自己产生了一种“电的效能”（Electrick Vertue）——即吸引力、电力。格雷把这些导线称作“通信线路”（Lines of Communication）（1731, 27）。要让电能够在格雷的意义上进行通信，需要三个要素：试图进行通信的两方（各在一端），以及二者之间可能存在的任何东西。发送者与接收者必须彼此分离，否则既不会有信道，也不会有连接。通信需要距离；它需要一道鸿沟，而连接需要分隔。电不仅跨越了这样的距离；它似乎还将这距离彻底取消了。它通过使时间差变得不可察觉、通过驱散空间来进行传输——它使时间和空间都变得不可度量，尽管有一段导线悬挂穿行于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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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雷无法说清电是否具有某种速度。看起来，它既不需要中介，也不需要编码；它毋宁说就是简单地在那里，瞬时地、没有任何“可察觉的差异”（Gray 1731, 28）——同时在信道的两侧。发生在格雷一端和惠勒一端的事情，似乎是同时发生的。其间可以隔着整整一个后院，不久之后可以隔着整个世界——这个世界遍布铜线，却不需要哪怕一分钟、一秒钟、一瞬间或一眨眼的延迟。在电学研究中，这种由我们感官的迟钝和测量仪器的不精确所造成的超距作用（actio in distans），变得极富生产性。随着电报的出现，它进入了更广泛的话语之中。它一度被概念化为一种“电的联合”（electric union）（van Rensselaer 1858, 5），尽管在物理和技术层面上早已显而易见：每一次传输都需要时间，瞬时性不可能存在。自 18 世纪 30 年代发现电的传导性以来，自 19 世纪 30 年代发展出电磁电报以来，以及自随后建成一个全球性的电磁通信网络以来，电一直被设想为瞬时的，它的通信被设想为非时间性的，它的效应被设想为同时的。¶

这种直接性的幻象性质，取决于其连接的直接性：这些连接把两个地点、两台设备或两个人聚合在一起，却不需要时间，因而被认为取消了空间。尽管物理学无论当时还是现在都知道这是不可能的，这一观念仍然在“矛盾中的融贯”（coherence in contradiction）的意义上，恰恰在此种不可能性显而易见的那些语境中被维持着。甚至英国物理学家查尔斯·惠斯通（Charles Wheatstone）——他进行了首批成功测量电速的实验——也赋予电一种瞬时性，而这种瞬时性否定了他本人试图研究的那个速度（参见 Wheatstone 1834）。因为归根结底，一次瞬时的传输同时身处两地；它没有时间、没有空间、没有媒介——它是直接的。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仅是不可企及的瞬时性这一观念。这个问题深深钻入物理学的根基，关涉其哲学边缘上的诸多议题，诸如因果性、超距作用、以太，乃至最终宇宙的凝聚性（参见 Hesse 1961）。自古以来人们就在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巴兰的著作没有直接论及它，但这一问题的深刻性依然存在。在巴兰的研究中扮演核心角色的、关于远距离事件之时间关键性（time-critical）同步的种种问题，并不能被其技术和物理层面完全吸收。突发与流动这两种隐喻之间的张力即源自这段历史。尽管二者之间存在差异，这种张力仍在早期电学研究与分组交换之间建立起一种联系。¶

无论网络理论多么容易受到此类幻象的影响，这些幻象在社会学研究中也同样显著。例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在对社会时间与流的同步化实践所作的广泛分析中，便以“通过电子手段消灭空间和时间”（1998, 379）来讨论网络与全球相互依存。卡斯特把实时互动描述为一种为社会联系提供场所的东西——一种使各个地点能够被同时共享、使行动者能够在同一空间中运作的东西——尽管他们之间事实上存在距离。在此基础上，他断言网络社会是“既不指涉过去、也不指涉未来的”（1998, 386）。由此，在其著作的最后几页中，卡斯特与他此前一直在做的那种极为详尽的论证自相矛盾；正如他忽视了全球化的偶然性，他在这一点上也忽视了技术与社会实践之融合所产生的效应。在这方面，卡斯特的论述在谱系上延续着这样一些流行话语：它们依照 19 世纪中叶的技术知识，把电报确立为一个“世界有机体”（world organism）（Kapp 1877, 100）的瞬时媒介，并将在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电子即时性”（electric nowness）概念（McLuhan and Nevitt 1973, 2）中再度出现。流的隐喻、不间断的意象以及瞬时的直接性，都是司空见惯的说法。如前文已经指出的，它们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为了做出决策，需要一个用于中断的时间和地点。¶

完美交换

上文所概述的这一过程，其目的在于平衡整个网络的负载。其结果是瞬时性的消除（De-Instantanisierung）。当速度不再是首要目标时，瞬时传输的观念便失去了部分吸引力，不再作为技术解决方案而受到青睐。然而，瞬时性仍然作为一种话语效应在巴兰的文本中重新浮现，这一事实在于其“完美交换”（perfect switching）观念所依据的那种经济。这种理想的通信形式，既与网络所掌握的关于其自身状况的信息有关，也与这些信息被传输的速度有关。^[12] 因此，完美交换清楚地表明了瞬时性的幻象如何介入网络政治。¶

巴兰通过一个类比来描述其过程的优点：一位邮递员在美国中部分拣邮件。在一个“存储转发系统”（store-and-forward system）中——他也称之为“报文交换”（message switching），其中完整的报文在每一站都被转发——这位邮递员会“同时”收到来自旧金山的报文，尽管它们是在不同时间寄出的（Baran 1964d, 7）。通过比较盖在邮票上的在途时间，并假定通信信道是双向的，他便可以为其邮局中需要发往相反方向（即发往旧金山）的信件或包裹确定最佳路线：“每封信都隐含地标示着其传输路径的长度”（Baran 1964d, 7）。¶

〔图 5 未复制：原图来源 Baran 1964d，不在本书许可范围内。〕图 5　移交计数表（来源：Baran 1964d, 7）

其中具有决定性的是：邮递员只需查看盖印的寄出日期，便能提取有关最佳路线的信息；这一日期伴随着每一件邮件，正如一个移交计数（handover number）标签意在伴随每一个数据包一样（图 5）。报文携带着关于其自身传输的信息，无论是在其邮票上还是在其报头中。这些“标签”上的数值，就其纯粹的数量而言，标示出从一个节点到另一个节点、直至所论之处所需的时间量，并因此提供了关于网络当前状态及其工作负载的信息。〔译注：原文“up the point in question”疑为“up to the point in question”之误，按后者译出。〕这些信息被制成表格，并在每个节点处可供查阅。由此，便可以为每个数据包确定它接下来应当选取的最优信道——一条通往未来的信道，而这个未来是根据过去提供的数据推断出来的。起初，巴兰“移交计数表”（handover number table）上的所有条目都被赋予一个较高的值，此值在下一条报文到达后被相应地修改。该系统能够学习、自我调适，并持续更新其自身状态，而无需一个汇集所有这些信息的中心。由于分布式网络缺乏这样一个中心，每个节点都拥有其自己关于整个网络的图像，即它自己的表格。但这一图像的时间成分是什么呢？¶

交换（switching）在每个节点处（包括集中式网络的节点）执行，它是借助表格中的信息，把一条报文从一个信道转移到另一个信道，以使其更接近目的地的过程。按照巴兰的说法，传统的交换不会创造冗余（redundancy）的可能性，因为它只提供一条路线，而非多条可供选择的路线。从一个中心节点出发，到达目的地的可能途径很少。在基于巴兰模型的网络中，这一过程的直接后果是对节点处计算和存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而这一要求恰好由微型计算技术的稳步改进所满足。1969 年，一个具有七个节点的类似网络在美国西部建成，即阿帕网（ARPANET），互联网便由此发源。^[13]¶

巴兰寄予厚望的完美交换，指的是一种“能够在严重受损的网络中找到‘最佳’幸存路径”（Baran 1964c, 1）的路由（routing）过程。在未受损的网络中，完美交换就是对路线的理想选择。因此，它与瞬时传输及实时的假设紧密相关：“应当找到穿过网络的、瞬时可用的最短路径，同时预期网络的状态将迅速变化”（Baran 1964d, 6）。它的确切目标是避免直接连接，而代之以多条路线的存在，从中可以在任一给定节点处、根据加诸周围节点的流量（traffic）来选择最优者：“完美交换为网格化网络提供了预期系统性能的上限；分配多样性的情形则提供了下限”（Baran 1964d, 4）。然而，要让完美交换发挥作用（这同样适用于“不完美交换”），每个节点都必须掌握关于网络状态的信息。¶

因此，同步过程是必要的，它使每个节点都能获得关于其在网络中特定状态的信息。然而，通过为数据包配备关于其传输时间的信息，并利用这些信息来更新其网络，巴兰面临着相对性与同步这两个根本性的物理问题（参见 Galison 2003）：这些本应被同时用于确定节点当前状态的信息，其传输本身就需要时间。正如塞巴斯蒂安·吉斯曼（Sebastian Gießmann）所表明的（2009, 245），这种传输的“异质时间体制”（disparate time regime）具有时间关键性，因为网络的状态和节点的工作负载，会随着在传输过程本身中发生的种种节约性优化而一同变化。每个数据包都携带着这类信息的一部分，它们作为一个整体，为节点提供形成一幅可用地图所必需的数据。然而，由于有关传输时间的信息在到达某一节点的那一刻就已经过时（因为这种关于传输时间的信息的传输本身就需要时间），它永远只能提供一幅过去的图像。在一个数据包从一个节点移动到另一个节点所需的时间里——这一步在数据包发出的那一刻可能看起来是最优的下一步——所涉节点可能已经被其他数据包占用了。完美交换以其全部的完美性，要求关于当前事态的精确信息；然而，这样的实时信息事实上在技术上是不可能获得的。这一相对论性的偏移破坏了对实时数据的任何要求，它在技术上和物理上都是无法解决的，因为没有任何信号是瞬时的，远距离效应也无法直接实现。实时只能意味着：信号以能够被尽可能快地处理的速度到达——是及时（in time），而非实时（real-time）。实时总是发生在两个时间点之间，因此并不是瞬时的。在这一点上，那种内在于电气或电子实现形式中的通信的张力再次发挥作用。¶

网络既不知晓也不控制其当前状况，而只知晓和控制那些过去的状况，并从中为未来推断出数据包的最优分配。同步过程把在时间关键意义上相异的诸种时间性化约为一个公分母，却永远无法实现实时或同时性。同步是对多个时间层次的协调；它试图协调各种技术秩序，以便借助差异来运作。^[14] 它的目标不是（也不可能是）实现同时发生，而是确定所期望的事件能够在其间发生的界限——在此情形中，所期望的事件就是成功的传输。因此，如果两个过程或事件不超出一个技术过程运行所需的时间间隔，它们便是同步的。换言之，每一个同步行为都包含着一种受时间约束的传输残余，这种传输不可能是同时的；它充其量只能足够及时，使得延迟不至于影响所涉的技术过程。^[15] 为了使交换在技术上取得成功，关于节点工作负载的信息只需足够及时，使得选择替代路线的决策成为可能即可。就此而言，同步并不是生产实时（Echtzeit），而是生产及时性（Rechtzeitigkeit），这是因为它依赖于界限（关于“及时性”这一概念，参见 Rohrhuber 2009 和 Pias 2009）。这种使不完美交换得以顺畅运作的及时性，是通过遵守某些界限而实现的；它并非“同时性”一词所暗示的那种形而上学的精确性。巴兰把他的过程称为“烫手山芋路由”（hot-potato routing），因为数据包要像烫手山芋一样尽可能快地从一个节点传给另一个节点（以免拥塞和烫手）：“每条报文都被视为一个‘烫手山芋’，节点不会拿着这个烫手山芋，而是把报文扔给它的邻居，后者现在又会设法甩掉这条报文”（Baran 1964d, 7）。沿用这一隐喻来说，同步所运用的，正是从接住烫手山芋到开始感到疼痛之间的那段时间。¶

如果完美路径是瞬时可用的，那么相应节点处的信息就必须是完全最新的，而这是它永远不可能做到的。表格必须同时标示出所有节点的状况，才能保证完美交换，而这又意味着信息必须同时无处不在。在只存在突发的地方，将需要一种流或一种不间断的信息之流。完美交换意味着交换的瞬时性，而这又以必要信息的瞬时传输为前提。在这种情况下，网络将对其自身在场。这一连串推论将终结于一种自我在场（self-presence），它是嗓音（voice）这一媒介的特征——对于说话者而言，嗓音不再是一种媒介，因为它不必被传输给他或她：“如果要传输语音，一切都必须被瞬时地估算，因为语音不能容忍延迟”（Baran 2002, 5）。在嗓音的自我在场中，没有中断的容身之地（参见 Derrida 2011）。然而，中断就在那里。由中断所稳定的网络，本应崩溃。¶

连接的断开

然而，正如我们每次上网时所经历的，网络并没有崩溃。尽管存在上述延迟，它仍在继续运作。因此，直接性与中断在日常经验层面并不重要。巴兰提请人们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由他设计的传输形式，尽管需要中间步骤，却可以显得是直接的、在电气上是瞬时的：¶

网络用户如果呼叫了一条通往某个终端站的“虚拟连接”，并在不到一秒的时间内将报文横跨美国传送出去，那么他也可能把该系统视为一个黑箱，它提供了一条横贯全国的表面上的电路连接。（1964d, 6）

正如巴兰所指出的，电路连接之所以以“实时”方式发生，是因为其中没有节点，而只有 A 与 B 之间的直接连接。传输之所以显得是在“实时”中发生的，是因为电被假定为瞬时的，且没有节点来打断连接。对于一个正在接收数据、在电话里听某个声音、甚或正在回应这个声音的用户来说，借助分组交换发送的传输可能显得是在“准实时”（quasi-real-time）中发生的（Baran 1964d, 6），就好像它们是由用于建立电报直接连接的电路交换所产生的一样。对用户来说，似乎没有停顿、延迟或分隔，似乎他或她正以一种柏拉图主义式的在场方式参与一场对话或浏览一个网站。尽管用户的通信伙伴身处远方，但网络所提供的看似同时的连接，却给人留下这段距离并不存在的印象。¶

巴兰对这种连接的认识论反思，关涉媒介的不稳定地位：从理论视角看，媒介能够被弄得“可读、可听、可见、可感知，同时却表现出一种倾向，即熄灭它们自身以及它们对这些感性的构成性参与，并因而可以说变得不可感知、无感（anaesthetic）”（Engell and Vogl 1999, 10）。巴兰以工程师应有的全部坦率，对通过媒介的不可见性而造成的用户之断开作了如下概括：¶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Baran（2002, 4）的一段文字，大意为：这一选择意味着在发送端与接收端之间将不存在物理上的实时连接；但巴兰认为，只要传输数据速率足够高，这就无妨，因为用户会被“存在实时连接”的错觉所“愚弄”（fooled）。〕

巴兰的想法与马歇尔·麦克卢汉所表达的一种思想相合，即媒介对其用户是不可见的：“的确，任何媒介的‘内容’使我们对媒介的性质视而不见，这种情况实在太典型了”（McLuhan 1964, 9）。这一关于媒介之消失的论题，在媒介研究中已经牢固确立（参见 Mersch 2004 和 Jäger 2004），并被称作“审美中立性”（aesthetic neutrality）（Krämer 2003, 81）；巴兰则是在一个技术构想的模型框架内表达了这一论题。用户的错觉是工程师之技术知识的另一面。错觉是流，传输是突发——二者在文本的想象层面上相互交织。¶

从实用的角度——就日常生活而言——这种错觉也许无关紧要。通过网络进行通信的人，本就不应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关于构成其通信的那些数据包，一系列不可察觉的决策正在被做出。这对我们的现象学视角、对我们的社会互动，以及对任何只关心通信之成功的通信理论，都没有什么影响：¶

〔译注：此处原文引用了 Konitzer（2005, 196）的一段文字，大意为：我能够打电话联系的那个他人，以一种着重的、直接相关的方式对我“在场”；他与我“同时”，并不是指他与我在同一时间做着某些事情，而是指他的活动的意义随时都能向我表达出来，反之亦然。〕

即便干扰和中断可能妨碍我们在电话中听懂某人或重新加载一个网站，我们仍然能够以令人信服的方式彼此相关联。对于成功的通信而言，知道对方是准在场的（quasi-present）就足够了。¶

在这方面，那恰好在日常生活中不起作用的东西，无论在政治上还是就媒介理论而言，事实上都更加重要。巴兰所唤起的传输之所——连同其延迟、其差异以及在其间做出决策的那些中断——是与那位“被愚弄的”用户直接相关的问题：能够中断通信，就是拥有权力。此外，能够在不被察觉的情况下做到这一点，就是施行一种不可见的权力。如果传输被假定为真正瞬时的，这种权力将有变得无懈可击的危险。巴兰所援引的连接之错觉，将抑制他的模型所引入的那种关于中断的网络政治（network politics），任何宣称传输是瞬时的媒介理论也同样如此。^[16] 循着这样的路径，我们既无法应对政府支持的监控（surveillance）这一挑战，也无法应对网络中立（net neutrality）这一挑战，尽管巴兰的文本正是它们的源头之一。¶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