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废除工作

引言

（1980、1985）¶

《废除工作》最初是1981年2月在旧金山“大猩猩洞穴”发表的一次演说。那里是个“成人游戏环境”。店主加里·沃恩后来当了警察，他谴责那场活动，说那是他举办过的最糟糕的一场表演。他想必不是随口说说，因为后来他叫手下的打手揍了我。他对“最后国际”的海报产生兴趣（见下文第二部分），于是激我：“把你的脚放到嘴巴所在的地方。”我把脚放到了别处。〔译注：原句把“用行动兑现说辞”这一俗语中的 money 换成 foot；接句暗示踢了别处。〕一群吵吵嚷嚷的朋克受我怂恿，想不付钱就进去，结果被拒之门外；这只是那晚种种消遣中的一项。¶

五年后，我把那通说辞修订并大幅扩写成下面这篇文章；我想，其中还保留了不少演说的味道。它之所以被放在最显眼的位置，是因为我仍然认为，正如其他许多篇文章在特定语境里主张的，工作是对自由最根本的否定；凡是声称关心自由的人，都必须正视并克服这一制度。凡是无视或回避工作本身这个问题的人，尽可以是个“自由意志主义者”（或者，就此而言，马克思主义者），却绝不是一个真正主张自由的人。¶

废除工作

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

工作是世上几乎一切苦难的源头。你能叫得出名字的恶，几乎都来自工作，或来自生活在一个为工作而设计的世界里。要停止受苦，我们就必须停止工作。¶

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停止做事。它意味着创造一种以游戏为基础的新生活方式；换句话说，一场游戏革命。我所说的“游戏”，也包括节庆、创造、欢聚、共餐，甚至也许还包括艺术。游戏不只是儿童的游戏，尽管后者本身也很有价值。我所呼吁的是一场集体冒险：普遍的欢乐，以及自由相互依存的旺盛生命力。游戏不是被动的。无疑，无论收入或职业如何，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比现在多得多的时间，来纯粹地懒散、松弛一下；但一旦从就业造成的筋疲力尽中恢复过来，我们几乎都会想要行动。奥勃洛摩夫主义和斯达汉诺夫主义，是同一枚贬值硬币的两面。〔译注：前者取自俄国小说中终日慵懒的奥勃洛摩夫；后者指苏联以超额生产为榜样的劳动运动。〕¶

游戏的生活与现存现实完全不相容。那就让“现实”倒霉去吧：这个引力黑洞，把生活里那一点尚能使它有别于单纯存活的生命力也吸干了。奇怪的是——也许并不奇怪——一切旧意识形态都是保守的，因为它们信奉工作。有些，例如马克思主义和大多数无政府主义流派，正因为除此之外几乎不信什么，就更加狂热地信奉工作。¶

自由派说，我们应该终结就业歧视。我说，我们应该终结就业。保守派支持“工作权”法律。追随卡尔·马克思那位不循规蹈矩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我支持懒惰的权利。左翼人士赞成充分就业。像超现实主义者一样——不过我不是开玩笑——我赞成充分失业。托洛茨基主义者鼓动不断革命。我鼓动不断狂欢。¶

可是，既然所有意识形态家都提倡工作——他们确实如此，而且还不只是因为打算让别人替自己干活——他们却古怪地不愿明说。他们会没完没了地讨论工资、工时、工作条件、剥削、生产率、盈利能力。除了工作本身，什么他们都乐于谈。这些主动要替我们思考的专家，很少把他们对工作的结论告诉我们，尽管工作在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如此突出。他们只在彼此之间争论细节。工会与管理层一致认为，我们应当出卖生命中的时间，以换取生存，不过他们会为价钱讨价还价。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受官僚指挥。自由意志主义者认为，我们应当受商人指挥。女权主义者不在乎指挥采取什么形式，只要发号施令的是女人。显然，这些意识形态贩子对于如何瓜分权力的战利品，存在重大分歧。同样显然的是，他们没有一个反对权力本身，而且全都想让我们继续工作。¶

你也许在想，我究竟是在开玩笑，还是认真的。我既在开玩笑，也是认真的。富有游戏精神，并不等于荒唐可笑。游戏不必轻浮，不过轻浮也不等于无足轻重；很多时候，我们就该认真对待轻浮。我希望生活是一场游戏——但要是一场赌注很大的游戏。我要动真格地玩。¶

工作的替代品并不只是闲着。富有游戏精神，也不是吃了安眠药似的昏昏沉沉。〔译注：ludic 与 quaaludic 构成双关；后者影射镇静催眠药 Quaalude。〕尽管我很珍惜倦怠的乐趣，但它作为其他乐趣与消遣之间的停顿时，才最令人满足。我也不是在提倡那种经过管理、受时间纪律约束、被称为“休闲”的安全阀；远非如此。休闲是为了工作而暂不工作。休闲就是从工作中恢复过来的时间，也是狂热却无望地试图忘记工作的时间。许多人度假回来，累得巴望赶快回去工作，好休息一下。工作与休闲的主要区别在于：工作时，至少你的异化与精疲力竭还有工资可拿。¶

我没在和谁玩定义游戏。当我说我要废除工作时，我说的就是这个意思。不过，我想用并非自创怪论的方式界定术语，把自己的意思说清楚。我对工作最起码的定义是强制劳动，也就是强制生产。两个要素缺一不可。工作是通过经济或政治手段，用胡萝卜或大棒强迫进行的生产。（胡萝卜不过是换了手段的大棒。）但并非一切创造都是工作。¶

工作从来不是为了它本身而做，而是为了劳动者——更常见的是某个别人——能从中取得某种产品或产出。工作必然如此。给它下定义，就是鄙视它。但工作通常比定义所规定的还要糟糕。工作内在的支配动力，会随着时间变得更加复杂。在饱受工作折磨的发达社会中，包括所有工业社会，无论资本主义的还是“共产主义”的，工作总会获得其他属性，使它更加可憎。¶

通常——这一点在“共产主义”国家比在资本主义国家更明显，那里国家几乎是唯一的雇主，人人都是雇员——工作就是就业，即雇佣劳动，也就是把自己分期付款卖掉。因此，美国95%的就业者都在为某个别人（或某个别的东西）工作。在苏联、古巴、南斯拉夫，或其他任何可能被举出的替代模式中，相应比例都接近100%。只有第三世界那些四面受围的农民堡垒——墨西哥、印度、巴西、土耳其——还暂时容留着数量可观的农耕者，他们延续了过去几千年大多数劳动者的传统安排：向国家缴税（＝赎金），或向寄生的地主交租，以换取其他时候不受打扰。就连这种吃亏的买卖，现在也开始显得不错了。所有工业工人和办公室职员都是雇员，都受到某种确保他们服服帖帖的监视。¶

然而，现代工作还意味着更糟的事情。人们不只是工作，他们还拥有“职位”。一个人必须一直执行同一种生产任务，否则就要吃苦头。即使这项任务本身还有一点趣味——越来越多的职位连这一点都没有——被强制限定为只能做它的单调，也会耗尽它的游戏潜力。一项“差事”本来可能让某些人在合理而有限的一段时间内，为了好玩而投入精力；但对于那些不得不每周干四十小时、无权决定怎样干、为了毫无贡献的业主牟利，而且无法在真正干活的人之间分享任务、分摊工作的人来说，它只是一副重担。这就是真实的工作世界：一个充满官僚主义的胡作非为、性骚扰和歧视的世界；蠢猪一样的上司剥削下属，把下属当替罪羊，而按照任何合理的技术标准，本应由这些下属来掌舵。¶

但在真实世界里，资本主义使合理地提高生产率和利润的目标，服从于组织控制的迫切需要。¶

大多数劳动者在工作中遭受的贬损，是种种侮辱的总和，可以统称为“纪律”。福柯把这个现象复杂化了，其实它很简单。纪律包括工作场所里整套极权式控制：监视、机械重复的活计、强加的工作节奏、生产定额、上下班打卡，等等。纪律是工厂、办公室、商店与监狱、学校、精神病院的共同之处。它是历史上新出现的、可怕的东西。即使是尼禄、成吉思汗、伊凡雷帝这样的古代恶魔独裁者，也做不到这一点。无论他们怀有什么恶意，他们都没有那套机器，无法像现代暴君那样彻底控制臣民。纪律是现代特有的、恶魔般的控制方式，是一种新发明的侵入，必须尽早予以禁止。¶

这就是“工作”。游戏恰恰相反。游戏永远是自愿的。本来可能是游戏的事情，只要被强迫去做，就成了工作。这是不证自明的。伯尼·德科文把游戏定义为“暂停后果”。如果这意味着游戏无关紧要，那么我不能接受。问题并不在于游戏没有后果；那样说是在贬低游戏。问题在于，即使有后果，那也是无偿的。游戏与赠予紧密相连；它们是同一种冲动——游戏本能——在行为与交往上的两个方面。它们共有一种对结果的贵族式不屑。游戏者会从游戏中得到东西；他因此才玩。但核心回报是活动本身的体验，无论那是什么活动。有些在其他方面十分用心的游戏研究者，例如约翰·赫伊津哈（《游戏的人》），把它界定为玩有规则的游戏，或遵守规则。我尊重赫伊津哈的博学，却坚决拒绝他的限制。有许多好游戏由规则支配，例如国际象棋、棒球、大富翁、桥牌；但游戏远不止玩这些游戏。交谈、性、舞蹈、旅行——这些活动并不由规则支配，但如果有什么算得上游戏，它们当然算。而规则本身，也至少同其他任何东西一样，可以拿来玩。¶

工作把自由变成了一场笑话。官方说法是，我们人人有权利，生活在民主制度里。¶

另一些不幸的人不像我们这样自由，只能生活在警察国家。他们无论遇到多么专横的命令，都得服从，否则就要遭殃。当局经常监视他们。国家官僚甚至控制日常生活中最细微的部分。摆布他们的官员，无论属于公家还是私人，只对上级负责。无论哪一种，异议和不服从都要受罚。告密者定期向当局报告。据说，这一切都是非常坏的事情。¶

确实如此，尽管这不过是对现代工作场所的描述。那些痛斥极权主义的自由派、保守派和自由意志主义者，都是骗子和伪君子。任何经过适度去斯大林化的独裁政体，自由都比普通的美国工作场所更多。在办公室或工厂里，你会发现与监狱或修道院同样的等级制度和纪律。事实上，正如福柯等人所指出的，监狱与工厂几乎同时出现，而它们的经营者有意识地互相借用控制技术。劳动者是一个兼职奴隶。老板规定你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走，以及中间干什么。他告诉你要干多少、干多快。他可以把控制任意推到侮辱人的极端：只要他愿意，就能规定你穿什么衣服，或者多久能去一次厕所。除少数例外，他可以出于任何理由，甚至毫无理由地开除你。他让告密者和监工窥探你，为每个雇员积攒一份档案。顶嘴叫作“不服从管教”，仿佛劳动者是个淘气的小孩；这不仅会使你被开除，还会使你失去领取失业补偿的资格。我并不因此赞成这样对待儿童，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儿童在家中和学校受到的待遇大体相同，只不过人们以他们尚未成熟为理由替这种待遇辩护。那这又说明了那些同样工作的家长和教师是什么处境？¶

我所描述的这种有辱人格的支配制度，连续几十年，统治着大多数女性和绝大多数男性清醒时间的一半以上，占去了他们大半辈子。在某些用途下，把我们的制度叫作民主、资本主义，或者更恰当地叫工业主义，不算太离谱；但它真正的名字是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统治。谁说这些人是“自由的”，谁就是在撒谎，或者愚蠢透顶。你做什么，你就是什么。¶

如果你做的是无聊、愚蠢、单调的工作，你很可能也会变得无聊、愚蠢、单调。对于我们周围不断蔓延的愚钝化，工作提供的解释，比电视和教育这些重要的致蠢机制还要有力。人们一生都被编排管束，从学校被移交到工作，前头有家庭，后头有养老院；他们习惯了等级制度，在心理上沦为奴隶。他们自主的能力已经萎缩到这样一种地步：对自由的恐惧，竟成了他们少数有理性根据的恐惧之一。他们在工作中接受的服从训练，会带进自己建立的家庭，以不止一种方式再生产这套制度；也会带进政治、文化和其他一切领域。一旦你在工作中榨干人的生命力，他们很可能就会在所有事情上服从等级和专家。他们已经习惯了。¶

我们离工作世界太近，反而看不清它对我们做了什么。我们必须借助来自其他时代或其他文化的外部观察者，才能认识到自身处境何等极端、何等病态。在我们自己的过去，曾经有一个时代，“工作伦理”会是不可理解的；韦伯把它的出现与加尔文教联系起来，也许确有道理。倘若这种宗教不是在四百年前而是在今天兴起，它马上就会被恰当地贴上邪教标签。不管怎样，我们只需汲取古人的智慧，就能把工作放到适当的位置。古人看清了工作的本质；尽管有那些加尔文教怪人的干扰，他们的看法仍占上风，直到被工业主义推翻——而在被推翻之前，就连工业主义的先知们也曾表示赞同。¶

姑且假定，工作不会把人变成愚钝而顺从的家伙。姑且违背一切可信的心理学，以及工作拥护者自身的意识形态，假定工作对人格的形成毫无影响。再姑且假定，工作不像我们明知的那样无聊、疲惫、屈辱。即使如此，仅仅因为它侵占了我们这么多时间，工作仍会把所有人道主义与民主的愿望变成笑话。苏格拉底说，体力劳动者既不是好朋友，也不是好公民，因为他们没有时间履行友谊和公民身份的责任。他说得对。¶

由于工作，无论做什么，我们都不断看表。所谓“自由时间”唯一“免费”的地方，就是它不让老板花一分钱。自由时间主要用于准备工作、赶去工作、从工作中回来，以及从工作中恢复过来。“自由时间”是个委婉说法，掩饰着这样一种奇特安排：作为生产要素的劳动，不仅自费把自己运往工作场所、再运回来，还主要承担自身维护和修理的责任。煤和钢不会这么做。车床和打字机不会这么做。劳动者却会。难怪爱德华·G.罗宾逊在他的一部黑帮片里嚷道：“只有傻瓜才工作！”¶

柏拉图和色诺芬都把一种认识归于苏格拉底，而且显然也赞同他：工作会毁坏劳动者作为公民和作为人的存在。希罗多德把蔑视工作看作古希腊人在文化鼎盛时期的一项特征。再只举一个罗马人的例子，西塞罗说过：“谁为金钱出卖劳动，谁就出卖了自己，把自己列入奴隶的行列。”这种坦率如今已很少见，但我们惯于看低的当代原始社会，也提供了一些代言人，使西方人类学家受到启发。根据波斯皮希尔的记述，西伊里安的卡保库人有一种生活平衡观念，因此隔一天才工作一次；休息日是为了“恢复失去的力量和健康”。我们的祖先，甚至迟至十八世纪，虽然已经在通向今日困境的道路上走得很远，至少仍意识到我们已经忘掉的事情：工业化的阴暗面。他们虔诚地守“圣星期一”，因而比法律正式认可提前150至200年，实际上实行了每周五天工作制；这让最早的工厂主绝望不已。他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屈从于钟声——计时钟的前身——的暴政。事实上，曾经必须用一两代人的时间，以习惯服从的妇女和可以塑造成适合工业需要的儿童，来替代成年男性。就连旧制度下被剥削的农民，也从为地主干活的时间里夺回了相当一部分。根据拉法格的说法，法国农民一年四分之一的日子用于星期日和节庆；恰亚诺夫关于沙皇俄国村庄的数字——那可算不上进步社会——同样显示，农民四分之一或五分之一的日子用于休息。把生产率的差异计入后，我们显然远远落后于这些落后社会。¶

那些受剥削的俄国农民会纳闷，我们这些人怎么还会有谁需要工作。我们也该这样问。¶

然而，要充分认识我们退化得有多严重，不妨想想人类最早的处境：没有政府，没有财产，我们作为狩猎采集者四处游荡。霍布斯猜测，那时的生活肮脏、野蛮而短暂。另一些人认定，那是一场为维持生存而进行的绝望、不间断的斗争，是对严酷自然展开的战争；死亡和灾难等待着不走运的人，或任何无法应付生存挑战的人。实际上，这一切都只是恐惧的投射：那些不习惯没有政府权威的共同体，害怕这种权威崩溃，就像内战期间霍布斯所处的英国。霍布斯的同胞已经接触过展示其他生活方式的另类社会，尤其在北美；可这些社会已离他们的经验太远，无法理解。（更接近印第安人处境的下层民众，理解得较好，也常常觉得它有吸引力。整个十七世纪，都有英国移民投奔印第安部落，或在战争中被俘后拒绝回去。但印第安人并不投奔白人定居点，正如德国人不会从西边翻越柏林墙一样。）正如无政府主义者克鲁泡特金在《互助论：进化的一个因素》中所指出的，“适者生存”版本——托马斯·赫胥黎的版本——的达尔文主义，与其说描述了自然选择，不如说更好地描述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的经济状况。（克鲁泡特金是一位科学家，一位地理学家；被流放到西伯利亚时，他有过充分而非自愿的田野调查机会。他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与大多数社会和政治理论一样，霍布斯及其继承者讲述的故事，其实是未经承认的自传。¶

人类学家马歇尔·萨林斯考察了当代狩猎采集者的资料，在一篇题为《最初的富裕社会》的文章里击破了霍布斯神话。他们工作的时间比我们少得多，而且他们的工作很难与我们视为游戏的活动区分开来。萨林斯得出结论：“狩猎者和采集者工作的时间比我们少；觅食不是连续不断的苦役，而是间歇进行的，休闲充裕；与其他任何社会状态相比，他们每人每年白天睡眠的时间都更多。”¶

他们平均每天工作四小时——假如那真能算“工作”的话。在我们看来，他们的“劳动”是熟练劳动，锻炼着身体与智力；正如萨林斯所说，除工业主义之外，任何社会都不可能大规模实行非熟练劳动。因此，这种活动符合弗里德里希·席勒对游戏的定义：只有在游戏中，人才能让其双重天性——思考与感受——都得到充分“发挥”，实现完整的人性。用他的话说：“当匮乏成为活动的主要动力时，动物就在工作；当充沛的力量成为主要动力，当过剩的生命本身刺激它去活动时，它就在游戏。”（一个现代版本，是亚伯拉罕·马斯洛对“匮乏”动机与“成长”动机的区分，不过它的发展论性质颇可怀疑。）就生产而言，游戏与自由的范围是重合的。即使马克思——尽管出于好意，他仍应列入生产主义的万神殿——也指出：“只有越过了必须在必然性和外在效用的强制下劳动的那个界限，自由王国才开始。”他始终不能让自己直认这种幸福境况的本来面目，即废除工作；毕竟，既拥护工人又反对工作，实在有点反常。但我们可以。¶

无论是向后回返，还是向前迈进，对无工作生活的向往，都清楚地出现在每一部严肃的前工业欧洲社会史或文化史中，包括M.多萝西·乔治的《转型中的英国》和彼得·伯克的《欧洲近代早期的大众文化》。丹尼尔·贝尔的文章《工作及其不满》也很切题。我相信，它是第一篇直截了当地使用“反抗工作”这个说法的文字；如果得到理解，它就能对通常与其收录文集《意识形态的终结》联系在一起的自满情绪，构成重要修正。无论批评者还是赞颂者，都没有注意到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标志的不是社会动荡的终结，而是一个不受意识形态约束、也不由意识形态引导的全新未知阶段的开始。差不多同时宣称“工业革命的根本问题已经解决”的，是西摩·利普塞特（在《政治人》中），不是贝尔。仅仅几年后，大学生们在后工业或超工业时代的不满，就把利普塞特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赶到了哈佛，去享受相对而暂时的安宁。¶

正如贝尔指出的，亚当·斯密虽然在《国富论》中热烈拥护市场和劳动分工，但对于工作的阴暗面，他比安·兰德、芝加哥学派经济学家，或任何现代的斯密追随者，都更警觉，也更诚实。斯密观察到：“绝大多数人的理解力，必然由他们日常的职业塑造。一个毕生从事几项简单操作的人……没有机会运用自己的理解力……通常会变得像一个人所可能变得的那样愚蠢和无知。”寥寥几句直言，就说出了我对工作的批判。贝尔写于1956年，那个艾森豪威尔式愚昧和美国式自满的黄金时代，却已识别出1970年代以来那种没有组织、也无法组织起来的烦闷；没有哪一种政治倾向能把它驾驭起来。美国卫生、教育与福利部的报告《美国的工作》指出的，也是这种烦闷。它无法被利用，因此被忽略。这个问题就是对工作的反抗。它不会出现在任何自由放任经济学家的著作里——米尔顿·弗里德曼、默里·罗斯巴德、理查德·波斯纳——因为按他们的术语，用《星际迷航》里的老话说，那是“无法计算”的。¶

如果这些出于热爱自由的反对意见，不能说服功利主义甚至家长主义倾向的人道主义者，那么还有些意见是他们无法忽略的。借用一本书的标题：工作有害健康。事实上，工作就是大规模谋杀或种族灭绝。工作会直接或间接地杀死读到这些话的大多数人。在这个国家，每年有14,000至25,000名劳动者死于工作。超过二百万人致残。每年有二千万至二千五百万人受伤。而这些数字，是对什么算工伤采取极其保守估计的结果。因而，每年五十万例职业病并没有算在内。我翻过一本关于职业病的医学教科书，长达1,200页。即使如此，它也不过触及皮毛。现有统计只计算明显的病例，例如十万名患有黑肺病的矿工，其中每年有四千人死亡；例如，这比受到媒体如此关注的艾滋病致死率要高得多。这反映了一种未明说的假设：艾滋病侵害的是本可以控制自身堕落的变态，而采煤却是不可质疑的神圣活动。¶

统计数字没有显示的是，数千万人的寿命被工作缩短——毕竟，所谓杀人，也无非是如此。想想那些五十多岁就把自己累死的医生吧。再想想所有其他工作狂。¶

即使你没有在实际工作时被杀死或致残，也很可能在去工作、下班回家、找工作，或试图忘记工作的过程中遭殃。汽车受害者中的绝大多数，要么正在进行这些由工作强加的活动，要么是被进行这些活动的人殃及。在这个扩大后的死亡数目里，还必须加上汽车工业污染、工作引起的酗酒和毒瘾的受害者。癌症和心脏病都是现代疾病，通常可以直接或间接追溯到工作。¶

这样一来，工作就把杀人制度化为一种生活方式。人们觉得柬埔寨人互相灭绝是疯了，可我们又有什么不同？波尔布特政权至少还有一个平等社会的愿景，无论多么模糊。我们杀死至少六位数的人，只为了把巨无霸汉堡和凯迪拉克卖给幸存者。每年四万或五万名公路死者，是受害者，不是殉道者。他们白白死去——更确切地说，他们为工作而死。然而工作并不值得为之送命。¶

给自由派一个坏消息：在这种生死攸关的事情上，小修小补的监管毫无用处。联邦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原本就是为了监管这个问题的核心部分，即工作场所安全。即使在里根和最高法院把它扼住之前，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也已经是一场闹剧。在此前卡特时代、按今天标准还算慷慨的拨款水平下，一处工作场所可以指望每46年遇上一次该局检查员的随机到访。¶

国家控制经济并不是解决办法。国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作，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比这里更危险。数千名俄国工人在修建莫斯科地铁时死亡或受伤。关于苏联掩盖核灾难的传闻不断回响；相比之下，时代海滩和三哩岛看起来不过是小学的防空演习。另一方面，如今时髦的放松监管，也不会有帮助，而且很可能使情况更坏。从健康、安全以及其他角度看，经济最接近自由放任的时候，也正是工作状况最糟的时候。¶

尤金·吉诺维斯等历史学家曾作出有说服力的论证：正如美国内战前奴隶制的辩护者所坚持的，美国北方各州和欧洲的工厂雇佣工人，处境比南方种植园奴隶还差。无论怎样重新安排官僚与商人之间的关系，似乎都很难在生产现场造成显著差别。即使只是认真执行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局理论上可以执行的那些相当含糊的标准，也很可能使经济陷入停顿。执法者显然也明白这一点，因为他们甚至不尝试严厉查处大多数违法者。¶

我到这里所说的，本来都不该有什么争议。许多劳动者已经受够了工作。旷工、人员流动、雇员盗窃与破坏、未经工会批准的罢工，以及普遍的上班磨洋工，都处在很高且不断上升的水平。人们也许正在走向自觉地拒绝工作，而不仅仅是本能地厌恶它。可是，所有老板及其代理人都抱持、也广泛存在于劳动者自身的普遍感觉，仍然是工作本身不可避免，而且必不可少。¶

我不同意。如今，废除工作已经成为可能；在它确实具有实用目的的范围内，可以用许多新种类的自由活动取而代之。废除工作，需要从数量和质量两个方向着手。一方面，在数量上，我们必须大幅削减目前进行的工作。眼下大多数工作毫无用处，甚至有害，我们只该把它们取消。另一方面——我认为这才是问题的关键，也是革命性的新起点——我们必须把剩下的有用工作，转变成令人愉快的、丰富多样的游戏式和手艺式消遣。它们与其他令人愉快的消遣没有分别，只是碰巧产出有用的最终产品。这当然不该使它们更缺乏吸引力。那样，权力与财产的一切人为壁垒都可以倒下。创造可以成为娱乐。我们也都可以不再相互惧怕。¶

我不是说，大多数工作都可以这样挽救。不过，大多数工作也不值得费力挽救。只有一小部分，而且比例日益缩小的工作，在维护和再生产工作制度及其政治、法律附属物之外，还具有任何实用目的。¶

二十年前，保罗和珀西瓦尔·古德曼估计，当时所进行的工作，只需百分之五，就能满足我们对食物、衣服和住所的最低需要；假如那个数字准确，如今它大概还更低。他们的估计不过是有根据的猜测，但要点很清楚：大多数工作，直接或间接地服务于商业或社会控制这些非生产性目的。我们一开手，就能解放数以千万计的推销员、士兵、经理、警察、股票经纪人、牧师、银行家、律师、教师、地主、保安、广告人，以及所有替他们干活的人。这里会有滚雪球效应，因为每让一个大人物闲下来，你也就解放了他的跟班和下属。经济因而从内部塌缩。¶

劳动力中百分之四十是白领，他们大多数干着人类曾经设计出的最乏味、最愚蠢的一些差事。整个整个的行业，例如保险、银行和房地产，无非是在毫无用处地倒腾文件。“第三产业”，即服务业，日益增长，而“第二产业”（工业）停滞，“第一产业”（农业）几乎消失，这绝非偶然。除了依靠工作来保障自身权力的人，工作对其他人都没有必要，所以劳动者被从相对有用的职业转移到相对无用的职业，作为确保公共秩序的一种措施。总得有点事干，总比什么都不干强。这就是为什么你不能因为提早干完就回家。他们要的是你的时间，要得足够多，才能让你属于他们，即使其中大部分时间他们根本用不着。不然，过去五十年里，平均每周工时为什么只缩短了几分钟？¶

接下来，我们可以对生产工作本身挥起砍肉刀。不再生产军备，不再搞核电，不再生产垃圾食品、女性卫生除臭剂——尤其是，不再有什么像样规模的汽车工业。偶尔有辆斯坦利蒸汽汽车或T型车，也许还可以；但底特律、洛杉矶这些瘟疫窝赖以生存的汽车自恋，绝对不行。〔译注：auto-eroticism 通常指自体性爱，作者借 auto 的“汽车”含义讽刺汽车崇拜。〕这么一来，我们还没怎么费劲，就已经几乎解决了能源危机、环境危机，以及其他种种无解的社会问题。¶

最后，我们必须取消远远最大的一种职业，它的工时最长、报酬最低，而且包含一些最乏味的任务。我说的是做家务、养孩子的家庭主妇。¶

通过废除雇佣劳动，实现充分失业，我们就能动摇性别分工。我们所熟悉的核心家庭，是适应现代雇佣工作所强加的劳动分工的必然产物。不管喜欢与否，过去一两百年的情况就是如此：男人把钱挣回家；女人做那些烂活，为他在无情世界中提供一个避风港；孩子则被赶进叫作“学校”的青少年集中营，主要是为了让他们别缠着妈妈，同时仍受控制，顺便养成劳动者必不可少的服从和守时习惯。这在经济上是合理的。要摆脱父权制，就得摆脱核心家庭；正如伊凡·伊里奇所说，它无偿的“影子工作”，使那个令核心家庭成为必要的工作制度得以运转。与这种“无核”策略相联的，是废除童年和关闭学校。〔译注：“无核”同时双关反对核能与取消“核心家庭”中的 nuclear。〕在这个国家，全日制学生比全职劳动者还多。我们需要儿童做老师，不是做学生。他们能为游戏革命贡献很多，因为他们比成人更会玩。成人与儿童并不相同，但会通过相互依存而变得平等。只有游戏才能跨越代沟。¶

我甚至还没有提到：通过自动化和控制论技术，可以进一步大幅削减那点剩余工作。从战争研究和有计划的产品报废中解放出来的科学家、工程师和技术人员，应当可以愉快地设计出各种办法，从采矿之类的活动里消除疲劳、乏味和危险。毫无疑问，他们还会找到其他自娱项目。也许他们会建立遍及全球、包罗一切的多媒体通信系统，或开辟太空殖民地。也许吧。我自己可不是机械玩意儿迷。我不想生活在一个按按钮就行的天堂。我不想让机器人奴隶包办一切；我想亲手做事。我认为，节省劳力的技术有它的位置，但应该是个有限的位置。历史和史前的记录都不令人鼓舞。当生产技术从狩猎采集转向农业，再转向工业时，工作增加了，技艺和自主决定的能力却减少了。工业主义的进一步演化，加剧了哈里·布雷弗曼所谓的劳动退化。明智的观察者始终意识到了这一点。¶

约翰·斯图亚特·密尔写道，迄今发明的一切节省劳力的东西，并没有替人省下一刻的劳动。卡尔·马克思写道：“完全可以写出一部1830年以来的发明史，说明这些发明唯一的目的，就是向资本提供武器，用来对付工人阶级的反抗。”热情的技术迷——圣西门、孔德、列宁、B. F.斯金纳——也一向是毫不掩饰的威权主义者；换句话说，就是技术官僚。对于计算机神秘主义者的许诺，我们不该只是抱点怀疑。他们自己干得像狗一样累；如果任凭他们如愿，其余人很可能也会如此。但如果他们能提出某些具体贡献，比通常的高科技更容易服从人的目的，那么不妨听听。¶

我真正想看到的，是工作变成游戏。第一步，就是抛弃“职位”和“职业”的观念。即使是已经带有某些游戏成分的活动，一旦被压缩为某种职位，被迫只能由某些特定的人去做，而且不得做别的，它的大部分游戏性也就消失了。农场工人在地里辛苦劳作，他们那些待在空调房里的主人却每逢周末就回家，在自己的花园里摆弄，这岂不奇怪？在不断狂欢的制度下，我们将见证业余爱好者的黄金时代，它会让文艺复兴也相形见绌。不再有职位，只有要做的事，以及做这些事的人。¶

正如夏尔·傅立叶所阐明的，把工作变成游戏的秘诀，是安排有用的活动，使它们能够利用不同的人在不同时刻真正喜欢做的事。要让某些人能够做他们可能喜欢的事情，只需消除那些在活动沦为工作时困扰它们的非理性与扭曲。例如，我会喜欢做一点教学——不要太多——但我不想要被强迫来的学生，也不愿为了终身教职去巴结可悲的学究。¶

其次，有些事情，人们喜欢偶尔做一做，但不喜欢做得太久，当然更不喜欢一直做。为了和孩子们相处，你也许喜欢替人照看几个小时孩子，但不会像他们的父母那样愿意花那么多时间。与此同时，父母会非常感激你腾出一段让他们独处的时间，尽管如果与孩子分开太久，他们也会焦躁。个人之间的这些差异，使自由游戏的生活成为可能。¶

同样的原理适用于其他许多活动领域，尤其是那些最基本的活动。因此，许多人在能够从容而认真地烹饪时，会喜欢做饭；但如果只是在给人体加燃料，好让它去工作，他们就不喜欢了。¶

第三，在其他条件相同时，有些事情，如果独自做、在令人不快的环境里做，或听命于一个主宰去做，会令人不满；但如果改变这些条件，至少做上一阵子，就会令人愉快。大概所有工作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这样。人们使出本会白白浪费的巧思，尽可能把最无趣的苦差变成游戏。吸引某些人的活动，并不总能吸引其他所有人；但每个人至少都可能有多种兴趣，也对变化本身感兴趣。俗话说：“什么都试一次。”傅立叶是这方面的推想大师：在他所谓“和谐”的后文明社会里，那些反常、乖僻的癖好可以怎样派上用场。他认为，如果尼禄皇帝小时候能够在屠宰场干活，尽情满足嗜血的爱好，长大也会成为正常人。小孩子出了名地喜欢在脏东西里打滚，可以把他们组织成“小群队”，去洗厕所、倒垃圾，并给表现出色者颁发奖章。我并不是主张照搬这些具体例子，而是支持其背后的原则；我认为，把它作为全面革命转变的一个方面，是完全有道理的。请记住，我们不必原封不动地接过今天的工作，再把它与合适的人配对；要是那样，有些人还真得十分变态才行。如果技术在这一切中有什么作用，与其说是通过自动化让工作消失，不如说是为消遣开辟新的领域。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许想要回到手工艺；威廉·莫里斯认为，这很可能是共产主义革命的结果，而且值得期待。艺术将从势利鬼和收藏家手中收回，不再作为一个迎合精英观众的专门部门；它的美与创造的品质，将回归完整的生活，而工作曾把这些品质从生活中窃走。想一想就令人清醒：我们为之写颂歌、放在博物馆展柜里的希腊古瓮，在当时是用来装橄榄油的。我怀疑我们日常的器物，将来是否也会有这样的际遇——假如还有将来的话。关键是，工作的世界里并不存在所谓进步；如果说有变化，方向恰好相反。我们不该犹豫，尽可以从过去窃取它所能提供的东西。¶

古人一无所失，我们却因此富足。¶

重新发明日常生活，意味着走出我们地图的边界。确实，富有启发的推想，比大多数人所想的还多。除了傅立叶和莫里斯——甚至马克思著作里也偶尔有些提示——还有克鲁泡特金、工团主义者帕托和普热，以及新老无政府共产主义者的著作：老的有伯克曼，新的有布克钦。古德曼兄弟的《共同体》是个典范，展示了特定功能（目的）会带来哪些形式。替代技术、适用技术、中间技术、共生技术的那些先驱，常常云山雾罩，例如舒马赫，尤其是伊里奇；但只要关掉他们的烟雾机，也仍有些东西可以采撷。情境主义者——以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和《情境主义国际文选》为代表——清醒得毫不留情，令人振奋；尽管他们始终没能把支持工人委员会统治与废除工作真正协调起来。不过，他们的这种不协调，仍好过任何现存版本的左翼主义；那些信徒看来会成为工作的最后捍卫者，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工人；而没有工人，左翼又能去组织谁？¶

所以，废除工作者大体上只能靠自己。谁也说不准，一旦释放出被工作窒息的创造力，会出现什么结果。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当使用价值的生产与愉快游戏活动的消费融为同一过程时，辩论家们那个令人厌烦、带着神学色彩的自由与必然性问题，就会在实践中自行解决。¶

生活会变成一场游戏，更确切地说，许多场游戏；但不再是如今这样的零和游戏。一次理想的性相遇，是富有生产性的游戏的范例。参与者增进彼此的快感，没有人计分，人人都是赢家。给得越多，得到的越多。在游戏的生活里，性最美好的一面会渗入日常生活中更大的部分。普遍化的游戏会使生活充满欲望。反过来，性也会变得不那么迫切、不那么绝望，而更富游戏意味。只要我们出好手中的牌，每个人都能从生活中得到比投入更多的东西；但前提是，我们得动真格地玩。¶

任何人都不应该工作。全世界的劳动者们……放松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