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部分：其他恶习（1981—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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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权力之言》（1981）刊于旧金山的《Re/Search》——一本具有前朋克知识趣味的后朋克期刊——后由《共同演化季刊》转载。它开启了我在“最后国际”后期转向简洁、警句式或固定格式的写作趋势，例如《时兴与过时》（Ins & Outs）、《二十问》、《落魄分类广告》（Déclassé(fieds)）等。《疯狂边缘的信条》是“最后国际”在最后关头为奥地利编纂的一本国际“无政府主义式”联系人名录撰写的自我介绍。《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女权主义》（1982）扩写自一封来信；那封信最初发表于《火花》（The Spark），却被多伦多的左翼女权主义杂志《推倒它》（Kick It Over）压下不登。这本杂志的出版者出于某种莫名其妙的原因，以为自己已经不再是从前那种列宁主义者了。《精美的尸体》（1984）是一封致编辑的信，登在向雅皮士免费派发、阅后即丢的自由派左翼报纸《旧金山湾卫报》上，是我送给“大猩猩洞窟”的大师加里·沃恩的最后一声嘲笑。
在我的激将之下，Loompanics 重印了亲情境主义的“共产主义利己主义”宣言《贪婪的权利》，于是我为它写了一篇序言（1983）。这本书不仅销路惨败，连广告也被《理性》（Reason）封杀，可 Loompanics 偏偏始终对我抱有兴趣。1984 年，它出资让我参加厄里斯学会在阿斯彭举行的年度密会，发表了一通痛斥；后来我将它修订扩写为《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些厄里斯信徒虽然表面上与其灵感之源《不和谐原理》的无政府混沌和偏执狂式批判荒诞趣味相投，实际却更像一个替代版的三边委员会，正在侧翼伺机登场——主要是右翼。〔译注：原文 wings 兼指舞台侧翼与政治派别。〕面对我对工作的攻击，这伙骗子、教派信徒和顾问完全不知所云。有一刻我脱口而出：“你们可算不上社会的中坚良民，这一点你们知道吧。”我在这里添入了另一封遭压下不登的来信的摘录，为这场僵局加了点料。那封信原是写给《自由意志主义评论》的，回应约翰·霍斯珀斯的一篇书评；那是我见过的唯一一篇讨论工作本身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文字，而它讨论的方式，就是挺身为工作辩护。
我最近写的几篇文字，是对“无政府主义”的批判，原刊于《大众现实》（Popular Reality）和 Loompanics 的一期增刊；还有一篇 Loompanics 书目评论，曾刊于《声音文学增刊》（Voice Literary Supplement）、《芝加哥读者》、《洛杉矶读者》与《假阳性》（False Positive）。目前，我正在与铁幕另一边的一位朋克无政府主义社会学家格雷戈尔·托姆茨（Gregor Tomc）合作，编译一部北美“边缘”文字选集，其中也包括欧文·施特劳斯、塞缪尔·爱德华·康金三世等处于边缘的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本书总结并结束了我活动中的一个阶段……不过，我还没说完呢。
疯狂边缘的信条
最后国际／反对工作的工人
我们不是一个“组织”，只是一个计划。我们发表短小文字，通常采用海报形式，有时则是读者来信、文章、涂鸦、分类广告或口头痛斥，致力于运用荒诞的力量，揭露并铲除权力的荒诞。我们对权威的敌意不限于反国家主义，而是涵盖一切与自由、快乐和创造力为敌的规则、角色、制度和意识形态。因此，较之废除国家——尽管那当然必要——我们更关心的是超越工作和道德主义。对我们来说，幽默既是手段，也是目的；游戏也不只是轻浮，它就是自由的积极含义。
（1981）
权力之言
艺术？越来越不称职的性爱替代品。
血库？银行还有别的种类吗？〔译注：blood bank 即血库，bank 又指银行。〕
无聊？老于世故者的必修课。
重生者？生两次，两次都嫌多。〔译注：born-again 指宣称获得灵性重生的基督徒。〕
文明？生物圈的皮肤病。
阶级战争？结束一切战争的战争。
伴侣？一夫一妻，单调到底。〔译注：monogamy 与 monotony 构成语音双关。〕
钉十字架？数量太少，时机太迟。
犬儒主义？早已被现实远远甩在身后。
迪斯科？咩咩声响个不停。〔译注：将“节拍继续”中的 beat 换作 bleat，意为羊叫。〕
疾病？危险得很：它是产生医生的一大病因。
选举？愚主制正在运转。〔译注：dumbocracy 将 dumb，即愚蠢，与 democracy，即民主，拼合。〕
信仰？要命的东西——上帝，退到我身后去！
家庭？不要核！〔译注：No nukes 是反核口号，此处兼讽 nuclear family，即核心家庭。〕
女权主义？与男人平等：多么微不足道的抱负。
自由时间？老板不付钱让你做的工作。
充分就业？是威胁，不是许诺。
同性恋者？犹太人？冒充受压迫者的精英。
政府？枪不会杀人，政客才会。
大师？好咒语难寻。〔译注：a good mantra is hard to find 仿“好男人难寻”。〕
嬉皮士？油箱空了还在跑。
人质？不值得杀，也不值得为了他们去杀。
法官？穿着小丑服的老迈暴君。
法律？不受惩罚的犯罪。
律师？嘴巴的生命维持系统。
左翼？被甩在后头。〔译注：left 同时可作“左”及“留下”。〕
闲暇？付钱与玩乐，二者不可得兼。
自由派？良心有愧的保守派。
自由意志主义？金钱所能买到的一切自由。
死后生命？何必等？
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
受虐癖？就像把工作带回家。
神秘主义者？说自己有无法言传的领悟，却偏偏对此说个没完。
恋尸癖？一种社会性疾病。
虚无主义者？要超越善恶，却走到半途就停下了。
弑师？没有受害者的犯罪。〔译注：原文 pedagogicide，将“教育者”与“杀戮”拼合。〕
快乐？使痛苦更加鲜明的间歇。
警察？证件齐全的恐怖分子。
政治？像个池塘，渣滓浮到顶上。
偏见？民间社会学。
财产？是盗窃——而盗窃才正当。〔译注：property 与 proper 双关，前半句借用蒲鲁东的命题。〕
朋克？患了失忆症的嬉皮士。
朋克场所？拔光了蕨类盆栽的时髦酒吧。
蓬克（Punques）？上艺术学校的朋克。〔译注：用故作雅致的拼法改写 punks。〕
广播布道者？少来听觉宗派，多来口交！〔译注：aural sects 与 oral sex 谐音。〕
里根？朝帝国的方向迈了一步。〔译注：将“正确方向”的 right 换作 Reich，指向德意志帝国尤其纳粹第三帝国。〕
亲密关系？一起孤独。
宗教？把自己的缺陷奉若神明。
右翼？错。
摇滚乐？伟大的前程已经落在它身后。
预备役军官训练团（R.O.T.C.）？尸骨之学。〔译注：charnel knowledge 仿 carnal knowledge；后者意为性交。〕
旧金山？下索萨利托。〔译注：Baja Sausalito，仿“下加利福尼亚”的地名形式。〕
“圈子”？怎样和大家一样与众不同。
性爱？越来越不称职的自慰替代品。
校园暴力？班级里的阶级斗争。〔译注：class 兼指班级与阶级。〕
社会主义者？披着狼皮的羊。
教师？被比下去了。〔译注：outclassed 意为被超越，亦含 class，即班级。〕
治疗？没有犯罪的惩罚。
托洛茨基主义？失了权的斯大林主义。
乌托邦？对未来的怀旧。
素食主义者？吃什么，就是什么。
犹太复国主义？犹太式纳粹主义。
（1980）
《贪婪的权利》序言
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都认为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利己主义者。如果他们相信权利，他们便相信这些权利属于作为个人的自己。即使不相信，他们仍把自己和别人看成一个个拥有不容忽视之力量的个人。无论怎样，他们都认定利己主义的反面是利他主义。利他主义者，无论是基督徒还是毛主义者，也赞同这一点。这种默契倒是皆大欢喜；而我认为，它也很可疑。如果这种对抗性的相互依存、这种彼此依赖，反映并掩盖着某种一致，又会怎样？利己主义会不会是利他主义的“忠诚反对派”？
按照本文作者们的说法，是的。不仅如此，他们还坚持认为，一种认识自己、拒绝对自身实现施加任何限制的利己主义，就是共产主义。他们贬斥利他主义和狭义利己主义——或者说自我中心主义——认为二者是为资本与国家服务、彼此竞争而又互补的道德主义。他们敦促我们尽情享有一种慷慨、广阔的贪婪，超越自我牺牲和琐碎自私，达到我们每个人、我们所有人对一切事物和一切人的共同占有。罗斯金写道：“财富就是他人。”彻底而理性地具有自我意识的利己主义者理解了这一点，便会在其他主体性之中、并通过其他主体性来丰富自己。社会生活达到出于同意、充满感官享受而又令人满足的最佳状态——性爱、交谈、创造——时，从他人那里取得与给予他人构成同一种游戏活动，蕴含丰厚的乘数效应。〔译注：原文 (con)sensual 同时包含 consensual“出于同意的”和 sensual“感官的”。〕对于头脑清醒而热爱游戏的利己主义者，任何低于普遍化利己主义的东西，都不够。
个人主义者只不过崇拜自己的奇想；问题却在于把它们活出来。
这是一场恶作剧、一番沙龙里的矫饰吗？这里确实不乏那种味道。还是头脑糊涂地把不相干的东西凑在一起？个人主义的利己主义者必定会怀疑，但他不该急着让自己错失这场对其确信所作的独特挑战带来的洞见——以及乐趣！
矛盾是显而易见的；但它们究竟来自作者们的不理性，还是来自他们对真实生活经验之实质的忠实，并不那么容易断言。如果“马克思—施蒂纳主义”是可以设想的，那么一切夸谈自由或解放的正统学说，包括无政府主义在内，都得受到质疑。论战要么具有实践作用，要么就一无是处。阅读这本书的唯一理由，就是你能从中得到什么——这一点，它的作者们也会率先赞同。
至少对于不熟悉黑格尔式马克思主义、“批判理论”以及法国前卫话语最新时尚的人来说，本书的表达方式可能显得不同寻常。但它完全延续了那些试图把政治与文化上的破旧立新结合起来的反抗思潮的传统，例如达达主义与超现实主义；这些思潮主要发源于欧洲。20 世纪 50 年代末，一个以法国为基地的国际组织“情境主义国际”，以高度的不妥协精神和精密思考重新承担了这一计划。情境主义者指出，现代资本主义——包括其列宁主义变种——的“景观”，也就是各种表象的组织方式，如何横亘在孤立而衰弱的“个人”与他们通过自身活动创造、却既无法控制也无法理解的世界之间。日常生活被切割为许多标准化的预制角色，制造出面对眼花缭乱的强制“选择”的个人；他们失去了创造自身生活的主动性，也就被抽空了切实的自主能力。与此同时，中介取代了直接经验。在政治上，情境主义者猛烈抨击既有左翼，但当他们接受委员会共产主义时，自己也走向了极左立场。一方面要求废除工作，把它变为富有生产性的游戏式消遣；另一方面又要求建立工人委员会——这不过是情境主义者未能解决的矛盾之一。1968 年法国总罢工印证了他们的论点：富裕社会只是把贫困现代化了；罢工中甚至出现了他们的若干口号。但情境主义国际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并于 1971 年解散。
此后，情境主义的观念——以及姿态——逐渐渗入大众文化。性手枪乐队的经纪人马尔科姆·麦克拉伦，或许是第一个向追逐时髦者出售变了质的情境主义的人。20 世纪 70 年代初，所谓的“亲情境主义”团体在英国、纽约，尤其是旧金山湾区纷纷成立。其中一个名叫“否定”（Negation）的团体，在 1973 年前后重组为“为了我们自己”（For Ourselves），并在次年的五一节前写出了本文。“为了我们自己”尤其受惠于情境主义者拉乌尔·瓦内格姆；他对“没有奴隶的主人”的“激进主体性”的颂扬，在《贪婪的权利》所主张的理论中占据突出地位。这个团体很快便瓦解了，一些成员退回到他们其实从未真正摆脱的马克思主义之中。
本文既过于马克思主义，又没有意识到自己在多大程度上与马克思主义不相容。说它过于马克思主义，是因为它仍保留着人本质上是生产者的幻觉，并且把以委员会为基础、“民主地”实行计划的经济，吹捧为一个全新自由社会的结构基础。说它过于迷恋马克思主义，还因为它试图把共产主义利己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经典调和起来；这种尝试固然巧妙，却远称不上有说服力——尽管它也许确实表明，马克思比他自己所想的还要激进。可惜“为了我们自己”在把马克思施蒂纳化时，没有也试着把施蒂纳马克思化；那样，我们或许能更清楚地知道，到底在哪个层面上才有可能调和这两位伟大的革命性非道德主义者。
最狭义的利己主义是一种同义反复，不是一种策略。各个年龄段的青春期少年得意扬扬地宣告“人人都是自私的”，仿佛他们发现了关于世界的某个事实；其实他们只表明，自己根本不知道在说什么。实践的利己主义必须包含更多东西：它必须告诉利己主义者一些关于自己和其他自我的有用之事，使他的生活——而碰巧也使他人的生活——有所改变。我的愿望、需要、欲求、奇想——随你怎么称呼——把自我，也就是正在有目的地行动的我自己，伸展出去，伸向其他自我等待我的地方。如果我照经济学家的说法，同他们“保持一臂之距”地往来，就不可能靠得足够近，去得到我想要的许多东西。无论如何，任何“幽灵”、任何意识形态，都别想挡我的路。是你拥有观念，还是观念拥有你？
（1983）
作为法西斯主义的女权主义
正如一篇童年经典的题目所说，猪就是猪——不管它们的生殖器长什么样。伊尔泽·科赫是纳粹，不是什么“姐妹”。爱不是恨，战争不是和平，自由不是奴役，焚书也不是解放。想成为革命者的反权威主义者面对许多难题。不过，他们首先应该把简单的问题答对。
撇开一切夸张和比喻不谈，所谓“激进女权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它鼓吹沙文主义、审查制度、母权式干预、伪人类学、找替罪羊、与自然的神秘认同、装模作样的伪异教虔诚，以及强迫思想乃至外貌划一——在有些圈子里，赫拉可得保佑那些身材纤瘦或带有“女人味”的女权主义者！这里具备了我们如今理应认得出的那整套理论，以及太多相应实践。它在策略上与古典法西斯主义还有一项不祥的延续：民间私刑式压迫与国家主义压迫彼此配合。因此，无政府主义界的《滚石》——《开放道路》（Open Road）——赞扬温哥华的某些反色情行动，并不是把它们视为直接行动，因而即使方向错误也可以理解；它赞扬这些行动，是因为它们推动懒洋洋的检察官去迫害人。一战后的意大利，法西斯帮派在警方默许下攻击社会主义组织和工会；警方除了对付左翼之外，从不介入。美国对世界产业工人联合会的镇压也遵循了类似模式。正如我曾经疑惑地问过的：“这些女人怎么除了地方检察官之外，什么男人都不肯上床？”
我对牟利的色情产业，对它所谓的言论自由“权利”或财产“权利”，本来就毫不关心。那不是重点。重点是：为什么偏偏挑中这一类生意？以色情为靶子，表明其中有计划和优先次序，而不是某种自发的、原初的反资本主义冲动。执行一项经过盘算的政策的人，在别人追问并质疑其理由时，可没什么好抱怨的。
法西斯意识形态总是自相矛盾地对其听众、对其选民宣称：他们既受压迫，又高人一等。德国人并没有真正输掉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怎么可能输？按照前提，他们是优越的——所以，他们是被人从背后捅了一刀。（可一个优越种族，当初怎么会让这种局面发生？）多伦多《推倒它》刊登的一篇女权主义／反色情运动（APM）的檄文告诉我们，是男人——只有男人——“创造了摧毁自然、仇视女人的文化”。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要么女人对文化毫无贡献，要么这种文化除了摧毁自然、仇视女人之外，还包含更多或别的东西。
为了自己的目的——其中有些目的平庸得很，不过是与异性恋男人争夺双方都想得到的女人——自称激进女权主义者的人，实际上把女人贬成无助、畏缩、几乎像植物人一样的东西，只是男人轻蔑与强制之下的被动受害者。这种对女人的深重侮辱，就连最坏的父权意识形态也未曾达到；例如犹太教把女人看成污秽来源的观念，或基督教把女人当作诱惑者、无法控制的性本能力量的梦魇。那些观念诋毁女人邪恶，却很难把她看成毫无力量。新的“女人即受害者”刻板印象，不仅可以直接追溯到 19 世纪维多利亚式的父权态度——它把资产阶级女人贬为被动的装饰品——还通过否认女人具有每个人与生俱来的创造力，把女性的诉求放到了与为小海豹提出的诉求一样的位置。
换个假设吧，一个只有最疯狂的女权主义者与厌女者才会否认的假设：事情并没有那么糟，女人既是历史的客体，也是历史的主体。那么，女人——或者任何其他受支配群体：工人、黑人、原住民族——怎能完全免除自己在使其受统治的安排中所负的共谋责任？这些妥协有其理由。但否认它们存在，则没有任何借口。
这不是酸葡萄心理。有些女人不喜欢男人，甚至不愿与男人发生任何关系，我从来不觉得这有什么困扰。我自己也不喜欢大多数男人，尤其是那些典型的“阳刚”男人。不过，我无法不注意到，绝大多数女人的感受不同。激进女权主义者也注意到了，而这一点让她们心烦意乱。
我会第一个承认，绝大多数人可能是错的。要不然，我们就真是几乎所有人眼中那些边缘疯子、无能怪人了。不过，我批评多数人，我不假装替他们说话。激进女权主义者则不同：她们是先锋主义者。既然如此，她们就得替自己的敌意寻找合理化解释；她们也的确这么做了，把自己的偏见炮制成一套鸡巴决定论的妖魔学。作为仇男者，她们也不可能不仇女。
把色情等同于强奸——在怨毒的修辞泡沫之下，这似乎就是反色情运动的核心公理——想必是为了让色情显得更严重。然而，如果男人说了算，而这套制度的内在倾向——如我们所被告知的——就是把反对它的主动行动变质，其中女权主义的行动又最具革命性，那么更可能的结果反而是让强奸显得无足轻重。这还是那个女人喊“狼来了”的老故事。同样，媒体操弄舆论，说“反犹太复国主义就是反犹太主义”，曾为粉饰以色列产生奇效；直到以色列的扩张主义兼灭绝主义催生了一批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很可能就此把圣约之子会那些诽谤者的话当真。
按照这种女权式认识论，男人对女人的真正本性一无所知。依逻辑推想，由不同角色与歧视造成的两性疏离，应该是双向的；我们大多数人留心自己的真实经验后，也不得不如此结论。可不：男人不理解女人，但女人——至少她们的激进女权主义先锋队——理解男人。女人，无论如何是女权主义专家，比写色情作品、读色情作品的男人更理解色情及其对男人的意义；而回避男人、拒绝与他们发生性关系的女同性恋分离主义者，对这些真理的理解最深。你的经验离现实男人的真实生活越远，你就越理解它。把这逻辑掉转过来，教皇不就真的像他自己宣称的那样，是女人与性问题上的最高权威了吗？
所谓色情与强奸之间的联系，是寓言式的，不是经验性的。作为一种相关关系，它无论在荒谬程度上，还是在适合国家目的这一点上，都可与最近重新流行的“大麻癫狂”论相媲美：吸大麻必然走向吸海洛因，是一部浪子——或者强奸犯？——的堕落史。〔译注：Rake's Progress“浪子历程”被改接为 Rapist's，即“强奸犯的”。〕
如果女权主义不存在，保守派政客也得把它发明出来。请问，清一色由男人组成的立法机关，当初究竟为什么把“淫秽”定为犯罪？又为什么由男人组成的法院，任意把它排除在宪法保护之外？反色情运动的悍妇如果有朝一日面对的是人，而不是自己狂热的投射，就会发现大多数青春期后的男性对色情毫无兴趣——不是因为他们政治正确，而只是因为它显然粗鄙、下流，而且最重要的是，不如真刀真枪的性爱。
焚书的女权主义者是怯懦的机会主义者。如果她们反对的是女人受到潜移默化的社会化教育，在男人面前扮演顺从角色——怪的是，在男性化的女同性恋面前采用同样角色，却成了无害的乐趣——那么她们首先关心、几乎要先发制人对付的，就该是《柯梦波丹》（Cosmopolitan）、芭芭拉·考特兰的言情小说，以及那一大堆专为女人写、又被女人抢购的隐性色情通俗文学。毕竟，血腥与暴力是衍生物：无论以何种方式受到伤害的，都只能是受害者。15 年前，最初的妇女解放者——后来仿佛被掉了包，换成今天的女祭司、律师和上层女官僚——至少还会抨击休·赫夫纳、安迪·沃霍尔这类有影响力的敌人。如今，她们却去恐吓十几岁的朋克无政府主义者；这个故事出自《火柴！》（The Match!）。那些少年的拼贴不过暗示，例如玛格丽特·撒切尔是一名统治者，是“千名死者之母”，而不是什么“姐妹”。这种古怪的生物决定论的逻辑就是如此：凡是长着阴道的动物，都是“我们”的一员；凡是凭鸡巴享有特权的人，都是“他们”的一员。我们只能附和“火象剧场”的那句怪话：“我们究竟是个谁？”
例如，男性左翼人士很容易、也往往乐意充当女权主义扩张势力时的应声虫。他们把对过去不当行为的内疚，与眼下想钻进左翼女权主义者裤裆里的野心结合起来。大体说来，那些觉得对女人、黑人、外国人或任何人有愧的人，通常的确有愧。因此，加利福尼亚州伯克利——我就住在它旁边——到处爬满了男性“女权主义者”，他们改宗，只为了更容易上床。同样的骗局似乎也在多伦多发生，毫无疑问还发生在许多别的地方。这些隐秘的野心，本身显然不能使它们所依附的意识形态失去效力；一个人完全可能出于最坏的理由，得出正确的结论。
但既然在对接受这些观点没有额外利害关系的人看来，所讨论的观点确实显得愚蠢，那么，对于男性知识分子那些本来难以解释的狂热发作，最说得通的解释似乎就是：它们是自利而不真诚的合理化辩解。
也许，我猛烈抨击的这种意识形态，是人们必须经历的一道过程，才能让自己获得足够的自由，冒险投身于集体解放的计划。已经有一些女权主义“毕业生”继续前行，加入共同追求自由的行列；其中一些人也因为此前的经历而有所长进。我们都有先前的尴尬经历要抛在身后——马克思主义、自由意志主义、工团主义、客观主义，等等。如果我们从来不曾用意识形态的方式思考，就很难相信我们能走到独立思考的地步。做一个托洛茨基主义者或耶稣会士，本身就是做一个信徒，也就是说，一个傻瓜。然而，认真地在任何一套体系里闯上一遭，或许能指出走出那个总体系本身的路。
不过，当女性批评者被当成叛徒排斥，男性批评者则原则上遭到无视或诋毁时，这种可能性就不大了。犹太复国主义者也用一套完全平行的机制维持沉默的共谋：非犹太批评者是“反犹太主义者”，犹太批评者则只能是被“犹太人的自我憎恨”吞噬。作为一种社会方案，分离主义也许荒谬，且充满矛盾；几乎没有哪个分离主义者脱离父权社会的程度，能赶得上生存主义者之类的人，而且也没有谁比分离主义者更爱干涉别人的事。但半隔绝状态确实更便于给新人灌输教义，把不利的证据和论证拒之门外；这一心得，激进女权主义者与统一教、哈瑞奎师那及其他教派信徒共享。幸好，人们刚接触她们的教条和亚文化时，看到的是那么倒胃口的东西。我确实注意到激进女权主义正在老化：随着六十年代的政治与文化继续燃尽，事先受到适当浸泡、准备接受女权主义洗脑的女人越来越少。20 岁出头的所谓激进女权主义者很少，而且正在变得更少。
所以，激进女权主义——没必要跟这个名称如今的所有者争夺其名号——是一套可笑、充满仇恨、专断、性别歧视而又教条化的构造。革命者只要认真对待它，就给予了它不配享有的正当性。是时候停止像老妈子一样纵容这些鸡毛蒜皮事务的恐怖分子了；应该让她们为宣扬种族灭绝式胡话负责，也为她们亲自实施的各种恶行负责——说实话，甚至包括强奸！——而这些恶行恰恰是她们坚持说自己曾经遭受过的。或者更准确地说，事情通常到头来都是某个想象中的“姐妹”遭受过的：典型的激进女权主义者其实过得挺不错。〔译注：matronizing 仿 patronizing，以“母式”改写“父式”的居高临下照拂。〕怎样挫败女权法西斯主义？很简单：照女权主义者自己的话来认真对待她们，把她们当平等的人……然后听她们嚎叫吧！女皇没穿衣服……这才是我所说的淫秽。
（1983）
精美的尸体：加里·沃恩
丹尼斯·卡普兰为加里·沃恩封圣的文章——刊于 1984 年 1 月 11 日的《旧金山湾卫报》——是一派胡言，但它确实证明了沃恩的一项才能：让一群阿谀奉承、比他自己还缺乏自主性和想象力的追随者围在身边。沃恩对教派的兴趣极为实际。他的崇拜者喜欢别人告诉自己该做什么，同时又集体为彼此那种虚幻的原创性和独特性作证。追随者们自愿配合，沃恩则用一种贫乏版的“游戏”分散他们的注意，让他们不用正视自己污浊、顺从的日常生活——无论他还是他们，都从未梦想过要挑战那种生活。他提供的“游戏”既琐碎，又令人镇静，还对社会秩序无害。
沃恩拥有一只“椰菜娃娃”的全部魅力，毫无坦率与勇气，时常幼稚却从不天真，以各种卑琐方式贪得无厌。他之所以冷淡疏远，不仅出于神经质和势利，还因为他总有事情要隐瞒。只要直视他的眼睛，就足以让他局促不安。卡普兰假装——也许甚至相信——沃恩不屑于从自己的把戏中获利；但即便没有获利，也不是因为他没尝试过。他想要的东西总是伸手乞讨，他拿得出来的东西却总要收费。
沃恩寄生在游戏本能上，是一名懒散的工作意识形态鼓吹者——工作当然是让别人做的——也是那些过于活跃、使他自己无法参与的场面的偷窥者。有一次，我在一家打烊后仍营业的场所里碰见他，身边是他讨厌的朋克：他阴沉地站在一旁，尽职尽责地跟踪不寻常的事物。他害怕自发性与真正的游戏，因为他永远无法体验它们，也因为它们不受他的控制。而沃恩无论如何都得掌握控制权，哪怕这意味着放任暴力去对付不服从的人。
临近终点，加里·沃恩终于找到了自我。他成了一名警察。除此之外，已经不必再说什么。
（1984）
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
（本文一个较短、内容也有所不同的版本，曾于 1984 年 8 月，在科罗拉多州阿斯彭举行的厄里斯学会第四届年会上作为演讲发表。）
我答应今天到这里来，谈谈“作为保守主义者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之类的话题。对我来说，这一点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面对那些仍认为自由意志主义与自由有某种关系的人，我实在不知道还能说些什么。自由意志主义者不过是吸毒的共和党人。我倒宁可讲一个更有争议的话题，比如“阴茎高潮的神话”。但既然我来这里的费用，是由那位令人尊敬、经销一整套伤害与阴招参考书库的出版商赞助的，我也不能拿到海螺就胡来。我确实会奉命把自由意志主义这头神圣之牛砍得稀烂，但我会用自己的方式，给右翼来几记狠的左勾拳。而且我指的不是省事的那种打法。我本可以指出自由党的自由放任式三边主义，然后转身去找个派对。要说“以火攻火会烧到自己”，用不了多久。〔译注：原文 party 同指政党与派对。〕
如果我只说这些，就会有人跳出来，指出自由党已经背离自由意志主义的信仰；正如基督徒一直坚称，过去约 1,900 年来他们的所作所为，不该算到基督教头上。有些自由意志主义者试图把自由意志主义从自由党手中夺回来，正如有些基督徒试图把基督教从基督教世界夺回来，也正如有些共产主义者——我自己也试过——试图把共产主义从共产党和共产主义国家手中拯救出来。他们，包括我，出发点都很好，但我们输了。自由意志主义就是政党统治式的边缘右翼主义，正如社会主义实际上就是东欧异议人士所说的“现实社会主义”，也就是现实生活中充满排队、配额、腐败和强制的国家社会主义。但我不打算打倒这个已经被风吹得摇摇欲坠、身为真人的自由意志主义稻草人。
里根主义右翼中的一支，显然已经带着可疑的选择性，占用了放松管制、自愿主义之类的自由意志主义主题。意识形态家们愤愤不平，说里根歪曲了他们的原则。活该！我注意到，他觉得适合拿来歪曲的是他们的原则，不是我的。这类争吵我不感兴趣。我把自由意志主义看成保守主义，理由要深得多。
我的靶子，是大多数自由意志主义者彼此共有、也与其表面敌人共有的东西。正因为自由意志主义者高声反对国家，他们才把国家服务得更好。归根结底，他们想要的，正是国家想要的。但你不可能想要国家所想要的东西，却不想要国家本身，因为国家想要的，正是使它兴旺发达的条件。我对现代社会采取的——并不友善的——看法，是把它视为一个相互整合的总体。那种把国家看作社会之上寄生赘生物的愚蠢教条理论，无法解释国家为什么能够持续数百年，为什么不断侵入先前属于市场的领域，又为什么得到压倒性多数人的接受，其中甚至包括它明明白白的受害者。
合理得多的理论是：国家与至少这种形态的社会之间，存在共生式的相互依赖，不管这种依赖多么肮脏；国家与市场、核心家庭之类的制度，在若干方面都是等级与控制的方式。它们之间的衔接并不总是和谐——于是有了地盘之争——但它们拥有共同利益：把冲突交给精英或专家解决。把国家的威权主义妖魔化，却无视那些控制世界经济的大公司内部同样的从属安排，仅仅因为后者得到了契约的神圣化，这就是最糟糕的拜物教。然而，套用激进自由意志主义者中嗓门最大的默里·罗斯巴德教授的话说，“组织、等级、雇佣劳动、自由意志主义百万富翁提供资金，以及一个自由意志主义政党”，没有一样违背自由意志主义。说得正是。所以，自由意志主义不过是涂了一层理性主义／实证主义表漆的保守主义。
自由意志主义者向国家提供一种只有他们才能提供的服务。尽管他们抱怨国家的非法扩张，在头脑清醒的时候，他们却承认：国家的统治，依靠同意远远多于依靠强制。也就是说，按照当前“自由意志主义”的用语，国家根本没有在统治，它只是在执行契约中默示或明示的条款。
如果说强制是经同意的，听起来很矛盾，那么矛盾存在于世界本身，而不是存在于这种说法里；除了辩证的言说之外，无法充分表达这种矛盾。单向度的三段论，无法公正地说明一个大体缺乏公正的世界。如果你的语言没有诗意和悖论，就不足以解释现实。否则，任何彻底的新事物，在字面意义上都将无从言说。天主教会创造的经院式“A = A”逻辑，被自由意志主义者从兰德派那里不加质疑地继承下来；它与《一九八四》中的新话一样，具有束缚人的保守性。
国家之所以能够发号施令，大体上只是因为它掌握着民众支持。国家凭借大众支持进行统治，其中实际上也包括自由意志主义者自己的支持；这件事令他们难堪，而且理应如此。
自由意志主义者把已经普遍化、或正在趋向普遍化的不满，转移并聚焦到国家的某些特征与职能上，从而强化了默许的态度；而那些职能，偏偏正是他们率先坚称可以割舍的！于是，他们把潜在的革命者变成修理工。建设性批评，其实是最微妙的赞美。如果自由意志主义者成功地让国家卸掉那些枝节活动，他们就很可能成为国家的救星。普遍存在的官员无能，将不再侵蚀人们对权威的敬畏。国家做得越多，做坏的事就越多。普通人厌恶共产主义，肯定有一部分原因是不愿看到整个经济都像邮局那样运转。国家试图把自己的士兵与警察变成受人崇敬的对象；但当你看到公园管理员和垃圾工也穿着制服时，制服的神秘光环便消退了许多。
权威的观念与制度，无论在主观还是客观层面，都倾向于聚集在一起。你也许记得爱德华·吉本关于王座与祭坛永恒结盟的那句话。对既有教条的不满，具有蔓延的倾向。如果自由有任何未来，就有赖于此。除非并且直到异化认识到自身，否则自由意志主义者珍爱的所有枪支，对抗国家时都将毫无用处。
你可能反驳说，我的话适用于自由意志主义者中占多数的最小国家主义者，却不适用于其中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并非如此。在我看来，右翼无政府主义者不过是把国家改叫别的名字、便自以为满意地废除了国家的最小国家主义者。不过，这种近亲家族内部的争吵不关我的事。两派都要求将国家职能部分或全部私有化，却都不质疑这些职能本身。他们不谴责国家做的事，只反对由谁来做。这也就是为什么，国家最深重的受害者，反而对自由意志主义最不感兴趣。遭受强制的人，不会在强制者的资格证件上咬文嚼字。如果你付不起钱，或者不想付，你就不会太在意自己的被剥夺究竟叫盗窃、税收、赔偿还是租金。如果你喜欢掌握自己的时间，那么在你看来，受雇与受奴役之间的区别，只在于程度和持续时间。一种把工作伦理抬得高于其他一切意识形态——可能除了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只能阻滞反权威的取向，即使它确实能让火车准点运行。
我的第二个论点与第一个相连：自由意志主义者对国家的恐惧，反映并再生产着一种深刻误解，即误解现代世界里实际促成社会控制的力量。如果你想要的是最大限度扩大个人自主性——这是一个很大的“如果”，尤其涉及资产阶级自由意志主义者时——那么很明显，在挡住你去路的种种现象里，国家倒是最次要的。
设想你是一名专攻地球研究的火星人类学家，配备了最精良的望远镜和摄像设备。你还没有破译任何地球语言，所以只能记录地球人做了什么，无法记录他们关于自己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所共同持有的误解。不过，你大致能够判断，他们什么时候在做自己想做的事，什么时候在做别的事。你的第一个重要发现是：地球人几乎把全部时间都投入到他们不喜欢的活动中。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数量日渐减少、未受政府、教会和学校侵扰的狩猎采集群体。他们每天约花四个小时从事谋生活动，而这些活动又如此接近工业资本主义国家特权阶级的休闲活动，以至于你拿不准该把他们所做的事叫工作还是游戏。
可是，国家和市场正在铲除这些最后的据点，于是你把注意力理所当然地集中到那个几乎无所不包的世界体系上。尽管这个体系具有以战争为集中体现的明显内部对抗，它在各处仍然大同小异。你进一步观察到，年轻地球人几乎完全服从于家庭和学校强加给他们的要求，有时还有教会协助，偶尔也有国家介入。成年人也常常组成家庭，但他们停留最久、受到最严密控制的地方，是工作场所。因此，即使不去讨论世界经济最终如何在狭窄限度内规定每个人的生产活动，也已经十分明显：普通成年人所承受的最大直接强制，并不来自国家，而来自雇用他的企业。你的领班或主管一个星期向你发出的“照做，否则后果自负”的命令，比警察十年里发出的还多。
如果不带偏见、而是着眼于最大限度扩大自由来观察世界，主要的强制制度就不是国家，而是工作。那些一本正经要求废除国家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却对反工作态度感到惊恐。当然，废除工作的想法冒犯常识；但废除国家的想法也一样。如果在自由意志主义者中举行一次公投，选项分别是“废除工作而保留国家”与“废除国家而保留工作”，有谁会怀疑结果吗？
自由意志主义者热衷线性推理和量化分析。如果他们用这些方法检验自己的药方，准会大吃一惊。这就是我那个火星人思想实验的意义。这并不是说，国家没有自由意志主义者说得那么可恶。但它确实提示我们：国家之所以重要，与其说是因为它直接施加于犯人、征召入伍者之类人身上的强制，不如说是因为它间接支撑了那些管制雇员的雇主、抓捕店内小偷的店主，以及以家长权威管束孩子的父母。正是在这些课堂里，人们学会了服从。当然，总有少数怪胎，像无政府资本主义者或天主教无政府主义者；但他们不过是“统治的规则”中的例外。
与失业、工会、最低工资法等外围议题不同，工作本身这个主题几乎完全缺席于自由意志主义文献。仅有的那一点论述，大多是兰德派对寄生虫的咆哮，几乎与苏联报刊对异议人士的辱骂无法区分；或者像主日学校一样老生常谈，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说这话的肥猫们，通常已经吃下不少免费午餐了。1980 年出现了一个难得的例外：约翰·霍斯珀斯教授在《自由意志主义评论》发表了一篇书评。他是自由党的元老级国家政客，1972 年在“选举人学院”里考试不及格。〔译注：Electoral College 指美国选举人团，作者借 college 的“学院”义开玩笑。〕这是一位自己无须做任何工作的大学教授，对工作所作的激昂辩护。要证明他的论证彻头彻尾属于保守主义，只须指出它们在所有实质问题上都与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致，就够了。
霍斯珀斯以为，只要指出列宁主义政权与资本主义同样实行雇佣劳动、工厂纪律和等级管理，就能证明它们正当。那么，他会不会也接受同样的论证，认为压制性的性与毒品法律是必要的？与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一样，霍斯珀斯感到不安，因此才会无端地扣红帽子；因为在把阶级社会及其权力之源——工作——奉为神圣这一点上，自由意志主义与列宁主义的差别，就像可口可乐与百事可乐。只有站在工厂法西斯主义和办公室寡头政治的坚固基础上，自由意志主义者与列宁主义者才敢争论那些使他们分开的琐碎问题。再把感受完全相同的主流保守派加进来，我们得到的就是真正的三边主义：一套按各人口味调过味的拥护工作意识形态。
从来无须听命于老板的霍斯珀斯，认为听老板的命令没什么可耻，因为“否则还能怎样组织一座大工厂呢？”换句话说，“想废除大工业中的权威，就等于想废除工业本身”。这又是霍斯珀斯说的？不，是弗里德里希·恩格斯！马克思也赞同：“不妨去试试，不靠指挥，也就是说不靠权威，经营巴塞罗那的一家工厂！”而这恰恰就是加泰罗尼亚工人在 1936 年做过的事；那时，他们的无政府工团主义领导人却在拖延观望，与政府讨价还价。霍斯珀斯说：“总得有人作决定，而”——关键的地方来了——“另一些人得执行这些决定。”为什么？他的前辈列宁同样赞成“个人的独裁权力”，以保证“绝对而严格的意志统一”。“但怎样才能保证严格的意志统一？靠千千万万的人使自己的意志服从一个人的意志。”要让工业主义运转，需要的是“工作时的铁的纪律，在工作时无条件服从一个人的意志，也就是苏维埃领导者的意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译注：作者在此引用纳粹集中营门上的口号，以作讽刺。〕
一些人发号施令，另一些人服从：这就是奴役的本质。当然，正如霍斯珀斯得意地指出的，“一个人至少可以换工作”；但你无法避免拥有一份工作，正如在国家主义之下，你至少可以更换国籍，却无法避免臣服于某一个民族国家。然而，自由不只是更换主人的权利。
霍斯珀斯和其他自由意志主义者，同曼彻斯特工业家恩格斯一道，以为技术会“不受社会组织影响”地强加自己的劳动分工，这是错的。恰恰相反，工厂是一种社会控制工具，是迄今为止人们设计出的、最有效地维持少数“作决定者”与多数“执行决定者”之间阶级鸿沟的工具。工业技术与其说是工作场所极权主义的根源，不如说是它的产物。因此，以旷工、破坏、离职、侵吞钱款、自发罢工和磨洋工表现出来的反工作抗争，所蕴含的解放前景，远远超过“自由意志主义”政客和宣传家的权谋。
大多数工作服务于商业与强制的掠夺性目的，可以直接废除。其余的工作可以通过自动化取消，或者由专家——也就是实际做这些工作的工人——改造成创造性的、游戏般的消遣，也可以两者兼用。这些活动的多样性和共同欢愉，将使资本主义的胡萝卜与共产主义的大棒之类外在诱因，同样变得过时。在我们希望即将到来的超工业革命中，反抗工作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将同那些为反对反抗而工作的“自由意志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算账。到那时，我们就能尽情享受了！
即使你认为我关于工作的一切说法，比如可以废除工作，都是空想的胡话，工作的普遍存在所具有的反自由后果仍然成立。你生命中的时间，是一种卖得出去却永远买不回来的商品。默里·罗斯巴德认为平等主义是对自然的反叛，可他的一天也同别人一样，只有 24 小时。
如果你醒着的大部分人生都花在听令或拍马屁上，如果你习惯了等级制度，你就会变得消极攻击、施虐受虐、奴颜婢膝、麻木愚钝，并把这个包袱带入余下生活的方方面面。无法过自由生活，你就会退而接受自由的某一种意识形态表象，例如自由意志主义。你不能把价值当作工人，随心所欲地雇用、解雇，再把它们逐个安插进一套强加的分工里。对自由与快乐的爱好，不能被隔成互不相通的小格子。
自由意志主义者抱怨国家是寄生的，是社会上的赘生物。他们以为国家像一颗肿瘤，可以割掉，让病人保持原样，只是更健康。他们被自己的比喻迷惑了。国家与市场一样，是一种活动，不是一个实体。废除国家的唯一方式，是改变那种把国家包括在内的生活方式。如果那也能叫生活的话，它围绕工作运转，并把官僚制、道德主义、学校教育、金钱等等都包在其中。自由意志主义者之所以是保守主义者，是因为他们公开表示要保留这堆烂摊子中的大部分，从而在不知不觉中使其余骗局也延续下去。但他们又是不合格的保守主义者，因为他们忘了制度与意识形态彼此相连这一现实，而这原本正是历史上保守主义者的最初洞见。他们与当代抵抗的真实潮流完全脱节，把对体制的实际反抗斥为“虚无主义”“卢德主义”，以及其他他们根本不懂的大词。只要看看世界，就能确认他们的乌托邦资本主义根本竞争不过国家。有自由意志主义者这样的敌人，国家还需要朋友吗？
（1984）
无政府主义及其他通往无政府状态的障碍
眼下没有必要再给无政府主义下新定义：要比那些早已由众多著名外国死者提出的定义更好，恐怕很难。我们也不必流连于那些熟悉的、前面加着连字符的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式、个人主义式，等等；教科书里全都有。更切中要害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今天并不比戈德温、蒲鲁东、克鲁泡特金和戈德曼在他们各自时代，更接近无政府状态？原因有很多，但最需要思考的是无政府主义者自己制造的那些原因，因为如果有任何障碍应该可以清除，那就是这些。可以清除，却未必会被清除。
多年来，我仔细观察无政府主义圈子，有时也身历其中，苦不堪言；经过慎重考虑，我的判断是：无政府主义者本身，就是无政府状态为什么始终只是一个恶名、连一丝实现机会也没有的主要原因——我怀疑，这甚至是充分原因。坦白说，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没有能力以自主合作的方式生活。其中许多人不怎么聪明。他们往往埋头于自己的经典和圈内文献，排斥对我们所生活世界更广泛的了解。他们本质上胆怯，与和自己相似的人交往，彼此心照不宣：谁也不拿任何切实、批判性的理智标准来衡量别人的言行；谁也不凭个人成就高出普遍水平太多；尤其是谁也别质疑无政府主义意识形态的口令和信条。
作为一个圈子的无政府主义，与其说是在挑战现存秩序，不如说是适应这一秩序的一种高度专门化形式。它是一种生活方式，或某种生活方式的附属物，自有一套独特的回报与牺牲的组合。贫穷是必修课，可正因如此，另一个问题也就被预先封死了：不管持有什么意识形态，这个或那个无政府主义者是不是本来也只能当个失败者？
无政府主义的历史，是一部无与伦比的失败与殉难史；然而，无政府主义者却以病态的虔敬，崇拜那些受害的前辈，使人不禁怀疑：他们是不是同所有其他人一样，也认为只有死掉的无政府主义者才是好无政府主义者？革命——失败的革命——是光荣的，但它属于书籍和小册子。本世纪的革命浪潮，1936 年的西班牙和 1968 年的法国尤其说明问题，曾使正式的、有组织的无政府主义者措手不及；他们最初不予支持，甚至表现得更坏。原因并不难找。并不是说这些意识形态家全是伪君子——有些确实是——而是他们已经建立起一套无政府主义战斗活动的日常惯例。由于革命在此时此地实在难以想象，他们无意识地指望这套惯例永远持续下去；当事件超出了他们的辞令，他们就以恐惧与防卫姿态回应。
换句话说，如果要在无政府主义与无政府状态之间选择，大多数无政府主义者会选择无政府主义的意识形态与亚文化，而不愿冒险跃入未知，跃入一个没有国家的自由世界。但由于无政府主义者几乎是唯一公开批评国家本身的人，这些害怕自由的家伙，必然会在任何真正反国家的起义中，占据显要位置，至少是受到宣传的位置。他们本身是追随者型的人，却会发现自己成了一场革命的领导者；而那场革命对他们既定地位的威胁，丝毫不亚于它对政客和财产所有者地位的威胁。无论有意还是无意，无政府主义者都会破坏革命；如果没有他们，革命也许早就可以摆脱国家，甚至用不着停下来，把古老的马克思与巴枯宁之争再演一遍。
说实话，那些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并没有以另一种人际相处方式的感染性榜样来挑战国家；他们拿出的，只是空泛、无人阅读、充斥术语的文字。无政府主义者经营无政府主义这门生意的方式，本身就是对其夸耀最有力的反驳。的确，至少在北美，那些工人主义组织者头重脚轻的“联合会”，已经在无聊与怨怼中崩溃；这倒是好事。但无政府主义非正式的社会结构，仍然彻头彻尾是等级式的。无政府主义者安然服从着巴枯宁所谓的“无形政府”；在他们那里，这个政府由少数规模较大、存续较久的无政府主义刊物的编辑组成，不管这些人名义上是不是编辑。
尽管这些刊物在意识形态上看似分歧深刻，对待读者时却都摆出类似的“爸爸最明白”姿态。它们之间还有一项君子协定：不许互相攻击，以免揭露彼此的不一致，或以其他方式破坏它们对无政府主义基层成员保持支配地位这一共同阶级利益。奇怪的是，在《第五等级》或《推倒它》自己的版面上批评它们，要比在同一版面上批评诸如《加工世界》这样的其他刊物容易得多。任何一个组织与其他组织的共同点，都比它与任何没有组织起来的人更多。只要无政府主义者真正理解自己对国家的批判，就会知道，那不过是对组织之批判的一个特殊情形。而且，在某种层次上，连无政府主义组织自己也感觉到了这一点。
反无政府主义者完全可能因此得出结论：如果必定有等级与强制，那就让它们摆到明处，清楚地贴上自己的标签。与这些高论者——例如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最小国家主义者——不同，我仍然顽固地反对国家。但并不是因为国家“不必要”，尽管无政府主义者常常不假思索地高声如此宣称。普通人认为无政府主义者的这项断言可笑，一笑置之；他们也理应如此。很明显，在我们这样的工业化阶级社会中，国家是必要的。问题在于，正是国家剥夺了个人与面对面自愿联合体的力量，创造出使自己确实变得必要的条件。更根本地说，国家的支柱——工作、道德主义、工业技术、等级组织——并非必要，反而与真实需要和欲望的满足背道而驰。遗憾的是，大多数流派的无政府主义认可所有这些前提，却又在它们的逻辑结论——国家——面前退缩。
如果没有无政府主义者，国家也不得不把他们发明出来。我们知道，有几次国家正是这样做的。我们需要不受无政府主义拖累的无政府主义者。到那时，而且只有到那时，我们才能开始认真地酝酿无政府状态。
（1985）
世界上最好的书目
Loompanics Unlimited，《1985 年总书目》（华盛顿州汤森港：Loompanics Unlimited，1985）。148 页，2.00 美元；向 PO Box 1197, Port Townsend, WA 98368 订书可免费索取。
还记得《全球概览》（Whole Earth Catalog）吗？自给自足、个人成长、乌托邦愿景、创新技术？好吧，那是当时，现在可是今天。Loompanics Unlimited 的《1985 年总书目》，在许多收录项目上与它并无太大差别，但目的和观点却大相径庭；它是力量的黑暗面。这是一本经过弗里德里希·尼采无情重编的《共同演化季刊》。这份书目里的某个角落，一定藏着一本菜谱，里面有鞑靼生拌霍比特人的做法。当下就是现在，世道艰难，好人落在最后。Loompanics 有远见，以它自己的方式几乎带有神秘色彩，却没有隧道般的狭窄视野。兰波固然伟大，可如果想赢，最好也学学兰博。〔译注：诗人 Rimbaud 与动作电影人物 Rambo 谐音。〕
这份书目要么是最糟糕的，要么就像它自己谦虚地宣称的，是“世界上最好的书目”。它由渴望自由的人编写，也为这样的人服务；不过他们认为，想要自由，就意味着想要力量。毕竟，这两者的区别并不容易捉摸。至少在纸面上，Loompanics 及其顾客为了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并不怎么挑剔手段。这份 148 页书目里的许多书，在别处也几乎无从找到，教人做一些在更好的世界里最好不要做、也许在这个世界里也最好不做的事情。例如，约翰·明纳里的六卷巨著《如何杀人》，还有“酷刑文库”，以及“铁丝埃迪”编写的开锁手册。许多 Loompanics 作者使用笔名，而且自有充分理由；单看这些名字就知道怎么回事：“亚当·现金”的《游击资本主义》、“雷克斯·费拉尔”的《如何打劫毒贩》、“红胡子拉格纳”的《强权即公理》、注册会计师“X”的《如何在税务上作弊》，等等。挺吓人的，对吧？
别担心——至少不必太担心。尽管 Loompanics 公开信奉利己主义与非道德主义，它却比大多数邮购商家更可靠，正如无神论者通常比基督徒过着更合乎伦理的生活一样。原因是自利。“业主”迈克尔·霍伊在引言中写道：“我们提供的书争议如此之大，以至于大多数杂志不许我们登广告。书店和经销商不经营我们的出版物。期刊拒绝评论我们的书。”通常如此。Loompanics 出版许多吸引力极为有限的书，每种都只有小出版社的印量，因此价格很高。它必须培养并留住顾客。
那么，Loompanics 的顾客都是些什么人？我不知道。它确实出租邮寄名单，不过你可以勾选退出；你他妈当然应该退出。但我怀疑，他们并不是把书目各项内容拼在一起后所呈现的那种人：全副武装、精通高科技、吸毒、讲究末日生存、练武、做黑市生意、逃税、玩证件身份把戏、痴迷养生、思想自由、信奉不和谐教的犯罪大师。我觉得，他们大多是精神上不安分的沉思者，可能困在正经工作里，梦想逃离：梦想“vonu”——通过退出社会来免受强制；梦想太空殖民、延长寿命以撑到更好的日子，或者干上一票大的。他们从这些书里获得希望：书中炫耀着对正常生活的蔑视，同时描绘种种奇异的可能性，而这些可能性总是以一种仿佛取得专利的、冷峻理性主义口吻来呈现。我猜，典型的 Loompanics 读者，是一个被困在工程师身体里的超现实主义者。
所以，我怀疑那些自助入室盗窃书或预防犯罪的书，是否真会让犯罪率有所升降；骚扰和逃税手册也许有一点影响。这些书中的知识当然不是中立的，却是双刃的。Loompanics 说：如果有人知道这些东西，为什么你不能知道？尤其是，Loompanics 骄傲地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运动的疯狂边缘”，并断言：政府深谙暴力和阴招，个人最好也搞清楚底细。这听来或许轻巧而空泛，但有一个发人深省的事实：Loompanics 许多关于黑暗技艺的书，不过是政府出版物的翻印，例如《秘密监视与电子渗透》以及《障碍穿透资料库》——“每个核恐怖分子书架上的必备书！”
即使你觉得《如何建立自己的国家》和《地下室核武器》这类书很荒唐，它们仍然尖锐地提出了一些并不荒唐的问题，例如：“如果我没资格拥有核武器，那么谁有资格？”Loompanics 以间接、出人意料的方式动摇着民族主义这门宗教。正如它的一位作者所说：“世界上那些欠收拾的人已经多得过头。”不过，正是这些人——政府和公司里长着雪貂脸的官员，以及他们的附庸——很可能继续让别人吃的苦远多于自己承受的。他们凭的不是阅读如何制造吹箭筒、如何挥舞钉头槌的书，而是日常惯例无情而平常的运转。
Loompanics 的哲学是：只要受害可以避免，那么受害就是自愿的。据它声称，在等待乌托邦拯救期间，你可以在坏年头活下来，甚至过得兴旺；即便拯救没有到来，你也能不靠它而做到。一名刑满释放者写的预防犯罪书的标题，已经说明了一切：《别成为受害者》。总体而言，这种个人主义的自我解放方式，可以称为“无政府资本主义”。但对于那些在其他方面补足其哲学的左翼或后左翼文字，Loompanics 也毫不犹豫地出版；它与主流自由意志主义者之间一向紧张的关系，也许正在进一步松动。Loompanics 出版了欧文·施特劳斯的《反对建立自由意志主义政党的理由》，也重印了“为了我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利己主义”文章《贪婪的权利》。它经销拉乌尔·瓦内格姆的《日常生活的革命》、瑞士左翼人士编写的法证科学指南《不留痕迹》，以及保罗·拉法格的经典《懒惰的权利》——“一点共产主义宣传，能给任何书目调味”。Loompanics 明显不同于自由意志主义者那种典型的紧绷、拘谨的肛门型性格；后者通常不会读《打扑克，辞掉工作，睡到中午》之类的书。即便是坚定的反国家主义者，也不想知道《如何领取失业保险金——即使你不符合资格》。关于这本书，附一则短评：有启发，但除非你住在加利福尼亚，否则过于笼统；即使在那里，手续也变得太频繁，不动脑子照搬任何蓝图都属鲁莽。我当时的一位朋友用了其中的核心伎俩，虚构一个从前的“雇主”，结果被抓个正着，不得不把钱全部退回去。印刷精美的自由意志主义月刊《理性》禁止刊登 Loompanics 的全部广告，借口是《贪婪的权利》的广告“冒犯人”——请读作：让自由意志主义者感到不安。这似乎透露出，它对自由市场的自我纠正机制缺乏某种信心。
从较小的规模来看，Loompanics 实际上是一家有价值的重印出版商；即便按它的定价，也比那些专门迎合挥金如土的大学图书馆的学术重印出版社便宜。Loompanics 影印了尤妮斯·米内特·舒斯特于 1932 年出版的历史著作《美国本土无政府主义》（Native American Anarchism），还重新排印了“红胡子拉格纳”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狂言《强权即公理》。Loompanics 也经营施蒂纳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莱桑德·斯波纳的《不构成叛国》——一部发表于 1867 年的经典，作者是一名从废奴主义者转为无政府主义者的律师，其论证实质上认为宪法本身违宪——以及 H. L. 门肯论尼采的著作。Loompanics 出版了不和谐主义经典《不和谐原理》，其神话体系启发了那部更流行、也更啰嗦的《光明会！》（Illuminatus!）三部曲；它还出版《世界权力基金会：其目标与纲领》，该书呼吁建立一种新的、并非以种族为基础的奴隶社会，以满足多数人服从、少数人支配的需要。书中两条公设是：“刺激比平等更重要”，以及“强权与公理并不完全相同，但过几年就没人分得清了”。
坑蒙手册在某种意义上是理想产品：无须出版社安排计划性淘汰，也无须耍手段，它们自身的市场成功就会招致补救与反制，迫使它们频繁修订或更换。因此，《证件之旅 I》生出了《证件之旅 II》及若干衍生书，都是讲如何为自己建立一个有证件支持的新身份，或补充身份。最好趁国会强制推行全国身份证之前就动手！同样，精英税法律师打开漏洞有多快，国税局堵上漏洞就有多快；等 Loompanics 把消息往下传到普通人耳中，可能已经太迟。实际上，Loompanics 除书目之外最有趣的出版物——《Loompanics 精华集》，收录历年书目与增刊中的文章及访谈——包含一篇警示性的《就税务问题访谈一位自由意志主义注册会计师》。它直截了当地说，抗税者珍爱的许多伎俩，例如宣称联邦储备券不是法定货币，都是很可能让他们坐牢的屁话。Loompanics 对真正有钱、真正贪婪的人，没有多少可提供的。
他们自有一流律师和注册会计师替他们干脏活。Loompanics 试图使知识民主化，因此除了各种反税材料，也经营伯克利自由派 Nolo 出版社的法律自助手册。
Loompanics 的某些书，把一点点有用信息过分拉长了。那些骚扰手册里可行的点子，大概全部合起来也只够一本普通厚度的书。《如何在大学考试中作弊》即便没有灌水，也还是卖得过贵——42 页，4.95 美元。我在一门大学本科课程做助教时，把它借给了授课教授；他曾在全国四所最负盛名的大学任教。后来，他把书还给我，毫不为之所动，说里面“没什么新东西”，都是他平时已经会留心防范的。当然，这不是说那些招数从来不会奏效。还有一本 Desert Publications 的骚扰手册，如今已不再经销，据称作者是某种近乎纳粹的摩托车骑士。那本书提出的建议莽撞得毫无道理，被抓住的风险极高，却还向读者保证，有些会让人至少坐上好几年牢的重罪，根本不算违法！所以，还是那句老话：买者自慎。
哦，对了，还有一件事。为什么叫“Loompanics”？我问了才知道。这个后来取名 Loompanics 的机构，出版的第一本书，是《国家讽刺杂志》（National Lampoon）的索引，如今已不再经销。Lampoonics／Loompanics。我知道，我听了也一样觉得雷声大雨点小。
那么，这一切最终兑现成什么？肯定不是武术斗殴。在这个拥枪数量达到六位数的国家，担心 Loompanics 出售一本解释如何制作简易自制枪械的书，实在可笑。除此之外，相当一部分杀人事件，字面意义上就是警察的工作；他们能看原版，不需要 Loompanics 的重印本。Loompanics 的书与色情作品类似，与其说是煽动罪恶，不如说是罪恶的替代品。重要的自卫书籍，不是讲飞刀或剃刀搏斗的书，而是讲如何避免陷入只有反抗或屈服两种选择的处境。
如果 Loompanics 的读者调到了我所接收到的那个频道，他们就是通过私生活来追求自由，更多靠避开，而不是迎上去。《Vonu：寻找个人自由》这本书，也许表达了 Loompanics 最核心的愿望。作者“拉约”在 20 世纪 60 年代主张，个人应理性地为自己谋求利益，通过改造生活方式，尽可能让自己在权威眼中隐形。最终，这个人把自己的逻辑——而他是个逻辑极严密的人——推到了实践上的结论。他在 1974 年消失了。正如他的编辑所说：“他的目标始终是让强制者看不见他，主要指政府。他也许终于相信，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让所有人都看不见他。”这当然古怪。可有谁能提出一个不那么激烈、而又切实可行的获得自由的方案吗？我没有，不过 Loompanics 的书目里有几个点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