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部分：诉诸理性（1982—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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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980 年劳动节，我参加了一场自己曾协助组织的活动：“摇滚反工作”。这是对“摇滚反种族主义”之类朋克政治活动的戏仿。我在那里认识了约翰·布赖恩。他曾办过地下报纸，后来又创办了一份名叫《诉诸理性》（Appeal to Reason）的新地下报纸，面向六十年代那一代的嬉皮士左翼。布赖恩喜欢我，也喜欢我的传单，尽管它们往往惹恼他的读者。他让我开设了一个专栏，起了个不大恰当的名字：“诉诸叛逆”（Appeal to Treason）。〔译注：Reason 与 Treason 音近，后者意为叛国、背叛。〕
正如可以预料的，我和这个勉为其难的选举社会主义者之间，不免发生摩擦；然而，他给我的言论空间，比任何其他人提供的都少受束缚，这里尤其包括那些“无政府主义”媒体。当时我也正逐渐停止制作传单；报纸专栏在形式上，虽然退回了我最初试图避开的表达方式，却还算过得去地取代了传单。布赖恩最后一期报纸沿用了他以前的报名《开放城市》（Open City），针对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出版，刊载了我对大会的报道——本书未收入——以及《费林盖蒂的政治神学》。
反核恐怖，或：我感到一阵千禧年狂热
〔译注：副题 I Feel a Chiliasm 把千禧年主义、末世救赎的狂热，与“I feel a chill”（我感到一阵寒意）之类说法揉在一起。〕
几年前，我有个嬉皮士室友，对朋克不屑一顾，说：“你不能老是宣布，世界末日后天就到。”他说得对，而且不仅因为朋克的半衰期，是迄今所有反文化中最短的。恐惧是一股强大的力量，尤其当人们确实有理由吓得屁滚尿流的时候，凡是沾上核字的事情就是如此。不过，即使不考虑这种经历伴随的、让人失去行动能力的痛苦，恐惧作为动力也有其限度。“最新左翼”——反战／反核的反对力量——若不尊重这些限度，就可能自己绊倒自己。
恐怖——包括但不限于我们被训练得有选择地憎恶的那种“恐怖主义”——大概能够引出恐吓者想要的几乎任何反应，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但它在某些用途上，比另一些用途有效得多。历史上，它最擅长的始终是把人蒙吓进战争；直到最近，欧美才有相当一部分人，对战争本身的恐惧，压过了对官方钦定的“敌人”的恐惧。
核战争那种不可逆转的灾难性后果，给反战活动者提供了一种阴险的诱惑：去恐吓那些恐吓者。里根那套陈旧的“赤色恐怖”，跟全球生命灭绝相比，算得了什么？就算对冷战神话还抱有几分信任，任何傻瓜也都看得出，最近那座核电站所构成的威胁，会让远方几个香蕉共和国的叛乱分子显得几乎只是幻影。让我们的三边委员会暴君反吃一记，是他们活该；但替他们效劳，就对了吗？〔译注：原文以 serves them right“活该”和 serve them“为他们效劳”作双关。〕
说得过分简单一些：人们能够被吓着去做的事情，大致也就是能够被强迫去做的事情。暴力与恐惧，能够阻止人们做几乎任何他们想做的事，也能够强迫他们完成一些相当简单的任务，但它们无法号令创造力或想象力。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田间奴隶可以被鞭打着干活，但也有个限度；奴隶手艺人却享有相当大的回旋余地，尽管在法律上，他们同样任凭主人摆布。法律若越过日常现实的界限，就得自担风险。制造一个吓人的妖怪很容易，“最新左翼”也已经这样做了，理由也许比它的所有前辈都更充分。但一、二、三——我们究竟为什么而战？
自己煽起的歇斯底里，最后只会变成精疲力竭，或者出卖自己。如果反战末日预言家最耸人听闻的说法是对的，那么世界很快就会自我毁灭，我们也不必再为国家主义、阶级社会之类琐碎的边缘问题操心了。倒不如祝我们的继承者——蟑螂——好运：它们终于摆脱“黑旗”牌杀虫剂的蹂躏，轮到它们试着进化，直到有朝一日能把黑旗举作自己的旗帜。〔译注：Black Flag 既是杀虫剂品牌，黑旗也是无政府主义的象征。〕
但如果——正如我们在实际行动中都假定的那样——核浩劫和生态灭绝短期内都不会发生，那么，既然还有时间做任何事，也就还有时间怀疑：狂乱是否真是获救的捷径。一个运动竟然把这些人都包罗进来：主张核冻结的共和党人、主张核冻结的天主教徒、主张核冻结的工会大佬、主张单方面核冻结的斯大林主义者、暂时下台后主张核冻结的战争贩子，等等；你不能不打个问号。他们都站在一把伞下，还是一顶马戏团帐篷里？这种来者不拒，也许掩盖了两类人的根本区别：我们这些渴望和平、健康、自由和快乐的人；以及他们那些人——除了想必跟我们一样不愿被汽化之外，他们把否定我们的愿望当成自己的事务，说白了，当成生意来做；而就在十分钟前，他们还是那个制造了这场危机的体制的支柱。
我并不是提倡向各种马克思主义或其他主义理论例行顶礼膜拜，把核武器以及从电子游戏到发梢开叉的一切邪恶，全都归结为某种魔鬼般的抽象概念：资本主义、不信宗教、用错了半边大脑、长着一根阴茎，等等。绝对不是。正是这种——姑且找不到更好的词，就叫它“思想”吧——把我们弄进了眼下这摊烂局面。反核者有权捍卫自己对核主义本身恶性的认识，抵御各种机会主义左翼和／或道德主义的帝国主义者；后者总想吞并这个议题，为自己所用。但这并不意味着，某一天核武器是从火星掉到我们头上的。事实上，它们是我们自己的社会的产物，更确切地说，是我们自己国家的产物，后来各色斯大林主义与民族主义政权才加入进来。那些按最低公分母办事、温和地交换人情的家伙，他们的反核热忱才是天真或虚伪的；那些拒绝妥协的人，只不过在指出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核武器，是一个孕育核武器的社会所生出的弑父之子。
当那些“体面”的反核建制派争辩说，冻结是合理的，因为毕竟我们已经有能力把所谓敌人灭绝许多遍——这不恰好证明，选举政治对核冻结的迷信，是何等彻底地不够用吗？
尽管——甚至正因为——我们确实有充分理由害怕，我们也必须少诉诸恐惧与仇恨，多诉诸爱、情欲、创造力、不受束缚的想象、希望与欲望。归根结底，我们渴望的是生活，不是仅仅凄惨地苟活；何况，不彻底推翻制度、不彻底重估价值，我们几乎肯定连苟活也得不到。只有财富之神普路托，才会否认自己是钚的父亲。〔译注：Pluto 与 plutonium“钚”同源，这里把财富统治与核威胁相联。〕我不得不同意鲍勃·布鲁贝克写下的话：“在我看来，一个批判日常生活、却从不提核武器的运动，远比一个批判核武器、却从不提日常生活的运动深刻。”
（1982）
让我们捕食吧！
〔译注：Let Us Prey 与祷告用语 Let Us Pray“让我们祈祷”同音。〕
多亏“道德多数派”，如今又可以反宗教了——至少可以稍微反那么一点点。不过，广播里的反动派和靠直邮宣传的大男子主义猪，只有那些最粗暴、最张狂的恶行，才会招来哪怕客客气气的批评。真可惜，因为你把另一边脸也转过去，多半还会再挨一巴掌。当原教旨主义者开始在基佬周围堆柴捆时，我们可别只顾着痛斥这违反消防规定。〔译注：faggot 既指柴捆，也是对男同性恋者的侮辱性称呼；原文借双关讽刺宗教迫害。〕
面对现实吧：宗教右翼那股咄咄逼人的冲劲，把敌人们局限于法律条文的打法耍得团团转。压制人的右翼正在进攻，也令人作呕；那些被打得晕头转向、却还出拳留力的“进步派”，只会被动应付。与多数拿“激进”一词装点自己的人不同，这些敬神者真是激进。他们乐于重写、甚至撕碎自己尊奉的宪法。他们决意打破社会与性的现状。他们对一个神权“新秩序”有着目光如豆的愿景。他们是动真格的。
相比之下，自由派和左翼却是犹豫不决、退缩自守的保守派：一群魏玛式瘫痪者，不肯把别人施加在自己身上的东西，还施到别人身上。为什么不肯？
直到不久以前，左翼还觉得，重新搬出马克思和巴枯宁对宗教的批判，既过时又不相干。他们口口声声要服务、私下却瞧不起的“大众”，仍然大体信奉稀释过的基督教，这一点并不让左翼领导人烦心。那不过又是一个把先锋队与普通成员区分开来的“蒙选者”标志，又一次提醒大家：为了芸芸众生自己的好，他们需要受到管束。
当然，只要对这些迷信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它们并不妨碍官僚们的首要目的：把人赶进自己的党和工会。到了六十年代，左翼继承自启蒙运动的自由思想，已经消散到这样的地步：“马克思主义者—基督徒对话”居然成了时髦。小马丁·路德·金牧师，尤其在殉难之后，取得了图腾般的地位；无数街道、学校、公园和建筑，纷纷以他的圣名装点门面，而除此之外一切照旧。新左翼玩弄神秘主义，这股倾向后来分化成一个能够自行维持的骗局亚文化：“新时代”。他们又和贵格会、宗教自由派，以及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之后那些时髦的神父修女合作，开展反战活动与各种提升人道福祉的事业。
在自由派中，光是提起宗教，就既有失雅观，又会威胁新政联盟；正是这个联盟，把他们与天主教移民族群拴在一起。从肯尼迪崇拜，到全国基督教协进会那些激进自由派的热情宣言，一切都合力扼杀了重续潘恩和杰斐逊那种自由主义反教权传统的可能。当你一手拉着穿迷你裙的修女，一手拉着黑人浸礼会牧师，齐声高唱《我们终将胜利》时，要坚持伏尔泰式的真理，可就不容易了。
七十年代让事情更加糟糕。媒体制造的白人族裔／“安全帽工人”热潮，又得到某些机会主义知识分子的支持，使大众的虔诚进一步免受它本该承受的批评与蔑视。尽管有贝里根兄弟，尽管有民谣弥撒和其他普世教会主义的化妆术，天主教会仍把它的数百万金钱，以及数百万被迷惑的奴仆，投入反对堕胎、强加道德法律的事业。
左翼毫无用处。它忙着分裂成无数特殊利益集团，每个都想占据那个令人眼红的“受害群体”位置；黑人似乎已经十分成功地占据了这个位置。继续高唱革命调门的列宁主义宗派，也自称某一特定群体——无产阶级——的代理人，然后不情不愿地添上其他群体：大家都得安抚女性，但有些人就是无法让自己替同性恋者说话。然而，无论哪一种，都已放弃对整体的批判。与十年前相比，左翼组织更多了，左翼人数反而更少了；实际发生的，不过是几个小本经营的团体，在支持者群体政治的伪多元体制中，取得了自己那点微不足道的位置。这种妥协的必要条件，当然是一种心照不宣：彼此不揭短，尤其不揭大家共有的短处。处于守势、凡事求稳的左翼，大概跟它们会处理“犹太人问题”一样，绝不愿碰“宗教问题”。
至于自由派……什么自由派？索尔·阿林斯基曾说——同类才认得同类：“自由派，就是争论一旦变成打架，就离开房间的那种人。”接着又来了宝瓶时代。伙计，赏个“范式”行不行？〔译注：Buddy, can youse paradigm? 戏仿乞讨歌名 Buddy, Can You Spare a Dime?，以 paradigm“范式”嘲讽新时代行话。〕新时代信徒，把反文化——也就是玩乐中的新左翼——里面最糊涂、自恋、妥协苟合的潮流，愚蠢地混合成一种新的认命宗教。早先的宗教狂热者，至少还会彼此揭露、相互痛骂，制约对方过火的行为。可是在新时代，一切宗教都是真的。我好，你也好。这一次，问题不会自行消失。不必多谈最近那次选举有多丢脸：自由派使出男人的全力，也使出女人的全力，争着在“孩子、厨房、教会”上的虔诚胜过对手，终于靠嘴把自己说进了完全活该的惨败。〔译注：Kinder, Küche, Kirche 是德语“三 K”口号，把女性限制于家庭与宗教角色。〕
所以，“科学社会主义者”和其他左翼残渣，被新右翼及其好战的社会保守主义打得措手不及，连“先锋”也没站好岗，毫不奇怪。知识界这群自封的历史仆人，一如既往，没能从历史吸取教训，反倒聪明反被聪明误。左翼忙着研究解放神学，竟忘了：从 1936 年佛朗哥的卡洛斯派突击队，到今天霍梅尼的革命卫队，无论何时何地，宗教狂热分子始终都是反动派的尖刀，而且是割喉的尖刀。
作为目的论者，自由派、马克思主义者和无政府主义者，都以为现代性的全部装束——技术、民主、人文主义等等——是一整套配给的。新右翼却发动了一场大规模高科技宣传攻势，成功推销最荒唐、最恶毒的厌女、虐待狂和非理性观念，让他们摸不着头脑；当然，这一招戈培尔早就用过。他们从未明白阿多诺、霍克海默和马尔库塞试图告诉他们的，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之间的区别，并为此付出了代价。可左翼并不重新思考自己的实证主义偏见，而是纠缠宪法上的技术细节，尽管他们自己曾经极力把这些东西相对化。他们就像五六十年代的冷战自由派一样，无论背叛多少自身价值，在挥国旗这件事上，也永远比不过右翼。
面对右翼卷土重来的高涨声势，左翼之所以无能为力，秘密就在于：他们共同点太多。左翼人士，就是刚把脚从嘴里抽出来，马上又朝自己脚上开枪的人。
强硬右翼指责左翼假装中立，却在公立学校和其他地方，强加自己的“世俗人文主义”价值。右翼显然是对的，还能怎样呢？如今，那些撸肉棒、敲《圣经》的家伙，觉得轮到他们按照自己的洪水时代口味，重写剧本了。自由派假装进化论是“科学”，而创世论是“神学”；这充其量只是一个细微的区别。论起源，创世论显然属于基督教；可论起源，进化论也一样，它不过是基督教那种超越性的千禧年本质，披上薄薄世俗外衣之后的一次“圣体变质”——正是这种历史维度，把基督教与其他信仰区分开来。那又如何？右翼疯子追问，为什么避孕教育可以进入强制性公立学校，祈祷却不可以，他们确实抓到了点什么。人们完全可以站在原则立场上，反对强制学校教育，也就是国家强制的思想控制，从而彻底迂回越过这套庸俗的中产阶级道德。可左翼和自由派根本不这样做。
马克斯·施蒂纳的责问，至今仍一针见血：“人啊，你的头脑闹鬼了；你的脑子里有轮子在转！”宗教始终代表着压制永远可能发生。上帝，这个终极父权家长、绝对权威，力图巩固自己的独裁，“在地上，如同在天上”。但祂有帮手，不只是那些自觉信奉基督教的混账，也包括所有觊觎祂的权力、模仿祂的方法的人。每一帮先锋队，都是翻新的耶稣会。每一种等级制，都是“存在巨链”的微缩模型。所有“战斗分子”，都属于“战斗中的教会”。
左翼从未抛弃它从基督教那里继承的人文主义道德说教。从卢梭到列宁，更不用提从鲍勃·阿瓦基安到马里奥·科莫这些小角色，他们鼓吹负罪、克己、殉道、自我消隐、服从、工作——一句话，宗教。道德主义，就是把真实而具体的个人，以及他们面对面结成的、充满激情的群体，献祭给外在的抽象“事业”和伪共同体：国家、党、无产阶级、拉丁族群、姐妹情谊，等等等等，直到令人作呕。如果上帝死了，道德主义就是祂怀恨留给我们的末日机器。
人们渴望共同体，渴望感受到一种感性，超越工程师、簿记员和规划者那种贫乏而斤斤计较的理性。这种渴望，无法靠贬损人的宗教虔诚来满足，因为它甚至达不到饱满的实践理性；唯有一种把实践理性包括在内、又超越它的超理性飞跃，才能满足。“理性是能量的界限，或外在圆周”（布莱克），并不是终极的、警察似的绝对命令。把弗洛伊德倒过来说：哪里曾经有自我，哪里也将有本我。
不过，超现实主义学院派那些神经紧张、矫揉造作的亵渎，也应当避免。正如拉乌尔·瓦内格姆所说：“往祭坛上撒尿，仍然是向教会致敬的一种方式。”尤其要紧的是，无论如何，都别干出一桩“艺术”行为。
对那些自由而独立、又相互依存的社会个人来说，无论献身牺牲主义，还是任何空洞的“个人主义”，都毫无意义；他们蔑视这个体制，也蔑视它那些友好的敌人。左翼右翼那些被意识形态附身的人，一直挡的是我们的路，并不是彼此的路；而我们都知道，我们想要彼此。
构成永久问题的，不只是插手政治的宗教怪人，而是宗教与政治本身：吉本所谓王座与祭坛的永恒联盟，一切权威与威权主义者的神圣同盟。政教分离已经证明只是自由主义的海市蜃楼。取代神权统治的唯一真实选择，就是把教会和国家一并废除，因为它们本来就是一丘之貉。让我们捕食吧！
（1982，1985）
一堆鲍鱼胡扯
〔译注：题名 A Bunch Abalone 以 abalone“鲍鱼”谐 a bunch of baloney“一堆胡扯”，讽刺反核组织“鲍鱼联盟”。〕
迪亚布罗峡谷的惨败，敲响了官方反核运动的丧钟。鲍鱼联盟的等级制头目——对不起，是“发言人”和“协调人”——抱怨说，封锁行动被贬成了一场媒体热闹。真稀奇，真稀奇！反核高层谋划多年，要在迪亚布罗制造的，难道不正是一场景观？
鲍鱼联盟的目的，从来就不是实际干扰核电站运转，而是让人拍下他们看起来正在试图干扰的照片。他们难道不知道，在好莱坞说了算的是导演，不是演员？
鲍鱼联盟上演了一场大肆炒作、预先编排的假对抗，除了操纵媒体，不可能有别的目的。显然，事先把违法意图告诉当局的人，就已经提前排除了任何关闭核电站的真正直接行动，无论非暴力还是其他方式。鲍鱼联盟始终回头张望着记者和政客，指望他们带来反核救赎。但是，赫斯特报系和其他媒体，已经不像六十年代那么好骗；显然，比起鲍鱼联盟这些翻新的嬉皮士，他们从那段被神话笼罩的过去，学到了更多。
不，这次操纵者自己被操纵了。而且他们活该：杰克逊·布朗四处拍马屁，反应堆四周设着反核检查站，防的却是那些不肯接受“非暴力”灌输、不肯服从鲍鱼联盟命令的反核活动者。在其他地方，鲍鱼联盟的克隆体或同类，甚至真的把不听话的人交给了警察。难怪迪亚布罗的参与人数少得可怜……如果不过是换一班看守，何必为此让人打破脑袋？〔译注：Browne-nosing 把歌手 Jackson Browne 的姓嵌入 brown-nosing“溜须拍马”。〕
鲍鱼联盟和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PG&E），对迪亚布罗的感情完全一样：双方都说反应堆是自己的私有财产，“闲人免进”。正像 PG&E、五角大楼、天主教会，或任何列宁主义宗派一样，鲍鱼联盟也有由组织者、执法者和名人组成的精英，还有由被动、顺从、默默无名者组成的基层队伍；尽管他们以近乎邪教般的热情，崇拜“民主”和“去中心化”等理念。在一场归鲍鱼联盟所有的示威中，你得照他们的办法行事：接受就留下，不接受就走人，否则有你好看。于是，新时代的参与式被动，映照出普遍社会关系中那种以苦难为常态的无力感。有鲍鱼联盟这样的敌人，PG&E 及其资产阶级／官僚靠山，就用不着朋友了。
讽刺的是，就连按它自己那套卑躬屈膝的标准，鲍鱼联盟的机会主义也是失败的。杰里·布朗和讲究法律与秩序的自由派，把这些出卖者也出卖了，而后者大概找不到下一个买主。鲍鱼联盟与巴比伦之间，连一角钱的差别都没有。
至于说迪亚布罗峡谷是一场胜利，就把这种说法，跟那些嬉皮士的幻想一起收好吧；他们已经说服自己，相信 1968 年真把五角大楼升上了空中。核工业在各地都正在自身重压下崩塌，导致迪亚布罗停摆的技术乱子，也许正好给 PG&E 一个顾全面子的机会，作战术撤退。鲍鱼联盟大肆强调“核反应堆恰巧建在地震断层上”这件事，既戏剧化地表现了 PG&E 对人命的彻底漠视，也削弱了总体反核论证：公用事业公司完全可以“妥协”，把瘟疫般的电站建到别处。鲍鱼联盟那种生态乌托邦式的狭隘眼界，会满足于在西海岸划出一个无核小圈子吗？就像“一国社会主义”一样，加利福尼亚唯我论，是一个愚蠢而自我挫败的骗局，在反核问题上如此，在其他一切事情上也如此。
因此，所谓“反文化对建制媒体的本能敌意”（蒂姆·康纳语），放在迪亚布罗峡谷这件事上，不过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鲍鱼联盟的机器，以及类似机器，都是反核力量发展的桎梏。上头那帮公关人物，和下头那群受虐狂式的大众一样，都已经油尽灯枯。根本不存在什么反官僚的官僚机构。靠着为报人和政客耍把戏，或者卖身接客，你不可能消灭核能。〔译注：do tricks 指耍把戏，turn tricks 指卖淫。〕
废除核能权力的唯一办法，就是彻底废除权力。〔译注：power 同时指电力与权力。〕
（1982）
左翼的临终仪式
〔译注：Left Rites 把“左翼仪式”与 last rites“临终仪式”相谐，同时碰上 left/right“左／右”的同音游戏。〕
在天文学里，“革命”（revolution）指转一圈，回到原处。对左翼来说，这个词似乎也差不多。左翼主义，按字面意义就是反动的。正如将军总在准备打上一场战争，左翼总在煽动上一场革命。他们欢迎它，因为他们知道它失败了。他们是先锋主义者，因为他们总是落在时代后面。跟一切领袖一样，左翼在跟着自己的追随者走时，最不讨人嫌；可到了某些危机时刻，他们又会走到前头，让体制继续运转。如果左／右这个隐喻有什么意义，那只能是：右翼处在某个东西右边，而左翼处在同一个东西左边。但如果革命意味着走出队列呢？
如果没有右翼，左翼就得把它发明出来，而他们也确实经常这么干。比如：有计划地对纳粹和三 K 党大惊小怪，把这些懦弱的软虫最需要的恶名送给他们；或者，对“道德多数派”进行最低公分母式的共同谴责，以免有人不讲礼貌地攻击道德暴政的真正根源——家庭、一般意义上的宗教，以及左翼和基督徒共同推崇的工作伦理。右翼也同样需要左翼：它在实践中的定义，始终就是反共产主义，不过披上了各色垃圾装束。于是，左右双方互为前提，也不断重新制造彼此。
坏年景的一项坏处，是反对变得太容易。比如，眼前的经济危机，被硬塞进陈旧的马克思主义、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范畴。左翼由此把自己安放到那个历史角色里：改革那些附带的、尽管令人痛苦的弊端；只要把这些弊端妥善处理掉，就能掩盖体制的根本不公：等级制、道德主义、官僚制、雇佣劳动、一夫一妻制、政府、货币。马克思主义，怎么可能超出资本思考自身时最精致的那套办法？
看看公认的当前危机震中：工作。失业是坏事。但除去从右到左的那套教条，并不能由此推出，就业就是好事。它不是。“工作的权利”在 1848 年或许还算恰当的口号，到 1982 年已经过时。人们不需要工作。我们需要的，一方面是生存需要得到满足，另一方面是有机会从事创造性的、欢乐共处的、能增长见识的、多样而充满激情的活动。二十年前，古德曼兄弟估计，当时所耗劳动的 5%，就足以满足最低生存需要；这个比例如今一定更低。显然，整个整个所谓产业，都只服务于商业和强制的掠夺目的。这样的基础设施，已经足够让我们拿来游戏，创造一个自由、共同生活与快乐的世界；在那里，使用价值的“生产”，就是对自由而令人满足的活动的“消费”。把工作变成游戏，是拒绝继续处于无产者境况的无产阶级的事业，不是那些已经无物可领导的左翼的事业。
实用主义是一副骗人的圈套，看一眼它的成果就很清楚。乌托邦才是纯粹的常识。在“充分就业”和失业之间作选择——左右两派合谋把我们限制在这一选择里——就等于在古拉格和阴沟之间作选择。难怪这么多年下来，被压抑、受折磨的民众，已经厌倦民主的谎言。想工作的人越来越少，即使那些有充分理由害怕失业的人中，也是如此；想创造奇迹的人却越来越多。尽管去鼓动争取救济、减税、免费东西、面包与马戏吧——为什么不咬喂你的那只手？味道好极了——不过，别抱幻想。
马克思主义神秘外壳里的那个理性、乃至超理性的真理内核，是这样的：“工人阶级”确实是传说中的“革命主体”，但前提是，它通过不工作，来废除阶级。左翼这些没完没了的“组织者”不明白，工人早已被自己的老板彻底“组织”好了，而工人也只能被组织来为老板服务。如果“行动主义”让我们的敌人更富有、更有权势，那就是白痴行为。左翼主义，这个寄生在疼痛的“我”身上的东西，害怕爆发一场“威廉·赖希式国会纵火”：它会把左翼的党和工会，连同目前由其表面敌手控制的公司、军队和教会，一起烧个干净。〔译注：Wilhelm Reichstag fire 把性解放理论家 Wilhelm Reich“威廉·赖希”与 Reichstag fire“德国国会纵火案”拼在一起；此前 parasite for sore I’s 又戏仿 a sight for sore eyes“悦目之物”。〕
如今，你必须不合群，才能讨回公道。灰暗生活里的左翼主义，手拿一张规定好的反对清单，反这个主义、那个主义、另一个主义，唯独不反左翼主义；它毫无幽默，也毫无想象，所以只能发动政变，不能发动革命，只能改变谎言，不能改变生活。但创造的冲动，也是毁灭的冲动。左翼们，如果你们想当革命者，就再努力一点吧！你若不反抗工作，就是在工作着反对反抗。
（1982）
选择不投票
如果选举真像萨特说的，是“傻瓜的陷阱”，那么，最近的投票趋势与其他社会昏睡迹象相比，倒形成了充满希望的反差。并不是说选举结果在改善。只要有人获胜，结果就永远不会改善。好消息是，有投票资格却不投票的多数人，正在稳步增加；这个多数，六十多年来一直在“赢得”选举。取代“多数统治”的，是我们眼前一个越来越不受统治的多数。
1984 年总统大选，这颗近年政治中的科胡特克彗星，本该使这个趋势急剧逆转；实际上，它只让趋势停顿了一下。尽管有个意识形态色彩鲜明、花哨招摇的现任总统；尽管有那位“黑湖牧师”杰西·杰克逊的种种滑稽表演；尽管核战争议题十分突出，狂热左翼发动了“不投票就去死”的恐吓宣传；尽管投票率低的最年轻年龄组，其人口比重相对下降，大多数合格选民仍像往常一样，找到了更值得做的事情。〔译注：科胡特克彗星曾备受期待而表现令人失望；“黑湖牧师”戏仿电影《黑湖妖潭》。〕
对一个把“多数统治”当作最新国家主义口号与流行语的体制来说，一场长期危机正在酝酿；这一次，它伤害“他们”，会比伤害我们更重。似乎当局越方便臣民用选票给强制统治祝圣，臣民对这番招揽的回应就越少。他们取消了人头选举税和识字测试，给少数群体和十八岁青年投票权，提供双语选票；可是，没有谁比这些改革的受益者更少投票。
卡尔·克劳斯指出：“民主，意味着获准当所有人的奴隶。”尽管哲学和宣传折腾了几个世纪，它声称自己优于其他压迫安排的地方，仍然模糊不清。一个抽象、转瞬即逝的多数，竟然能声称拥有超过自我管理之外的任何统治权，始终都是粗暴的僭越；而这个“多数”究竟是谁的多数，本来就是民主教条的核心奥秘之一。可是，自由派和跟在他们屁股后面的左翼，板着脸向我们保证：参加选举，就意味着同意服从结果；不投票的人则无权抱怨，因为毕竟他们本来可以投票。他们告诉我们，这个仪式会神奇地扩大合法权威的范围，也就是扩大警察暴力。小心那些送你权利的民主派！当多数人年复一年拒绝统治时，这些诡辩就显出了它们应有的讽刺意味。某帮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宣布我是某个我根本不想加入的俱乐部成员，关我屁事？多数统治作为一项“权利”，已经够站不住脚；如果由少数人把它作为义务强加下来，就公然成了恶行。拉尔夫·“达斯”·纳德呼吁强制投票，不过比他那些家长主义同伙又领先了一步。
不投票的多数由什么人构成，让我们的主子们很不安。自由派和左翼，若不是正滔滔不绝地赞颂人民智慧，或许诺救济受压迫者，就会以惯常的犬儒态度，污蔑不投票的人——迄今主要是穷人、少数族裔和外国出生者——愚蠢、没受教育、漠视公民责任，甚至根本“不美国”。但如今，投票人数下降，反映的是新一批合格选民不断成年，却从未染上投票的恶习；而那些一直戒不掉的长辈，则不断减少。他们大多数并不是有意识的拒绝者，但今天不在名册上，也许预示着明天拒绝扮演规定角色。〔译注：原文以 rolls“名册”和 roles“角色”同音双关。〕
当然，左翼那些像仓鼠转轮般忙碌的交易掮客，尽管满嘴否定体制的辞令，却始终把忠诚选民送来，维持体制运转。那些名不副实的“自由意志主义者”也一样，其中有人还幻想自己是无政府主义者。说到这里，1984 年，不少自称“无政府主义者”的人，也偷偷溜进了投票亭；无政府女性主义者“imagine”——原文如此——还在亚特兰大的《圈 A》（Circle A）上支持蒙代尔，惹得泰德·洛佩兹追问：这个“A”究竟代表什么？更常见的是，这些忠诚反对派端出可怜兮兮、根本赢不了的第三党，说是提供一种“选择”；你既然已经费劲跑去投票，就可以选择绝对保证浪费自己的选票，而不是只有 99.99% 的把握。相比之下，提议用绿色购物赠券奖励投票者，倒还更讲得通。为什么不给鸽子投票权，再赏它们饲料颗粒呢？“别浪费你的选票”的真正意思，是别投出去。
微型政党把投票作为一种“抗议”来拉票，但论表达手段，一罐喷漆胜过任何选举。选民尽管随大流，即使把票投给同一个候选人，也没有两个人赋予自己选票的意义完全相同。
然而，计票时，选票却都是匿名、非个人化、可以互换的。票一旦投出，就等于扔掉；它随即归评论家和政客所有，任由他们解释。候选人一旦当选，无论此前发生过什么，都会转过来命令你做什么。你不能靠投票抗议根本制度，因为投票与根本制度绑在一起。不存在投票反对投票这回事。
跟蚁丘式集体主义者的说法相反，把不投票说成仅仅是个人的、“个人主义的”姿态，是愚蠢的。还有什么比独自投下一张“秘密选票”更私人化、更孤立？这种设计显然适合有事要隐瞒的人；你借此承认，自己是某个从未要求加入的政治共同体中，一个可替换的零件。用集体行动反对选举异化，完全不比竞选公职更不可行；可奇怪的是，它对那些渴求权力的“进步派”，没有任何吸引力。
没必要再去讨论那些民粹主义改革了：创制、复决、罢免等等，号称要绕过公司对国家的控制。最好也从未真起到那样的作用；最坏则成了倒退性“改革”的载体，例如加利福尼亚第 13 号提案，被买下大众媒体的有钱小集团，抹上 KY 润滑剂，硬塞进了政治身体。正如托勒密体系一样，试图靠增加“本轮”来纠正选举制度，注定要出岔子。民主的危机，超出了任何花招所能补救的范围。
每个政客的“政纲台”，都是一座绞刑台。两个可以互换的骗子，究竟由谁担任某个职务，与现实的关系越来越小。一个选民在去投票站的路上被汽车撞到的可能性，远比他或她影响选举结果的可能性大，更不用说改变真实生活了。
投票总数还要降到多低，“获胜者”才会羞于、或害怕上任？
人们并不像政客以为的那么蠢。我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对投票这种“公民义务”一笑置之，拒绝扮演被强制安排的选民角色。
要是他们举行一场选举，却一个人也不来，会怎样？我们很快就会知道。
（1982，1985）
在国家里撒谎——也在别处撒谎
〔译注：Lying in State 通常指遗体供公众瞻仰；拆开来又可读为“在国家／国家机器中撒谎”。〕
我们需要一门撒谎现象学。撒谎是我们社会内在而无所不在的本质，理应获得这样的待遇；现在，也该让它得到应有的待遇了。让我们老老实实谈谈不老实。他们怎么骗我们？让我一项项数来。
某些欺骗形式，尤其面对面的那些，已经高度精致。一层轻雾降临在人们之间：他们用某种共同的行话交谈，自以为在说些什么，其实只是在发出信号，像鸟鸣一样，唤起同类回应。说穿了，那不过是噪声。广告、新时代术语、蕨类植物装饰酒吧里的搭讪闲话，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各地方言，都是熟悉的例子。它们与其说是沟通，不如说是自我表现；即使在最好的时候，它们所说的，也比看起来少得多，而它们又很少处于最佳状态。尼克松录音带的大部分“空白”，并不是缺失造成的。
合谋欺骗的典型，是把自相矛盾变成专门术语，例如：
- 开放式婚姻
- 革命政府
- 法律与秩序
- 工作的权利
- 解放神学
- 自由学校
诸如此类。
与精致诈骗相反的另一极——比如雅鲁泽尔斯基将军这位波兰人——是赤裸裸的说谎。这些谎话，常像香烟一样成包出售，却没有警告标签。政客和教士提供了最清楚的例子，也就是我们显然负担不起的例子。商业世界——难道还有别的世界？——里，还有整个行业都是职业谎言专家，例如推销员和律师。核能、“国防”这样的产业，所依赖的也不只是普通消费者那种低度迷糊；出于经营需要，它们把弥天大谎塞给被愚弄的民众。不过，政客仍是最理想的胡扯型骗子。撒谎，加上发号施令，就是我们付钱请他们做的事；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拿我们的税款付钱给自己做的事。例如，外交不过是穿礼服的欺骗。当我们说某人“很有外交手腕”，意思是他在撒谎，以平息某种冲突。但在外交中，政府面对的是跟自己一样的暴力垄断者，所以撒谎时，往往比对自己控制的人口更加小心。政客常常含糊，却很少精妙。如果全国大部分持枪者都听你指挥，何必在意细微差别？〔译注：pole“极端”与 Pole“波兰人”同形；ideal-tripe“理想胡扯型”戏仿 ideal-type“理想型”。〕
例如，几乎每次公开提到“恐怖主义”，其中都嵌着一个纯正而典型的“大谎言”。这个词恰当的意思，是为政治目的对非战斗人员使用暴力。中美洲的死亡小队，或苏联空投让阿富汗儿童玩耍时炸残自己的爆炸“玩具”，都是例子。其目的，是强加自己的意志；不是直接胁迫受控制者，而是把恐惧，也就是“恐怖”，灌输给他们。用一个词指称这样一种活动，并无不可；无论如何评判它，它总在某些方面不同于战争、犯罪、内乱等等。
而政客及其学界、新闻界跟班，恰恰用这个词来抹掉这些区别。在他们看来，所有政治暴力、破坏行为，甚至纯粹的骚动，都是“恐怖主义”，除非恐怖分子穿着制服。因此，无论政府干什么，都不可能从事恐怖主义；相反，反国家暴力永远是恐怖主义，即使它不过是一支军队攻击另一支军队。美国在萨尔瓦多的本土辅助部队实施屠杀；以色列轰炸巴勒斯坦难民营，或绑架黎巴嫩人质；乃至那些被伪善地哀悼的柬埔寨和阿富汗浩劫，或者南非监狱中的杀人事件，因为都是受国家祝圣的屠杀，就不算恐怖主义。恐怖主义，与其说取决于伤残和谋杀，不如说取决于穿着是否正确。士兵，就是那些谨慎地为成功而穿对衣服的恐怖分子。这就足以让舆论管理者睡得安稳，即使未必能睡得像总统那么久：尽管格林纳达的精神病人被炸死，古巴建筑工人被枪杀，总统还是报告说，自己一如既往，睡得很好。
这一招的效果好得惊人。桑地诺派虽在其他方面仍受辱骂，却在取代索摩查的神奇一刻，摘掉了恐怖分子的帽子；后来，他们又把索摩查埋进了土里。罗伯特·穆加贝总统，在变质成津巴布韦政治家以前，是个黑人“恐分”。什叶派抓美国人作人质，就是恐怖分子；以色列人抓什叶派人质，则只是——也许违反国际法，或者值得克制地批评几句，但绝不是什么恐怖主义。尽管粗暴而虚伪，这个恐怖主义骗局还是颇为成功。那场“不敢说出名字的战争”之后，G.I. Joe 大兵玩偶退役了几年，如今又卷土重来。这回，他打的是恐怖分子。
当权者，和那些羡慕他们的威权主义者一样，系统性地撒谎，这不是什么新闻。卡尔·克劳斯和乔治·奥威尔早就说过。但他们的骗局已经更精致，或者至少更多了。我们这个以强迫同意为基础的复杂社会，发展出先进得惊人的操纵方式：可以尽量减少，乃至彻底取消捏造，而依旧不让真相流露。体制只需把信息倾倒下来，淹没我们；这些信息如此琐碎，完全配得上那个褪了色的词：“数据”。直到为数不多的真正重要之事，也被夷平，并从人们脑海中消失。社会的规模与结构，使人们无法直接经验它，也无法直接经验彼此。知识被切碎成人为隔离的小块，分派给只在圈内繁殖的专家。在学术界，这些排他领地倒真配得上自己的名称“学科／规训”所带的施虐—受虐意味。社会分工，把完整体验的生活劈成强塞进去的标准化“角色”；它又扩展到意识领域，一边复制自身，一边掩盖自己的踪迹。
规则与角色，使我们变得像商品一样可以互换；而那些商品的生产，正是对我们的毁灭。难怪卡尔·马克思在成为政客以前曾说：“我们唯一彼此能够理解的语言，就是我们的物品相互使用的语言。”我们需要另一种语言。我们还需要一些不匆忙、不受骚扰、无言安歇的时刻。革命需要一种反白痴的表达方式，说出至今尚不能说出的东西。“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爱”，倒领先于另一种爱：后者被标签诽谤，名字被妄用，却从未归还正当的主人。
语言的腐败，促进生活的腐败，甚至是后者的前提。走向和平与自由的第一步——在阶级社会及其执行端国家之下，如今还不可能实现——就是直呼事物的真名。因此，军工—政治—新闻联合体的操盘者，与被媒体诬称为“恐怖分子”的小角色之间，不过是批发与零售的区别。战争是谋杀。征税是盗窃。征兵是奴役。自由放任是极权。还有，德波说：“在一个真正颠倒了的世界里，真实只是虚假的一个环节。”
（1982，1985）
圈 A 的欺骗：评《加工世界》
《加工世界》（Processed World，以下简称 PW）是一本旧金山的反威权杂志，制作精良，有时颇为幽默，大体不用行话，[1] 关注在金融区及资本主义其他堡垒里劳作的信息工作者。六期下来，每期几千份，PW 在市中心已经吸引了一批近乎信徒的追随者，并且以其发行规模而言，可以自称是这一带最激进的刊物。看到一本六七十页的左翼刊物，摒弃惯常的反里根陈词滥调，尝试处理雇佣劳动、工业技术，以及日常经验中压抑性的现实，的确令人欣慰。
然而，即使承认上述一切，我经过思考之后，对 PW 的看法仍以批评为主。它的“路线”，比看起来更保守；尽管它矢口否认，PW 确实有一套明确而有所掩饰的意识形态。如果 PW 公开承认自己的政治立场，并公平地与持不同意见的异议者辩论，那倒也不至于太糟；可这恰恰是 PW 不容许的。不诚实渗透着这份刊物，它精心设计、展示给读者的形象，从根本上就是假的。如果有什么比公然的列宁主义先锋论更糟，那就是潜移默化地灌输的、无政府主义—涅恰耶夫式的先锋论。我要揭露的，就是这一点。
PW 自称出自“办公室异议工人”之手，这些人不断重申自己的非宗派、开放心态与常识：不过是普通人，并不是又一伙意识形态家。他们的招揽方式，是这样消除普通工人对组织者那类人的天然疑心：“嗨，我们和你一样，不过是每天通勤的白领苦工，只不过碰巧每三个月，撰写、设计、出版和发行一本制作精美的杂志。”
这些全是虚假的借口。[2] 办公室工人在这个集体里，并不占多数，大概也从未占过多数。确切人数无论如何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那个暗示：PW 的反建制思想，是在原本天真无邪的金融区工蚁脑中，自发冒出来的；按照最正宗的经济主义马克思主义传统，他们的工作经验机械地产生了自己的“反威权主义”。顺便说，这个时髦词本身，就是掩饰的一部分。它是另一个词的委婉说法；后者常挂在 PW 成员嘴边，却很少见诸杂志：吓死人啦，无政府主义！[3] 现在可别吓着秘书们！也许以后，等我们把工人阶级组织起来再说……但现在不行。
事实是，PW 的主导派系，包括“玛克辛·霍尔茨”“卢修斯·卡宾斯”“路易斯·迈克尔森”这个执政三巨头，来自如今已经解散的“关切时局的赤色分子联盟”中的亲技术派。该联盟在七十年代末，把若干情境主义小团体流亡者，以及其他自由意志共产主义者和左翼共产主义者，重新聚集起来。几乎所有 PW 成员都有长期的政治履历，许多人同时参与别的项目，从无政府工团主义杂志《思想与行动》（Ideas & Action），到 Anomie 的虚无主义拼贴。无论这些人是否在办公室上班，就他们个人的优先事项与自我认知而言，他们本质上是政治活动者，只是顺带当工人。比如，霍尔茨时不时做办公室工作，但她的委员会主义，是在伯克利念书时，从当时的老师迈克尔森那里学来的。[4]
自从不满的成员“吉杰特·迪吉特”在 PW 第 5 期中，把那只黑猫从袋子里放出半截以后，三巨头就一直试图把它塞回去：一方面含糊承认此前参与过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强烈坚持，按迈克尔森在第 6 期中的说法，PW“并不是那些冲进金融区、教育白领大众的职业左翼、‘职业革命者’构想出来的”。说这话的，正是那个借用进步劳工党主意，提议让失业的 PW 成员潜入某家选定企业、在那里煽动革命的家伙！切·格瓦拉还活着！[5] 不过，我可不想成为被这帮打一枪就跑的左翼挑衅者套住的真正工人之一。幸好，其他 PW 成员否决了这一计划。
一种更微妙的操纵，藏在 PW 项目本身的定义之中；它的范围，实在狭窄得离谱。谁能想到，旧金山的办公室工人，尤其信息行业的工人，会重要或特殊到值得二十个以上激进分子，专门为他们办一份定期杂志？受老板羞辱、加快劳动节奏、拍马屁、歧视、无事找事的工作和过度劳动，在工厂和商店里，跟在办公室里一样常见；在穷乡僻壤，跟在时髦大都会里一样常见。如果这些工人真有什么特别之处，PW 为什么不说出来？还是说，他们不过是在迎合旧金山唯我论，瞄准一块市场？
何况，每期杂志都把那些吓人的政治词汇涂掉，再装作随口一提，推销一两次委员会共产主义；这东西一点也不新鲜。为什么不让蓬头垢面的大众，了解异议传统中的精彩部分？我想，PW 的一些读者会带着兴趣和判断力关注这些题目。以为 PW 读者太笨或太娇弱，承受不了一点历史或严谨分析，说明操纵者对被操纵者怀有深深的蔑视。如果 PW 不用旧行话，也能表达自己的真实主张，那很好！但如果不用带倾向性的术语，就说不出真话，那也宁可使用术语，不要隐瞒实情。木鞋如果合脚，就穿上！〔译注：戏仿 if the shoe fits, wear it“说中你就认了吧”；木鞋 sabot 又与 sabotage“怠工／破坏”的传统词源联想相连。〕
我们被告知，PW 成员观点多样。这是真的。但是，普通读者只能信他们的一面之词，因为杂志从不把其代表的各种明确倾向摆出来：从右端的无政府工团主义，到左端亲情境主义的自治主义。PW 的实际编辑程序，把它宣称的多元主义变成一场骗局。例如，一篇小说的作者曾两次被要求重写结尾，以确保意识形态正确。读者来信遭到不予说明的编辑；而无论什么时候，都能给两三封空洞的“哇，太棒了！”粉丝信腾出位置，批评却会被压下，除非蠢到能把写信者摆成靶子，痛痛快快驳倒。事实上，读者来信栏很大一部分，早已被 PW 自己人占了。
如果 PW 的内部意识形态有什么新意，那就是主张：计算机和信息技术，已经使全球参与生产规划成为可能。杂志有时刊登的恋物幻想，暗示秘书和计算器之间存在不自然的关系，等等；这让人觉得，有些 PW 成员对按钮天堂的梦想，怀着可疑的心理寄托。但是，他们只是宣告这个前景，从不论证或分析。考虑到技术问题在 PW 创立时如此突出，它竟然不容许在自己版面上批评“计算机技术没有任何内在坏处”（第 1 期）这个观念，实在粗暴。其中一个原因，是让人知道还有比亲技术派更激进的批评者，会使他们难堪。[6]
同样，PW 对工作的抨击，总要加上“我们所熟悉的那种”之类限定，或换成“雇佣劳动”这样安全的说法。这暗示，某种强制劳动还要继续存在。有些人，包括我，否认这种必要性；但尽管我们的观点与 PW 宣布关注的议题直接相关，它们却不能在 PW 上出现。也许，革命根本不依赖那种即使已经合理化、实行参与式民主，却仍把人的生活从属于商品生产的经济。也许，它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意味着富有创造力、欢乐共处的游戏者之间的社会关系。PW 那些“难缠秘书”和“办公室异议工人”读者中，或许有人宁愿彼此爱抚，也不愿爱抚自己的计算器。PW 会替他们省掉这些观念可能给理论文盲带来的困惑。
对工作问题的畏缩，使这份杂志最出色的特色之一——幽默——容易流于琐碎。美国办公室长期维持着一种温和、无伤大雅的不服从文化：嘲弄老板，牢骚满腹。但是，就幽默而论，达格伍德和迪瑟斯先生的滑稽表演，动摇秩序的能力实在很低。有些作品放进明确反工作的语境，本可以更有锋芒：比如汤姆·沃德的歌词、格雷格·贾姆罗克和弗雷迪·贝尔等人的图画、梅琳达·格比对自己在宠物医院打临工的爆笑记述；可在这里，它们不如在别处可能发挥的效果好。[7] PW 或许强化了美国工人那种发牢骚的传统：让他们泄气，而不是冒火，更不是甩手不干。
即使没有最近这些泄露的消息，人们也不可能再很久看不出：这一群表面上兼收并蓄、偶然聚合的办公室不满分子，怎么会恰好沿着界线分明的左翼思想光谱排好队。真巧啊，这个偶然形成的反威权组合，竟然细致入微地重现了无政府主义左翼的几种主要意识形态！很长一段时间里，尽管疑虑越来越多，我仍倾向于原谅 PW 的那些小谎话；毕竟，僵硬的教条和辞令，确实会把人吓跑，而同样的思想，如果不带先入之见地接触，人们也许会发现其中有些道理。但总该有个时候，把面纱扯下来了：宁可让人反感，也别拿人开涮。PW 把读者当成一群需要奉承、需要愚弄的大众。绵羊会梦见电子仿生人吗？如果它们读《加工世界》，就会。〔译注：倒置菲利普·K. 迪克书名《仿生人会梦见电子羊吗？》。〕
（1982）
《圈 A 的欺骗》注释
（1985）
评《柯南》
我们去看了《野蛮人柯南》的午间优惠场，其他游手好闲者也来了不少。这片子肯定会招来一波又一波居高临下的影评，倒也不完全冤枉；但我喜欢它，胜过我希望看到的任何一篇影评，包括这一篇。让我在几个问题上，纠正一下那些文化老爷。
赫斯特报系的影评人，把柯南叫作“连环漫画英雄”。除了暴露他学问的边界，这个说法只会误导人。文人总要等到某种大众文化已经死了、或快死了，才会注意到它；而且往往正是死在他们手里。不管是伊丽莎白时代戏剧，还是朋克摇滚，都一样。二三十年代的通俗杂志小说，也是如此。英语文学教授们，迟迟才在自己的文学陵墓里，给恐怖幻想作家 H. P. 洛夫克拉夫特安排了一个小小的安息之所；也许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像样的继承者。但他们无视他的朋友罗伯特·E. 霍华德，尽管后者的先驱，包括威廉·莫里斯和邓萨尼勋爵，文学资历无可挑剔。然而，正是霍华德在英雄奇幻这个属中，创造了“剑与魔法”这个种，直到今天仍有杰出的实践者：弗里茨·莱伯、迈克尔·莫考克、杰克·万斯。他创造的柯南，也是一个原型，很可能像夏洛克·福尔摩斯或弗兰肯斯坦一样，长久潜伏在大众意识里。
霍华德讲故事的本事，至少不逊于洛夫克拉夫特，大概还更高；但在他那些较好的作品里，使他区别于其他怪奇作家的，是一种英雄式宿命论：彻底无情、冷峻，毫无浪漫色彩。
霍华德与他那些有气无力的续写者 L. 斯普拉格·德坎普、林·卡特不同，强调“剑与魔法”中剑的一面。魔法的一面，如今令人尴尬，成了卡特这类文盲，以及伊丽莎白·林恩这类女同性恋教条主义者的游乐场。唯一重要的例外，是无可模仿的杰克·万斯。
霍华德对暴力的痴迷，尽管故事设定在亚特兰蒂斯之前，却惊人地“现代”：暴力毫无意义，但在一个被剥夺了真正冒险的世界里，又是一种真实的“高峰体验”。电影总体上，在一定程度内，忠于霍华德原作。如果像我一样喜欢这一类东西，血肉横飞就很过瘾。正如克里斯·埃斯蒂所说，它在每一种意义上，都是“砍杀活”。〔译注：hack work 也指粗制滥造、为稿费而写的文字。〕比起霍华德的故事，乃至大多数佩金帕电影、武士片或近年的恐怖片，这里的断肢场面其实少得很。不过，这已经足以让《旧金山湾卫报》那位势利又过敏的影评人，对任何八岁孩子都看得懂的剧情，觉得“混乱”。
说到底，这部电影讲的是：柯南向那个灭掉自己氏族、把自己变成奴隶的巫师复仇。阿诺德·施瓦辛格演柯南，需要多少演技，就拿出多少，反正不多。詹姆斯·厄尔·琼斯，则照例从容不迫地又演了一遍达斯·维德；这次，他是柯南的死敌，一个活了一千年、吉姆·琼斯式的变蛇妖人。有些地方不协调：不合时代的口语；跟一群看起来像喷绘版 Gumby 软胶人的恶魔搏斗；从《七武士》《星球大战》系列，乃至《灼热的马鞍》中抄来的痕迹太明显。但都不至于毁掉影片。作为故事，这部电影是成立的。既然现在就能抢先看，为什么非要等二十年，等评论家准许你看一部 B 级片？
真正的缺点，是柯南这个人物被削弱了；不过，从惯常的企业媒体或“另类”媒体影评里，你永远不会知道这一点。在一定程度上，他被恰当地表现为凶猛而天真、野性未驯却未经腐化、超乎道德却不邪恶。有人给他一个避邪护符，他咧嘴一笑：“我就是邪恶。”但即使穿插着偷盗、放荡和亵渎，他仍过分像一个遭恶人迫害、回来复仇的受害者。人们会把这片子比作《星球大战》，但那是错的：柯南只为自己的事而战，跟卢卡斯电影中那种消毒过的、高科技官僚道德主义，简直隔着十万八千里；那些片子，倒像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热身。可惜，影片没有充分展现柯南这个野蛮、却又深谙世事的冒险家。
真正的柯南，是怀疑者，憎恨教士，但会避免无端亵渎，以免唤醒沉睡的邪恶；真正的柯南，对伤害必连本带利地报复，却不像电影里那样，成为亚哈船长式的偏执狂。显然，柯南吸引的是所有受社会约束压抑的人；是那些希望压迫和羞辱化成触手可及的形体，好让自己直接挥拳打去的人；是希望个人仍能通过个人行动，带来改变的人。柯南可能残酷，但他不是伪君子。他也许会偷你的珠宝，却不会污染你的灵魂。
组织者—活动主义机器，把奇幻斥为“逃避主义”，这恰好证明 J. R. R. 托尔金的反击完全有理：“你以为，哪一类人会对逃跑这件事最挂心、最敌视？狱卒。”
幻想与自由，它们之间有机的联系，对夏尔·傅立叶、对马克思主义幻想作家威廉·莫里斯、对俄国的无政府未来主义者，都是显而易见的。后者甚至预先用了霍华德的命名，把自己称作“无政府许珀耳玻瑞亚人”！然而，1968 年，法国人发动划时代的总罢工，高呼“一切权力归想象力”时，那些宗派分子却呆站在旁边。
靠个人主动实施暴力来获得救赎，这个想法，如今已经走到了尽头，尽管受到压抑的人，或许仍觉得它有治疗作用。
暴力被集体化、非个人化到什么程度，其中的激情就消失到什么程度，旁观者除外。在南大西洋，一队队技术人员轮番按下按钮，把对方抹掉。“聪明”炸弹把蠢人炸飞，这是绵羊为了绵羊打仗。玛吉·撒切尔扮着反串版温斯顿·丘吉尔，却没能在观众号召力上压过《贝隆夫人》；而军政府也发现，让阿根廷异议者“消失”，比让英国军队消失容易得多。
我们的时代，只生产冒牌野蛮人。玩腻了的知识分子，也许会对维京狂战士毫无理性的暴怒感到兴奋；但在这个世纪，我们只能将就官僚式的残暴极权，由亚历山大·黑格、波尔布特、黛安娜·范斯坦这类庸才，不带个人情感地执行。
伪野蛮人的戏剧表演，在呜咽中收场：未来主义者投了法西斯，超现实主义者投了斯大林，朋克转向新浪潮，重返艺术学校。为什么虚构的野蛮如此迷人？因为“文明越接近终点，就越令人憎恶”（傅立叶），而野蛮人这个并非真正替代方案的替代物，看起来却——更干净。
我们需要柯南的时候，他在哪里？
（1982）
大人说的话真够离谱
〔译注：题名戏仿阿特·林克莱特的栏目 Kids Say the Darndest Things“大人意想不到的童言”。〕
1982 年 5 月 20 日，四处巡回、专门推销“积极思考”的“美国复兴集会”，来到了旧金山。地点安排得再恰当不过：牛宫体育馆。
阿特·林克莱特，以及乐观产业的其他明星，向几千个剃平头、脑袋像子弹的僵尸，还有他们的“妞儿”，讲他们想听的话：“当你向星星许愿，不论你是谁……”只不过，正如一名讲者说的，凡是花了 15 美元以上来这里的人，已经是“赢家”：“输家不会出现。”这些待宰的肥羊，听得如痴如醉。
不过，在细说这些以前，先让我坦白自己的偏见。
在林克莱特家的人里，我最喜欢的一直是黛安娜。
光是拖着脚走过停车场，我们就知道自己有得受了。蹩脚得要命的个性车牌太多，鱼形标志和其他基督教胡扯装饰也太多。我自己也乔装了一番，戴着一枚花四十美分买的“好公民”徽章。
到了里面，观众让我想起《活死人之夜》里，新闻播音员面对食尸鬼时那句困惑的话：“他们看起来这么——普通。”第一个励志演说家说：“凭空无一物，你竟然能做成这么多事，真是惊人。”他这句话，比他自己意识到的还真实。
虽然讲者们时不时向上帝、国家、家庭，尤其自由企业表示敬意，这却不真是一场宗教或政治集会。它更像“道德多数派”版的人类潜能运动。
举手调查显示，差不多一半观众“从事销售”，讲者们也都自称推销员。推销要点是：先把自己说服，才能卖给别人。态度决定形象，形象决定成功。
一再出现的主题，正如电视布道节目《力量时刻》的罗伯特·舒勒所说：“‘不可能’是个脏字。”你想成为什么，就能成为什么。在这个扶轮社式超现实主义的奇怪世界里，客观现实几乎不存在。“钱会像水一样，流向点子。”齐格·齐格勒照例以那句话结束兜售：“顶峰见。”可是，没有底层，哪来的顶峰？
比较好笑的讲者之一，是嘴皮子像发动机的艾拉·海斯，人称“热情大使”。主持人宣布，他的演讲将奉送 117 个绝妙推销点子。海斯是这群人里最残酷的犬儒主义者，卖力推广近似洗脑的强行推销骚扰术。他指出，多数相互竞争的商品，实际上没什么区别；推销员的工作，是把一个随意附加在产品上的观念卖出去。
“怎样让别人做你想让他们做的事？”靠从众——“这有什么不对？”他大喊——靠竞争，靠认同，也就是让别人认可你的形象。既然写下来的任何东西都会成真，那就列张清单。“成功，不过是一套技能。”或者，用阿特·林克莱特后来咩咩叫的话说：“只有在字典里，success‘成功’才排在 work‘工作’之前。”
齐格·齐格勒，显然是巡回讲坛上的超级明星，解释说，你“可以改变进入脑子的东西，从而改变你是什么样的人”，哪怕你的脑子就那么回事。对齐格而言，生活像下水道：“输入决定输出。”他装出亲切豪爽的南方乡土腔，问道：“你是否已经提出申请，领取人生能提供给你的东西？”没有，只申请了失业补偿；我还在考虑，把牙齿锉尖。〔译注：file 既指提交申请，也指锉磨。〕要成功，只需积极态度。别管它叫“警报闹钟”，达格伍德，那是“机会钟”！别惊慌！还有，控制交通的那台机器，没错，是“通行灯”。齐格勒讲了个蠢得要命、无疑是编造的轶事：内城区学生通过某种斯金纳式强化训练，围绕“我能行！”的主题，被改造好了。但他从未回答真正的问题：我为什么非得行？
最油滑的讲者，是丹尼斯·韦特利，一个口蜜腹剑的说教家，声音像迪克·卡维特，或《2001：太空漫游》里的 HAL 计算机。这倒也不算不合适，因为据说几年前，他帮忙训练过登月宇航员。只要你吞钩，韦特利才不在乎你偏爱哪种饵：“你不听《圣经》，就听精神科医生怎么说。”他什么天上掉馅饼的行当都要插一脚：未来学、大众心理学、东方智慧；只要稍微重排几句口号，就能改唱一套新时代戏码。
他争辩说，每一场危机，都是一次机会：在这个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里，越坏越好。他用 Velveeta 奶酪般滑腻的嗓音，毫无羞耻地恭维观众，称他们都是“赢家”。“你和我，”他说，“都比其他人占优势。”“态度硬化，”他说，“是一种致命疾病。”格言、轶事、统计数字，这个圆熟家伙，给每个人都备了点东西；也就是说，给每个已经有点东西的人。
道格·斯纳尔最不济，却不是最后一个。令我惊讶的是，所有推销者中，只有他具备普通电台福音传道士那种做作的颤音，以及其他矫揉姿态。这个吹牛皮的家伙之所以能上台，显然还是那套老把戏：“不让我投球，你们就别想用我的球。”因为盐湖城的斯纳尔传播公司，正是美国复兴集会的赞助者。
他表演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退到“天空厅”喝酒。偶尔能从邻桌听见“售后回租”“后续收益”之类词语。斯纳尔单调地哼哼唧唧，声称自己已经克服口吃，但他可不是德摩斯梯尼。论纯粹无聊，听斯纳尔听到打鼾，只有拉玛梅尔艺术空间的行为艺术可与之相比。其实，也正是斯纳尔把底牌漏了出来：他劝我们给自己“重新编程”。
最有号召力的，当然是阿特·林克莱特。他仍讲着那些老掉牙的蠢故事，里面五岁孩子的好笑程度，是他永远企及不了的。林克说，孩子是积极的，大人是消极的。林克说，要学会倾听，这是成功推销的秘密。我倒想知道，他有没有听过黛安娜说话。
为免有人指责我品位恶劣——这一罪名，我爽快认了——让我指出：没有任何人，哪怕在《黛安娜·林克莱特的故事》中扮演主角的迪万，也不像她爸爸那样，犬儒地利用黛安娜。他在乐观巡回讲坛每到一站，都重述、零售她的不幸故事，一遍又一遍卖她的痛苦。我或许表现恶劣，但我和阿特·林克莱特之间，有这样一个区别：我没有靠任何人的苦难发财。
实际上，阿特拿亡女卖身的做法，还算相当低调。他说，最初自己大举发动反毒十字军，好像不管有没有毒品，光是当阿特·林克莱特的女儿，还不足以让人想了结自己似的。但后来，他意识到那套战术无效，于是改卖“积极思考”意识形态，作为毒品替代物。若不是讲者接二连三地兜售积极思考带来的“天然亢奋”，我本会觉得，“宗教是人民的鸦片”这句话太陈腐；按丹尼斯·韦特利的说法，这种亢奋在化学上与吗啡没有区别。那干吗不直接吞颗药丸，省掉这一套废话？
林克讲了一个轶事：
有一次，一位小老太太在街上拦住他说：“要不是我们这些无名小卒，你也成不了什么人物。”这就概括了林克莱特这类空壳。他出名，因为他是名人；他是名人，因为他出名。
艾拉·海斯说得对：现实退场了，一切都是心理游戏，谁能卖出自己的形象，谁就赢。那阿特·林克莱特究竟算哪根葱，凭什么辱骂那个尚未被驱逐的“六十年代疯狂”幽灵？那个时代确实满是幻觉，可跟七十年代的昏睡、八十年代的愚蠢相比，它看起来还不错。
积极思考的政治立场，在集会上多半被当作默认前提，而不是明说；但只要你愿意看，就看得到皮肉下面的骷髅。齐格·齐格勒说：“我们不只需要给总统一个机会，还得给他一只手。”
他可以吃我一记反手巴掌！
唯一被提到的社会问题，是通货膨胀和高利率；可你得先有钱，才会担心钱出了什么事。
这种自我封闭，给那些住在左翼／嬉皮士／朋克政治文化小圈子里的人，上了一课：蠢货们也有自己封闭自足的体系。几千万媚俗文化里的“粉红男孩”，从没经历过你们吹嘘自己挺过来的那些“转变”。
他们和你们一样唯我，而且人数比你们多得多。你们同样满嘴关于态度的陈词滥调。醒醒吧！愿上帝保佑！
（1982）
终结一切邪教的邪教
作者：圣雄·宣传甘地圣牧师（Rev. St. Mahatma Propagandhi）
《亚天才之书》（The Book of the SubGenius），亚天才基金会编。纽约：McGraw-Hill，1983 年。9.95 美元，或向基金会邮购，含邮资 11 美元。
《清除之赤拳》（The Stark Fist of Removal），第 17 卷第 40 号，1983 年。含邮资 3 美元，向亚天才基金会订购：The SubGenius Foundation, PO Box 140306, Dallas, TX 75214。
瞧不起这腹泻般的现实？厌倦三边委员会暴政？你是否认为，追求恶习时的极端主义，是一种美德？还认为夏令时，是对宇宙力量的危险摆弄？他们很可能正在读你的邮件，甚至可能在替你写邮件。我们熟悉的“政治”，连给冰山一角割包皮都办不到；任何形式的“宗教”，不过是一个爱发脾气、笑点幼稚的反社会家伙，用来电人取乐的握手玩具。换句话说，从头到尾，你都是对的，他们都是错的。而且你并不孤单。更进一步说，你是个亚天才。
五十年代，一个叫 J. R. “鲍勃”·多布斯的推销员，经历了一系列异象——一次“神启”（Emaculation）——揭开了外星影响的帷幕：这些影响，从比史前更早的时候，就一直塑造、扭曲我们的命运。我们称为“耶和华—1”，或“沃坦”的那个外星人，大概是个少年犯，亿万年来一直拿我们的生物特性与历史来摆布，只为取乐。这个“来自某个企业罪恶星系的疯狂外星人”，躲在你听过的一切阴谋背后。不过，《亚天才之书》断言：“哦，右翼那些关于外交关系委员会的说法，确实够真。统治世界的是富有、年老、白种、丑陋的男人……可他们不过是这个‘地球地狱工厂’的车间主管。”牲畜遭肢解的事件值得担忧，但“空心地球飞碟纳粹”既不是唯一肇事者，甚至也不是最坏的。直说吧，人类正在自己找揍，而那些愚蠢、麻木、为“阴谋”效劳的“粉红男孩”，更是在死乞白赖地讨打。
我们必须掌握“时间控制”的秘密，而时间已经不多了。一连串前所未有、怪诞离奇的灾难，一场“终末时代”，即将降临。当 JHVA—1 伸下“清除之赤拳”，来戳我们屁股时，我们最大的希望，就是等其他外星人“X 族”于 1998 年 7 月 5 日早上 7 点顺道来访时，“鲍勃”·多布斯和亚天才们，已经准备好从强势地位讨价还价。看看书里的“统治大事年表”，你就会明白，沃坦真的把我们整惨了；除非亚天才们找到自我，聚集在多布斯的旗帜下：一只长翅膀、被刀刺穿的钟。
这倒不是说，我们——我指“我们”，不是粉红敌人那个大写的“US”——必须等到那场混沌宇宙狂欢才行。到了那时，粉红人和冒牌亚天才“鲍比们”，才会醒悟，却已经太晚：X 族飞碟的乘船票，任何 BASS 售票点都买不到。多布斯和他在人间的教会，坚定相信：延迟满足，就是拒绝满足。眼前目标与终极目标完全一致，那就是闲逸（Slack）。装模作样毫无意义：真正的亚天才，是天生的，不是造出来的。教会沉迷于“社会购买生物学”，教导说，亚天才是雪人的后裔，只是混入了人类成分，受到污染。不过，他们在马来西亚丛林静修地多布斯镇接受的“腺体造景”“人格搭桥”和“第三鼻孔”手术，也许能促进他们向“超人”阶段进化。换句话说：“拿羊毛蒙住你自己的眼睛。”〔译注：sociobuyology 在 sociobiology“社会生物学”中嵌入 buy“购买”；末句把“蒙骗别人”的成语改为蒙骗自己。〕
粉红人无处不在，不是吗？但在某些呆瓜节点或权力点上，尤其集中：公司董事会会议室、诗歌朗诵会、电子游戏厅、投票亭、科幻大会。他们闻遍每一朵镀金的神经质玫瑰，听从同一个鼓手，从不“走得太远”。他们觉得，烧烤可以不放辣酱。正如“鲍勃”谈到粉红人时所说：“你随时都可以进入他的世界，但他甚至不知道，你的世界就在那里。”他们不但工作，还信仰工作。他们一直吃香喝辣、霸占快感，全靠星际“坏牧人”帮忙；而这些牧人，不过是在把他们养肥，好送去市场。如果他们信耶稣，信的也是《芝麻街》、罗杰斯先生那种仿生人版本，不是任何一种真正的耶稣。他们崇拜假基督徒的低度耶稣、豆腐耶稣，而不是 XYY 染色体耶稣、庄园原瓶装耶稣、精液耶稣、三维耶稣、党卫队精神病耶稣、被轰出去的耶稣、最先进技术而非国家艺术的耶稣，更不是那个并非摩羯座的山羊耶稣！就是《书》上说的，那个“没被钉住的耶稣”。〔译注：这串戏仿名号混合遗传学、酒类、性和政治行话；Jismatic 融合 jism“精液”，SSichopath 融合 SS“党卫队”与 psychopath，86’d 指被拒绝服务或赶走；nailed 兼有钉上十字架与被逮住等含义。〕
换句话说，如果你追求的是“变态的完美”，如果你想要更多、更好的性爱，如果你相信真有免费的午餐，甚至有《裸体午餐》，那么，你就需要知道自己的基因正在无声尖叫什么：也就是，“鲍勃”帮助那些自己动手、拿走一切没钉牢的东西的人。这不过是说：“天堂确实存在，而且你可以买票进去。”
《亚天才之书》表面上是一本“商业性”的、向外界宣传亚天才狂言的选集，经过了“阴谋”的审查。但他们漏掉的东西，比大多数所谓先锋革命呕吐物原本所能拿出来的东西，还更具隐秘破坏力。一幅按教会标准相当无害的漫画，竟然给达拉斯的 Mo’Fuck 教会招来了特勤局上门拜访；这不是玩笑。即使你不确定这本书是否适合你，买它也没关系，因为多布斯曾向 L. 罗恩·哈伯德解释：“没错，他们是粉红的，但他们的钱是绿的。”听着：生活是一张宇宙交通罚单……可是，“鲍勃”能帮你摆平。不过，他可不是什么人都帮，尤其不帮那些编出所有灯泡笑话的“光明会”。还有，别被“亚天才”这个词吓跑；我们中有些人，其实还不止这么聪明，但这不是重点。所有亚天才都相像，却不是以同一种方式相像；“鲍比们”则大摆与众不同的架势，却从未真有特色。他们值得同情，也值得顺手牵羊：剪他们的羊毛，别剥他们的皮。
到了这里，你不是在自己的“公主牌”电话上按下“911”，就是惊讶地发现，这本书那些“双关神论”的深奥道理，竟然包括你自己说过，或至少想过的事情。这不过是“巧合隐喻教会”的扎克·复制品所命名的“亨尼·荣格集体幽默无意识”，在神秘地运作。顺便说，亚天才也是各种占卜器具的熟练胡来者：读国库券、数字命理、字母重排，以及单词高尔夫。比如，把 Punk 变成 Pink，只要一杆进洞。就像看深夜电视，或在“排泄王座”上举行“拉屎冥想”仪式一样，这些驱魔锻炼，不过是通向“佛陀达达”的众多心理疯径中的几条，沿路撒满面包屑。因为，每一个雪人后裔亚天才，都在自己的“短期私人救主”帮助下，找到通向“鲍勃”和闲逸的独特道路。〔译注：原文以 T-bills“国库券”戏仿读茶叶占卜；puntheistic 合并 pun“文字双关”与 pantheistic“泛神论的”；Buddhada 合并 Buddha 与 Dada；shordupersavs 是 short-duration personal saviors 的缩合。〕
这正是“鲍比们”永远不懂，而那些看似更不正统的“其他变种”——早于或处于亚天才之外、松散结盟的异端首领——能够看穿的：你若真想活着，真想活个痛快，就得杀掉“鲍勃”；因为“鲍勃”自会在他乐意的时候复活，还会感谢你没有做一个弟子型傻瓜。事实上，每个地方骗子会众，或称“教团”（klench），迟早都必须分裂；其中的理由，如果你现在还看不出来，那么以后也永远不会明白。
听完这番夸张的叙述，你也许以为教会有点过分头脑化。但在超现实中，它的沙龙和酒馆根本就是同一回事，这一点在《清除之赤拳》中显露出来，也“出柜”了。没错，尽管教会奉行“爱国精神病无政府唯物主义”，同性恋者仍然受到欢迎，而且至少主持着一个教团：“大量排放教会”。在这份机关刊物里，教会跟自己玩了起来。1983 年这一期，收入《书》中遭审查删去的文字，报道 1982 年 9 月在芝加哥举行的、兼具划时代与末日意味的第二次大会，并综述“其他变种”及其令人不安的作品。我有幸参加那次大会；亚天才们从远至伯克利、玻利维亚的地方赶来，真的不骗你，聚在一起，一边称兄道弟，一边互相压一头。他们举起饮酒角，大口灌下“弗洛普”（’Frop），发下惊天誓言，成百倍地对骂，呕吐，扯碎牛皮。多数人无视附近的世界科幻大会，但也有几个人，拿《星际迷航》迷和其他垃圾迷开刀，搞了各种捉弄粉红人的把戏。精神高涨，烈酒流过一张张下巴；寻找闲逸的人们，正为那场名叫“支持‘鲍勃’的博士们”的心灵声波海啸，进入疯狂状态。
在“文化灭绝”（Culturcide）这类反音乐家之前，在“十二岁小孩”（12 Year Olds）这类玩笑摇滚者之前，在 E.L.F. 带领异教的粉色——不是“粉红人”那种粉色——复兴之前，就已经有了“博士们”，以及他们彻底当代、也彻底蔑视当代的声音，不受旋律、和声与道德的约束。这些来自“阿肯色飞碟州”的生物，以及它们可怕的后裔——“支持沃坦的博士们”、奥克兰神秘的“极端偏见博士们”等——制造出一种拧痛上帝的元音乐。最初那支博士乐队，真的用“一点小小的非音乐”，把雷迪森酒店折腾惨了。现场看起来像急诊室里的一场接力肉搏，不过，圣贾诺尔·超鞋钉和即将殉教的圣斯特诺·凯克黑弗，提供了一个可靠而不可预测的核心。就连被弗洛普冲昏头的、活生生的反艺术物件 tENTATIVELY, a cONVENIENCE，在台上刺杀吉他手斯特诺，也没能让幸存的博士们闭嘴；这个家伙的异常，比我们任何人都更纯粹。那场面，诡异地让人想起扎普鲁德影片中遭压下的未公开片段。偶尔，这片声音的马尾藻海，会涌起某种近乎歌曲的东西，比如贾诺尔那首振奋人心的赞歌：《叫法官来吸我的鸡巴》。简直像扔下了一颗“阐释中子弹”。〔译注：Gott-wrenching 用德语“上帝”替换 gut-wrenching“揪心”的 gut；eine kleine Nichtmusik 戏仿莫扎特《小夜曲》德文名，把 Nacht“夜”改成 Nicht“不”；hermeneutron 把“阐释学”与“中子”揉成一词。〕
斯特诺复活后不久，大会按理所当然的方式，以教会最感人的仪式收尾：“发射脑袋”——某位著名世界杯高尔夫球手的脑袋，不是李·特雷维诺的。但到那时，教会史上最离奇的事件，已经永远改变了它的进程。亚天才女士缝纫辅助会，突袭了一个“以阴茎类为主”、自鸣得意的教父讨论小组，宣布自己偷走了“脑袋”，又强令提出一系列荷尔蒙失衡的要求；男人们除了服从，别无选择……一向不动声色的“光屁股巴克”牧师，被叫去主持一场强迫婚礼，让教会所有男人互相结婚时，终于丢掉了巴纳姆式的镇定。看着一个强壮男人垮成呜呜咽咽的一团，令人伤感；可女人们——以前叫女孩们——却乐在其中。至于这些女族长还强迫我们做了什么，最好别说。亚天才教会从此再也不会一样；不过，它本来就从没一样过。
那么，亚天才究竟是谁？我们是跳冲撞舞的“物理大师”。“等到末日被提的时候，我要让他们等着！”“就算他们开得起玩笑，也照样操他们！”〔译注：Slam-Dancing Wu Li Masters 戏仿书名 The Dancing Wu Li Masters《舞蹈的物理大师》；Rapture 指部分基督教末世论中的“被提”。〕
（1983）
费林盖蒂的政治神学
教士的天，要下雨吗？
下雨，你就会被宰掉；
不下雨，你就会被烧掉。
——本雅明·佩雷
罪，就是人想成为神的欲望。
——埃内斯托·卡德纳尔神父
人们曾说，统治过那不勒斯王国的波旁家族，既学不会任何东西，也忘不掉任何东西。左翼也是如此。现代世界早已超出其陈旧意识形态的范围，长期让它困惑到瘫痪；如今，它把过去四年由联邦政府巧手操弄的紧缩，误认作大萧条重演，便大大松了一口气，故态复萌。回到新政！可惜，它看不见，自己口中的恶鬼里根，早已采用了新政中唯一真正有效、能够医治经济贫血的药方：军火生产、干涉和战争。
不过，与其琢磨高层政策，我宁愿看看更本地、更近身的现象，来证明左翼无论洞察还是抱负，都没有前进一寸；而且矛盾的是，这些现象涉及外交，而不是国内方案。我指的是，诗人、艺术家，以及用他们自己扭曲的自我描述来说的“文化工作者”，又一次通过下列方式，表现自己的创造性批判精神和出名的个人主义：报名充当威权左翼的宣传员，收买别人来当宣传员，或者让不肯当的人闭嘴。三十年代，处于人民阵线阶段的共产党，通过一个文化外围组织网络，管理着许多知识分子的政治。这套组织与刊物组成的卡特尔，能够成全或毁掉许多边缘艺术家与作家。如今虽然没有这样的集中指挥，但那些控制先锋艺术品微薄生产资料的小圈子，许多都赞成把反建制价值出口到足够遥远、因而方便的外国目的地，例如格林纳达、萨尔瓦多。拒绝一切预设的强制选择，几乎与 1937 年同样危险：那时，左翼昔日的宠儿乔治·奥威尔，其《向加泰罗尼亚致敬》遭左翼读书俱乐部拒绝，因为他对西班牙革命的第一手报告，揭露官方左翼在一边，革命者在另一边。
这种趋势一个令人不安的表现，是激进名流，或力求成名的人，不断前往尼加拉瓜、萨尔瓦多那些“解放”地区，以及直到不久前还在前往的、乔治·舒尔茨眼中那块“可爱的地产”——格林纳达。阿尔巴尼亚、越南、古巴，以及南非的新朋友莫桑比克，也各有信徒；不过，这些信徒显然是更强硬的材料做的，但那种“强硬”，当然不是马克斯·施蒂纳式的。〔译注：sterner“更强硬”与 Stirner“施蒂纳”近音。〕他们的报告，并非全部彻底一文不值，只是大多数如此。《没有中间地带》（No Middle Ground）第二期，刊登了凯特琳·曼宁关于尼加拉瓜的一篇长篇亲历报告；本地人更熟悉她的名字，是“玛克辛·霍尔茨”，《加工世界》的玛格丽特·撒切尔。我同意泰德·洛佩兹的看法，她这篇东西是“卢卡奇式游记”“令人作呕的马尔罗式狗屎”，以及“我们见过的、出自所谓‘反威权者’之手最讨厌、最恶心的东西之一”。尽管如此，这篇精致的桑地诺派辩护文，仍能挖出一些资料；它偶尔让人窥见“新”尼加拉瓜——其实没那么新——的生活，从而削弱其隐蔽托洛茨基主义的“批判支持”路线。
这点本就不多的好处，却也不能用来评价劳伦斯·费林盖蒂。他把一次为期一周的旅行，变成了一本茶几书；这本书卑下的基调，从《诗歌闪讯》（Poetry Flash）最近的访谈中，已经清楚可见。费林盖蒂以诗人的身份为尼加拉瓜代言，就像棒球运动员替剃须刀代言。“诗歌”这个切入点，硬扯得近乎闹剧：唯一看似有交集的地方，差不多就是他的老朋友兼同类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此人号称诗人，又作为文化部长，名义上属于执政的桑地诺统治集团。当然，卡德纳尔属于最低等的生命形式：教士。约翰·保罗二世在中美洲巡回演出时，确实冷落了卡德纳尔神父；但在我看来，关键不是卡德纳尔没获准亲吻教皇的戒指，而是他一开始竟然想去亲。
劳伦斯·费林盖蒂，这个厌倦世事的过气人物，没在投靠埃内斯托·卡德纳尔那台“小文部”宣传机器以前，就拖着脚走进极乐原野，真是可惜。卡德纳尔可是个从诗人变成男娼的家伙。我们这位备受尊崇的“垮掉兼手淫派”，把我们的轻信估得太高了：他假装被撒旦里根骗了，说自己“去那里以前，对尼加拉瓜有许多先入之见”。什么？装模作样反对建制三十年以后——他不是在消逝的青春里，老早就写过什么弹劾艾森豪威尔的东西吗？——费林盖蒂竟然突然信起罗纳德·里根这一类人了？那也难怪，在尼加拉瓜匆匆来一次激进游客快闪之后，他就把一批先入之见扔掉，再装进另一批。如果他不是在说谎，那么，即使作最宽容的判断，按他自己承认的说法，他也不过是谁最后碰巧把话说进他耳朵里，就受谁摆布的傻瓜，而那些人都是自利的意识形态家。〔译注：原文 puto 是西班牙语侮辱词；Beat(off) 把“垮掉派”与 beat off“手淫”相连；MiniCult 戏仿《一九八四》式部委缩名。〕
政治不是亲子鉴定诉讼。没人关心费林盖蒂的见解，是在何时何地“受孕”的。问题是：它们真实吗？
一如既往，左右两派彼此配合。费林盖蒂忙着争论国务院对尼加拉瓜共产党人数的估计，却不去面对那个国家的真实局面。所有共产党人都是压制性的国家主义者，但许多，或者大多数现任及未来统治者，并不属于共产党。要是识别未来元首真有这么容易，那倒好了！可事实上，他们到处都在孵化：在那个挂错招牌的自由意志党里，一点也不比革命共产党或共产主义工人党那些斯大林主义疯子邪教里少。如果费林盖蒂没有注意到，尼加拉瓜是一党专政，那么他一定什么也没注意到。
有人问及《新闻报》（La Prensa）编辑、诗人巴勃罗·安东尼奥·夸德拉遭到审查的问题，费林盖蒂却觉得，“《新闻报》就在美洲银行旁边，这在象征意义上很有趣”。不知何故，索摩查时期，他的朋友卡德纳尔常在《新闻报》发表诗作时，费林盖蒂从没觉得这一点有趣。1978 年，尼加拉瓜大众，乃至他们的桑地诺导师，也没觉得这件事有多有趣：该报编辑佩德罗·华金·查莫罗的资产阶级自由派性质，并未妨碍他们，把他遇刺事件当作那场艰难、却最终成功的反抗的催化剂。我说“反抗”，而不是“革命”，不是要贬低那些受苦起义者的牺牲；他们远比任何北美拉拉队员值得尊敬。我只是要把真正的问题保留下来：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变化？赶走并消灭一伙赤裸裸的掠夺者，显然值得追求；但如此有限的目标，还没有触及社会变革更广阔的视野。
费林盖蒂的城市之光书店，近年装上了电子防盗探测设备；最近一家美国银行分行，就在它街对面。我不确定这连“象征意义上的趣味”都算不算，不管这个托词到底什么意思。我觉得真正有趣，而不只是“象征性”有趣的，是美国银行在“社会主义”尼加拉瓜，安然无恙、兴旺发达。费林盖蒂没有得到这方面的辅导，所以，对于“新”尼加拉瓜的国家资本主义性质，他无话可说。
拿不相干的轶事岔开话题，是费林盖蒂仅剩的修辞本领，而偶像崇拜般的采访者大卫·沃尔彭德斯塔，毫无疑问地照单全收。有人问到妇女地位——沃尔彭德斯塔精明得很，甚至不去问同性恋者——费林盖蒂就讲了个蠢故事，说桑地诺男人让一位女诗人参加过军事行动。这就像有人问美国妇女遭受压迫的问题，你却拿莫莉·皮彻的童话来回答。
为费林盖蒂安排那些表面景象、而他又欣然满足于此的，是文化部长埃内斯托·卡德纳尔，仿佛来自苏联国际旅行社的维吉尔向导。我想，既然承认费林盖蒂是诗人，也就得以同样意义承认卡德纳尔。这位马克思主义版罗德·麦克尤恩，写出了令人恶心的游记《在古巴》（In Cuba），里面既有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猥亵般的颂扬，也有对政权强制推行清教道德、工作伦理等基督教价值方式的深切敬意。如今，他把卡斯特罗施于自己身上的一套，又施给了费林盖蒂。卡德纳尔的一位译者写道：“埃内斯托·卡德纳尔是天主教神父，也是马克思主义诗人，他看不出这两种忠诚之间有什么冲突。”我也看不出！
费林盖蒂跟无政府主义的调情，终于结束了；无政府主义者真该松一口气！如今，他不在乎一个国家是否有威权权力结构，只要九个桑地诺头目里，至少六个“基本上是有人情味、讲道理的知识分子，而不是军人或独裁者”，就行。独裁者什么时候不算独裁者？当他像费林盖蒂一样，是个“有人情味的知识分子”，当他是个好人时。费林盖蒂实在太有人情味、太讲道理，以至于没有问问这些讲道理的人文主义者：为什么尼加拉瓜从 1981 年起，就禁止罢工了？
费林盖蒂这场可鄙的表演，继承的是那些热心受骗者的传统：他们曾经接受精心误导的苏联参观安排，回来以后，就会像萨特那样说：“苏联的言论自由是完全的。”直到 1975 年，费林盖蒂还写过：“我仍然关心，一个诗人把自己的才能借给任何政府部门，即使由私人付酬，这件事所具有的象征意义。”我猜，只要是别人的政府，就没关系。当然，如果费林盖蒂否认自己把才能借给过那个统治集团，我也只好同意。
尼加拉瓜是一个国家主义的、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里根政权把它描绘成革命国家，对自己很方便。但是，推翻索摩查的起义，如果真有什么革命成分，在桑地诺官僚巩固权力后还活了下来，费林盖蒂既不知道，也丝毫不在乎。他完全认同那个统治集团；他的同类卡德纳尔神父，是其中一件装饰品。可惜，在里根的破坏稳定政策，与统治集团的列宁主义目标之间，桑地诺国家几乎没有多少前景，会像费林盖蒂的操守一样，逐渐消亡。老诺亚醉了，让我们为他的赤裸感到羞耻吧。
（198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