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特朗普的意义与“新自由主义的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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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心无法维系
新自由主义的一项关键成就，是依照企业管理的模式重新界定选举政治：选民是消费者，政党是大型企业，政策纲领是产品。因此，为了获得最多选票，政党应当向政治光谱的中心靠拢，制定吸引最多选民的政策，而大体忽略“激进”的边缘。各种备选政策经过审查，以民意调查、问卷和焦点小组进行测试，提炼为电子表格，汇总、绘图并运用统计方法加以分析，之后才选出一个版本，以政党的名义向公众推出。选举政治由此促进国内与国际稳定，巩固既有政治秩序：它的程序不会带来剧烈变化，因为那些会打破平衡、引入不稳定因素的“边缘”政策，在萌芽阶段便被消灭了；人们认为，这些政策可能疏远人数更多的中间选民，也就是那些对政治和政府事务漠不关心，或没有时间及其他资源投入其中的人。“人民”--在人民主权的意义上--被重新构成为竞选研究人员、智库、政治行动委员会（PAC）等等所制造的抽象物，其中较为极端的成分已经被滤除。这些做法所带来的普遍政治稳定，是资本高效流动的条件，有助于保持市场的相对可预测性。由于全球金融市场实现稳定在理论上符合每个人的利益，中间派政治纲领取得支配地位，在理论上也就符合每个人的利益，尤其是在那些生产力对金融市场影响最大的发达国家。2016年美国大选表明，这种惯常叙事失效了，政治中心无法维系。
新自由主义从来无非是一组松散的政治论述，经由经济模型获得具体形式与科学正当性。诚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等经济机构，以及颁布并执行其政治命令的国家，将它表述为一种关于资本主义必然性的连贯逻辑；然而，它不是，也从来不是这样一个统一的行动者或不可撼动的发号施令者。它的指令--或者更确切地说，在政治议事厅中形成、而后被归于它名下的命令词--始终是可以争辩的。但是，一小群行动者一直在极力保护这些指令，并成功剥夺了那个支离破碎、彼此失调的政治身体认真质疑它们所需的能动性。几十年来，占主导地位的选举政治版本一直假定：昏睡的大众被新旧媒体平台不间断的重复所催眠，又被私人事务压得无暇进行政治思考或行动，因此可以指望他们投下可预测的选票；既有政府机构会完好无损地度过每一次权力交接；塑造经济的政治选择也将不受干扰。这就是新自由主义的身体：一个经过外科手术般肢解的政治身体，其肢体散布在全球体各处，而全球体是它唯一承认的领土。因此，新自由主义首先在于持续削弱并剥夺各类公众的能动性，而这些公众始终以数量方式被理解；其次在于这种全球性散布与无地方性。
面对这些强力牵引向中心的政治经济与媒体引力，大批美国人--并非全体美国人的多数，甚至不是投票者的多数，而是大约一半的选民--向这一无情运转的循环扔进了一把扳手。唐纳德·特朗普以共和党内部的严重动荡为代价，采取了一种未经测试的做法，避开了--至少给人以避开了的印象--那些经过焦点小组精心打磨、修饰得干干净净的宣传话术。他没有像克林顿那样，以冷静而精于算计的方式，临床式地对着政党计算出来的、具有统计显著性的人口量化样本讲话；他在竞选途中以夸张的推销术和闲谈般的口吻发言，掺入大量辱骂与粗鄙言辞，而这些话足以毁掉一场常规竞选。这句推销口号--“让美国再次伟大”--并未掩饰其倒退的民族主义议程，而是公开提倡以孤立主义和保护主义作为政策基础，宣称这些政策将把失业和就业不足的工人从经济困境中拯救出来，恢复他们往日的“伟大”。特朗普反复对他们说，正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NAFTA）之类“灾难性的贸易协议”，使他们成为被全球经济抛下的人；如果克林顿当选总统，一切继续沿着同样的轨道发展，那么《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就会让更多美国工人遭受同样的伤害--克林顿在撤回支持之前曾称它为“黄金标准”，而特朗普从不错过提醒选民这一点的机会。
（两位候选人都从未承认，零售、运输、货运以及其他产业中那些为替代制造业和采矿业工作而出现的服务岗位，由于自动化、机器人技术和人工智能的进步，正处在被淘汰的边缘，更不用说提出任何具体政策来降低这些岗位流失的可能性。他们也都未曾承认，有必要遏制大规模的劳动临时化和合同化；这一过程已使许多行业的劳动者失去传统雇员所享有的权利与保障、优质医疗福利、养老金等等。他们更远远没有触及经济地方化、全民基本收入和有计划的去增长等可能真正惠及工人阶级的举措。仅凭这一事实便足以看出，两位候选人都没有真正把工人的利益放在心上：他们仍然致力于用市场化方案解决大多数公共问题；不过，与特朗普不同，克林顿甚至未能佯装对违反市场共识的替代方案感兴趣。）
按照特朗普的说法，全球资本主义使工人陷于赤贫，解决办法不是强化工人权利、提高企业利润税、推行持续的政府投资计划以重建公共部门，或采取其他“再分配”措施，而是自上而下推行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自由市场摧毁了美国劳动者，所以就撕毁NAFTA、烧掉TPP，对进口商品征收关税，迫使制造业岗位回流；与其他民族国家达成新的--内容尚未说明的--贸易协议，防止出现损害生产力的报复；加强边境安全，限制劳动力池被稀释；把那些将设法延续现状的内部人士、说客和精英逐出政府。其中一些指令直接取自“第三条道路”与克林顿主义之前的民主党策略；如果单独提出，也会得到进步派支持。但它们并非单独存在。在特朗普的总体纲领中，它们必然沾染与其相联系的其他政策主张的某些性质。其反自由贸易、近似福利国家主义的侧面，紧紧伴随着公开的裙带主义，即政治权力的腐败私有化。这一点最鲜明地体现在特朗普向联合技术公司出售接近行政部门的机会一事上。联合技术公司是供暖与空调企业开利的母公司；在与特朗普团队私下会面并获得约700万美元税收减免之后，该公司被说服将约800个制造业岗位保留在印第安纳州。一项以逐家企业给予救济为内容的普遍政策，既不可行，也深深违背劳动者利益，因为工人被彻底排除在这个过程之外。（显然，如果工人自1980年代以来没有逐渐丧失一切有实际意义的谈判能力，联邦政府便无须出面进行这种个别谈判。）保护主义的侧面是大棒，与之相配的胡萝卜，则是接近政府的特权，以及税收和监管优惠。[1]
即便特朗普纲领中的反全球主义部分--尤其是旨在吸引心怀不满的桑德斯支持者的那一部分--也谈不上真正支持劳动者；这是一种经典的做法：收编民主的不满情绪，通过族群与种族分裂破坏劳动者团结。它面向的不是劳动者本身，而是民族认同，以及一个被同质化的“白人工人阶级”：据称，这个阶级已经被遥远发展中国家更廉价的劳动力，以及本国愿意接受更低工资的移民所取代。最重要的信息是：这些非白人劳动者正在播撒分裂，并有可能使美国认同遭受无法挽回的丧失；而民主党却激烈支持他们，坚持要求全球化的白人受害者“容忍”这些破坏其经济生活的人。
这种残酷的经济民族主义诉求被正确地解读为内在地具有种族主义和排外性质。但它的种族主义与排外主义，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被看作对（白人）劳动者权利与特权遭到清算的反应。它确实是对文化左派关于多元文化主义的论述的一击，但把它一概斥为纯粹的白人至上主义，又过于简单。按照这种解释，移民通过扩大劳动力池压低工资，他们的到来不过是全球性原因在地方层面显现出来的一个可见迹象。无论多元文化主义式的宽容具有何种道德或人道吸引力，它都服务于剥削白人劳动者的目的。如斯拉沃热·齐泽克所说：
要求停止让威胁我们就业的外国工人移民，当然是种族主义；然而，我们应当记住一个简单事实：移民工人［此处指来自墨西哥和中美洲者］的流入，并非某种多元文化主义宽容所造成的结果。它实际上是资本用以遏制工人诉求的战略的一部分；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乔治·W.］布什为墨西哥非法移民身份合法化所做的，比那些受工会压力牵制的民主党人还要多。[2]
（我们还可以补充：在贝拉克·奥巴马任内，超过200万无证移民被遣返，但这从来不曾作为有利于白人工人阶级的现象而受到赞扬。）依照这一观点，种族主义不过是掩盖了阶级斗争被转移的能量，或为其提供了一个平台；而阶级斗争才是政治的真正动力。
暂且撇开马克思主义对种族主义和民粹主义的批判，我们有必要考察特朗普所代表的那种对常态政治的打断，究竟具有何种性质。特朗普揭露的东西，归根结底与桑德斯揭露的相同：那个被默认为客观、自主、自然的“经济”，并不是某种处于“外部”、不受人类控制、仅仅服从自身目的论必然性的东西。它存在“于”非常尘世的、经验性的实践、政策决定、制度化的标准与务实偏好、模型与装置、法律政治经济理论，以及日常互动与物件之中。构造市场的实践和政策，产生了把财富向上再分配、并将其高度集中于人口中极小部分人手中的效果。这并非自然的必然性，而是政策选择。正如迪恩·贝克所指出的：
不存在市场单独发挥作用的情境。政府政策会影响经济的产出水平。唯一的问题是，我们究竟要明确地设计这些政策以实现某些目标，还是要假装没有注意到已经实行的政策所带来的影响。不管我们如何判断财政和货币政策能够怎样推动或减缓经济，政府政策都在决定经济需求水平方面发挥着巨大作用。[3]
乌戈·马泰与劳拉·纳德关于这一问题的一段话同样令人难忘：“富人之所以富，是因为穷人穷［……］。拥有不可持续消费习惯的是富人，不是穷人。把我们的星球引向毁灭的是富人，不是穷人。”[4]这一揭示，这个“因为”，具有地震般的震撼力；如果把最贫穷的99%人口束缚在原地的锁链，并非命运的锁链，而是偶然权力的锁链，那么，整个政治经济所依凭的地面便突然显露出纵横交错的断层。特朗普式民族主义把这一关于经济的人为性和建构性的洞见，导向与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议程截然不同的方向，但两者都植根于此。在2016年10月的一次竞选演讲中，指出这条因果联系的是特朗普，而不是克林顿；这段话后来又在电视广告中被重复得令人厌烦：
是一种全球权力结构，作出了那些掠夺我们工人阶级、剥夺我们国家财富，并把这笔钱装进少数大企业和政治实体口袋里的经济决策。［……］这是一场为了我们国家生存而进行的斗争，相信我。
§2 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与专制者的身体
当然，若声称揭露新自由主义公开的秘密--市场的构造方式使最贫穷者（无论指最底层的1%还是最底层的99%）被迫受苦--便足以解释特朗普的选举胜利，那是荒谬的。首先，数字无法支撑一个关于非同寻常的选民动员的故事。投票率与此前历届总统选举大致相当，而希拉里·克林顿赢得了普选票。数字也无法支撑一个关于基于阶级的反富人起义的故事，因为特朗普的选民中，各个经济阶级都占有相当数量。其次，要相信数以百万计的人--其中许多人似乎总体上不关心政治，或没有坚定的意识形态立场--会在得知经济游戏遭到操纵后突然涌向投票站，即便操纵的结果对他们不利，也需要相当程度的浪漫主义。实际上，促成每一位非教条式特朗普选民作出决定的众多影响与因素，已无从追溯。但使经济去自然化，确实为主权的一次新变异奠定了重要基础；这种变异常常既表现为诉诸国家利益，也表现为诉诸人性最低劣的偏见。
一般而言，咄咄逼人的民族主义并不新鲜。通过个人崇拜、夸张的修辞与表演，以及景观那熟悉的诱惑来推行这种民族主义，也并不新鲜：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高度依赖意象的政治逻辑，通常就是这样运作的。但是，一种没有意识形态内容的民族主义，把新自由主义政治经济、无节制的威权主义，以及以传统社会保守主义论点为支撑的干预主义福利国家政策混合起来，便构成了一种新的组合，因为它召唤出了不同的政治身体：这里出现的，不再是新自由主义那些散布于全球体之上的一堆肢体，而是专制者身体的复活--一个为后全球时代重新发明的身体。
要理解政治发言回路中的这种转移，以及主权内容被掏空的过程，需要从特朗普本人在世界政治组织中的位置出发。 作为一个声名赫赫、狂妄自大、冷酷无情的资本家，特朗普统领着一个以欺骗商业伙伴、虐待员工、向政府隐匿资产而著称的跨国帝国。他玩世不恭地向失去原有位置的白人工人伸手--以夺走他们仅剩的东西：政治发言权--不仅具有讽刺意味，而且近乎施虐。（我使用“失去原有位置的白人工人”这个说法，是因为这些人经常是特朗普公开宣称争取的对象，而不是因为落入这个抽象类别的人所投的选票足以解释特朗普的胜利；如前所述，它们解释不了。）他本人也承认，自己犯有他所抱怨的那些罪行，包括通过巨额竞选捐款从政客那里购买特殊的接近机会与优待、逃税、将美国岗位转移海外或外包、剥削工人等等。这种情况让许多人在初选和总统竞选期间都不看好特朗普参选，但它似乎反而增强了他的吸引力。原因并非如特朗普所称，他懂得制度如何运作，并且只有他能够修复制度--这不过是一套适合媒体消费的简短辩解--而是更为阴暗：他本人，以他的身体，代表着那种毁掉其许多支持者生活、撕裂他们社区的腐败，因此，对那些自称是全球资本主义游戏中的受害者和失败者而言，他是一个机会，或许是加入赢家一方的最后机会。以这种方式攀附专制者的身体，意味着一种绝望的企图，目的不是改善他们的物质处境--特朗普能否履行承诺，为这些工人恢复制造业和采矿业岗位，到头来并不重要--而是追溯性地认可和赞同那些曾横扫他们生活的破坏性力量。一种反常的 amor fati（爱命运）：于是，这一切便成了他们自己的意愿。
在这个重新出现、重新描画的政治身体中，是否还存在任何政治的东西？这个问题要求我们注意，它所招引的话语具有怎样的语调。选举过后数日，特朗普的辩护士提出了一个公式：他的支持者认真对待他，却不按字面理解他；他的反对者（以及媒体）按字面理解他，却不认真对待他。除了为特朗普不可避免地撤回某些公然违宪的竞选承诺提供掩护之外，这个防御性公式还非常尖锐地提出了政治发言的问题。认真对待特朗普，却不按字面理解他，究竟是什么意思？它意味着，政治言说的确定内容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赋予言说性质的站位、速度和紧迫性。特朗普的许多话语在修辞上的过度决定或饱和，有利于人们“认真”而“非字面地”接受它们。这个公式因此使政治言说免受自由民主规范的约束，而这些规范原本已开始充当抵御专制言说的保障：你无法同一种没有内容的力量辩论，无法把它的提案提交技术官僚式的专家审查，也无法就它开展理性讨论。所有这类尝试都会偏离目标，就像想把果冻钉在墙上一样。[5]
因此，政治发言的转移，在于掏空新自由主义中间派政治范式赖以成立的代表逻辑。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言说的崩溃，而意味着一种新的政治闭合与圈禁形式。由此看来，过于简单的倒是马克思主义批判：专制政治言说的物质力量，绝不提供任何依据，让人把民粹主义、反精英主义／反智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至上主义、例外主义和民族主义拆分开来。这些因素以加法运作，彼此联结、相互强化，但始终趋向一种激烈的分离性目的。它们唯一的政治价值，在于共同划出线条、边界、不可渗透的界限和“又大又美”的墙，在于分割、排斥与隔离，以便构成一个与其他总体相对立的封闭总体，而非“一个人民”本身。全球资本主义的力量使这些有机总体发生去疆域化：他们失去了稳定的蓝领工作和舒适的中产阶级生活，失去了记忆中或想象中繁荣、友好的社区，以及辛勤劳动带来的满足而安静的尊严；如今，他们在专制者的身体上再疆域化。那些从全球主义中获益，却察觉到它的收益空间正在收窄的人也同样如此--这种收窄既是经济上的，也是广泛社会意义上的：他们的子女眼下或不久后面对的高薪职位竞争日益加剧；或者他们认为，在各个经济阶层中，非本土居民正在越过本土居民；或者非本土居民自己也出于种种理由寻求关闭边界。他们把自由主义的多元文化态度看成压迫性的审查者，而不是接纳和开放的准则，并对它进行彻底的超编码；与此同时，他们必然也重塑了这种态度所依附的领土性家园（oikos）。专制主义的忠诚臣民不允许自己被逐步汇集起来；尽管他们打乱了人口统计分类，拒斥非白人的身份政治，尽管没有一种统一而自洽的政治逻辑支撑他们的凝聚，但围绕拒斥全球体而组织起来的专制政治言说之析取综合，要求专制者的身体被一次性地作为永久、统一、普遍、客观、自然的总体来称呼：他们共同占据着人类（或“人类”）中一个固定的阶层，在它之下，其他低于“人类”的群体同样由“自然”决定，安居于较低的位置。如此构成的民族，即专制者的身体，只有通过为自身建立与“自然”的直接关系，才得以存在并改变现有关系。如我们将看到的，这一“自然”占据着彻底超越性的空间，取得了创世神的神话位置。
自特朗普当选以来，“新自由主义终结”之说甚嚣尘上；这种新的政治圈禁，从另一个角度提出了这个问题。如果政治身体的重构提出了这一问题，那并非因为一个国际交换的宏观经济体制已濒临瓦解，而是因为，那些组织各种行动者组合、使一个稳定宏观层面--一个统摄部分的整体--看似存在的政治经济论述，如今碰上了一个总体化的政治身体，而后者未必认同它的目的。然而，这次相遇--人们很容易将其误认为一场将毁灭地球的巨人之战（它也的确可能如此）--未必、也很可能不会导致冲突。事实上，更有可能的情况是，灵活的市场本体论虽被专制代表活动超编码并重新定向，却仍在运转；它将容纳专制者的到来，轻易承认自己的从属地位，将其作为一种自我保护的免疫措施。但我们也不应走向另一个极端。不能误把这看成资本回路中的短暂中断：当政治手段改变时，经济目的也会改变。贸易去自由化与经济民族主义的高涨，强烈暗示着帝国主义和新殖民主义战略紧随其后。从历史上看，后者往往伴随前者：通过关税和其他贸易壁垒人为保护的国内市场，曾在包括美国在内的当今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中起到重要作用。
我们应当预期的，并不是一副民族主义面孔的新自由主义，而是触角四伸的专制主义。
§3 黑暗因果性
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裂分析把双相性和偏执同专制机器联系起来。[6]无论这种症状性的关联具有何种价值，都值得注意：特朗普讨好大肆兜售偏执阴谋论的种族主义右翼，使他获得了一项战术优势，即能够利用一个隐秘、非官方的世界，那里充满了吕克·博尔坦斯基所谓的“黑暗因果性”。[7]这些是定性或分类的链条，与公众接受或能够接受的解释装置并不一致，而且断然拒绝后者。我暂缓讨论其中一种黑暗因果性--全球变暖是中国骗局的理论--在此集中考察另外两种：把移民确立为罪犯、把穆斯林确立为恐怖分子的等同链条。简·卡普兰在讨论特朗普与20世纪欧洲法西斯主义相似之处的一篇文章中指出：“特朗普的竞选极其成功地利用了穆斯林／恐怖分子与移民／罪犯这两组等式，并把切除作为两者共同的解决办法。”[8]“必须把他们赶走”；“一定有什么事情在发生”；“在我们弄清到底发生了什么之前”，穆斯林将被禁止入境：这些如今已耳熟能详的说法，或许比其他任何说法都更鲜明地，在当选与就职之间的这段时期投下了日益扩大的不祥阴影。
诉诸卑劣而毫无根据的猜疑，以蛮力与赤裸裸的镇压替代理性辩论，标志着“我们当下时刻的魏玛面向”。[9]在2001年9月11日袭击发生后，政治和法律理论家不安地绞着双手，看着布什政府与惊魂未定的国会采取严厉措施：《美国爱国者法案》、单边甚至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明确构成酷刑的审讯手段，以及对恐怖嫌疑人的无限期拘押（不管怀疑的根据是什么；我们如今知道，依据往往薄弱到如此程度：美国飞机投下传单，悬赏与恐怖行动有关的人，随后被排斥者和不受欢迎者便被搜捕起来）。奥巴马政府进一步扩大行政权力的范围，建立秘密的无人机战争计划，[10]大幅扩张情报与网络安全行动，并大量使用行政命令这一工具，制定数百项有关工作场所、消费者、环境及其他事务的规章。[11]学者和评论者已经注意到，布什--奥巴马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与那些以同样方式开始、最终却以共和国覆灭告终的历史进程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相似之处。
罗马共和国的覆灭，发生在由屋大维、马克·安东尼和马库斯·雷必达组成的联盟从元老院获得不受限制的制定与废除法律的权力--即《提提乌斯法》（Lex Titia）--之后；这个联盟是在恺撒独裁及遇刺之后结成的。后三头同盟是对恺撒刺杀者给共和秩序造成的打击作出的回应，它被授予不受约束的权力，以便通过将有罪者绳之以法，重新找回伟大共和国的精神。在动荡的内战，以及竞争性权力诉求和不断变化的效忠关系所造成的政治混乱之后，屋大维很快成为无人挑战的领袖，把共和国的残垣断壁凝聚在自己身后，并被授予统帅（imperator）奥古斯都之名，成为元首制的第一位皇帝。人们正确地把奥古斯都与罗马帝国早期同罗马的鼎盛联系起来； 这个不稳定、内部四分五裂的共和国的覆灭，催生了科学的法律观念，[12]推动了建筑、文学及其他艺术的发展，[13]并产生了第一个“世界经济”。[14]然而，如果说奥古斯都代表着古代全球体的发明，那么，特朗普主义就必须与现代全球体的去疆域化联系起来。
魏玛共和国也屈服于不受制约的法令机制。著名的1933年《国会纵火法令》，以回应被归咎于共产党人的纵火袭击为由，中止了不受拘押的自由、新闻自由和集会自由，以及一切通信的隐私保障和财产安全。它通过授权任意拘押纳粹的反对者、审查批评言论，成为最直接促成第三帝国崛起的法律装置。纳粹法律完全以这道法令为基础--根据魏玛宪法，它本身作为一道紧急命令颁布，无须国会批准--而且极权法律秩序的大部分，但并非全部，在形式上都是特权性的：正如纳粹发现的，要服务于执政党的长远利益，恐惧、恐怖和武断的强制规范，的确需要有组织的法制形式作为补充。
对行政部门的宪法性和结构性制约已经遭到侵蚀；特朗普继承了一个不透明的特权式监管国家，也继承了不受约束的权力，可以无情利用前任们创设的先例。[15]白宫的内阁任命完全符合这样一种前景：他的政府将走上一条类似道路--与罗马的历史轨迹相比，它更贴近魏玛的进程。参议员杰夫·塞申斯被任命领导司法部。塞申斯很可能把司法部的任务从挑战各州侵犯民权的行为，改为打击（某些类型的）犯罪，即毒品和非法移民，并放松对被指控实施种族主义暴力的警察部门的追究。正如特朗普在2016年9月一次访谈中所承诺的，以纽约前市长鲁迪·朱利安尼时期推出的方案为蓝本、覆盖全国的拦截搜身警务计划，可能正在酝酿之中。与此相关，还值得注意的是，堪萨斯州州务卿、特朗普过渡团队的（表面上的）成员克里斯·科巴赫，[16]曾协助起草亚利桑那州颁布的《支持我们的执法与安全社区法》，以及宾夕法尼亚州和亚拉巴马州的类似立法。可以说，科巴赫的法律在对待无证移民方面，将拦截搜身又推进了一步，因为它允许警察要求任何人出示证明其合法居民身份的文件，并规定可以拘留拒绝或未能提供此类文件的人。如果这种对抗性强、侵入性高的警务得到特朗普政府认可，而没有受到其司法部的谴责或挑战，那么它可以预期出现的，恰恰就是历史上与法西斯统治相伴的那种街头暴力。
尽管司法部在移民法执行的政策层面具有裁量余地，负责边境巡逻以及执行移民法所需调查和实际行动的，却是国土安全部所属的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ICE在确保“移民”与“罪犯”成为同义词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与奥巴马政府时期一样，ICE很可能仍将主要由行政行动来指挥。特朗普似乎执意实行的彻底转向，在于指示ICE积极锁定有任何犯罪记录的无证移民（正如greatagain.gov网站所称：“对犯罪外国人零容忍”），看起来连轻微违法也包括在内，而且完全不考虑个别情况，例如他们是否有在美国出生的子女。这一行动与其他措施结合起来--上述警务技术、生物识别出入境签证追踪、取消对所谓“庇护城市”的拨款（这些城市不因无证移民仅仅违反移民法而起诉他们）、在签发签证前加强审查，以及可能采取的、违反宪法的剥夺无证移民一切联邦宪法权利的措施--在“移民”和“罪犯”这两个类别之间建立了牢固的联系。显然，在调查和遣返程序的每一步，证明自己不是罪犯的责任都已转移到移民身上。
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一等式并不新鲜，但在特朗普政府之下，它将获得新的维度。竞选途中，特朗普持续而有策略地把伊斯兰教与恐怖活动联系起来，不附加任何限定或限制；当选后的那一周，他任命新保守主义者迈克尔·弗林中将主管国家安全事务。弗林公开否认伊斯兰教是一种正当宗教，并援用专制者偏爱的一种有机体隐喻：它是“已经转移的癌症”，必须根除。事实上，按照弗林的说法，恐惧穆斯林是“理性的”。这里的新变化，在于把一种黑暗因果性--穆斯林实际上是一个非宗教邪教的成员，该邪教组织起来就是为了侵入公民社会并用炸弹摧毁它--重新构成为明亮的因果关系，由此产生一种新的 officium 类别，即政治法律组织中的一种职分或位置；它由一套预先给定的期待界定，而占据者总是已经处于这些期待的约束之下。正如移民身份现在将总是已经被犯罪化一样，穆斯林也将如此；区别在于，穆斯林的在场应当激起的不是愤怒或怨恨，而是更切身、更致命的情绪--恐惧。
移民／罪犯和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两种形象，构成政治与法律元语言的重要变换：具体而言，是政治和法律内在的人类学的变换。[17]特朗普及其内阁接受这些等同链条，显然是把法律面前不平等的原则提升到政府最高层。但这同时也改变了政治决策和法律推理的路径：它使生物身份与符号身份在潜在层面、先验地固结起来，并将其附着于一个特定职分。由于没有更好的词，我们姑且把这种获得官方承认的地位称为“威胁”。[18]以这种方式将特定身份制度化为普遍威胁，其突出之处在于：全部工作都已嵌入隐含的期待结构，因此由受威胁者来完成；“威胁”本身无须动一根手指，它早就有罪了。因而，仅凭自身存在，它就制造出一种不安全状态。“它”是恰当的代词：这是一种去人化技术，一种剥夺自我的做法。如果如亚历山大·韦赫利耶令人信服地论证的，美国的法律人格取决于不仅拥有财产、而且拥有自身的能力，那么，移民／罪犯与穆斯林／恐怖分子根本就不是人格形象。[19]它们是被去人化或排除于人之外的位置；在形式意义上，它们比任何其他当代法律主体，都更接近非洲奴隶的位置。
关于法律元语言的这些论点仅仅触及表面，因为法律的内在人类学并不是孤立运作的。它们值得进一步展开。
§4 专制法律的元语言
特朗普当选，把我从一个较为长期的研究项目中猛然拉开了；那个项目考察法律与非法律之间相互干涉的方式。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是我试图绘制法律的元语言地图。这里的元语言，并非纯粹概念性地说明法律是什么，而是扎根于具体实践，说明法律如何运作，以及法律存在者如何与技术、金融模型、图像和政治诉求等形形色色的其他事物相遇、试探、包纳、渗透并交换性质。以这种方式构造法律元语言，需要的不是一套强大的解释装置，而是布鲁诺·拉图尔所谓关联的“基础语言”；它的作用不是辨识原因或提出解释，而是放大行动者自身所进行的解释、排序、化约和替代工作。[20]这种进路所产生的法律理论，可称为“混合法律性”，因为它最基本的特征，是主张法律性并非只有一种，而是有多种，每一种都整合着某种内在人类学、内在物质学和内在行动社会学的要素。因此，它们是混合的，同时也是复数的、迁移的、异形的。
我们已经注意到，在专制法律体制中，某些黑暗因果性的显明带来了人类学上的转移； 但类似的转移，也发生在法律的物质学和行动社会学之中。法律人类学关涉人格角色、职分（officium）逻辑与人格化技术；法律物质学关涉有争议或可争辩的事项，以及法律存在者的流通；法律行动社会学则关涉那些生成法律边界的考验--它们通过分配、分派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而发挥作用，正如 ordeal（考验）一词的词源所提示的。专制代表的总体化逻辑，如何改变法律存在者的流通，以及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的分派？
要把握这里涉及的物质学和社会学变换，我们需要进一步澄清这种代表形式如何运作。如前所述，全球市场的去疆域化，是专制再疆域化的条件：新自由主义被撕裂的政治身体，是“民族”和“自然”这两个有机总体的原材料；全球市场本体论并未消失，而是在专制代表体制下重新得到固定，被占有、被超编码。因此，以市场装置来塑造法律纽带、分布特权与义务、执行法律，这种物质学层面的部署，依然是一项支配性的策略；[21]改变的是它们遵循的回路或轨迹。它们现在通过专制者；专制者可以厚颜无耻地把被认为有利的结果（符合“自然”要求的结果）归功于自己，并拒绝为被认为不利的结果（不符合“自然”的结果）承担责任。这足以使经济重新自然化，抹去此前对其建构性的揭示。
市场装置以外的媒介生态也经历着类似变换。它们继续运作，把自身的性质--持久性、情感作用、不同类型的流动性等等--借给法律存在者，但它们现在必须通过专制者的身体。艺术作品（以及大众娱乐）、技术制品和其他中介法律存在者的表达性物质，如今都获得了专制者的许可印记；专制者已经意愿了那些构造日常生活与主体身份的特权和义务，因而使它们成为自然的。想一想特朗普政府打算实施的生物安全措施，其中不仅包括运用生物识别技术的出入境签证追踪系统，也包括实施其大范围移民改革、穆斯林登记及其他计划所必需的数据资料库和个人身份识别技术。从使用智能手机、电子商务和社交媒体的经验中，我们知道，正当隐私期待的基准正在迅速变化；就在几年前，消费者若像2017年这样允许企业进入自己的私人生活，还不会被视为正常或自然。同样的原则也适用于对先验危险人物的法律分类（请想起移民／非法者与穆斯林／恐怖分子这些等同关系）：新的法律技术把这些分类投入流通，而这些技术又帮助稳定这些分类本身。结果同样是制造绝对必然性的效果。专制式自然化之所以有效，是因为，无论我们通常认为自己的世界多么牢固、有序，它们的规范默认值在构成上都是不稳定的--它们只是一个复杂的力量考验网络所产生的暂时结果，而这些考验仍在进行。
最后是法律的行动社会学：在这里，我们找到法律提供的程序、仪式、可诉性标准（即什么才算法律问题）和救济。关键问题在于，法治是否会得到维系，以及如何维系。如上所述，布什和奥巴马政府时期行政权力的扩张与宪法结构制约的侵蚀，已经暗示，在特朗普政府之下，法治将进一步削弱。而过渡过程的不透明、特朗普在竞选时许诺“放开”诽谤法，以及特朗普当选后屡次试图压制异议--把反对示威斥为对特朗普“不公平”的“职业化”抗议，宣称《纽约时报》等声誉卓著的新闻机构对他抱有偏见，批评《汉密尔顿》和《周六夜现场》的演员表达异议，在当选后一次私人会面中痛斥CNN、NBC及其他媒体机构的高管和记者--再加上特朗普在当选后的首次记者会上，令人震惊地拒绝回答CNN记者的问题，都在进一步推动这一趋势。再算上特朗普针对贡萨洛·库里尔法官史无前例的族裔攻击--这位联邦法官负责审理针对特朗普及其特朗普大学公司的集体诉讼--共和主义传统中政治对法律的尊重便消失了。中心无法维系，还意味着：随着政治言说吞没这些机构所依赖的整套意义结构，以共识为基础、主体间的核验规范，以及帮助保护它们的媒体和司法机构，都趋于退化。这些迹象之所以涉及法律行动社会学，是因为它们暗示将会对新闻界、言论自由与集会自由施加新的法律限制，无论这些限制通过行政行动还是立法建立；同时，司法独立也将受到党派性挑战。这里，法律性的回路同样正在被重新塑形，以穿过专制者的身体，通过缩减公民自由等手段，使这种统治形式自然化，使不加批判的服从常态化。于是，应得之物或正当之物，将由自利的专制分配自上而下地决定，建立一种新的法律真理经济；它隐藏在一个政治组织背后，而该组织比近代史上任何经民主方式产生的政权都更加不透明。法律元语言的这些转移，是特朗普治下更广泛的主权变换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值得进行远比这篇粗略概览所能提供的更深入探究。我们将在最后一篇论述中回到这个主题。
通过在“自然”与“民族”之间划出直接的谱系或传承线，通过使现代全球体去疆域化、并使有机总体在专制者身体上再疆域化--而这一身体本身，又经由想象性民族认同的镜面被构成为一个整体--通过发明建立在阴谋论和极度偏执的黑暗因果性之上的新等同链条，以及通过对市场本体论、其多元文化准则与法律性形式进行超编码，这种专制代表逻辑所做的，远不只是从某种更先进的主权形态倒退。它果断地占有有利于自身统治的要素，把自己安置为原因，同时否认其他要素；新自由主义与民族主义在这种融合中构造了一个新的政治身体。现在，我们转向支撑这一逻辑的政治本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