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批判

§1 为批判提供正当理由

以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方式构造的主权，将国家与市场融合起来，这种方式势必引发激进左派的批判。毕竟，这是一种公开挑战种族、族裔、性别和经济平等、公民权利及其他左派价值的构造，也毫不掩饰其分裂性、总体化的运作方式。当然，总体正是批判者最偏爱的靶子之一。因此，考察批判的前景似乎是适当的：询问它能够做什么，它的目的或存在理由是什么，同时也询问，是否有障碍正埋伏在前方。¶

来自各方面的声音--科学技术研究、人类学与社会学、哲学、文学与文化研究、政治理论与国际关系，等等--正在日益严肃地质疑历史悠久的批判传统。但是，至少在最好的情况下，结果并不是一种“对批判的批判”。例如，批判社会学家吕克·博尔坦斯基和洛朗·泰弗诺，成功地大幅度相对化了批判的策略，表明批判与正当化远非某种高等职业的专属领地，而是在日常话语与专业话语中都发挥作用；他们也表明，与提出一种将被认可为可接受且有充分根据的证明相关的约束，是如何形成的，以及不同而又彼此不一致的价值经济，如何被用来支持或削弱特定行动或批评。^[1]博尔坦斯基的讲稿《论批判》，不仅是《论正当化》的补充或延伸，更是一部出色的理论之作。这并不是因为它使批判失效或无法运作--它没有这样做--而是因为，它耐心地探究批判操作的机制、批判与制度的关系、批判在世界中获得实际效力（或未能获得）的方式，以及支撑多种权力形式的政治形而上学。^[2]博尔坦斯基指出，“相对化是批判的第一步”，但这里指的是对社会现实的相对化--“描述社会秩序的总体，预先假定我们要仿佛存在一个位置，能从那里把这一特定社会秩序与其他可能秩序相比较”；而批判社会学的做法，则是相对化批判所作的相对化。^[3]这或许与初看之下的印象相反（“相对化批判所作的相对化”，不就是“对批判的批判”吗？）：结果是对解放社会学的一种嵌入其中、贴近对象、深入探究的扩充，它捕捉到那些贯穿总体与支配形式之建构过程、实际发挥作用的价值所具有的微妙可变性。这种“二阶”论述并不因此获得高高在上的地位，也不处于行动者占据的第一层、基础层之上的第二层；它反而在同一个、唯一的内在性平面中，获得了一种卷入更深、距离更近的反思性。¶

行动者网络理论也有类似之处。如果布鲁诺·拉图尔在评论批判社会学和社会建构论时如此不留情面--这些现代方案致力于破除偶像、揭去神秘面纱、作出指控式揭露，孜孜不倦地在文本中搜寻与杀戮阴谋共谋的线索，不断揭开表象与现实之间的缝隙、裂纹和鸿沟--那并非仅仅要让无所不能的批判者尝尝她自己的药。归根结底，他的理由与博尔坦斯基和泰弗诺相同：增加一剂现实主义，让批判性介入更有机会真正介入现实。不存在某种“社会质料”；那种熟悉的（“批判性”）拓扑学，承认社会交往具有各自独特、相对自主的领域--它既是不平衡发展和结构因果理论的温床，也是自创生再生产理论的温床--却非常不适合这项工作。实际存在的，是大量转译与委托、强弱的考验、可变的样态化、化约与重复、强化与扩展，以及变形和形态生成的互动；它们或许会在经历多次中断与转向之后，最终成为一个社会--前提是，我们慢慢地、谨慎地汇集这些关联，不预先知道它们通向哪里、会做什么，而不是像涂尔干传统那样，多少有些随意地将它们聚合、划分到不同容器之中。¶

当然，这意味着承认批判以及任何其他探究方式所能做到的事情是有限的。在这一点上，拉图尔有一个重要论点，至今尚未得到充分倾听：批判实践者比她自己以为的更成功，因为她向世界释放的实体，如果建构得好，就可能获得它们自己的生命--这种生命未必令人愉快。正如弗洛伊德的无意识一样，社会学知识的回路不知否定为何物。正因为如此，拉图尔和米歇尔·卡隆早就谴责社会学家，认为他们帮助自己声称要批判的那些支配行动者进行了“宏观构造”；^[4]也正因为如此，没有任何事物“自身便可被化约或不可被化约为其他任何东西”。^[5]无论是实用主义的批判社会学，还是行动者网络理论，都不只是“借其他手段进行批判”。但两者对于批判的未来都将发挥重要作用。原因在于，它们各自以独特方式先于批判，跟随行动者，追踪关联与位移；而当批判终于登场，开始清理事务、迈出相对化这第一步时，它所发现的这些关联和位移，早已被真空密封在总体化的领域之中了。¶

至少有两股彼此交织的力量，推动着这些替代性或非传统的探究方式。首先，众所周知，批判容易被批判对象收编。人们担心批判工具可能被、或已经被其他利益所占有，并造成灾难性后果，这种担心有充分根据。最能揭示这一点的例子，仍是拉图尔在那篇著名的“关切之事”论文中指出的例子：从1990年代末直到今天，全球变暖否认者采取了强调“缺乏科学确定性”的策略，以逃避环境监管和减少碳排放的要求。^[6]（创世论者同样主张，就生物进化论的有效性“教授争议”；烟草业则以兜售吸烟与癌症之间联系的“疑问”而闻名；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7]）这首先意味着，我们的批判手段可能已经不足以应对当代问题的挑战，恰恰因为那些问题已经吸收了这些批判手段！“整套博士培养项目仍然在运转，以确保优秀的美国年轻人费力学会：事实是制造出来的；不存在自然的、未经中介的、没有偏见的真理通道；我们总是语言的囚徒；我们总是从某个特定立场发言；等等。与此同时，危险的极端分子却在使用完全相同的社会建构论证，摧毁那些来之不易、可能拯救我们生命的证据。”^[8]在《存在模式探究》及其他较近的著作中，拉图尔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证：科学人类学家对科学实践所作的更现实、更有经验根据、更经过相对化的叙述，恰恰是恢复人们对科学制度和科学真理价值之信任所需要的东西--这与“科学战争斗士”的主张直接相反。^[9]事实是建构出来的？当然；难道你还以为它们以完整成形的状态从天而降？如果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哪怕有几分接近人类学对诸科学的理解，像“气候门”这样的“丑闻”就不可想象。按照这种观点，将科学事实形成的过程公开，将稳定一组人类与非人类关系并扩大它们之间联系所需的艰苦集体劳动公开，将运作中的科学透明地呈现出来，将有助于恢复对诸科学及其使争论得以闭合之技术的信任。这也将转化为人们更能接受“气候争论”的结束；当然，这种情形甚至不会被识别为一场争论，而只会被看作正常的科学现象。¶

恢复对科学制度信任的努力，很容易被误解为替现状辩护。例如，暂且撇开这一论证对于挑战全球变暖否认论、创世论，以及从石棉、烟草到石油、天然气等产业的反科学议程所具有的效用，如果把相同论证用于法律或政治之类的情境，岂不就成了对法律或政治秩序的保守辩护？只要法学家更坦率地公开他们的偏见与牵连，公众便可重新信任司法机关的正直；只要政治人物少一些含糊、多一些直率，政治就不至于名声如此糟糕！换句话说，无须从根本上重新思考法律、政治或它们所属的制度；恰恰相反，需要的是回到过去的状态。 （我们暂且可以撇开这样一个反讽：20世纪法律和政治领域的激进进步派，恰恰曾用这些论证来反对法律与政治机构固有的腐败，并呼吁改革或取代它们。）这种反驳毫无道理。它没有看到，对科学、法律或政治实践的人类学描述，恰恰质疑了相关机构的认识论基础。把这一论证的逻辑充分展开，就会得出结论：必须重新想象、重新设计这些机构，不仅要使它们与实际实践保持一致，也要让它们符合自己声称要保护的价值。例如，“科学”的认识论，对全球变暖否认论所代表的科学制度危机负有部分责任。我们无法恢复对现有设计下的科学制度的信任，因为它正是建立在这种认识论之上的。因此，借用一个行动者网络理论（ANT）中常用的比喻，对诸科学的人类学描述，是通往制度变革道路上的“必经之点”；这一点对其他实践也大体成立。目的远非仅仅捍卫现状，而是质询那些被我此前称作行动者自身“元语言”的东西所编码的价值，质询行动者实际实践所施行或预设的具体本体论，从而使那些引导制度误入歧途的认识论净化和合理化不再能够构成阻碍。¶

这将我们带到一个相关问题，即推动“后批判”进路的第二股力量：科学真理陈述所具有的强制效果。正如我在别处指出的，“科学话语要求人类服从的方式，是政治主张做梦也无法企及的，而这一直是驱动拉图尔工作的一个因素”。^[10]当然，必须参照上文的论点对此加以限定：那些恶意的建构主义论证、游说活动，以及蓄意制造无知的无知学策略，恰恰是在尝试破坏（某些）科学话语的政治价值，而且经常运用批判的工具。但必须注意，它们达到这一目的的方式，是愈加猛烈地坚持“科学”的认识论幽灵：按照这种认识论，存在一个独立的、非社会的、非文化的领域--“自然”--它是普遍的、永久的、外在的；某一种特殊的探究方式--西方科学--拥有独一无二的特权通道进入它，仿佛占据着上帝视角。其论证是：既然受到审查的事实出自人类、太过人类的双手（更不用说仪器、研究经费、期刊……），它们就不可靠，在“自然”中扎根不足，以“科学”的标准衡量也不合格。因此，归根结底，这些例子甚至不构成一般规则的例外；一般规则仍然是，科学真理比公开承认自身政治性质的陈述更有力地要求服从，因为这些例子仍在依赖一种关于“自然”的政治理论。¶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应当把这些替代进路看作对批判的放大；前提是，我们依据批判的目的来理解它，而不是依照任何僵硬的方法论。批判的目的必须稍作移位，以确保它能在被收编之后继续存活。在本篇余下部分，我将从几个不同角度考察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的结构，汇集那些将构成其政治生态学的联盟；政治生态学是第三篇论述的对象。¶

§2 “脚踏实地”

如果你问普通的特朗普支持者为什么打算投票给他，或实际上为什么投票给他，你最先可能听到的理由之一，就是他“脚踏实地”（down to earth），他“有话直说”，他“毫不留情”。这种诉诸特朗普局外人、反建制地位的说法--危险地把蛊惑人心同真实坦率混为一谈--具有分析上的用处，因为它有助于展开这里运作着的政治本体论。我们必须追问：究竟是怎样的大地、怎样的坦率、怎样的凶猛，如此迷住了这些选民？在我看来，这些要素无法分开，而是以某种方式彼此交织。它们构成一块领土、一种修辞和一种情绪，三者浑然一体，是镀金堡垒中的一块块砖石。¶

在上一篇论述中，我们已经瞥见了特朗普主义的“大地”：专制代表的政治体制，依赖于将“民族”系在“自然”上的联系之牢固性。如我在那里所论证的，专制者的身体（为求清楚，也可称专制的政治身体），只能站立在它所宣称拥有的领土上；而这块领土，就是一个冷冰冰地客观、统一而普遍、永久且不可渗透的“自然”。只有这样一种“大地”，才能承受“民族”的矛盾诉求，并容纳它对自身的形象。毕竟，“民族”（Nation）与“自然”（Nature）有着共同的词根：出生、natus、诞生性。它们恰如其分地一同诞生：在深层意义上，“自然”总是民族主义的，而“民族”总是自然主义的。¶

那么，它的修辞呢？它同样是出生的标记，是本土主义的标记。本土主义、反移民的思维显然居于特朗普纲领的核心；不过此处，我们严格指的是组织其竞选活动、并显露出某种特定政治概念的修辞参数。暂且撇开演说的确定内容，特朗普给许多选民留下的印象，是他不受惯例和审查性准则（尤其是政治正确）的约束，而他们自己和几乎所有其他人都做不到这一点。特朗普那种“如电视所见”的自我表演，他过度夸大的肢体动作、面部表情和言语吹嘘，将其仰慕者被禁止表达的野兽般的族群中心主义、种族主义、性别歧视与暴力激情，在修辞上浓缩、在模仿上凝聚起来。充分拥有这些激情的特朗普，必然代表着某些美国人心目中“男人”应有的形象--同时是理想和拟像：不受束缚、毫不自抑、不臣服于任何人。关于特朗普选民的许多报道和访谈表明，宽容和基本礼貌的准则构成了沉重负担，要求这些人扼制、压抑自己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和信念，以免被贴上种族主义者、偏执者、恐同者之类的标签。这些观察并不必然与特朗普本人不宽容言论的内容存在因果关系；要点更宽泛：总体而言，特朗普的直言无忌，使其他人得以更公开地表达自己，而不顾被冒犯者的情感反应（或其他反应）。但基于对他人立场的同情性考虑而进行抑制、培养克制，不仅是体面最基本的要素，也与本土主义话语相反，因为后者依赖古老习俗筑起的围墙--没有外国人能够翻越的围墙。因此，除了民族主义和自然主义，我们还必须把本土主义加入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的组成之中。¶

最后，特朗普主义那凶猛的情绪又如何？显然，特朗普机会主义地利用了其他人在一系列议题上的愤怒，并忠实地传达出一种义愤--其支持者觉得自己不仅无力表达，而且在结构上被排除于表达这种义愤之外。我在这里指的，不是政治正确的准则，而是民主政治的组织方式。那是被中间派政治建制排除在外的人群的狂怒、群众的噪声：因为“狂怒也属于众人，而且首先属于众人；众人奔涌四散，像洪水一样覆盖空间。［……］为了忘却狂怒中人群的挤压，压制众人和人口，人们才把愤怒的英雄和整齐有序的军队准备好、建造好、表现出来。”^[11]一种反复出现的说法--事实上，特朗普本人也经常这样说--声称特朗普成功动员了庞大的人群、一个多样化的沉默多数，去对抗腐败的政治建制；暂且悬置这一说法的真值，仅特朗普集会的情感色调，就足以印证这样一种看法：某种受到压抑的众人，无论其构成如何，的确把特朗普塑造成了自己的狂怒英雄。米歇尔·塞尔以其不可模仿的嬉戏式迂回，帮助我们解开这里的关联：众人的噪声，是恶心、晕船在词源上的一条曲径，是一种航海现象；它没有稳定的地面，只有一艘 naus（希腊语中的“船”），而这又绝非与拉丁语 natus 毫无关系。在狂怒中，特朗普主义者暴露出自己那喧嚣的起源：恰恰是如今他们拒绝倾听、因而威胁着要再次吞没他们的海洋。另一种更深层的本土主义。¶

其他民粹民族主义运动的核心，难道不也涌动着类似的喧闹声吗？这里的例子不断增多，但尤其让我们想起贝尔纳·斯蒂格勒对法国选民在2002年4月令人震惊地支持让--玛丽·勒庞的分析；这一结果把2002年5月的总统角逐变成了右翼候选人希拉克与极右翼候选人勒庞之间的对决。2002年的勒庞，与2016年的特朗普一样，以排外的国家安全纲领参选，主张退出欧洲、迅速驱逐移民，并优待在法国出生的本土工人。国民阵线的政策和修辞令人厌恶，却仍得到数百万选民支持；斯蒂格勒从中察觉到法国选民中一种躁动的“不安生存”，并据此论证：造成这种状态，以及它所意味着的权利丧失和能力被剥夺的原因--至少相当一部分责任--在于符号交换使一切同步化、标准化的逻辑，包括它对政治、艺术与娱乐的殖民。^[12]尽管斯蒂格勒的论证存在问题，尤其是其还原主义，但它有益地提醒我们，应当考察生存美学与符号异化在多大程度上能够滋养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这并不是说，同样的噪声、这种不安生存、这种晕船或眩晕，不能帮助界定并维系一种非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译注：原文在“not to deny”之后又使用“cannot”，否定结构疑有讹误；此处依据紧接着“相反”之后的论证，按“不排除这种可能性”理解。〕相反，2016年美国大选的悲剧之一，恰恰在于民主党没有以实质性回应给予这种噪声应有的尊严，而是主动使它噤声。我们将在第四篇论述中回到这一点，并探讨斯蒂格勒辨识出的这些论题（topoi）如何开启新的政治可能性。¶

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把 natus，即出生，奉为最高的神圣之物。我们已经把整座建筑分解为领土、修辞和情绪；它们共同见证了某种强迫性地重复出生创伤的冲动，渴望一个经过净化的“民族”重新诞生--回到他者出现之前那种单一文化、单一语言的状态，并最终--如果我们可以相信精神分析--回到惰性的、无机的状态。因此，领土被剥夺生命，修辞形式不再自抑，面对符号异化和中间派政治封闭的反应是狂怒。这种以出生为本的政治本体论，只能产生死亡的政治。¶

换言之，这个神话性的 natus，与另一个同样神话性的实体相配对：弗洛伊德所谓的死亡驱力。像一位合格的现代人那样，弗洛伊德把死亡驱力（Todestrieb）关在一个生物--心理的围场中，声称它是从原初的无生命物质中形成的。^[13]死亡驱力迫使有机体驶向自身的死亡；对于弗洛伊德而言，这等同于一种无生命的静止状态：“所有活的实体最普遍的努力”，就是“返回无机世界的宁静”。^[14]我们应当从“实体”的这种“努力”中听到斯宾诺莎的 co-natus，即生命的内在力量；弗洛伊德揭示出，这种力量总在走向死亡的路上，不过严格说来，只沿着那些“有机体自身内在的［……］返回无机存在的道路”。^[15]它构造了整套心理经济，其特征是力比多的积累、移情行为、交换和投注、调节机制等等。但只须看一眼我们庞大的工业基础设施、电网、开采技术、工厂和工厂化农场、车辆，简言之，看一眼“自然”与“民族”再生产的物质条件，就能发现，同一种死亡驱力也在事物之中运作：在那些空间生态中运作--这些生态由弗洛伊德认定承载着死亡驱力的有机体所发明，或与这些有机体共同生产--并在它们为了维持自身存在而建立的化学循环及其他经济中运作。¶

在特朗普主义的庇护下，“民族”的回归，无疑是把确定性重新刻写进一个在方位与方向上日益含混的世界--一个全球体。正如弗洛伊德分析的重复强迫，特朗普主义在一定程度上回应了失控感；这种失控感困扰着的不仅是选民，也包括日益混乱、失去舵向的全球体本身。事实表明，全球体是无法被掌控的：如我们在上一篇论述中看到的，全球体的科学--经济学--背叛了其居民。在这一点上，应当注意到：科学事实的建构性被揭露，与经济不平等的建构性被揭露之间，存在一种奇特的平行关系。在两种情况下，处境化的、有争议的、不确定的关联与联盟，都激起类似反应：如果气候科学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它便不是源于“自然”的，因此是假的，所以不可容忍；如果经济不平等是建构出来的，那么它便不是源于“自然”的，因此是不公正的，所以不可容忍。这种推理依赖于批判理论家喜欢称作二律背反的东西：它预设（科学上的）虚假与（道德上的）不公正相等同，但这就混淆了事实与价值--恰恰是它对“自然”的承诺原本要禁止的混合。如果沿着这条线索走得足够远，就会触及一个更广泛的问题：在特朗普主义的话语宇宙中，生态学与经济学分别处于什么位置？¶

“自然”把世界组织成两类：第一性的、客观的、普遍的、坚实的事实，以及第二性的、主观的、特殊的、可争辩的价值。^[16]但反对气候科学的动员--一种科学、政治和宗教话语奇异地混合在一起的动员--清楚表明，即便这一图式的支持者也不能完全相信它。要理解对气候科学的攻击（这只是众多例子中的一个），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图式正在发生转变，因为生态学这一“自然科学”正在、或正被人从“事实”一栏移到“价值”一栏。然而，这种转变本身就会使整个安排变得可疑：还有什么能比碳循环和岩石风化、藻华和海洋酸化更属于事实、更“自然”呢？与此同时，凭借20世纪所获得的数学装置支撑的经济学这门“社会科学”，则不得不被说成正在从“价值”一栏迁移到“事实”一栏。然而，这同样只会引起更多疑问：还有什么比价值理论与价格指数编制、供需链条、激励结构和财富分配更具社会性、更加承载价值呢？随着全球体的到来，“自然”以及“社会”，作为解释世界的框架，正在失去可信性。这足以让人渴望童年、渴望初生时的单纯！¶

§3 主权划分

我们还没有足够深入地考察主权问题。从第一篇对专制代表体制的讨论中，我们知道，“民族”构成专制者的身体，没有任何特定代表能够穷尽它，甚至无法充分代表它。事实上，应当清楚的是：代表是由那些在“民族”中找到归宿的人生产出来的，同样，代表也为他们发言、领导他们，并由此把他们生产为被代表者。一个直接后果是，虽然不能将被代表者的罪行直接归罪于代表本人，但对于代表曾经招引、肯定、合法化或授权的那些行为，我们能够、也必须将责任归于专制者的身体，归于“民族”。因此，毫无疑问，即使特朗普（以及可能还有其他民族主义政治人物）在取得职位后，撤回那些推动其竞选的仇恨言论，并否认同那些高声支持他参选的仇恨团体有关联，他仍然要对它们的行动承担共同责任。从2016年11月8日起的几周中，已有数百起仇恨犯罪得到记录--其中许多是为庆祝特朗普当选而实施的，例如，把著名竞选口号与卐字符配在一起，或对口号略作改动，明说那些原本一直隐含其中的东西（如“让美国再次属于白人”），然后喷写或刻在女性、犹太人、黑人、拉丁裔、穆斯林和LGBTQ居民拥有的车辆及其他财物上。特朗普当选之后，还发生了许多其他令人不安的事件，形式多种多样：学童在午餐时高喊“建那堵墙！”，建立ProfessorWatch网站来监视“左翼”教授，以及多次试图在卫生间和其他公共设施中模拟种族隔离（例如张贴“仅限白人”的标志）。这些都是经过委托、接力传递的主权行为。¶

“主权者”并非如施米特的著名定义所说，是决定例外状态的人；^[17]更确切地说，主权者是把例外与共同者划分开来的那个存在。主权划分首先是把“人类”与“自然”分开的划分。主权者会死亡，却又是人为的、技术性的、义肢性的、跨身体的、不可分割的、理性的和神圣的；它悬置了仅仅机械的、肉身性的、可分割的、非理性的“自然”的原初状态，并为自身保留动物性、生与死的权利。这样的主权首先属于“人”：他通过奠立、设立一个主权者，开创一种政治代表逻辑，从而把自己移出“自然”。主权决定，即诉诸非法律、恢复一个“人对人是狼”（homo homini lupus）的“自然”的神圣权利，总是继主权划分之后而来。主权者通过划分、总体化、把臣民纳入一个新的政治身体，实施吞噬。^[18]¶

另一种吞噬实践，则塑造出另一种政治本体论。共生与共生发生的生物学，把琳恩·马古利斯所谓“陌生者的亲密性”置于前景：也就是说，这种进化生物学理论解释遗传变异或创新时，诉诸的不是亲代的基因突变--这些突变随后被自主的个体后代继承，再由它们的存活与否来检验；顺带说一句，这是一种将社会科学中的经济竞争、成本／收益和占有性个人主义概念进行生物学编码的方式^[19]--而是诉诸横向转移或转导，由此让后代获得多样的、组合性的基因构成。^[20]达尔文主义／新达尔文主义叙述预设了（自私的）有机体与其环境的可分离性；共生论的叙述则表明，进化发展通过联结、包裹、联盟和依附而推进。多细胞有机体远不是在一个与自身分离的环境中行进，而是本身就由其伙伴构成；这些伙伴从内部重塑它，而它也不断为了其他已经在场或尚未来到的存在者重塑这些伙伴。“在整个动物界发现共生现象，正在从根本上改变古典的孤立个体性概念，转而形成这样一种观念：物种之间的互动关系模糊了有机体的边界，也使本质性身份这一概念变得不清楚。”^[21]正如人们所说，“一直到底”都是复合体、关联和关系性物质。从这个角度看，人为造成的生物多样性丧失--对工业化的非人类种族灭绝的一种委婉说法--所涉及的利害，应当显而易见。原来，环境从来无非就是那些同样占据这一片土地的他者、伙伴、盟友和生命线，而不是一个由自身规范（自然法则）支配的二阶或更高阶“系统”。规范始终在行动者自身之间重新协商：内共生体将它们的法则施加给原生生物，原生生物又反过来将自己的法则施加给内共生体，从而把呼吸、发酵与营养连接成一股他律的流。没有任何东西能够保证，共生者的法理学具有任何永久性或普遍性；相反，它们共同表述的规范，只对那些规范为之发明的特定生物合成考验有效。正如“人类”所发明的以人为中心的种种法律性一样，一体化、自主、普遍的“法律系统”（这里即“自然法则”）也是幻象。¶

因此，另一种非现代的主权本体论，将以不同方式运用划分：它不在“人类”与“自然”之间确立固定、静态、持久的界线，不为原子论的人类学背书，而是在彼此结网的共生者集体之间，作出可移动、暂时、可修订的划分。结果是一种可分割、可渗透的主权；在另一种政治本体论中，这严格说来是不可思议的：借用并改写拉图尔的一句话，这是一个处处都是例外的主权概念，^[22]因而也在一切事物中共同存在。许多--大多数--主权者完全缺乏获得承认、能够以其名义发言的政治代表（没有哪个“民族”为西南极冰盖或北极冰层、亚马孙雨林、佛罗里达大沼泽地、圣基茨和尼维斯的珊瑚礁、海洋及其他生态系统，或者动植物物种发言）；这表明的是现有政治代表制度有所欠缺，而非它们缺乏主权。^[23]这些代表制度，即使一点一点地将主权权力让渡给“市场”，仍保留着特朗普主义所推进的民族主义政治本体论的大部分传统线索。最重要的是，主权不可渗透、不可分割的性质并未受到质疑，由此衍生的个人主义或原子论政治人类学也没有受到质疑。个人主义与“人类例外”关系密切，或许是主权“民族”身体的一个结果，或一个谓项；这个身体被从多重主权中撕扯出来，而那些主权不断质疑它，并积极重塑它，正如上升的海洋重塑国家领土的边界。 “很快，民族国家声称对一块无论如何正在脱离其掌控的领土代表全部主权，就会显得与国王声称行使绝对权力一样奇怪。”^[24]¶

我们在本节之所以开始质疑主权的本体论，是因为责任问题。坚持责任这一词汇十分重要，恰恰因为这里的“主权例外”--“人类例外”--本身就是一种回应：它回应的是集体依存的一种根本不确定的处境，这种依存既是跨国的，也是跨文化、跨时间、跨物种的；它还回应人类的多样性与异质性、人类／非人类的纠缠、主权的多重性，以及行星的有限性。换言之，这是一种否认自己是回应的回应，是一种“前所未有的移开目光”，却把自己装扮成面对族裔挑战与自由主义压迫时勇敢、独立的立场选择，是对唐娜·哈拉维所谓“回应能力”（response-ability）的彻底拒斥。^[25]哈拉维善于把思想从窒息它的僵硬围场中震松；我们应当向她关于回应能力的思考学习。哈拉维讲述物质与符号不大可能发生的结合所展开的历险，不是为了描述而描述、为了虚构而虚构，而是为了增加这样的机会：使我们有能力回应超越人类的组合，与它们共同生成，回应那些出人意料的共生者与伙伴，以及其他熟悉的或陌生的亲族。回应能力的词汇，既不追求统一，也不追求权宜，而是连接性的、逐渐增生的。它是一种处境化的、肉身性的、经过实践的承认：存在者“彼此攸关”，^[26]不是在“一”或“全体”的一般性、公理性意义上，而是在诸一、诸全体、诸多与诸少组成的多样体之中。因此，这恰恰是特朗普主义政治本体论无法容忍的，因为后者严格通过整体一块的主权划分来运作。要培养这种能力--重新拾取、延伸、转化并即兴应对深层与表层的不确定性、多物种的生存困局，以及共造的世界生成--就需要调谐于那种始终超出个体的东西--毕竟，有什么不超出个体呢？--更要调谐于超出“人类”本身及其“自然”的东西；伊莎贝尔·斯唐热以她特有的轻描淡写，称之为“关注的艺术”。^[27]可耻的是，2016年美国总统竞选及其主流报道，几乎没有触及那一窝被方便地概括为“全球变暖”或“气候变化”的、达到灭绝规模的生态政治问题，更不用说被归入这些能指的众多更具体、同样具有毁灭性的生态现象，或与这些能指没有直接关联的现象，例如进入水道、土壤和空气的有毒杀虫剂与其他化学污染物，以及不负责任的塑料、“电子垃圾”及其他废弃物处理技术。至于这些现象给贫穷国家带来的不对称影响，更几乎无人提及。正如罗布·尼克松精辟地指出的，这种缓慢暴力由于环境时间的跨世代节奏，以及生态活动在空间上的错位，缺少景观性或戏剧性，因此很少能够介入由“突发新闻”驱动的媒体周期。^[28]这些条件使培养回应能力的难度呈指数增长，并延续了（西方的、主权式的）自主幻觉--其中最重要的幻觉，是根本没有什么需要回应。^[29]¶

但任何存在者，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类，都不会独自行动。有意与无意的后果、预见与未预见的副产品、派生的与原创的行动和变换，都会从任何事件发生之处如涟漪般扩散。我们尤其应当关注这些偶发事件与效果，因为它们会影响我们的共生者；共生者接过我们的行动，重新转译，再将它们导向其他存在者，包括我们自身。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些持续发生的变换，不使自己有能力回应那些超出我们的东西，就会完全错失生态经验那脆弱却富有韧性的组织：它由相互联结的行动／反应链条构成，这些链条像以慢动作拍打的波浪一样，回转到它们所连接的一切行动者身上。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写作者拾取并转化启动她写作的那条关联线索，小心避免用那些过快聚合起来的集合体和抽干能动性的“大原因”来轻率指代，从而误述其轨迹、丢失这条线索；科学家运输铭写，以便一点一点在相异的参照框架之间建立持久联系，而不是召唤那些把主体与客体、人与自然划分开来的空洞认识论，用来解释结果的稳定性；如此等等。问题在于回应那些攫住我们的东西，甚至变得配得上那些攫住我们的东西；这意味着放弃那些只会通过让我们得出“毕竟，一切仍在我们掌控之中”的结论，来遮蔽并支配攫住我们之物的资源。¶

我们相对化得足够了吗？¶

第二章原注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