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

§1 最黑暗的因果性

“全球变暖这个概念是中国人为中国人创造的，目的是让美国制造业失去竞争力。”特朗普在2012年11月6日发推说。这只是特朗普关于气候骗局最出名的一条推文；一个网络档案收录了他在2012年11月至2015年10月间发布的100多条推文。这些推文直接否认全球变暖的存在，声称气候数据遭到“操纵”，还奇怪地指责环保“骗子”因为天气寒冷而不再说“全球变暖”，改用“气候变化”，诸如此类，冷嘲热讽，不一而足。^[1] 仿佛是某种诗意的报应（或不公），就在特朗普当选当天，世界气象组织发布了《2011-2015年全球气候》报告。^[2] 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证实，这五年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最暖的五年（此前的纪录由2010-2014年这五年保持），2015年则是截至当时最暖的一年，而2016年正朝着超过2015年的方向发展。^[3] 报告指出，“2015年也是全球气温比工业化前平均水平［无论采用1850-1900年还是1880-1900年的平均值］高出1ºC以上的第一年。”^[4]（请注意，研究人员、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及其他组织呼吁协同行动，将全球气温升幅控制在工业化前平均值以上1.5-2ºC；现在看来，这一前景似乎已遥不可及。^[5]）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还确认，2015年大气二氧化碳年平均浓度为400.0 ppm。^[6]（2013年5月的某一天，全球CO₂日浓度首次达到400 ppm；2016年3月，全球CO₂月平均浓度首次达到400 ppm。）根据2015年《温室气体公报》，2004至2015年人类活动排放的全部CO₂中，44%仍被滞留在大气中，其余56%则由海洋及其他碳汇移除。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还提供了其他温室气体，以及北极冰融化速率（海冰范围为有记录以来最低，这意味着融化速率已经上升）、海平面上升速率（2015年创纪录；2011-2015年持续上升，西太平洋尤为明显）、降水异常、热浪、寒潮、热带气旋、洪水、干旱与强风暴的最新数据，其中一些可以追溯到人为气候变化。^[7]¶

本书无意复述气候科学；我援引世界气象组织的报告，只是因为它恰好与特朗普当选同日发布。选举后，特朗普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时，比竞选期间更详细地谈及气候变化。面对一屋子的“自由派”记者，交易者特朗普比煽动者特朗普说得多得多。他的评论虽然散漫而含混，但这里仍将相关部分照录如下（省略号为原文所有）：¶

特朗普：……不过，有很多聪明人不同意你们。我思想很开放。我会研究许多已经发生的事情［即有关气候变化的事情］，我们会非常认真地看待它。不过，我保持开放的态度。

阿瑟·苏兹伯格：那么，先生，既然我们住在一座岛上，我想感谢您保持开放的态度。我们都看到了这些风暴现在造成的影响，对吧？我们亲眼见过。确确实实。

托马斯·弗里德曼：不过，您对此确实保持开放的态度？ 特朗普：我的确保持开放的态度。而且阿瑟，我们一直都有风暴。

苏兹伯格：但没有这样的。

特朗普：你知道，有史以来最热的一天是在1890年代，98年。你知道，可以为不同的看法提出很多说法。我完全保持开放的态度。

我叔叔在麻省理工学院当了35年教授。他是一位出色的工程师、科学家。他是个了不起的人。而他……很久以前，他有些想法--那是很久以前--他对这个问题有些想法。这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我不确定究竟会不会有人真正弄明白。我知道我们有，他们说一边有科学，可另一边又有那些科学家之间互相发送的可怕邮件。那是在哪儿，日内瓦，还是别的什么地方，五年前？糟透了。他们被逮个正着，你知道，所以你看了会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要告诉你：清洁空气极其重要。清洁的水，晶莹洁净的水，极其重要。安全极其重要。

而且你知道，你提到了很多［高尔夫］球场。我有一些非常、非常出色，而且非常成功的高尔夫球场。因为我的做法，你知道，我获得了那么多环保奖。我做了大量工作，因此获得了大量奖项。有时候我会说，其实我是个环保主义者，有些人会笑，而另外那些了解我的人知道，这是真的。开放的态度。

詹姆斯·班纳特：您说保持开放的态度，是说您只是不确定人类活动是否导致气候变化？您认为人类活动与此有关，还是无关？

特朗普：我认为目前……好吧，我认为存在某种联系。有某种，某种东西。这取决于有多少。也取决于它会让我们的公司付出多大的代价。你得明白，我们的公司目前没有竞争力。

它们真的大多没有竞争力。大概四周前，我开始在很多演讲里加上一句小小的话：自［乔治］W.布什以来，我们失去了70,000家工厂。70,000家。我第一次看见这个数字时说：“那肯定是打错了。不可能是70，不可能有70,000家，你都不会想到这里有70,000家工厂。”可它没有打错，是真的。我们失去了70,000家工厂。

与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已经不是一个有竞争力的国家了。我们必须使自己具有竞争力。我们缺乏竞争力的原因有很多。

那正越来越成为其中的原因。因为许多和我们做生意的国家，与我们的总统或别的什么人订立协议，然后却不遵守协议，这你们知道。而它们的公司生产产品的成本要低得多。所以我会非常认真地研究这件事，我想我在这方面有很大的发言权。我想人们会听我的话，尤其是那些不相信它的人。我们会通知你们的。^[8]

“存在某种联系”，但是“我们的公司目前没有竞争力”，所以，美国究竟会采取措施避免全球生态崩溃，还是反过来采取一系列措施使这一过程恶化、加速，“我们会通知你们的”。削减碳、甲烷及其他有害排放，对开采活动、管道等施加严格限制，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只有一线渺茫的可能，那就是排放不会被提高到彻底自杀性的水平。选举后的特朗普--正是那个与阿尔·戈尔会面的特朗普，按戈尔的话说，这次为媒体消费而精心设计的会面旨在就环境问题寻找“共同点”--稍受推动便至少愿意做出放弃长期否认运动的姿态，当即承认，对他而言，这个问题始终是经济问题，而非生态问题。但是，被归在气候变化或全球变暖标签下的诸种问题，具有不可化约的生态性与经济性--以及政治、法律、道德、认识论、历史等一系列性质，因为它们使一切教条式的学科围栏和界线都变得可疑。特朗普在选举前的否认言论与选举后的“开放态度”言论，在表面上互不一致，但在更深的意义上却完全是一回事。¶

首先，他对《纽约时报》记者和阿尔·戈尔所采取的和解口吻，只不过又一次展现了特朗普那尽人皆知的反复无常和两面三刀；如果他承认的“联系”微不足道、毫无威胁，以至于仅仅构成一枚筹码，可以在一种广泛的环境去监管战略中被下注输掉--这种战略旨在促进国内生产力，并让包括数名特朗普内阁获提名者在内的化石资本家中饱私囊--那么，他的议程与任何名副其实的生态改革之间都根本不存在“共同点”。其次，也更为重要的是，这两组主张--选举前的否认主义与选举后的不可知论--都预设了一个丧失生命力的世界：在其中，自然无法作出反应；被动、机械的自然在本体论上与主动、有意图的人类相分离；而在最坏的情况下，民族的经济利益仍有可能与那些侵入这些利益的自然过程取得平衡。下一节将会看到，从形而上学上说，这些言论预设了一个历史已经彻底终结的世界，以至于威胁无限增长的资本主义秩序的气候灾难根本不可能发生。一个毫无原则、认为一切皆可摆上谈判桌的虚无主义者，正与世界上最具破坏性的企业恶棍携手攀上政府最高层，这正是迄今最有力的证据。这样的发展只有在对末日已经过去抱有极端确信时才可能出现。¶

或许有人觉得，我对“自然”的批判有些过火；没有人真会持有这样的观点，而我的评论所针对的只是稻草人。我真心希望事情看起来确实如此，因为“自然”是一个荒谬而粗制滥造的构造物。然而遗憾的是，我并未夸大或横加指责。人们很少以我赋予它的形式来为自然辩护，即把它当成一种能够表述为论题或主张的本体论或宇宙论基础。希望对某些人而言，仅仅把自然的主张明确陈述出来，就足以驳倒它们。但是，无论它多么错误、多么不现实，这种本体论或宇宙论基础都并不罕见。仅举一个近期的例子：即使在我猜想不久就会被称为“批判气候研究”的东西之中，也就是围绕气候变化展开的大体上反资本主义的批判理论话语中，我们也能找到它。我们最不该料到在这里遇见自然，然而它却在这里颇为自由地流通。¶

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在他那部文笔出色的劳工与化石燃料社会史中，一再提醒我们：从来没有哪块煤靠自己压垮、撞倒或卷走任何人；煤、石油和天然气是通过特定的人类行动，才在物理化学和社会政治两种意义上成为力量形式的。^[9] 这一无可辩驳的观察以其鲜明的简洁性颇具吸引力，马尔姆也从中推导出重要见解；但它之所以具有误导性，恰恰是因为煤、石油和天然气从来不曾脱离社会关联。不存在这些实体不受联结纽带牵系的情况。即使埋在地壳深处，即使尚不为地表居民所知，地质过程（埋藏和沉积、板块构造加热）与选择性分解过程（化学关系的分解将碳以外的元素排除，并吸收汞等其他化学物质），也会创造并改变各种关联；正是这些关联界定了煤的边界和形式，也界定了环绕并穿越它的地下水循环和化学循环。这些过程有助于集中并保存凝结在煤层中的太阳能，封存大量碳，从而维持煤在地下的存在，也会从地下水流中移除铀这类效力强、且往往危险的化学物质。如果一定要说煤是什么，那么我们就不仅要考虑这样的地质和地球化学过程，还要考虑参与其生产和稳定的微生物与太阳的能动性。与地质和地球化学过程一样，这些也要求科学的工作；需要沉积学家、细菌学家、材料科学家以及许许多多其他人，通过传感器和仪器、理论与充足经费的介入，约束这些能动性，以强制或欺骗的方式将它们征召进来，以稳定这些物质过程。^[10] 所有这些过程共同制造出一个能量陷阱，一个集体性的非人存在；它由一种不同于其构成性诸能动性、慢得多的速度所界定。关注煤的物质性，就是捕捉它的力量联盟：它把哪些异质的力量、空间与时间束缚在一起，这些力量、空间和时间如何构成煤本身、界定它周围的世界，又如何在燃烧中得到释放。如果不关注劳动力、技术与工业经济的中介作用，就无法讲述煤的历史性；但把所有这些过程性的行动误认为非社会的，则是一种浅薄的人类中心主义。煤是一个碳社会。¶

我们之所以坚持这一点--所谓唯物主义历史学家很容易把它打发掉--是因为，一旦能动性（无论人类还是非人的）的曲折缠绕被压缩进自然这个黑箱（或黑石）中，就会错失一切。马尔姆对“自然史”与“社会史”的接合有着极为敏锐、不同寻常的感知；那么，他为什么还要再生产这一僵硬的二分法？在我看来，是因为在他的论述中--也不只在他的论述中--物质性已经被理想化。实际上，它是透明的，只是待在那里--直到人类劳动使它运动，这时它才获得人的维度。然而，实际情况是，没有任何东西本来就会是透明或惰性的（除非其他行动者合谋使它如此，而这件事本身也需要说明）；人类劳动被打上非人性质的烙印，与非人存在被打上拟人属性的烙印，同样经常发生。某个存在为了维持自身存在，需要经过其他存在；扩大而非缩减这些存在的范围，物质性便会失去其观念性，也就是说，它才成为唯物的。但是，唯物主义与“自然”互不相容。¶

不妨插入一个并非无关的旁论：马尔姆对那些常被称为“技术决定论”的话语，无论马克思主义的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都显得不耐烦，值得注意。这个标签有问题--它先行断定结论，而且往往言过其实；尤其是，这些理论出色地承担了把技术能动性纳入考虑所必需的工作及风险，却通常得不到应有的肯定--但马尔姆似乎准备将其全盘接纳，认定它对于任何被贴上这一标签的理论，都构成不言自明的反驳。然而，事情比这复杂得多；甚至完全有可能同时既是一位“技术决定论者”，又譬如是一位“政治决定论者”“神学决定论者”和“力比多决定论者”，因为关键恰恰在细节：究竟什么由哪些行动者决定，在什么条件下、什么位置上，按照谁的标准、谁的情境化、谁的时间性，等等。全世界的决定论，联合起来！但要准备好放弃对普遍天意的任何僭称。¶

如此加倍关注物质性，会有什么不同？说得非常清楚：我依靠马尔姆的论述，是因为我欣赏它；我并不认为，马尔姆对物质的理想化必然削弱或动摇他所追索的19世纪英国历史因果关系的论证。但我确信，这种去物质化让马尔姆的故事更容易讲述，也更容易为了稳定一个线性的历史叙事而聚焦。其代价是丧失某种机会：那些与文本实际抽取的历史脉络相交错的多重历史谱系，未能得到追踪。马尔姆的叙事由此得到的一个优势，是它可以声称，煤比水力“更适合资本”，仅仅是出于煤自身的性质--即马尔姆为了近似表达其物质性而说的“时空特征”：“通过人类劳动进入市场之后，存量的各个部分便在物理上自由流通，可以被燃烧，与其他燃烧者处于绝对的、甚至必然的分离之中。在这里，棉纺制造业者的私有财产找到了一种契合自身逻辑的能源：零散、分裂、易于集中和积累、可以分割。”^[11] 对资本而言幸运的是，煤本身就能按照资本主义生产方式预先给定的参数成为商品；无需提出反过来的问题：煤及其所集中的物质力量联盟，是否以及如何也帮助塑造或精炼了那种逻辑。然而，无论马克思主义还是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史家，都应提出这一问题：不仅要问厚实的物质性如何被还原为单薄的对象或商品，还要问这些还原如何改变“生产方式”自身的“逻辑”？（教条式的唯心主义回答--“没有改变，完全没有！”--并不足够。离开它声称加以汇集的交易，生产方式就什么也不是。）看起来，要提出这些问题，首先就必须把握那些维持某个存在--无论是煤还是资本主义--之存在的诸多存在的增殖。这样的探究未必会削弱马尔姆的论述，反而似乎可能强化其对于资本主义的理解：资本主义是一种偶然的权力组织，而非经济必然性的逻辑。因为这些探究表明，煤的物质性对于我们所知的资本主义如何与化石融合，产生了形成性的影响：资本主义要取得19世纪的形态，并在今天维持自身，就不得不持续经过煤这种存在。使资本被煤这类可携带、商品化的能源吸引的，并不是--或者不只是--资本自身的扩张运动；煤在物质上提供的可能性，也解释了资本的扩张运动。“资本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蒸汽；^[12] 取代这一点，或在这一点之外，还存在煤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的资本。历史向量方向的这一差别绝非无关紧要：它标示的，是一个无懈可击、真正自主、自我再生产的经济体系，与一个脆弱、物质上受制于他者、反应性的经济体系之间的差别。¶

那么，我们如何理解资本无可否认的贪婪--它那看似自我扩张、自我增殖的运动，以及它把自己（无疑也得到批判理论家的协助）化为普遍原因的准神秘能力？^[13] 正统的解决办法，是把无止境的扩张倾向写入资本自身的逻辑或结构：这就是它的本性。但如果尊重资本在物质上的他律性，如果尊重马尔姆所谓资本的物质基底（例如煤）的物质性，呈现出来的便是另一幅图景。资本的贪婪不是一种内在倾向或先验结构，而是资本所体现的过程--也就是经济化--本身之有限性的标志。我们不应设定某种自然必然性，而需要追踪那些物质转化，那些有限的、总被打断、始终有限而又构成资本本身的经济化过程，以此把握资本的无限性。^[14] 就此而言，化石不仅使资本得以实现其预定的历史命运，还使马克思主义者所谓的实际从属（生产资料的革命化）成为可能；它赋予资本以命运。¶

无论如何，便携、可积累的化石燃料确实使英国工厂主得以有策略地将工厂安置在人口稠密地区，最大限度地利用劳动力储备，避免受流水或气流那大都不容商量的地理条件束缚。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气候危机的一个起源确实是劳工危机：我确信，马尔姆正确地在19世纪英国劳资关系中，找到了煤与资本邪恶联盟的一个关键历史源头。然而，如果不把物质性理想化，还会凸显出另一点：生产方式远没有它自称的那样机械僵硬。这不是在说，把它关闭并找到替代方案理应是多么简单--有人在回应相关论证时如此指责。^[15] 这说的是，任何派别的反资本主义者都必须应对哪些属性。¶

现在，我们到了问题的核心。在高估资本的效力与自主性的同一个动作中，大地的能动性与回应能力被低估了。我们已经看到，资本的化石化相当于煤与资本之间的属性交换，资本因此获得非同寻常的流动性。摆脱水力和风力等来源相对固定性的束缚之后，资本可以轻易迁移，最大限度地利用国际劳动条件，通过抛弃反抗或有组织的劳工来压低成本（压低工资）。但容易被忽略的是，正是这种流动性--它与全球市场的扩张，以及制造供出口而非本地消费的商品，密不可分--产生了遮蔽大地自身流动性的领土--空间构型。这种构型正是广延之物（res extensa），即全球化所预设，而全球化批评者往往全盘吞下的那种空洞、均匀的几何广延空间。^[16] 陆、海、空贸易路线在这个全球体中纵横交错，取消距离的实在性（并忽略往返不息所需的巨量排放）；它不承认任何大地上的边境或界限，只由生产地与消费地的差异加以标记。这个全球体对那些实际上或许维持着它的大气条件或物质条件，以及它可能排除的种种生态经验，毫无感知。¶

与这一广延中的全球体相对，强度中的大地正在升起。我们很快就会学到如何更好地辨认二者。¶

§2 重奏诸种“终结”

那么，民族又如何？在第一篇文章中，我们曾瞥见“新自由主义终结”的政治转变，即其市场本体论服从专制代表体制；但更深层的构造性位移也不应被忽略。特朗普主义--再次说明，这个词尤其但并非仅仅指即将就职的特朗普政府的政治；目前在欧洲及其他地方不断再生产的整股民族主义政治浪潮，都属于它的语义视域，特朗普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在某个重要意义上，是一种远为复杂的形而上学与末世论运动的一个阶段。尽管美国乡村的支持者如此表达他们的自我理解，^[17] 这场运动并不是对逝去岁月的简单怀念；它是对时间终结的狂热信奉。不仅是信奉，更是一种绝对的确信：末日已经来过又离去，最后的边疆已然抵达，历史已经结束。从历史的灰烬中重新取回民族，并没有抛弃市场本体论，而是在新的构型中把它与现代政治主权的本体论熔合：全球体被去疆域化，不过是为了在民族之上被再疆域化。我们已经看到，这并不意味着拆除国际交换体制，而是对它进行超编码、重新布线，使它始终通过专制者的身体。这一切都不意味着对哈拉维所谓持续性（ongoingness）的觉醒，^[18] 对我们所纠缠其中的多重时间性与大地历史性的觉醒，仿佛现代人对历史终结的信奉终于姗姗来迟地被推翻，仿佛历史自身从沉睡中醒来。恰恰相反，民族的崛起既然是对全球体、对无地方性与无土地性造成的眩晕的反应，它就将政治能量集中在这些身体之间的张力上，并撤去对大地的关切。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特朗普主义对民族的投注，是可以想见的对大地最强烈的攻击，因为大地以这种方式遭到决定性的消音，确确实实被否定了。¶

然而，从政治生态学的观点看，未来四年民族与全球体之间无论展开怎样的张力，都注定不过是使人分心的景观。特朗普的民族主义（与那些畸形、不连贯、却不知如何维系到足以赢得选举的其他意识形态碎片一样）提供了一个集结点，一个汇聚分散人群的节点，一道想象的保护屏障；但在关键方面，它仅仅是全球体的一道烟幕，是一种隐秘的手段，用来赋权于特朗普支持者坚决拒斥的全球市场。特朗普主义是激进的民族主义；特朗普却从头到脚都属于市场。包括民主党人在内的进步派有理由担忧：一旦特朗普的支持者发现自己遭到大规模欺骗，他们就会到处寻找一位真正革命性的民族主义者，一个比特朗普更特朗普的人，并得出结论：要是这届政府肯听人民的话，那些工作本来就会回来，那些移民本来就会被逮捕，那些穆斯林本来就会被关进营地。（截至写作时，民主党似乎没有任何可信的计划来避免这一情景。）这一切都在扼杀大地的政治，进一步放大地球对化石资本已经荒诞不堪的依赖，把正常的政治话语推向越来越右的方向。下一位政治弥赛亚，将浸过石油而来。¶

布鲁诺·拉图尔的经典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提出，现代人的自我理解植根于一种宗教现象。现代人是启蒙与认识论断裂的人民，是科学革命、工业革命与政治革命的人民，是不可逆的时间之箭的人民，首先是进步的人民；一言以蔽之，是现代化的人民。现代人坚信：过去已被彻底克服，留在我们身后，不再有意义；我们--现代人--也已彻底将自己与那些他者、那些原始人、野蛮人、前现代人区分开来，后者不停地混杂自然实体与社会实体、事实与价值、实然与应然，而我们已将政治与科学区分，终于踏上唯一正确的道路。这种确信在宗教中找到了其最有说服力的基础。现代性的一项标志性姿态，是把宗教限制为个人灵性，并在同一净化动作中，在人与上帝之间拉开无限距离，以此使宗教工具化。^[19] 拉图尔将这种双重姿态称为“被划掉的上帝”。上帝缺席、退场、死亡，却又亲密而永恒。真正被“划掉”的是当下的时间性，因为这位上帝虽被请离舞台，却始终既在起源处，又尚待到来。也就是说，恰恰是现代人自己占据了上帝旧日的位置，将自己与自己的当下置于一个前现代的过去之后--他们把这个过去拒斥为无可救药地混淆一切的非理性乱团--又置于一个理性、纯净的未来之前，热烈拥抱这个未来，却从未抵达：“过去是物与人的混淆；未来则是不再混淆它们的状态。现代化就在于不断走出一个将社会需要与科学真理混为一谈的蒙昧时代，以进入一个新时代；在这个时代，究竟什么属于无时间性的自然，什么来自人类，什么依赖事物，什么属于符号，终于会被清楚地区分。”^[20]¶

拉图尔的《面对盖娅》第六讲重新讨论了这一主题。他沿着埃里克·沃格林关于政治宗教史的研究，将后来成为现代主义实现人间天堂的冲动，追溯到12世纪修士菲奥雷的约阿希姆的著作；约阿希姆在父的王国与子的王国之外，又引入了第三个王国：灵的王国。^[21] 约阿希姆引入的这一难以察觉的变异，并未被教会当局识破：“等待灵的王国，看来是对道成肉身教义的完美诠释；毕竟，道成肉身被界定为时间之中的永恒。”^[22] 然而，约阿希姆却将这个由持剑天使带来的王国，变成了“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的终结”。^[23] 等待“时间中的永恒”与“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的终结”，并不是两个相同的表述。前者标示了一种怯弱、犹疑、谦卑、不确定的宗教性在世方式，一种面对世界根本未完成性时的“恐惧与战栗”。后者则相反，标示着“一种新的可能性：通过灵及其继承者的侵入，尘世世界将获得完成、获得实现。生活在对末日的期待中是一回事；生活在末日实现之后，则又是另一回事。”^[24]¶

因此，约阿希姆所开启的，是对即将来临的 终结作出历史预测，并以激进、暴力的方式将这些预测付诸行动的能力，乃至必要性。宗教上对于基督再临的不确定与期待--内在性与超越性之间那条脆弱的纽带，以信仰的形式呈现--转化为政治上的确信：灵的王国必将在尘世实现。这种物质与精神的叠置，一举创造出一种全然陌生于宗教本体论的双重世界结构。^[25] 无论借助宗教战争、宗教改革与乌托邦运动，还是借助技术科学与政治革命，在历史之内实现历史终结的尝试都一再失败；这个月下世界，带着其惰性物质与流逝时间，证明自己无法容纳灵的超越性。然而，由于现代人只能在大地世界中发现不完满、夭折、停滞的超越的迹象，这个世界本身也对他们失落了。生活在“终结的时间”之中，就是与不确定性、与当下的不确定性一道生活；面对生态灾难而生活，其真正具有宗教性的也正在于此。现代人并不生活在终结的时间中；他们带着绝对的确信，生活在末世结束之后、灾难之后。拉图尔甚至说，“如果现代性没有如此深刻地具有宗教性”，那么“使自己适应大地的呼声就很容易被听见。但因为现代性继承了末日”，^[26] 于是，人们无所作为，或肆意诋毁气候科学，或以一种无力的伪异端姿态加倍排放。这种继承，再加上实现历史终结在历史上的失败，导致对世间万物的深深挫败感，甚至对这个世界的蔑视，以及对其历史性、物质性、反应性与大地性的全然麻木。它不断达不到某个理想，因而其自身的感知、能动性与内在性便遭到否认。重新拾起大地性的线索，努力捍卫大地及其主动／反应性的物质性，并努力使自己配得上它，这就是可称为“大地辩护论”的事业所指向的前景。正如莱布尼茨在《神义论》中努力捍卫上帝的正义，大地辩护论者也为大地的正义发声。¶

然而，对那些生活在末世结束之后的人来说，大地--作为大地的大地--已经死了。他们看见信号，理解数据，仍然不行动；或者相反，他们行动得太多，呼吁振兴煤矿设施和燃煤发电厂（说成“清洁煤炭”，以安抚心存疑虑的人），并彻底解除对化石燃料产业的监管。他们恰恰因为确知终结已经到来，而毫无禁忌：他们倡导的是地球灭绝，而非大地辩护论。无论以论证、科学、彩色图表，还是以海平面上升、冰层融化、物种消失或大气读数的实物展示，都无法使他们相信自己正经历末日，因为他们早已将末日抛在身后。¶

说清楚一点，全球变暖否认主义与科学并没有多大关系。一方承认人为全球变暖，并将其视为大地上生命面临的存在性威胁；另一方则加以否认--或者否认表明变暖正在发生的气候科学，或者否认变暖现象的人为起源。双方的争议并不是科学争论。如今，数据汇编、面向普通读者的摘要、经过同行评议的分析、图表、照片，以及通常谨慎克制的科研人员和机构不同寻常的警告，都已广泛流传；但无论多少信息、任何科学会议或政府间机构，都不能使否认论者承认自己的错误。如果在“相信者”与“不相信者”之间不存在通往共识的理性路径，那么，把正在发生的事情叫作一场争论，就并不恰当。环境保护署署长斯科特·普鲁伊特虔诚地呼吁“辩论”，而不要由“政府恐吓”那些不同意“相信”人为全球变暖者的人。^[27] 而在我们辩论之时，地球在燃烧，空气令人窒息，水位在上涨，世界上的雷克斯·蒂勒森们则在清点进账。颇为讽刺的是，鉴于普鲁伊特呼吁消除“政府恐吓”，他获得提名的那一天，也正是忧心忡忡的能源部工作人员泄露一份74项问卷的日子。这份问卷由即将上任的特朗普政府发出，索取气候政策会议及参会者的详细信息、与这些会议及人员相关的文件，并要求列明所有参与编制奥巴马政府“碳的社会成本”指标的人员身份。这次调查看起来像是一次撒网行动，意在找出下一场“气候门”（即全球变暖否认论者可以蓄意曲解，以制造下一个转移注意力的头条的邮件和备忘录），或者是一场狩猎行动，意在单独揪出那些倾向于“相信”全球变暖的能源部工作人员。¶

事实上，这场“争议”已不仅仅是表面的，而且是不沟通的。它如今--或许在某种程度上始终如此--是两种平行的生态经验形态之间的结构性不重合：生态究竟是一种广泛分布、相互作用、非线性、不可预测、波动不定、循环流转的多元体，还是一个僵硬、紧密的统一体？是主动的物质性，还是死寂的物质？是一系列相互联结、关系性的、递归的行动--反应环路，人类行动通过例如非人地球化学循环那迷宫般、黏滞的中介而返回其源头，并使人类获得感知；还是一个牢固、可知、机械的总体，对人类行动全然无感？^[28] 特朗普主义作出了坚决支持总体的决定。它的政治生态学将永久性、不可穿透性与普遍性赋予自然；其空间性只是广延，即广延之物。这样一种关于现实的总体化说明，为将特朗普推上权力宝座的排外身份政治，提供了必要的宇宙论基础。然而，它又深深依赖化石资本的流动地理。在这里，在对大地的歼灭之中，我们找到了全球体与民族彼此可怕的相互预设。¶

专制代表通过使权力自然化来运作，通过在神话与大众叙事中建立普遍者与专制者、自然与民族之间的一条直系谱系来运作。但当自然以我们已经看到的方式与化石资本交换了属性时，这种谱系就不可能不经过市场的过滤器；更确切地说，既然市场本身已被自然化，专制主义要维持下去，民族就必须扎根于其中。在这一点上，沿着德勒兹与加塔利的分析，专制者通过实施旧联盟与新联盟的联结性综合（将专制者设置为法律、经济、科学等回路中的必经之点），并通过一种析取性综合，使旧的血缘谱系（现代全球体源自普遍自然）溢入新的谱系（民族源自现代化了的自然），从而“将所有臣民汇聚到新的机器之中”。^[29] 这只适用于全球化之后的专制主义：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法律权力，早已致力于消除私人致富的一切障碍，包括公共福利；但特朗普主义的独特之处，在于我们可称为对新自由主义资本主义的政治从属化。¶

如果如此，我们就应该追问，地球灭绝究竟为什么会成为他们的使命：他们和他们的后代也必须生活在这个被他们的宇宙论系统性贬低的星球上。而且，作为金融圈人物，我们难道不该指望他们对冲风险、准备一套B计划，以防科学可信、化石燃料排放确实在推高全球气温、制造巨型风暴、摧毁作物产量、融化冰盖、抬升海平面等等，使地球踏上一条地狱般的轨道，飞奔向无可避免的死亡？这一期待在许多情况下落空，原因并不只是统治阶级相信地球工程解决方案会在危急时刻力挽狂澜；正如娜奥米·克莱因有力地表明的，更是因为他们确信，避免未来最恶劣后果的最佳方法，就是现在积累更多财富：¶

在富裕国家，我们将用昂贵的海堤和防风暴屏障保护主要城市，同时将大片由穷人和原住民居住的海岸线，留给风暴与上升的海水肆虐。我们很可能在全球尺度上照样行事，部署降低全球气温的技术修补方案，而这些方案对热带居民造成的风险，将远大于对全球北方居民的风险［……］。我们不会承认，那些因我们的作为（及不作为）而被迫逃离土地的移民，是我们的债权人；相反，我们的政府将建造越来越多高科技堡垒，采取更加严厉的反移民法律。

［……］

许多区域气候模型确实预测，富裕国家--其中大多数位于较高海拔地区--可能从略微变暖的气候中获得一些经济利益，包括更长的生长季，以及穿越融化中的北极冰层的更短贸易路线。与此同时，这些地区的富人已经开始寻找越来越精巧的方式，保护自己免受即将到来的极端天气侵袭。受超级风暴“桑迪”等事件刺激，新开发的豪华房地产项目正向潜在住户推销其昂贵的私人灾害防护设施--例如曼哈顿一处新公寓，从应急照明、天然气驱动的水泵和发电机，到13英尺高的防洪闸以及按“潜艇式”密封的防水房间，应有尽有。^[30]

显然，为变暖不可避免而又不可预测的影响做好准备是明智的，但这与由最富裕的少数人、为最富裕的少数人建立灾害防护与减灾的私人新市场，完全是两回事。后者相当于一种战略：现在就把全球变暖当作商业机会来利用，以便在西方人遭受较贫困人群眼下正在承受的那类冲击之前，积累更多财富。化石牟利及其所伴随的大规模碳释放，与其他一系列产业顺畅地嵌合；不仅包括可再生能源部门及在“地球工程领域”创新所需的技术与工程专长，也包括房地产、建筑、酒店服务、安保、保险等较传统的产业，更不必说农业企业了（孟山都等跨国公司已经在开发旨在抵抗全球变暖某些影响的转基因种子）。更热的未来看来并没有那么暗淡：所以，钻探、压裂、开采吧，因为一如既往，危险只会使增长机会成倍增加。而在个人层面，富人及其后裔都会安然无恙。安德烈亚斯·马尔姆列举了近期对穷人的伤害远比对富人严重的事件（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海地与曼哈顿的“桑迪”，孟加拉国与荷兰的海平面上升），并解释道：“在可预见的未来--事实上，只要地球上仍存在阶级社会--富人和特权者就会拥有救生艇，而绝不会有任何共同的灾难感。”^[31] 富人可以安装发电机和防风暴基础设施，搭乘私人直升机与飞机绕开堵塞的交通，雇用私人安保人员对付暴乱者和抢劫者，雇用私人消防人员对付野火和纵火者。权力并不会在反乌托邦中消失；相反，这部电影我们早就看过。¶

§3 地球灭绝是一项民族主义工程

鉴于上述情况，全球变暖及其预示的生态崩溃，主要威胁的是国内与国际的穷人。其危险将最严重地侵袭低地国家、小岛屿国家、南方，以及贝都因人这样居住在赤道以北沙漠中的社群。某些非洲和中东国家，早已为无休止的国内冲突、不稳定的政治体制与无尽的外国干预所困扰，还将遭受饥荒与干旱的折磨。所有恐怖主义温床都会被烤干、饿垮、烧尽。排出的碳越多，那些人群流散、破碎或死亡的可能性就越大；在此过程中，他们还将经历新的气候驱动的内战，这些战争源于水等必需资源愈加稀缺。众所周知，唐纳德·特朗普拒绝披露他打击“伊斯兰国”的战略：鉴于其民族主义、反伊斯兰政策，以及他接连任命著名的亲化石燃料、否认气候变化者和军事战略家进入内阁，我们若据此得出结论，认为加剧全球变暖事实上是伴随其复兴的经济民族主义而来的新殖民军事战略的关键组成部分，也情有可原。如上所见，崩溃的前景不仅有望增加美国最富者的财富，也有望将产油国中反抗的居民炙烤殆尽，在物理上撕裂他们的社区，使其领土不再适宜居住。通过以地球工程制造全球变暖，气候本身能够成为美国在无尽反恐战争中的主要武器。¶

这种地球工程用法与主流军事政策严重脱节。“地球工程”这个词通常指一些往往遥不可及的减缓技术，化石资本家和技术爱好者希望，这些技术总有一天能够中和或逆转大气中碳及其他温室气体的影响；而我们用它来指有目的地使地球变暖。不过，这种用法却十分符合已知的特朗普军事议程，更不用说其不惜一切代价求增长的经济政策，以及他那制造分裂、本土主义、好战的言论。他“比所有将军知道得都多”，那些将军不理解威胁，迄今也未能加以应对。他曾荒唐地谈论对穆斯林地区实施地毯式轰炸、杀死恐怖分子的家人。他首先承诺的是在国际舞台上展现力量，一场无法无天、无拘无束、令人作呕的火雨，将恐怖主义威胁永久铲除。按弗林中将的说法，伊斯兰是“一种已经转移扩散的癌症”，是伪装成宗教的暴力邪教。对特朗普而言，既然知道全球变暖对中东是一场灾难，对富裕美国人却是一种福音，这场可憎的、由化石燃料驱动的地球工程实验就再合理不过了。^[32] 地球灭绝是一项长期工程，当然，特朗普至多只能任满两届，每届四年；但其政府在这段时间里采取的政策立场、达成的协议，将绰绰有余地确立一条路线，即使继任者有意彻底改弦更张，也难以将其逆转。^[33]¶

以这种方式把气候武器化，与正在填满特朗普内阁的传统自由意志主义保守派的占有性个人主义，以及特朗普主义身份政治极善于利用的白人民族主义／至上主义，完全一致，甚至还会促进并奉承它们。设想一下，在一个全心信奉特朗普主义的意识形态家眼中，尼罗河三角洲毁灭性的缺水与不断上升的气温相结合，会是什么样子。没有充足的水（幅员辽阔的中东／北非地区仅拥有全世界可再生水资源的2%），哪怕气温仅仅小幅上升，农家也不得不放弃大片土地，因为庄稼不再生长，而越来越高的温度又刺激害虫，将勉强长出的作物毁掉。食物和饮水匮乏已令人无法忍受，他们必须迁徙，哪怕仅仅为了活下去；随后，他们或者在饱受战争蹂躏的城市面对令人难以承受的失业，或者克服重重困难，努力寻找通往一个尚有像样经济的新国家的道路。成千上万的气候移民已经在逃离这些国家。未经遏制的全球变暖，必将重创中东／北非的农业经济，摧毁社区，颠覆生活。在一位吹着空调、吃饱喝足、年收入六位数的美国人眼中，他／她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享有的特权与繁荣完全是自己一个人的功劳，而且正是这些定义了他或她的存在（我在这里坚持同时写出男性和女性，是为了避免一种误解，即特朗普主义仅由男性占有），那么，在某个层面上，这些阿拉伯人和非洲人生命的毁灭，看起来就像是他们自己的过错，是由自然本身流出的后果：这些人没有充分利用自己的处境，他们必须承担这一失败的代价。为什么他们失败了，而我们这些吃饱喝足的人，却取得了超乎最狂野想象的成功？因为他们具有某种天然缺陷。再多的外援也帮不了他们，无法真正帮助他们。与其试图改善他们的境遇，不如稳固我们国内的经济，因为他们一再证明，自己无法真正从自然状态中脱离出来。简而言之，他们根本就不真正是人。¶

我们或许希望，国际法会为这种等同于蓄意毁灭地球的道路设置不可逾越的障碍。但这一极不人道的战略，实际上几乎不存在国际法障碍。遗憾的是，没有可执行的国际法律义务，要求美国采取措施对抗气候变化。2015年《巴黎协定》规定，美国与协定其他缔约方一样，必须制定“国家自主贡献”（NDC）。美国的国家自主贡献设定的目标，是到2025年将温室气体排放降至比2005年水平低26-28%。然而，它没有强制执行机制。当然，特朗普已誓言退出《巴黎协定》；即使这一尝试因技术性原因失败，未能取得进展，甚至未能按协定要求报告，也只会带来非正式告诫这种微弱的法律后果。奥巴马总统依据《清洁空气法》颁布的行政命令《清洁电力计划》，对于实现国家自主贡献至关重要。该计划要求发电厂减少碳排放。特朗普提名领导环境保护署的斯科特·普鲁伊特，当时正率领一个由各州总检察长组成的联盟，提起法律诉讼，质疑该计划的合宪性。让这项计划失败的办法有好几种，而让它存续的办法几乎没有。即便不考虑合宪性诉讼带来的不确定性，环境保护署也必须执行该计划，而在普鲁伊特领导下，该局极不可能这样做。如果这项计划经受住法律挑战，共和党控制的国会也可以迅速通过法案，将其废除--这一举措将对环境法产生严重而持久的后果。又或者，计划被裁定违宪，环境保护署拒绝对这一裁定提起上诉，从而把为该法律辩护的负担，留给那些已经参与诉讼的州及地方政府介入方。¶

挑战全球变暖武器化最有力的法律基础，或许是《禁止为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公约》；美国于1980年批准了这一条约。它没有专门考虑人为全球变暖可能被加以刺激、用来攻击其他国家的情况。但它禁止出于军事或其他敌对目的使用“改变环境的技术”。这个术语的定义很宽泛：“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来改变地球--包括其生物群、岩石圈、水圈及大气圈--或外层空间的动态、组成或结构的任何技术。”^[34] 在完全知晓气候后果的情况下增加化石燃料排放，可以说符合“改变环境的技术”的定义，也就是通过蓄意操纵自然过程来改变大气组成的技术。公约提供了一个非穷尽的例示清单，列举公约所称改变环境技术可能引发的现象：“地震；海啸；某地区生态平衡的紊乱；天气形态的变化（云、降水、各种类型的气旋及龙卷风暴）；气候形态的变化；洋流的变化；臭氧层状态的变化；以及电离层状态的变化。”^[35] 拟议中对人为全球变暖的使用，符合上述不止一种条件。下一个要件看来也能满足：被禁止的技术，是那些“具有广泛、长期或严重影响”的技术。^[36] 公约以一系列谅解解释相关术语。“广泛”是指“涵盖数百平方公里规模的地区”；“长期”是指“持续数月，或大约一个季节”；“严重”则是指“对人类生命、自然和经济资源或其他资产造成严重或重大的破坏或损害”。^[37] 当所讨论的改变环境技术是武器化气候时，这三项似乎全部得到满足。接下来的问题是，拟议中对人为全球变暖的使用，是否构成“军事或任何其他敌对用途［……］，作为毁坏、损害或伤害任何其他缔约国的手段”。^[38] 尼日尔、阿富汗、科威特、阿尔及利亚以及其他中东／北非国家，都是该公约缔约国；可以设想，它们可能向联合国安全理事会提出申诉，并提交支持证据，以寻求公约的执行。最难满足的要件，是证明这种使用确实具有敌意，是蓄意毁坏、损害或伤害的手段。玩世不恭地否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或者宣称即使它正在发生，也与人类可控制的温室气体排放没有因果关系，只是辩护论述的第一层盔甲。安理会调查会不会认定，撤销环境监管、鼓励或采取其他措施强化碳排放，就构成对特定中东／北非国家蓄意敌对的证据？这种可能性很低。国际法不大可能对地球灭绝构成有意义的约束。¶

就连难民法也帮助甚微，因为传统上，联合国仅在传统战争或迫害的情况下承认庇护需要及不遣返义务，而不适用于气候战争。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公署（UNHCR）甚至在2011年4月发表声明，解释说，就难民法而言，“‘气候难民’与‘环境难民’这两个术语都不是准确或有用的名称，因此应避免使用”。^[39] 难民署转而指向国际人权法（但同时指出，“逃离气候变化影响的情况，能否达到现有人权判例法所确立的门槛”，从而触发不遣返义务，“仍有待观察”^[40]），以及各国关于体面行为与合作的非正式标准，将其作为处理被迫生态迁徙的依据。¶

这不是说，当美国采取主动增加碳排放的政策时，国际社会将完全束手无策；但要看出怎样才能让它立即停步，确实困难。其他国家可以实施制裁或贸易限制，对美国利益造成重大损害。例如，将美国资本冻结在海外，或实行禁运、对从美国进口的商品加征关税、设置其他贸易壁垒，都会对特朗普在美国公众心中的可信度产生巨大的负面影响。然而，考虑到一触即发的特朗普掌握着这个国家的核武库，还像漫画恶棍一样呼吁新的军备竞赛，这似乎不是一个令人乐于接受的选项。而且，它往往会在国际舞台上制造更多不稳定和不安全，后者在国内总可以被包装成一种强有力的理由：在威胁过去之前维持现状。讽刺的是，在这里，与第二位布什总统任内的情况一样，政府自身才是不稳定的来源。使国内外永远处于不安全状态--这就是特朗普主义从布什与切尼治下新自由主义和新保守主义的纠缠中学到的教训。¶

这一粗略分析，为全球变暖否认主义何以持续存在、并登上美国政府最高层，提供了一种不同且令人不安得多的解释。按照这种解释，否认主义所服务的，不仅是保护已经积累的财富，甚至不仅是让人口中最富裕的那一小部分进一步扩大财富；它也不仅仅是一种防卫机制，用来阻止财富再分配、避免国家干预经济事务、最大限度减少产业监管。我们只需要按字面相信史蒂夫·班农的话。他在大选后的第一次采访中（奇怪地选择了《好莱坞报道者》）解释道：“黑暗是好东西。迪克·切尼。达斯·维达。撒旦。那就是权力。他们［民主党、媒体］弄错时，只会帮到我们。他们看不清我们是谁、我们在做什么时，就会帮到我们。”^[41] 对此，我们是否也应该“认真对待，但不要按字面理解”？将班农理解为承诺制造一颗确保毁灭地球的“死星”，或许过于“字面化”了。那会是无稽之谈，只是科幻小说；真正的死星早已存在，就在我们数量众多的化石燃料开采技术与加工设施之中，在我们的燃煤电厂、管道、由化石燃料供能的电网、商业和住宅的燃油燃气供暖系统，以及吞吃化石燃料的飞机、货船、半挂卡车、汽车之中。“黑暗是好东西”；当我们被那场围绕全球变暖是否真实的人造争论分散注意力，忙着“看不清［他们］是谁、［他们］在做什么”时，突然间，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成了我们的国务卿，否认论者斯科特·普鲁伊特成了我们的环境保护署署长，而亲煤炭的气候怀疑论者赖恩·津克接任内政部长，大开闸门，让人们在联邦土地上钻探、采矿、压裂，并毁灭性地破坏那些绝对不可或缺的森林。这一战略的妙处就在于，推进它几乎不需要多少改变：只需强化一切照旧所产生的排放即可。旨在实现能源、交通及其他流动的现代化并加以强化的基础设施项目，是合理的保护措施，因为这些流动维持着那些通常不受剧烈天气波动影响的美国社区；边境安全措施也是如此，它们旨在遏制可以预见的气候难民潮--这些人逃离的土地已经被淹没、变得干旱，或因其他原因不再适于居住。与此同时，在西非、北非和中东，随着居民逃离（或死亡），原本无法获取的自然资源可供开采；而在极地地区，钻探和压裂也变得容易得多。其他对资本流动更有用的脆弱国家，则产生新的气候安全需求，要由西方技术来满足，而资金来自西方银行发放的掠夺性贷款。¶

在全球体的时代，企业把生产迁移到中国、印度与孟加拉国，并不一定想通过迁移过程中增加的碳排放，使气候进一步失稳；这的确是事实。全球变暖加剧，是全球化石资本这场流动盛宴的非意图后果。如今，它已经成为一种有意追求的后果。从这个角度看，南部边境墙与其说是遏止墨西哥／拉美裔移民的屏障，不如说是一个民族围栏，使富人同全球南方及其他一切在气候武器化中遭受附带损害的领土隔离开来。而这不可能不像一个“第四次转折”的阶段--这一转折正是现代约阿希姆主义者史蒂夫·班农热切追求的。¶

§4 战争与死亡政治

数十年来，埃克森美孚、雪佛龙、壳牌、皮博迪、科氏工业与英国石油（BP）等化石燃料利益集团，以及美国石油学会（API）、美国繁荣组织、哈特兰研究所和美国立法交流理事会（ALEC）等行业组织、亲化石燃料游说团体与智库，一直在私下发动一场针对气候科学、发展中国家和后代的战争。但特朗普当选，则是一份正式、公开的宣战书。我们应当感谢特朗普主义揭露了美国乃至西方诸民族及其存在方式的一个根本真相：“人民”的分裂，不仅在于表面的政策问题，甚至也不仅在于更深层的政治目标--譬如总统候选人反复吟诵的“这个国家应当成为什么”--而在于基础性的本体论或宇宙论层面。简而言之，在那些被民族标记过于仓促地统一起来的集体之间，存在着一场战争。我对特朗普当选的惊讶，就是这件事的一个指标。我十分清楚那些有组织地反对气候科学的行动、阴谋论，以及右翼以增长和不干预之名，试图破坏哪怕最起码的、与气候有关的公共卫生与安全监管。然而，直到选举之后，直到广泛阅读关于“特朗普选民”这一复合形象的材料之后，我才理解到：数千万美国人生活在一个全球变暖确实必定是骗局的世界里。而他们确实生活在这样的世界中--导向这一结论的，并非缺少细致分辨，而是投票这一行动，无论人们为它套上何种合理化解释。它必定是骗局，因为中国和印度没有缩减生产；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只有上帝才能控制温控器；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天还会下雪；它必定是骗局，因为否则，无土地性所带来的存在性眩晕将令人难以承受。¶

个别特朗普选民或许会反驳，全球变暖只是他们考虑的众多“议题”之一，他们判断它对自己并非至关重要，而且他们其实也认为全球变暖是真实的、由人类驱动的--但出于几个理由，这仍然是否认主义。它把生态误当成信不信的问题（生态其实是行动、责任与共存的问题）；它不仅使生态从属于经济因素，还使之从属于狭隘的私利；而且，其结果是将公然的否认主义送上最高政治职位。因此，假如选民在思想上接受全球变暖的现实，同时却拒绝按它所要求的方式作出回应 的可能性（无论出于经济、道德、宗教或其他理由），情况就更糟了。如果施行先于能力，如果行动决定存在，那么，任何个体化的事后合理化都不重要。特朗普、蒂勒森与班农明白，全球变暖对世界大部分地区构成严重威胁，但他们判断，这同时是一个更大的资本主义机会，也是巩固全球政治权力的根据。不过，本节我关心的是特朗普主义宣布的那场政治生态学意义上的世界之战。¶

“异教徒的大地”，是我们为特朗普主义及其他新自由主义民族主义政治体制下这种生态战争状态所起的名字。^[42] “异教徒”（heathen）并不只是“异教信仰者”（pagan）的同义词；它同时带有词源上和当代的意味，使其在此处尤其恰当。当然，它确实意味着“异教徒”：一个异教徒不承认某种权威，而这种权威应当同时适用于她自己和指责她信奉异教的对话者。传统上，异教徒不承认犹太--基督教上帝的权威（这与不承认那位上帝并不是一回事），这使她与偶像崇拜和亵渎的罪相联系。因此，异教首先意味着一种无神状态，一种共同权威的缺失。“Pagan”所带有的乡野意味，也同样适用于“heathen”--“heath”就是一片原野--不过，在这里，原野并不特别肥沃，有些来源将其与古英语中表示荒地的词联系起来。乡土气息与粗野、不文明的举止，进一步构成了古代异教徒的形象。在这些性质之外，现代异教徒--包括但不限于以此为名的北欧新异教宗教复兴运动--又加入了种族或族群身份的因素，在某些情况下还有（北欧）种族优越性；这种优越性不是以文化差异为根据，而是以通过出生血缘而依附于某片土地为根据。¶

异教徒的大地界定了一种存在状况，一种全然缺少共同认可权威的死亡政治纠缠。^[43] 德里达对异教传统中的重要人物沃坦／奥丁作出一句切中要害的评论：“主权正是他的本质。”^[44] 这里的意思并不是说，特朗普主义或欧洲民族主义浪潮代表或近似于古代或现代异教，也不是说特朗普支持者之所以算异教徒，是因为他们拒绝了某个我们却予以承认的世俗神祇的权威。真正的意思是：随着特朗普主义的到来，以及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两种政治生态学之间的冲突，多重的大地本身--既具有永久性、冷漠与普遍性，也具有脆弱性、感知性与大地性--连同其诸人民或ethnē（有些说法认为，这个词是“heathen”最初的希腊语词根），如今都卷入了一场可能将其化为贫瘠荒地的斗争。这难道不正是“主权的本质”：使之荒芜？¶

若直截了当、毫不含混地说出来--特朗普政府将全球变暖视为一种毫无保留的资本主义好事，它有望让最富有的美国人进一步致富，同时推进民族的政治与经济利益，并通过一种由化石燃料驱动的气候超距作用，损害或摧毁其敌人--地球灭绝命题势必引起怀疑。班农说“黑暗是好东西”，但这个论断已经超越黑暗，或许到了难以置信的地步。毕竟，直接证据少之又少，无法充分证明全球变暖否认主义实际上是个幌子，旨在掩盖更黑暗的动机，并为驳斥“气候正被蓄意武器化”的指控提供根据。一旦被推到极端，这一命题就难以与其他黑暗因果性区分，例如特朗普主义所拥护的移民／罪犯、穆斯林／恐怖分子理论。这未必是我们愿意与之为伍的同伴。¶

不过，我的看法恰恰相反：只有在预设了以中间派方式组织政治的先验结构时，这一命题才显得难以置信。正如第一篇文章所见，中心无法维系：特朗普主义告诉我们，即便新自由主义市场装置仍然活跃，新自由主义的政治中心却已经死亡。因此，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尝试以反身性的方式为自己的政治奠定基础，因为我们曾赖以获得稳定的指南针已不再起作用。在中间派范式中，不可能理解地球灭绝命题的政治取向--在那个范式下，它不仅难以置信，而且严格说来不可思议。它必须被置于我们所谓的大地辩护论政治生态学之中。换言之，这一命题向我们提出了一个要求严苛的元政治问题：中心崩解之后，政治结构必须呈现什么样子，地球灭绝命题才得以被表达？全球变暖是一场仿佛以慢镜头展开的复杂社会--技术--自然灾难，它全然前所未有，因此，对它的政治解释不能借助既存的参照框架。^[45] 地球灭绝是这样一种解释；然而，孤立地看，它无法被理解。它的意义来自它与自己声称要在宇宙论、政治、法律与道德意义上加以排除的东西之间的联系：大地辩护论。^[46] 说中心无法维系，最终意味着我们必须在地球灭绝与大地辩护论之间作出选择；但首先，我们必须准备好说明，大地辩护论的政治生态学究竟由什么构成，以及它如何重新定向政治。只有这样，地球灭绝才在政治上变得可理解。¶

通过生态及其存在者、其范畴来进行政治争辩，有使生态科学变成伊莎贝尔·斯唐热所谓“新的主导故事”的危险。^[47] 这相当于陷入我们已经批判过的科学主义形而上学，将某种先验不确定性原则提升为统摄性准则。我们不否认不确定性在政治与生态问题中的重要性，但必须抵制这种诱惑：把一个以决定命运的“偶然性”为形式的新超越者奉为神圣。^[48] 换言之，有必要坚持我们已经定义的物质性，坚持内在性、联盟、具体的持续性、有根基的斗争与地方性异议的价值。“大地辩护论”这个术语本身，也可能被听成终局性或普遍性的声调，仿佛它声称要在生态统一性的庇护下，消解一切分化与分歧。事实与此相去最远。相反，它表达的是：一切单一文化的拉平、一切类型的本体论净化，都是不能容忍的。它以多种存在方式的多元主义，以感知与联结、发明与更新的诸种技艺，取代任何主导故事：简而言之，是要求存在的新技艺。¶

莱布尼茨《神义论》背后隐藏的发动机，是这样一个定理：omne possibile exigit existere，一切可能之物都要求存在。^[49] 误读这个定理的方式有很多，例如把它当成关于最适者潜能存活的原始达尔文主义学说，或当成一种经济主义隐喻，使18世纪初欧洲扎根生长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自然化。这些误读并非毫无成果，但它们错失了根本之处。这个定理必须与《神义论》对神圣选择的明确说明结合起来阅读：上帝选择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使之成为现实世界。在这一论证中，确实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经济化环节，但它属于神圣选择定理的功能，而不是“要求”（exigentia）定理的功能：按照前一定理所包含的最优原则，现实世界就是那个以尽可能低的代价、以必要形而上学法则的绝对最少数量，实现尽可能高程度的和谐与完善--也就是尽可能高的世界复杂性--的世界；最小投入产生最大产出。莱布尼茨研究者一直在与这两个定理之间的不一致搏斗：如果上帝选择最好的可能世界，那么，可能性存在者究竟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够相互争斗、努力，或阻止彼此进入现实？反过来，如果可能性存在者相互争斗、努力，并阻止彼此获得现实性，那么，又是在什么意义上能够说上帝选择并实现了一个世界？现实世界究竟如何被创造：由上帝通过他的选择，还是由诸可能者通过彼此的关系与协商？是经济化，还是增殖？是静态发生，还是动态发生？莱布尼茨似乎讲述了两个故事：一个关于无限智慧、专注于整体的超越性操作者（所有可能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包括灾害、灾难、不义与邪恶）；另一个关于众多提出要求的力量，它们在潜在层面彼此编排着通往现实存在之道路的可共存性。我一直对伯特兰·罗素那种不甚坚定的论证抱有怀疑：即应将莱布尼茨思想理解为分裂成教条的“公开”面向与激进的“私人”面向。但如果这一图式含有一点真理，或许就在这一特定的差异中。不论怎样组织莱布尼茨思想，有一点很清楚：按莱布尼茨的说法，上帝创造一个总体世界，但那些界定世界以及其中所发生之事的“造世界”活动，却是地方性的程序，即使它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经过上帝的虚拟心灵。^[50]¶

德勒兹认为，莱布尼茨代表了某个“精神病性发作阶段”；继它之后，神学理性失势，由工业化的兴起取而代之，于是出现一切原则都被丧失的神经症状态，譬如马拉美与尼采的著作所反映的情形：当神学理想受到来自四面八方的攻击时，如何挽救它？“巴洛克的解决办法如下：我们要增殖原则--我们总能从袖口下面再抽出一条新的--由此改变它们的用法。我们不必问，哪个现有对象对应某个既定的明晰原则；而要问，哪个隐藏的原则回应任何给定的对象，也就是这个或那个‘令人困惑的案例’。原则本身将被反思性地运用。给定一个案例，我们便为它发明原则。这是从法律向普遍判例法的转变。”^[51] 这里的判例法（jurisprudence），不应被理解为对纯粹法律原则预先规定的系统化或重构；恰恰相反，它是一种创造依附关系的发明性实践，新的原则可以从这些关系中涌现。值得注意的是，德勒兹接着解释，这种普遍判例法的技艺，与通常理解的法律不同，并不遵循直截了当的战斗或竞赛模式，而是一种“比起歼灭战，更接近游击战的非战斗”；在其中，“你不是要捉住对手、将他化为缺席，而是包围他的在场，以中和他，使他成为不可共存的，将分歧强加于他”。^[52] 这种情境性原则的疯狂增殖，反对一切一般化与抽象解释，恰恰把“要求存在”的含义戏剧化地呈现出来。判例法描述的，正是莱布尼茨在“omne possibile exigit existere”这一公式中赋予神圣地位的那些地方性的造世界活动。¶

这个公式告诉了我们许多有关自身政治生态学的事情。首先，它帮助我们理解地球灭绝命题：如今我们可以将其理解为一个隐藏原则，回应特朗普主义使全球变暖否认主义合法化、并将其推崇备至这一“令人困惑的案例”。我们所居住的不是机械、惰性的自然，而是相互作用、脆弱的大地；我们所代表的不是具有主权、统一的人类，而是某种不可避免具有地方性、由纠缠的人与非人所构成的集体。那么，对于眼前给定的对象，我们还能如何解释？这个对象就是：政府行政部门被种族主义者、排外者和化石资本家掌控；他们公开否认全球变暖正在发生；他们不仅打算取消现有温室气体排放监管，还要蓄意增加碳排放；他们十分确定，国际穷人，尤其是那些最可能与原教旨主义及恐怖组织结盟的人，将承担变暖的代价；他们深深鄙视伊斯兰，并将其视为应从人群中根除的癌症。在以中间派方式组织的政治中不可思议的东西，在这一新构型中却变得无可否认：所有线索只有在地球灭绝命题中才汇合到一起。¶

然而，我们仍可能望而却步，并对这个命题的“强”版本和“弱”版本争论不休。强地球灭绝命题会声称，特朗普主义是一套行动方案，为了本质上军事性或其他敌对目的，而有意强化全球变暖；弱地球灭绝命题则会声称，特朗普主义出于本质上经济性或其他并非公开敌对的目的，被动地允许全球变暖加剧。后一个版本把地球灭绝视为各自独立、个体上理性的政策决定所造成的偶然、累积、非理性结果，难道不是更有说服力吗？在这里，将地球灭绝与核战争中的“相互确保摧毁”相对照，很有启发性。E. P. 汤普森正确地指出，把意图或“犯罪性预见”归于冷战的统治精英，除了安慰无权者之外，几乎无济于事，因为毕竟不应指望这些精英下令将自己毁灭；相信某人在某地操纵一切，是一种否认政治局势特殊性的方式，而这种局势实际上是由分散力量未经计划、不受控制的并置所界定的。^[53] 但地球灭绝没有同样的缺陷。毫无疑问，为当前历史时刻铺路的长期行动进程--蒸汽机的发明、制造业转向煤炭动力等等--充满偶然性与非线性互动，就像核军备竞赛之前政治、军事与产业联盟的融合一样。然而，在这里，统治精英相对而言隔绝于--或自认为隔绝于--全球变暖的最坏影响，而且有望在经济与政治上都从其恶化中获益。与冷战不同，在这一局势中，安慰无权者的，恰恰是对非意图后果之根本偶然性的信仰；接受地球灭绝是一场历史意外，远比接受它是一项战略容易得多。¶

此外，从政治生态学立场看，强弱地球灭绝命题的区分似是而非，因为，鉴于已有大量气候数据表明危险的变暖趋势，以及其他证据，我们能够、也应当推断出意图；推定意图并不比实际意图更少应受谴责。无论如何，回到主题，这个命题的两个版本都不兼容以中间派方式组织政治的做法；二者都将政治结构拉向一个黑洞。¶

其次，莱布尼茨的公式还帮助我们解读这一新政治构型本身。主流媒体采纳一些轻巧的时髦词，试图为其赋予特征--“后事实时代”“另类右翼”等等--但这些词只能近似表达政治如今所处的无神状态（在缺乏共同认可权威的意义上）。公共 舆论正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分裂。不仅新闻机构--原先的主流正在变成边缘支流，与从前声名不佳、缺乏可信度的信息来源几乎处于同一层次--就连传统上值得信赖的政府机构，如中央情报局（它报告称，俄罗斯黑客蓄意帮助特朗普参选）和联邦调查局（它在选举前数日发布了与克林顿邮件有关的令人困惑的信件），更不用说那些体现官方承认全球变暖存在的机构（环境保护署、能源部、NASA、NOAA等），也都被主动卷入政治争辩，相比甚至仅仅选举前几个月，都更加难以声称自己拥有权威地位。你可以将其称为对公共机构、媒体、政府、科学、建制的信任危机；但无论如何诊断，有一项因素无法忽视：利用新政府的不透明性，各个领域中的黑暗因果链都在增殖。显然，当不可共存的系列汇合，而又缺少一个能够禁止它们共存的中央调节者时，事情就会如此发生。莱布尼茨曾以与“要求”定理相同的调子写道：“quicquid existere potest, et aliis compatible est, id existere”，凡是能够存在、并与其他事物相容的东西，就会存在；但这些其他事物中的一个，是一切可能系列共同的权威，也就是上帝。随着任何能够保证一致性的共同权威的丧失，政治世界变成了一个不一致性平面。因此，这绝非偶然：特朗普通过推特与公众作出“直接”、据称未经筛选的沟通（在这里，传播网络被特朗普改造成一种自我--技术义肢，媒介确实就是信息）；拒绝回答媒体那些未经审核、未受控制的提问；反复欺骗，将哪怕只有一丝批评意味的新闻报道斥为“假新闻”，不仅使特定新闻媒体失去合法性，也使它们赖以存在的、基于共识的意义结构本身失去合法性。通过这些做法，特朗普正在为自己定位，以占据共同权威的空缺位置--这是第一章讨论的专制代表逻辑的一个关键维度。¶

第三，莱布尼茨的公式提示了一种抵抗战略：与其期待打出一记决定性的致命重拳，让否认主义与地球灭绝命题归于灭亡，不如寻找办法，迫使它们不知不觉地进入一种新的拓扑结构，在其中，它们不再与任何现实的造世界活动可共存。这一战略预设了一定程度的一致性或稳定性，而这似乎正是当下政治结构所缺乏的，因为它假定存在一个可以调节共存关系的区域：即便不是由某种神圣选择者来调节，也是由内在要求的具身斗争来调节。因此，有必要发明这种拓扑结构，刺穿专制者的身体，夺回其中的某一部分。简而言之：要现实；要求不可共存之物。¶

§5 最实在者

大地辩护论的目标，是构成一个具有最大实在性的世界，但仅仅指出自然或全球体的不足，并不足以抵达这个世界。大地辩护论始于这样的认识：实在的、最实在的东西--ens realissimum，最实在者--仍有待发明。奇怪的是，正如哲学家曾不得不论证上帝的存在，今天，他们不得不论证大地的存在。然而，神学理想建立于不可动摇的确信，而大地的实在，却只有在惊惧、不安、恐惧与战栗之中才能遭遇。¶

特朗普、蒂勒森、普鲁伊特、佩里、塞申斯与津克，这六个人物，有的明确否认全球变暖或其人为起源，有的虽未明言否认，却仍推动化石开采与消费的激进扩张；当他们占据有权重塑环境政策的政府关键职位时，^[54] 气候研究人员终于开始像卷入战争的人那样行动。特朗普当选、任命一个极端反科学的内阁之后，更不用说能源部内部流转的那份令人警惕的问卷，研究人员开始向特朗普和公众发表公开信、签署请愿书、举行示威（甚至穿上作为道具的实验服），呼吁气候行动，并开始彼此低声讨论如何组织抵抗。律师们开始自愿向可能遭新政权或其更加肆无忌惮的企业盟友攻击的气候研究人员提供公益法律服务；其他人则提供金钱，以及数据库专长、服务器空间与其他数字资源，以填补他们无法再获取联邦资源之后将出现的空缺。他们谈论“战斗号召”，甚至谈论对海量联邦气候数据进行“游击式归档”，担心这些数据会在权力交接后陷入危险。佩里控制的能源部或普鲁伊特控制的环境保护署，还要过多久才会开始正式谴责全球变暖科学？研究气候还要过多久才会成为一种“非美”活动，值得展开反情报调查，犹如上世纪中叶针对共产党人，以及偏执官僚认为可能类似于或可能导致同情共产主义的一切事物的那些调查？我们可以预见，人们将开始在极为相似的意义上谈论那些麻烦的“气候同情者”。研究人员如今已经是国家的敌人，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唯一的选择，是开始准备应对不可避免的蓄意破坏、黑客攻击、监视、间谍活动、经费削减、数据销毁及其他战争行为。¶

拉图尔与斯唐热都曾以惊人的乐观态度，书写气候科学家的新处境。拉图尔甚至解释说，“在当前情势下，唯一前来照亮我们的微小希望之源”，恰恰在于“研究人员如今正在参与地缘政治”。^[55] 对这些研究人员来说，“拥有盟友并不羞耻”，因为他们认识到利害关系的重大，也认识到自己被非自愿卷入的冲突有多么复杂。^[56] 斯唐热同样提出：“我们不需要‘中立的’气候学家，我们需要正在斗争的气候学家；他们应当敏锐地意识到，有必要缔结联盟，对抗那些将援引他们的知识，以得出‘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这一结论的人。”^[57] 然而，拉图尔与斯唐热心中设想的舞台，与眼前有所不同，那是特朗普出现之前的舞台。当然，既然化石燃料产业是生态学最喧闹的反对者，他们的论证确实记录了科学与其从前的一位资助者--资本--的脱离。但他们无法充分记录科学与另一位至少同等重要、甚至更重要的资助者--国家--脱离的程度，因为在特朗普主义到来之前，西方主要大国至少承认气候变化的现实，也采取了应对措施，尽管大多只是象征性的或无效的。气候学家，那些投身地缘政治的地球科学家，已失去这个至关重要的盟友，必须同时对抗两位过去的资助者。今天要求我们警惕的，并不是某种可能出现的命令式，不是“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而是气候科学家被迫沉默，或者--本质上是一回事--他们的声音及其构建的气候学指涉链，遭到国家认可的歪曲。¶

拉图尔与斯唐热强调联盟的必要性，强调汇聚异质公众的联结性综合，以便遭遇大地并让其政治存在发声，这一点完全正确。要夺回专制者身体的一部分，仅仅援引“事实”是不够的。研究人员与科学家--作为地缘政治行动者--可以代表新的能动性，要求那些宁愿忽视或否认它们的人将它们纳入考虑；但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特朗普主义对政治的重新组织，不仅允许无知与否认，还主动促进它们。气候科学与地球系统科学需要非科学领域的盟友：文学与艺术、法律与政治、经济与商业、新闻与媒体中的盟友。实在的构成，要求综合这些不同实践。¶

同样，仅仅在装置、电影、文本、宣言、法律理论、经济公式、技术、专题报道等中再现气候，也是不够的。这些都不可或缺，但迫切需要结成的联盟，是这些实践与穷人之间的联系；在地球灭绝的政治生态学之下，穷人可能失去最多。首要问题，是如何放大国内与国际穷人的造世界活动。他们也要求存在；而由于他们如此接近灾变，他们的要求便与大地的要求紧密相连。¶

在这方面，全球主义左派将一种特定的、服务于自身利益的进步形象与平等主义政治混为一谈，遭到了严重失败。美国自由派沉迷于身份、名人、财富、光鲜的新技术（尤其是绿色技术），以及任何有望为其文化优越感提供正当性的东西；他们至多不过是假装致力于民主政治。他们真正珍视的价值--财富积累、社会地位等等--并不来自对平等主义或正义的任何投入，而来自对全球市场的投入。证据就是：数十桩骇人听闻的企业剥削丑闻，既未能在这些圈子里激起行动呼吁，甚至未能激起批评性回应，也未能冲击相关产品的销量。例如，在富士康巨型工厂的工作条件曝光之后，苹果设备的销量依然如此；在棕榈油种植园包括童工在内的工作条件曝光之后，百事、联合利华、雀巢及其他全球品牌的产品依然如此；在生产中使用童奴的事实曝光之后，主要巧克力制造商的产品依然如此。大型跨国公司的剥削性与破坏性实践，很少掀起政治波澜，原因很简单：没有任何政治团体--当然也不包括民主党--愿意挑战它们，或为它们的受害者说话。随着克林顿竞选失败，这种平淡乏味的中间自由主义，连同它所预设的新自由主义政治组织方式，一同死亡了。¶

正如哈拉维所说，我们用什么故事来讲述其他故事，很重要。那些迫切需要得到表达的故事，应当反复而有力地勾连穷人的利益、碳饱和地球系统的波动性，以及排放的物质来源。气候数据并不足够；来自马尔代夫、图瓦卢、巴布亚新几内亚、孟加拉国、印度，以及全世界三角洲和沿海地带的数千万气候难民与化石资本主义其他受害者的心碎叙事--更不用说路易斯安那、佛罗里达、加利福尼亚与新泽西--必须被延续、传播，并被人遭遇。实现这一点的一种技艺，是通过电影或视觉形式延续这些叙事。例如，迈克尔·纳什的《气候难民》（Climate Refugees, 2010），镜头轮流停驻于谈论政治的人物、被反常天气事件围困的脆弱土地的影像，以及对发展中国家流离失所或即将流离失所居民的访谈；或者珍妮弗·雷德芬探讨低洼的卡特雷特群岛消失的短片《太阳升起》（Sun Come Up, 2011）；又或者阿尔戈斯集体的民族志／摄影作品，^[58] 通过视觉与文字讲述尼泊尔人、阿拉斯加人、孟加拉国人，以及其他濒危人群和土地的故事。这些及其他“提升意识”项目，不仅是给气候变化加上一张“人的面孔”，也共同表达了那些界定大地的气候--政治--经济环路日益增强的强度。这个具有强度的大地的故事，必须通过难民及那些缺乏资源来建设防护基础设施的国家的故事来讲述，也必须通过那些将其强度推向地球灭绝程度的政治与商业剥削来讲述。这些故事所传播的，不只是其内容；它们还传播着一张联结之网，一张将分散、异质的公众束缚在一起的集体义务之网。¶

然而，正如仅有科学并不足够，仅有艺术也同样不足够。必须承认它们的局限，以及它们需要得到补充。克莱因的结论无法反驳：我们需要的，至少是一场持续的、大规模的、具有交叉性的民众运动，将“范围尽可能广泛的盟友”联结起来--公务人员、消费者、退伍军人、工会、原住民社区、制造业工人、医护工作者、研究人员、学者、学生、艺术家、工程师等等，以及投身环保、反贫困、反种族主义、反性别歧视、工人权利、原住民权利、人权和其他项目及社会运动的行动者。^[59] 毫无疑问，那些可以用来讲述反化石资本主义、反全球变暖故事的故事，那些能够恰当--哪怕始终是局部地--再现强度中的大地的故事，涵盖了整个反对性政治行动的范围。然而，如果那些目前在低洼地区以及干燥、缺雨的荒地上打一场正节节败退的气候战争的人，仍然大体上被西方进步派抛弃，那么，这样一场运动就有可能盘旋着陷入失序，或者干脆无法走出其原初的混沌。¶

随着土地在海平面上升、压倒性的风暴、令人瘫痪的干旱、不断扩张的荒漠化，以及吞噬一切的泥石流、洪水、沙尘暴和气旋面前消失，继续把克莱夫·汉密尔顿所谓这个“不服从的星球”，描绘为一个脱离其生产条件、由自我维持的抽象形式（契约、商业贸易路线等）所界定的、去肉身化的全球体，就变得愈发野蛮。但正如全球体试图掩盖的波动性所表明的，最实在者并非救世主。事实上，救世主的观念--无论是永久、可预测的自然，还是专制的民族，抑或弥赛亚式先锋--恰恰是必须失去信誉、被逼入角落、被包围，并被置于那些与它不相容的迫切要求之存在诉求之下的东西。一边是地球灭绝、自我维持的广延中的全球体，以及政治的专制再疆域化；另一边是大地辩护论、物质性的强度中的大地，以及集体义务：我们必须作出选择。¶

本章原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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