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一次错误的转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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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引言：芒福德对技术史的分期
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在《技术与文明》（Technics and Civilization）中，将中世纪晚期以来的技术发展划分为三个彼此相当重叠的时期（或阶段）：始技术阶段、古技术阶段和新技术阶段。
中世纪晚期最初的技术革命，即始技术革命，与自由城市的熟练工匠相联系，并最终吸纳了早期科学家的研究成果。它始于马颈圈、马蹄铁和轮作等农业革新，在木材和玻璃的利用、石工以及造纸（包括印刷术）方面取得了重大进展。第二个千年初期的农业进步，又在十六、十七世纪菜农的创新基础上得到推进，例如高畦园艺、堆肥和精耕培土，以及因玻璃能够廉价生产而成为可能的温床和温室。
尤其在机械方面，这一时期最大的成就是钟表机械，以及对水力和风力的密集利用。机器生产首要而最重要的前提，是利用啮合齿轮传递动力并控制运动。芒福德认为，钟表机械是“现代工业时代的关键机器”。它是：
一种新型动力机器，其动力来源和传动方式能够确保能量均匀地流经整个机构，使规律生产和标准化产品成为可能。就它与可确定的能量数量、标准化、自动动作，以及最终与其自身特殊产品——准确计时——的关系而言，钟表一直是现代技术中最重要的机器。……此外，钟表还成为许多其他种类机械的样板；伴随着钟表的完善而展开的运动分析，以及由此发展出来的各种齿轮和传动装置，都促进了其他截然不同的机器的成功。[1]
如果以动力机械作为标准，那么现代工业革命始于十二世纪，到十五世纪已蓬勃展开。[2]
越过这第一道、也是最大的障碍之后，达·芬奇等文艺复兴时期的巧匠很快便转向将钟表机械应用于具体工序。[3] 既然钟表机械已经存在，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具体任务开发机械工序，就成为必然。无论一端的原动机是什么，也无论另一端执行何种具体工序，以钟表机械传递动力都是自动机械的决定性特征。
钟表制造者在解决传递和调节运动的问题时，推动了精密机构的普遍发展。再引厄舍的话说：“应用力学基本原理的最初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建立在钟表问题之上。”钟表匠与铁匠、锁匠一道，成为最早的机械师：
1751年发明刨床的法国人尼古拉·福尔克是一位钟表匠；1768年，阿克莱特得到了沃灵顿一位钟表匠的帮助；另一位钟表匠亨茨曼为了给表用发条寻找淬炼得更精细的钢，发明了坩埚炼钢工艺。这还只是几个最杰出的名字。总之，无论在机械方面还是在社会方面，钟表都是影响最大的机器；到十八世纪中叶，它已成为最完善的机器：实际上，它的诞生与完善，大致划定了始技术阶段的起讫。直到今天，它仍是精密自动机械的典范。[4]
人们利用钟表机械驾驭原动机的动力，并将其传递给机械生产工序；于是，只要风力或流水充足，始技术工业就蓬勃发展起来。其腹地是莱茵地区和意大利北部的河流地带，以及北海和波罗的海沿岸多风的地区。[5]
磨谷和抽水并非水磨承担的全部作业：它为碎布制浆造纸提供动力（拉芬斯堡，1290年）；驱动铁厂的锻锤和切割机械（劳西茨多布里卢格附近，1320年）；锯木（奥格斯堡，1322年）；在制革厂捶打皮革；为缫丝提供动力；在缩绒作坊加工毛毡；还驱动铠甲匠的研磨机械。纽伦堡的鲁道夫于1400年发明的拉丝机，也是靠水力运转的。格奥尔格·鲍尔博士描述采矿和金属加工时，指出水力用于矿井抽水极为便利，并建议在方便利用水力的地方，以水力代替马力或人力，驱动地下机械。早在十五世纪，水磨就已经用于破碎矿石。水力对制铁业的重要性，无论怎样估计都不为过：利用这种动力，人们就能够制造更有力的鼓风机，获得更高的温度，使用更大的熔炉，从而提高铁的产量。
与今天埃森或加里开展的生产相比，这些作业的规模自然很小；但当时的社会规模也很小。动力的分散有助于人口的分散：只要工业动力直接体现为能源的利用，而非金融投资，欧洲各地区之间，以及同一地区内部城乡之间，便保持着相当均衡的关系。直到十六、十七世纪金融和政治权力迅速集中，安特卫普、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罗马、里昂和那不勒斯才出现了过度膨胀。[6]
伴随着“安特卫普、伦敦、阿姆斯特丹、巴黎、罗马、里昂和那不勒斯的过度膨胀”，一种与这些城市的集中权力相联系的新工业形式取得了胜利。在近代早期，始技术阶段被古技术阶段取代或挤到一旁；而大多数常规历史叙述，却错误地把后者直接称为“工业革命”。
古技术阶段发端于新兴的中央集权国家，以及与之紧密联系的产业（最显著的是采矿业和军备业），其核心是采矿、铁、煤和蒸汽动力。几个例子可以说明古技术制度综合体的重心所在：蒸汽机最先用于排出矿井中的水，而它对燃料的需求，又反过来强化了煤炭工业的重要性；[7] 大规模工厂生产最先出现在军备工业。[8] 古技术阶段的顶点，是十九世纪那些“黑暗的撒旦磨坊”，以及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的巨型公司。
在通常的说法中，所谓“工业革命”混淆了两种不同的现象：为特定生产（尤其是纺纱和织布）开发机械化工序，以及把蒸汽机用作原动机。前者直接生长于始技术阶段的机械科学；倘若没有蒸汽动力所带来的实际问题，它原本完全可以与小作坊生产相容。把机器生产集中到大工厂里的必要性，并不是机器生产本身的要求造成的，而是为了节约使用蒸汽动力。
古技术阶段虽然吸纳了始技术阶段的某些成果，却在方向上发生了根本转变，抛弃了另一条与之竞争的发展道路。技术的发展服务于新兴的君主专制者、重商主义工业及由此产生的工厂制度，以及新兴的资本主义农业经营者（尤其是英国的辉格党寡头）。它只吸纳了那些与新暴政相容的始技术成果，其余的则遭到弃置。
不过，我们在这里关注的是它的后继者：新技术阶段。
B. 新技术阶段
古技术工业的集中化，除了源于与其诞生相伴的威权制度文化之外，很大一部分也源于前文所说的节约动力的需要。
……蒸汽机趋向于垄断和集中。……矿井和高炉特有的二十四小时连续运转，如今也进入了此前尚尊重昼夜界限的其他行业。纺织厂主希望从投资中挣取每一笔可能的收益，于是延长了工作日。……蒸汽机成了定节拍者。蒸汽机需要司炉工和工程师不断照料，因此蒸汽动力在大型装置中的效率高于小型装置：人们不再使用二十台按需运转的小机器，而是让一台大机器持续运行。因此，蒸汽动力强化了制造工序细分中原已存在的向大型工业厂房集中的趋势。蒸汽机的性质迫使规模扩大，而庞大反过来又成为效率的象征。工业领袖不只是把集中与庞大视为蒸汽机所决定的运行事实而接受下来：他们开始相信，庞大本身就是进步的标志。有了大蒸汽机、大工厂、大型财团农场和大高炉，人们便认定效率与规模成正比。更大，也就意味着更好。
小型蒸汽机难以经济地产生动力，这又助长了［巨型化］……所以工程师倾向于把尽可能多的生产装置挤在同一根传动轴上，或者安排在蒸汽压力通过管道能够到达的范围内；管道长度又必须受到限制，以免冷凝造成过大损失。厂内各台机器都由单一传动轴驱动，就必须沿着轴系布置机器，无法根据作业本身对空间的需要进行精确调整。……[9]
蒸汽动力意味着，机械必须集中在一个地方，才能尽可能充分地利用单一原动机。直到二十世纪初，典型的古技术工厂仍把机器排成长长的行列：“每台机器上方都有一条皮带升起，套住贯穿整个车间的金属长轴，形成一片皮带的森林”，所有机器都依赖工厂的中央动力设施。[10]
十九世纪末的新技术革命，终结了所有这些必然要求。
用芒福德的术语说，如果古技术是一个“煤铁综合体”，新技术就是一个“电力与合金综合体”。[11] 新技术的决定性特征，是电力使分散生产成为可能，以及轻金属使轻量化和“以少成多”（借用巴克敏斯特·富勒的术语）成为可能。
新技术时期的开端，最重要的标志，是发电机、交流发电机、蓄电池和电动机这些电力应用前提的发明。由此，电动生产机械能够缩小到适合小作坊的规模，电动工具甚至能够缩小到适合家庭生产的规模。
电力使几乎任何形式的能源都能间接成为生产的原动力：各种可燃物、太阳、风、水，甚至温差。[12] 当人们可以利用小型电动机驱动各自独立的机器，工厂制度最核心的理由也就消失了。正如保罗·古德曼所写：“总的说来，从煤和蒸汽转向电力和石油，削弱了使机械集中在同一根传动轴周围的一个最主要原因。”[13]
十九世纪末以来，小型电动机械所具有的分散化潜力，成为许多作者共同讨论的主题。这一点，以及它所促成的城市与乡村的融合，构成了克鲁泡特金《田野、工厂与作坊》（Fields, Factories and Workshops）的核心主题。只要把电力“输送到住宅里，驱动从四分之一马力到十二马力的小型电动机”，就可以在小作坊甚至家庭里进行生产。机械一旦摆脱对单一原动机的依赖，机器生产的地点限制也就全部消失了。十九世纪规模经济的主要依据，是必须节约使用马力；当电力输送消除了对单一动力来源的依赖，这一理由便不复存在。[14]
威廉·莫里斯在《乌有乡消息》（News From Nowhere）中描绘未来的自由意志共产主义社会时，似乎采用了某些克鲁泡特金式的技术假设：
“那是什么建筑？”我急切地问，因为看到一点与我熟悉的东西相似的事物，令人欣喜。“看起来像是一座工厂。”
“是的，”他说，“我想我知道你的意思，它正是那种地方；不过现在我们不叫它工厂，而叫联合工场，就是那些想一起劳动的人聚到一处的地方。”
“我想，”我说，“那里总用着某种动力吧？”
“不，不，”他说。“任何两三个人，甚至任何一个人，都能在自己住的地方或附近获得动力，那么人们何必要为了使用动力而聚在一起呢？……”[15]
简言之，电力的引入，使小规模机器生产与工厂中的机器生产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
电动机的引入，也使工厂内部发生了转变。因为电动机给工厂设计带来了灵活性：不仅各个装置可以放在需要的位置，不仅可以按照特定作业的需要设计它们，而且提高了电动机效率的直接驱动方式，也使人们能够按需改变工厂本身的布局。安装电动机后，那些遮挡光线、降低效率的皮带被拆除了；人们因此可以按功能单元重新配置机器，无须顾虑旧式工厂的传动轴与通道。每个单元都能以自己的速度运转，按照自己的需要启动和停止，不必因整座工厂一起运转而损失动力。
……无论取电于本地水轮机还是中央发电厂，由电动机驱动的小型装置所具备的效率，都使小规模工业获得了新生：单从技术角度而言，自蒸汽机问世以来，它第一次能够与大型装置在平等条件下竞争。电力的利用甚至使家庭生产重新成为可能：即便家用谷物磨从纯机械角度看不如明尼阿波利斯的巨型面粉厂高效，它却能让生产时机与需要更精确地吻合，于是人们不再被迫食用筛去麸皮的白面粉——之所以那样做，只是因为全麦面粉更容易变质，若在出售和使用之前过早磨好，就会腐败。小工厂要有效率，并不一定非得连续运转，也不一定非得为遥远市场生产巨量食品和货物：它可以响应本地的供求；由于常设人员和设备的间接成本相对较低，它可以不定期开工；它可以减少运输中的时间和能源浪费，并通过面对面的接触，免除即使高效的大组织也不可避免的繁文缛节。[16]
芒福德关于磨面粉的评论，也预示了小型动力机械对于实现后来所谓“精益生产”的重要意义；其核心原则是：要削减成本，整个流程的顺畅，比孤立地把某个环节的效率推到最高更为重要。各个环节单位生产成本的小幅增加，不仅可以被运输成本的大幅下降抵消，而且还可以通过避免整个生产流中出现巨大回流和淤积来抵消——例如在制品缓冲库存、没有任何订单却已“卖给”库存的满仓商品，等等；这些都是生产不以需求为导向的结果。[17]
新技术方法可以在任何地方复制，因此能够造就这样一个社会：“现代工业的好处［将］通过本地发展来传播，而不是像十九世纪那样依靠运输。”技术知识和标准化方法的传播，将使运输远不如以往重要。[18]
芒福德还用颇具克鲁泡特金意味的措辞，描述了“城市与乡村、工业与农业的结合”：在新技术时代，进一步完善的始技术园艺方法的应用，加上制造业的分散化，就可能产生这种结合。[19]
芒福德把新技术阶段视为始技术原则的延续；它的工业组织形态，正是始技术阶段若能不受打断而直接发展下去，本来会形成的样子。
在某种意义上，新技术阶段是在古技术中断之后，恢复最初始技术革命的发展路线。新技术阶段与古技术阶段的差异，几乎如同白与黑。但另一方面，它与始技术阶段的关系，正如成人形态与婴儿的关系。
……十五世纪那些最初仓促勾勒的草图，如今变成了施工图；最初的猜想，如今得到了验证技术的支持；最初粗糙的机器，终于在新时代精妙的机械技术中达到完善，使电动机和涡轮机具有了一百年前几乎为钟表独有的特性。[20]
或者，用拉尔夫·博尔索迪的话说：“蒸汽机使水轮退出了舞台。但如今，汽油发动机和电动机已经发展到足以使蒸汽机退出舞台的地步。”
现代工厂与蒸汽一道兴起。蒸汽这种动力来源，几乎必然要求工厂生产。但电力并非如此。如果这个国家无数条长期被忽视的小溪所产生的电力，能够为一场工业反革命提供动力，那倒真是天道好还。[21]
芒福德认为，如果没有新兴中央集权国家及其国家资本主义附庸造成的突然断裂，始技术阶段本来可能直接演变为新技术阶段。即使“英国没有挖出过一吨煤，也没有开过一座新铁矿”，只要始技术阶段没有被古技术阶段夭折，一场全面的现代工业革命也几乎肯定仍会发生。[22]
风力和水力所完成的工作量，与蒸汽动力工业革命的成就相比，毫不逊色。事实上，十八世纪纺织产量的巨大增长，是由水力工厂实现的；蒸汽动力是后来才被采用的。1832年完善的富尔内龙水轮机，是第一种效率超过早期蒸汽机区区5%或10%的原动机，也是早期水力技术顺理成章的发展；若非古技术革命使水力发展偏离了轨道，它很可能早就按部就班地出现了。[23]
如果十七世纪的勺形水轮能更快地发展为富尔内龙的高效水轮机，水力可能会一直是动力系统的支柱，直到电力发展得足够成熟，使它的应用范围更广。[24]
芒福德认为，始技术阶段在美国存续得最久。如果它再多存续一段时间，便可能直接过渡到新技术阶段。在《城市发展史》（The City in History）中，他提到了一些将始技术手段运用于分散组织的尝试；遗憾的是，这些尝试被古技术革命扼杀了。他还更详细地推测：如果始技术阶段直接转入新技术阶段，社会演进可能会走向怎样一条克鲁泡特金式的道路。谈及十七世纪的新英格兰和新尼德兰社会时，他写道：
这种始技术文化体现在众多小城镇和村庄之中，由运河和土路构成的网络将它们连接起来；十九世纪中叶以后，又增加了短途铁路作为补充。这些铁路尚未归并为少数几条只为扩大大城市权力服务的干线系统。依靠风力和水力满足本地生产需要，这是一种均衡的经济；如果这种均衡得以维持，如果人们确实自觉地追求均衡，那么一种新的城市发展总体模式本可能出现。……
在《技术与文明》中，我曾指出：如果更高效的原动机——富尔内龙水轮机和涡轮式风车——发明得更早，也许就能在技术上为煤矿和铁矿提供强劲的竞争者，从而使这种分散的体制存续足够长的时间，享受到电力发现和轻金属生产的好处。再配合科学的协调发展，这或许会直接通向一种更合乎人性的“田野、工厂与作坊”结合；彼得·克鲁泡特金后来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再次勾勒了这一构想。[25]
博尔索迪也沿着与芒福德相近的思路设想：如果始技术阶段没有被古技术阶段打断，而是充分发挥其潜能，事态可能会怎样向另一方向发展：
如果我们只把工厂生产制度的效率，与工厂出现之前通行的生产过程的效率相比较，就无法对阿克莱特、瓦特和斯蒂芬森们所创造的这一制度对人类的价值，得出可靠的结论。
我们必须作一种截然不同的比较。
我们必须假定，过去两个世纪的发明和科学发现，没有被用来摧毁工厂出现之前通行的生产方式。
我们必须假定，与发展工厂所投入的心力和才智完全相等的心力和才智，被用来发展家庭生产、定制生产和行会生产。
我们必须假定，原始的家用纺车逐步发展为效率越来越高的家用机器；原始的织机、搅乳器、奶酪压榨机、蜡烛模具以及各种原始生产器具，都一步步得到完善，同时没有牺牲它们原有的“家庭性”。
总之，我们必须假定，科学与发明致力于使家庭生产和手工业生产高效而经济，而非几乎专门致力于发展工厂机器和工厂生产。
那样，今天这种由工厂主导的文明就根本不会形成。
工厂就不会侵入那些原本能够采用其他生产方式的制造领域。得到发展的，将只有必不可少的工厂。我们不会拥有布满工厂和廉租公寓的大城市，而会拥有无数小城镇，其中尽是邻里工匠的住宅和作坊。城市将成为政治、商业、教育和娱乐中心。……经过几个世纪科学改进而发展起来的高效家用器具和机器，将会消除家庭和农场中的苦役。[26]
我们还可以补充：家庭生产机械本身，也将主要由把动力机械融入手工业生产的小工厂和作坊制造，而非由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工厂制造。
C. 通往新技术革命的路上出了岔子
博尔索迪认为，事物的自然发展过程本应如此：“把生产从家庭和邻里转移到远方工厂的过程”，会随着“往复式蒸汽机的完善”而达到顶点；随后趋于平缓，直到电动机的发明逆转这一过程，使家庭和本地生产者能够利用先前只限于工厂的动力机械。[27] 但事情并未如此发展。相反，电力以一种完全倒错的方式被纳入了制造业。
迈克尔·皮奥里和查尔斯·塞布尔描述了这条道路上的一个岔口：将电力纳入制造业有两种可能路径，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第一条更符合新技术独有的潜力，即把电动机械融入小规模手工业生产：“工艺技能与柔性设备的结合”，或者说，“机械化手工业生产”。
其基础是这样一种观念：机器和工艺能够增进工匠的技能，使劳动者能够把自己的知识体现在越来越多样化的产品之中。机器越灵活，工艺的适用范围越广，工匠通过生产进行表达的能力就越大。
另一条路径，是让电动机械适应既有的古技术工业组织框架——换言之，也就是后来二十世纪的大规模生产工业。这后一种选择，要把生产过程拆成一道道独立步骤，再用极其昂贵而专门化的机械取代人的技能。“机器越专用——运转越快，对操作者专业技能的要求越低——它对削减生产成本的贡献就越大。”[28]
遗憾的是，第一条道路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没有被选择；只有一些孤立的地区走上了它，尤其是欧洲各处的一些工业区。当前最著名的例子，是意大利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地区，我们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讨论。
第二条道路，即大规模生产模式，成了工业组织的主导形式。电动机械等新技术进展，本来具有分散生产的潜力，十分适合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然而直到现在，它们仍被纳入大规模生产工业的框架。
芒福德认为，新技术的进步并没有充分发挥潜力，成为新型经济的基础，反而被纳入古技术框架。新技术并未“迅速而果断”地“取代旧体制”，也尚未“发展出自己的形式和组织”。
新技术制度虽然从古技术秩序中产生，却在许多情况下与之妥协，在它面前退让；由于既得利益依然支持工业时代中期那些过时的工具和反社会的目标，新技术制度在这种重压下丧失了自身的面貌。古技术理想仍在很大程度上支配着西方世界的工业和政治。……新技术工业越是未能改造煤铁综合体，越是未能为其更合乎人性的技术在整个共同体中建立充分基础，越是把自己增强了的力量借给矿主、金融家和军国主义者，破坏和混乱的可能性就越大。[29]
的确，十九世纪所产生的工业世界，不是技术上已经过时，就是社会意义上已经死亡。但不幸的是，它那蛆虫遍布的尸体滋生出一些生物；这些生物反过来可能削弱、甚至杀死本应取代它的新秩序，或许会使新秩序成为无望痊愈的残废。[30]
新机器遵循的，并非自身的模式，而是此前经济和技术结构所规定的模式。[31]
事实是，在西欧和美洲的大型工业地区……古技术阶段仍然完好无损，其全部基本特征仍居于支配地位，尽管它所使用的许多机器属于新技术，或者已经通过新技术方法得到改造——铁路系统的电气化便是一例。随着古技术的延续……我们依然在膜拜玛门和摩洛这两位神祇。……[32]
我们只不过利用新机器和新能源，进一步推进了那些在资本主义与军事事业庇护下开始的过程；我们还没有利用它们来征服这些事业形式，使之服从更有生命力、更合乎人性的目的。……[33]
不只是旧技术形式限制了新技术经济的发展：新发明和新装置也经常被用来维持、更新和巩固旧社会秩序的结构。……[34]
当前这个假晶形态，无论在社会还是技术层面，都是三流的。只要新技术文明最终能够产生自己的制度形式、控制方式、方向和模式，它作为一个整体本可拥有的效率，远远高于眼前这个形态；眼前的效率只占其中一小部分。现在，我们没有找到这些形式，反而运用自己的技能与发明，让旧时代许多过时的资本主义和军国主义制度重新获得了生命。以新技术手段实现古技术目的：这就是现行秩序最明显的特征。[35]
芒福德借用斯宾格勒的“文化假晶”（即旧制度塑形的新技术）概念，来说明这一过程：“……在地质学中……岩石的某些成分被浸出、由完全不同的物质取代之后，仍可能保留原有结构。因为旧岩石的外观结构依然存在，这种新产物便被称为假晶。”
文化中也可能发生类似的变形：新的力量、活动和制度，不一定独立地结晶为适合自己的形式，也可能渗入既有文明的结构。……作为一种文明，我们尚未进入新技术阶段。……用马修·阿诺德的话说，我们仍然生活在两个世界之间：一个已经死亡，另一个无力诞生。[36]
在芒福德看来，苏维埃俄国同资本主义西方互为镜像，都把新技术强行塞进古技术制度框架。尽管列宁的“电气化加苏维埃政权”包含新技术的许诺，苏联的审美理想却是西方的大规模生产工厂：“崇拜规模和粗野的机械力量，并把军国主义的技术引入政府和工业。……”[37] 列宁迷恋泰勒制，镇压工厂中的工人自主管理，这说明他所设想的“共产主义”，就是在国家所有制下全盘借用大规模生产模式。随后斯大林主义对巨型化的迷恋，以及它夸耀拥有世界最大工厂、发电厂等的做法，也就顺理成章了。
既有制度利益何以能够阻挠电力的革命潜力，把新技术导入古技术的渠道？答案是：国家改变了天平的倾斜方向。
国家在大规模生产工业赢得美国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首先，也是最重要的，是国家对长途运输的补贴。如果联邦政府不先借助全国铁路网创造一个全国市场，就不会出现面向全国市场生产的大型制造企业。大运量的全国运输体系，是大企业不可缺少的前提。
前文已引述芒福德的看法：新技术革命有望通过本地经济发展来实现工业化，代替对长途运输的依赖。然而，国家政策使天平朝另一个方向倾斜：它们人为地把竞争优势转向工业集中化和长距离配送。
大规模生产型巨型公司的首席倡导者艾尔弗雷德·钱德勒本人，也承认了这一点：他为大规模生产列举的全部优势，都预设全国范围内存在一个大运量、高速度、高周转的配送体系，却不考虑后者的成本是否超过了前者据称具有的好处。
……当经济活动的规模达到某种水平，使行政协调比市场协调更高效、更有利可图时，现代企业才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38]
……［行政协调最初的兴起］只发生在少数部门或行业；在这些地方，技术创新与市场增长带来了高速、大量的吞吐流量。[39]
钱德勒的追随者威廉·拉佐尼克，把这一过程描述为获得“较大的市场份额，以便将高额固定成本转化为低单位成本……”。[40]
在钱德勒看来，铁路和电报“对大批量生产与配送至关重要”，正是它们使商品能够稳定地通过配送渠道。[41]
国家补贴的基础设施何等关键，从钱德勒一书的结构本身就可以看出。他从铁路和电报系统写起；它们本身正是最早的现代多单位企业。[42] 接下来的章节依次讲述了依附于集中运输体系的全国批发网络如何演变，随后是全国零售体系，最后才是面向全国市场的大规模制造。全国长途运输体系催生了大规模配送，大规模配送进而催生了大规模生产。
配送与生产过程的革命，在很大程度上建立于新的运输和通信基础设施之上。现代大规模生产和大规模配送，依赖于铁路、电报和轮船的到来所赋予货物与信息流动的速度、数量和规律性。[43]
大规模配送的到来和现代大众营销企业的兴起，代表着一场组织革命；新的运输和通信速度及规律性，使这场革命成为可能。[44]
……新的运输和通信方式，允许大量原材料稳定地进入工厂，同时允许大量成品稳定地运出，从而使前所未有的生产水平成为可能。然而，要实现这种潜力，还需要发明新的机械和工艺。[45]
换言之，只有当企业福利人为抵消了长距离配送所造成、足以抵去收益的外部规模不经济时，制造业中所谓的“内部规模经济”才可能出现。只有在一种人为环境中，这种“经济”才能成立：相关间接成本全被转嫁给社会，因而可以孤立地考虑昂贵的产品专用机械所降低的单位成本。如果长途运输、强势营销等的真实成本，确实超过了更快、更专用的机械所节省的成本，那么这种“效率”就是虚假的。
这正是伊万·伊里奇所谓“反生产性”的一个例子：一种技术的采用，不仅越过了收益递减点，甚至越过了收益转负的界限。伊里奇也用“第二道分水岭”来描述同一个概念。例如在医疗领域，第一道分水岭包括公共卫生、灭鼠、净水和采用抗生素等基本措施；第二道分水岭则是技术与资本密集型方法的采用达到了这样一个程度：医源性疾病（由医院或医生造成的疾病）超过了医疗带来的健康收益。在其他领域，机动运输的引入越过某个界限后，会人为拉大事物之间的距离，并以超过疏解速度的速度制造拥堵。[46]
伊里奇的错误在于，他认为如果不靠管制限制技术的采用，反生产性就不可避免。事实上，当一种技术的全部成本和收益，都由采用者内部承担和享有时，就不会出现超越反生产性界限的采用。只有当成本被转嫁给社会或纳税人，而收益被一个特权阶层攫取时，越过反生产性界限继续采用技术才会有利可图。
正如钱德勒本人承认的，全国批发组织之所以更“高效”，是因为它们“更有效地利用了现有的铁路和电报系统”。[47] 也就是说，它们是更高效的寄生者。但寄生者的“效率”，通常具有零和性质。
钱德勒也承认——也许是不经意间承认——在已经拥有被人为扩大的市场区域和获得补贴的配送体系之后，人们才几乎像是事后补做一样，采用了那些“更高效”的新生产方法：
……在决定现代工业公司的规模、界定其活动方面，市场的性质比生产方式更重要。[48]
最后，钱德勒还承认，新兴大规模生产工业在响应自主的市场需求进行生产方面，并没有更高效。他本人提供了一个有用的说明：正如我们下一章将看到的，最早的大工业家之所以把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配送结合起来，只是因为不得不如此：“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现有营销商无法按产品被生产出来的数量，销售和配送这些产品。”[49]
尽管如此，钱德勒却令人惊讶地淡化了国家在创造他如此赞赏的制度时所起的作用：
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美国工业中现代企业的兴起，几乎不受公共政策、资本市场或企业家才干的影响，因为它是某种更根本的经济发展的一部分。现代企业……是组织上对生产和配送过程的根本变化作出的反应；新的能源来源，以及科学知识越来越多地应用于工业技术，使这些变化成为可能。铁路和电报的到来，以及新的大批量工艺的完善……使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生产规模成为可能。[50]
“铁路的到来”？在钱德勒的措辞中，铁路仿佛是一种不可避免的自然力量，而不是政策制定者有意行动的结果。
我们不能放过钱德勒隐含的假设，必须提出质疑——许多技术官僚式自由派也持有这一假设——即古技术工业比克鲁泡特金和博尔索迪设想的分散、小规模生产方式更高效。他从未想到，大规模国家干预在促成公司规模和资本密集程度革命的同时，也可能改变了不同生产技术形式之间的力量对比。
如果不是国家强行推动这一工程，全国铁路系统根本不可能以那样的规模出现，也不可能拥有运能如此巨大的集中干线网络。
皮奥里和塞布尔描述了建立全国铁路系统所需的庞大资本支出，以及必须克服的巨大交易成本。不仅实际有形资本的启动成本，就连取得通行权的成本，也是“巨大的”：
如果没有巨额政府补贴，铁路不大可能以实际达到的速度和广度建成。
政府在建设铁路系统时解决的其他交易成本，还包括修改侵权法和合同法，例如免除公共承运人对其运营造成的多种实体损害的责任。[51]
据马修·约瑟夫森记述，1861年之前的十年或更长时期里，“铁路公司，尤其是西部的铁路公司，实际上都是‘土地公司’：它们以承诺修建铁路为条件，通过无偿划拨取得其主要原料；公司的董事们……则以不断上涨的价格，热火朝天地买卖农地和城镇用地。”例如，根据《太平洋铁路法案》，联合太平洋铁路公司（从密西西比河向西修建）获赠1,200万英亩土地，以及价值2,700万美元的三十年期政府债券；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从西海岸向东修建）则得到900万英亩土地，以及价值2,400万美元的债券。[52]
默里·罗斯巴德指出，联邦政府给予铁路的土地，包括实际线路通行用地两侧各十五英里宽的地带。随着铁路完工，这些土地的价值猛涨。当铁路沿线建起新的城镇时，每一座住宅和商铺，都是在铁路公司出售的土地上建造的。授予的地块中，还包括宝贵的林地。[53]
后来成为中央太平洋铁路公司总工程师的西奥多·朱达向潜在投资者保证：“只要能够获得政府援助，这件事就做得成。因为成本会高得吓人。”项目的主要推动者科利斯·亨廷顿，把向关键人物行贿与利用社区害怕被铁路绕过的心理结合起来，从包括旧金山、斯托克顿和萨克拉门托在内的一长串地方政府那里，敲取“通行权、终点站和港口用地，以及……从15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不等的股票或债券认购”。[54]
如果没有土地赠与和政府购买铁路债券，铁路很可能沿着芒福德所描述的最初路线发展：众多地方铁路网把社区连接为本地工业经济体。地方网络之间即使后来形成地区性和全国性联结，其数量也会少得多，运能也会小得多。相应地，本地配送与全国配送之间的相对成本，也会大不相同。在一个由数百个地方工业经济体组成的国家里，如果长途铁路运输远比现在昂贵，工业化的自然模式就会是：把小型动力机械融入面向本地市场的柔性制造。
然而，国家却人为地把制造品需求汇总到单一全国市场之中，又人为降低了服务这一市场的企业所承担的配送成本。实际上，国家创造了一个人工生态系统，而大规模生产工业恰好最能“适应”它。
据钱德勒描述，最早适应这一人工生态系统的“生物”，是依赖高周转和可靠性的全国批发及零售网络；随后依附其上的，是服务全国市场的大型制造商。但它们之所以“更高效”，只是在于更有效地利用了这个人工环境；而这个环境本身的特点，正是隐瞒成本并将成本转嫁出去。如果全部隐蔽和外部化的成本都完整地计入量产商品的价格，而不是转嫁给社会或纳税人，那么用通用机械灵活生产、面向本地市场的商品，其总成本很可能低于量产商品。
铁路公司几乎一手创造了一个人为统一、运输廉价的全国市场，全国性制造商离开这个市场就无从存在；除此之外，铁路公司还通过运价政策，积极推动工业集中。皮奥里和塞布尔认为，“铁路公司通过回扣优待最大客户的政策”，是大型公司兴起的一个核心因素。铁路一旦建成，作为固定成本高昂的行业，
就极有动力持续、稳定地利用其运能。反过来，这又意味着它们有意维持主要客户产出的稳定；这种利益甚至延伸到保护客户，免受由其他铁路承运的竞争者的冲击。因此，铁路公司推动能起到这种作用的合并方案，并向合并形成的公司或托拉斯提供回扣优惠，也就不足为奇了。
“事实上，从这个角度看，美国公司的兴起，与其说是对大规模生产经济所面临的市场稳定问题的初步解决，不如说是镀金时代强盗大亨之间复杂联盟的产物。”[55] 据约瑟夫森记述：
耕种土地的人感到自己受到勒索，同时也看到，铁路鼓励某些利益集团联合起来对付消费者：既包括经手农民生产的谷物或牲畜的粮仓经营者、面粉厂和牲畜围场，也包括向农民出售必需品的炼油商和大商行。1879年赫本委员会的听证会披露，纽约中央铁路公司与全国各地铁路一样，签订了大约6,000份秘密回扣协议，类似于它与南方改进公司签订的协议。……[56]
……回扣的秘密手段，赋予了某些生产集团——例如石油、牛肉和钢铁行业中的集团——特殊优势，使它们得以甩开竞争者，并很快以与铁路自身同样庞大的规模经营业务。[57]
……［洛克菲勒］从克利夫兰运出的精炼油，每桶可获得50美分回扣，这使他相对竞争对手拥有25%的优势。[58]
与此同时，那些醒悟过来的定居者派往华盛顿或州议会的政治代表，不仅看起来无力帮助他们；过了一段时间，人们还发现，这些代表拿着慷慨赠送的免费通行证，想去哪里就乘车去哪里，周游全国。[59]
铁路公司还控制了各州议会和铁路委员会。[60]
在某些客观主义者和右翼庸俗自由意志主义者那里，这段历史通常被改写成一出道德剧：富有创新天赋的人，凭借纯粹的努力、企业家精神和卓越效率的力量，建立了大企业。然后，这些英雄般的约翰·高尔特，依据新铁路给客户带来的利益收取运费；他们只是为了抵御政府勒索、进行自卫，才被迫开展政治游说。这是谎言。
实际发生的事情，与自由市场毫无关系；除非你信奉的是那种把“自由市场”等同于“有利于大企业”的右翼自由意志主义。事实是，政府通过干预，几乎从零开始创造了一个行业，并在同一过程中把它置于一个制高点，使其能够向公众榨取垄断利润。当代最接近的类比，是制药公司：它们利用国家授予、不受限制的专利垄断，为完全或几乎完全由政府研究经费开发出来的药品索取敲诈性的高价。不过，兰德教条信徒和庸俗自由意志主义者，也同样喜欢制药巨头。
当然，铁路只是众多促成集中化的基础设施项目中的第一个。这个过程延续到整个二十世纪，得到补贴的公路体系和民用航空体系不断发展。但铁路的首要意义，在于最初创造了全国市场；与之相比，民航和汽车—工业综合体最重要的作用，可以说是吸收过剩资本和产出的去处。因此，下一章将把它们作为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主义》（Monopoly Capitalism）中所描述现象的例子来讨论：政府创造新行业，以吸纳公司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倾向所产生的剩余。
其次，十九世纪中叶，美国的法律框架发生转变，为全国范围内经营的大公司创造了更有利的环境。这些变化包括一般联邦商法的兴起、一般公司设立法，以及依据第十四修正案赋予公司的“人”的地位。从全国尺度来看，这些变化的作用，类似于后来布雷顿森林体系机构和《关税与贸易总协定》进程在全球尺度上的作用：它们建立了一个集中化的法律秩序，覆盖与大公司市场范围相同的地域，成为这些公司稳定运作的先决条件。
法律体制的联邦化，尤其与两项判决相联系：1842年的“斯威夫特诉泰森案”确认了一套一般联邦商法；1886年的“圣克拉拉县诉南太平洋铁路公司案”则把第十四修正案适用于公司法人。
“圣克拉拉案”判决之后，进入了联邦司法能动主义时代；法院依据“实质性正当程序”推翻州法律。联邦法院在全国经济中的作用，类似于当代世界贸易组织在全球的作用：上级裁判机构有权推翻地方辖区中损害公司利益的法律。
在联邦法院里，公司作为“法律上的人”所享有的“正当程序”和“平等保护”权利，成了抵御法律行动的依据，而这些法律行动原本旨在保护有血有肉的人较早享有的普通法权利。例如，保护地下水和当地居民免受大型养猪场有毒污染与传染病侵害的地方法令，保护土地所有者免受采煤造成的地下掏空和地面沉降影响的地方法令——在实践中，它们无疑与任何公正的市场无政府社会的自由意志主义法典中的侵权责任条款毫无区别——却因为违反工厂式养猪场和采矿公司的“平等保护”权利而被推翻。
公司法律革命的另一部分，是一般公司设立法使成立有限责任公司变得更容易：这些公司具有永久的实体地位，独立于单个股东或全体股东。
罗伯特·赫森等人曾论证，公司的实体地位和对债权人的有限责任，可以完全通过私人契约来实现。这一论证或许成立。无论如何，政府通过提供现成、自动的公司设立程序，已经决定性地把竞争环境向公司形式倾斜。由此，公司被变成了标准或默认的组织形式；与从头完全协商相比，设立公司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而其他各方在协商公司经营条件时的议价能力，也随之削弱。
第三，政府不仅通过自己创造的铁路间接推动工业集中和卡特尔化，还通过专利法直接推动这一过程。正如下一章将看到的，大规模生产需要大型企业组织对外部环境施加足够的权力，以保证自身产出能够被消费掉。通过对专利的控制、交换和集中共享，寡头企业得以稳定地控制市场。
据戴维·诺布尔所述，十九世纪末出现了两个本质上全新的、以科学为基础的行业，也就是“从科学知识而非传统工艺知识的土壤中生长出来”的行业：电气工业和化学工业。[61]
在电气工业中，通用电气的起源，首先是爱迪生电气公司（掌握爱迪生的全部电气专利）与斯普拉格电气铁路及电动机公司的合并；随后是1892年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与汤姆森—休斯敦公司的合并。这两次合并的主要动机都是专利问题。尤其是后一次，爱迪生通用电气公司和汤姆森—休斯敦公司，都需要对方持有的专利；否则，它们无法“在不必担忧侵权诉讼和禁令的情况下，开发照明、铁路或动力设备”。[62]
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起，电气工业便由通用电气和西屋这两家大公司主导，两者的市场份额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专利控制。除原有专利外，它们还通过“购买个别发明人的专利权、收购竞争企业、与竞争者合并，以及系统性、战略性地开发自己的可专利发明”，获得更多专利控制权，也因此控制了电气制造市场的很大部分。当通用电气与西屋通过收购专利，一同把电气工业锁死时，两者之间的竞争也越来越激烈，破坏性越来越大。到1896年，大约三百宗未决专利诉讼带来了庞大的诉讼费用，于是两家公司同意成立联合专利管理委员会。通用电气和西屋共享专利，其中通用电气承接双方合计业务量的62.5%。[63]
电话业的结构有着相似的起源：贝尔专利协会构成了“第一个贝尔工业组织的核心”，并最终构成了美国电话电报公司（AT&T）的核心。自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起，国家贝尔电话公司便努力通过专利控制来“占据这个领域”——这是总经理西奥多·N.韦尔的说法。韦尔这样描述这一过程：公司用以下东西把自己包围起来：
一切能够保护业务的东西，也就是有关业务的知识、所有辅助设备；开展必需业务所需的无数小专利和小发明，这些正是我们想要控制和占有的。
为实现这一目标，公司很早就设立了工程部门，专门研究专利、研究技术发展，研究那些由我们自己的人员创造，或者从外部传入的装置。随后，在1879年初，我们设立了专利部门，它的全部工作，就是研究新出现的专利问题，以便把它们买下来；因为……我们意识到，如果我们不控制这些装置，别人就会控制它们。[64]
这种做法不仅在主要专利的十七年保护期内，加强了公司对市场的控制，而且正如弗雷德里克·菲什在美国电气工程师协会的一次演讲中所说，也在此后每项专利各自的十七年间加强了这种控制；这些专利包括：
在商业发展过程中发明的各类辅助方法和装置所取得的每一项专利。［因此，］最初采取的措施之一，就是组织一支发明工程师队伍，从各个方向完善和改进电话系统……以便通过取得辅助发明，尽可能广泛、尽可能长久地保有对这个领域的占有。[65]
通用电气和西屋也采用了这种方法：通过有策略地获取和控制专利，抢先占领市场。
即使贝尔最初的专利于1894年到期后竞争加剧，而且政府尚未通过授予通行权和受管制的垄断地位对它给予优待，AT&T对次级专利的控制所留下的效应，仍足以让它在十三年后的1907年占据一半电话市场。[66]
AT&T预见到最初专利即将到期，因而已经——再次借用韦尔的话——“以一切可能的辅助保护把业务包围起来”。例如，公司于1900年购买了迈克尔·普平的加感线圈专利，又于1907年取得库珀—休伊特汞弧中继器专利在国内的独占使用权；这些都是AT&T垄断长途电话所依赖的关键技术。[67]
到1935年联邦通信委员会（FCC）成立时，贝尔系统已经取得“电话和无线电领域某些最重要发明”的专利，并“通过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各种无线电专利共享协议……有效巩固了自身相对于行业内其他巨头的地位”。根据FCC的一项调查，AT&T借此控制了“对具有潜在竞争力的新兴通信形式的开发”，并“为自己预先占据了未来可供开发的新技术前沿……”。[68]
无线电专利共享联盟的成员包括AT&T、通用电气、西屋、美国无线电公司（RCA，通用电气收购美国马可尼公司后，将其作为自己的子公司组建），以及美国马可尼公司。[69]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关于消费电子工业起源的历史，基本上就是一份篇幅很长的记录，记述了哪些公司持有、随后又取得了哪些专利。[70] 顺便说，这也让我们看出，他所谓的“组织能力”究竟指什么；我们将在下一章更仔细地审视这个词。在许多制造领域中，实际厂房与设备所需的资本支出正在迅速减少；在这样的时代，“知识产权”的一个主要功能，就是赋予某家公司对技术和工艺的垄断，阻止它们在整个市场中扩散，从而制造人为的“比较优势”。
现代形态的美国化学工业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司法部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收了德国的化学专利。战争之前，化学工业大约98%的专利申请来自德国公司，而这些专利从未在美国实施。因此，美国化学工业在技术上处于二流水平，基本局限于对从德国进口的中间品作最终加工。战争期间，司法部长A.米切尔·帕尔默作为“敌侨财产保管人”受托持有这些专利，并把其中735项许可给美国公司；仅杜邦一家就获得了三百项。[71]
更一般地说，专利是整个工业领域中促使市场卡特尔化的有效工具。据诺布尔所述，汽车、钢铁等行业都使用过它。[72] 机械工程师兼专利律师埃德温·普林德尔，在1906年的一篇文章中把专利形容为“控制竞争的最佳、最有效手段”。
专利是绝对垄断唯一合法的形式。在最近的一项判决中，法院表示：“在自己的领地内，专利权人就是沙皇。……指责其限制贸易、损害销售自由，都是徒劳的，因为为了促进实用技艺的发展，宪法与成文法授权的恰恰就是这种垄断。”
专利权人有权规定行使其垄断权的条件；这一权力已经被用来在几乎整个行业范围内订立贸易协议。如果联合的主要目的是从专利垄断中获益，这种联合就是合法的。在这种联合下，可以就维持价格达成有效协议……；可以规定并强制执行联合中每个成员的产量……；还可以增添许多其他利益，而这些利益原本是人们试图通过简单协议组成贸易联合来取得的。在美国，这类以专利为基础的贸易联合，是唯一有效且可强制执行的贸易联合形式。[73]
纯粹的私人卡特尔容易出现背离和不稳定；专利控制卡特尔则不同：它建立在国家授予的特权之上，因而能够对背离行为施加可信而有效的惩罚。
制造业公司凭借其“拿破仑式的工业战争观念，把发明和专利当作雇佣兵”，又凭借“‘专利攻势’的研究部门”，得以稳定地控制各自行业的市场。[74]
这就是大规模生产革命开端时已经具备的条件；公司工业经济的发展正是在这些条件下起步的。如果没有这些必要前提，就根本不会存在单一全国市场，也不会存在服务于它的大型工业公司。电动机械的引入很可能沿其自然道路发展，实现自身独特的潜力，而不会被纳入古技术工厂制度的框架：动力机械会融入面向本地市场的小规模生产，全国经济则会发展成“一百个艾米利亚—罗马涅”。
但这些还只是起初的必要条件。正如下一章将看到的，大政府继续与大企业同步扩张，引入更新、规模更大的政治干预形式，以应对公司经济日益增强的不稳定倾向，并使巨型公司免遭那些原本会摧毁它的市场力量的冲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