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摩洛：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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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大规模生产模式带来了几项强制性要求：第一，为了把单位成本降到最低，必须进行大批量生产，让极其昂贵的产品专用机械满负荷运转（用阿莫里·洛文斯的话说，就是“物料以越来越快的速度，从资源耗竭一路单向流向污染”[1]）；第二，它需要社会控制和可预测性，以确保产出会被消费掉，否则不断增加的库存和饱和的市场，就会使工业的车轮停止转动。利用产能，再利用产能，这就是摩西和先知们的全部教诲。
刘易斯·芒福德这样描述这一原则：
随着机械方法的生产率提高，人们形成了一种观念：消费也应变得更加贪得无厌。这背后是一种焦虑，担心机器的生产能力会造成市场过剩。……
人们借助“竞争性浪费、粗劣做工和时尚等手段……”来克服这一威胁。[2]
迈克尔·皮奥里和查尔斯·塞布尔指出，问题在于：当市场转变时，产品专用的资源无法重新配置；在这种条件下，市场不可预测性的代价高得令人无法接受。大规模生产工业的销路必须得到保证，因为高度专用化的机械无法随需求变化而转作他用。“一台专门生产某个零件的现代机器，无论这种零件的价格跌得多低，或者其他商品的价格涨得多高，都不能改作其他用途。”[3]
大规模生产需要在高度专用化的设备和仅受过狭窄技能训练的工人身上投入巨资。用制造业的语言说，这些资源是“专用的”：适于制造某一种特定产品，实际上常常只适于某一个品牌或型号。当这种特定产品的市场萎缩时，这些资源就无处可去。因此，只有当市场大到足以吸收一种标准化商品的巨量产出，而且稳定到足以让生产这种商品所涉及的资源持续得到利用时，大规模生产才有利可图。这样的市场……并不会自然出现。它们必须被创造出来。[4]
……企业因此必须组织市场，以避免需求波动，并为有利可图的长期投资创造稳定环境。[5]
……美国人发现，大规模生产设备投资的盈利性依赖于市场稳定；这一发现带来了两个结果。第一个结果，是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建立起了能够在本行业内平衡供需的巨型公司。第二个结果，则是在二十年后建立凯恩斯主义体系，使整个国民经济的生产与消费相匹配。[6]
拉尔夫·博尔索迪认为：“随着成批生产的出现……人类闯入了一个颠倒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
很快磨损的商品，或者还没来得及磨损就已经过时的商品，似乎比经久耐用、长久受用的商品更可取。现在，商品必须迅速被消费或抛弃，好让人们继续购买替代品，使工厂忙碌下去。
在旧制度下，生产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
在新制度下，生产本身已经成了目的。[7]
由于［工厂的］机器持续运转，它就必须向公众销售大得多的产品数量。公众通常只是按消费产品的速度购买。因此，工厂面临一个两难：如果东西造得好，产品消耗得就慢；如果东西造得差，产品消耗得就快。
于是，它自然会在敢于如此的范围内，把产品做得尽可能差。
它鼓励产品提前折旧报废。[8]
（当然，在自由市场中，制造优质产品的企业会具有竞争优势。但在我们的非自由市场中，国家对低效率成本的补贴、“知识产权”法律，以及其他对竞争的限制，使企业不必承受提供劣质产品本应带来的全部竞争劣势。）
资本配置过度的工业必须满负荷、昼夜轮班运转，以便把昂贵机械的成本分摊到尽可能多的产出单位上；因此，保证产出被消费掉的要求也同样强烈。正如本杰明·巴伯所说，资本主义为自己生产的商品制造需求，而不是响应需求来生产商品。[9]
这不只是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的反对者所作的讽刺漫画；它一直也是这一模式最热情的倡导者和捍卫者反复谈论的主题。他们与经济分散主义者的分歧，并不在于大规模生产模式有哪些系统性要求，而只在于它总体上是否是一件好事，以及是否存在任何可行的替代方案。
在《新工业国》（The New Industrial State）中，加尔布雷思讨论了资本密集程度与“技术结构”对可预测性及控制的需要之间的联系：
……［机器和复杂技术］需要……巨额资本投入。它们由技术精湛的人设计和指导。它们也使从决定生产到可销售产品问世之间的时间大大延长。
这些变化带来了对大型组织的需要，也给大型组织带来了机会。只有它能够调配所需资本；只有它能够动员所需技能。……在结果出现很久以前就投入大量资本和组织力量，要求人们具有预见能力，也要求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预见之事确实发生。[10]
……必须投入的时间和资本、这种投入的不可变更性、大型组织的需要，以及先进技术条件下市场运行的问题，共同产生了计划的必要性。[11]
对计划的需要……源于生产过程漫长的持续时间、所涉及的高额投资，以及这项投资被不可变更地用于特定任务。[12]
计划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市场］过程已经不再可靠。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时间与资本投入，意味着必须提前数月甚至数年来预测消费者的需要。……除了决定消费者将想要什么、愿意支付多少之外，企业还必须采取一切可行措施，确保消费者愿意以能让企业获利的价格，购买企业决定生产的东西。……它必须控制销售之物。……它必须以计划代替市场。[13]
……控制消费者行为的需要，是计划的要求。而广泛运用先进技术和资本，以及组织的相对规模与复杂性，又使计划成为必要。这些因素能够高效地生产商品；结果是产量极为庞大。进一步的结果则是，那些只与基本身体感受相关——仅用于免除饥饿、抵御寒冷、提供住所、缓解疼痛——的商品，已只占全部生产中很小且不断缩小的一部分。大多数商品所满足的需要，并不是因为匮乏带来的明显不适而被个人发现，而是因为占有它们所产生的某种心理反应。……[14]
在加尔布雷思看来，消费者主权的“公认顺序”——米塞斯所谓的“美元民主”，即消费者需求决定生产什么——已经被“修正顺序”取代：寡头公司先决定生产什么，再通过管理消费者行为把产品卖掉。用当代术语说，就是需求拉动的经济被供给推动的模式取代。
艾尔弗雷德·钱德勒与加尔布雷思一样，完全相信大公司具有更高效率。他认为，现代多单位企业之所以出现，是因为行政协调“使得”更高效率成为可能。[15]
通过把生产单位的管理与采购、配送单位的管理结合起来，获取市场和供应来源信息的成本降低了。更为重要的是，把许多单位纳入组织内部，使不同单位之间的货物流动能够由行政方式协调。对这些流动进行更有效的调度，使生产过程中的设施和人员得到更充分的利用，从而提高生产率、降低成本。[16]
在组织方面，产出的扩大，是通过改进制造厂或加工厂的设计，以及创新使生产流同步、监督劳动力所需的管理实践和程序来实现的。生产率的提高也取决于管理者和工人的技能与能力，以及这些技能随时间持续改进。上述每一因素，或它们的任何组合，都有助于提高单个工厂或车间内物料流动的速度和数量，也就是某些加工者所谓的“吞吐量”。……[17]
把大规模生产与大规模配送结合起来，给制造商提供了机会：通过更有效地管理生产与配送过程，并协调贯穿其中的货物流动，来降低成本、提高生产率。然而，最先把这两套基本过程结合起来的工业家，并不是为了利用这种经济性。他们这样做，是因为现有营销商无法按产品被生产出来的数量，销售和配送这些产品。[18]
大规模生产工厂通过“大幅增加设备和人员每天的利用程度”，实现了“速度经济”。[19]（当然，钱德勒首先假定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本来就更高效；然后，为了降低昂贵资本资产造成的单位成本，才需要“速度经济”。）
钱德勒所说的“速度经济”，与精益生产对“流动”的理解完全不同。他赞扬新的公司管理者“发展出采购、储存和搬运大量原材料及半成品库存的技术。为了使货物流动更有保障，他们往往自行经营成队的铁路车厢和运输设备”。[20] 这就表明了他的意思。换言之，这既包括斯隆主义的标准模式——巨量未完成品缓冲库存，加上满仓等待订单的成品——也包括那种虚假的“精益”模式：把库存扫到地毯下面，转移进车轮上的仓库和集装箱船中。
（读者可能对我不断使用“斯隆主义”一词感到困惑，甚至厌烦。我从GrimReader博客上埃里克·赫斯曼的敏锐评论中借用了这个词；他把通用汽车的生产和会计方法视为二十世纪美国大规模生产工业的典范，并将其与通常同大野耐一的丰田生产方式联系起来的精益方法作对比。）
“斯隆主义”尤其指以通用汽车为代表的管理会计制度。这一制度最初由杜邦公司的布朗开发；当杜邦取得通用汽车的控股权，并任命艾尔弗雷德·斯隆掌舵时，它也被带进了通用汽车。威廉·沃德尔和诺曼·博德克在《美国工业的重生》（Rebirth of American Industry）中详细剖析了这一会计制度的扭曲激励；它后来成为整个美国公司管理界盛行的标准。
在斯隆主义管理会计中，库存被算作一种“与现金具有同等流动性”的资产。不论当期产出是否需要用来履行订单，生产部门都把它送入库存，并得到相应的业绩记账。根据“间接成本吸收”的做法，所有生产成本都会完整地计入“卖给”库存的商品价格；从这一刻起，这些商品便成为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
既然库存被宣布为与现金具有同等流动性的资产，那么，要完成这样一笔纸面销售，下一个“成本中心”、部门、工厂或事业部是否确实马上需要这些产出，就无关紧要了。生产部门把产出放进库存，就可以记上一笔业绩。[21]
……只要把一托盘物料沿生产流程向下移动几道工序，费用就会下降……，而库存就会上升。事实上，即便工厂付加班费去加工根本不需要的物料，或者使用有缺陷的材料生产，导致产出中很大一部分必须报废，费用仍然可以下降，投资回报率仍然可以改善。[22]
换言之，按美国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斯隆主义会计原则，花钱购买投入品，本身就被定义为创造价值。沃德尔在博客中这样描述：
公司可以造出一大堆东西，给它们分摊巨量固定间接成本，再把这些间接成本移到资产负债表上，让自己显得更有利可图。
换言之，“它们把成本接受为既成事实……”。保罗·古德曼关于“成本加成文化”的观念（下文将详述），恰好概括了这一点。沃德尔还指出，GDP这一指标与美国工业所用的管理会计制度，依赖于同样的假设：它把投入品支出在定义上就算作财富创造。[23]
美国工厂的仓库里，常常堆着价值数百万美元的过时库存；它们之所以还在那里，是为了“避免通过注销它们而不得不减少本季度利润”。当公司最终不得不面对现实时，结果就是代价高昂的库存减记。
不需要多高的数学水平就能明白：如果你真正关心的，只是在一个零件上完成一道工序的成本，而且只要尽可能低成本地完成这道工序，再把这个未完成品称作资产，就可以赚钱，那么一次做一大批显然更便宜。
把换线设置成本分摊到大量零件上，当然比只为少量零件进行设置更便宜，即使这意味着生产出远超很长一段时间内所需数量的零件。如果一次能做足够多的零件，那么先便宜地造出来，再把坏的挑出去，也显得有道理。
大批量生产于是处处成为常态，因为批量生产的直接成本低，而且只要把产出列为在制品库存，就能马上把它们变成钱——至少在杜邦先生看来如此。[24]
这些库存对成本的影响十分巨大。据估计，在服装业中，按预测而非按订单生产，并维持足够大的库存以避免机器闲置，约占零售价格的25%。[25] 这意味着，由于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的“效率”，你的衣服要贵大约三分之一。
在斯隆制度下，如果一台机器能够以某种速度运转，它就必须以那种速度运转，才能把效率推到最高。而提高效率的唯一办法，就是提高单台机器的运行速度。[26] 斯隆制度只关注节省劳动，并认为这“只有通过更快的机器才能实现。至于更快的机器同样会更快地制造库存，就不管了”。[27]
这些库存所造成的惊人官僚低效，可以从通用汽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辉煌创新”——物料需求计划（MRP）软件——看出端倪。这套中央计划系统，肯定会让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的人嫉妒得眼睛发绿。当然，丰田生产方式之父大野耐一指出：对于一家交付前置时间为零、批量为一的公司，MRP毫无用处。[28] MRP的作用在于，它“允许每一个成本中心按自己的局部最优方式运行，而不考虑其他成本中心的表现”。
如果机加工部门这一周干得不错，主管就可以因产量得到表扬，甚至可能因超额完成计划而受到表扬。
下一个工序部门——比如装配部门——即使遇到重大问题、远远无法完成计划，也完全不会影响到他。……
……［MRP的］核心，是一套逻辑和算法，使产品的每一个部件都能以不同数量和速度生产；实际上，就连同一种部件经过不同工序时，也可以采用不同的生产数量和速度，以便每一道工序都达到最佳效率。它假定，制造以这种脱节的方式进行最好；并确保有足够的库存，为这一切不平衡的生产提供缓冲。[29]
精益方法也有自己的“速度经济”，但它与斯隆主义方法恰好相反。斯隆主义方法着眼于某一台机器的单位成本，把速度经济推到最大，却不考虑因此必然积累的未完成品缓冲库存，以及生产流程中其他一切巨大的回流与淤积。正如《自然资本主义》的作者所说，它试图孤立地优化生产过程的每一个步骤，“从而使整个系统劣化”。一台机器可以靠极高速度降低某个环节的劳动成本，却同时与整个过程失去同步。[30] 沃德尔和博德克举了厄尼·布里奇的例子：他从通用汽车被派去“拯救”福特，要求一位厂长告诉他制造方向盘的成本，以计算这道工序的投资回报率。厂长完全摸不着头脑，不明白布里奇究竟想问什么：难道他认为方向盘生产是生产流程中的瓶颈，还是别的什么？但对布里奇而言，只要这台机器的单位成本和操作它的直接劳动成本，相对于“卖给”库存的方向盘“价值”足够低，就万事大吉。在斯隆会计制度下，生产一个方向盘，即便孤立地生产，不论随后拿它做什么，也不论是否有人订购它所属的汽车，都是一项赚钱活动。“完成这项工作就可以获得记账——看起来就像制造预算收到了一笔付款——因为这一简单任务把钱从费用移到了资产。”[31]
按照标准管理会计规则，“卖给库存”，相当于五年计划下的生产激励制度：没有任何激励要求商品真正能用，或真正被消费。因此，苏联工厂为了五年计划配额得到产量记账的那一车车冰箱，就被直接从火车上扔下去，完全不管是否因此损坏到无法修理。
相比之下，精益方法让生产流程与订单相适应，再按照总体流量确定单台机器和各生产环节的规模。按照精益思维，宁可选择专用程度较低、产出速度较慢的机器，也要避免某个单独环节与总体生产流量不相称。这就是丰田生产方式所谓的“节拍”（takt）：让每个生产阶段的产出节奏适应下一阶段的需要，再让所有阶段的总体流量与当前订单相适应。[32] 在斯隆式工厂中，管理层选择机器，是为了“以人力所能达到的最快速度”完成整个生产批次，“然后再分拣零件，之后把它们装起来”。[33]
再次引用《自然资本主义》作者的话：“精益方法的实质在于，在几乎所有现代制造业中，
规模小得多、布局更本地化的生产设备，所带来的较低资本投资、更大灵活性、通常更高的可靠性、较低库存成本和较低运输成本，其综合收益——而且往往还相互增益——将远远超过按单道工序狭窄定义的‘效率’上任何小幅下降。采用能够在产品之间迅速切换的柔性机器，使生产规模恰当，从资源、时间和金钱的总体角度看都更高效。这样，各道不同的加工工序便可紧邻进行，使产品保持连续流动。目标是没有停顿、没有延误、没有回流、没有库存、没有催赶、没有瓶颈、没有缓冲存货，也没有muda［浪费］。[34]
《自然资本主义》中的两个例子说明了这种差别：一是普惠公司一台过于“高效”的磨床；另一个是同样相对于任务规模过大的可乐灌装机。
这家全球最大的飞机喷气发动机制造商，花了8,000万美元购买一座“纪念碑”——用于制造涡轮叶片、技术最先进的德国机器人磨床。这些磨床快得惊人，但复杂的计算机控制系统需要的技术人员，几乎与旧式手工生产系统所需的机械工一样多。此外，高速磨床还需要昂贵且污染严重的配套工序。高速磨床的设计用途是生产大批量、规格统一的产品，但普惠需要的是灵活生产小批量、多品种产品，因此这十二台精巧的磨床，被八台简单磨床取代，后者的成本只有前者的四分之一。磨削时间从3分钟增加到75分钟，但整个过程的通过时间，却从10天降到75分钟，因为那些讨厌的配套工序被取消了。从完整生产过程的整体系统角度，而非仅仅从磨削这一步来看，那些大机器快到让整个过程变得太慢，自动化到需要太多工人。改造后的生产系统使用工资较高的传统劳动力和简单机器，在一个从门口就能轻松看遍的房间里，每年创造10亿美元价值。其成本减半，速度提高到原来的100倍，换型时间由8小时缩短到100秒；即使直接把那些精密磨床报废，改造费用也能在一年内收回。[35]
在可乐工业中，问题在于“一项极小规模的活动——喝一罐可乐——与一项极大规模的活动——生产可乐——之间的不匹配”。最“高效”的大型灌装机制造出巨大的批次，与配送体系的规模不相称，导致总体单位成本高于那些规模适中、能够立即按照需求拉动来调整产量的本地机器。原因是过量库存堵塞了整个系统，加上“生产过程中各个庞然大物之间，在搬运、运输和储存方面普遍存在的成本与损失”。因此，“巨型可乐装罐机按每罐送达产品计算的成本，很可能高于一台体积小、速度慢、结构简单的机器；后者可以在本地接到零售商订单后，立即生产罐装可乐”。[36]
正如沃麦克与琼斯在《精益思想》（Lean Thinking）中所说：“机器在百分之百可用工时里快速制造无人需要的零件，员工在每一分钟可用时间里认真执行不必要的任务，这些都只是在生产muda。”[37] 洛文斯等人作了更广泛的概括：
他们依据数十个实践案例得出的基本结论是：专用化、大规模、高速度的生产部门和设备，正是低效率和缺乏竞争力的关键；而把生产能力利用率最大化，这件MBA们引以为豪的事情，几乎总是一个错误。[38]
更好的做法，是使生产能力的规模适应需求。
在真正的精益工厂里，管理者每天开会，都会被追问库存削减和生产周期缩短的指标是否达成；这就像斯隆主义工厂里，管理者每天被催逼着减少直接劳动工时、提高投资回报率一样——后者也包括美国企业中那些仍受唐纳森·布朗会计原则支配的“精益生产”实验。詹姆斯·沃麦克等人在《改变世界的机器》（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中，讲述了一则有趣的轶事：一批来自美国大公司的精益生产学员组成代表团，参观一家丰田工厂。他们的调查表上有一道题，询问厂里有多少天的库存；丰田经理读到这里，礼貌地询问，译员是不是把“多少分钟的库存”译错了。[39]
正如芒福德所说：“若以有效工作衡量，也就是以转化为直接生计资料，或转化为持久的艺术和技术作品的人类劳动来衡量，新工业的相对收益小得可怜。”[40] 斯隆主义工厂的巨大仓库和巨量在制品中蕴含的浪费资源与凝结劳动，迅速膨胀的营销成本，“车轮上的仓库”，以及垃圾填埋场中堆积如山的废弃商品——这些商品原本只需花替换成本的一小部分就能修好——轻易就超过了大规模生产本身带来的单位成本节省。迈克尔·帕伦蒂说，公司资本主义的本质，就是“把活生生的自然变成成山的商品，再把商品变成一堆堆死资本”。[41] 大规模配送的成本，超过了大规模生产所节省的成本。
钱德勒的生产模式，导致人们采用越来越专用化、资产专用性越来越高的生产机械：
大型工业企业利用资本密集、耗能、连续或大批量生产技术，为大众市场生产时，继续蓬勃发展。[42]
每单位产出中，资本与劳动、材料与劳动、能源与劳动，以及管理人员与劳动的比率，都变得更高。这些大批量行业很快成为资本密集、能源密集和管理人员密集的行业。[43]
当然，这种看法在根本上就搞错了方向。孤立地依据某一台机器的单位成本，就认为它“更高效”，完全是愚蠢的。如果在没有推动式营销时自然出现的需求水平上，产能闲置的成本高得足以让其单位成本超过专用程度较低的机械；如果为了充分利用产能而必须覆盖的市场范围，造成的配送成本又高于专用机械所节省的单位成本，那么这种昂贵的产品专用机械，事实上就是更低效的。
F. M. 谢勒阐明了这一基本原则：
滚珠轴承制造，为几种产品专属经济性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子。如果只定制少数几个轴承，套圈加工就会由熟练操作工在通用车床上完成：他手动定位坯料和刀具，每次切削都进行测量。用这种方法加工一个套圈，需要五分钟到一个多小时，取决于零件的大小、复杂程度，以及操作工的技能。如果要生产相当大的一批，则会改用更专用的自动螺丝车床。一旦装入一根钢管，机器就会自动送料、设置刀具、调整速度以完成所需切削，并以每小时八十到一百四十件的速度，把加工好的零件吐入料斗。这样，每单位产品的机器运转时间和操作工照看时间都大幅节省；但为让螺丝车床执行这些操作而进行设置，大约需要八小时。如果只制造一百个轴承套圈，设置时间就远远超过全部运行时间；在这种情况下，用普通车床来做，可能更便宜。[44]
斯隆主义的做法，则是选择专用自动机器，再想办法让人们购买更多轴承套圈。
加尔布雷思和钱德勒的写法，仿佛只要采用机器，就足以自动提高效率，而无须考虑为了“节省”这笔钱，必须在其他地方花掉多少钱。
但如果从相反方向看，我们就会发现：柔性制造所使用的资产容易重新部署，因而能够随需求变化迅速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也就消除了控制市场的必要性。正如巴里·斯坦所说：
如果企业能够响应本地状况，就不需要控制本地状况。如果它们必须控制市场，那恰恰反映了它们缺乏充分响应的能力。[45]
……要高效地满足消费者需要，就越来越需要组织安排更灵活、与客户联系更直接的企业。在不确定性不断增加的条件下，计划的实质，是寻找更好的办法，让有需要的人能够更有效、而不是更无效地影响或控制生产体系。
在环境迅速变化的条件下，只有缩短接受供应者与生产者决策所在地之间的“距离”，才能实施这样的计划。……但信息论很容易证明，随着数据变化速度加快，或者信息传递步骤增多，反馈——把环境与试图服务该环境的组织联系起来的信息——必然会变得不那么准确，或不那么完整。
斯坦指出，加尔布雷思的解决办法是压制动荡：“控制社会将经历的变化的种类与幅度。”[46] 但他认为，更好的办法是“一种价值转变，使组织与它所服务的环境融为一体”。
这个问题的解决，不能寄希望于在更大规模上进行更好的计划……，而应使生产企业与社会中需要这些生产的部分更好地结合。
在一个富裕而复杂的社会里，当变化十分迅速时，满足多样且流动的需要的唯一可行手段，是一系列生产单位：它们小到能够与客户紧密接触，灵活到能够按客户需求生产，而且能够在较短时间内做到。……一方面说，单位必须大到足以控制自己的环境，另一方面却生产出实际上也许无人需要的产品，这在逻辑上就是自相矛盾！[47]
至于计划问题——有人说，这需要大企业，因为复杂技术和日益专门化的知识，要求花很长的前置时间来开发、设计和生产产品。因此，企业必须对市场有足够控制，确保存在足以证明这种耗时、昂贵投资合理的需求。这一论证建立在沙地上：首先，社会需要应当先于、而非后于关于生产什么的决定；其次，除航天等罕见、特殊情况外，数据并不支持大型生产组织的必要性。恰恰相反，为社会需要作计划，要求组织及其决策能力能够保证生产企业与相关市场之间的反馈和互动准确、及时——这更符合小型组织，而非大型组织的条件。[48]
A. 提供稳定性的制度形式
按照加尔布雷思上文所描述的稳定与控制需要，技术结构在公司内部采用各种组织措施，保证产品有可靠销路，并使投入品的可获得性及价格能够长期预测。这些措施可以概括为：以计划替代市场价格机制。
如果企业不知道未来价格是多少、销售额是多少、包括劳动与资本在内的成本是多少，以及在这些成本下能买到什么，就无法有效地预见和安排未来行动，也无法为突发情况作准备。……企业所谓的计划，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尽量减少或消除市场影响。[49]
二十世纪自由主义与大规模生产工业之间的强烈亲近感，是有原因的（例如迈克尔·摩尔怀念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共识资本主义；那时占主导地位的就业形式，是具有终身保障的工厂工作）。二十世纪自由主义起源于管理阶层和专业阶层的意识形态，尤其是那些经营巨型制造公司的管理者和工程师。他们的意识形态核心，是把公司内部盛行的计划与控制、由无私专家实施的治理，延伸到公司之外的社会。而这种对社会计划的意识形态偏爱，恰好与大规模生产工业需要重塑整个社会、以保证自身产出得到消费的要求相吻合。[50]
加尔布雷思描述了技术结构用来控制市场不确定性、实现长期可预测性的三种制度手段：纵向一体化、利用市场力量控制供应商与销售渠道，以及与供应商和销售渠道订立长期合同。[51]
在纵向一体化中，“计划单位接管供应来源或销售出口；原先需要就价格和数量讨价还价的交易，就被计划单位内部的调拨所取代”。[52]
“纵向一体化”最重要的形式之一，是选择“制造”而非“购买”信贷——用留存收益进行内部融资，替代外部信贷市场。[53] 管理层受外部资本市场控制的理论，假定企业高度依赖外部融资。但事实上，管理层为保持自身独立于股东和其他外部利益，其第一道防线就是尽量降低对外部融资的依赖。管理层倾向于尽可能先用留存收益为新投资融资，其次借债，只有最后才考虑发行新股。[54] 只有对初创企业和正在大幅扩张的小企业而言，发行股票才是重要的投资资本来源。[55] 大多数公司以留存收益为绝大部分新增投资融资；留存收益不足时，则倾向于把投资限于最优先事项。[56]
正如道格·亨伍德所说，从长期看，“几乎所有公司资本支出，都通过利润和折旧准备进行内部融资”。1952年至1995年间，近90%的投资由留存收益提供资金。[57]
普遍依赖内部融资，往往会促进集中化。内部形成的资金一旦超过内部需要，就被用来扩张内部业务或使其多样化，或用于横向及纵向一体化，而不是“贷出去，或者进行其他保持独立交易关系的投资”。[58] 马丁·赫尔维格在讨论留存收益融资的主导地位时，提出了一个尤其耐人寻味的观察。他否认主要依赖留存收益必然会导致投资“配给”，也就是投资不足；他说，如果留存收益超过了可获得的合理资本投资机会，内部融资同样很容易导致过度投资。[59] 这印证了熊彼特的观点：对公司利润双重征税，鼓励企业选择再投资而非派发股息，从而助长规模过大和集中化。当然，如果保留收益使股息不能回到家庭部门、再投向其他企业，就可能造成结构性错配与不合理现象：留存收益过多的部门发生过度积累，代价则是其他部门资本短缺。[60] 道格·亨伍德对照了两种情形：一边是公司官僚机构掌握着过多留存收益，却缺乏投资机会；另一边是最需要资本的小型创新企业，却受到资本市场的约束。[61]
市场控制“在于削弱或消除计划单位的买方或卖方的独立行动能力”，同时保留“市场的外在形式”。相对于市场的规模越大，市场力量就越强。例如通用汽车与其供应商之间，买还是不买的一项决定，就可以决定一家企业的生死。而且，大型制造商始终可以选择纵向一体化，即自己制造零件而非购买，以此约束供应商。“能够消除一个市场，本身就是控制这个市场的重要权力来源。”[62]
长期合同可以通过“规定相当长时期内将供应或购买的价格和数量”，减少不确定性。每一家大企业都建立起一个“合同矩阵”，以消除市场不确定性。[63]
皮奥里和塞布尔以爱迪生电气公司为例，说明如何利用长期合同保证稳定：
它诱导客户签订长期“未来交付”合同，按合同，客户必须在十年内按固定间隔购买指定数量的爱迪生产品。通过保证产出的需求，这些合同使公司能够投资大型工厂。……正如爱迪生公司一位高管所解释的：
要以最低成本制造灯泡，工厂就必须持续运转，产出尽可能均匀。我们的灯泡未来交付计划［在这方面］非常成功。……工厂从一种生产速度改为另一种生产速度，代价非常高。……未来交付计划的好处显而易见，因为我们可以为库存生产，同时知道所有库存都会在一定时间内被提走。[64]
精益的需求拉动式生产，只响应订单进行生产，以尽量降低库存成本；大规模生产则不同，它要求供给推动式配送，即在生产之前就保证市场销路。
用合同稳定投入品的供应和价格，尤其体现在稳定工资、降低人员流动率的组织措施上。雇主试验了公司工会、“美国计划”及其他各种福利资本主义形式，成败参半，最终转向《瓦格纳法》下的正式工会制度，以获得劳动投入供应与价格的长期可预测性，并确保管理层对生产的控制。在“共识资本主义”的安排中，资本密集型工业的劳动成本在总成本中占比相对较小，因此，只要管理层指导生产的特权获得承认，它就愿意支付相对较高的工资与福利（直到把工资与生产率挂钩的程度），提供多少具有中立性的申诉程序，等等。但“美国计划”在许多情况下也同样如此：它允许正式的申诉程序和逐级惩戒，有时也允许就工资标准进行谈判。这些尝试的具体做法无论相差多大，都具有共同目标：“通过稳定工资和就业，使一种主要生产要素的成本免受市场经济波动的影响。”[65] 从管理层的角度看，《瓦格纳法》下建立的那种官僚化产业工会，首要目的是让普通会员遵守合同，并压制未经工会批准的自发罢工。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那些最乐于接受产业工会主义的公司自由派经理，往往正是此前依赖公司工会和职工委员会的同一批人。在这两种情况下，他们的动机完全相同。例如，通用电气的杰勒德·斯沃普，是最“进步”的公司自由派之一，也是支持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那类公司利益的活化身；早在1926年，他就曾试图请美国劳工联合会的威廉·格林来管理通用电气的职工委员会体系。[66]
加尔布雷思所说的技术结构，还有一种制度手段，就是调节技术变革速度：同一行业中的寡头企业相互串通，以最能提高收益的速度推出创新。巴兰和斯威齐这样描述公司资本主义下寡头市场中的技术变革调节：
在这里，创新通常由巨型公司推出，或者很快被巨型公司接手；它们并非在竞争压力的强迫下行动，而是仔细计算能使利润最大化的路线。在竞争条件下，没有人能够控制新技术被普遍采用的速度，甚至创新企业自身也不能；在垄断条件下，这一点就不再成立。显然，指导巨型公司行动的，不是孤立看待新方法时的盈利性，而是新方法对企业整体盈利性的净影响。这意味着，总的说来，创新引入的速度将慢于按竞争准则行事时的速度。[67]
或者，借用保罗·古德曼的话，少数制造商控制着市场，“以固定价格和一点点慢慢挤出的改进来竞争”。[68]
除了名义上私人所有的公司为提供稳定性而建立的这些微观经济结构，国家还实施了加布里埃尔·科尔科所谓的“政治资本主义”政策。
政治资本主义，是利用政治途径在经济中取得稳定性、可预测性和安全保障，也就是实现合理化。稳定性，是消除自相残杀的竞争和经济中的无规律波动。可预测性，是凭借政治上稳定且有保障的手段，依据相当可计算的预期，规划未来经济行动的能力。我所谓的安全保障，是免遭任何形式上的民主政治结构都潜藏着的政治攻击。我赋予“合理化”的含义，并不是通常所谓提高公司效率、产出或内部组织水平；我指的是，以某种方式组织经济及更广泛的政治和社会领域，使公司能够在可预测且安全的环境中运作，长期取得合理利润。[69]
国家在使经济卡特尔化、保护大公司免受价格竞争的破坏性影响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起初，这种努力主要是私人的，体现为二十世纪之交的托拉斯运动。钱德勒把最初这些私人整合市场的努力，赞颂为朝合理性迈出的一步：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美国制造商开始迈出通过合并实现增长的第一步，也就是建立全国性协会，以控制价格和生产。这主要是对价格持续下跌的反应；1873年的恐慌开启了长期经济萧条之后，价格下跌愈发显著。[70]
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萧条进一步加快了这一进程，旨在控制价格和产出的合并及托拉斯组建，一直持续到下个世纪初：“合并的动机变了。更多的合并，是为了取代小制造企业组成的协会，成为维持价格和生产计划的工具。”[71]
从二十世纪之交起，J. P. 摩根和其他推动者作出了一系列尝试，要为公司经济创造某种制度结构，以调节价格竞争，稳定各自的市场份额。“正是在那个时候，”保罗·斯威齐写道：
美国企业家认识到，把降价当作竞争武器具有自我挫败的性质，于是开始通过一个由法律（公司法和监管法）、制度（例如行业协会）以及惯例（例如价格领导制）构成的复杂网络，把降价排除在正常商业实践之外。[72]
钱德勒把托拉斯运动视为进步力量的赞颂，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托拉斯比它们较小的竞争者效率更低。它们成立后立即开始向托拉斯之外杠杆较低的企业流失市场份额。托拉斯运动彻底失败了，大企业也很快认识到了这一点。因此，随后使经济卡特尔化的尝试，便求助于国家。加布里埃尔·科尔科记述道，[73] 进步时代监管议程背后的主要力量，正是大企业本身；其目标是限制价格与质量竞争，在政府庇护下重新建立托拉斯。他的论点是：“与历史学家的共识相反，导致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不是垄断的存在，而是垄断的缺乏。”
科尔科认为，进步时代之前那些纯私人性质的卡特尔化尝试，即通过串通稳定价格的所谓“托拉斯”，都遭到了惨败。尽管有关税、专利、铁路补贴和其他已有国家干预形式的影响，世纪之交的主导趋势仍是竞争。托拉斯运动试图通过合并、收购、价格串通等自愿和私人手段，使经济卡特尔化。但这些杠杆过高、资本配置过度的托拉斯，比以前还要低效，市场份额不断流向规模更小、效率更高的竞争者。标准石油和美国钢铁一成立，就开始流失市场份额。
面对这一彻底失败，大企业转而通过国家使自身卡特尔化，进步时代的监管议程由此而来。
讽刺的是，与历史学家的共识相反，导致联邦政府干预经济的，不是垄断的存在，而是垄断的缺乏。[74]
越来越多重要企业家推想：如果无法通过合并和自愿的经济手段实现经济合理化，也许政治手段能够成功。[75]
1908年，乔治·珀金斯阐述了进步时代监管国家的理由；科尔科称他为“罗斯福总统任内政治资本主义的实际设计者……”。现代公司：
必须欢迎由务实企业家实施的联邦监督；这种监督“应不时向股东和公众说明，管理层的报告和经营方法是正确的”。联邦监管会把企业从各州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工业合作就能取代竞争。[76]
科尔科提供了大量证据，说明大企业是进步时代立法议程背后的主要推动力量。例如，《肉类检验法》的通过，主要应大肉类加工商的要求。[77] 这种模式的基本形式，几乎在“进步”监管议程的每个组成部分中重演。
这一时期引入的各种安全和质量法规，也起到了使市场卡特尔化的作用。它们的目的，基本上与威尔逊战时经济中那些以“效率”为名、减少产品线中款式和功能种类的尝试相同。国家只要全面强加某项统一质量标准（例如安全标准），就必然消除了企业之间围绕这一特征展开竞争的可能。正如巴特勒·谢弗所说，“工资、工作条件或产品标准”的目的，是“使成本因素普遍一致，从而限制价格竞争”。[78] 因此，行业便在相应程度上实现了卡特尔化；效果正如行业内所有企业都采用同一质量标准，并约定不在这一领域竞争一样。实质上，监管就是国家强制执行的卡特尔：成员同意不再在某个质量或安全领域竞争，而是通过国家制定并遵守统一标准。私人卡特尔并不稳定；这种卡特尔则不同，没有成员能靠背离来取得优势。
理论上，法规可以只为质量竞争设置底线，仍让企业自由地以超越标准的方式竞争；但实践中，公司往往对超出法定安全或质量要求的竞争者抱有敌意。一个好例子是：孟山都经常成功地谋求监管压制，阻止竞争者在牛奶上标注“不含rBGH”这类商业信息；更一般地说，转基因“怪物食品”产业依赖FDA法规，禁止给食品贴上“非转基因”标签。另一个例子是，牛肉业成功要求政府禁止竞争者自愿以高于法律规定的频率，对牛群进行疯牛病检测。[79] 于是，监管的下限常常成了上限。
更重要的是，《联邦贸易委员会法》和《克莱顿法》扭转了长期存在的竞争趋势和市场份额流失，使稳定成为可能。
新法律中打击不公平竞争者和价格歧视的条款，意味着政府如今会使许多行业协会第一次能够稳定本行业价格，并使有效寡头垄断成为经济的新阶段。[80]
联邦贸易委员会为行业协会及其防止降价的努力，创造了有利氛围。[81] 巴特勒·谢弗在《限制贸易》（In Restraint of Trade）中，详细记述了这些行业协会如何运作，以及它们如何试图通过各种道德准则稳定价格、限制“掠夺性降价”。[82]
具体来说，行业协会直接在联邦贸易委员会主持下，制定了具有法律效力的道德准则：“早在1919年，FTC就开始邀请特定行业的成员参加会议，找出那些被行业成员以‘几乎一致的意见’认定为不公平的贸易做法。”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标准程序，是FTC邀请某一行业的成员开会，征求他们对贸易实践问题及建议解决办法的意见。
会议形成并经FTC批准的规则，分为两类：第一组规则与第二组规则。委员会把第一组规则视为制定这些规则的行业中现行法律的表达。该行业任何成员违反这些规则——不论该成员是否曾同意这些规则——都会因构成“不公平竞争方法”，依《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第5条遭到起诉。……
第一组包括针对那些被大多数企业组织认为最容易“扰乱”稳定经济状况的做法的规则。通常包括禁止诱使“违约；……商业贿赂；……通过秘密回扣、过度调价或无正当根据的折扣进行价格歧视；……为损害竞争者而以低于成本或低于公布价目的价格出售商品；虚报商品；……使用较差材料或偏离标准；［以及］伪造重量、检验或制造证书［着重号为引文所加］”。[83]
这两部法律完成了托拉斯没能完成的事情：使每个行业中的少数企业能够稳定市场份额，并在彼此之间维持寡头结构。
正是在战争期间，有效运作的寡头垄断，以及价格和市场协议，开始在美国经济的主导部门中真正运行。经济权力的迅速分散和相对容易的市场进入，实际上停止了。尽管重要新立法不再出台，企业与联邦政府的联合仍贯穿整个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及以后，利用进步时代奠定的基础，稳定和巩固各行业的状况。后来，赫伯特·胡佛和富兰克林·罗斯福也在同一进步主义基础上，利用战时机构的经验，制定了挽救美国资本主义的方案。在进步时代、现代工业主义背景下确立的利用联邦政府稳定经济的原则，成为政治资本主义此后诸多分支的基础。[84]
监管国家还以另外两种方式提供“合理性”：第一，利用联邦监管，预先排除州和地方层面民粹政府可能采取的更严厉行动；第二，排除并推翻较早的普通法责任标准，用以“可靠科学”为依据的最低共同监管标准，取代地方陪审团可能判处的严厉损害赔偿——当然，什么算可靠科学，是由行业决定的。对于第一点，不论如何评价地方法规本身的正当性，中央集权国家代表公司利益压制不友好的地方法规，并由纳税人出钱，帮助企业克服在许多相互冲突的辖区中经营的交易成本，都很难说正当。“自由贸易”只意味着，国家不阻碍自身辖区内的人，按他们自己能够争取到的任何条件，同其他任何人交易；它并不意味着国家要实际去打开市场。对于第二点，有意思的是，许多自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人支持所谓的“侵权法改革”，但损害赔偿的民事责任，事实上才是自由意志主义用来替代监管国家的方案。许多这类“侵权法改革”，实质上是免除企业对鲁莽欺诈、污染和其他强加给公众的外部性所应承担的责任。
监管国家还有一种功能，我们将在下文更深入地讨论：强加最低限度的固定经营开支，从而筑起壁垒，阻挡低固定经营开支生产者的竞争。
国家支出与监管相似，也会使经济卡特尔化。监管把安全和质量的一些重要方面从成本竞争中排除；同样，把经营成本社会化、交由国家承担——例如研发补贴、政府资助的技术教育等——也使垄断资本能够把这些成本从企业间成本竞争的价格构成中剔除，变成市场上所有企业一体享有的保证收益。运输补贴削弱了靠近市场选址的竞争优势。农业价格支持补贴，使闲置土地变成利润极高的房地产投资。不论通过监管，还是通过国家对各种积累形式的直接补贴，公司都借助国家共同执行某些活动，并把竞争限制在选定的领域。
资本主义经济中越来越多的职能，已经通过国家来执行。詹姆斯·奥康纳认为，垄断资本主义下的国家开支，可以分为“社会资本”和“社会费用”。
社会资本，是私人资本进行有利可图的积累所需的支出；它具有间接生产性（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社会资本间接增加剩余价值）。社会资本有两种：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用马克思主义术语说，就是社会不变资本和社会可变资本）。……社会投资包括提高一定数量劳动力的生产率，并在其他因素不变时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社会消费包括降低劳动力再生产成本，并在其他因素不变时提高利润率的项目和服务。社会保险就是一个例子：它提高劳动力的生产能力，同时降低劳动成本。第二类，即社会费用，包括维持社会和谐、履行国家“合法化”职能所必需的项目和服务。……最好的例子是福利制度，它的主要设计目的，是维持失业工人中的社会安宁。[85]
奥康纳认为，这类国家支出，抵消了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预测的直接利润率下降。垄断资本能够把许多经营费用转嫁给国家；国家以纳税人为代价，通过支出间接提高劳动和资本的生产率，于是表面上的利润率上升了。“总之，垄断资本把越来越多的生产成本社会化。”[86]
（事实上，奥康纳作了一个没有根据的假定：资本密集程度在补贴下提高，会实际提高生产率，而不是仅仅补贴提高单位产出资本投入比的成本，即使更加资本密集的方法本身效率较低也照样补贴。事实上，得到补贴的资本密集型生产方式，就像把过剩资本沉入大海一样，确确实实是一种销毁过剩资本的办法。）
奥康纳列举了垄断资本把经营成本转嫁给政治体系的几种方式：
资本主义生产变得更加相互依赖——更加依赖科学与技术，劳动职能更加专业化，分工更加广泛。因此，垄断部门（竞争部门也如此，但程度小得多）需要越来越多的技术和行政人员。它还需要越来越多的基础设施（有形社会间接资本）——运输、通信、研发、教育和其他设施。总之，相对于私人资本，垄断部门需要越来越多的社会投资。……社会投资（或社会不变资本）的成本，不由垄断资本承担，而是被社会化，落到国家身上。[87]
因此，国家干预经济的总体效果，就是把越来越多的经济活动领域，从价格或质量竞争的范围内移走，转而由作为整体的有组织资本集体组织起来。
B. 用大众消费和推动式配送吸收剩余
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使用昂贵的产品专用机械，要求大批量生产以实现高吞吐量，从而把生产成本分摊到尽可能多的产品单位上。而要做到这一点，又必须运用巨大的权力，确保这些产出有市场。
首先，需要上一章和本章前一节所述的前置干预：国家干预，创造统一的全国市场与运输体系；国家干预，促进稳定的寡头卡特尔形成。
但为了使集中的公司经济成为可能，国家事先作出的一切干预还不够；要让这个体系继续运行，事后也同样需要干预。如果没有政府为其过剩产出保证销路，并使它免遭相当程度的市场竞争，大规模生产工业就无法生存。正如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所说，垄断资本主义：
倾向于产生越来越多的剩余，却不能提供吸收不断增加的剩余、从而使体系顺畅运作所需的消费和投资出口。既然无法被吸收的剩余不会被生产出来，垄断资本主义经济的常态也就只能是停滞。在资本存量以及成本和价格结构既定的条件下，体系的开工率不可能超过这样一个点：在这个点上，所生产的剩余还能找到必要的出口。这意味着可用的人力和物质资源长期利用不足。换一种稍有不同的说法，体系必须在其盈利曲线上足够低的位置运行，以免产生多于能够吸收的剩余。由于盈利曲线不断上移，“均衡”开工率相应地趋于下降。如果任其自行发展——也就是说，如果没有那些不属于体系所谓“基本逻辑”的反向力量——垄断资本主义就会越来越深地陷入长期萧条的泥沼。[88]
大规模生产把生产与消费分离。驱动生产速度的，不是客户订单，而是必须让机器满负荷运转，以便尽量降低单位成本。因此，除了通过合同控制投入之外，大规模生产工业还必须管理消费者，确保其产出得到消费。它通过推动式配送、强势营销、计划性淘汰和消费信贷来实现这一点。
大众广告，是管理总需求的工具。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广告的主要功能是“代表消费品的生产者和销售者，持续不断地向储蓄开战，为消费助战”。这一功能与计划性淘汰紧密相连：
广告商的策略，是把拥有市场上最新产品的毋庸置疑的好处，乃至绝对必要性，反复灌输进人们的头脑。然而，要使这种策略奏效，生产者就必须把源源不断的“新”产品倾入市场；没有人敢落后，因为他们担心顾客会为了新鲜感转投竞争者。
然而，即使在科学和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真正全新或不同的产品也不容易得到。因此，系统性轰炸消费者的大部分新鲜玩意儿，要么是虚假的，要么与产品的功能和使用价值只有微不足道的关系，在许多情况下甚至存在负面关系。[89]
……在美国这样拥有大量耐用消费品存量的社会里，商品和服务总需求的一个重要部分，来自这些存量中一部分磨损或被丢弃后需要替换。内置的淘汰机制加快了磨损速度，频繁改变款式则加快了丢弃速度。……净结果是替换需求加快，收入和就业得到普遍提振。在这一点上，以及其他方面，销售努力都成了对抗垄断资本主义趋向长期萧条的一剂强效药。[90]
大众广告虽然比本章后面讨论的那些手段稍微不那么依赖国家，却也具有很大的国家成分。首先，大众广告业和公共关系业的创始人，在很大程度上也正是“制造同意”这门学问的创始人；他们曾利用它操纵英美民众，去支持“圣伍德罗”的十字军东征。爱德华·伯内斯和哈罗德·拉斯韦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克里尔委员会，以及其他早期的支持战争宣传活动中发挥了核心作用；此后，他们在公共关系和大众消费广告的发展中，也发挥了同样显著的作用。
其次，国家自己的宣传机构——通过美国农业部、学校家政课等——强化了广告的信息，着力贬低家庭烘焙面包、自己种菜和制作蔬菜罐头等“老式”的复古习惯，转而推广“与时俱进”的主妇做法：把市场上买来的罐头食品加热食用。[91]
杰弗里·卡普兰在最近一篇文章中，把这称为“消费的福音”：
［工业家］担心，大多数美国家庭长期维持的节俭习惯，很难打破。更具威胁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工业生产商品的能力，似乎正以超过人们感觉自己需要这些商品的速度增长。
正是后一种忧虑，促使通用汽车研究主管查尔斯·凯特林在1929年写了一篇杂志文章，题为〈让消费者不满意〉。……他与许多公司同道一起，正在为美国工业界定一种战略转变：从满足人的基本需要，转向创造新的需要。
在1927年接受《国家商业》杂志采访时，劳工部长詹姆斯·J.戴维斯提供了一些数字，说明《纽约时报》所谓的“需求饱和”问题。戴维斯指出：“本国纺织厂每年只要开工六个月，就能生产出全部所需布匹”；美国14%的制鞋厂，就能供应全年所需鞋类。杂志接着提出：“也许最终每周工作三天，就能生产出全世界所需的东西。”
企业领袖对一个不再以商品生产为中心的社会前景，并不热心。对他们而言，新的“节省劳动”机器呈现的不是解放愿景，而是对他们权力中心地位的威胁。全国制造商协会主席约翰·E.埃杰顿的宣言，是这种反应的典型：“除了闲暇，没有什么……比不幸更能滋生激进主义。”
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美国的商业和政治精英找到了一种办法，化解经济增长停滞与工人阶级激进化这两重威胁；一位工业顾问把它称作“消费的福音”——让人们相信，不论已经拥有多少，都还不够。赫伯特·胡佛总统的1929年近期经济变化委员会，以热情洋溢的语言描述了成果：“通过广告和其他推广手段……已经创造出一种可衡量的生产拉力，释放了原本被占用的资本。”他们欢庆这一观念突破：“从经济上说，我们面前是一片无边无际的领域；新的欲望刚一得到满足，便会无休止地为更新的欲望让路。”[92]
默里·罗斯巴德等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回应对大众广告的批评时，说批评者低估了受众作为主动道德主体、决定接受什么与拒绝什么的作用，也没有认识到信息是有成本的，存在所谓“理性无知”。然而有趣的是，罗斯巴德在Mises.Org和LewRockwell.Com上的许多追随者，却毫不犹豫地把公立学校和与国家结盟的媒体所作的国家主义宣传，视为具有累积性的潜伏影响。无疑，他们会辩称，在后一种情况下，宣传的数量和内容都被人为地向某种信息倾斜，从而人为提高了抵御宣传信息的成本。但这恰恰就是我对大众广告的看法。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使面向全国市场的大规模生产工业变得人为地普遍，也使它消化过剩产出的需要变得人为地迫切；于是，消费者受到的鼓励消费的宣传轰炸，其数量远远超过一个分散的、以本地小规模商品生产为基础的自由市场社会会出现的程度。
钱德勒“以高速度、高吞吐量把高固定成本转化为低单位成本”的模式，以及加尔布雷思的“技术结构”，都预设了一种“推动式”配送模式。推动范式具有下列假设：
- 东西不够分。
- 决定由精英作出。
- 组织必须实行等级制。
- 人必须被塑造。
- 越大越好。
- 需求可以预测。
- 资源可以集中配置。
- 需求可以得到满足。[93]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保罗·古德曼和珀西瓦尔·古德曼这样描述推动式配送：
……近几十年来……经济关注的中心，逐渐从为消费者提供商品，或者为企业家获取财富，转向让资本性机器持续工作、满负荷运转；因为社会安排已经变得如此复杂，以至于只要机器不满负荷运行，所有财富和生计就都会受到威胁，投资就会撤走，人们就会失业。也就是说，当整个制度依赖所有机器都开动时，除非每一种商品都被生产和售出，否则连面包都不可能生产。[94]
同一种强制要求，也是赫胥黎《美丽新世界》中睡眠教育式社会化的根源：“丢弃胜于修补”；“缝得越多，富得越少”。或者，正如通用汽车设计师哈利·厄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所说：
我的工作是加快淘汰。我已经把淘汰周期缩到两年；等我把它缩到一年，就能得满分了。[95]
沿着同样思路，巴兰和斯威齐引用了一位纽约投资银行家的话，说明如果没有计划性淘汰或品牌化，资本主义会遭遇怎样的灾难：“人们会按实用价值购买衣服；按经济性与营养价值购买食物；汽车会只保留必要功能，由同一位车主一直使用其完整的十到十五年有效寿命；住宅会按其提供住所的特性来建造和维护……”[96]
“推动式”配送体系取代的旧经济中，大多数食品和药品都是今天所谓的“无品牌通用商品”。面粉、谷物食品和类似产品通常散装出售，由杂货商称重、包装（在博尔索迪1927年写作之前的二十年中，商品构成已从约95%散装，变为75%包装商品）；生产者则根据零售商订单传来的需求水平安排生产。同样，药品通常由药剂师在店内按医生的处方，用通用原料现场配制。[97] 当顾客耗用杂货商的散装存货时，杂货商的订单便推动生产。
在新的“推动式”体系下，生产者通过品牌广告直接诉诸消费者，再靠对杂货商施压，为自己选择生产的商品创造需求。品牌忠诚有助于稳定对某一制造商产品的需求，消除纯商品价格竞争所带来的需求波动。
大体上可以把制造商分成两类：一类“制造”产品，以满足市场要求；另一类则“分销”自己决定制造的品牌。第一类制造商依赖产品的自然需求来吸收产出，依赖批发商和零售商为保持有吸引力的库存而展开的竞争来消化生产。第二类制造商则为自己的品牌创造需求，迫使批发商和零售商购买并“备货”。为了卖掉自己决定制造的东西，打个比方，他必须让水往高处流。[98]
问题在于，在这种新的“效率”体制下，消费者购买带商标的面粉、糖等，支付的价格大约是旧“低效”制度下购买散装商品的四倍。[99] 旧制度下，杂货商是顾客的采购代理；新制度下，他则是生产者的营销代理。
生产规模越大、资本密集程度越高，产能闲置造成的单位成本就越高；因此，正如上一章所见，投入强势“推动式”营销的资源也大幅增加，使配送成本进一步上升。
博尔索迪的《分销时代》（The Distribution Age），详细阐述了他在序言中提出的一个事实：1870年至1920年间，生产成本可能下降了五分之一，而营销与配送成本却几乎增加到原来的三倍。[100] 单位生产成本的有限下降，被配送和强势营销成本的上升完全抵消且绰绰有余。他写道：“我们经济结构的每一个部分”，都“因拼命设法有利可图地卖出现代工业所能生产的东西，而承受着紧绷的压力”。[101]
在生产适应需求的需求拉动体制下，配送成本低得多。博尔索迪指出：
……事实仍然是……一家只在自身天然服务范围内销售的工厂，因为在这里它能提供最佳服务，通过正常配送渠道销售时，遇到的销售阻力很小。这种工厂的消费者与制造商如此“接近”，关系如此密切，以至于向它购买具有传统习惯的力量。这样的工厂可以及时发货；可以按自己所在地区的特点调整生产；与远在他方的工厂相比，也可以更明智地处理同客户之间的调整。这类工厂似乎不会受到强势配送方法的诱惑。之所以不会，是因为一个很充分的理由：它并没有什么问题，需要用强势配送来解决。
那些决定生产带商标、规格统一、有包装、具有独特形象并在全国做广告的产品，又必须说服分销商为其品牌支付高于通常水平的价格、以便在全国市场立足的工厂，才不得不转向强势配送。与那些满足于只在自己能最有效销售的地方、向最适合的对象销售的工厂相比，这种工厂的销售问题，性质完全不同。[102]
对于那些固定经营开支较低、因而能够响应消费者需求进行生产的企业而言，营销相对便宜。它们无须耗费巨大努力让人们购买产品，只要完成收到的订单即可。而当产品需求必须被创造出来时，所需努力——再借用博尔索迪的比喻——就相当于让水往高处流。大众广告只是其中一小部分。成本更高的，还有直邮广告、销售人员逐户走访，以对新市场中的杂货商施压，迫使他们备货；以及销售代表直接向杂货商推销。[103] 广告、包装、品牌差异化等费用，全都是克服销售阻力的成本；这些成本之所以存在，只是因为生产脱离了需求，而不是由需求推动。
按照李嘉图的地租规律，对超出自然需求水平的产出而言，配送边际成本的上升，会导致所有商品的平均价格提高。这意味着，在如今的市场中，无品牌商品和商店自有品牌商品的价格，并不像在普通商品市场中竞争时那样由生产成本决定，而是只由这样一个幅度决定：为了与名牌商品竞争，它们最低需要便宜多少。[104]
对能够灵活响应需求的人来说，消费者需求是否可预测，也没有那么重要。例如，博尔索迪指出，对杂货商而言，顾客总得吃饭；即使一分钱强势营销费用都不花，顾客也会继续吃饭。因此，顾客吃不吃某一种特定产品、某一个品牌，对杂货商并无所谓；现有存货消耗之后，他会补进顾客喜欢的任何商品，并随顾客偏好的变化调整订单。另一方面，对制造商而言，顾客购买的必须是某种特定东西——比如蛋黄酱——而且不仅是蛋黄酱，还必须是他那个品牌的蛋黄酱，这就至关重要了。[105]
拥有忠实拥趸的品牌不断增多，又大幅提高了配送成本：杂货商不能再以散装商品形式储备普通玉米片，并在存货耗尽后补货，而必须给所有流行品牌——它们几乎完全相同——都保持足够库存，以防断货。这意味着周转变慢、货架空间浪费更多。换言之，推动式配送以无处不在的库存形式，制造了停滞的回流和积聚，代价高昂地破坏了流动。[106]
从生产者的角度看，指定品牌的好处，在于它“使一种产品脱离竞争”：[107] “指定品牌的盛行，几乎摧毁了确立真正竞争价格所依赖的正常基础。”[108] 正如巴里·斯坦所描述的，品牌化“把真正的普通商品转变为表面上量身定制的商品，以避免市场中的直接价格竞争”。
所引入的区别——精致包装、鼓动性广告与促销所宣称的不可衡量的价值，以及无关紧要的外观改动（例如彩色牙膏）——事实上并没有使这些竞争产品在任何实质意义上变得“不同”；但只要消费者相信这些区别，把它们当作不同产品，就会产生产品忠诚。[109]
在旧制度下，散装商品来自身份明确的生产者，他们之间的竞争使杂货商能够选择质量最高的散装商品，同时以最低价格提供给顾客。指定品牌则相反：它免除了杂货商为自己商品担保的责任，把他变成一个只管把最受欢迎的品牌摆上货架的人。
自然，从这种变化中获利的人，不会对此毫无察觉。例如，1925年一份广告行业报刊作了如下评论：
在美国糖业精炼公司最近发布的股东声明中，我们发现了这样一段话：
“众所周知，以前家用糖大多按散装方式定价。我们曾介绍以‘Domino’和‘Franklin’商标销售包装糖与佐餐糖浆的做法，其成功程度如此之高，以至于如今带商标包装的销量，已约占我们进入家庭的产量的一半。……”
任何面对这样一个销售难题的管理者，都应高度关注这些事实：如何销售一种由于散装出售而难以控制的日用商品。
二十年前，把糖装进纸盒、冠以品牌名称出售，简直不可想象。十年之后，同样的历史将在许多目前仍散装销售的其他日用商品上重演。……[110]
事情正如那份报刊预言的一样继续发展，直到数十年后，仅仅是从品牌争夺市场份额的竞争，返回商品生产中的价格竞争这一想法，就足以使制造商恐惧。博尔索迪所主张的，让“竞争……从销售诉求和一般吹嘘的云端高处，降到仅仅一个因素——价格”，[111] 正是寡头制造商和广告业最可怕的噩梦：
1988年，在美国全国广告主协会年会上，奥美美国主席格雷厄姆·H.菲利普斯斥责与会高管，竟然屈尊参与一个“普通商品市场”，而不是以形象为基础的市场。“我怀疑你们当中有多少人，会欢迎这样一种普通商品市场：人们只按价格、促销和交易条件竞争；这些都很容易被竞争者复制，导致利润不断下降、衰败，并最终破产。”其他人则谈到维持“概念附加值”的重要性，实际上也就是除营销之外什么都不增加。广告公司带着警告意味地说，屈尊按真实价值竞争，不仅会加速品牌死亡，也会加速公司死亡。[112]
值得玩味的是，钱德勒这位整个体系伟大“效率”的布道者，坦率地承认了上述一切。事实上，他远不觉得这是“承认问题”，而是把它视为体系的一项特色。他明确地把“繁荣”等同于物料通过体系的流动速度，以及生产和配送的速度，却完全不问：这种“流速”之所以提高一倍，是否只是因为人们把东西扔进垃圾填埋场的速度快了一倍，以免整条管道堵塞。
新的中层管理者，不只是想办法协调从原材料供应商到消费者的大批量流动。他们还发明并完善了扩大市场、加快生产和配送过程的方法。美国烟草公司、阿默公司，以及其他低价包装产品的大规模生产商的中层管理者，完善了最初由大众营销商、广告公司和成药制造商开发的、通过广告和品牌实现产品差异化的技术。胜家公司的中层管理者，最早把逐户走访式人员推销系统化；麦考密克公司的管理者，则是最早让特许经销商采用类似方法的人之一。两家公司都在分期付款购买和其他消费信贷技术上进行了创新。[113]
换言之，钱德勒所理想化的斯隆主义制度之所以更“高效”，是因为它更善于说服人们扔掉东西，好再买更多；也更善于生产几年后就不得不扔掉的劣质垃圾。只有一个身处二十世纪中叶、在共识资本主义鼎盛时期写作的人，站在尚未沾上一丁点绿色漂饰的建制派自由主义立场上，才可能满怀热情地写出这种东西。
大规模生产的间接成本很高，产能闲置因而会推高单位成本；这正是推动式配送模式的主要动机。即便如此，寡头市场受到约束的竞争，仍限制了产能闲置所造成的竞争劣势——只要行业内主要企业的产能利用率大致相近，而且能够把间接成本转嫁给顾客即可。消费价格中包含的寡头加价，反映的就是过剩产能的高成本。
很难估计，全国生产设施通常有多大一部分处于使用中。一位特别善于观察经济趋势的人，伦纳德·P.艾尔斯上校，把运行中的高炉数量当作商业状况的晴雨表。当高炉以60%的开工率运转时，情况就算正常。……
显然，如果60%代表正常状态，那么生铁这种基本商品的消费者，就必须为一项足以比全国正常时期用量多生产三分之二生铁的投资，支付股息。
博尔索迪还发现，面粉厂、钢厂、鞋厂、炼铜厂、木材厂、汽车和人造丝制造商的产能利用率，也处于相似或更低的水平。[114] 无论哪种情况，过度积累的代价都由消费者承担：工业满负荷运转时，是分销过量商品的高额营销成本；寡头市场中的企业都以低产能利用率运行，并通过管理定价转嫁单位成本时，则是高额间接成本。
因此，卡特尔化及产能闲置带来的高成本，与推动式配送及计划性淘汰，一起构成了垄断资本主义的两重病症。两者都是应对大规模生产工业中巨额资本支出和过度生产的权宜办法；两者都要求外部社会服从公司的需要，并受到公司控制。
从我们的立场看，最坏的情形是，大企业试图采用新政时代流产的《全国工业复兴法》那类措施，绕开产能过剩和消费不足问题：在政府主持下把一个行业卡特尔化，让所有企业都能够无限期地只利用一部分产能，再通过垄断定价，以成本加成方式把闲置产能的成本转嫁给消费者。任何把这当成解决办法的人，都应记住：它消除了控制成本或提高效率的一切激励。想看看这种安排会产生怎样的社会，只需观看电影《妙想天开》（Brazil）。
总之，这整个体系是一种到处寻找问题的“解决办法”。国家补贴和重商主义催生了集中的、资本配置过度的工业；它导致过度生产；过度生产又导致这样一种需要：必须设法为大量无人想要的破烂货创造需求。
C. 国家吸收剩余的行动：帝国主义
美国公司国家的根源，最主要地在于公司与国家精英所感知到的生产过剩危机，尤其是创痛深重的十九世纪九十年代大萧条；也在于他们所认定的这样一种必要性：国家必须干预，以吸收过剩产出，或以其他方式处理生产过剩、消费不足和过度积累的问题。威廉·阿普尔曼·威廉斯指出：“十九世纪九十年代的危机，在美国社会许多部分唤起了混乱和革命的幽灵。”[115] 经济精英把它看作生产过剩和资本过剩的结果，并相信只有获得一个“新边疆”，才能解决问题。如果国家不保证进入外国市场，产出就会低于产能，单位成本就会上升，失业就会达到危险水平。
因此，直至今天，美国外交政策的核心一直是威廉斯所谓的“门户开放帝国主义”：[116] 确保美国能够以同欧洲殖民强国平等的条件进入外国市场，并反对这些强国试图在其势力范围内瓜分或封闭市场。
门户开放帝国主义，是利用美国政治权力，在有利于美国公司利益的条件下，保证美国获取外国市场与资源，而不依赖直接的政治统治。它的核心目标，是让美国商品在每个国家市场中，获得与任何其他工业国商品同等的待遇。最重要的是，这要求美国政府积极行动，打破帝国主义列强既有的经济势力范围或优惠安排。结果在大多数情况下是：任何大规模追求自给自足的尝试，或者任何其他具有把世界主要地区从美国公司经济的支配中抽离之效果的政策，都会被视为敌视美国安全利益。如果尝试这些政策的强国被视为平等者，例如大英帝国，美国只会报以有限的冷淡；如果被视为弱于美国，例如日本，美国就会诉诸更强硬的措施，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的事件正说明了这一点。不论先进国家进入第三世界市场的机会彼此有多平等，有一点很清楚：第三世界国家在总体上仍须从属于工业化西方。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美国政治领导层担心，“欧洲堡垒”和“大东亚共荣圈”会夺走美国公司经济不可或缺的原材料，更不用说吸收其过剩产出与资本的出口了；正是这种担忧，促使罗斯福运作本国卷入另一场世界大战。国务院当时的内部研究估计，美国经济至少需要一个由拉丁美洲、东亚和大英帝国组成的“大区域”的资源和市场。与此同时，日本正在征服中国的大部分地区——最初“门户开放”政策的所在地——以及拥有锡和橡胶的印度支那，还威胁着夺取荷属东印度的石油。在欧洲，最坏的情形是英国陷落，随后德国夺取英国皇家海军相当大的一部分，继而控制大英帝国。即使罗斯福没有成功地设法让日本先开第一枪，仅凭这些被感知到的威胁，对轴心国开战也会成为顺理成章的结果。[117]
顺带一提，第二次世界大战也在很大程度上，把美国的生产过剩和过度积累危机推迟了一代人的时间：它炸毁了美国之外世界上大部分资本，并创造了吸收过剩产出的永久战时经济。
美国从战争中形成的政策，是通过战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建立的全球经济治理机构，确保控制全球“大区域”的市场与资源，并把防止实行自给自足政策的强国“从内部脱离”，作为国家安全政策的核心。
获取外国市场与资源的问题，是美国战后规划的中心。在“依赖出口的垄断资本主义”的结构性要求下，[118] 战后萧条的威胁非常现实。十九世纪末最初那轮向外扩张的动力，反映出一个事实：在国家资本主义鼓励下，工业扩张已远远超出国内市场吸收其产出的能力。甚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就已经难以维持充分利用产能和控制成本所需的产出水平。战争期间的军事—工业政策，又以纳税人为代价，大幅增加厂房与设备价值，使过度积累问题恶化。如果战争结束后沿用传统的复员模式，那么就在一千多万劳动者重新涌入民用劳动力队伍的同时，那个本来就过度扩建的工业部门所收到的订单，会骤然减少。
战后经济政策的一个核心方面，体现在布雷顿森林机构中：国家干预，以保证美国工业全部产出的市场，以及过剩资本有利可图的出路。世界银行的设计目的，是通过为基础设施提供资金，补贴资本向第三世界输出；没有这些基础设施，西方所有的生产设施就无法在那里建立。根据加布里埃尔·科尔科1988年的估计，世界银行成立以来近三分之二的贷款，都流向运输和电力基础设施。[119] 美国财政部一份赞扬性的报告，把这些基础设施项目（约占1980财政年度贷款的48%）称为企业的“外部性”，热情称颂它们在推动企业向广大市场扩张，以及促进农业整合和商业化方面的好处。[120] 例如，沃尔特河电力项目就是用美国贷款、以高利率建成的，目的却是以极低电价向凯撒铝业供电。[121]
D. 国家吸收剩余的行动：国家资本主义
政府还直接干预，以缓解生产过剩问题：它越来越多地通过凯恩斯主义财政政策、大规模公路与民航项目、军工复合体、监狱—工业复合体、对外援助等，直接购买公司经济的过剩产出。巴兰和斯威齐把政府占GDP比重的上升，视为“一个近似指标，反映垄断资本主义时代政府作为有效需求创造者和剩余吸收者的作用，扩大到了什么程度”。[122]
如果垄断不断扩大所产生的压抑作用不受制约，美国经济在十九世纪结束之前很久就会进入停滞期，资本主义也不大可能存续到二十世纪下半叶。那么，究竟是什么强大的外部刺激，抵消了这些压抑作用，使经济在十九世纪后几十年，以及二十世纪头三分之二的时期内，尽管经历重大中断，仍能相当迅速地增长？我们认为，这些刺激有两类：（1）划时代的创新；（2）战争及其后果。
巴兰和斯威齐所谓“划时代的创新”，是指“那些改变整个经济格局，因而除了直接吸收资本之外，还创造巨大投资出口的创新”。[123]
至于战争，伊曼纽尔·戈德斯坦把其功能描述得很到位：“即使战争武器并未真正被毁掉，制造它们仍是一种方便的办法：耗费劳动力，却不生产任何可以消费的东西。”战争是把过剩产出和资本“炸成碎片、抛入平流层，或者沉入海底”的办法。[124]
前文曾引用罗宾·马里斯的观察：公司官僚机构倾向于强调组织生产的技能，而非所生产商品的性质。社会层面也有类似现象。销毁剩余的强制要求，体现在GDP中：它衡量的不是商品和服务对消费者的效用，而是生产它们时所消耗的材料。巴斯夏所谓的“破窗”越多，生产一定产出所消耗的投入越多，GDP就越高。
正如上一章所说，公路—汽车综合体和民用航空体系，延续了十九世纪铁路及其他“内部改良”所开启的过程，即政府补贴市场集中化和企业大型化。但正如当时指出的，它们还有另一重特殊意义：它们体现了巴兰和斯威齐在《垄断资本主义》中描述的现象——政府创造全新行业，以吸收公司资本主义长期过度投资和过度生产倾向所形成的剩余。
关于汽车—公路综合体，巴兰和斯威齐写道：“这一围绕单一产品聚集起来的私人利益综合体，在经济的其他部分，乃至在全世界，都无可匹敌。当然，整个综合体完全依赖公共部门提供道路与公路。”[125] 更不用说，美国外交政策还在保证获取“廉价而丰富”的石油方面发挥着作用。
世纪之交，刚起步的汽车业面临的一大障碍，是道路状况很差。最早的公路游说组织之一，是美国骑行者联盟；它在全国建立“良好道路”协会，并于1891年开始游说州议会。……1916年的《联邦援助道路法》鼓励建设横贯东西海岸的铺装道路，资金通常来自汽油税——若真有共生关系，这就是了。到1930年，联邦道路项目的年度预算已达7.5亿美元。1939年之后，在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推动下，控制出入口的州际公路开始使农村地区变得便于通达。[126]
正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最后一项发展，标志着最具革命性的变化。建立全国超级公路网的运动从一开始，就首先与希特勒的法西斯工业政策联系在一起，其次与美国汽车工业联系在一起。
“华盛顿最强大的压力集团”始于1932年6月：通用汽车总裁艾尔弗雷德·P.斯隆成立了全国公路使用者会议，邀请石油公司和橡胶公司协助通用汽车出资，开展一场延续至今的宣传与游说活动。[127]
美国对现代高速公路最早的描绘之一，是1939年纽约世界博览会上的“未来世界”（Futurama）展览；赞助者是——还能是谁呢？——通用汽车。
这场展览……让一个正在走出内战以来最黑暗十年的国家，迷醉地窥见了未来——一个拥有许许多多道路的未来。宽阔的道路。十四车道的高速公路，汽车将在上面以每小时100英里的速度行驶。录音解说员向观众保证，有了这些道路，美国人终将能够在一天之内横穿全国。[128]
州际公路与通用汽车的关系当然并未到此为止。公路的实际建设是在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的监督下进行的，而他此前正是通用汽车的首席执行官。在1953年的任职确认听证会上，有人问他，是否“能够作出符合国家利益、却违背通用汽车利益的决定”。
威尔逊立即以那句著名的话作答：“我想象不出这样的决定，因为多年来我一直认为，对我国有利的事情也对通用汽车有利，反过来也一样。两者之间不存在差别。我们的公司实在太大了。”[129]
威尔逊在州际公路计划中的角色，绝非一个毫无私利的技术官僚。自获任国防部长起，他便为这项计划“不遗余力地奔走”。而计划的首席行政负责人则是“弗朗西斯·杜邦，他的家族持有通用汽车最多的股份……”。[130]
如同20世纪屡屡出现的情况一样，企业宣传积极参与了重塑大众文化的努力。
为了让开车的热情延续下去，沥青生产商陶氏化学也加入这场公关运动，制作了一部影片，其中安排了一位小学教师作出见证：面对反对修建公路的邻居，她怀着克制的愤慨挺身而出。“你们难道看不出，这条公路意味着孩子们将拥有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吗？”[131]
无论州际公路系统背后的政治动机是什么，它的经济影响都不该有什么争议。高速公路路基的损坏几乎100%由重型卡车造成。然而，尽管车辆最大重量限制一再放宽，远远超过州际公路路基最初设计时所能设想的最大承重，
燃油税却根本无法从重型卡车经营者那里收回由更高轴载造成的、呈指数增长的路面损坏成本。只有按重量与里程征收的使用费才是有效的；但除少数西部州外，卡车业者已成功促使各地废除了这种收费，而在那几个州，废除收费的运动仍在继续。[132]
因此，公路信托基金的收入只有大约一半来自向卡车运输业征收的费用或燃油税，其余部分则转嫁给了私人汽车。就连对公路补贴问题总体持怀疑态度的戴维·S. 劳耶，也只是质疑：在卡车与汽车缴纳的全部使用费之外，公路是否还从一般财政收入中获得净补贴；实际上，他承认了汽油税对重型卡车运输的补贴。[133]
至于民用航空系统，它从一开始就是国家的产物。在最初几十年里，它的全部物质基础设施都是用税款建造的。
自1946年以来，联邦政府已经向机场建设投入了数十亿美元。1992年，丹佛大学的斯蒂芬·保罗·登普西教授估计，美国商业机场系统当时的重置价值为1万亿美元；而这个系统几乎全部是靠联邦拨款和免税市政债券建设起来的。
直到1971年，联邦政府才开始向航空旅客和货物托运人收取使用费，以收回这项投资。1988年，国会预算办公室发现，尽管使用费已缴入机场与航空信托基金，纳税人仍须每年向联邦航空管理局提供30亿美元补贴，用以维持其网络，包括400多座管制塔、22个空中交通管制中心、1,000套雷达导航辅助设备、250套远程及终端雷达系统，以及55,000名空中交通管制员、技术人员和行政官员。[134]
（即便不考虑使用费不足的问题，征收权在新机场建设和现有机场扩建中仍起着核心作用。）
对民用航空系统中机场与空中交通管制基础设施的补贴，只是问题的一部分。同样重要的是，国家直接参与创建了大型飞机制造业；这一行业制造的大型货运和客运喷气式飞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彻底改变了民用航空。从多个层面来看，民用航空系统都是国家的产物。
弗兰克·科夫斯基在《哈里·杜鲁门与1948年的战争恐慌》（Harry Truman and the War Scare of 1948）中写道，战争结束后，飞机制造业的亏损不断扩大，濒临破产；杜鲁门新一轮用于重型轰炸机的冷战开支挽救了它。[135] 戴维·诺布尔指出，没有政府的重型轰炸机合同，就不会有民用大型喷气式客机。仅面向民用市场的生产批量太小，无法负担复杂而昂贵的机器设备。747实质上是军事生产的衍生品。[136]
与冷战相伴的永久战争经济，防止了美国在复员后重新陷入萧条。冷战恢复了企业经济对国家的高度依赖，由国家提供有保证的销售。查尔斯·纳桑森认为，“一个结论无可回避：那些聚集了巨额公司资本的大企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之所以能够生存，靠的是冷战……”。[137] 据戴维·诺布尔所述，1939年至1954年间，飞机制造业的就业人数增长到原来的十倍以上。1939年，军用飞机只占该行业产出的三分之一；到1953年，按机体重量计算的军机产量已占总产量的93%。[138] “使超音速飞行在1947年10月成为现实的空气动力学、冶金、电子学和航空发动机设计方面的进步，几乎全部由军方出资支持。”[139]
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指出的，重要的新工业形式的兴起，能够吸收剩余资本，并抵消直接利润率的下降。同样，巴兰和斯威齐认为，“划时代的发明”能够部分抵消不断增长的剩余。他们的主要例子，是20世纪20年代汽车工业的兴起；汽车工业与公路建设计划一道，塑造了20世纪中叶大部分时期的美国经济。[140] 20世纪90年代的高科技繁荣，也是一次同样具有革命性的事件。汽车业与计算机业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比其他大多数行业更直接地出自国家资本主义？考察这一点，会使许多问题清楚起来。
除了民用大型喷气式客机之外，许多其他全新行业也几乎完全是军事开支的副产品。通过军工复合体，国家把“私人”企业研究开发成本中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是大部分——转嫁给了社会。正如查尔斯·纳桑森所指出的，国家作为剩余经济产出购买者的作用，甚至可能被其作为研究成本补贴者的作用盖过。冷战时期的“军事研发复合体”使研究开发活动高度军事化。军事研发往往产生基本的通用技术，具有广泛的民用用途。最初为五角大楼开发的技术，常常成为整个消费品门类的基础。[141] 其总体效果是，“在相当大程度上消除了资本主义的主要风险领域：对新生产工艺和新产品的开发与试验”。[142]
电子业尤其如此；许多最初由军事研发产生的产品，“已经成为经济中新的商业增长领域”。[143] 晶体管和其他微型化电路，主要是用五角大楼的研究经费开发出来的。在大型主机计算机行业创立初期，联邦政府是它的主要市场；如果没有政府合同，这一行业或许永远无法获得足够的生产批量，以采用大规模生产，并把单位成本降到足以进入私人市场的水平。
纳桑森估计，总体而言，工业研发支出中约有60%依靠军事资金；但这一比例被大大低估了，因为名义上的民用研发支出有相当一部分，是为了开发军事技术的民用用途。[144] 另一个造成低估的原因是，军事研发往往用于开发生产技术，而这些技术后来成为整个民用部门生产方法的基础。
具体来说，正如诺布尔在《生产力》（Forces of Production）中所描述的，工业自动化、控制论和微型化电子技术，都直接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初期由军方资助的研发。军事经济使飞机、电子和机床工业发生了面目全非的变化。[145]
诺布尔写道：“现代电子工业，在很大程度上是军方创造出来的。”战前，这个行业主要是无线电业。[146] 微型化电子技术和控制论，几乎完全是军事研发的结果。
电路微型化是现代微电子技术的先驱；军方为了制造炸弹的近炸引信，推动了它的发展。……其中意义最重大的创新，或许是电子数字计算机；它主要是为弹道计算而制造的，但也用于原子弹分析。战后，电子工业继续增长，主要受到军方需求的推动，包括飞机和导弹制导系统、通信与控制仪器、工业控制装置、用于防空指挥控制网络的高速电子计算机……以及用于所有这些设备的晶体管。……1964年，电气设备行业的研发成本——例如通用电气、西屋、美国无线电公司、雷神、美国电话电报公司、飞歌、IBM和斯佩里兰德的研发成本——仍有三分之二由政府支付。[147]
晶体管是“战时半导体研究工作的产物”，于1947年出自贝尔实验室。尽管成本高、可靠性不足等问题构成了障碍，尽管以电子管为基础的电子工业因路径依赖而产生了抵制，晶体管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
靠的是军方大规模而持续的资助。军方需要这种器件，用于飞机和导弹的控制、制导及通信系统，也用于构成其防御网络核心的数字式指挥与控制计算机。[148]
控制论领域也一样：电子数字计算机的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回应军事需求。摩尔电气工程学院为陆军开发的ENIAC，用于弹道计算和原子弹计划的计算工作。[149] 尽管硬件成本降低、可靠性提高，计算机语言软件系统也取得了进展，但“在20世纪50年代，主要用户仍是政府机构，尤其是军方。例如，仅空军的SAGE防空系统，就雇用了全国大多数程序员……”。
SAGE的成果之一，是“一种速度足以作为极其复杂的连续反馈控制系统组成部分的数字计算机”，因此，它“能够在‘实时’状态下，连续监测和控制大量自动设备……”。这些能力，是后来工业自动化进一步发展的关键。[150]
机床工业也呈现同样的模式，而它正是《生产力》一书的主要研究对象。在全部在用机床中，使用年限不足十年的机床所占比例，从1940年的28%升至1945年的62%。战争结束时，30万台机床被宣布为剩余物资，以甩卖价格倾销到商业市场上。虽然这使机床工业收缩，并发生整合，但冷战又使这一行业复苏。由于军事需求，1951年至1957年间，机床研发支出扩大到原来的八倍。在这一过程中，机床工业逐渐受制于军事工业那种利润得到保证的“成本加成”文化。[151]
机床自动控制系统中所使用的具体技术，全部出自军事经济：
……以麻省理工学院伺服机构实验室为中心、开发雷达引导火炮射击控制系统的工作，产生了一系列用于位置测量和精确运动控制的远程控制装置；开发迫击炮弹近炸引信的努力，产生了微型收发器、早期集成电路，以及可靠、耐用、标准化的元件。最后，到战争结束时，美国国家标准局以及德国进行的试验，已经产生了磁带、录音磁头（磁带读取器）和磁带录音机，既用于有声电影和广播，也用于信息存储和可编程机器控制。[152]
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雷达引导火炮射击控制系统的研发，为伺服机构和自动控制的发展提供了主要动力，也推动了以下装置的发展：
用于精确传递电信息的脉冲发生器；将距离、热量、速度等信息转换为电信号的换能器；以及一整套相关的执行、控制和感知装置。[153]
将工业自动化引入私人企业的，正是那些曾为军事经济开发这项技术的人。第一批由模拟计算机控制的工业作业，出现在20世纪50年代的电力和石油炼制行业。到1959年，德士古的亚瑟港炼油厂把生产置于数字计算机的全面控制之下；1960年，孟山都位于路易斯安那州的合成氨厂，以及百路驰位于肯塔基州卡尔弗特的乙烯基材料厂，也相继效仿。此后，这场革命迅速扩展到轧钢厂、高炉和化工厂。到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控制从开环系统发展为闭环反馈系统，由计算机依据传感器反馈自动作出调整。[154]
数控机床尤其如此：它最初由空军出资开发，又在空军资助和施压下，首先被引入飞机及航空发动机、零部件行业，以及机床行业中为空军承包业务的企业。[155]
因此，军事经济和其他由国家创建的行业，成了吸收剩余资本与剩余产出的巨大海绵。重工业和高科技部门获得了几乎有保证的销路；这些销路不仅来自美国的军事采购，也来自军事援助计划项下、用于对外军售的赠款和贷款担保。
军工复合体的辩护者虽然试图强调军品在总产量中所占比例相对较小，但把军事采购量与闲置产能相比，才更有意义。军事生产批量即使只占总产量的一小部分，也可能吸收全部闲置生产能力中的很大部分，并对降低单位成本产生巨大影响。此外，军事合同的利润率往往高出不少，因为军品没有“标准”市场价格，而且价格是通过政治方式决定的；五角大楼周期性爆出的预算丑闻，就足以说明这一点。[156] 因此，即使军事合同只占一家企业总产出的一小部分，也完全可能决定它是盈利还是亏损。
西摩·梅尔曼把“永久战争经济”描述为一种私人所有、中央计划的经济，涵盖了大多数重型制造业和高科技行业。这种“国家控制的经济”以“成本和政府补贴的最大化”为原则。[157]
它能够从联邦预算中获得几乎无限的资本。它在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垄断市场中运作，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无论单独还是集体，都不受通货膨胀、低劣的生产率表现、糟糕的产品设计和拙劣的生产管理的影响。这种补贴模式使国家资本主义企业免于失败。这就是国家资本主义用来取代竞争性企业传统自我纠正机制的东西；后者原本追求成本最小化和利润最大化。[158]
许多所谓“进步”，并不意味着每单位劳动所能支持的消费量增加，而是意味着每单位消费所消耗的投入增加——也就是，某一单位产出所包含的成本与技术复杂程度不断提高，却没有带来真正的效率提升。
军事经济的首要优点，正是它彻底的非生产性。也就是说，它不会为了提供任何有消费者需求的商品，而与私人企业竞争。但军事生产并不是政府非生产性开支的唯一领域。新马克思主义者保罗·马蒂克在1956年的一篇文章中详细讨论了这个问题。他写道，建设过度的企业经济遭遇了这样一个问题：“私人资本形成……受到市场需求递减的限制。”国家必须吸收一部分剩余产出，却又必须避免在私人市场上与公司竞争。因此，“政府诱导的生产被导向非市场领域——生产不与私人企业竞争的公共工程、军备、赘余物品和废物”。[159] 这种局面必然带来以下结果：
只要竞争性资本生产的原则仍然占据主导，持续增长的生产就会越来越多地成为“为生产而生产”，既不使私人资本受益，也不使广大民众受益。
诚然，资本表面上的盈利能力以及大规模失业的缺席，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这个过程。如今，正如繁荣状态受到政府操纵一样，盈利能力也在很大程度上受到政府操纵。政府对支出和税收的安排，是以整个经济为代价来加强大企业的力量。……
为了扩大生产规模并积累资本，政府通过订购不能在市场上出售的产品来创造“需求”，并以政府借款为其融资。这意味着，政府利用了属于私人资本、否则便会闲置的生产资源。[160]
这种对产出的消费，虽然不总能直接使私人企业获利，却发挥着类似于向国外低于成本“倾销”的作用：即便私人需求不足以按生产成本吸收全部产品，工业仍能满负荷运转。
值得想一想，经济中究竟有多少部门，其产出拥有得到保证的市场，或者用“被征召的顾客”取代自愿购买的消费者。“军工复合体”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家的教育系统和刑罚系统又如何？汽车—卡车运输—公路复合体，或民用航空复合体，又如何？在国外处置剩余（“依赖出口的垄断资本主义”），与在国内处置剩余（政府采购），是同一现象的不同形式。
E. 弥尼，弥尼，提客勒，乌法珥新：对斯隆主义辩护者的批评
加尔布雷思和钱德勒虽然常常以社会效益为理由，为公司对市场的权力辩护，却把事情完全颠倒了。“技术结构”之所以能够生存，是因为它得以降低自己对消费者需求的响应程度。在一个卡特尔化的行业里，庞大而低效的官僚化公司共享同一种官僚文化，其中的寡头企业受到保护，免于竞争。钱德勒如此珍视的“创新”，是由一个完全脱离现实的领导层作出的。这些“创新”之所以成功，是因为组织按照自身目的决定了它们，而组织又有权力把自上而下的“变革”强加给卡特尔化的市场，几乎不考虑消费者的偏好，也不灵活回应这些偏好。“创新战略”的基础，不是弄清人们想要什么并加以提供，而是发明越来越大的锤子，再强迫我们当钉子。大型公司组织并不是在实现外界赋予它的目标时更有效率；它更善于实现自己出于自身目的设定的目标，再运用其权力让社会其余部分适应这些目标。
所以，回到我们最初的论点：大规模生产的使徒们，至少都曾默默地把大公司的更高效率，等同于它对外部环境的控制。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让消费者以及外部社会的其余部分，服从于公司的制度性需要。
钱德勒自己在讨论所谓“生产性扩张”战略时，也承认了这一点。大企业增设新的销售出口，以便“更充分地利用”其“集中化的服务和设施”。[161] 换句话说，只要“集中化设施”存在，“效率”就已经得到定义；接下来提高效率的办法，就是设法让人们购买那些集中化设施满负荷运转时能够生产出来的东西。
钱德勒的追随者威廉·拉佐尼克，在《企业组织与市场经济的神话》（Business Organization and the Myth of the Market Economy）第三部分考察“创新型组织”时，以一种循环论证的方式理解“组织成功”，印证了这种思想中隐含的威权主义。[162] 集中化、奉管理主义为圭臬的技术结构，是实现“组织成功”的最佳工具；而“组织成功”的定义，恰恰就是最符合这种集中化、管理主义技术结构利益的东西。当然，这种“组织成功”与组织之外的社会自主决定自己想要什么，几乎毫无关系，甚至完全无关。事实上，正如加尔布雷思所论证的，“组织成功”需要一套制度机制，阻止外部社会随心所欲，以便提供技术结构在长期规划中所需要的稳定性和可预测需求。这些理论在实践中无非构成一个循环论证：寡头垄断资本主义是“成功的”，因为它最有效率地实现了寡头垄断资本主义自身的目的。
拉佐尼克的“成功的资本主义发展”模式引出了一个问题：对谁而言“成功”？他的“创新型组织”，对那些从中赚钱的人来说无疑是“成功的”，却不是对那些为这种赚钱付出代价的人而言。只有把组织的目标和价值观当成整个社会的目标和价值观，并默许一切为把这些价值观强加给社会其余部分而必需的组织性支持，这才称得上“成功”。
他所使用的“价值创造能力”一词，似乎与通常对“价值”的理解毫无关系；通常所说的价值，是弄清人们想要什么，再以比任何人都更有效率的方式把它生产出来。相反，按照他以及钱德勒、加尔布雷思对价值的理解，组织先依据其等级体系的利益，决定自己想要生产什么，然后运用组织权力，获得必要的稳定性与控制力，使自己能够实现自行设定的目标，而不受那些真正购买产品的人干扰。
这与钱德勒对“组织能力”的看法相一致：他似乎把组织能力等同于组织对外部环境的权力。正如我们在第一章中所见，他讨论科技产业的著作，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子。[163] 对钱德勒而言，消费电子工业的“组织能力”，就是那些人为设定的产权：公司凭借这些产权，对技术以及雇员的技能和情境知识行使所有权，并阻止技术与技能跨越公司边界转移。因此，他论述截至20世纪中叶消费电子工业历史的那一章，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在记录：哪些专利由哪些公司持有，以及后来又被谁买下。
钱德勒和拉佐尼克大加颂扬的“创新”，在实践中意味着：第一，开发资本密集程度和技术水平极高的工艺，以至于如果全部成本都完全计入所生产商品的价格，消费者就会更愿意选择简单而便宜的型号；或者，第二，开发极其复杂、容易出故障的产品，以至于如果卡特尔化行业不能保护其共同文化免受外部竞争，消费者就会更愿意选择耐用而易于使用的型号。卡特尔化且建设过度的工业，通过计划性报废和塑造大众消费文化来应对生产过剩；它之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为卡特尔化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
钱德勒工业模式所产生的“创新产品”，实在太经常是工程师所说的“镀金大便”：设计糟糕的产品，一层又一层地堆上越来越多的功能，丝毫不顾用户需求、易用性、可靠性或可维修性。把尚可接受的Word 2003，与糟糕透顶的Word 2007作一比较，就有一个很好的例子。[164]
如果我们一开始就假定，应当重新设计社会，使它渴望技术结构想要生产的东西，那么钱德勒版本的“成功发展”，的确是一次辉煌的成功。
罗宾·马里斯把这种做法描述得相当准确。他写道，公司的官僚文化，
很可能会把重点从所生产商品与服务的性质，转移到组织这些活动时所表现的技巧上。……消费者需要这个概念消失了，唯一令人关心的问题……变成了是否能说服足够多的消费者购买〔拟推出的新产品〕，而不论他们的“真正需要”是什么。[165]
正如讽刺作家约翰·高尔所说，大型组织倾向于把投入的消耗重新定义为产出。
一项征服癌症的庞大计划启动了。五年过去了，癌症没有被征服，但已经发表了一千篇研究论文。此外，还分发了一百万份题为《你与抗癌战争》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绝对会被视为产出，而不是投入。一项征服癌症的庞大计划启动了。五年过去了，癌症没有被征服，但已经发表了一千篇研究论文。此外，还分发了一百万份题为《你与抗癌战争》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绝对会被视为产出，而不是投入。[166]
钱德勒在《规模与范围》（Scale and Scope）中大肆宣扬的营销“创新”——例如，食品领域的“精炼、蒸馏、碾磨和加工”技术[167]——实际上只是为了缓解大规模生产与长距离分销所造成的低效率而采取的权宜之计：精制白面粉的口感和营养都不如本地新鲜磨制的面粉，却适合长期储存；用气体催熟、口感像橡胶的番茄，以及其他为便于运输而不是为了好吃才种植的蔬菜；等等。以精制白面粉、氢化油和高果糖玉米糖浆为内容的典型美国饮食，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献给钱德勒的颂词。
F. 斯隆主义的病态
大型资本密集型制造公司，不仅自身具有高间接成本和官僚作风，其组织文化还会污染整个体系，成为一种占据支配地位的规范，就连小型组织、劳动密集型企业、合作社和非营利组织也会模仿。在几乎所有活动领域，正如古德曼所说，都出现了“对与事业性质不相称的资本数量的需求”。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都被高间接成本的组织所支配。
古德曼把组织划分为不同类别。A类和B类分别是“受外在动机驱动、与其他集中化系统相互联结的事业”，以及“受内在动机驱动、围绕具体产品或服务量身安排的事业”。这两类又分别大致分为营利和非营利两种。
有意思的是，大型建制性非营利组织——红十字会、和平队、公立学校、大学等等——并不是营利文化的制衡力量。相反，它们共享同一种机构文化：“按地位支付的薪水和报销账户同样普遍，过度的行政管理和间接成本往往更为普遍，而削减成本的压力则更小。”
实际发生的情况，往往不是国家和大型非营利组织像加尔布雷思的图式所描绘的那样，成为制约大型营利企业的“抗衡力量”，而是大型营利组织与大型非营利组织结成联盟：
……军工复合体；城市更新中开发商、承包商与政府的联盟；研究开发中大学、公司与政府的联盟。这就是“成本加成”的广阔天下。[168]
古德曼把官僚化组织与小型自由意志主义组织作了对比。“在社会各个相互联结的集中化系统中开展的事业，无论是商业、官方还是非营利机构，其成本之所以膨胀”，
是因为组织、程序和动机中，存在一切并非直接取决于所要发挥的功能以及履行这一功能的愿望的因素。这些因素包括专利与租金、固定价格、工会工资等级、人浮于事的用工安排、附加福利、按地位支付的薪水、报销账户、不断膨胀的行政管理、文书工作、常设间接开支、公关与宣传、按部门细分任务角色造成的时间和技能浪费、贪小便宜吃大亏的官僚思维，以及夸大意外情况和加班需要的僵硬程序与紧绷日程。
但如果事业能够由那些出于内在动机投入工作的专业人员、艺术家和工人自主经营，那么各个环节都能节约。人们量入为出。他们把钱花在实际价值上，而不是惯例上。他们随时利用机会，灵活地即兴安排程序，遇到紧急情况便挺身而出。他们不会紧盯时钟。每个人现有的技能都会得到使用。他们不追求地位，必要时也能接受仅供糊口的工资。行政管理和间接开支按实际需要临时安排。他们更可能从任务的实质出发看问题，而不是抽象地看问题。
临时组建的组织不需要昂贵的资本支出，而是利用成员已经拥有的小型资本设备的闲置能力，以及回收或就地取材的建筑材料。小型自主管理组织的人员，能够自由运用自己的判断力和才智，解决未曾预料的问题、削减成本等等。由于资本投入也常常来自这些人员，他们在寻找省钱办法时，往往颇有创造力。
这里让我想到两件事。第一，是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对分散知识的讨论：直接从事某项任务的人，通常最能提出改善该任务效率的主意。第二，是米尔顿·弗里德曼对以下四种情形相对效率的排序：一，用别人的钱为别人花钱；二，用别人的钱为自己花钱；三，用自己的钱为别人花钱；四，用自己的钱为自己花钱。
一个小型自主事业的工作人员，能够放心地全力提高自己的工作成效，因为他们知道，自己创造的效率收益，不会被不在场的所有者或高层管理人员攫取；后者只会利用更高的生产率多拿利润，或者裁掉部分员工。韦伯式官僚制以及等级控制体系的大多数特征——职位说明、跟踪表格和管控措施、标准程序等等——都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对劳动者而言，在维持雇主营业并避免自己被解雇所需的最低限度之外，多付出努力或提高工作成效，完全不符合其理性利益。
古德曼在《人还是人事》中题为“比较成本”的一章，通过一长串案例研究，对比了官僚化组织与临时组织的成本。[169] 例如，他谈到一家大型公司电视台的做法：“照例为了搬两把椅子而过量雇用舞台工作人员”，或者“给技术人员付两笔各45美元的报酬，让他们操作留声机的唱针”。而在纽约市立学院运营的一家非营利电视台，这些工作都由人数不多的常设人员完成。[170] 美国贵格会的“国际志愿服务派遣计划”几乎没有行政成本，而和平队的花费却极其庞大，平均每名志愿者要花费数千美元。[171]
住房委员会针对格林尼治村提出的常规城市更新方案，原本要推平一片包含许多仍有用处的村落的街区，代之以“通常那种由官僚设计的高楼”；费用为3,000万美元，住宅净增300套。街区居民提出了一个替代方案：不拆除任何仍可挽救利用的东西，也不违背任何人的意愿将其搬迁；这个方案耗资850万美元，就能净增475套新住宅。猜猜最后选了哪一个？[172]
与另类学校或实验学校相比，传统城市公立学校的大部分生均成本，来自行政间接成本，以及按照一套特殊规格、在市中心最昂贵的地段之一修建校舍并置备其他设施的巨额费用。他设想的一所合作制大学预备学校，其生均成本大约只有典型中学的三分之一。[173] 早在读到古德曼之前，我就反复做过这样的思想实验：估算二十来位家长共同建立自己的教育合作社、租一栋房子作教室、雇几位兼职教师需要多少钱，然后试着想象，究竟要怎样浪费，才能把费用堆到公立学校通常每名学生8,000美元甚至更多的水平。
在附近阿肯色州的赛洛姆斯普林斯镇，选民否决提高学校财产税税率之后不久，校方宣布取消原定的新计算机采购计划，改为升级现有计算机。据说，增加内存的成本只相当于更换计算机的一小部分，却几乎能获得同样的性能改善。但可以稳妥地猜测，如果不是被逼到了这一步，校方绝不会考虑这种做法。
另一个类似的例子，是古德曼把典型的大型建制性大学的学费，与黑山学院这样的“另类”学校的学费作比较。黑山学院由教师管理，采用与中世纪大学相同的“学者行会”模式。后者的许多建筑设施由教师和工作人员自己建造；事实上，在最初八年，即1933年至1941年间，它的“校园”不过是从基督教青年会租来的建筑。即便没有任何捐赠基金或捐款，它的学费仍远低于传统大学。[174]
一个更接近当下的例子，或许是传统Web 2.0企业与自由文化阵营的同行相比，成本高得惊人。例如，海盗湾的文件共享业务，每月只需花费3,000美元；而YouTube每天的运营成本，据估计在13万美元到100万美元之间！[175]
我在两家图书馆的亲身经历，让我真切感受到，临时性的自主管理组织，与官僚化的建制性组织，其作风有多么不同。
直到几年前，阿肯色大学费耶特维尔校区仍通过申请表，劝阻非学生人士办理借书证；表格会询问，他们的需要是否可以通过其他办法得到满足，例如利用馆际互借服务。后来，政策变了：使用馆际互借服务，必须先办一张年费40美元的借书证。那位图书馆官员一边声称自己从不知道图书馆曾把馆际互借作为办证之外的选择来推广，一边几乎毫不掩饰她的不信；那副架势，活脱脱就是“大洋国一直在同东亚国交战”。先不说这个，真正有意思的是，她以公平为理由，为新增的购证要求辩护：她声称，处理每一次馆际互借申请，大概要花25美元。我简直惊呆了。如果这是真的，人们会以为馆际互借的官僚们应该羞于承认才对。我买一本二手书，让它从全国另一头寄来，连运输和处理费算在内，通常都花不了这么多；亚马逊和AbeBooks怎么还能经营下去？唯一的答案只能是：为了完成类似的职能，图书馆官僚机构的行政间接成本，甚至比一家大型官僚化公司还高得多。
在阿肯色州斯普林代尔公共图书馆，我给他们的技术协调员写了一封投诉信，指出最近“升级”后，新桌面软件与原来的软件相比，表现糟糕得令人难以置信。
意见：请不要自动把桌面计算机升级到最新版Windows，以及微软的其他配套软件。
一般来说，如果你已经有一套微软软件，工作起来尚且勉强可以接受，就该见好就收；如果比尔·盖茨向你提供某种“全新”“更好”的东西，请尽可能快地朝相反方向跑。
自从你们“升级”了计算机之后——如果那也算升级的话——可用性便直线下降。过去，我把附件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自己，再到这里打开处理，一点问题都没有。现在，如果想打印文件，我就得先把它作为Google文档打开，再粘贴到一个新的Word文件里。而且，我也不能在这里编辑文件、保存到桌面，再通过电子邮件发给自己。每次我想在你们的计算机上保存文本文件，都会被阻止。
另外，把Word 2007与你们原先桌面菜单里的Word 2003相比，前者就是工程师所说“镀金大便”的典型例子。它的“功能”膨胀得太多，编辑控制面板不得不分页签，才能把它们全塞进去。
总之，在所谓“升级”之前，你们的计算机完全能够满足我的所有需要；现在却糟糕透顶。请以后省下这些钱，继续使用能正常工作的东西，不要再被微软最新推出的、设计拙劣的垃圾骗了。
技术协调员C. M.回复说：“最近将图书馆公众用机和员工用机升级到Microsoft Office 2007，与全国其他图书馆和公司目前提供或使用的办公效率软件保持一致。”在我看来，这个回答相当无力。至于不允许把文件保存到桌面——此前的软件完成这项操作毫无问题——她说，那是“一项标准安全功能”。
如果这话出自一位老奶奶之口，倒完全可以理解：她使用计算机主要是为了读孙辈的电子邮件，因为“听说这是最新的”，便给孙女买了一台装有Vista和Word 2007的个人计算机。但这可是一位信息技术负责人，至少理应对正在发生的事情略知一二。
于是，我告诉她，这套软件是一坨不能正常工作的垃圾；而C. M.女士——虽然我确信这并不是她的本意——则告诉了我，它为什么会是一坨不能正常工作的垃圾：斯普林代尔图书馆之所以采用它，是因为其他所有图书馆和公司都在用。我回了信，语气或许有些过于不耐烦：
……恐怕，一项“与全国其他图书馆和公司目前提供或使用的东西保持一致”的升级，实际上却把事情变得更糟，这实在不利于全国各类组织中占主导地位的机构文化的形象。在我看来，这也说明，受行业的机构文化支配，而不是听取自身用户群体自下而上的反馈，是多么愚蠢。
我不止在一份工作中遇到过这种情况：公司政策反映的是行业共同的机构文化，以及当时流行的某种“最佳实践”——其他首席执行官会郑重其事地向我们公司的首席执行官保证，那套做法效果好极了。如果金字塔顶端那些人之间的交流少一点，而每座金字塔顶端与下层人员之间的交流多一点，那么直接接触实际情况的人，或许早就能戳穿那些……官方的报喜话，告诉他们，他们的政策究竟搞出了多么彻头彻尾的一场混账灾难。
不知什么缘故，我再也没有收到回复。
国家及其附属的企业体系，通过规定满足一切人类需要所必须承担的最低间接成本，创造了伊万·伊里奇所说的“根本垄断”。
当一种工业生产过程，对满足某项迫切需要拥有排他性控制，并将非工业活动排除在竞争之外时，我就把它称为根本垄断。……
当某种主要工具排斥了人的自然能力时，根本垄断便存在了。根本垄断强制人们消费，从而限制个人自主。它构成一种特殊的社会控制，因为它迫使人们消费只有大型机构才能提供的标准化产品，以此实施控制。[176]
根本垄断首先通过重新安排社会而建立起来，以便让那些能够取得较大供给份额的人获益；随后，它迫使所有人消费现行生产方式所提供的最低份额，以巩固这种垄断。……[177]
根本垄断所提供的商品，只能以相对高昂的费用取得；人们必须出售雇佣劳动来支付这些费用，而不能直接运用自己的劳动满足自身需要。根本垄断的效果，是让资本密集、资格证书密集和技术密集的办事方式，排挤那些更便宜、更便于使用、更符合自由意志主义和分权原则的技术。为了满足日常生活的一切需要，个人越来越依赖持证专业人员，以及不必要地复杂而昂贵的器具。他维持生计的成本提高了，因为强制资格认证设置了障碍，阻止人们把自己的劳动直接转化为使用价值——也就是伊里奇所谓的“共生式”生产——而许可证卡特尔及其他把关集团征收的过路费也越来越高。
人们天生就有疗伤、慰藉、移动、学习、建造自己的房屋、埋葬死者的能力。每一种能力都能满足一项需要。只要满足这些需要依赖的是人们能为自己做什么，而对商品只有边缘性的依赖，那么满足这些需要的手段就是充裕的。……
当社会环境发生转变，使基本需要再也不能靠充裕的能力来满足时，这些基本满足就变得稀缺了。当人们放弃自己本来具有、能够为自己和彼此做事的能力，转而换取某种“更好”的东西——一种只能由主要工具替他们完成的东西——根本垄断便建立起来了。根本垄断反映了价值的工业化制度化。……它引入了新的稀缺类别，以及一种按照消费水平对人们加以分类的新手段。这种重新定义，提高了有价值服务的单位成本，区别配给特权，限制资源获取，并使人们陷入依赖。[178]
整个过程的特征，是“以商品的使用和消费，取代普遍具备的能力以及能够带来满足的自给活动”；
雇佣劳动垄断所有类型的工作；按照专家设计而大规模生产的商品和服务，重新定义各种需要；最后，对环境加以安排……使其有利于生产和消费，同时贬低或瘫痪那些以使用价值为导向、直接满足需要的活动。[179]
利奥波德·科尔观察到：“在我们这个时代产量大幅增长的影响下，真正提高的与其说是生活水平，不如说是维持生计的门槛。”[180] 或者，用保罗·古德曼的话说，“体面的贫穷几乎不可能了”。[181]
举例来说，受到补贴的燃料、高速公路和汽车拉大了事物之间的距离，以至于“围绕轮子建设的城市，不再适合双脚”。[182] 汽车变成一种昂贵的必需品；步行和自行车实际上被弄得毫无用处，贫穷的劳动者被迫挣取额外工资，用来拥有和保养一辆汽车，仅仅为了使自己能够去工作。
根本垄断具有一种内在倾向：使自身永久延续并不断扩张。首先，经营大型等级组织的人，倾向于通过增加官僚机制来解决官僚机制的问题。在我工作的医院，这意味着，用增加新的跟踪表格来“解决”人员不足造成的问题，进一步压缩护士能够用于照料病人的时间；而此时，常规护理本来就经常做不完，护士在十二小时班次结束后，还要再留两三个小时完成文书工作。
总的来说，他们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把同样的东西再加上一些”。用伊里奇那句出色的话来说，这是企图“通过升级来解决危机”。[183] 也就是爱因斯坦所说的，试图“在我们制造问题时所处的同一思维层次上”解决问题。或者，如同E. F. 舒马赫谈到知识分子时所说的，技术官僚“总是倾向于通过加剧病因来治疗疾病”。[184]
这个过程的运作方式，用保罗·古德曼的话来说就是：“一个体系通过抢先占据手段与渠道来摧毁其竞争者，然后证明自己是唯一可以想象的运作方式。”[185]
其结果，是生计用品只能通过机构供应者来取得，人们必须拿工资换来的钱，以惊人的加价购买它们。正如古德曼所说，这使体面的贫穷成为不可能。把新自由主义者面对GDP增长时那种用统计数字表达的狂喜倒过来看，便是：“过去贫穷却有饭吃的人，如今拿着十倍、五十倍的收入也无法维持生计。”[186] “无论转向哪里……做任何事情、制造任何东西，似乎都要加价300%或400%。”[187] 而矛盾的是，一个组织运转得越“有效率”，“如果我们把投入的全部社会劳动，包括公开和隐蔽的间接成本都算进去，它每单位净价值的费用反而越高”。[188]
古德曼指出，有些国家的官方GDP只有美国的四分之一，但“这些不富裕的人看起来并不比我们‘糟上四倍’，甚至几乎不比我们糟”。[189] 原因在于，GDP中用于支持性活动和间接开支、而不是直接消费的部分，正在不断增加。大多数成本并不是生产直接消费品本身的技术要求所造成的，而是来自生产和消费这些商品时被强制采用的制度结构。
必须看到，公司和政府提供的各种昂贵产品与服务，在多大程度上让人们受制于维修人员、收费、通勤、排队、无谓的工作，以及纯粹为了工作而置办的衣着；而这些事情常常使满足根本无法实现。[190]
一个相关现象，是肯尼思·博尔丁所谓结构发展的“非比例变化”原则：机构规模越大，必须投入到次要职能、基础设施和支持职能，而不是机构实际首要职能上的资源比例也越大。“随着任何结构的增长，其各部分和重要变量的比例，都不可能保持不变……这是因为，结构的线性尺寸均匀增加时，它所有面积的增长，等于线性尺寸增长倍数的平方；而体积的增长，则等于其立方……”。[191]
利奥波德·科尔举了摩天大楼的例子：楼越高，电梯井、楼梯间、供暖和制冷管道等设施必须占用的楼面面积比例就越大。最终，大楼会达到这样一个临界点：最后新增的一层楼所提供的空间，将被支持结构所需增加的空间抵消。这绝非纯粹的理论推测：科尔在20世纪60年代举过一个例子，国民生产总值增加250亿美元，其中180亿美元，也就是72%，被用于各种行政和支持成本。[192]
G. 强制性的高间接成本
作为一种病态，这个现象值得单独成节。它不仅是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经济的病态，也是地方经济的病态；地方经济受到分区规划、许可制度、“安全”和“卫生”规范以及其他规章的扭曲，而这些规章的主要效果，就是为间接成本设定一个下限。正如托马斯·霍奇斯金所说，社会规制与商业禁令，“迫使我们为了取得受到禁止的商品而付出超过必要数量的劳动”，或者“为了获得它，付出比自然条件所要求的更多的劳动”，并把两者的差额装进特权阶级的口袋。[193]
这种人为设定的产权，使特权者能够把生产率的提高据为己有，而不是让其收益通过市场竞争惠及全社会。
但它们的作用还不止于此：它们使人能够以“不阻碍生产”这种“服务”为名收取贡赋。约翰·R. 康芒斯指出，人为产权的持有者据称通过向生产“贡献”某种“要素”而提供“服务”，但这种“服务”的定义，完全取决于他阻止别人取得该要素的能力。正如我在《互助主义政治经济学研究》（Studies in Mutualist Political Economy）中写过的，边际主义经济学把关于“要素”的现有产权结构视为既定事实，随后对产品在这些“要素”之间的分配作出解释：
按照它们各自的边际贡献加以分配。依照这种方法，如果奴隶制仍然存在，边际主义者大可以一本正经地讨论奴隶对产品的边际贡献——当然，这项贡献要归算到奴隶主名下——以及把奴隶用于某种用途而不是另一种用途时所涉及的“机会成本”。[194]
莫里斯·多布认为，这种特权类似于国家授予的收取通行费的权力，就像中世纪那些阻碍各自小公国之间商业往来的强盗贵族一样：
假设收费关卡是一项普遍制度，根植于习俗或古老的法律权利。难道能够合理地否认，在某种重要意义上，拥有收费权的阶级所取得的收入，代表的是“占有别人生产的商品”，而不是对“旨在生产或转化经济物品的活动”的报酬吗？然而，通行费是在与替代道路的竞争中确定的，因此想必也可以算作“在公开市场上”确定的价格……按照当今多数关于生产要素的定义，开关收费关卡难道不会成为一种必不可少的生产要素吗？无论如何，这种归类至少和如今把资本主义企业家的许多职能归入生产要素一样有道理。于是，人们也可以说，这种要素与其他要素一样，具有“边际生产率”，并把它的价格视为它所提供服务的衡量和等价物。无论如何，在收费关卡与一般的稀缺资源产权之间，逻辑上的界线究竟应当划在哪里呢？[195]
索尔斯坦·凡勃伦也作过类似区分：一类财产，是服务能力的资本化；另一类，则是妨害能力的资本化。后者由相对于竞争对手和公众的权力优势构成，使其所有者能够阻碍生产。[196]
在全国性的企业经济层面，政府的一项核心职能，就是人为抬高开展生产所需的资本支出和间接成本。
通用平台的模块化设计所面临的最大单一障碍，很可能就是“知识产权”。如果将其废除，就不会再有法律障碍，阻止许多小公司为同一个平台生产彼此竞争的模块化部件或配件；甚至大公司也可以生产在设计上与其他公司产品互操作的模块化部件。
而且，一旦这种竞争的障碍被移除，把自己的产品设计得便于其他公司为之生产模块化部件，就会带来很大的竞争优势。在一个消费者偏好尽可能高度互操作和交叉兼容的市场中，消费者希望最大限度地自由混搭部件，或尽可能增加延长产品寿命的选择；考虑到这些消费者行为而设计的产品，就会比那些故意与其他公司的配件和模块不兼容的竞争产品占据优势。换句话说，设计得便于和别人家的东西搭配使用的产品，会卖得更好。设想一下：
- 福特能够生产与通用汽车底盘兼容的发动机缸体，反过来也一样；
- 一大批小制造商能够为福特或通用汽车的车辆，生产彼此竞争的备用零件和模块化配件；
- 这些小公司能够单独或结成网络，围绕通用汽车或福特的发动机缸体，推出完整的竞争性汽车设计；
- 或者，许多小型装配厂涌现出来，用向福特或通用汽车订购的发动机缸体，搭配自己生产、或由众多其他小公司按照艾米利亚—罗马涅网络模式生产的部件，装配汽车。
在这种情况下，其他公司围绕福特或通用汽车产品，生产完整、便于模块化的设计平台，不会面临任何法律障碍；福特和通用汽车也会发现，促进与这些设计的兼容，符合自己的竞争利益。
斯隆主义强调通过计划性报废，人为维持高水平的产品更替；与此相一致，产品被故意设计成不鼓励、甚至阻碍用户自行维修。
……近年来形成了一种工程文化，其目标是“把工作原理藏起来”，使我们使用的器物无法通过直接检查而得到理解。……这种逐渐蔓延的隐蔽化，有各种表现形式。如今，把小家电固定在一起的紧固件，往往需要市面上不常见的特殊螺丝刀才能拆卸，显然是为了防止好奇或恼火的人探究内部。相较之下，年长的读者会记得，直到最近几十年前，西尔斯商品目录还为所有电器和许多其他机械产品附上零件分解图及原理示意图。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消费者会要求获得这类信息。[197]
朱利安·桑切斯以苹果的iPhone为具体例子。按照他的描述，事情是这样开始的：
1）我的便携设备出了一个小小的物理故障——随身携带一种本来就是供外出时使用的东西，这种问题迟早会发生。这一次，是iPhone顶部的按钮卡了进去，失去了作用，而且手机不插电就无法正常启动。
2）我例行公事般地去了弗吉尼亚州一家苹果专卖店所谓的“天才吧”。他们自然告诉我，由于这似乎不是内部缺陷造成的，所以不在保修范围内。但他们非常乐意收取大约250美元，为我维修或更换；花这个价钱，我还不如直接买一部新的。……
3）我问那个人，如果我打算自己修，他有没有什么提示，比如怎么打开它之类。他完全不知道。……
4）我拿出几把小螺丝刀，开始对付苹果锁在其所有硬件外面的那个魔鬼谜盒般的外壳。至少折腾了十五分钟，我才把顶端撬开到足以接触内部构件的程度。
5）完成这一步后，把卡住的按钮解脱出来、做完必要的维修，大约只用了五秒钟。
对此，我主要有两点不满。第一，这显然是个简单的物理问题，只要有适当的工具，很可能一分钟就能修好。但他们不让自己大肆吹嘘的技术支持人员试一试，反而鼓励顾客——其中许多人想必不懂这些——掏出荒唐的一大笔钱换新机，再把旧机交回去。我理解，有些问题能否在现场如此轻易地解决，并不总是一眼可见；但这一次，看起来实在像是在利用消费者的无知。
第二，iPhone本身的设计，毫无必要地阻碍了自行维修。当然，绝大多数用户永远不会想要打开自己的手机。可是，大多数用户大概也不想打开自己的台式机或笔记本电脑，但我们并不认为制造商应该特意把这件事弄得困难重重。[198]
iPhone是“团块物件”（blobject）的教科书式例子；这类工业设计旨在用廉价注塑成型制造流线型塑料器物。埃里克·亨廷写道：
团块物件也常常被故意设计成无法维修和升级，有时甚至被设计成不破坏就打不开。这进一步方便了计划性报废，同时限制消费者自己使用产品的方式，以保护市场份额和技术专有权。总体而言，消费品的可维修性如今已经变得不切实际：即使在设计上没有彻底排除维修，人工成本也常常使维修比更换更贵。20世纪90年代，汽车公司甚至认真考虑过把新车发动机罩焊死，理由是零部件的工程设计已经发展到这样一个阶段：在假定的一辆汽车的“典型”寿命——两年——之内，发动机舱里的任何东西都不再需要维修。当然，这会大大提高整车更换率，并让公司能够把许多肮脏的小秘密藏在焊死的发动机罩下面。[199]
车载计算机软件和诊断设备上的“知识产权”，实质上具有同样的效果。
随着汽车比几年前生产的车型复杂得多，〔独立汽车修理工戴维·〕鲍尔经常拒接工作，并把顾客转介到汽车经销商的修理厂。与许多其他独立修理工一样，他拿不出数千美元来购买维修这些由计算机控制的机器所必需的在线手册和专用工具。……
围绕一项名为《维修权法案》的国会议案展开的争论，核心就是能否取得维修信息。提案的支持者说，汽车制造商只向自己的经销商修理厂提供关键工具和数据，企图借此垄断零部件与维修行业。这项已经提交众议院能源和商业委员会的法案，将要求汽车制造商提供诊断和维修车辆所需的一切信息。
汽车制造商则表示，他们在研发上花费了数百万美元，不愿无偿交出自己的知识产权。他们说，汽车零部件与维修行业希望法案通过，是为了取得受专利保护的信息，制造自己的零部件，并以更低价格出售。……
许多新车配有多台计算机，控制从刹车到方向盘的一切，而汽车制造商掌握着诊断车辆问题的钥匙。在许多情况下，更换某个零件需要重新编程计算机；没有软件代码或车辆电气线路图，这就很困难。……
经销商修理厂或许正在从这些技术进步中赚取利润。汽车售后市场行业协会在3月份发布的一项研究发现，新车经销商的车辆维修费，平均比独立修理厂高34%，每年给消费者增加117亿美元的费用。
该协会的会员包括Autozone、Jiffy Lube，以及其他提供替换零件和配件的公司。协会认为，汽车制造商希望否决这项法案，以便继续向消费者收取更多费用。
“你花了这么多钱买车，就应该能够决定到哪里修车，”该协会负责政府事务的副会长阿伦·洛说。
法案的反对者反驳说，只要愿意花钱，就能买到维修车辆的信息和工具。[200]
迈克·马斯尼克将其概括为：
基本上，随着汽车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计算机化，汽车制造商正在封锁对这些计算机的访问，并声称这种访问受版权保护。修理工被告知，只有支付巨款，才能取得必要的诊断信息；这意味着，许多修理工根本无法维修某些汽车，而车主被迫去找收费高得多的经销商。[201]
马斯尼克在Techdirt的一位读者指出，在这种情况下，“知识产权”法的主要作用之一，是赋予制造商“制造烂车的激励”。如果汽车制造商拥有“维修自己产品的专属权利”，他们就会把维修业务变成“摇钱树”。当然，这正是那些以低价销售平台、靠专有配件和备用零件赚钱的公司，目前所采用的商业模式。“突然之间，修车赚的钱，就会超过卖车的成本。”
当然，在自由市场中，没有必要为这些信息付费，也不必为工具支付专有权价格，因为软件破解办法和通用版工具都能够自由取得，不受任何法律阻碍。国会正在考虑立法，强制共享受“知识产权”法保护的信息，这就是政府具有鲁布·戈德堡式繁复荒谬特征的典型例子：真正需要做的，只是从一开始就消除“知识产权”。
重要性从有形资产转向无形资产的一个结果，是产品价格中越来越大的部分，由嵌入其中的“知识产权”和其他人为产权租金构成，而不是由生产的物质成本构成。汤姆·彼得斯引用了3M公司前战略规划师乔治·赫格的话，谈到产品“价值”中由“智力”构成的部分正在增加——也就是最终价格中，作为贡赋支付给“知识产权”所有者的部分：“我们正在努力销售越来越多的智力，越来越少的材料。”彼得斯列出了一长串这类例子：
……我新买的美能达9xi是一个有形的块状物体，但我估计，为它的塑料外壳，我付了大约10美元；为精磨的光学玻璃，又付了50美元；其余大约640美元，则是为它的智力付的……[202]
这是一个软性世界。……耐克委托全球各地的工厂生产漂亮的鞋，却是凭借出色的设计，尤其是营销技巧，创造了巨大的股票市值。新兴唱片公司Tommy Boy Records的创办人汤姆·西尔弗曼说，耐克是第一家懂得自己经营的是生活方式的公司。……鞋子？实物？别管那些了！生活方式。形象。速度。通过智力和炫目魅力创造价值。[203]
“微软唯一的工厂资产，就是人的想象力。”《纽约时报杂志》撰稿人弗雷德·穆迪如此观察。我在研讨会上，至少使用过一百次写着这句话的幻灯片，但每当这句简单的话出现在屏幕上，我仍会感到后颈的汗毛竖了起来。[204]
几年前，菲利普·莫里斯以129亿美元收购了卡夫；从后来的业绩看，这是一个公允的价格。会计师完成工作后发现，菲利普·莫里斯购买了价值13亿美元的“东西”——有形资产——以及116亿美元的“其他”。这占到116/129的“其他”，究竟是什么？
……可以把它称作无形资产、商誉——美国会计师的用语——品牌资产，或者全球数千名卡夫雇员头脑里的想法。[205]
关于彼得斯举的美能达相机例子，本克勒指出，复制“它的智力”的边际成本几乎为零。因此，那台新美能达相机的价格中，大约90%来自向企业把关者缴纳的过路费，因为这些人获准控制了这种“智力”。
耐克运动鞋的情况也一样。我怀疑，在那些亚洲血汗工厂中，用于制鞋的实物资本摊销成本，加上血汗工厂的劳动力成本，还不到鞋子售价的10%。即使把工人的工资提高到三倍或四倍，对零售价格的影响也微乎其微。
在一个软件和产品设计都由同侪网络创造、而不受那些陈旧的企业恐龙的“知识产权”限制的经济中，产品价格的90%会在一夜之间蒸发。引用迈克尔·佩雷尔曼的话说，
所谓的无重量经济，与政府通过立法授予强大公司的知识产权权力关系更大。例如，耐克、微软和辉瑞之所以能出售相对于重量而言价值很高的东西，只是因为知识产权使它们免受竞争。[206]
“知识产权”对全球性公司所发挥的保护主义作用，与关税对旧式国家工业经济所发挥的作用完全相同。专利和版权所阻碍的，不是实物商品的流动，而是技艺与技术的传播。两者同样构成了对生产能力的垄断。“知识产权”使跨国公司无论位于何处，都能从在道义上等同于关税壁垒的安排中获益。由此，它打破了地理与保护主义之间原有的联系。与关税完全一样，“知识产权”的首要功能，是从法律上限制谁能为某个既定市场生产某样东西。如果美国对某类商品征收关税，生产这种商品的公司只在美国市场内拥有垄断权。而如果“关税”来自生产该商品的工业技术上的专利，那么在世界上每一个遵守国际专利制度的国家，同一批公司都拥有同样的垄断权。
为了向“人的想象力”的所有者进贡，一个普通人每周究竟要多工作多少小时？
《消费品安全改进法》（CPSIA）很好地说明了，规章如何为间接成本设定下限。要理解其影响，先看小型服装制造商如何经营。埃里克·赫斯曼是一名工程师，在博客上讨论精益制造，他的妻子从事服装业。据他所说，小型服装制造商会推出许多设计，然后生产那些卖得出去的款式，随着订单到来，在不同产品之间来回切换。现在，再看CPSIA对这种模式的影响。该法最繁重的一项规定，是强制进行第三方检测和认证；检测的对象不是材料，而是每一种独立产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
检测与认证要求检测的是成品，而不是材料；每件商品的每一个组成部分，都必须单独检测。一家获CPSIA授权的检测机构给出的报价显示，检测Learning Resources公司的一款“让我们挑战幼儿园”（Let’s Tackle Kindergarten）产品——一个装满学习工具的钓具箱，里面有闪卡、形状片、计数物和字母——将花费6,144美元。
用已知不含铅的材料制作的商品，或已按其他类似标准检测过的商品，仍然必须接受检测。一条获得有机认证的棉质婴儿毯，如果贴缝了四种织物，就必须以每种组成材料75美元的价格进行铅检测。屡获奖项的德国玩具公司Selecta Spielzeug，使用可持续采伐的木材制作玩具，以无毒涂料上色、蜂蜡封层，并符合欧洲检测标准；但它在2008年底退出了美国市场，表示为了遵守CPSIA，必须把零售价至少提高50%。预计其他欧洲公司也会效仿。
检测总费用从每种产品100美元到数千美元不等。显然，当每种产品都被强加如此水平的间接成本时，要摊销这么庞大的资本支出，唯一办法就是大批量生产。因此，利用小型资本设备、以低间接成本开展准时化生产，在实际上无异于被定为了犯罪。[207]
参议员查尔斯·舒默最近第四次提出的《设计盗版禁止法案》，将对时尚业产生类似影响。它实质上是时尚业的《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会迫使人们支付数千美元法律费用，取得证明每项设计原创性的文件，以免自己惹上麻烦。任何规模的服装生产者，只要生产自己的设计，不论多么微小，都要承担这些费用；而且，由于法案没有为服装制造商或零售商提供免责保障，还会使小型生产者和零售商不敢生产或销售那些无力为此类法律调查付费的小型独立设计师的作品。[208]
全国动物识别系统（NAIS）要求小型家庭农场自费给牲畜植入识别芯片，所遵循的也是同一原则。
在地方层面，所谓“卫生”“安全”规范和职业许可制度的一项核心职能，就是阻止人们利用自己本来就拥有的东西的闲置能力，或者说“剩余运转周期”，从而阻止他们把这些东西转变为生产性使用的资本品。这些规章强制规定最低水平的间接成本，例如，禁止在自己家里开餐馆，并要求使用工业规模的烤箱、冰箱和洗碗机等；这样，要支付间接成本并继续经营，就只能从事大批量生产。
你不能一年只做几千美元的生意，因为只要你进入这一行业，国家就要求你配备足以支持大规模经营的资本设备。看看下面这位厨师被强加了多少间接成本；他原本只是想在一家旅馆的一楼开一家餐馆：
好戏这就开始了。
我草拟了一些方案，请建筑师画成图纸，花了1,000美元。
我把图纸交给县建筑部门审核，花了300美元。
除了卫生间，一切都没有问题。卫生间不符合《美国残疾人法》的要求。新建卫生间必须为轮椅提供一个半径5英尺的转身空间。没问题。我尝试了所有能想到的布局，想在扩大卫生间的同时不减少座位，因为减少座位就意味着减少收入。没成功。我不得不侵占储藏空间，再用一个独立的室外步入式冷库取代它，花费5,000美元。我还得稍微缩小用餐区，所以计划沿外墙设置卡座，以保留相同数量的座位；用卡座代替独立餐桌，要花5,000美元。修改图纸，150美元。重新审核，100美元。
接下来是公用事业部门。看来，供水总管连现有用途——一间有24套套房的旅馆——都应付不了，必须更换，花费10,000美元。
然后，历史保护协会来了。这是一个纯粹的咨询团体，一群穿硬领衣、戴夹鼻眼镜的老古板——好吧，并不是真的这样打扮——前来提供那种“你最好照办，否则后果自负”的建议；不然，旅馆也许就会失去历史建筑身份带来的税收优惠。
看来，从街上能看见厨房排风扇的蘑菇形风帽，所以，能不能请我把它挪到建筑后面？拜托拜托？增加管道和换装功率更大的风机，5,000美元。
消防部门，你好！我的图纸上有一个40座的餐厅、两间卫生间、一间微型办公室和一间厨房。旅游季节满员配置，是4名服务员、1名洗碗工和1名季节性厨师；包括我自己在内，总人数为47人。
消防检查员说，这个空间可以容纳59人。“可我只有40个座位。我希望餐桌周围有宽裕奢适的空间，”我恳求道。“不行。要按面积计算。48个座位、4名服务员、3名厨师、1名洗碗工、1名办公室人员，还有2人在卫生间里。”“我一个人就能应付40个座位，为什么还需要4名厨师？而且，如果厨师在做饭，服务员在服务，办公室人员在办公，食客在吃饭，那他妈的是谁在卫生间里？”
“面积。规范！”于是，它从B类变成了A类，要求在餐厅安装喷淋系统，并在现有的前门和后厨门之外，增加第三个出口，费用10,000美元。这个出口必须从侧墙上开出，还要有发光的“出口”标志。
能不能把它放在屏风后面？那道屏风本来是为了避免卫生间每次开门时，顾客都能看见里面。哦，不行！那样可能看不见出口。门必须开在卡座上4位客人以及对面同伴所坐的位置；这会损失20%的座位，除非我把他们挤到更小的桌子旁，彻底破坏原先计划的宽裕奢适氛围。
预计账目：
销售额：25万美元。
食品与饮料采购：7.5万美元。
人工成本：7.5万美元。
费用：7.5万美元。
税前净收入：2.5万美元。
上述经历的结果＝去他的，拉倒吧！！！
社区损失：10万美元收入，外加小费，再加2万美元销售税。
后来，那个地方又开了一家“精品礼品小铺”，旅游季结束一个月后就倒闭了。两年后，我们离开小镇去加勒比海航行时，那地方仍然空着。
我还要补充一句：在整个过程中，有一位退休高管通过一个牵线的团体，自愿抽出时间给我提供建议；如果我向Toys 4 Tots捐一小笔钱，他们也会欣然接受。他说，在他看来，我这个预算20万美元的项目，如果放到纽约市，甚至可能放到旧金山，由于许可费及其他收费更高，成本会超过100万美元。[209]
再看规模更小的一端：对人们在自家开办的、没有许可证的非正式日托中心的限制。
密歇根州米德尔维尔，WZZM报道——密歇根州西部的一名妇女说，州政府威胁说，她替邻居照看孩子，可能被罚款，甚至坐牢。
米德尔维尔的莉萨·斯奈德说，社区校车站就在她家门前。校车到站时，邻居们已经必须上班，所以她替邻居照看三个孩子十五到四十分钟，直到校车到来。
人类服务部收到了一项投诉，称斯奈德正在经营非法的家庭托儿点。该部门联系斯奈德，要求她取得许可证，或者停止照看邻居的孩子，否则就要承担后果。
“太荒唐了，”斯奈德说。“我们只是朋友之间互相帮助！”她补充说，自己照看孩子不收钱。
把五岁孩子交给斯奈德照看的明迪·罗斯也赞同这一点。“她是朋友……我信任她。”
州众议员布赖恩·卡利正在起草法案，让同意照顾非本人受抚养儿童的人，只要并非从事经营活动，就免受日托规则的约束。
卡利议员说：“我们竟然有保姆警察在全州四处活动，侵犯人们的权利，威胁说替邻居帮忙就要把人关进监狱，或者罚款1,000美元，这实在令人愤慨。”
人类服务部的一位发言人不愿评论这个案件的具体情况，但表示，他们别无选择，只能遵守旨在保护密歇根州儿童的州法律。[210]
另一个很好的例子，是出租车的牌照制度；取得一辆出租车的经营许可证，要花几十万美元。牌照制度的效果，是把无数没有正式牌照的出租车经营者变成了罪犯。对失业者或非熟练劳动者而言，按小时收费，开车载没有汽车的退休人士外出办事，似乎是把自己的劳动直接转化为收入的理想办法，而且不必向某家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官员低声下气。
牌照制度的首要目的并不是确保安全。只要强制实行年度车辆安全检查、犯罪背景调查和驾驶记录核查，同样可以轻易达到这个目的；持牌出租车公司大概也就做这些，而且根据我对车辆和司机的随意观察，效果还相当可疑。这样做大概花不到100美元，而不是30万美元。不，牌照制度的首要目的，是让牌照所有者能够同时榨取消费者和司机。
地方建筑规范几乎把传统技术牢牢锁定下来，让建筑技术的创新速度服从承包企业共识所体现的偏好。结果，建筑承包商受到保护，不必面对来自廉价的本土建筑材料，以及便于自行建造的模块化或预制设计的有力竞争。
在职业许可方面，一个很好的例子，就是比较今天与乔治·华盛顿时代，进入测量员职业所面临的门槛。文·苏普里诺维奇指出，华盛顿十一岁之前没有受过正式学校教育，此后也只上过两年学，但他仍学会了足够的几何学、三角学和测量学，找到了一份按今天币值计算年薪10万美元的工作。
今天的年轻人会被告知，必须接受多少年政府经营的学校教育，才有资格考虑当一名年薪10万美元的测量员？这份工作并没有改变，只是有了手持计算机、GPS扫描仪和激光测距仪后，变得容易得多。至少十六年，更可能是十八年。[211]
零售商许可制度通过限制购买俱乐部和其他在家经营、间接成本很低的组织向公众出售商品的能力，保护传统零售商免受它们的竞争。例如，在俄亥俄州拉格兰奇，一家家庭经营的食品采购合作社，原本旨在让本地农民与本地消费者直接联系起来，却因为涉嫌无证经营零售业务而遭到县警突袭。
农业部门的一位发言人说，该部门人员当时在现场担任顾问。县卫生机构的一位发言人则拒绝评论，只解释说，这是涉及该家庭经营的“吗哪仓库”（Manna Storehouse）的一个“许可”问题。[212]
先不说在法律上区分私人食品大宗采购俱乐部与向公众营业的零售商，本身就缺乏正当性，也先不说向公众售货为什么需要许可证。这次突袭是一次教科书式的诱捕行动：一名卧底探员一直纠缠这家人，要他们卖鸡蛋给他。看来，这家人得罪地方当局，是因为当局专横地指责他们在开商店时，他们回应得还不够恭顺。
这场冲突酝酿于几年前，当时地方卫生官员要求这家人取得食品零售许可证，才能经营合作社。汤普森说，这家人写信质疑这项要求，要求对方拿出证据，说明他们在经营食品商店，并解释他们的私人合作社与沃尔玛究竟有什么相似之处。
汤普森解释说，斯托尔斯一家只是“接受〔合作社〕会员的订单……然后把食品分给大家”。
“卫生检查员不喜欢那封信的语气，”汤普森说。结果，执法官员策划、组织并于12月1日对这个家庭的住宅实施了一次特警式突袭。
汤普森说，他亲自与卫生检查员讨论过案件的进展。
“他认为那封信的语气不恰当，”汤普森说。“我看过那封信，里面没有任何挑衅的话。”
汤普森解释说，突袭的起因，是州农业部门的一名卧底探员对这个家庭的一连串造访。
“有一天，他没有事先通知就出现在〔斯托尔斯家的住宅〕，”汤普森解释道，并“假装”对购买食品感兴趣。
这家人解释说，合作社是私人的，不能向这位陌生人提供服务。
后来，探员又来了一次，待了两个小时，并解释说，他认为斯托尔斯一家能够取得的散养鸡所下的蛋，有助于自己患病的母亲。
汤普森解释说，这家人回答，他们不卖食品，帮不了忙。当他拒绝离开时，这家人送给他一打鸡蛋，想让他快点走。
尽管家人提出抗议，探员仍在柜台上留下了一些钱，然后离开。
汤普森说，斯托尔斯一家就是根据这次交易，被指控从事食品零售。……
他说，州政府机构“不知从哪里冒了出来”，然后设法把这家人卷入“可能需要许可证的事情”中。……
“农场到消费者法律辩护基金”的皮特·肯尼迪说，这起案件体现了政府“越权”，其目的更像是恐吓，“吓得人们以为，他们不能自己为自己提供食物”。
该基金的总法律顾问加里·考克斯说：“这又是一个政府试图剥夺人们不可让渡的基本权利的例子：生产和消费自己选择的食物的权利。我们提起诉讼，就是为了纠正这种错误。”[213]
我很喜欢那家每周都会去一次的本地精酿酒馆，但听到经理抱怨街头节庆期间允许热狗摊贩营业时，还是吃了一惊。他说，市政府允许这样做是不公平的，因为一家固定的室内商户，背负着与之相伴的全部间接成本，根本无法与之竞争。
这个体系实际上经过了精心安排，确保没有钱的人谁也开不了小企业。其余所有人，就靠打工凑合过日子，还得心甘情愿地接受；当然，对那些想以最有利条件雇用劳动力的人而言，这种安排相当不错，你不觉得吗？罗德里克·朗问道：
如果没有许可制度、分区规划和其他规章，如果开餐馆所需的全部条件只是自家的客厅和厨房，那么今天会有多少人开餐馆？如果开美容美发店所需的全部条件，只是一把椅子、几把剪刀、梳子、发胶之类，那么今天会有多少人开店？如果经营出租车服务所需的全部条件，只是一辆车和一部手机，那么今天会有多少人从事这项业务？如果一群上班的家长可以直接聚在一起，凑钱付给其中几个人，让他们照顾其他人的孩子，那么今天会有多少人提供日托服务？这些不是那种获得SBIR资助的小企业；它们是另一类小企业：只要胆敢不经过国家那套漫长而昂贵的许可程序迷宫就现身，就会遭到国家全部力量的镇压。[2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