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韧性社区与地方经济

我们在第五章已经看到，国家资本主义制度衰落之后，很可能出现一种联网的微型制造经济。第三章还谈到，在经济低迷时期，工业生产存在从大规模生产核心向手工业外围转移的周期性倾向。过去三十年的停滞期间，我们已经见证了这样的长期结构转移。¶

伴随长期失业的严重经济衰退，与易货网络和韧性社区的形成之间，也存在类似的历史联系。如果与制造业的这种类比成立，那么，考虑到我们在第 4 号论文中考察的国家资本主义各项可持续性危机的累积效应，就可以预期会出现向韧性社区和重新地方化的交换转移的长期结构变化。约翰·罗布（John Robb）认为，目前这场“大衰退”如此严重，可能引发一次相变，使新社会以韧性社区为基本构件而成形；韧性社区在化解当前这个“动乱时代”时，将发挥凯恩斯主义国家化解上一个动乱时代时所发挥的作用。¶

从历史上看，持续超过一年的经济衰退，其持续时间和严重程度可以画成幂律分布……这次衰退已经持续一年多，意味着就全球经济当前的下滑而言，我们确实已经进入黑天鹅领域，即结果未知而且极端；凡是根据以往衰退的历史数据，对复苏时间或最终严重程度作出的估计，都不再适用。这也意味着，这个体系的状况已经超出它运用常规手段进行调整的能力范围了——这对任何人都不应该是什么新闻。

情况也许还更耐人寻味。当前局面明显呈现出的非线性和动荡，说明我们可能正处在一次相变之中，类似自然界中冰变成水……

因此，可能出现一种新的控制体制。要窥见等待着我们的是什么，必须观察正在出现的新秩序源头：经过重新配置的耗散性、自组织的系统、网络和组织，它们更能适应全球体系新的非线性动态。

在［大萧条］期间，新组织秩序的源头，是经过重组、对经济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民族国家，即和平时期的总体战经济。在目前的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新秩序出现在地方层面：经过重新配置的小型韧性网络和社区，能够处理系统环境的这种程度的非线性，并生存、繁荣下去……而且，这些正在兴起的社区和网络，似乎很适合借助个人层面正在发生的巨大行为转变；这一转变已经体现在所有经济统计之中，即强调节俭和投资，而非消费和赌博——中产阶级消费者正趋于绝迹。

这意味着什么？这些新社区最终将开始通过实体或虚拟方式互相连接……形成网络集群。如果最大集群中的连接数量，达到整个体系节点数的某个临界比例……整个体系转向新的运行方式时，就会发生相变。换句话说，韧性社区可能成为全球经济体系的新结构。^[1]

罗布所说的相变，类似于杰夫·韦尔（Jeff Vail）对旧有体系与他所称的“对角线经济”之间力量对比逐渐变化的描述：¶

对角线经济可能在我们现有体系——“遗留体系”——的衰落中兴起。以美国为例，当然也适用于其他地区和文化，越来越多的人将逐渐认识到，美国民族国家曾经提供的“可信承诺”已经不再可信。接受良好教育、愿意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将不再换来《天才小麻烦》（Leave It to Beaver）式的回报：舒适的郊区生活，以及子女有保障的未来。因此，我们集体接受这个遗留体系所设条件的意愿——自愿参与体系，以换取曾经“可信的承诺”——将逐渐减弱。先行者将拒绝这些条件，转而采取一种联网的文明创业方式；这种情况当然已经在发生。起初，这些人包括专业人士、独立销售人员、互联网企业，以及少数商品菜农；面对日益加重的生态和资源压力，这种实践将逐渐转向带有鲜明“第三世界”色彩的地方自给自足与进口替代，借助分布式、开源以及点对点制造的发展。人们将不同程度地认识到，自己不能依赖民族国家许下的、覆盖终生的就业承诺。相反，他们会意识到，自己都是至少三项——也可能多得多——独立事业的创业者：第一是与遗留体系交往时的个人品牌，例如传统工作；第二是地方自给事业，从后院的一株番茄，到郊区宅地和车库作坊；第三是社区创业和网络发展。随着本已虚幻的民族国家体系的宪制基础……进一步受到侵蚀，对第二项地方自给以及第三项社区和联网的重视，将逐渐扩展，并变得越来越重要。不过，要看到它们普遍占据主导地位、取代民族国家体系，可能远远不止需要我的一生。^[2]

本章将考察韧性地方经济的一般益处，讨论过去一些值得注意的实例，再梳理目前若干特别有希望成为后公司社会构件的韧性社区实验。¶

A. 地方经济：独立自主的基础与经济动荡的缓冲

地方经济的一项优点，是它能够与更大范围货币经济的繁荣—萧条周期保持一定隔离。¶

保罗·古德曼写道，要维持“生产与消费之间的密切关系”，“紧密的地方经济”必不可少：¶

因为这意味着，价格和劳动的价值不会那么容易受庞大的一般市场波动的影响。一个人的工作在生产时具有意义，这种意义在分配过程及其所得回报中，也能够有所延续。也就是说，在一定限度内，一个体系越接近简单的家庭经济，就越是一种以具体物品和服务进行易货的经济，而非使用一般化货币的经济。^[3]

通过非正规经济——易货、家庭和赠与经济——满足的消费需求占比越大，个人就越不容易受到商业周期反复无常的影响，对雇佣劳动的依赖也越小。¶

运用自己的土地和工具，以自己的劳动满足消费需求，这种能力不会因经济衰退而消失，也不会被一家企业将生产转移到中国的决定所剥夺，或者被单纯裁减人员、要求留任者加快工作速度的决定所剥夺。拿自己的剩余产品，与同样使用自家土地和工具的邻居交换其他物品，也比资本主义经济中的一份工作可靠得多。¶

拉尔夫·博尔索迪描述了面向匿名市场的大规模工厂生产经济中，一连串不确定因素叠加起来的后果：¶

一个人如果依赖另一个人来获得最基本的生活必需品，就必然冒着失去自己最宝贵的一切的风险；这肯定是显而易见的。但今天我们大多数人恰恰就在这样做。似乎每个人获得生活必需品的机会，都掌握在别人手里。工厂工人依赖雇用他的人；他们双方又都依赖销售其产品的推销员和零售商；而所有这些人，又都依赖消费大众，可是大众也许不想买、或者买不起他们制造出来的东西。^[4]

另一方面，设想一位经营有机蔬菜的菜农，以农产品交换住在附近的一位家庭裁缝制作的衣服。菜农和裁缝都不可能用这种方式处置自己的全部产出，也不可能满足全部生存需要。但双方合在一起，便获得了稳定可靠的来源，能够满足各自全部的缝纫和蔬菜需求；而各自产出中由另一方消费的部分，也有了可靠的销路。加入这个交换体系的行业和职业越多，每个人总消费需求中能够由这个稳定的局部经济可靠满足的比例就越大。与此同时，各人对外部工资收入的依赖越小，也就越能承受外部工资经济中的长期失业。¶

自给、易货以及其他非正规经济减少了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间环节，也因而减少了消费所依赖的偶然条件。如果资本的实现遵循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描述的循环，那么劳动也同样如此。循环中的步骤越多，循环被打断的可能性就越大，劳动的实现也就越容易失败。所谓劳动的实现，是通过先以自己的劳动换取工资，再以工资换取别人劳动生产的使用价值这一间接方式，把劳动转化成使用价值。马克思早在《哲学的贫困》中就指出，在工业资本主义的大规模生产条件下，造成繁荣—萧条周期的供需脱节是不可避免的：¶

……［供给与需求之间的这种真正比例］，只有在生产资料有限、交换活动范围十分狭小的时代才有可能。随着大工业的诞生，这种真正比例必然告终，生产不可避免地被迫不断经历繁荣、萧条、危机、停滞、重新繁荣等接踵而至的变化。

那些……希望在保留现今社会基础的同时，恢复生产的真正比例的人，是反动的；因为要前后一致，他们就必须同时希望恢复过去工业的一切其他条件。

是什么让生产保持真正的、或者多少接近真正的比例？是需求支配供给，先于供给。生产紧紧跟随消费。大工业受自己所掌握的生产工具所迫，必须以越来越大的规模进行生产，已不能再等待需求。生产先于消费，供给强迫需求。^[5]

马克思把供给推动式分销与经济危机联系起来，是颇有洞察力的。他的错误，是认为大工业以及依照推动模式、先于需求的生产，是维持高生活水平——“现今社会的基础”——的必要条件。¶

利奥波德·科尔（Leopold Kohr）沿着同样的思路，把地方经济比作风暴中的港湾，因为它能够与商业周期及其剧烈的需求波动保持隔离。^[6]¶

埃比尼泽·霍华德（Ebenezer Howard）在田园城市的构想中认为，服务于波动较小的地方市场的工业企业和零售商，其风险和分销方面的间接成本都会低得多；由于新城镇建在便宜的乡村土地上，地租也同样低得多。¶

他们甚至可以把售价定得远低于其他地方的通常水平；但由于生意有保障，又能够十分准确地估计需求，其资金周转频率可以高得惊人。他们的营业开支也会低得不可思议。无需刊登广告来招徕顾客，尽管有新鲜货品时，无疑仍会告知顾客；商人为争取顾客、或阻止他们转往别处而经常白费的那些精力与金钱，在这里都完全没有必要。^[7]

顺带说一句，他所描绘的这种因供给适应需求而产生的短周期和最低限度的间接成本，几乎逐字预见了精益原则。¶

前几章已经说明，精益生产如何通过按照需求安排生产规模，并让生产尽可能贴近市场，来克服供应瓶颈。小型邻里商铺和家庭生产者，则在更高的层面上运用同一原则。因此，生产规模越分散、越重新地方化，就越容易克服生产与需求的分离，也就是大规模生产的核心矛盾。甘地的以下言论与此相关：¶

问：“甘地先生，您认为大规模生产会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吗？”

“我完全不相信。福特先生的推理背后存在一个巨大的谬误。如果不能同时进行同等规模的分配，生产就只能酿成一场巨大的世界悲剧。”

“大规模生产不考虑消费者的实际需要。如果大规模生产本身就是一种美德，就应当能够无限倍增。但完全可以明确证明，大规模生产自身就带有局限。如果所有国家都采用大规模生产制度，就不会有足够大的市场容纳它们的产品。到那时，大规模生产必然停顿下来。”

“我愿明确表达自己的信念：世界危机的根源，就是对大规模生产的狂热。如果生产和分配都在各自需要物品的地区进行，它就会自动调节，欺诈的机会更少，而投机则毫无机会。”……

问：“对于机器过多造成的问题，您认为欧洲和美国应当怎么解决？”

甘地回答：“你看，这些国家能够剥削世界上所谓较弱的、或者没有组织起来的种族。一旦那些种族掌握这一基本认识，并决定不再受剥削，他们就会满足于自己能够提供的东西。届时，至少在至关重要的生活必需品方面，大规模生产将会消失。”……

问：“可是，即便这些种族，随着需要增多，也会要求越来越多的物品。”

“那么，他们就为自己生产。等到这一天来临，西方在技术意义上所理解的大规模生产，就终结了。”

问：“您的意思是，生产会变成本地的？”

“当生产和消费都地方化之后，那种不惜任何代价、无限加快生产的诱惑就会消失。”

问：“如果能够实现平等分配，大规模生产的弊害不就可以消除了吗？”

“不。弊害内在于这一制度。生产地方化时，分配才能平等；换句话说，分配必须与生产同步。只要你还想开拓世界上其他市场来倾销自己的产品，分配就永远不会平等。”

问：“那么，您没有把大规模生产设想为印度理想的未来？”

“哦，有，当然要大规模生产。但是不能以强力为基础。归根结底，纺车传达的就是这个意思。那也是大规模生产，但在人民自己的家里进行。如果把个人生产扩大到数百万倍，难道不会形成规模惊人的大规模生产吗？但我很清楚，你所说的‘大规模生产’，是一个技术术语，指借助高度复杂的机械，由尽可能少的人从事生产。我已经对自己说过，这是错误的。我的机器必须是最基本的类型，能够放到数百万人的家中。”而且，在我的制度中，流通的货币是劳动，不是金属。任何能够运用自己劳动的人，都拥有这种货币，都拥有财富。他把自己的劳动变成布匹，变成谷物。如果想要自己不能生产的煤油，就拿剩余谷物来换油。这是在自由、公平、平等条件下交换劳动，所以不是抢劫。你可能反对说，这是退回原始易货制度。但一切国际贸易，不都是以易货制度为基础的吗？

生产的无限集中，只能导致失业。^[8]

甘地的错误，是认为地方化生产和家庭生产等同于低技术手段，而技术进步必然与大规模和资本密集程度相联系。正如第五章所见，这种看法与事实相去甚远。¶

由本地人所有的小企业组成的社区，其经济健康程度，远远超过那些被外地业主所有的大公司殖民化的社区。例如，1947 年的一项研究比较了加利福尼亚的两个社区：一个由小农场组成，另一个则由少数大型农业企业支配。小农场社区的生活水平更高，公园、商店，以及公民、社会和娱乐组织也更多。^[9]¶

比尔·麦基本（Bill McKibben）在《深层经济》中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向全国性公司购买商品所支付的钱，大部分很快就被抽离地方经济；而在本地企业花的钱，则会在地方经济中反复流通，向外流失得慢得多。佛蒙特州的一项研究表明，仅仅用本地生产替代进口食品的百分之十，就能创造 3.76 亿美元的新经济产出，其中包括三千六百多个新工作岗位带来的 6900 万美元工资。英国一项类似研究发现，在本地企业花费十英镑，其乘数效应能够给地方经济带来二十五英镑的收益；而同样的钱在连锁商店消费，只能带来十四英镑。¶

农民在本地酒馆买一杯酒；酒馆老板到本地修理工那里调整汽车；修理工把一件衬衫拿给本地裁缝；裁缝在本地面包店买些面包；面包师向本地农民购买做面包的小麦和做松饼的水果。如果这些企业不归本地人所有，每笔交易都会把钱带出社区。^[10]

B. 韧性社区的历史模式

在所有“动乱时代”中最具代表性的那个时期，韧性社区的原型，就是罗马帝国晚期以及黑暗时代初期形成的罗马庄园。共和国时期，庄园是元老阶层乡间住宅所在的地产，常常在许多方面能够自给自足，本身就像一个村落。在五世纪“漫长崩溃”的压力之下，以及西罗马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庄园变成了有栅墙保护的堡垒，往往附带农民村落。¶

自工业资本主义兴起以来，经济萧条和失业，一直是创立地方交换体系，以及生产者直接为易货而生产的主要推动力。¶

一个好例子，是欧文主义者把社会经济用作摆脱雇佣劳动、取得独立的基础。按照 E. P. 汤普森的说法：“互助会不但有时会把活动扩展到建造社交俱乐部或贫民收容所；而且，在欧文主义之前，也有许多工会在罢工时雇用自己的会员，并销售他们的产品。”^[11] G. D. H. 柯尔描述了同样的现象：¶

随着 1825 年以后工会的发展，欧文主义开始对它们产生吸引力，尤其吸引熟练手工业者……同一行业的工人群体开始建立另一种类型的合作社，即生产者合作社，通过合作商店销售自己的产品。那些信奉社会主义、或看到一条摆脱中间商盘剥之路的独立手工业者，也把自己的产品拿到商店出售。^[12]

……［这种组织形式的特点，是］生产者团体以合作生产物品为目标，并依靠商店提供市场。它们自然首先出现在那些需要的资本或设备相对较少的行业。对于独立地位受到工厂生产兴起、或资本主义中间商转包制度威胁的手工业者，这种形式尤其有吸引力。

我们所讨论的这些年中，最重要的特点，就是这种……合作社的迅速兴起，以及工会直接参与合作生产。这类合作社多数直接建立在本行业工会的基础之上，或者至少与工会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工会把生产作为工会活动的一部分，尤其用来给失业或卷入劳资纠纷的会员提供工作……^[13]

1832 年在奔宁山脉一个织工村庄成立的里彭登合作社，其章程很好地表达了这种组织的目标和总体愿景：¶

我们向公众推荐的合作方案，并非空想，而是已经在王国各地付诸实践；我们都靠土地的产物生活，以劳动交换劳动，这就是所有合作社追求的目标。我们劳动者完成一切工作，生产生活中的一切舒适用品；那么，我们为什么不为自己劳动，并努力改善自己的境况呢？^[14]

合作生产者对销路的需求催生了劳动交换所，工人和合作社可以在那里直接交换产品，从而“完全不再需要资本主义雇主或资本主义商人”。交换以劳动时间为基础。“欧文的劳动券一度不仅在运动成员之间流通，而且被私人店主广泛接受，用来支付货款。”^[15]¶

以劳动为基础的交换原则得到了大规模运用。1830 年，伦敦协会开办交换集市，用于合作社和个人之间的产品交换。^[16] 1832 年在利物浦召开的合作社大会，其与会者来自一长串行业，仅以字母 B 开头的就有十一个。1832—1833 年在伯明翰和伦敦建立的全国公平劳动交换所，则让手工业者以劳动券为交换媒介，直接交换产品。^[17]¶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劳工骑士团大力组织工人合作社。它们的命运说明，所需资本支出的高低，对自主就业和合作就业是否可行具有关键作用。¶

按照约翰·柯尔（John Curl）的说法，工人合作社的第一波大潮发生在十九世纪三十年代，由全国工会联盟推动。^[18] 与英国欧文主义工会合作社一样，它们主要出现在基本工具相对廉价的手工业行业。¶

从一开始，工人合作社就是罢工工人经常采用的办法。1768 年，纽约二十名罢工的裁缝帮工——美国历史上首批罢工的雇佣工人——开办了自己的合作商店。1761 年，费城为争取十小时工作日而罢工的木工帮工成立了一家合作社，实行他们所要求的十小时工作日，并把价格定得比师傅的价格低百分之二十五；复工之后，他们解散了合作社。1794 年巴尔的摩和 1806 年费城的鞋匠，也做过同样的事。^[19] 这是美国早期劳工史中常见的模式；合作社组织也从纯粹的罢工策略，发展成为雇佣劳动的一种替代方式。^[20] 它之所以可行，是因为大多数生产由成组的手工业劳动者使用手工工具完成。¶

到了十九世纪四十年代，使用昂贵机器的工厂生产兴起，基本终结了这种可能。随着生产所需条件越来越难以负担，大多数人被迫成为雇佣劳动者，使用别人所有的机器。^[21]¶

工厂制度兴起之后，工人自行组织制造业的多数尝试，都因所需资本支出而失败。例如，制造商拒绝以批发价向格兰其农民协会出售农机之后，内布拉斯加格兰其组织便自行设计和制造机器。这与现代点对点生产的想法，是不是很相似？它的第一项尝试是麦穗收割机，售价只有同类机型的一半，压低了内布拉斯加的农机价格。全国格兰其组织计划生产全系列农业机械，但大多数格兰其制造企业未能筹集到所需的巨额资本。^[22]¶

即使在最好的时期，劳工骑士团合作社的根基也不稳固。其中许多成立于罢工期间，起步时“资本很少，机器已经趋于过时”，也缺乏投资现代机器的资金。它们遭到有组织资本的经济战争攻击，这个合作社网络最终在干草市场事件之后的镇压中瓦解。^[23]¶

埃比尼泽·霍华德的田园城市，是一种“从底部买断退出”的办法；这个说法出自维奈·古普塔，后文还会谈到他。其做法是在廉价乡村土地上建设城市，并最大限度提高土地使用效率。设想是，工人利用城乡地租差，比大地主和资本家更有效地利用闲置土地，再用新城市生产带来的剩余收入——以对土地地段价值征收单一税的方式收取——迅速偿还最初的资本支出。^[24] 霍华德还预见了某种类似反经济学的做法：居住在田园城市里的劳动者，通过房屋互助协会、友爱社、互助组织、消费者合作社和工人合作社等等，在工资制度之外设法雇用自己和彼此。¶

工人如果还没有先经过学徒期，先用自己的资本组织男女劳动者，从事目标没那么宏大的建设工作，就抱怨这种自己加诸自身的剥削，谈论在本阶级行政机构的领导下，把这个国家的全部土地和资本收归国有，那是徒劳的……在资本主义压迫确实存在之处，真正的疗法不是停止工作的罢工，而是从事真正工作的罢工；面对后一种打击，压迫者没有武器。如果劳工领袖肯把目前耗费在合作式瓦解上的精力，拿出一半用于合作组织，我们现存的不公制度就快到尽头了。^[25]

霍华德深受克鲁泡特金的愿景影响：小型电动机器让分散生产成为可能。^[26] 他写道：“城市和乡村必须结婚；从这一幸福结合中，将诞生新的希望、新的生活、新的文明。”^[27] 大型市场、仓库和工业设施将沿每座城镇外围的环路设置，市场和工业为其顾客及工人所在的具体城区服务。^[28] 由若干独立城镇构成的集群，即大约十英里见方范围内、人口约二十五万的“社会城市”，最终将通过“快速铁路交通”连接起来。这很像过去那些混合用途的铁路郊区，而今天的新城市主义者正提议恢复这种郊区，并以轻轨相连。每座城镇中较大的工业企业，则专门生产需要较大规模经济的商品，供应整个城镇集群。¶

大萧条时期，欧文主义者和劳工骑士团运用过的同样原则，被用于代顿地区的“宅地单元”项目。这是一项家庭和社区生产实验，博尔索迪在组织过程中发挥了突出作用。尽管初期取得了一些成功，它最终还是被哈罗德·伊克斯扼杀；这位技术官僚式自由派人士，想沿着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那种中央集权路线来运作宅地项目。¶

宅地单元建在代顿周围乡村的廉价土地上，兼有每户三英亩的家庭宅地，以及在其他社区项目中的一定分工。家庭宅地包括菜园、家禽和其他牲畜，以及一个小果园和浆果种植区。社区另外提供林地和牧场。^[29] 项目的一位单元委员会副主席，描述了自给生产带来的经济保障：¶

很少有哪座城市，没有因大萧条的普遍困难而凸显出某一类市民的独立性。所有城市周边都有热爱土地的郊区居民。有些是小农、商品菜农和家禽饲养者，试图完全依靠自己的几英亩土地谋生。更常见、也更成功的，是把乡村生产与城市工作结合起来。家庭中某位成员在城里工作，其他人则种庄稼。工资与土地出产相结合时，一点点钱就能顶很大的用处……

大萧条到来后，这些郊区家庭在城里工作的成员，大多数都遭遇减薪和工时削减。许多人完全失去了工作。那么，他们怎么办呢？……土地和家庭生产为他们提供了……工作和生计，尽管微薄。除去缴税和少数其他项目所需的相对少量的钱，他们能够靠自己的船帆度过风暴。航行也许颠簸，但与满是沉船残骸的城里相比，根本不可同日而语……

把农业当作唯一业务、全部生计来源，已经行不通了……把受雇劳动当作唯一生计，也已经行不通了。完全依赖一份工作的城市劳动者，是所有人中处境最不稳定的。那么，此刻谁是安全而有保障的呢？最接近这种状态的，就是居于两者之间、拥有住宅和土地、把两种方式结合起来的家庭。^[30]

大萧条时期的失业者合作救济组织与失业者交换协会等组织，通过易货交换来恢复“劳动循环”，是一项有趣的实验：¶

……实体经济仍然存在，瘫痪了，但还在。农民仍在生产，产量超过他们能够卖掉的数量。果实烂在树上，蔬菜烂在田里。1933 年 1 月，奶农每天向洛杉矶市下水道倒入一万两千多加仑牛奶。

工厂也还在。机器闲置着。旧卡车停在空地上，只需稍加修理。一边是全部这些生产能力，一边是大批无事可做的男女。失灵的是金融赌场，工人和机器并没有失灵。在街头巷尾，在空空的厨房餐桌旁，人们开始把这些事实联系起来。更确切地说，他们开始思考把这些要素重新结合起来的新办法……

1932 年春，加利福尼亚州康普顿的一位失业的一战退伍军人，走到当时仍环绕洛杉矶的农场里。他提出以自己的劳动换一袋蔬菜，当晚带回的蔬菜超过了全家的需要。第二天，一位邻居和他一起到田里去了。两个月之内，已有五百个家庭加入失业者合作救济组织（UCRO）。

这个团体成为一个拥有四十五个单元、服务约十五万人需求的组织中的一个单元。

它经营着大型仓库、配送中心、加油维修站、冷藏设施、缝纫店、鞋店，甚至医疗服务，一切都按合作原则进行。成员应当每周工作两天，福利则按需要分配……

UCRO 只是一个城市中的一个组织。类似团体最终遍布三十多个州，涉及一百三十多万人。它们自发出现，没有专家，也没有蓝图。多数参与者是蓝领工人，正规教育止于中学。一些团体创造了一种货币，以增加交换的灵活性。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的失业者交换协会，即 UXA，就是一例……UXA 起源于东湾海滨附近一个名叫“管道城”的胡佛村……数百名无家可归者住在大下水管的管节里；由于市政府资金耗尽，这些管道从未铺设。其中有一位音乐家兼工程师卡尔·罗德哈梅尔。

罗德哈梅尔等人开始在奥克兰挨家挨户上门，提出以修缮住宅换取住户不需要的东西。他们把这些物品修好，在成员之间流转。很快，他们开办了一个供应站，派人到城里各处和周边农场探访，寻找可以回收、或用劳动换取的东西。六个月之内，他们拥有一千五百名成员，以及一个繁荣的局部经济，包含铸造厂、机械工场、木工场、汽车修理厂、肥皂厂、印刷厂、林地、牧场和锯木厂。他们用废料重造了十八辆卡车。UXA 鼎盛时期，每周分发四十吨食品。

一切都以工时积分制度运行……成员可以用积分在供应站购买食品和其他物品，获取医疗、牙科、理发等服务。一个约由四十五名协调人组成的理事会定期开会，解决问题并讨论机会。

一位协调人也许报告，某台锯需要一台新电动机。另一人知道哪里有电动机，但主人想用它换一架钢琴。第三位成员又知道哪里有可用的钢琴。如此等等。这是创业与合作的结合：既有市场的灵活与干劲，又没有写进公司制度的贪婪，也没有令人窒息的国家官僚机构……成员们把它称为“互惠经济”……^[31]

斯图尔特·伯吉斯在 1933 年的一篇文章中，描述了康普顿第一单元仓库一天收到的农产品。它们包括大约十五种水果和蔬菜，多至两吨卷心菜、七十箱梨，少至一箱甜菜——还有一袋盐。它的生产设施及用作投入的废弃材料，预示了上一章讨论的科林·沃德、柯克帕特里克·塞尔和卡尔·赫斯关于社区仓库和作坊的构想：¶

这座仓库里有汽车维修铺、修鞋铺、印制必需的票据和表格的小印刷铺，以及少不了的木料堆，废弃铁路枕木在那里被锯成柴火。沿街另一栋建筑里，妇女正在改制易货换来的衣服。还有一栋建筑里，她们正在把蔬菜和水果制成罐头；伯班克单元的童子军把空罐子一车一车运来。^[32]

与劳工骑士团合作社一样，这类事业也受制于许多生产形式的资本密集性质。易货网络中的大部分劳动，要么用于换取有待修理的废旧物品，要么用于修理这些物品，要么用于换取传统企业的未售库存。¶

当挨家挨户探访把损坏机器的来源找尽，而本地企业也处理完积存的存货之后，易货协会就达到了极限。它们仍然可以维持相当低的业务量，直接为易货从事缝纫、利用现成土地种菜等低资本生产，也可以向传统企业提供劳动，换取这些企业愿意拿原本闲置产能中某一部分产出来支付的报酬。但与体系初期吸纳过剩库存和可修复机器带来的收益相比，这种活动水平很低。一旦易货达到其可以持续的限度，它充其量只能部分减轻对雇佣劳动的需要。¶

然而，当个人可以不依靠大雇主就买得起生产机器时，越来越多的劳动者便能直接为易货而生产。¶

大萧条时期，地方易货货币或“应急货币”在全世界复兴，使成千上万社区得以度过经济灾难，因为它们拥有了“从事活动、为彼此提供工作所必需的交换媒介”。^[33]¶

互联网易货的复兴，也与新一轮经济下滑同时出现。Craigslist 的一位发言人在 2009 年 3 月表示，过去一年里，网站上的易货活动翻了一番。¶

本周，华盛顿地区 Craigslist 网站上列出的交换提议，包括以会计服务换食品，以及一位女士提供南卡罗来纳州希尔顿黑德度假屋一周的使用权，来换取丈夫的牙科治疗。

不使用现金、交换物品和服务的易货网站，在世界各地不断涌现。¶

随着美国和英国失业率上升，一些人说，易货是唯一能够收支相抵的办法。

二十五岁的泽德·爱泼斯坦说：“我使用易货网站，只是想看看我们能怎样活下去。”他原本在艾奥瓦州经营修复历史房屋的企业，直到去年五月，经济恶化迫使他关门。

爱泼斯坦在电话采访中说，此后一直没能找到工作，他和妻子搬到加利福尼亚寻找就业机会。

爱泼斯坦说，他已经通过 Craigslist 找到过几项易货工作。他给一间房装石膏板墙，换到一些工具；给棚屋浇筑混凝土地面，换取别人给汽车安装新的起动机；又帮人安装电视和音响，换了一顿热饭。

正在攻读电气工程学位的爱泼斯坦说：“现在，人们就是这样维持生活的。”

“如果你需要修水龙头，而你会修汽车，外面肯定有个失业的水管工，他的汽车正好有什么地方需要修理。”他说。^[34]

C. 韧性、初级社会单元与自由意志主义价值

随着危机的发展，就业不足和失业逐渐增多，价值生产也部分地从雇佣劳动转向非正规部门，我们大概可以预期，几种趋势将汇合起来：医疗保健和社会安全网长期脱离国家及雇主提供福利的模式；工作时间缩短、工作分享增加；非正规经济中各种汇集收入、分摊成本的机制不断成长。¶

最后一类可能性，包括重新重视彼得·克鲁泡特金和 E. P. 汤普森等左翼自由意志主义作者描述过的互助组织。正如查尔斯·约翰逊所写：¶

在自由社会中，生活贫困或不稳定的人没有一个靠征敛维持的福利官僚机构可以依靠；因此，自愿援助组织的网络，很可能对个人的充分发展具有战略重要性。在福利官僚机构兴起之前，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经蓬勃发展的独立工会与互助社，具有一种自下而上、团结互助的精神；恢复这种精神的项目，可能是繁荣自由社会的必要条件，也是工人掌握自身生活、既不依赖老板又不依赖官僚的主要手段之一。^[35]

更根本地说，这些变化很可能意味着，人们会在居住层面结合成初级社会单元，以汇集收入、降低成本。这些单元包括大家庭院落、多家庭的家庭收入共同体、邻里层面的多住户单元、城市公社与其他共同居住项目、占屋群体，以及独立的意向社区。随着国家的社会安全网解体，这些初级社会单元及其扩展的联合体，很可能成为分担成本和风险、组织老年人与病人照护的重要机制。一个早期迹象是，多代同堂或大家庭住户数达到五十年来的高点，仅大衰退第一年就增长了百分之五。^[36] 约翰·罗布这样描述：¶

我的解决办法，是形成一个部落层。通过网络平台，即暗网，连接起来的韧性社区。这个分散、民主的体系，能够为你提供比我所能想到的任何其他办法都更好的接口，让你与占主导地位的全球经济体系打交道。这一部落不仅会保护你，抵御这个冷漠全球体系的冲击和掠夺，也会提供必要的工具和社区支持，让你和家人在所有重要方面的境况，都得到根本改善。^[37]

波尔·安德森（Poul Anderson）在“毛赖”系列的虚构世界中，设想了太平洋西北部一个末日后的社会：人们围绕旧有兄弟会分会组织起来，西北联邦——疆域从阿拉斯加，经不列颠哥伦比亚，延伸到北加利福尼亚的政治共同体——以兄弟会分会而非地理分区作为组成单元，在立法机构中取得代表权。在核战争之后的社会瓦解过程中，兄弟会分会成为中心社会机构，就像罗马灭亡留下的真空中，庄园成为新封建社会的基本社会单元一样。它既是为病人和失业者组织救济的主要常规途径，也是提供警务、消防等公共服务的主要基础。^[38]¶

希望在没有热核战争的情况下，这一转变会稍稍平缓一些。失业不断攀升、国家社会安全网耗竭，以及价格可负担的小规模生产技术与联网组织技术爆发式发展，这几者相加，很可能形成一个强烈鼓励广泛实验的环境。约翰·罗布推测了这些趋势可能汇合的一种方式：¶

要建成韧性社区，需要一种商业机制，在财务上支持最初的铺开。下面是建立韧性社区可能服务的若干市场：

• 有一群人数已经很多、而且继续增长的人，正在寻找韧性社区，以便全球体系或美国体系崩溃时可以居住——例如苏联或阿根廷式的崩溃，或更糟的情况。坦白说，一个能够生活下去的地方，比投资可能毫无价值的黄金强得多；黄金的价值以别人愿意交出自己拥有的东西为前提。
• 有一个更大、也不断增长的潜在学生群体，想学习如何建设和运营韧性社区，而不是只做校园实验、听寻常课堂上的空话。
• 有一大批、而且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希望在韧性社区中工作和生活。毕业之后，有一份真正的工作。

把这些市场结合起来，就得到下面的商业机会：

• 韧性社区的潜在居民，可以把个人退休账户或 401(k) 计划中的部分资金，和／或后续缴款，投资于韧性社区的建设和运营，以换取社区中的住房，以及接入韧性系统——食品、能源、本地制造等等——的机会。
• 建立一项教育计划，像盖亚大学与 Factor e Farm 的合作，让学生在建设韧性社区的同时取得学位，包括经营中的永续农业／水产养殖地块、微型工厂、本地能源生产等等。这样就能取得政府支持的学生贷款。
• 设立一项勤工助学计划，让大学学生在五年左右的弹性期间内，一边工作谋生，一边偿还学贷——如果他们愿意如此的话。

我想，应当有一种不错的办法，能够建立合法的商业框架，让这些事情实现。如果再把它与一个“自由”网络／暗网结合起来，就更有意思了：在这一网络中，活跃的韧性社区通过开源方式自由交流想法。该网络还允许各个地点之间通过内部交易机制流通物品和服务，并使这些商品与知识产权——由成群律师保护——通过阿里巴巴式的办法销售给外部世界。到了某个阶段，只要设计得当，这个网络就能自我维持，并自行产生继续向全球扩展所需的收入。^[39]

以上全都赞成，除了“知识产权”那一部分。¶

雷汉·萨拉姆（Reihan Salam）的一篇文章，竟然刊登在《时代》杂志上，对这些可能性给出了相对乐观的描绘：¶

设想这样一个未来：数百万家庭脱离公共电网生活，用极其廉价的便携式燃料电池，为住宅和车辆供能。当工业化农业在水、汽油和化肥成本螺旋上升的压力下运转失灵时，农民网络运用把尖端绿色技术与古代玛雅知识结合起来的精巧技术，建立起替代性的食品配送体系。面对为日益老去的婴儿潮一代长达数十年的退休生活出资的负担，许多年轻人转向一种新的地下经济：一个基本不纳税、由公社、合作社和基布兹构成的群岛。他们一面消极抵抗“奶奶国家”的权力，一面建设自己的小小乌托邦。

资产阶级叛逆者不会再把孩子像货物一样塞进工厂式学校；那种学校的发明，本是为了让美国未来的工厂工人学会服从。他们会让孩子进入按不同学习方式定制的虚拟学校。2007 年接受家庭教育的儿童只有一百五十万，但随着远程教育在成本和质量上大幅超越传统教育，我们可以预期未来几年这个数字将爆发式增长。我们这个时代红色美国与蓝色美国针锋相对的文化战线，将被重新打乱：信佛、吃纯素的民兵成员，与福音派的无政府主义占屋者，相互交流如何用废料堆中的材料建造自给自足的垂直农场。为躲避税务人员，几十种甚至数百种高度加密的数字货币和易货方案将不断涌现，让资源不足的国税局只能与精明的自由意志主义“黑客行动者”玩打地鼠。

工作与生活将重新组合。随着生产率不断提高，那些需要长途通勤、长时间盯着闪烁电脑屏幕的旧式工作将消失。我们几乎无法想象的新工作将取而代之，不过它们往往以家庭为基地，从而让如今朝九晚五形同鬼城的卧城郊区恢复生气。私人住宅将越来越多地让位于共同居住社区，单身者与核心家庭在共享厨房、公共区域和邻里守望值班中，建立起临时的亲属关系网络。封闭式社区会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实际上脱离所在市镇，自行追求美好生活的理想。无论这种未来听起来像噩梦，还是像美梦成真，它都正在到来。

与其说这种转变是政治性的，不如说是反政治性的。决定离开传统学校和传统工作这类已经破损、又很脆弱的制度，将意味着转向军事理论家约翰·罗布所谓的“韧性社区”，追求自给自足与独立。左派将回归根本，重新捍卫互助、合作生活，以及可以称之为“宽带社会主义”的东西：地方政府承担建设由整个社区所有的高技术基础设施的任务。假设今天自由意志主义的复兴得以持续，就不难想象，右派将捍卫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权限，也捍卫私人公民——包括古怪的那些人——的权利。左右两边的这种新个人主义，将从我们眼下看到的犬儒与不信任情绪出发，即认为我们作为一个社会无力解决迫切问题。

它将演变成一种新的信心：公民共同努力，可以改变自己的生活，并由此改变周围的世界。^[40]

我强烈怀疑，无论我们这场漫长崩溃结束后，稳定下来的公民社会采取何种形式，普通人出生时所面对的世界，都会让他继承大家庭或共同居住单元共有土地中的某一明确份额的占有权，并在年老、生病或失业时，从初级社会单元获得某种最低限度的支持；作为回报，他在有生产能力的岁月里，按习俗规定向共同基金缴纳一定份额。在这个世界中，阿米什人的合力建谷仓，以及克鲁泡特金和 E. P. 汤普森笔下的疾病互助会，将比保德信保险公司或无政府资本主义的“保护机构”发挥突出得多的作用。¶

从现状走到那里，需要大多数人的思维范式发生根本改变，并克服几百年积淀的思维习惯。这个转变，是从詹姆斯·斯科特在《国家的视角》中所说的、主要对国家“可识读”的社会组织，转向主要对横向组织起来的地方社区成员可识读或透明、却对国家不透明的社会组织。^[41]¶

按照克鲁泡特金的描述，后一种结构，正是中世纪晚期欧洲联网的自由城镇和村庄中占主导地位的结构。社会组织的主要模式是横向的，如行会等等；质量认证和信誉职能的主要目的，是让个人之间能够了解彼此的可靠程度。对国家而言，这些地方组织是不透明的。¶

随着专制国家的兴起，首要目标变成了让社会从上方看去透明——用斯科特的术语说，就是“可识读”——而横向透明至多得到容忍。系统采用跨世代稳定传承的家族姓氏，及其二十世纪后续形式公民身份证号码，系统绘制城市地址以供邮政服务使用，等等，目的都是让社会对国家透明。说得粗一点，国家和我们一样，想知道自己的东西放在哪里；而我们就是它的东西。¶

例如，在这一转变以前，姓氏的存在主要是为了方便地方社区成员相互区分。只有在可能产生混淆时，才会临时采用一个姓氏来作澄清，而且很少代代相传。假如村子里有好几个约翰，就可以按职业区分，如“磨坊主约翰”；按地点区分，如“山上的约翰”；或者按父名区分，如“理查之子约翰”等等。相比之下，凡是存在跨世代延续的家族姓氏的地方，都是中央集权国家强行推行的，以便对人口编目和追踪；按斯科特的说法，就是让人口对国家可识读。^[42]¶

要重新转向横向透明，就必须克服公众中一种根深蒂固的文化残余：习惯用国家的眼光想象这类事情。例如，如果“我们”没有某种办法，核实人们是否遵守这条或那条规定，那么某个地方的某家企业就可能干了什么坏事而逍遥法外。我们必须克服大约六百年来几乎像与生俱来一样的思维习惯；按照这种习惯，国家是社会无所不见的守护者，保护我们免受这样一种可能性的伤害：如果“当局”不予制止，某个地方的某个人也许就会做错事。¶

我们必须用另一种想法替代这种思维习惯：由自己以联网方式建立机制，让作为物品和服务提供者的我们，尽可能对彼此透明；通过相互通报，使企业不能干坏事而不受后果；防止彼此出售有缺陷的商品，保护自己免遭欺诈，等等。事实上，建立这类机制不但不会让我们对监管国家透明，反而很可能需要采取积极措施，使我们对国家不透明，例如加密、暗网等等；这样才能保护地方经济的自我组织，抵御那些为维护公司利益而试图压制它的行动。¶

换句话说，我们需要摆脱几百年来把“社会”想象成轮毂—辐条机制、并从轮毂角度观察世界的习惯，转而把它看成横向网络，从各个节点的立场理解事物。我们要摆脱那种思维习惯：正是这种习惯，才使从上而下的透明在一开始就被认为是一项需要关切的问题。¶

更具体地说，这需要克服传统自由派的敌意。他们习惯于对任何不是由“合格专业人士”或“适当主管机关”办理的事情，作出本能的、负面的、原则性的反应。¶

可以说，传统自由派的思想体系，本来就起源于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经营公司、政府机构以及其他巨型组织的经理人与工程师的意识形态；因此，他们对于公司—国家结合体所发挥的作用，与近代早期“政治派”对于专制国家所发挥的作用相同。¶

这体现在安德鲁·基恩、贾伦·拉尼尔、克里斯·赫奇斯等作者，以及迈克尔·摩尔等纪录片制作人身上一条共同的线索：他们怀念战后初期的“共识资本主义”。在那个时期，三大电视网的把关人控制着我们获准看到的东西；只要人人有终身就业保障和一份全美汽车工人联合会的合同，通用汽车占有整个该死的经济也完全没问题。¶

保罗·福塞尔在《糟糕》（Bad）中，把整个自己动手的精神嘲弄为一片无边无际的丑陋撒哈拉：蓝领傻瓜忙着把自己的家越弄越丑，擅自揽下那些本应交给——大家一起说——“资格齐全的专业人士”的工程。¶

基思·奥尔伯曼经常嘲笑号召慈善和自助的言论；为了充分表达这种事情有多落后、多可笑，他找不到别的比喻，只好搬出十九世纪乡巴佬合力建谷仓的形象。要是没有别的办法，直接帮邻居一把，或参加本地自发组织的友爱社和互助组织，就其本身而言也还过得去。但它难免带着一种污名，不仅古旧，而且狭隘、琐碎；想想看，这非常像二十世纪初公司广告刻意灌输的、关于家庭自制面包和自种蔬菜的印象。人们互相帮助，或者自愿组织起来共同承担风险和成本，当然值得赞扬——但那赞扬勉勉强强，还带一点居高临下：毕竟，在社会服务不断缩水的时代，他们已经尽力而为了。然而，如果人们竟被迫诉诸这些权宜之计，而不是到一座宏伟巨型建筑中的中央服务部办公室，一站式满足所有社会安全网需求，大堂里还立着长翼胜利女神雕像，就像《妙想天开》（Brazil）里那样，那就是对任何文明社会的严厉控诉。¶

进步社会应该是一群舒适、吃饱的公民，由资质完备的当局能干地管理，快乐地像蚂蚁一样，在看起来仿佛出自阿尔伯特·施佩尔之手、高达数英里的建筑阴影里忙来忙去。H. G. 威尔斯式的这种乌托邦，根本没有合力建谷仓或疾病互助会的位置。¶

撇开审美趣味，这些批评者无疑也在一定程度上出于真切的担忧：联网的信誉与认证机制，恐怕无法填补监管国家消失后留下的空缺。《消费者报告》、安吉名单、商业改进局之类的东西，对他们这样受过教育、懂得并且知道如何到处核实的人来说，当然很好。但普通老百姓呢，愿上帝保佑他，他肯定会向碰到的第一个不可靠推销员买下魔豆，然后很可能直接往鼻子里塞。¶

认真说来，撇开讥讽，这类信誉体系确实利用不足；而大多数人在市场中也确实没有采取足够的预防措施，因为他们假定监管国家保证了某种最低限度、可以接受的质量。不过，以这种状况为依据的自由派批评，反映了一种极其静止的社会观。它既忽略了挤出效应，也忽略了另一种可能：即使是所谓芸芸愚民，面对需要，也能够迅速改变习惯。因为人们目前并不习惯在考虑与谁做生意时，自动查阅这类信誉网络核实对方，而是习惯下意识地假定政府会保护自己，传统自由派便认定，即使激励条件改变，人们也不会从一种做法转向另一种做法；于是，他们嘲笑一个主要依赖联网评级体系的社会这种想法。¶

然而，如果社会中的人们知道，大多数许可制度和安全／质量规范已经无法执行，“买者自慎”也不再只是一句陈词滥调，那么，对多数人来说，安吉名单、地方行会的信誉认证、顾客口耳相传等机制的重要性，若不是迅速上升，反倒奇怪了。毕竟，在专制国家兴起之前，这些一度正是人们所依靠的主要信誉机制；它们在日常经济行为中根深蒂固的程度，和今天依赖监管国家的习惯一样。¶

人们的习惯会迅速改变。十五年前，即使对一个研究题目作最基本的梳理，都不得不痛苦地翻查卡片目录、《读者指南》和《社会科学索引》；普通人的查找范围则局限于花一千美元买来的一套《大英百科全书》。那时谁能预见，谷歌和 SSRN 检索会这么快成为第二天性？¶

事实上，“如果不合格，他们就不能卖，因为那是违法的”这一假定，反而会使人特别容易受害，因为它让人对所购物品产生没有根据的信心和自满。以“当前科学”为依据的安全和质量标准，主要由受监管行业自己制定；这些行业往往还能以贬损竞争对手产品为由，使标准更严格的自愿安全检测——或者宣传自己遵守这种更高标准——成为违法行为。例如，孟山都经常追究那些给牛奶标注“不含重组牛生长激素（rBGH）”的食品零售商；有些联邦地区法院则认为，以高于行业强制标准的频率为肉牛检查疯牛病，是一种“不公平竞争行为”。人们把含有大量模拟雌激素作用的对羟基苯甲酸酯的乳液涂满全身，理由是“如果危险，他们就不能卖”。所以，在许多情况下，我们依赖的、无所不见的中央保护权威，就像一个把羊群交给狼来照看的牧羊人。¶

作为一个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者，我经常面对这样的问题：围绕此类初级社会单元组织起来的社会，将如何影响自我所有权和不侵犯原则这些自由意志主义价值？¶

首先，在我看来，中央集权的国家和公司权力的崩溃，极不可能由某一种自由意志主义意识形态推动；取代它的后公司国家社会，也极不可能按照某一种这样的意识形态来组织。不过，出于本节后文将讨论的理由，我仍希望有数量可观的社区主要围绕这些价值建立，并希望这些价值能够对整个社会产生显著的促进变化作用。¶

其次，尽管人们汇聚而成的共同体机构、互助网络和初级社会单元，在典型右翼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主义者看来，可能属于“威权主义”或“集体主义”，但以这类机构为主要组织形式的社会，绝不必然违反自我所有权与不侵犯原则的实质价值。¶

我不断注意到一件事，却一直没能找到最贴切的表达方式：大多数传统自由意志主义对理想自由市场社会的描绘，尤其是无政府资本主义对个人自我所有权与不侵犯原则这一概念框架的标准表述，似乎都暗中假定了一个原子化社会。在这个社会中，个人最多以核心家庭为单位生活，对一栋房屋和四分之一英亩地块拥有完全自主的所有权，并通过金钱纽带，向营利企业购买大部分日常生活必需品。¶

然而，在我看来，自由意志主义的自我所有权与不侵犯原则，完全可以与多种多样的自愿社会框架相容；与此同时，这些概念的实际运用方式，又会千差万别。设想一个像中央集权领土国家兴起前世界大部分地区那样的社会：土地的最终所有权——或剩余所有权、归复权——大多归村社所有，尽管个人占有可能十分广泛。或者设想一个像克鲁泡特金描述的中世纪晚期自由城镇那样的社会：人们通过行会或其他交往合作的团体，组织社会安全网职能。在这样的社会里，也许完全允许一个家庭把其应有份额的土地从农民公社中分出来，选择不参加春耕、割草或收获等季节性劳动的合作组织。在无政府主义社会中，也许允许某个人留在行会之外，自行承担失业或疾病的风险。但在一个普遍认为加入初级社会单元是最佳保险形式的社会中，这样的人很可能被视为怪人，就像无政府主义西班牙中退出公社的个人主义农民，或厄休拉·勒古恩《一无所有》中信奉私有财产的隐士。对于自愿留在这类初级社会单元中的大多数人来说，约束日常生活的大部分社会规则，与罗斯巴德式“自我所有权对强制”的概念框架并无关系。¶

作为比较，通常被归入右翼的主流自由市场自由意志主义者，把目前占主导地位的企业雇佣模式当作常态。在他们看来，只要参与这个组织框架本身是自愿的，那么整个“自我所有权对侵犯”的范式，就与框架内的生活无关。哈！但同样道理，如果人们生来就在一个保证其占有一份共有土地、并提供患病或年老时社会安全网保护的框架中，而代价是遵守共同体的社会规范，那么同一原则也适用。¶

在人类历史的大部分时间里，在国家开始积极压制自愿结社、阻碍基于自愿合作与互助的自组织社会安全网之前，属于这类初级社会单元本来就是常态。甚至追溯到最早的智人狩猎采集群体，利他主义作为一种保险，完全符合理性的效用最大化。当失业救济、食品券或社会保障根本不存在时，最有技巧或最幸运的猎人、或者收成最好的农民，与老人、病人和孤儿分享所得，并且不摆出混蛋的架势、不拿这种恩惠羞辱他们，是极其合理的。这类行为几乎就是一种字面意义上的保险费，保证自己落到类似处境时，邻居也会照顾自己。看看萨姆·鲍尔斯如何论述“无重量”的采集经济中的利他精神：¶

网络财富，是你的社会联系对你的福祉所作的贡献。可以用联系数量，或你在不同网络中的中心性来衡量。理解它的一个简单办法，就是有多少人愿意与你分享食物……

采集群体的文化强调慷慨与谦逊。分享有其规范。你会贬低自己的猎物，说它“还不如老鼠大”，或者“连煮都不值得”，哪怕你猎杀了一头大型动物。巴拉圭东部的阿切人，禁止猎人吃自己打到的猎物。对于个人逞强的行为，尤其是干扰或破坏合作和群体稳定的行为，有一套复杂的惩戒机制。这是合理的：如果猎人无法指望其他猎人给自己食物，尤其是有猎人突然喜欢上吃自己的猎物，那么这个社会就会迅速崩溃。^[43]

在国家开始建立社会安全网之前，类似失业救济、食品券和社会保障的职能，几乎普遍由氏族、村社或行会这样的初级社会单元来组织。¶

讽刺的是，市场无政府主义的主流，尤其是默里·罗斯巴德的右翼追随者，正致力于推动一个没有国家来组织失业救济、食品券或社会保障的社会。我猜，他们只是认定这些职能会由保德信接手；但我怀疑，国家瓦解后填补空缺的东西，会更接近上文提到的波尔·安德森笔下西北联邦的兄弟会社会。¶

罗斯巴德主义者似乎忽略了：他们所偏爱的商业化企业关系，在多大程度上本身就是他们所反对的国家主义的产物。他们想消灭的中央国家，在拆除氏族、村社、大家庭、行会、友爱社等有机社会机构，并以原子化社会取而代之的过程中，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种原子化社会里，每个人出售自己的劳动力，从商店购买消费品，接受社会服务部门或保德信的保护。¶

拉西拉大学伦理学与哲学教授加里·沙蒂耶（Gary Chartier）与我讨论其中一些问题时，对我的类比提出了严肃质疑。我把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对雇佣关系中公民权利的看法，与我提到的共同体机构中个人的权利作了比较。“厚”的自由意志主义有一个核心主题：即使按照不侵犯原则衡量，并未发生形式上的不公，一个社会环境仍可能具有不自由的性质，名义上私人、初级社会关系中的剥削与不公平仍然可能存在。^[44]¶

工作场所中的文化威权主义，尤其是许多厚自由意志主义者关注的重点。克莱尔·沃尔夫（Claire Wolfe）是一位自由意志主义资历无可挑剔、挥舞加兹登旗无人能及的作家；她指出，工作场所的威权氛围，与自由意志主义的文化价值有多么不相容。^[45] 光谱的另一端，则有汉斯-赫尔曼·霍普这样的人：当地球每一平方英尺都已被据为私有，不存在通行权或任何其他形式的公共空间时，他们反而积极欢呼文化威权主义的潜力。他们理想中的世界，遵守自我所有权与不侵犯原则的字面要求；但一个人在世界上任何地方从 A 点走到 B 点，都免不了碰到当时脚下那片空间的所有者所属的私人宪兵要求：“请出示证件！”或者必须停下来，接受其生物识别扫描仪检查。¶

那么，同样地，即便形式上尊重自我所有权与不侵犯原则，一个有机地方社区及其共同体机构，难道就不会创造出一个按厚自由意志主义标准而言属于威权主义的环境吗？沙蒂耶继续说：¶

对一个希望尽量减少针对各类少数群体的负面社会压力、又不愿看见人被欺负的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来说，我认为有趣的问题是：什么样的社会安排，有助于确保“支配人们日常生活的社会规则”，不至于以更温和、更亲切的形式复制国家主义？“想用公用供水？那我最好别看见你在安息日到自家田里干活……”排斥当然比监禁好得多，但小暴政仍然是小暴政。你认为，怎样才能最好地防止分区管制之类的东西，通过持久的社会压力体系从后门溜进来？我可不想住在霍普／塔洛克式的公寓业主共同体里。

理解这一问题的一种方式，也许是注意到：正如［迈克尔］泰勒有说服力地指出，小规模社区可能很善于防止工作场所的不公，以及在财富差距巨大、社会影响力随之悬殊时容易发生的那些滥用。但我不那么确定，它们是否也善于避免经济领域之外、社会或文化领域中的滥用。在最近围绕这些问题展开的讨论里，我比不少参与者更倾向于地方主义；但我认为，像阿斯特这样的人——阿斯特·弗朗切斯卡是珍妮·林的笔名，她在社会与文化自由问题上著述丰富，见解敏锐——肯定说得对：同样一种团结，既能防止紧密社区中的人挨饿或遭到任意解雇，也能让他们不敢公开自己各种不符合社会规范的行为。

我的社交世界中，就有很多人不得不避免让一起工作或做礼拜的人知道，他们吃晚饭时喝葡萄酒，或者知道他们的性行为；再往前一代人，他们连去看电影都不愿让别人知道。

“自我所有权对侵犯”，未必比它在企业中更直接地关联社区生活。但反对企业内部等级制的那些理由，大概同样适用于社区层面的某些社会压力，对吧？^[46]

迈克尔·泰勒对嬉皮士公社主义作为重新创造社区的一种方式的论述，提示了一点相关的看法。^[47] 如果反对中央集权国家与公司权力的反应，是由反威权价值驱动，扎根于文件分享者、吸大麻者、重返土地的嬉皮士等群体之中；甚至只要它发生在一个受美国“少管闲事”精神“腐化”的环境里，那么在后国家的多元治理社会中，至少会有数量可观的一部分社区，把共同体视为安全网和自愿交往的场所，而非束缚人的紧身衣。而且，至少在美国，大多数社区也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少管闲事”精神的调和，并受到网络文化的影响：个人可以私下接触更广阔的世界，而社区难以窥探。我看过一些描述，说联网手机对于生活在第三世界传统父权文化中的青少年有着何等巨大的意义；这些年轻人甚至没有自己的私人房间，而联网手机带来了极大的解放。¶

左翼自由意志主义者能做的最好事情，大概是努力加强各种地方韧性运动，与开源／文件分享运动、绿色运动，以及其他种种嬉皮士式文化左翼运动之间的联系。来自这个方向的最大危险，是像今天许多左翼城市公社和共享住房项目中那种缺乏想象力、讲究政治正确的环境一样，人们可能得隐瞒自己吃了一顿非纯素晚餐。¶

至于从文化保守主义方向反抗国家与公司权力的社区，例如吉姆·鲍勃·达格尔那一类，即“圣战”反抗“麦世界”，我们能够期待的最好结果，大概是：第一，美国“少管闲事”的传统，以及哪怕秘密地与更广阔世界相联系所产生的文化调和作用；第二，退出的力量间接成为发声的来源；第三，其他社区中富有同情心的人，愿意为那些受到最恶劣的女学究式教条和格伦迪太太式道德管束的受害者出面干预。¶

D. LETS 系统、易货网络与社区货币

地方货币、易货网络和互助信贷清算系统，解决的是一个基本问题：“世界上有大量工作要做，却根本没有钱把人和工作结合起来。”^[48]¶

非传统货币能够缓冲失业与经济下滑。“接触关怀券”（Hureai Kippu）是一种易货系统，参与者通过自愿付出自己的时间，在“医疗保健时间储蓄账户”中积累积分；其创始人堀田力估计，这类非传统货币将取代传统货币三分之一到一半的职能。“因此，任何经济衰退和失业的严重程度，都将显著降低。”^[49]¶

地方易货货币与众筹互助信贷的一项障碍，是对货币性质的误解。在替代经济中，货币首先并非价值储藏手段，而是便利交换的记账系统。它的职能不是储存过去生产积累的价值，而是提供流动性，便利生产者之间交换现在和未来的服务。¶

这一区别由来已久，熊彼特对“信用的货币理论”与“货币的信用理论”的对比，很恰当地概括了它。前者被熊彼特斥为完全错误，它假定银行“借出”了货币，即放弃对它的使用，而这些货币原先已“通过一种纯属想象的储蓄行为，从先前的用途中抽离，再由所有者出借。说银行‘创造信用’，比说银行把受托保管的存款借出去，要现实得多。”^[50] 另一方面，货币的信用理论把金融看作“一个清算体系，抵销债权和债务，并把差额结转下去……”^[51]¶

托马斯·霍吉斯金（Thomas Hodgskin）从一种近似熊彼特货币信用理论的立场，批评李嘉图派的“工资基金”理论。他彻底摧毁了把资本家通过“节欲”创造工资基金说成某种创造性贡献的道德依据。相反，他把从当前生产中预付生计资金，看作一种工人完全可以通过互助信贷为彼此履行的职能，只要相应途径没有被别人抢先把持。¶

流动资本的唯一好处，是劳动者由于当前生计得到保障，能够把自己的力量用于最有利的方向。他有时间学习一门技艺，而技能指导下的劳动会更有生产力。眼前的生计有了保障，他就能根据自己的特殊知识和技能，并参照社会需要，确定最佳劳动方式，并以这种方式工作。如果没有这种保障，就不可能有持续思考，不可能有发明；除满足眼前动物性需要所必需的知识外，也不可能有其他知识……

劳动者是一切商品的真正制造者。他的这种保障来自这样的认识：安排他工作的人会支付报酬，而他拿到钱，就能买到所需之物。他并不拥有任何商品存量。那么，雇用他并支付报酬的人，是否拥有这种存量？显然没有……

一位大棉纺厂主……雇用一千人，每周给他们发工资。他是否拥有已经备好、供这些人每天购买和消费的食物与衣服？他甚至知道他们拿到的食物和衣服是否已经制成吗？事实上，他的工人将要消费的食物和衣服，究竟是事先备好的，还是在他们纺棉纱的同时，由其他劳动者忙着生产的？此刻欧洲所有资本家，是否拥有足够供其全体雇员食用和穿用一周的食物与衣服？……

……就饮食和衣着而言，显然，任何一类劳动者都不依赖事先备好的存货，因为这种存货事实上并不存在；但每一类劳动者的生活供应，始终、时时都依赖其他劳动者同时进行的劳动。^[52]

……因此，当一个资本家拥有酿酒厂及制造波特啤酒所需的一切工具和材料，用卖啤酒所得的硬币给真正的酿酒工人发工资，工人再去买面包；与此同时，面包师傅的帮工用货币工资买波特啤酒，这些钱后来又付给酿酒厂主；难道不是很清楚，双方的实际工资都由对方的产品构成？也就是说，面包工人做的面包，支付了酿酒工人酿造的波特啤酒。其他一切商品同样如此，支付所有工资的是劳动，而非资本……

事实上，把资本叫作某种储蓄下来的东西，是一种可悲的错觉。资本中很大一部分原本就不是供消费的，也从来不是为了享用而制造的。一个野蛮人需要食物时，会拾取自然自发提供的东西。后来，他发现弓或投石索可以让他从远处猎杀野兽，于是决定制作一件；制作过程中，他当然必须设法养活自己。他没有储存任何东西，因为这件工具从来不是为了消费而制造的，尽管它本身比鹿肉耐久。社会发展的各个阶段都发生着同样的事，只是不同劳动由不同的人承担：一个人制作弓或犁，另一个人猎杀动物或耕种土地，为工具和机器的制作者提供生计。除短期储存和某些特殊情形之外，要积存或保存商品，必须付出更多劳动；通常商品的效用还会因储藏而降低。资本家所谓的储蓄，已经被劳动者消费，并不存在实物商品真正囤积起来这回事。^[53]

政治经济学惯称为“劳动基金”、并归因于过去节欲与积累的东西，实际上源于当前的劳动分工及其产品的合作分配。“资本”是对组织和处置这种当前劳动的财产权的一种称呼。相同的基本合作职能，工人自己通过互助信贷，同样可以轻易完成。在现有制度下，资本家垄断了这些合作职能，从而占有社会分工带来的生产率收益。¶

在生产食物的人与生产衣服的人之间，在制造工具的人与使用工具的人之间，资本家插了进来。他既不制造、也不使用这些东西，却把双方的产品据为己有。他尽可能吝啬地把一方产品的一部分交给另一方，将大部分留给自己。他一步步、接连不断地挤入他们之间，靠他们越来越有生产力的劳动滋养，身躯越发膨胀，把双方隔得如此遥远，以至于谁也看不到自己从资本家那里取得的供应究竟来自何处。他在掠夺双方的同时，又把双方隔绝得如此彻底，使两人都以为自己的生计有赖于他。^[54]

弗兰茨·奥本海默（Franz Oppenheimer）在《对剑桥经济学的事后剖析》中提出了类似论点：¶

再说一次，利润的正当性建立在这样一个主张上：全部生产工具存量，必须先由私人在一个时期内“储蓄”起来，才能在后一时期发挥作用。有人指出，这一证明是由一连串概念偷换构成的。简而言之，大部分物质工具并不是在前一时期储蓄下来的，而是在其投入使用的同一时期制造的。被储蓄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资本，为讨论方便，可以称为“货币资本”。但这种资本并非发达生产所必需。

大约一个世纪以前，洛贝尔图斯就无可置疑地证明，生产所需的几乎全部“资本品”，都是在同一时期创造出来的。即使鲁滨孙·克鲁索，也只需要一套简单工具，就能开始那些要花几个月才能完成的工作，例如制作独木舟。现代生产者为自己配备的资本品，由其他生产者同步制造；正如鲁滨孙在造船过程中，偶尔可以制作新工具，替换磨损的旧工具。另一方面，货币资本必须储蓄，但它对发达技术并非绝对必需。正如马歇尔正确指出的，它可以由合作与信用替代。他甚至设想了一种发展前景：储蓄者愿意把储蓄交给可靠的人，不要求利息，为了安全，甚至愿意自行支付一些保管便利费用。诚然，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工业经营通常需要一定的个人所有货币资本；但所需数额，肯定从不等于全部工作成本。正如有人恰当指出的，私人企业家的初始货币资本，仅仅发挥消防泵气室的作用：把不规则流入的资本品，转化为规则的流出。^[55]

奥斯卡·阿默林格（Oscar Ameringer）在 1912 年撰写的一本幽默社会主义小册子《给真正耕田的农民讲社会主义》中，描绘了这种现实状况。一条河把“斯拉美利加”国分成两半，一边住着农民，另一边住着制衣者。连接双方的桥被一个名叫普卢特的胖子占据；农民要付他四头猪才能换一套衣服，裁缝要付四套衣服才能换一头猪。差额是对他所提供“服务”的补偿：让他们过桥，给他们工作。当一个激进的怪人提议，农民与裁缝自行修桥时，普卢特警告说，拿走他在双方产出中应得的份额，就会把资本赶出这个国家，让他们四分之三的时间没有工作——当然，得到的衣服和猪的数量还是一样多。^[56]¶

熊彼特区分信用的货币理论与货币的信用理论，在这里很有用。他在批评前者时写道，把银行信用理解成资金的借贷，是一种误导；它假定这些资金“通过一种纯属想象的储蓄行为，从先前的用途中抽离，再由所有者出借。说银行‘创造信用……’，比说银行把受托保管的存款借出去，要现实得多。”^[57] 相反，后者把金融看作“一个清算体系，抵销债权，并将差额结转下去”。^[58]¶

E. C. 里格尔（E. C. Riegel）认为，发行货币是市场中个人的一项职能，是其正常经济活动的附带结果。买方在购买这一行为本身中发行货币，而货币由卖方的物品和服务提供支持。¶

货币只能在购买行为中发行，只能在出售行为中获得支持。凡是同时也为卖方的买方，都有资格发行货币。政府不是、也不应当是卖方，因此不具备发行货币的资格。^[59]

货币只是一个记账系统，用于随时间追踪买方与卖方之间的收支差额。^[60]¶

因为货币由买方发行，所以它诞生时就是一笔借方记录。货币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原先不存在的购买力：“……对货币的需要，是发行货币的先决条件。要发行货币，一个人必须没有货币，因为货币只能从授权银行或中央记账者账簿上的借方余额中产生。”^[61]¶

如果货币只是买卖双方之间的记账工具，本身没有内在价值，为什么还会出现货币短缺？答案是，财富的生产者没有同时成为货币的生产者。他犯了一个错误，把这件事留给政府垄断。^[62]

货币“只是私人交易者之间的数字核算”。^[63] 或者，正如里格尔的追随者托马斯·格雷科（Thomas Greco）所说，货币并不是“价值单位”——这里是指价值储藏意义上的单位。它们是以价值单位计价的支付手段。^[64]¶

事实上，正如格雷科所说，把“易货”系统理解成“信贷清算”系统更准确。在互助信贷清算系统中，参与企业并不是把官方国家货币兑换为替代货币纸券，尽管太多地方货币系统正是如此。企业通过购买系统内部的物品记入借方，以支出的方式把货币创造出来，再通过在系统内出售自己的服务取得积分，抵销借方余额。这种货币发挥着某种借据的作用，让参与者把未来生产的价值货币化。^[65] 它只是一个追踪每位成员余额的记账系统：¶

你的购买已经由你的销售，即你向雇主提供的服务或劳动，间接支付。

实际上，每个人既是买方，也是卖方。出售时，账户余额增加；购买时，账户余额减少。

这基本就是支票账户的功能，只不过传统银行不会自动为余额为负的人提供透支保护，除非他们为此支付高昂代价。^[66]¶

企业完全可以相互维持一个互助信贷清算系统，而无需银行或任何其他第三方货币、记账机构居间。企业同意接受彼此的借据，以交换自己的物品和服务，并定期通过清算结清账目。^[67]¶

再说一次，由于某些参与者会在一段时间内保持负余额，这个系统所提供的，实际上等同于免息透支保护。系统刚开始运行时，成员很可能经常结算账户，并把负余额限额定得相当低，以此建立信心。也许每个月左右，就要偿清负余额，把正余额兑现。但格雷科认为，随着信心增加，理想情况下，这个系统应逐渐转向这样一种状态：只要负余额被限制在某个合理数额之内，就永远不必结清账户。¶

出售时，账户余额增加；购买时，账户余额减少。有些账户可能始终保持负余额。只要账户一直活跃交易，且负余额不超过某个适当限额，就没有问题。根据什么来确定这个限额才合理？……正如银行用你的收入衡量偿还贷款的能力，以流经账户的收入数额为基础，设定最高借方余额，是合理的……［一种可能的经验规则是，］账户的负余额不应超过相当于三个月平均销售额的数额。^[68]

有趣的是，格雷科提出的负余额限额，恰好与地方货币体系的信贷功能相衔接。他所提议的余额限额，实际上是一笔免息贷款，足以为许多低固定成本微型企业所需的最低资本支出提供资金。即使按非熟练劳动的平均工资计算，三个月的收入，也足以购置一个制造实验室的基本设备，至少足以购置第六章描述的那些开源版本。而要满足微型面包房或微型出租车业务所需的资本支出，则更是绰绰有余。¶

格雷科讲述了一个这样的地方信贷清算实验，即“图森交易者”。它相当典型地反映了他的经验：最初热情高涨，随后逐渐衰落、交易量萎缩，因为可供交换的物品和服务越来越少，来往于分散的参与企业之间又很不方便。^[69]¶

在经济正常时期，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败，是因为地方货币体系受到官方货币和国家支持的银行体系的挤出。¶

要使信贷清算系统繁荣，它必须为那些在传统经济中缺少货币来源的人，提供有价值的替代选择。这意味着，必须有种类繁多的物品和服务参与其中；参与企业必须发现，它能够带来传统经济中原本不存在的、有价值的业务；失业和就业不足的成员也必须发现，它是一种有价值的替代途径，能把自己的技能变成原本得不到的购买力。因此，我们可以预期，LETS，即地方交换交易系统，或信贷清算系统，会在经济下滑时期变得更加重要；而在即将到来的货币与工资经济的结构性衰落中，其重要性还会进一步增加。¶

卡尔·赫斯和戴维·莫里斯引用了艾伦·沃茨的例子，说明这样一种说法有多荒谬：明明有愿意生产的人，也有愿意消费的人，却因为“流通中的钱不够”，就不能为交换而生产。¶

还记得三十年代的大萧条吗？前一天还是繁荣的消费经济，人人蒸蒸日上；第二天却变成贫困、失业，以及领取面包的长队。发生了什么？国家的物质资源——头脑、体力和原材料——完全没有耗尽，但钱突然没有了，所谓金融萧条就是这么回事。银行和高级金融的专家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可以用很长篇幅阐述这种灾难的复杂原因。但这就好像有人来盖房子，而在大萧条开始的那天早晨，老板却不得不说：“对不起，老弟，今天不能盖了。没有英寸了。”“什么意思，没有英寸？木头有，金属有，连卷尺都有。”“是啊，可你不懂做生意。我们用掉的英寸太多了，已经不够分了。”^[70]

按照格雷科的描述，互助信贷清算系统的意义，就在于：两个能够提供物品和服务、却没有钱的人，即便在“没钱”的情况下，也能用自己的物品和服务购买其他物品和服务。^[71] 因此，我们可以预期，替代货币体系恰恰会在人们感觉缺少“英寸”的时候发挥作用。格雷科根据 WIR 体系和阿根廷社会货币运动的个案研究说：“互补货币在被引入缺乏交换媒介的市场时，最容易扎根。”^[72] 大萧条期间地方货币广泛涌现，说明一旦这一条件具备，采用规模的扩大便顺理成章。随着我们进入传统经济一个新的、长期停滞阶段，地方货币体系似乎很可能在普通人的经济生存策略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地方货币体系出现新一轮复兴，先是伊萨卡工时币（Ithaca Hours）体系，后来扩展成一个不断增长的 LETS 货币网络。¶

不过，专门研究重新地方化经济、在“更简单的道路”网站写作的泰德·特雷纳（Ted Trainer）指出，LETS 系统单独存在时，基本上没有多大价值。LETS 系统单独存在的问题是：¶

大多数人没有多少东西可以出售，也就是说，他们没有许多生产技能，也没有创办企业的资本。因此，LETS 系统通常只能发展到占城镇经济活动极小一部分的程度，并不令人意外……真正需要的，而 LETS 系统不会创造的，是生产能力，是企业。它不会建立一家合作面包房，把许多技能很少或根本没有技能的人组织起来，生产自己的面包。

因而，关键因素已经清楚了。除非人们具备生产并出售他人所需物品的能力，否则不可能取得重要成果。显然，除非一个人为别人生产和出售物品，否则就赚不到向别人购买所需之物的钱。因此，我们必须着眼的问题是：引入新货币，怎样才能促进企业的建立，让那些原先没有经济角色的人，开始生产、销售、赚钱和购买？关键任务，是创造生产角色，而不是创造货币。新货币应当主要被视为记账工具，是必要条件，却不是关键因素。

由此可见，地方经济复兴所重视的，不是收入或购买力的再分配，而是生产能力的再分配。^[73]

数百万人仅仅因为没有货币，即没有用来记录谁欠谁多少物品和劳动的凭证，就无法相互交易，这是荒谬的。LETS 对这个基本问题提供了很好的解决方案。

但必须充分认识到，LETS 系统远远不够。事实上，单靠一个 LETS 系统，不会对地方经济造成显著改变。证据表明，平均而言，LETS 交易占一个体系内普通成员经济活动的比例还不到百分之五，更不用说整个地区了。参见 R. Douthwaite，Short Circuit（《短路》），1996 年，第 76 页。［原文此处标注：“查核”。］

LETS 成员很快就发现，自己只有一小部分需求能够通过 LETS 满足；也就是说，用 LETS 积分能买的东西不多，他们能生产并出售的东西也不多。他们每天需要许多基本物品与服务，但其中很少由系统成员提供。这是地方经济复兴的核心问题：需要设法提高本地人生产本地人所需物品的能力。换句话说，核心问题是，怎样建立能够存续的企业……

城镇经济复兴的核心任务，是让原先被排斥在生产、赚钱和购买之外的人，得以参与一个全新的经济活动部门，事实上要创造这样一个部门。为此，远不止需要提供必要的货币；还需要建立让人们能够生产、取得收入的企业。^[74]

正如他在其他地方写的，地方货币体系的主要目的，是“帮助城镇闲置的生产能力运转起来，即刺激或促成产出增加，以满足需求”。因此，相比建立企业，让失业和就业不足者能够挣得交换媒介，创建地方货币体系居于次要地位。^[75]¶

正因如此，特雷纳提议成立社区发展合作社，促进那些能让人们在工资制度之外赚取地方货币的新企业。¶

除非社区发展合作社积极着手解决这个问题，在新货币部门中建立生产事业，使该部门能够向镇内既有企业出售物品，否则城镇的经济复兴不会取得多大进展。以餐馆为例，社区发展合作社的最佳选择，很可能是建立菜园，或帮助别人建立菜园，向餐馆供应蔬菜。菜园经营者用新货币支付工人报酬，向餐馆出售蔬菜以换取新货币，再用新货币收入到餐馆买饭。

社区发展合作社必须努力寻找并建立一切可能建立的其他事业，因为城镇中原先贫困失业的这群人，向正常的、原有的企业购买商品的能力，严格受限于他们能够向这些企业销售多少东西。启动这些生产事业，毫无疑问是社区发展合作社最重要的任务；它远比仅仅组织一种供交换使用的新货币重要。

社区发展合作社必须做的另一件极重要的事，是使技能和收入较低的人，能够合作为自己生产许多东西。任何地区都有相当一部分人，缺乏在正常经济中找到工作所需的技能。这种经济将注定让他们生活在贫困与无聊之中。然而，他们本来可以从事许多有用的工作，尤其是生产自己需要的许多物品。但同样，这件事不经过组织，就不会发生。因此，社区发展合作社必须组织菜园、作坊和企业，例如家具维修、房屋翻修和劈柴，让这群人能够共同劳动，生产自己需要的许多东西。他们可以按投入时间领取新货币报酬，也可以直接分享产品，以及出售剩余产品所得的收入。^[76]

特雷纳对孤立运行的 LETS 系统的批评，很有道理。当人们在工资经济中赚到官方美元，再拿到本地银行换成只能在本地企业使用的地方货币券时，他们是在用自己已经拥有的美元，换取一种用途更少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地方货币不过成了另一种披着绿色外衣的雅皮士生活方式选择，其资金来源仍是参与更大范围的资本主义经济。正如格雷科所说：¶

以支付国家货币为基础发行的社区货币，例如拿美元出售的地方货币，实际上就是“礼品券”或地方化的“旅行支票”。它相当于预付货款，用于购买同意接受该货币的商家提供的物品或服务。这种办法可以在鼓励持币者本地购物方面，产生一些有限作用……［但是，］这种发行方式要求必须有人拥有美元，社区货币才可能出现。^[77]

地方货币应当是比替代选项更有用的工具，让工资制度之外、缺少官方美元的人，能够把自己的技能转化为原本没有的购买力。一个地方货币单位，不应是人们先通过受雇工作赚取官方货币，再到银行兑换为让自己感觉良好的货币，用于在主街上那些既有正规企业消费的东西。它应当成为失业或就业不足者易货活动的记账单位，让他们在自己家里建立新的微型企业，直接相互交换物品和服务。¶

特雷纳的主要局限，在于把传统企业中的大规模资本投资，看作就业的主要来源。他考察建立可存续企业所需的资本，却忽略了已经存在的巨量资本。¶

这些资本以大多数人已经拥有的普通家庭资本品的形式，闲置在他们自己的家中：普通厨房烤箱，可以成为家庭微型面包房的基础，直接为易货网络生产，以换取积分；缝纫机，可以用来制作衣服，换取网络中的积分；家庭汽车和手机，可以用来向网络提供出租车服务，换取购买其他成员物品与服务的积分；等等。失业或就业不足的木工、水管工、电工、汽车修理工等，可以用自己的服务换取积分，再购买网络内商品菜农的番茄、微型面包师的面包、女裁缝的衬衫，诸如此类。在地下室或后院拥有设备齐全作坊的“业余爱好者”，可以定制加工替换零件，让面包师、菜农和裁缝的家用设备继续运转，换取他们的物品和服务。¶

最终，“业余爱好者”的作坊和本地小型机械加工车间，可能开始为易货网络开展联网制造，甚至可能用 CAD 软件设计自己的开源产品，再用数控机床生产。¶

埃尔南多·德索托在《资本的秘密》（The Mystery of Capital）中指出，第三世界众多普通人以非正式产权持有的住宅和地块，是尚未实现的庞大投资资本来源。同样，人们日常家用资本品的闲置产能，也是以非正规部门和家庭部门为中心的地方替代经济中，潜力巨大的“厂房与设备”来源。¶

一个普通街区或小镇的家庭，闲置烤箱的产能大概就足以相当于一百家合作面包房。为什么要把这些资本搬到独立建筑里，白白增加支出以及随之而来的固定经营开支？¶

还有一点需要记住：即使某种生产需要的资本投资超出了普通经济条件的个人所能负担的范围，新出现的众包式分布信贷——小额信贷——基础设施，也使得人们能够把大量分散的小额资本汇集成可观的投资资金，而不必为得到这种服务向资本主义银行缴纳贡赋。因此，LETS 系统不仅要便利现有商品和服务的交换，还要便利以未来商品和服务为担保的信贷预支，这一点很重要。¶

易货网络的成员可以利用这种众包信贷，在廉价的租赁场所建立自己的社区或街区作坊；也许同样可以把闲置在车库和地下室里的工具捐出来。¶

当然，也不应完全轻视本地传统企业的闲置产能。产能过剩的传统企业往往可以利用闲置产能，以仅相当于正常成本一小部分的边际成本进行生产，用来交换其他企业类似的过剩产品。例如，淡季空置的旅馆客房，可以用来交换餐馆在一天中生意清淡时段供应的折扣餐食、剧院日场票等等。本地非营利组织也可以用社区货币单位向志愿者支付报酬，凭这些货币兑换本地企业的此类过剩产出。例如，在明尼阿波利斯，志愿者获得的报酬是“社区服务元”，它可以抵付晚间 7 点以前餐馆用餐价格的至多一半，或电影日场票价的 90%。这样，本地企业就能利用闲置产能，按成本价出售产品，失业者也能把自己的时间转化为购买力。^[78]¶

如前所述，UXA 一类易货协会经常用成员的技能，换取传统企业的过剩库存。¶

E. 社区自主起步

如何在看似已无出路的地区发展经济，长期以来一直引起广泛关注。阿肯色州所谓的“三角洲地区”就是这样一个地方：它位于该州东南部，主要是农村，居民以黑人为主，以经济作物种植为业。约翰·布鲁梅特最近的一篇专栏文章，就谈到了这个地区：¶

当年，时任州长迈克·赫卡比为了提供更好的教育机会，试图合并高中，我是公开赞成他的几十个人之一。

小镇居民大声疾呼，说失去高中就意味着失去自己的镇子。只有一次，我鼓起勇气写道，一个镇子并没有存在下去的不可剥夺权利；如果它除了学校什么也没有，那它也算不上什么镇子。

这番话在某些圈子里很不受欢迎。我被称为一个精英主义者，是健康淳朴乡村生活的敌人。

但事实并非如此。我并不反对田园伊甸园那种幸福的好处；我只是反对毫无道理地撑着那些小到没有效率的学校，让它们继续留在沿途一个个有建制的小地方——那些与时代脱节的旧日残余。

所以，想象一下上周读到雷克斯·纳尔逊的主意时，我是什么反应。他提出，差不多应该把三角洲的整座整座小镇都放弃，把那些镇上的人口集中到另一些镇子去；纳尔逊说，后者因为具备“临界规模”，所以“值得挽救”。

大概你得走进古尔德、马里安娜、马维尔、伊莱恩、克拉伦登和霍利格罗夫，说这样一番话：“你们都得离开；快点，收拾好东西；搬到派恩布拉夫、海伦娜或福里斯特城去，因为从现在起，政府用于学校、医院、基础设施之类的钱，就要投到那些地方了。我们负担不起继续在这个毫无起色希望的、死气沉沉的小镇上折腾。我们没有足够的钱，每周派一位医生来你们的小诊所一次。我们得把你们迁到医生住的镇子，那儿有医院，能给他提供设备和生计。这都是为了你们好。”

纳尔逊曾经当过汤米·罗宾逊和赫卡比的新闻助理，但总的说来人还不错。他刚刚离开三角洲地区管理局的一份由共和党酬庸安排的工作。这是一个由八个州组成的联合机构，把联邦拨款花在密西西比河两岸迅速衰败的三角洲地区。

纳尔逊刚转到小石城的一家广告公司工作，便接受了一位友善的报纸专栏作者采访。在谈过自己喜欢南方饮食和文化之后，他分享了临别感想：对于三角洲，我们究竟还能做些什么？

所以，这个主意是：挑出那些有医院、有学校、人口规模也过得去的社区，给它们更多联邦拨款，而不是把钱分给那些到处都是、细小又死气沉沉的社区。你要试着纠正这种长期分散精力和资源的做法。

这是放大版的学校合并，是一次重新分配人口的尝试，是打了类固醇的征收权。

它冷酷，它困难，但它绝对正确。

我们所谓的阿肯色州东部三角洲地区，是一个农业机械化地区，大片土地种着大豆和水稻，每个十字路口都点缀着毫无存在意义的小镇。这些昔日的商业中心，在农业机械化以前曾经兴旺繁荣。直到上个世纪前半叶，人们还找得到工作。如今，这里只剩下钉板封住的窗户，和困在贫困悲剧循环中的人们；他们没有找到工作的希望，因为工作已经不复存在，也不会再来。^[79]

尽管布鲁梅特这样认定，但在贫困地区几乎从零开始、一点一点建立替代经济的例子并不少见。新斯科舍省的安蒂戈尼什运动和西班牙的蒙德拉贡合作社，就是其中两个例子。这两场运动都由在贫困地区服务的激进天主教神父发起，并深受 G. K. 切斯特顿和希莱尔·贝洛克分配主义思想的影响。摩西·科迪神父创立的安蒂戈尼什运动，设想从信用合作社和消费零售合作社起步；零售合作社向合作批发社进货，批发社再由整个运动共同所有的工厂供货。¶

由此形成一个一体化的合作经济，作为摆脱资本主义、实现独立的基础。^[80] 拉里斯里弗社区是一个具体例子：他们先建立了一家合作锯木厂，随后又建立了合作龙虾罐头厂、信用合作社、合作商店、蓝莓罐头厂和鱼类加工厂。^[81] 唐·何塞·马里亚·阿里斯门迪亚列塔神父在巴斯克地区创立的蒙德拉贡，起步过程也类似：先是一家小工厂，然后逐步增设职业学校、信用合作社，再一家一家地增设工厂，直到发展成庞大的联邦式体系，拥有自己的金融部门，旗下企业雇有数万名成员兼所有者。^[82]¶

最近，据 the editor’s blog 的马西莫·德安杰利斯记述，厄瓜多尔安第斯山区萨利纳斯地区的居民，也通过基本相同的过程，创建了一种类似的地区经济。^[83] 萨利纳斯地区以同名村庄为中心，包括约三十个社区，总人口约六千人。当地经济由一个合作企业网络构成，通常被称为“组织”，涵盖了大约 95% 的人口。¶

“组织”实际上是对若干协会、基金会、联合体和合作社的简称，它们的活动从奶酪生产，到纺织、陶瓷和巧克力制造，从草药医疗到垃圾收集，还包括一家电台、一家酒店、一家旅舍，以及一个“社区旅游办公室”。

这个“组织”的起源，让人联想起安蒂戈尼什和蒙德拉贡那两个例子。萨利纳斯地区最初是拉丁美洲大庄园制度下典型的地主领地。大部分土地属于科尔多韦斯家族；该家族依据西班牙王室授地收取地租，其盐矿是当地主要的非农业雇主。与安蒂戈尼什和蒙德拉贡一样，“组织”从一家合作企业起步，再通过类似细胞分裂的方式，成长为一个完整的合作社联合网络。第一家合作社成立于 20 世纪 70 年代，是一家信用合作社，目的是摆脱那些掠夺穷人的高利贷者。（这个最初的核心，又和安蒂戈尼什与蒙德拉贡一样，是一位积极参与社会行动的天主教神父——意大利移民安东尼奥·波洛神父——推动的项目。）信用合作社提出购买科尔多韦斯家族的土地。在波洛神父鼓励下，村庄随后一家接一家地组织合作企业，为盐矿关闭后的居民提供就业。¶

村里有一套相当可观的社会安全网，以各种合作企业的盈余作为资金，按照礼物经济的方式运作。此外，人们还可以通过参与类似时间银行的机制，在雇佣劳动之外赚取交换价值。¶

不过，到了年末，［奶酪工厂的］货币盈余，并不按照合作社成员交奶的数量分给他们，而是由他们共同用于公共项目：或者购买新设备，或者转入社区基金。这样一来，正如向导告诉我们的，“养了 10 头牛的农民，就在帮助只有一头牛的农民”，从而实现一定程度的再分配。

另一个例子，是明加（Minga）的运用。明加是一个克丘亚语词汇，安第斯山区各民族都在使用，指无酬的社区劳动，男人、女人和孩子都以相当欢乐融洽的方式参加，通常以盛大聚餐收尾。道路养护、水利灌溉、种植、挖掘等基础设施工作，以及垃圾收集、广场清扫，都是需要不同规模明加的工作；萨利纳斯采用了这些做法。还有一个例子是基金会的重要作用：它们把社会企业赚取的资金，引导到服务社区的项目中去。

德安杰利斯虽然赞赏这个项目，却严重怀疑它是否具有普遍参考价值，能否复制。首先，当人们采用资本更加密集的生产形式时，这种公地与市场混合的制度，可能就不那么可持续，也更容易失去稳定，蜕变成剥削性的资本主义。他举例说，新建了一家把羊毛纺成纱线的工厂，与家庭生产毛衣及其他羊毛制品的活动实行垂直整合。他指出，由于资本支出巨大，只有进行相当大批量的生产，才能达到盈亏平衡点。¶

其次，德安杰利斯说，萨利纳斯模式的成功，可以说有赖于它的独特性：因此，它才能面向空白广阔的全球利基市场，而不必面对许多采取同样发展模式的其他地方经济体的全球竞争。¶

最后，资本投资采用债务融资，会导致一定程度的自我剥削，以偿还债务。¶

德安杰利斯分析了这些问题累积起来的后果：¶

我对萨利纳斯的这一经验有着复杂的感受。毫无疑问，69 家农工企业和 38 家服务类社区企业，是本地居民满足再生产需要的有力手段，使他们免于遭受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最恶劣的剥削行为，并使他们积极参与以尊严为中心的共同治理过程。但是，它们越来越依赖全球出口链条和市场，对此投入的关注也过于强烈，存在一种风险：这样的实验，实际上会成为收编公地的工具。

沿着这条路线开展的最新尝试，是衰败中的锈带城市克利夫兰的常青合作社倡议；克利夫兰又被称为“湖畔的错误”，贫困率达到 30%。^[84]¶

常青合作社倡议深受蒙德拉贡榜样的影响。^[85] 这个项目源于克利夫兰基金会资助的一次蒙德拉贡考察之旅，被称为“大城市试图复制蒙德拉贡的第一个实例”。^[86] 除合作社发展基金之外，其支持组织体系还包括常青商业服务公司；该公司提供“后台服务、管理专长，以及在合作社日后陷入困境时扭转局面的能力”。成员企业预计将把税前利润的 10% 重新投入发展基金，以资助对新合作社的投资。^[87]¶

常青合作洗衣房^[88] 是计划中的约二十家合作企业中第一家开张的，随后是俄亥俄合作太阳能公司^[89]；后者在本地政府和非营利机构建筑的屋顶上，大规模安装太阳能发电设备。另一批第二、第三家企业——一家合作温室^[90] 和《街区之声》报社——计划在不久之后开业。¶

这项倡议得到地方经济的利益相关者、地方政府和大学的支持。新企业除了向本地社区个人销售之外，主要着眼于为当地的“锚定机构”——大型医院和大学——服务；这些机构将为它们的一部分服务提供有保证的市场。克利夫兰基金会、其他地方基金会、银行和市政府，都在提供融资。常青合作社发展基金目前资本金为 500 万美元，预计至少再筹集 1,000 万至 1,200 万美元。^[91]¶

除了克利夫兰基金会，其他重要的利益相关者还有克利夫兰圆桌会议和民主协作组织。圆桌会议是 Community-Wealth.org 的一个项目^[92]；而 Community-Wealth^[93] 则是马里兰大学帕克分校民主协作组织的项目。^[94] 这三个组织都在紧密合作，推动常青合作社倡议。¶

2006 年 12 月 7—8 日，民主协作组织、俄亥俄州雇员所有制中心，以及阿斯彭研究所非营利部门研究基金，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召开圆桌会议。会议题为“建设社区财富：解决克利夫兰与俄亥俄州东北部社会和经济问题的资产导向新方法”，汇集了全国专家、地方政府代表，以及克利夫兰三十多位社区领袖，共同讨论社区财富问题，并确定制定综合战略的行动步骤。

五十名与会者包括克利夫兰联邦储备银行、俄亥俄州公共雇员退休系统、大学和雇员所有企业的代表；社区发展公司、住房土地信托、社区发展金融机构等非营利社区与经济发展组织的负责人；克利夫兰市经济发展主管及其工作人员；将在该市建立的新退伍军人事务部医院的一位主管；凯霍加县财务官；以及公共、私人、慈善、宗教和非营利各界的其他人士。冈德基金会、克利夫兰基金会及慈善修女会基金会，为会议提供资金和其他支持。^[95]

这是美国有史以来规模最大、最有希望的合作经济实验之一，参与的本地利益相关者之多，前所未有。¶

安蒂戈尼什、蒙德拉贡、萨利纳斯与克利夫兰有什么共同之处？它们都把使用现有生产技术的传统商业企业视为既定前提，只是在怎样把合作原则和经济地方主义运用于这些企业方面，作些修修补补。¶

布鲁梅特对三角洲小镇经济可行性的大多数批评，都建立在技术官僚自由派的假定上：要完成某些经济职能，就必须投入巨额资本。同一类型的技术官僚自由派，在推广第三世界经济发展模式时，也抱有这种假定：把现有资本集中到少数巨大的资本密集型企业中，以最大限度发挥规模经济，而不是把中间生产技术纳入村落经济。^[96] 大多数带着“进步主义™”商标的社区经济发展方案——奥巴马的“绿色就业”计划、替代能源项目等等——也是如此。它们通常采用“公私伙伴关系”，吸引采用资本密集型商业模式的“进步”或“绿色”公司前来殖民，再按照“认知资本主义”的模式，攫取新技术的利润：仿佛盖茨基金会、沃伦·巴菲特和博诺的混搭。¶

而政府援助这类发展活动的标准，通常总能把地方居民自我组织、所需资本很少、从下而上的努力排除在外。^[97]¶

德安杰利斯对萨利纳斯实验的批评，也出自一组类似的假定：资本密集型生产形式需要很高的资本支出和债务融资，为了偿还债务并充分利用昂贵的厂房设备，就需要出口导向的经济模式；这些都被视为既定前提。¶

但是，正如我们在上一章看到的，体面的生活水准已经不再依赖围绕集中在大型建筑中的巨额资本资产来建设社区。由于技术变革，支撑舒适生活水准所需的资本支出，能够适应越来越小的人口单位。所以，穆罕默德已经不必再亲自走向大山。¶

这对于萨利纳斯一类地方合作经济实验，具有巨大的解放意义。随着越来越广泛的产品所用的生产工具不断变便宜，人们越来越有可能在规模适合本地市场的小作坊里，生产本地居民消费的越来越多的东西，而不必承受高额资本支出与固定经营开支所带来的压力，被迫把批量做到最大，以摊销成本。这也意味着，资本投资造成的负债更少，自我剥削的压力更小，也更少被迫去全球市场竞争而无暇服务地方经济。¶

这意味着，制造业能够走向德安杰利斯希望萨利纳斯经济采用的那种本地生存型模式，也就是他所设想的、理想化的“更好的自己”：“成为本地居民满足再生产需要的手段，使他们免于遭受这一地区其他地方最恶劣的剥削行为……”¶

总的说来，低成本生产工具带来的前景，与合作社运动和重新地方化运动的目标完全契合。下一章将更详细地说明：生产工具越便宜，投资资本就越不容易成为地方经济发展的瓶颈，地方经济也就越不依赖外来投资者。生产机械成本的急剧下降，以革命性的力量，强化了简·雅各布斯所认为最好的社区经济发展途径：利用地方资源，把以往浪费的资源投入使用，以此替代进口。每一种能够降低生产本地消费品所需资本支出的技术变革，都是一种效能倍增器：不仅使进口替代更加可行，而且提高了成本效益，让地方经济能够用更少的资源做更多的事情。当公司国家的主人们认识到微型制造技术对于让地方经济摆脱公司权力的全部革命意义时，Fab Lab 的人们若没有被送到关塔那摩受水刑，我们就算走运了。¶

较低的资本支出与其他固定成本，以及由此带来的较低的固定经营开支负担，是反经济作为社区经济发展道路所拥有的优势的关键。¶

尼尔·格申费尔德在《制造》（Fab）中描述的印度村庄——下一章会作大量引用——说明了一种可能性：经济萧条、资源贫乏的地区，可以运用最新一代技术，自主启动发展，跨越以往那些成本高昂、资本密集的技术阶段。¶

萨姆·克罗尼克最近向开放制造邮件列表的成员提出挑战：他们钟爱的微型制造技术，是否真能成为宾夕法尼亚州布拉多克这样濒死的锈带社区的救生索？¶

从里根政府时期起，州政府就把它列为“财政困境市镇”——差不多就是破产了。税基消失了，大部分居民也走了。人口从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约 18,000 人，下降到不足 3,000 人。留下的人中，许多人没有工作。房地产价格去年下跌了 50%。

“全国每个人都在问：‘谷底在哪里？’”市长约翰·费特曼说，“我想，我们已经找到了。”

费特曼先生试图把小镇缺乏资产这一点变成一种资产，称它是“一座寻找解决办法的实验室，应对那些开始敲响每个社区家门的病症”。2005 年当选市长后，他最先做的事情之一，就是自掏腰包建立一个宣传布拉多克的网站——如果那些因无人照管和人为破坏而毁坏的建筑照片，也能叫作宣传的话。

他鼓励在空地上发展都市农场，雇用当地青年，为社区提供食物。他成立了一个非营利组织，以挽救少数几处房产。^[98]

克罗尼克说，这“几乎就是政府公开邀请人们，在现实世界中试验其中一些想法”。¶

下一周、下一个月、下一年、下一个十年，可以做些什么？……

……一间社区 Fab Lab／黑客空间，在短期内能够怎样影响这样的地方？^[99]

其他几位邮件列表成员在回应时，指出布拉多克作为 Fab Lab 或黑客空间所在地的不利条件：犯罪与破坏行为发生率很高，建筑物日益破败，等等。一位成员认为，微型制造应当“以丰裕为基础来建设”，而不是到处境最糟糕的地区“试图从零重建”。克罗尼克颇感愕然，反驳说，他们其实“已经论证了，布拉多克正是对你们许多想法的典型挑战”。¶

如果你们的后稀缺梦想在那里都没有实现的机会，我不知道自己还能对它们在世界其他地方抱多大希望……

我认为，破坏行为恰好是丰裕的一个重要指标，或者说得更简单些，是“空闲时间”的指标。破坏行为可以是创造力和才智的出口，我说的不只是艺术涂鸦。有些人倾向于尊崇那些带着绳索、头灯和相机的中产阶级城市探险者，却看不起那些冒着被捕或受伤的风险，爬上建筑物或广告牌迅速喷下一个签名的孩子。我不会因此主张你们“应该”搬到那里，但请试着理解，你们自己的消遣，在别人看来可能多么无用，或多么令人不安。购买廉价的困境房产，可能引起许多人所谓的“绅士化”；对有些人来说，这种前景对其生活方式的威胁，比破窗和墙上的涂写更加可怕。这是看问题的角度不同。

不过，我不再离题；我会尽力继续相信，这个邮件列表并不只是给无休无止的乌托邦理论冥想披上一层薄薄的伪装，然后回到最初的问题：“开放制造”对于一个积极寻找新想法的小镇，可能意味着什么？……

布拉多克公共作坊的优先事项可能是什么？一大群 RepRap？几台旧 Bridgeport 铣床？一座安全、牢固、全年可用的建筑？举办社区展示交流之夜，让全镇对正在制造的东西产生兴趣？与学校建立联系？与本地制造商建立联系？提出能够争取到政府“绿色就业”资金的倡议？生产有利可图的商品，把现金带入社区？生产社区居民所必需的物品？重点关注都市园艺、自行车交通、替代能源、建筑修复、永续农业、电子技术、电动汽车、生物柴油、艺术、音乐，等等等等？

我想，在我看来，“开放制造”的工具可以带来很多选择和方向，当然，我也赞赏那些致力于创造更多、更好工具、提供更多选择的人；现在，我想知道，它们在一个同时提供明确挑战与机会的地方，实际应用起来会怎样。我想，这正是 openfarmtech 那些人已经在做的事；但为什么不在另一种情境下试验呢？^[100]

正如我在邮件列表上所说，我的立场介于克罗尼克与那些怀疑者之间。在我看来，布拉多克、阿肯色州三角洲，以及昔日俄亥俄河谷的许多锈带社区这类衰败地区，其经济问题，与尼尔·格申费尔德在《制造》中描述的印度村庄很有共同之处。格申费尔德举过一些例子——我们同样会在下一章讨论——农村硬件黑客通过逆向工程，花极少的成本仿制出自制版的专有拖拉机；村庄有线电视系统采用通过逆向工程制作的廉价卫星接收器。这些似乎都与美国那些失业严重、资产价值崩塌、税基不断流失的社区有关。格申费尔德描写的印度村庄，实在很难说是以丰裕为基础来建设；除非我们所谓的丰裕，是指固定成本的急剧下降，正在世界各地凭空创造出潜在的丰裕。¶

我还认为，痕迹协作式组织与这一问题有关，尤其可参看下一章的讨论。在我看来，微型制造将使布拉多克和阿肯色州三角洲这样的社区受益，时间会比大多数人想象的早得多。但是，从目前参与这个运动的人们的立场看，从这里到那里的最快途径，就是立足自己现在的位置，尽快发展和推广这项技术。目前从事微型制造的人，不应感到有道德压力，认为自己必须放弃在所在地积累的资本资产，跑到别的地方重新开始，承担某种传教使命。Fab Lab、黑客空间和车库工厂扩散得越快，价格下降得越快，产生的示范效应就越大。技术越便宜，可行性越得到证明，就越能在已经采用它的社区中建立完整工业生态的范例；它越能证明自己有益于地方经济，能够填补旧式大规模生产雇主去工业化后留下的空缺，就越能吸引尚未尝试过它的地方。这一过程越深入，像克罗尼克那位布拉多克朋友一样、急于在本地试验的人就会越多：整个讨论的起因，正是这位朋友向克罗尼克建议，说他毕业后可以来布拉多克试试微型制造。与此同时，现有 Fab Lab／黑客空间运动中，愿意冒险到锈带地区充当微型制造传教士的人，也会越来越多。同样，它在现有地区的经济生活中占据越显著的地位，公众越认识到它是衰败地区发展经济的一条可信道路，像布拉多克这位不走寻常路的市长这样的人，就越愿意尝试。¶

依照埃里克·雷蒙德的痕迹协作模式，最适合解决某个问题的人就去解决它，把全部精力用在当地自己最擅长的事情上。这些贡献会产生示范效应，并进入网络文化的共同知识库，任何人发现它们正是自己所需，都可以自由采用。因此，每个人越是专心做自己的事，就越有助于自己的工作成果最终被布拉多克这样的地区采用。¶

克罗尼克谈到布拉多克的每一点，用在克利夫兰身上都更是如此；这为微型制造爱好者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把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微型制造和开源硬件运动，正在积极建设未来自由意志主义、去中心化制造经济的技术基础。而此时此刻，克利夫兰正在开展目前规模最大的实验项目，建设重新地方化的合作经济。微型制造运动与克利夫兰模式之间的联盟，看来是百年一遇的机会。正如我在 P2P Foundation Blog 一篇讨论常青合作社倡议的文章中所问：¶

克利夫兰实验与微型制造、Fab Lab 和黑客空间运动之间，存在开展富有成果的合作的巨大潜力。

克利夫兰目前有哪些本地资源，可以用来建设联网的微型制造经济？也许我们的读者中，有人认识克利夫兰某个拥有数控工具、并有兴趣加入 100kGarages 微型制造网络的人。或者，克利夫兰地区某个具备相关技能的人，可能有兴趣组织一间黑客空间。

大学是这项努力的主要利益相关者之一。斯坦福、麻省理工和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等大学，在美国其他地区建立领先科技经济的过程中发挥了核心作用；Fab Lab 运动的旗舰项目，就是在得克萨斯大学支持下建立的奥斯汀 Fab Lab。也许，参与建设克利夫兰模式的某所大学的工程系，会有兴趣支持本地微型制造项目。或者，一些高中工艺课或社区学院机械加工课，会有兴趣合作建设本地 Fab Lab。

从另一个方向来看，参与 100kGarages 这类联网制造项目，或者 Fab Lab 和黑客空间运动的人，有没有谁愿意与克利夫兰倡议的一些利益相关者接触，探一探他们的意向？^[101]

在克利夫兰这类衰退中的美国城市，反经济发展倡议不仅可以与微型制造运动产生协同作用，也可以与微型企业运动相互促进。¶

微型制造具有倍增效能，因为更廉价的新生产技术，使地方经济在组织生产本地所需物品时，摆脱了对外部资本融资的依赖。另一方面，微型企业具有倍增效能，则是因为它把现有而未充分利用的资本设备投入充分使用。家庭微型企业的固定经营开支极低，因为它使用大多数家庭已经拥有的日常资本品的闲置产能，也就是“空余运转周期”。¶

克利夫兰倡议如果能取消所有阻碍居民在家经营微型企业的地方监管障碍，就能够以极高的资金效益，建设一个富有韧性、自给自足的地方经济。¶

这类重新地方化运动，也能通过另一种方式形成协同、让同一笔钱发挥更大作用：取消妨碍无家可归者和失业者以低成本维持生计的障碍。无论我们消费的商品和服务中，有多大比例可以在反经济中生产和交换，大多数人仍然承担着一项无法在工资制度之外支付的重要固定成本：房租或按揭还款。一旦一个家庭缺乏足够的就业收入来支付房租或按揭，因而失去栖身之所，非正规生产的大多数可能性也就随之化为乌有。¶

因此，必须把以某种方式处理“非正规住房”问题，纳入更大的议程。这意味着采取本章稍后将讨论的一些措施：执法部门降低因止赎而逐出住户，以及驱逐占住空屋者的优先级；地方政府开放闲置公共建筑，把它们作为提供集体厕所、水龙头和电热炉的简陋收容处；同样，也开放闲置公有土地，作为设有公共水龙头和移动厕所的露营地。¶

F. 当代构想与项目

从某种程度上说，上一章考察的 Factor e Farm 和 100kGarages，也都是某种地方经济项目。这里不再重复上一章的材料，请读者回看该章。¶

1. 杰夫·韦尔的“村落经济”

这是一个联网村庄系统，以历史上数以百计的“托斯卡纳山城格状网络”的理想化版本为基础；那个网络后来成为现代地区经济的基础，主要依靠联网生产。韦尔网络中的各个社区必须足够大，能够通过劳动分工实现自给自足，同时具备足够的冗余来吸收系统性冲击。韦尔写道，当某种产业需要更大尺度的劳动分工时，不应通过等级制，让规模更大的地区城镇成为大工业中心来实现；相反，应由规模大致相近的城镇，专门生产供交换的特定剩余产品，再通过集市和其他横向交换关系来实现。^[102]¶

在石油峰值时代，村落依循一项“设计上的当务之急”：从减少的能源投入中，取得尽可能高的生活质量。韦尔所举为范本的托斯卡纳山城，是去中心化的、开源的、乡土的。¶

托斯卡纳村庄如何体现去中心化？生产实现了地方化。当然，并不是所有东西都在本地生产，远非如此。但与美国郊区相比，食品和建筑材料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高度地方化的网络中生产和消费的。很多人自己种菜，也到本地农贸市场购物。

托斯卡纳村庄如何体现开源？托斯卡纳文化历来都在运用社区共有的技术知识库，因为它认识到，一个可持续社会是一场非零和博弈。大多数农业社区都是如此：建议、知识和创新是共享的，而不是严加保守的。一旦规模与集中程度超过某个门槛，保护并利用知识产权牟利的动机，似乎就开始占据主导——这又构成了支持去中心化的一条理由。没有任何理由阻止我们在全球共享技术创新，同时立足本地行动；事实上，互联网如今真正使这一点成为可能，扩大了我们运用技术改善生活质量的机会。

托斯卡纳村庄如何体现乡土性？你在托斯卡纳看不到多少“殖民地式”房屋。可是奇怪的是，我在丹佛却被这类房屋包围。为什么？这种房屋在丹佛也并不比在托斯卡纳更合理。区别在于，托斯卡纳人大体认识到，适应当地条件、采用当地材料的建筑，能够提高生活质量。其建筑适合当地气候与文化，材料也能就地取得。食物同样如此：他们珍视本地出产和应季食材。几乎每个有地方的托斯卡纳人，都有一块菜园。最后，尽管全球化压力正在挑战这一点，他们的文化也是乡土的。他们庆祝本地节日、本地丰收，与彼此疏离的郊区居民相比，远没有那么依赖人工制造、面向大众营销的全球潮流来构成自己的文化；他们强烈的社区意识，使“他们自己的”庆典，比全球经济告诉他们应该庆祝的东西，更具地位。^[103]

2. 全球生态村网络

全球生态村网络（GEN）以若干“似乎在不同地点、差不多同一时间同时出现的想法”为基础，有时后来又把它们纳入其中。^[104] 它似乎直接脱胎于“行星村庄”运动；该运动以苏格兰芬德霍恩社区为中心，后者创立于 1962 年。^[105]¶

1975 年，《大地母亲新闻》杂志开始在北卡罗来纳州亨德森维尔的办公地点附近，建造实验性能源系统、新式建筑和有机菜园；1979 年起，把这个教育中心称为“生态村”。

差不多同一时期，在德国反对戈尔莱本镇核废料处置的政治抗争中，反核活动者试图在现场建设一座小型、以生态为基础的村庄，称之为 okodorf，字面意思就是生态村。他们的营地最终在德国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规模最大的警察行动中被清除，但这个概念延续了下来，小型 okodorf 实验在东德和西德都继续进行。《生态村资讯》（Okodorf Informationen）杂志于 1985 年创刊，后来发展成《欧洲乌托邦》（Eurotopia）。德国重新统一后，这场运动聚合起来，成为国际生态村运动的一部分。

差不多同一时期，在丹麦，一些意向社区开始超越共居和其他合作住房形式的社会效益，转而探索更彻底地重新设计人类居住环境所能带来的生态潜力。1993 年，一小批社区建立了丹麦生态村网络 Landsforeningen for Okosamfund。这是同类网络中的第一个，也为随后更广泛的生态村运动提供了范本……

在整个 20 世纪 80 年代以及 90 年代初期，西雅图附近班布里奇岛上的罗伯特·吉尔曼和黛安娜·吉尔曼，利用他们的杂志《情境之中》（In Context），刊登报道与访谈，把生态村描述为创造更可持续文化的一项战略。丹麦律师、社会活动者希尔杜尔·杰克逊发现《情境之中》之后，生态村运动突然获得了推动力。

希尔杜尔的丈夫罗斯·杰克逊，是一位加拿大计算机奇才，原本在金融市场工作，编写预测国际货币走势变化的程序。当他以盖亚公司的名义，把这些算法推向市场时，他的模型为投资者赚取了巨额财富。但罗斯是一个精神追求很深的人，自己想留下的却很少。为寻找善用财富的最佳途径，罗斯和希尔杜尔联系了吉尔曼夫妇，并在丹麦乡间的杰克逊家休养地 Fjordvang，组织了几次富有远见者的聚会，思考世界的需要……

罗斯·杰克逊还对运用当时刚刚兴起的新信息技术感兴趣：大学和研究中心之间的电子邮件与电子文件交换；不过，共享软件浏览器和向所有人开放的万维网，还要再过几年才会出现。

罗斯和希尔杜尔·杰克逊成立了一家慈善基金会——盖亚信托，并把自己所获公司利润的 90% 捐入其中。1990 年，盖亚信托委托《情境之中》制作一份报告《生态村与可持续社区》（Ecovillages and Sustainable Communities），以整理世界各地正在进行的可持续社区生活实践，并更详细地描述正在形成的理念与原则。报告于 1991 年以螺旋装订书的形式出版，现已绝版。

1991 年 9 月，盖亚信托在 Fjordvang 召开会议，召集生态社区的成员，讨论进一步发展生态村理念的战略。这促成了一系列后续会议，以建立全国及国际生态村网络；1994 年，人们决定在一个新组织——全球生态村网络（GEN）——的主持下，使网络建设与项目发展正式化。

到 1994 年，互联网已经发展到大学、政府机构及其承包商之外的人也开始可以接入的阶段。Mosaic 是当时通用的浏览器，第一批网吧开始出现在大城市。罗斯·杰克逊请来年轻的瑞典网站技术人员斯特凡·维克；他曾在芬德霍恩经营计算机服务业务。于是，生态村信息服务在 Fjordvang 启动，网址是 www.gaia.org。斯特凡和同事们搜集最新的硬件进展，也搜集世界各地优秀的生态村内容；gaia.org 的“点击量”开始稳步增长，每月增加 5% 至 15%，这种增长持续了此后数年，使 GEN 数据库成为可持续性研究的重要门户。

1995 年 10 月，盖亚信托和芬德霍恩基金会，在苏格兰芬德霍恩共同举办了首届国际会议“生态村与可持续社区——21 世纪的模式”。会议后，GEN 举行组织筹建会议，在全球设立三个行政区域：欧洲与非洲、亚洲与大洋洲，以及美洲。每个区域由一个秘书处负责，组织当地生态村网络，开展外展计划，鼓励运动发展。哥本哈根另设第四个秘书处，协调各办公室，寻求额外资金，并管理网站。在芬德霍恩会议上选出的首任地区秘书，是德克兰·肯尼迪、马克斯·林德格和我本人。哈米什·斯图尔特担任首任国际秘书。^[106]

据罗斯·杰克逊说，GEN 成立的目的，是“把世界各地涌现的数百个小项目联系起来……”^[107] 盖亚信托网站补充说：¶

已确定的项目范围很广，从冰岛的 Solheimer、苏格兰的芬德霍恩、澳大利亚的水晶之水、德国的 Lebensgarten 等发展成熟的聚居地，到田纳西州的 The Farm，以及组织松散、位于洛杉矶内城区的生态村项目，再到丹麦 Thy 的民众可再生能源中心，以及许多刚刚起步的小团体，更不用说全球南方的传统村庄。^[108]

阿尔伯特·贝茨接着说，GEN 成立后，“盖亚信托对这种新模式慷慨资助，生态村运动因而迅速发展”。¶

那些在 20 世纪为巴勒斯坦沙漠恢复植被的基布兹，随着绿色基布兹网络的成立，形成了新的视野。俄罗斯生态村网络也成立了。澳大利亚的水晶之水和 Jarlanbah 等以永续农业为基础的社区，开辟了方便主流中产阶级迈向更重视环境的生活方式的途径。GEN 欧洲分部举办会议，来自数十个国家的生态村居民参加，许多国家也随之建立了全国网络。在南美洲和北美洲，九位代表被指定按照地理和语言，组织生态村区域。到 21 世纪初，GEN 已经登记了数千个生态村，在其中一些村庄建立“生活与学习中心”，在大学启动生态村实验，并资助大学组织的旅行学期，让学生前往六大洲的生态村……

如今，生态村通常是具有紧密社会结构的小型社区，由共同的生态、社会或精神观念凝聚起来。视条件和信念而定，这些社区可以位于城市或乡村，技术水平可以高，也可以低。Okodorf Seiben Linden 是德国东部乡村一个容纳 200 人的零能耗共居聚落。洛杉矶生态村是洛杉矶内城一个十字路口周围的街区。萨萨尔迪村则位于哥伦比亚北部的热带雨林深处。它们共同之处，是深深尊重自然，把人视为自然循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生态村以一体化的方式处理可持续性的社会、环境与经济层面，将人类社区视为平衡生态的一部分，而不是置身其外……^[109]

我见过最好的生态村简明描述，似乎出自盖亚信托网站的旧版，被保存在《永续农业杂志》的一篇文章中：¶

生态村是城市或乡村社区，力求把相互支持的社会环境，与对环境影响较小的生活方式结合起来。为此，它们整合生态设计、永续农业、生态建筑、绿色生产、替代能源、社区建设实践等各个方面，以及更多其他内容。

在这样的社区中，人们感到周围的人支持自己，而自己也对周围的人负有责任。它们赋予人们对群体的深刻归属感，规模足够小，使每个人都能被看见、被听见，并感到自己有能力参与。因此，人们能够以透明的方式，参与作出影响自身及社区生活的决定。

生态村使人们能够体验与有生命的地球之间的精神联系。人们享受每天与土壤、水、风、植物和动物的接触。他们在尊重自然循环的同时，满足日常所需——食物、衣服和住所。

它们体现出一种与自然世界、与世界各地文化遗产融为一体的意识，并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生命与地球本身，都属于更广阔的宇宙。

大多数生态村并不特别强调精神修行本身，但往往承认，关爱环境确实让人们成为超越个人自身的更大整体的一部分。通过园艺和耕作观察自然循环，尊重地球及其上的一切生命，生态村往往努力维系、重新创造或寻找文化表达，以体现人类与自然及宇宙之间的联系。

对这种精神性和文化的尊重，在不同传统和地方，表现为许多不同形式。^[110]

典型生态村有 50 至 400 人。许多生态村，尤其是丹麦的生态村，都与某种共居项目相联系。^[111] 这类项目降低了每人分摊的住房物质成本，如建筑材料、供暖等，又通过把住宅与工作、休闲场所结合起来，降低能源成本。^[112] 有些地方以街区为基础的生态村，推动了地方分区管制法和住房规范的放宽，也促进建筑业采用新的建造技术。生态村的实践包括外围停车、共有开放空间和社区设施、被动式太阳能设计、乡土材料，以及堆肥厕所。^[113]¶

生态村运动是一个松散、定义宽泛的网络。罗伯特和黛安娜·吉尔曼在《生态村与可持续社区》（1991 年）中，把生态村定义为：“一个符合人的尺度、功能完整的聚居地，在其中，人类活动以无害的方式融入自然世界，支持人的健康发展，并能无限期地持续下去。”GEN 拒绝监管成员社区，也不强制执行任何统一的合规标准。在 1998 年于丹麦举行的 GEN 理事会会议上，网络确认：“如果一个社区明确提出生态村使命，例如把它写入组织文件、社区协议或成员指南，并朝这个方向取得进展，那么它就是一个生态村。”网络推广“社区可持续性评估工具”，这是一份自行实施的审查问卷，用来衡量朝同一组总体目标前进的程度。^[114] 例如，检查清单的生态部分，包含关于下列内容的详细调查问题：¶

1. 地方感——社区位置与规模；自然的恢复和保护。
2. 食物的可获得性、生产与分配。
3. 实体基础设施、建筑与交通——材料、方法、设计。
4. 消费模式与固体废物管理。
5. 水——来源、质量与使用模式。
6. 废水与水污染管理。
7. 能源来源与用途。^[115]

第二项“食物的可获得性”，包括社区内部生产的食物比例、如何处理食物残余，以及是否使用温室和屋顶菜园进行全年生产等问题。^[116]¶

考虑到成员社区起点各异，这种宽松标准可以说是必要的。不难理解，一个位于内城区街区的生态村，要实现可持续性，可能比一个位于乡村的意向社区还有更长的路要走。城市街区必然需要“向垂直方向发展”，并逐步纳入食物和其他投入品的生产，往往必须从零开始。^[117]¶

3. 转型城镇运动

这场运动起源于英国托特尼斯镇。约翰·罗布把它描述为一场“开源起义”：一种能够像病毒一样复制传播的开源模式，用于建设能够度过石油峰值转型期的韧性社区。截至 2008 年 4 月，全世界约有六百个城镇开展了转型城镇项目。^[118]¶

转型城镇维基^[119] 除了众多其他内容，还提供《转型倡议入门指南》，这是一份 51 页的 PDF 文件，指导人们如何在本地社区启动转型城镇倡议。^[120] 该运动还出版了一本纸质书《转型手册》。^[121]¶

托特尼斯是罗布·霍普金斯最初发起转型城镇倡议的地方，也是后来全球运动的范本。¶

［托特尼斯转型城镇］背后的想法其实很简单：一个能源与资源消耗远少于当下的城镇，只要规划和设计得当，就能比现在更有韧性、更丰裕、更令人愉悦。

考虑到石油峰值与气候变化可能在未来造成的动荡，一个韧性社区——尽可能在更多需求上自给自足的社区——将比现有社区准备得充分得多；后者在食物、能源、交通、健康与住房方面，完全依赖高度全球化的体系。

在整个 2007 年，项目将继续为托特尼斯制定“能源递减行动计划”，设计一条带有明确时间表的积极道路，从石油峰值向下过渡。^[122]

最完整的能源递减行动计划，是金塞尔的计划。它假设，到 2021 年，金塞尔的能源投入只有 2005 年的一半。计划针对地方经济生活的众多领域，制定详细目标和循序推进的方案，以降低单位产出的能源消耗，并可持续地以本地投入替代外来进口。例如，在食品方面，它设想转向以本地市场园艺作为蔬菜的主要来源，并大幅增加用于社区支持农业的土地。计划说，到 2021 年，大多数观赏性景观植物，可能会被果树及其他可食用植物替代，割草机也会像马车鞭一样过时。在住房方面，计划要求转向本地材料、乡土建造技术与被动式太阳能设计。计划还建议使用地方货币系统、技能交换网络、志愿者时间银行，以及易货和免费循环利用网络，让本地生产者与消费者彼此联系。^[123]¶

4. 全球村庄

这类村庄的设计目标是：收入的 80% 来自内部，20% 来自外部；内部创造的财富，在离开社区以前循环五次。正如克劳德·莱文茨在《如何建设一座村庄》中所说：¶

地方经济是分层的，其基础能够独立于全球经济，满足基本需要；即使全球经济崩溃，村民仍能生存。地方经济具有多样性……地方经济必须提供条件，鼓励多种多样的企业和办公机构在此经营。这样，当某些企业倒闭或迁走时，地方经济只会受到一点损失，仍然保持健康。^[124]

莱文茨的村庄，在本质上，也就是约翰·罗布和杰夫·韦尔设想的那种“韧性社区”：¶

……经济可能崩溃；如果系统失灵，第一世界的人也可能挨饿。我们如今建立的食品系统，几乎完全依赖柴油拖拉机、柴油货运卡车，以及长距离的超市配送体系。更近一些，我们又转向完全依赖计算机的经济与通信系统；这种系统只有在电网供电时才会运转。美国大萧条时期，穷人说他们几乎没有察觉：那时他们自己种菜，因为美国主要还是乡村与村镇社会。经济崩溃的可能性始终存在，特别是全球经济体系越来越复杂、越来越脆弱的时候。谨慎行事，就应在规划地方经济时作出安排，确保在这种不利条件下，村庄仍能养活自己的居民和周边地区的人。

挑战在于，保持与乡村和农场的直接联系，取得优质的本地食物，并建立一种基础性的地方经济：它能独立于更大经济体系运转，并能在艰难时期给失业者提供工作。^[125]

全球村庄网络^[126] 与上一章讨论过的马尔钦·雅库博夫斯基及 Factor e Farm，一直保持相当密切的联系。¶

5. 风险共产主义

风险共产主义（Venture Communism）是德米特里·克莱纳（Dmytri Kleiner）提出的项目。它的基本原则是：从资本主义经济中廉价购买未开发的土地与资源，然后随着风险共产主义企业的开发使土地增值，依靠这些土地的租金进行内部融资。这让人联想起埃比尼泽·霍华德最初对田园城市运动的设想。¶

风险共产主义从这样一种信念出发：政治变化只能发生在生产方式改变之后。它试图创造一种生产方式，通过减少可供财产所有者剥削的劳动，来扩展社会主义……

社会主义被定义为这样一种生产方式：劳动者拥有生产资料，尤其拥有最终产品。我们不再向资本家提供劳动，而是组建劳动者自己所有的企业，由此扩展社会主义。

从资本家那里撤出的劳动越多，他们所能剥削的就越少。^[127]

在 P2P Foundation Wiki 的一段长文中，克莱纳描述了风险公社的实际运作：¶

“风险公社（Venture Commune）是一种股份公司，很像资本家阶级的风险投资基金；但它具有四项独特的性质，使之成为劳动者革命斗争的有效工具。

1——风险公社的股份，只能通过劳动贡献取得，不能通过财产贡献取得。

换句话说，所有权只能通过工作获得，不能靠提供土地、资本，甚至货币取得。只能靠劳动。

这种贡献的劳动，构成公社最初的投资能力。

公社以其获得的劳动承诺的价值为基础，发行自己的货币。

然后，它把这种货币投入打算收购或资助的私人企业；这些企业于是归公社所有，正如接受风险资本的企业归风险投资基金所有一样。

2——风险公社从旗下企业获得的投资回报，来自租金，而不是收入。

作为接受投资的条件，企业同意不自行拥有财产，无论土地还是资本，而是从公社租用土地与资本。

与风险投资基金不同，公社从不抽取企业及其任何劳动者的收入份额。

公社通过发行债券，为取得土地与资本筹集资金，然后把这些土地与资本租给旗下企业；或者，企业也可以把通过其他手段取得的土地与资本卖给公社，再租回来。

这样，财产始终由公社全体成员共同所有，而全体劳动者及雇用他们的企业，都保留自己劳动的全部产品。

3——风险公社由全体成员平等所有。

每个成员可以拥有一股，而且只能拥有一股。因此，尽管每个劳动者可以依据市场对其劳动的需求，从企业获得不同的劳动价格，但任何劳动者都不能在公社本身的所有权中取得超过一股的份额，因此，也永远不能积累不成比例的财产收益份额。

所以，财产所有权不会像资本主义公司中那样，集中到越来越少的人手中，被用来剥削劳动者。

4——凡是把自己的劳动用于公社财产的人，都必须有资格成为公社成员。

对于旗下任何企业所雇用、使用公社控制的土地与资本开展工作的劳动者，公社都不得拒绝其加入。如此，公社成员就不能剥削外部工资劳动者，而企业的劳动需要，也将保证每个公社继续成长，吸收新成员。”

讨论

德米特里·克莱纳：

“我认为，风险共产主义起初有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风险共产主义的雏形企业必须打破铁律，然后联合起来，建立风险公社。

在一个成熟的风险公社中，只需通过租金共享，把财产有效配置到最具生产力的用途，就能实现成本回收，并由此确保共同积累。租金共享的做法，是按完整市场价格把财产租给成员企业，再把这些租金收入平均分配给公社全体成员。

在外部交换需要投资时，通过拍卖出售债券筹资。内部流动性则通过使用互助信贷来实现。

然而，在起步阶段，没有可供共享租金的财产，对债券的需求也可能不足，因此企业若要成功，唯一办法就是打破铁律，以某种方式形成资本，赚得超过生存成本的收入，使共同积累成为可能。

在我看来，打破铁律有两项要求：

a）企业必须拥有技能高超的创造性劳动，使劳动本身能够取得稀缺租金，例如艺术家、软件开发者。

b）生产必须以我所谓的‘商品资本’为基础，也就是那种即使不是所有产业、也是大多数产业共同投入品的资本。因此，它往往受到公共和私人基金会的补贴，能够在市场上以低于实际成本的价格取得。电信与交通基础设施就是例子，二者都得到了大量补贴。

此外，对我来说还有第三项要求，尽管它并不是上述简单经济逻辑所必然导出的：最初的产品，应当普遍适用于我认为最直接推动社会变革的那些市场群体，例如其他同侪生产者、活动者、离散／跨地方社区，以及广义的非正规经济。

我还想指出，虽然最初的企业依赖复杂劳动，而且应当专注于具有战略效益的产品，但只要租金共享、债券拍卖和互助信贷得到实施，一个成熟的风险公社，就能够容纳所有类型的劳动，提供所有类型的商品与服务。”（Oekonux 邮件列表，2008 年 1 月）^[128]

电信共产主义者集体（Telekommunisten），就是这样一家为筹资而设立的初始企业。克莱纳写道：“风险共产主义，是劳动者自我组织的一种形式；它提供了一种分享财产、形成共同资本的模式，与反资本主义理想相容。”¶

然而，风险共产主义本身，并没有提供最初取得这类财产的办法。电信共产主义者旨在实现某些可能性，形成启动风险共产主义所需的、排他性共同财产。

最初没有任何融资，而大多数融资形式又与风险共产主义的原则不相容——所有权应当是对劳动而非财富的报偿——这使风险共产主义的雏形企业，必须克服两项挑战：形成资本，以及找到顾客。第一项挑战，本质上要求打破工资铁律；这条铁律意味着，劳动者不可能形成资本，因为仅靠工资，他们赚到的永远不可能超过自己的生存成本。

电信共产主义者的原始积累理论，提出利用工资铁律的边界条件来打破它：某些劳动是稀缺的，因此能在工资之外取得一种稀缺租金；而某些资本形式本身就是商品，因此甚至无法取得利息。更具体地说，这些资本形式往往是生产的共同投入品，受到私人和公共资金的补贴，能够在市场上以低于自身再生产成本的价格取得。

因此，如果你能够投入稀缺劳动，并在生产中使用商品资本，就能够打破铁律。这类商品资本的一个显然例子，是基本的电话和互联网基础设施；它们把世界最偏远的地方联系起来，几乎完全以公共资金建成，而利用它们所需的费用，却远低于实际成本。同样，所需稀缺劳动投入的一个显然例子，是从基本互联网和电话服务中开发新产品所需的信息技术与媒体技能。

因此，电信共产主义者提出：以信息技术与媒体劳动的形式进行集体投资，仅利用普遍可得的互联网资源开发可销售的产品，以形成启动风险共产主义所需的原始共同财产。第一个这样的产品是 Dialstation，让任何固定电话或移动电话，都能以极低费用拨打国际电话。

第二项挑战，是在没有初始营销资金的情况下找到顾客。应对办法，是把项目的艺术与政治性质同产品紧密联系起来；因此，在我们的艺术创作，以及我们参与活动者和黑客社区的过程中，推广 Dialstation 一类产品，就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我们的基本前提是：如果人们认同我们的艺术与政治实践，就会使用并推广我们的产品；而由此产生的经济活动，又能反过来支持和扩大这些实践。^[129]

该集体最著名的项目，是国际长途电话服务 Dialstation。^[130]¶

6. 去中心化经济与社会组织（DESO）

这是里德·金尼正在开发的项目，延续了他已故父亲马克·金尼的工作。马克·金尼曾撰写替代货币系统方面的文章，也是托马斯·格雷科的同道。^[131] 里德·金尼关于 DESO 的书即将出版。以下是项目的简短概述：¶

这是对去中心化经济社会组织（DESO）的极简说明。

这部文稿已经研究、撰写了五年。截至 2009 年 7 月，我正在进行编辑。文稿分门别类地展开 DESO 的每种结构、组成部分、部门及其相应理念。这是一部篇幅可观的作品，到 2009 年 10 月将需要一家传统出版社。应凯文·卡森之请，我可以提供这个非常简短的概述。

文稿内容本身是对话的对象。这里提出的主张是，人类交往的基础嵌在结构之中；每一种社会经济结构，都会产生相应的社会交往形式。这里明确提出的目标，是发展一种社会经济模式，最能满足其成员的真实需要，并最大限度、最充分地促进他们的心理健康。其内容来自许多贡献者，例如保罗·弗雷雷；每个人都创造了同等重要的组成部分，这里把它们塑造成协调运作的整体。真正的对话，是 DESO 萌芽所必需的土壤、水与阳光。

DESO 要创造可行、独立的社区；在其中，通过人文教育与参与式决策过程，支持每个人的人性。自主的 DESO 经济，旨在支持并进一步培育这些目标。

DESO 的经济组织、教育组织和公民组织，被设计为相互渗透、彼此依存。每个 DESO 社区从创立之初，就同时发展这三个基本领域。DESO 文化是社区间网络的产物，但其结构旨在维持并延续去中心化。

DESO 创造稳定的地区经济，类似自然界能够自我维持的生态系统。DESO 的独立程度与人口成比例。从结构上说，DESO 被设计为在大众中心主义社会（mass centrist society，MCS）中以指数速度扩展，以惊人的速度抽走后者的人口。最终，DESO 会遏制 MCS 的破坏性势头。^[132]

……

无国家社会

把一个社会称为无国家社会，并不意味着它没有社会经济组织。

建立公平社会，要运用两种相互关联的基本策略。首先，剖析、即“解构”大众中心主义社会（MCS）的结构，揭示与之相反的结构会是什么；其次，评估促成人类充分心理健康的一切已知要求与必要条件。然后，利用这两个已知因素，塑造去中心化经济社会组织（DESO）各项结构的功能。

由真正以对话为基础的组织——互助主义——所产生的人际关系，无论在公民领域还是家庭领域，都会促进全体成员的自我实现；参见马丁·布伯《人的知识：关于人与人之间的哲学》（The Knowledge of Man, A Philosophy of the Interhuman），莫里斯·弗里德曼编辑并撰写导言，Harper & Row 出版。当这种关系与通过艺术进行教育——赫伯特·里德的主张——相结合时，真正的个体化便会发展。必须同时满足这些条件，才能促成人类充分的心理健康。

DESO 由成员管理，其结构旨在永久保持去中心化与网络化。每个自主社区都实现部分自给自足；组织以对话为基础。

DESO 运用技术，减少生产所需的成本、时间与空间。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既不以消费者为基础，也不以利润为基础。

由于 DESO 是以生产为基础的经济，随着成员的基本需要得到满足，生产就会放缓：减速、趋于平稳，然后保持在那个水平。其经济不会威胁地球的生命支持系统。

尽管普遍实现富足，成员的目标本身却不是物质主义的。他们的目标围绕着以对话为基础的人际关系，以及通过一切艺术、美学和知识，彼此共同实现自我发展。艺术与知识不被视为商品，而被视为文化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

起步中的 DESO，不可避免地与 MCS 并存，并在其中成长。它向 MCS 购买生产设施，吸收其中对 DESO 有用的东西。尽管如此，DESO 的目标仍是独立于 MCS。随着自身基础设施的扩展，其独立性不断增强。其内部以货币为媒介的组织机制，是一种不收利息的公民服务。

［其中的“政治”含义，在某种程度上不言自明。在 MCS 自身框架之内作内部调整，并不能打乱它。然而，生活在一种“人文主义”、独立、能够扩展并具有竞争力的社会经济组织中的人，代表着一种外部力量，可以遏制 MCS 自我毁灭的势头；这并不一定要通过直接对抗，而是通过渗透 MCS，并把它的人口吸引出来。］

在这种不同的 DESO 情境中……在它自身的条件之下……个体化与互助主义之间那种不可缺少而富于活力的平衡过程，可以无限期地维持下去。

DESO 的图景，与 MCS 所产生的任何东西都不相似；既不是稀缺经济，也不是异化心灵。恰恰相反，DESO 提供的是丰裕经济，以及摆脱异化、由完整的人构成的人口；他们在自身的一切二元对立中，仍是完整的人。^[133]

7. 三重联盟

这是一个有趣的提案，主张通过城市就业不足者与失业者的社会生产，建设韧性社区。最初激发这一想法的，是道格尔德·海因的一篇博文《社交媒体对抗经济衰退》。¶

非常简单地看：数十万人已经发现，或者即将发现，自己的时间比以往多得多，钱却少得多。结果至少出现三类需要：

• 实际／财务需要，例如，我如何付房租，如何避免自己的房屋被收回？
• 情感／心理需要，例如，我如何面对朋友，没有工作之后，我从哪里取得身份认同？
• 方向上的需要，例如，我该如何利用时间，如何找到工作？……

自上一次严重经济衰退以来，英国这类国家发生的最大变化，可以说是大多数人已经通过互联网联网，而且多少体验过它促进自我组织的潜力……过去从未有过一次失业大幅上升，是发生在可以采用这些“无组织的组织”方式的环境之中。

正如“万物学校”的共同创始人保罗·米勒所写，伦敦科技圈的一个特点，是越来越注重把这些技术用于重大的社会问题……社交媒体和在线自我组织，具有灵活、能够快速动员并形成声势的特点；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大公司，都对此怀有一种良性的羡慕。

因此，我最近参与的谈话，总是回到这个核心问题：在未来几天、几周之内，我们有没有办法建设性地动员起来，应对这种局面？……

• 分享应对裁员或工作不稳定所带来的实际后果的信息。你已经可以在谢菲尔德论坛这样的网站上看到这种做法。
• 以用户生成内容的方式，建立对新近失业者有用的本地资源索引，包括教育与培训机会。
• 提供降低生活成本的工具。它们已经存在，例如 LiftShare、Freecycle 等；问题在于如何更有效地让人们接触这些工具，有没有快捷办法引导人们使用，或把现有服务更好地联系起来。
• 识别技能，不仅是为了让潜在雇主了解，也是为了让人们彼此找到、组织起来：既围绕彼此组织，也围绕那些在活跃的社交网络环境中成长起来的新倡议组织。

如果目的是避免这次衰退像 20 世纪 80 年代那样，造就新一批长期失业者，那么，弱化就业者与失业者之间的界限，就至关重要。在社交媒体领域，我们已经看到各类领域的生产者与消费者之间的界限大大弱化；在考虑任何大规模倡议时，肯定能从中汲取经验。

在我看来，这种弱化不只涉及上述在线工具与空间，也涉及让现实世界中的空间广泛出现，体现社交媒体的协作价值。这样的空间已经有了例子：

• 以 Access Space 为模式的媒体实验室，或巴西的 Pontos de Cultura 计划；后者已把这一方式推广到全国。
• 用于制造的 Fab Lab，从冰岛到阿富汗都已经存在。
• 像 TenantSpin 这样的工作室空间：它是利物浦一个设在高层公寓内的微型电视台；社区媒体领域还有许多类似例子。

同样，要让这些空间发挥作用，就应当向所有人开放，而不能仅限于失业者。如果像一些人预测的那样，每周工作三天的制度重新出现，那么，这类向所有人开放的空间，其价值就更加明显了！^[134]

这直接启发了 Appropedia 的内森·克雷文斯。他曾参与开源生态项目的合作，随后提出“三重联盟”的构想：¶

三重联盟描述了一个由三个社区支持组织构成的网络，用来满足基本需要与舒适生活的需要。

• 开放咖啡馆：一个没有价格标签、可以在愉快陪伴中用餐的地方。
• CSA，即社区支持农场。
• Fab Lab：一种数字辅助制造设施，几乎可以制造任何东西。^[135]

正如我们在第六章看到的，Fab Lab 已经以商业作坊空间的形式存在，例如 TechShop；它也以从非营利到商业运营的多种形式，存在于“黑客空间”运动中。关于后者，《连线》杂志报道，全世界有 96 间黑客空间，其中 29 间在美国，包括该文介绍的 Noisebridge 黑客空间。¶

黑客空间设在租来的工作室、阁楼或半商业空间中，通常组织松散，按共识治理，弥漫着一种近乎乌托邦式的合作与共享精神。

“这几乎就是书呆子的搏击俱乐部，”尼克·比尔顿谈到自己所在的黑客空间——纽约布鲁克林的 NYC Resistor——时说。比尔顿是《纽约时报》研发实验室的编辑，也是 NYC Resistor 的理事。他说，NYC Resistor 吸引了“相当多样的人，但肯定全是极客。不是《龙与地下城》那种极客，而是更专业、更像上班族的极客”……

Noisebridge 从去年 11 月成立以来，已吸引 56 名成员，每人每月支付 80 美元，“饥饿黑客优惠价”为每月 40 美元，用来支付场地租金和保险。作为回报，他们有了一个地方，可以钻研任何自己感兴趣的东西，从嵌入声纳接近传感器的背心，到针对网络优化的数据库软件……

Noisebridge 位于旧金山米慎区一条肮脏小巷里，一扇不起眼的黑门后面。空间很小，只有大约 1,000 平方英尺，主要由一个大房间和一层阁楼组成。但成员们往里塞进了令人印象深刻的各类工具、家具和分区，包括厨房、暗房、自行车架、带淋浴的卫生间、电路制作与测试区、配有沙发和白板的小型“放松区”，以及机械加工车间。

房间主体是一张破旧的工作台。两根以太网线沿着上方塑料线槽吊下来，蜿蜒伸到桌子中央。靠墙摆着廉价金属架，上面挤满了零件和正在制作的项目。

零件柜抽屉上的标签，体现了这个空间的混杂风格：Altoids 薄荷糖铁盒、“酒食过度”（Crapulence）、执行器、DVD、带子／搭扣、锚固／起吊用品，以及紧固件。

房间里几乎所有东西，都是成员捐赠或制作的，包括台钻、示波器、逻辑测试仪，以及一袋可以粘贴的活动眼睛装饰。

许多运动的开端模糊不清，但黑客们对于美国黑客空间的诞生却意见一致：2007 年 8 月，美国黑客布雷·佩蒂斯、尼古拉斯·法尔、米奇·奥尔特曼等人，参加了一次名为“飞机上的黑客”的极客考察之旅，访问德国。

德国和奥地利的黑客，多年来一直组织黑客集体，包括维也纳的 Metalab、柏林的 c-base，以及德国汉诺威的混沌计算机俱乐部。“飞机上的黑客”是一个美国黑客代表团，前往参观混沌通信营。Metalab 创始人保罗·“恩基”·伯姆称它为“黑客的火人节”。行程还包括参观这些黑客空间。奥尔特曼说，他们立刻受到了启发。

返回美国后，佩蒂斯迅速招募志同道合者，在纽约创办 NYC Resistor；法尔则推动在华盛顿特区建立名为 HacDC 的黑客空间。两者都在 2007 年底以前开放。数月之后，Noisebridge 接踵而至，于 2008 年秋天开门。

这个时机再好不过了。《Make》杂志创刊于 2005 年 1 月，找到了热情的自己动手爱好者读者群，其发行量如今为 125,000 份。由于 Arduino 等开源平台的出现，以及互联网上很容易获得操作指南，非专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开展涉及复杂电路和微控制器的项目。

随着访客来到现有黑客空间，发现它们有多酷，这个想法很快传播到其他城市。

“人们都会睁大眼睛，露出那种‘我也想在自己的城市有一个’的神情。这几乎是一种本能，”社会学研究生、NYC Resistor 成员罗斯·怀特说……

黑客空间并不是各自孤立地成长：它们正在形成网络，相互连接为一个去中心化的全球网络。hackerspaces.org 网站搜集现有及新兴黑客空间的信息，也提供创建和管理新空间的资料。^[136]

克雷文斯明确说明，他的 Fab Lab 模式，在乡村地区以开源生态为基础，在城市地区则以 NYC Resistor^[137] 这样的黑客空间为基础。^[138]¶

在开放制造邮件列表的讨论中，我提出，克雷文斯这张三脚凳需要第四条腿：住房。开源住房，可以填补整体韧性战略中的一大空缺。它可以是某种与咖啡馆相连、廉价而简陋的共居项目，提供水龙头、行军床、电热炉等等，采用基督教青年会的模式，以极低成本容纳住客。它可以是意向社区或城市公社，把廉价租赁住房改造为适合大量住客的形式；这大概会违反那些限制非亲属同住人数的法律。另一种模式可以是商业露营地，设在城外廉价土地上，提供帐篷位置、水龙头等设施，再配合某种拼车安排，让人们前往城内的联盟设施。《愤怒的葡萄》中描写的政府经营的流动工人营地，就是一个例子：把预制住房与公共浴厕结合起来，可以建成廉价、高效而又舒适的简朴项目。最后，维奈·古普塔在 Hexayurt 六边形简屋项目中，为难民开发紧急生命支持技术的工作，也与住房问题相关：它为帐篷城和“胡佛村”的居民，提供廉价 LED 照明、太阳灶、净水器等等。克雷文斯答道：¶

在城市地区，一幢大型多层建筑就能满足所有基本需要。一层用于水培食物、制造实验室和咖啡馆，其余空间可以用作住房。制造实验室越先进，材料供应越充足，改善后的条件就越有可能媲美、甚至超过目前中产阶级的生活水准。^[139]

这样的大型多层建筑，与我们在第六章考察过的艾米利亚—罗马涅和深圳的联网制造经济中，实际存在的建筑颇为相似：前者由塞布尔和皮奥雷描述，后者由邦尼·黄描述；底层是公众可进入的零售空间，楼上是一家小工厂，再往上是工人住房。¶

在美国，这种安排大多数情况下，大概会违反地方分区管制法和住房规范。但正如德米特里·奥尔洛夫指出的，未来几年，正式自有住房的数量大幅减少，失业增加，再加上地方政府越来越空洞化、可用于执法的资源有限，很可能导致这样一种局面：占住事实上已被弃置的住宅与商业房产，成为常态，地方当局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在废弃建筑或公共建筑中占住，在空地上用捡来的材料搭建住所等——柯林·沃德式的办法——可能成为克雷文斯提案的黑市版本。据吉福德·哈特曼说，尽管帐篷城和占住者社区往往遭到敌视，它们却越来越多地在美国许多地方，获得地方当局事实上的接纳：¶

在许多地方，搭建帐篷营地的人遭到敌视，人们责怪他们咎由自取。纽约市向来以不容忍无家可归者著称，最近关闭了东哈莱姆的一座帐篷城。在佛罗里达州坦帕，一座容纳 200 人的帐篷城附近的房主组织起来，要求关闭营地，说它会让自己的房产“贬值”。在西雅图，警察清除了几座帐篷城；它们都以命令驱逐的市长姓氏命名为“尼克尔斯村”。

然而，在某些地方，例如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当地警察和政界人士容忍帐篷城的存在，甚至允许教会团体修建淋浴设施、提供服务。其他允许此类营地存在的城市包括：伊利诺伊州尚佩恩、佛罗里达州圣彼得斯堡、华盛顿州莱西、田纳西州查塔努加、内华达州里诺、俄亥俄州哥伦布、俄勒冈州波特兰。加利福尼亚州文图拉最近修改法律，允许无家可归者在汽车里过夜，附近的圣巴巴拉也作了类似放宽。在加利福尼亚州圣迭戈，每到夜晚，市中心公共图书馆总馆前就出现一座帐篷城。

加利福尼亚似乎是新帐篷城出现最多的地方，尽管许多营地十分隐蔽，力图避免被发现。洛杉矶远郊的安大略市有一个营地，吸引了大量人员，挤得满满当当。该地区被称为“内陆帝国”，直到不久前还在繁荣发展；止赎潮和大规模裁员却给它带来了极其沉重的打击。安大略市有 175,000 名居民，所以，当帐篷城无家可归者人数猛增至超过 400 人时，当局设立了居住资格要求：只有在安大略市出生，或最近居住在当地的人，才能留下。市政府为合法居住在那里的人提供保安和基本服务。^[140]

甚至在止赎之后，继续占住自己的住所，也在多得出人意料的案例中相当成功。开放制造邮件列表的一位成员写道：¶

止赎是一把双刃剑。我的几位亲密朋友——一对有两个女儿的夫妇——两年前，随着经济急剧恶化，不得不挣扎着用同样微薄而不稳定的工资，一边付房租，一边养活家人。

当他们听说所租住宅的房东遭到止赎时，以为这是最后一击。但与另外六名住户不同，他们选择没有搬走。事情发生至今已有十八个月：他们与供暖、供电、互联网服务的公司，继续保持服务关系，却不再付房租，而以前的主人们正在互相起诉。到了现在，所谓的房产“所有者”自己很可能也已破产、被收购了；谁知道这种局面什么时候才会解决。

在美国，这被称为“逆权占有”（Adverse possession），也就是占住行为的法律用语；如果他们坚持七年，就能毫无负担地拥有自己的公寓。

交代一下背景：这是在芝加哥一个人口稠密的街区。这种事到处都在发生，而且随着更多止赎即将到来，只会越来越普遍。破产的不只是一个个家庭；许多房东和按揭利益方，同样面临这种情况。^[141]

此外，以按揭为基础的证券大量增加，意味着按揭持有人与最初贷款人之间，已经隔了好几次转手，很可能没有原始按揭协议的任何文件。有些法院在这种情况下，没有执行驱逐令。¶

对于遭受止赎的人，还有一种颇有希望的权宜办法：求助于波士顿社区资本公司这样的机构。它们专门收购进入止赎程序的按揭，然后把房产卖回原来的住户，将本金降至当前市场价值。BCC 与止赎贷款人谈判时，还能借助邻居示威带来的议价力量；这些示威让贷款人难堪，要求他们按市场价格卖给 BCC，而不是驱逐住户。^[142]¶

总的说来，被止赎住宅的转售价值大幅下降，难以再售，而在此期间管理房产又不方便、成本高昂；尤其随着违约数量增加，处理难度也随之上升，违约房主相对于贷款人的议价力量正在增强，因为贷款人有动力达成协议，而不是变成房地产持有公司。¶

尽管克雷文斯对社会住房的技术可能性表现出一些兴趣，他却反对我的提议：把住房作为第四条腿，纳入扩展后的“四重联盟”。¶

我不同意“四重联盟”这个名称，因为我把这三个组织视为家庭环境之外的社区事业。我希望把家庭留在个人领域，因此，不把它视为正式的社区空间。^[143]

如果说我提出的住房“第四条腿”偏离了克雷文斯的框架，那么，它也许更接近海因最初的愿景。海因最初的博文，回应了需要维持生计的个人所面对的基本问题：“现在我失业了，该怎么办？”住房是这种考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对于总人口中相当大的一部分人而言，他们可能很快失业［底本此处重复“失业”一词］，并因而无家可归；从他们的立场看，获得栖身之所，与在 Fab Lab 中工作、通过 CSA 农场养活自己一样，都属于迫切的自助生计需要。虽然克雷文斯选择专注于社会生产，把私人维生排除在外，但如果回到海因最初的关切，同侪对同侪的住房项目，完全属于完整的韧性社区方案的一部分：它类似五世纪的罗马庄园，帮助人们熬过大衰退，或大萧条 2.0。¶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