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回到未来

即使电力所具有的分散化潜力遭到忽视，被引向古技术框架的岔路；即使技术发展被转用于满足大规模生产工业的需要，小规模生产工具仍能取得更高的生产率——即便只能利用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留下的碎屑和弃物，即便在摩洛最荣耀的鼎盛时期，也是如此。在斯隆主义巨兽的腹中，已经出现两种生产模式；两者结合，提供了替代大规模生产模式的最佳希望：（1）非正规经济和家庭经济；（2）重新本地化的工业，用通用机械面向本地市场进行小批量生产，并频繁切换生产批次。¶

A. 家庭制造

首先，即便在大规模生产的凯歌最嘹亮的时候，家庭制造在许多领域的较高生产率，也已经得到证明。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也就是大规模生产据称取得胜利的顶峰时期，拉尔夫·博尔索迪表明：有了电力，只要把小规模生产大幅降低的配送成本计算在内，大多数商品就可以在小作坊乃至家庭中生产，其效率至少足以与大工厂竞争。博尔索迪定律——规模扩大到相对不大的程度时，增加的配送成本便趋于抵消降低的单位生产成本——不仅适用于大工厂与小工厂之间的相对效率，也适用于工厂生产与家庭生产的效率比较。博尔索迪认为，对食品、纺织品和家具等大多数轻型商品来说，在自己家里制造的总成本，实际上更低。原因在于，电动机使家庭中的小型生产机械，与工厂中的大型机械站到了同一起跑线上。虽然大规模机器生产确实存在规模经济，但机器生产带来的大多数节约，仅仅采用机器本身就已经获得了，即使用的是家用电动机械也是如此。在那之后，生产成本下降的曲线十分平缓，而配送成本上升的曲线却很陡峭。¶

博尔索迪对家庭生产经济性的研究，始于妻子用自家种的番茄制作罐头。他对博尔索迪夫人坚信这样做“合算”表示了一些怀疑，于是系统地核算了这些番茄涉及的全部成本，包括两人种植和制罐所投入劳动的市场价值、使用家用电力的成本，等等。即便把所有这些因素都算进去，博尔索迪仍发现，自制产品的成本比市场上的番茄罐头低20%—30%。原因是什么？家庭产品就在消费地点生产，配送成本为零。大型机械节省的那点单位成本，不足以抵消庞大的配送和营销成本。^[1]¶

博尔索迪接着试验，用织机和缝纫机在家制作衣服，以及在家庭作坊里打造家具。¶

我发现，普通家庭现在购买的东西，有三分之二以上，在家里制作比购买工厂制成品更经济；

——普通男女通过家庭生产获得的收益，会高于在办公室或工厂工作挣钱；因此，他们在外工作时间越少，在家工作时间越多，生活就会越好；

——最后，家庭本身仍然能够成为具有生产性和创造性的机构。投资一个配备高效家用机械的家园，每一美元投资所产生的回报，会高于投资保险、抵押贷款、股票和债券。……

这些发现，使我们年复一年地试验家用器具和机器。我们开始尝试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如何把过去两百年间由纺织厂、罐头厂和肉类加工厂、面粉厂、服装厂从家庭接管过去的各种机器，重新带回家里，置于我们自己的直接控制之下。……

工厂生产的节约如此显而易见，以至于使经济学家走上了如此遥远的歧路；但这些节约主要由三件事构成：（1）大量采购材料和用品；（2）分工，把工业中的每个工人局限于一道操作；（3）利用动力消除人力劳动，并使自动机械运转。在这三者中，动力的使用无疑最为重要。然而今天，家庭也能像工厂一样，利用动力来降低生产成本。水力和蒸汽机是仅有动力形式的时代，已经结束。只要唯一可获得的动力形式仍是集中的动力，机械和生产从家庭与个人转移到工厂与群体，就不可避免。但随着燃气发动机和电动机的发展，动力能够以分散形式获得了。就动力而言，家庭已经具备与工厂竞争的条件。

一旦工厂的这项优势被抵消，其余优势本身便不足以补偿大多数产品所负担的配送成本。……

毫无疑问，普通工厂制造食品和衣服的成本，比我们即使用上动力机械、在博尔索迪家园里生产的成本还低。但由于配送问题，工厂成本只是最初成本；因此，不能把它与家庭成本相比，后者已是最终成本。^[2]

还应补充，即便工厂内部的经济性，也会被行政管理的间接成本，以及资本的股息和利息所抵消。不断增多的部门划分，意味着需要：¶

工班主管、速度主管、检验员、维修主管、计划部门代表，当然还有相应的“办公室”主管：设计人员、计划人员、记录人员和成本文员。……还有办公室经理、人事经理、销售经理、广告经理和运输经理。……这一切都趋于吞掉工厂机器和工厂方法所实现的制造成本降低。

这些还只是工厂内部的成本。在工厂之上，一家拥有众多工厂和分支办事处的企业，还要多出一层公司总部的行政间接成本。¶

除此之外，还要加上面向广大市场生产的配送成本：“批发运输与仓储成本、批发费用、批发利润、零售运输与仓储成本、零售费用、零售利润。”^[3]¶

自博尔索迪的时代以来，电动小型机械的种类和精密程度，都已大幅提高。正如第一章所见，钟表机械发明之后，为一切可以想象的功能设计机械工序，几乎成为必然。同样，电动机械一旦问世，为各种用途开发小型电动机械，也就顺理成章。¶

自从第一次读到博尔索迪的叙述，我便遇到过这样的反驳：他的经验具有误导性，或者不具代表性，因为他天生多才多艺，学习也许比大多数人更快，所以在估算成本时，没有把学习时间包括进去。这些异议不能完全忽略。¶

博尔索迪一个真实的不足，是他主要以自给自足的方式看待家庭生产。他大体认为，家园在自己生产合算时，就应该为自己生产；不合算时，就用工资向常规货币经济购买，两者之间几乎没有中间地带。他说，自耕家园经营者不应生产供市场出售的剩余，因为这些剩余在更大的资本主义经济中只能以不利条件卖出，会浪费劳动；同样的劳动，若用于生产其他家庭自用商品，或到市场上挣工资，本可得到更有效的利用。他确实提到过用剩余送礼和待客，但基本忽略了资本主义体系之外，一个活跃的非正规经济和物物交换经济的可能性。¶

在非正规和物物交换经济中，只需程度相当有限的分工，就足以克服手工业生产的大部分学习障碍。大多数街区，很可能都有一位手艺娴熟的家庭裁缝、一位以自制面包闻名的烘焙者、一位出色的家庭酿酒者，以及某位拥有设备齐全的木工作坊或金属作坊的人，等等。今天的家庭爱好者，如果为物物交换而生产，就能利用自己已有的技能。而且，这样做甚至能在博尔索迪的模式基础上进一步提高效率：完全自给生产时，家用设备有很长时间会闲置；交换生产则能充分利用这些闲置产能，并把此类资本设备的成本分摊给多户家庭，而不必像博尔索迪的模式那样，在每户重复配置。¶

地方层面的许可证、分区规划，以及各种“卫生”和“安全”规范，最重要的效果之一，就是禁止处于以下两者之间的生产规模：一端是个人为家庭消费而生产，另一端是常规商业企业为市场而生产。这些法规把家庭微型企业这种中间形态——以一定规模为市场或物物交换而生产——定为非法。这实际上强制实施了博尔索迪所设想的自给自足程度，使较大的商业企业能够利用个人学习曲线所产生的租金。熟练的家庭生产者无法利用资本设备的闲置产能，其他家庭则被迫要么自己掌握各种专业技能，要么向商业企业购买。¶

B. 重新本地化的制造业

博尔索迪的另一不足，是他未充分认识到，制造业可以采用小于大规模生产工厂的规模。在《繁荣与保障》（Prosperity and Security）中，他区分了四种生产规模：“（一）家庭生产；（二）定制生产；（三）工厂生产；（四）社会生产。”^[4] 他把工厂生产与大规模生产混为一谈。事实上，定制生产与工厂生产之间存在逐渐过渡；某些小规模工厂生产，与定制生产的相似程度，并不亚于、甚至高于它同典型美式大规模生产的相似程度。他认为，只有少数产品——“汽车、电动机、电器、电线、管材及类似商品”——由大型工厂生产才更经济；但他忽略了一种可能：即便这些商品中也有许多，用通用机械在小工厂中进行短批次生产，可能更加经济。^[5]¶

他把“成批生产”作为工厂区别于定制作坊的决定性特征，因此不必要地夸大并固化了工厂生产与定制生产之间的鸿沟，忽略了现实中两者界限其实多么模糊。¶

在我使用“工厂”一词的意义上，它只适用于这样一些场所：配备工具和机器，以包含成批生产、分工与产品一致性的制度，生产“货物、商品或器具”。

……一家承接大量汽车维修工作的车库，外表上很像工厂；铁路维修车间也是如此。但这两种路边铁匠铺的直系后代，都不是真正的工厂。

工厂自身的独有属性，是成批生产制度。它并非如人们可能以为的，是机器生产，甚至也不是把动力应用于机械。……只有这样的场所才是工厂：以系统方式制造设计一致的产品，并在制造过程中实行或多或少的劳动分工。^[6]

……但如果允许最终产品如此变化，大规模生产、大规模配送与大众消费的任何经济性，都不可能实现。工厂中的成批生产，在所有阶段都依赖一致性：设计、材料和工艺的一致性。每一件物品都是其他所有物品的精确复制。……^[7]

他认为，某些产品——“铜线就是一个例子”——“最好由工厂制造，或者说由工厂制造最经济”，却没有追问：铜线之类的东西，能否在小得多的工厂里，使用专用程度低得多的机械，更经济地制造。^[8] 在别处，他举例说明，与从明尼阿波利斯的超级磨坊运来筛去麸皮的白面粉相比，用小型电磨在本地或家庭磨谷，成本效率更高；他据此诉诸这样一种社会愿景：数以百万计的家庭磨坊，再加上“少数几家工厂，制造这些家用磨机，并提供零件和替换品……”。^[9] 这却把一个尚待回答的问题预先认定了：大型量产工厂，是否最适合生产小型器具？¶

事实上，艾米利亚—罗马涅等工业区，已经充分展示了工业生产中间模式的可能性。正如第一章所述，塞布尔和皮奥里所谓“未走的道路”——把灵活的电动机械融入手工业生产——实际上曾在少数孤立的地区走通。例如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即便潮流已转向大规模生产工业，“德国的弗朗茨·齐格勒仍能指出，在雷姆沙伊德，通过引入由小型电动机驱动的柔性机床，对分散生产进行技术革新的诸多前景可观的例子”。^[10]¶

但由于整个经济围绕大规模生产工业组织起来，成功的工业区主要被限制于服务更大的斯隆主义经济中的小众市场。在某些情况下，如里昂纺织区（见下文），国家正式推动工业区消亡，使其被大规模生产经济吸收。在多数情况下，国家鼓励大型量产工业居于主导地位，并创造出人为有利于这种组织形式的经济环境，于是工业区中的柔性制造企业便被“自发地”吸收到更大的公司框架之中。政府创造了一个由大规模生产工业主导的经济，小规模生产者的发展模式便受到整个体系性质的扭曲。谢菲尔德和伯明翰工业区，就是后一现象的两个例子：那里的柔性制造商越来越承担起为大型制造商供应投入品的角色——用皮奥里和塞布尔的话说，它们“越来越紧密地被卷入大规模生产商的轨道”——结果逐渐丧失灵活性，也丧失生产除主导制造商所需投入品之外其他东西的能力。它们的产品越来越标准化，设备也越来越专用于某一家大型制造商的需要。^[11] 齐格勒写作十年之后，雷姆沙伊德的小型机床便被认为注定要灭亡了。^[12]¶

但随着芒福德所说的“文化假晶”衰败，以及人们为应对经济危机而采用大规模生产的替代方式（正如第三章所见），这一切都发生了变化。如今，无论在丰田的“快速换模”（指个位数分钟内完成换模）中，还是在意大利中北部作坊的柔性生产中，工厂生产都带上了许多定制生产的特征。凭借标准化模块组件，以及在各种功能组合之间快速切换的能力，生产正趋近这样一种状态：工厂里出来的每一件产品都是独特的。一家经常切换产品的小工厂或作坊，只需采用模块化设计这一简单办法，仍然能够获得博尔索迪所谓“一致性”的大多数好处。精益生产综合了大规模生产与定制或手工业生产各自的优点。¶

广义上说，精益生产形成了两种形态，分别以丰田生产方式和艾米利亚—罗马涅为典型。罗伯特·贝格等人把它们描述为在全球范围组织弹性专业化的两种方式：生产者驱动的商品链，以及消费者驱动的商品链。前者以丰田生产方式为代表，在某种程度上也以大多数全球制造公司为代表：它们把生产外包给结成网络的小型供应企业。这类企业通常承受经济衰退的主要冲击，而且由于必须竞争获得公司的生意，对购买其产出的公司几乎没有议价能力。后者以艾米利亚—罗马涅为代表：它由小企业的合作网络构成，通常甚至不存在某家大公司作为主要客户，生产由需求驱动。^[13]（当然，在前一种模式下，大型制造公司更容易被网络化供应商绕开，其脆弱程度远高于这些作者的描述所显示的。）¶

丰田生产方式有意思之处，在于它更接近定制生产，而非大规模生产。在许多方面，它可以说是“手工业生产2.0”。¶

詹姆斯·沃麦克等人在《改变世界的机器》（The Machine That Changed the World）中，把手工业生产描述为具有以下特征：¶

• 劳动力在设计、机器操作和装配修配方面，都具有很高技能。……
• 组织极度分散，尽管集中于同一座城市。大多数零件和车辆设计的很大部分，都来自小型机械作坊。整个系统由一位业主兼企业家协调，他与所有相关人员——客户、雇主和供应商——直接接触。
• 使用通用机床，对金属和木材进行钻孔、磨削及其他操作。
• 产量非常低。……^[14]

最后一个特点，即低产量——潘哈德与勒瓦索尔的定制汽车业务，每年制造一千辆或更少汽车——源于无法把零件标准化，而这又源于机床无法切削淬硬钢。在获得这种能力之前，试图按统一量规生产，是浪费时间；钢制零件必须先切削、再淬硬，而淬硬会使零件变形，因而必须逐件修配。例如在造车时，生产时间绝大部分都花在锉削和修整每一个零件，使其与其他零件配合上。¶

福特获得的速度经济，大部分并非来自装配线——虽然装配线作为次要因素，可能有助于维持生产流动——而是来自精度和互换性。福特最先利用机床的新近进步，使其能够加工预先淬硬的金属。因此，他能够按一套贯穿整个制造过程、始终不变的标准化量规体系生产零件。^[15] 由此，他消除了旧式修配工这一岗位；它原本是定制生产成本和延误的主要来源。¶

但福特这项最重要的创新——按量规生产可互换零件——完全也可以引入手工业生产，大幅增加手工业产量、降低成本。到1913年8月，也就是尚未引入移动装配线之前，福特已把装配工的作业周期从514分钟缩短到2.3分钟。装配线本身，则只是把周期从2.3分钟进一步缩短到1.19分钟。^[16]¶

有了这项创新，手工业生产者仍可使用通用机械、频繁切换产品，同时利用精密机械加工技术，为一套标准化模块设计生产完全相同的零件。通过大幅缩短设置时间，并去掉手工业生产中修配这一主要成本（“零件的一切锉削和调整……都已被消除”），手工业生产者本可以获得大规模生产的许多效率，却不必承担第二章所见的那些集中化成本。¶

顺带说，通用汽车的“批量—排队”生产模式，又把那个据说已被按量规生产永久消灭的旧式修配工岗位复活了，用来处理巨量缺陷零件；这鲜明地说明，历史往往以闹剧形式重现。在通用汽车的弗雷明翰工厂，除了工作站之间堆积着足够用上数周的库存，沃德尔和他的合著者还看到，工人“费力地把配合不良的零件，装到他们正在制造的奥兹莫比尔Ciera汽车上”。^[17]¶

手工业生产的另一项成本，是设置时间：熟练机械工为不同产品重新调整机床所需的成本和时间。福特采用产品专用机械，并用简单夹具和量规来防错、确保按标准运行，从而缩短了设置时间。^[18] 问题在于，这要求批量生产，而它正是第二章所见各种低效率的来源。¶

这第二项成本，在丰田生产方式中被大野耐一的“快速换模”（SMED）克服了；它把产品之间的换型时间缩短了几个数量级。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美式大规模生产中，制造商会把一组压力机连续数月、甚至数年专用于某些零件，以尽量降低换模时一天或更久停机带来的单位成本。^[19] 大野从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开始，用二手美国机器进行试验；到五十年代末，已成功把换模时间缩短到三分钟。在这个过程中，他发现，由于消除了在制品库存，而且缺陷会立即在源头显现，“小批量制造冲压件的每件成本，实际上低于一次冲出巨量产品”。^[20] 实际上，他把大规模生产机械变成了通用机械。¶

在艾米利亚—罗马涅这样的工业区，设置和换型时间的问题，则通过发展柔性通用机床来克服，尤其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微处理器革命所带来的小型数控机床。福特在按量规精密切削预淬硬金属方面的创新，与七十年代利用小型计算机数控机床消除设置时间，两者结合，使手工业生产有可能获得大规模生产的全部效率。¶

大野的体系，本质上是回归手工业生产方法，同时拥有福特大规模生产装配线的速度。借助快速换模，工厂机械在功能上更接近通用机械，而非通用汽车那种专用且僵硬的机械。但凭借精密切削能力和少量标准化模块设计，它又能取得几乎与大规模生产相同的速度经济。¶

第二章已经说明，斯隆主义的“速度经济”如何不同于丰田生产方式。沃德尔和博德克指出，讽刺的是，丰田与其他精益制造商降低直接劳动成本的速度——据说这正是斯隆主义存在的理由——“把斯隆式公司远远甩在后面”。¶

把直接劳动工时减少50%甚至更多的关键技术，已经有六十多年历史。小到能够装在机床上、又有足够功率驱动机床的电动机，对美国产生的生产率影响微乎其微，却对日本产生了巨大影响。

当传动皮带从机器上拆下，每一台机器都由自己的电动机驱动时，生产率提升的一扇门就打开了；其潜力不亚于亨利·福特引入装配线所带来的提升。……

……电气技术发展到这样一天：每一台机器都能配备自己的电动机。电动机功率足够大，体积足够小，价格足够低，皮带和传动轴便可退场了。……

按美国人的思维，这不算什么大事。传动轴和皮带消失时，斯隆制度已经根深蒂固。人们认为，经济性只来自让机器尽可能快地运转，一次生产大批量产品。大多数情况下，仍是一人照看一台机器；目标是让这一个人的劳动成本产生最大产出。机器是排成长行，还是随意散布在厂房里，对这道算式的结果并没有多少影响。

1946年，新乡重夫在日本能率协会举办的一次技术会议上，发表了题为〈工艺过程与操作的生产机理〉的论文。它依据的原则是，优化整个生产过程……才是制造的关键。用新乡的话说：“过程的改善，必须先于操作的改善。”美国人把制造看作一组孤立的操作，由庞大库存连接起来；日本人则把制造看作一个流动过程。对关心流动的人来说，机器摆在哪里极为重要；对只关心孤立操作的人来说，这无关紧要。对新乡而言，可以灵活地把机器放在任何想放的位置，打开了大幅提高生产率的大门。^[21]

换言之，正如塞布尔和皮奥里所说，精益制造意味着，在一条长达百年的死胡同之后，终于发现了如何把电力真正融入制造业。¶

艾米利亚—罗马涅，是一种更大现象——所谓“第三意大利”——的一部分。它不同于米兰—都灵—热那亚的老工业三角区，也不同于南部的经济作物种植园农业：¶

一个由极小企业构成的庞大网络，分布于意大利中部和东北部的村镇与小城市，位于博洛尼亚、佛罗伦萨、安科纳和威尼斯及其周边。……这些小作坊横跨现代工业结构的整个范围：一端是鞋、陶瓷、纺织品和服装，另一端是摩托车、农业设备、汽车零件和机床。^[22]

这些小作坊平均规模相当小，十名或更少工人并不罕见；虽然它们“完成了与大规模生产相关的极其多样的操作”，用的却是“工匠的方法，而非工业化生产技术”。^[23]¶

一座典型工厂位于楼房的底层，上面两三层是公寓，住着拥有这家工厂的几个大家庭。¶

工作间干净而宽敞。若干手工操作穿插于机械操作之间。不过，机器在技术与设计上完全是现代的；有时与现代工厂使用的机器完全一样，有时则是较小机器的缩小版本。作业布局合理：工件沿着微型传送带流动；传送带曲折蜿蜒，让人仿佛看到娃娃屋里的一座工厂。^[24]

在规模更小的一端，“生产仍然集中在车库中……”。尽管生产率很高，工作节奏通常却很从容：每天生产会停下来，工人回到楼上的公寓，吃一顿悠长的午饭，或午睡一场。^[25]¶

有些［工厂］让人想起世纪之交的血汗作坊。……但许多其他工厂却一尘不染；工人技能极高，他们与主管之间的区别几乎看不出来；工具是同类设备中最先进的数控装备；产品在作坊内设计，精巧而独特，足以在世界市场上取得垄断地位。如果你长久思索卢梭笔下纳沙泰尔的钟表匠，或者马克思关于劳动应是一种快乐、自我创造的联合的观念，以至于开始怀疑它们是否可能，那么，看着这些工匠工作，你也许会原谅自己突然产生的确信：一种比现有工厂制度更富乌托邦意味的东西，毕竟是可行的。^[26]

艾米利亚—罗马涅模式的生产，按需求拉动的原则调节：通用机械使小批量生产成为可能，订单一到，就可以频繁且迅速地从一条产品线切换到另一条。进一步说，生产的不同阶段被拆开，分布在生产者之间的网络关系中，于是供应商和销售渠道之间的合同关系能够不断变动，而成本相对较低。^[27]¶

一个行业里的小分包商十分珍视自主性，常常竞争激烈；但随着专业化加深，他们也很可能开展合作：“相互分包，或者共同分担一项机床设计创新的费用；单个生产者自己订购这项创新，可能过于昂贵。”尤其是，专业企业之间的网络关系会随需求变化而迅速改变，同样的企业可能轮流向彼此分包，因此存在合作倾向。^[28] 皮奥里和塞布尔这样描述工业区中供应链的流动性：¶

需求的多变，意味着分包模式不断重新组合。某年低估了需求的企业，会把溢出的订单分包给处境较差、正忙于适应市场的竞争者。但第二年，情况可能倒转：上一轮的赢家，被迫把设备卖给去年的输家。在这种环境下，每个雇员都可能成为分包商，每个分包商都可能成为制造商，每个制造商都可能成为雇员。^[29]

中国的“山寨”现象，与第三意大利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山寨”的字面意思是山中的堡垒，但它还含有国家控制之外的据点或要塞之意，或者是盗匪与叛乱者的避难所——很像俄罗斯帝国边缘的哥萨克社区，或者舍伍德森林中的绿林好汉。安德鲁·“Bunnie”·黄写道：¶

当代的山寨，是叛逆的、个人主义的、地下的、靠自己取得能力的创新者。说他们叛逆，是因为山寨以仿制品闻名：他们生产臭名昭著的仿iPhone等等。说他们个人主义，是因为他们打心底里厌恶大公司；许多山寨人士原先就是大公司——既有美国公司，也有亚洲公司——的雇员，因为受不了前雇主的低效率而离开。说他们地下，是因为一家山寨一旦“转正”，开始通过传统零售渠道做生意，就不再被视为山寨兄弟会的一员。说他们靠自己取得能力，是因为他们普遍都是很小的经营单位，以极少资本自行起步，抱着“你能做，我也能做”的态度运作。

我听到的一项估计认为，深圳有三百家山寨组织。这些山寨从只有几个人的小作坊，到拥有几百名员工的企业都有；有的只专做模具工装、印刷电路板设计、电路板组装、手机外壳设计等工作，有的能力范围则稍广。山寨效率很高：一家员工不足250人的作坊，每月能生产超过20万部手机，而且产品种类很多，生产批次甚至可以短到几百台；我听到的另一项估计是，深圳地区的山寨合计每月生产约2,000万部手机。这是一个月规模接近10亿美元的经济体。大多数手机销往第三世界和新兴市场：印度、非洲、俄罗斯和东南亚。我想，如果把这种模式扩展到个人电脑领域，山寨很容易就能实现“每个儿童一台笔记本电脑”（OLPC）未能实现的目标。值得注意的是，山寨几乎普遍以极少资本自行起步，几乎没有额外融资。我听说，一项业务的典型启动成本不到几十万美元，却可能在几年内扩大到年收入超过5,000万美元。

重要的是，他们不只生产仿制手机，也制造原创设计手机。……这些原创手机集成了种种奇特功能：7.1声道立体声、双SIM卡、可实际使用的香烟盒、高倍变焦镜头，或者用来验钞的内置紫外线LED。他们不只是复制，还能创新，并在现有设计上即兴发挥；这一能力意义重大。他们正在硬件领域做互联网之于“抓取／混合／烧录”或混搭创作所做的事。……有意思的是，山寨采用一种称为“开放物料清单”的观念：彼此分享物料清单和其他设计资料，也分享所作的任何改进。这些规则由社区口碑来执行：谁若被发现作弊，就会被山寨生态系统排斥。

为了让大家感受一下中国人如何看待这件事，我听到过一位当地人的评论：山寨不只会做iPhone仿机，还能给仿机装上可由用户更换的电池，使其得到改进，这真是太棒了。美国法律会把这种活动认定为违法和侵权；但既然网络上的混搭创造力如此旺盛，我忍不住要公开问一句：硬件混搭真的那么坏吗？……

在某种意义上，我觉得山寨就像经典西方概念中黑客企业家的兄弟，只是带着鲜明的中国特色。我最喜欢的一则山寨故事，讲的是一个家伙拥有一栋令我羡慕不已的房子。房子共三层：顶层是卧室；中间一层是一条完整的表面贴装技术（SMT）生产线；底层是零售店，出售楼上一层生产、楼上两层设计的产品。在自己家里就有一条自己的SMT生产线，会是多么酷的事！如果拥有这样的基础设施，我的创新方式肯定会发生颠覆性的变化：我不仅能节省生产成本、缩短原型制作时间、加快库存周转——从而减少库存所需资本——还能够省掉美国零售商通常要求的最低20%—50%的零售毛利，前提是我的零售店位于人流密集的城市地段。

……我一直有个想法：到了某个时候，这个地区的知识积累和市场规模会达到临界量，中国人将不再仅仅充当工人或模仿者，而会掌握自己的命运，成为创造者，并最终成为创新的领军者。我认为，这已经开始了。我听到的这些山寨故事，以及它们制作的混搭产品，不过是一条冰球杆形增长曲线的开端；它有可能改变做生意的方式，也许不是在美国，但肯定会在那个通常被称为“世界其他地区”的、庞大而尚未开发的市场中产生影响。^[30]

黄说，与第三意大利的柔性制造网络一样，山寨企业所处环境的密集程度和经济多样性，促进了流动性与适应能力。¶

……在中国的这些电子市场街区，底层的零售店使商品真正流动起来；邻居卖零件给你，街对面的人卖生产工具给你，整个街区都以某种方式围绕电子产品的生产、消费或分销运转。商品周转率很高，因此，楼上的表面贴装生产线和设计作坊能够盈利。^[31]

瓦萨学院的Yu Zhou教授认为，山寨企业的成功不仅来自技术创新，也来自“它们如何组成供应链，以及它们对新趋势作出反应的速度有多快”。^[32]¶

C. 柔性制造的新可能

即使在蒸汽动力和水力的时代，通过运用柔性机械来提高手工业生产效率的空间，也相当可观。例如，里昂丝绸业使用的雅卡尔提花织机，就是大野耐一的快速换模法（Single Minute Exchange of Dies，SMED）的一种技术水平低得多的先驱。织机由穿孔卡片控制，大大缩短了改换新花样所需的准备时间。它因此使小批量生产有利可图，而使用昂贵、专用的大规模生产机械时，这本来是不可能的。^[33] 顺便说一句，里昂一直是一个繁荣的工业区，直到20世纪60年代被法国政府扼杀：官方政策是通过国家扶持的兼并和收购，鼓励企业转向更加“进步”的大规模生产模式；当地的网络化企业于是成了总部设在法国的跨国公司的子公司。^[34]¶

皮奥里和塞布尔认为，这类工业区在“使动力源适应自身需要的速度与精巧程度”方面，展现了可观的“技术活力”。¶

阿尔萨斯的大型纺织企业不仅很早就采用了蒸汽动力，而且通过资助研究机构，成为一个重要的热力学理论学派的核心。圣艾蒂安的小企业在19世纪中叶试验过压缩空气，随后又与雷姆沙伊德和索林根一道，转向对小型蒸汽机和汽油机的细致研究。1890年以后，当电力远距离传输在法兰克福得到演示时，这三个地区成为最早使用小型电动机的工业地区之一。^[35]

随着电动机的引入，把动力机械缩小到适用于几乎任何小规模生产的程度，已经不再是技术上能否实现的问题。剩下的，只是在决定将研发资源配置给大规模生产还是小规模生产时，有没有相应的制度意愿。正如我们在第一章所见，国家把天平推向了大规模生产工业，而使用小型动力机械的生产，则被挤到了少数彼此孤立的工业区。不过，正如前面几章所见，博尔索迪证明了，即使发展资源遭到剥夺，即使一只手被绑在背后，小规模生产仍然能够在效率上超过大规模生产工业。¶

在斯隆主义占主导地位的那几十年里，地方工业区是敌意海洋中的孤岛。¶

但随着古技术式文化假晶第一阶段的衰败，柔性制造已成为未来的趋势，尽管它仍被囚禁在集中化的公司框架之内。更可喜的是，网络化的柔性制造大有希望突破旧公司体系的围墙，成为一种根本不同的社会的基础。¶

到20世纪70年代，无政府主义者默里·布克钦已提出，以小型通用机械作为取代大规模生产经济的分散化经济的基础。¶

在20世纪70年代接受《大地母亲新闻》采访时，博尔索迪重申了他的基本观点：把分销成本计算在内，家庭和小作坊制造，是生产我们所消费的约三分之二物品的最有效率的方式。但他承认，像“电线或灯泡”这样的某些产品，无法“在有限规模上令人十分满意地生产出来”。^[36]¶

不过，布克钦和柯克帕特里克·塞尔指出，自博尔索迪开展那些实验以来，生产技术的发展，已大大缩小了真正存在规模经济的产品范围。布克钦提出，应采用多用途生产机械，以便频繁地从一种短批次生产切换到另一种。¶

新技术不仅带来了微型化的电子元件和更小的生产设施，也带来了高度灵活、多用途的机器。一个多世纪以来，机器设计越来越趋向技术专门化和单一用途的设备，为新工厂制度所要求的精细劳动分工提供支撑。工业作业完全从属于产品。随着时间推移，这种狭隘的实用主义取向，“使工业在生产机械方面远离了合理的发展路线”，埃里克·W. 利弗和约翰·J. 布朗如此观察。“它导致了越来越不经济的专门化……按照最终产品对机器进行专门化，意味着一旦不再需要这种产品，就必须把机器丢弃。然而，生产机械所做的工作可以归结为一组基本功能——成形、夹持、切削等等；只要正确分析这些功能，就能够把它们组合起来，按需要用于加工零件。”

理想情况下，利弗和布朗所设想的那种钻床，既能钻出小到只容得下一根细线的孔，也能钻出大到足以穿过一根管子的孔。……

具有这种作业范围的机器，其重要性几乎无论怎样强调都不为过。它们使人能够在同一家工厂里生产种类繁多的产品。一个使用多用途机器的小型或中型社区，可以满足自身许多有限的工业需要，而不必背负利用不足的工业设施的负担。报废工具造成的损失会更少，对单一用途工厂的需求也会减少。这样的社区经济，会比我们在工业发达国家各社区中所见的任何经济形态，都更加紧凑、灵活、完整而自足。为生产新产品而改装机器所需的工作，会大幅减少。改装通常只是改变尺寸参数，而不是改变设计。^[37]

塞尔在评论这段话时指出，博尔索迪列出的许多例外产品，实际上现在已经可以在小型社区工厂中以最高效率生产。例如，同一家工厂可以先完成一批30,000只灯泡的生产，再转而生产电线或其他电气产品，从而“实际上依次变成一系列不同的电气工厂”。一家制造电动车辆的机械作坊，可以从拖拉机切换到收割机，再切换到自行车。^[38]¶

埃里克·赫斯曼在评论布克钦和塞尔对多用途生产技术的讨论时指出：第一，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在重新发明轮子；第二，他们的模式中掺入了大量斯隆主义成分。¶

《人的尺度》（1980年）写作时，没有提到当时日本生产方法……是如何把美国的大规模生产方法打得落花流水的。……塞尔没能认识到，日本的方法——它与斯隆的方法几乎截然相反，而塞尔心目中的“大规模生产”几乎肯定就是斯隆的方法——能够以更低价格生产质量更高的物品。……

……大野耐一若知道，在他已完善这套方法二十年之后，竟然还有人刚开始琢磨〔以通用机器上的较短批次生产，取代专用机器上的大批量生产〕这个想法，恐怕会笑掉大牙。大野所开发的丰田准时化生产方式，正是诞生于这种环境：当时，丰田还是一个战败国里规模很小、联系紧密的工厂，负担不起福特和通用汽车那样多种类、多数量的机器。大野推动了、而新乡后来完善了通过快速换模（SMED）实现准时化生产的想法，使长达一个月的换产时间成为笑柄。其思路是，以专门化的方式使用通用机器，例如压力机；每种冲压件采用不同模具，并改变装配线上的产品组合，以便每天都生产各种产品中的一些。

塞尔的方法，也就是略经修改的斯隆／通用汽车方法，需要大量仓库存放大批量生产的产品，因为你用那两个月生产了一年的所需，其余十个月都得储存它们。如果几个月后发现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等到再过几个月后的下一批生产。如果灯泡生产过多，或者设计发生变化，所有那些灯泡都会成为浪费。当然，更不用想用这种方式生产易腐坏的产品。准时化生产（JIT）的方法，则是在每个小时里生产几只灯泡、两把熨斗、一台炉灶和一台冰箱，按照顾客需求在它们之间切换。不需要仓库，直接交给顾客就行。如果发现问题，下一批可以暂停，直到问题解决；当天这个班次稍后，或后续班次，就会有新的一批产品。如果设计或口味发生变化，也不会有浪费，因为你只按照顾客的需求生产。^[39]

顺便说一句，自从布克钦写出《后稀缺无政府主义》以来，日本的技术创新进一步模糊了他在上文提出的生产模式与日本精益制造模式之间的界线。美国大规模生产工业使用的数控机床，借助微处理器革命实现了小型化，开始适合作为小作坊的一种通用机械。经日本发展后，它成为了¶

一种新型机床：易于编程的数控通用设备，适合数千家中小型接单加工车间使用，而金属加工中相当一部分批量生产，正是由这些车间完成的。直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的实践仍让人以为，计算机控制的机床只有在大企业——通常是航空航天行业——中使用才合算；在这些企业中，由精通数学的技术人员对机床编程，用来制造复杂的零部件。但20世纪70年代半导体和计算机技术的进步，使新一代机床的制造成为可能：数控（NC）或计算机数控（CNC）设备。数控设备可以很容易地通过编程，完成构成大多数机械加工作业的广泛而简单的任务。设备内置的微型计算机，使熟练金属工人能够教会机器一套切削顺序；只需亲手操作一遍，或者通过设在车间的键盘输入直接明了的命令，将自己的知识转化为程序即可。^[40]

皮奥里和塞布尔认为，CNC机械相对于传统手工业生产所具有的优势，与手工业生产相对于大规模生产所具有的优势相同：既保持灵活性，又降低准备成本。¶

生产效率来自使设备适应眼前的任务，也就是让设备针对某项作业专门化。在传统技术下，这种适应是通过对设备进行物理调整实现的；每当产品改变，专门化机器都必须重新改造。在手工业生产中，这意味着更换工具，以及加工过程中用来定位工件的夹具。在大规模生产中，则意味着报废并更换机器。使用计算机技术时，设备——硬件——通过计算机程序——软件——来适应作业；因此，只需重新编程，就能把设备用于新的用途，而不必作物理调整。^[41]

准备时间和成本降得越低，重新配置资源的成本越小，规模经济和专业化经济就越不重要。因此，可以面向本地或区域市场生产的产品范围，也就越广。^[42]¶

有意思的是，据戴维·诺布尔叙述，数控最初是为重工业中使用昂贵机器的大批量生产而引入的；由于存在许多低效率，它只有在政府给予巨额补贴的情况下才有利可图。但微处理器发明之后得以出现的小型数控机床，却极其适合本地小作坊的小批量生产。¶

这是一个反复出现的现象，我们将在第七章中详细考察：即使国家资本主义体系大力补贴那些特别适合大规模、集中化生产的技术的发展，分散化工业也会捡起桌子底下的碎屑，而且比国家资本主义工业更有效率地利用它们。还可以想一想，国家在创造桌面革命和互联网革命的技术前提方面所起的作用；而这些革命，正在摧毁专有的文化产业和专有的工业设计。国家资本主义资助了自己的掘墓人。¶

如果说赫斯曼把布克钦—塞尔的方法与丰田生产方式比较，发现前者有所不足，那么H. 托马斯·约翰逊则反过来对丰田生产方式提出了自己的批评。大野在丰田取得的成就尽管惊人，但在跨国公司的框架内引入他的精益生产方法，无异于用旧瓶装新酒。约翰逊认为，大野的精益生产方法最适合的是一个重新地方化的制造业经济。这又是上一章所讨论的文化假晶衰败的一个例子：精益制造技术暂时被囚禁在旧式集中化公司的茧壳之中。¶

瓦德尔和博德克的《美国工业的重生》（The Rebirth of American Industry），颇被美国的丰田生产方式追随者奉若圭臬。约翰逊在为该书所写的前言中说道：¶

我担心，有些人把精益看作一条道路，认为它能够让美国经济在过去半个世纪里闻名于世的那些大型制造业巨头重新复兴。

……始终支撑这类生产活动的廉价化石燃料能源，已经不能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一项非常有价值的主张是：围绕规模更小、以本地为中心的组织，重建我们的经济；这些组织能够提供与人们如今享有的同样高的生活水平，却消耗少得多的能源与资源。帮助创造可持续的本地生活经济，也许将成为精益运营设计者迄今最令人兴奋的前沿。时间会告诉我们答案。^[43]

集中化制造公司所采用的“车轮上的仓库”或“集装箱船”分销模式，与精益生产的原则根本相悖；即使丰田这种“精益”公司也是如此。精益生产要求以需求拉动为基础，让生产与订单相配合，从而消除库存。但漫长的分销链，只是把斯隆主义的庞大工厂库存扫到地毯下面，转移到卡车和轮船上。在任何一个时点，仍有巨量制成品库存存在，只不过它们在移动罢了。¶

我们已经见识过，赫斯曼是精益生产的热情倡导者；而他自己也指出，“车轮上的仓库”不过是斯隆主义库存的外包版本：¶

还有另一种看待自给自足的角度；尽管我不愿老生常谈，但两者之间的相似实在太明显了，那就是精益文献中关于本地生产的讨论。在《精益思想》中，沃麦克等人讨论了一个简单的铝制汽水罐所经历的艰难旅程。仅仅从矿山到冶炼厂，再到轧制厂和制罐厂，就需要花费数个月的储存与运输时间，而真正的加工时间只有大约三小时。大量的铝冶炼在挪威和／或瑞典进行，因为那里广泛可得的水电，使从氧化铝制取铝的过程十分便宜，也相对清洁。随后，罐子被运到灌装厂，再放上几天，然后才装满、运输、储存、购买、储存，最后被喝掉。总共算起来，从矿山到你的嘴边，需要319天，而你实际使用这个罐子，只花了几分钟。这个过程还产生了大约24%的废料，其中大部分在产生地回收，因为罐子在一个地方制造，再空着运到灌装厂，途中会发生损坏。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故事，说明整个过程有多么浪费；然而，撇开外部性不谈，最终用户为这件产品付出的成本仍然很低。这种事能不能在本地做呢？毕竟，每个城镇都被大量废弃铝罐包围，而再加工成本远低于初次加工成本；这正是雷诺兹和美国铝业公司购买废铝的原因。

把这个问题推到显而易见的结论，比尔·瓦德尔和其他精益顾问一直试图说服制造商：只要他们解雇那些工商管理硕士，真正学会制造，就能在本地以比把生产外包到海外低得多的成本生产。无论当地的斯隆学派在教什么，劳动力成本都不是决定因素：美国劳动力或许比外国劳动力更贵，但生产率也更高。此外，寻找廉价劳动力所能取得的一切虚幻收益，都很可能被运输成本抵消。把往来于这里与亚洲之间、货轮上那一大批集装箱想象成海上的巨大仓库吧：这些仓库不只收租金，还收燃料费。^[44]

关于铝罐这个具体例子，沃麦克等人推测，回收之所以迟迟未能普及，是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个孤立步骤来评价其效率，而不是看它对整个生产流的影响。如果回收率接近100%，¶

整条价值流就会出现一些有趣的可能性。可以在英格兰的制罐厂附近，设置与小型轧制厂整合的小型冶炼厂，一举消除如今制罐厂上游各步骤中所涉及的大部分时间、储存和运输距离。^[45]

如果适合本地需要的小型钢厂大量出现，而小规模工业的大部分钢材投入来自当地废金属的回收，也可能产生类似的变化。¶

正如沃麦克等人所指出的，正确理解的精益生产，不仅要求机器规模与工厂内的生产流相匹配，也要求工厂规模与本地需求相匹配，并尽可能靠近消费地点选址，以最大限度地消除卡车和轮船上的“库存”。必须“把设计和实物生产都放在适合为顾客服务的地点”。¶

正如许多制造商一心安装更大、更快的机器，以消除直接劳动，它们也转向了为一系列产品设置庞大集中化设施……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实际零部件制造，又被外包给其他为许多最终装配商服务的集中化工厂。更糟的是，这些设施常常位于与工程设计业务和顾客都隔着半个地球的错误地点……目的只是降低每小时劳动力成本。

这些位置偏远、规模庞大的设施，内部生产过程甚至可能呈现某种流动形式，但……产品一离开工厂，流动就停止了。以自行车为例，成品先要堆放着，等到运往北美某家最终装配商仓库的整个海运集装箱装满；随后，装满的集装箱被送往港口，在那里继续等待一艘巨型集装箱船。海上航行数周之后，集装箱再由卡车运到自行车公司的一座区域仓库，车子在那里等待某份具体顾客订单需要履行；之后往往还要运到顾客的仓库，继续等待。换句话说，除了某一家孤立工厂内部、整条价值流中极短的一段之外，根本不存在流动。

结果是高昂的物流成本，以及运输途中和零售商仓库中巨量的制成品库存。……仔细分析后，常常会发现，这些成本和收入损失，超过了低工资带来的生产成本节约；而这种节约，无论如何都可以通过把规模更小、涵盖更多整体生产步骤的流动生产设施，设置在离顾客近得多的地方来获得。^[46]

要达到足以证明这种自动化程度合理的规模，往往必须由单一设施服务全世界；但顾客希望在自己想要的准确时间，得到自己想要的确切产品。……由此可见，海洋与精益生产互不相容。我们认为，在几乎每一种情况下，把规模更小、自动化程度较低的生产系统设在销售市场内部，都会带来更低的总成本，以及更高的顾客满意度；总成本须包括物流成本，也包括货物运到时已经无人需要而报废的成本。^[47]

顺便说一句，赫斯曼描述了一种本地化的“开源生产”模式：许多本地小型机械作坊联结成网络，按照开源设计规格制造一种产品，随后再按实际需要制造替换零件、提供维修。他把这种模式称作“几乎理想的精益制造过程。几十家小作坊，靠近自己的顾客，每家一次制造一件”。^[48]¶

《自然资本主义》的作者们用单独一章讨论精益生产。或许并不令人意外，他们对精益方法的描述，似乎几乎是为艾米利亚—罗马涅式的重新地方化制造量身定做的：¶

精益方法的实质在于，在几乎所有现代制造中，规模小得多、位置更加本地化的生产设备，带来的更低资本投入、更大灵活性、往往更高的可靠性、更低库存成本和更低运输成本，其综合效益——而且常常是相互增强的效益——将远远超过每个工序狭义“效率”上可能出现的轻微下降。恰当确定生产规模，使用能够在不同产品之间迅速切换的柔性机器，从资源、时间和资金的整体角度看，都更有效率。这样一来，各个不同加工步骤就可以紧邻进行，让产品保持连续流动。目标是没有停顿、没有延迟、没有回流、没有库存、没有催赶、没有瓶颈、没有缓冲存货，也没有muda，也就是浪费或赘余。^[49]

分散化技术不仅削弱了大规模生产行业追求大型化的理由，也削弱了连续加工行业的同类理由。例如，在钢铁业中，采用电弧炉的小型钢厂出现后，就不再需要为了让高炉连续运转而保持足够大的经营规模。小型钢厂不仅使钢铁生产的规模能够与本地工业经济相匹配，而且与传统高炉处理铁矿石相比，它处理废金属的成本低得多。^[50]¶

侧栏：马克思主义对非资本主义市场的异议——分散化工业模式的相关意义

在反对一种以合作社和非资本主义市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时，马克思主义者及其他非市场社会主义者的一个标准论点是：这种制度无法持续，最终会退化为彻底的资本主义。“失败者会怎么样？”通过市场规律的正常运作，非资本主义市场最终会变成资本主义市场。下面是活跃于P2P运动的德国马克思主义者克里斯蒂安·西夫克斯，在“同侪研究邮件列表”中对这一论点的表述：

是的，他们会进行交易；起初，他们的交易不会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因为还没有可供雇用的劳动力。但假定交易或交换是他们组织生产的主要方式，资本主义最终就会出现，因为部分生产者会破产，他们将失去对生产资料的直接使用权，被迫出售自己的劳动力。如果其他生产者中没有谁富有到足以雇用他们，那么他们就会倒霉挨饿，或者被迫采用抢劫、偷窃、卖淫等其他求生手段；这也正是资本主义兴起时我们曾经大规模见到的现象，而且在那些资本不足以雇用全部或大部分可用劳动力的所谓发展中国家，我们至今仍能见到。但如果有其他生产者或其他人能够雇用他们，那么，带有资本家与工人分野的资本主义的种子，就已经播下了。

当然，新兴的资本家阶级不会只是被动地袖手旁观，任由这一过程发生。由于他们需要足够庞大的劳动力队伍，而且独立生产者构成了他们不愿面对的竞争，他们会积极设法把后者变成前者。手段包括：以圈占或私有化法律剥夺独立生产者的生产资料；以技术进步使他们更难竞争，尤其是在需要昂贵机器、而他们根本无钱购买的时候；以其他法律增加独立生产者的间接成本，例如繁重的簿记要求；建立非资本主义生产者无法进入的大型销售场所，例如百货商店；或者单靠生产过剩，把无力承受巨额损失的小规模生产者挤出市场；等等。但即使他们只是被动的旁观者——这是一个不现实的假定——市场的简单规律仍会使一些生产者失败、破产，从而使独立生产者转变为被迫出售劳动力的工人。

因此，只要你以交易作为生产的主要方式开始，迟早都会以资本主义告终。这不是矛盾，而是一个过程。^[51]

柔性生产模式所能给出的一个回答是，没有理由一定要有永久的失败者。首先，间接成本很低，因此可以无限期地熬过生意清淡的时期。其次，在低间接成本的柔性生产中，基本生产机器普遍买得起，而且很容易转用于新产品，实际上并不存在一个必须“退出”的“企业”。进入市场所需的资本越少，生意清淡时必须承担的间接成本越低，劳动市场就越具有网络化、以项目为中心的特征，例如软件的同侪生产。在自由软件领域，以及任何普通生产者都拥有一整套工具、生产主要围绕自主管理项目展开的行业中，局面的特征很可能不是一家家独立“企业”的进入与退出，而是各个项目之间的平衡不断变化，项目不断合并、分叉，自由从业者则不断从一个项目转到另一个项目。皮奥里和塞布尔认为，同样的流动性也普遍存在于建筑业和服装业。^[52]

还有一点：在一个大多数人拥有自己住房、并能通过家庭生产满足大部分生计需要的社会里，拥有本行工具的劳动者，有能力熬过生意清淡的时期，也有余裕稍作挑选，等待与最符合自己偏好的项目签约。很可能，即使自由经济中仍存在某种形式的雇佣劳动，它在整个经济中所占的比例也会小得多；雇主更难找到愿意受雇的劳动者，要吸引他们，就必须支付高得多的工资。因此，自雇和合作所有制会普遍得多，雇佣劳动则会边缘得多。即使雇佣劳动继续存在，也会主要由一类流动劳动者从事：他们需要一点额外收入或想积攒些储蓄时，就接些工作；然后又周期性地退出很长一段时间，依靠自己的宅地生活，过着舒适的日子。这种依靠公地生活、只在方便时接受雇佣劳动的模式，恰恰就是圈占运动试图消灭的东西。

出于同样的原因，美式大规模生产工业中的标准“失业”模式，实际上具有很强的地域局限，与欧洲式工业区的柔性制造大体无关。在这些工业区里，以及在相当程度上的美国服装业里，人们会优先选择缩短工时、分担工作，而不是裁员，因此经济衰退所造成的扰动要轻得多。美国的看法假定，一个固定、永久的“工场”是劳工运动的中心；与之不同，工业区把相互团结的工匠共同体视为个体工人主要的长期归属，而任何特定时点的工作场所，都只是一种暂时状态。^[53]

最后，在一个由面向本地市场的小规模生产构成的、重新地方化的经济中，大多数货币在本地流通，繁荣与萧条的循环，或商品价格的剧烈波动，都很可能少得多。相反，供求之间很可能形成相当稳定的长期匹配。

总之，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异议把高间接成本的工业生产模式当作“正常”状态，然后根据合作生产和同侪生产能否适应某些几乎肯定不会存在的条件，来评判它们。

注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