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巴比伦倾覆了

导言

如果你经常收看主流有线电视新闻网和星期天上午的访谈节目，想必多次见过那些坐而论道的评论员，对任何过分偏离现有社会制度结构的改革建议翻白眼。他们的意思是，这么大的改变完全不切实际：它强加于那些通情达理、喜欢现状的人；而且“事情现在的样子”是一种自然状态，是整个社会通过某种心照不宣的公决，认定其显然是最有效的办事方式之后形成的。¶

但实际上，现行制度本身就是激进的。公司经济在短短几十年里建立起来，与此前的制度发生了激烈断裂。它既不是自然演化的结果，也不是“就这么发生了”；它并非仅仅是“事情本来的样子”。正如第一章所述，它是通过一场自上而下、有意识、有计划、激进的社会工程强加于社会的，几乎没有来自下层的有意义的民主参与。十九世纪末国家强制推行的经济公司化，在范围和严酷程度上，与斯大林的农业集体化及第一个五年计划相比，并不算过分夸张。这个时期有时被称为“镀金时代”或“大宴席时代”，约翰·柯尔（John Curl）则宁愿称之为“大背叛”。^[1] 在蒂尔登与海斯的选举争议中，共和党人结束了军事重建，把南方各州重新交还给种植园主阶级和种族隔离制度，以换取在全国层面推行公司统治的自由。¶

一切社会制度都包含社会再生产装置，其目的是教育民众，让他们把“现状”视为唯一可能的世界，视为唯一自然、必然的办事方式。因此，现行制度一经建立，便拥有了文化、意识形态和教育装置——初等和高等教育、媒体等——其操作者与大公司及政府机构的管理者具有完全相同的意识形态和管理阶级背景。¶

现行制度内的一切“改革”建议，都被设计为在既有制度结构中，由目前掌管主导机构的那一类人来实施。凡是从根本上削弱或改变目前公司与国家支配模式的东西，或者要求消除主导机构精英权力的东西，按照定义，都会被认为“过于激进”。¶

因此，只有其控制范围之外的力量，才能动摇这一权力体系。幸运的是，它正面对一连串相互强化、滚雪球般发展的终局性危机，因而无法持续。¶

现行制度的文化濡化装置自动运转，把它呈现为不可避免的制度，并压制“其他世界也是可能的”这一意识。但其他世界不只是可能的；在第二章所述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的条件下，现行制度的终局性危机意味着，这个世界本身正越来越不可能继续存在。¶

A. 过度积累危机再起

以大规模生产方式组织工业的国家资本主义，长期具有过度积累的倾向：换句话说，它过度建设的厂房和设备，在满负荷运行时无法售出全部产出；而这一制度又倾向于产生剩余，使危机随着时间推移不断加深。¶

新马克思主义刊物《每月评论》的创办者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把大萧条描述为“美国经济制度运转的正常结果”。它是“垄断资本主义内在的停滞倾向”的顶点，远非对正常经济状态的偏离，而是“制度始终趋向的理论常态在实践中的实现”。^[2]¶

对公司资本主义而言，幸运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炸毁了美国之外世界大部分地区的厂房和设备，从而把危机推迟了大约一代人。威廉·瓦德尔（William Waddell）和诺曼·博德克（Norman Bodek）在《美国工业的重生》中，描述了留给美国大规模生产模式的这片开阔天地：¶

通用汽车、福特、通用电气及其他公司转向战争生产；此后四年，它们即使谈不上兴旺，也一直忙个不停。战争结束时，它们拥有庞大、功能完备、布满机床的工厂。它们也有大量现金，或者至少有满口袋的政府欠条。更重要的是，整个世界市场也都归它们独享。欧洲和亚洲那些其他新兴汽车制造商、电气产品创新者、消费品公司和机床制造商，都已化为废墟。^[3]

《每月评论》派的哈里·马格多夫（Harry Magdoff）和保罗·斯威齐也用类似的措辞，把这描述为美国资本主义的一次实际重生。¶

结束大萧条的，并不是积累过程的自发复苏，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而且……战争本身给世界资本主义制度的几乎每一个方面都带来了巨大变化。大量资本被摧毁；生产转向战时需求，留下了巨量尚未满足的消费需求；生产者和消费者都能够偿还债务，积累起空前的现金储备和借贷能力；重要的新产业——例如喷气式飞机——从军事技术中成长起来；战胜国与战败国之间以及各国内部的权力关系剧变，形成了新的贸易和资本流动格局。确切地说，世界资本主义在新的基础上重生，并进入了一个在重要方面类似其幼年时期的阶段。^[4]

即便如此，甚至在战后早期的“黄金时代”，正常的倾向仍然是停滞。二战以后，“实际国民生产总值等于或超过潜在水平”的年份只有十年，其中八年处于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仅有的两个经济达到潜在水平的和平年份——1956年和1973年——其就业状况都明显劣于1929年。^[5]¶

战后的倾向与战前一样：经济的生产能力远远超出正常消费所能吸收的水平。不同之处在于：¶

在较早的时期，这种倾向通过生产的灾难性崩溃而实现——在整个1930年代，平均失业率为18%，平均产能利用率为63%——而战后时期，经济能量没有闲置不用，却越来越多地被引导到各种浪费性、寄生性以及总体上非生产性的用途上。……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一过程远未消除当今成熟垄断资本主义经济内在的停滞倾向，反而迫使这些倾向采取新的形式和伪装。^[6]

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资本的摧毁，把过度积累危机推迟到1970年前后，此时欧洲和日本的工业生产能力已经重建。按照皮奥里和塞贝尔的说法，到那时，美国国内工业品市场已经饱和。^[7]¶

这种饱和只不过是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所述正常过程的恢复；二战不过暂时把这一过程往回推了一段。¶

即使撇开近年技术发展突破成本下限、把制造业所需资本支出降低一个或几个数量级的问题——下文将进一步讨论——投资机会在成熟资本主义中不断减少，仍是自然的事情。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随着国内非资本主义环境的相对规模缩小，以及服务部门日益工业化，资本主义投资在国内进行外延扩张的机会日益稀缺。而且，随着工业化推进，对生产资料投资的数量需求也在不断下降：¶

……对建设第Ⅰ部类的投资资本的需求，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曾占很大比重；如今，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却已相对不重要。这些国家都有高度发达的资本品工业，即使在繁荣时期，通常也保有相当充裕的过剩产能。这些工业的维护和现代化——当然也包括第Ⅱ部类即消费品部类的现有工业——都由折旧准备金提供资金，不会形成对投资资本的新增净需求。^[8]

……相对于整个制度的规模，新增投资需求持续下降，如今已降至历史低点。制度的再生产主要依靠折旧准备金实现自我融资，现有产业大多在低产能利用率下运转。另一方面，新兴产业并不属于资本消耗量大的类型，对额外资本投资的需求相对较小。^[9]

现有工业的“维护和现代化”几乎完全由留存收益提供资金；事实上，这些留存收益常常远远超过投资需要。公司管理层通常尽可能通过留存收益为资本扩张融资，仅把发行债券或新股当作最后手段。正如马丁·赫尔维希（Martin Hellwig）指出，这绝不必然约束管理层掌握的资源，也不必然迫使管理层实行投资配给。恰恰相反，过剩的留存收益更可能令管理层不知如何把钱全花出去。^[10]¶

正如第二章所述，寡头垄断工业的传统投资模式，是卡特尔化公司之间心照不宣地合谋，只按照旧资本资产耗损的速度，一点一点地投入新资本资产。在自由市场中，熊彼特所谓“创造性破坏”会导致仍可使用的资本资产不断被淘汰和替换。但卡特尔化公司摆脱了竞争压力，不必在过时机器磨损报废之前就予以淘汰和更换。而且，下一章将看到，在过去三十年经济不确定的环境下，既有工业越来越多地把新投资从大规模生产核心部门昂贵的产品专用机械，转向柔性制造供应商网络中廉价得多的通用手工业机械。¶

考虑到随后二十年的发展，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有关新产业所需资本支出下降的论述，实在是严重低估了变化。第五章将看到，新出现的制造形式只需少得多的资本就能开展生产。桌面革命把音乐、出版和软件所需的资本支出降低了两个数量级；硬件黑客正以几百美元的成本，制造采用最新开源设计的计算机控制机床。¶

马格多夫和斯威齐认为，结果便是：“像今日美国这样发达的资本主义制度，只需很少乃至无需净投资，就有能力满足再生产和消费的需要。”^[11] 工业革命早期，“投资资本的需求似乎实际上无限，而供给受到严格限制”；如今成熟资本主义已演进到完全相反的境地：极其充裕的投资资本供给，面对的却是投资机会的匮乏。^[12]¶

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三卷中，概述了一系列可能吸收剩余投资资本，从而抵消成熟资本主义直接利润率普遍下降趋势的倾向。马克思在理论上提出的这些抵消性倾向，在很大程度上与发达资本主义实际采用的权宜之计相吻合。沃尔登·贝洛（Walden Bello）认为，在1970年代危机重新出现之后，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长串权宜措施来应对重现的生产过剩危机：结合新自由主义重组、全球化、科技部门的创造、住房泡沫和郊区化的加速，以及金融、保险和房地产经济（FIRE）的扩张，接连尝试吸收剩余资本。^[13]¶

对国家资本主义者不幸的是，以资本离岸转移为基础的新自由主义模式已经达到极限；中国本身的工业资本也已经饱和。^[14] 亚洲以出口为导向的工业化模式，正同时撞上石油峰值和资本饱和的高墙。¶

亚洲各国政府选择出口导向工业化，反映了一种有意的盘算，因为它们认识到：¶

只有通过收入和财富的大幅再分配，提高国内购买力，进口替代工业化才能继续；而这对该地区的精英来说，根本不在考虑之列。出口市场，特别是相对开放的美国市场，看起来是一种毫无痛苦的替代方案。

然而，今天，“从曼谷到上海，码头上堆满货物，工人被裁员的人数创下纪录；东亚民众开始意识到，他们经历的不仅是经济下滑，而且是一个时代的终结”。教训十分清楚：出口导向工业模式极其容易受到航运成本上升与西方购买力下降的冲击。这一教训“终结了一切关于脱钩的谈论”——所谓脱钩，是指成长中的亚洲经济能够与停滞的西方脱离。亚洲制造业“与美国依靠债务融资的中产阶级消费相连，而后者已经崩溃”。^[15] 结果，亚洲出口经济一落千丈。¶

世界各地的工业生产已经停顿。货物堆积起来，却没有人购买；《华盛顿邮报》报道，“世界突然充斥着几乎一切东西：平板电视、推土机、芭比娃娃、沿街购物中心、博柏利商店”。一位香港航运经纪人告诉《电讯报》，他的公司“看到贸易活动断崖式下跌。亚欧贸易是一场彻头彻尾的灾难”。《经济学人》指出，现在可以把一个集装箱免费从中国运到欧洲——你只需支付燃料和装卸费用——但在世界最繁忙的航线上，半空货轮已成常态。仅12月一个月，全球航空货运量就下降了将近四分之一；一个运输业协会的负责人乔瓦尼·比西尼亚尼（Giovanni Bisignani）把全球货运的“自由落体”称为“前所未有、令人震惊”。^[16]

如果要实现真正的脱钩，就必须扭转最初导致各国选择出口导向工业化、放弃进口替代的战略判断和政策决定。尤其必须重新考虑原先无法想象的事情：把本地收入分配和购买力问题重新摆上议程。具体而言，这意味着亚洲那些目前采用耐克式“把一切外包”的分布式制造模式的制造商，必须把西方公司总部视为有待绕过的节点，拒绝承认它们的品牌及其他“知识产权”，把生产转向国内市场，使价格大致反映不含品牌加价的实际生产成本。这也要求亚洲各国政府停止在现代重演十八世纪英国的“原始积累”，恢复村庄对共有土地的真正控制，并终止通过压制劳动者谈判能力、把人像野兽一样驱赶进工厂的政策来吸引外国投资的执念。换句话说，码头上堆积的那些耐克运动鞋，应当去掉钩形标志，以原价两折卖给当地人。同时，农业必须从面向城市及出口市场的经济作物生产，转向以自给性生产和国内市场生产为主要重点。¶

贝洛指出，即使在债务推动的需求泡沫破裂之前，中国已有75%的制造商抱怨产能过剩与需求停滞。有趣的是，他还指出，中国政府正试图增强农村需求，以替代崩溃中的出口市场需求，尽管他对这一政策成功的前景非常怀疑。他认为，提高农村购买力的努力太少，也太迟了；它只是稍稍修补了长达25年、把农民当作垫脚石来推动出口导向工业化的政策。中国在1970年代迈向市场自由化的最初举措，以小农所有者的繁荣为中心。到了1980年代，政策转向补贴面向出口市场的工业，农村税负大幅增加，甚至有多达三亿农民为了工业用地而被逐出土地。但中国工业经济要有任何希望，都依赖于恢复农业部门的繁荣，使之成为国内需求来源。^[17]¶

由于石油峰值和住房泡沫破裂，郊区化也不再是吸收剩余资本的可行出口。¶

从1970年代起的经济停滞——自战后经济增长在1960年代达到高峰以来，此后每一个十年的实际GDP年均增长率，都低于前一个十年，直至本十年的零增长——与一种长期趋势相伴：需求主要通过资产泡沫来刺激。^[18] 在1988年，即1987年股灾之后一年、倒数第二次资产泡沫——1990年代互联网泡沫——前夕，斯威齐和马格多夫总结了此前金融化的发展过程。鉴于随后出现的资产泡沫，他们当时的措辞如今甚至显得保守。¶

在抵消停滞倾向的各种力量中，没有什么比这个国家债务结构的增长更加重要，又更加不为经济分析人士所理解。这一增长始于1960年代，并在1970年代中期严重衰退之后迅速加速……其速度远远超过基础“实体”经济的迟缓扩张。其结果是出现了一个规模空前庞大、异常脆弱的金融上层结构，它所承受的压力和张力，正日益威胁整个经济的稳定。

从1960年代到1987年，债务与国民生产总值之比从1.5升至2.25。^[19]¶

但只有在科技泡沫破裂之后，金融化才真正大显身手：利用衍生品和债务证券化，充当吸收剩余资本的海绵，吸收那些在生产性工业中找不到出路的投资资本。正如约书亚·霍兰德（Joshua Holland）指出，在大多数衰退中，金融业都会与其余经济部门一起收缩；但在2000年科技泡沫破裂后，它却继续增长，膨胀到占整个经济的10%。^[20] 如今，我们看到了结果。¶

金融化是应对生产能力过剩的一种方式：民众没有足够购买力来吸收这些产能的产出，而生产率提高几乎全部用于增加上层阶级财富的事实，又使问题更加严重。金融化使上层阶级能够把新增财富有息借给其余人口，让他们购买过剩产出。¶

传统分析家和社论作者经常表示，从生产性投资转向金融业投机，是我们经济弊病的主要原因；这种说法几乎成了陈词滥调。但马格多夫和斯威齐指出，因果关系正好相反。在疲弱经济背景下投资资本的扩张，以及对生产性资本资产进一步投资的需求不足，才导致投资转向金融资产。¶

这本来就应当很清楚：当资本家的工厂和矿山已经能够生产超过市场吸收能力的产品时，他们不会再投资增加产能。早在1970年代投机和金融非同寻常地激增之前，一个又一个产业就出现了过剩产能；不仅美国如此，整个发达资本主义世界都是如此。活动重点由工业转向金钱追逐的现象，同样具有国际范围。^[21]

无论如何，住房泡沫已经破裂；即使花费纳税人数万亿美元实施救助，政府也无法重新推高房产和其他资产价值；无法继续偿还“好日子”里累积债务的人口比例，已经高得令人不安。不仅已无膨胀的资产价值可供抵押借款以刺激需求，许多此前参加Ditech消费狂欢的人，如今也在大去杠杆过程中失业或无家可归。^[22]¶

此外，债务膨胀的消费需求还有一个问题：即使人人刷爆信用卡、动用住房净值借款，每五年把自己拥有的东西全换一遍，需求也仅仅勉强够维持机器运转、吸收过度建设的工业的全部产品。而且，我们永远不会再见到那样的需求。因此，无可回避的是：现有厂房和设备中的很大一部分，再过几年就会锈蚀报废。¶

国家资本主义的安全阀似乎快用尽了。巴里·艾肯格林（Barry Eichengreen）和凯文·奥罗克（Kevin O’Rourke）认为，鉴于工业产出和全球贸易下降的规模，“大衰退”这一称呼很可能过于乐观。他们把2008年春至2009年春全球工业产出与贸易的崩跌速度绘成图表，发现这次下降的速度实际上比1929—1930年更陡。从2009年初的情况看，这是“一场大萧条规模的事件”，世界“目前正经历一场强度完全不亚于1929—1930年大萧条的经济冲击”。^[23]¶

左翼凯恩斯主义者保罗·克鲁格曼推测，经济在2009年初险些坠入另一次大萧条。¶

几个月前，坠入深渊的可能性显得无比真实。2008年末的金融恐慌，在某些方面与1930年代初的银行恐慌同样严重；有一段时间，主要经济指标——世界贸易、世界工业生产，甚至股票价格——都以与1929—1930年同样快、甚至更快的速度下降。

但在1930年代，趋势线只是不断向下。这一次，在仅仅一个可怕的年份之后，暴跌似乎就要结束。

那么，是什么使我们免于完整重演大萧条？答案几乎肯定在于政府所扮演的角色大不相同。

政府在这场危机中扮演的角色，最重要的方面大概不是它做了什么，而是它没有做什么：与私人部门不同，联邦政府没有随着收入下降而大幅削减开支。^[24]

这不是说凯恩斯主义国家是一种理想模式。毋宁说，国家资本主义使它成为必要。但别弄错：只要我们仍有国家资本主义，只要国家还推动过度积累，特权还造成购买力分配失衡，就必须通过国家干预来管理总需求，以避免萧条。在国家资本主义的前提下，我们只有两种选择：一是取消导致长期危机倾向的特权，以及助长过度积累的补贴；二是采用凯恩斯主义的稳定措施。坦率地说，对于那些要求终止凯恩斯主义稳定措施的“茶包党”人群，我实在提不起多少热情，因为这些人群体现的是一场伪装成草根运动的组织行动，其资金恰恰来自那些受益于特权和补贴、从而助长长期危机倾向的人。¶

而且，我们应当记住，最坏的情况是否真的已经避免，远未明朗。卡尔·丹宁格（Karl Denninger）认为，2009年第二季度GDP只下降1%，而第一季度下降6%，主要原因在于政府开支增加。他指出，第二季度投资下降放缓，但投资既已几乎减半，也没有多少进一步下降的余地。出口“仅”下降7%，进口下降15.1%；可是考虑到第一季度它们分别已下降29.9%和36.4%，这只能说明进出口已经“崩溃”。第二季度消费支出的下降幅度超过第一季度，“储蓄”率——更确切地说，偿债率——却有所增加。如果崩溃的速度放缓，那是因为可下跌的空间已经小得多。丹宁格的判断是：“衰退并未‘缓和’，而是在加深。”^[25]¶

全球贸易的萎缩尤其严重，因为2009年夏季极其微弱的回升过后，大衰退中的贸易水平相对基线的缺口，仍比大萧条同期大得多。¶

截至2009年夏末，世界贸易比衰退前的基线低约20%；而大萧条发生同样多个月之后，这一差距仅为8%。请记住，大萧条时期的世界贸易崩溃，被广泛视为斯穆特—霍利关税的灾难性后果，也被认为是1930年代初经济持续下滑的重要加剧因素。而当下远大于大萧条时期的世界贸易量降幅，却是在没有斯穆特—霍利关税的情况下发生的！^[26]¶

曾为加拿大版《油桶》网站撰稿的斯通利（Stoneleigh）认为，资产通缩才刚刚开始：¶

银行持有极其巨额的非流动“资产”，目前是按虚构价值计价。只要能够避免大规模的价格发现事件，这一虚构就可以持续。不幸的是，大规模信心丧失恰好很可能导致问题资产被贱价抛售。……

银行非流动“资产”一旦发生大规模按市价计值事件，整个资产类别就会全面重新定价，很可能每一美元只剩几美分。这将意味着数额惊人的假定价值迅速毁灭。这就是通缩的本质。……

对于眼下受到欢呼的“复苏嫩芽”，她称之为“坏疽”，认为它相当于1930年诱骗傻瓜入场的股市反弹。^[27]¶

无论如何，如果凯恩斯主义是国家资本主义生存的必要条件，我们也已接近它不再构成充分条件的时刻。即使丹宁格这样的悲观者错了，凯恩斯主义政策确实把自由落体转变成缓慢崩溃，事实依然是：它们不足以恢复“正常”，因为正常已经不再是一种选项。凯恩斯主义之所以在战后“共识资本主义”时期足够有效，仅仅因为二战在世界范围内摧毁了厂房和设备，把过度积累危机推迟了大约一代人。¶

贝洛提出了一个很有道理的观点：凯恩斯主义不是当前经济困难的长期解决方案，因为它在上一轮就已经失去了这种作用。¶

二战后出现的、受凯恩斯主义启发的积极干预型资本主义国家，凭借相对高工资，以及对劳资关系的技术官僚式管理，似乎一度克服了生产过剩危机。然而，随着1960年代和1970年代日本、德国及新兴工业化国家加入大量新增产能，它的这项能力开始衰退。由此产生的滞胀——停滞与通货膨胀同时发生——在1970年代末席卷了整个工业化世界。^[28]

传统左翼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难以想象，后泡沫经济究竟能够建立在何种基础上，从而维持接近现有水平的产出和就业。尤其不幸的是，布什和奥巴马两届政府的银行政策都致力于把资产价格恢复到接近崩溃前的水平，而它们的经济政策则致力于至少部分地重新吹起泡沫经济，以提供购买力，这样——正如詹姆斯·昆斯特勒（James Kunstler）十分生动地说的——¶

美国公众就能恢复循环借贷的生活方式，生活在一种专门建造更多郊区住房，并销售各种配套物品的经济里：从超大型“家庭”汽车到卡布奇诺咖啡机。如此一来，人人都能继续干自己有资格做的工作——装修木工、房地产经纪人、泳池安装工、抵押贷款经纪人、广告客户经理、Williams-Sonoma产品演示员、展厅销售代理、抽脂医生，等等。^[29]

保尔森和盖特纳的两套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都包含同样的汉密尔顿式阴谋伎俩：借钱，由纳税人连本带息偿还；用这些钱以远比当下市值更接近面值的价格，从银行手中购买不良资产，以便提高银行流动性，让它们可能——如果它们肯屈尊这么做的话——再把钱有息借给公众。或者，用迈克尔·赫德森（Michael Hudson）的话说，TARP“旨在建立足够多的新银行放贷能力，以便再次开始通过信贷推高价格”。^[30]¶

查尔斯·休·史密斯（Charles Hugh Smith）指出，日本的“失去的十年”与当前经济危机存在如下相似之处：¶

Ushinawareta junen，是日语“失去的十年”的说法。这个词指1991—2000年没有增长的十年；其间，日本试图以巨额政府举债和开支，击败债务清算所带来的通缩力量，同时又用政府资金救助“僵尸”银行——也就是资不抵债的银行。

中央银行的再通胀政策失败了。无论按何种尺度衡量，失去的十年如今都已成为失去的数十年。美国房地产泡沫以及中国对日本工厂设备和机床的需求，曾让日本经济享有一段短暂的增长。但如今这两个需求来源均已退潮，日本正重新陷入通缩困境。……

……关键的相似之处似乎在于：高度杠杆化的债务吹起资产泡沫，泡沫破裂后，房地产和股票价值下降；但为股票与住房投机而背负的高额债务仍然存在。

政府和中央银行没有让承担高风险、拿走巨额利润的私人部门承受惊人的损失和减记，而是通过救助以及直接购买有毒或减值的私人债务，把损失从私人部门转到公共资产负债表上。^[31]

问题是，崩溃前的产出水平，只有靠债务融资和泡沫膨胀的购买力才能吸收；而像科技繁荣和房地产繁荣那样规模的又一场泡沫，就是不会再来了。¶

假如赤字刺激开支只是用来填补需求缺口，直到消费支出恢复正常水平，然后在繁荣时期利用税收偿还公共债务，那么凯恩斯主义也许能成为可行的长期战略。但如果正常水平的消费支出不会回来，这就等于美国政府今年借入两万亿美元，用来支撑今年的消费支出；如果明年不再花两万亿美元，消费支出就会跌回大萧条水平。¶

据我们估计，如果没有第二季度各种形式的政府刺激，实际GDP会以6%的年率收缩，绝对是一片枯黄败象，而不是公布的1%降幅。尽管市场普遍预测本季度增长率约为3.0%—3.5%，但如果没有“旧车换现金”、政府购买汽车、首次购房补贴，更不用说联邦住房管理局竭尽全力重建住房与信贷泡沫，经济活动的增速仍会持平或为负。……^[32]

因此，若单独考察需求不足，资本主义也许能够持续——前提是国家准备每一年都承担一万亿或两万亿美元赤字，无限期地延续下去。但再也不会有足以支付这些开支的税基，因为数字化生产和小规模制造技术引发的生产成本骤降，正在摧毁税基。我们所谓“正常”的需求水平，已经成为过去。正如保罗·克鲁格曼指出，截至2009年深秋，刺激开支正开始耗尽效力，却没有迹象显示存在足够的自我维持需求，能够支撑工业生产增加；越来越可能出现的结果是二次衰退，第二轮将发生在2010年末或2011年。^[33]¶

因此，过度积累危机加剧了国家的财政危机，后文还将进一步讨论。¶

也许可以通过类似道格拉斯少校大约八十年前提出的“社会信用”方案，永久维持这种开支：直接凭空创造货币，而非借款或以税收筹资，每月把一定数量的额外购买力存入每位公民的支票账户。但这会破坏资本主义的基本逻辑，消除人们按现有条件接受雇佣劳动的动力，使数百万人能够依靠国家提供的维生收入退出就业，同时参与非货币化的赠与经济或同侪经济。更糟的是，它会为持续补贴浪费和计划性报废提供经济基础，直到生态系统达到崩溃点。这类似于神学家所恐惧的一种可能：堕落后的亚当和夏娃，从生命树获得了永生。¶

把某种程度的“绿色”情感与凯恩斯主义结合起来的人，很难调和现代“进步主义”两面之间的根本矛盾。你不可能享有迈克尔·摩尔所推崇的充分就业、终身工作保障等所有好处，同时摆脱计划性报废和庸俗消费主义这些坏处。克鲁格曼就是很好的例子：¶

我对2010年相当乐观。

但此后呢？现在大家都在谈论，比如说，两年的经济刺激——作为计划期限，这有其道理。然而，我读到的太多经济评论似乎认为，我们真正需要的也就是这些；一旦一轮赤字开支使经济扭转，我们就能很快恢复照常营业。

但事实上，事情不能简单地回到本次危机之前的样子。我希望奥巴马团队明白这一点。

几年前那种繁荣，不论它究竟算什么——利润极好，工资却不怎么样——依赖的是一个巨大的住房泡沫，而这个泡沫又接替了此前一个巨大的股票泡沫。既然住房泡沫不会回来，支撑危机前经济的那些支出也不会回来。

具体地说：眼下我们正在经历的严重住房衰退，最终会结束，但布什时代那种巨大的住房繁荣不会重演。消费者最终会恢复一些信心，但不会像2005—2007年那样花钱；当时许多人把自家房屋当作自动取款机，储蓄率几乎降至零。

那么，如果谨慎的消费者和气焰受挫的住宅建造商无力承担这一任务，究竟什么将支撑经济呢？^[34]

（我还要补充，无论后泡沫时代最终出现怎样的新“正常”标准，在石油峰值时代，而且没有此前病态水平的消费信贷，美国汽车年销量都不大可能重回1,800万辆。事实上，目前约1,000万辆的产量很可能依然严重虚高。）^[35]¶

而克鲁格曼本人似乎也未能完全摆脱这一错觉：认为只要凯恩斯主义刺激足够充分，就能恢复与某种“正常”相应的消费需求水平。¶

克鲁格曼先比较了没有政府反周期政策的萧条与实行了此类政策的萧条，指出前者持续更久、程度更重；然后援引凯恩斯作为权威，估计在没有反周期刺激开支的情况下，当前大衰退会持续多久：“衰退必须一直持续下去，直到‘使用、朽坏和过时造成的资本短缺，形成足够明显的稀缺，从而提高资本边际效率’。”^[36]¶

然而，正如他本人在较早的专栏中所暗示的，刺激之后的经济，其“正常”需求水平可能远低于衰退之前；在这种情况下，刺激的唯一效果，就是只在持续花钱期间，人为地抬高需求。因此，正如约翰·罗布（John Robb）认为的，经济最终必须稳定在一个新的均衡上，而这个均衡中的需求水平要低得多。¶

人们假设，最终还需要建造新住房，以容纳人口增长，还会出售新汽车，以替换旧车。然而，如果多代同堂住房激增——现在确实如此——或者人们开始大幅减少开车——他们确实在这样做——或者把汽车开到彻底报废才换——我认识的大多数人正这么打算——又会怎样？如果出现这种情况，你就必须把替换需求水平的假设，下调到远低于衰退开始前的水平。这个水平究竟是多少？我怀疑它远低于当前销量，这意味着还有很大的下行空间。^[37]

事实是，当前经济危机并非周期性的，而是结构性的。我们正进入一个消费需求永久偏低、生活节俭的时期，因而现有的过剩工业产能，几年后就会锈蚀报废。正如《连线》的彼得·柯万（Peter Kirwan）所说，主流评论员误把真正的“永久性结构变化”和“工业崩溃”，当成了周期性低迷。^[38]¶

布什政府末期与奥巴马政府的救助和刺激政策，实际上都是挡在这些永久性结构变化的路上，大喊“停下！”美国经济政策的目标，是阻止资产泡沫萎缩，恢复足够的需求，以利用大规模生产工业的闲置产能。但这只会延迟必然发生的结构变化。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指出：¶

救助和刺激虽然可能带来一些边际帮助，却也造成巨大的机会成本。一方面，它们妨碍了必要而且被长期拖延的经济调整。汽车及汽车相关产业存在巨量过剩产能，必须收缩。住房泡沫不仅助长了金融危机，也造成了极其严重的资源错配。在我们能够为下一轮增长重新调整经济和消费者需求之前，房价还必须大幅下降。纽约大学托马斯·菲利蓬（Thomas Phillipon）的详细研究显示，金融和银行业在就业、GDP占比与工资等方面都已极度臃肿，同样必须回归现实。^[39]

新的节俭风气，只要意味着消费者更有常识，就会威胁当前盛行的耐克模式：把生产外包，而售价几乎完全由品牌加价构成。《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文章提到鲍尔女士：“28岁的鲍尔女士，多年来花17美元购买Matrix洗发水和护发素，最近改买5美元的潘婷。……‘我甚至不知道你是否分得出区别。’”宝洁被迫大幅降价，并为许多产品提供更便宜、更简单的版本。威廉·瓦德尔评论说：¶

宝洁，你猜怎么着？鲍尔女士和数百万像她一样的人，如今既已知道5美元的东西与17美元的完全一样，经济复苏后也不会再回到你那些空有其名的品牌了。^[40]

如果消费者永久地、大规模地从名牌商品转向几乎完全相同的无品牌商品和商店自有品牌商品，就会摧毁推销式分销资本主义的基础。上一章我们已经看到，广告业代表以极其惊恐的措辞说，如果他们的名牌商品不得不像普通商品一样直接进行价格竞争，将会发生什么。1990年代初经济低迷时那场针对名牌商品的小规模反抗——所谓“万宝路星期五”——正是这一可能局面的彩排。¶

1993年4月2日，广告业自己塑造的品牌对广告本身提出了质疑；某些品牌已经经营了两个多世纪。这一天在营销界被称为“万宝路星期五”，缘于菲利普·莫里斯突然宣布，将万宝路香烟价格削减20%，以抗衡正在侵蚀其市场的廉价品牌。

专家们发了疯，狂热地齐声宣告：不仅万宝路死了，所有品牌都死了。他们的推理是：如果万宝路这样一个“尊贵”品牌——其形象经过超过十亿美元广告费的细心培育、修饰与提升——都已绝望到与无名品牌竞争，那么品牌塑造这个概念显然已经失效。公众看过广告，但公众不在乎。……美国人突然集体开始独立思考，这一暗示在华尔街回荡。菲利普·莫里斯宣布降价的同一天，所有家喻户晓的品牌股价都暴跌：亨氏、桂格燕麦、可口可乐、百事、宝洁和RJR纳贝斯克。菲利普·莫里斯自己的股票跌得最惨。

安永全国消费品营销总监鲍勃·斯塔诺耶夫（Bob Stanojev）解释了华尔街恐慌背后的逻辑：“如果一两家实力雄厚的消费品公司开始永久降价，就会引发雪崩。欢迎来到讲求性价比的一代。”

正如克莱恩接着写道，万宝路牛仔最终从挫折中恢复过来，在随后耐克和盖璞的时代，品牌也绝没有真的过时。但即使这场恐慌是一种“夸大其词的瞬间共识”，它也“并非毫无根据”。¶

“万宝路星期五”的恐慌，并不是对单一事件的反应。相反，它是多年焦虑不断加剧的顶点；消费者习惯发生了相当剧烈的变化，被认为正在侵蚀汰渍、卡夫等知名品牌的市场份额。受到衰退重创、精打细算的购物者，开始更加关注价格，而不是1980年代雅皮士广告赋予商品的声望。公众患上了严重的、业内所谓“品牌盲症”。

一项又一项研究表明，婴儿潮一代对广告迷人的形象视而不见，对名人代言者的空洞承诺充耳不闻，正在抛弃终身的品牌忠诚，选择用超市自有品牌产品供养家庭；他们还异端般地声称，自己分辨不出差别……这似乎是回到了品牌时代之前那个众所周知的场景：店主从桶里舀出没有品牌的货物。

1990年代初的廉价商品热潮，从根本上动摇了名牌。突然间，把资源投入降价及其他促销措施，似乎比投入昂贵得惊人的广告活动更聪明。这种犹疑开始反映在公司愿意为所谓品牌强化广告支付的金额上。随后，1991年，这一变化真正发生了：前100大品牌的广告总开支实际下降了5.5%。这是美国广告支出自1970年微降0.6%以来首次中断持续增长，也是四十年来的最大降幅。

这不是说大公司不再卖力推销产品，只是为了吸引那些突然变得反复无常的消费者，许多公司决定把钱投入赠品、竞赛、店内陈列，以及像万宝路那样的降价等促销措施。1983年，美国品牌把营销总预算的70%用于广告，30%用于其他促销形式。到1993年，比例翻转了：仅25%用于广告，其余75%用于促销。^[41]

上文提到的鲍尔女士，也许预示着在二十一世纪更漫长、更深重的大衰退中，消费者会更持久地转向同类行为。¶

克鲁格曼还在无力地摆弄减少美国贸易逆差之类的办法，试图把它们当作需求不足的可能解决方案；自由派博主马修·伊格莱西亚斯（Matthew Yglesias）则对一种可持续的后泡沫经济究竟意味着什么，有着更现实的认识。¶

我认为，部分答案很可能是：把生产率增益中更大的份额变为闲暇增加，而不是产量和收入增加。……一种朝着少工作、少产出方向的结构转变，如果意味着失业率大幅提高，可能是灾难性的；但如果意味着转向六周假期，以及减少每周60小时的工作，那么它就可能是好事。^[42]

确实如此。但更好的表述是：“一种朝着少工作、少产出、少计划性报废、减少知识产权与无形附加物中内含租金的结构转变，而物质生活水平不下降。”由于物品更耐用，而不是在我们客厅短暂停留后就进了垃圾填埋场，所以我们可以缩短劳动时间、少生产一些东西；朝这个方向发生结构变化，确实是件好事。¶

米歇尔·鲍文斯从不同角度提出了一种大致平行的分析：以康德拉季耶夫长波理论，以及有关积累的社会结构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为视角，尤其是认为必须形成一种新的积累社会结构，才能解决前一结构的危机。^[43] 鲍文斯认为，1929年是上一制度遭遇的突发系统性冲击；现行制度由此产生，其基础是福特主义大规模生产、新政与有组织劳工之间的社会契约、汽车、廉价化石燃料——这一套大家都熟悉。这个制度的黄金时代从二战持续到1970年代初，随后，它自身的一系列系统性冲击开始出现：石油禁运、世界工业资本饱和，以及本章讨论的其他全部系统性危机。鲍文斯认为，每一次长波的特征，都是一种新能源、一组技术创新——新马克思主义者所谓“划时代产业”——一种新的金融制度模式，以及一种新的社会契约。特别有意思的是，每次长波都会产生“一种以新的‘超高生产率’方式来‘利用疆域’的办法”；这与他的另一些分析相呼应，后面几章还将讨论：当奴隶经济达到扩张极限时，庄园经济如何成为集约发展的道路；当无法再通过增加资本投入实现外延扩张时，网络支配资本主义如何成为集约提取价值的方式。¶

鲍文斯认为，新出现的长波将具有以下特征：可再生能源和绿色技术、众包信贷与小额贷款、重新地方化的联网制造业、运用生物科学最新发现的小规模有机农业，以及以公民社会和同侪网络为中心的经济组织模式。^[44]¶

但如果通过“知识产权”攫取价值已不再可行——见下文——那么这类新范式似乎不大可能以任何近似于现行公司资本主义模式的方式运转。¶

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按照传统指标衡量，我们即将进入一段长期经济停滞与衰退时期。目前的技术发展正在使制造业所需的资本支出急剧缩减，这意味着投资资本的需要，至少比可供投资的资金低一个数量级。“知识产权”日益难以执行，意味着任何试图通过强制规定资本支出、间接成本或商品价格的下限来解决危机的做法，都会失败。既有工业基本上会停止对资本设备的一切新增净投资，进入漫长的衰败过程，就业水平也会相应受损。¶

那些认为这将使技术性失业突然灾难性激增的人，大概高估了危机发展的速度。更可能出现的，是艾伦·格林斯潘所谓的“大萎靡”，在未来二十年左右逐渐加深。他在1980年认为，鉴于中央银行家掌握了一整套反通缩措施，资产泡沫的破裂将再也不会被允许按照自然进程发展——即“一连串连锁破产”引发债务通缩的连锁反应。他接着说，中央银行会“在问题刚一露头时，就用纸面债权淹没世界各国经济”，因此不可能重演1930年代初那样“全面的信贷通缩”。马格多夫和斯威齐也认为，1987年股灾后，如果政府没有干预，其后果很可能是类似大萧条的通缩性崩溃。¶

格林斯潘的继任者本·“直升机”·伯南克，在2008年秋的金融危机中兑现了这一保证。他的绰号源自他曾表示，愿意空投现金以维持流动性。正如上文所述，联邦政府也比1930年代迅速得多地采取行动，用赤字开支填补需求不足中的相当大一部分。¶

因此，过度积累和消费不足危机，很可能不会表现为突然的通缩灾难，而会表现为格林斯潘所说的“大萎靡”。¶

因此，在当今政治和制度环境中，大萧条的重演形式是大萎靡。它不会是价格下降和两位数失业率的时期，而是一种饱受通货膨胀、过高失业率——8%至9%——生产率下降之苦，而且看不到多少更美好未来希望的经济。^[45]

这种停滞基本上正是1930年代末发生的情况：富兰克林·罗斯福成功把经济从全面大萧条的悬崖边拉回来，却没能恢复到接近正常的产出水平。从1936年前后直至二战开始，经济似乎注定要陷入长期停滞，失业率在15%左右波动。同样，在今天的大萎靡中，我们可以预期长期失业率为10%—15%，工业产能利用率在60%上下；与此同时，兼职和就业不足逐步增多，更多人停止寻找工作、退出失业统计，使真实的失业水平被掩盖。¶

约书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指出，大衰退中的就业下降，远比奥肯定律所预测的更快；该定律描述GDP下降与岗位流失之间的正常比例。奥肯定律预测失业率为8.5%，但实际已接近10%。¶

这场衰退似乎正出现某种新鲜、也许有些奇怪的现象，某种专家未曾预测的现象。萨默斯告诉彼得森研究所的听众时，再次偏离了讲稿：“我不认为有人完全理解这个现象。”这就提出了一些令人担忧的问题：创造就业的速度，也会同样更加缓慢吗？即使我们走出衰退，两位数失业率仍会持续吗？充分就业这个观念，是否突然间就已经过时？……

去年冬天，政策制定者为美国银行压力测试编制“最坏情况”时，认为2009年失业率最令人心寒的情景是8.9%；而我们5月就轻易越过了这个数字。据劳工统计局统计，从2007年12月至2009年8月，经济甩掉了近700万个就业岗位。这相当于岗位总数下降5%，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从未出现过的降幅。失业超过27周的长期失业者人数，达到劳工统计局1948年开始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

美国如今面对大萧条以来最严峻的就业形势。令人不安的不仅是它的规模，还在于全球化、技术和金融崩溃所塑造的劳动力市场，可能与我们此前见过的任何情况都有根本不同。如果结果是我们在一段时间里陷于持续9%—11%的失业率……那么，我们眼前的问题可能将决定巴拉克·奥巴马总统第一任期的面貌。……美国经济中的非农岗位总数，如今与1999年大致相同，约为1.31亿个。而美联储预测，即使最好也只能温和增长。这意味着十多年没有真正的就业扩张。^[46]

换个角度看：就业人口比率，自2000年达到64.7%的高点以来，已降至58.8%。^[47] 这意味着过去九年里，总人口中有工作者所占比例下降了约十分之一。而且，就业人口比率比常用的官方失业数字更难拿来胡扯。后者的严重程度，通常被灰心求职者退出失业统计这一现象掩盖；由于就业市场萎缩，官方失业数字一直被低估，它只统计那些还愿意费力寻找工作的人。2009年9月失业率只升到9.8%而不是10%，原因就是当月有571,000名灰心的劳动者退出了就业市场。另一项统计——工时指数——也出现创纪录降幅：比衰退前高点下降8.6%，而1980—1982年衰退时仅下降5.8%。^[48]¶

在这场衰退中，长期失业者在失业总人数中所占比例大得多。8月失业者中有53%，即800万人，并非暂时停工；其中500万人寻找工作已六个月或更久仍未成功。这两个数字都创历史新高。^[49] 虽然截至2009年11月，总失业水平尚未达到1983年的战后高点，但寻找工作六个月或更久者占人口的比例如今已经达到2.3%，而1983年仅为1.6%。^[50] 劳工统计局在2010年1月宣布，长期失业率达到1948年开始测量以来的最高水平；失业六个月或更久者占全部失业者的40%。^[51]¶

而且，我们很可能面临这样的前景：即使GDP恢复增长，经济仍将继续削减岗位；换句话说，这不只是“无就业复苏”，而是岗位继续流失的复苏。^[52] 正如J.布拉德福德·德朗（J. Bradford DeLong）指出，尽管对国内制成品的需求增加，经济却仍在削减岗位。¶

目前，对美国制造产品的实际支出正以每年约3.5%的速度增长，而且自5月以来一直如此。

关键在于，尽管购买美国产品的支出增加，美国就业却仍然下降。^[53]

1981年衰退后的复苏开始三个季度时，就业增加了1.5%。这次复苏进入第三个季度时，就业却下降了0.6%。尽管媒体热情欢呼最近的就业猛增，这种增幅也仅仅勉强够跟上人口增长，防止失业继续恶化。^[54] 尼尔·欧文（Neil Irwin）认为，尚未到来的大规模债务去杠杆，意味着需求不足以让失业者重新工作。¶

美国家庭正试图减少债务，以稳定财务状况。但进展缓慢，第四季度家庭总债务仍占国内生产总值的94%，仅略低于2007年末衰退开始时的96%。

相比之下，2000年家庭债务与经济产出之比为70%。若要恢复到这一水平，美国人需要偿还3.4万亿美元债务；而如果他们这样做，这些钱就不能再用来购买商品和服务。^[55]

在这样的停滞时期，资本品投资很可能连消费品需求也远远跟不上；一般来说，在经济下行时，厂房和设备投资的降幅往往远大于消费品工业的产能利用率降幅，在复苏时反弹也慢得多。1930年代，厂房和设备投资削减了70%—80%。机床制造商长期停产，已经折旧的工业资本存量多年未获更新。1939年，尽管消费需求比1920年代的高点还高12%，厂房和设备投资却仅为1929年水平的不到60%。^[56] 直到政府大规模实施租借法案开支，厂房和设备投资才开始恢复；机械工业1940年的产出增长了30%。^[57] 下文将看到，在未来时期，我们可以预期旧有大规模生产工业核心部门的投资实际上会被冻结。¶

查尔斯·休·史密斯预期会出现“长达数十年的结构性失业时期，数千万公民将找不到足够的工作”：就业人数会从目前的1.37亿逐渐缩减至约1亿，然后无限期地停留在这一水平。^[58] 穆迪Economy.com的经济学家马克·赞迪（Mark Zandi）预测，“失业率将永久性地提高，至少在可预见的未来如此”。^[59] 当然，更多地采用岗位分享、家庭中除一人以外其他成员都从事兼职，甚至把标准工作周缩短至32小时，都完全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减轻损害。¶

希望——我的希望——在于，就业不足和失业的加剧，能够被以下变化抵消：在正式经济之外满足维生需要越来越容易；非正规部门制造的商品成本急剧下降；易货网络兴起，使非正规部门的生产者能够直接生产、相互交换，以满足越来越大比例的消费需求。随着总生产中越来越大的份额不再提供传统的工资就业，也不再出现在GDP统计中，为满足非正规部门之外的需要而必须工作的时数，也会不断下降；对人口中的大多数而言，剩余的兼职就业将足以维持良好的实际物质生活水平。¶

B. 资源危机：石油峰值

最近几十年来，美国政府的能源政策，以及国家安全政策中的一个重要部分，都以向公司经济保证提供“廉价、安全、充足的能源”为核心。1980年的卡特主义，或许是最强有力的体现：“任何外部力量试图控制波斯湾地区，都将被视为对美利坚合众国重大利益的攻击；此类攻击将以一切必要手段，包括军事力量，加以击退。”^[60]¶

这已不再可能。石油峰值的基本含义是：石油开采速度已经达到，或即将达到顶点。在峰值之后，石油供应将逐年收缩。尽管地下剩余石油储量的总量，也许与迄今已开采总量大致相当，但其品质会更差，开采所需的金钱和能源也都会更多。¶

那些经常被当作石油峰值灵丹妙药的东西——油页岩、油砂、海上钻探、藻类——结果都是白日梦。问题不在于海上储层或油砂中石油的绝对数量，而在于开采成本，以及可实现的最高开采速度。若按照扣除开采所耗能源后的净能源盈余，即能源投资回报率（EROEI）衡量，所有“钻吧，宝贝，钻吧”的噱头，都比“美好旧时光”中的石油昂贵得多：每生产一单位净能源，要耗费多得多的英热单位。媒体报道的那些新发现的海上石油宝藏，以及油砂等非常规来源，其最高开采速度，远远无法补偿波斯湾等地未来几年将停止生产的老油井的日产量。而且，这些来源的石油开采成本高得多，净能源盈余则小得多。^[61]¶

顺便说，这份虚假灵丹妙药名单也包括煤。有人认为煤炭峰值还要过些时候才来，煤炭增产——例如中国广受宣传的每周新建一座燃煤发电机组的政策——能够在中期弥补石油减产。但过去二十年中，煤炭储量估计已大幅下调，实际上约下调了55%。自1990年代以来，几乎每一个重新估算煤炭储量的国家，都出现了这样的向下修订。欧盟最大产煤国波兰的储量估计下调了50%，德国则下调了90%。英国储量估计从450亿吨修订为2.2亿吨。有趣的是，某些煤炭估计储量最高的国家——例如中国——也恰好是估计年代最久远、最过时的国家。中国最新的数字仍要追溯到1992年，据称储量可供55年；而此后中国产量已经相当于当时总储量的约20%。¶

能源观察组织的报告给出了预计产量曲线，显示中国很可能在未来10—15年达到煤炭产量峰值，随后急剧下降。还应指出，这些产量曲线没有计入失控的煤层火灾；依据卫星估计，煤火使正常消耗之外又增加约5%—10%的损耗。由于中国产量远超任何其他国家，几乎是第二大生产国美国的两倍，全球煤炭生产峰值将深受中国产量变化的影响。^[62]

能源观察组织估计，煤炭能源峰值将在2025年出现。^[63] 而即使假定煤炭还能继续增产十年或更久，理查德·海因伯格（Richard Heinberg）仍预测，化石燃料能源总产量会在2010年前后达到峰值。^[64]¶

石油峰值的怀疑者经常辩称，2008年那样的价格暴涨，不是由石油峰值造成的，“而是”由特定供应中断、投机泡沫之类特殊情况造成的。但这没有抓住要点。¶

恰恰由于供给达到峰值，价格完全取决于竞购固定供给的需求量，所以石油价格服从的，正是亨利·乔治在土地上观察到的那种投机性繁荣与萧条周期。面对土地或石油供给固定的前景，石油工业与房地产投机者一样，出于理性利益，都会依据对未来价格走势的估计，把较多或较少的供给扣在市场之外，或者抛入市场。因此，在麦凯恩—佩林竞选阵营高喊“在这里钻，现在就钻”的热潮中，有个令人尴尬的事实：石油公司早已坐拥大量海上石油储量，却因为预期未来价格更高而不予开发。¶

石油公司已经可以开发约340亿桶海上石油，却还完全没有开发；而结束联邦海上钻探禁令，很可能仅能再增加80亿桶——假定加利福尼亚仍禁止在本州沿海钻探。2020年之后某个时候，每天增加不到10万桶供应，仅占总供给的约千分之一，谁会认为这不只是沧海一粟？请记住，沙特人宣布将在今年年底前每天增加50万桶石油，都没能阻止眼下价格上涨！

以下是美国能源信息署（EIA）的关键数据：

仔细看。截至2003年，石油公司在墨西哥湾可供租赁开发的海上石油为409.2亿桶。我问EIA的分析员，这些估计可得的石油中，过去五年已发现了多少。她走到电脑旁说：“大约发现了70亿桶。”这样还剩约340亿桶有待发现和开发。

联邦禁令阻止开发的石油，另外只有180亿桶。^[65]

而面对石油供给固定的前景，预期未来石油的稀缺价值越高，恐怖主义者通过扰乱供应来扩大自身力量的理性动机就越大。石油开采和配送基础设施空前脆弱，恰恰是因为生产余力下降。1985年至2001年，欧佩克的剩余产能，从全球需求的25%降至2%。2003年，国际能源署估计，可用剩余产能处于三十年来的最低水平。^[66]¶

杰夫·韦尔（Jeff Vail）认为，投机性石油囤积与针对输油管道的恐怖行动，并不是替代石油峰值理论的另一套解释，而是石油峰值本身所造成的正反馈过程的结果。¶

经常可以听到“专家”解释，当前石油市场紧张是“地面以上因素”造成的，并非全球石油产量达到峰值的结果。但更可能的是，地质上的峰值正在推动那些构成最重要“地面以上因素”的地缘政治事件，例如伊拉克和尼日利亚的混乱，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的国有化，等等。地质峰值会在地缘政治系统内部产生正反馈循环。关键在于，这些循环不能与地质事件分开；它们属于石油峰值这一更广泛“系统”的组成部分。

现有峰值模型，建立在过去单一油田或产油地区达到峰值时呈现的逻辑斯蒂曲线之上。全球峰值是完全不同的现象：逻辑斯蒂曲线背后的地质机制相同，但全球峰值会产生远为强烈的地缘政治副作用，即使石油产量稳定或上升的地区也不例外。因此，全球产量达到峰值所造成的这些地缘政治副作用，会加快产量下降，同时增加边际需求压力，从而放大产量下降的影响。结果是，全球石油生产曲线的右侧不会与左侧相似……无论用怎样的逻辑斯蒂曲线去拟合曲线左侧，即历史产量上升的一侧，未来的实际下降都会比这条曲线预测的更加陡峭。

以下是五个地缘政治过程，每一个都是正反馈循环，每一个都会加速石油减产：

1. 投资回报。能源更加稀缺、价格上涨，会提高攻击能源基础设施的投资回报。……
2. 重商主义。为避免原油涨价与需求毁灭之间正在出现的“竞价周期”，民族国家正日益回归能源领域的重商主义范式。这种态度就是：“不够大家分了，我们又付不起市场价格，所以必须锁定自己的供应。”……
3. “出口国”模型。《油桶》的评论者杰弗里·布朗（Jeffrey Brown）提出了一种地缘政治反馈循环，称为“出口国”模型。在价格高企或上涨的环境中，一个国家现有的石油出口带来巨额收入，逐渐流入该国经济，导致国内石油消费增加。多数石油出口国现在恰恰如此。但结果是，国内消费增长减少了可供出口的石油。……
4. 民族主义。由于我们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存在根本缺陷，民族分布与国家疆域很少重合。因此，一个民族被排除在其所属国家的石油出口利益之外，是常有的事。……于是，国家内部的民族或宗派群体，将越来越强烈地要求更大份额。……这个过程会发展出破坏基础设施战术的地方变体，也会让能源公司逐渐习惯于为设施和人员安全支付越来越高的租金；这两者都会推动下一个循环。……
5. 私掠。民族主义叛乱，以及因“出口国”效应的下行阶段而被毁坏的经济，将使庞大人口失去常规经济前景。高油价，加上人们愿意支付高额保护费，会推动这些人成为能源私掠者。尼日利亚正在出现的正是这种效应：相当一部分基础设施破坏活动，已不再由政治动机驱使的叛乱者实施，而是由逐利的帮派实施。……^[67]

尤其是重商主义，很可能在很大程度上解释了美国入侵伊拉克，以及近年来俄美在中亚展开的“大博弈”。美国在“9·11”之后争取在前苏联中亚共和国获得驻军基地权，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崛起并制衡美国力量，如果结合里海盆地的石油储量来看，显然就更有意义。¶

证据也清楚表明，价格实际上完全由需求波动决定，而供给——至少在增加的一侧——极其缺乏弹性。只要比较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那次价格冲击之后的供给变化，与过去几年中的变化即可。正如“转型城镇”运动创始人罗布·霍普金斯（Rob Hopkins）指出，尽管价格屡创新高，石油供给自2005年以来即使有所增加，也极其有限，一直在每日8,400万至8,700万桶之间波动。^[68]¶

石油峰值很可能让中国国家扶持的资本主义模式运转失灵。中国像当年的苏联一样，大量补贴能源和运输投入，以人为压低的价格提供给国内工业用户。这种会计把戏在国外行不通：沙特人要求按照他们自己确定的原油价格现款交易。¶

而中国国内那些浪费严重的生产者，对受补贴能源投入的需求增加，只会让中国为了在国外购买石油而走向破产。¶

总体而言，石油峰值很可能会大幅缩短公司的供应链和分销链，使美国小规模地方制造业复兴，并促使中国及其他离岸生产避风港的现有制造设施，转向为本国国内市场生产。¶

重新地方化的农业也是如此。当季农产品中的绝大部分，很可能会恢复本地采购；反季节农产品则会成为昂贵的奢侈品。正如杰夫·鲁宾（Jeff Rubin）所描述：¶

随着运输成本猛涨，使新西兰羊肉和加利福尼亚蓝莓退出多伦多的菜单与杂货店货架，本地羊肉和蓝莓价格将会上涨。价格越高，就越能鼓励人们养羊、种蓝莓。最终，价格会涨到这样高的水平：如今远郊无人问津的房地产，会被重新改作农田。新增农田随后就能像三四十年前那样，为我那里的超市补充食品货架。^[69]

这是1970年代石油冲击期间的一个常见主题，过去几年又重新兴起。1970年代末，沃伦·约翰逊（Warren Johnson）在《摸索走向节俭》中预测，能源涨价会导致工业供应链大幅缩短，制造业和农业重新地方化。^[70] 尽管他提前了三十年，但在今天有关石油峰值的担忧背景下，他的分析基本正确。最悲观——如果不说灾难性——的石油峰值情景，由詹姆斯·昆斯特勒提出；不仅见于《漫长的紧急状态》，也以小说形式出现在《手工创造的世界》中。^[71] 在我看来，昆斯特勒描绘的烛光与马车世界，严重低估了市场经济适应能源冲击的韧性。布赖恩·卡勒（Brian Kaller）的“重返梅伯里”情景，就不那么危言耸听。¶

事实上，石油峰值很可能不会是一场崩溃，不会是万事万物同时瓦解的一刻，而是一连串小故障、涨价和地方危机。……

拿石油峰值研究协会的一份较悲观预测为例，假定到2030年，世界人均能源只有现在的三分之二。小故障可能相互强化，所以把损失粗略地加倍。再假定，不知为什么，太阳能、风力涡轮机、核电厂、潮汐发电、水电坝、生物燃料和新技术全都没有发展起来。假定美国人的收入只剩三分之一，或者钱的价值只剩三分之一，开车里程也只剩三分之一。假定大家庭为了节约资源不得不住到一起，而且我们必须把飞行量减少98%。

许多人会认为，这已是一幅相当清楚的崩溃图景。但我们以前就经历过，而且并不久远。这些正是1950年代的统计数字；人们可不记得那是个盛行人吃人的时代。^[72]

与卡勒一样，杰夫·鲁宾把石油峰值之后的世界，很大程度上描述为“回到过去……就地方经济的重新出现而言”。^[73]¶

然而，不管这些石油峰值思想家各自更加乐观还是悲观，他们的分析都有一条共同主线：工业供应链与分销链将大幅缩短，而建立在把工业输出到中国这类低工资血汗工厂避风港之上的全球化，将走向终结。¶

鲁宾在2008年5月——油价达到峰值前两个月——的一篇文章中说，运输成本上涨已经不止抵消了中国的工资优势。他写道，自2000年以来，运输一个标准40英尺集装箱的成本已经涨至三倍；当油价接近每桶200美元时，预计还会再翻一番。^[74] 而且，“全球运输成本的爆炸式上涨，实际上抵消了过去三十年所有贸易自由化努力”。油价从每桶20美元升至150美元，对国际贸易的影响，相当于关税从3%升至11%，即回到1970年代的平均水平。^[75] 理查德·米尔恩（Richard Milne）说：¶

据企业高管和分析师称，金融危机以及气候变化忧虑正在引发重大转变：制造商正放弃全球供应链，转向区域供应链。

企业越来越倾向于在离本土更近的地方寻找零部件。这意味着，它们在美国或欧洲的业务，更可能使用墨西哥和东欧的供应商，而不像以前那样使用中国供应商。^[76]

在国内，如果油价持续处于2008年中期的水平或更高，卡车运输业和航空业将大幅收缩。2008年夏，广泛出现的估计是：如果每桶140美元或更高的油价持续，航空公司近期将关闭20%的航线；长途卡车运输商承受着相近压力。能源分析师约瑟夫·罗姆认为，在每桶150美元的油价下，航空业“勉强能够生存”。如果油价长期维持每桶200美元，航空旅行将成为奢侈品，就像当年只有负担得起的人才被称为“喷气机上流社会”的时代一样。^[77]¶

C. 国家的财政危机

公司资本主义和大规模生产经济的起源，与巨额政府补贴相伴；此后，公司资本把自身经营成本社会化的趋势，从未减弱。按照基本经济学道理，只要你补贴某样东西，以低于其真实成本的价格提供给使用者，对它的需求就会增加。因此，美国资本主义沿着一种偏向外延增加受补贴投入的模式扩张，而不是更加集约地使用现有投入。詹姆斯·奥康纳（James O’Connor）这样描述这一过程：¶

运输成本，以及由此产生的国家财政负担，不仅高，而且持续上升。扩大公路运输设施反而加剧交通拥堵，已经成了常见的抱怨。根本原因是机动车使用受到补贴，因此高速公路和普通公路系统的扩张，导致对其使用需求的增加。^[78]

还有另一个理由，使我们可以预期运输需求和预算将继续扩大。快速交通的发展、铁路现代化以及铁路系统的延伸，会把郊区推得离市中心更远，进一步拉大工作、居住和休闲地点之间的距离。快速交通远不会创造一种使郊区居民摆脱拥堵和污染的环境；毫无疑问，它会把堵车和空气污染扩展到目前的郊区边缘，因而需要建设更多高速公路，又进一步推动汽车销售。^[79]

垄断资本主义产生剩余资本和剩余产出的倾向，也增加了国家为吸收这些剩余而必须支出的金额。¶

因此，奥康纳认为，垄断资本主义深受“国家财政危机”困扰。“……社会投资和社会消费资本的成本社会化程度不断加深，而垄断资本要实现有利可图的积累，也越来越依赖于此。”^[80]¶

……尽管国家把越来越多资本成本社会化，社会剩余——包括利润——却仍然被私人占有。……成本的社会化与利润的私人占有，在国家支出和国家收入之间造成财政危机，或者说“结构性缺口”。结果便是，国家支出的增长往往快于为其融资的手段。^[81]

简言之，国家为了向大企业提供受补贴投入而趋于破产，但大企业对此类投入的需求增长，却快于国家的供给能力。正如伊万·伊里奇所说：¶

任何一种制度，如果它创造需要的速度快于生产相应商品的速度，排队现象迟早会使其运转停顿。……^[82]

……制度创造需要的速度超过满足需要的速度；在试图满足自己所制造的需要时，它们耗尽了地球。^[83]

在自由市场中，价格体系会把需求量与供给量联系起来；它受到扭曲，则导致对国家服务的需求不断增加。通常，价格起反馈作用，是一种类似恒温器的稳态调节机制。在恒温器下面放一支蜡烛，会使屋子变得冰冷。生物体内某些激素反馈循环发生扭曲，就会出现巨人症；患者会被自己的重量压垮。同样，当某种要素的消费受到国家补贴时，消费者就不必承担提供它的真实成本，无法理性决定究竟应该使用多少。因此，国家资本主义部门倾向于外延地增加要素投入，而不是集约地使用要素；也就是说，它使用更多要素，而不是更高效地利用现有数量。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对国家提供新增投入的需求呈几何级数增长，而国家提供新增投入的能力仅以算术级数增加。结果是一种非理性不断滚雪球的过程：国家干预使制度更加不稳定，需要进一步干预，直到制度对稳定性投入的需求最终超出国家资源。到那时，国家资本主义制度便达到崩溃点。¶

因此，国家资本主义最终会撞上一堵墙：国家不再能够增加受补贴投入的供给。国家逐渐接近约翰·罗布用“空壳国家”一词描述的状态：¶

空壳国家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外观——“领导人”、国际组织成员资格、规章、法律和官僚机构——却不具备其历史对应物的合法性、服务和控制能力。它只是一个对经济赃利还有些影响力的外壳。^[84]

……空壳国家不同于失败国家，因为它仍然存在于国际舞台。它拥有一切标准的治理架构，尽管大部分都已严重腐败，受全球公司和金钱精英支配。它继续提供政治产品——尽管受惠群体大为缩小，通常集中在首都附近——并维持一支军队。而且，在国家某些地方，生活仍呈现正常的外观。

然而，在这层表象之下，空壳国家已经把大片领土交给联网部族，即全球游击者；有时是明示的，如黎巴嫩，有时是事实上的，如墨西哥。这些团体往往维持某种表面秩序，例如圣保罗民兵的规则，或塔利班对伊斯兰教法的实施。尽管这些团体控制或操纵公开的经济活动，并在地方层面支配暴力的使用，它们却经常推动地方经济增长。怎么做到的？直接把地方经济接入非法商品的全球供应链：从人口偷运到毒品、军火、盗版以及洗钱。

这种局面持续越久，就越难消除。这些非国家团体提供的一系列替代性政治产品，与中央政府的无能形成对照，为合法性的转移创造了条件。忠诚关系发生转移：或者明确地体现为加入部族网络，或者体现为承认这些网络在日常生活中的首要地位。^[85]

美国与伊拉克政府军队同安巴尔省逊尼派民兵之间的谅解，就是近期一个例子：空壳化的国家开始接受“第四代战争”网络作为事实上的地方政府。更早的例子是五世纪的罗马帝国，把事实上的领土控制权交给日耳曼部族实体，换取它们在法律名义上效忠罗马。¶

当然，在罗布更中意的情景中——第六章将会看到——忠诚会从国家转向韧性社区。¶

即使国家尚未达到罗布标准中的完全空壳化状态，资源萎缩仍迫使它从越来越多原有职能中退出：官方货币价值崩溃，再加上税收灾难性下降。国家把越来越多职能委托给私人实体；这些实体名义上按照国家政策运作，主要却追求自身扩张。国家沦为窃国者的猎物，越来越多仍然写在法典里的法律不再执行，越来越多领土被交给黑市和有组织犯罪帮派。¶

从许多方面看，这是积极的发展。地方警长也许会认定，与处理谋杀和抢劫相比，驱逐拖欠按揭者和擅自占住者、对家庭微型企业执行监管条例，以及抓捕吸毒者，都属于优先顺序很低的事情。政府也许会发现自己已经无力为公司福利融资。¶

1980年代的波兰就发生过类似事情。雅鲁泽尔斯基将军最终决定，允许被禁止的组织合法化并举行开放选举，因为波兰已经“无法治理”；这是“打不过就加入”的经典例子。团结工会活动家维克托·库莱尔斯基（Wiktor Kulerski），在一段对我们这些梦想让专利、版权、分区与许可法规无法执行的人极富启发的话中，描绘了他心目中波兰空壳国家的图景：¶

这个运动应当创造这样一种局面：当局控制空荡荡的商店，却控制不了市场；控制工人的就业，却控制不了他们的生计；控制官方媒体，却控制不了信息流通；控制印刷厂，却控制不了出版运动；控制邮政和电话，却控制不了通信；控制学校制度，却控制不了教育。^[86]

但当前经济结构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政府活动，而适应受补贴基础设施和服务的撤退可能需要时间；因此，国家活动骤然收缩，也可能造成一段灾难性的调整时期。¶

财政危机与石油峰值及其他资源危机相互衔接、彼此强化。确保对外国石油储量的战略性获取权、保持海上航道畅通的要求，导致昂贵的战争。沥青涨价，加剧了本已存在的趋势：对受补贴运输基础设施的需求，超过国家的供给能力。缺口越大，道路损坏与拨款维修之间的间隔就越长。国家能够维持合理维修水平的高交通量公路里程逐年下降，被迫不断后退和重新部署，把越来越大比例的公路降为次等地位。正如詹姆斯·昆斯特勒指出，公路要么持续保养，要么迅速破败。¶

债务问题的另一个后果是：我们将无力维护那些豪华标准的公路与次级道路网络；要让汽车交通体系运作，它们和汽车本身同样不可或缺。问题在于，你必须年复一年地不断维持这种高标准。交通工程师把这称为“服务水平”。他们发现，只要服务水平达不到无可挑剔的程度，公路就会迅速进入瓦解的螺旋。事实上，美国土木工程师学会几年前就报告，许多公路桥梁和隧道的状况处于“D减”水平；因此，即使我们自以为仍有足够财富跟上维护需求，其实也早已严重落后，因为公路系统已经膨胀到根本修不起的地步。^[87]

只要荒废不多几年，破损和足以折断车轴的坑洞就会让公路不再适合重型卡车通行，于是越来越大比例的公路网，实际上都会被放弃。^[88]¶

因此，每一种投入危机都强化其他危机，形成了一场终局性危机的完美风暴。伊里奇这样描述：¶

工业对生产的垄断最终全面崩溃，将是支撑其扩张的多个系统协同失灵的结果。这种扩张靠一种幻觉维持：以为精心的系统工程可以稳定并协调目前的增长；实际上，它却同时把一切制度推向其第二道分水岭。^[89]

D. 文化假晶的衰败

第一章所述芒福德所谓“文化假晶”，实际上只是第一阶段。此后它已经衰变为第二个、弱得多的阶段；芒福德未曾预见这个阶段，而它如今也显出了最终覆灭的征兆。在第一阶段，正如芒福德观察到的，新技术阶段的手段——即电力驱动机械——被整合进一个大规模生产框架，而这个框架与技术的真正潜能根本对立。但到了1970年代，这个阶段已达到极限。¶

在第二阶段，斯隆模式的大规模生产正被采用通用机械的柔性联网生产所取代；生产过程的组织方式，更加接近新技术阶段最初的理想。¶

皮奥里和塞贝尔把近几十年的“精益”革命，描述为经过漫长的大规模生产插曲后，终于发现了组织工业经济的适当方式。“……大规模生产范式产生了未曾预见的后果：人们花了将近一个世纪，从大约1870年到1960年，才发现应当如何组织经济，以获得新技术的好处。”^[90]¶

两位作者认为，自1980年代起美国转向精益生产，很大程度上是对宏观经济日益不确定的环境作出的反应；这种环境是在过度积累危机重新出现，以及1970年代石油冲击之后形成的。大规模生产工业极其脆弱，也就是说，它“不能轻易适应环境中的重大变化”。问题不只是工业将如何应对资源枯竭，还在于它将如何应对剧烈波动的价格和不稳定的供应。^[91] 经济动荡与不确定性，使大规模生产工业迟疑于投资专用生产机械，因为“原材料价格、利率等等的变化”，可能出乎意料地让这些机械变得多余。^[92] 正如第二章所述，对昂贵技术进行长期资本投资需要可预测性；而石油峰值、其他投入危机及周期性危机所造成的环境，几乎恰恰与有利于大规模生产工业稳定的条件相反。¶

反过来说，艾米利亚—罗马涅这类工业区的制度之所以被称为“柔性制造”，自有其原因。它能够为应对环境骤变，迅速重新配置专用资本品，并调整合同关系。¶

尽管在经济低迷时期，手工业生产相对于大规模生产工业一直倾向于扩大，但直到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长期停滞期间，它才开始永久地摆脱边缘地位。¶

从十九世纪末的第二次工业革命直至今天，经济衰退周期性地使手工业外围相对于大规模生产核心扩大，却没有改变两者之间的关系。增长放缓使今后的扩张变得可疑；在不确定环境中，企业要么推迟大规模生产投资，要么改用手工业生产技术，以便迅速进入任何新出现的市场。最直接的例子是转向一种工业维生或维修经济：随着市场停滞，已售商品的更换间隔拉长；这一间隔的拉长，又提高了对备件和维护服务的需求，而只有采用通用设备、组织灵活的企业才能提供这些产品和服务。1930年代，拎着工具箱挨家挨户寻找零工的工匠，象征着经济倒退伴随的分工减少：回归手工业方法。

但当前危机的独特之处在于，转向更大灵活性的过程正在推动技术精进，而不是退回简单技术。企业为了应对成本上升和竞争加剧，必须重新设计产品和方法，于是找到了降低定制生产成本的新办法。……简言之，手工业已经开始挑战大规模生产的范式地位。^[93]

日本小型金属加工企业、美国小型钢厂和普拉托纺织业，都出现了相同模式。大型制造企业的小型分包商“感受到客户市场日益剧烈的波动；作为回应，它们采用能够减少从一种产品转向另一种产品所需时间和金钱的技术，同时提高产品的精细程度和质量”。^[94]¶

特别是在“第三意大利”，大规模生产企业把越来越大比例的零部件外包给小型柔性制造商网络。起初，小企业严重依赖大企业作为销售出口。但新技术和机器设计，使小企业的生产越来越高效。¶

在某些情况下……大型设备被小型化了。但另一些情况下，则把工匠式的冶炼、上釉、编织、切割或金属铸造技术设计进新机器，其中一些机器由复杂的微处理器控制。

与此同时，以前仅按照大制造商图纸提供零部件的小企业，开始销售自己的产品。^[95]¶

1960年代末，小制造商仍然依赖少数、甚至单一大客户，但到1970年代，发生了全面转变。¶

要理解这种依赖如何在1970年代被打破，以及新的生产制度如何产生，可以设想一家为大型拖拉机制造商生产变速器的小工厂。雄心、发明的乐趣，或者担心自己与客户会被经济衰退摧毁，使工坊的工匠业主开始修改拖拉机变速器的设计，以适应一家小型高品质播种机制造商的需要。……但新的变速器一经设计完成，他就发现制造它需要市场上不容易买到的精密零件。如果他无法改造自己的机器生产这些零件，就会去找一位拥有特殊车床的朋友；这位朋友与他一样，担心自己过于依赖少数制造单一产品的大企业。很快，越来越多拥有不同机器和技能的工匠开始合作，制造越来越多样的产品。^[96]

因此，一种转变已经发生：以前由垂直整合企业完成的工作，外包给了柔性制造网络，而只有核心大规模生产企业才能履行的必要职能，所占比重越来越小。正如埃里克·亨廷（Eric Hunting）观察到：¶

2000年，我们的文明跨过一个重要却大体无人注意的里程碑。消费品由“作业工坊”设施——主要位于亚洲——生产的数量，首次超过传统工业时代工厂的产量。这标志着一股长期萌发的生产能力去集中化趋势；它由机床演进的趋势推动——更小、更智能、更便宜——并带来了资本的相应去集中化，以及全球劳动价值的趋同。全球化通常利用不同地区资源和劳动力的现货市场价值差异来逐利。但如今，这些差异越被利用，就消失得越快；资本不得不跑得越来越快、越来越远，去追逐不断缩小的利润空间。^[97]

无论是在丰田生产方式中，还是在艾米利亚—罗马涅的地方制造网络模式中，实物生产的组织，都在经历漫长的大规模生产插曲之后，开始接近新技术阶段最初的承诺：把动力机械融入手工业生产。¶

然而，新技术阶段虽然终于开始成为一种受自身规律支配、内部一致的新生产模式的基础，却仍受一种较弱形式的假晶扭曲：新的生产形式，依然发生在持续存在的公司营销、融资和“知识产权”框架之内。¶

P2P Research电子邮件讨论组成员安迪·罗宾逊（Andy Robinson）认为，“鉴于近期研究表明，南北方工厂生产率相同”，¶

核心对外围的剥削，其中心机制已从技术不平等——高附加值对低附加值——转向对知识产权的租金提取。因为失去知识产权就会使大公司变得无足轻重，它们会拼死保住知识产权，甚至超出严格竞争力所要求的范围，并采取其他方面看来相当“不理性”的行为来防止自身变得多余，例如美国电影协会和美国唱片业协会疏远消费者的做法。^[98]

罗宾逊承认，分布式制造仍因公司拥有“知识产权”而处于公司框架的控制下；但他认为，知识产权越来越难执行，会在不久的将来侵蚀这一框架：¶

……与其问企业是否还会继续使用知识产权，不如考察知识产权能否继续适用或得到执行，也许更有成效。这在虚拟和信息领域非常明显——游戏、软件、游戏机系统、音乐、电影、电视、新闻、书籍等的“盗版”和自由复制——而且在技术硬件领域也越来越如此。成长中的南方经济体，尤其是名声在外的中国，往往或者知识产权制度有限，或者执行宽松；这意味着，跨国公司在那里生产的任何东西，都还会被以相同质量复制或仿冒，供本地市场使用，有时也进入国际贸易。我怀疑，南方政权很清楚知识产权在核心对外围的剥削中居于中心地位，其宽松态度相当有意为之。但这部分也反映了南方国家支配社会能力的限度，以及跨国网络——例如有组织犯罪网络——日益成熟；它们能够十分有效地规避、渗透和对抗国家。^[99]

在另一处，罗宾逊精彩地指出了工业领域与政治领域中假晶衰败的相似之处：¶

我认为，1970年代危机的一部分与网络和等级制有关。“旧”制度高度等级化，但相对于网络，它的某些结构性弱点正在造成问题；美国在越南的失败尤其重要。……自1970年代以来，这一制度始终在寻找网络与等级制的混合形式，以利用和攫取网络的力量，同时避免“混乱”或制度崩溃。我们在许多领域都能看到这一点：准时制生产、外包和裁员、利用本地子公司、合同外包、军事革命、全谱优势、通过跨国机构实行间接统治、尼克松主义、协同治理、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等团体的重要性提高、商业网络、终身学习、全球城市，当然还有互联网等新技术的发展。……

从中期看，权力流向网络大概已不可逆转；资本与国家要么战斗至灭亡，要么创造某种或多或少稳定的过渡形式，使自己继续存在一段时间。后者的端倪已经出现，但前者仍更占优势。我认为危机会这样加深：大片地区将游离于国家和资本主义控制之外，只在边缘上被纳入，或者完全不被纳入；这已经发生在阿富汗、西北边境省、安第斯、索马里等地，也在棚户区和自治中心以地方形式发生。我还预计，随着资源集中于全球城市、开采带来的生态影响、新自由主义关闭原先起整合作用的中介机制，以及因工作数量太少或顺从要求日益增多而被排除的人群不断扩大，脱离领土控制的区域将继续扩展。最终，这些边缘空间将成为各种新生活形式繁衍之地，并相对于同质化、命令式、强制性的核心，形成一个吸引极。^[100]

只要国家仍能成功支撑集中化的公司经济秩序，自由意志主义与去中心化的技术和组织形式，就会被纳入旧有集中化等级框架。随着制度接近可持续性的极限，这些要素会越来越成为现行制度内部的不稳定力量，并预示继起的制度。等制度最终达到这些极限时，这些要素便会——借用马克思的话——挣脱国家资本主义的外壳，成为一个根本不同社会的构件。简言之，我们正在旧社会的壳内建立新社会的基础。¶

而假晶的第二阶段正在衰弱。例如，耐克式“把一切外包”、仍以公司控制小型制造工坊群岛的模式，虽然在美国企业中依然相当普遍，但其他地方的小分包商已越来越反抗大公司客户的支配。在意大利和日本，分包商彼此联合，创建柔性制造网络，减少对任何单一产品销路的依赖。^[101] 结果是，公司总部越来越成为网络中的一个冗余节点——一个可以绕开的冗余节点。¶

事实上，耐克模式本身就极易受到这类绕行的冲击。正如戴维·波拉德（David Pollard）观察到：¶

在解释互联网现象的著名论著中，多克·塞尔斯（Doc Searls）、戴夫·温伯格（Dave Weinberger）等人说，使互联网如此强大、如此富有韧性的，是它没有控制“中心”、没有等级结构：所有价值，都是由数百万人在“末端”增加的。如果有人试图破坏它，这数百万用户只需绕过破坏即可。越来越多证据显示，同样的现象也在企业中发生；企业长期受规模不经济与官僚制之苦，创新和应变能力受到压制。可以把这看成一种“把一切外包”。……像李维斯这样的公司，如今已完全不制造任何东西：它们只把自己的标签贴到其他公司制造的东西上，再把它们分销出去；而分销也主要通过它们并不拥有的独立公司进行。^[102]

如果真正生产和分销这些东西的人，有一天认定自己有权销售完全相同的产品，不管李维斯是否拥有那枚标签，李维斯就完蛋了。¶

从一般现象看，在如此多产业中，生产能力的主要来源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同时资本设备价格暴跌、所有权广泛分散，这意味着公司雇主越来越空壳化，只能通过法律拟制维持对实物生产过程的控制。当大量实际实物生产被外包给小型血汗工厂或家庭工坊，公司便成了可以绕开的冗余“节点”；劳动者只需转向独立生产，去掉中间人，直接同供应商和销售渠道打交道。¶

与加尔布雷思四十年前写作时相比，今天大型汽车制造商与零部件供应商之间的关系，就是假晶第二阶段弱化的一个好例子。在《新工业国》的描绘中，大制造商与供应商的关系，是单方面的市场控制。如今，丰田在美国的工厂，与底特律三大车厂共用约三分之二的汽车零部件供应商。^[103] 唐·泰普斯科特（Don Tapscott）和安东尼·威廉姆斯（Anthony Williams）指出，一辆车价值的一半以上，如今已由电气系统、电子设备和软件构成，而不是机械工程产品；到2015年，供应商将承担大部分研发与生产。^[104]¶

单就供应商的技术能力而言，零部件供应商完全能够生产通用替换零件，与汽车巨头竞争；能够为通用或丰田的平台生产相互竞争的模块化部件；甚至能够联网合作，依托通用或丰田的底盘和发动机缸体，制造全新的汽车设计。阻止它们这样做的，只有商标法和专利法。¶

事实上，供应商网络已开始彼此承担设计职能，尽管仍是通过合同为大公司客户服务。例如，以前波音设计师负责制定每个独立零件的全部详细规格，供应商只需严格按订单执行；随后波音在自己的工厂组装这些零件。但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指出，如今“供应商从零开始共同设计飞机，并把完整的分总成运到波音工厂……”波音不再把所有研发控制在内部，而是“把重大的创新责任交给供应商……”^[105]¶

一个可能已接近转折点的早期信号，是中国近乎地下的“山寨”企业。尽管常被轻视为单纯的仿制品生产者，它们实际上不仅在技术设计上，也在供应链效率和应变速度上极富创新性。山寨经济类似“第三意大利”的柔性制造网络。值得注意的是，跨国公司的供应商网络已经开始在地下运作，为山寨企业提供零部件。¶

生产商说，接入大品牌的供应链很容易。“工厂利用夜班替其他公司生产，是极普遍的事，”不久前还在这里经营一家山寨公司的张海珍说。“如果订单超过5,000部手机，没有人会拒绝。”^[106]

中国摩托车工业很好地说明了这些趋势。其许多主要设计，是对日本产品进行逆向工程的结果；而这一行业的研发模式，则建立在许多小型独立参与者之间联网合作的设计工作之上。这些逆向工程制造的摩托车，并非在所有主要细节上简单照抄日本原版设计；它们在原设计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在许多方面优于原版。“供应商并不是精确复制日本车型，而是利用界定宽松的规格，修改和提升自己零部件的性能，往往还与其他供应商合作。”^[107]¶

而据黄邦维（Bunnie Huang）说，最近有迹象显示，中国本土汽车公司已经生产未经授权的卡罗拉版本。他看到一辆貌似丰田卡罗拉、却挂着中国比亚迪汽车公司标志的车。¶

所以我看到它时，并不确定这是一辆标准卡罗拉，被当地爱好者贴上了比亚迪徽标；还是比亚迪仿造了我们熟悉的丰田品牌汽车。或者，事情出现某种奇怪转折，丰田如今通过合法业务关系，让比亚迪在中国代工自己的汽车。我不知道哪一种是真的；但据看过这张照片的人告诉我的传言，它实际上是一辆山寨丰田，使用的是在黑市买到、从丰田偷出的图纸。据说，中国有一位研究汽车工业的人把其中一辆拆开，注意到焊接是手工完成的；原设计中的焊接应由机器完成。由于手工焊缝的一致性和质量低于机器人焊接，这辆车就不再具有足够的碰撞安全性。还有其他偏离，例如前灯使用廉价塑料透镜。不过我能看出，制造一辆山寨卡罗拉，很可能是一项有效练习，让本地工程师速成掌握世界级汽车制造。^[108]

总体而言，公司总部对供应商的控制正越来越薄弱。早在十年前，内奥米·克莱恩就指出，那些“相互竞争的品牌……往往在同一工厂并排生产，由同一批工人粘合，在同样的机器上缝制和焊接”。^[109]¶

E. 圈占数字公地也无法突破价值攫取的限度

米歇尔·鲍文斯指出，通过占有观念、设计和技术来攫取价值，正变得越来越不可能。这些正是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所说构成制成品价格的各种“无形附加物”与“智力”。这一变化给资本主义带来了可持续性危机。“认知资本主义”是资本试图适应从实物资本转向人力资本，并从非物质领域攫取价值的方式。鲍文斯援引麦肯齐·沃克（McKenzie Wark）的理论：一个新的“向量主义”阶级“已经出现，它控制信息的向量，即信息与创意产品为了实现交换价值而必须经过的渠道”。这描述了“过去四十年——比如说1968年之后时期——的过程：以知识为基础的竞争，以及争夺知识资产的竞争极其激烈，导致科学与技术公地被空前削弱”。^[110]¶

认知资本主义的兴起，是为了解决旧有资本主义增长模式不可持续的问题；旧模式依靠外延增加实物投入，以及向新地理区域扩张。鲍文斯以古代奴隶经济作类比：当外延发展的道路——扩张到新领土，获得新奴隶——被封闭之后，奴隶经济便难以为继。奴隶制度达到对外扩张的限度时，便通过封建庄园制度转向集约发展，把奴隶变为有动力更有效耕种土地的农民。¶

外延发展的替代方案，是集约发展，正如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变。但请注意，要实现这种转变，制度本身必须改变，核心逻辑不再相同。因此，我们当前经济的梦想就是集约发展，在非物质领域增长；体验经济基本上就是这个意思。它表达的希望是，商业能够在非物质的体验领域中继续增长。^[111]

而作为全面监视社会及版权封锁的执行者，国家是这一商业模式的核心。约翰·瑟德贝里（Johann Soderberg）把国家资本主义下的价值实现危机，与资本日益依赖国家从社会生产中攫取价值、再分配给私人公司所有者的现象联系起来。这既表现为“知识产权”法律，也表现为从纳税人流向公司经济的直接补贴。他特别比较了两种做法：旧苏联为保护本国精英权力而监控复印机；美国为保护公司权力而监控数字复制手段。^[112] 科里·多克托罗（Cory Doctorow）指出，考虑到美国曾向后苏联政权施压，要求其执行全球数字版权制度，这种局面尤其讽刺：“后苏联时代的俄罗斯，为保护迪士尼和环球公司，放弃了来之不易的新闻出版自由！”^[113] 如果想到苏联时期使用的“地下出版盗版者”这个说法，就更显双重讽刺。¶

考虑到数字革命的技术前提，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国家资助下发展出来的，詹姆斯·奥康纳有关资本经营费用中越来越大比例由国家承担的论述，在这里也适用。¶

通过人为稀缺和人为财产权，把效率提高所产生的价值攫取到手，是保罗·罗默（Paul Romer）新增长理论的核心。看看他接受《理性》杂志罗恩·贝利（Ron Bailey）采访时的说法：¶

《理性》：但市场中有一种叫作专利和版权的机制，给观念提供准财产权。

罗默：这正是这一理论的核心。只要你利用市场制度来完善观念，并把它们投入实际应用，我们就必须建立某种对观念的控制。这可以通过专利，也可以通过版权，甚至可能通过保密。一个公司可以对它所知道如何做的许多事情保密。……因此，要依靠市场——而我们确实必须依靠市场来发展许多观念——就必须有某些控制机制，以及让人通过发展这些观念获利的机会。

……

罗默：过去有一种简单化的看法，认为垄断总是坏的。这种看法立足于物品领域：如果只有物品，而你看到某人的成本显著低于价格，那么打破垄断、让竞争自由发挥作用，就是好主意。因此，在实物领域，有理论理由说明为什么绝不应该容忍垄断。但在观念领域，必须有一定程度的垄断权力。垄断有某些非常重要的好处，也有某些潜在成本。你必须做的，是权衡成本和收益。

不幸的是，这种权衡检验取决于具体情况，因此我们没有一般规则。比较一下书籍版权的成本收益与人类基因组专利的成本收益：它们差别极大，所以我们必须建立能够对不同情形作出不同回应的制度。

罗默虽然把“科学”领域与“市场”领域作对比，认为应当在两者各自的开放文化和专有文化之间寻求适当中间道路，但有意思的是，他把“知识产权”视为“市场”的一项制度。¶

罗默也说得很清楚：他所谓“增长”，指的是以货币化交换价值衡量的经济增长。¶

罗默：……我说增长可以继续，是什么意思？我不是说人口数量增长，甚至也不是说实物数量增长；因为显然，不可能让每个人掌握的物质量指数式增加。今天地球上的物质量，与十万年前相同，我们永远不会再多得到一些。我所说的是价值增长；创造价值的方法，就是把固定数量的物质，从不太值钱的形态重新组合成值钱得多的形态。^[114]

罗默的思想，是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后工业主义论题的另一个版本。按照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的概括，这一论题主张：¶

（1）生产率和增长的来源在于知识生成，并通过信息处理扩展到经济活动的一切领域。

（2）经济活动将从商品生产转向服务提供。……

（3）新经济将提高那些在工作中包含大量信息和知识的职业的重要性。管理、专业和技术职业的增长，将快于其他任何职业类别，并构成新社会结构的核心。^[115]

问题在于，后工业主义会消解自身：技术进步摧毁了从技术进步中攫取价值所必需的条件。¶

技术创新与效率提高，按其本性会摧毁增长。在不存在进入壁垒限制竞争的自由市场中，任何降低生产既定产出所需投入成本的事物，都会降低交换价值，即价格。而由于GDP是衡量已消耗投入总价值的核算机制，效率提高会缩小“经济”的规模。¶

罗默的模式本质上是熊彼特式的。要收回创新支出，价格就必须反映平均成本，而非边际成本。因此，罗默的熊彼特式框架，排除了竞争市场中的价格接受行为；相反，它预设某种市场权力，即“垄断竞争”，使企业能够定价以覆盖成本。罗默认为，他以创新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模式，与价格接受行为不相容。一个在创新上投入巨资，却只按边际成本出售产品的企业，不可能作为价格接受者生存。因此，创新的收益尽管按其性质是非竞争性的，也必须通过“知识产权”法律，至少在部分程度上具备排他性。^[116]¶

某些右翼自由意志主义者嘲笑大政府自由派把“就业”当作目的本身，而不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但罗默关注“增长”和“收入增加”，而不关注获得某种消费品所需的劳动量，正是同一种谬误的例子；当然，贝利还在为他叫好。¶

杰夫·贾维斯（Jeff Jarvis）提出，创新通过提高效率，导致的不是增长，而是“收缩”，由此引发了一长串讨论。留在顾客口袋里的钱，即使再投资于生产率更高的用途，也可能只影响小企业部门，甚至不会出现在计量经济统计中。^[117]¶

安东·施泰因皮尔茨（Anton Steinpilz）顺着贾维斯的观点提出，节省的资本支出也许根本不会以其他地方支出增加的形式重新出现，而是可能——本质上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以闲暇增加的形式进入消费者口袋，和／或以技术性失业的形式强加给劳动者。^[118] 大约同时，埃里克·里森斯（Eric Reasons）提出，创新正被传递给消费者，造成“大规模通缩”，以及总体上“涉及的钱更少”。^[119]¶

里森斯在随后一篇博文中，进一步阐述了效率提高导致大规模通缩的观点。他认为，问题在于：旧有专有内容产业的价格通缩，虽然让钱留在消费者口袋里，使其受益，但这些消费者中许多人，恰恰受雇于被新商业模式淘汰的产业。¶

实际上，限制知识产权供给的约束正在缓慢消失。有效供给增加，价格便暴跌。不相信？你如今买音乐所花的钱，很可能比十五年前少，而收藏却比以往更多、更丰富。你看电视新闻的时间，以及买报纸的钱，很可能比十年前少，却更了解时事。

我不至于说知识经济将根本算不上一种经济，但从金钱衡量，无论就消费者成本，还是就其创造的岗位而言，它都是一种正在缩小的经济。^[120]

这里的问题显然是收缩，不仅仅是多余资本和购买力转向新的对象。例如，Craigslist雇用的人，比它摧毁的产业少。里森斯认为，理想状态是消除非生产性活动，同时以价格下降抵消工时减少，使劳动者体验到的通缩，是劳动投入与消费之比的下降：¶

考虑到目前知识产权消费的规模——音乐、软件和报纸等受版权保护的材料，以及几乎其余所有受专利保护的商品——我们难道不能利用这种通缩，缓冲工资下降的冲击吗？我们的收入中，有多大一部分花在知识产权及其衍生产品上？如果生活成本下降的同时工资也下降，我们真的就那么糟吗？可以说，通缩是双向作用的。……

华盛顿出台的每一项经济政策，都是试图维持一种在全球市场中无法维持的现状。这或许能暂时膨胀经济中的某些部门，但最终留给我们的，只有制造错误产品的公司，以及从事错误工作的人。你知道那句话：“通用汽车走向哪里，国家就走向哪里。”^[121]

与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和凯文·凯利（Kevin Kelley）这样的“免费”乐观派相反，里森斯怀疑，专有内容租金的减少，无法由其他领域的货币化收入来替代。专有内容产业的收缩，不会被其他地方的增长一比一地取代；价格下降，也不会被需求转向其他地方一比一地抵消。^[122]¶

Techdirt的迈克·马斯尼克（Mike Masnick）赞扬里森斯的分析，但从相当传统的立场出发，认为它并不完整：¶

所以，这是一种思考威胁面的好办法。不幸的是，我不认为埃里克把思考一直推进到另一面——机会面——而我们在上面第一个链接中试图强调的正是这一点。埃里克说，这种“通缩”使部门缩小；但我不认为这说对了。它让依赖人为稀缺商业模式的公司缩小，却不会使整个部门缩小，只要你正确定义市场。经济效率可能让某些市场分部缩小，甚至消失，但会扩大整体市场。

为什么？因为效率让你以同样投入获得更多产出，市场更大了！棘手之处在于，产出发生在哪里可能会改变。而在处理我一直称为“无限商品”的东西时，你可以给市场带来乘数效应，因为很大一部分“产出”现在可以零成本无限复制。那些不再把它们看作“违背我们意愿被复制的商品”，而开始意识到它们是“更广泛市场的投入，而且我们无需为任何分销或推广付钱”的人，会拥有大得多的机会。只是这些机会不再来自人为稀缺，而是来自丰裕。^[123]

里森斯在马斯尼克文章下的一则评论中回应道，评论标题恰当地叫作“这个杯子是所需大小的两倍……”：“这种效率，会使它所影响的经济市场，在经济与资本意义上‘收缩’。这并不意味着可得产品的种类数量会减少，减少的只是所涉及的资本。”^[124]¶

米歇尔·鲍文斯写了一篇有关这场讨论的博文，里森斯在文下评论中，把这一判断说得更鲜明：¶

在这个问题上，我当然不想同迈克·马斯尼克硬碰硬，但我确实试图在评论中澄清：不是我看不到“知识经济”中的机会，而是价值可以在资本无法从中获取回报的地方被创造。诀窍在于获取这种价值，并分清哪些地方资本能够、哪些地方不能增加价值。知识经济中当然有钱可赚，问问谷歌或Craigslist就知道；但它们引入了如此深刻的效率，使其触及的市场发生通缩，速度远远超过人力资本重新部署到其他市场的速度。由于大量资本依赖那些闲置人力资本所产生的消费主义，通缩便接踵而来。^[125]

新古典经济学家无疑会把里森斯的论证，以及其他技术性失业理论，斥为“劳动总量谬误”的变体。但他们用这个陈腐标签一笔勾销，本身就暗含一个远非不言自明的假设：需求具有无限的向上弹性。¶

LewRockwell.com的一位作者从奥地利学派立场出发，以最粗俗的方式表述了这个假设：¶

要知道，严格来说，“正确”的失业率是零。理论上，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是无限的。我自己对商品和服务的欲望没有限度，其他任何人也一样。所以，即使人人全天候工作，也永远无法满足全部潜在需求。问题只是要允许人们按别人愿意且能够支付的工资工作。^[126]

这不仅暗中违背了奥地利学派认为资本投资提高劳动生产率、从而缩短工作时间的论证——例如见本章其他地方引用的乔治·赖斯曼——而且几乎荒谬得像漫画。如果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受劳动负效用的约束，那么就意味着：没有最低工资规定时，人们即便不会全天候工作，也至少会利用一切可能的清醒时间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无限需求与劳动负效用之间存在权衡，那么需求就不具有无限向上弹性。一部分生产率增益会以闲暇增加的“漏损”形式消失，而不是用于消费新增商品产出。这意味着，即使劳动需求具有一定弹性，也不会与劳动生产率增长得同样快。¶

经济学家汤姆·沃克（Tom Walker），别名“Sandwichman”，把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投入揭穿“劳动总量”这一粗糙稻草人。他承认有些困惑：为什么正统经济学家在这个问题上如此声色俱厉？毕竟，他们斥为“劳动总量谬误”的推理，其依据若“由经济学家来使用，……就变成高深博学的‘其他条件不变’戏法”。^[127]¶

在对消费品需求的现有水平给定时，劳动生产率的任何提高，都会减少可用工作时数的总量。¶

当然，正统经济学家会说，“其他条件”从来不会“不变”。但一个部门工资支出下降所释放的需求，会自动一比一地转化为另一个部门需求及就业的增加，这本身绝非不言自明。如此强烈地相信这种转化必然发生，以至于有足够自信为持异议者发明一种新的“谬误”，在我看来，这种信念与其说属于经济学，不如说属于神学。¶

在凯西论证引发的一场讨论中，P. M.劳伦斯（P. M. Lawrence）在私人邮件里表达了相似看法：¶

我一直认为，在任何领域分析瞬时反应时，“总量固定”推理都完全合理，因为在供求作出反应、总量发生变化之前，总有一段滞后；这意味着，在那些较长时期到来之前，它对生存问题至关重要，而且你还可以用它，以数学或文字建立模型，说明这个总量事实上如何随时间改变。……^[128]

罗默新增长理论的这些缺陷，更具体地适用于认知资本主义中的“进步”和“绿色”支流。比尔·盖茨和理查德·佛罗里达，是这一倾向的典型代表。佛罗里达明确提到罗默的新增长理论，说它“赋予创造力或观念生成以核心作用”。但他从未直接回答：除非通过人为财产权把“观念生成”资本化，使其成为租金来源，否则它究竟如何能成为经济增长来源。他引用了罗默的一段话，却似乎没有领会其真正含义：“我们不习惯把观念视为经济物品，但它们肯定是我们生产的最重要经济物品。”“经济物品”就是具有交换价值的物品；而观念只有在受到垄断时，才会有交换价值。佛罗里达继续阐释罗默的理论，认为一个观念可以反复使用，“而且实际上越用越有价值。它提供的不是递减收益，而是递增收益”。这表明他没有把握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之间的区别。观念确实可以通过减少生产一个单位消费品所需的劳动和物质投入，越用越使生活水平呈指数式提高。但在此过程中，它会降低交换价值，使边际收益降至零。创新会导致经济价值内爆。^[129]¶

尽管佛罗里达盛赞网络与自由择业，他本人却假定现有公司经济将大体延续。¶

在追踪经济转变时，我常说，我们的经济正从一个由大公司界定、以公司为中心的旧制度，转向一个更加由人推动的制度。这种看法，不应与“大公司正在消亡”这一毫无根据的愚蠢观念混淆。我也不相信那种围绕小企业和独立“自由从业者”组织经济的幻想。公司，包括极大的公司，显然依然存在，依然具有影响力，而且很可能永远如此。^[130]

一个相关神话是，大公司时代已经结束：它们已失去用处，权力已被打破，最终将与其他大型组织形式一起淡出。经典比喻是笨重的恐龙被灵巧的小型哺乳动物淘汰、取代；这里的取代者，就是灵活的小型初创企业。……

但大公司绝没有消失。微软和英特尔，以及甲骨文、思科、IBM和美国在线时代华纳，继续控制所谓信息经济的大部分。从通用汽车到通用电气、通用动力和通用食品，大型工业企业仍然生产全国大部分商品。我们的钱，管理它的不是新秀，而是大型金融机构。驱动经济的资源，同样由巨型公司管理和控制。……

经济和自然一样，是一个动态系统。新公司形成，并帮助我们推动经济向前；有的消亡，有的继续壮大，成为微软和英特尔那样的大公司。一个仅由短命的小型实体组成的经济，其可持续性不会高于一个仅由昆虫组成的生态系统。^[131]

佛罗里达没有解释，大型组织究竟为何必要。大型等级组织最初产生，是因为生产需要巨额资本支出，必须管理和控制这些资本资产。当大多数生产的实物资本支出下降一两个数量级时，大型组织还有什么必要？微软和英特尔的巨大规模，在多数情况下——当然，微芯片制造厂所需的巨额资本支出除外——源于硬件专利、软件版权等；它们人为增加所需资本支出，以其他方式提高进入壁垒，由此把这些公司锁定在人为形成的控制地位。¶

佛罗里达对小企业经济所谓的不稳定性大惊小怪，但那只是稻草人。第六章将会看到，由小企业组成的联网工业生态，通过共同平台的模块化设计，实现稳定和持久。个别生产者可以来去，但共同规格与协议会延续。¶

佛罗里达关注基于自由择业的个人职业路径，以及公司内部的“创造力”文化，却忽视制度结构和规模的真正变化，这让我想起查尔斯·赖希（Charles Reich）在《美国的绿化》中的方法。赖希所设想的巨大转变，基本不过是保留巨型公司和中央政府机构，只是让里面全都换成戴串珠、穿喇叭裤的人——你懂的，老兄，他们的思想是对路的。¶

但面对从非物质领域攫取价值的能力日益衰弱，这种办法如今正在失败。把价值实现的负担转嫁给国家的策略，无法持续。强加密，加上BitTorrent的普及以及DeCSS反抗等事件——见本章后文——已经表明，“知识产权”归根结底无法执行。J. A.鲍韦尔瑟（J. A. Pouwelse）及其合著者估计，文件共享技术持续的指数式进步，将使版权“到2010年时无法执行”。^[132] 他们特别提到：¶

使用暗网进行匿名下载、上传和内容注入。暗网既妨碍互联网审查，也妨碍版权法执行。freenetproject.org在2000年就已经创建了暗网，但速度慢、难以使用，内容也少。暗网在P2P平台的第二项基本特征上存在困难：完全匿名既要耗费额外带宽，也难以与强制要求资源贡献相结合。到2010年，暗网应当能够利用社交网络，提供与传统P2P软件相同的性能。目前没有有效的法律或技术办法能够阻止暗网，除非禁止通用计算。已有令人信服的论证表明，安全计算和数字版权管理（DRM）等技术无法阻止暗网。^[133]

而事实上，Ars Technica早在2007年就报道，大学管理者应美国唱片业协会要求禁止P2P，反而使学生成群地迁往暗网。^[134]¶

规避技术的迅速发展，与一代人的文化态度发生了强有力的交汇：对这一代人而言，行业的“反偷歌”宣传，与《大麻疯狂》一样荒唐得令人笑破肚皮。Girlintraining在Slashdot一篇文章下评论这种宣传时说：¶

以前我读到这样的东西，会感到不安。但后来我意识到，我们整整一代人都知道那是胡扯。他们无法从理论上解释。他们并不真正理解法律的细微差别，也不真正理解围绕艺术家权利或其他类似问题的争论。他们真正理解的只有：有些大公司因为普通公民零星下载了几首歌，就向他们索取数万乃至数十万美元。直觉上显然，这绝不可能值那么多钱。

整整一代人已经无视版权法。版权究竟有没有用，已经不重要。它们就算放出恶犬和黑色直升机，也不会真正改变人们的态度。它们关闭多少网站、毁掉多少人生，都无关紧要；它们已经输掉文化战争，因为逼得太狠，整体上疏远了人们。这些公司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假借法律之名，把成本转嫁给政府和其他公司，绝望地争取继续存在的意义。而它们正在做的恰恰就是这些。

这对普通人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用谷歌搜索，在不断变化的网站版图中来回漂移。我们通过电子邮件、即时消息和社交网站口耳相传，告诉彼此哪里能找到最新的免费电影、音乐和游戏。如果你赚的钱不足以参与娱乐商品的人造市场，你不会把自己排除在外，而是转向灰色市场。世界上一切技术、法律和哲学障碍，到头来都无济于事。有一个人数不多的核心群体，理解这些利益集团的行为意味着什么，不断寻找办法，把它们的商品和服务解放出来，放到灰色市场上“出售”。从经济和政治意义上说，这与禁酒令完全相同，只不过我们走私的是数字文件，而不是酒。

数十亿美元已经被花出去，用来对抗三十年前一群不善社交、心怀不满、在自家车库里工作的少年提出的一个极其简单的想法：信息想要自由。其实信息没有欲望，想要自由的是人。我们可以靠强势媒体宣传改变吸烟态度，可以说服人们投票给某位候选人，让他们购买其实并不需要的商品和服务；但我们无法改变的，是一代人用来建立新社会的基础。^[135]

科里·多克托罗并不怎么喜欢开源运动中意识形态色彩较浓的一翼，他称这些人为“散发广藿香气味的信息嬉皮士”。他说，问题不在于“信息想不想自由”。事实只是：“计算机是复制比特的机器，一旦你……把某样东西变成比特，它们就会被复制。……如果你的商业模式建立在比特不会被复制的假设上，你就完蛋了。”^[136]¶

如果你正在想：“但DRM不必防得住聪明攻击者，只要防得住普通人就行！……”请举手。

……我不必成为破解高手，才能打破你的DRM。我只需要知道怎样在谷歌、Kazaa或其他通用搜索工具中，搜索那些比我聪明的人已经提取出来的明文。^[137]

以前，防复制公司的策略是这样的：“我们会让购买这份数据，比制作未经授权的副本更容易。这样，只有超级技术宅和缺钱却有时间的人，才会费事复制而不购买。”但每当一台个人电脑接入互联网，其主人又学会使用谷歌——或海盗湾——这样的搜索工具，第三种选择就出现了：直接从互联网上下载一个副本。……

写下这些文字时，我正坐在上海的一间酒店客房里，身处中国防火长城之后。理论上，我无法访问报道北京负面消息的博客服务，例如WordPress、Blogger和LiveJournal，也无法访问图片分享网站Flickr和维基百科。当地真理部那些理论上无所不能的官僚，已调动最优秀的工程人才来阻挡我。好吧，这些家伙也许能够下令处决政治犯、摘取他们的器官供党员使用，但在阻止中国人……访问全球互联网这件事上，却彻底失败。世界贸易组织如今正向中国挥舞刀剑，要求它想办法阻止中国人未经许可观看布鲁斯·威利斯的电影；可是中国政府甚至还没弄明白，怎么阻止中国人在网上阅读煽动革命的文字。^[138]

文件共享网络涌现的速度，超过了它们被关闭的速度。Napster刚被关闭，公众就迁往Kazaa和Gnutella。Kazaa被关闭后，它的创办人又建立了Skype和Joost。其他文件共享服务也在Kazaa的生态位中兴起，例如俄罗斯的AllofMP3；世界贸易组织刚把它扼杀，它就换一个新名字重新出现。^[139]¶

同侪生产和开源模式的扩散，加上作为价值攫取基础的“知识产权”规则越来越难以执行，正在创造“一个广阔的新信息公地……它越来越脱离认知资本主义的控制”。^[140] 因此，资本无法再在认知领域凭所有权实现回报。鲍文斯解释道：¶

1. 非货币价值的创造是指数式的。
2. 此类价值的货币化是线性的。

换句话说，通过社会关系与集体智慧直接创造使用价值……与商业和金钱实际上只能攫取其中一小部分价值这一事实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创新正成为……网络的一种涌现属性，而不是公司内部的研发事务；资本正变成创新实现过程中事后的介入，而不是创新发生的前提。……

这预示着一场价值危机……但本质上也是资本积累危机。而且，我们缺乏一种机制，让现有制度世界把从社会世界获得的东西重新资助回去。因此，在所有这些问题之上，还有社会再生产危机。……

所以，尽管市场与实物资本私有制仍会存在，“新兴体验经济既然是在非竞争性交换的世界中运作，其核心逻辑就不大可能是资本主义”。^[141]¶

道格拉斯·拉什科夫（Douglas Rushkoff）所说数字文化摧毁加利福尼亚经济的方式，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事实是，大多数互联网企业不需要风险资本。这些技术的美妙之处，就在于它们把价值创造去中心化。任何拥有个人电脑和带宽的人，都能编写下一个Twitter或Facebook插件、下一个iPhone应用，甚至下一个社交网络。几千美元也许有帮助，但风险投资者想要——必须——投入的数亿美元，根本不需要。……

银行危机始于互联网行业，因为这里出现了一个无需巨额资本投资就能增长的业务部门。（我曾整整一夜与一位年轻创业者通电话，他从一家风投公司获得2,000万美元，我们试图想出究竟如何把它花掉。结果，只能想出200万美元的可能开支。）如果银行的钱不再被需要，银行该怎么办？……

于是它们倒闭，税基下降，那些更多建立在债务结构而不是生产上的公司，也跟着倒闭，我们便遭遇经济危机。是的，这一切都是互联网造成的。

但这也正是当前危机应当同时被视为值得庆祝之事的原因：互联网通过分散我们创造和交换价值的能力，真正完成了它本应完成的事情。

毕竟，这才是真正的梦想。不是仅仅来回传递消息，而是消除交换中的中介。去掉中间人，让人们直接接触、直接交易。

简单地说，这样做更便宜。里面的钱更少。对我们这些进行交换的人而言，未必更少；但对那些传统上从我们的活动中提取价值的机构而言，钱更少。如果我无需向银行借一大笔钱，就能创造一个应用，甚至一个像这样的网站，那么我也就在削弱美国最大的产业——金融。

我们当然会为一个州的经济崩溃，以及许多即将步其后尘者而哀悼；但至少必须承认真正的罪魁祸首。因为数字技术不仅扼杀了投机经济，也已准备好为我们建立一个真实的经济。^[142]

数字创造实际需要的实物资本支出，根本不可能吸收任何接近那些寻找有利可图投资出口的剩余资本规模的资金；除非利用人为财产权与人为稀缺，排除公司“知识产权”所有者之外的一切独立生产，并强制要求与生产实际所需实物资本完全无关的支出。而这类人为财产权事实上正越来越难以执行，因此，面对低固定成本生产，公司资本既无法抵挡其投资资本日益多余的趋势，也无法通过压制低成本竞争、制造人为稀缺来攫取价值。¶

当然，如果从创新者而非风险投资者的角度看待这一转变，它就是积极得多的发展。米歇尔·鲍文斯把互联网泡沫破裂和Web 2.0兴起，描述为创新与创业同资本脱钩，以及创新转向联网社区。¶

作为互联网创业者，我亲身经历了狂热期和低迷期；那段经历改变了我的人生，因为我和其他人在当时有了一个重要发现。当时和现在一样，所有专家都预测，没有资本，创新就会停止，互联网高速增长的时代将在可预见的时期内结束。现实却恰恰相反，一件表面上极其奇怪的事发生了。事实上，我们所知道的几乎一切——Web 2.0、社交与参与式媒体的兴起——都诞生于那场低迷的熔炉中。换句话说，在投资下降期间，创新没有放缓，反而增加。这表明，一种新趋势正在发挥作用：资本主义越来越与创业分离，而创业则成为通过开放协作平台展开的联网活动。

原因在于，互联网技术从根本上改变了创新与资本的关系。在互联网之前，在熊彼特式世界里，创新者需要资本来开展研究，然后研究成果得到版权和专利保护，再投入更多资金建设必要的工厂。在后熊彼特世界中，富有创造力的人通过互联网聚集，创造新软件或各种知识，廉价建立协作平台；矛盾的是，他们只有在获得成功、服务器面临过载崩溃风险时，才需要资本。例如，BitTorrent是互联网上交换多媒体内容最重要的软件，它由一位程序员创造，靠创造性地使用几张信用卡维持生活，融资为零。但互联网不只服务于个别富有创造力的人，它也让大型社区能够通过平台合作。极其重要的是，这并不限于知识和软件，也包括知识与软件使之成为可能的一切，其中包括制造。任何需要实物生产的东西，首先都必须进行“虚拟设计”。

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创新或社会生产，而且越来越承担了大多数创新。^[143]

第五章将会看到，实物生产所需的初始资本支出，也正以完全相同的方式急剧缩减；这意味着风险资本也会失去制造业中的大部分投资出口。¶

因此，冯·米塞斯那条奥地利学派教义——提高实际工资的唯一办法，是增加投资资本的数量——被证明依赖于一个错误假设：生产率与投入资本的纯粹数量之间，存在某种必然联系。乔治·赖斯曼以最粗糙的方式表现了这种倾向。¶

从亚当·斯密到米塞斯，真正的经济学家都阐明了这样的真理：在市场经济中，富人即资本家的财富，绝大部分投资于生产资料，即工厂、机器设备、农场、矿山、商店等等。这些财富、这些资本，生产普通人购买的商品；随着资本积累越来越多，使劳动生产率不断提高，它也就带来数量越来越大、品质不断改进的商品，供普通人购买。^[144]

但这一观点，是二十世纪大多数规模经济假设的核心，也是不受质疑地支撑钱德勒和加尔布雷思这类自由派管理主义者著作的前提。¶

奥地利学派把资本投资数量当作生产率来源的执念之所以过时，同样的理由也使马克思主义把“积累的社会结构”视为增长引擎的理论过时。在这类理论中，技术创新为新一轮投资长波提供基础，以吸收剩余资本。某种新基础设施的建立，既是资本的长期蓄积池，也是新生产率水平的基础。¶

戈帕尔·巴拉克里希南（Gopal Balakrishnan）在《新左翼评论》中正确指出，这一次资本主义已无法通过新的康德拉季耶夫长波周期重获生机，也就是建立“新的社会技术基础设施，取代现有固定资本网络”。但他错误地把这归结为无力承担费用——仿佛生产率增长必须依赖巨额资本支出——或者技术停滞。坦率地说，他所谓“技术停滞”的主张，令人极其惊讶。他把深圳、艾米利亚—罗马涅以及各种公司供应商网络中，以不同形式盛行的柔性制造模式下作业工坊的外包生产，等同于较低的技术发展水平。^[145] 但生产从旧有大规模生产工业昂贵、资本密集、产品专用的基础设施转向作业工坊，实际上是一种惊人技术进步的结果：廉价、适合小工坊规模的计算机数控机床兴起，其生产率超过旧式大规模生产机械。巴拉克里希南所谓技术停滞，显然只是指投入新一代资本的资金减少；但资本主义危机恰恰源于这样一个事实：新技术形式使人们能够以低一个数量级的实物资本成本，实现空前生产率。奥地利学派和新马克思主义者，都把进步和生产率等同于投资资本总量，仍困在古技术时代。¶

这说明了盖茨、罗默等人的“认知资本主义”模式为什么无法持续。技术创新的自然倾向，不是增加GDP，而是摧毁GDP。GDP衡量的不是生产产出对消费者的效用，而是生产中消耗的投入价值。^[146] 因此，任何减少生产既定单位产出所需劳动和物质总投入的东西，都应当降低GDP，除非人为稀缺给商品价格设定下限，阻止其降至新的生产成本水平。¶

这本质上正是上文里森斯所指出的。克里斯·安德森在《免费》中说，微软在1990年代推出光盘版Encarta百科全书，使Encarta获得1,000亿美元销售额，同时摧毁了传统百科全书行业约6,000亿美元的销售额。而维基百科随后又进一步摧毁了传统百科全书和Encarta的销售。^[147]〔译者注：此处两个金额照译底本的100 billion与600 billion，量级疑有原书错误，尚未回查上游出处。〕¶

尼尔·库克（Niall Cook）描述，企业软件供应商正经历类似的通缩压力。¶

“商业应用的设计比以往更加重要，”JobSpot首席执行官乔·克劳斯（Joe Kraus）说。“如果我是制造公司的采购者，用谷歌地球查看竞争对手的工厂，而Siebel销售代表要我花200万美元买一套不过是包装得好看的数据库软件，这就会造成极大的脱节。”

1990年代，一些企业软件供应商忙着告诉客户，即使最简单的问题，也需要庞大复杂的系统才能解决。千禧年初互联网泡沫破裂之后，这些供应商中幸存者寥寥，它们被廉价乃至免费的替代品取代。这股趋势如今以社交软件的形式延续，丝毫未减。用户体验公司Adaptive Path的总裁兼创办人彼得·梅尔霍尔茨（Peter Merholz）说：“企业软件正从下面被一点点吃掉。”^[148]

那些老面孔宣称，需求具有向上弹性，而且无限延伸，因此一个产业成本降低，只会释放出对其他地方新增产出的需求。但里森斯指出，生产成本下降带来的低价所释放的需求，不大可能一比一地转移到新型消费品上；原因与劳动供给曲线向后弯曲相同。经济学家用这个听起来很学究的术语，意思是：劳动不像多数普通商品那样遵循向上倾斜的供给曲线，工资提高并不会一味使人愿意工作更长时间。相反，工资提高所增加的一部分收入，很可能被用于缩短工时。劳动者不大可能增加对新产品的需求，以吸收全部收入增量；更可能的情况是，总需求增长少于工资增长，赚得所需消费水平所花的时数减少。原因在于，劳动支出本身具有负效用。同理，一个产业的生产成本和价格下降，也不只是释放出对其他地方等值新产品的需求；更可能的结果是，总GDP，也就是劳动和物质投入的总支出，下降。¶

拉什科夫提到税基崩塌，尤其值得注意。我们已经看到，在投入受补贴的经济中，对这些投入的需求以指数方式增长，快于国家的满足能力。国家资本主义制度很快将达到这样一个时点：由于人为财产权租金所构成的那部分价值崩塌，在大企业最需要补贴来维持生存的同时，可征税的价值基础却正在内爆。查尔斯·休·史密斯说：¶

如果“有薪工作的终结”，会拖垮整个依赖信贷与消费的经济，以及依赖这些金融周转所产生税收的联邦政府，又会怎样？……

如果网络——它正忙着创造性地摧毁纸媒、音乐业、电影业、微软以及许多其他食利型企业——最终摧毁以收入和利润为基础的税收，又会怎样？一种现状每年需要新增借款两万亿美元才能避免崩溃，政府怎么撑得住？如果这种债务负担无法持续呢？^[149]

因此，加速国家财政危机的不仅是石油峰值，还有专有信息作为价值来源的崩塌。¶

生产的物质支出和固定经营开支急剧下降，还带来另一个结果：人力资本相对于实物资本的重要性提高。这也给标准的、由缺席所有者拥有的等级制公司企业，带来可治理性问题。与此同时，由于“知识产权”无法执行，公司越来越无法把人力资本封闭在公司边界内。五十年前，巨额实物资本支出是公司作为实物资产控制中心的主要结构基础。如今，对越来越多产业而言，进入市场所需的实物资本已经大幅缩减，而“知识产权”成为公司边界的主要结构性支柱。¶

在这种环境中，挡在旧有信息与媒体恐龙和彻底崩溃之间的，只剩它们所谓的“知识产权”——至少在这些权利仍能执行的范围内是如此。“知识产权”所有权，成了制度性等级体系权力的新基础，以及公司边界的主要结构性堡垒。如果没有这些权利，在任何基本生产设备人人负担得起、自下而上的联网又使管理变得多余的行业，自我管理的合作生产很可能会取代旧有管理等级制。网络革命如果充分实现其潜力，¶

就会导致权力和金钱的大幅再分配：从二十世纪工业式的信息、文化和通信生产者，例如好莱坞、唱片业，也许还包括广播电视机构及一些电信巨头，转向遍布全球、广泛分散的人群，以及为这些人建造工具的市场参与者；这些工具将使人们更有能力生产自己的信息环境，而不是购买现成产品。^[150]

当然，实物领域也是如此。第五章将会看到，廉价计算机数控机床革命——包括零件只需几百美元的自制3D打印机、切割／铣削工作台等——对实物生产所需资本支出的影响，几乎与桌面革命对非物质生产的影响一样激进。而旧有公司恐龙试图维持人为稀缺，避免与不断下降的生产成本竞争，其在实物领域的做法，与在非物质领域完全相同。¶

F. 针对公司管理层的联网抵抗、网络战与非对称战争

我们已经提到，人力资本相对于实物资本越来越重要，以及“知识产权”不再能可靠地为公司边界提供法律支撑，这些变化造成公司治理问题。与之密切相关的，是公司等级体系面对由消费者及自身雇员组成的联网社区所发动的非对称战争时，日益脆弱。集中化、等级制的机构，越来越容易受到开源战争的攻击。¶

1970年代初，在美国政治文化剧烈动荡之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写到“民主的危机”；他担心，美国人民正变得无法治理。在《民主的危机》中，他认为民主过度导致需求超载，制度正在因此崩溃。亨廷顿的分析，体现了过去三十年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背后的精英思维。¶

亨廷顿认为，美国作为“世界秩序体系中的霸权国家”的角色，依赖于国内的一套权力体系；本书中把这套体系分别称为公司自由主义、冷战自由主义，以及福利—战争国家，它以公众普遍愿意不干预政府事务为前提。^[151] 而这之所以可能，仅仅因为国内政治权威结构使这个国家“由总统治理，并得到行政办公室、联邦官僚体系、国会，以及更重要的企业、银行、律师事务所、基金会和媒体中的关键个人与群体的支持和合作；这些构成私人建制集团”。^[152]¶

美国作为全球资本主义捍卫者的地位，要求其政府有能力“动员公民实现社会和政治目标，并为实现这些目标而要求公民服从纪律、作出牺牲”。^[153] 最重要的是，这种能力要求民主大体停留在名义层面，要求公民愿意把有关美国社会性质的重大实质决策，交给合格的权威人士。换句话说，它要求“某些个人和群体保持一定程度的冷漠与不参与”。^[154]¶

不幸的是，“传统社会控制手段的崩溃，政治及其他权威方式的去合法化，以及对政府的需求超载、超过其回应能力”，正在严重破坏这些要求。^[155]¶

1970年代初让亨廷顿惊恐退缩的需求超载，到了1990年代末，想必已显得十分温和。互联网创造的联网抵抗潜力，使亨廷顿所谓民主危机恶化到远超他最狂野的想象。¶

联网抵抗建立在一种叫作“痕迹协作”的原理之上。“Stigmergy”由生物学家皮埃尔—保罗·格拉塞（Pierre-Paul Grasse）在1950年代创造，用来描述白蚁协调活动的过程。白蚁和蚂蚁等社会性昆虫，通过个体各自对化学痕迹等环境信号作出反应来协调行动，无需任何中央协调权威。^[156]¶

把这个概念类比应用于人类社会时，它主要指维基、群体博客，以及按联网小组形式组织的“无领袖”组织所采用的联网组织方式。¶

马修·埃利奥特（Matthew Elliott）把痕迹协作式协调，与社会协商相对照。社会协商是组织群体合作的传统方法，通过个人之间的讨论，达成协议与妥协。显然，随着群体规模扩大，通信数量呈指数增长；因此，在必须依靠等级制和自上而下权威来实现协调之前，协作群体的可行规模受到限制。相反，痕迹协作允许独立行动的个人，在无限规模上合作。传统共同写作模式与维基中的协作之间的对比，尤其说明了社会协商与痕迹协作的区别。^[157] 个人“通过痕迹协作媒介”间接沟通。^[158]¶

社会协商与痕迹协作式协调的区别，与埃利奥特在其他地方区分的“话语协作”和“痕迹协作”相呼应。“通过话语阐发共同表征，即观念”，被“对体现这些表征的物质和数字制品进行注释”所取代。“此外，当计算与数字网络扩展了痕迹协作时，处理能力会显著增强，从而突破话语协作的空间和时间限制，同时微妙地把协商与互动的着力点，从社会层面移向文化层面。”^[159]¶

1990年代联网抵抗方式的兴起，已有大量文献讨论，起点包括兰德公司戴维·龙菲尔德（David Ronfeldt）、约翰·阿奎拉（John Arquilla）等人的网络战研究。在1996年的论文《网络战的到来》中，阿奎拉和龙菲尔德写道，技术演进正在有利于网络、不利于等级体系。尽管他们的重点是军事方面，即后来所谓“第四代战争”，也提到了公民社会中的可治理性忧虑，与亨廷顿早先提出的非常相似。尤其是“知识产权盗版者”“激进单一议题团体”和“跨国社会活动者”，都正在“形成类似网络战的特征”。¶

如今……新信息技术及相关组织创新，越来越使公民社会参与者能够减少孤立，在国界内外建立广泛网络，并以空前方式相互连接、协调集体行动。随着这一趋势深化和扩散，全球公民社会参与者相对于国家和市场参与者的力量将会增强。……

多年来，这一趋势的前沿，可以在关注地方、国家和全球层面人权、环境、和平及其他社会议题的左倾行动型非政府组织中找到。许多组织依赖进步通信协会（APC）成员机构进行通信，旨在构建足以制衡国家和市场参与者的“全球公民社会”。此外，这一趋势正在整个政治光谱上扩展。右翼活动者——从温和保守的宗教团体，到激进反堕胎团体——也在部分利用新通信系统，建立全国性和跨国网络。^[160]

龙菲尔德在《部族、制度、市场、网络》（1996）中，重点讨论网络对联网全球公民社会的特殊意义。¶

……公民社会领域的参与者，很可能是主要受益者。这一趋势在此领域日益重要：在认同公民社会的活动者和利益群体之间，以议题为导向、由多个非政府组织组成的网络不断增多；其中一些也被称为非营利组织（NPO）、私人志愿组织（PVO）和草根组织（GRO）。从长远看，即使不以绝对量衡量，这一领域相对增强的程度，似乎也会超过其他任何领域。整个政治光谱中都有例子，但发展最成熟的，是进步政治倡议与社会行动型非政府组织，例如关注环境、人权及其他重要议题的组织。它们依靠传真、电子邮件和在线会议系统等新信息技术进行磋商与协调。这一尚在萌芽却迅速增长的现象，正跨越政治光谱，扩散到各国新的角落和议题领域。

这些网络的兴起，意味着公民社会领域将发生深刻变化。在十八和十九世纪，多数社会理论家关注国家与市场体系，而自由民主促进了、事实上也要求这第三个活动领域的出现。亚当·弗格森、阿历克西·德·托克维尔和G. W. F.黑格尔等哲学家，把公民社会视为一个不可或缺的领域：它由各种独立、非政府的利益群体与协会组成，有时单独行动，有时联合行动，在国家和整个社会之间发挥中介作用。但人们也认为，公民社会弱于国家或市场。理论家把国家与市场当作体系，却通常不这样看待公民社会。它被认为没有等同于等级制机构或竞争市场的独特组织形式，尽管某些二十世纪理论家赋予利益群体这样的地位。

如今，以非政府组织为基础的创新网络，正在启动新的动力，有望重塑从地方到全球层面的公民社会及其与其他领域的关系。公民社会似乎是网络形式的归宿，也是将比其他任何领域得到更多增强的领域；或者，一个尚待命名的新领域会由此产生。经典的公民社会定义，往往包括同国家和市场相关的参与者，例如政党、企业和工会；新的、正在形成的定义则较少如此。“公民社会”与“国家”“市场”领域的分离，可能正在加深。

网络形式似乎特别适合增强那些以处理社会议题为目标的公民社会参与者。在最理想情况下，这种形式可能产生庞大的非政府组织协作网络，致力于处理并帮助解决社会公平与问责问题；传统部族、国家和市场参与者，往往忽视这些问题，或者如今已不适合妥善处理。

如果成员希望保留自治、避免等级控制，同时又有相互依赖、能够受益于磋商与协调的议程——公民社会中常有这种情况——网络形式就能发挥最大优势。^[161]

阿奎拉、龙菲尔德等人在《墨西哥萨帕塔主义的“社会网络战”》中，^[162] 对去中心化“网络战”技术可能动摇政治和经济秩序，表达了深切担忧。他们在支持萨帕塔主义者的全球政治网络中，看到了这种运动的不祥征兆。亲和团体通过互联网组织成松散、临时的联盟，可以在短时间内召集大型示威，并以电话、信件和电子邮件对政府与主流媒体发动“蜂拥式”行动，远远超出它们的应对能力。龙菲尔德和阿奎拉注意到，这些技术与右翼白人至上主义者路易斯·比姆（Louis Beam）倡导、在某些宪政派与民兵圈子中流传的“无领袖抵抗”观念存在相似之处。¶

龙菲尔德和阿奎拉认为，萨帕塔主义网络战有趣之处在于：它起初怎么看都不过是一支普通第三世界军队，镇压一场普通地方叛乱。直到墨西哥军队进入恰帕斯之前，一切迹象都表明起义会迅速被镇压，墨西哥以外的世界“既不会多加注意，也不会长久记住”。直到马科斯副司令与萨帕塔主义者向全球公民社会呼吁，成为一场激励全世界活动者的联网运动的中心，这种表象才被打破。全球反应让墨西哥政府措手不及。^[163]¶

同样，当过去本会孤立发生、容易处理的冲突，变成全球政治事业时，全球性公司也被打得措手不及。¶

自然资源公司早已习惯应对无法摆脱国界限制的活动者：菲律宾或刚果的一条管道、一座矿山，可能引发农民起义，但它会被局限在当地，仅由当地媒体报道，只有当地人知道。可是今天，壳牌每打一个喷嚏，就会有报告发到极其活跃的“shell-nigeria-action”邮件列表，跃入所有分散各地、参与行动的组织者的收件箱，从流亡国外的尼日利亚领袖，到世界各地的学生活动者。1999年1月，一群活动者占领壳牌英国总部的一部分时，特意带上配有移动通信连接的数码相机，因此即使壳牌官员切断电力和电话，他们仍能在网上直播静坐。……

在“麦当劳诽谤案”审判期间，互联网发挥了类似作用，把伦敦的草根反麦当劳运动，推向一个与跨国对手活动范围同样全球化的舞台。“我们掌握了那么多麦当劳的信息，觉得应该办一个图书馆，”戴夫·莫里斯（Dave Morris）解释道。抱着这一想法，一群互联网活动者建立了McSpotlight网站。网站不仅放上了有争议的小册子，还收录了完整的两万页庭审记录，并开设讨论室，让麦当劳员工交流金色拱门下“麦式工作”的恐怖经历。这个网站是网上最受欢迎的去处之一，访问量约为6,500万次。

……与传统媒体相比，这种媒介较不容易受到诽谤诉讼的打击。McSpotlight程序员本解释说，虽然网站服务器位于荷兰，但芬兰、美国、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都有“镜像站”。这意味着，如果麦当劳律师对某一国家的服务器下手，世界各地的人仍可通过其他镜像访问网站。^[164]

在《蜂拥与冲突的未来》中，龙菲尔德和阿奎拉特别关注蜂拥，认为这是一种适用于联网冲突整个光谱的技术，包括“公民导向的行动”。^[165] 尽管主要关注作为军事现象的蜂拥，他们也讨论了联网全球公民社会，尤其是萨帕塔主义支持网络，把它视为和平蜂拥的实例，而国家缺乏应对此类行动的能力：¶

最近一个蜂拥实例出现在墨西哥，属于我们所谓行动主义“社会网络战”的层面，见Ronfeldt等，1998。简言之，我们把1994年1月开始、持续至今的萨帕塔主义运动，视为一种动员全球公民社会的努力，旨在向墨西哥政府施压，促其接受萨帕塔民族解放军（EZLN）关于土地改革和更加公平的法律待遇的要求。EZLN成功吸引了数百个非政府组织的关注；这些组织反复以面向媒体的“火力”——即尖锐谴责信息——蜂拥攻击政府。非政府组织也曾以实体力量蜂拥而至，至少起初如此：它们派遣数百名活动者进入恰帕斯，以在场行动施加额外压力。政府在反宣传方面，只能发动极其有限的反蜂拥“火力”。不过，它最终成功限制了活动者进入恰帕斯；墨西哥军队还采取了与美军在海地相同的兵力“覆盖”，并取得类似成功。^[166]

目前，我们对蜂拥的最佳理解是：它是一种让大量小型、分散、自主但彼此联网的机动单元，以火力或实体力量协调并反复发动脉冲式攻击的最优方式。实践中最好的例证，是最新一代行动型非政府组织。它们组成跨国网络，通过信息行动，就政策问题攻击政府参与者。这些组织很适应彼此自主的环境，也利用高度互联性，以蜂拥理论要求的流动、灵活方式互动。

活动者运用蜂拥的案例日益增多；在安全领域，包括墨西哥萨帕塔主义运动和国际禁止地雷运动（ICBL）。前者是“社会网络战”的开创性案例：跨国联网的非政府组织，帮助阻止墨西哥政府和军队对萨帕塔主义者发动军事攻击。后者则是一场类似网络战的运动，在促成多数国家签署国际禁雷条约之后，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民主运动也在较小程度上采用了蜂拥战术，以迫使独裁政权转入守势，和／或改变美国与该独裁政权的贸易及其他关系。缅甸就是一个例子。

在反对全球贸易和投资政策的活动者中，社会蜂拥尤其日益兴起。1998年，基于互联网的抗议，帮助阻止了欧洲批准《多边投资协定》（MAI）。随后，1999年7月18日——后来被称为J18的一天——伦敦爆发激烈的反资本主义示威，数万活动者汇聚这座城市，同时其他活动者在其他国家发起平行示威。J18主要通过互联网组织，没有中央指挥或领导。最近，部分以J18为蓝本的数万名活动者蜂拥进入西雅图，在1999年11月30日世界贸易组织（WTO）重要会议开幕当天，使其停摆；大多数活动者来自美国，也有许多来自加拿大和欧洲。激进活动者与无政府主义者把这次行动称为N30，筹划在J18之后立即开始。这三场运动的活力，以及活动者阻挠行动的有效性，都让当局大吃一惊。

西雅图激烈的街头示威，表现出前文讨论的一切冲突形态：混战、集结、机动和蜂拥。而且，示威表明，信息时代的网络——非政府组织——至少一时能够战胜等级体系——世界贸易组织与西雅图警察。这一“西雅图蜂拥”模式，在2000年4月16日华盛顿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示威，即A16中延续，说明它已经证明足够有效，会继续被采用。

无论从理论还是实践角度看，一些最有意思的蜂拥行动，由戴黑面罩的无政府主义者实施。他们把自己统称为N30黑色集团，由来自美国各地不同亲和团体的无政府主义者组成。经过数月筹划，他们以个人或小组形式进入现场，分散行动，却通过双向无线电及其他通信手段联网；其集体组织观念流动而动态，同时又保持紧密。他们清楚知道要破坏哪些公司办公室和商店，有具体目标清单。通过使用观察员并持续移动，他们大体避开了警察，反而有时与抗议者中的“维持和平者”发生冲突。尽管战术造成了物理破坏，他们却把更广泛的哲学和战略目标，理解为信息层面的扰动：打破私有财产、公司霸权和资本主义施加于社会的“魔咒”。

在这些社会网络战中，从1994年的萨帕塔主义者，到1999年的N30活动者和无政府主义者，蜂拥不仅出现在现实行动里，也出现在网络空间的措施中。向政府人物发送成群电子邮件，就是一个例子。但有些“黑客行动主义者”追求更强的扰乱，开展“电子公民不服从”。近期一项值得注意的行动，与名为“电子扰乱剧场”的集体有关，它的名字就叫SWARM。它试图让“数字萨帕塔主义”超越创始者最初对“FloodNet”计算机系统的侧重；该系统曾被用于对政府和公司网站发起大规模“ping”攻击，其中也包括J18行动的一部分。倡导者的目标，是开发新型“电子脉冲系统”，以支持激进行动主义。显然，这旨在使无数人能够在网络空间，对政府、军方和公司目标发动蜂拥。^[167]

蜂拥，尤其是通过信件、电话、邮件和公开示威形成公众压力，并使通信网络因这种蜂拥而瘫痪，正是亨廷顿在1970年代所写“需求超载”的直接后裔。¶

龙菲尔德和阿奎拉在另一处写道，网络战的特征，是“实践者的联网组织结构，许多团体实际上没有领袖，以及它们迅速聚集、发动蜂拥攻击的灵活能力”。^[168]¶

杰夫·韦尔在《权力理论》博客中讨论网络战技术时，用了自己的词：“根茎”。他预测，二十一世纪的政治斗争，将由根茎与等级制之间的结构冲突所界定。¶

根茎结构、媒介和非对称政治，不会成为支持或改善集中化等级民主的手段，而将成为它的替代物。

许多寻求变革的团体，尚未认清等级制本身就是问题根源……却已开始意识到，根茎是解决办法。^[169]

从埃里克·雷蒙德（Eric Raymond）的《大教堂与集市》开始，许多开源思想者就指出，开源方法和网络文化具有力量倍增器的性质。^[170] 开源设计社区吸收个别成员的创新，并以最大程度的节约，把它们迅速分发到所有需要的地方。作为类比，可以回想上文多克托罗的论点：¶

仍未“理解”网络文化的专有内容所有者认为，只要把DRM做得足够难，让普通消费者无法绕过，那么那些有时间、有技能破解的硬核技术宅造成的损失，就微不足道：“……DRM不必防得住聪明攻击者，只要防得住普通人！”但在网络文化中，同一种绕过DRM障碍的方法，无须被想出来超过一次；第一个人一旦做到，它就成为共同知识池的一部分，任何会搜索海盗湾——或当时存在的任何继任者——的人，都可以获得。¶

事实上，澳大利亚最近真的发生了一则“技术宅帮助老奶奶”的故事：海盗党的技术宅向希望绕过政府封锁、访问死亡权网站的老年人提供技术帮助。¶

Exit International是澳大利亚一个辅助自杀教育团体，成员平均年龄超过70岁。Exit International网站已经很可能会被澳大利亚防火长城封锁，因此它求助于澳大利亚海盗党，请他们协助制作幻灯片，向老年人解释如何绕过防火墙。这是一套信息相当丰富的幻灯片；教师也完全可以把它用于课堂，教学生如何访问那些被学校过滤软件误拦的正当教育资料。^[171]

开源叛乱也遵循类似的发展模式，每项个人创新都迅速成为共同知识池的一部分。约翰·罗布写道：¶

伊拉克去中心化、看似混乱的游击战争，展示了一种很可能成为下一代恐怖主义者范本的模式。其学习、活动和成功水平，与开源软件社区中的情况相似。我把这种模式称为“集市”。集市解决的问题是：小型、彼此可能敌对的网络，如何联合起来作战？埃里克·雷蒙德《大教堂与集市》中的经验，为进一步分析提供了起点。从游击者角度看，以下因素适用：

• 尽早且频繁地发布。尽早且频繁地针对不同目标，尝试新的攻击形式。不要等待完美计划。
• 只要共同开发者群体足够大，任何困难问题都会有人觉得显而易见，并加以解决。最终，集市中的某位参与者会找到扰乱某个特别难对付目标的办法。你只需复制他们使用的过程。
• 共同开发者，即测试者，是最宝贵的资源。集市中的其他游击网络，是最宝贵的盟友。他们会改进你的方案，对你发现的弱点发动蜂拥，并通过制造系统噪声来保护你。^[172]

汤姆·纳普（Tom Knapp）提供了集市运作的一个很好的现实例子：费城的二十国集团抗议。¶

上周匹兹堡地区举行二十国集团峰会期间，警方逮捕了两名活动者。这两个人没有打碎窗户，没有烧汽车，甚至没有举着巨型木偶四处游行、高喊反资本主义口号。

事实上，他们身在宾夕法尼亚州肯尼迪镇的一间酒店客房，距离劳伦斯维尔那些“未经批准”的抗议现场数英里……听着无线电，使用酒店的Wi-Fi连接。如今他们被指控“妨碍抓捕、犯罪性使用通信设施，以及持有犯罪工具”。

据称，他们听的是警用无线电扫描器。据称，他们利用互联网，通过Twitter向现场活动者播发劳伦斯维尔警方动向的简报。……

我们所熟知的政府，正在为自身生存而战；正如我此前所说，这场战斗在关键方面，很像美国唱片业协会与点对点“文件共享”网络的斗争。唱片业协会能够，而且正在，动用它能想到的一切方式，竭尽全力打击；但它正在败退，根本没有任何可信情景，使它有理由期待获胜。我们所熟知的唱片业，要么改变商业模式，要么灭亡。

“匹兹堡二人组”与P2P群体的类比，实在妙极。他们的被捕，实际上相当于一次公开调试。匹兹堡二人组2.0版会把监听站放到离现场更远的地方，跨越司法管辖边界；利用中继系统，及时把信息传到监听站，再通过境外和匿名代理重新发送。警方距离找到2.0版会差上五十英里，而警方为削弱其效力采取的一切措施，又会被后续版本反制。^[173]

两个较新的例子，是在马里科帕县使用Twitter，向拉丁裔社区提醒乔·阿帕约警长的突袭，以及向驾驶者提醒酒驾检查站。^[174]¶

一个尤其令人鼓舞的发展，是世界各地运动以痕迹协作方式，分享抵抗技术的创新，跨越国界互相帮助，并向共同目标施加合力。法轮功在这项努力中发挥了核心作用：¶

当这些伊朗异议者彼此交流、与外部世界联系时，他们很可能不知道，许多消息正由分布在美国各地的50名法轮功程序员引导和保护。这些程序员几乎都有日间工作，却开发了名为自由门和无界的程序，使用户能瞒过互联网审查者。自由门伪装用户的浏览，通过代理服务器重新路由流量。为防止伊朗当局破解系统，程序员必须不断更换服务器，这是一个艰苦的过程。

法轮功传播其软件的热情，比传播其精神修炼还高。它通过名为“全球互联网自由联盟”（GIFC）的组织免费分发程序，在数百万封电子邮件和即时消息中发送可下载版本。2008年7月，它推出了规避工具的波斯语版本。

虽然提供此类工具的绝不只有它，法轮功的程序却因简单和相对较快而特别受欢迎。……

尽管聪明，法轮功成员发现自己仍不断被对手抢先一步。他们想出突破中国过滤工具的策略，却发现新网站很快被入侵或阻断。然而，2002年，自由门取得了突破。GIFC程序员、NASA研究科学家田大卫（David Tian）说，自由门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不仅隐藏ISP地址或网站目的地，还掩盖流量特征，也就是中国的过滤器用来判断网民是在发送邮件、浏览网站、发送即时消息还是使用Skype的方式。“最初，自由门很简陋；后来共产党分析软件，试图弄明白我们如何击败它们。他们开始封锁自由门。但随后，我们开始隐藏流量特征，”田先生说。“从那以后，他们就再也阻止不了它。”……

开发这类软件的远不止法轮功。事实上，自由门与另一种主要绕审查程序——洋葱路由器，即TOR——之间，存在一种可口可乐对百事可乐式的竞争。TOR虽然由美国海军开发，用来保护舰艇间的互联网通信，却成了自由意志主义左翼的宠儿。TOR项目最初有一部分资金来自电子前沿基金会（EFF），后者是最早因无证窃听而起诉美国政府的组织。许多自由意志主义者被TOR吸引，因为他们认为，它让公民可以躲开政府窥探的目光。

TOR利用一种算法，随机经过三个不同代理服务器来路由流量。这使它速度缓慢，却极其安全；安全到人们知道联邦调查局和国际犯罪团伙都在使用它。与法轮功不同，TOR程序员热衷于向任何人公开代码。

电子前沿基金会拥抱TOR有一种讽刺意味，因为这个项目也获得大量政府资助。美国之音曾出资，使其广播能够通过互联网，在那些封锁其网站的国家被收听；这让GIFC羡慕。过去四年里，法轮功也一直敦促美国政府资助自由门，甚至请来里根政府旧部迈克尔·霍洛维茨（Michael Horowitz）及前驻匈牙利大使马克·帕尔默（Mark Palmer）等活动者游说国会。两人都没有收取报酬。但当他们去年终于说服国会拨出1,500万美元用于反审查软件时，这笔钱却被转到一个记者培训项目。帕尔默与霍洛维茨都认为，国务院厌恶资助法轮功的想法。

这个结论是合理的。中国政府看待法轮功，几乎如同美国看待基地组织。布鲁金斯学会的中国专家理查德·布什（Richard Bush）说：“任何利用美国政府资源支持法轮功项目的努力，都会被中国政府以最坏的方式解读。”

不过，要求把资金拨给GIFC和TOR这类组织的压力，无疑会再次出现。伊朗示威之后，三项资助反审查软件的法案，在广泛支持下迅速推进国会程序。人权观察华盛顿主管汤姆·马林诺夫斯基（Tom Malinowski）认为，这种软件“对于今天的人权工作，就像1970年代偷运油印机一样，只不过能多接触数百万人”。^[175]

最后三段，对国家资本主义及其知识产权制度的内在矛盾，很有启发。试图成为霸主的国家，希望帮助对方国内的抵抗力量，往往因此创造出可病毒式复制的技术，也会造福本国的内部抵抗。另一方面，这种危险有时又会激起盗亦有道般的默契，让相互竞争的霸主克制自己，不去支持对方的抵抗者。但总体而言，全球国家间冲突，是技术的一个来源；非国家参与者能够利用这些技术，在内部抵抗国家。¶

当然，冲突还在继续，但抵抗者似乎能够在国家反制措施尚未实施之前，就开发出反反制手段。¶

尽管法轮功已在与中国政府的斗争中占了上风，却有理由对未来不那么乐观。中国人又回到了美国图书馆采用的网络保姆模式。这个臭名昭著的项目叫“绿坝”，更准确地说是“绿坝—花季护航”。按照绿坝计划，每台中国新电脑都必须预装严格的过滤器，因此几乎无法移除。过滤器在收集用户数据的同时，依靠政府数据库封锁网站。若要说问题，绿坝实在过于全面。初次运行时，软件把电脑弄得一团糟，导致浏览器崩溃，几乎禁止一切网页搜索。8月，北京宣布无限期推迟项目。不过，中国已经展示了一种理论上能击败几乎所有网络规避工具的模式。

当我向GIFC程序员田大卫询问绿坝时，他的语气既自豪又恐惧。自豪在于，GIFC的成功使中国当局转入守势。他说：“他们启动绿坝这件事、把过滤器搬到电脑上的原因之一，就是现有过滤器挡不住我们的产品。”但他承认，绿坝会让自由门失效。

在产品开发和争取自由的世界里，要么创新，要么灭亡。法轮功决心不步Commodore 64的后尘，沦为技术上的无足轻重者。它已发布一种克服绿坝的新软件测试版。没有真正测试机会，很难说能否奏效。但它已经跨过产品开发的第一道障碍：用一个充分表现这番事业气势的名字来营销产品。它叫“绿海啸”。^[176]

第七章将研究集市和网络文化的一般原理，以及它们如何关联于整个替代经济更强的灵活性与韧性。¶

从我们的立场看，联网抵抗概念尤其有意思，因为它关联着两件事：内奥米·克莱恩在《无标识》中描述的反公司“文化干扰”，以及作为非对称战争形式的劳工斗争。¶

在这两种情况下，政府、公司以及一切等级体系，都沮丧地发现：在联网时代，不可能压制负面宣传。科里·多克托罗说：“帕丽斯·希尔顿、山达基教会和泰国国王都发现了……把一条信息从互联网上拿掉，就像把食用色素从游泳池里捞出来。祝你好运。”^[177]¶

这有时被称为“史翠珊效应”，以芭芭拉·史翠珊命名；她在发现这一效应中的角色，下文将详述，类似牛顿爵士被苹果砸中脑袋。¶

这种现象最早的例子之一，是英国的麦当劳诽谤案。麦当劳试图用一场针对公众参与的策略性诉讼（SLAPP），压制两名令其难堪的小册子散发者，结果直接为自己招来糟糕得多的舆论。两名被告身无分文，大部分时候在法庭上自行辩护，整个1990年代中在英国司法体系内多次上诉失败；最终他们在欧洲人权法院赢得了上诉。但互联网对案件的广泛报道，再加上被告有意利用法庭这一公共讲坛审查事实问题，使麦当劳遭遇了其历史上最严重的难堪之一。^[178] 内奥米·克莱恩称之为“公司版结肠镜检查”。^[179]¶

2004年的两个重要例子，是抵制辛克莱媒体与迪博尔德公司电子邮件事件；两者都决定性地证明，在镜像网站时代，无法压制网上信息。一些左翼网站和自由派博主，在辛克莱旗下电视台播出“快艇”竞选阵营反克里纪录片之后，组织了抵制辛克莱媒体的行动。¶

在随后的抵制行动中，广告商被大量邮件和电话淹没，超出它们的处理能力。到10月13日，一些赞助商开始威胁起诉，把未经请求的抵制邮件视为非法垃圾邮件。某个抵制网站的创建者尼克·戴维斯（Nick Davis）发布法律说明，指出反垃圾邮件立法仅适用于商业信息，并引导发出威胁的赞助商阅读。同时，一些辛克莱附属台威胁起诉那些因抵制而撤回支持的赞助商。戴维斯为这些赞助商组织了法律支持。到10月15日，赞助商成批撤下广告。辛克莱股价暴跌，直到它推翻播放该纪录片的决定后，才恢复。^[180]

同样，迪博尔德试图关闭刊登泄露内部邮件的网站；这些邮件质疑公司电子投票机的安全性。但数据已在学生及其他活动者的数据库间广泛分布，承载这些数据的网站，又在世界各地不同司法辖区建立镜像。¶

8月，有人把数千封迪博尔德内部邮件交给《连线》杂志和贝夫·哈里斯（Bev Harris）。哈里斯把邮件发布在自己的网站上。迪博尔德威胁诉讼，要求哈里斯、她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以及其他转载邮件的网站删除内容。虽然受到威胁的各方照办了，但邮件已经被广泛复制，存放于如此多不同环境中，以至迪博尔德无法压制。其中，美国许多大学校园的学生保存邮件，并仔细检查其中的证据。迪博尔德援引《数字千年版权法》（DMCA）中要求网站托管公司删除侵权材料的条款威胁大学，大学便命令学生从网站移除材料。学生以一场公民不服从运动回应：把文件在学生电脑间转移，复制到FreeNet——一种“反审查的点对点出版网络”——及其他点对点文件共享系统。……这些邮件始终可供公众获取。^[181]

2007年，一次试图压制维基解密托管网站上信息的行动，也造成了类似灾难。¶

美联社经由第一修正案中心报道：“一家瑞士银行试图打击维基解密，因为它公布了部分富裕客户的机密信息；这番线上损害控制努力，却像滚雪球一样演变为公关灾难。虽然宝盛银行声称，它只想让网站删除被盗和伪造的文件，而不是关闭整个网站，但信息不仅没有消失，反而在网络空间飞速传播，出现在其他网站，以及维基解密设在美国境外的‘镜像’网站上……”

数字圈把这种审查适得其反、带来更多不受欢迎曝光的网络现象，称为“史翠珊效应”。2003年，女演员芭芭拉·史翠珊起诉，要求移除她马里布住宅的卫星照片之后，Techdirt公司首席执行官迈克·马斯尼克便在自己广受欢迎的科技博客中创造了这一说法。那些照片现在很容易获取，就和银行文件一样。“这是史翠珊效应的完美例子，”马斯尼克说。“原本是一件几乎没人听说的小事，如今却无处不在，人人都在谈论。”^[182]

所谓DeCSS反抗，是自由文化运动史上最鼓舞人心的事件之一：公司试图压制能够破解DVD数字版权管理的代码发布，却在广泛抗命面前失败了。¶

记者埃里克·科利（Eric Corley），更广为人知的名字是伊曼纽尔·戈德斯坦（Emmanuel Goldstein）——借自奥威尔《一九八四》的笔名——在11月为著名黑客杂志《2600》撰写的报道中，发布了DeCSS代码。这个名称，是因为它能解密为DVD加密的内容扰乱系统。美国电影协会声称，科利发布该代码，违反了《数字千年版权法》的反规避条款。……

整件事始于少年约恩·约翰森（Jon Johansen）为在Linux计算机上观看DVD，而编写DeCSS。美国电影协会随后也在他的祖国挪威起诉了他。约翰森星期四作证说，他在Linux视频与DVD项目（LiViD）的邮件列表上，宣布成功对DVD进行逆向工程；这个项目是Linux视频与DVD相关工作的用户资源中心。……

此案法官、纽约南区美国联邦地区法院的刘易斯·卡普兰法官，发布了禁止刊登DeCSS的初步禁令。科利照令删除了代码，但又公然链接到无数刊登DeCSS的网站，这对其辩护并无帮助。……

忠于黑客信念的科利支持者，穿着印有DeCSS代码的T恤来到审判现场。此外，还有300多个网站仍然链接到解密代码，其中许多处于美国电影协会的管辖触及范围之外。^[183]

同年的乌斯马诺夫事件中，试图压制令人尴尬信息的行动，也引发了遍及互联网的类似抵抗。¶

英国《The Register》报道：前外交官的博客，在阿森纳亿万富翁投资者阿利舍尔·乌斯马诺夫（Alisher Usmanov）的律师威胁之后，被托管公司Fasthosts删除；政治网站纷纷站出来捍卫他。

前英国驻乌兹别克斯坦大使克雷格·默里（Craig Murray）的网站，被Fasthosts拔掉插头四天之后，仍然离线。但英国与国外其他一些政治及言论自由博客，已经接过挑战，重新发布最初引起删除要求的那篇文章。

针对默里网站的投诉，源于他对乌斯马诺夫提出的一系列指控。……

乌斯马诺夫获释并被赦免之后，成为一小群寡头之一，在前苏联后共产主义时期的资产瓜分中大获其利。……

诽谤法律师事务所Schillings代表他，针对一些重复这些指控的阿森纳球迷网站和政治博主采取了行动。……^[184]

顺便说，把那些网站称为“其他一些政治及言论自由博客”，就像说大海“有点湿”。Chicken Yoghurt博客的一篇文章，列出了所有重新发布默里原始指控的地方；这些指控从谷歌网页缓存或互联网档案馆中恢复出来。那是一份极其、极其长的名单，^[185] 长到Chicken Yoghurt贴心地提供了已把网址嵌入文字的HTML代码，方便人们直接复制粘贴到博文里。此外，它还提供了乌斯马诺夫律师的IP地址，提醒所有可能被这些尊贵人物造访过的博主。¶

拉尔夫·劳伦广告中，一张瘦弱模特的照片被拙劣编辑，让她看起来不仅消瘦，而且畸形；Photoshop Disasters网站把它拿出来评论。劳伦向网站发出DMCA侵权法律通知，并要求网站的互联网服务提供商把它关闭。但在这个过程中，照片和事情本身传播到了整个互联网。多克托罗在BoingBoing上发出抗命声明：¶

所以，我们回应你们法律威胁的方式，不是压制对你们营销图片的批评，而是嘲笑你们。于是有了这篇文章。……

……每当你们为了这类事情威胁起诉我们，我们都会：

a）重新刊登原有批评，务必让所有读者都好好地、多看一会儿；

b）公布你们虚假的法律威胁，附上大量嘲讽，让它在搜索引擎中获得高排名，使其他被你们威胁的人能够找到，并受到鼓舞；

c）给你们的模特提供营养丰富的汤和三明治。^[186]

从最初以恶霸手段压制批评，到公司律师最后决定退让所经历的时间看，托克事件大概创下了新速度纪录。托克公司竟取得法院禁令，禁止《卫报》报道一位议员在议会会场提出的问题：该公司涉嫌在非洲倾倒有毒废料。记者艾伦·拉斯布里杰（Alan Rusbridger）没有明确点出托克或那位议员的名字，因此遵守了禁令，却在隐晦报道中留下足够线索，让读者自行查阅议会记录、找出答案。当天他下班时，“托克”已成为Twitter上搜索最多的词；第二天早晨，托克的犯罪行为，以及其试图压制报道的行动，已成为头版新闻；到了中午，律师就认输了。^[187]¶

约翰·罗布描述了针对公司的信息战技术潜力：以宣传和虚假信息向顾客、员工及管理层蜂拥施压——我还想加上最有力的武器：真相——并在此过程中瓦解管理层士气。¶

随着我们在这一划时代的全球多对多冲突中继续前行，并鉴于各式黑客攻击与冲突中的许多早期实例，我们很可能会看到，全球游击者开始经常对公司运用信息战。这些信息攻势，将利用网络杠杆，在道德、心理和物理层面孤立公司。……网络杠杆有三种形式：

• 从黑客“黑市”获得高度准确的目标名单。名单包括所有公司员工在工作和家庭中的邮件地址与电话号码。准确名单的每份个人资料，约不到0.25美元。
• 低成本垃圾邮件。信息可以从情况介绍到钓鱼攻击不等。每封不到0.1美元。
• 低成本骚扰电话。利用同样的语音文字消息系统及呼叫中心，对目标名单不断拨打电话。每次几美分。……

简言之，使垃圾信息与直效营销如此容易、如此廉价的同一机制，也能把冲突直接带到目标公司或其供应链伙伴公司的雇员面前。原本通常与公司全部活动隔离的高管和雇员，会立即卷入冲突。这种信息战的目标是提高……：

• 不确定性。无法确定未来结果。如果他们能做这件事，下一步会是什么？例如，冒充首席执行官发送虚假或挑衅性的邮件、电话，向在家或在岗的员工宣称将撤出目标地区，或者承认令人发指的罪行。
• 威胁感。个人和家庭风险增加。直接联系员工这一行为本身，就会产生威胁感。它应激起的问题是：既有潜在威胁，我是否还该留在这里工作？
• 不信任。怀疑公司的道德与法律地位。例如，通过非政府组织慈善筹款活动，传播有关公司行为的信息，特别是道德上恶劣或具有犯罪性质的行为。

随着目标公司内部及其供应链伙伴中的不确定性、威胁感和不信任增加，目标的道德、物理和心理联结，很可能急剧下降。凝聚力一旦失效，联结减少就可能在目标内部形成不合作的重心。一些重心会选择离开问题，即辞职或解除合同关系；另一些则会在内部斗争，试图摆脱这一问题。^[188]

更广泛地说，等级机构正在发现，二十年前还管用的传统压制通信手段，如今已经无效。以一件简单的事情为例：学校报纸的内容冒犯管理者，于是被压制。越来越常见的反应，是在网上建立非正式学生报纸，必要时调整托管安排，以挫败进一步压制。^[189]¶

无论面对消费者还是劳动者发起的信息战，公司都极为脆弱。内奥米·克莱恩《无标识》的最后一部分，深入讨论大公司和品牌形象面对网络战行动的脆弱性。^[190] 她特别关注“文化干扰”，即拿公司标识作改编，由此“利用那些为了使标识具有意义而投入的庞大资源”。^[191] 查尔斯·克纳汉（Charles Kernaghan）领导的全国劳工委员会开展的反血汗工厂行动，就是一个好例子。¶

克纳汉的方法很简单。首先，挑选美国最卡通化的偶像，从真正的卡通形象米老鼠，到凯西·李·吉福德（Kathie Lee Gifford）这样的现实形象。然后，让形象与现实迎头相撞。“它们靠形象吃饭，”克纳汉谈到公司的对手时说。“这使你对它们拥有某种力量……这些公司就是活靶子。”^[192]

克莱恩写作时，技术发展正在为文化干扰创造前所未有的潜力。数字设计和照片编辑技术，使人能够制作极为精巧的公司标识与广告戏仿。^[193] 有趣的是，许多被针对的公司不愿把文化干扰者告上法庭，担心公众会支持干扰者、反对公司原告。较聪明的公司老板明白，“法律斗争……显然更多会在政治而非法律层面展开”。一位广告主管说：“没人愿意因为成为社区抗议或抵制的目标，而处在聚光灯下。”^[194]¶

克莱恩借用索尔·阿林斯基（Saul Alinsky）的“政治柔术”一词，描述“利用权力结构的一部分去对付另一部分”。文化干扰就是政治柔术的一种：它把公司符号的力量，反过来用于对付公司所有者；而这些符号，本来就是有意开发出来，以触及潜意识冲动、把它们引向公司希望的方向。^[195]¶

反公司行动主义享有借来的时髦与名望所带来的无价好处；讽刺的是，这些正是从品牌本身借来的。金钱所能买到的最佳形象宣传，把标识烙进我们的大脑……使其笼罩在光环之中。……

……像一次出色的广告恶搞一样，反公司行动从营销的力量与大众吸引力中汲取能量，同时又把这股能量猛掷回那些已成功殖民我们日常生活的品牌。

许多反公司行动的一项常规做法，可以让人看到这种柔术策略如何运作：邀请一名第三世界工人，参观第一世界的大卖场，并让大量摄像机拍摄。一个印度尼西亚耐克女工得知，自己每天挣2美元生产的运动鞋，在旧金山耐克城卖120美元，惊得倒吸一口气；几乎没有电视新闻能抵挡这种为电视量身打造的时刻。^[196]

克莱恩把克纳汉的努力描述为“玷污品牌景观中某些最光鲜的标识”，^[197] 其效果与《尿浸基督》颇为相似。他利用《101忠狗》中狗狗的吸引力，把片场动物的生活条件，与生产电影衍生商品的血汗工厂人类工人的条件相比较。他公开露面时，总带着“标志性的购物袋，里面塞满迪士尼衣服、凯西·李·吉福德裤子和其他品牌商品”，还带着工资单和价格标签，用作说明工人工资与零售价差距的道具。在萨尔瓦多，他从袋中拿出带价格标签的商品，向工人展示他们的产品在美国卖多少钱。在海地展示迪士尼商品之后，“工人的眼睛盯着宝嘉康蒂衬衫，发出惊讶、难以置信、愤怒，以及痛苦与悲伤交杂的尖叫”；电影《米老鼠去海地》记录了这一反应。^[198]¶

文化干扰也说明了网络文化的作用。虽然塑造公司形象的人，仍以单向广播通信的方式思考，文化干扰者却成长于观众可以回应广告、也可以彼此嘲笑广告的时代。广告内容成了混搭的另一种原料；同样，过去从巨型工厂经巨型零售商到消费者、沿单向传送带送达的产品，如今成了黑客改造与逆向工程的原料。^[199]¶

世界产业工人联盟（IWW，俗称“沃布利”）的“岗位上的直接行动”理念，是非对称战争的经典例子。现代联网抵抗形式，非常适合劳工斗争。网络技术尤其为沃布利的“开口破坏”战术，创造了以前无法想象的可能。《如何解雇你的老板》这样描述：¶

有时，只需把工作中发生的真相告诉别人，就能给老板施加巨大压力。餐馆和食品包装厂等面向消费者的行业最脆弱。又如“认真工作罢工”一样，你将获得公众支持，而公众是否光顾，足以决定企业成败。

揭发可以简单到与顾客面对面谈话，也可以像太平洋煤气电力公司的工程师那样引人注目：他披露，暗黑峡谷核反应堆的蓝图被弄反了。……

服务员可以告诉餐厅顾客，为他们提供的假高级料理，究竟用了哪些偷工减料和替代材料。正如“按章工作”结束了平时对标准的放松，揭发会把这种放松公之于众。^[200]

《线索列车宣言》的作者，充分讨论了员工与顾客之间坦诚、未经中介的交谈所具有的潜力：它能够建立顾客关系，绕过消费者根深蒂固的习惯——屏蔽预制的公司话术。^[201] 他们把典型公司声音描述为“侮辱智力的贫乏喜讯套话”，以及“使命宣言、营销小册子和‘您的来电对我们很重要’占线提示中，那种舒缓却毫无幽默的单调声音”。^[202]¶

当员工坦诚地同顾客讨论他们在使用公司产品时遇到的问题，并提供有用信息时，顾客通常会积极回应。¶

《线索列车宣言》的作者没有提到：从公司角度看，如果心怀不满的工人把顾客视为对抗共同敌人的潜在盟友，可能会带来灾难。如果员工决定，不是通过把公司从公关和官方口径的暴政中解救出来、用一点直话赢得顾客来帮助公司，而是认定自己憎恨公司，其管理层邪恶，又会怎样？如果他们不只针对某个具体问题，回答顾客需要知道的内容，而是揭开所有丑事：管理层剥离资产、掏空人力资本、侵蚀长期生产能力、操弄自己的奖金与股票期权、利用职务自肥、与董事相互交换利益，那又会怎样？¶

美国公司界大体仍把互联网看作“此前大众媒体、主要是电视的延伸”。公司网站仍按旧广播媒体模式设计：一对多、单方向的通信流，受众不能回话。但如今，受众可以回话。¶

想象一下：夜里，数百万人坐在门窗紧闭的家中，沐浴在电视幽灵般的蓝光里。他们是被动的，没错；但不止如此，他们还彼此隔绝。

再想象另一条神奇的线，从一家连到另一家，把所有这些可怜家伙连在一起。他们仍看着同样的老垃圾。然后，在感人的爱情场景中，一个爱开玩笑的人抛出一句荤段子，所有人都听到了。哇！刚才那是什么？……观众突然彼此联通了。原本作为催眠焦点和电视广告载波的“节目”，变成了……大家聚在一起的借口。……想想《神秘科学剧院3000》里的乔尔和机器人。重点不是看电影，而是互相比谁嘲笑得更精彩。

对于这种被根本重新调整的目的，一家臃肿的公司网站，完全可以像《怪兽之王哥斯拉》一样，成为绝佳靶子。……

同学们，这里给你们一道小应用题：假如互联网有5,000万人，他们并不像看起来那么蠢，而那些试图从他们身上捞快钱的公司，却确实像看起来那么蠢，那么还要多久，老乔也会像其他人一样笑得那么开心？

正确答案当然是：根本不用多久。而且他一开始笑，就不再是那个“六瓶啤酒老乔”了。他不再属于某个被动沙发土豆式的目标人口群。因为网络把人与人联在一起，通过这些联系激发热情、赋予力量，媒体梦想把网络变成又一个温顺的大众消费市场，只是虚构和幻想。

互联网天生具有颠覆性。它削弱人们对集中权威不假思索的尊重，无论这种“权威”，是广播广告整齐划一的声音，还是公司年报里油滑的辞藻。^[203]

……看看今天网上对话已经如何运作。你想买一台新相机，便访问正在考虑的三家相机制造商的网站。你匆匆点过厂商花几千美元设计的宣传册式网页，终于找到真正提供直白事实信息的一页。随后你去Usenet讨论组，或者找到相关邮件列表。你阅读真正顾客的说法，看看大家提出哪些问题，并对其他买家——世界各地的陌生人——回答得如此之好而印象深刻。……

再把这同广告微弱的叫卖声比较。“超级强力胶——什么都粘得住！”你的广告说。“除非你从侧面弹一下——我最爱的杯子把手就是这样掉的，”市场中的一个小声音说。“大磁盘硬盘——终身保修！”广告说。“只要你能证明每周给它上三次油，”市场中另一个小声音说。这些小声音过去只对一个朋友说的话，如今全世界都能听到。再多广告也无法抵消市场的言语。市场对话需要多久，才能戳穿广告的夸张？一小时？一天？如今，口耳相传的速度，只受人们打字速度的限制。……^[204]

……几十年来，营销一直训练从业者掌握假扮真诚与温暖的艺术。但营销已经无法再维持表象。人们会交谈。^[205]

对我们的讨论更重要的是，员工也会交谈。公司工人直接同顾客说话，以及工人与顾客一起嘲笑公司，同样完全可行。¶

在工会几乎从私营部门劳动力中消失、裁员和加速工作成为劳动生活正常预期的时代，雇主公众形象的脆弱性，可能是劳动者对雇主拥有的唯一一点真正筹码，而且是极厉害的筹码。如果他们持续、系统地攻击这一形象，就抓住了老板的命根子。¶

Web 2.0，即“可写网络”，与1990年代“信息高速公路”的愿景根本不同。后者当然是单向的，不过是广播时代旧有单向中心—辐射架构的更复杂版本。用泰普斯科特和威廉姆斯的话说，它是“一个巨大的内容交付机制，一条传送预先包装、按次付费内容的传送带”；其中，“出版者……通过各种数字版权管理系统实行控制，防止用户重新利用或分发内容”。^[206] 多数大公司仍把网站看作销售小册子，把网民视为被动受众。但在Web 2.0模式下，互联网是一个平台，用户才是主动的一方。¶

考虑到匿名博客和网站很容易建立——随便想一家公司的名字，再查查“雇主名称sucks.com”这样的地址——考虑到评论区和留言板的潜力，以及可以匿名向公司的主要供应商、客户和关注该行业的倡议团体发送饱和邮件……好吧，只能说，“蜂拥”与“网络战”的潜力，是公司管理层最可怕的噩梦。¶

已经很清楚，公司极易受到异议股东和消费者所制造负面舆论的冲击。例如，路易吉·津加莱斯（Luigi Zingales）写道：¶

股东活动家罗伯特·蒙克斯（Robert Monks）在1995年成功推动了西尔斯的一些重大变化，靠的不是公司法规则——他的代理权争夺惨败——而是舆论压力。他花钱在《华尔街日报》刊登整版公告，公布西尔斯董事的身份，把他们称为西尔斯的“不良资产”。……董事们尴尬到了如此地步，最终实施了蒙克斯提出的全部变革。^[207]

没有理由怀疑，在今天联网的世界中，心怀不满的生产工人使用这些战术，同样能使管理层不堪其辱。¶

例如，虽然美国任何谈判单位中的沃尔玛工人，都没有由全国劳资关系委员会认证的工会代表，但这些“伙伴”通过“唤醒沃尔玛”等行动组织，有组织地开展开口破坏，取得了相当成功。¶

看看围绕沃尔玛“完全随时可排班”政策的公关争夺。在有组织的公开批评面前，本顿维尔公司总部迅速采取行动，撤销了西弗吉尼亚州奈特罗门店管理层宣布的更严厉地方政策。¶

据《Gazette》报道，公司发言人说，公司撤销该门店决定，是因为沃尔玛没有规定必须解雇无法承担某些班次的员工。

丹·福格尔曼（Dan Fogleman）告诉《Gazette》：“很遗憾，我们的店经理错误地传达了一条不仅不准确，而且扰乱门店伙伴生活的信息。我们没有任何强制解雇的政策。”^[208]

沃尔玛工人协会发挥非正式工会的作用，几次开展旨在使公司难堪并施压的宣传行动，反复从门店管理团队手中取得让步。^[209] 埃兹拉·克莱恩（Ezra Klein）指出：¶

当然，这完全是工会对沃尔玛施压的结果；尽管工会几乎没有希望真正把沃尔玛组织进工会，却仍然施压。有组织劳工过去几年在这项行动上花了数千万美元；虽然工会覆盖率一点没有提高，却让十万名沃尔玛工人获得医疗保险，促使沃尔玛启动降低处方药价格的计划，推动它加入“分裂则败”的医疗改革联盟，也促成公司关注门店环保，因为它需要好新闻来抵消一切坏新闻。^[210]

另一个例子，是隶属IWW的星巴克工会；它公开令星巴克董事长霍华德·舒尔茨（Howard Schultz）难堪。舒尔茨正试图购买一套合作公寓，工会组织了大规模邮件行动，向该公寓合作社董事会通报他破坏工会的活动。^[211]¶

查尔斯·约翰逊（Charles Johnson）把伊莫卡利工人联盟，作为脱离瓦格纳体制开展组织活动的例子；它大量依赖“开口”：¶

他们大多是来自墨西哥、中美洲和加勒比地区的移民；许多人没有合法移民证件；几乎都是混血者、原住民或黑人；彼此至少使用四种不同语言；为了支付到美国的旅费，他们往往欠蛇头或劳工盘剥者大笔债务；他们没有福利，没有加班费；没有固定工作地点，每天有没有工作，全凭种植者高兴；工作地点很多，距离住处10至100英里不等；一年中经常必须追着工作搬家；他们极其贫穷，多数番茄采摘工每年靠约7,500至10,000美元生活，收获季结束后，好几个月工作很少或完全没有。但即使面对这一切，跨越种族、文化、国籍和语言界线，伊莫卡利工人联盟还是凭着堪称英勇的努力，把自己组织起来；它是一个未经联邦劳工官僚机构承认、也几乎得不到正式劳工建制外部帮助的自发工会。过去两年，它运用创造性的非暴力战术，在工资和工作条件方面取得重大胜利；如果它受《塔夫脱—哈特莱法》的官僚纪律约束，这些战术将完全违法。他们绕过由少数工会代表与老板进行集体谈判的认可渠道，沿供应链向上游走，向番茄买家施压。因为他们意识到：对需要保护品牌、公众知名度高的公司，他们能够施加的影响，远大于面对受政府补贴的蔬菜种植者卡特尔；佛罗里达南部以外，多数人根本不认识这些种植者。

工人联盟创造性地运用道德劝说和间接抵制战术，已经先后同塔可钟——2005年——及麦当劳——今年春天——达成协议，使为这些餐厅采摘番茄的实际计件报酬几乎翻倍。他们建立了一套转付制度：参与餐厅同意每购买一磅番茄，额外支付一美分奖金，由独立会计师分配给供货农场的采摘工。每项单独协议都使工人的实际工资有了显著但相对有限的增加……但每一次胜利，都意味着具体的工资提高，也使整个行业采用这一转付制度更容易；最终，这将使番茄采摘工的年收入几乎翻倍。

汉堡王此后又坚持了一阵，接连采取塔可钟早先用过的策略：无视、阻挠、漂亮公关、诽谤——声称农场工人“比多数最低工资工人富有”，称消费者抵制是敲诈、工人联盟是骗子——最后甚至试图以敲诈勒索罪推动联邦起诉。^[212]¶

正如约翰逊预测，这些肮脏伎俩没有用。2008年5月，汉堡王退让，他又跟进了这个故事。在汉堡王管理团队开展抹黑及其他肮脏行动之后，其首席执行官约翰·奇德西（John Chidsey）发表的这份公开声明，尤其有趣：¶

我们很高兴如今能够与伊莫卡利工人联盟合作，推动改善佛罗里达番茄农场工人工资、工作条件和生活这一共同目标。工人联盟始终站在改善农场劳动条件的最前线，揭露虐待，推动佛罗里达番茄田中具有社会责任的采购与用工实践。对于此前被归于汉堡王公司或其员工的、针对工人联盟及其动机的任何负面言论，我们表示道歉；现在我们认识到，那些言论是错误的。^[213]

当然，公司并非完全意识不到这些威胁。公司界也开始察觉开口破坏的危险。例如，一个平克顿打手几乎直接把破坏等同于开口，近乎排除了其他一切直接行动形式。平克顿东部咨询与调查部门副总裁达伦·多诺万（Darren Donovan）说：¶

所谓破坏，肯定是试图以某种方式削弱或扰乱经营，或者诽谤公司。……破坏有一种特殊性质，因为它是公开的，而且可能带有暴力。……公司可以更换窗户和设备，却更难重建声誉。……我认为，人力资源主管需要注意这一点，因为它是一种犯罪，但可能不同于偷窃或诈骗。^[214]

平克顿打手的关注，以及他提到“犯罪”，都表明公司界高度重视通过监视技术识别揭发者和泄密者，并以将言论自由刑事化的方式，对抗负面舆论。¶

伯明翰Wragge事务所若能说明什么，那就是：为那些试图像老大哥一样监视匿名批评者的公司服务，确实存在市场。

伯明翰最大的律师事务所成立了一支新团队，追查在网上匿名评论公司的人。

Wragge & Co成立网络追踪团队，是为了应对该事务所所谓日益严重的问题：人们发表诽谤公司的匿名言论，以及在网上分享机密信息。

Wragge夸耀说，新团队将确保“网络空间无处可藏”。

这家位于Colmore Row的事务所，其四人团队由信息技术诉讼与劳动法专家组成。

一名团队成员说，衰退导致裁员及其他重组，因此寻求报复现任或前任雇主的不满员工，也在增多。

亚当·费舍尔（Adam Fisher）说：“目前组织深受不守规矩员工之害，部分原因是裁员或整体困境。”

“我们遇到了许多麻烦案件，有人选择把东西放到网上，或利用公司邮件权限分享信息。”

他说，工作中的很大一部分，是设法让互联网服务提供商交出那些在网上发表评论的客户资料。……

Wragge一位女发言人说：“法院可以强制互联网或电话服务提供商，提供注册姓名、邮件地址及其他关键账户持有人信息。”^[215]

但如果公司经理以为这真会奏效，他们比我想象的还蠢。Wragge这样的事务所，以及唱片业协会诉讼、要求服务提供商“三振出局”断网等政策，只有一个显著效果：代理服务器和加密迅速成为主流。¶

2004年末与2005年，“Doocing”现象开始吸引主流媒体关注，成为史翠珊效应的一种特殊案例：博主因为在博客中批评工作单位，或表达其他不获认可的观点而被解雇。雇主担心博客带来负面舆论，因此开除不满员工，却被解雇消息造成的糟糕得多、远远糟糕得多的舆论打得措手不及。“Doocing”这个词本身，就来自一名被解雇博主的博客名Dooce。原本只是几百名小圈子读者看到“在X雇主那里工作糟透了”，或“X雇主把顾客当狗屎却能逍遥法外”；如今变成数千万权威大报和通讯社读者看到：“X雇主因博主揭露在那里工作有多糟，而解雇博主。”老板们再次发现，自巨型公司与广播文化兴起以来，工人和消费者第一次能够回嘴；不仅根本无法让我们闭嘴，而且他们越想这样做，我们制造的声音就越大。^[216]¶

萨帕塔主义网络战，与劳工及其他反公司活动者的非对称战争，有一种直接类比。萨帕塔主义者把偏远省份里一场默默无闻、低烈度的军事对抗，变成全球政治斗争。他们与墨西哥政府的网络战，主要在恰帕斯之外展开，把当局孤立起来，让它面对世界舆论的力量。同样，联网劳工活动者把公司内部劳资争议，变成全社会的经济、政治与媒体斗争，孤立公司管理层，使其承受来自无限多个方向的蜂拥。网络战士自己选择战场。¶

从老板及其国家的角度看，平克顿和Wragge式威权主义的问题在于：要在关塔那摩对开口破坏者施以水刑，你首先得抓到他们。如果围绕迪博尔德公司文件与邮件的诉讼说明了什么，那就是，法院禁令及类似手段面对游击网络战，几乎毫无用处。SLAPP诉讼时代已经结束，除非冒犯者体贴到主动把家庭地址奉告给目标。即使在互联网早期，麦当劳诽谤案也变成了“一家跨国公司有史以来最昂贵、最灾难性的公关行动”。^[217] 正如前文所述，轻易可得的网络匿名、各种形式的“可写网络”、为被关闭网站建立镜像的可行性，以及以零边际成本复制、转移和储存海量数字信息的能力，都意味着根本不可能让人们闭嘴。妄图成为公司信息警察的人，只会在打地鼠中耗尽自己。他们将被拖垮和击败，正如世界上技术最先进的军队，被身穿黑睡衣的游击队击败一样。¶

无论是不满的消费者、不满的工人，还是联网公共倡议组织，基本原理都一样。Wirearchy博客的乔恩·赫斯班德（Jon Husband），谈到了网络文化与信息自由流动对传统等级制的潜在威胁。¶

聪明、有兴趣、积极参与、善于表达的人，借助超链接和网络服务，通过网络彼此交换信息。这些信息往往……涉及某个掌权者不愿让其他人——公民、选民、客户、同事——知道的事情。……

通过超链接与网络服务交换的信息，可以检索、可以再利用；与其他信息结合起来，把点连成线，往往就能显示，某个掌权者是骗子、舆论操弄者，或者在某些方面不负责任。这就是透明的基本概念，也是人们日益认识网络力量的关键方面。……

超链接、网络数字基础设施、发布信息的持久可检索性，以及人们广泛利用网络来发布、分发和传递信息，这些因素合起来意味着：我们面前将出现重大的权力转移。我们已经见到其中一些，今后还会见到更多，除非现有权力者能想办法控制网络上的往来活动。

……等级机构及其中的权势人物，对敏感信息的囤积和保护，正遭到围攻。……^[218]

Stumbling and Mumbling博客的克里斯·迪洛（Chris Dillow）认为，如今大型等级组织的领导层，已经达到“负信誉”阶段。公众对戈登·布朗的一次公开声明作出的反应，似乎是假定真相恰好与其相反。¶

有没有可能，统治阶级如今具有负信誉？也许人们终于认真对待《是，大臣》里那个老笑话：任何事情，在被官方否认之前，都不应相信。

如果如此，难道不会产生严重后果？这意味着，管理阶级不只是失去了一件控制我们的武器，而是这件武器一经使用，实际上就向使用者自己开火。^[219]

由于网络文化，“制造同意”的成本正以惊人速度上升。通信体系不再是爱德华·赫尔曼（Edward Herman）描述的那一种：国家和公司媒体盟友控制少数昂贵的集中节点，通过单向广播链路对我们说话。如今，我们都可以直接彼此交谈，以病毒式方式传播质疑国家宣传的证据。花不到1,000美元，就能做到四十年前只有白宫新闻秘书或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主播才能做到的事。许多年来第一次，自由的力量将能以平等条件，挑战公司国家对公众意识的支配。¶

在联网信息战的运用上，我们很可能已经越过一个“奇点”，即无法回头的临界点。雇主花了一段时间才形成共识，认定旧有公司自由主义劳工制度不再符合自身利益，并注意到《塔夫脱—哈特莱法》破坏工会的潜力，充分加以利用。但他们一旦开始这样做，瓦格纳式工会主义的内爆就已注定。同样，工人也需要一段时间，才会逐渐认识到：事情只会越来越糟，传统工会主义没有希望，而在联网世界里，他们有能力凭自己的直接行动，让雇主屈服。但一旦他们认识到这一点，结果大概也就注定了。二十世纪是巨型组织的时代。到二十一世纪末，剩下的巨型组织，很可能都不够埋的。¶

附录：论丰裕与技术性失业的三部作品

William M. Dugger and James T. Peach，《经济丰裕：导论》（Economic Abundance: An Introduction）（Armonk, New York and London, England: M.E. Sharpe, 2009）。¶

Adam Arvidsson，“再谈《创客》：或论凯恩斯主义管理丰裕的必要性”（“The Makers—again: or the need for keynesian management of abundance”），P2P Foundation Blog，2010年2月25日。^[220]¶

Martin Ford，《隧道中的灯光：自动化、加速发展的技术与未来经济》（The Lights in the Tunnel: Automation, Accelerating Technology and the Economy of the Future）（Acculant Publishing, 2009）。¶

导言

我把这三位作者放在一起，是因为他们的关注点在一个特定方面重叠：面对丰裕，面对生产我们所消费事物中越来越大比例所需的劳动和／或资本急剧减少，他们的办法，都是以某种方式保证闲置劳动与资本得到充分利用。¶

在某种意义上，他们都从“需求面”处理丰裕问题：假定尽管生产成本急剧下降，商品和服务价格仍将、或者应当被撑住，然后寻找办法，给民众提供足够购买力来购买这些商品。我的方法将在下文逐渐展开，恰恰相反，是一种“供给面”方法。实际而言，就是把一切人为稀缺租金从制度中冲洗出去，让人们不再需要做那么多小时的雇佣劳动，才能买到东西。……¶

一

我的印象是，道格尔和皮奇受到凡勃伦《工程师与价格体系》的影响；后者同样关注阻碍工业按照其产出能力的技术极限运行、并分配全部产出的社会与制度障碍。从他们的立场看，最重要的任务是解决需求不足，以消除闲置工业产能和失业。他们基本上把二十世纪中叶的大规模生产工业模式当作正常状态，只想消除售出其全部产品的障碍。¶

在道格尔和皮奇看来，稀缺或者是所有可用生产投入没有得到充分使用的问题，或者是购买生产产出的购买力分配不均的问题。他们的目标是实现“普遍就业”。¶

我们提议，不以自然失业率或充分就业为目标，而把失业率越来越推近绝对零。提供普遍就业，增加的生产就会提供所需手段，使丰裕触手可及。

这种愿景，我会更愿意与迈克尔·摩尔，而不是克里斯·安德森联系起来：一种几乎人人每周工作四十小时、工业机器满负荷运转、无穷无尽地生产东西，而人们挣足够的钱不断购买所有这些东西的社会。¶

但在现有经济中，产品数量主要是对过度积累问题的回应：必须不断寻找新办法，让人们扔掉东西、再买新的，好让过度建设的工业能够继续满负荷运转。如果商品不再被设计成必然过时，而生产我们所消费的东西只需要少得多的工业产能，那么，为了继续每周工作四十小时、保持工业满负荷运行，而绞尽脑汁想出各种新东西来消费，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很傻。他们也许宁愿淘汰很大一部分工业产能，缩短工作时间，而不是生产越来越多产品来赚钱购买越来越多产品，使自己继续有工作去生产越来越多产品，从而继续消费越来越多，如此循环，令人作呕。¶

道格尔和皮奇未能区分自然稀缺与人为稀缺，因此混淆了两个不同问题的解决办法。¶

在自然稀缺存在时，即生产一件物品需要金钱或劳动，经济不公的主要形式，是劳动投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被打断。特权让一些人以他人的代价消费。农民除了养活自己，还必须更加辛苦地供养地主；工厂工人必须生产剩余，供游手好闲的食利者消费。特权问题，以及由此形成的零和关系，是真实存在的，而这几乎就是道格尔与皮奇分析的全部焦点。而且，在自然稀缺情况下，他们着眼于产品索取权的分配来解决问题，完全恰当。但自然稀缺与稀缺物品的不公分配，根本不是什么新鲜事；自阶级社会开端，它们就以基本与今天相同的形式存在。他们把自然稀缺物品的不公分配当作稀缺问题的全部，其分析与人为稀缺问题完全无关；后者指的是人为抬高的投入成本，或包含人为财产权租金的价格。解决后一个问题，不是设法让每个人继续每周在跑步机上奔跑四十小时，而是消除价格中的人为稀缺成分，让人们少工作。¶

简言之，真正的问题不是实现充分就业，而是减少购买当前生活水平所需的就业量。¶

二

在这组书评的第一篇中，我讨论了威廉·道格尔和詹姆斯·皮奇的《经济丰裕》。我发现，它充其量只是与我们熟悉的后稀缺传统擦边。¶

亚当·阿维德松和马丁·福特的写作，则更接近这一传统。¶

阿维德松在最初评论科里·多克托罗《创客》之后，^[221] 又着手解释他与我的观点有何不同。¶

在我对《创客》的评论中，^[222] 我认为，经济危机的核心原因有二：首先，大规模生产工业产能过剩；其次，微型制造技术成本急剧下降，使多余投资资本缺乏任何有利可图的出口。阿维德松回应说：¶

然而，资本供过于求，只是相对于需求不足而言。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家企业不能繁荣，原因是对其产品的需求不足。这表明，一种丰裕经济——这也是相对概念，相对于旧手工业经济，旧工业经济无疑也是丰裕经济——需要凯恩斯主义监管体制。也就是说，国家或其他类似国家的行动者，必须建立一种价值再分配机制，保证对新产品的持续需求。实现这一点，需要两件事。第一，把新产生的价值，从在凯特尔韦尔及其投资者之间流通的、狭窄的公司与金融租金流中，重新分配给更广大的人口，从而激活乘数效应！创客繁荣既然建立在高度社会化、甚至无处不在的生产率之上，这种再分配采取某种最低收入保障的形式，似乎合乎逻辑。第二，国家或类似国家的行动者，必须保证市场扩张的方向在未来可以持续。在我们当前处境下，这大概意味着提供激励，把新创客文化的生产率引向解决能源、交通和食品生产体系转向可持续性的问题。这无疑会开辟新的需求来源，足以长期维持新的丰裕经济；此后，我们还可以进军太空！没有这样的凯恩斯主义治理，未来的丰裕经济注定崩溃，正如工业丰裕经济在1929年崩溃一样。

对1930年代的过剩工业产能而言，这种说法也许成立；当时主要问题是过度投资与购买力分配失衡，而不是资本品货币价格迅速下降。在那种情况下，技术手段本身以相当渐进的方式变化，现有需求与维持满负荷运转所需需求之间的缺口，也许小到足以用保障收入、社会信用或类似办法解决。¶

但《创客》中的问题完全不同。它并非只是渐进、稳定技术进步环境中的工业产能过剩，而是发生在工业生产所需资本品成本下降至百分之一的环境中。在这种环境下，若想避免投资资本多余、没有有利可图的出口，唯一办法就是让需求在物质数量上增加一百倍。如果一种消费品原来在价值100万美元的工厂里生产，如今能在1万美元的车库工坊生产，这就意味着：以前只买一件，如今我必须买一百件，才能促使人们建立一百倍那么多的车库工坊，吸收过剩资本。否则，我就必须想出一百倍那么多的物质商品，创造足够需求，把工业产能扩大一百倍。我不认为需求的向上弹性能接近这个程度。《创客》中资本供过于求，主要是相对于生产资料的成本而言。¶

所以，我认为解决办法仍然是从供给面处理问题。让商品价格内含的稀缺租金蒸发，也让泡沫吹大的房地产和其他资产价值随之蒸发，这样，获得所需之物，就需要更少的钱和更少的工作时数。¶

三

在这组评论所讨论的三部作品中，福特的著作，对技术性失业问题给予的关注远远最多。这是全书的中心主题。¶

P2P Research与Open Manufacturing讨论组的成员，大概熟悉保罗·费恩豪特（Paul Fernhout）经常在帖子中勾勒的技术性失业最坏情景。再加上严酷社会控制和强力知识产权执法，就成了马歇尔·布雷恩（Marshall Brain）《吗哪》中的情景。另一些人，无疑也熟悉杰里米·里夫金（Jeremy Rifkin）《工作的终结》中的类似预测。¶

福特的写作，基本属于同一传统。¶

但技术性失业存在一些重要的缓和因素，福特没有讨论；我也曾在讨论组与费恩豪特辩论时提出这些因素。最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价格急剧下降。¶

里夫金和福特这类人对技术性失业的大多数讨论，都暗中假定一种采用昂贵、产品专用机械的资本密集型大规模生产模式。换句话说，除了所需工人大幅减少之外，几乎在所有方面都是传统工厂。他们谈论的似乎是类似通用汽车工厂的东西，只是用微控制器和伺服电动机替代工人，如冯内古特《自动钢琴》中的伊萨卡工厂。如果这种昂贵、资本密集的大规模生产方式，像1960年那样构成制造业就业的整个世界，那么里夫金／福特的情景确实可怕。¶

但过去三十年中，大工厂大规模生产模式的重要性已经大幅下降；迈克尔·皮奥里和查尔斯·塞贝尔在《第二次工业分水岭》中描述了这一过程。制造业公司在经济低迷时，一直会推迟厂房和设备投资；因为正如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在《新工业国》中指出，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使用的昂贵产品专用机械，必须充分利用才能摊销固定成本，因而公司只有高度确信需求稳定，才会投资。因此，在衰退期间，制造业公司需要扩大生产时，往往向手工业外围分包。但1970年代经济危机，开启了一段长期经济停滞：每个十年的增长慢于前一个十年，就业和需求都疲弱。它也开启了一种长期结构趋势：生产能力从大规模生产核心转向手工业外围。大约在世纪之交，采用通用机械的作业工坊所承担的工业生产总份额，超过了仍在传统大规模生产工业中完成的部分。¶

福特在第76和92页提出，汽车修理工、水管工等某些工作，由于结合手工业技能与通用机械的工作性质，暂时很可能不会被自动化取代。但制造工作转向艾米利亚—罗马涅和深圳这类小工坊，使用通用机械进行短批量生产之后，在许多情况下也具有同样性质。如果制造业仍主要按传统流水线模式组织，采用自动化、高度专用机械，只是进一步把各工序之间物品的交接全部自动化，那么100%自动化的威胁就可信。但如果多数制造转向小工坊，由工匠设置通用机器、手工供给原料，那么福特的汽车修理工／家政人员模式，就更切合实际。¶

事实上，转向丰田生产方式这类精益生产方法，一直伴随着有意识地选择通用机械与熟练劳动，特意以它们替代自动化大规模生产机械。¶

最适合自动化的那类产品专用机械，与整个精益理念直接相悖，因为它们要求生产和营销的组织，服从让昂贵机器满负荷运转的需要。传统斯隆主义大规模生产，通过最大化吞吐量来降低每台昂贵专用机器的单位成本，优化生产过程每个单独阶段的效率；但代价是使整体生产过程变得最差：机器之间堆积大量在制品，等待下游某人真正需要它们；仓库里堆满成品，等待订单。精益生产则在每一阶段使用“效率较低”、通用性更高的机械，把生产尽量安排在靠近市场的地方，让整体生产流量配合订单，再让机器规模配合生产流量，由此大幅降低总成本。¶

福特本人也承认，为传统大规模生产工业实现自动化所需的高额资本支出，可能在中期延缓这一过程，见第215页。事实上，昂贵自动化产品专用机械造成的病态行为——如前述以牺牲整体生产流为代价，优化每一阶段效率——恰恰是丰田追求另一种生产模式所要避免的。大型、自动化、产品专用机械会造成固定成本，进而不可避免地要求批量生产、大量库存和推销式分销。¶

而且，福特关于企业主为削减成本而采用自动化技术的动机情景，暗中假定了一种未必成立的生产和所有权模式。随着机器成本下降，工人与业主、机器与工具之间的传统区分正在削弱；把企业看作由缺席所有者拥有的大量资本集合、雇佣工资劳动者的观念，将越来越不能代表现实。因此，以“企业主”为主要行动者，决定购买自动化机器还是雇用工人的情景，很可能不再那么相关。生产工具越便宜、规模越小，在资本与劳动之间作权衡的决策者，就越常是为自己工作的人。¶

除了丰田生产方式和艾米利亚—罗马涅这类柔性制造网络已经发生的转变，随着微型制造革命持续推进，转向小规模、低成本、通用机械的趋势还在继续；目前，这一革命正在Factor e Farm、黑客空间、Fab Lab、技术工坊、Ponoko和100kGarages等场所展开。¶

里夫金、布雷恩和福特各种情景中描述的技术性失业，之所以有意义，主要是因为大规模生产时代生产资料价格高昂，使资本与劳动分离。事实上，“就业”和“岗位”成为主要生计来源这一概念，本身就是工业机械价格极其高昂所带来的历史异常；只有富人，或汇集大量富人资本的企业，才能买得起这种机械。工业革命之前，主要生产资料是个人劳动者或小工坊买得起的通用工具。工业革命从负担得起的工具转向昂贵机械，也伴随着经济结构转变：从主要依靠自营农民与工匠，以及家庭部门为直接使用而进行的维生生产，转向多数人由昂贵机械的所有者雇作工资劳动者，并用工资购买大部分消费品的经济。¶

但如果生产资料价格下降，主要生产资料形式从昂贵机械回转到负担得起的工具，技术性失业的威胁就不那么重要。我们正处在这样的转变中：几千美元即可买到通用计算机数控机床，获得过去只有价值数十万美元的工厂才具备的能力。使越来越多岗位变得多余的同一力量，也正在降低劳动者直接拥有生产工具的障碍。¶

因此，相比福特所设想的传统厂主决定投资自动化机械还是雇用工人，我们更可能逐渐转向另一种情景：典型行动者是一群工人，决定花几千美元建立车库工厂，向邻里供应制成品，换取易货网络中的信用；再用这些信用，购买其他微型制造工坊的产出，或同一网络中提供的水果、蔬菜、面包、奶酪、鸡蛋、啤酒、服装、理发服务、无牌出租车服务等等。下一节将会看到，与福特不同，我认为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消除阻碍这种局面出现的壁垒。¶

我确实同意福特的看法：我们一直经历一种长期趋势，即无就业复苏持续更久，就业水平更低，见第134页。例如，总就业自2000年达到顶峰以来已下降10%。尽管共和党人对奥巴马预测2009年失业率只会达到8.5%大加嘲弄，但依据我们实际经历的GDP降幅，奥肯定律恰恰会预测出这一失业水平。由于劳动需求长期结构性减少，我们那些根据经济下行规模预测岗位流失的传统计量经济经验法则，已经失效；长期失业达到大萧条以来最高水平。¶

尽管其中一部分可能源于技术变化，减少了生产既定单位产出所需的劳动投入，但我认为，保罗·斯威齐、哈里·马格多夫及《每月评论》派其他成员提出的过度积累论，可以解释其中绝大部分。失业上升的主要原因，仍是公司资本主义长期存在的过度投资与消费不足倾向，正是它们导致了大萧条。卡特尔化的国家资本主义工业积累了过量剩余，把它们投资于过多厂房和设备，以至满负荷运行时无法售出全部产出。二战推迟了这一危机：它摧毁了美国之外世界大部分厂房设备，并创造了永久战争国家，以吸收一部分剩余生产。即便如此，到1970年，日本和欧洲已重建工业经济，全球资本市场饱和。自1970年以来，在消费需求甚至不足以让现有厂房设备有利可图地运转的时代，人们接连采用各种权宜之计，吸收剩余资本。¶

福特也正确指出，油价以及随之而来的运输成本上升，会形成强烈经济激励，推动分布式制造，使工厂尽可能接近消费者；这一点与自动化趋势交汇，会带来“更小、更灵活、直接位于市场附近的工厂……”见第126页。但我认为，他低估了自己所描述的规模经济变化已经发生的程度。柔性制造的趋势，一直是转向汤姆·伊戈（Tom Igoe）描述的深圳那类小型作业工坊，采用越来越便宜的通用机械。这种小规模数控机械的自动化模式，最有利于使用通用工具的手工业生产。再结合尖端趋势——机械变得更加便宜，个人也能负担——美国工业重新地方化的很大一部分，很可能将与自营工匠或小型合作工坊相联系，为几千人的邻里市场生产制成品。伊戈谈这些廉价工具时写道：¶

廉价工具。个人或小群体买得起的激光切割机、车床和铣床。这正越来越成为现实。我认识的同事中，把激光切割机和铣床放在客厅里的人越来越多。……开放硬件世界中有些显著空缺，部分原因就是工具尚不存在。廉价注塑目前还没有，但注塑服务是有的，而且可以通过网络获得。不过，当这些服务就在隔壁，像深圳那样，你就有了竞争优势：你的邻居。

福特还把自动化等同于资本密集程度提高，见第131—132页。传统模式假定，“资本密集型”方法更昂贵，因为资本设备昂贵，而资本最密集的生产形式，采用最昂贵、最具产品专用性的机械。生产所谓“资本密集”，意思是支出从劳动报酬转向机械，“高技术”必然意味着“高成本”。但实际上，制造硬件技术进步当前的轨迹，是成本急剧下降，使新型微型制造机械进入普通工人的购买能力范围。这意味着，传统理解中的“资本密集型”一词，变得毫无意义。¶

他接着认为，制造业的资本密集程度，将高到无法维持现有就业水平。¶

超过这个门槛或转折点之后，构成我们经济的各个产业，就不再被迫雇用足够的新工人，以弥补自动化造成的岗位流失；相反，它们可以主要通过投资更多技术，满足任何需求增长。（第133页）

但这仍然假定，资本设备昂贵，只有足够富裕的雇主买得起，因此获取设备受雇主控制。而当机器价格下降到成为工人能够负担的工具时，对于我们越来越大比例的消费需要，“岗位”便不再重要。¶

即使在微型制造兴起之前，也已有广泛的消费品，能够由非正规与家庭部门中的低成本工具生产。早在1920年代和1930年代，拉尔夫·博尔索迪就表明，适合家庭生产规模的小型电动机械，能以远低于工厂的单位总成本，制造广泛的消费品。虽然工厂商品在生产环节的单位成本略低，但在消费地点或附近生产，可大幅降低分销成本，而直接由消费者驱动的生产，又消除了供给推动式营销成本；这些节省不止抵消了工厂优势。自己种植、装罐的蔬菜，用高效动力织机织成的布料在家用缝纫机上缝制的衣服，用厨房磨粉机磨出的面粉在厨房烤箱里烘焙的面包，所需劳动都显著少于挣工资到商店购买它们所需的劳动。而且，用自己的家庭工具，把自身劳动直接变成消费品，不会因失去工资就业而中断。¶

博尔索迪其实还低估了这种效率优势。他假定家庭维生经济是自给自足的，每个家庭不仅自己生产基本食品，也拥有织布、缝纫、木工等设施。他反对生产剩余拿到外部销售，因为商业销售条件如此不利，以至于把同样时间用于工资经济中的劳动，挣得“外汇”来购买家庭生产能力之外的东西，反而更有效率。所以，对博尔索迪而言，一切消费品要么是家庭自己生产、自己使用，要么是工厂制造、用工资购买。他完全忽略了非正规经济内部的分工可能。一旦考虑这种分工，效率就大幅提高。不必每家都为各种小规模生产，配备一套利用不足的资本设备；一件设备就可以服务整个邻里易货网络，得到充分利用。不必每个家庭都像奥德修斯一样，学习把所有事情做好，承担高昂交易成本与学习曲线；熟练女裁缝可以专为邻居做衣服，熟练面包师可以专做面包。但这些效率仍然可以在家庭经济中实现，既不需要另设商业房地产，也不需要超出普通家庭规模的昂贵资本品。¶

大多数技术性失业情景，都假定在制造机械仍极其昂贵的世界中，对传统大规模生产工业进行自动化。但当拥有制造机械的成本壁垒降低，威胁就不那么可怕。¶

打个比方：如果一台《星际迷航》式物质复制器，可以替代人类劳动来生产大部分商品，但贵到只有大公司买得起，那么技术性失业威胁就真实存在。但如果任何人几百美元就能拥有一台，我们满足很大一部分需要的方式，就会从出售劳动换取工资，转向用廉价复制器为自己生产。¶

在大多数生产采用可负担工具的世界里，雇主将无法再限制我们获取生产资料。直接为自己生产，或者同其他家庭生产者交换，满足总消费需求中越来越大的份额，将成为可行之事，无需经过公司货币经济的中介。¶

保罗·费恩豪特的邮件——如果你在P2P Research或Open Manufacturing邮件列表中，大概经常读到——在签名栏引用了一句话，说今天的问题源于试图用稀缺框架处理丰裕。正如上文所见，道格尔和皮奇根本没有认识丰裕的性质；尽管使用这一术语，仍完全在适应稀缺的意识形态框架中工作。福特则走到了半途。他认识到消费品丰裕，以及生产它们所需劳动减少所创造的新局面。但他的解决方案，仍适应这样一种框架：消费品虽丰裕，生产资料却仍稀缺而昂贵。¶

当生产资料便宜且容易取得时，对劳动的“需要”就不再重要。只有当所需劳动量，由控制生产资料获取权、且并非劳动者本人的其他人决定时，劳动需求才重要。打个比方，当一个自给农民想出办法，把自己农场某项工作所需劳动减半时，他不会哀叹“工作”的流失。他不会设法用需要双倍力气的方式做事，只为让自己保持“就业”或实现“工作保障”。他会庆祝，因为他能够充分获得自己生产率提高的好处，一切都归结为个人劳动投入与个人消费之间的比例。在自己家里，你不会故意把碗碟放到离水槽尽可能远的橱柜里，以保证自己有“足够工作”。同样，当劳动者本人能够获得便宜、可按规模配置的生产工具，并在非正规经济中直接生产自己的维生所需，或同类似生产者交换时，每单位产出“需要”多少劳动的问题，就像对那个农民一样毫无意义。¶

福特还提出，越来越可信的就业停滞前景，将如何扰乱长期消费行为。当人们普遍认识到未来工作会更少、更难找、薪水更低时，消费倾向就会下降。通常造成衰退中工资与需求下行螺旋的那种消费者悲观情绪，会由于技术性失业而变成永久的结构趋势，见第109页。¶

但这忽视了另一种可能：这些趋势会促使就业不足的劳动者，通过非正规经济中的免费替代途径，满足更多消费需要。技术变化在减少工资劳动需求的同时，也让越来越大比例的消费品，进入可以免费获得、或者利用低成本工具在非正规家庭部门直接生产的领域。结果，我们所消费的东西中，越来越大一部分不再依赖工资劳动。¶

福特认为，如果没有政府干预来重新分配购买力，“自由市场力量”与自动化会导致收入越来越集中，从而使消费不足危机持续恶化。生产率飞涨，加上大规模技术性失业，最终会形成这样一个社会：95%的人口陷入贫困，只能维生，而大部分收入流向其余5%，见第181页。但这种局面绝不可能出现在真正的自由市场。富豪集团的巨额财富和收入，来自人为稀缺租金；只有当专利等人为财产权，使他们能够把生产率提高资本化为租金来源，而不是让竞争市场以消费者价格下降的形式将其“社会化”时，他们才能凭技术创新变成超级富豪。¶

事实上，福特在紧接着的一段中，也承认一个“现实”：这种程度的收入两极化不会真的出现，因为购买力不足导致的经济衰退，会使资产价值崩溃。正是如此！但我在下一节提出的建议，恰恰是允许资产价值这样崩溃，同时允许生产边际成本急剧下降使商品价格崩塌，从而让购买它们所需的工资收入减少。¶

对就业不足的工人而言，交换价值崩塌是好事。他所经历的情景，正如布鲁斯·斯特林（Bruce Sterling）所写；我猜他有四分之三是在开玩笑，不过对他很难判断：¶

*等着哪天人们意识到，互联网的知识丰富，正在主动让人在经济上变穷。“天哪，Craigslist如今能找到那么多超级便宜的东西……嘿，等一下，我的工作去哪儿了？”

*总有一天，互联网会提供免费食物和住所。到那时，人群就会径自离开。他们抛弃资本主义，就像房地产泡沫破裂中的受害者，抛弃一栋资不抵债的楼房。

福特把二十世纪农业机械化，与当下制造业和服务业自动化相比较，见第124—125页。但在某种意义上，这个类比反而不利于他。¶

农业机械化可能在相当大程度上，造成了“大规模且不可逆的岗位消失”。也就是说，它让许多人无法再靠农业劳动挣钱，然后拿钱购买食物。但它绝没有消除我们用自身劳动种植食物、养活自己的可能。同样，制造技术发展在消除制造业岗位、使人失去挣钱买东西的收入来源的同时，也让用于直接生产的工具更加便宜。¶

具体到农业，博尔索迪八十年前就表明，自己种植并在家装罐来养活自己，所需总劳动显著少于挣够钱去商店购买。而且，没有人能从“用自己的劳动养活自己”这份“工作”上把你“解雇”。¶

更何况，机械化大规模农业所谓的更高效率，很大程度上是公司农业与美国农业部宣传中不断延续的神话。对于谷物作物，机械化效率确实存在，尽管规模经济仍在一个足以充分利用一整套农业机械的家庭农场规模上达到顶点。但谷物之所以在全部粮食生产中占据不成比例的大份额，恰恰是因为政府以牺牲水果和蔬菜为代价，补贴谷物生产。¶

对大多数水果和蔬菜而言，机械化经济性很大程度上是虚假的，再次反映了一场为政府补贴公司农业提供正当性的鼓动宣传。即使普通小规模农业，至少按每英亩产量而非每工时产量衡量，也更有效率；更不用说约翰·杰文斯（John Jeavons）发展出的高畦集约园艺，生物集约园艺可以用十分之一英亩养活一个人。而且，大规模生产即使在生产点的劳动投入上更有效率，一旦把支付供给推动式营销和分销内含成本所需的工资算进去，在劳动意义上也很可能更低效。虽然我种一个番茄，所需劳动可能多于工厂化农场种一个，但自己种，很可能比挣够钱支付工厂种植、运输和营销的全部成本，劳动更少。因此，若没有政府对大规模公司农业的补贴和偏袒，我们相当大一部分食物最有效的生产方式，很可能类似福特的家政或汽车维修劳动模式。¶

同样，考虑到高库存和供给推动式分销的成本，即使纺织厂完全自动化，一个手艺不错的家庭裁缝，挣钱买衣服所需的总劳动时间，也完全可能多于自己缝制。¶

此外，如果我失业，或每周只工作二十小时，我最不缺的就是劳动；再次强调，没有人能把我从利用自身劳动让自己有吃有穿这件事上“解雇”。越多生产形式能够在非正规部门，靠自身劳动与个人可负担的工具完成，我们的消费就越少依赖老板的心情。而失业水平越高，采用这些方法的动力就越强。正如经济低迷伴随生产从大规模生产核心转向手工业外围，它也伴随着生产从工资劳动转向非正规部门；詹姆斯·奥康纳在《积累危机》中描述了这一点。¶

这绝不是要掩饰或淡化过渡期间会发生的失调。住房平均价格暴跌，并不意味着不会有许多人无家可归，或在自己被止赎的房屋、棚户区里作为占住者过着不稳定生活。维生物品相对于每小时工资的价格下降，也不意味着不会有许多人缺乏足够收入来勉强糊口。从此处走到彼处，将包含许多人间悲剧；如何把过渡痛苦降到最低，是一个非常真实而尚无定论的问题。我这里只是描述正在发生的趋势，以及它们指向的最终状态，并不否认转型的困难。¶

因此，福特认为，“消费而不是生产，最终必须成为大多数普通人作出的主要经济贡献”，见第105页；我却恰恰相反：生产工具规模缩小、成本下降、生产率提高，将让大多数普通人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第一次，成为真正的生产者，而不是盲目服从老板命令的机器延伸。¶

整个讨论，与我曾同克里斯蒂安·西夫克斯（Christian Siefkes）等马克思主义者进行的另一场讨论相似。他认为，竞争市场有赢家和输家；那么，如何避免输家失业、破产、无家可归，而赢家买下他们的设施，使生产集中在越来越少的人手中？对此，我的回答与对福特的回答一样：随着生产资料价格下降和联网生产模式兴起，“赢家”与“输家”的区别越来越不重要。完全没有理由必须存在永久输家。首先，固定经营开支如此低，可以无限期熬过业务清淡时期。其次，在低固定成本的柔性生产中，基本生产机械普遍买得起，而且可以轻易重新配置来生产新产品，实际上根本不存在一种必须“退出”的“生意”。进入市场所需资本化程度越低，业务清淡期间承担的固定经营开支越少，劳动力市场就越具有联网、以项目为中心的特征，例如软件同侪生产。在自由软件，以及普通生产者拥有全套工具、生产主要围绕自我管理项目展开的任何产业，局面都更可能表现为项目不断变化、合并和分叉，自由从业者不断从一个项目转向另一个；而不是一个个独立“企业”的进入和退出。¶

教育在福特的丰裕社会愿景中占有特殊地位，见第173页。他忧虑这样的前景：随着知识工作裁减，而熟练技工成为稳定就业的最佳希望，技术性失业可能导致人们大规模放弃高等教育。¶

另一方面，教育是福特后稀缺议程的核心之一，旨在应对丰裕造成的不稳定效应，下文将进一步讨论。作为让越来越大一部分购买力独立于工资劳动的整体议程的一部分，他主张付钱让人学习，见第174页。¶

但对我来说，后稀缺的一个好处恰恰是：同样的技术趋势正在把对学习的热爱与职业主义脱钩，拆除整个把人当原料运送的教育—人力资源综合体，并终结作为专业化过程的“教育”；这种过程把人塑造成适合精英主义“晋升”的样子，或者把他们变成更有用的工具。¶

网络教育模式的固定经营开支正在下降，教育正成为像音乐或开源软件一样的免费品。麻省理工开放课程项目，把全校课程完整教学大纲放到网上，只是其中最知名的例子。谷歌图书、古登堡计划，以及无政府主义档案馆、Marxist.Org这类专门项目——后者已把《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大部分内容，以及从列宁、托洛茨基到C. L. R.詹姆斯等许多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主要著作数字化——更不用说大量“未经授权”的扫描项目，都让整座学术文献图书馆免费可得。学术邮件讨论列表，为自学者与知名学者交流思想，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会。通过谷歌查找学者所在院系的邮箱，就某个特殊疑问或难题联系他，从未像今天这样容易。¶

简言之，独立学者和业余学者从未有过如此多机会，可以为知识本身追求知识，或在实体大学之外参与开放的学者社区。互联网正在现实世界中，创造类似伊里奇在《非学校化社会》中描述的自治学习网络。但今天开放教育倡议的技术可能，已利用他写作时无法想象的通信技术；不再只是由社区中心本地大型机，把求学者名单与志愿专家配对，或出租录音讲座。¶

同样，通过这些方式学习技术，以发展自己作为非正规经济生产者的能力，也越来越可行。一个人可以利用类似麻省理工开放课程中的工程学课程，结合黑客空间同侪的指导，再向Open Manufacturing这样的讨论组成员提出问题。开放硬件项目的参与者，通常是自学编程语言、或按爱迪生方式摆弄硬件的人，与“官方”教育建制充其量只有边缘联系。¶

《禅与摩托车维修艺术》中斐德洛关于“理性教会”的观念，与此有关。他描述了如今高等教育中占主导的典型学生：缺乏动力、浑浑噩噩；一旦取消分数，以及获得职业或“好工作”的精英主义激励，他们最终就会因缺少兴趣或动力而辍学。¶

这个学生最大的问题，是多年萝卜加鞭子式评分在他身上塑造的奴隶心态，一种骡子心态：“你不抽我，我就不干。”他没有挨抽。他不干活。他据说正在被训练去拉动的文明大车，少了他，只好吱吱呀呀地慢一点前行。……

这个假想学生仍然是一头骡子，会漂泊一阵。他会在过去所谓“艰难生活学校”里，获得另一种与他放弃的教育同样有价值的教育。他不再浪费金钱和时间充当高地位骡子，而必须找一份低地位骡子的工作，也许做机械修理工。实际上，他的真实地位会提高。他终于在作出贡献。也许余生都会如此，也许他找到了自己的层次。但别太肯定。

随着时间流逝……六个月，五年，也许……变化很容易开始发生。他会越来越不满足于日复一日那种愚钝的工坊工作。他那在大学里被过多理论和分数压抑的创造性智力，如今会被工坊的乏味重新唤醒。数千小时令人挫败的机械问题，会使他对机器设计更感兴趣。他想自己设计机器，觉得自己能做得更好。他尝试改造几台发动机，获得成功，想要更多成功，却因为缺少理论知识而受阻。他会发现，以前因为对理论信息没有兴趣而觉得自己愚蠢，现在却找到了一种他极为尊重的理论信息：机械工程。

因此，他会回到我们这所没有学位、没有分数的学校，但已大不相同。他不再由分数驱动，而由知识驱动。他不需要外力推动学习，动力来自内部。他会是一个自由的人，不需要大量纪律来整顿自己。事实上，如果分配给他的教师工作懈怠，他很可能提出不客气的问题来整顿他们。他来这里是为了学到东西，他付钱也是为了学到东西，他们最好拿出真本事。

四

在最后这一篇中，我将讨论福特提出的应对丰裕的议程，再给出我自己的另一套议程。¶

福特用“卢德主义谬误”一词，指那些原则上否认技术性失业可能性的人所持的看法。¶

这种推理说，技术进步虽然会使一些劳动者因技能过时而失业，但担心技术进步导致广泛、日益增加的失业，实际上是一种谬误。换句话说，机器自动化永远不会导致全经济范围的系统性失业。经济学家给出的理由是，自动化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产品和服务价格，而低价又增加消费者需求。企业为了满足新增需求，会提高产量，这意味着新增岗位。（第95—96页）

正如我在这里论述的，^[223] 我想福特也会同意：这种推理的问题在于，它假定需求具有无限向上弹性，假定不会有一部分生产率增益被转化为闲暇。¶

我对福特情景的批评，出发点几乎与他所谓“卢德主义谬误”直接相反。我相信，随着生产资料成本下降、越来越具有工具性质，以及消费品价格下降、减少对工资收入的需要，整个就业概念将变得不那么重要。¶

福特在书末列出的假想反对意见中，提到类似我的立场：“未来，由于岗位自动化，工资或收入可能极低；但技术也会让一切丰富而便宜，因此低收入并不重要。”见第220—221页。或者，用我的话说，对劳动的需求减少，将被劳动者对就业的需求减少所抵消。¶

福特回应说，首先，制成品只占普通人总支出的一小部分，住房和医疗费用仍需要可观收入。其次，他指出，即使目前技术已经降低生产成本，“知识产权”仍是价格高于边际成本的来源；并认为未来“知识产权”也会使商品价格超过生产边际成本。¶

讽刺的是，福特的反对意见，恰恰直接指向我的议程：允许资产价格崩溃，让住房也变便宜；消除使医疗昂贵的人为稀缺和成本下限，让医疗也变便宜；并消除作为人为高价来源的“知识产权”。¶

福特支持以新的政府政策维持购买力，而我主张取消现有政府政策——正是这些政策，为产品价格、资产价格和生产资料成本设定下限。¶

福特与费恩豪特、阿维德松及许多其他后稀缺思想者一样，提出各种政府措施，使个人获得独立于工资劳动的购买力，见第161页。为解决外部性问题，他主张根据个人行为的社会责任程度，差别化提供政府收入，本质上就是反向庇古税，见第177页。他还主张，把社会安全网税基从目前的工资税，转为对毛利征税，因为毛利不随就业水平改变而变化，见第142页。¶

这种解决生产过剩与消费不足的提议很常见，至少可以追溯到道格拉斯少校和社会信用。我惊讶福特没有想到道格拉斯同样的办法，干脆放弃征税观念：凭空创造足够购买力来填补需求缺口，存入人们银行账户。许多乔治主义者和土地自由意志主义者，也支持类似方案：对土地地租价值及其他经济租金、资源开采，以及污染和碳排放等负外部性征税，再用收入资助公民红利或最低收入保障。¶

有趣的是，一些提出这种议程的人，也赞成保留专利和版权法，再把它们作为租金课税，用来资助基本收入。¶

福特借假想批评者之口提出：这是否只是“罗宾汉社会主义”，从有生产力的人那里偷取，付钱让别人什么都不干，见第180页。我会从另一边批评它，认为它其实恰好与罗宾汉社会主义相反：它保留稀缺租金，再进行再分配，而不是让竞争市场通过免费品，把创新收益社会化。¶

我偏好正相反的办法：凡是租金和虚高价格，不是来自市场机制本身，而是来自政府强制的人为稀缺，我们就应消除人为稀缺。当负外部性来自政府对浪费的补贴，或使污染者免于承担真实市场成本的保护，我们就应直接消除最初助长负外部性的法律框架。我们不应维持消费目前产出水平所需的购买力，而应减少消费这些产出所需的购买力。应当消除一切人为稀缺壁垒，让我们尽可能多地在工资经济之外满足消费需要。¶

福特似乎把传统大众消费经济视为既定事实。他说，问题“并不真是美国人花得太多。问题在于，他们的支出由借贷而非实际收入增长维持”，见第161页。¶

我不同意。问题是，我们的大多数支出，都在支付受补贴浪费和人为稀缺租金的内含成本。在本次衰退之前，过度建设的工业之所以能够满负荷运转，只能以垃圾填埋场中堆满废弃商品为代价。我们花的大多数钱，并不是用于生产所消费使用价值的必要成本，而是用于鲁布·戈德堡复杂机器中那些多余步骤的等价物：本质上就是挖坑再填坑。其中包括，远不止这些：版权与专利租金、长途运输成本、计划性报废、供给推动式分销带来的大库存和高压营销成本、政府限制信贷供给竞争而形成的资本人为稀缺租金，以及人为土地财产权的租金；后者就是通过政府强制执行对空置和未改良土地的权利，把土地闲置，或者向第一个使用者收贡。¶

生产一次性商品，让它们在我们客厅短暂停留后进入垃圾填埋场，或者把本可在消费地同一城镇小工厂更有效生产的东西运遍全国，所造成的资源浪费，动机同样是处置剩余。正如《一九八四》中伊曼纽尔·戈德斯坦的那本“书”所描述的，这种考虑使超级大国把数百万吨工业产出沉入海底，或炸到平流层。也是这种考虑，使赫胥黎笔下的世界国，用数万次睡眠教育向每个消费者公民灌输：“扔掉胜过修补。”人类已经变成活生生的处置装置，防止工业机器被无人想要的产出堵住。¶

如果所有这些人为稀缺租金与受补贴的低效率都被消除，劳动者也不再因国家强制的不平等谈判权而被剥夺一部分劳动价值，那么现在，我们每周劳动十五或二十小时所得的工资，就可以买到目前消费的全部消费品。¶

我们所需要的，不是保证足够购买力来吸收过度建设工业的产出，而是消除那些用于为计划性报废而生产的过剩产能。¶

如同对待大众消费一样，福特似乎也把工作岗位文化当作社会稳定和人生目标的支柱。按我的理解，他设想的是：把作为购买力来源的保障收入，与某种新的“岗位的道德等价物”联系起来，以维持正常感，填补工资劳动需求减少留下的空白，见第168—169页。他关于让购买力与工资收入脱钩的议程，不同于社会信用运动和某些土地自由意志主义者的基本收入提案；它把政府收入补贴用作有针对性的激励或胡萝卜，鼓励继续教育、志愿服务等受青睐的行为。“如果我们不能付钱让人工作，就必须付钱让他们做其他有价值的事情。”见第194页。¶

我再次不同意。作为社会控制工具的岗位消失，是件好事。¶

我赞同克莱尔·沃尔夫（Claire Wolfe）的看法：从自由意志主义价值出发，岗位文化并不自然，而且是一种历史异常。从美国历史角度看，整个岗位观念，与此前多数人都是自营工匠和家庭农民的主流状况，发生了激烈断裂。它的出现，主要因为工业革命中的生产机械成本高昂。从这个角度看，过去150至200年，把“岗位”当作主要生计来源——个人每天八小时，像个“穷亲戚”待在别人的财产上，听命于办公桌后的权威人物，如同学生听命于教师、囚犯听命于看守——简直怪异。¶

美国革命之后的一代人，把常备军视为自由威胁，主要不是因为它可能以武力压制自由，而是因为其内部文化灌输威权价值，破坏整个社会保存政治自由所需的文化氛围。当时，在多数人自营谋生的社会里，常备军，加上也许邮局，以及英国国教会这样的教会等级体系，几乎是仅有的大型等级机构。因此，它们成为一种与共和社会需要根本冲突的人格类型的温床：习惯听命于别人的人。今天似乎也不言自明：每天八小时服从命令，为完全不向自己负责的人的价值和目标服务的人，不大可能在余下理论上仍然“自由”的生活中，抵抗其他任何形式权威的要求。¶

转向岗位时代之前、非正规部门中的自营模式，有望消除这种病态文化：必须获得权威人物认可，才能保障生计。因此，我认为我们应利用机会，消除这种谋生模式，而不是像福特主张的那样，用官僚取代老板，成为其喜怒决定我们生计的权威人物。越早摧毁把“岗位”视为主要生计来源的观念，把工作从“别人给我们的东西”改为“我们自己做的事情”，就越好。然后，还该在那片土地上撒盐。¶

因此，我的后稀缺议程如下：¶

1）消除一切人为稀缺租金，以及对小规模生产强制规定的人为固定经营开支水平，以降低日常生活的固定开支，减少维持它所需的家庭收入流。这意味着，除其他事项之外：¶

1a）消除“知识产权”作为信息与文化产品稀缺租金的来源，也消除作为制成品价格组成部分的内含专利租金。例如，汤姆·彼得斯在《汤姆·彼得斯研讨会》中热情地描述，自己新买的美能达相机，成本的90%是“智力”或“无形附加物”，而不是零件和劳动。¶

1b）终止地方营业许可、分区法规，以及虚假的“安全”“卫生”规范，只要它们禁止人们在家庭住宅内经营微型企业，或强制采用超过实际需要的昂贵设备，从而对这些企业施加任意的资本支出和固定经营开支。例如，应消除这样的法律障碍：一个人想在家中用普通厨房烤箱开微型面包房，从家里或农贸市场出售面包，却被要求另租独立商业地产、购买工业规格烤箱和洗碗机等。¶

1c）同样，终止那些主要作用是锁定既有承包商惯用建筑技术，并把使用新型低成本建筑方法和廉价地方材料等创新实践定为非法的地方建筑规范。¶

1d）终止职业许可制度，或者至少取消许可证数量的人为限制，以及超过行政管理所需成本的许可费用。这意味着，不再把纽约出租车牌照限定在少数、每张售价数十万美元，而向任何满足客观许可要求的人发放牌照，费用只够支付驾驶记录和犯罪背景核查，以及车辆检验。¶

2）终止旨在支撑资产价格的政府政策，让房地产泡沫彻底破裂。¶

3）增加工作分享、缩短工作周，平均分配剩余的必要劳动。福特也主张岗位分享，见第185—186页，并引用凯恩斯1930年论后稀缺的文章，提出“把面包薄薄地摊在黄油上”的原则，即“使仍有必要完成的工作尽可能广泛地分担”，见第190页。我们的分歧似乎在于：我认为，只要没有人为稀缺租金打断劳动投入与消费之间的联系，每个人平均分到的可用工作，就能提供足以购买舒适生活水平的收入。福特明确否认兼职收入足以支付生活必需品，见第191页，但他似乎假定，大多数人为稀缺机制仍会照旧延续。¶

4）使社会安全网同时脱离工资就业与福利国家，通过两种办法：4a）增加大家庭或多个家庭合并收入的安排、共居项目、城市公社等；4b）迅速扩展互助组织，即克鲁泡特金、E. P.汤普森和科林·沃德描述的那类组织，以共同分担成本和风险。福特也承认，安全网必须与就业脱钩，见第191页，但他主张以政府资助替代。然而，即使撇开自由意志主义考量，政府也越来越受詹姆斯·奥康纳所谓“国家财政危机”制约。道格拉斯·拉什科夫在加利福尼亚描述的趋势，又加剧了这一危机：生产所需资本成本急剧下降，使大部分投资资本变得多余，摧毁了税基。因此，福特假定能够部分替代工资税的全部资本毛利，也正在变得过时。¶

5）凡可行之处，都把消费从以工资收入购买商店商品，转向家庭经济中的维生生产或易货生产，使用家庭工坊、缝纫机、普通厨房食物制作设备等。如果每个拥有缝纫机和熟练技能的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都充分利用这些资源，生产服装用于交换；如果每个失业者或就业不足者，需要衣服时都首先找这样的生产者；其他常见家庭生产也都如此，包括烘焙、托儿服务、美发、搭车和代办事务等，那么，从资本主义经济转向非正规经济的规模，将具有革命性。¶

6）迅速扩展地方替代货币和易货网络，利用最新网络技术，为非正规／家庭生产者之间的直接交换提供流动性。¶

合起来看，这套议程要求人们：现在能做到多少，就把多少维生需要移出货币经济，并在此范围内摆脱旧有经济价值规律；而在稀缺、交换价值以及从货币经济购买的需要仍然存在之处，恢复劳动投入与购买力之间公平的联系。¶

假设技术性失业之后，必要劳动总量只够让每个人每周工作二十小时；但与此同时，平均房租或按揭付款降至每月150美元，任何人每月缴50美元，就能加入邻里合作诊所，几家这样的合作社还可以汇集会费资源开办医院；原先受专利保护的药品降价95%；社区里的一家微型工厂，以原来一小部分的价格，不断生产高质量制成品。¶

对大多数人，包括我自己而言，我会把这种情形称为生活水平的大幅提高。¶

注释